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京等地理论界集会纪念李达诞辰100周年（论文文献综述）
董鹏林[1]（2021）在《人民政协界别演进与优化研究》文中认为人民政协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中唯一由界别组成的政治组织,其性质定位和功能优势都需要依托界别才能得以良好实现。界别是组成人民政协的基本单位,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制度产物,在中国制度体系中独树一帜,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制度意义。随着新时代国家治理复杂性的日益增长,基于界别组成的人民政协具有应对国家治理复杂性日益增长问题的制度优势,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彰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不断赋予人民政协新定位新使命,开始深度挖掘人民政协界别制度所蕴含的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基于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明确规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具体步骤,提出了界别优化的问题,足见人民政协界别问题的重要性。既然人民政协界别制度蕴含着丰富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为什么其仍面临社会影响力偏弱,社会认同感不足等问题呢?其原因是复杂的。由此,从其生成演进的历史进程、理论渊源和实践经验、面临的问题与不足等方面来全方位认识和把握人民政协界别相关问题也就显得尤为重要,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意义。界别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当前学术界在中共中央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支撑的基础上,采用政治学、社会学和组织学等学科的理论工具对界别问题进行了丰富的深具启发性和前瞻性的研究,为实现界别进一步优化,推进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发挥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为进一步深化界别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思路和理论资源。尽管如此,学术界对人民政协界别问题仍存在认识不清、论述不透,解释力不足的问题。本文运用系统分析方法、质性研究方法、制度比较方法等方法,对人民政协界别的基本内涵、理论基础、历史演进、面临的不足与优化对策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在强调系统全面的同时也注重针对性,以此来加深社会对人民政协界别制度价值和制度优势的认识和理解。具体而言,论文在结构安排上主要如下: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的选题背景与价值、国内外关于人民政协界别的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方法、创新之处等内容,为本研究的开展奠定了基础。第二章人民政协界别的基本内涵。首先论述人民政协界别的相关概念,如职业代表制、统一战线、协商民主、人民政协以及界与界别等几个概念,为认识界别问题提供良好的理论视角;其次论述人民政协界别的基本特征,主要包括基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产生的政治上的包容性、设置上的平等性、组织上的精英性与运行上的协商性等几方面特征。之后论述人民政协界别的结构与功能,人民政协界别的差序结构有助于政治吸纳、政治社会化以及政治协调等方面的功能。这就对人民政协界别有了一个直观和整体的认识与印象。第三章人民政协界别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中的相关思想,如统一战线思想、政党理论、人民政协思想与人民民主思想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相关思想,如和同思想、中庸思想、仁政思想和天下为公思想等。第四章人民政协界别的演进历程。基于人民政协界别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制度产物的学术判断,将在鸦片战争后产生的“合群”思想作为人民政协界别制度开始萌发的起点。由此可分为,人民政协界别的生成阶段（1840-1948）,确立与曲折发展阶段（1948-1978）,巩固与发展阶段（1978-2012）,快速发展阶段（2012至今）等四个阶段,这表明了界别制度的内生性。其经历了一个长期探索与酝酿而厚积薄发的演进过程,是中国人民的重大制度创造,不仅在中国具有重要制度意义,同时具有世界性的意义。第五章人民政协界别历史演进的逻辑、特征与经验。本章是由第四章衍生出来的,是对第四章人民政协界别历史演进的深入分析,主要分析了历史演进的内在逻辑,也就是推动界别历史演进的主要动力;界别历史演进的主要趋势与主要经验。以此为认识界别面临的问题,提出优化路径奠定基础。第六章新时代人民政协界别面临的不足与优化路径。主要论述人民政协界别面临的问题,包括社会影响力不足、界别设置重叠交叉、界别委员身份认同感不强、界别履职实效性不足等问题。为此,提出优化界别的主要原则,要处理好一元与多元、吸纳性与代表性、扩大政治参与和实现政治稳定三个方面的张力,将这些张力保持在合理范围之内,保证界别制度优势的充分发挥。在此基础上,提出界别优化的具体策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扩大政协界别的社会影响力,调整与优化政协界别设置,改善界别委员结构与履职效果,建立健全界别履职常态化机制平台等几个方面优化策略。本文的创新观点有:一是提出人民政协界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制度成果,是对各类民主制度实践经验的集大成的结果。二是人民政协界别呈现出差序结构,具有政治社会化、政治吸纳与政治协调的功能。三是人民政协界别历史演进是在统战逻辑、资政逻辑和社会逻辑等三重逻辑的互动共构之下实现的。总之,本文立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政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工具来系统研究人民政协界别,丰富了人民政协界别的研究成果,为推进人民政协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提供了理论参考。
任涛玉[2]（2020）在《内蒙古红色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在红色文化价值日益凸显的新时代,传承和发展红色文化成为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客观要求。内蒙古红色文化,是红色文化的区域形态,它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内蒙古的红色革命。它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领导内蒙古各族人民群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改革的实践中形成的极具内蒙古特色的物质、精神文化财富的总和。在新时代,传承和发展好内蒙古红色文化对推进内蒙古民族文化强区战略,实现内蒙古自治区的文化繁荣,乃至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全文以文献研究法为主,调查研究法、多学科交叉研究法为补充,对内蒙古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研究的重点内容是探索内蒙古红色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对策,从传承与发展的角度对内蒙古红色文化进行研究是本文的创新点。论文总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引言主要阐述选题背景、选题意义、研究内容以及国内外研究现状,并介绍了文章的研究方法、研究重点、难点、创新点;第二部分是对内蒙古红色文化的内涵、形成发展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阐述了内蒙古红色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当代价值;第三部分是对内蒙古红色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现状进行剖析,透视内蒙古红色文化在传承与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及存在的问题,对其成果进行肯定的同时,对内蒙古红色文化在传承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解剖;第四部分则是探索如何更好地传承与发展内蒙古红色文化,为进一步推进内蒙古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出相关对策。通过这四个部分的研究,详细的阐述并分析了内蒙古红色文化传承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实际提出相应的对策,为内蒙古乃至全国,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红色文化传承与发展提供借鉴。
田语[3]（2020）在《薛爱华的汉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是20世纪下叶欧美古典汉学界的代表性学者。他在唐代物质文化史、中西交通史、古代文学研究等领域均出类拔萃,堪称一代大家。因为薛爱华在域外汉学界的声誉,国内学术界早在上世纪90年代便已有一些对薛爱华代表作品的译介与评述作品出现,成果斐然。然而相对于薛爱华其人在上世纪域外汉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相对于其汉学论着作品的丰硕和内容的多样化,目前对其展开的译介和研究工作仍旧是相对不充分的。基于此,本论文立足于文本分析,用学术史的、跨文化的方法,对薛爱华的生平经历以及学术研究展开全方位的考察,并将重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本文将梳理与薛爱华汉学研究工作有关的历史性事实,并通过全面收集、整理、研读与分析其汉学研究论着与论文作品,尽可能为学界呈现薛爱华汉学研究的基本风貌;其次,本文将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薛爱华专着作品进行文本细读和专题研究工作,以期从学术视阈与研究方法的范式与因革流变的角度深化对薛爱华不同时期汉学研究模式与特色的理解。其三是自觉得以更为宏观的西方古典汉学发展史视角理解薛爱华的汉学研究,并通过对薛爱华的个案研究形式,以局部照见整体,对认识二十世纪下半叶美国乃至整个欧美古典汉学研究的历史走向、理论特色、学术视阈等更为重大的问题提供一个参考系和管窥之途。具体而言,本文首先对薛爱华之前古典汉学的发展史做一精要的梳理与概述。古典汉学源起自早期西葡天主教士的中国观察,自十九世纪法国学派兴起而蔚为大观。法兰西学院雷慕沙、儒莲、沙畹、伯希和等人,见证着古典汉学研究从稚嫩走向辉煌的进程。古典汉学以语文学为本,重视翻译与注释研究,其传统得到了夏德、劳费尔等学者的发扬,正是他们将这一传统嫁接到美国学术土壤之上,推动了美国古典汉学研究的成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语言系的诞生与发展正是植根于这种历史语境之中。经由莱辛、赵元任、卜弼德等学者的教研实践和薪火相传,而终以期古典汉学研究傲视美国西海岸学术界。薛爱华正是伯克利东语系所培养出的杰出学子,但其学术师承却并非如此简单。