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六届香港亚洲衣料博览会巡礼（论文文献综述）
谢红燕[1]（2017）在《雅加达中华侨团总会与中印尼关系 ——以侨务外交为视角》文中研究指明新中国成立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反苏反共的冷战背景下,对新中国采取遏制政策,使中国的外交发展举步维艰,台湾国民党政府加大对华侨的动员宣传,谋求“反共复国”。在此背景下,海外侨胞成为大陆和台湾政府竞相争夺的资源,也成为新中国打破外交僵局的重要因素。争取侨胞对新中国的好感、认同和支持,不仅有利于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也可以通过侨胞向所在国政府树立新中国文明、进步的形象,提升新中国在国际上的美誉度和认同度。为此,新中国政府不断调整侨务政策,以实现外交战略,形成了典型的“侨务外交”时期。雅加达中华侨团总会作为雅加达地区各侨团的联合体,同时也是沟通侨胞与祖国、侨胞与印尼政府、中国与印尼政府的桥梁,在新中国的侨务外交中扮演重要角色。侨总成立之初便旗帜鲜明地拥护新中国政权,积极与亲台湾分子作斗争,组织开展一系列活动,在促进华社文化、教育、体育、经济等各方面发展的同时,积极宣传祖国,树立新中国文明、发展、进步的形象,对争取侨胞和当地居民对新中国的好感和认同,促进中印尼两大民族的友好相处及两国外交关系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但是,目前学界对侨总关注不多,研究不足,对以侨总为代表的印尼侨团在中印尼外交关系中发挥的作用没有充分的认识。本文拟从侨务外交视角入手,以 !侨总为个案进行研究,在对侨总的发展历程、从事的主要活动进行简单梳理的基础上,总结阐述以侨总为代表的印尼侨团对新中国外交作出的重要贡献,以期让更多人了解侨总的历史地位,同时希望能对当今的侨务外交提供一定的借鉴。
唐湘雨[2]（2017）在《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问题述论》文中研究说明探索落后地区工业化是当今学术界一个有意义的话题。出于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关注与探索,笔者选择了民国时期中国一个相对落后的地区——广西为个案,来探讨民国时期,特别是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的?广西工业化的内部动力与外部助力是什么,及其对广西工业化的影响是什么?广西工业化取得了哪些进步或成就,存在哪些不足?以此来探索落后地区工业化的发展路径。在正文第一部分主要是探讨20世纪30年代以前广西的社会概况。从“混乱的政局”、“衰败的经济”和“落后的习俗”三个方面探讨了新桂系主政前广西社会的基本形状,旨在说明广西工业化是在社会动荡、经济落后与民俗保守的状态下展开的,这些都不利于广西的工业化;但是,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既是广西民众普遍的心愿,也是地方实力派新桂系治理广西的需要,这是广西工业化有利的条件。新桂系主政初期,曾发动“广西经济发展出路问题”的讨论活动,虽然这一活动最后没有达成出题者所愿,但是在启迪心智,动员广西人参与经济建设方面是起了一定作用的。而在此之后出现的历史上第二次全国范围内的“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之论争中,像第一次“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之争一样,虽然也未能达成共识,但是这次论争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广西对于工业化道路的选择。广西工业化是在内部动力的推动与外部助力的促进下开展的。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内部动力,来自商人的投资、手工业的转型与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文章分析了这一时期广西境内的本土商人与外来商人在广西工业化中所处的地位与所发挥的作用。由于广西本土商人力量过于弱小,外来的粤港商人在广西工业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文章考察了以广西最出名的土布业与瓷器业,探讨这一时期广西手工业走上工业化可能性。结果发现,在自然状态下,广西的土布业并未踏上工业化之路,而陶瓷业在广西省政府的扶持下,融资扩建,购买新式生产设备,采用新技术,建立近代工厂管理制度,完成了它的华丽转型,踏上了工业化的道路,说明传统手工业具有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内在动力。以军人为核心的新桂系领袖们不自觉地充当广西工业化的核心力量,尽管在工业化问题上,他们曾忧虑、徘徊,甚至还曾有一些工作失误,但是他们在40年代后坚定地选择工业化道路,并为广西工业化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这三种力量中,广西地方政府是广西工业化的主要动力。落后地区的工业化进程,离不开外部的助力,20世纪30-40年代广西的工业化得到北平社会调查所、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和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大力帮助。在开展大规模工业建设期间,广西地方当局非常注意向省外专家讨教,“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以便有利于广西地方建设事业。同时因“新广西”建设所取得的成绩引起境外人士的关注,他们也纷纷要求到广西参观。除了若干个人访问外,相关团体前来考察的也不少,如北平社会研究所广西经济调查组、中华工业总联合会两广实业考察团、中国工程师学会广西考察团等。广西省政府利用专家学者来桂考察的机会,虚心听取并接受来访者的意见与建议。这些外来人员与团体不仅陈述了在考察中获得的对广西工业建设的观感,而且对广西工业的发展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建议,对广西工业化进程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20世纪30-40年代广西之所以出现工业化的发展势头,这是因为此时遇到了十分有利的“历史契机”,其中这一时期广西交通运输事业的近代化转型为工业化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文章主要探讨广西的水运、陆运、空运以及铁路运输如何实现近代化转型,以及这四大运输如何支持广西工业化。在这四种交通方式中,铁路的作用最为明显,它的出现不仅仅是推动了广西工业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广西工业中心城市的形成。另外,在空运与铁路运输的兴办过程中,明显地可以看到,广西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间存在着某种博弈关系。而战时工厂内迁更为广西工业化带来了新的活力。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各地工厂大量内迁广西,这一时期内迁工厂带来大量资金、技术人才和新动力设备,使广西工业化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不仅出现了规模客观的大工业,而且改变了广西的工业布局,以桂林、柳州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城市由此兴起。文章对于民国以来广西历年的财税状况进行追溯,并对20世纪30年代新桂系政府为筹措资金而进行的财税改革情形进行深入地分析。通过前后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新的财税体系为工业化提供了资金保证,有力地支撑着广西工业化。在正文第五个部分主要是对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发展的历程做一个简短的概述。抗战以前工业化的起步,首先从矿业的近代转型开始,近代化的矿业为广西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抗战前广西的军用、民用工业发展也初现端倪。抗战时期则是广西工业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外省工厂的迁入,给经济技术落后、工业不发达的广西注入了新血液与活力,也极大地刺激了各类工厂的兴办。1938年后省内外工商业者纷纷在桂林、柳州、梧州等地和一些交通方便、特产丰盈的城镇投资建厂,出现广西省前所未有的工业建设热潮。当时的桂林,市区四周工厂烟囱林立,机声隆隆,战时工业盛极一时。桂林、柳州一带成为大后方工业产品供给的“基地”。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高峰则是广西企业公司的建立,文章以广西企业公司为例,分析并探讨了广西工业化的高峰时期,广西企业公司发展的概况,广西企业公司与广西工业化的关系,以及广西企业公司存在的价值。广西工业化在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在日军入侵广西时破坏殆尽,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广西工业化水平几乎回到了民国初建时期的水平。广西地方政府在战后重建过程中,对广西工业化进行了反思,广西地方政府在战后曾有一个较为庞大的工业复员计划,由于缺钱少粮,这一计划几乎没能实现。1947年出版的《广西工业建设之路》,对广西未来的工业化之路进行设置与规划,其中含有某些合理的因素,成为广西工业化最后的绝唱。在正文的最后一个部分,通过对广西与周边省份湖南、四川、广东、云南、贵州西南六省的人口因素、自然禀赋、财政收入等因素的对比分析,发现广西不是天然的“地瘠民贫”,问题的关键是要找到“夹匙失万”中的钥匙。