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斯蒂格利茨:我反对!——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谈不道德的世界经济秩序（论文文献综述）
金英姬[1]（2021）在《新时代我国国家经济发展方式的选择——自由的市场经济VS协调的市场经济》文中指出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是20世纪以来影响国家经济发展的两个相互冲突的重要经济理论。相对应地,依靠市场调节还是政府干预成为了争论不休的主题。市场和政府对经济活动有着不同的功能,其重要性随着上述两个理论的交替登场而出现了此消彼长的局面。人类的经济实践活动形成了政府计划和市场调节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历史事实表明,这两种方式的选择与社会制度或经济发达程度并无绝对的相关性。市场的自我调节功能具有较高的效率,而政府的干预和协调可以作为对市场失灵的补充和完善。本文根据经济活动的不同层面和不同效果分析了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优劣,认为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即协调的市场经济而非自由的市场经济是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民福祉和国家安全最有利的发展方式和发展体制。
金碚[2]（2021）在《市场经济的组织秩序及其疫后态势》文中研究说明经济活动作为社会活动,实质上是组织性活动。经济学观察和刻画世界,不应将人的行为目的-手段抽象为个人及其生物特性,而应抽象为组织主体及其目的、秩序及治理。集体理性越来越渗透于经济学的逻辑体系中,而且向着安全关切方向演化,安全关切几乎可以超越经济学历来所聚焦的对效率-公平的关切;疫后世界将发生安全公共品短缺的严重后果。当安全变得更为重要时,世界却变得更为危险,不确定性风险显着上升。人类别无选择,集体理性必须通过国际协商以国家合作特别是大国合作的方式实现。各国既要完善各具特性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同时,也要协商安排世界经济的组织秩序规则,使不同特性特色的国家（经济体）能够在大多数国家都认同的秩序规则下,实现畅通交往、共处共荣,并且共同合作应对和解决全球性新问题;更加包容和均势的大国共治组织秩序是符合大多数国家的利益。
袁家三[3]（2020）在《企业社会资本的伦理内涵及培育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社会资本理论以其丰富的内涵及强大的解释力,受到了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诸多学科的热切关注。企业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本形态,是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同样也受到学者和企业管理者的高度重视。作为研究经济主体特别是企业经营活动中的伦理道德问题的学科,企业伦理学同样也不能回避对企业社会资本的探讨。这样,遵循从理论到实践的脉络,以企业伦理为起点,全面揭示企业社会资本的伦理内涵等深层特性,并以此为基础,对其培育机制的构建展开研究,就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课题。同时,这一问题也是从企业层面,对社会资本理论的重要议题之一“怎样促成社会资本的形成?”所进行的探索。讨论企业社会资本,必须先确定一个前提,这就是人的社会性以及企业的社会性。人的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同时,企业作为经济行为的主体,在具有经济性的同时,与利益相关方之间必然发生社会化联系,因而也具有社会性。作为个体的人及作为法人的企业所具有的社会性,都包含有道德关系,具备特定的伦理内涵。因此,从企业伦理视角,运用文献分析与归纳法、案例研究法、对比与借鉴法、移植拓展广泛吸纳跨学科的理论研究成果,开展企业社会资本伦理蕴涵及其培育机制的研究,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以企业伦理为起点,就是着眼于企业社会资本所必需的价值前提和伦理纽带,将伦理学研究成果运用到企业社会资本研究中,尤其是运用五种基本的伦理学理论,即德性论、功利主义、非后果论、综合社会契约论和关怀伦理的分析方法,来对企业社会资本进行探讨。而在培育机制建构方面,既要讨论伦理方面的机制,也要探讨非伦理方面的机制,如此才能建构企业社会资本的整个培育机制。从伦理角度来看,企业伦理是企业的道德形象,是企业的无形资产,也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因而构成企业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企业社会资本是指企业在其存续期间建立起的可以从中获取企业运营所需要资源的内外部社会化联系,以及蕴含在这些社会联系中为企业各项活动提供支持的共同理念、价值和规范。企业社会资本可以被划分为内部社会资本和外部社会资本两个维度,以及以员工为主体的个人社会资本和以企业为主体的法人社会资本两个层次。同时,按照其构成要素不同也可以划分为结构性社会资本和认知性社会资本两种类型。通过回顾社会资本理论的演变过程,并从伦理的角度来解析企业社会资本,对比企业三种主要资本,即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人的关系,人们可以发现,物质资本联结人的自然性,人力资本体现人的实践性,而社会资本基于人的社会性。企业社会资本中,结构性社会资本存在着与利益关系并存的道德关系和与经济权利并行的道德权利;认知性社会资本具有信任、合作、共享、共同追求和职业精神等伦理内涵。这些构成企业社会资本的道德前提和伦理意蕴,并使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产生三个方面的伦理作用,即协调义利冲突、平衡公平与效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企业社会资本的特性体现为概念集合性、易流失性和可能产生负外部性等;企业社会资本发挥作用建立在拥有企业家及其基本社会关系,并以此为起点形成企业内外部合作关系的前提上;其作用机理则表现为企业社会资本通过整合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减少交易成本、促进企业创新活动等途径,实现其资本作用。从实践角度看,社会资本在企业现实运营中的培育实践面临一定的困境,主要包括对企业社会资本概念及其伦理特质认识不足,企业社会资本投入的驱动力不足,企业社会资本缺少保障和调节体系等。而当前企业文化与公共关系管理的发展,为企业社会资本的培育提供了良好机遇。在充分考虑企业社会资本的道德前提、伦理内蕴以及现实困境的基础上,企业社会资本的培育机制宜从如下方面进行建构:首先,伦理方面,社会资本的培育要建构包括将伦理考量嵌入企业决策过程、明确基本道德责任标准、确立伦理决策流程、提升企业伦理决策能力等在内的企业伦理决策机制和职业伦理驱动机制,形成正确的伦理导向,这是积极社会资本构成的基础;其二,非伦理方面,要建构包括经济绩效驱动、社会心理驱动的动力机制,这是企业社会资本培育的核心机制;建构包括机构人员保障、激励约束保障和时空环境保障的保障机制;建构包括教育调节、社会参与度调节和规章制度调节的外部调节机制。上述建构的企业社会资本培育机制体系,是以理论逻辑和实践经验为基础,还需要要进一步对其可行性和实践性进行验证。扎根理论是社会科学研究广泛使用的成熟工具,利用该工具可演绎企业社会资本培育体系的必要性及其建构的可能性。通过应用扎根理论多案例分析,验证了企业社会资本培育体系的构建是企业绩效的必然需求;企业社会资本培育体系由伦理决策机制、动力机制、保障机制和外部调节机制构成,四种机制功能互相补充,可以构成了完整的企业社会资本培育体系。在上述四种机制下构建的企业社会资本培育体系有利于企业绩效增长的同时,还在促进企业与环境融合、企业员工全面发展、协调企业义利关系方面,发挥突出的伦理作用。企业社会资本作为新兴的重要概念,近年理论研究成果较多,但真正纳入企业实践的较少,因此有必要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全面深入认识这种新的资本形态,探索其培育的有效机制,为企业社会资本更好地进入企业实践,为企业提高竞争力作出更大的努力。