薛早年对人类文化、文学作品的广泛爱好孕育了其为学的宽广视野以及为文的丰沛才情;语言学天赋与勤苦使他得以掌握数十种东西方语言,为其广泛利用多国文献开展研究提供了条件;本科人类学的专业训练使得薛爱华能够在文本研究基础上融汇博厄斯派学者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模式;最后,博士师从伯克利卜弼德的学术经历奠定了其汉学研究的语文学底色、视阈与翻译方法上的特点。以前述汉学史及薛爱华学术渊源之梳理与分析为基础,本文从目录学角度审视薛爱华学术研究视阈及其发展。通过收集、整理、研读与分析薛爱华的作品,我们可以勾勒薛爱华汉学研究的基本特点和发展模式:薛爱华的研究按时代先后可分为前后二期。就前期（上世纪50-60年代）来说,薛主要致力于唐五代物质文化史与中西交通研究。《闽国:10世纪中国的南方王国》《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等作皆为此类;后期（上世纪70-80年代）的作品转向神话民俗、道教、道教文学等领域,《神女:唐代文学中的龙女与雨女》《唐代的茅山》《时间海的蜃景:曹唐的道教诗歌》等作皆为此类。本文继而对薛爱华前后期代表作《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时间海的蜃景:曹唐的道教诗歌》开展专题研究。《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以百科全书式的视野和编写体例,通过翻译—注释研究法、人类学研究方法以及合理想象的运用,对唐代南越自然与人文物事做了细致而全面的介绍与描写,并以此勾勒出存在于唐代文献中的南越世界的整体风貌。《时间海的蜃景:曹唐的道教诗歌》的出现标志着薛爱华走上独具特色的道教文学研究道路。通过对曹唐诗歌的文本分析,薛爱华深入探讨了曹唐游仙诗的内涵、母题、主题等问题,并利用其诗作为研究材料,开展针对唐人想象中的道教神仙世界的考证和描写。在文本研究基础上,本文转向对理论问题的探讨。薛爱华的汉学研究有着明确的理论与方法论指导,它以语文学为大宗,在当时的欧美中国研究的浮躁语境中,有着重要的价值与独特性。此外,薛爱华汉学研究的基石——汉文英译理论与实践颇具特色,其保全源语言语义与语境色彩的翻译范式相对于音译和功能性翻译等方法,具有独特优势和价值。最后,因为薛爱华着作等身,且革新了中西交通史、名物考证研究、道教研究等领域的研究现状,也因为薛爱华在学术社团实践、教学活动、社会活动等方面为中国研究和中国文化传播所作出的贡献,我们认为,从20世纪下半叶域外汉学的整体大局看,薛爱华可称为美国乃至整个欧美中国研究界古典汉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
崔延力[4]（2019）在《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群体理论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考验磨难无往而不胜,关键就在于不断进行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结合新的实践不断做出新的理论创造,这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党的历史证明,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党的领袖群体。众所周知,延安时期是中共领袖群体从幼稚不断走向成熟稳定的时期,也是党的理论创新取得重大成果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历史时期。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新时代,全面总结与概括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群体理论创新的宝贵经验,对于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时代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促进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艰苦曲折的斗争,多次改选和调整,从遵义会议到党的七大,最终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袖群体。期间中共领袖群体逐渐从一个不够健全、不够成熟和不够稳定的群体,逐渐发展成为党的历史上最优秀、最杰出和最成熟的领袖群体之一,为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实践主体。延安时期党的领袖群体具有显着的历史特点,他们不仅拥有丰富的革命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以及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而且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具有艰苦奋斗和勤俭节约的优良品质,这些历史特征彰显了他们已经具备了理论创新的基本能力。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群体开展理论创新面临着复杂的时代背景:第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全国性的大党,因此,党的使命与责任要求党的领袖群体必须开展理论创新,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第二,中共处于复杂的矛盾斗争当中,迫切需要党的领袖群体开展理论创新,以应对复杂多变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第三,中共面临着严重的理论挑战,既要揭露国民党“假三民主义”的威胁,也要清除党内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因此,党的领袖群体必须通过开展理论创新,应对党内外出现的理论挑战;第四,党内生动活泼的理论研究为党的领袖群体的理论创新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理论氛围;第五,陕甘宁边区相对安定的和平环境为党的领袖群体开展理论创新创造了一个稳定的环境。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群体的理论创新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一方面,坚持古为中用,立足于民族自身,继承与弘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党的领袖群体理论创新的文化之根;另一方面,坚持世界眼光,立足于时代,在反复分析、比较和研究的基础上,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党的领袖群体理论创新的文化之魂。延安时期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共领袖群体通过四个方面举措开展理论创新:第一,以广泛深入的学习运动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第二,通过调查研究促进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第三,将中国革命的经验上升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四,重视大批理论工作者的“智囊”作用。延安时期,党的领袖群体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历史文化,根据不断变化的革命实践,通过多种途径,最终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新民主主义理论、武装斗争理论、统一战线理论、群众路线理论以及党的建设理论,这些理论成果是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凝结了党的领袖群体的智慧结晶,是真正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通过系统考察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群体开展理论创新的历史发展脉络,全面总结与概括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群体开展理论创新的历史经验与启示,得出:第一,坚持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理论创新的主导;第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和抵制错误文化思潮;第三,坚持把理论创新继承性和时代性有机结合;第四,坚持把实践作为理论创新成果正确与否的唯一原则;第五,坚持从人民群众的智慧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只有这样,才能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增强党的理论自信与文化自信。
闫立光[5]（2019）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日一衣带水,两千多年来,和平友好是主旋律,两国人民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不仅促进了各自的发展,也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但是,近代,日本在军国主义思想的支配下曾一度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并先后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侵华战争,特别是1931年至1945年间进行的长达十四年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且由此产生和引发的系列战争遗留问题对中日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后,转变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政府,为恢复发展中日邦交关系和维护国家人民的利益,在抗日战争胜利初期国民党政府和解放区政权初步处理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基础上,通过制定灵活性的政策、采取多元化的举措,开展了努力推进该问题解决的大量工作。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这一研究主要集中在某一个问题或某一个阶段,更多侧重于微观维度的考察,而从宏观维度系统探究较为薄弱。加之,201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四十周年,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因此,无论是着力于学术研究点而言,还是基于时间节点来说,全面检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实践,总结经验,启迪未来,十分必要,也意义深远。正是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在承继和分析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为基本要素和切入点,立足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坚持问题导向,综合运用文献分析、系统分析、历史分析、交叉研究等方法,多源爬梳、搜集和挖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文献、档案馆馆藏档案、代表性党报承载的报道和国外的部分史料等,从宏观透视和微观探究的双重向度历史地、系统地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推进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实践逻辑,进而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并为今后更好地解决问题给出了启示、提出了浅薄建议。具体而言,本论文主要分六章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进行研究。