通过对湖南、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西南六省在不同历史时期工业化水平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广西工业化的历程是中国工业史上的奇迹,它比许多同类型的省区都做得好,并取得辉煌成绩,尽管其成果最后被日本侵略者的炮火所摧毁。诚然,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过程中,广西地方政府领导对工业化认识与行为两个方面均存在不足,虽然其某些失误属于“有情可原”,但是为了将来更好的工作,“有情可原”的失误要认真总结,“无情可原”的不足更需要认真总结。从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历程及其工业化过程的诸问题来看,落后地区工业化的路径应该是:坚强有力的地方政府是实现工业化的基本条件;筹措资金是实现工业化的关键因素;善于借助外部力量是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条件;抓住有利时机,发展自己是实现工业化的又一重要条件;激发内在动力是实现工业化的根本条件。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历程是艰难而曲折的,其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都值得我们认真地总结与反思。只有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才可能在将来的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功。
张安华[3]（2015）在《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对外传播研究》文中提出中国传统造型艺术之所以能够绵延至今,除了在本国范围内的传递与传承外,还离不开对域外各国各民族的传播与交流。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包含了书法、篆刻、国画、雕塑、工艺美术、建筑和园林。历史上不同的时期,针对域外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各门类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对外传播活动和海外影响力也不同。从传播学的视域出发来思考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对外传播的动因、媒介、方式、路径和效果问题,结合古今重要的艺术传播现象和传播事实,对各门类传统造型艺术作综合性地宏观把握,当是研究中国传统造型艺术走向世界的一个崭新视角。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对外传播的动因是由审美、文化、政治和经济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个人角度看,向域外传播艺术是满足审美需要、传达思想或谋生赢利的手段；从国家层面讲,则是为了宣扬本国文化、发展对外文化交流或文化贸易的需要。中国传统造型艺术要实现对外传播离不开可以跨越时空界限传递艺术信息的传播媒介和有效的艺术传播方式,现阶段传统造型艺术对外传播的方式主要包括人际传播、印刷传播、影视传播和网络传播四种基本方式,随着技术进步、新媒体不断出现以及媒体融合的加剧,运用跨媒体、多媒体传播艺术信息的综合传播方式是大势所趋。现当代以来,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对外传播的路径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目前传统造型艺术可以依靠以下几种基本路径来实现对外传播：展示路径、市场路径、收藏路径、教育路径、旅游路径、艺术路径以及国际移民等路径。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对外传播的效果是对国外受众的心理、态度和行为产生的影响及其引发的社会效应的总和。从微观的效果而言,一是域外的受众对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审美、批评、研究等认知意识显着增强；二是在认知意识增强的基础上,有可能会引发外国受众的观念乃至行为的变化,特别是域外的艺术家会主动效仿中国艺术风格。就宏观的传播效果而言,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对外传播除了要让国外受众了解、认识中华文化艺术,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增强中国艺术品的海外吸引力和中国艺术家的国际影响力,促使我国文化艺术获得更广泛的国际认同,进而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马丹[4]（2014）在《从“百工之术”到现代设计 ——《装饰》杂志研究（1958-2001）》文中指出《装饰》杂志是我国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设计类综合性学术刊物，创刊于1958年2月，曾于1961年停刊，1980年复刊至今。《装饰》的历程与中国设计发展同步，是中国设计从传统手工文化向现代、后现代设计转型过程的直接反映。本论文第一章从手工业经济布局、经济中心的迁移、官营手工业和民营手工业的历史、行会制度以及百工身份的概述出发，对中国传统手工文化作全面的简单性陈述。建国初期为配合经济发展，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从而催生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成立以及《装饰》杂志的创刊。第二章对《装饰》的历程进行了总结归纳，主要阐述了《装饰》的办刊宗旨、创刊号内容以及停刊与复刊的发展过程。本文的主体部分为三、四、五章，以时间为顺序致力于对《装饰》中传统手工艺向现代设计的转型进行历史性的考量。根据西方对设计史研究的三条线索，转型包括设计的思想转型、形式转型与材料三方面转型。当然，基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这种转型又呈现出中国特有的本土化特征。第三章是对1958—1961年间《装饰》所刊登文章内容的提升，这期间的《装饰》中已呈现有反装饰、提倡理性精神的现代设计思想痕迹。在强调意识形态的时代，这些痕迹只能淹没在政治氛围的包围之中，并未迸发出设计革命的力量。第四章、第五章集中阐释的是1980—2001年20年间《装饰》中现代设计观从无到有的形成过程。第四章分为两个部分，从这一阶段的《装饰》可以看出，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条件下，通过对材料、形式、功能的探索，设计逐渐摆脱政治束缚，面向市场与大众消费，进入了中国现代设计的快速发展时期。以上世纪90年代至2001年第100期《装饰》所刊载的内容为依据，第五章所呈现的是中国设计蓬勃发展的10年。在吸纳西方成果之外，对科学与艺术关系的探讨、对于商业美术之道、对于设计教育的规范化途径以及新兴工艺美术门类的介绍表现出一种认识上的成熟。后工业文明的背景下生态设计观以及计算机技术的引入，使得中国设计快速与世界并轨。第六章主要是从消费文化背景下，阐述《装饰》与当代中国设计的关联。以中外同时期设计比较的方式确立《装饰》在中国设计历史中的价值与贡献，中国设计的最终发展要依靠自身的文化自觉。结论中本论文的论点是通过对《装饰》历程的研究，中国设计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是从反装饰的思想、简约化的形式、现代工业材料的引入三个方面展开。以改革开放为分界线，之前是意识形态的物质化反映，之后是工业化、消费文化在设计活动中的反映。同时，反传统并未消除传统，工艺美术在转型过程中依然是与时俱进、求新发展，形成了手工与机器生产协调并进、互为补充的发展格局。
冯慧[5]（2014）在《正仓院文物所见唐日文化交流 ——以鸟毛立女屏风等文物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日本奈良东大寺内有座举世闻名的仓库—正仓院,内藏数量众多、种类丰富的文物,堪称珍贵的历史、文化、艺术、民俗的宝库。中国国内的唐代文物主要通过发掘遗址、墓葬获得,传世品极少。正仓院所藏文物为我们提供了大量重要的实物数据,按产地大致可以将其分为自唐传来、自朝鲜半岛传来及日本本土制品。这些宝物不但对研究日本的天平文化,而且对研究唐代文物和历史文化,以及中日、东亚、乃至更大范围内的文化交流都具有非凡的意义。正仓院文物在日本堪称国宝,相关研究在日本学界积累颇丰,然而面向一般读者的介绍性文字较多,或者偏重于某一类文物的研究（如文书）,对于一些文物的纵向、横向的深入研究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一些细部问题也需要完善解决,关联文物之间的有机联系研究还存在很大空间。国内学者对正仓院文物的关注虽然越来越多,但深度还远远不够。笔者拟运用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及图像学等方法,对正仓院文物与唐代出土文物及域外相关文物进行比较及关联研究,求深求细。本论文选取鸟毛立女屏风、长柄香炉和金银平文琴等几种藏品,略作尝试,以期后续。第一章绪论部分介绍了正仓院的沿革、开封、整修等基本情况,并分析《国家珍宝账》愿文涉及的几个问题,指出正仓院文物得以保存的日本国内背景。关于正仓院文物的研究状况,本章分析了研究正仓院文物的几个阶段,并介绍了具代表性的机构、学者和成果。中国学界对正仓院文物的关注越来越多,本章一一列举各界成果。第二章以鸟毛立女屏风为出发点,介绍此屏风的概况及各部细节,对屏风的制作地加以讨论,并追溯其构图模式源流。此屏风在绘画方面与中国陕西西安南里王村出土的唐墓壁画中的图像接近,画中仕女的化妆、装束都是盛唐常见样式,鸟毛装饰的工艺也来源于中国,而屏风又是中国的传统家具。凡此种种,都让人觉得其唐风浓郁。但屏风背后所贴“天平胜宝四年”文书与残存的日本产鸟羽都可以证明它其实为日本制造,几扇屏风所表现出的画风差别也证明了这一点。关于第一扇仕女的手持物,笔者认为应该来源于佛教造像中菩萨手持的宝珠。这种意匠为中国图像中所未见,应是日本画师的独特灵感。在印度早期佛教美术中,树木是佛陀的象征之一,后来树下佛陀图渐次增多。中国汉代及以前的树人组合图像相当一部分表现的是神仙世界或与之相关的场面,但未形成单人单树的组合。