刘志永[4]（2020）在《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文中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具有鲜明转型期特征的“企业家”发展史。肇始于“农民企业家”的改革开放历程,在证明“企业家”之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国王”的同时,其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复杂性也昭示了中国的特殊性——肯定“企业家”作用时并不能忽视政府及其官员作用。至少在地区层面上,单纯从企业家角度根本无法解释“中国奇迹”中地区发展不均衡突出的现象。地区间不均衡原因,站在现实而非理论的角度,与其说是企业家及其精神的禀赋差异,不如说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家的“耦合”差异所致。更重要的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逐步迈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转型期所固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转型叠加而来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处理理论上“政府与市场”及其表现在实践上“官员企业家与市场企业家”关系成为了中国在改革“深水区”时期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囿于研究范式,把市场经济看作是抽象的一般的西方经济学显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同时,中国转型期的复杂性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研究素材。不同于西方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把市场经济置于特定社会历史中来进行分析。基于中国特色治理结构和社会主义初级历史阶段,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也由此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实践层面上特别在地区层面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实践上还不尽清晰,这不仅关系着地区间能否实现均衡发展,更关系着中国经济能否继续前行等重大问题。理论来自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对地区改革实践的观察,本文采用演绎归纳、历史研究和实证分析等方法,在借鉴主流经济学优秀成果的同时,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对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企业家和政府及其官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双主体”理论框架,分析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中的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博弈关系,以及“双主体”耦合机制与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系,进而提出一些政策及建议。中国“企业家”发展中交织着无处不在的政府“烙印”。循着中国改革脉络,发现实践中政府与企业家关系绝不仅仅是经济关系使然,而是中国治理体系和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交织关系在改革中的延展,其复杂关系主要在于渐进式改革进程中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有了“准市场主体”的地位。在本文提出“社会网络人”假设下,地方官员如同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谋取利益一样,为了获取其政治利益和财务利益而具有了“企业家”的属性,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进而和市场企业家一起推动着地区市场化进程和经济增长。“双主体”机制是转型期间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必然选择。实践表明,在宏观层面上肯定企业家是中国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政府及其官员在地区层面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不同于其他相关文献的地方官员“为了增长而竞争”逻辑,本文认为在政治治理体系、地区禀赋结构和“社会网络人”约束下的地方官员的“为了竞争而增长”是“双主体”机制的现实基石。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耦合”决定着地区经济增长。地区经济增长的路径、速度、绩效和可持续增长等取决于两者的“耦合度”,而且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不同致使着“双主体”耦合及其形式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以地方政府在“耦合”中行为迥异的温州政府和苏南政府为典型性样本和地区科技创新系统动态演化博弈模型,证实了“双主体”模式的有效性以及地方政府在其中的“能动性”作用。同时,本文从中央层面“把激励做对”来保证地方官员“做对的事情”的纵向机制和通过“中间组织”规制地方政府“做对的事情”和“防止做坏事”的横向机制上,提出了“双主体”稳定运行的激励约束机制。“双主体”耦合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文化禀赋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相容,政府与市场（官员与企业家）形成各自行为上的充分自觉,催生出遏制政府随意干涉市场或者“越界”的市场力量和克服市场失灵等的规制力量,该模式最终会朝着“政府公共服务性引导+企业家主导型经济”的耦合方式演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的不同会导致地区间在朝着最终模式演进的速度、路径等存在差异,但无论如何,政府的“主体”地位不会消失,转变的只是政府职能——“因时因势因地”与企业家耦合的“能动性”行为。“双主体”下“政府与市场”边界是多维性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意涵不完全在于政府的“大小”或者“强弱”,也不是空泛的“有为”“无为”,更不是僵化的“谁主谁次”“谁动谁从”,而是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因时因势因地”的动态耦合。因此,地区层面上的政府与市场“边界”是一个动态性多维度的意涵,包含着文化维度下“亲清”政商关系和制度维度下的“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可为”政企关系等在内的边界。实现地区经济增长是地区层面“双主体”架构的目的。在“双主体”下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地区企业家两个维度入手,提出了通过“双主体”耦合实现地区可持续增长的政策及建议。一是政府直接介入地区经济活动的产业政策,认为以“中央定规划、部委出政策、地方来执行、事后看绩效”为特征的“多层级”产业政策体制在工业化起步和成长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进入创新引领阶段时其不适应性凸显,建议在发展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从“多层级”向“两层级”体制转变;同时,从地方官员的视角提出了地区产业政策有效性的程序化、组织化和法治化等的边界。二是地方政府间接介入地区经济的企业家政策,在前述分析企业家发挥作用需要的“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的产权保护、市场化进程、政府行为法治化、金融体制改革等制度,中观层面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微观层面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以及文化层面的“亲清”政商关系、“友好”社会环境和“有效”诚信体系等方面,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及建议,以期实现“双主体”下的良好契合关系,进而实现地区的可持续经济增长。
