一、长宁区劳动局注重提高干部调查研究和辩证思维能力（论文文献综述）
吴文俊[1]（2017）在《上海失业问题及其治理研究（1949-1957）》文中指出建国初期,是一个社会全面转轨的历史时期,城市存在诸多社会问题,其中失业问题尤为突出。上海则是失业人口最为庞大,失业程度最为严重的城市。1949-1957年,上海失业人员累计登记人数达67万之多,失业人员主要由失业职工、失业知识分子、旧政权遗留之公教人员、城市贫民、求职的失学青年和家庭妇女等群体构成。上海失业问题呈现出失业类型复杂化、失业人员区域、行业分布不均衡以及成份构成多元性等特征。新生上海的失业问题,是由历史和现实双重因素交织所致。解放前,战争频仍的侵扰和长期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国内反动统治的残酷盘剥,使旧上海的社会经济遭受了严重破坏,交通梗阻、生产萎缩、财经短绌、百业凋敝,大批职工和公教人员流离失业。1949年5月解放时,旧上海遗留的失业人口竟有42万之多。解放后,因“封锁和轰炸”以及原有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剧烈改组,上海又产生了一批新的失业人员。新旧失业叠加在一起,形成了1950年、1952年上海两次迅猛的失业洪峰。上海危急的失业问题,对失业人员及其家属的生存构成了极大威胁,给经济恢复和发展、人民政权巩固、社会秩序稳定造成了诸多弊害;同时也因其固有的“中心地位”,对新中国的政权稳固业已产生了剧烈冲击。因此,全面解决上海失业问题,既是保证接管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展开期间城市社会稳定之内在需求,亦是中国共产党人治国能力的一场考验,更是对社会主义新中国是否具有制度优越性的强力回应。面对严峻的失业压力和处境维艰的失业民众,上海党政不畏艰难,毅然承担起解决失业问题的历史使命,带领上海人民展开了一场失业治理“攻坚战”。首先,失业治理的模式与保障方面。马克思的失业理论及其解决设想,为上海失业治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苏联“消灭失业”的具体模式和其他城市（沈阳和北京）治理失业的可鉴经验,为上海失业治理指引了实践路径;各方力量联动,通过设立上海市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上海市处理失业知识分子委员会和上海市劳动就业委会,计划并指导一切失业救济和就业安置事宜,为上海失业治理提供了组织保障;依据中央政策方针,上海制定并颁行了正确的失业登记、失业救济、就业安置等政策法令,为失业治理提供了制度保障;通过各界捐助、劳资征缴和政府拨给三种途径筹集失业救济基金,为上海失业治理提供了物质保障;采用失业登记统计和入户访问、当面询问、侧面证实等调查形式掌握和研究失业人员的具体状况,为失业治理提供了信息保障。其次,失业治理的历程与措施方面。上海党政通过“包下”旧政权遗留的公职人员、严控私营企业任意解雇职工、遏制盲目流入上海的农村人口等“堵源”举措,防止新失业人员的产生;通过发放救济粮款、举办工赈工程、组织生产自救、动员回乡生产、实施转业训练、开展职业介绍等“疏导”举措,既救济了失业人员的生活亦为他们创造了获得就业的条件;通过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治本”举措,创造了就业岗位,畅通了就业渠道,从根本上解决失业人员实现就业的出路。此外,针对烈军工属、少数民族等特殊失业群体,上海党政在施行一般失业治理措施的基础上,还结合其自身特点运用了特殊治理举措。总之,在党政主导和社会力量协作下,通过多措并举、标本兼治的综合治理,至1957年上海基本消除了严重的失业压力,取得了显着的治理成效。具体言之,保障了失业人员的生存与发展;稳定了上海社会秩序;密切了上海党群关系;促进了上海经济发展;开创了“劳动最光荣”的文化新风尚。然而,在肯定其成效和有效经验的同时,失业治理过程中产生的弊端及教训仍值得深思。
石磊[2]（2008）在《企业高技能人才培养研究 ——以上海市长宁区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工人队伍中的高技能人才,是推动技术创新和现实科技成果转化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培养高技能人才,是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我国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然而,目前我国对高技能人才培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高职院校,主要是研究高职院校对高技能人才的培养;从社会、企业的角度出发,探讨社会、企业如何对在职高技能人才进行培养的研究则比较欠缺。本研究立足于社会和企业,从社会、企业的角度来研究在职高技能人才的培养主体和培养方式的问题,对于利用社会力量培养在职高技能人才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本文根据成人教育学理论、人才学理论和科学人才观相关理论,综合运用文献、调查和访谈的方法,以企业中的高技能人才为研究对象,试图从社会和个人两个方面,探索出政府、企业、社会整体培养和高技能人才自身个体培养相结合的培养体系和相关策略。论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研究的背景、意义,研究现状和研究方法,并对“高技能人才”、“企业高技能人才”和“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概念进行了界定。第二章,企业高技能人才培养的相关理论基础。通过对科学人才观理论、科学发展观理论、人才资源整体开发理论和人才成长的综合效应理论的阐释,强调了以科学人才观为指导,有助于摒弃片面人才观影响下对高技能人才的偏见;依据人才资源整体开发理论,有助于树立高技能人才系统整体开发的观念,有助于建立社会化培养体制。从而为企业高技能人才的培养提供了理论指导。第三章,企业高技能人才培养的现状调查及结果分析。通过对上海市长宁区一些企业的问卷调查和对个别高技能人才进行访谈及座谈会的开展,系统揭示了企业高技能人才培养过程中在“培养资源”、“企业培训”和“自我开发”三方面存在的问题,为针对性的创建培养体制机制、创新培养方式对企业高技能人才进行培养提供了依据。第四章,企业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思考。根据人才培养的相关理论及企业高技能人才的自身特点,针对目前企业高技能人才培养中存在培养体制机制、培养方式方面的问题,从社会整体和个人两个方面对企业高技能人才的培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的培养体制机制;设计了“企业高技能人才培养应遵循的原则”、“课程设置的准则与方法”和“培养的实践途径”;并从“职业认同”、“成长规划”、“实践积累”和“技能大赛”四个方面探索企业高技能人才自我开发的途径,强化自我开发,促其自身成长。
张继玺[3]（2018）在《从隔离走向融合：上海特殊教育研究（1978-2010）》文中认为特殊教育是人类弥补自身缺陷的一种教育活动,专门的特殊教育机构的出现,则是以近代西方基督教会在上海等沿海城市举办具有救济、慈善性质的盲、聋人收容所等机构为标志,因而上海成为近代特殊教育的发源地和重镇。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间,上海的特殊教育不断探索和发展。上海特殊教育经历逐步从一个不受重视的薄弱领域发展到对地区教育具有“一票否决权”的重要项目;发展目标与方式从“确保普教、特教同步发展”逐步演化成“为了适应上海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特点、率先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须大力优先发展”的领域;其主流的教育理念与方法也从起初根据残疾程度,泾渭分明地实施隔离和分类教育发展到为促进残疾学生的社会融合与全面发展而提供尽可能终身化、融合化、个性化、并体现“医教结合”特点的综合性教育服务。从教育体系来看,上海创设各种条件和机会,建立了以特殊教育学校为骨干、以特殊教育班和随班就读为主体、以送教上门为补充,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互相衔接、普特融合的特殊教育体系;从特殊教育课程演变来看,经历一个从相对独立设置到吸收普通教育课程特点和趋势并与之逐渐融合的过程。因此,本文选取1978-2010年的上海特殊教育为主要研究对象,力图梳理三十二年间上海特殊教育的变迁与发展,主要以上海特殊教育政策演变、体系建立、特殊教育课程演变、特殊教育教师队伍四个专题予以分析,总结经验,寻找问题,启示未来。