佛教传入中国后,在各方面给中国带来影响,“单人单树”这一构图模式也进入传统的绘画题材。南北朝后,树下人物图像主要分为两支,一支仍与佛教相关,主要存在与石窟寺与佛教造像中;一支与中国传统思想相结合,融合“树表示仙界”这一概念,形成了竹林七贤系列图画,除了教化意义外,也表示了神仙世界的意味。在“孝能通天”思想的熏染下,北魏出现了林中孝子图,据学人研究,它们也具有表示神仙世界的功能。到了唐代,墓葬壁画中的树下人物图在表现模式上沿袭魏晋传统,但其表现范围和思想内涵显然并不囿于此,其中可能有孝子、列女、高士、贤良,抑或还有箴鉴典范,他们除了表示劝诫意味外,还担任着象征神仙世界的任务。唐中期以后,随着社会风气的转换,树下人物图更多表现的是日常世俗生活的场景,树下人物图也分为两大类,即神仙化类和世俗化类,且“倍得人情”的后一类在唐中期以后逐渐增多,南里王村壁画是其典型代表。这种模式进一步传入日本宫廷,由此才产生了流传至今的鸟毛立女屏风。考察这种图像模式的发展过程,可以管窥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儒、道思想的融合及汉唐间社会风气的转换。鸟毛立女屏风的制作吸取了来自于中国的养分,又加上自己独特风格,从这个意义上说,此屏风不仅凝聚了佛、道、儒文化的融合,还是东西文化交流、中日文化交融的生动体现。第三章以正仓院藏长柄香炉为出发点,梳理所见中日晋唐时期长柄香炉的实物资料,结合文献,讨论其该如何准确命名,将它们分成鹊尾、狮子镇、塔形镇和如意形几类,且根据形制进行时代先后排序,探讨其演变规律。大致说来,鹊尾形香炉出现较早,盛唐时期以后较少见,而狮子镇长柄香炉数量渐渐增多。最早的长柄香炉实物出土于北朝,与之相应,此时图像中的长柄香炉数量也在增多。这个阶段也正是中国佛教的发展高峰期,从这一点判断,长柄香炉也许确实是佛教东传的结果。借鉴化学成分分析的结果,笔者推测黄铜柄香炉和赤铜柄香炉的产地应该在中国。而黄铜冶炼传自于西亚,可以说中国的黄铜制品本身就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产物,从这个角度出发,正仓院藏的长柄香炉也可以说是东西文化交流、唐日文化交流的产物。本章还通过分析图像资料中长柄香炉出现的场合,探讨了其具体用法,认为主要是表示礼敬、导引等作用,而且香炉也不是一般所谓佛教专用道具,它与道教的联系也很密切。最后探讨了香合等香炉的附属用品。第四章围绕金银平文琴进行论述。这一备受瞩目的藏品一直被日本学界认为是来自中国的舶来品。郑珉中曾撰文从古琴形制的角度论证其应为日本工匠仿造中国宝琴的作品,可惜未被学界重视。笔者分析琴身纹饰,认为其中出现的胡人图与中国表示神仙世界的传统绘画题材矛盾,不符合传统纹样的精神内涵,推测其为日本工匠模仿唐琴的制品。而突出琴身表面的平文工艺使古琴不适于弹奏,此琴极有可能用于观赏或祭祀,并非实用品。考古报告中,存在对琴类乐器称谓模糊混乱的现象,笔者分析文献中古琴所蕴含的特质,梳理汉唐时期图像资料（包括敦煌壁画）中的相关乐器,对古琴的辨别提出了自己的判断标准。认为基本上可以将与神仙场面联系、演奏时平置于膝上的乐器定名为古琴,而多种乐器合奏及与乐舞、尤其杂技场面同时出现的似琴物应该并非古琴,而是其它弦乐器,一头触地、斜置于下的“琴”很多时候表现的是卧箜篌。当然,这并非可以绝对化的标准,解读图像中的琴类乐器时,比较客观的做法是综合考虑图像组合及其表示的意义再加以判断,而不能仅仅依靠画面本身所呈现的乐器特征。本章还对东亚的古代琴作了初步介绍,并指出中国琴对朝鲜半岛的玄琴与日本和琴的影响。通过比较以上三种文物,可以发现,当时日本对唐文化的吸收程度并不一致,唐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不容置疑,但不能不承认,部分唐文物的模造品虽得其形,未得其意,至少未得其全意。但是,这丝毫不影响正仓院文物的重要意义,相反,这恰好更加有助于我们以新的眼光更客观地去认识文化交流的种种方面。不管是以屏风为代表的家居品、以长柄香炉为代表的佛具,还是以金银平文琴为代表的乐器,也无论这些文物的制作地是哪里,它们都具有浓郁的唐朝风格。对于唐文化的输入,遣唐使功不可没,本论最后一章探讨了八世纪遣唐使对正仓院可能做出的贡献,而两位中日文化交流史的重要人物吉备真备与鉴真和尚更是对日本文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结合《国家献物账》内容反映的日本国内佛教盛行的背景,指出正是国际大环境与国内社会背景的共同作用成就了正仓院文物的千古流传。
刘景超[6]（2014）在《清末民初女子教科书文化传承与创新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清末至民国初期是社会动荡战乱频繁的时代,内忧频现、外患不断,中华民族危机日趋严重,救亡图存、富国强兵成为时代主题。在此背景下,伴随着西方“男女平等”、“女性教育”等文明观念的传入,近代意义上的女子教育,在清末的中华大地上缓慢萌芽,中国人自办的女子学堂在民间逐渐兴办起来。于是,一系列专门为女子学堂打造的新式女子教科书应运诞生。腐朽没落的清政府虽一再抵制新式女子教育,但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在1907年颁布了《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正式将女子教育纳入官方的学制系统。为了掌控新式女子教科书市场,清政府成立了学部编译局自编女子教科书,并对民间出版的各类教科书实行严格的审定。民国成立后,女子教育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体系,女子教科书的编写也因此走向规范、成熟与繁荣。随着五四运动对“男女平等”的倡导,以及男女合校运动的展开,女子教科书逐渐淡出历史舞台,1922年,中华民国政府确立了不分性别、男女同校的单轨学制,女子教科书完成其历史使命,消失在历史洪流之中。近代的中国被描述为一个“被全球化”的时代,资本主义扩张、帝国主义入侵,以及知识和实践的全球流通,中国被“抛入”世界之中并与异质文化频繁接触、对抗和互动。此时国家、民族、个人身份都处在一个根本性的“再构”之中,女子教科书作为一种文化产品既是这种“再构”直接和有效的工具,又是其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它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水乳交融,积极参与了历史文化塑造。基于这样的认识,本研究主要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检阅清末民初二十几年间的女子教科书,考察其间的文化传承与创新,全文分为五个部分：绪论部分进行论文的基础性工作,涉及到研究的缘起、意义,与论文相关的关键概念的界定,对相关研究文献的梳理评述,在此基础上理出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内容,选择恰当的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是论文的第二章,对清末民初女子教科书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发展历程进行历史性梳理,认为女子教科书的产生与发展经历了四个时期：1895-1906年是女子教科书的初创期,1907-1911年是女子教科书逐步规范期,1912-1919年是女子教科书的成熟期,1919-1922是女子教科书的衰落期。全景式阐述了女子教科书的概貌。第三部分是论文的第三章,作为文章的理论性章节,搭建起女子教科书与文化之间的桥梁。首先阐释教科书的文化本质和功能,认为教科书既是人类文化的载体,也是作为一种对象化的文化存在,它具有文化选择、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的功能。其次,清末民初女子教科书的文化特征体现在文化对象的针对性、文化的时代转型性和文化的中西冲突性三个方面。第四部分是论文的主体部分,包括第四、五两章。通过对清末民初二十几年间各类女子教科书的文本阅读,考察这些文本所进行的文化传承与创新。笔者认为,女子教科书的文化传承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坚持传统的“道德教化优先于才学培养”观念。尽管清末民初女子教科书在才、德观念上有了一些变化,但在处理二者关系时,却仍然沿用了传统文化的惯习——将女子道德发展置于比才学更重要的地位；（3）女子教科书无论是在内容选择还是在编写形式上处处体现出“家为国本”这一传统理念；（4）女子教科书体现出尊孔崇儒与孝道仁义思想的传承；（2）在女性性别理想上,仍然带有传统的“男外女内”的影子。女子教科书的文化创新也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女性身体观念发生了由“家”到“国”的转变；（2）引入“国家”、“社会”观念,塑造现代“女国民”形象；（3）倡导“科学”、“民主”的教育观；（4）提倡自由、平等、自立、自强。第五部分是论文的第六章,反思清末民初女子教科书的文化传承与创新,总结提炼其对当下教科书更好地发挥传承创新功能的启示。笔者认为清末民初女子教科书的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积极作用表现在：促进了女子教育的变革；促进了女性的解放；促进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历史局限性主要表现在：第一,女子教科书的传承与创新出发点并不是真正的妇女解放,在促进妇女自我觉醒的程度上还是很有限的。第二,之所以出现了以女性为中心的各类教科书,是出于女子学堂教学的需要,而非要男性占据主导地位的教科书文化。第三,道德成为女子教科书文化选择的要旨。女子教科书的文化传承与创新首要考虑的是女性的德性发展,而不是女性的个性发展。第四,女子教科书出于强国保种的文化要求,在进行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过程中,强化女性的传统特质,这就限制了女学生的自我认知。第二方面,运用归纳的方法,从特殊上升到一般,从女子教科书到现代一般教科书,认为在发挥教科书的文化传承与创新功能时,首先要考虑教科书的文化传承与创新必须结合实际,包括结合社会历史发展的实际和学生的实际；其次保持文化的开放性,在传承与创新中广泛吸纳古今中外各种文化之长；再次,紧跟时代步伐,充分展现女性新形象,体现女性个性。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归纳了清末民初女子教科书对女性形象建构的基本模式及其深层的思想文化内涵,并对今后的研究进行了展望。同时,提出教科书的编写要以包容和开放的胸怀,兼取传统文化和新文化的精华,这有助于中国文化的发展脚步始终稳健前行。