陈耀芳[5]（2020）在《机构投资者调研、信息披露与盈余管理》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深交所为了更好地监督管理公司的经营状况,保障资本市场高效运行,同时为了方便股票交易、流通,因此,首创性地在我国市场经济中提出了深交所上市公司强制性地、及时性地披露机构投资者调研信息的要求。在2009年只是要求调研信息在年度财务报告中按年度披露,随着时间推移,间隔期为一个会计年度的调研信息披露显然已经不满足会计信息及时性的要求。在2013年度伊始,上市公司开始在巨潮资讯网不定期、随时披露机构投资者与公司互动的信息,不仅如此,还要将调研信息整理成事无巨细的会议记录,并在网上公布,深交所这样循序渐进地推进信息公开制度的目的在于,一方面可以提高信息的公开程度和透明度,降低广大投资者获取信息的成本,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促进我国资本市场向高效率的强式有效市场稳步推进;另一方面,通过机构投资者调研的外部强化监督,深入挖掘公司选择性披露而未公布的信息,将公司的经营管理进度实时反馈,而公司也相当于放置在一个更大更透明的平台受到更多的关注和监督,有利于降低管理层内部人员的不作为、不尽职、不勤勉,敦促管理层减少盈余管理行为,提高公司的治理水平,反过来,机构投资者调研帮助公司形成合规运营之后又会带来新资本的注入,充裕的资本会进一步扩大公司的生产规模,一定的公司规模又会带来边际利润的增加,提高股东的净资产收益率,继续吸引潜在的投资者进入,公司的发展会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那么机构投资者调研、信息披露和盈余管理,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三者的作用机理又如何,本文将进一步探索。本文基于以上的分析,根据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公司治理机制等理论知识,提出了三个假设:机构投资者调研可以抑制盈余管理;机构投资者调研提高了信息披露质量;机构投资者调研通过提高信息披露质量进而抑制公司的盈余管理现象。以2014-2018年深交所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对有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本文将机构投资者调研细化为两个维度衡量:机构投资者调研的次数和参与调研的机构投资者的数量,分别检验信息披露的效应。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本文分别对两个自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得到,两个变量均能够抑制盈余管理,均能够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且信息披露均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当两个变量合并在一个模型中检验中介效应时,前述得到的结论仍然成立。紧接着,本文又进行了稳健性检验,选择滞后一期的机构投资者调研作为文中自变量的替换变量,检验后的研究结论是机构投资者调研的治理效应依然存在,信息披露依旧发挥了中介效应,证明了本文得到的结论具有稳健性。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信息披露作为公司治理的中介效应途径有关的文献,这也正是文章的创新之处,为机构投资者调研的经济后果相关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思路,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此外,本文也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为监管机构出台更加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提供了借鉴依据,为公司的股东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对公司管理层形成了一种弹性的约束和监督机制,最终能够推动公司的长远发展和我国经济的稳定运行。
王欢星[6]（2020）在《美国《多德-弗兰克法》金融监管改革研究》文中认为2008年次贷危机前近三十年金融监管思想和金融监管制度变革更多体现为放松管制,认为市场能够自动修复缺陷。在应对次贷危机过程中,包括美国财政部、美联储等所实施的救市措施,以及后续在金融监管改革的一系列举措,再次肯定了政府监管在金融领域不可或缺,市场自身无法实现有效监管。《多德—弗兰克法》实施以来,美国金融监管机构遵照该法的要求,制定了大量监管条例和细则,被认为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格拉斯—斯蒂格尔法》颁布以来改革力度最大、影响最深远的金融监管改革。本文试图通过在梳理金融监管的理念变化以及对美国次贷危机原因分析基础上,对《多德—弗兰克法》实施所建立的主要监管机制以及对该法的修订《经济增长、放松管制与消费者保护》进行分析,从金融稳定有效性角度进行评价,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对学术界有关金融监管理论的演进和变迁进行梳理,重点分析了在微观审慎监管措施难以有效处理跨市场风险条件下,建立宏观审慎监管机制的必要性,对宏观审慎监管的理论,包括其相应的监管工具以及所需要的运作保障机制进行了阐述。第二部分,对美国次贷危机发生过程所涉及的关键性事件进行概述,对其发生原因进行了说理,说明了《多德—弗兰克法》监管改革背景,并概述《多德—弗兰克法》主要内容。第三部分,分析次贷危机后《多德—弗兰克法》实施所带来的监管变革,深入分析规则调整的原因、规则调整主要内容及其对金融稳定性影响,包括对系统性风险监管机制改革、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改革、影子银行监管机制改革、场外衍生品监管机制改革等等。上述监管改革目的在于降低金融系统性风险,增强金融稳定性。第四部分,对美国颁布的《经济增长、放松管制与消费者保护法》主要内容进行分析,该法案目的在于放松《多德—弗兰克法》的严厉监管措施,减轻中小型金融机构合规负担,促进对中微企业和家庭信贷供给,提振经济发展。重点分析了《经济增长、放松管制与消费者保护法》放松监管的政策导向极大地降低了中小型金融机构信贷约束,可能进一步推高企业杠杆,加剧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第五部分,对《多德—弗兰克法》及其修订法案《经济增长、放松管制与消费者保护法》实施以来对实现金融稳定的成效进行评价,《多德—弗兰克法》所建立的一系列监管机制,包括对系统重要性机构实施更加严格的监管,建立独立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对金融行为实施监管,遏制各种掠夺式金融行为,将场外衍生品进行集中清算,建立对影子银行的生前遗嘱等特殊监管机制,对特殊群体实施更加严格的保护措施。这些制度建设和措施有助于实现金融稳定的目标。与此同时,《多德—弗兰克法》在变更《联邦储备法》第13条第3款规定的紧急授权,要求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提供临时流动性债务担保时需取得国会的批准,整合功能监管方面迟迟无法取得预期成效等方面,以及《经济增长、放松管制与消费者保护法》的实施可能影响金融稳定性目标的实现,在社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不及债务增长速度下,任何放松金融监管的措施都有可能在将来加剧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可能成为未来发生系统性风险的重要原因。
