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证券登记机构在证券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可忽视（论文文献综述）
宣潇然[1]（2019）在《我国资管市场投资者保护法律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资管行业的蓬勃发展无疑是近些年金融行业最为重要的景象。资管行业的快速发展促使我国进入到了“全民理财”时代。起初,信托行业借助其投资限制较小、经营范围灵活的优势,首先获得了银行“青睐”,我国资管市场由于“银信合作”业务的出现得到了迅速的扩张。随后,“银证合作”、“银基合作”、“银保合作”等业务的出现丰富了资管市场中金融机构的类型,也加剧了金融混业经营程度。不同金融机构与投资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在资管市场发展初期,“刚性兑付”以及“高收益承诺”成为了金融机构吸引投资者的“诱饵”。该时期,除私募基金等高风险高收益产品之外,确实鲜有资管产品违约事件发生。投资者开始尝到了资管产品的“甜头”——收益率高于银行存款利率,且利益能够得到保障。正是基于资管市场发展初期刚性兑付这一“潜规则”的存在,导致我国资管市场从发展初期开始就存在诸多隐患:金融机构为了扩大业务规模,占据更多市场份额,在资管产品的销售推介过程中存在诸多不规范之处。如以高收益率为诱饵,忽视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而向投资者推荐与其风险承受能力不匹配的资管产品。又如金融机构在销售资管产品过程中,普遍对于投资者进行保底承诺,导致投资者混淆资管产品与银行储蓄之间的区别。在资管产品的投资运营过程中,投资者与管理人之间存在显着的信息不对称,投资者处于弱势地位。管理人几乎掌握了所有关键信息,投资者仅能通过管理人信息披露获取信息,对于管理人行为难以进行有效约束。因此,管理人不尽职管理行为可能会导致投资者利益受到损害。近年来资管产品违约事件频发,投资者利益难以受到保障。资管市场现行规范性文件大多以规范资管市场、维护金融市场安全稳定作为出发点与落脚点,缺乏对于管理人行为规范的相关规定。当管理人与投资者之间发生纠纷时,司法救济是投资者维护自身利益的重要途径之一。现阶段,资管市场的规范性文件大多以效力层级较低的部门性规章为主。由于我国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限制,资管市场中不同金融监管机构“各扫门前雪”,针对不同资管产品分别制定不同规则。但是司法裁判中,法院并没有适用上述部门规章的义务。换言之,我国资管市场司法中判决标准不统一,存在“同案不同判”现象,投资者司法保护形势不容乐观。从2017年开始,银保监会、证监会一系列资管业务规范性文件的出台,资管业迎来了一轮强化监管的浪潮,对资管业务管理人的主动管理要求增强,行业面临重塑。2018年《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管业务的指导意见》的出台标志着我国资管行业进入到规范发展时期。资管新规中明确指出我国资管市场要打破刚性兑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我国资管行业面临着一次重大的“洗牌”。由此不难看出,资管市场中投资者保护问题成为了我国资管市场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首要命题。但是由于我国资管产品法律性质不清,法律对于资管市场的调整面临着不小的难题。本文以资管市场中投资者保护问题作为核心,围绕资管行业中投资者的事前保护、事中保护以及事后救济的逻辑线条,提出完善我国资管市场投资者保护制度的路径。主要内容如下:引言。本部分主要介绍本文选题的背景、研究的意义、相关研究的文献综述以及本文逻辑和主要研究问题。第一章为资管市场投资者保护的概述。本章通过梳理资管市场的起源与发展,总结我国资管产品的发展现状与特点。对于我国资管产品进行类型化研究,总结不同类型资管产品的特点及区别。随后分析我国资管市场中投资者保护的必要性与特殊性,总结出资管市场中投资者与一般金融市场投资者保护的本质不同。第二章为资管市场投资者保护的理论基础。分析委托-代理理论、不完全契约理论以及风险社会理论在资管市场中的体现与结合,分辨资管中存在的委托-代理问题以及参与主体之间存在的显着信息不对称及其危害。结合相关理论,明确我国投资者保护的重点及方法。第三章为资管市场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完善:事前保护。资管市场中投资者适当性制度是投资者保护的“第一道防线”。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可以总结为“将适当的产品卖给适当的人”,我国并未建立起一套完善的金融行业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具体到资管行业中,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在某种程度上简化为了风险匹配原则——金融机构将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与资管产品风险等级作以简单匹配,风险匹配原则并不能完全体现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实质,有必要对于我国投资者适当性制度进行完善。具体而言,应当明确我国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内涵与原则,并整合现行立法中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相关规定,明确其制度内容,科学制定产品风险评估与投资者适当性风险承受能力评估方式。第四章为管理人信义义务的法定化:事中保护。资管市场中当事人双方存在显着的信息不对称,投资者作为弱势一方,利益难以受到保障。资管产品运营过程中管理人行为失范现象普遍存在,投资者投资风险较高。我国资管产品本质上是一种信托,投资者对于管理人存在合理信赖,二者之间关系应当界定为信义义务。信义义务是投资者与管理人关系存在的基础,是“买者自负”到“卖者有责”的实现路径。构建我国资管市场中管理人信义义务,不但需要明确信义义务的法律性质,而且需要明确其在资管市场的具体表现,资管市场中管理人信义义务可以分为忠实义务以及勤勉义务。唯有明确我国资管市场中投资者与管理人之间关系,对于管理人课以相应法定义务,才能起到规范管理人行为之目的,进而实现投资者保护的目标。第五章为我国资管市场投资者司法保护制度的完善:事后救济。本章通过对于资管市场司法救济现状及裁判规则进行检视,总结出我国资管市场现行法律规则位阶较低,大多体现为部门规章等规范性文件,导致司法适用存在困难。我国资管市场司法建设中首先应当明确金融规章在裁判中的效力,将金融规章作为习惯引入司法裁判,并充分应用商事思维,对于投资者提供有效的司法救济。第六章为我国资管市场投资者保护制度立法的理念与路径。对于资管市场进行统合立法已经成为了学界共识,英国、日本等国家均采取对于金融市场进行横向统合规制的立法路径。随着我国金融市场混业经营程度不断加深,我国金融立法中也应当顺应这一趋势。资管市场中投资者保护制度的完善需要修改相关立法作为支撑,具体而言,应当构建以权利公平配置为根本、以提升金融市场效率为核心、以有效防控风险为后盾的立法理念,通过对比不同立法路径之优劣,选出我国立法最优路径。通过修订《信托法》以及《证券法》,将资管产品纳入立法调整范围,这成为了资管市场统合立法最为现实的路径。立法过程中,应当处理好不同法律之间的协调问题,确保我国资管市场投资者保护立法体系的统一性、系统性,为我国资管市场投资者保护制度的完善提供法律支撑。
石启龙[2]（2019）在《股票期现跨市场操纵监管法律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市场操纵通过虚构市场供求关系控制价格波动以制造交易价差获利的内在机理一成不变,但具体的实施策略则受制于资本市场的结构。在资本市场隔绝结构中,市场操纵行为因被限制于单一市场而展现为传统的单市场操纵形态。随着金融衍生品的诞生开启了资本市场的融通趋势,股票市场与期指市场间的价格关联效应使跨市场操纵成为新动向,并形成交易型和信息型两种实施模式。其中,交易型模式利用股价指数的可操纵性,直接以交易行为虚构市场供求,控制市场价格,借助股票期现跨市场价格关联渠道牵引关联市场价格波动以获利;信息型模式通过向市场释放信息诱导交易的时点和方向,虚构市场供求,控制市场价格,借助股票期现跨市场价格关联渠道牵引关联市场价格波动以获利。国际资本市场的一体化融合催生出利用资本市场跨境价格关联渠道实施的更为复杂、隐蔽的跨境操纵实施模式。商品价格受供求影响的波动性是市场操纵的实施基础,控制价格波动以获利的机理使操纵行为蕴含价格波动风险,风险在资本市场隔绝结构中因被限制在单一市场内而显现非系统性。在资本市场融通趋势下,跨市场操纵的价格波动风险沿跨市场价格关联渠道释放,并在金融综合经营格局下跨行业、跨机构、跨市场系统性溢出,在现有基于金融分业体制和资本市场隔绝结构的监管法律制度下产生监管盲区,威胁金融安全,隐含市场和法治的双重危机。究其原因,一是监管权创设有欠缺,现有操纵行为监管局限于行为规制和事后惩治的微观层面,缺失对系统性风险的防范;二是监管权配置不合理,以证监会为绝对权威的“倒金字塔”监管结构和低效监管协调机制抑制监管效率;三是监管权运行有障碍,市场分割式的操纵禁止规范框架缺乏整体监管视阈,造成跨市场监管缝隙,而价量控制的市场操纵本质认知疏离于操纵行为的实施机理和发展趋势。问题源于现有操纵行为本质认识囿于资本市场隔绝结构下单市场操纵认知,将市场操纵监管局限于投资者保护和事后惩治等微观行为监管层面,无法应对跨市场操纵价格波动风险的系统性演变。对此,市场操纵本质把握应从关注操纵结果的价格操纵和价量控制以及操纵行为的欺诈和市场欺诈延展至操纵的实施条件。滥用市场优势控制价格的市场操纵本质认知通过行为的前提和结果表征行为的操纵性,可以重构市场操纵监管内涵,在完善市场分割、行为规制、事后惩治的微观监管制度基础上,引入全局视阈、风险治理和事前防范的宏观监管制度,构建统合性监管制度框架。首先,防范是关键。在操纵行为监管制度设计中引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宏观审慎监管理念和制度,在立法中确定人民银行的宏观审慎监管职责,并顺畅其监管视阈覆盖资本市场的法律途径。然而系统性风险概念的模糊使宏观审慎监管权存在滥用可能,对此,一是在监管权配置方面贯彻以权力制衡理念,在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议事机制基础上构建高效的资本市场监管协作机制,强化监管信息交流和共享,遏制监管行为偏差,构建监管资源高效配置、信息流动顺畅的“金字塔型”市场监管体系结构,在双边和多边层面推进资本市场的国际监管协作机制;二是在监管权运行方面限定监管权边界。围绕市场优势设置主动防御的信息监管制度,根据不同类型操纵行为的风险程度设置差异性的合格投资者制度;改进投资者分类监管制度,重点监测市场优势投资者;设置跨市场交易大额登记制度。其次,惩治是底线。惩治的正当性依赖于规范的科学性。跨市场操纵与单市场操纵具有相同内在机理和行为结构,只是借助跨市场价格关联渠道将原本局限于单市场内的价格控制行为和清仓获利行为分置于价格关联市场,并无实质独立性,可以纳入现有操纵禁止规范予以治理。但应修订现有市场分割的操纵禁止规范体系以应对跨市场操纵的新动向,一是加强立法衔接,弥合跨市场监管缝隙,确定《证券法》和《期货条例》为资本市场基本法和特别法,全面覆盖资本市场操纵行为;二是平衡规范的保障和保护功能,设置以行为模式为核心的“具体规范”规制已有操纵行为,以授权裁量为核心的“授权规范”涵射未来操纵行为;三是在“可替代”原则下通过危险犯、行为犯、结果犯等构成要件差异化设置,实现对跨市场操纵的有效监管。
秦杰[3]（2019）在《私募股权投资者的法律保护》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资本市场正处于重大变革时期,在“放松管制、鼓励创新”的市场化监管思路和政策推动下,大量新的更为复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推出已是市场的客观需要和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我国资本市场产品创新的发展,投资者与证券商等主体的法律地位发生了此消彼长的变化,随即产生了新的利益冲突,投资者法律保护的现实需求凸显。国内外理论界对私募股权投资的资金募集、投资运作、发展规律和操作流程都有研究,但大多数是从金融学、经济学或管理学角度进行观察的,交叉学科研究的风气较为盛行,较少有纯粹从法律视角探讨和构建私募股权投资法律制度的文献。可以认为,目前国内对私募股权投资的研究成果还不足以令人信服地回答理论界和实务界所关心的问题,这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如何给出私募股权投资确切的定义和法律特征?私募股权投资者法律保护的特殊性在哪里?私募股权投资体现的法律关系有哪些?私募投资者需要的特殊法律保护需求是什么?现行法律对私募投资者是如何保护的、是否能够有效保护、保护的具体方式有哪些?如何对私募股权投资的合格投资者进行圈定?如何在制度、法律、政策方面营造有利于私募股权投资快速发展的局面?如何在信息披露、退出机制,甚至整体监管制度等具体的手段和内容方面有效构建多元化的投资者利益保护措施和多层次的私募股权投资者法律制度......以上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章私募股权投资者法律保护的研究视角。本章主要从三个方面引出私募股权投资者法律保护的研究落脚点。首先,聚焦私募股权投资的主要表现形式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具体内涵进行界定,比较分析私募与公募的内在差异,进而区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与其他相关品种的异同,然后,对私募股权投资的三种形式解读并分类整理了私募股权投资具体的基金类型;其次,提出当前我国法治背景下私募股权投资者法律保护的价值考量,主要侧重豁免注册制下的效率价值体现、发行方式限制的公平价值考虑和有效保护投资者的秩序价值延伸;最后,提炼了私募股权投资者法律保护的现实困境,具体突出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投资主体适格的制度缺陷、投资过程中信息披露的要求模糊、投资退出各种方式的多重限制、法律监管的权责失范。