邱国盛[4]（2005）在《现代化与中国大城市外来人口管理研究 ——以上海市为例（1840～2000）》文中研究说明工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席卷全球。自19世纪40年代开埠以后,上海的城市化进程也明显加快。随着外来人口的不断增加,有关外来人口的管理问题开始成为近代上海城市管理的重要内容。虽然早在解放前夕上海市便已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城市,但是1949年以后的上海城市化进程并没有因政权的更迭而中断。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入,上海市的城市化开始进入新一轮的加速时期,外来人口的管理问题更引起政府与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上海市的外来人口管理随之而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是近代以来上海市外来人口不断增加的主要原因。但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上海外来人口却有着较大的区别。从类型上看,以殖民者的身份来到中国的外国人成为近代上海外来人口的独特群体,而国内因天灾人祸而逃亡至上海者又成为近代上海外来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解放以后,除建国初期的灾难民外,受户籍制度的影响,以招工、招干名义进入上海的外来人口日益减少。而所谓倒流人口、“盲流”以及因探亲访友而短暂进入上海者成为外来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因经济原因而进入上海者成为上海市外来人口构成的主体部分。上海市不同时期外来人口在类型上的差异也使上海市的外来人口管理在各历史阶段都呈现出较为突出的时代特征。 管理机构的建立与更新是上海推进外来人口管理的基本前提。近代上海除了租界地区由西方殖民者建立起不由中国政府管辖的工部局、工董局等管理机构,并引入了西方的近代管理模式和管理方法而外,在传统地方行政机构难以承担起管理责任的前提下,20世纪初期上海市华界也启动了管理机构的现代化更新过程。有基于此,上海市的外来人口管理在20世纪20～30年代已颇具成效。但是受管理体制及管理思路的影响,直至抗战以后,上海市的外来人口管理才在制度订立、机构设置方面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在政府管理功能不足的情况下,以同乡会为代表的社会中间组织以其介于官方与民间的特殊位置而在近代上海的外来人口管理中发挥了重要的组织、指挥、控制和协调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强势政府的建立,不仅上海市政府管理机构的权力得到空前的强化,而且由单位和居委会共同构成的基层控制体系更使城市实现了全面的组织化。由单位执行的支配、依附管理与由居委会执行的监督、控制管理成为新时期上海城市管理不同类型外来人口的基本运作模式。与此同时,强国家一弱社会的形成也使社会中间组织逐渐失去了其在外来人口管理中的作用,随之而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张大维[5]（2010）在《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城市社区建设”为研究对象,以“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为研究视角,试图主要回答以下两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是否形成,主要内容和理论价值如何?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指导下的城市社区建设实践成效怎样,主要经验和实践意义何在?论文通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调查研究和实地研究等研究方法,遵循“发生逻辑（为什么）——理论体系是什么——实践成效怎么样”的分析思路,采用“新情况——新问题——新理论——新实践”的研究框架。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是：第一,党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已经形成且已整合成架构合理、指导实践取得巨大成功的科学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第二,党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指导的城市社区建设实践取得了显着成效,积累了丰富经验,为统筹城乡社区发展奠定了基础。社区是社会的细胞,建设和谐社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由此可见,社区建设和党的建设是新时期和谐社会建设必须关注的两大主题。新中国建国60年、改革开放3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施20年、全面推进城市社区建设10年、积极推进和谐社区创建5年,农村社区建设从试点走向铺开,城乡社区统筹发展的趋势正在形成,我国社区建设的成就巨大,对中国共产党在城市社区建设中形成的新理论与新实践进行系统研究显得十分必要。然而,当前学术界在取得大量研究成果的同时却也出现了一些明显不足：从西方研究范式出发,来阐释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实践的较多,从我们党执政的角度去研究中国化道路,并从学理上分析总结我们党城市社区建设新理论和新实践的较少；等等。本文关注实践中的问题,转换研究范式,从实际问题出发梳理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城市社区建设的四个主题,也即党的理论和实践体现的四条主线：居民自治、社区管理、社区服务、社区文明。本论文阐释围绕着这四条主线展开,使其贯穿于党的理论和实践的始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具有独特的发生逻辑。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最初目的,是要解决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情况所引发的新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和实践就是围绕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展开的。总体来看,我国巨大社会转型出现的新情况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社会组织和社会分工。新情况引发新问题,与之相关联,我国的社会建设面临的新问题也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民稳问题,即单位制解体与基层社会管理主体缺失及管理真空问题；民生问题,即公共需求增长与公共服务或产品供给短缺问题；民主问题,即公民的选择权、自由权、差异性增强与自治渠道、自治制度、自治机制不完善问题；文化问题,即精神文明建设与核心价值体系统领问题。面对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党和国家逐步形成了通过社区来整合社会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道路,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独特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并指导着城市社区建设实践不断向前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形成了科学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选择走城市社区建设道路以后,逐步展开了理论探索并通过实践试错来完善理论。在这一过程中,党的各次全会的精神、中央领导同志的论述、中央政府报告的概括、中央政策法规的阐述,政界学界理论的成果,等等,都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总体来讲,业已形成的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体系,是关于建设社区（社会）生活共同体及其内含的居民自治、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等各要素的意义价值、宗旨目标、内涵外延、组织架构、体制机制、方式方法、手段途径、网络体系等的整体性理论体系。其包括三个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一是逻辑起点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理论；二是中轴核心理论,即社区（社会）生活共同体理论；三是外围结构理论,包括社区居民自治理论、社区管理有序理论、社区服务完善理论、社区文明祥和理论等四大支柱理论。这三部分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的轴心体系。其中,逻辑起点理论是方法论,中轴核心理论是价值观,外围结构理论是保护带。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的科学性是由其指导的城市社区建设实践成效决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取得了巨大实践成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道路大致经历了传统旧式社区建设阶段、过渡转型社区建设阶段、现代新型社区建设阶段、和谐社区建设与城乡社区统筹发展阶段四个阶段。