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2年中国汽车市场突然起飞（论文文献综述）
卢建昊[1]（2021）在《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文中提出在改革开放的40余年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经济,成为全球生产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经济崛起也推动了中国作为全球最大航空服务市场的发展,为国际与中国民航飞机制造业提供了巨大的商机。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整机的发展战略一方面通过与麦道这样的商用客机公司合作进行总装生产,一方面通过技术合作的“三步走”战略来自主开发支线飞机,但遗憾的是这两条路径均以失败告终。但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的产业政策出现重大调整。2002年4月,支线飞机ARJ21项目正式立项。时隔4年后,在ARJ21项目尚未完成之时,干线飞机C919项目于2007年2月得到了立项。这两个表面上看起来相似的项目为何会先后出台?是哪些国内外因素与力量促使中国政府对民用航空产业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如何从产业政策制订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对中国重大产业战略调整进行解释?这些问题是本研究重点回答的问题。论文采用“倡导联盟框架”（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或称ACF）对中国民航制造业战略调整进行解释。该框架强调政策子系统在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特别提出以社会为中心的视角解读不同部门的政策联盟的重要性。本论文在研究中试图将该分析框架运用于中国民航制造业的重大战略调整问题的分析上。本研究主要结论性的观点包括:伴随着国际航空制造业的日渐全球化,出现了主制造商-国际供应商的系统集成开发方式。中国决定利用该系统集成开发方式,推出ARJ21与C919两个重大项目。这两个项目是中国国家和社会对国际航空制造业全球化的挑战与系统集成开发方式出现的机遇的战略反应。1990年代以后中国日益高涨的经济民族主义主张,提倡实施战略产业政策,以促进中国的产业安全与大国发展战略施行。在社会力量的推动下,2003年新一任领导集体上台以后,将国家再一次设定为发展主体,《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是新的经济与产业发展战略的重要象征。ARJ21项目是在参与国际分工的前提下,瞄准“缝隙”市场的阶段式发展方式;而C919项目则充分考虑与波音和空客这两个国际航空制造巨头的可能竞争与冲突,通过集中国家资源,利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与关键零部件的可获得性,实现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的跳跃式发展。在这个方面,论文提出C919项目决策正是中国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的政策观念调整与上海地区特殊政治地位相互结合的产物。目前呈现出的研究结果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学术意义:第一,论文展示了在全球生产网络环境下国家以战略贸易政策为基础形成选择性产业政策的过程,并通过C919项目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案例研究。第二,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产业政策形成过程研究较少,本研究通过行为者层位分析,微观地观察了政策集团之间的相互竞争,系统地考察了作用于国家-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压力,并为此将广泛用于政策过程分析的“倡导联盟”框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相结合,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第三,关于C919项目的立项过程及相关的各种信息,在各方的争论过程中呈现出了分散和碎片化的状态。同时,由于各方的不同立场,又使得彼此之间的视角和信念有着微妙的差异。本论文以此为基础,通过政策联盟行为对政策的形成过程进行了再现,同时对国际航空制造的发展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航空制造业商用客机发展战略展开了综合分析,并对ARJ21和C919之间所产生的发展政策变化脉络进行了结构性的把握。
菩提（Budi Kristanto）[2]（2020）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现代化道路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的现代化一词,是指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以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为标志,整个世界就开始了现代化进程,至今已经持续了200多年。在这漫长的历史阶段,现代化体现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包容性:由于国与国之间在历史传统、基本国情、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别,因此,在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所践行的道路和采用的方法各不相同。作为重要的区别之一,现代化道路可以分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现代化。现代化,构成了两条发展道路的比较基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走向现代化的新局面,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率领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印尼的历史与中国的历史有相似之处,都受到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现代化起步较晚。16世纪末沦为荷兰殖民地,1942年被日本占领,1945年独立,1950年成立共和国。独立初期,以苏加诺为首的印尼政府采取激进的非殖民化措施,导致政治动荡,经济秩序混乱。1965年苏哈托政变上台后,一方面,采用高压手段,打压政治异己,维护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对国家的经济、政治、宗教等领域进行了多次改革,使印尼经济较快增长,贫穷人口减少,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在实践中逐渐摸索出了一条印尼的现代化道路,经过数十年现代化建设的积累,目前,印尼的各项经济指标均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位居东南亚国家前列。本文采取了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中国和印尼现代化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主要对两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相似和不同之处进行了研究,以期通过相互借鉴,为两国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献计献策。就相似之处而言,中国和印尼都具有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经济体制、指引发展方向、高效而权威的政府以及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就不同之处而言,中国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而印尼早在世界经济大融合时期就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中国坚持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而印尼在1988年1月苏哈托倒台以后逐步过渡为典型的多党制国家;中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而印尼的穆斯林占全国总人口的80%以上。两国相比较的结果证明,中国地域更广,人口更多,国情更复杂,现代化建设的成就也最显着,因此,中国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经历的成功与挫折更具有典型意义,更值得包括印尼在内的其他国家学习和借鉴。中国的现代化实践证明,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迅速实现现代化、迎头赶上,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为此必须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有一个规范有序的市场经济,在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此外中国共产党强调多领域协调发展,着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为指引,凝聚起现代化建设磅礴的精神力量。
周莹[3]（2020）在《网络新闻标题的多角度研究 ——以“今日头条”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新闻标题是人们接触新闻的第一窗口。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网络新闻愈发成为了人们获取新闻信息最便捷快速的渠道。其中,“今日头条”作为当代在线用户数量最多的门户网站,在传播新闻方面的作用尤为突出。本文利用爬虫技术抓取了2019年3月至2019年5月的今日头条客户端新闻标题作为研究语料。分别从词汇、语法、修辞、语用等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在词汇方面,统计了今日头条新闻标题中的高频词,分类分析后我们发现标题中名词、动词使用最为广泛。在语法方面,新闻标题主要有单句式、组合式、成分缺省式这三类句型结构,在句类的选择上,以陈述句和疑问句为主。在修辞方面,从标题的词语层面的修辞、辞格层面的修辞这两个部分对新闻标题的修辞策略进行探讨。最后,从语用角度结合关联理论具体分析语料,我们发现标题创作是制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一种交际,关键在于激发读者结合语境取得最佳关联。