第二章私募股权投资者主体地位的立法强化。本章主要分四个层次来论述当前我国私募股权投资者的主体规范,并针对性的提出完善建议。第一,基于私募投资者的立法刚需,归纳在制定投资者立法时应当坚持的法律原则;第二,通过梳理特定市场条件满足的准入性制度和考察投资对象与投资者的匹配性,分析我国的合格投资者制度和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第三,评价我国私募股权投资者立法规则现状,提出投资者主体立法规定的粗泛和投资者适当性制度规定的散乱;第四,针对前述分析,提出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完善的宏观思考,建议对私募合格投资者可以分类规范,提出具体量化和质化标准,提出制度设计构思。第三章私募股权投资信息披露的分类保障。私募股权投资失败的主要风险之一就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引起的投资判断失误,进而私募股权投资者保护的关键环节在于信息披露。具体而言,首先,分析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制度的存在机理和内涵建设,论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信息披露机制的应然价值;其次,通过梳理具体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信息披露中的实务问题,讨论当前私募股权投资信息披露的规制现状下可能涉及的犯罪后果和投资者利益救济情况,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制度进行法律评价。最后,从综合构建差异化信息披露机制、统筹构建信息披露规则刚要、效率维度下的适度披露豁免设想和信息管理体系的示范性效应参与等四个方面提出以立法原则性要求为主、投资者合同自由约定为辅的私募信息披露制度合规建议。第四章规范私募股权投资退出机制的多元输出。当前我国退出机制的主要问题是退出方式不灵活,缺乏多样化退出途径,以至投资者利益受损时补救机制遭受束缚,可以将退出方式,特别是非上市情形下的私募股权投资的退出方式多元化、规范化以便投资者及时止损。具体而言,首先,分析了私募股权投资退出方式选择的相关考量,包括影响退出方式的因素分析、四种退出方式的基本情况;其次,分别整理四种模式下的立法规制重心,且对具体实务问题进行梳理,分析各种模式下的实务困难和问题;最后,针对上述问题分别提出立法完善建议。第五章统筹优化私募股权投资的法律监管。监管制度一直是法律保护的重中之重,要做好私募股权投资者的法律保护必须站到整体法律监管的高度。整体监管,不仅仅关注于相关部门的监督管理活动,更关注对私募股权投资监管目标、监管原则和监管价值等监管理念的更新。而且必须厘清私募股权基金监管主体及其监管职能的对应匹配,以解决实务中没人管、交叉管的现象。具体而言,第一,从监管原则、监管目标和监管价值三个板块的内容来锁定私募股权投资者保护的监管理念;第二,通过对监管行政机关和自律组织的监管职能梳理来分析当前我国监管的职能定位,强调权责对应,重视监管问责,并针对私募监管问题提出权责适配的统筹优化和路径实现建议;第三,以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准入、信息披露等方面提出全局监管的立法完善建议。
孟铂林[4]（2020）在《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失灵问题及解决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是解决证券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要监管手段之一。随着我国证券发行注册制改革的全面推进,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影响更为重大。然而,目前我国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存在着广泛的失灵,具体表现为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信评级机构和资产评估机构等证券服务机构出具的专业报告失真;上市公司的披露信息存在自利性;以及,普通投资者难以吸收并运用披露信息。本文立足于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整个体系,运用调查问卷、成本-收益分析和比较分析等方法进行研究发现,导致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失灵的原因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在披露规定层面上,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定的模糊性降低了违规披露的成本,相关规定的分散性则增加了合规披露的成本,且细化规定需要支付高昂的成本;在披露信息层面上,不断增加的披露信息不仅导致了监管上成本收益的失衡,而且导致了投资者吸收和运用披露信息上成本收益的失衡,此外海量的披露信息还扭曲了投资者的信息获取途径、增加了证券市场的“代理”成本和道德风险,并且引发了上市公司之间的“马太效应”;在监管监督层面上,上市公司、保荐人、证券服务机构、监管机关,以及投资者形成了一个“伞形”利益关联体系,由于利益冲突和监管“俘获”等原因,我国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监管监督很有可能出现缺位问题。比较分析中美两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发展路径,规范分析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失灵问题的解决办法,在法律机制方面,应从事前、事中和事后法律机制三个方面入手:在事前法律机制方面,可以通过立法,适当增加司法机关、监管机关和监督主体的自由裁量权,与此同时通过信息披露标准化的方式,进一步压缩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可操作空间;在事中法律机制方面,应该着重保证保荐人和证券服务机构的独立性,实现保荐人与承销商的分离,在上市公司的法律顾问业务和资产评估业务中增设同行评审环节,在审计业务和资信评级业务中重构委托-代理关系;在事后法律机制方面,应该完善信息披露监管督查机制,完善相关的证券民事诉讼制度。与此同时,立足于“法律+技术”的视角,为了解决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失灵问题,可以通过构建新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评级机制,提升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可以通过构建偏好型信息披露体系,缓解披露信息的“数量问题”;此外,还可以通过构建监管机关之间的数据共享机制,提高监管效率、促进监管合作、强化监管制约。
张文[5]（2020）在《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法律规制》文中提出股权,作为股东向公司出资行为而享有的特殊权利,具有财产性权利和经营管理权利等多项权能复合的权利属性。正因股权具有财产的属性,因而可以成为股东为债权人提供担保的标的之一种。股权的交换价值,亦或者说股权的流通性,在上市公司领域表现的最为明显,不仅如此,专门为上市公司股权转让提供交易场所和辅助性服务的证券交易所,为上市公司股权的转让提供了公开的市场和实时的转让价格,增强了上市公司股权的流通性。也正因上市公司股权具有较强的流通性,资金融出方愿意接受股东持有的上市公司股权作为担保标的,为其提供相应的融资服务。上市公司股东利用其股权作为担保标的物进行融资行为,具有私法层面的合法性。但是,现阶段我国上市公司股东高比例质押其股权、多家上市公司股东涉及股权质押交易,在宏观经济下行的压力下,上市公司股东屡屡出现股权质押违约的发生,多家上市公司股东面临平仓风险,大面积、高比例的上市公司股票平仓成为我国证券交易市场的达摩克里斯之剑。2018年10月,深圳政府宣布成立专项小组,筹集150亿元“风险共济”资金,帮助存在股权质押、流动性压力的上市公司化解风险,随后北京、珠海、浙江、成都、厦门等多个省市宣布“救援”本地上市公司股权质押风险。但是,由政府发起的资金援助只能对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平仓风险实现短期内的纾缓,以缓解因市场风险给上市公司股东带来的流动性压力,并不能从本质上化解积存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风险,亦无法有效的防范新增股权质押平仓风险。本文正是选取现阶段威胁我国证券交易市场秩序和安全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平仓风险为起点,通过历史的方法、域外比较的方法以及实证分析的方法,分析以上市公司股权作为担保标的物的担保交易活动之法理基础,由此探究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风险以及现有规则的不足,并针对不同的风险类型提出相应的制度完善建议,以期通过法律规制的方式,化解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风险。通过法治化的路径,实现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风险的长效管控机制。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展开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风险化解法制规范的探讨,论文在结构上除去导论和结语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聚焦于当前资本市场中广泛应用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活动本身,通过背景的梳理、交易特殊性的分析,以及对交易活动的经济学视角下的分析,以期为交易活动法律规制提供基础。第一章共有三节,第一节梳理了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背景,包括对这一交易活动历史沿革的梳理,以及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对应的经济基础和法律规制的演进。文章认为,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在现阶段的发展有其历史的原因,以及经济基础和法律制度的支持。从历史的视角看,我国改革放开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进步,我国建立了资本市场。在简单商品经济时期,即已出现了以股权作为担保标的物的股权质押贷款活动。当时以商业银行作为唯一的资金融出方,并且以股权作为担保标的物的质押贷款行为,符合传统担保法律制度的交易目的;同时,仅以我国《担保法》中有限的法律条文,亦足以满足当时股权质押贷款活动法律规制的需求。随着我国经济制度改革的逐步推进,开始着手资本市场股权分置改革。与此同时,我国《公司法》、《证券法》先后颁布,为巩固资本市场的改革成果,进一步完善我国资本市场的构建发挥重要作用。在股权分置改革的背景下,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的流通性增强,同时鼓励投资者积极参与资本市场交易,鼓励金融创新活动的开展,为我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提供必要的基础。我国资本市场在制度的支持下逐渐活跃,在制度上允许证券公司作为资金融出方,参与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同时,资本市场的活跃也使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对流动性资金需求的增加,寻找更为便利、高效的融资方式。在制度完善和经济发展的共同作用下,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在我国资本市场迎来了扩张式的发展时期。在缺少必要的监管要求和法律规制下,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数量激增,市场参与主体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忽视了交易风险及担保物的质量,为当前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风险的发生埋下隐患。面对因资本市场波动而带来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平仓风险,监管者逐渐意识到该项交易对资本市场稳定带来的威胁,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发布相关监管规则,使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风险得以化解,并为日后交易的有序开展提供必要的法律引导。在简单商品经济背景下,市场主体的交易活动较为简单且数量有限,因而传统的股权质押式贷款活动足以满足当时经济发展程度下市场主体的交易需求。