本文侧重于呈现过渡转型社区建设及其以后阶段的实践发展。在党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指导下的城市社区建设实践成效概括起来便是“五个建立、五个格局”：一是社区组织体系基本建立,初步形成了基层社会有序管理格局；二是社区民主制度基本建立,初步形成了广泛参与居民自治格局：三是社区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初步形成了小社区大服务格局；四是社区建设保障机制基本建立,初步形成了齐抓共建格局；五是社区文明氛围基本建立,初步形成了文明祥和格局。实践的巨大成效实际上也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创造了理论实践价值。其理论价值体现在：一方面,从时间和内容范畴上看,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和最核心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其实践意义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及其内含的“一个正确分析、五个紧紧抓住”等具体实践经验,既为全面开展城市社区建设拓宽了发展空间,也为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了参考借鉴,为最终实现城乡社区一体化发展格局奠定了基础。
杨丽萍[6]（2006）在《从非单位到单位 ——上海非单位人群组织化研究（1949-1962）》文中认为本文引入单位研究中的社会调控理论，以宏观和微观两种视野对1949—1962年发生在上海非单位人群身上以单位化为特点的组织变迁进行了全景式的描述，以阐明社会调控体系重构过程中，人、组织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进入一个全新的建设时期。如何把离散的社会重新纳入到新的政治体系之中，防止体系外的力量构成对新政权的威胁，阻碍新的现代化战略的推行，成为新政府执政的要义。为此，上海市政府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对基层社会进行了单位化的重新组织，重构了社会调控体系。在城市，组织化的结果是产生了两种基层组织制度，即单位制度和街居制度。街居组织实际上是一种单位的变体，它以居住场所为基点，把非单位人口纳入到统一的街道、里弄组织内部。借助这一体制，非单位人口也实现了单位化的管理，从而使整个城市形成了高度同一化的单位社会。街居制度全面确立以后，新政府的社会调控体系也就在真正意义上建立起来了。 本文主体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从国家和民众的两种视野下对组织化进行了关注。 第一部分即第一章，主要内容，一是对基层社会重组过程中形成的非单位人群概况，包括这一群体的形成、总数及其变化特点、社会构成及群体特征进行论述，指出非单位人群自身的特征——可控性差是政府对其施行组织化的重要原因。二是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化理念、重构社会调控体系必要性，以及基层社会单位化组织倾向产生的根源及其对此后社会变迁的影响。 第二部分即第二、三、四章，主要是对非单位人组织化建构的过程及其各阶段的特点进行历时性的描述，并对基于此而形成的社会调控体系及其部分社会整合活动，即游民的收容与改造、摊贩的整顿以及家庭妇女的组织化进行图景式考察。其中，第二章着重论述基层管理体制由保甲制度向街居制度嬗变的历程，并对这一阶段形成的基层管理组织——城市居民委员会进行案例分析，讨论了这一时期居委会组织的性质。又以游民的收容与改造为例，论述国家通过社会调控体系对非单位人异质性的消解。第三章的内容是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调整与巩固。由于居委会建立之后，国家并没有获得如期的政治沟通，为此，国家在1954年对基层组织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清理与整顿。通过这次整顿，原存于国家与居民之间的基层统治权威被全面清理。基层管理体制巩固以后，社会调控体系得以全面建立。当面对一些反组织行为的时候，社会调控体系已经表现出强大的调控效能。第四章是对基层管理体制的一种非正常状态——城市人民公社进行分析。经过前两个阶段的组织建构之后，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已经较为完善，公社对街居组织单位化程度的“跃进”式提升，反而产生了过犹不及的效果，最终引起了失控。尽管
操家齐[7]（2012）在《从农民到公民：国家现代化背景下的农民工公民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主要的研究目的是探讨在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大背景下,农民工的公民权的实现问题。本文主要以历史制度主义和冲突与回应理论为分析工具,以实证调研、文献分析为技术手段,通过研究国家与农民之间半个多世纪来的互动关系,跟踪中国逐步走向一个现代国家的进程。在这一伟大进程中,国家与农民互相依靠,他们既有紧密合作的一面,也有冲突和博弈的一面,合作促进了现代国家建设,冲突和博弈也同样通过调整生产关系促进了现代国家的发展。在这一进程中,不仅国家逐步走向了现代化,同样,占中国人口主体的广大农民也从传统的农民,开始向一个现代公民的身份转换。因此,可以说,农民工争取自己的权益的过程,也是一个农民争取平等公民权的过程,同样也是一个现代国民成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农民改变了国家,国家同样也改造了农民,“国民同构”,推进了现代国家建设。本文以农民工的公民权为具体研究视角,先从国家出于快速建设一个现代国家的目的,为稳定农业生产,支持工业和城市建设,通过统购统销、人民公社、户籍制度限制农民的自由迁徙,使农民无法自己把握经济自由、人身自由谈起,而农民通过争取“包产到户”为手段,顽强争取经济权利,经过近20年的努力终于实现“包产到户”,取得对土地的支配权,从而在经济上实现独立,人身上重新获得自由。从而也为“农民工”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在农民成为农民工的过程中也充满了曲折,为争取合法打工的权利,实现自由迁徙、自由择业,农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代价。通过努力,农民工的身份终于得到认可,成为新兴产业工人的主体。也为国家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社会各界开始关注农民工的权益保障问题。然而,农民工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依然不能得到平等的保障,在本文中通过大量的数据和资料,具体分析、描述了农民工各项权利的现状,并分析了原因。近年来农民工争取权利、维护权益的事件越来越多,而且与过去相比出现一些新的动向,本文通过富士康事件、增城事件、本田罢工等典型案例的分析,来把握其中显示出的新趋向。这些事件说明解决农民工公民权问题已经非常迫切,也说明如果引导得法,将有助于中国公民社会的成熟与发展,同时也将极大地推动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进程。本文的主要结论是：现代国家的成长与农民的成长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与农民共同成长与进步,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可靠的基础。可以说,农民工争取公民权的过程促进了现代中国的成长与发育。农民工争取公民权的过程是一个冲突与回应的过程。农民在争取公民权的过程中,一直是在扮演着传统不合理制度框架的冲撞者的角色,国家也不断为此调整着既有的制度框架,使之能够更好地适应新的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双方不断磨合、调适,从而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农民工公民权取得的过程是一个宪政赋权、行政赋权、市场赋权、社会赋权、外力赋权、自力赋权合力共同作用的过程。总体来看当今农民工公民权的进步主要还是来自市场赋权,但长远来看更需要国家主动赋权而不能过分寄希望于市场。农民工权益保障的进步将促进中国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农民工在现在和过去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随着农民工关注的焦点从经济权利向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的转移,必将推动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虽然带来了社会的分化,使人们由于身份的不同、财富的多寡而出现社会地位的参差,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使平等、人权、公民、法治等现代性意识深入人心。农民工一方面多数接受了现代教育,在城市生活的熏陶下,其权利意识又得以普遍增强,同时维护自己利益的意愿和能力也得到提高。农民工公民权的回归过程与现代国家的成型过程是同步的,农民工享有同等国民待遇之日,也将是中国完成现代国家建设之时。可以说,在今日中国,没有农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农民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可以说农民的权益保障的不完善是国家现代化的最大的不完善,当农民工公民权得以平等实现之时,也就标志着中国已经实现现代国家建设的目标。