谢斌[4]（2019）在《韩国的对华政策研究2008-2018》文中指出韩国的对华政策在其外交布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自2008年以来中韩关系在整个韩国对外关系中的份量越来越重。然而,近十年间中韩关系却发生了数次明显的波动。这说明,两国间尽管存在大量的共同利益,从而推进两国关系的持续发展,但显然也存在着冲突性的利益,并时而因此导致双边关系受到冲击。面对着当前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思潮的泛起,维护好中韩关系对于维持地区稳定、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两国的持续发展与持久繁荣,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回顾过去十年间韩国的对华政策,分析其出台政策的内外背景,明确其政策目标和可利用的资源,并在回顾其对华政策演变历程的基础上,深入分析韩国对华决策过程中的各种倾向及影响要素,明确理解韩国政府对华政策继承和调整,探寻其中规律性的内涵,明确其政策选择的方向和面临的问题,对于判断韩国对华政策走向,以及实现中韩双方的政策良性互动,具有重要意义。从韩国对华政策的背景来看,历史上的朝贡体制形成了两国间“事大字小”的双向义务关系。但到了近代,原本中性的事大主义一词却被演绎成了极具贬义色彩的观念,甚至被称为朝鲜王朝衰落的重要原因,并导致了韩国对华“反事大主义”思潮的出现。随着二战结束后的美苏分治、冷战爆发及随之而来的朝鲜战争,韩国对华“反事大主义”日益根深蒂固,但却形成了新的对美“事大主义”。而韩国国内的政治力量也从近代之后逐步形成、分立为保守阵营和进步阵营。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现代意义上的保守政党和进步政党逐渐成为韩国的两大政治势力,并实现了数次政权交替。两大阵营在对华政策上有着明显的偏好差别,保守阵营对华存在着明显的猜忌和不信任,对外政策更加倚重美韩同盟;进步阵营更加强调民族和国家的自主,主张在大国之间维持均衡,但也对韩国对华经济依赖、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等问题耿耿于怀。但韩国对华经济依赖的持续加强是个不争的事实,它和中美两国竞争态势凸显、朝鲜半岛对峙格局持续,一并构成了韩国对华政策的外部环境。经过十多年的磨合,到2008年李明博政府执政时,韩国对华政策的目标已经大致清晰。首先,韩国的对华政策意在维持一个相对平衡的地区格局,即在中美两大强国竞合进程中,分别借力来维持对另一方的均衡,尤其是以美韩同盟来“远交近攻”,预防中国崛起带来的不确定性。其次,在朝鲜半岛事务中积极争取中国的支持,以缓和地区局势、推动朝鲜核问题的解决以及促进国家统一进程,同时也提防中国日益扩大的影响力,防止中国再次“主宰”朝鲜半岛的命运。最后,积极推进对华经济合作,以维持国家的持续发展与繁荣,但又有意识地去警惕对中国在经济上的过度依赖。韩国实现对华政策三大目标的基础在于其可借助的和自身所拥有的各种资源,主要包括外部的美韩同盟、自身的经济实力和文化外交带来的亲和力。美韩同盟使得韩国可以借助美国的力量和中美竞争的态势,形成对华政策的“背书”空间;经济实力则是韩国开展对华经济合作的基础,也是其自身对华政策的最有力支持;而具有较大亲和力和传播性的“韩流”文化则对韩国落实对华政策、发展中韩关系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从2008-2018年韩国三届政府对华政策的演变历程可以看出,推进对华经济合作始终是韩国对华政策的主轴,努力提升中韩相互信赖水平也是韩国对华政策的重要努力方向。无论是保守阵营执政,还是进步阵营执政,经济合作的主轴都是一以贯之的。但是,从李明博政府时期的“天安舰事件”到朴槿惠政府时期的“萨德”问题,从这两次严重影响中韩关系的事件可以发现,韩国的对华政策受到朝鲜核问题以及美韩同盟的显着影响。而且,这两个因素都是长期存在而韩国又无法摆脱的。即便是主张“自主国防”的文在寅政府,也无力改变部署“萨德”的决定,对美韩同盟的仰仗也只是程度上的变化,而难以实现安全结构的转变。不过,文在寅政府奉行对朝缓和政策,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中韩关系受到朝鲜核问题影响的风险。另外,从政策的演变过程还可以发现,韩国对华政策始终有着制衡和提防的一面,但随着中国实力的持续增长,韩国在中美之间回旋的空间正在缩小,其对华制衡的企图也日益受到考验。通过对韩国对华政策的评估可以发现,首先,在韩国对华政策的决策过程中,以总统为首的行政部门对外交决策起到了最主要的作用。这也是由韩国三权分立体制中总统权最为庞大的特征所决定的,但韩国国会也可以通过政党的竞争、法案的审批等途径,对外交决策起到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当总统出身的政党在国会处于少数地位时,反对党往往能够对政府的外交政策施加更大的影响。韩国军方虽然恪守中立,但一直是传统的保守大本营,也可以通过军人出身的政府高官、军属群体、退役军人组成的市民团体等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从而影响外交决策。其次,在韩国对华政策的实施效果上,经济政策是最为成功的,对华贸易是韩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中国为其提供了庞大的市场、便利的投资场所以及诸多的就业机会。但是,韩国的对华政策始终没有突破安全问题的瓶颈,其在安全问题上高度依赖美国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导致韩国在中美之间的平衡始终面临着一定程度的风险。这也意味着,在借力中国推进朝鲜半岛事务这一问题上,中韩两国不会完全协调,其效果也是损益参半。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效果,其根源在于韩国面临着在中美夹缝中回旋空间缩小、对华借力与防范的矛盾无法解决、以及面对中国崛起时“搭车”与“避险”心态并存等现实困境。展望未来韩国的对华政策,美韩同盟将继续限制韩国对华政策的内容,决定了中韩关系很难在政治、安全领域达到与经济合作对等的水平;朝韩关系的特殊性和中国对朝鲜的重要意义,则决定了韩国对华政策受到朝鲜（核）问题影响将会是长期的;而政党政治、选举需求、总统个性等国内政治因素以及对华经济依赖的外部经济因素也对韩国的对华政策产生很大影响。因此,在今后一段时间内,韩国对华政策在地区事务上依旧是借力与防范的继续,经济事务上虽然会面临着竞争性增强的问题,但合作的方面依旧大于竞争的方面。在安全问题上,韩国的对华政策将难以突破美韩同盟的结构性限制,安全合作的空间有限。韩国的对华政策也给中国制定对韩政策提供了启示,即中国应当意识到两国关系中的冲突性利益,以更务实的姿态推动合作领域的持续深化和渐进式拓展;更加重视对韩国国内政治的关注,明确韩国不同群体的对华利益诉求,有针对性地扩大交流、合作,塑造更友好的对华政策氛围;以更加多样式的政策内容和更精细化的政策操作,拓展中韩两国的共同利益,开辟两国合作的更多领域,夯实两国关系长远发展的基础。
李洋[5]（2019）在《全球化背景下国有企业改革研究》文中提出本文对国有企业改革的讨论旨在破除全球化时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国有体制发展前景的质疑。“公有制必然不如私有制”的论调是站不住脚的。把国有企业的存在和发展视为中国经济的枷锁是很危险的,也是不公正的。本文通过对我国国有经济发展历史的回顾,以及与全世界范围内其他经济体国有企业成功案例的对比分析,寻找出我国坚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做强做大国有企业的理论依据和实践路径。国有企业不仅存在于具有社会主义传统的欧洲国家,连私有化至上的美国也并非没有国有企业。学界常有观点认为西方国有经济的比例比中国低很多,但是以新加坡为例的不少完全市场经济体也拥有着很高的国有经济比例。这些国家的国有企业可以说涉及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但为何也能够实现经济成功呢?这些都是简单支持私有化的理论无法解释的问题。所以说,草率的把所有的经济问题归咎于国有体制是不负责任的。回顾历史,那些不立足本国国情就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试图通过激进的私有化实现经济发展的失败案例比比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拉美国家、菲律宾等经济体陷入长久的“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例证。而这些国家也基本失去了实现工业化的机会。反观同时期有着更高国有企业比例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如韩国等）却完成了脱贫和赶超。国有企业存在的很多问题是与所有制无直接关系的。很多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在私有企业,尤其是在股权分散的大型私有企业里一个都不会少。如此可见,简单的改变企业的所有制对于解决这些问题并没有帮助。从西方成功的国有企业经验中可以看到,如果能够在国有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按照市场规则有效治理国有企业,所有这些问题都能够得到很好的管控和规避,完全不会比私有企业做的差。从对法国国有经济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在承认国有企业贡献和地位的同时,法国政府不推行激进私有化,而是通过积极改革保持企业竞争力,使其成为国家核心技术的掌握者。德国的国有企业也在战后恢复经济,实现国家工业化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而且在经历了几轮私有化后,近年来德国在电力等行业开始出现重新国有化的呼声。而北欧国家的国有企业则是支撑其高福利经济的重要部分,且在创新能力上走在世界前列。亚洲的新加坡和韩国则更加是利用国有企业实现经济腾飞,完成工业化的典型案例。甚至在完全信奉私有化的美国也有着数量可观的国有企业,除了在公共事业部门外,也不乏涉足军工、金融、地产等行业。这些都说明了国有企业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国有企业改革虽不是新问题,但目前大部分研究都只停留在企业微观治理的层面,并没有从全球化内外联动的视角,以及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直面指出坚定做大做强国有经济的理论基础和信心来源。只有跳出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框架,从例证分析的角度才能更好找到我国国有企业发展的方向。本文在绪论中阐述了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研究动态及论文研究方法、基本框架与创新点;第一章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进行了回顾,客观总结了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做出的历史贡献。同时回顾了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诞生及推广的原因和过程,阐明了这一趋势对我国经济在逐渐融入全球体系后的影响。为了解释这一影响,本文在第一章第二节阐述了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第二章首先总结和分析了质疑国有企业运行效率的一些理论,包括“委托-代理”“搭便车”“预算软约束”等问题,揭示了这些问题的存在与否与企业的产权归属公有或私有并无关联。随后,本文对推行私有化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陷阱”进行了梳理。最后,本章指出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和私有化改革在本质上的不同之处。在第三章,本文通过对法国、德国、北欧国家、美国等经济体的国有企业发展历史的分析和对比,总结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值得借鉴的地方。第四章则主要分析了与中国更为接近的韩国、新加坡等经济体的国有经济成分和私有化改革的尝试,试图找到可供我国采用的改革路径。本文的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就当前全球化形势下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挑战和可能的应对举措进行了研究和分析。第八章则是对全文的总结,以及对未来国有企业发展的展望。
刘登攀[6]（2019）在《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外开放发生了重大战略转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是怎样的、新时代中国怎样对外开放”成为亟需回答的时代命题。本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方法、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调查研究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对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进行研究,梳理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理论论述、分析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总体态势、总结了其主要特征,并进而研究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条件,最后提出了新时代对外开放的战略策略,从而尝试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是怎样的、新时代中国怎样对外开放”这一时代命题。全文共包括导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其中导论部分包括研究述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等,正文包括五章。第一章着重从理论层面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是怎样的、新时代中国怎样对外开放”这一时代命题。