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体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经济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与这一经济发展相对应,市场主体的交易模式变得丰富且复杂化,在金融创新的大背景下,市场主体探索高效、便捷的融资途径,进而逐渐形成股权质押式回购的交易模式。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随着全球经济进入金融化的时代,我国或为主动或为被动地参与到经济金融化的历史进程中。在经济金融化的趋势下,我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亦埋下了金融风险。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到快速发展的阶段,并且过度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场主体,使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忽视了对安全的价值要求,为我国金融市场带来了安全的威胁。除了经济发展背景的因素,我国当前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广泛开展的背后还有我国制度因素的影响,也即是法律及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行为的约束。我国法律和监管机构,基于对上市公司、资本市场投资者等主体合法权益的保护,对上市公司股东的减持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性规范。但是上市公司股东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规避“减持规则”的约束,在缺少监管要求的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中,上市公司股东能够间接的实现减持的目的。因而,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成为上市公司股东新的“套利”方式。在分析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形成的经济背景和制度背景后,第一章第二节对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特殊性进行法学视角下的分析。首先,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是传统质押法律行为的“异化”。这一结论所暗含的基本观点即是: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以传统担保法律制度中的质押法律行为为模板,但又不同于传统质押法律行为,发展出了新的交易模式以满足股东融资目的的实现。其次,从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所涉及到的主体范围来看,呈现出结构性特征。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除了涉及到资金融出方和融入方两方交易主体外,还涉及到利益相关主体,包括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其他股东,以及金融市场中的投资者;除此之外,还涉及到为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提供辅助服务的证券公司、交易所以及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最后,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已不仅是简单市场经济下的传统为债权之担保而形成的交易模式,而演变为更具专业性、更为复杂的具有金融属性的交易活动。本节除了对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本身的特殊性进行分析外,还通过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对比,突显以上市公司股权作为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特殊性,以及其交易风险的危害性。第三节从经济学视角分析了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所具有的经济属性,为后续有针对性的法律规制的制度设计提供多维度的参考。在经济学视角下,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具有效率优势和公允性特征,能够为交易主体提供便捷且公平的融资方式和权益保护的基础,但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中同样存在着第二类委托代理的问题,易于发生上市公司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大股东利用其地位和权利上的优势,侵害中小股东的权益。论文第二章在第一章对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本身分析的基础上,对法律规制的必要性,以及对交易活动进行法律规制时,可能涉及到的价值冲突展开分析,以期为法律规制的具体规则设计提供价值指引。第二章共有三小节,第一节分析了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所具有的负外部性,包括交易活动对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影响、对上市公司利益的影响,以及对金融市场运行秩序和效率的影响。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对中小股东利益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大股东出于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而忽视了中小股东在上市公司中股东权利行使与利益保护,侵害中小股东权益;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对上市公司利益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大股东股权质押行为对公司商誉、股票价格等带来的负面影响;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对金融市场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处置违约的上市公司质押股票会加剧证券交易市场的价格波动,影响金融市场稳定。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外部性的存在,成为其需要通过法律制度予以规制的必要性基础。第二节是在前述外部性分析的基础上,针对法律规制时可能涉及到的股东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冲突的协调,以及法律规则的制定对交易效率价值与经济安全价值的平衡展开分析。从交易主体的权源上来看,上市公司股东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源于股东对其股权的自由处分之权利,其权利行使之自由应该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但是,从其交易行为的外部性来看,该交易行为的结果影响到众多其他主体的利益,因而在对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进行法律规制时,应当考虑到股东个人利益与其他主体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之间的协调。同时,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是有效率的融资模式,但在上市公司股东不当或过度融资的情形下,其结果将会对金融市场运行的秩序和安全带来威胁。对于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进行法律规制时,既要关注于给金融市场安全带来隐患的行为予以必要的规制,同时也应考虑到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所追求的效率价值的实现,法律规制的制度设计应当平衡交易效率与经济安全之间的价值冲突。第三节基于法律规制的利益协调和价值平衡的分析,论文提出应当以私法与公法协同共治的方式,有效实现对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法律规制。基于利益协调及价值平衡的要求,本文认为以私法赋权的方式保护股东个人的自由和经济效率目标的实现,同时,以公法限权及增加义务的方式保障公共利益和经济安全的实现。通过私法和公法规制手段相协同的方式,实现对股权质押交易的有效规制,既保护个人权利自由,又维护公众利益的实现;既尊重交易效率价值的实现,又保障经济安全的价值追求。通过私法自治和公法规制的合力,形成有效防范和化解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风险的长效机制。论文第三章在前两章交易分析和规制理论梳理的基础上,对我国当前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在实践中存在的风险进行类型化分析,并结合域外的相关法律规则,检视我国现有的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之法律规制及风险化解措施。第三章共三小节,第一节针对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风险进行类型划分,本文将实践中主要出现的风险划分为市场主体的道德风险、市场风险以及违约处置环节的风险三种类型,对于不同类型的风险应施以有针对的规制措施,以实现对现存风险的化解以及未来交易风险的防控。本文认为,因市场波动而引起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平仓风险,其原因来自于市场风险的客观存在。对于市场中本就存在的价格波动风险,法律难以通过规制的方式予以防范和化解,需要相关市场参与主体自行作出判断,以减小因市场风险而带来的经济损失。而能够通过法律规制的方式有效规制是市场主体的道德风险,以及通过有序处置违约股权,防范因大面积平仓行为而对金融市场稳定带来的威胁。基于对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风险的类型化,对应地检视我国相关法律制度及风险化解措施。第二节论文通过对比的方法,将我国现有制度与大陆法系传统担保法律制度中的权利质押制度,以及英美法系一元化的动产担保交易制度进行对比分析,以检视我国现有制度与域外制度的差异。与大陆法系国家相比,我国《担保法》与《物权法》在具体的规则设计与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相比具有明显差异,其中较为突出的差异即是我国以物权法理论为统领的担保法律制度设计,未能充分考虑到商事领域、甚至金融领域中对担保制度的灵活运行,仅以传统民事法律规制作为担保法律制度设计的原则,难以满足商事、金融实践中主体对交易的灵活性、效率性的需求,制度涉及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制度中,担保交易作为商事活动中一种独立的交易模式,美国《统一商法典》专门规定了担保交易制度,并以“担保权益”这一一元化的概念统领以权利类型划分的质权、抵押权、留置权等具体的担保情形。相比英美法系一元化的担保法律制度体系,我国现有以民事权利划分为基础的担保法律体系难以进行简单的形式上的移植,但是英美法系以商事行为为视角,构建的担保交易规则能够为我国担保法律制度的完善提供有益的借鉴。同时,论文还分析了我国地方政府针对当前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风险的纾困措施。就目前来看,各地方政府的纾困措施仅仅是针对因市场风险而引起的平仓威胁进行短期的“救助”行为,这一政府行为具有短期性,并不能形成对风险防范和化解的长效机制。另外,政府的干预不当还会产生更为严重的“政府失灵”,增加政府负债的同时影响市场的正常运行。而要形成对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长效的法律规制手段,需要对现有规制措施和规制理念进行对应的完善,也即是对现已积聚平仓风险予以有序的疏导,以及对新增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风险进行有效控制,防止未来风险的积聚。第三节基于前述对我国现有股权质押法律制度的检视,提出了在我国现有法律体系下确立商事思维下的“股权担保交易”的概念。首先,以“股权”作为担保标的物的交易活动具有金融创新的属性,并且在实践中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是以股权作为担保标的物的交易种类之一,除此之外还有股权收益权信托、股权收益权质押等多种情形,但在本质上都是以股权的经济价值作为融资交易开展的基础;其次,传统以民法规制理念和手段的担保法律制度规则的设计,难以满足金融实践中各方主体利益平衡及权益保护之需求;最后,“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概念也难以符合我国民法体系下法律关系种类的划分,从民法理论上看,“质押”与“回购”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难以统合在同一个交易活动之中。因此,本文提出以“股权担保交易”之概念,以概称实践中所有以股权经济价值作为担保标的物的交易活动。