海鸥[8]（2014）在《上海私营电影院的社会主义改造（1949-1956）》文中认为本文将解放后的上海私营电影院作为研究的对象，通过对其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劳、公、资三方展现出的立场变化进行研究，勾勒出解放后上海私营电影院职能变迁的全景，从而回答上海放映业晚于制片、发行两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层次原因。作为上海电影产业链末端的放映业——上海私营电影院，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呈现出了完全不同于制片、发行两业的景况。由于解放后的私营电影院兼具“教育馆”和一般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双重属性，使得其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始终游移在两者之间。针对这一特质，公方在对其进行改造时一方面充分利用了上海市电影院商业同业公会以及影院工会的力量，将电影院放置在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大环境中，逐步完成了私营电影院所有制性质的转变；另一方面，基于影片的教化功用，解放之初电影院即被定性为“人民大众的教育馆”，为实现这一目标，公方在审查影片、控制发行的同时，展开了私营电影院经营方式的变革，最终使其成为公方宣传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上海私营电影院社会主改造过程中的两个重要事件作为文章的分界点，全文主体由三部分构成。第一章即第一部分，该章涉及了本文的第一个分界点，即从上海解放到上海市电影院商业同业公会集体拒映美片，这一事件意味着上海私营电影院实现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即公方控制了影片的产出与发行。与此同时，该章还就影院公会与公方的博弈展开了研究，以此展现上文局以及电管处成立之前的影院经营状态。第二部分即第二、三、四章，主要对总路线提出前的上海私营电影院社会主义改造进行研究，该部分同时也是本文的重点。其中，第二章侧重私营电影院经营状况的分析，分别从该时期私营电影院的盈亏情况、劳资纠纷以及电影票价的定价权入手，展现了劳、公、资三方的立场变迁，并从经济的角度揭示了私营电影院职能变迁的原因。第三、四章是在第二章的基础上展开的，主要内容是，针对作为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构成部分的上海私营电影院，公方如何在其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充分利用同业公会与影院工会的力量，不仅进一步确立了电影院的“教育馆”功用，而且实现了影院资方、同业公会、工人以及影院工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三部分即第五章，主要对总路线提出后的私营电影院的社会主改造进行考察。总路线的提出从根本上加速了上海私营电影院的公私合营。与此同时，针对影院业展开的民主改革运动不仅进一步肃清了工人阶级队伍，而且实现了私营电影院内部体制的变革。从1949——1956年，上海私营电影院完成了社会主义的改造，实现了公私合营。在此期间，公方充分运用了经济、行政的手段，使上海私营电影院在转变所有制性质的同时，成为国家宣传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佳萍[9]（2014）在《我国社区教育管理的问题与对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现代意义的社区教育在我国开展已近三十年，作为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提高国民综合素质、创建学习型社会、维护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社区教育越来越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注和重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要“广泛开展城乡社区教育，加快各类学习型组织建设，基本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社区教育发展的战略地位已然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但是客观地审视，我国要实现“广泛开展城乡社区教育”的目标，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目前，我国社区教育仍然处于实验探索阶段。虽然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绝大多数的省份都已经建立了国家级实验区，并积累一定的发展经验，但就发展的现实结果而言，社区教育仅仅在东部沿海地区呈现出了普及的态势，其它更多的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和广大农村，发展的脚步仍然十分缓慢。总体来说，社区教育服务于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能力有着明显不足，与时代进步的诉求、社会结构变迁的需求、人民群众的渴求还相去甚远。为此，我们不免要问，为什么社区教育无法迅速而广泛的开展？是什么构成了社区教育发展的桎梏和顽疾？怎么才能突破社区教育发展瓶颈？如何提高社区教育的公共服务能力？本研究正是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试图运用管理的手段来干预问题的解决，重点对政策法规、管理体制、资源开发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实证调查，并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了相关理论，对问题的成因进行了深入剖析，指出多中心治理模式是解决社区教育发展问题的有效出路、构建了“蝴蝶模式”的治理结构，并从社区教育管理的源头出发，循着“思想上的重视----健全政策法规----完善管理体制----加强资源开发利用，是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环环相扣的链条”的思路，提出了具体治理策略。论文共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和第一章，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绪论部分，包括研究论题的确认、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的阐述，以及对相关研究的文献进行了梳理；二是第一章，主要对社区教育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论述了社区教育的意义，并在此基础上介绍了社区教育及其管理的发展历程。这一部分是本研究对研究对象的基本认识，是解决问题的认识前提。第二部分为第二章，这一部分是对社区教育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的确认。通过实际调查研究结果，明确指出社区教育管理存在政策法规不健全、管理体制机制不完善、资源开发不充分等三大关键性问题。第三部分为第三章，这一部分是针对问题的归因分析。首先以“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为基本依据，指出政府、民众以及驻区单位对社区教育认识不足是造成管理困境的根本原因；其次根据社区教育属性、社区教育委员会性质对政府角色定位影响的分析，指出政府角色定位不清是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最后，针对问题点，从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两个层别对近端原因进行分析和查找，指出经济、文化、教育等外部条件，以及自身“人、财、物、体制机制”相互之间的条件限制是问题固化的直接原因。第四部分为第四章，针对原因提出了问题的解决策略。首先，提出社区教育多中心治理的改革思路，综合运用相关理论，尝试建构了多中心治理模式，创新性地提出以人的需求与社会需求为导向，以法律政策、管理体制机制和资源条件为肌体，以政府、民间组织、社区学院、驻区单位为主要推动力的“一体四翼”蝴蝶治理模型。