董在东[7]（2016）在《次贷危机后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最新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是仅次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大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的重创影响至今。这一危机不仅带来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转型,也引发了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学界的反思。自危机爆发至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哲学界的各流派纷纷对危机的成因、后果进行探讨研究。本文以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构架,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后西方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对危机的深层解读与评析,包括危机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应对经济危机政策的经济伦理取向及其论争,并通过系统回顾经典马克思主义、近代与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关于危机伦理观、公平效率伦理观以及资本主义前途命运观等经济伦理观念,对比和评析了危机后西方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关于引发危机的外因——自由放任抑或国家干预、内因——效率优先抑或公平优先的伦理思想,继而揭示出西方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对危机后果——资本主义前途命运的评析与判断。西方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在针对危机救市政策、对危机成因的解读以及对危机后果的论争中,其经济伦理思想产生新的发展,呈现出三个基本特征：第一、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分别在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中失灵,两大主流经济学派在其主阵地陷入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地；同时两大学派有部分观点出现了融合的趋势。第二、西方经济学说的新发展由强调市场效率优先转向重视社会分配不平等及机会不均等的经济伦理问题。第三、资本主义体制结构性危机显现,其前途和命运遭到怀疑,但是各派经济学说的经济伦理思想本质仍然以对资本主义的维护和改良为目的。在此次危机中,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的经济模式以及赤字福利的国家模式均已失灵。诚如斯蒂格利茨所说,“我们已经在另一条路上走得太远,在这条路上,我们构建的社会,物质主义战胜了道德承诺,在这个社会中,我们取得的快速增长并不是环境可持续和社会可持续的”。面对危机后亟待重建的国家经济,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束手无策,支持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伦理观念受到冲击和质疑。可以说,此次危机既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也是一场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危机。在这场危机中产生的新的经济伦理思想和观点既代表了西方经济伦理的最新发展,又为我国社会避免和化解经济危机提供了宝贵的启迪和借鉴。
付才辉[8]（2015）在《构建我国自主创新的新结构经济学学科体系——综述、架构与展望》文中指出我国经济学学科呈现了三条脉络: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脉络、基于西方经济学的学科脉络与本土化自主理论创新的经济学学科脉络。目前的发展态势也呈现三种状况:第一条学科脉络在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占主导,第二条学科脉络在经济学教育领域占主导,第三条学科脉络随着中国逐步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具影响的经济体之后开始引起重视。旨在总结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与转型经验的新结构经济学成为中国本土化自主理论创新的典型代表。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范式的独特性体现在基于中国以及广大发展中经济体面临的自身现实约束条件分析与提炼与此约束条件相适应的经济发展与转型的过程与方法,它不同于西方主流理论以发达国家作为标杆分析发展与转型的要素与结果。新结构经济学是关于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的新古典框架,核心思想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互动,核心原理则是结构变迁的价格理论,包括以禀赋结构的供给与需求为主要内容的静态和动态一般均衡理论。新结构经济学形成了以禀赋结构升级和生产结构升级作为发展过程,以企业的自生能力作为微观基础,以要素相对价格作为分析的手段,以发挥比较优势利用后发优势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方法,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作为政策导向的一套关于发展与转型的分析框架。新结构经济学具体领域的应用形成了自成体系的新结构产业经济学、新结构金融经济学、新结构劳动经济学、新结构区域经济学、新结构国际经济学、新结构周期理论、新结构环境经济学、新结构转型经济学、新结构制度经济学、新结构国际发展学等子领域,构成了一套经济结构的科学。新结构经济学在这些领域有着广泛的研究前景,有望重构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大部分理论体系。
李新鹏[9]（2015）在《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致力于经济学的科学化,经济学成为一门选择科学,同时也导致经济学脱离了道德伦理的基础,偏离了斯密预想的方向。斯密首先构建了道德哲学体系,然后是法理学,最后在道德哲学体系和法理学的基础上着就了伟大的《国富论》。新制度经济学派跨域边沁、穆勒和庇古的理性传统,而回归斯密的经验传统。新制度经济学派首先回答了现实世界中人和物的本质属性问题,然后分析了市场、组织、国家等治理方式的演化,并对各种治理方式进行了伦理评价,从而形成了一个经济和伦理并重的思想体系。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对中国的制度转型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新制度经济学派蕴含了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是现实世界是一个动态变化的不确定性的世界,构成现实世界中的人是有限理性、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人,物是具有资产专用性的物,由此决定了我们在获取利益过程中会面临很多障碍。二是现实世界中人和物的问题将使我们受到交易成本的约束,为了节约交易成本,进而形成了市场、组织、国家等各种治理方式,市场、组织、国家等不存在绝对的对立。三是从交易成本的角度看,市场、组织、国家在交易成本的约束条件下都是有效率的,但历史上对市场的过度推崇而发展为相信自由市场、法律能解决所有经济问题,对理性的盲目夸大而相信政府干预能够实现宏伟的规划目标,对组织的传统偏见延续至今,其实组织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所在。四是自由市场与政府干预的伦理之争忽视了交易成本的存在,以至于认为市场能够反映所有价格和数量信息,反之则相信依靠政府的强大力量就能够削平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不能无限迷信市场的功能,政府也应从价格和数量的管制中摆脱出来,转而保障经济行为人的合约选择自由。五是制度变迁是一个动态演化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理性建构的过程,应强调适应性效率,关注经济演化的规则与经济运行中的制度成本：制度转型关键在于权利开放,首先要实现对精英的法治,然后逐步扩展到其他社会群体,权利开放是对国家的根本约束,而转型的核心就是权利的人际关系化向权利的非人际关系化转变。六是制度的伦理评价要遵循历史原则和非模式化原则,从历史原则看,发现即占有为权利的初始界定提供了伦理理由；从非模式化原则看,自由非强制的权利处置为利益的分配提供了伦理理由,由此判断资本主义私人产权制度具有正义性。