第四章即是针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中的道德风险,提出构建多维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主体规制体系。通过对主体的规制,以控制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风险,本文主要以上市公司股东内部协议的自律管理方式、金融机构作为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相对方的风险管控,以及证券交易所、证券市场监管机构的外部监管功能的有效发挥,多方的共同作用实现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主体道德风险防控。本文提出以下思考路径:在上市公司股东之间的内部管理层面,上市公司股东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是上市公司的所有权人,因而股东之间为了实现公司的整体利益和保护股东自身在内全体股东利益,通过协商形成对股东权利的必要限制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上市公司股东之间的自治性规则的实现,需要上市公司股东具有一定的权益保护意识。我国公司实践中,股东自我权益保护意识相较于英美国家公司股东的权益保护意识较弱,典型表现即是我国公司章程的同质化明显,未能充分发挥公司章程的个性化权益保护的作用。对此,我国《公司法》可以对股东自治下的权益保护作出必要的规则指引,以形成股东之间有效的自治管理。在金融机构作为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相对方的风险管控层面,金融机构作为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资金的融出方,除了能够为出质股东提供必要的流动性资金外,金融机构作为特殊的市场主体,其行为受到我国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需要符合监管规则的要求,也即是说,金融机构需要承担必要的合规责任,而风险管控即是金融机构需要承担的一项重要的合规责任。一方面,金融机构作为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相对方,享有检查、监督上市公司股东资金使用的权利,以实时监控风险。另一方面,金融机构作为被监管的对象,需要履行监管者对其风险管控的要求。因而,金融机构在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中的严格履责,亦能够有效防控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风险。金融机构严格履责的重要的途径之一,即是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持续性跟踪,而对于金融机构的疏于履责行为应当承担必要的行政责任。在证券交易所及证券市场监管部门的外部监管层面,外部监管者只能以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负外部性规制为限,因而其规制的手段较为有限。而外部监管最为有效的方式之一,即是通过信息披露制度的规则设定,约束上市公司股东的股权担保交易行为,同时为其他金融投资者提供重要的决策信息,最大程度的减小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上市公司股东的道德风险。论文第五章聚焦于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违约处置风险,以同类股权相同处置措施,不同类型股权差异化处置规制为原则,完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违约处置,以期及时、有效的纾解因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大面积违约而引起的积聚风险。对于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风险的化解,一方面应当从根源上控制新增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风险,在未来更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风险的积聚进行必要的防范;另一方面,化解现已形成的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风险,其重要措施之一即是通过统一、有效、影响范围最小的处置方式,对现已违约的上市公司股权予以处置和疏通,以减弱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大面积违约处置对金融市场的影响,以及及时恢复因股东违约对其他主体经济造成的损害。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违约处置的法律规制,首先应当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违约行为作出认定,以便及时识别风、减小损失的程度。除了一般借贷行为中债务人到期未能履约的行为,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合同增加了先兆性违约事件条款,在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发生技术性违约,或者其他交叉违约的情形时,资金融出方能够及时识别上市公司或者股东可能存在的违约风险,及时行使担保权,以减小担保权人经济利益损失。除了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违约行为进行必要的提前识别,对于不同类型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其处置的措施也应具有差异性。对于场内股权担保交易行为,其主要的处置措施通过场内平仓的方式处置担保股权。但是实践中对于证券公司的平仓行为存在一定的争议,例如证券公司并未通过平仓方式,而是选择通过诉讼的方式主张其权益的实现,股东对于证券公司的诉讼行为提出异议;除此之外,对于证券公司怠于行使平仓权利而造成股东损失的进一步扩大,证券公司是否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的纠纷。本文认为,证券公司作为上市公司场内股权担保交易的相对方,有权选择是否通过平仓的方式实现其资金安全的合法权益,对此,证券公司享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同时,在股权担保交易违约情形已实际发生后,证券公司应当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以控制损失的进一步扩大,而因证券公司怠于行使权利而造成的损害进一步的扩大,对于扩大部分的损失证券公司不能向出质股东主张相应的赔偿。在场外股权担保交易活动中,一般上市公司股东所持有的股权具有限售条件时,难以通过场内股权担保交易的方式实现融资需求,只能通过条件更为宽松的场外股权担保交易实现融资。在以限售股作为股权担保交易标的物时,我国学者曾对此有合法性争议,认为限售股之“限售”条件使标的股权不具有流通性,与担保法律制度中担保物“可转让性”的要求相冲突。但是,目前我国在司法裁判领域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即限售股在担保权实现时,其限制转让的期限已经届满,限制转让的情形消灭,债权人在特定股权之上的担保权益能够有效设立,股权担保交易活动有效且生效。从限售股的本质来看,该类股权具有流通性,只是在一定期间内流通性受到限制;其次,限售条件设置的目的在于对股东之外的其他主体的利益予以保护,而非股权本身不具有流通性,因此,对于限售股的处置,在满足保护相关主体利益不受侵害的前提下,能够予以特殊的处置。因此,以限售股作为股权担保交易的标的物并不与传统担保法律制度中的“可转让性”相冲突。场外股权担保交易的另一个特殊性在于,资金融出方不具有强制平仓的权利,不能通过场内直接平仓的方式处置担保股权。因此,场外股权担保交易的违约处置,需要资金融出方选择诉讼程序、仲裁程序,以及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特别程序和公证债权文书执行的方式实现其权益保护。在具体的司法处置环节,对于有限售条件的上市公司股权,我国司法机构也在积极探索与证券交易所之间的合作,制定有效且合理的违约处置制度,例如上海金融法院与上海证券交易所达成《关于协助上海金融法院办理上市公司股票司法强制执行的备忘录》,在证券交易所的配合下有效实现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违约股权处置,以减小因处置担保股权对证券交易市场稳定的影响。
陈亦聪[6]（2013）在《证券交易异常情况的法律规制》文中认为证券市场发展至今，已经演化为一个高度技术化、系统化和敏感化的庞大体系。除了通常所说的不可抗力、意外事件等传统风险因素影响证券交易的正常进行之外，日益频繁的技术故障以及人为差错造成的“乌龙指”事件等，已经成为引发证券交易异常的主要原因，严重损害证券市场的功能与秩序。证券市场的法律制度与监管政策由此面临严峻的挑战，即在速度越来越快、规模越来越大的证券市场上，能否找到有效方式来预防和处置证券交易异常情况，切实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利益和公共利益。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在法制层面，如何正确看待证券交易异常情况的风险本质，如何合理设计证券交易异常情况处置措施，如何有效分配证券交易异常情况及其处置中的风险与责任，如何平衡与协调不同主体、不同层面的利益诉求与价值目标，最终确保证券交易异常情况的防范与处置能在实体和程序上均具正当性、合理性与确定性的法制框架下进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肃课题，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以法律规制为视角，以证券交易异常情况的处置与监管为基础分析框架，在梳理、分析中外证券市场典型案例的基础上，从证券交易异常情况的表现形式、产生原因、自律处置、外部监管以及责任分配等方面展开论述与分析，深入剖析了其中的基础性、关键性法律问题，并对完善该领域配套制度提出了具体建议。全文除导言之外，共分五章，22万余字。第一章是对证券交易异常情况的综述，第二至第五章分别从自律管理、行政监管、民事责任以及制度完善等四个方面，对证券交易异常情况的法律规制进行了分析和阐述。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证券交易异常情况的多维透视”。本章主旨在于描述证券市场的集中交易遭遇了哪些异常情况的干扰，从产生环境、表现形式、引发原因以及市场危害等多个角度来介绍和审视证券交易异常情况，力图呈现一个立体画面，便于读者对这个相对陌生的领域形成初步的了解和认识，并为后续法律分析和解读奠定基础框架。证券交易异常情况来自于对市场实际情况的概括和总结，人们对它尚未形成一个系统、完整的认识。在实践中，证券交易异常情况的表现样态复杂多样，对它的认识也可以有多个不同的切入点。从本文研究的目的出发，既要从现象本身了解它的基本样貌，又要从法律角度进行具有分析意义的解构，还需要在概念层面作出界定与类型划分。为此，本章首先对证券交易异常情况产生的市场环境——证券交易所市场的基本特征做了简要介绍，进而呈现证券交易异常情况的内生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本文选取了对证券交易异常情况作出正面、直接规定的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所建立的分析框架，并结合市场实例，对证券交易异常情况的表现形式进行了类型化描述。由此所形成的一个初步的概念是，证券交易异常情况是证券交易中的非正常状态，它可以发生在证券交易的进程中，使交易全部或者部分不能正常进行，也可以体现于交易结果上，使成交结果背离人们的实际意愿。认识证券交易异常情况的另一个角度，是对其引致原因进行类型化分析。证券交易发展至今，已经具备了庞大的规模，并凭借日新月异的交易技术，成为一个高度复杂、敏感的系统，因此任何一个细微的环节，都可能引致异常的发生。如何从一个合适的角度来归纳和审视这些复杂多样的引致原因，使它们具有法律层面的分类意义？为研究便利起见，本章首先将引致原因区分为证券交易业务环节中的外部原因与内部原因，在此基础上，根据是否可归责于相关方，将外部原因划分为不可抗力与第三方原因两种类型；根据是否存在直接的人为因素，将内部原因划分为技术故障以及人为差错两种类型。从而使得后文针对处置措施、法律责任的分析有了既定的基础。认识证券交易异常情况的第三个角度，是结合其风险特征对证券交易异常情况的危害性进行分析。作为证券交易的非正常状态，证券交易异常情况具有很强的市场危害性。其首先破坏的是证券交易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从而直接损害证券市场的流动性，并影响证券市场撮合交易、发现价格等市场功能的实现。其次，由于现代证券交易的自动化、电子化和高度技术化，以及证券市场的公开性、关联性，使得证券交易异常情况呈现出高传导性的特征。而市场本身就是风险高度集中的市场，其一旦发生，短时间内就能波及整个市场，从而加剧证券市场已有的交易风险。再次，证券交易异常情况往往引发市场行情的剧烈波动，从而危害市场的稳定性，损害市场信心，甚至对证券市场外围的生产、消费、储蓄和投资带来负面影响。最后，证券交易异常情况还将在不同层面对投资者利益造成损害。除了与异常事件相关的交易主体遭受直接财产损失之外，广大中小投资者还可能因为异常情况下信息的不对称、风险认知与承受能力的不均衡，而加剧其不平等的市场地位，遭受隐性的损失。第二章“证券交易异常情况的自律管理”。本章以证券交易异常情况处置的自律主导模式为分析对象。从法定要求、比较优势以及自身动机等角度，对自律主导模式的成因进行了多维度讨论。