第一章是绪论。本部分主要介绍了文章的选题背景,分析了其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以分类的方式对国内外学术界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研究的相关方面进行了述评。在该基础上,说明了本文研究的逻辑框架、采用的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之处。由此,系统回答了为什么要开展这一研究、如何进行研究等问题。第二章是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相关概述。本部分主要阐释了核心概念的基本方面,重点对作为本文研究的关键词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产生根源、主要内涵、基本特点等三个维度进行了探究。首先,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及其投降的性质、国民党挑起内战影响对日罪行的清查、战后世界冷战及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等方面分析了该问题产生的背景根源。其次,在明确本文研究的内涵之后,从历史认知、战争赔偿、领土争端、日遗化武、日本战犯与日侨等方面论及了该问题包括的基本要素。在以上两个方面的基础上,概括了该问题所具有的特点。这一章节主要回答了是什么的元问题,为下面开展研究提供了逻辑前提。第三章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依据及基础。本部分主要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主要依据什么,以什么思想为指导,在什么实践基础上解决该问题。国际上形成的涉及处理战后遗留问题的法律性文件、惯例以及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两国发表或签署的相关文件为中国共产党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历届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相关论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和解放区中国共产党对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早期处理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解决该问题奠定了实践基础。第四章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中国共产党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实践。本部分主要梳理和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中日邦交正常化这一期间中国共产党推进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实践。具体而言,该章节以问题意识为导向,较为详细地回顾和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借助民间外交灵活解决日侨回国问题,坚持人道主义原则改造审判酌情释放以宽大处理日本战犯问题,着眼大局对日提出并解决国家层面战争赔偿问题,通过临时集中掩埋初步处理日遗化武问题等方面。之后,简要总结了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实践成效及其对于中日恢复邦交关系具有的积极推动作用。第五章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国共产党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实践。本部分主要梳理和分析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中国共产党对新与旧、历史与现实并存或凸显的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应对与处理的推进实践。其与上一章节共同构成了本文研究的重点内容。具体而言,这一章节仍然坚持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系统回顾和概括了中国共产党驳斥纠正日本右翼势力错误的历史认知问题,深入处理日遗化武问题,应对中日钓鱼岛领土争端问题以及表态支持民间对日索赔问题等方面的实践。之后,简要总结了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成效及其对于维护历史事实、和平正义、国家和人民利益,以及扞卫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意义。第六章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经验与启示。本部分是规律性凝练与前瞻性启示。这一章节,首先对中国共产党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历史进程总结出其始终坚持原则性问题不动摇、始终着眼中日发展大局、始终重视民间友好力量、始终遵循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等解决问题的基本经验。在此基础上,结合尚未彻底解决的若干问题,提出了一以贯之地同日本右翼势力做坚决斗争,争取日本友好力量的支持与人民的理解,遵循国际法推进领土争端问题的和平解决,制定多元化保障措施彻底销毁日遗化武,加强党和政府对民间索赔工作支持力度等前瞻性启示和建议。总而言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政府在推进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无论是从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还是恢复和发展中日邦交关系,抑或是扞卫和平与正义来讲,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因此,系统梳理和透视这一期间中国共产党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实践逻辑,深刻总结基本经验,提出启示建议对于今后最终解决问题或有所裨益。
胡喜如[6]（2019）在《习近平管党治党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历史使命,也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之不懈奋斗的前进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牢记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并执着奋斗、砥砺前行,从历史和现实需要出发,高度突出党的领导及党的领导作用的发挥,强调在中国,党是领导一切的,并矢志认为,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必须高度重视党的自身建设。由此基础上,习近平登高望远、守正出新,开启了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工程,围绕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发表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出台了一系列新方针、新举措,形成了系统完善、具有科学理论价值和强大实践威力的习近平管党治党思想。它是全党全国人民在新时代背景下推进国家各项事业发展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科学指南和行动纲领,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关于管党治党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管党治党理论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开辟了中国共产党人管党治党的全新局面。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回溯研究方法对习近平管党治党思想进行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习近平管党治党思想是习近平在对我党历史发展、现实问题和未来走向的深刻把握中形成的。自古以来,思想是时代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在陕北农村艰苦的知青岁月使习近平深刻和零距离地感受并体会了中国农村和中国百姓的真实生活现状,激励和促使他在未来几十年的从政生涯中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思想,以及强烈责任使命的担当意识,这是习近平管党治党思想产生的思想根源。而且,作为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习近平的家庭、学习和工作背景使其谙熟马列主义经典着作,这些思想中关于管党治党的相关理论,为习近平管党治党提供了方法论和理论支撑,这是习近平管党治党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而中国共产党90多年来历届中央领导集体对管党治党的丰富实践,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党内长期积累和产生的各种矛盾、问题的尖锐倒逼,急切呼唤我党以新的理论新的举措来回应和化解这些矛盾危机,这是习近平管党治党思想产生的现实基础。习近平管党治党思想目标明确,内容丰富,涵盖和涉及到了管党治党的方方面面。在目标层面,习近平着眼于建设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党,着眼于党能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着眼于能使绝大多数党员干部都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在内容层面,习近平立足于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立足于把思想建设作为基础性建设,立足于以基层为重点推进组织建设,立足于锲而不舍狠抓作风建设,立足于把纪律建设作为管党治党治本之策,立足于构柱架梁推进制度建设,立足于把打赢反腐败斗争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作为照耀我党前行的火炬,习近平管党治党思想还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高度的使命担当、诚挚的为民情怀、鲜明的问题导向、清新的务实风格。并伴随有中央八项规定、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等完备的实践支撑。作为新时期全面从严治党的科学指南,习近平管党治党思想不仅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而且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就其理论价值而言,是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管党治党理论的新发展,是对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管党治党历史经验的新总结,是对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格局的新突破。就其现实意义而言,推动了管党治党从宽松软向严紧硬的新转变,实现了党风政风社风的根本好转和党的生机活力的新呈现,而且还为贯彻践行“四个全面”和“四个伟大”提供了行动的新指南。鉴于此,我们必须深刻学习、用心领会、坚定贯彻好习近平管党治党思想,使其对全体党员干部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指导我们强党兴党伟业的茁壮向前发展。