黄艳华[7]（2014）在《近代上海平面设计发展研究（1843-1949）》文中研究说明近代上海是我国近现代设计的发祥地，最早的报纸广告、霓虹灯广告、广播广告以及中国首个广告业同业公会均诞生于上海。在众多的设计类别中，这一时期的平面设计实践尤为突出，多样化的设计题材、瑰丽多姿的设计图式，勇于革新的设计先驱，具有混合特质的设计风格等，都成了本文意欲展现的风貌。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本文并不局限于对近代上海平面设计具体个案的分析、梳理，而是将设计所处的时代、都市、人文环境以及经济变迁和历史事件相联系起来考察和分析。在探寻上海近代平面设计历史的逻辑规律和发展态势的同时，有重点地展开不同的平面设计品类特征和演变规律的追查，对其不同的发展阶段，试图找出其发展的关键点、矛盾点，尽可能的呈现出平面设计发展的前后更迭、起承转合以及突出的阶段性标志。将设计行为放置到大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展现出上海近代平面设计从形态、元素、结构到价值取向上与西方设计的不同，为人们进一步认识近代上海视觉形式提供了从设计到文化的途径。俯瞰近代上海平面设计版图，不难发现每一次平面设计的重要历史转折点都伴随着相应的城市的演进，如近代上海出版业的辉煌造就了书籍装帧设计的繁荣；近代商战的博弈诱发了报刊广告设计、商标设计及包装设计的大发展；电影、戏剧等娱乐行业的兴盛促进了海报设计的昌兴等。基于上述发展态势，本文整体的研究思路大致如下：全文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从三个方面分析近代上海平面设计的萌芽状态，包括“大上海的崛起”、“印刷术的革新与纸媒体的风行”、“上海设计工业的雏形”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分别说明了近代上海平面设计发生的，必要的经济环境的形成、大众平面媒体环境的形成，以及近代上海设计格局初步形成三方面因素，从中寻找近代上海平面设计的肇因。在接下来的第二阶段，构成了本文的研究主体，用详实、丰富的资料，展示出近代上海平面设计的主要形态。分别是“商业审美趣味下的月份牌设计”、“国货运动与与商标、包装设计”、“消费主义狂潮下的报刊广告设计”、“图案字设计”、“传播新文化的装帧设计”共计五个部分。运用从一般到个别这一研究方法，每一部分的分析都包含了近代上海平面设计某一主要门类的整体情况，同时也兼顾到具体典型个案的叙述，每一部分的叙述都力求既展现出这一类别设计在近代时期的主要样貌，同时通过典型的、具有代表意义的设计个案，呈现出这一设计类别在近代时期的独特性。最后一个阶段，尝试着从近代上海平面设计的风格演进中，进一步总结出近代上海的“上海样”设计风格的形成。全文论述紧紧围绕着近代上海平面设计这一主题而展开，从发展原因到设计形式、内容、风格形成的探究；从近代都市环境到人与设计的互动关系的探寻。有层次的论述了上海近代时期，都市发展对平面设计的影响与推动。最后，本文着重于探讨“海派设计美论”的经验与影响。主要从近代上海平面设计实践中所取得成果总结出，近代平面设计的拓荒性、实践性、先驱性等意义，以及由其奠定的上海独具的“海派”设计风格。并进一步指出，这一风格对于现代中国平面设计的发展影响的重要意义。
张明[8]（2012）在《藏地人类学纪录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化景观理论体现了对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和地理景观象征意义的探索和发掘。地理景观作为一种文化产物和综合景象，反映了社会信仰体系和当地文化的运转过程。影像景观是地理景观和人文景观的映照和呈现，其本身也可以理解为是屏幕塑造的一种景观。和地理景观一样，影像景观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被赋予了不同的解释。人类学纪录片是通过参与观察对现实生活进行客观地“深描”和理性记录，在真实美学原则的导引下，多面向地展示和呈现影像表现主体及其内在涵义的一种记录文本。藏地人类学纪录片可分为文化类、社会类、自然类和宗教类四种。本文依据笔者对藏区跨地域人文地理景观的田野调查，结合对藏地人类学纪录片百年发展史的梳理，将之放置在社会变迁和景观空间演变的视野下进行观照。并通过对游牧生活、茶马古道、神山圣湖等环境空间和社会生活的描述，勾勒出雪域藏族独特而富有丰富内涵的景观轮廓，以及他们的观念信仰和民族特征等。透视藏地纪录片各个不同时期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藏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变迁，以及这种变迁所引致的藏人自我意识和心理的嬗变。文化复兴后的藏传寺院依然随着季节的轮转进行着恒久的仪式，“吃糌粑的人”面对流转的岁月又是如何保持着他们珍视的传统和信仰。藏地人类学影像从不同的视角呈现了藏区社会变迁中的文化形态和人物命运。文化多样性是各族群和社会借以表现其文化的多种不同的形式，多元文化建构的影像元素使得西藏文化多样性的地域特质通过文化演示的方式得以多维呈现和传播，转型期的藏地民族志纪录片承载了与以往不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藏地影像民族志在呈现藏族社会生活事象和多元文化的同时，也为往昔的历史留下了一份可供拷贝和再度分析的影像文化典籍。论文从喜马拉雅文化保护的角度，阐述了现代影像技术在保存人类文明记忆和记录正在消失的文化等方面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角色和重要性。数码影像技术的当代发展为遗产保护和文化传承提供了一个崭新的传播平台，民族志影像化传播对记录和延续史诗“格萨尔”口传文化等非物质文化的精神价值具有重要意义，对茶马古道、唐蕃古道等文化线路的展示也为我们留存了消逝中的民族文化和族群记忆。弗拉哈迪、让·鲁什等纪录片大师为“纪录田野”树立了“分享人类学”的典范，除了时间要素之外，记录的过程也是一个“修缮自我”的过程，它要求创作者以多元文化主义的视角来看待异文化模式，才能真正了解、进入拍摄对象的内心世界。针对“民族志的缺失造成了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许多缺陷”这一实际情形，与国内人类学界提出的“用中文重新写文化”相呼应，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用影像重新写文化”的观点。最后，本文在人类学视野和文化景观理论的支撑下，对藏族人类学纪录片的影像景观进行了概括和总结。影像景观的形塑既有大传统话语体系的意识形态锻造的作用，也是民间社会小传统力量互动营造的结果。
杨亮[9]（2012）在《淄博民间工艺文化与当代产业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淄博——海岱之间古老而神奇的土地,曾经哺育出辉煌灿烂的齐文化,而齐文化不仅是我国一支优秀的传统地域文化,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来源之—和重要组成部分。务实、开放、多元、变革、兼容并蓄的文化品格在“膏壤千里,粟如丘山”且风炎土灼的齐国大地焕发出强大生命力和辐射力,品类繁复、工艺精湛、独树一帜的民间工艺文化便是孕育其中、颇具特色的一枝奇葩。齐文化“重农兴商”的历史传统穿越时空、历久弥新,在21世纪“全球化”的新型经济、文化格局中依然不失借鉴和启迪意义。民间工艺文化更是持续不断地探索新环境中行之有效的发展模式,明晰如何变革民间工艺的传统文化优势形成淄博文化资源的产业优势、如何借助民间工艺的大众文化力量培育出现代化城市的核心竞争力是本文研究的基本目的。在选题、调研和撰写论文的过程中主要使用的研究方法是定性研究中的内容分析法,获得资料的途径包括：实地调查法（与当地的民间艺术家或手工艺者面谈并做记录）、函询法（向当地政府主管部门或民间协会组织发放咨询信函、电子邮件或者打电话）、查阅法（图书馆、民艺馆、博物馆、档案馆和电子资源）等等。历史研究中的时空结合法,在时间与空间的范畴内探索淄博民间工艺文化的发展脉络,阐述事实、揭示意义、解释原因、预测趋势。下面是各部分内容的提要：在引论中明示出淄博民间工艺文化和产业化研究选题的原因和依据。界定民间工艺、文化和产业化等相关概念,并对学术界研究现状进行简要的综述。首先对淄博民间工艺进行类别研究。按照重要性程度依次递减的次序对淄博当地的民间工艺品类进行全面的、客观的历史梳理,理清每种民间工艺的起源、鼎盛、衰落或者消失的时间、地点和代表性事件,由此证明淄博有史以来确实是民间工艺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具体民间工艺品类包括最主要的陶瓷和丝绸（此亦为中国最为典型的传统手工艺）及其衍生品刻瓷工艺、琉璃工艺以及内画工艺、淄砚工艺、铜响乐器、蹴鞠制造工艺等等不一而足。其次深入分析了博民间工艺发展的原因。主要是针对淄博各种民间工艺,分析其产生、鼎盛、衰落和消亡的原因,包括自然地理因素和社会历史因素两部分。比如地理位置、地质地貌、气候气象和自然资源禀赋优势,尤其是煤炭、矿石、铁、铜等主要矿产资源以及农副产品资源等,此为相对稳定的地理决定性。而社会历史因素比之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更为深刻、复杂和富于变化,诸如生产力水平、生产关系状态、国家政治制度、阶级阶层关系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影响和制约。同时,每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所处的社会环境包括流行时尚、风俗习惯等外部因素以及淄博地区广大民众的品格气质、心理素质和价值观念等内在因素都会共同作用于民间工艺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再次全面分析了是淄博民间工艺文化的内涵。第一触及淄博民间工艺文化的精神内核,亦即造物思想。淄博民间工艺文化的造物思想包含民众的智慧与理想,或“备物致用”的实用诉求或“文质彬彬”的审美意趣或“心手相传”的技能巧思,民间工艺匠人借用材质、配方、色彩、线条、形体等工艺语言表达出内心情感和精神追求。