魏磊杰[10]（2013）在《全球化时代的法律帝国主义与“法治”话语霸权》文中提出很大程度上全球化不过是新帝国主义构建全球垄断结构的一种工具与修辞。目前新自由主义统治使用了现代性的话语,其目的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一种服从强权者利益的权力格局。作为一种现代性子话语和机制的法律/法治往往被霸权国家或其他强权主体精心建构以掩饰其与掠夺之间的关系,而为一种更高程度的不平等的新帝国主义世界秩序赋予正当性与合法性。欧美的法律无疑具有正义与邪恶两方面的功能。在对法治的积极因素进行一如既往的倡导与鼓吹之同时,对法治的阴暗面进行彻底的暴露与批判能将其从掠夺的桎梏中真正解脱出来,使其成为一种能够驾驭与调控这个业已被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机制支配的失控世界的有效工具。通过客观描述帝国主义对历史与当代法律的影响,揭示似乎早已为宏大的"政治正确"话语所遮蔽的法治的负面样态,可为我们提供一种对全球化的政治意涵以及西方社会发展模式进行全面审视与反思的可能。
二、斯蒂格利茨:我反对!——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谈不道德的世界经济秩序（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斯蒂格利茨:我反对!——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谈不道德的世界经济秩序（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代我国国家经济发展方式的选择——自由的市场经济VS协调的市场经济（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文献回顾 |
| 三、协调的市场经济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 |
| (一)与社会制度有关? |
| (二)与经济发达程度有关? |
| (三)自由的市场经济还是协调的市场经济：哪个最有效? |
| 四、总结、启示和建议 |
| (一)理论总结 |
| (二)现实启示 |
| (三)对策建议 |
（2）市场经济的组织秩序及其疫后态势（论文提纲范文）
| 一、经济主体和组织秩序 |
| 二、基于“效率-公平”关切的市场经济组织秩序逻辑演变 |
| 三、集体理性向安全取向的迭代演化 |
| 四、疫后经济组织秩序规则安排的取向演变 |
| 五、经济全球化中负责任大国的合作共治 |
| 六、疫后全球经济组织秩序规则修塑的艰难征程 |
（3）企业社会资本的伦理内涵及培育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目标 |
| 四、研究路线 |
| 五、研究方法 |
| 六、研究内容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与重要概念界定 |
| 第一节 文献综述 |
| 一、从资本到社会资本的理论演进 |
| 二、企业社会资本研究的主要方向及成果 |
| 三、企业伦理研究及其对社会资本的观照 |
| 四、文献综述小结:研究空白或不足 |
| 第二节 分析企业社会资本的伦理学基本理论 |
| 一、引入伦理视角分析企业社会资本何以可能与必要? |
| 二、分析企业社会资本的代表性伦理学说 |
| 三、企业伦理与企业社会资本的关系 |
| 第三节 重要概念界定 |
| 一、企业社会资本:企业内外社会联系与共同价值规范 |
| 二、企业社会资本的两个维度与层次 |
| 三、企业社会资本的两种类型 |
| 四、“培育”及其主体、对象和相关方 |
| 第四节 扎根理论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 |
| 第二章 企业社会资本的伦理内涵解析 |
| 第一节 企业三种主要资本与人的关系 |
| 一、物质资本源于人对物的自然依赖 |
| 二、人力资本体现人的实践能力 |
| 三、社会资本基于人的社会互动 |
| 第二节 企业结构性社会资本的伦理内涵 |
| 一、企业利益相关者与结构性社会资本 |
| 二、企业结构性社会资本的道德认同基础 |
| 第三节 企业认知性社会资本的伦理内涵 |
| 一、信任: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 |
| 二、合作:社会资本的理性特质 |
| 三、共享:社会资本的活力源泉 |
| 四、共同追求:社会资本的精神动力 |
| 五、职业精神:社会资本的价值典范 |
| 第四节 企业社会资本的伦理作用 |
| 一、企业面临的主要伦理问题 |
| 二、社会资本对企业义利冲突的协调作用 |
| 三、社会资本对企业公平与效率的平衡作用 |
| 四、社会资本对企业员工全面发展的促进作用 |
| 第三章 企业社会资本的特性与作用机理 |
| 第一节 企业社会资本的特性 |
| 一、企业社会资本构成的复合性 |
| 二、企业社会资本的易流失性 |
| 三、社会资本可能产生负外部性 |
| 第二节 企业社会资本的作用机理 |
| 一、企业社会资本作用的前提 |
| 二、企业社会资本作用的途径 |
| 第四章 企业社会资本培育的现状与机制建构 |
| 第一节 企业社会资本培育现状:困境与机遇 |
| 一、对企业社会资本概念及其伦理特质认识不足 |
| 二、企业社会资本培育投入驱动力不足 |
| 三、企业社会资本培育缺少保障和调节体系 |
| 四、机遇:企业文化与公共关系管理的发展 |
| 五、困境的应对与机遇的把握 |
| 第二节 企业社会资本培育的伦理决策机制 |
| 一、将伦理考量嵌入企业决策过程 |
| 二、明确基本道德责任标准 |
| 三、建立企业伦理决策流程 |
| 四、提升企业伦理决策能力 |
| 第三节 企业社会资本培育的动力机制 |
| 一、经济绩效驱动 |
| 二、职业伦理驱动 |
| 三、社会心理驱动 |
| 第四节 企业社会资本培育保障机制 |
| 一、机构人员保障 |
| 二、激励约束保障 |
| 三、时空环境保障 |
| 第五节 企业社会资本培育的外部调节机制 |
| 一、教育体系对企业社会资本的调节 |
| 二、社会参与对企业社会资本的调节 |
| 三、规范建设对企业社会资本的调节 |
| 第五章 基于“扎根理论”对企业社会资本培育机制的验证 |
| 第一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样本选取 |
| 三、数据收集与整理 |
| 第二节 三级编码与分析 |
| 一、开放式编码分析 |
| 二、主轴式编码分析 |
| 三、选择式编码与结论构建 |
| 第三节 扎根演绎结果的验证分析 |
| 分析小结 |
| 结语研究结论与展望 |
| 一、研究的主要结论 |
| 二、研究的局限性及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研究成果 |
| 附录一 企业管理人员对“社会资本”认知情况调查问卷 |
| 附录二 企业社会资本通用访谈提纲 |
| 附录三 企业社会资本培育专项访谈提纲 |
| 附录四 通用企业社会资本研究调查问卷 |
| 致谢 |
（4）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论文的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 |
| 第2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政府、企业家与中国改革进程:基于历史演进的分析 |
| 3.1 改革的启动期和企业家萌芽(1978年12 月-1992年10 月) |
| 3.2 改革的推进期和企业家成长(1992年10 月-2002年10 月) |
| 3.3 改革的深化期和企业家发展(2002年10 月-2013年11 月) |
| 3.4 改革的攻坚期和企业家“主体”确立(2012年11 月..至今)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企业家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
| 4.1 宏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三期滞后动态模型的SYS-GMM分析 |
| 4.2 微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知识扩散维度的SEM分析 |
| 4.3 政府的作用:实证模型隐含的启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地方政府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企业家理论的视角 |
| 5.1 渐进式改革下政府的“有形之手” |
| 5.2 “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治理体系下的地方政府 |
| 5.3 转型期地方政府的“人格化”:官员企业家 |
| 5.4 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与经济增长困境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地区经济增长中“双主体”: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