杜立芳[7]（2018）在《刘少奇研究史》文中指出“刘少奇研究史”,将对刘少奇生平思想宣传和研究的发生发展、主要内容和演变过程进行研究,对刘少奇研究的各个方面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研究,对每个历史时期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进行相关的背景条件分析阐述,概括其研究的特点和价值,并将选取代表作,对内容、思想、成就、方法乃至缺陷进行理论性的分析和评论,点面结合,是刘少奇研究成果较为全面的系统的细致的梳理和评介,是展现刘少奇研究的发展史。这个课题尚未有人进行过系统的研究,这使本课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开拓性和创新性。对刘少奇的生平思想的研究进行研究,有助于总结刘少奇的生平思想研究的经验教训,有助于推动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发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等的进一步研究,不仅具有重大的思想理论价值,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萌芽和端倪（1919.5-1949.9）。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耻辱救亡和中国工人运动时代的到来催促对刘少奇这一革命人物的宣传和研究。这一时期的宣传和研究主要包括:少小时的他评和自评;生平事迹的报刊报道;中共党内评价;简要的刘少奇传记作品。刘少奇重要着作的出版也有重要宣传和研究意义。总体而言,这一历史时期的研究成果相当有限,大都是对刘少奇的革命实践活动以及在经济、政治、党建、统战、教育等各方面思想理论的真实报道和出版宣传,研究是零星的、不系统的,是刘少奇革命实践和理论活动最初的研究宣传资料,这些研究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宣传了中国革命。《中共的幕后首脑——刘少奇》一文由民国时期创办的《新闻杂志》于1949年4月17日第3卷第1期发表,这篇文章呈现出“篇幅长、详细具体”深度报道的特点,是1949年之前刘少奇评传中引人注目的一篇。此文作为代表作分析评述。第二章零星和希望（1949.10-1966.5）。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宽松的社会氛围、编辑出版《刘少奇选集》提上日程、炭子冲刘少奇旧居对外开放等等,使有组织有计划地研究刘少奇生平思想有了可能性,由于刘少奇是不主张对自己的宣传研究的,没有《刘少奇选集》等真材实料做支撑,对刘少奇生平和思想科学研究很难开展起来,研究成果也只能是零星的,多见于一些文章理论的宣传、对刘少奇活动的一些报道和一些老同志对刘少奇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性文章。它们是极其宝贵的原始资料,也是开展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的一些基础资料。建国后十七年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呈现出政治化倾向明显,研究成果具有预热性、宣传性、不系统性等特点,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实践上推进和理论上积累的价值。《刘少奇同志在山东》是在“大跃进”的热潮中编着出的诸多宣传报道性的小册子之一,主要记录了刘少奇在山东的视察情况,是此时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刘少奇地域性生平活动报道的小册子。吕振羽、江明《跟随少奇同志返回延安》,记述了刘少奇1942年3月到1942年12月底期间回延安途中革命斗争的历史,展现了英明决断、光辉伟大的领导人形象,是一篇幅较长的回忆文章。这儿都视为代表作分析评述。第三章曲折和歪曲（1966.5-1976.10）。即“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大革命”严重干扰破坏了学术研究的正常秩序。“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被非法打倒,刘少奇研究多为污蔑伪造不实之词,是“失真”的研究。“失真”的研究集中体现为:报刊杂志文章对刘少奇的大批判;各类书籍小册子对刘少奇的批判；中共党史书对刘少奇污陷、批判,而此时张志新等喊出人民心声。这一时期中国大陆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具有政治宣传性,歪曲性、粗糙性等特点,没有任何学术价值,而有不少研究的教训可以记取。《粉碎刘少奇叛徒集团》一书,主要是对炮制出来的一个个所谓的刘少奇叛徒集团进行批判,同时也对刘少奇很多思想言行进行批判,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批判刘少奇书籍,这里作为评介的代表作。这时大陆外的研究略显客观,如美国洛厄尔·迪特默《刘少奇》等。第四章澄清和成熟（1976.10-1998）。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刘少奇百年诞辰。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年,中国处于徘徊中前进的状态。学术界学术研究的局面尚未打开,刘少奇研究依然属于学术禁区。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全面进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思想、政治、文化等政策环境的改变为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的正常化、学术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后,刘少奇研究的春天开始到来。最初,研究的文章较多,多是纪念性的,或者着重批判林彪、“四人帮”对刘少奇制造的种种污蔑不实之词,带有拨乱反正、澄清历史是非的性质。由于《刘少奇选集》和他的各种专题文集相继出版,刘少奇研究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积累,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始,对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推进,水平也不断提高,出版的书籍逐步增多,研究涉及到刘少奇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活动以及在经济、政治、党建、统战、教育、文艺等各方面思想理论。1988年7月陈君聪《刘少奇的思想理论研究》出版,1992年1月陈绍畴《刘少奇在白区》出版,1992年8月王世谊《刘少奇党建思想研究》出版,1993年4月商孝才《刘少奇哲学思想研究》出版,1996年1月谭献民《刘少奇建党思想与民族传统文化论纲》出版,1996年9月黄峥编《刘少奇的最后岁月（1966-1969）》出版,1997年7月李万青《刘少奇统战思想研究》出版,1996年9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刘少奇年谱》出版,1998年10月《刘少奇传》出版,等等。刘少奇百年诞辰之际,掀起了刘少奇研究和宣传的高潮,研究宣传刘少奇的图书总数达到60种之多。总体看来,这一时期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经历了由比较粗线条的勾画到逐步走向深入的过程。这一时期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还原了历史的真相,还原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真实过程,还原了被歪曲的刘少奇的光辉形象和风貌。研究中中国共产党的决策指导思想、领袖的思维逻辑方法和道德风范一览无遗,发挥了正能量的教育和引导功能。《刘少奇在白区》一书,系统地记述了刘少奇在白区的斗争实践活动和思想理论上作出的独特贡献,是刘少奇白区工作研究最具权威性和最有代表性的着作,文中作为刘少奇实践和思想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进行评介。《刘少奇党建思想研究》一书对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方面主要思想理论作深刻、多方面的考察研究,是第一部深入系统地研究刘少奇党建思想的专着,文中作为刘少奇思想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进行评介。在众多学术成果中,生平研究成果《刘少奇年谱》和《刘少奇传》最引人瞩目。《刘少奇年谱》,以翔实可靠的历史文献和档案材料为依据,对人物资料进行了具体的考证和梳理,准确、真实、客观、全面地反映了刘少奇的生平事迹、革命实践、思想发展和理论贡献。《刘少奇传》,以大量文献档案、回忆录、采访录为基础,记述了刘少奇光辉的一生,反映了刘少奇在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的丰功伟绩。文中对生平研究成果《刘少奇年谱》与《刘少奇传》进行了比较性的评介。第五章巩固和深化（1999-）。全国各地各类研讨会的举办和刘少奇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的成立等研究平台的搭建,再加上刘少奇相关文献资料的进一步出版,为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和更为丰富的研究素材。学术界对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向全面和纵深方向发展,研究内容涵盖刘少奇生平思想的各个历史时期和各个方面,一些研究论着具有新领域的开创性,思维角度方式方法都比较新颖,丰富了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1999年至今,出版了60多本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研究专着。2001年2月鲁彤等《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出版,2001年12月胡长水等《刘少奇之路:一个伟人的奋斗与命运》出版,2005年7月王双梅《刘少奇与抗日战争》出版,2006年1月黄峥执笔《王光美访谈录》出版,2008年陈成文等《刘少奇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出版,2009年1月黄祖琳《刘少奇家世》出版,2011年5月徐占全等主编《工运领袖刘少奇》出版,2014年5月董一冰《刘少奇民生思想研究》出版,等等。这一时期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呈现研究内容的纵深性,研究成果形式的多样性,学术研讨和成果汇集呈现的常态化,特别是研究的现实视角和问题意识突出这些特点和价值。《刘少奇家世》一书,探寻了刘少奇家世的渊源历史,详细地介绍了众多的与刘少奇关系密切的亲属人物,这本书是在对家世人物生平事迹进行仔细调查和资料搜集的基础上完成的,史料价值突显。此书视为代表作分析。《刘少奇民生思想研究》一书,记述了刘少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关于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素质的一系列民生思想理论,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刘少奇的民生思想,是研究刘少奇民生思想的第一本专着,开拓了刘少奇思想新领域的深入研究,文中作为刘少奇思想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进行评介。王光美,与刘少奇共同生活了20年的妻子,作为刘少奇的秘书和最亲近的人,是刘少奇一手资料的获得者,对刘少奇宣传和研究贡献卓着,如刘少奇早期的口述资料和生平活动工作笔记,资料、文物的保存和捐赠以及纪念会和研讨会的参加,她还撰写和发表多篇回忆文章。访谈论着《王光美访谈录》,主角仍是刘少奇,文中对此进行了探究论述。希望通过本课题的研究,给以后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提供一些经验教训方面的参考,并推动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推陈出新、更出彩出色。