第二在淄博民间工艺文化与地方民族传统文化关系的解读中勾勒出淄博民众典型性格特征,摹写民间艺人传统的社会生活与生产状况,关照民间工匠的艰苦奋斗与执着信念。第三归纳淄博民间工艺文化的生命周期性规律,描绘主流民间工艺文化生命中历经“缓慢积累的成长期——理性选择的成熟期——无奈蛰伏的衰退期——华丽转身的复兴期——不可限量的再生期”的跌宕路径,‘藉此在思想上对民间工艺文化发展产业化做出准备。复次是对淄博民间工艺文化当代产业化的研究。首先将上述各种淄博民间工艺再次进行分类,明确不同民间工艺文化资源的归宿问题；然后基于对选择性产业化理念的认同解决“产业化”的道路选择问题。按照选择性开发战略思路进行市场客体分类——文化标本、文化作品抑或文化产品；按照国家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的宏观思路进行淄博民间工艺文化产业的市场角色定位——政府、投资者、劳动者和消费者如何定位；按照多元化市场发展多维思路进行民间工艺文化产业的市场开拓,旅游业、体育娱乐业、艺术品行业、网络市场范畴、国际贸易领域等等。最后对全文内容进行总结并对该选题展开进一步思考。主要结论是：结论之一：淄博民间工艺文化历史悠久、特色鲜明,其发展动因基本确证。结论之二：淄博民间工艺文化有着深刻而独特的内涵。结论之三：淄博民间工艺文化发展产业化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行性。结论之四：淄博民间工艺文化产业化之路需要采取选择性战略并重新进行市场主体界定和有针对性的市场开拓。本文的创新点在：1.研究视角的创新。本论题试图站在社会文化的基点上,将视线向下投射,着眼于一个城市的“小传统”即大众文化,但是并不是回避和排斥“大传统”即精英文化,反而是要努力在精英文化的脉络中摸到大众文化的脉搏,亦即尝试在正统的历史研究成果中找到同时代的大众文化尤其是民间工艺文化现象背后的本质原因。2.对淄博城市形象评价的创新。淄博自古为齐国封地,“五霸之首”、“战国七雄”是其鼎盛的标志性形象。曾经“泱泱大风”的齐国所恃“鱼盐之利”随属地减少逐渐转型成为现代山东一内陆城市,传统的纺织工业、陶瓷工业联合新型煤炭工业和石油工业树立起淄博“工业城市”的形象,然淄博凭借曾经辉煌之“齐国”遗风,欲将重振其文化与经济并立之形象,还原本来应有之面目亦非不可能之事。3.淄博民间工艺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创新。淄博的民间工艺文化以传统陶瓷和丝织工艺为轴心随时代不断演化出新的民间工艺品类,但是现代化机器大生产模式在陶瓷和纺织行业的成功并不能成为其他民间工艺同样可以效仿的佐证。为此本论文提出了“淄博民间工艺文化产业化发展的选择性战略”。简言之,在开发和利用文化产业资源的淄博民间工艺文化资源时要基于“选择性”原则区别对待,多元并行,方能取长补短各得其所。4.淄博民间工艺产业市场道路选择的创新。本论文提出“继续发展轻工制造业（陶瓷工业、丝绸纺织业）、重点开创商业和服务业的创新协作,同时加强外围产业的辅助和保护”的市场开拓思路。特别是民间工艺文化与艺术品市场、旅游业和旅游商品市场、专业批发市场以及国际市场的层次化结合,同时兼顾金融、广告、教育和法律等环境建设。新模式、新思路、新策略和新方法在文化产业战略的大背景下显得益发突出和紧迫。
龙小天[10]（2011）在《当代华服设计的服装构成要素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进入21世纪后,伴随着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悠久的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和传统的服装设计应用元素正迅速成为一只流行于国际时装舞台的时尚奇葩。服饰是华夏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许多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服或礼服作为自己国家身份的表征,令人惋惜的是在当代并没有形成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华夏民族服装制式,我泱泱华夏所面临的是一种服装文化的遗憾和缺失,中国人需要自己的服饰文化表述。华服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具有代表华夏传统服饰艺术和文化的民族服装系列,是国家形象的高度体现,华服设计领域广,并且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呈现一种日益发展的态势。当代华服设计理论的提出,不仅具有理论意义,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不仅能够加深中国服饰文化的内涵,更能够推动中国服装业向高尖端的服装文化理论和高品质国际市场进军,推动服装产业链条的进一步完善和促进服装市场经济的和谐发展,一改服装低端市场占主导的失衡现象。对华服服装构成要素的研究,也就是深入挖掘当代华服设计的显型文化和隐型文化。首先,通过实践考察取得有关华服的资料和图片,理解华服设计的必要性,并以此为基础理论,把考察的资料与文献检索的资料进行汇总、融合,深层次理解华服设计的文化意识内涵。其次,结合中国传统服装的演变发展和服饰特点,列举传统民族服装示例进行对比剖析,深入研究当代华服设计的服装构成要素,明确华服设计的各项服装构成要素的设计标准,包括材料、色彩、款式、工艺、纹饰等方面在华服设计应用中的具体分析。通过对当代华服设计的“显型文化”,即服装构成要素研究做出系统性论述分析,掌握国内外华服设计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发展动态,明确华服的应用领域以及不同种类华服服装设计的样式。最后,完善论文理论体系,深入挖掘其潜在的“隐型文化”是论文的创新点和升华部分,具有一定的使用性与理论意义,架构服装设计美学思想体系,具有前瞻性。当代华服设计的必要性确立了华服设计在服装领域的不朽地位和服装高端市场的领导地位。当代华服设计的服装构成要素研究对服装企业和市场的新型服装发展起到理论指导作用,强化了服装设计的“显型文化”与“隐型文化”互补关系,拓宽了华服服装设计思维,塑造了华服创新的理念,为华服的再设计再发展起到抛砖引玉的指导作用。一个当代的服装事业工作者,应该在祖国发展的整体文化背景下进行服装设计创意,正确地表述服饰文化内涵,挖掘祖国传统的服饰文化,做到学术爱国。
二、第六届香港亚洲衣料博览会巡礼（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第六届香港亚洲衣料博览会巡礼（论文提纲范文）
（1）雅加达中华侨团总会与中印尼关系 ——以侨务外交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及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二战后印尼华社概况及新中国的侨务外交 |
| 第一节 二战后印尼华社概况 |
| 第二节 新中国的侨务外交(1949-1965年) |
| 第二章 雅加达中华侨团总会的成立及组织构成 |
| 第一节 雅加达中华侨团总会的成立及发展 |
| 第二节 雅加达中华侨团总会的组织构成 |
| 第三章 雅加达中华侨团总会开展的主要活动及贡献 |
| 第一节 服务华社 |
| 第二节 加强华侨与新中国的交流和联系 |
| 第三节 促进中印尼民族友好相处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1: 雅加达华侨团结促进会各部负责人及工委名录(1950年) |
| 附录2: 《椰城中华侨团总会章程》(1952年) |
| 附录3: 雅加达中华侨团总会主席团、各部主任及工委名录(第一届) |
| 附录4: 雅加达中华侨团总会主席团、各部主任及工委名录(第二届) |
| 附录5: 雅加达中华侨团总会主席团、各部主任及工委名录(第三届) |
| 附录6: 雅加达中华侨团总会主席团、各部主任及工委名录(第四届) |
| 附录7: 雅加达中华侨团总会主席团、各部主任及工委名录(第五届) |
| 附录8: 椰城中华侨团总会会员侨团名录(第五届) |
| 附录9: 椰城中华侨团总会第五届第七次工作委员会会议记录: |
| 附录10: 椰城中华侨团总会主要侨领生平介绍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问题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学术研究回顾 |
| 三、“工业”、“工业化”、“工业建设”三个概念的界定 |
| 四、创新点与存在的不足 |
| 第一章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历史前提 |
| 第一节 20世纪30年代以前广西社会概况 |
| 一、混乱的政局 |
| 二、衰败的经济 |
| 三、落后的习俗 |
| 第二节 关于“广西经济出路”的两次论争 |
| 一、“广西经济出路”大讨论 |
| 二、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之论争 |
| 三、两次论争的回顾与思考 |
| 小结 |
| 第二章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内部动力 |
| 第一节 商人的参与 |
| 一、广西商业、商人与商会 |
| 二、粤港客商与广西的商业 |
| 三、两广商人与广西工业化 |
| 第二节 广西的手工业与广西工业化 |
| 一、20世纪30年代广西手工业发展概况 |
| 二、传统的手工业与近代工业的关系 |
| 第三节 地方政府的主导 |
| 一、工业化目标从徘徊到确定 |
| 二、广西工业建设的管理机构 |
| 三、工业政策、工业法规的变迁 |
| 四、具体的工业决策行为及其评价 |
| 小结 |
| 第三章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外部助力 |
| 第一节 北平社会调查所与广西工业化 |
| 一、北平社会调查所在广西的经济调查 |
| 二、北平社会调查所与广西工业化 |
| 第二节 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对广西实业的考察及其影响 |
| 一、两广实业考察团组团的由来 |
| 二、两广实业考察团与广西地方政府在广西工业化问题上的互动 |
| 第三节 中国工程师学会与广西工业化 |