其次，结合国内外已有先进经验，分别从加强宣传、健全法制、完善体制机制、加强教师培训、拓宽经费渠道等微观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严芳[10]（2010）在《教育元评估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认为本研究立足现实,审视了我国教育评估实践领域中面临的现实困境,分析了教育评估专业化发展过程中的瓶颈问题,试图探索一条能推进我国教育评估规范发展的路径——教育元评估。教育元评估的本质是依据教育评估的专业标准,对教育评估进行价值判断,教育元评估的目的是改善教育评估活动,提升教育评估质量,最大程度发挥教育评估功能。对教育元评估的重视是教育评估理论与实践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本研究对于促进教育评估理论体系的完善,指导教育评估实践领域的优化,将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同时也期望教育元评估的实证研究,能为教育评估学术界和实践者提供一个系统反思和理性提升的工具,并进一步推动教育评估迈向科学化、专业化和规范化的发展之路。本研究从理论基础分析、制度层面借鉴和实证操作探索三个层次开展了相关研究。在理论基础分析部分,对“元”意识的哲学内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阐释,明确了元评估是对评估本身的一种反思和总结,是更高一层次的批判和审视,是通过发挥分析的科学功能去推动教育评估理论自身的完善和发展。同时,从系统科学的控制论中寻找到反馈控制原理作为教育元评估的方法论基础,从而推演出教育元评估在整个教育评估复杂系统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体现了教育元评估在优化和改进教育评估活动中的实践价值。在制度借鉴的研究部分,研究探讨了美国教育元评估的标准化发展历程和荷兰教育元评估的制度化形成特点,因为元评估的标准化是推进美国教育评估行业自律和教育评估专业化的重要途径,而荷兰高等教育元评估制度作为整个国家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改善和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期望这些探究能为我国构建教育元评估制度,加强教育评估专业化发展产生重要的借鉴作用。在最后的实证研究部分,采用Delphi法研制了一套符合我国地域文化特点和教育评估现状的教育元评估指标,作为实践教育元评估的工具,并通过个案分析,选取了上海市民办职业培训机构诚信等级评定进行元评估实证研究,从目标适切性、方案可行性、过程精确性和结果有效性四项基本要素的角度,对原评估的质量进行了评判,为原评估的委托方、结果使用者和评估专业机构提供了有益建议,也作为教育元评估指标的一次试测,提供了元评估的实践操作范本。
二、长宁区劳动局注重提高干部调查研究和辩证思维能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长宁区劳动局注重提高干部调查研究和辩证思维能力（论文提纲范文）
（1）上海失业问题及其治理研究（1949-195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与基本框架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上海失业问题概况 |
| 第一节 失业的规模与程度 |
| 一、失业人数总量 |
| 二、失业率 |
| 三、在全国失业人口中的占比 |
| 第二节 失业人员的分布与结构 |
| 一、区域分布 |
| 二、行业分布 |
| 三、成份构成 |
| 第二章 上海失业问题成因 |
| 第一节 历史遗患之因 |
| 一、解放前“上海工人多失业” |
| 二、旧上海失业救济的应付与残局 |
| 第二节 经济衰落之因 |
| 一、接管上海：百业凋敝的烂摊子 |
| 二、“封锁轰炸”加重了失业危机 |
| 第三节 社会转轨之因 |
| 一、新旧经济改组阵痛 |
| 二、社风巨变的冲击波 |
| 三、“五反”运动副作用 |
| 第四节 人口膨胀之因 |
| 一、存量巨大：旧上海的人口遗产 |
| 二、1950 年代劳动力人口的增量压力 |
| 第三章 上海失业问题影响 |
| 第一节 失业与经济贫穷 |
| 一、“失业为贫穷之母” |
| 二、失业群体的“吃” |
| 三、失业群体的“住” |
| 第二节 失业与新生政权 |
| 一、失业对巩固新生政权的弊害 |
| 二、新上海中的失业性破坏力量——以失工闹事为例 |
| 第四章 上海失业问题治理（上）：模式与保障 |
| 第一节 治理参照：可行的路径指引 |
| 一、马克思主义失业理论与解决设想 |
| 二、苏联“消灭失业”的实践模式 |
| 三、其他城市可鉴经验：沈阳和北京 |
| 第二节 治理机构：联动的多方力量 |
| 一、上海市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 |
| 二、上海市处理失业知识分子委员会 |
| 三、上海市劳动就业委员会 |
| 第三节 治理制度：正确的政策法令 |
| 一、失业登记制度 |
| 二、失业救济制度 |
| 三、就业安置制度 |
| 第四节 治理预备：必要的基础保障 |
| 一、失业救济基金筹集 |
| 二、失业登记统计与调查研究 |
| 第五章 上海失业问题治理（下）：历程与措施 |
| 第一节 堵源式失业治理举措 |
| 一、“包下”旧政权遗留的公职人员 |
| 二、防止私营企业产生新失业职工 |
| 三、遏制盲目流入上海的农村人口 |
| 第二节 疏导式失业治理举措 |
| 一、发放救济粮款 |
| 二、举办工赈工程 |
| 三、组织生产自救 |
| 四、动员回乡生产 |
| 五、实施转业训练 |
| 六、开展职业介绍 |
| 第三节 治本式失业治理举措 |
| 一、1949－1952 年恢复经济的主要措施 |
| 二、1953－1957 年发展经济的主要措施 |
| 三、治本式失业治理举措有效实施基础 |
| 第六章 上海特殊群体失业问题治理 |
| 第一节 烈军工属群体失业治理 |
| 一、解放初上海烈军工属的概念及特征 |
| 二、上海失业烈军工属人数、分布和结构 |
| 三、上海治理失业烈军工属的特殊举措 |
| 第二节 少数民族群体失业治理 |
| 一、解放初上海的少数民族群体及其就业状况 |
| 二、1954 年上海少数民族群体失业统计与调查 |
| 三、“民族政策”与上海少数民族群体失业治理 |
| 第七章 上海失业问题治理评析 |
| 第一节 失业治理取得显着成效 |
| 一、保障了失业人员生存和发展 |
| 二、安定了上海的社会秩序 |
| 三、密切了上海的党群关系 |
| 四、促进了上海的经济发展 |
| 五、开创了上海文化新风尚 |
| 第二节 失业治理的历史局限性 |
| 一、“包下来”政策日趋僵化 |
| 二、安置就业出现了盲目性 |
| 三、非公就业途径严重受阻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致谢 |
（2）企业高技能人才培养研究 ——以上海市长宁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 |
| 第四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企业高技能人才培养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科学人才观理论 |
| 第二节 科学发展观理论 |
| 第三节 人才资源整体开发理论 |
| 第四节 人才成长的综合效应理论 |
| 第三章 上海市长宁区企业高技能人才队伍及培养现状调查和结果分析 |
| 第一节 调查研究的设计与实施 |
| 第二节 调查研究结果的统计与分析 |
| 第三节 调查研究的结论与探析 |
| 第四章 关于企业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思考 |
| 第一节 创新培养体制机制 增强培养合力 |
| 第二节 改革培训方式 提高培养效能 |
| 第三节 强化自我开发 不断提升自身素质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3）从隔离走向融合：上海特殊教育研究（1978-2010）（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缘起 |
| 二、研究对象与意义 |
| 三、研究现状与问题 |
| 四、研究思路和框架 |
| 第一章 特殊教育政策变迁 |
| 第一节 历史的积淀 |
| 一、特殊教育的产生与兴起 |
| 二、特殊教育政策变迁 |
| 第二节 上海特殊教育政策演变 |
| 一、特殊教育的恢复与调整 |
| 二、立法保障与推进 |
| 三、进入内涵发展新阶段 |
| 第二章 特殊教育体系构建 |
| 第一节 完善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体系 |
| 一、确保视障、听障儿童义务教育实施 |
| 二、开创和发展智障教育 |
| 三、从随班就读到“送教上门” |
| 第二节 特殊教育向两端延伸 |
| 一、发展学前特殊教育 |
| 二、推进特殊职业教育、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 |
| 第三节 特殊教育体系特点分析 |
| 一、世界两大特殊教育体系分析 |
| 二、上海特殊教育体系特点 |
| 第三章 特殊教育课程与实施 |
| 第一节 国家特殊教育课程设置演变 |
| 一、聋校的课程设置演变 |
| 二、盲校的课程设置演变 |
| 三、弱智学校(班)的课程演变 |
| 第二节 上海特殊教育地方课程演变 |