赵晓晖[8]（2017）在《将天国建在人间—谢颂羔（1895-1974）的文化理想与人生实践》文中研究表明谢颂羔（1895-1974）,笔名济泽,英文名Zong-KaoZia（简称Z.K.Zia）,曾长期担任广学会的编辑部主任,兼任沪江大学教授,是近代中国基督教本土化的代表人物之一,与胡适、陈垣、张伯苓、丰子恺等近代文化名人都有交往。他一生有着译近200部,发表文章600多篇,在宗教教育、文学翻译及创作、青少年教育、社会启蒙等多方面均有不凡成就,在民国时期影响很大,但1951年后退出了历史舞台,以致湮没无闻,至今尚无人对其进行专门研究。本文为揭示这一类型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及其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贡献,在大量搜集一手资料和深入考证、实地走访的基础上,首次对谢颂羔的文化理想和人生实践进行了全面研究,对他的思想和成就进行了分析,并对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进行了思考。本文共八章。鉴于谢颂羔被湮没很深,前四章主要考述了他的家世背景、求学经历、人生实践及与各界友人交游的情况,并进行了相应的分析,纠正了目前学界的一些错误,构成了进一步研究的基础。第一章《时代境遇与思想根源》查考了基督教进入宁波的经过并对谢颂羔的家庭出身进行了深入考证。家庭出身使得基督教文化在他的成长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起构成了他的思想根源。第二章《文化人格的形成》通过梳理谢颂羔的中英文着述,结合国内外校史资料拼接出了他的求学经历。中西合璧式的教育培养了他的人格,留学经历给他造成了强大的冲击,造就了他对西方文明的态度,影响了他的人生观、世界观。第三章《人生实践的过程及结局》综合各种史料还原了谢颂羔的人生实践,他深受基督教"社会福音"思想的影响,要求自己"既能说,又能行",为用基督教改变中国人而奋斗。第四章《人生的拓展》通过多方印证的方法爬梳了谢颂羔与胡适、丰子恺、贺川丰彦等大量中外友人交游的经历及内容。他的交游以基督教为中心,又不仅仅局限于基督教中人。通过与这些友人的交游,丰富和拓展了自己的人生,同时感染了朋友,也影响了社会。后四章是本文的主要部分,论述了谢颂羔文化理想的内容及其在各方面实践的成就,对其翻译、着述中所表现的社会政治及宗教文学思想作了深入分析与评价,并探究了他对现代公民社会建设的贡献。第五章《文化理想的三个维度》分析了谢颂羔整合中国传统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并辅以科学创造新的中国文化的理想,并就他对"人格救国"理念的发展和宗教教育的观点进行了阐述。第六章《着译实践及其思想意蕴》论述了谢颂羔在编辑翻译、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的贡献。第七章《教育实践及其思想意蕴》主要论述了谢颂羔在编写教材、为青少年提供读物及英语教育方面的成就。第八章《社会启蒙实践的一种范式》分析了谢颂羔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他所做的启蒙工作,有显性启蒙和隐性启蒙两个维度,重点突出了他的公民观、妇女观及家庭观在现代中国的价值。本研究以谢颂羔为标本,运用"内部的他者"的概念,比较全面地研究了谢颂羔在各个方面的成就,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同时突破了"内部的他者"专指进入某一系统主体的外国人这一局限,更加侧重中西文化对他的影响和他作为基督徒对当时社会的贡献,从而加深了对那一个时代和当时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认识。本文还强调了在弱势文化与强势文化进行接触的时候,作为弱势文化"内部的他者",更应注意自己角色定位的问题,有助于学术界对以谢颂羔为代表的近现代基督教知识分子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使跨文化研究能在一个更为客观的中西文化交流背景上展开。
张国伟[9]（2017）在《马克思主义着作在中国的出版与传播（1899-1945）》文中研究表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历来是学术界的重要课题,既有的研究多倾向于从内容翻译、文本变迁、重要观点解读和图书版本等方面展开研究。但它的传播,不只是思想内容层面的传布,更有媒介的物质力量的流动。清末以来的印刷技术,经历了从雕版印刷到以铅活字印刷为主的重大变化。以铅字印刷为基础的出版活动日益受到人们的信赖,并逐渐成为新型的产业,主动参与到社会文化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来。20世纪初叶,在马克思主义不断壮大的过程中,这些物质化的图书报刊的大量生产和传播,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另一种形态。本研究将借助传播学和文化研究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将研究视角放回到历史语境中,分析彼时新式传媒如何塑造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群体,怎样刊载呈现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社会情境下,如何出版发行马克思主义着作,以及社会规则对马克思主义着作出版的影响,以此考察作为文化现象和产业形式的出版与马克思主义着作及其思想在中国传播之间的关联和互动。本论文在大量阅读、梳理1899年至1945年有关马克思主义着作书刊出版史料的基础上,重新呈现了以若干经典着作为代表的中译本马克思主义着作在中国不断被引入、传播的历史过程,考察了传媒与早期思想传播者的关系,出版形态对马克思主义着作的影响,各种出版机构的出版发行活动,社会环境对马克思主义着作的态度,以及马克思主义着作的传播影响等内容。通过对此类图书在当时中国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出版、发行、流通和阅读等一系列环节的重新呈现和分析,把对思想传播的研究转化为对图书着作的传播研究,从而探讨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如何形成改造社会的重要思想力量。本研究重点查阅了《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民国时期总书目》、《生活全国总书目》以及近几年出现的《民国时期出版书目汇编》、《红藏》等资料,发现了不少以往未被注意的马克思主义着作中译本,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图书目录数据库。研究通过查阅相关档案,收集和统计了中译本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不同版本的定价和发行量等信息,考察了彼时出版机构为此类图书制定的出版策略,对比分析了多种马克思主义着作的营销活动。研究还同时发现,中国共产党和党的积极分子组织的出版机构在马克思主义着作的出版活动中,已经主动运用出版产业的运作规律;上海的中小型出版机构在1930年代出版了彼时大部分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和通俗类图书通过这些工作,本研究呈现了马克思主义着作及其内容在中国传播的不一样的图景。马克思主义着作在中国的出版与传播,并非只是单纯的图书出版流通活动,而是涉及到多种因素,是一个复杂曲折的历史过程。清末民初,印刷技术的改进,形成了新的出版形态,为新思想的出现提供了基础准备;出版的变迁,既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的形成,也影响着马克思主义着作的出版;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各种出版机构均开始重视马克思主义着作的出版发行,文化追求、政治理想、商业利益等因素都发挥着作用,而上海中小型出版机构在此间表现非常活跃,出版销行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着作;马克思主义着作的出版传播,不仅与出版行业有密切关系,还受到法律、政府规定等社会因素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具有的革命性思想性,经由早期图书报刊的传播和展示,在社会上形成了初步的认同。这一认同又经出版业和传媒机构的表征,在社会上逐渐产生了更深层的认同,刺激了新一轮的着作出版和传播。这些发现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为传播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参考。
董丽琼[10]（2017）在《政治现代性的地方成长及其困境 ——以二十世纪上半叶温州学生群体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温州学生群体为研究对象,探究其在不同社会背景下的自我认知、角色追求及实践行动,揭示其与政治现代性的地方成长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清末民初,科举停废与教育维新推动温州本地读书人实现过渡与转化。从旧式科举士人到出国留学生,从新式学堂学生到在外就读的大学生,借助教育体制改革和新文化运动,实现代际更迭和新旧嬗递,同时塑造出地方社会的政治、文化新格局。进入1920年代,随着学制改革提供的契机,地方中等教育发展逐步完善,学生数量不断增加。各种新式传播媒体广泛应用,学生刊物亦蓬勃出现,学生不仅在文本和话语中表达出明确的角色定位,而且在以学生运动为主的集体政治实践中构建出一个“身份群体”。除了内部塑造以外,学生也接受了政府和政党的外部规训。抗战时期,受民族主义鼓舞的温州学生积极投入到各种爱国救亡实践中,既有直接从军的报效祖国行为,也有通过各种艺术形式参与抗战宣传,然而勇敢牺牲之外,亦有迟疑退让的惧敌心态,以及在不同党派之间的政治选择,这正是学生政治行动主义的多元表现。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和地方教育界试图从一个失序的社会中恢复和重建教育的独立性,却对于学生中因日益不满和党派影响等因素叠加而造成不断出现的学潮无可奈何。这些学潮涉及国家、地方、校园政治等诸多方面,还有学生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基本立场,暴露出的是对国民政府的无限失望。二十世纪上半叶温州学生群体对政治现代性的追求及实践,揭示出学生的政治参与热情及民族主义情感,但因受制于年龄、心理层次及特殊时代背景等诸多因素,在当前成长阶段并不能完全转化成更深层次的理论性思考和造成更为广泛的现实影响,这也许是政治现代性成长过程中的困境。
二、北京等地理论界集会纪念李达诞辰100周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北京等地理论界集会纪念李达诞辰100周年（论文提纲范文）
（1）人民政协界别演进与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价值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价值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人民政协界别的基本内涵 |
| 2.1 人民政协界别的相关概念 |
| 2.1.1 职业代表制 |
| 2.1.2 统一战线 |
| 2.1.3 人民政协 |
| 2.1.4 协商民主 |
| 2.1.5 界与界别 |
| 2.2 人民政协界别的基本特征 |
| 2.2.1 政治上的包容性 |
| 2.2.2 设置上的平等性 |
| 2.2.3 组织上的精英性 |
| 2.2.4 运行上的协商性 |
| 2.3 人民政协界别的结构与功能 |
| 2.3.1 人民政协界别的差序结构 |
| 2.3.2 人民政协界别的主要功能 |
| 第3章 人民政协界别的理论基础 |
| 3.1 经典马克思主义中的相关思想 |
| 3.1.1 统一战线理论 |
| 3.1.2 政党理论 |
| 3.1.3 民主政治理论 |
| 3.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的相关思想 |