| 一、广西考察团与南宁年会 |
| 二、桂林年会与桂林展览会 |
| 三、两次年会对广西工业化的贡献 |
| 小结 |
| 第四章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历史契机 |
| 第一节 交通近代化转型为工业化创造良好环境 |
| 一、水路运输的近代化转型 |
| 二、公路运输快速发展 |
| 三、航空运输后来居上 |
| 四、铁路运输大器晚成 |
| 第二节 战时工厂内迁为工业化带来新活力 |
| 一、抗战时期工厂内迁到广西的基本情况 |
| 二、工厂内迁与广西的工业化 |
| 第三节 财税金融体制改革为工业化提供了资金保证 |
| 一、近代以来广西财税体系的变迁 |
| 二、20世纪30-40年代广西财税体系的改革 |
| 三、广西新财税体系对工矿事业发展的支持 |
| 小结 |
| 第五章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发展概况 |
| 第一节 抗战以前广西工业化的起步 |
| 一、矿冶业的近代转型与初步发展 |
| 二、广西近代工业的崛起 |
| 第二节 抗战时期工业化的快速发展 |
| 一、外省工业的迁入 |
| 二、广西工业快速发展 |
| 三、抗战时期民营工业的迅速发展 |
| 第三节 广西工业化的高峰——广西企业公司 |
| 一、广西企业公司概况 |
| 二、广西企业公司与广西工业化 |
| 三、广西企业公司的价值 |
| 第四节 日军入侵广西对广西工业的破坏 |
| 一、日军对广西一般工业的破坏情形 |
| 二、日军对广西水电事业的破坏情形 |
| 三、日军对广西矿业破坏的情形 |
| 第五节 战后重建与广西地方政府对工业化的反思 |
| 一、战后广西工业重建计划概况 |
| 二、广西地方政府对工业化的反思 |
| 小结 |
| 第六章 比较视野下的广西工业化所取得的成绩与不足 |
| 第一节 比较视野下的广西工业化所取得的成绩 |
| 一、广西与周边五省工业化的基础条件比较 |
| 二、广西与周边五省工业化的程度比较 |
| 第二节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不足方面 |
| 一、对工业化问题认识的不足 |
| 二、对工业化实施的行为不足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对于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历程的认识 |
| 二、对于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诸问题的反思 |
| 三、从广西的经验教训看落后地区工业化的路径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新桂系时期有关广西工业建设的重要文件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3）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对外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对象 |
| 1、中国传统造型艺术 |
| 2、对外传播 |
| 三、研究现状 |
| 1、国外相关研究 |
| 2、国内相关研究 |
| 3、对现状的思考及研究难点 |
| 四、研究方法与意义 |
| 1、研究方法 |
| 2、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对外传播的历史 |
| 第一节 古代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对外传播 |
| 一、先秦——对外传播的最初尝试 |
| 二、汉唐——对外传播的陆路繁盛 |
| 三、宋元——对外传播的海路繁盛 |
| 四、明清——对外传播的高潮衰退 |
| 第二节 近现代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对外传播 |
| 一、晚清——被动对外传播的高峰 |
| 二、晚清民国——中国的主动对外传播 |
| 第三节 当代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对外传播 |
| 一、新中国——对外传播的崭新起点 |
| 二、文革——对外传播的曲折发展 |
| 三、改革开放——对外传播走向繁荣 |
| 第二章 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对外传播的动因 |
| 第一节 审美动因 |
| 一、艺术创作是面向他者的审美创造 |
| 二、艺术作品是召唤他者的审美对象 |
| 三、艺术接受是一种审美再创造活动 |
| 第二节 文化动因 |
| 一、思想依靠艺术传播来传达 |
| 二、宗教借艺术传播宣扬教义 |
| 三、风俗习惯带动艺术的传播 |
| 第三节 政治动因 |
| 一、艺术家个人政治责任 |
| 二、国家文化外交的手段 |
| 三、文化软实力竞争需要 |
| 第四节 经济动因 |
| 一、艺术职业收益的需要 |
| 二、对外文化贸易的推动 |
| 三、经济地位提升的要求 |
| 第三章 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对外传播的方式 |
| 第一节 艺术媒介 |
| 一、艺术媒介的形态 |
| 二、媒介演进与艺术传播方式的多样化 |
| 第二节 人际传播 |
| 一、艺术的人际传播方式 |
| 二、艺术的展示传播方式 |
| 第三节 印刷传播与影视传播 |
| 一、艺术的大众传播方式 |
| 二、艺术的印刷传播方式 |
| 三、艺术的影视传播方式 |
| 第四节 网络传播 |
| 一、艺术的网络传播方式 |
| 二、艺术的综合传播方式 |
| 第四章 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对外传播的路径 |
| 第一节 展示路径 |
| 一、艺术品外展 |
| 二、开放性展示 |
| 第二节 市场路径 |
| 一、画廊的展销 |
| 二、艺术品拍卖 |
| 三、艺术博览会 |
| 第三节 收藏路径 |
| 一、博物馆收藏 |
| 二、私人的收藏 |
| 第四节 教育路径 |
| 一、来华留学教育 |
| 二、海外艺术教育 |
| 第五节 旅游路径 |
| 一、文化遗产地旅游 |
| 二、旅游纪念品销售 |
| 第六节 艺术路径 |
| 一、借助传统表演艺术传播 |
| 二、依靠现代设计艺术传播 |
| 第五章 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对外传播的效果 |
| 第一节 受众意识的增强 |
| 一、审美意识的增强 |
| 二、批评意识的增强 |
| 三、研究意识的增强 |
| 第二节 艺术创作的仿效 |
| 一、东亚造型艺术的全盘“唐化” |
| 二、欧洲洛可可艺术的中国风格 |
| 三、现当代西方艺术的中国基因 |
| 第三节 文化软实力提升 |
| 一、中国艺术品海外影响力提升 |
| 二、中国艺术家国际知名度提升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A 1976-2014年兵马俑外展一览表 |
| 附录B 2003-2004年法国“中国文化年”重点艺术展览项目 |
| 附录C 全球中国艺术藏品丰富的收藏机构一览表 |
| 附录D 20世纪上半叶西方研究中国艺术史的主要学者及着述 |
| 附录E 20世纪下半叶西方研究中国书法的主要学者及着述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发表的论文清单 |
（4）从“百工之术”到现代设计 ——《装饰》杂志研究（1958-2001）（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引言 |
| 第一章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院刊《装饰》杂志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历史沿革概述 |
| 第二节 建国初期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第三节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成立与《装饰》的诞生 |
| 第二章 从“手艺”的思想到“设计学科”理论：《装饰》的创刊与历程 |
| 第一节 《万象》理想与《工艺美术通讯录》精神的融合：创刊过程 |
| 第二节 抛砖引玉，思想争鸣的导线：创刊号的内容 |
| 第三节 为当代人民生活服务：《装饰》的办刊宗旨 |
| 第四节 “大跃进”的困止与“改革开放”的新发：《装饰》的停刊与复刊 |
| 第三章 《装饰》与传统工艺美术展示（1958—1961 年） |
| 第一节 中国版的“装饰与罪恶” |
| 第二节 意识形态的物质化反映 |
| 第三节 理性精神的萌起与构建 |
| 第四节 传统工艺美术的“继往开来” |
| 第四章 《装饰》与现代设计的萌起与大发展（1980—1990 年） |
| 第一节 现代设计的萌起（1980—1985 年） |
| 第二节 现代设计的发展（1986—1990 年） |
| 第五章 《装饰》与现代设计的成长期（1991—2001 年） |
| 第一节 孽缘与天缘：两种文化的对立与共生 |
| 第二节 设计的视野：从“东方之窗”到“世界之门” |
| 第三节 传统工艺美术的现代性演进：新工艺美术门类的产生 |
| 第四节 商业美术之道——求变、求新、求实、求美 |
| 第五节 设计教育：科学、系统、规范 |
| 第六节 “生态文明”的叩门——“自然中心主义”设计观的形成 |
| 第七节 计算机的引入：信息时代设计手段的更新与发展 |
| 第六章 《装饰》与中国设计的历史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之后社会文化转型与新消费观的形成 |
| 第二节 社会转型下的审美文化变迁 |
| 第三节 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下的现代设计 |
| 第四节 从中外设计比较看《装饰》的价值 |
| 第五节 中国设计中的文化自觉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5）正仓院文物所见唐日文化交流 ——以鸟毛立女屏风等文物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东大寺与正仓院 |