同时，以证券市场中的秩序与公平两大目标，指出了证券交易异常情况处置自律监管的价值取向与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结合具体案例，分别对基于秩序价值、公平价值的处置措施，进行了类型化、实证化分析。证券交易异常情况对证券交易秩序造成了损害，而维护证券交易正常秩序，是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的应有之义。证券交易所作为证券交易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应当在证券交易异常情况的处置中站在第一线。与此同时，证券交易异常情况的巨大危害性与高传导性，也要求市场以最快的速度作出反应，在这方面，自律监管较之行政监管具有明显的相对优势。另一方面，证券交易所为了维护自身信誉与市场规模，也有着妥善处置证券交易异常情况的内在动力。这也就解释了为何证券交易异常情况的处置，往往都是以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为主导。证券交易所的首要职能，是为所有上市证券提供一个公正、有序、高效的交易市场，并负有切实的责任来维护市场秩序和公众信心。这其中，如何界定证券交易所在异常情况处置中的角色定位与职责边界，如何在众多价值目标中确定具有统领意义的价值取向，是必须回答的核心问题。对证券交易异常情况采取处置措施，是对证券交易非正常状态的干预，直接涉及到市场参与主体的利益，由此也涉及到证券市场不同个体之间的利益、市场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平衡和协调。因此，证券交易异常情况的自律处置，必须以法律、规则为依据，以维护公平与秩序为目标，进行适度干预。对于不涉及证券交易所价格发现功能及其他公共利益的小范围异常情况，市场也具备自行消化的能力，可以通过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来达致各方满意的处置效果。在具体处置措施的设计和使用上，应当着眼于证券交易异常情况的表现形式及其影响程度，并注意在维护市场秩序和保障市场效率之间保持平衡。对于在交易进程中发生的异常情况，重在从维护交易秩序的目标出发，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主要原理在于给予市场和投资者以反应和消化的时间，防止市场在一种非理性的状态下作出“过激”反应。对于在交易结果上发生的异常，则需要兼顾市场公平与秩序，不宜因追求绝对的交易安全，而牺牲证券市场的公平与公正。在各种处置措施中，对错误交易结果的效力认定，是备受关注的问题。证券交易尽管以标准化的方式进行，并体现出强烈的无因性特征，但证券交易中的意思表示，仍然是证券交易合同中的重要因素。当交易结果与投资者内心的真实意思表示不一致，符合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等情形，并影响到市场秩序与公共利益，是否允许取消此种交易，就直观反映出不同市场中对于市场价值目标的追求和取舍。一个较为成熟和普遍的做法是，对严重损害证券市场秩序、危害公共利益的错误交易结果，作出适当调整。各个市场可以结合自身市场环境、结构与交易制度，制定不同的错误交易政策，对于错误交易的认定标准、取消交易的条件和程序作出相应规定。证券交易异常情况的发生并不分国界，也不分市场的成熟程度，但同样的异常情况发生在不同市场环境和时期，所采取的处置措施则不尽相同。通过对“闪电崩盘”以及“乌龙指”这两种常见的交易异常情况的处置措施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发现证券交易异常情况的处置并不存在固定的模式，而是需要综合考虑市场环境、监管目标、投资者结构等实际情况予以灵活调整，是一个变动不居的过程。这也证明，证券交易所在其中享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既属必要又属合理。第三章“证券交易异常情况的行政监管”。本章通过呈现证券市场主体逐利动机导致的市场失灵、自律机构自身结构性利益冲突导致的自律失灵，强调了证券交易异常情况中行政监管介入的必要性，并指出行政监管介入应当以维护公共利益为最高准则。同时，通过对境外成熟市场实践做法与典型事例的分析，讨论了行政监管的目标和方式，并呈现证券交易异常情况行政监管中考量公共利益的丰富实践和可供借鉴的经验做法。在一个以自律为主导的市场行为中，行政监管介入的必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呢？证券交易异常情况作为证券市场的一类常见风险，反映出市场主体在效率与安全、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利己选择。其突出的表现是，由高度先进的交易技术和高度发达的交易机制组合而成的程序交易，在极大提升交易效率的同时，也引发市场结构的深刻变化，给证券市场的稳定秩序带来不可忽视的隐患。而身处治理结构变革与市场竞争激化大背景下的证券交易，更是面临日益加剧的自身结构性利益冲突。客观上需要国家在遵循证券交易一般规律的前提下依法干预，防范和化解风险。这其中，最为核心的目标，就是在各种利益诉求的冲突中，确保公共利益的实现。行政监管因此在证券交易异常情况处置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对于公共利益的理解和认识也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过程中。由此，行政监管的政策目标已从最初的保障证券交易的公平、有序，消除信息不对称，逐渐扩展到提高市场效率、满足多元化需求、降低系统性风险等多个方面。通过制定准入条件、行业标准、处置规则，以及跟进和监督证券交易的处置过程、评估处置效果，行政监管的触角已遍及证券交易异常情况的预防、处置、调查和惩戒等每个环节。和对其他领域的监管一样，行政监管对于证券交易异常情况处置的介入，也应当保持在合理范围之内，并形成良好的监管理念。这其中，对于交易技术革新所具有的外部效应，应当保持开放与务实的监管态度，不可因噎废食、裹足不前；对于证券交易所的自律失灵，在对存在利益失衡的处置行为进行规制的同时，更有必要理顺自律监管与行政监管之间的关系，尊重和保障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的优势发挥。为了重点说明这一问题，本章结合证券交易异常情况处置中涉及行政监管的三个典型案例，总结和提炼了境外市场一些可供借鉴的经验做法。第四章“证券交易异常情况中的民事责任：对核心主体和关键领域的分析”。本章旨在回答实务当中最受关注、也最具争议的民事责任分配问题。通过深入分析证券交易所组织和管理证券交易之自律职能的双重属性以及证券市场的公共性，论证在民法以及经济法一般理论的基础上，对证券交易所在证券交易异常情况及其处置中的民事责任作出合理限定的正当性基础。同时，对于证券交易中的其他辅助主体之责任承担，以及频繁发生、颇具争议的技术故障引发交易异常情况之法律责任，予以分析、比较和回应。对民事责任的分配，同样是一个利益平衡的过程，既涉及到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也涉及到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权衡。本文第一章已经提及，证券交易异常情况会带来巨大的危害，受其影响的主体可能超出能够合理计算和评估的范围。法律责任的认定及承担，由此关系到市场主体的切身利益。对于交易异常情况中的民事法律责任，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其中归责原则与标准是分析问题的关键所在，而具体的分析则必须以责任主体为基础予以展开。在提供证券交易服务的市场主体中，证券交易所处于核心地位，其角色定位也最为特殊。因此本章主要以证券交易所为中心，分析其在证券交易异常情况中的角色定位与责任承担问题。作为兼具公共职能与商业职能的机构，证券交易所担负着提供证券交易服务与监督管理证券交易的双重任务，其在组织与管理证券交易中所提供的服务，既有私人产品的特征，更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而公共产物的成本和风险应当由受益者共同分担。在遵循我国民法制度关于民事责任归责原则一般理论的基础上，更有必要超越私法的一般视角来看待证券交易所市场。对证券交易所在提供证券服务中的民事责任，应当坚持“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过错标准；对交易异常情况处置中的责任，较为普遍的原则是交易所正当监管的民事责任豁免，即交易所在善意履行法律或者市场规则、履行自律管理的公共职能过程中，即便给被监管对象造成了损失，也无须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即使交易所须就监管行为承担责任，也应对“过错”的认定采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标准。当然，在证券集中交易链条中，围绕证券交易所这一核心枢纽，还有其他负有法定或者约定义务的主体，包括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公司以及信息技术外包服务商和供应商，等等，同样需要界定其在证券交易异常情况及其处置中的民事法律责任。由于角色定位与职能属性的不同，在归责原则上也会有所区分。对于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而言，其作为证券交易所的后台，为证券交易提供登记、托管、清算和交收服务，同样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因此在归责原则上，也有必要采取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之标准。在证券交易异常情况之中，因技术故障而引发的异常情况，是相对特殊的一种类型，其特殊性表现在，一方面技术故障是引发证券交易异常情况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是一个高度复杂和专业的领域，普通大众很难对其中的过错作出判断，因此其引发异常情况中的民事责任承担问题长期以来处于一个受到高度关注但始终保持模糊的状态。通过对比分析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技术故障的民事责任制度，有助于我们体会其背后的政策考量，并形成自己的判断。第五章“证券交易异常情况法律规制的完善：以《证券法》修改为中心”。本章梳理了现有法律制度对证券交易异常情况规制的不足，在此基础上重点对《证券法》上如何完善证券交易异常情况处置制度提出具体的条款修改建议，同时对于配套机制完善提出思路。我国证券法律制度虽然对证券交易异常情况及其处置有不同程度的涉及，但其面临的最大缺陷就是与市场实践的脱节。无论是层出不穷、样态多元的证券交易异常情况，还是对于这些异常情况的处置实践，市场都已远远走在法制的前面。这种状态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市场行为面临法律依据的缺失，市场无法形成确定预期，某些处置措施的效力面临不确定性，影响证券市场的有序运转。从前面几章的分析来看，完善证券交易异常情况处置的法律制度，首要任务是充实和调整《证券法》中的相应规定，构建相对完整的证券交易异常情况处置基本制度框架，为行政规章、业务规则的细化规定提供效力支持。当前，《证券法》修改已被提上日程，列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以证监会为主导的证券市场各方力量，都在着手梳理证券法需要进一步补充、完善的现实问题，并提出法律修改的意见和建议。这其中，证券交易异常情况的法律规制成为修法的重点之一。完善《证券法》中的相应规定，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设计条文建议，一是补充证券交易异常情况类型与处置措施，主要体现在对第114条关于处置措施的修改上；二是建立错误交易取消机制的基本框架，主要体现在对第120条关于交易结果不得改变之规定的例外规定；三是强调证券交易所自身利益冲突的防范，突出公共利益在证券交易异常情况处置中的首要地位；四是增加关于证券交易所善意监管免责的规定，巩固善意监管免责和有限介入的司法理念。在《证券法》修改之外，还需要以之为基础，构建和完善证券交易异常情况法律规制的配套机制。本章从行政规章、自律规则以及业务协议三个层面，就如何细化证券交易异常情况预防与处置的行业标准、明确证券交易异常情况处置自律监管的类型、标准与程序、构建证券交易异常情况风险与责任的协议安排，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李响玲[7]（2012）在《论新趋势下的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文中指出资本市场是经济发展的引擎，证券交易所在资本市场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自律监管是证券交易所的核心功能，也是其本质属性。从国际上看，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经历了生动曲折的发展过程，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近年来，在成熟资本市场中，交易所自律监管出现了新的动态、产生了新的问题。全球证券交易市场呈现交易所治理结构公司化、证券交易方式电子化、证券市场发展国际化、证券市场监管专业化等新趋势。这些变化既改变着交易所的存在方式，也使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经过20余年的发展，我国证券市场规模与国际地位发展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我国尚处于“新兴加转轨”阶段，在中国特殊环境下，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发生了严重异化，进而影响到自律监管功能的有效发挥。在证券交易所治理结构公司化、证券交易方式电子化、证券市场发展国际化、证券市场监管专业化的新市场环境下，我国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面临着诸多变革、困境和挑战。