首先通过对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内涵的界定,明确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与以前对外开放的区别;其次通过对党的十八大之前对外开放理论的梳理,为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理论找到理论渊源,也更好弄清其与新时代对外开放思想的区别;第三则通过对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系统总结和分析,为弄清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转变找到理论基础;第四通过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理论论述的梳理,将其主要归结为开放方向、开放原则、开放路径、开放价值导向、开放与新发展理念、开放与国内治理、开放与世界治理等几个方面。第二章、第三章重点从实践层面系统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是怎样的”这一历史命题。第二章主要阐述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总体态势,从总体上、从形式上把握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整体面貌。通过对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主要实践的分析,也即对自由贸易区战略、“一带一路”倡议、服务业扩大开放、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人民币国际化等对外开放战略措施的分析,总结出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是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的生成,其基本内涵包括对标国际一流标准的全方位产业开放格局、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地理开放格局、“引进来”“走出去”的双向投资开放格局、美元与人民币协同互补的货币开放格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重的地缘开放格局、多边区域双边兼顾的贸易开放格局。第三章通过国内与国际、历史与现实相比较的方法总结出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所呈现出的独特特征,从关键角度、从实质意义上把握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理解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与其他对外开放区别,认清其在中国和世界对外开放史上的历史地位。其主要特征包括在治理方式上所呈现出的治理特征,在中国2000多年对外开放史上所呈现出的历史特征,在全球化500年历史上所呈现出的对于推动新一轮全球化发展的全球化特征,在中国和世界对外开放史上的比较中所呈现出的不同的价值导向特征。论文的第四章和第五章重点从实践层面回答了“新时代中国怎样对外开放”这一历史命题。第四章系统分析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内外部条件,即中国内部所拥有的优势和劣势,外部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从内部来看,中国自身所拥有的对外开放优势主要包括庞大内部市场规模优势、又快又好的经济发展态势、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大幅提高的科技实力、稳定的宏观发展环境等五方面。中国对外开放的劣势主要包括高水平开放所需经济基础还不牢固、营商环境落后于世界一流水平、海外权益保护机制和能力处于起步阶段、科技创新水平与强国相比差距较大、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增加、资源安全问题不容忽视。从外部来看,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所面临的机遇主要包括面向发展中国家,抓住产能合作和基础设施建设机遇;面向发达国家,抓住承接服务产业国际转移机遇;面向新科技革命,抢抓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机遇;面向全球治理,抓住世界经济治理地位提升机遇。中国面临的外部挑战主要包括价值链高低两端的挑战、全球经济治理上的挑战、中美“修昔底德陷阱”的挑战、政治安全等复杂风险的挑战、部分发达国家对中国发展模式不认同的挑战。第五章提出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策略。通过对新时代对外开放实践和理论的总结,提出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策略的依据,并提出了核心战略、保障战略、对美战略、安全战略等四大战略。核心战略是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打造中国引领世界发展的竞争力:其目标是塑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其基础是庞大市场和优质产能,其动力是抓住新科技革命机遇、占据价值链顶端,其主体是培育一批世界级跨国公司,其路径是“一体两翼”的建构途径,其保障是完善构建全球价值链的保障体系。保障战略是创造有利于实现核心战略的内外发展环境,具体包括:营造有利的内部发展环境即国内宏观环境保障,完善海外权益保护机制体系即海外权益保护保障,构建有利外部制度环境即国际治理体系保障。对美战略是中美开展全面战略合作,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安全战略是守住经济安全底线,具体包括:坚持渐进式开放,降低开放发展风险;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建立资源安全体系,确保国家资源安全;完善外国投资安全审查机制,保护国家经济安全。文章的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总结。结语的第一部分强调了中国对外开放战略转型的总体原因。结语的第二部分进一步明确了论文第一章主要从理论层面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是怎样的、新时代中国怎样对外开放”这一时代命题,第二章到第五章主要从实践层面回答“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是怎样的、新时代中国怎样对外开放”,其中第二章和第三章主要回答前一个问题,第四章和第五章则着重回答了后一个问题。结语的第三部分简明总结了论文的主要创新点。
阮亮[7]（2019）在《中国终端能源消费演变规律及预测研究》文中指出能源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必须品。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工业的扩大,人类对能源的需求量日益增加,全球范围都出现了能源危机。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对于能源消费的热点问题格外关注。而终端能源是直接参与生产和生活消费的那一部分能源,它的变化特点对国家制定能源政策有很强的作用。另一方面,对能源做出调整必须了解未来能源的消费情况。因此中国终端能源消费变化规律研究及消费预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目很少有学者研究终端能源消费变化特点,利用变化特点进行预测的研究更少。基于此,本文通过对中国终端能源消费现状分析,发现中国终端能源消费逐年上升,整体呈现出“S”形变化趋势。终端能源消费强度逐年下降,但存在着区域差异。人均终端能源消费与人均GDP之间存在“S”形变化轨迹。煤炭仍然是中国终端能源消费的主力,但比重在逐渐减少,比重增加较多的是电力及其它清洁能源。对终端能源消费的影响因素变化分析可得,对生产用终端能源消费起到促进作用的主要是人均GDP,而对其起到抑制作用的主要是能源消费强度,人口因素和产业结构对终端能源消费的影响不大。对生活用终端能源消费影响较大的因素为城镇人口比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居民消费水平。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进行整体网络结构分析可得,各省终端能源消费的关联十分密切,已经存在严重的溢出效应。进行中心性分析,得到东南地区的点度中心度高,在网络中较为活跃。中部地区及几个经济发达地区的中介中心度高,在网络中的控制力强。中部以及南部地区接近中心度高,处于网络中心,西北地区接近中心度低,处于网络的边缘。进行块模型分析,发现早期北京、天津对能源的需求较大,但逐渐联合北方形成了大片的双向溢出区域。而东南地区早期能够靠互相之间的能源交流得到满足,但后来由于经济发展迅速,能源的需求量过大,成为了净受溢板块,不断吸引西北或西南的能源供给。利用发现的终端能源消费演变规律,采用多种单一模型进行预测。随后将这些单一模型进行组合,采用准则差法、方差倒数法、最优线性法三种确定权重的方式设计组合模型。确定了预测精度最高的最优线性法,由此对中国2019-2021年终端能源消费总量进行了预测。随后利用相似的方式对中国终端能源消费结构进行预测,得到最合适的组合模型对中国2019-2021年终端能源消费结构进行预测。
葛娟[8]（2019）在《全面抗战时期蒋介石行迹研究 ——引“GIS”入人物行迹研究的尝试》文中研究说明全面抗战时期,作为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蒋介石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各项行动皆有可能影响战争全局。故而,深入探究蒋介石个人活动轨迹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本文通过《蒋介石日记》、《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等史料和文献梳理出全面抗战时期蒋介石的公私出行活动,并运用“GIS”史学的研究方法,绘制蒋介石行迹图,进一步探究蒋介石行迹与抗战全局的关系及其在抗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蒋介石的公务出行按照其常驻办公地的变化,细分为南京、武汉、重庆三个时期。南京抗战时期历时半年,蒋的活动范围集中在东部地区。武汉抗战时期历时约一年,蒋氏的活动范围转移到中部地区。重庆抗战时期历时六年半,蒋的活动范围转移到西部地区,同时增加了几次国际出行。蒋介石的活动范围和出行目的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直接相关。南京、武汉抗战时期,蒋介石的出行活动多与战事直接相关,反映了战略防御阶段战事的激烈以及蒋介石对战局的重视。重庆抗战时期,战争转入相持阶段,为持久抗战计,蒋介石在处理军务之外,也开始注重后方建设;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成立后,中国跻身四大国行列,蒋介石逐渐开始参与国际事务。蒋介石的私人出行分为单独的私人出行和公务出行中的私人行程两类。单纯的私人出行只有四次,其中三次为度假和休养,另一次为接送赴美的宋美龄。蒋介石酷爱游历山水,其公务出行中的私人行程多为旅游出行。蒋介石有意识地安排旅游活动,在旅游过程中放松身心、陶冶性情,考察各地政情、民情。蒋介石的旅游记事展现了其丰富的内心世界。作为职业政客,蒋介石的工作与生活融为一体,密不可分,既在公务出行中安排私人行程,也在私人出行中处理公务。蒋介石的出行活动展现出一些非常重要的军事理念,即特别重视高级将领镇守前线的作用和特别注重对军队的控制。蒋介石出行之交通工具的选择,主要遵从安全、便捷的原则,其身体状况也必须纳入考量。