| 6.1 “双主体”的时空辐辏:中国改革实践与理论困境 |
| 6.2 “双主体”耦合:经济增长中的合意行动 |
| 6.3 “双主体”的演化博弈:基于创新的视角 |
| 6.4 “双主体”的稳定均衡:激励约束机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双主体”模式检验:以苏南和温州地方政府为样本 |
| 7.1 市场化准备阶段(1978-1992):政府“控制人”+企业家“萌芽” |
| 7.2 市场化初级阶段(1992-2002):政府“经济人”+企业家“侍从” |
| 7.3 市场化发展阶段(2002-2013):政府“协调人”+企业家“主角” |
| 7.4 市场化深化阶段(2013- ):政府“公共人”+企业家“主导”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双主体”模式与地区经济增长 |
| 8.1 中央-地方产业体制:战略性产业的“多层级”向“两层级”转变 |
| 8.2 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 |
| 8.3 地方政府的“企业家”政策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9.1 主要内容及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布的论文和其他科研情况 |
（5）机构投资者调研、信息披露与盈余管理（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本文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本文框架 |
| 1.4 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机构投资者调研的经济后果 |
| 2.2 机构投资者调研与信息披露 |
| 2.3 盈余管理的外部治理机制 |
| 2.4 文献评述 |
| 第3章 机构投资者调研、信息披露与盈余管理的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
| 3.1 有效市场理论 |
| 3.2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3.3 委托代理理论 |
| 3.4 理性经济人 |
| 3.5 公司治理机制 |
| 3.6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第4章 机构投资者调研、信息披露与盈余管理的实证分析 |
| 4.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2 变量设定与模型建立 |
| 4.2.1 变量设定 |
| 4.2.2 模型建立 |
| 4.3 描述性统计分析与相关性分析 |
| 4.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3.2 相关性分析 |
| 4.4 单变量中介效应分析 |
| 4.5 综合中介效应分析 |
| 4.6 稳健性检验 |
| 第5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5.1 研究结论 |
| 5.2 政策建议 |
| 5.3 本文局限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美国《多德-弗兰克法》金融监管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 |
| 四、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点 |
| 第一章 金融监管理论概述 |
| 第一节 金融监管理论思想的演进 |
| 一、早期关于金融管制的经济学观点 |
| 二、现代金融监管理论的形成 |
| 三、经济自由主义背景下金融监管理论的发展 |
| 第二节 从微观审慎到宏观审慎 |
| 一、微观审慎监管及其局限性 |
| 二、宏观审慎监管理念 |
| 三、宏观审慎监管工具 |
| 四、宏观审慎监管运作机制保障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二章 《多德—弗兰克法》立法背景和内容概要 |
| 第一节 美国次贷危机过程概述 |
| 一、第一阶段:金融机构损失扩大、流动性日趋紧张 |
| 二、第二阶段:流动性问题演变成偿付能力问题 |
| 三、第三阶段:雷曼公司申请破产,市场信心崩溃 |
| 四、第四阶段:市场恐慌情绪逐步平复,但前景仍然脆弱 |
| 五、第五阶段:市场开始流露出某种乐观情绪 |
| 第二节 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原因分析 |
| 一、房地产泡沫是危机发生的重要基础 |
| 二、债券市场泡沫加剧了危机的到来 |
| 三、高杠杆操作在流动性紧缩冲击下被迫折价处置资产 |
| 四、不当降低贷款标准埋下了危机的种子 |
| 五、忽视对影子银行业务的监管使风险长时期得不到有效的控制 |
| 六、评级机构逐日盯市估值的评级方法对市场助长助跌推波助澜 |
| 七、金融从业人员过于短周期的考评激励导致盲目追逐高风险高收益业务 |
| 第三节 《多德—弗兰克法》内容概述 |
| 一、建立对系统重要性机构的识别和监督机制 |
| 二、整合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能对金融服务提供方的执业行为实施监管 |
| 三、对系统重要性影子银行建立有序清算机制 |
| 四、实施“沃尔克规则”限制银行控股公司自营交易 |
| 五、建立场外衍生品集中清算机制有效监控整体风险敞口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三章 《多德—弗兰克法》系统性风险监管改革 |
| 第一节 系统性风险 |
| 一、系统性风险定义和特征 |
| 二、转变系统性风险监管理念 |
| 第二节 《多德—弗兰克法》系统性风险监管改革具体措施 |
| 一、设立专门机构加强对系统重要性机构的识别和监管 |
| 二、对系统重要性非银行金融机构实施审慎监管 |
| 三、对系统重要性银行控股公司提高审慎监管措施标准 |
| 四、实施“沃尔克规则”限制银行控股公司自营交易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四章 《多德—弗兰克法》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改革 |
| 第一节 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
| 一、金融消费者保护理念淡化 |
| 二、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执行不力 |
| 三、金融产品复杂化呼吁消费者保护制度改革 |
| 第二节 《多德—弗兰克法》强化消费者保护机制具体措施 |
| 一、保障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独立履行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责 |
| 二、合理确定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监管范围 |
| 三、授予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准司法执行权 |
| 四、授予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州法律适用选择权 |
| 第三节 《多德—弗兰克法》加强金融行为监管措施 |
| 一、提高住房抵押贷款发放标准 |
| 二、严格限制高成本抵押贷款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五章 《多德—弗兰克法》影子银行监管改革 |
| 第一节 影子银行及其监管改革必要性 |
| 一、影子银行概念和发展原因 |
| 二、影子银行主要类型及其风险特征 |
| 三、影子银行系统改革必要性分析 |
| 第二节 《多德—弗兰克法》影子银行监管的理念 |
| 一、基于宏观审慎监管将系统重要性影子银行机构纳入监管 |
| 二、从微观监管角度围绕净资本、杠杆率和风险拨备完善监管框架 |
| 第三节 《多德—弗兰克法》影子银行具体监管措施 |
| 一、对系统重要性影子银行建立有序清算机制 |
| 二、建立对系统重要性影子银行的识别及司法审查机制 |
| 三、通过有序清算机制平衡利益相关主体的诉求 |
| 四、建立有序清算基金减轻纳税人负担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六章 《多德—弗兰克法》衍生品监管改革 |
| 第一节 衍生品监管改革背景 |
| 一、交易所自律监管过度到联邦统一立法监管 |