| 3.2.1 统一战线思想 |
| 3.2.2 人民政协思想 |
| 3.2.3 人民民主思想 |
| 3.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相关思想 |
| 3.3.1 和同思想 |
| 3.3.2 中庸思想 |
| 3.3.3 仁政思想 |
| 3.3.4 天下为公思想 |
| 第4章 人民政协界别的演进历程 |
| 4.1 人民政协界别的生成阶段(1840-1948) |
| 4.1.1 合群救国思想的兴起与各界联合的实践(1840-1910) |
| 4.1.2 政党中心主义的确立与职业代表制思想的传播(1911-1926) |
| 4.1.3 国共政争与职业代表制的制度实践(1927-1948) |
| 4.2 人民政协界别的确立与曲折发展阶段(1948-1978) |
| 4.2.1 “五一口号”的发布与人民政协会议的召开(1948-1949) |
| 4.2.2 代行人大职权期间政协界别的设置与运行(1949-1954) |
| 4.2.3 人大召开后政协界别的曲折发展(1955-1966) |
| 4.3 人民政协界别巩固与发展阶段(1978至2012) |
| 4.3.1 “阶级”话语的空间压缩和重塑 |
| 4.3.2 改革开放新时期各界别整合与发展 |
| 4.3.3 “界别”概念的提出与界别设置的不断调整 |
| 4.4 人民政协界别快速发展阶段(2012 至今) |
| 4.4.1 新时代大统战格局的提出及对界别发展的意义 |
| 4.4.2 专门协商机构的新定位与各界别的发展 |
| 4.4.3 政协界别优化问题提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日程 |
| 第5章 人民政协界别历史演进的逻辑、特征与经验 |
| 5.1 人民政协界别演进的三重逻辑 |
| 5.1.1 人民政协界别演进的统战逻辑 |
| 5.1.2 人民政协界别演进的资政逻辑 |
| 5.1.3 人民政协界别演进的社会逻辑 |
| 5.2 人民政协界别演进的主要特征 |
| 5.2.1 宏观层面:政协界别基本结构的日趋完善 |
| 5.2.2 微观层面:政协界别调整策略的综合运用 |
| 5.3 人民政协界别演进的基本经验 |
| 5.3.1 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 |
| 5.3.2 坚持同人民政协性质定位相适应 |
| 5.3.3 坚持服务党和国家中心任务 |
| 第6章 新时代人民政协界别面临的问题与优化路径 |
| 6.1 当前人民政协界别面临的主要问题 |
| 6.1.1 政协界别制度的社会影响力不足 |
| 6.1.2 政协界别设置重叠交叉与涵盖面不足 |
| 6.1.3 政协界别委员的身份认同感不强 |
| 6.1.4 政协界别常态化履职机制不健全 |
| 6.2 人民政协界别优化的基本原则 |
| 6.2.1 处理好一元领导与多元合作间的张力 |
| 6.2.2 处理好政治吸纳与利益代表间的张力 |
| 6.2.3 处理好政治稳定与政治参与间的张力 |
| 6.3 人民政协界别优化的主要路径 |
| 6.3.1 扩大政协界别的社会影响力 |
| 6.3.2 优化政协界别设置与界别委员结构 |
| 6.3.3 增强界别委员的身份认同感 |
| 6.3.4 建立健全界别常态化履职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2）内蒙古红色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选题背景 |
| 2.选题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1.国内研究现状 |
| 2.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 |
| 1.研究内容 |
| 2.研究方法 |
| (四)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一、内蒙古红色文化概述 |
| (一)内蒙古红色文化的内涵 |
| (二)内蒙古红色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
| 1.内蒙古红色文化的形成 |
| 2.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内蒙古红色文化的发展 |
| 3.改革开放后内蒙古红色文化的新发展 |
| (三)传承与发展内蒙古红色文化的当代价值 |
| 1.坚持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 |
| 2.内蒙古民族文化强区战略的需要 |
| 3.推动内蒙古革命老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
| 二、内蒙古红色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现状 |
| (一)内蒙古红色文化传承与发展取得的成绩 |
| 1.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 |
| 2.红色文化理论研究 |
| 3.红色文化教育活动 |
| 4.红色文艺事业 |
| 5.红色文化旅游发展 |
| (二)内蒙古红色文化传承与发展存在的问题 |
| 1.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力度低 |
| 2.红色文化品牌未形成 |
| 3.红色文化内涵彰显不足 |
| 4.传播内容同质化,传播渠道单一 |
| 三、新时代传承与发展内蒙古红色文化的对策 |
| (一)科学开发利用和保护红色文化资源 |
| 1.科学开发利用红色文化资源,树立资源保护意识 |
| 2.完善红色文化资源保护法律法规,规范开发保护流程 |
| 3.加大财政投入,吸引专业人才 |
| (二)打造民族特色红色文化品牌 |
| 1.融合地域文化,突出民族区域特色 |
| 2.改变运营模式,引导多方融资 |
| 3.完善基础设施,形成红色文化旅游产业链 |
| 4.规范管理机制,提高从业人员素质 |
| (三)重视高校红色文化建设 |
| 1.将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 |
| 2.将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 |
| (四)创新红色文化传播内容与方式 |
| 1.挖掘红色文化精神内涵,创新传播内容 |
| 2.创新红色文化传播方式,拓展传播渠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3）薛爱华的汉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中西方研究情况概述 |
| 1.1.1 中国学术界的薛爱华研究 |
| 1.1.2 西方汉学界的薛爱华研究 |
| 1.2 主要研究内容和思路框架 |
| 1.3 关键词的界定与解释 |
| 1.3.1 汉学与中国学 |
| 1.3.2 语文学与古典汉学 |
| 1.3.3 中古中国 |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古典汉学传统与薛爱华汉学研究的学术资源 |
| 2.1 古典汉学的萌芽与发展 |
| 2.2 法国古典汉学(1814-1945) |
| 2.3 美国古典汉学的起步与劳费尔的开拓 |
| 2.4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语言与文学系古典汉学研究的发展 |
| 2.5 卜弼德的汉学研究 |
| 2.6 薛爱华的早年生活与学术渊源 |
| 2.6.1 从西雅图到伯克利 |
| 2.6.2 博厄斯派人类学与薛爱华 |
| 2.6.3 卜弼德的影响 |
| 第三章 对薛爱华汉学论着的目录学审视 |
| 3.1 薛爱华学术专着概览 |
| 3.2 薛爱华汉学学术论文概览 |
| 3.3 基于目录学的历时性分析 |
| 第四章 《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研究 |
| 4.1 成书背景 |
| 4.2 对《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内容与体制的讨论 |
| 4.2.1 主要内容 |
| 4.2.2 内容与结构上的特点 |
| 4.2.3 《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研究方法论析 |
| 4.3 《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征引性注释考析 |
| 4.4 勘误 |
| 第五章 《时间海上的蜃景:曹唐的道教诗歌》研究 |
| 5.1 写作背景与动因 |
| 5.1.1 薛爱华汉学研究的转向和道教研究的深入 |
| 5.1.2 《曹唐的道教诗歌》的创作目的 |
| 5.2 《曹唐的道教诗歌》内容与体制 |
| 5.3 母题研究与曹唐游仙诗的内涵与主题 |
| 5.4 道教仙境考证学 |
| 5.5 订正 |
| 第六章 薛爱华汉学研究理论与方法论 |
| 6.1 “我是一名语文学者” |
| 6.2 语文学研究的特点 |
| 6.3 语文学研究之于古典汉学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
| 6.4 薛爱华汉文英译理论与方法论 |
| 第七章 薛爱华与美国的中国研究 |
| 7.1 薛爱华所处的美国中国研究历史发展阶段 |
| 7.2 书斋内外:薛爱华对美国古典汉学的贡献 |
| 7.3 薛爱华汉学研究的缺憾 |
| 7.3.1 不重视对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等因素的分析与探讨 |
| 7.3.2 一部分论着作品结构编排不合理 |
| 7.3.3 论文写作的文学色彩所带来的问题 |
| 7.3.4 材料引征上的几个问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薛爱华论着目录 |
| 附录二 薛爱华生平 |
| 附录三 薛爱华获奖情况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4）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群体理论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背景及其研究价值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研究的价值 |
| 1.2 概念的界定 |
| 1.3 研究现状综述 |
| 1.4 研究思路及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群体的形成与巩固 |
| 2.1 遵义会议后中共领袖群体的变化 |
| 2.2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与新的领袖群体形成 |
| 2.3 1943年3 月中共领袖群体的新变化 |
| 2.4 中共七大中共领袖群体的最后形成 |
| 2.5 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群体的历史特点 |
| 第三章 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群体理论创新的时代环境 |
| 3.1 中国共产党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党 |
| 3.2 中共处于错综复杂的矛盾与斗争之中 |
| 3.3 中共党内生动活泼的理论研究 |
| 3.4 中共的理论面临严重的挑战 |
| 3.5 陕甘宁边区相对安定的和平环境 |
| 第四章 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群体理论创新的文化意蕴 |
| 4.1 深谙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蕴含 |
| 4.2 在中西文化交融中的启蒙与教化 |
| 4.3 科学与民主新文化的直接洗礼 |
| 4.4 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为之坚信不疑 |
| 第五章 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群体理论创新的途径与方法 |
| 5.1 以广泛深入的学习运动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 |