一是我国证券交易所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推进交易所公司制改革，交易所公司化必然带来自律监管职能的变革，自律监管职能如何调整和配置，是必须要面对和回答的紧迫问题。二是随着电子化交易的迅速推广，证券交易行为、交易方式等发生巨大的变化，交易所市场监管面对新的市场趋向，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维护交易安全、防范市场风险、应对市场交易异常情况、有效打击新型市场违法违规行为。三是目前交易所面对的是全球竞争，在交易所市场主体、市场结构国际化的环境下，市场监管也需要国际化，需要采取加强跨境监管合作等一系列措施。四是全球证券市场监管正朝着专业化的趋势发展，但是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行政化气氛浓厚，我国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的专业化水平与成熟市场还存在差距，在证券市场不断创新和发展的大背景下，今后我国交易所自律监管应该是以专业化取代行政化，正确处理好监管与创新、监管与发展的关系。在众多的学科领域中，特别是在法学领域，对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的内涵、性质、功能、运行机理等诸多基本问题，已经有了一些研究；对我国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产生的原因、应对的举措，也有了一些关注。对于新趋势下的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所面临的问题，虽然从各个角度和方面分别进行了研究，却缺乏全面性、系统性的研究和阐述。在此背景下，本论文以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为研究对象，以我国交易所面临之新趋势为着眼点，系统梳理我国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在新趋势下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试图探讨影响和制约交易所自律监管功能行使和发挥的因素。本论文试图总结境外成熟市场的经验教训，针对公司化、电子化、国际化、专业化趋势下我们面临的困境、矛盾和挑战，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以期对我们目前的状况形成清醒的认识，进而理清思路，找准前行的方向。全文除导论外，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概述了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及其面临的新趋势，第二至四章分别对公司化、电子化、国际化、专业化四个新趋势下的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予以探讨，全文约19万余字。本文第一章“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及其面临的新趋势”。证券市场监管是金融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兴证券市场与西方成熟市场相比，在政府职能范围、政府干预的程度、监管目标、理念的侧重要求等方面存在差异。对新兴市场而言，目前紧迫的不是探究如何减少或否定监管，而是确立适当的监管目标、监管原则和监管范围，并加以谨慎实施，以调整和改善监管。全球证券市场的监管模式一般可分为政府主导型、市场自律型、中间型三种。不管是哪种监管模式，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因历史背景、市场结构、运行环境、监管模式等差异，各国交易所自律监管的内容因地而宜、因时而变。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功能的行使，和一国的证券法律制度、市场架构、监管职能分配以及交易所组织形式、法律性质等密切相关。目前我国证券交易所，从职能属性来看，是一个履行自律监管职能的公共机构；从组织形式上来看，到底是会员制还是公司制，法律上一直没有给出非常明确的定性；从成立的历史和运营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证券交易所有会员制之名但无会员制之实，与国际上传统的会员制交易所相去甚远。在中国特色环境下，我国证券交易所同时带有企业、事业单位、政府监管的下属机构的部分特征。这种特殊的法律性质，也影响到了我国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职能的行使。第一章首先阐述了证券市场监管的一般理论以及新兴证券市场的监管特性，概述了世界主要证券监管模式和发展趋势，介绍了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体制和监管权的配置；然后从理论角度探讨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的内涵、属性、比较优势和内容；从实证角度分析我国证券交易所之法律属性，以及交易所自律监管之职能内容、组织架构和监管措施；最后简要分析了我国交易所当前面临的新趋势和挑战，为后续四章的进一步分析和研究做铺垫。本文第二章“困境与出路：公司化趋势下的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以组织结构为标准，证券交易所可以分为会员制交易所和公司制交易所。传统的交易所大多为会员制交易所，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证券交易所的组织结构纷纷从会员制转变为公司制，交易所公司化改革成为潮流和趋势。公司化改革本身不是目的，全球波澜壮阔的证券交易所公司化改革运动，其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交易所竞争的加剧和公司制本身的优越性。进行公司化改革，建立现代交易所治理机制，是我国证券交易所的战略性选择。交易所公司化，也会随之给交易所的自律监管带来一系列的影响。公司化后，如何解决交易所利益冲突的矛盾，应该选择何种自律监管模式，自律监管职能如何分配和行使，成为亟待探讨和解决的问题。第二章在介绍了全球交易所公司化的趋势、公司制交易所的优越性、公司化后证券交易所面临的自律监管的变革之后，探讨境外主要交易所自律监管变革的理论探索、实践选择和现实范例，对我国交易所公司化的步骤和方法、公司法后自律监管模式的选择、公司化后自律监管职能的具体安排提出了解决思路。本文第三章“机遇与挑战：电子化趋势下的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电子网络的惊人扩张，全球金融市场形成电子化、网络化的趋势。电子技术和互联网的应用，促使网上证券交易快速推广、电子交易平台迅猛发展、证券交易技术日新月异。这些变化，打破了证券交易时间和地域的限制，交易所地方性垄断与割据的市场环境已经不复存在。我国证券交易所在较早的时候就开始推行证券交易电子化，目前已经实现了交易撮合的无纸化、证券交易的异地化、交易席位的无形化、资金清算的电子化、委托方式的多样化。由于电子网络的影响遍及全球，加上网络具有广泛的可进入性，证券交易电子化的深入发展无疑会给我国证券业带来巨大影响。电子化交易背景下，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给交易所带来了更多的竞争和挑战，同时也给证券市场监管带来新的问题。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信息传播的方式和途径增多，使投资者获取信息更加便捷、掌握的信息更加全面，有利于把握瞬息万变的市场；同时，也使得辨别真假信息的成本提高，证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发生新变化，新型违法违规行为可能不断出现。电子化交易环境下，交易所如何有效地维护交易安全、防范市场风险、应对市场异常交易情况、预防和制止新型违法违规行为，成为当前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第三章论述了证券交易电子化给证券市场带来的影响。电子交易平台的迅猛发展、网上证券交易的快速推广、证券交易技术的日新月异，不仅改变了证券交易所的竞争格局，也推动交易所监管技术的发展和监管方式的变革。借鉴境外的监管政策及监管系统建设之经验，第三章从电子化交易相关立法及交易所自律监管两个层面提出了应对之策。本文第四章“开放与合作：国际化趋势下的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证券市场国际化是生产国际化和资本国际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主要西方国家的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新兴工业加快崛起，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证券市场国际化的进程。同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迅猛发展，各国政府审时度势，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放松了对资本市场的管制。为了在国际竞争中占得先机，世界各主要证券市场纷纷以各种方式和手段，来吸引外国公司和政府发行证券，并吸引外国投资者前来投资。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中国的证券市场在筹资、投资、业务、制度的国际化方面都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虽然我国证券市场市值规模已跻身世界前列，但还需加快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步伐。随着本土市场的逐步开放，境外的投资者会进入本土市场，市场品种日益多样，投资者构成日益多元化，与国际证券市场的联动性日益显着，市场处于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期。伴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和证券市场国际化，交易所的自律监管需要协调不同的法律和规则体系，开展跨境监管。第四章介绍了证券市场国际化的涵义及趋势、境外国家或地区以及证券业国际组织推动跨境监管合作的经验与启示；以交易所的跨境监管工作为视角，论述我所证券交易所当前开展跨境监管合作的主要路径；最后对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交易所的跨境监管合作提出了思路和建议。本文第五章“创新与发展：专业化趋势下的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以证券市场监察为例”。我国证券市场自律监管正逐步走向成熟，但是我国自律监管的专业化水平与成熟市场还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行政化气氛洪厚，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也带上了行政监管的很多色彩。在境外证券市场监管日益专业化、我国证券市场不断创新和发展的大背景下，今后自律监管的总体方向应该是以专业化取代行政化，正确处理好监管与创新、监管与发展的相互关系，采取适度、有效的监管，促进证券市场在合规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证券市场交易监管即证券市场监察职能，是交易所的核心职责之一。我国沪深交易所都建立了市场监察部，行使证券市场交易监管职能。在我国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行政化色彩浓厚的大背景下，市场监察不可避免地也受到了渲染。为了进一步发挥市场监管对市场创新与发展的推动作用，今后市场监察也应重在专业化的建设，以专业化取代行政化，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消化吸收国内外有益经验，着力建设专业化的市场监察体系。第五章站在境外证券市场监管日益专业化、我国证券市场不断创新和发展的大背景下，以证券市场监察为例，探讨如何提高我国交易所自律监管包括市场监察的专业化水平。本章首先介绍了国际证券市场监察的理念演进及域外主要交易所市场监察专业化的实践经验，分析了我国交易所市场监察面临之形势，从法律基础、职能定位、程序保障三个角度对我国交易所市场监察进行了剖析，指出其问题与不足并提出相关完善建议，以推动我国证券市场监察的专业化。