那振芳[9]（2019）在《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美贸易战的爆发,不仅改变了中国产业升级与经济建设的外部环境,而且为全球经济的增长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决定中美贸易战未来趋势的关键,在于其爆发的真实动因。本文将以中美两国经济利益变动为主线,对这一问题加以分析。现有文献对美国发动贸易战的原因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主要结论有: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遏制,打压中国新兴产业的发展,解决美国的国内经济问题等。但鲜有文章从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提升脉络,去分析中美贸易摩擦的发生乃至激化。本文的分析,不仅可以通过厘清低生产率国家制造业竞争力提高向贸易摩擦发生的传导机制,进一步补充和丰富现有贸易摩擦动因理论体系,而且对于中国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以确保经济的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具体分析逻辑为,以中国加入WTO以来面临的中美贸易摩擦为研究对象,以中美两国制造业的发展情况为切入点,从产业和行业的角度,探讨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之间的关系,并基于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提高与中美贸易战爆发之间的关系进行较为系统地分析。首先,从理论上厘清制造业竞争力与国际贸易摩擦之间的关系。根据Baldwin模型,从国家整体角度看,一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提高可以带来资本的广化和深化,而根据罗默模型、“干中学”模型等经济学经典理论,资本要素的增加为技术进步提供了保障,导致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向高级化转变。Rybczynski定理和Bond、Trask&Wang模型则说明,生产要素禀赋的变化会向制造业内部结构和商品出口结构延伸。根据Gomory&Baumol模型,低生产效率国家,成为更多产业生产商的过程中,会影响到与高生产率国家之间的利益分配,当两国经贸关系处于冲突区时,两国之间的利益处于此消彼长的“敌对”状态。那么,高生产率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会依赖在两国经贸关系中的有利地位,以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思想为依据,运用贸易政策进行强制干预,贸易摩擦就发生了。当高生产率国家受到的危害沿着产业、经济和国家层面不断递进时,贸易摩擦会随之不断激化,甚至转变为贸易战。需要说明的是,低生产率国家生产率的提高是市场自发行为,高生产率国家运用经济或其他形式的手段进行干预才导致了贸易摩擦的发生。其次,对中美制造业发展与中美贸易摩擦的历史进行回顾。通过对中美两国制造业发展和竞争力相对变动情况的分析发现,中国在传统产业具有明显的国际竞争力,但优势在弱化,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力在不断提高。美国具有竞争优势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是下降的,2009年以来呈现加速下降的趋势。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历程也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界,表现出了不同特征,焦点产业开始从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转换。综合看,中国制造业发展呈现的结构性变化,与中美贸易摩擦呈现的阶段特征,从时间维度上是匹配的,因此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以上内容为中美贸易摩擦分析的切入产业勾勒出了基本的分析轮廓。再次,从制造业竞争力视角对中美贸易摩擦的爆发乃至激化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发现,不管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还是危机后,中美贸易摩擦的发生都与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提高存在密切联系,但是影响路径不同。2008年以前占比较高的传统产业贸易摩擦,美国是因为作为中国的重要出口市场,国内产业受到中国商品的冲击,高昂调整成本的存在,导致美国政府接受国内利益集团的游说,发动贸易摩擦。而2009年以来占比较高的高新技术产业贸易摩擦,根源也在中国相应产业竞争力的提高,但美国的出发点却不同,是为了扞卫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领导地位和垄断利润,所以更为激烈。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影响到了美国未来在经济领域的领导权和垄断收益,是美国发动本次贸易战的经济根源。而中美产业竞争力的相对变动,延伸到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中,结合新兴产业的战略地位和发展特征,促使中美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这些因素与美国民族主义的碰撞,导致了本次中美贸易战的爆发。第四,对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冲击进行简要分析。通过对竞争力来源的梳理,总结出新兴产业竞争力的驱动因素,并以此为分析框架,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可能受到的影响进行分析。通过对华为公司成长历程的分析发现,企业乃至行业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在于自身的发展战略和对硬实力的培育。所以只要中国新兴产业企业坚持科技创新,努力完善自身,那么就可以将本次贸易战带来的负面影响转变为发展动力。最后,对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并对中美贸易战的前景进行简要分析,然后提出中国的应对策略。
刘淑萍[10]（2019）在《“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机理与路径研究》文中认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互联网信息技术急速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生活方式,更改变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技术的发展是对过往历史的不断总结与革新,更是打开未来大门的钥匙,马克思指出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决定了现实财富的创造,是历史的革命性推动力量。随着大步迈向数字社会互联网基础设施以及信息技术的创新衍生出的“互联网+”已经成为现今最为炙热的话题,并深深地刻画着新时代国民经济的运行方式和发展方向,人类已经进入“互联网+一切”的时代。随着制造业竞争的不断加剧以及新技术的不断进步,发达国家再次将制造业作为经济增长的首要任务,先后制定出与新技术相关联的制造业发展战略与坐标定位。2015年全国两会我国提出“中国制造2025”,同年颁布《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均指出要大力推进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提升我国数字化、智能化、协同一体化制造技术,突破自主创新促进制造业强国建设;2019年,十三届二次会议中,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要全面推进“互联网+”,积极广泛的运用新技术和新模式。根据《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18》显示,我国互联网发展指数排名全球第二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电子商务市场主体,4G用户渗透率达到世界顶尖水平。在2019年春晚实现5G网络4K超高清直播后,5G商用已经进入制造业并将大规模推广。截止2018年6月30日,我国网民人数为8.02亿,手机网民规模7.88亿,占比98.3%,互联网普及率为57.7%。1IDC公司预测2019年全球大数据市场规模可达到486亿美元。2根据42次《互联网发展报告》显示,2018年1到5月,我国电子商务平台收入就突破1164亿元,同比增长39%。这些数据都充分说明我国已经具备抓住新机遇的技术水平、基础设施、需求市场以及政策支持,“互联网+”已经成为拉动国家经济增长、推动产业优化的新引擎。鉴于此,本文通过对四次工业革命、各国先进制造业与“互联网+”相关发展战略进行梳理,立足当前及未来“互联网+”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发展情况,深入剖析“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的机遇和升级的必然性;以制造业结构升级规律以及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规律探索为主线,在系统梳理前沿文献基础上,利用历史分析与对比分析相结合、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进一步研究“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的机理与路径,试图为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变身制造业强国提供决策的理论基础与政策工具选择。本文围绕“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机理与路径研究为主题,从三方面开展研究。第一,“互联网+”与制造业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是什么?第二,“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动力因素和作用机理是什么?第三,“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发展路径是什么?本文在导论部分主要对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文献评述、研究思路、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主要创新点和存在的不足加以概括。第一章是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主要通过对相关概念和内涵的理清,对马克思技术进步思想与产业升级逻辑关系以及西方创新理论与产业结构升级和全球价值链升级间逻辑关系进行梳理,为本文开展研究打好理论基础。本文第二章和第三章通过历史维度和空间维度对“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的必然性,以及所面临的挑战进行分析。熊彼特指出如果不掌握历史,不具备历史感或历史经验,就不可能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3故第二章首先通过对历次工业革命与制造业发展规律进行分析,总结出制造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并通过对新工业革命争论与制造业范式演化过程的梳理,总结出历史维度中互联网+制造业升级的历史机遇与面临的挑战。第三章主要对德、美、日三国互联网+制造业战略进行梳理和对比,总结出各国先进制造业战略发展的共性及关键;并通过对《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分析,总结出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内涵和关键;在此基础上,对空间维度下互联网+制造业发展的战略机遇与面临挑战进行分析。本文的第四章和第五章对“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机理进行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第四章首先对“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动力机理进行理论分析;根据第二章历史维度总结出影响制造业升级的五个要素,结合马克思理论、佩蕾丝技术-经济-制度协同演化模型、罗默经济增长四要素模型以及技术创新动力三元论模型,确定“互联网+”技术驱动力、市场拉动力和政策支撑力所形成的聚合力;其中技术驱动力部分包括“互联网+”技术基础驱动力以及融合驱动力,“互联网+”市场拉动力包括市场规模拉动力、市场需求结构变动产生的拉动力和市场竞争激励机制以及淘汰机制产生的拉动力,“互联网+”政策支撑力包括互联网+政务能力以及“互联网+”相关政策的支撑力。其次,通过对社会总生产模型拓展,结合产业内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特征对“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作用机理进行分析,并分别从制造业产业结构视角和制造业价值链视角对“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作用机理进行分析。第五章,首先构建“互联网+”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对中国31个省“互联网+”综合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和分类。其次,在理论分析“互联网+”对中国制造业升级作用机理的基础上,利用系统GMM计量方法对中国2006-2015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互联网+”显着地促进了中国制造业升级。本文的第六章主要探讨“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的路径选择。根据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结果,本文提出“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技术驱动链、促进制造业升级市场驱动链以及促进制造业升级政策驱动链。