| 一、上海聋校课程设置 |
| 二、辅读校(班)课程演变 |
| 第三节 上海特殊教育学校课程实践 |
| 一、盲校学校课程实践 |
| 二、聋校学校课程实践 |
| 三、辅读学校课程实践 |
| 第四章 特殊教育师资培养 |
| 第一节 特殊教育师资培养的政策演变 |
| 一、中等师范学校培养特殊教育师资 |
| 二、高等师范院校的参与 |
| 三、探索特殊教育教师资格制度 |
| 第二节 上海特殊教育资格证书制度实践与探讨 |
| 一、上海特殊教育教师资发展概况 |
| 二、特殊教育教师资格证书制度实践 |
| 结语：融合之路 |
| 一、走向融合：上海面临的挑战 |
| 二、在隔离与融合之间：西方的经验 |
| 三、无问西东：上海的融合之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2010年上海盲校、聋校和辅读学校校本课程设计与实施案例 |
| 附录二 ：2010年上海市特殊教育支持服务机构信息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4）现代化与中国大城市外来人口管理研究 ——以上海市为例（1840～2000）（论文提纲范文）
| 前言 |
| 第一章 裂变与转换:近代上海的外来人口管理(1840 - 1949) |
| 第一节 海纳百川:管理视角下的近代上海外来人口构成 |
| 一、作为殖民者的外国人 |
| 二、寻求发展机会的中国人 |
| 三、亟需帮助的灾难民 |
| 第二节 解体与重构:多元格局下的近代上海外来人口管理(1840-1937) |
| 一、外力楔入与近代上海外来人口管理多元格局的初步形成 |
| 二、秩序重构与近代上海租界外来人口管理 |
| 三、模仿、再造与近代上海华界外来人口管理 |
| 第三节 政治与社会:抗战以后的近代上海外来人口管理(1938 - 1949) |
| 一、高压后的调适:日趋规范的外国人管理 |
| 二、户籍与保甲:政治斗争中的外来人口管理制度强化 |
| 三、政治主导与社会失衡:抗战以后外来人口管理的历史分析 |
| 第四节 国家让渡与民间介入:社会中间组织与近代上海外来人口管理 |
| 一、国家让渡下的社会中间组织与开埠前后的外来人口管理 |
| 二、社会中间组织的组织更新与现代性成长 |
| 三、控制、协调与社会整合:中间组织的管理 |
| 第二章 计划与控制:当代上海的外来人口管理(1949 - 1978) |
| 第一节 计划发展与上海外来人口构成的新变化 |
| 一、作为历史余绪之灾难民 |
| 二、难以舍弃城市的倒流人口 |
| 三、来沪谋生的农村人口 |
| 四、以投亲靠友的名义 |
| 第二节 新政府的建立与当代上海外来人口管理体制的演变 |
| 一、人民政府的建立及其管理特征分析 |
| 二、从单位制到居委会的基层控制体系的建立及演变 |
| 三、社会中间组织的萎缩 |
| 第三节 当代上海外来人口管理的基本制度安排 |
| 一、户籍制度与外来人口管理 |
| 二、劳动用工制度与外来人口管理 |
| 三、粮油供应制度与外来人口管理 |
| 第四节 当代上海外来人口分类管理的历史分析 |
| 一、由宽至严的外来人口迁入管理 |
| 二、积极而深入的外来人口迁出管理 |
| 三、全方位的外来人口工作、生活管理 |
| 第三章 机遇与挑战:改革开放中的上海外来人口管理(1978 - 2000) |
| 第一节 外来人口的增加与城市管理面临的新挑战 |
| 一、改革开放与上海外来人口的增加及其原因分析 |
| 二、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外来人口群体特征分析 |
| 三、城市管理面临的新挑战 |
| 第二节 调整与更新:上海外来人口管理体制与管理模式的演进 |
| 一、由静态向动态:外来人口管理模式的适应性调整 |
| 二、由纵向到横向:外来人口管理体制的历史性更新 |
| 三、由行政化向法律化:管理制度的现代性转变 |
| 四、由防范向服务:管理主题的时代性演进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外来人口分类管理的历史分析 |
| 一、日益灵活的外来人口迁入管理 |
| 二、由强制到救助的外来人口徙出管理 |
| 三、由限制到接纳的外来人口务工管理 |
| 四、由单一向多元的外来人口治安管理 |
| 第四节 当前上海外来人口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展望 |
| 一、身份与歧视:由二元化向一体化的人口管理思考 |
| 二、矛盾与协调:社会中间组织与外来人口管理的历史思考 |
| 三、融合与统一:未来上海外来人口管理展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一、导论 |
| (一) 选题由来与研究意义 |
| 1.研究经历与选题由来 |
| 2.问题意识与选题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与简要述评 |
| 1.现有研究情况与总体把握 |
| 2.现有研究视角与理论范式 |
| 3.现有研究内容与分析范式 |
| 4.简要分析与述评展望 |
| (三) 研究思路与基本概念 |
| 1.分析思路与研究框架 |
| 2.基本概念 |
| (四)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1.研究方法 |
| 2.资料来源 |
| (五) 创新之处与主要限度 |
| 1.创新之处 |
| 2.主要限度 |
| 二、中国共产党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发生逻辑 |
| (一) 社会转型:党领导社会建设面临的新情况 |
| 1.社会分层 |
| 2.社会流动 |
| 3.社会组织 |
| 4.社会分工 |
| (二) 社会失范:党领导社会建设遇到的新问题 |
| 1.民主问题:公民权生长与自治制度不完善 |
| 2.民稳问题:单位制度解体与管理主体缺失 |
| 3.民生问题:公共需求增长与公共产品短缺 |
| 4.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与核心价值体系的统领 |
| (三) 社区建设:党领导社会建设作出的新选择 |
| 1.顶层设计:中央领导同志关于社区建设必要性的论述 |
| 2.制度安排:中央政策规章关于社区建设必要性的阐述 |
| 3.变迁轨迹:党对社区建设道路的认识过程与理论趋向 |
| 三、中国共产党关于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体系 |
| (一) 轴心体系:统领的社区建设理论 |
| 1.社区建设轴心体系理论的总体性探索 |
| 2.社区建设轴心体系理论的概念性图式 |
| (二) 中轴核心:新型社区共同体理论 |
| 1.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新型社区共同体理论的探索 |
| 2.党的各次全会关于新型社区共同体理论的精神 |
| 3.中央政策规章关于新型社区共同体理论的阐述 |
| (三) 外围结构:链接的四大支柱理论 |
| 1.居民自治:社区民主与社区党建理论 |
| 2.管理有序:社区体制与社区治理理论 |
| 3.服务完善:社区民生与服务均等理论 |
| 4.文明祥和:社区文明与和谐文化理论 |
|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城市社区建设的实践成效 |
| (一) 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实践发展阶段的总体把握 |
| 1.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实践的发展历程及其脉络 |
| 2.学术界对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发展阶段的概括 |
| 3.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实践和发展阶段的再判断 |
| (二) 发展基层民主:居民自治理念下的社区民主建设实践 |
| 1.稳步推进:党领导的居民自治发展总态势 |
| 2.民主选举:内生人民民主思想的社区实践 |
| 3.民主决策:渗透协商参与理念的社区探索 |
| 4.民主管理:实现自我治理目标的社区实验 |
| 5.民主监督:颠覆传统官民位序的社区创造 |
| 6.其它各地社区民主与居民自治的实践发展 |
| (三) 维护社会稳定:管理有序理念下的社区管理建设实践 |
| 1.建立新型的社区组织体系 |
| 2.建立新型的社区管理体制 |
| 3.总体性模式、街道办模式和工作站模式 |
| 4.其它各地社区治理与管理体制创新实践 |
| (四) 实现民生民本:服务完善理念下的社区服务建设实践 |
| 1.社区服务实践:变迁过程与总体发展状况 |
| 2.社区服务设施:拥有量和覆盖面不断增加 |
| 3.社区服务队伍:规模化、专业化、规范化 |
| 4.社区服务机制:多主体参与和多方式供给 |
| 5.社区服务投入:各级财政支撑与分类指导 |
| 6.各地发展社区服务的典型案例与创新实践 |
| (五) 建设精神文明:文明祥和理念下的社区文明建设实践 |
| 1.创建文明祥和社区实践的总体发展 |
| 2.各地建设文明祥和社区的实践探索 |
| 五、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创造的核心价值 |
| (一) 党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 |