| 第二节 正仓院文物的研究状况 |
| 第三节 文物入藏的社会背景—由《国家珍宝账》愿文所见 |
| 第二章 鸟毛立女屏风 |
| 第一节 关于鸟毛立女屏风本体的若干问题 |
| 一 正仓院的屏风 |
| 二 鸟毛立女屏风概况 |
| 三 鸟毛立女屏风各部细节 |
| 四 关于屏风制作者的讨论 |
| 第二节 鸟毛立女屏风的源流 |
| — 屏风 |
| 二 出土的屏风实物 |
| 三 唐代以前墓葬图像中的屏风画及屏风式壁画 |
| 四 唐代树下人物图屏风图像 |
| 五 树下人物图的源流 |
| 六 羽衣及手持物 |
| 第三章 长柄香炉 |
| 第一节 晋唐时期的长柄香炉 |
| 第二节 文书中的正仓院藏长柄香炉及其产地 |
| 第三节 正仓院藏长柄香炉的附属物 |
| 第四章 金银平文琴 |
| 第一节 金银平文琴概况 |
| 第二节 东亚早期琴试探 |
| 第三节 汉唐图像资料中古琴的判定 |
| 第四节 金银平文琴的制作地 |
| 第五章 结论 |
| 八世纪的遣唐使 |
| 吉备真备与鉴真和尚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清末民初女子教科书文化传承与创新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 |
| 一、缘于对“文化传承与创新”这一社会文化热点的思考 |
| 二、教科书的文化功能及清末民初女子教科书的独特性 |
| 三、教科书研究团队的指引与个人的经历 |
| 第二节 研究的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三节 关键词界定 |
| 一、清末民初 |
| 二、女子教科书 |
| 三、文化 |
| 四、文化传承与创新 |
| 第四节 相关研究综述 |
| 一、关于教科书的文化研究 |
| 二、关于近代女子教育及女子教科书的研究 |
| 第五节 研究内容、思路和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清末民初女子教科书之演进 |
| 第一节 新式女子教科书的出现(1895-1906) |
| 一、清末新式女子教科书出现的历史背景与契机 |
| 二、官方意志的违背——学堂、书坊女子教科书的涌现 |
| 三、与旧式女子教育传统相“决裂”——高度自觉的新奇与新派 |
| 第二节 女子教科书的逐步规范(1907—1911) |
| 一、女子学堂章程的颁布与学部的教科书审定制 |
| 二、学部审定教科书 |
| 三、女子教科书的规范化特点 |
| 第三节 女子教科书的日趋成熟(1912—1919) |
| 一、民初教育宗旨与学制的变革 |
| 二、教育宗旨教科书 |
| 三、女子教科书的现代性特点 |
| 第四节 女子教科书的衰落与退出(1919-1922) |
| 一、女子教科书退出的历史背景 |
| 二、五四运动后女子教科书的出版概况 |
| 第三章 清末民初女子教科书之文化阐释 |
| 第一节 清末民初女子教科书的文化属性 |
| 一、女子教科书——文化的载体与传承工具 |
| 二、女子教科书——对象化的文化存在 |
| 三、女子教科书——一种独立而特殊的文化现象 |
| 第二节 清末民初女子教科书的文化本质与功能 |
| 一、女子教科书的文化本质 |
| 二、女子教科书的文化功能 |
| 第三节 清末民初女子教科书的文化特征 |
| 一、文化对象的针对性 |
| 二、文化的时代转型性 |
| 三、中西文化的冲突性 |
| 第四章 清末民初女子教科书的文化传承 |
| 第一节 “重德轻智”——中国传统德才观的传承与演进 |
| 一、“德才有序”——教科书中不平等的“德”与“才” |
| 二、“女子无才便是德”——“重德轻智”在女性身上尤甚 |
| 第二节 “家为国本”观念的传承与演进 |
| 一、“家”、“家族”、“家法”意识的强化 |
| 二、为女性绘制的“家庭”蓝图 |
| 第三节 尊孔崇儒与孝道仁义观念的传承与演进 |
| 一、讲孝道、怀仁爱、达信义 |
| 二、事舅姑、义夫君、睦妯娌 |
| 第四节 内外有别——女性性别理想的传承 |
| 一、女性角色：“女”、“妇”、“母”—“贤妻良母”、“国民之母” |
| 二、女性素养：从“德、言、容、工”到“婉顺、慎言、俭饰、女红’ |
| 三、女性行为：“妇人主中馈”——“女从以教职” |
| 第五章 清末民初女子教科书的文化创新 |
| 第一节 “国家化的身体”——身体观的变革 |
| 一、国民健康的身体——“强国保种”的应有之义 |
| 二、女性身体的“国有化”性质 |
| 第二节 国家社会观念的渗透——从“国民”到“女国民” |
| 一、“国民”意识培养——“无论我是女是男,我都有责任保卫中国” |
| 二、“女国民”——女性公民形象的塑造 |
| 第三节 “科学”与“民主”的新教育观表达 |
| 一、提倡科学,破除迷信 |
| 二、知识图景的呈现 |
| 三、劝勉：“女子宜求学” |
| 第四节 自由、平等、自立、自强观念的涌现 |
| 一、每个人都要自由与自立 |
| 二、女性需要平等、自立和自强 |
| 第六章 清末民初女子教科书文化传承与创新之反思及启示 |
| 第一节 清末民初女子教科书文化传承与创新之反思 |
| 一、清末民初女子教科书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历史推动作用 |
| 二、清末民初女子教科书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历史局限性 |
| 第二节 清末民初女子教科书文化传承与创新之启示 |
| 一、教科书的文化传承与创新必须结合实际 |
| 二、保持文化的开放性,在传承与创新中广泛吸纳古今中外各种文化之长 |
| 三、紧跟时代步伐,充分展现女性新形象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7）近代上海平面设计发展研究（1843-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前人研究成果 |
| 2、核心概念的界定 |
| 3、研究意义与时间界定 |
| 4、研究目的与方法 |
| 5、基本研究框架 |
| 近代平面设计的启蒙（1843-1905） |
| 第一章 “大上海”的崛起 |
| 1.1 大都会的诞生 |
| 1.2 近代上海工商企业 |
| 1.3 近代上海的商业市场环境 |
| 第二章 印刷术的革新与纸媒体风行 |
| 2.1 近代印刷术的变迁 |
| 2.2 近代传媒重镇的形成 |
| 2.3 视觉启蒙——图像的普及 |
| 第三章 上海设计工业的雏形 |
| 3.1 近代设计观念的演进 |
| 3.2 近代设计教育的发展 |
| 3.3 广告公司与设计团体 |
| 近代平面设计的发展（1905-1949） |
| 第四章 商业审美趣味下的月份牌设计 |
| 4.1 月份牌解密 |
| 4.2 月份牌分期 |
| 4.3 作为广告招贴的月份牌画 |
| 4.4 月份牌美女图像意象建构解析 |
| 4.5 月份牌“摩登”效应——近代化的“助推剂” |
| 4.6 “圣化”到“世俗化”的审美趣味的转变 |
| 4.7 月份牌的创作队伍 |
| 第五章 国货运动与与商标、包装设计 |
| 5.1 近代商标设计发展的背景 |
| 5.2 商标图形设计 |
| 5.3 文字商标设计 |
| 5.4 爱国主义情怀下的商标设计 |
| 5.5 包装设计与材料 |
| 第六章 消费主义狂潮下的报刊广告设计 |
| 6.1 消费主义狂潮的到来 |
| 6.2 近代报刊广告设计的流变 |
| 6.3 大众传播媒介的广告设计 |
| 6.4 抗战前夕画黑白画的人 |
| 第七章 “似字非图”的图案字设计 |
| 7.1 “百变千面”的期刊名称字体设计 |
| 7.2 广告设计中的图案字 |
| 7.3 《良友》与图案字 |
| 第八章 传播新文化的装帧设计 |
| 8.1 近代装帧之美 |
| 8.2 近代书刊的封面画 |
| 8.3 人性化阅读的排版 |
| 8.4 近代装帧设计先驱 |
| 小结 |
| 第九章 “海派”设计风格的奠定与影响 |
| 9.1 平面设计观念的近代化 |
| 9.2 平面设计风格的近代化 |
| 9.3 “海派”设计风格的奠定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东方画报》标题设计演变图 |
| 附录二：《PostMercuryDirectory》广告公司信息抽查统计表 |
| 附录三:近代上海装帧设计家一览表 |
| 附录四：上海近代平面设计史大事年表(1843--1949)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参与的项目 |
| 致谢 |
（8）藏地人类学纪录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影视人类学理论综述 |
| 第三节 “人类学”与“纪录片”在中国语境的阐释 |
| 第四节 人类学纪录片的界定与分类 |
| 一、 民族志电影与人类学纪录片的界定 |
| 二、 人类学纪录片的分类 |
| 第五节 在纪录美学与科学性之间 |
| 一、 早期民族志电影的科学性取向 |
| 二、 纪实美学与“科学性”理念的嬗变 |
| 第二章 影像中的藏族社会变迁 |
| 第一节 影像中的近代藏族社会 |
| 一、 费尔希纳等人拍摄的西藏纪录片 |
| 二、 《神秘的西藏》与《西藏巡礼》 |
| 三、 郑君里与《民族万岁》的创作 |
| 第二节 孙明经的早期民族志电影创作 |
| 一、 民族志电影《西康》系列片的拍摄 |
| 二、 《雅安边茶》与《西康跳神》 |
| 三、 中国的“格里尔逊” |
| 第三节 藏地民族志电影的拍摄 |
| 一、 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的特征与类型 |
| 二、 民族志电影《西藏的农奴制度》和《僜人》 |
| 第三章 文化景观视野下的雪域影像 |
| 第一节 雪域影像作为历史重写本 |
| 一、 拉萨的电影物语 |
| 二、 十八军进藏和康藏公路的修筑 |
| 三、 西藏的社会主义改造 |
| 四、 《西藏谍影》与“冷战的孤儿” |
| 五、 中印边界之战 |
| 第二节 雪域自然生态纪录片的景观 |
| 一、 中国登山队登顶珠穆朗玛 |
| 二、 埃德蒙·希拉里：第一个登上珠峰的人 |
| 三、 自然生态纪录片的景观 |
| 第三节 寻找香巴拉 |
| 一、 文化寻根：纪录片聚焦“江河古道” |
| 二、 朝圣：一段心灵的旅程 |
| 三、 在神山圣湖的怀抱里 |
| 第四节 影像媒介的藏地纪录片创作 |
| 一、 西藏电视台的成立 |