最后是结论及展望,通过对本文研究结论的总结,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设计。本文的创新点有以下三点:第一,补充和完善“互联网+”相关概念和认识,明晰“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的发展方向。本文结合历史维度和空间维度对“互联网+”作为历史发展新机遇予以分析,指出互联网+”与制造业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并对我国当前普遍存在的对“互联网+”认识不足和认识不清进行补充和完善。此外,本文通过马克思技术进步思想与产业升级理论的指导建立“互联网+”技术基础模型和“互联网+”技术融合模型,提出“互联网+”三要素聚合力,对“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相关概念和认识进行补充和完善。第二,构建“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的理论框架。本文在理清“互联网+”与制造业发展机遇和挑战基础之上,通过构建“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研究框架,通过历史分析和理论分析提出“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动力因素,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制造业结构和制造业价值链作用机理的研究提出三驱动链条升级路径,对相关理论基础、作用机理、动力结构以及路径选择等方面展开更进一步的研究和拓展,对我国“互联网+”发展以及制造业发展提出参考。第三,补充和完善“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的实证研究。本文构建了“互联网+”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使用聚类分析方法进行综合评价;通过对“互联网+”与制造业升级的内生性关系进行研究,进一步深入分析和检验“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的途径。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互联网+”影响制造业升级的机制,随后采用系统GMM方法尽可能减少“互联网+”与制造业升级二者之间的内生性来考察“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
二、2002年中国汽车市场突然起飞（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2年中国汽车市场突然起飞（论文提纲范文）
（1）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提出问题 |
| 1.2 研究方法 |
| 1.3 分析范围 |
| 1.4 本论文的组成 |
| 第二章 理论背景和分析框架 |
| 2.1 政策过程视角下的产业政策形成和变化 |
| 2.2 用于政策过程分析的倡导联盟框架 |
| 2.2.1. 倡导联盟框架的核心逻辑 |
| 2.2.2. 倡导联盟框架与贸易政治经济学的衔接 |
| 2.2.3. 国家和宪政体制 |
| 2.3 产业政策倡导联盟的信念基础:发展主义 |
| 2.3.1. 战略产业政策的经济逻辑 |
| 2.3.2. 李斯特的不均衡发展观 |
| 2.3.3. 不均衡发展观以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
| 2.3.4. 日本的官僚制 |
| 2.3.5. 中国产业政策体制 |
| 2.4 全球生产网络和战略性产业政策 |
| 2.5 小结 |
| 第三章 国际民用航空制造行业的结构变化 |
| 3.1 航空运输市场“去管制”及其对航空制造业的影响 |
| 3.1.1. 轴辐式航线的发展对干线飞机的影响 |
| 3.1.2. 馈线航路的发展与支线飞机 |
| 3.1.3. 航空运输的国际自由化 |
| 3.1.4. 波音和空客双寡头结构形成 |
| 3.2 喷气式支线飞机的出现与小双寡头的新生产组织 |
| 3.3 系统集成的Tier-1开发模式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商用飞机制造的发展历程 |
| 4.1 改革开放后中国航空制造产业变化概述 |
| 4.1.1.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 |
| 4.1.2. 首个商用客机研制项目:“运-10” |
| 4.2 学习的开始:MD-80组装生产 |
| 4.3 MPC-75项目 |
| 4.4 三步走战略 |
| 4.4.1. 商用客机干、支之争的苗头 |
| 4.4.2. MD-90 |
| 4.4.3. AE-100 项目 |
| 4.5 小结:存活下来的政策子系统 |
| 第五章 经济学者认知共同体的政策信念分化 |
| 5.1 1990 年代经济学家的主流化与思想分化 |
| 5.1.1. 新左派的经济体制构想 |
| 5.1.2. 民族主义情绪的扩散 |
| 5.2 非主流经济学派的出现和成长 |
| 5.3 非主流经济学家与民族主义者的联手 |
| 5.3.1. 大国优势和大国战略 |
| 5.3.2. 战略产业和航空制造 |
| 5.3.3.入世与非主流经济学者的活跃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产业政策导向变化 |
| 6.1 “追赶期”产业政策体系概况 |
| 6.2 “入世”前后的改革和产业政策体系 |
| 6.3 国有企业制度改革:郎顾之争和反思改革 |
| 6.4 创新发展阶段的产业政策 |
| 6.4.1. 由跟踪模仿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 |
| 6.4.2. 高铁建设与集成创新 |
| 6.4.3. 大型飞机项目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从系统集成商的道路到大飞机项目 |
| 7.1 支线飞机项目的推进 |
| 7.1.1. 新舟60 |
| 7.1.2. 喷气式支线飞机ARJ21的推进 |
| 7.1.3. ERJ-145合作生产项目 |
| 7.2 大飞机争论的序幕:运-10的神话化 |
| 7.2.1. 大飞机与大型运输机 |
| 7.2.2. 摇摆不定的ARJ21 |
| 7.3 大飞机论证 |
| 7.3.1. 支线道路与大飞机道路 |
| 7.3.2. 第一次论证 |
| 7.3.3. 第二次论证 |
| 7.4 大飞机政策形成过程的主要参与者以及博弈 |
| 7.5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现代化道路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中国及外国研究现状 |
| (一)中国的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四、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一)本文创新之处 |
| (二)本文不足之处 |
| 注释 |
| 第二章 现代化理论和模式概述 |
| 一、现代化和发展模式的涵义 |
| (一)现代化的涵义和特点 |
| (二)“模式”的涵义和特点 |
| 二、世界主要现代化模式的划分 |
| (一)根据促进条件划分:内生型现代化与外激型现代化 |
| (二)根据社会制度划分: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
| (三)根据地域特征的划分:欧美模式、拉美模式和东亚模式 |
| (四)根据发展战略划分:出口导向型和进口替代型 |
| 三、现代化一般理论的概述 |
| (一)马克思的现代化理论 |
| (二)韦伯现代化的文化理论 |
| (三)罗斯托现代化的经济理论 |
| (四)亨廷顿现代化的政治理论 |
| 注释 |
| 第三章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程和成就 |
| 一、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背景 |
| (一)“一穷二白”的经济和文化状况 |
| (二)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 |
| (三)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现代化强国目标的提出 |
| (四)一边倒的外交格局 |
| 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
| (一)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经济恢复 |
| (二)“一五”期间现代化布局的全面展开 |
| (三)人民公社运动和大跃进的挫折 |
| (四)“文化大革命”中现代化步伐艰难迈进 |
| (五)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
| (六)全面建设小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期 |
| 三、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就 |
| (一)经济快速发展,总量步入世界前列 |
| (二)人民群众生活稳步提高,全面小康指日可待 |
| (三)政治稳定,社会和谐 |
| (四)科技文化及教育事业繁荣发展 |
| (五)全面开放格局已经形成,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引擎 |
| 注释 |
| 第四章 印度尼西亚现代化的进程和成就 |
| 一、印度尼西亚现代化的历史背景 |
| (一)旧时代的经济危机 |
| (二)针对粮食危急的改革浪潮 |
| (三)各势力的冲突与融合 |
| 二、印度尼西亚的现代化进程 |
| (一)独立后的经济混乱阶段 |
| (二)现代化重建阶段 |
| (三)后苏哈托时期的现代化调整阶段 |
| 三、印度尼西亚的现代化成就 |
| (一)成为了东南亚最大的经济实体 |
| (二)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 |
| (三)经济体制得到完善 |
| (四)令世人瞩目的民主化成就 |
| 注释 |
| 第五章 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现代化道路的相似之处 |
| 一、相似的政治环境与权力结构 |
| (一)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 |
| (二)高效而有领导力的政府 |
| 二、相似的混合经济和对外开放的发展模式 |
| (一)重视发展多种经济成分 |
| (二)依靠廉价劳动力带动经济发展 |
| (三)利用外资促进经济增长 |
| 注释 |
| 第六章 中国与印尼现代化道路的不同及其影响 |
| 一、中国印尼两国文化背景不同 |
| (一)中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 |
| (二)印尼深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 |
| (三)文化因素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影响 |
| (四)文化因素对于印度尼西亚现代化的影响 |
| 二、中国印尼两国政治制度不同 |
| (一)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
| (二)印度尼西亚坚持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 |
| (三)中国坚持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 |
| (四)印度尼西亚实行多党制 |
| (五)中国政治制度对现代化建设的影响 |
| (六)印度尼西亚政治制度对现代化的影响 |
| 三、中国印尼两国经济体制的差异 |
| (一)中国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
| (二)印度尼西亚更注重私营经济发展 |
| 注释 |
| 第七章 中国现代化道路对印尼的启示与借鉴 |
| 一、中国现代化道路对印尼的启示 |
| (一)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和高效率的政府 |
| (二)必须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 |
| (三)必须有一个规范有序的市场经济 |
| (四)必须凝聚起强大的民族精神 |
| (五)必须对实现现代化达成高度的共识 |
| (六)必须推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的协调发展 |
| 二、中国现代化道路对印尼的警示 |
| (一)政府掌控资源配置一度导致腐败现象蔓延 |