| 5.2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关键在于调查研究 |
| 5.3 将中国革命的经验上升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
| 5.4 重视大批理论工作者的“智囊”作用 |
| 第六章 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群体理论创新的主要成果 |
| 6.1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创新 |
| 6.2 武装斗争理论的创新 |
| 6.3 统一战线理论的创新 |
| 6.4 群众路线理论的创新 |
| 6.5 党的建设理论的创新 |
| 第七章 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群体理论创新的经验与启示 |
| 7.1 坚持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理论创新的主导 |
| 7.2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和抵制错误文化思潮 |
| 7.3 坚持把理论创新的继承性与时代性有机结合 |
| 7.4 坚持把实践作为理论创新成果正确与否的唯一原则 |
| 7.5 坚持从人民群众的智慧中汲取丰富的营养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作者简介 |
（5）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相关概述 |
| 2.1 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产生根源 |
| 2.1.1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及其投降的性质 |
| 2.1.2 国民党挑起内战影响对日罪行清查 |
| 2.1.3 战后世界冷战及美国对日政策转变 |
| 2.2 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主要内涵 |
| 2.2.1 历史认知问题 |
| 2.2.2 领土争端问题 |
| 2.2.3 战争赔偿问题 |
| 2.2.4 日遗化武问题 |
| 2.2.5 战犯日侨问题 |
| 2.3 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基本特点 |
| 2.3.1 历史的延续性 |
| 2.3.2 内容的广泛性 |
| 2.3.3 处理的复杂性 |
| 2.3.4 较高的敏感性 |
| 第3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依据及基础 |
| 3.1 法律依据 |
| 3.1.1 处理战后遗留问题的国际法律文件 |
| 3.1.2 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的相关国际惯例 |
| 3.1.3 中日两国签署的带有法律性的文件 |
| 3.2 理论基础 |
| 3.2.1 毛泽东关于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论述 |
| 3.2.2 邓小平关于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论述 |
| 3.2.3 江泽民关于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论述 |
| 3.2.4 胡锦涛关于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论述 |
| 3.2.5 习近平关于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论述 |
| 3.3 实践基础 |
| 3.3.1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的早期处理 |
| 3.3.2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处理 |
| 第4章 邦交正常化之前中国共产党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实践 |
| 4.1 灵活解决日侨回国问题 |
| 4.1.1 制定日侨回国的方针计划 |
| 4.1.2 进行日侨回国事宜的沟通 |
| 4.1.3 集中分批地协助日侨回国 |
| 4.2 宽大处理日本战犯问题 |
| 4.2.1 遵循人道主义原则改造日本战犯 |
| 4.2.2 组织开展对日本战犯的侦讯工作 |
| 4.2.3 陆续地审判与宽大释放日本战犯 |
| 4.3 对日提出战争赔偿问题 |
| 4.3.1 酝酿和确定对日索赔政策 |
| 4.3.2 同日方交涉战争索赔问题 |
| 4.4 初步处理日遗化武问题 |
| 4.4.1 设立日遗化武处理机构 |
| 4.4.2 初步集中深埋日遗化武 |
| 小结 |
| 第5章 邦交正常化以来中国共产党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实践 |
| 5.1 驳斥纠正历史认知问题 |
| 5.1.1 严正批评日本右翼错误历史言行 |
| 5.1.2 强化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记忆 |
| 5.1.3 推动中日双方开展共同历史研究 |
| 5.2 深入处理日遗化武问题 |
| 5.2.1 促使日方承担销毁化武责任 |
| 5.2.2 协助日方开展化武销毁工作 |
| 5.2.3 敦促日方加快销毁遗弃化武 |
| 5.3 应对中日领土争端问题 |
| 5.3.1 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
| 5.3.2 坚定不移维护钓鱼岛主权权益 |
| 5.3.3 促使双边协商解决钓鱼岛争端 |
| 5.4 表态支持民间赔偿问题 |
| 5.4.1 明确民间受害者的对日索赔权 |
| 5.4.2 支持民间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 |
| 小结 |
| 第6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经验与启示 |
| 6.1 中国共产党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历史经验 |
| 6.1.1 始终坚持原则性问题不动摇 |
| 6.1.2 始终高度重视民间友好力量 |
| 6.1.3 始终着眼中日关系发展大局 |
| 6.1.4 始终遵循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
| 6.2 中国共产党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现实启示 |
| 6.2.1 一以贯之地同日本右翼势力做坚决斗争 |
| 6.2.2 争取日本友好力量的支持与人民的理解 |
| 6.2.3 遵循国际法推进领土争端问题和平解决 |
| 6.2.4 制定多元化保障举措彻底销毁日遗化武 |
| 6.2.5 加强党和政府对民间索赔工作支持力度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后记 |
（6）习近平管党治党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依据和选题意义 |
| 1.1.1 选题依据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习近平管党治党思想研究概况 |
| 1.2.2 习近平管党治党思想研究现状述评 |
| 1.3 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
| 1.4 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
| 1.4.1 研究的思路 |
| 1.4.2 研究的方法 |
| 1.5 论文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1.5.1 论文研究重点 |
| 1.5.2 论文研究难点 |
| 1.5.3 论文研究创新点 |
| 1.6 相关概念辨析 |
| 1.6.1 管党治党的内涵 |
| 1.6.2 全面从严治党的内涵 |
| 第2章 习近平管党治党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及基础条件 |
| 2.1 习近平管党治党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
| 2.1.1 中国面临的国际背景 |
| 2.1.2 中国面临的国内背景 |
| 2.1.3 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党情状况 |
| 2.2 习近平管党治党思想产生的理论来源 |
| 2.2.1 马列经典作家的管党治党思想 |
| 2.2.2 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管党治党思想 |
| 2.2.3 中国优秀的传统政治文化 |
| 2.3 习近平管党治党思想产生的个体条件 |
| 2.3.1 革命家庭的严格熏陶 |
| 2.3.2 优秀显着的个人品格 |
| 2.3.3 知青岁月的艰苦锤炼 |
| 2.3.4 从政经历的长期磨砺 |
| 第3章 习近平管党治党思想的科学内涵 |
| 3.1 习近平管党治党思想具有清晰的战略目标 |
| 3.1.1 努力建设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党 |
| 3.1.2 努力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 |
| 3.1.3 努力使广大党员干部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
| 3.2 习近平管党治党思想具有明确的主旨内容 |
| 3.2.1 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
| 3.2.2 持之以恒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 |
| 3.2.3 以基层基础工作为重点深入推进党的组织建设 |
| 3.2.4 锲而不舍以永远在路上的精神狠抓作风精神 |
| 3.2.5 坚定不移地把纪律建设作为管党治党治本之策 |
| 3.2.6 以立柱架梁的战略勇气深入推进制度建设 |
| 3.2.7 把打赢反腐败斗争作为全党必须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 |
| 第4章 习近平管党治党思想的理论品格和实践支撑 |
| 4.1 习近平管党治党思想的理论品格 |
| 4.1.1 强烈的忧患意识 |
| 4.1.2 高度的使命担当 |
| 4.1.3 诚挚的为民情怀 |
| 4.1.4 鲜明的问题导向 |
| 4.1.5 清新的务实风格 |
| 4.2 习近平管党治党思想的完备实践支撑 |
| 4.2.1 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 |
| 4.2.2 八项规定的重磅推出 |
| 4.2.3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启动 |
| 4.2.4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的开展 |
| 4.2.5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的全面铺开 |
| 第5章 习近平管党治党思想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
| 5.1 理论价值 |
| 5.1.1 是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管党治党”理论的新发展 |
| 5.1.2 是对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管党治党”历史经验的新总结 |
| 5.1.3 是对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格局的新突破 |
| 5.2 现实意义 |