| 二、放松管制背景下行业自律监管模式占主导地位 |
| 第二节 《多德—弗兰克法》衍生品市场监管改革具体措施 |
| 一、明确证监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在衍生品市场监管的职权边界 |
| 二、建立衍生品交易商注册机制,提高业务透明度 |
| 三、建立衍生品交易保证金机制,降低杠杆率 |
| 四、建立场外衍生品市场互换交易整体持仓限制,抑制过度投机 |
| 五、建立场外衍生品集中清算机制,实现业务规模有效监控 |
| 六、限制联邦政府机构向衍生品业务交易商提供财务援助 |
| 七、衍生品业务监管规则具有“长臂管辖”效果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七章 修订《多德—弗兰克法》放松监管 |
| 第一节 《多德—弗兰克法》修订背景 |
| 一、《多德—弗兰克法》实施稳定金融市场走出了低谷 |
| 二、《多德—弗兰克法》大幅度提高中小型金融机构监管成本 |
| 第二节 对《多德—弗兰克法》监管机制松绑的争论 |
| 一、特朗普本人竞选前后多次表达废止《多德—弗兰克法》的意愿 |
| 二、改革《多德—弗兰克法》的呼吁得到政界广泛支持 |
| 三、《多德—弗兰克法》的立法推动者强烈反对废止该法 |
| 四、特朗普政府经济政策诉求推动修改《多德—弗兰克法》 |
| 第三节 对《多德—弗兰克法》修订的过程 |
| 一、财政部报告突出强调简化监管措施 |
| 二、众议院意图通过法案全面废止《多德—弗兰克法》 |
| 三、两院妥协部分放松《多德—弗兰克法》监管措施 |
| 第四节 《经济增长、放松管制与消费者保护法》主要内容 |
| 一、放松消费者抵押贷款监管限制条件 |
| 二、放松中小型信贷机构的审慎监管要求 |
| 三、放松对资本市场的部分监管要求 |
| 四、缩小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范围,优化审慎性监管要求 |
| 五、加强消费者保护机制,提高特殊群体保护力度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八章 《多德—弗兰克法》及其修订金融稳定有效性评价 |
| 第一节 有效增进金融稳定性的监管措施 |
| 一、以金融稳定有效性对《多德—弗兰克法》进行评价的必要性 |
| 二、有效增进金融稳定性的监管机制建设 |
| 第二节 不利于金融稳定性的监管措施 |
| 一、《多德—弗兰克法》自身可能不利于金融稳定性目标的监管措施 |
| 二、《经济增长、放松管制和消费者保护法》松绑监管可能加剧宏观波动 |
| 第三节 结论 |
| 中外文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学习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7）次贷危机后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最新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理由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理由 |
| 三、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次贷危机及欧债危机的研究 |
| 二、关于次贷危机后经济伦理思想的最新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对象与目标 |
| 二、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三、研究创新 |
| 第二章 次贷危机与欧债危机中发达国家的救市政策 |
| 第一节 次贷危机概述 |
| 一、次贷危机的起源及影响 |
| 二、美国政府的干预措施及救助计划 |
| 第二节 欧债危机概述 |
| 一、欧债危机的起源及影响 |
| 二、欧元区国家的干预措施及救助计划 |
| 三、英国与德国的政策调整 |
| 第三节 小结与评述 |
| 第三章 美国应对危机政策的伦理取向及其争议 |
| 第一节 美国短期应对手段的伦理取向及其争议 |
| 一、美国救助华尔街计划的伦理取向及其争议 |
| 二、美国救助汽车行业计划的伦理取向及其争议 |
| 三、美国“财政悬崖”及债务上限政策的伦理取向及其争议 |
| 第二节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伦理取向及其争议 |
| 一、量化宽松政策的由来和发展 |
| 二、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伦理取向及其争议 |
| 第三节 美国长期应对手段的伦理取向及其争议 |
| 一、美国救市长期应对手段的主要内容 |
| 二、美国金融机构救助和监管的伦理取向及其争议 |
| 三、美国长期财政政策的伦理取向及其争议 |
| 第四节 小结与评述 |
| 第四章 欧盟各国应对危机政策的伦理取向及其争议 |
| 第一节 欧盟各国救市措施的伦理取向及其争议 |
| 一、欧盟各国短期提高流动性措施的伦理取向及其争议 |
| 二、欧盟各国中期加强财政整顿措施的伦理取向及其争议 |
| 三、欧盟各国长期结构调整及欧元货币政策的伦理取向及其争议 |
| 第二节 欧盟国家和社团应对救助危机政策的分歧 |
| 一、德国对于救助危机国的态度 |
| 二、英国对于救助危机国的态度 |
| 三、欧洲社团主义的态度 |
| 第三节 小结与评述 |
| 第五章 关于危机外因——自由放任还是政府干预的伦理论争 |
| 第一节 马克思的经济危机伦理观 |
| 第二节 西方经济思想中的危机伦理观 |
| 一、近代西方经济思想中的危机伦理观 |
| 二、凯恩斯主义的危机伦理观 |
| 三、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伦理观 |
| 第三节 次贷危机后关于自由放任还是政府干预的伦理论争 |
| 一、凯恩斯主义自由放任导致危机的观点 |
| 二、新自由主义政府干预导致危机的观点 |
| 三、其他学派的观点 |
| 第四节 小结与评述 |
| 第六章 关于危机内因——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的伦理论争 |
| 第一节 马克思的公平效率伦理观 |
| 第二节 西方经济思想中的公平效率伦理观 |
| 一、古典自由主义的观点 |
| 二、功利主义的观点 |
| 三、罗尔斯的公平正义理论 |
| 四、新自由主义的观点 |
| 第三节 次贷危机后关于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的伦理论争 |
| 一、凯恩斯主义公平优先的观点 |
| 二、新自由主义效率优先的观点 |
| 三、其他学派的观点 |
| 第四节 小结与评述 |
| 第七章 关于危机后果——资本主义的前途的伦理论争 |
| 第一节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前途命运观 |
| 第二节 西方经济思想关于资本主义的前途命运观 |
| 一、近代西方经济学家的观点 |
| 二、当代西方经济学家的观点 |
| 第三节 次贷危机后关于资本主义前途和命运的伦理论争 |
| 一、资本主义前途黯淡派的观点 |
| 二、资本主义前途改良派的观点 |
| 三、资本主义前途乐观派的观点 |
| 第四节 小结与评价 |
| 第八章 结语 |
| 第一节 危机后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新发展 |
| 一、危机应对政策中的经济伦理思想新发展 |
| 二、危机成因认识中的经济伦理思想新发展 |
| 三、危机后果研判中的经济伦理思想新发展 |
| 第二节 西方经济伦理思想新发展的评析 |
| 一、西方经济伦理思想新发展的特征与积极性 |
| 二、西方经济伦理思想新发展的趋势与局限性 |
| 第三节 对我国的启示和借鉴 |
| 一、关于应对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启示与借鉴 |
| 二、关于危机后社会经济伦理思想调适的启示 |
| 三、关于新常态下的财富伦理观变革的思考 |
| 中外文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9）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理由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理由 |
| 三、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史 |
| 二、关于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 |
| 三、关于新制度经济学派与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的比较 |