张羽晓[8]（2018）在《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的法律规制 ——基于中美比较法视角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证券分析师的主要工作是挖掘和分析证券市场中的各种信息,基于这些信息形成对于证券和发行人的预测、推荐和评级,并且通过研究报告或者公开露面中的陈述等途径将这些信息和研究结论发布给市场中的投资者。他们是证券市场中重要的专业性信息中介,可以增强证券市场信息透明度,平衡投资者的信息弱势地位,提高市场效率,甚至可以在发现欺诈和保护投资者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与此同时,证券分析师也面临着来自证券公司、发行人、机构投资者以及分析师自身等的利益冲突的影响。在这些复杂的利益冲突的影响下,失去了自身客观性和独立性的证券分析师可能会发布存在偏见或者虚假、误导性信息的研究报告和公开陈述,这些不端行为会严重扰乱证券市场的稳定,损害投资者利益。因此,对于证券分析师进行合理的法律规制,促使其更加客观地进行研究,是保障一国证券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前提。美国自2000年左右就开始了对于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问题的全面法律规制,并且在至今为止的十几年中针对这些规则进行了数次修改,无论是理念还是内容都已经较为完善,可以对证券分析师进行较为有效的监管。我国证券市场发展时间较短,相关的规制制度远远不够成熟和有效。因此,本文拟通过针对美国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法律规制规则的分析和研究,结合证券分析师行业自身的特点,基于我国证券市场现状,针对我国证券分析师的法律规制制度提出完善和修改建议。本文一共分为六章。在导论部分首先交代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进行国内外文献综述和总结,并且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第一章主要研究和分析证券分析师的概念与价值以及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的表现和危害。本章明确了研究对象,为全文奠定研究基础。按照传统分类,广义上的证券分析师根据所就职的机构不同可以被分为卖方分析师、买方分析师和独立分析师;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又可以被分为股票分析师和债券分析师。狭义上的证券分析师指的主要是卖方分析师和独立分析师,也就是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外向市场中的投资者发布研究报告,可以对于整个证券市场中的信息产生影响。在美国法中对于证券分析师的定义是以其对投资者的影响力为核心要素构建的,而我国当前对于分析师的定义以行政登记为核心要素,没有反映证券分析师行业的本质特征。结合行业特征和我国现行规则背景,本文提出证券分析师指的是获得证券分析师执业资格,就职于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或者其他独立证券研究机构中,对于研究报告的主要内容负责的市场专业人士。证券分析师的价值不仅在于对证券进行预测和评级,更在于其挖掘和研究信息的整个过程。证券分析师们的工作提高了证券市场信息透明度和市场效率,同时也可以起到发现欺诈和保护投资者的作用。但是,在利益冲突的影响下,当前在证券分析师行业中存在着过度乐观、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泄露内幕消息等种种不端行为,这些行为会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影响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损害市场的诚信和投资者的信心。第二章针对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来源及特点进行分析。证券分析师的利益冲突有四个主要来源,分别是证券公司其他业务部门、发行人、机构投资者以及分析师自身。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的产生根源在于信息的公共物品属性所导致的证券分析师行业的独立融资困境。他们无法通过单纯地出售自身研究结果而获得足够的收入,必须依赖于外界的资金补贴。因此在信息的公共物品属性不会改变的前提下,证券分析师的融资困境难以得到根本性改变,其所面临的利益冲突也无法被彻底消除。这种无法消除性是证券分析师行业利益冲突的最大特点。第三章在前两章研究的基础上,围绕证券分析师行业的特点和我国证券市场的现状确定了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法律规制的基本原则和手段,用以统领下文。对于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的法律规制需要围绕人性化、市场化、中国化这三个基本原则展开。主要存在利益冲突的管理与阻断、利益冲突的信息披露和证券分析师法律责任的承担三种基本规制手段。第四、五、六章是针对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法律规制的三种基本手段的具体研究。第四章主要研究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的管理与阻断规则。当利益冲突影响了证券分析师行业的客观性和独立性,那么对于这些利益冲突进行管理和阻断是法律规制的首手段。本章第一节主要分析了美国自2000年至今的所有的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的管理与阻断规则。在美国法中,主要依靠《公平披露规则》、“全面和解协议”、《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创业企业扶助法案》和行业自律组织的自律规则等对证券分析师的利益冲突问题进行识别、管理与阻断。其当前的核心理念是在减少利益冲突影响的同时保障证券分析师可以更大程度发挥其职业价值,在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前提下合理减轻发行人、证券公司和证券分析师的负担。第二节主要研究了我国当前的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的管理与阻断规则及可能的完善途径。我国当前的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的管理与阻断规则已经形成了基本制度框架,但是在规制理念上的认识不够清晰和深入。反应在具体制度上:一方面我国部分现行规则过于严苛,例如严格禁止分析师个人证券交易、静默期过长、针对中小型券商和发行人未设置相应豁免规则等,这些均影响了分析师的信息中介价值;另一方面我国的现行规则体系中还存在一部分制度构建上的缺失,例如对于机构投资者等利益冲突来源缺乏重视,对于发行人的选择性信息披露监管力度不足等等,这些也影响了我国证券分析师的客观性和独立性。在此基础之上,本节对于我国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管理与阻断规则提出了完善建议。第五章主要研究了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的信息披露规则。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信息的“公共物品”属性所导致的证券分析师融资困境,所以这些利益冲突具有不可消除性,单纯依靠利益冲突的管理与阻断规则永远无法完全消除利益冲突所带来的影响。对于那些无法阻断的利益冲突,则可以通过信息披露规则进行规制。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的信息披露更加贴合这一行业融资现状,具有更加全面和市场化的特点,对于证券分析师的合理法律规制和投资者保护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从长期看,对于利益冲突进行全面信息披露也有利于建立起证券分析师信誉回馈机制,促进行业的健康良性发展。美国的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信息披露规则主要分布在《分析师认证规则》、“全面和解协议”、《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和行业自律规则当中,披露范围合理,体系完整,内容全面。这些规则有效降低了美国证券市场中证券分析师的过度乐观倾向,提升了其研究的客观性,保护了投资者的知情权,促使证券分析师更为谨慎地发布预测评级。相比之下,我国则一直以行政监管手段为主,忽视了利益冲突信息披露这一市场化的监管手段,相关规则也非常不完善。因此在第二节中,本文对于我国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信息披露规则的现状与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我国需要在披露的主体和场合以及披露内容两个主要方面进行规则的修改完善,并且要加强对于利益冲突信息披露违规行为的监督和处罚。第六章主要研究了证券分析师的法律责任。利益冲突的管理与阻断和利益冲突的信息披露,这些可以被划分为利益冲突的事前规制手段。第六章所研究的则是针对利益冲突所导致的证券分析师不端行为所进行的事后规制。第一节主要研究证券分析师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相比较美国证券分析师和证券公司在分析师利益冲突管理和阻断方面的行政责任,我国当前规则需要增加对于证券公司内部利益冲突管理机制的监督,并且对于证券分析师误导性陈述行为进行更为清晰的界定。第二节主要研究证券分析师的民事责任。美国的证券分析师诉讼根据起诉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SEC提起的民事诉讼和投资者提起的民事诉讼两大类。SEC可以通过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对于证券分析师施加禁令,或者迫使其付出民事罚款、上缴非法所得等,从而对于证券分析师的违法行为进行制裁。同时,美国的投资者也可以基于SEC的10b-5规则对证券分析师的研究报告和预测评级中的虚假陈述提起民事诉讼。但是证券投资本身存风险,证券分析师不应当为投资者的所有损失负责,所以诉讼中的原告必须是证券的买方或者卖方,且原告必须举证被告是出于主观故意而做出了重大虚假陈述或者遗漏,以及虚假陈述与原告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美国不同的地方和巡回上诉法院对于10b-5规则的适用存在不同的认定标准,这些不同的标准反映了美国法官在保护证券分析师行业、设置合理诉讼阀门与维护投资者利益之间的思索与平衡,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随后,本文将研究视角收回至国内:我国当前尚不存在针对证券分析师虚假陈述的民事赔偿诉讼案件,这也是我国证券分析师法律规制制度完善的重要方向。在当前学界,证券分析师民事责任的性质有违约责任说、独立责任说和侵权责任说三种不同理论。从我国现行侵权责任法背景和侵权责任的要素出发,侵权责任说较为合理。在归责原则方面,基于证券分析师行业与市场中其他责任主体的区别,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可能会让证券分析师承担不合理的过重责任,且在实际效果上并不利于投资者保护这一终极目标的实现。而过错责任原则无论在现行规则还是在未来可能的规则修改情形中,都不会过多加重投资者的举证负担,且可以作为“诉讼阀门”有效平衡分析师行业的发展与投资者保护,是较为合理的选择。最后,本文对于证券分析师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中的过错、损害及因果关系三个要素进行了分别探讨。
贺子聪[9]（2019）在《私募股权投资、MD&A对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银行借款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小企业的融资决策是其发展的核心问题,在内部融资无法满足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外部融资中的发行股票和发行债券难度又很大的情况下,银行借款对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大量的利用企业层面的调查数据研究证明,中小企业存在借款融资渠道不畅和借款成本高于大型企业的情况,而创新型中小企业由于“轻资产,重创新”而缺乏抵押品,其借款难的问题比其他类型中小企业更严重。如何缓解我国创新型中小企业借款难问题是我国政策制定者和企业界共同关心的话题,开展这一问题的相关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大量财务学领域的研究文献考察了银行借款的影响因素,而结合创新型中小企业的特点,治理因素中的股权结构因素、董事会治理因素和信息因素中的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简称MD&A）信息因素均对创新型中小企业十分重要。创新型中小企业的控股股东对公司控制程度非常深。私募股权投资（简称PE）机构作为积极型监督者,在投资企业后,成为非控股股东,并对控股股东、管理层的行为进行监督,而且提供专业的增值服务,相比于其他类型的非控股股东,PE具有更强的制衡控股股东的能力。另外,PE非控股股东委派董事是保障其利益的重要途径,能够增强非控股股东的制衡能力,发挥积极的治理作用,削弱控股股东在董事会安排中的影响力,抑制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本文从PE是否投资以及PE是否派遣人员进入董事会两个角度,研究PE是否影响创新型中小企业银行借款契约,全方面考察PE这一重要的非控股股东发挥的作用。另外,MD&A信息能够全面的向投资者展示企业有关未来发展的信息,已有的证据显示股票市场投资者能够感知到企业对外披露的MD&A信息的不同,从而改变自己的投资决策。银行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应该受到MD&A信息的影响。同时PE作为股东会直接和间接影响企业对外披露的MD&A信息。PE投资企业后,通过投后管理机制在企业未来战略规划、未来风险识别及应对中起到正向促进作用,并且改善企业的治理结构,提高对外披露的MD&A信息质量。本文研究PE是否投资及PE是否派遣人员进入公司董事会对MD&A信息的影响,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论证PE机构对被投资企业的信息披露的影响机制。