| 1.党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已形成且是经受住了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体系 |
| 2.党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 3.党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
| (二) 党的城市社区建设实践经验为统筹城乡社区发展奠定基础 |
| 1.党的城市社区建设实践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社区建设经验 |
| 2.党的城市社区建设实践经验为全面开展城市社区建设拓宽了发展空间 |
| 3.党的城市社区建设实践经验为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了参考借鉴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目录 |
（6）从非单位到单位 ——上海非单位人群组织化研究（1949-196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章 非单位人群组织化的兴起 |
| 第一节 非单位人群概况 |
| 一、非单位人群的形成 |
| 二、非单位人的总数及其变化特点 |
| 三、非单位人群的社会构成 |
| 四、群体特点 |
| 第二节 组织化的缘起和发展演变 |
| 一、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化”理念 |
| 二、共产党在新时期的任务及1950年代的中国政治、经济环境 |
| 三、组织化过程中的单位化倾向探讨 |
| 小结 |
| 第二章 传统基层管理制度的废弃与街居制的初立(1949-1954) |
| 第一节 基层社会管理体制与社会组织的历史变迁 |
| 一、上海地区保甲制度的沿革及其废除 |
| 二、社会中间组织:功能的萎顿与消脱 |
| 第二节 街居制的创设 |
| 一、街居制创立的历史背景 |
| 二、基层群众组织的发育 |
| 三、居民委员会的建立 |
| 四、街居制的确立 |
| 第三节 关于基层居民组织的性质:以部分居民委员会的调查为例 |
| 一、社会概况 |
| 二、居民委员会的制度建设 |
| 三、关于居民委员会的性质 |
| 第四节 组织化对异质性的消解:透过游民收容与改造的分析 |
| 一、游民的概念 |
| 二、游民及其异质性 |
| 三、游民收容:从私到公、由乱得治 |
| 四、游民阶层异质性的消解 |
| 小结 |
| 第三章 基层管理体制的调整与巩固(1954-1958) |
| 第一节 基层里弄整顿工作的展开 |
| 一、缘起 |
| 二、清理整顿工作的过程 |
| 三、清理整顿的特点 |
| 第二节 组织化的另一种情境:群众运动 |
|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群众运动 |
| 二、组织化的另一种情境:上海的贯彻婚姻法运动 |
| 三、社会调控体系的调控结构 |
| 第三节 组织生态的再造:从建国初期上海对摊贩的整顿谈起 |
| 一、上海摊贩的概况 |
| 二、摊贩问题的由来 |
| 三、摊贩组织生态的再造 |
| 四、摊贩整顿工作的特点 |
| 小结 |
| 第四章 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非常态(1958-1962) |
| 第一节 城市人民公社: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一种单位化跃进 |
| 一、城市人民公社一般特征及其成因 |
| 二、上海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 |
| 第二节 关于过度调控的探讨:以家庭妇女的组织化为例 |
| 一、上海家庭妇女的历史现状 |
| 二、家庭妇女组织化的动因 |
| 三、组织的发动 |
| 四、组织化的建构 |
| 五、过度调控与反失控措施 |
| 六、家庭妇女组织工作的社会效应 |
| 小结 |
| 第五章 组织化情境下的基层社会生活变迁 |
| 第一节 制度化的组织安排—从失业安置看非单位人的组织化 |
| 一、上海失业问题历史现状 |
| 二、失业安置 |
| 三、失业安置的特点 |
| 第二节 组织化的社会生活:城市生活变奏 |
| 一、上海社会生活的变迁轨迹 |
| 二、消费习俗:由奢入简 |
| 三、业余生活:“休而不闲” |
| 小结 |
| 第六章 从社会到单位:社会调控体系的重构 |
| 第一节 社会调控体系的重构 |
| 一、基层社会控制网络的清除 |
| 二、基层社会的单位化组织 |
| 三、社会调控的体制支撑 |
| 第二节 社会调控体系的有效性:以动员力为中心的考察 |
| 一、动员:中国式革命和建政的道路 |
| 二、政治动员中的三个关健环节 |
| 三、动员的特点 |
| 四、动员的效果 |
| 第三节 整合力的考察:1950年代上海市民的翻身感 |
| 一、翻身对于上海城市社会及政权建设的意义 |
| 二、翻身感的获得 |
| 三、翻身及其效应:意志整合的实现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 |
| 主要文献目录 |
| 后记 |
（7）从农民到公民：国家现代化背景下的农民工公民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国家的规制与农民的回应 |
| 一、缘起：正视“熟悉的陌生人” |
| 二、意义：农民与国家的现代化 |
| 三、文献综述 |
| (一) 公民权 |
| (二) 农民公民权 |
| (三) 农民工公民权 |
| (四) 问题的根源 |
| (五) 解决之道 |
| 四、研究方法及资料来源 |
| (一) 理论方法 |
| (二) 实证方法 |
| 第二章 不屈的抗争：包产到户的实现与自由身份的获得 |
| 一、弱者的武器：农民“反行为” |
| 二、把颠倒的颠倒过来：包产到户的顽强回归 |
| 三、人民公社的废除和农民自由身份的初步恢复 |
| 第三章 遏制与突破：农民工流动大潮的形成 |
| 一、改革开放前农民工政策的演进 |
| 二、改革开放后民工潮的兴起 |
| (一) 清退“盲流” |
| (二) 离土不离乡 |
| (三) 离土又离乡 |
| (四) 阻遏中的前行 |
| (五) 拐点：孙志刚事件与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 |
| 第四章 中国奇迹的创造者与“非完整公民”身份 |
| 一、农民工的贡献 |
| 二、“非完整公民”身份 |
| (一) 政治权利 |
| (二) 经济权利 |
| (三) 社会权利 |
| 第五章 抗争的新趋势——基于典型案例的分析 |
| 一、无望弃世与消极抗争：富士康跳楼事件剖析 |
| (一) 恐怖的“十连跳”与“富士康”代工王国 |
| (二) 泰勒制流水线下的三重“异化”悲剧 |
| (三) 各方回应与富士康后危机时代的“围城困境”解析 |
| 二、失范性抗争：“砍手党”案例剖析 |
| (一) 黑道乡村：砍手党的家族背景 |
| (二) 堕落渊薮：砍手党在城市的聚居区 |
| (三) 从受辱者到抢劫犯：几位主犯的人生曲线 |
| (四) 原因透析 |
| 三、暴力型集体抗争的典型范本：潮州事件及增城事件 |
| (一) 不应发生的“雄起” |
| (二) 非典型维权 |
| (三) 当地政府对事件的回应与反思 |
| 四、新生代农民工理性集体抗争：本田罢工样本 |
| (一) 劳资理性互动 |
| (二) 意义：现行制度框架内的维权样本 |
| (三) 标志：新兴产业工人阶级的崛起 |
| 第六章 合力赋权：农民工公民权实现路径 |
| 一、宪政赋权：道义的高度与事实的限度 |
| 二、外力赋权：全球化的力量 |
| 三、行政赋权：责任与利益的博弈 |
| 四、市场赋权：权利的现实来源 |
| 五、社会赋权：成长的力量 |
| 六、自力赋权：以公民的名义 |
| 第七章 基本结论 |
| 附录一：农民工访谈笔记选登 |
| 附录二：农民工诗人杨成军诗两首 |
| 附录三：一位农民工的返乡过年日记 |
| 附录四：农民工问卷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上海私营电影院的社会主义改造（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的意义 |
| 二、 文献综述 |
| 三、 研究思路 |
| 第一章、影院与影片——上海私营电影院“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的实现 |
| 第一节、从放映英美片到全行业“拒映美片” |
| 一、 私营电影院提出影片审查的请求 |
| 二、 审查的矛头指向美国影片 |
| 三、 检查办法的实施：「电影检查入场证」与“六项办法” |
| 四、 严格的上演执照制度与广告、税收方面的限制 |
| 五、 全行业拒映美片 |
| 第二节、公方对影片发行权的控制 |
| 一、 英美影片发行公司的取缔——以鹰狮公司为例 |
| 二、 其他影片发行公司陆续歇业 |
| 第三节、规范与治理——解放初期上海市公安局与影院公会之间的博弈 |
| 一、 作为“复杂场所”的电影院 |
| 二、 作为公共娱乐场所的电影院 |
| 三、 「公共娱乐场所暂行规则」颁布前后 |
| 第二章、上海私营电影院经营状况分析（1949~1953） |
| 第一节、历年来电影院营业状况分析 |
| 一、 解放初期的经营困境（1949~1950） |