| 四、关于新制度经济学派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 |
| 五、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伦理思想 |
| 六、关于制度、组织的伦理评价 |
| 七、简要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对象与目标 |
| 二、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三、研究创新 |
| 第二章 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发展历史 |
| 第一节 新制度经济学派诞生的时代背景 |
| 一、时代背景 |
| 二、新旧制度经济学派的关联 |
| 第二节 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产生与发展 |
| 一、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产生 |
| 二、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发展 |
| 三、新制度经济学派在中国 |
| 第三节 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发展方向 |
| 一、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发展趋势与前沿 |
| 二、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式微 |
| 第四节 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及代表作 |
| 第三章 科斯的经济伦理思想 |
| 第一节 科斯定理的经济伦理思想史渊源 |
| 一、科斯定理的版本 |
| 二、科斯定理的思想史回顾 |
| 三、科斯定理的重新概括 |
| 第二节 权利界定的人性基础 |
| 一、霍布斯、洛克和休谟的权利界定的人性基础 |
| 二、科斯的权利界定的人性基础 |
| 三、斯密的人性观、道德哲学及与科斯对比 |
| 第三节 交易成本约束下的权利界定 |
| 一、权利界定的三个层面 |
| 二、政府管制与自由市场 |
| 第四节 科斯定理审视下的理想世界建构 |
| 一、理想世界及其道路 |
| 二、科斯与功利主义的差别 |
| 第五节 小结与评述 |
| 第四章 张五常的经济伦理思想 |
| 第一节 张五常的交易成本范式经济学 |
| 一、经济学潮流的转变 |
| 二、经济学的范畴与范式 |
| 第二节 人性的本质与权利界定 |
| 一、人性的本质及对斯密的解读 |
| 二、人权与产权的划分 |
| 三、权利界定的四个层面 |
| 四、人权、产权与民主 |
| 第三节 自由市场与政府干预的伦理之争 |
| 一、自由市场与政府干预的两大思潮 |
| 二、张五常对凯恩斯和哈耶克两方的批评 |
| 三、张五常的货币伦理思想 |
| 第四节 中国改革的经济伦理转型 |
| 一、从人权与产权看中国转型 |
| 二、从自由市场与政府干预角度看中国转型 |
| 三、从人治与法治看中国转型 |
| 第五节 小结与评述 |
| 第五章 诺思的经济伦理思想 |
| 第一节 理想世界：静态存在与动态适应 |
| 一、新古典经济学各态历经的理想世界 |
| 二、非各态历经的现实世界 |
| 三、动态适应非各态历经世界 |
| 第二节 制度变迁：人际关系化与非人际关系化 |
| 一、制度变迁的门阶条件 |
| 二、权利限制与权利开放 |
| 三、与马克思的制度变迁伦理思想的比较 |
| 第三节 国家：单一行动者与精英利益集团的组织 |
| 一、两种视角看国家的伦理特征 |
| 二、与奥尔森的国家伦理思想的比较 |
| 第四节 小结与评述 |
| 第六章 巴泽尔的经济伦理思想 |
| 第一节 功利的权利界定：经济权利与法律权利 |
| 一、权利界定的比较 |
| 二、权利界定的三个层面 |
| 第二节 权利的价值：功利的计算与本身之所在 |
| 一、功利计算的价值 |
| 二、自由的价值 |
| 三、人权与产权的价值通约 |
| 第三节 政府干预与自由市场的伦理态度 |
| 一、三种伦理态度 |
| 二、四个层面 |
| 第四节 功利计算的国家：掠夺者与保护者 |
| 一、文化、意识形态与国家特征 |
| 二、功利的国家 |
| 三、国家的伦理转型条件 |
| 第五节 小结与评述 |
| 第七章 威廉姆森的经济伦理思想 |
| 第一节 现实世界中的人和物 |
| 一、有限理性的人 |
| 二、机会主义的人 |
| 三、资产专用性的物 |
| 四、人和物构成的各种世界 |
| 第二节 如何追求利益：自由市场与层级制组织 |
| 一、市场、法律至上与政府干预 |
| 二、层级制组织的反竞争辩护与适应性效率 |
| 第三节 追求利益的正义性：层级制组织的伦理评价 |
| 一、激进政治经济学派与威廉姆森的伦理之争 |
| 二、三种正义理论 |
| 三、威廉姆森的正义立场 |
| 第四节 小结与评述 |
| 第八章 德姆塞茨的经济伦理思想 |
| 第一节 权利界定的资源与人性基础 |
| 一、稀缺性基础 |
| 二、自利性基础 |
| 第二节 产权的道德伦理评价 |
| 一、评价的规则 |
| 二、对三种产权制度的评价 |
| 三、基于效率的财产权利正义理论 |
| 第三节 效率与平等的伦理之争 |
| 一、效率与平等的一般关系 |
| 二、容忍竞争失败 |
| 三、改善弱势群体的不平等 |
| 第四节 小结与评述 |
| 第九章 新制度经济学派经济伦理思想的总体评析 |
| 第一节 新制度经济学派经济伦理思想的特色 |
| 一、新制度经济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的经济伦理思想总结 |
| 二、新制度经济学派经济伦理思想的哲学基础 |
| 三、新制度经济学派经济伦理思想的独特标识 |
| 第二节 新制度经济学派经济伦理思想的批判 |
| 一、重视形式平等而忽视实质平等 |
| 二、重视消极道德而忽视积极道德 |
| 三、重视意识形态而忽视物质条件 |
| 第三节 新制度经济学派经济伦理思想对中国的借鉴 |
| 一、消除市场与政府对立的教条思维 |
| 二、适应性完善制度转型的门阶条件 |
| 三、筑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义基础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全球化时代的法律帝国主义与“法治”话语霸权（论文提纲范文）
| 一导论 |
| 二现代法霸权话语之建构 |
| (一) 现代性话语与霸权 |
| (二) 西方法霸权的话语建构 |
| 三法律帝国与作为掠夺工具的“法治” |
| (一) 全球化时代的法治话语:掠夺工具之建构 |
| (二) 自我合法化的掠夺逻辑 |
| (三) “掠夺友好型”秩序的支撑者与推助者 |
| (四) 掠夺型权力秩序的受益者:私人性跨国主体 |
| (五) 小结 |
| 五结语 |
四、斯蒂格利茨:我反对!——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谈不道德的世界经济秩序（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代我国国家经济发展方式的选择——自由的市场经济VS协调的市场经济[J]. 金英姬. 上海经济研究, 2021(09)
- [2]市场经济的组织秩序及其疫后态势[J]. 金碚.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1)
- [3]企业社会资本的伦理内涵及培育机制研究[D]. 袁家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4]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D]. 刘志永. 山西财经大学, 2020(12)
- [5]机构投资者调研、信息披露与盈余管理[D]. 陈耀芳. 山西财经大学, 2020(04)
- [6]美国《多德-弗兰克法》金融监管改革研究[D]. 王欢星.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7]次贷危机后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最新发展研究[D]. 董在东. 武汉大学, 2016(01)
- [8]构建我国自主创新的新结构经济学学科体系——综述、架构与展望[J]. 付才辉. 制度经济学研究, 2015(04)
- [9]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研究[D]. 李新鹏. 武汉大学, 2015(07)
- [10]全球化时代的法律帝国主义与“法治”话语霸权[J]. 魏磊杰. 环球法律评论, 201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