| 二、 新影厂西藏站的纪录片创作 |
| 三、 青海电视台纪录片巡礼 |
| 第四章 雪域人类学纪录片的景观空间 |
| 第一节 书写现代藏区农牧民生活 |
| 一、 《藏北人家》对游牧文化的解析 |
| 二、 其他牧民生活的纪录片 |
| 第二节 永远的茶马古道 |
| 一、 《茶马古道》的文化地理景观 |
| 二、 田壮壮的《德拉姆》 |
| 三、 有关茶马古道的其他纪录片 |
| 第三节 藏传佛教纪录片 |
| 一、 纪录片《达赖喇嘛》 |
| 二、 有关十世班禅的纪录电影 |
| 三、 曲静拍摄的《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 |
| 第四节 圣城拉萨的神圣空间 |
| 一、 《布达拉宫》 |
| 二、 《大昭寺》 |
| 第五节 藏地民族志纪录片的拍摄 |
| 一、 中国社科院民族所等机构拍摄的民族志影像 |
| 二、 《三江源》与雪域环境生态变迁 |
| 第五章 藏地人类学影像的文化分析 |
| 第一节 《八廓南街 16 号》的叙事解析 |
| 一、 纪录理念的流变 |
| 二、 怀斯曼“直接电影”理念的影响 |
| 三、 作为叙事的“隐喻” |
| 第二节 哭泣的可可西里 |
| 一、 藏文化的环保观 |
| 二、 康巴环保英雄：扎巴多杰 |
| 三、 从《平衡》到《可可西里》 |
| 第三节 《西藏一年》：影像民族志的新面向 |
| 一、 信仰与仪式的影像解读 |
| 二、 文化复兴和文化多样性 |
| 三、 作为文化展演的民族志影像 |
| 第四节 独立制作人的藏地影像创作 |
| 一、 独立影像的兴起 |
| 二、 民间草根影像的兴起 |
| 第五节 域外经典藏地纪录片速描 |
| 一、 《更敦群培》 |
| 二、 《盐程万里》与其他海外藏地纪录片 |
| 第六章 藏地人类学影像的价值与意义 |
| 第一节 深描：用影像重新写文化 |
| 一、 人类学影像记录范式的现代变迁 |
| 二、 影像对“他者文化”的重构 |
| 第二节 藏地人类学影像的纪录田野 |
| 一、 时间是纪录片的第一要素 |
| 二、 “分享”的记录过程 |
| 三、 多元文化主义的观察视角 |
| 第三节 影像与喜马拉雅文化保护 |
| 一、 博物馆展示与民族志影像化传播 |
| 二、 “格萨尔”口传文化与非遗文化的保护 |
| 三、 茶马古道、唐蕃古道等文化线路的保护 |
| 第四节 藏地人类学纪录片的未来走向 |
| 一、 数字影像技术和网络传播的发展 |
| 二、 人类学纪录片的镜头语言 |
| 三、 人类学纪录片的受众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藏地人类学纪录片年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参与课题 |
| 科研活动 |
| 后记 |
（9）淄博民间工艺文化与当代产业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概念的界定 |
| 三 相关研究现状 |
| 四 主要内容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淄博主要民间工艺类别的历史演变 |
| 第一节 淄博陶瓷工艺的历史演变 |
| 第二节 淄博丝织工艺的历史演变 |
| 第三节 淄博琉璃工艺的历史演变 |
| 第四节 淄博淄川淄砚工艺的历史演变 |
| 第五节 淄博临淄蹴鞠制作工艺的历史演变 |
| 第六节 淄博周村铜响乐器制作工艺的历史演变 |
| 第七节 淄博花灯制作工艺的历史演变 |
| 第八节 淄博其他若干民间工艺杂项 |
| 第二章 淄博民间工艺文化发展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淄博民间工艺文化发展的自然原因分析 |
| 一、淄博民间工艺文化发展的自然地理条件概况 |
| 二、淄博民间工艺文化发展主要自然地理条件之一：矿石资源 |
| 三、淄博民间工艺文化发展主要自然地理条件之二：蚕桑遍植 |
| 第二节 淄博民间工艺文化发展的社会历史原因分析 |
| 一、经济方面的原因 |
| 二、社会方面的原因 |
| 三、小结 |
| 第三章 淄博民间工艺的文化内涵 |
| 第一节 淄博民间工艺文化的内核——造物思想 |
| 第二节 淄博民间工艺文化与地方民族传统文化关系的解读 |
| 第三节 淄博民间工艺文化的生命周期性规律 |
| 第四章 淄博民间工艺文化的当代产业化 |
| 第一节 淄博民间工艺文化当代产业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
| 第二节 淄博民间工艺文化资源的选择性开发理念 |
| 第三节 淄博民间工艺文化产业市场主体角色定位 |
| 第四节 淄博民间工艺文化产业市场开拓策略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工艺美术大师评审工作管理办法 |
| 附录二 《文物法》中有关拍卖、转让和展览的条款 |
| 附录三 山东省实施《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的意见 |
| 附录四 《山东省工艺美术行业调整振兴指导意见(2009-2011年)》 |
| 附录五 《2003-2010年淄博市建设文化大市规划纲要》 |
| 附录六 《淄博市文化产业未来五年的发展规划》(2010年到2015年) |
| 附录七 2007年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摘录 |
| 附录八 《关于宣传文化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 |
| 附录九 张明文《刻瓷歌》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 分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当代华服设计的服装构成要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论文选题的背景 |
| (二) 论文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 研究目的 |
| 2. 研究意义 |
| (三) 国内外有关研究现状 |
| 1. 国内研究现状 |
| 2. 国外研究现状 |
| 一、华服设计的必要性研究 |
| (一) 华服概念的界定 |
| 1. 提出华服概念的客观条件 |
| 2. 华服概念的理论依据 |
| 3. "华服"的界定 |
| (二) 亚洲典型国家的传统民族服装实例研究 |
| 1. 和服的设计特点分析及发展现状 |
| 2. 韩服的设计特点分析及发展现状 |
| 3. 关于研究和服、韩服的总体结论 |
| (三) 国内华服设计现状论述与分析 |
| 1. 华服发展的整体现状 |
| 2. 华服设计的经济效应 |
| 二、中国传统服装中典型的服装示例的演变及其服饰特点 |
| (一) 汉服的演变发展及服饰特点 |
| 1. 汉服的演变与发展 |
| 2. 汉服的服饰形制 |
| 3. 汉服的特点 |
| 4. 汉服发展的现状 |
| (二) 唐装的演变发展及服饰特点 |
| 1. 唐装的演变与发展 |
| 2. 唐装的款式结构特征 |
| 3. 唐装的发展现状 |
| (三) 旗袍的演变发展及服饰特点 |
| 1. 旗袍的演变发展 |
| 2. 旗袍的服饰形制和特点 |
| 3. 旗袍的发展现状分析 |
| (四) 中山装的演变发展及服饰特点 |
| 1. 中山装的演变发展 |
| 2. 中山装的服饰形制和服饰特点 |
| 3. 中山装的发展现状 |
| 三、当代华服设计的服装构成要素的创新性研究 |
| (一) 传统服装示例对当代华服设计的影响 |
| 1. 传统服装在"面料"方面的特点 |
| 2. 传统服装在"色彩"方面的特点 |
| 3. 传统服装在"款式"方面的特点 |
| 4. 传统服装体现在"工艺"方面的特征 |
| 5. 传统服装体现在"纹饰"方面的特征 |
| (二) 当代华服设计构成要素的分析 |
| 1. 当代华服设计材料的选用 |
| 2. 当代华服色彩的选取与搭配 |
| 3. 当代华服设计款式的设计原则 |
| 4. 当代华服设计的工艺要求和纹饰设计 |
| (三) 关于不同华服服装种类的设计思路 |
| 1. 成人加冠礼 |
| 2. 结婚礼仪 |
| 3. 国家领导人出访代表性服装 |
| 4. 省部级领导正式场合用装 |
| 5. 毕业典礼学位服装 |
| 四、当代华服设计的服装服饰文化内涵 |
| (一) 当代华服设计的服装服饰文化——着装礼仪 |
| 1. 正确的着装礼仪、道德修养 |
| 2. 着装礼仪应注重细节 |
| 3. 完备的着装次序 |
| (二) 当代华服设计的服装服饰文化——着装色彩 |
| 1. 中国传统的色彩体系 |
| 2. 中国传统的色彩象征性 |
| (三) 当代华服设计的服装服饰文化——纹样寓意 |
| (四) 当代华服设计的服装服饰文化——数字寓意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四、第六届香港亚洲衣料博览会巡礼（论文参考文献）
- [1]雅加达中华侨团总会与中印尼关系 ——以侨务外交为视角[D]. 谢红燕. 厦门大学, 2017(08)
- [2]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问题述论[D]. 唐湘雨. 华中师范大学, 2017(12)
- [3]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对外传播研究[D]. 张安华. 东南大学, 2015(08)
- [4]从“百工之术”到现代设计 ——《装饰》杂志研究（1958-2001）[D]. 马丹. 东北师范大学, 2014(04)
- [5]正仓院文物所见唐日文化交流 ——以鸟毛立女屏风等文物为中心[D]. 冯慧. 南京大学, 2014(01)
- [6]清末民初女子教科书文化传承与创新之研究[D]. 刘景超. 湖南师范大学, 2014(09)
- [7]近代上海平面设计发展研究（1843-1949）[D]. 黄艳华. 上海大学, 2014(02)
- [8]藏地人类学纪录片研究[D]. 张明. 西南民族大学, 2012(06)
- [9]淄博民间工艺文化与当代产业化研究[D]. 杨亮. 山东大学, 2012(12)
- [10]当代华服设计的服装构成要素研究[D]. 龙小天. 长春工业大学, 20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