| 5.2.1 推动了管党治党从“宽、松、软”向“严、紧、硬”的新转变 |
| 5.2.2 实现了党风、政风、社风的根本好转和党的生机活力的新呈现 |
| 5.2.3 提供了“四个全面”和“四个伟大”科学贯彻的行动新指南 |
| 结语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7）刘少奇研究史（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前言 |
| 第一章 萌芽和端倪(1919.5——1949.9) |
|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背景下的特定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研究特点和价值 |
| 第三节 《中共的幕后首脑——刘少奇》 |
| 第二章 零星和希望(1949.10—1966.5) |
| 第一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的研究准备和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研究特点和价值 |
| 第三节 山东人民出版社《刘少奇同志在山东》 |
| 第四节 吕振羽、江明与《跟随少奇同志返回延安》 |
| 第三章 歪曲和曲折(1966.5——1976.10) |
|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背景下的“失真”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研究特点 |
| 第三节 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卫东》编辑部《粉碎刘少奇叛徒集团》 |
| 第四章 澄清和成熟(1976.10—1998)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新时期研究条件和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研究特点和价值 |
| 第三节 陈绍畴与《刘少奇在白区》 |
| 第四节 王世谊与《刘少奇党建思想研究》 |
| 第五节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刘少奇传》 |
| 第五章 巩固和深化(1999—) |
| 第一节 1999至今研究的有利条件和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研究特点和价值 |
| 第三节 黄祖琳与《刘少奇家世》 |
| 第四节 董一冰与《刘少奇民生思想研究》 |
| 第五节 王光美的宣传和回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8）将天国建在人间—谢颂羔（1895-1974）的文化理想与人生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意义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时代境遇与思想根源 |
| 第一节 基督教进入宁波 |
| 第二节 美国长老会在宁波的早期活动 |
| 第三节 丁韪良入甬与谢行栋受洗 |
| 一、丁韪良来华 |
| 二、谢行栋受洗 |
| 第四节 严父谢志禧 |
| 第五节 谢颂羔的童年 |
| 小结 |
| 第二章 文化人格的形成 |
| 第一节 从育英书院到东吴大学 |
| 第二节 赴美求学 |
| 第三节 爱情与奋斗 |
| 小结 |
| 第三章 人生实践的过程及结局 |
| 第一节 初返祖国 |
| 第二节 加入广学会 |
| 第三节 经历"一·二八" |
| 第四节 "既能说,又能行" |
| 第五节 面对日本侵略者 |
| 第六节 转战成都 |
| 第七节 抗战胜利之后 |
| 第八节 1949年后的活动 |
| 小结 |
| 第四章 人生的拓展 |
| 第一节 与翻译出版界人士的交往 |
| 第二节 与教育文化界人士的交往 |
| 第三节 与丰子恺及弘一法师 |
| 第四节 与其他人士的交往 |
| 小结 |
| 第五章 文化理想的三个维度 |
| 第一节 对基督教文化的吸收 |
| 一、对基督教与科学的认识 |
| 二、与时俱进的基督教思想 |
| 三、对"人格救国"观念的发展 |
| 第二节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 |
| 一、对儒家文化的看法 |
| 二、对其他宗教的态度 |
| 第三节 宗教教育与人格的养成 |
| 一、人类离不开宗教 |
| 二、宗教教育为人格教育之本 |
| 小结 |
| 第六章 着译实践及其思想意蕴 |
| 第一节 编辑杂志 |
| 第二节 翻译工作 |
| 一、宗教类书籍的翻译/ |
| 二、对文学、历史、哲学、教育学作品的译介 |
| 第三节 文学创作 |
| 一、谢颂羔的文学观 |
| 二、散文创作 |
| 三、小说创作 |
| 小结 |
| 第七章 教育实践及其思想意蕴 |
| 第一节 编写教材 |
| 一、编写教材概况 |
| 二、所编教材的特点 |
| 第二节 为青少年提供读物 |
| 一、编译读物概况 |
| 二、《学生们的故事》 |
| 三、其他读物 |
| 第三节 英语教育工作 |
| 一、教授英语的目的 |
| 二、关于写作 |
| 三、关于阅读 |
| 四、编撰词典 |
| 五、与学习者互动 |
| 小结 |
| 第八章 社会启蒙实践的一种范式 |
| 第一节 基督教新文化运动 |
| 第二节 谢颂羔的启蒙方式 |
| 第三节 对建设现代公民社会的贡献 |
| 一、公民观 |
| 二、妇女观 |
| 三、家庭观 |
| 小结 |
| 余论 |
| 一、内部的他者 |
| 二、时代与命运 |
| 三、现代化的理想与追求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谢颂羔年谱 |
| 附录二:谢颂羔作品系年（着译类） |
| 附录三:收录谢颂羔姓名或作品的部分工具书及着作 |
| 附录四:谢颂羔的相关照片 |
| 后记 |
（9）马克思主义着作在中国的出版与传播（1899-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相关界定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相关界定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研究方法 |
| 一、相关研究回顾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框架与创新思考 |
| 一、研究框架 |
| 二、创新思考 |
| 第一章 清末民初的出版传媒形态与社会思潮 |
| 第一节 清末民初的出版变革 |
| 一、印刷技术的革新 |
| 二、人员、组织与制度:新出版形态的形成 |
| 第二节 新式印刷技术影响下的思想变革 |
| 一、印刷变革下的纲常解纽 |
| 二、传媒舞台上的新思想论争 |
| 第二章 出版变迁下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早期传播 |
| 第一节 传播者的聚合 |
| 一、留学生刊物汇聚早期传播者 |
| 二、同人刊物催生传播共同体 |
| 第二节 书报为媒: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早期传播 |
| 一、"只言片语"的引介 |
| 二、日益涌现的章节式传播 |
| 第三节 商业出版涉足马克思主义着作 |
| 第三章 上海出版业中的马克思主义着作 |
| 第一节 上海出版业的基础准备 |
| 第二节 思想旗帜下的马克思主义图书出版 |
| 一、红色出版社推出的马克思主义着作 |
| 二、新生命书局的马克思主义着作 |
| 第三节 文化市场上的马克思主义图书 |
| 一、文化与商业平衡:大出版社的追求 |
| 二、经典与通俗混合:中小出版机构的出版策略 |
|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着作的表征、认同与生产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着作的禁与反禁 |
| 第一节 政府管制出版传媒业 |
| 第二节 查禁马克思主义书报 |
| 第三节 "敌人的查禁帮了我们大忙" |
| 一、出版界的抗争 |
| 二、日益高涨的马克思主义热 |
|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着作的销行 |
| 第一节 大城市为枢纽的图书流通 |
| 一、门店销售 |
| 二、行销异地 |
| 第二节 革命根据地的图书流通 |
| 一、中央苏区的小册子发行 |
| 二、延安时期的图书流通 |
| 第六章 星火燎原:马克思主义着作出版传播的影响 |
| 第一节 "庶民的胜利":阅读和思想的突围 |
| 第二节 出版传媒与他者:马克思主义群体的出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部分上海中小型出版社的马克思主义相关图书 |
| 后记 |
| 作者博士在读期间的学术研究成果 |
（10）政治现代性的地方成长及其困境 ——以二十世纪上半叶温州学生群体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学术史回顾 |
| 第二节 问题和思路 |
| 第三节 资料与内容 |
| 第一章 清末民初温州新知识群的联合与嬗递(1901-1920) |
| 第一节 清末教育与政治革新:早期留日学生与本地开明士绅的联合 |
| 第二节 新文化运动在温州:当地文士与在外大学生的相互呼应 |
| 第三节 新式学生及其风潮:从新旧纠葛、地方纷争到爱国救亡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学生群体的身份塑造与政治实践(1920-1935) |
| 第一节 中学校的三足鼎立局面 |
| 第二节 学生身份群体的自我塑造 |
| 第三节 政府与社会的外部规训 |
| 第四节 共产党影响下的政治选择 |
| 小结 |
| 第三章 抗日战争中的学生政治行动主义(1935-1945) |
| 第一节 战前学潮中的学生思想状态 |
| 第二节 夹缝中的战时青年“联合战线” |
| 第三节 战时宣传与“艺术运动” |
| 第四节 空间转移与战时学生心态 |
| 第五节 主动与被动之间的从军选择 |
| 小结 |
| 第四章 战后复员中教育独立与政治化的两难(1945-1949) |
| 第一节 战后地方教育复员与谋求教育独立的尝试 |
| 第二节 共产党的持续影响与国民党的无效防范 |
| 第三节 内战期间多重政治影响下的学潮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学生与政治的互动历程/机制 |
| 二、比较视野中的学生政治 |
| 三、政治现代性的最终依归?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四、北京等地理论界集会纪念李达诞辰100周年（论文参考文献）
- [1]人民政协界别演进与优化研究[D]. 董鹏林. 吉林大学, 2021(01)
- [2]内蒙古红色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D]. 任涛玉.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0(08)
- [3]薛爱华的汉学研究[D]. 田语. 西北大学, 2020(07)
- [4]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群体理论创新研究[D]. 崔延力. 西北大学, 2019(01)
- [5]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研究[D]. 闫立光. 吉林大学, 2019(10)
- [6]习近平管党治党思想研究[D]. 胡喜如. 南昌大学, 2019(04)
- [7]刘少奇研究史[D]. 杜立芳. 扬州大学, 2018(07)
- [8]将天国建在人间—谢颂羔（1895-1974）的文化理想与人生实践[D]. 赵晓晖.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7(07)
- [9]马克思主义着作在中国的出版与传播（1899-1945）[D]. 张国伟.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9)
- [10]政治现代性的地方成长及其困境 ——以二十世纪上半叶温州学生群体为中心[D]. 董丽琼. 厦门大学, 201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