| 二、 私营电影院经营方式的逐步改变 |
| 三、 1953 年的上海私营电影院 |
| 第二节、从影院业的劳资纠纷看资方三权的逐步丧失 |
| 一、 皇后大戏院劳资纠纷（人事权之争） |
| 二、 黄金大戏院劳资纠纷（财政权之争） |
| 三、 永安大戏院劳资纠纷（行政权之争） |
| 第三节、从三次调整票价看定价权的转移 |
| 一、 第一次调整票价 |
| 二、 1952~1953 年两次调整票价 |
| 第三章、传统行会的消逝——上海私营电影院资方、影院公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第一节、党领导下的上海市电影院业同业公会 |
| 一、 上海市电影院业同业公会筹备会的成立 |
| 二、 电影院登记 |
| 三、 工商业税民主评议工作：工人力量的初步介入 |
| 四、 重估评审财产工作 |
| 五、 影院公会的社会职能 |
| 第二节、影院资方的社会主义改造 |
| 一、 镇压反革命、响应「六一」三大号召和“四反”、“五反”运动 |
| 二、 向东北、华北影院学习：影院公会北行观光团 |
| 第四章、党员、工会与影院——上海私营电影院工人、工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第一节、上海电影院工会的改组 |
| 一、 影院工会的沿革 |
| 二、 上海市电影业职工会筹委会 |
| 三、 上海市影剧业工会电影院分会临时工作委员会 |
| 第二节、影院工会建设的进一步完善——上海市文化艺术工作者工会筹备处电影院分会 |
| 一、 上海文化艺术工作者工会的成立 |
| 二、 电影院分会组织专业会议 |
| 三、 “从大刀阔斧搭架子转向深入巩固精雕细刻” |
| 第三节、党领导下的电影院工会 |
| 一、 从影院工人到“单位人”、从影院工会到行政工会的转变 |
| 二、 党、行政与影院工会 |
| 第五章、民改以及民改后的上海私营电影院 |
| 第一节、上海影院业的民主改革运动 |
| 一、 公营及公私合营院场的民主改革运动 |
| 二、 私营院场的民主改革：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进行的民改运动 |
| 第二节、合营后的影院工人与工会 |
| 一、 工资、年奖福利方面的改革 |
| 二、 影院工会的消逝 |
| 第三节、上海私营电影院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 |
| 一、 从劳资协商会议的改组看同业公会的消亡 |
| 二、 从私营影院占多数到全行业实现公私合营 |
| 三、 合营后文化局、电影事业管理处、区文化科、上海电影放映公司之间的关系 |
| 结语 |
| 主要参考资料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取得成果 |
| 后记 |
（9）我国社区教育管理的问题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导论 |
| 一、 研究背景与问题确认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问题提出 |
| 二、 研究意义 |
| （一） 理论意义 |
| （二） 实践意义 |
| 三、 相关研究评述 |
| （一） 相关文献综述 |
| （二） 现有研究评价 |
| 四、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社区教育管理的认识与发展 |
| 一、 社区教育的概念界说 |
| （一） 社区的含义 |
| （二） 社区教育概念的多元描述 |
| （三） 社区教育与相关概念的关系辨析 |
| （四） 关于社区教育内涵与外延的再认识 |
| 二、 社区教育的特征与意义 |
| （一） 社区教育的特征 |
| （二） 我国开展社区教育的意义 |
| 三、 社区教育管理的本质与特征 |
| （一） 社区教育管理的本质 |
| （二） 社区教育管理的基本特征 |
| 四、 社区教育及其管理的发展演变 |
| （一） 启动阶段的社区教育（1986-1992 年） |
| （二） 转型阶段的社区教育（1993-1999 年） |
| （三） 实验深化阶段的社区教育（2000-至今） |
| 第二章 社区教育管理存在的问题表征 |
| 一、 保障性孱弱：政策法规不完善 |
| （一） 政策法规的梳理 |
| （二） 问题的规整与呈现 |
| 二、 动力性阻滞：体制机制不健全 |
| （一） 体制机制的乱象 |
| （二） 问题的扫描与审视 |
| 三、 支撑性不足：资源开发不充分 |
| （一） 人力资源之弊：社区教育队伍匮乏且素质不高 |
| （二） 财力资源之限：社区教育经费短缺且使用不当 |
| （三） 物力资源之锢：设施贫瘠且资源开放程度不高 |
| （四） 课程资源之困：课程开发能力不足且实施不力 |
| （五） 信息资源之滞：平台建设不成熟且受众群体有限 |
| 第三章 社区教育管理问题的归因分析 |
| 一、 根本原因：认知共识的缺失 |
| （一） 行政领导阶层的漠视 |
| （二） 社区居民的忽略与偏见 |
| （三） 驻区单位的冷淡与轻视 |
| 二、 主要原因：政府角色定位不清 |
| （一） 政府角色的应然定位 |
| （二） 政府角色定位不清的实然表现 |
| 三、 直接原因：内外部条件的限制 |
| （一） 外部客观条件的影响 |
| （二） 管理自身条件之间的相互影响 |
| 第四章 解决社区教育管理问题的对策建议 |
| 一、 建立多中心治理格局，重构政府角色 |
| （一） 构建多中心治理结构 |
| （二） 调整政府权能，建立协作秩序 |
| 二、 加强宣传与培训力度，提高思想认识 |
| （一） 加大对管理者的培训力度 |
| （二） 加强对居民的舆论引导 |
| 三、 健全法律与政策体系，明确战略地位 |
| （一） 建立健全法律法规 |
| （二） 优化政策系统 |
| 四、 完善管理体制与机制，规范管理行为 |
| （一） 创新管理体制 |
| （二） 完善功能机制 |
| 五、 重视资源开发与利用，完备保障体系 |
| （一） 提高教师素养，优化队伍水平 |
| （二） 拓宽筹资渠道，增强财力保障 |
| （三） 建立课程体系，积累学习资源 |
| （四） 夯实基础建设，促进机构开放 |
| （五） 重视网络平台，扩展学习方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10）教育元评估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概念阐释与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创新与局限 |
| 第二章 教育元评估的理论基础研究 |
| 第一节 教育元评估的哲学基础——元意识 |
| 第二节 教育元评估的方法论基础——系统论 |
| 第三章 教育元评估的系统分析研究 |
| 第一节 教育元评估的定义和目的 |
| 第二节 教育元评估的内容和类型 |
| 第三节 教育元评估的模式和设计 |
| 第四节 教育评估标准和教育元评估的程序 |
| 第四章 美国与荷兰教育元评估发展的不同路径 |
| 第一节 美国教育元评估的标准化发展历程 |
| 第二节 荷兰高等教育元评估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五章 教育元评估指标的本土化实践探索 |
| 第一节 实践研究的方案设计 |
| 第二节 实践研究的实施过程 |
| 第三节 实践研究的结果分析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六章 教育元评估的个案研究——以上海市民办职业培训机构诚信等级评定为例 |
| 第一节 元评估个案研究的总体设计 |
| 第二节 元评估个案研究的组织实施 |
| 第三节 元评估个案研究的结果分析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与建议 |
| 第一节 总结 |
| 第二节 建议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长宁区劳动局注重提高干部调查研究和辩证思维能力（论文参考文献）
- [1]上海失业问题及其治理研究（1949-1957）[D]. 吴文俊. 苏州大学, 2017(04)
- [2]企业高技能人才培养研究 ——以上海市长宁区为例[D]. 石磊. 华东师范大学, 2008(11)
- [3]从隔离走向融合：上海特殊教育研究（1978-2010）[D]. 张继玺.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9)
- [4]现代化与中国大城市外来人口管理研究 ——以上海市为例（1840～2000）[D]. 邱国盛. 华东师范大学, 2005(04)
- [5]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D]. 张大维. 华中师范大学, 2010(12)
- [6]从非单位到单位 ——上海非单位人群组织化研究（1949-1962）[D]. 杨丽萍. 华东师范大学, 2006(11)
- [7]从农民到公民：国家现代化背景下的农民工公民权研究[D]. 操家齐. 华中师范大学, 2012(12)
- [8]上海私营电影院的社会主义改造（1949-1956）[D]. 海鸥. 上海大学, 2014(02)
- [9]我国社区教育管理的问题与对策研究[D]. 李佳萍. 东北师范大学, 2014(04)
- [10]教育元评估的理论与实践研究[D]. 严芳. 华东师范大学, 20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