| (二)优先发展经济一度导致社会和生态问题 |
| (三)国有企业竞争优势突出,民营经济发展困难 |
| 注释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3）网络新闻标题的多角度研究 ——以“今日头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2 研究对象 |
| 1.3 研究现状与意义 |
| 1.3.1 研究现状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 1.4.1 理论基础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语料来源 |
| 1.5.1 建立小型语料库 |
| 1.5.2 依据爬虫程序,滚动抓取标题 |
| 1.5.3 标题信息处理 |
| 第二章 网络新闻标题的词汇语法特点 |
| 2.1 网络新闻标题的词频特点 |
| 2.1.1 词频统计 |
| 2.1.2 词频分布分析 |
| 2.2 标题词汇的语义特点 |
| 第三章 网络新闻标题的语法特点 |
| 3.1 句法结构形式 |
| 3.1.1 单句式结构 |
| 3.1.2 组合式结构 |
| 3.1.3 成分缺省结构 |
| 3.2 句类特点 |
| 3.2.1 陈述句标题 |
| 3.2.2 疑问句标题 |
| 3.2.3 感叹句标题 |
| 3.2.4 祈使句标题 |
| 第四章 网络新闻标题的修辞 |
| 4.1 引言 |
| 4.2 网络新闻标题的修辞策略 |
| 4.2.1 词语修辞 |
| 4.2.2 辞格修辞 |
| 第五章 网络新闻标题的语用特点 |
| 5.1 关联理论与网络新闻标题 |
| 5.2 网络新闻标题的“明示—推理”交际 |
| 5.2.1 明示行为 |
| 5.2.2 推理过程 |
| 5.3 网络新闻标题的语境效应 |
| 5.3.1 认知语境假设 |
| 5.3.2 语境效果 |
| 5.4 网络新闻标题的最佳关联 |
| 第六章 结语 |
| 6.1 主要研究过程和结论 |
| 6.2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6.3 后续研究的设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4）韩国的对华政策研究200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选题的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框架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韩国对华政策的背景 |
| 第一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反事大主义”思维 |
| 一、韩国“事大主义”的历史传统 |
| 二、韩国“反事大主义”思维的产生 |
| 三、韩国“反事大主义”思维的原因 |
| 第二节 韩国保守-进步阵营的对华政策偏好 |
| 一、韩国政坛保守-进步阵营的分野 |
| 二、韩国保守阵营的对华政策偏好 |
| 三、韩国进步阵营的对华政策偏好 |
| 第三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环境 |
| 一、中美关系竞争性因素的增加 |
| 二、朝鲜半岛对峙格局的持续 |
| 三、韩国经济对华依赖的加强 |
| 小结 |
| 第二章 韩国对华政策的目标与基础 |
| 第一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目标 |
| 一、维持中美在东北亚的均衡格局 |
| 二、朝鲜半岛事务中的借重与防范 |
| 三、促进经济发展与提防过度依赖 |
| 第二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基础 |
| 一、不断巩固的美韩同盟 |
| 二、较为发达的经济实力 |
| 三、积极宣传的文化亲和力 |
| 小结 |
| 第三章 韩国对华政策的演变历程 |
| 第一节 李明博政府的对华政策 |
| 一、经贸为主轴提升中韩关系 |
| 二、多方努力分散对华经济依赖 |
| 三、“天安舰事件”后的对华政策调整 |
| 第二节 朴槿惠政府的对华政策 |
| 一、提升对华外交地位 |
| 二、积极开展信任外交 |
| 三、“萨德”问题与对华外交转向 |
| 第三节 文在寅政府的对华政策 |
| 一、努力重建中韩互信 |
| 二、继续推进中美平衡 |
| 三、试图降低对华依赖 |
| 小结 |
| 第四章 韩国对华政策的评估 |
| 第一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部门倾向 |
| 一、韩国行政部门的对华政策倾向 |
| 二、韩国国会的对华政策倾向 |
| 三、韩国军方的对华政策倾向 |
| 第二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实施效果 |
| 一、在中美间平衡的得失 |
| 二、朝鲜半岛局势的损益 |
| 三、对华经济合作的收获 |
| 第三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现实困境 |
| 一、中美竞争加剧导致回旋余地缩小 |
| 二、朝鲜事务中对华借力与防范的矛盾 |
| 三、对中国崛起“搭车”与“避险”的权衡 |
| 小结 |
| 第五章 韩国对华政策的展望 |
| 第一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影响要素 |
| 一、美韩同盟的限制 |
| 二、朝韩关系的影响 |
| 三、国内政治的作用 |
| 四、经济依赖的效应 |
| 第二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前景 |
| 一、地区事务上借力与防范的继续 |
| 二、经济事务上合作大于竞争 |
| 三、安全事务上难以突破瓶颈 |
| 第三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启示 |
| 一、对韩政策定位需要更加现实化 |
| 二、对韩政策内容需要更加丰富化 |
| 三、对韩政策操作需要更加精细化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成果 |
| 后记 |
（5）全球化背景下国有企业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理论及研究动态 |
| 一、经济全球化相关理论综述 |
| 二、“华盛顿共识”的含义及影响 |
| 三、国有企业私有化的相关理论综述 |
| 四、发达国家（地区）国有企业改革相关理论及案例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国有企业改革历史回顾及全球化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回顾 |
| 一、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径分析 |
| 二、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贡献 |
| 第二节 全球化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 |
| 一、新自由主义推广下的经济全球化 |
| 二、全球化对不同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 |
| 三、西方国家的“逆全球化”倾向及其影响 |
| 第二章 国有企业改革的认识误区 |
| 第一节 “国企病”不专属于国有企业 |
| 一、委托-代理问题 |
| 二、搭便车问题 |
| 三、软预算约束问题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私有化的“陷阱” |
| 一、陷阱一:行业的选择 |
| 二、陷阱二:企业的定价 |
| 三、陷阱三:合适的收购者 |
| 四、陷阱四:腐败的问题 |
| 第三节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不等同于私有化 |
| 一、“混合所有制”概念的提出 |
| 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 |
| 第四节 发展国有企业不代表“民营经济离场” |
| 一、发展民营经济的现实依据 |
| 二、发展民营经济的理论依据 |
| 三、发展民营经济的历史依据 |
| 第三章 欧美国有企业的发展历史与借鉴意义 |
| 第一节 法国:社会主义文化土壤下走出的全球性国有企业 |
| 一、法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历程 |
| 二、法国的国有企业改革 |
| 三、法国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借鉴意义 |
| 第二节 德国国有企业:经济国家主义的有效实践 |
| 一、工业化中功不可没的德国国有企业 |
| 二、德国的国有企业改革 |
| 三、德国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借鉴意义 |
| 第三节 芬兰国有企业:推进国有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楷模 |
| 一、“红色政权”下的芬兰国有企业 |
| 二、芬兰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和改革 |
| 三、芬兰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借鉴意义 |
| 第四节 美国国有企业:美国“无国企”的真相 |
| 一、美国国有企业的分类及特点 |
| 二、美国对国有企业的管理 |
| 三、美国经验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借鉴和思考 |
| 第四章 亚洲国有企业的发展历史与借鉴意义 |
| 第一节 韩国:经济起飞依靠集权政府下的国有企业 |
| 一、韩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历程 |
| 二、韩国的国有企业治理与改革 |
| 三、集权政府下的经济起飞 |
| 四、韩国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的反思 |
| 第二节 新加坡:国有企业治理的成功案例 |
| 一、新加坡国有企业的发展历程 |
| 二、新加坡的国有企业治理模式 |
| 三、淡马锡模式的成功和借鉴意义 |
| 第五章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及评估 |
| 第一节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 |
| 一、《指导意见》的改革思路 |
| 二、经济全球化与国有企业的改革实践 |
| 第二节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不足 |
| 一、管资产到管资本的转型问题 |
| 二、实行有效监督的问题 |
| 三、选人用人的问题 |
| 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难点 |
| 五、党的领导与现代企业治理有机统一 |
| 第六章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
| 第一节 “前全球化”时代的国有企业改革 |
| 一、“前全球化”时代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目标 |
| 二、“前全球化”时代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实践 |
| 第二节 全球化时代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挑战 |
| 一、全球化带来新挑战的原因 |
| 二、全球化给我国国有企业带来的新挑战 |
| 第三节 全球化时代国有企业改革的机遇 |
| 一、政策机遇 |
| 二、改革叠加期机遇 |
| 三、“逆全球化”倒逼机遇 |
| 第七章 全球化背景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适应全球化趋势改革的基本路径 |
| 一、党的领导 |
| 二、法人治理结构 |
| 三、混合所有制改革 |
| 四、国有企业走出去 |
| 五、国有企业道路自信 |
| 第二节 应对全球化挑战的主要改革对策 |
| 一、应对政府经济管理功能相对弱化的改革对策 |
| 二、应对生产要素不对等流动的改革对策 |
| 第八章 总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述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理论论述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内涵界定 |
| 一、十八大以前中国“对外开放”主要内涵 |
| 二、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主要内涵 |
| 第二节 党的十八大以前对外开放理论综述 |
| 一、中国传统对外开放理论 |
| 二、马克思、列宁对外开放理论 |
| 三、中国近代以来对外开放理论 |
| 第三节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论述 |
|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时代背景 |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发展脉络 |
|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丰富内涵 |
|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渊源 |
| 五、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历史渊源 |
| 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关系 |
| 第四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理论论述 |
| 一、开放方向方面的论述 |
| 二、开放原则方面的论述 |
| 三、开放路径方面的论述 |
| 四、开放价值导向方面的论述 |
| 五、开放与新发展理念方面的论述 |
| 六、开放与国内治理方面的论述 |
| 七、开放与全球治理方面的论述 |
| 第二章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总体态势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主要实践 |
| 一、自由贸易区战略 |
| 二、“一带一路”倡议 |
| 三、服务业扩大开放 |
| 四、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 |
| 五、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
| 六、人民币国际化 |
| 第二节 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的生成 |
| 一、对标国际一流标准的全方位产业开放格局 |
| 二、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地理开放格局 |
| 三、“引进来”、“走出去”的双向投资开放格局 |
| 四、美元与人民币协同互补的货币开放格局 |
| 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重的地缘开放格局 |
| 六、多边、区域、双边兼顾的贸易开放格局 |
| 第三章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主要特征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治理特征 |
| 一、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相结合 |
| 二、创新性与延续性相结合 |
| 三、顶层设计与底层探索相结合 |
| 四、依法治理与制度创新相结合 |
| 五、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相结合 |
| 六、融入世界与引领世界相结合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特征 |
| 一、中国对外开放历史三个阶段的划分 |
| 二、新时代对外开放是对1.0时期的复兴 |
| 三、新时代对外开放是对2.0时期的超越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全球化特征 |
| 一、全球化阶段新划分 |
| 二、西方推动的全球化的主要特征 |
| 三、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全球化特征 |
| 第四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价值特征 |
| 一、中国历史及世界其他国家对外开放价值导向 |
| 二、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价值导向 |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基本条件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优势分析 |
| 一、庞大的内部市场优势 |
| 二、又快又好的经济发展优势 |
| 三、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优势 |
| 四、大幅提高的科技实力优势 |
| 五、稳定的宏观发展环境优势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劣势分析 |
| 一、高水平开放所需经济基础还不牢固 |
| 二、营商环境条件落后于世界一流水平 |
| 三、海外权益保护体系处于起步阶段 |
| 四、科技创新水平与强国比差距较大 |
| 五、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增加 |
| 六、资源安全问题不容忽视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所面临机遇 |
| 一、面向发展中国家,产能合作和基础设施建设机遇 |
| 二、面向发达国家,承接服务产业国际转移机遇 |
| 三、面向新科技革命,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机遇 |
| 四、面向全球治理,世界经济治理地位提升机遇 |
| 第四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所面临挑战 |
| 一、价值链高低两端的挑战 |
| 二、全球经济治理的挑战 |
| 三、中美“修昔底德陷阱”的挑战 |
| 四、发达国家对中国发展模式不认同的挑战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策略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战略依据及构成 |
| 一、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战略主要依据 |
| 二、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基本构成 |
| 第二节 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 |
| 一、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的基本分析 |
| 二、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的必要基础 |
| 三、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的主要动力 |
| 四、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的市场主体 |
| 五、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的建构路径 |
| 六、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的保障体系 |
| 第三节 创造有利的内外发展环境 |
| 一、持续推动国内改革,营造有利的内部发展环境 |
| 二、完善海外权益保护体制,提供有效外部救济体系 |
| 三、推动国际治理体系改革,构建有利外部制度环境 |
| 第四节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跨越修昔底德陷阱 |
| 一、战略对抗将导致双输,损害双方的战略利益 |
| 二、战略合作将带来双赢,有益于双方战略利益 |
| 三、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共同为世界和平发展做贡献 |
| 第五节 守住经济安全底线 |
| 一、坚持渐进式开放,降低开放发展风险 |
| 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
| 三、建立资源安全体系,确保国家资源安全 |
| 四、完善外国投资安全审查机制,保护国家经济安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中国终端能源消费演变规律及预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能源消费规律研究现状 |
| 1.2.2 能源消费预测研究现状 |
| 1.3 本文研究思路及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本文创新点 |
| 第2章 能源消费理论与相关研究方法 |
| 2.1 能源消费的理论基础 |
| 2.1.1 能源的概念及分类 |
| 2.1.2 能源消费指标 |
| 2.1.3 能源消费影响因素 |
| 2.1.4 能源消费空间结构 |
| 2.1.5 能源消费预测的分类 |
| 2.1.6 能源消费预测的步骤 |
| 2.2 能源消费影响因素分析方法 |
| 2.2.1 相关性分析方法 |
| 2.2.2 格兰杰因果分析方法 |
| 2.2.3 IPAT模型 |
| 2.2.4 STIRPAT模型 |
| 2.2.5 LMDI模型 |
| 2.3 能源消费空间结构分析方法 |
| 2.3.1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ESDA) |
| 2.3.2 社会网络分析法(SNA) |
| 2.4 能源消费预测方法 |
| 2.4.1 趋势外推法 |
| 2.4.2 回归分析法 |
| 2.4.3 随机时间序列法 |
| 2.4.4 灰色预测法 |
| 2.4.5 神经网络法 |
| 2.4.6 组合预测法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终端能源消费演变规律 |
| 3.1 终端能源消费现状变化规律 |
| 3.1.1 终端能源消费总量变化规律 |
| 3.1.2 终端能源消费强度变化规律 |
| 3.1.3 人均终端能源消费变化规律 |
| 3.1.4 终端能源消费结构变化规律 |
| 3.2 终端能源消费影响因素变化规律 |
| 3.2.1 生产用终端能源影响因素变化规律 |
| 3.2.2 生活用终端能源影响因素变化规律 |
| 3.3 终端能源消费空间网络变化规律 |
| 3.3.1 整体网络结构分析 |
| 3.3.2 中心性分析 |
| 3.3.3 块模型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终端能源消费总量预测 |
| 4.1 中国终端能源消费总量单一模型预测 |
| 4.1.1 依据终端能源消费总量变化规律预测 |
| 4.1.2 依据终端能源消费强度变化规律预测 |
| 4.1.3 依据人均终端能源消费变化规律预测 |
| 4.2 几种单一模型精确度的比较 |
| 4.2.1 常用精确度评价指标介绍 |
| 4.2.2 贴近度评价方法的原理与构建 |
| 4.2.3 单一模型的精确度比较 |
| 4.3 组合预测模型 |
| 4.3.1 利用标准差法进行组合预测 |
| 4.3.2 利用方差倒数法进行组合预测 |
| 4.3.3 利用最优线性法进行组合预测 |
| 4.4 组合预测模型精度的比较 |
| 4.5 中国2019-2021年终端能源消费预测 |
| 4.5.1 中国GDP估计 |
| 4.5.2 中国人口估计 |
| 4.5.3 中国终端能源消费预测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终端能源消费结构预测 |
| 5.1 单一模型预测 |
| 5.1.1 马尔科夫预测模型 |
| 5.1.2 成分数据变换预测模型 |
| 5.2 组合模型预测 |
| 5.3 中国2019-2021年终端能源消费结构预测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研究成果与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它成果 |
| 致谢 |
（8）全面抗战时期蒋介石行迹研究 ——引“GIS”入人物行迹研究的尝试（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综述 |
| 三、本文创新点 |
| 四、时间界定及其他问题之说明 |
| 第一章 南京抗战时期蒋介石的公务活动轨迹 |
| 第一节 南京抗战时期蒋介石历次公务出行情况 |
| 第二节 南京抗战时期蒋介石公务出行情况小结 |
| 第二章 武汉抗战时期蒋介石的公务活动轨迹 |
| 第一节 武汉抗战时期蒋介石历次公务出行情况 |
| 第二节 武汉抗战时期蒋介石公务出行情况小结 |
| 第三章 重庆抗战时期蒋介石的公务活动轨迹 |
| 第一节 重庆抗战时期蒋介石历次公务出行情况 |
| 第二节 重庆抗战时期蒋介石公务出行情况小结 |
| 第四章 全面抗战时期蒋介石的私人活动轨迹 |
| 第一节 单独的私人出行 |
| 第二节 公务出行中的私人行程 |
| 第三节 全面抗战时期蒋介石私人出行情况小结 |
| 结语 |
| 第一节 全面抗战时期蒋介石行迹基本情况 |
| 第二节 蒋介石行迹之分析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 |
（9）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中国产业竞争力相关研究 |
| 1.2.2 中美贸易摩擦动因相关研究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分析逻辑与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制造业竞争力与国际贸易摩擦:理论逻辑 |
| 2.1 概念界定及本研究指向 |
| 2.1.1 制造业竞争力 |
| 2.1.2 贸易摩擦 |
| 2.2 制造业竞争力与贸易摩擦形成 |
| 2.2.1 制造业竞争力、国家利益与贸易摩擦 |
| 2.2.2 国家利益、国家干预与贸易摩擦 |
| 2.2.3 制造业竞争力引发贸易摩擦的机制和逻辑 |
| 2.3 制造业竞争力与贸易摩擦升级 |
| 2.3.1 制造业竞争力相对变化与比较优势演化 |
| 2.3.2 比较优势演化、产业结构调整与摩擦升级 |
| 2.3.3 制造业竞争力导致贸易摩擦激化的动态过程 |
| 2.4 小结 |
| 第3章 中国制造业发展与中美贸易摩擦的历史回顾 |
| 3.1 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动态变化及其在对外贸易中的反映 |
| 3.1.1 产出结构动态变化与竞争力变迁 |
| 3.1.2 对外贸易发展及其反映的制造业竞争力变化 |
| 3.1.3 竞争力变动趋势的实证分析与描述 |
| 3.2 美国经济发展的结构特征与制造业相对竞争力演化 |
| 3.2.1 美国制造业规模、结构及支柱产业 |
| 3.2.2 美国对外贸易发展及其结构意义 |
| 3.2.3 制造业相对竞争力变动的实证分析与描述 |
| 3.3 中美贸易摩擦发展历程的时间与行业特征 |
| 3.3.1 2001 年-2008 年:以纺织、机电、化工等产品为主的贸易摩擦 |
| 3.3.2 2009 年-2016 年:贸易摩擦向高新技术产业领域蔓延升级 |
| 3.3.3 2017 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的规模、层级和烈度发生新变化 |
| 3.3.4 中美贸易摩擦与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提高具有时间相关性 |
| 3.4 小结 |
| 第4章 制造业竞争力变化引致中美贸易摩擦的逻辑和条件 |
| 4.1 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乃至激化的基本逻辑和条件 |
| 4.1.1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前贸易摩擦 |
| 4.1.2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贸易摩擦 |
| 4.1.3 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提高引发中美行业贸易摩擦的基本逻辑和条件 |
| 4.2 特朗普政府贸易战的经济根源与美方逻辑 |
| 4.2.1 “中国制造2025”在美国引发对抗性贸易政策反应 |
| 4.2.2 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提高是贸易战爆发的经济根源 |
| 4.2.3 中国快速崛起对美国的全球霸权构成挑战 |
| 4.3 小结 |
| 第5章 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冲击 |
| 5.1 新兴产业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 |
| 5.1.1 产业竞争力来源与影响因素识别 |
| 5.1.2 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驱动因素分析 |
| 5.2 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所受影响分析 |
| 5.2.1 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 |
| 5.2.2 华为公司成长历程带来的启示与思考 |
| 5.3 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建议 |
| 6.1 结论与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6.1.1 主要结论 |
| 6.1.2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6.2 中国应对建议 |
| 6.2.1 中美贸易战前景简析 |
| 6.2.2 中国应对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10）“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机理与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与评述 |
| 一、“互联网+”与制造业升级相关研究 |
| 二、“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相关研究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评价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框架 |
| 三、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界定 |
| 一、“互联网+”相关概念界定 |
| 二、制造业升级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二节 相关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创新理论与产业升级理论 |
| 二、西方创新理论与产业升级理论 |
| 第二章 历史维度下互联网+制造业发展规律归纳研究 |
| 第一节 工业革命与制造业发展历史经验 |
| 一、工业革命演进与争论 |
| 二、制造业结构升级一般规律 |
| 三、制造业价值链升级一般规律 |
| 四、制造业竞争力演进一般规律 |
| 第二节 历史维度下制造业发展影响因素 |
| 一、因素一：需求面驱动 |
| 二、因素二：技术面驱动 |
| 三、因素三：人力资本面驱动 |
| 四、因素四：能源机制面驱动 |
| 五、因素五：制度面驱动 |
| 第三节 新工业革命与制造业范式选择 |
| 一、新工业革命浪潮：“互联网+” |
| 二、制造业范式演化与选择 |
| 三、历史维度下中国互联网+制造业升级历史机遇 |
| 四、历史维度下中国互联网+制造业升级面临挑战 |
| 第三章 空间维度下互联网+制造业发展战略比较研究 |
| 第一节 外国互联网+制造业战略梳理 |
| 一、各国先进制造业战略 |
| 二、各国先进制造业战略关键：“互联网+” |
| 第二节 《中国制造2025》战略选择 |
| 一、《中国制造2025》战略背景 |
| 二、《中国制造2025》战略核心与内涵 |
| 三、空间维度下中国互联网+制造业发展战略机遇 |
| 四、空间维度下中国互联网+制造业升级面临挑战 |
| 第四章 “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机理研究 |
| 第一节 “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机理分析 |
| 一、三模型拓展与“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动因理论 |
| 二、社会总生产模型拓展与“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作用机理理论 |
| 第二节 “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动力因素分析 |
| 一、动力一：“互联网+”技术基础与技术融合驱动力 |
| 二、动力二：“互联网+”市场多层次拉动力 |
| 三、动力三：“互联网+”政策支撑力 |
| 第三节 “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作用机理一：基于产业结构视角 |
| 一、“互联网+”促进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升级作用机理 |
| 二、“互联网+”促进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升级作用机理 |
| 三、“互联网+”促进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升级作用机理 |
| 第四节 “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作用机理二：基于价值链视角 |
| 一、“互联网+”促进制造业价值链横向扩张升级作用机理 |
| 二、“互联网+”促进制造业价值链纵向渗透升级作用机理 |
| 三、“互联网+”促进制造业价值链跃迁升级作用机理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互联网+”综合发展水平评价 |
| 一、“互联网+”综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二、“互联网+”综合发展水平评价 |
| 第二节 “互联网+”对制造业升级影响实证分析 |
| 一、变量定义与数据选取 |
| 二、模型设定与检验 |
| 三、结果与分析 |
| 第六章 “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路径选择研究 |
| 第一节 构建“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技术驱动链 |
| 一、“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开放创新驱动路径 |
| 二、“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多层次可持续创新驱动路径 |
| 三、“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协调创新驱动路径 |
| 第二节 构建“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市场驱动链 |
| 一、制造业服务化驱动路径 |
| 二、“中国质造”和“中国智造”耦合驱动路径 |
| 三、国家价值链协同发展路径 |
| 四、链条式一体化管理发展路径 |
| 第三节 构建“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政策驱动链 |
| 一、国家层面的政策优化路径 |
| 二、社会层面的政策优化路径 |
| 三、企业层面的政策优化路径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2002年中国汽车市场突然起飞（论文参考文献）
- [1]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D]. 卢建昊. 北京大学, 2021(09)
- [2]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现代化道路比较研究[D]. 菩提（Budi Kristanto）.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1)
- [3]网络新闻标题的多角度研究 ——以“今日头条”为例[D]. 周莹.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1)
- [4]韩国的对华政策研究2008-2018[D]. 谢斌. 吉林大学, 2019(02)
- [5]全球化背景下国有企业改革研究[D]. 李洋.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6]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研究[D]. 刘登攀.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7]中国终端能源消费演变规律及预测研究[D]. 阮亮.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2019(01)
- [8]全面抗战时期蒋介石行迹研究 ——引“GIS”入人物行迹研究的尝试[D]. 葛娟. 浙江大学, 2019(01)
- [9]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研究[D]. 那振芳. 辽宁大学, 2019(05)
- [10]“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机理与路径研究[D]. 刘淑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