最后,综合PE、MD&A信息与银行借款三者之间的关系,本文的逻辑可以表示为“PE股东→MD&A信息披露→银行借款”,即除PE机构直接影响创新型中小企业银行借款融资外,PE机构可以通过影响创新型中小企业披露的MD&A信息从而间接影响企业的借款,也就是说MD&A信息能够在PE影响银行借款时起到中介作用。这样才能深入了解PE通过哪些路径影响银行借款契约,才能有利于分析当前创新型中小企业借款难问题的关键点,帮助银行更加合理的评估创新型中小企业的贷款违约风险,从而为缓解创新型中小企业信贷约束和优化银行信贷资源在创新型中小企业中的配置效率提供经验支持。本文主要以信息不对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信号传递理论和信贷配给理论作为理论基础,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并得到本文的研究结论。首先,对私募股权投资与银行借款关系的研究,研究结果发现,相比无PE参与的企业,有PE参与企业的银行借款规模更大、成本更低、期限结构更合理,并且PE介入企业的董事会时这种影响更显着,说明PE的介入公司治理的程度越高,越有利于企业与银行在签订借款契约时的宽松程度;然后,进一步分析PE特征的作用发现,不同特征PE对银行借款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具有外资和国有背景、声誉越高、持股比例越大、投资期限越长、联合投资等特征的私募股权投资对被投资企业借款的正向效应更为明显,最后,进一步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PE通过监督机制、激励机制对银行借款契约产生影响。然后,对MD&A信息与借款融资关系展开研究。长期以来,我国企业大量依靠金融机构借款进行间接融资,本文使用更加客观、高效的文本向量化研究方法对创业板上市公司披露的MD&A信息有用性进行度量,并利用得到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MD&A信息含量与银行借款规模显着正相关、与银行借款成本显着负相关、与银行借款期限结构显着正相关,证明MD&A信息能够向债权人传递公司层面的信息,有助于银行在进行放贷决策时做出合理的判断,并且前瞻信息与风险信息的信息含量对银行放贷决策的影响较大,因为这两类信息能够帮助信息使用者预测公司未来的经营发展并且提示可能面对的风险,有利于银行等债权人更加清晰全面的评估公司未来发展机遇和潜在风险,提高银行对公司的违约风险评估的准确程度,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并且通过进一步实证分析发现,MD&A信息在企业处于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的情况下,对银行借款契约的影响越显着,证明MD&A信息通过缓解银企间信息不对称程度帮助企业获得更宽松的借款契约。最后是PE对MD&A的影响以及MD&A的中介效应研究。研究结果显示,PE能够帮助企业提高MD&A信息含量,尤其是前瞻信息的信息含量,并且这种影响在PE介入公司董事会后发挥的作用更为明显。PE机构的外资和国有背景、声誉越大,PE投资的持股比例越大、联合投资正向影响被投资企业对外披露的MD&A含量。此后,通过中介效应检验模型验证了MD&A信息在PE影响银行借款契约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即PE通过帮助企业在经营管理、战略管理、风险管理方面提高,并在此基础上向外部债权人传递更具有信息含量的有关企业经营情况的分析、未来发展规划、风险的应对等信息,PE在银行评估企业违约风险时的能够帮助创新型中小企业降低违约风险,并且当PE介入公司董事会后起到的作用更加明显。结合本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议:从宏观政策制定者角度,政策制定者应鼓励商业银行在“信贷”资源配置过程中公平对待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适当放宽对创新型中小企业的贷款条件;制定有利于PE/VC和商业银行形成有效的信息共享与合作机制的投贷联动政策;尽快出台更为明确的MD&A信息披露方法,并尽快制定MD&A相关法律条款和审计准则。从微观企业角度,PE机构更应重视对被投资其企业的投后管理,并积极派遣人员进入企业董事会,也可适当引入外资、国有背景的合伙人,提高自身声誉,与其他PE机构进行联合投资,注重投资后长期管理、适当提到投资持股比例;创新型中小企业积极与PE机构合作,不必排斥PE机构介入董事会,并且更应该关注MD&A信息的披露,积极与银行沟通,向银行传递积极信号;银行应该积极开发创新型中小企业客户,更应该关注企业的前瞻信息和风险信息等重要的非财务信息,提高贷款资源配置效率。
刘杰[10]（2015）在《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公债经营与制度变迁（1897-1937）》文中认为公债作为一种新的财政收入形式为中国近代政府所长期使用。晚清政府以“息借商款”形式为财政筹募资金开创了中国近代政府发行公债的滥觞。此后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更是多次以公债作为调节财政收支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近代政府公债的运行离不开金融市场的支撑。由于近代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不完善,特别是完备的金融债券市场的发展相对迟滞,政府大多数时候摒弃“公募法”,采取间接募集法由金融机构特别是华资银行业来负责公债的发行、承募及偿还。以近代金融史长时段演变轨迹来管窥近代公债的发行历程,银行业与公债演进构成了复杂多样的关系。近代政府公债无论是对于政府财政本身功能的拓展还是对银行的经营与制度变迁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关注的是“公债”本身所呈现的问题,“就债论债”居多且多以政府层面和财政角度出发去阐释,对于“公债与金融”这一主题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注。因此,本文更加关注于近代公债“观念”——“行为实践”——“制度变迁”的演进轨迹,力图通过“经营公债”的视角窥视近代银行业在公债发行、整理、政策调整之中的具体行为以及引起的制度变迁。具体则是通过银行业经营公债分析,从银行业视角,来进一步观察公债政策乃至制度的建立与调适的过程。通过银行业经营公债角度继而审视近代银政关系以及近代国家信用构建的历史镜像。从“公债”知识传播与观念源流来看,现代意义上的公债及其制度内涵自清末西学传播热潮之中传入中国。“公债”知识经历了古今词义转换与中外对接历史过程。公债知识在中国的引介、传播对晚清政商界人士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近代公债与金融演变轨迹上看,外债与外资银行的产生与发展均早于内债与华资银行。在这一独特背景下,清末政府举借外债进一步刺激了外资银行在华的发展。随着晚清政府公债的实践与新式华资银行的成立,早期华资银行正式启动了对政府公债的经营。近代华资银行业经营公债的具体实践受到了国家公债政策、银政制度安排以及近代证券交易市场发展等环境因素的影响。随着国家公债制度以及金融环境的改善,华资银行业在民国时期政府公债承销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公债对银行业的影响可以从其对银行业的发展作用角度进行考察。实证分析证明公债对近代银行业资力以及盈利有着直接的影响,但对银行数量的变动并不构成直接影响。在具体经营过程之中,华资银行在政治、市场与行业利益之上与政府展开了复合型博弈。同时经营公债对其本身业务制度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与近代商业性质银行相对应的是,近代中央银行的建立、发展与政府公债亦存在密切的关联。公债成为了国家创立中央银行重要的原始资本来源。中央银行亦获得政府授权经理公债、公开买卖公债以及参与对公债的保管等具体事务。受限于近代中国特殊的金融发展环境,从效应上看,近代中央银行以公债调控金融市场的具体实效较为有限。公债风险是近代华资银行经营公债需要面对的另一个重要问题。计量实证进一步表明近代银行业经营公债面临着市场与政治的双重风险。银行业对公债经营的风险应对主要是从投资的选择以及内控制度的构建着手。为合理规避公债风险,银行业在调整自身经营、对政府债务政策发声、谋求信用保障之余,其自身亦进行了多层组织搭建与制度设计。近代华资银行业在经营公债之中还积极参与了政府三次公债整理。其中银行公会是公债整理的重要力量,银行公会积极协助银行业与政府进行交涉、同时联络商人团体共同参与公债整理并谋划公债基金的稳固,在公债整理之中发挥着联动作用。从制度变迁角度看,近代华资银行在经营公债过程中直接促进了近代公债法制建设以及国家公债基金制度的建立与演进。银行与政府协商博弈建立了新的公债管理组织,在制度创新上集中体现在银政“债权共同体”的构建。从债权信用角度上看,银行经营公债与近代国家财政、金融信用存在紧密关系,对推进近代国家财政、金融信用的构建起到了一定作用。中国近代银行业经营公债自始终在于对信用秩序的追求。而在其具体经营公债过程之中推进了中国近代国家信用的构建与金融制度的变迁。
二、证券登记机构在证券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可忽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证券登记机构在证券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可忽视（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资管市场投资者保护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s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及可能的创新 |
| 第一章 资管市场投资者保护的概述 |
| 第一节 资管市场的起源与发展 |
| 一、域外集合投资类产品的起源与发展 |
| 二、我国资管市场的发展脉络梳理 |
| 三、我国资管市场产品类型化分析 |
| 第二节 资管市场投资者保护的必要性与特殊性 |
| 一、资管市场投资者保护的必要性分析 |
| 二、资管市场投资者保护的特殊性分析 |
| 第二章 资管市场投资者保护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委托-代理理论 |
| 一、委托-代理理论的规范内涵 |
| 二、资管市场中委托-代理问题对投资者保护的消极影响 |
| 第二节 不完全契约理论 |
| 一、不完全契约理论在资管市场的体现与运用 |
| 二、不完全契约理论下管理人行为的约束 |
| 第三节 风险社会理论 |
| 一、风险社会理论的基本内涵 |
| 二、风险社会理论下资管市场中投资者保护的要义 |
| 第三章 资管市场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完善：事前保护 |
| 第一节 完善资管市场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必要性分析 |
| 一、资管产品销售中的不规范 |
| 二、投资者的有限理性 |
| 三、金融市场的复杂性 |
| 四、投资者金融专业知识的匮乏 |
| 五、信息披露等制度的失灵 |
| 第二节 资管市场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内在要求 |
| 一、“了解产品”——资管产品的风险评估与揭示 |
| 二、“了解客户”——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评估 |
| 三、“匹配推介”——资管市场投资者适当性评估 |
| 第三节 我国资管市场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反思 |
| 一、现行投资者适当性制度检视 |
| 二、资管产品风险评级失准与风险揭示不充分 |
| 三、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评估流于形式 |
| 四、投资者适当性评估偏离本质 |
| 第四节 我国资管市场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完善 |
| 一、完善我国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具体建议 |
| 二、完善资管市场金融机构违反适当性义务的法律责任 |
| 第四章 管理人信义义务的法定化：事中保护 |
| 第一节 资管产品投资运营中管理人违反信义义务的表现 |
| 一、管理人不履行或怠于履行尽职管理义务 |
| 二、管理人利益冲突行为 |
| 第二节 信义义务——投资者与管理人关系存在的基础 |
| 一、资管产品投资运营中参与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
| 二、我国资管产品信托本质地辨明 |
| 三、信义义务——“买者自负”到“卖者有责”的实现路径 |
| 第三节 资管市场中管理人信义义务的制度检视及法定化路径 |
| 一、我国资管市场中管理人信义义务的特殊性 |
| 二、管理人信义义务的制度检视 |
| 三、信义义务法定化的路径选择 |
| 第四节 资管市场管理人信义义务法定化的具体内容 |
| 一、管理人的忠实义务 |
| 二、管理人的勤勉义务 |
| 第五章 我国资管市场投资者司法保护制度的完善：事后救济 |
| 第一节 资管市场投资者司法救济现状检视与反思 |
| 一、司法实践中投资者权利救济之困境 |
| 二、投资者司法保护中法律适用问题分析——以资管新规为例 |
| 三、我国现行投资者司法保护制度的反思 |
| 第二节 资管市场投资者司法救济困境的成因分析 |
| 一、商事合同与民事合同存在差异 |
| 二、对于管理人积极管理义务的忽视 |
| 三、举证责任的分配不当 |
| 四、损害赔偿数额的认定困难 |
| 第三节 资管市场投资者司法保护制度的完善 |
| 一、明确金融机构违反监管法规行为效力 |
| 二、将金融规章作为商事习惯引入司法裁判 |
| 三、商事思维在投资者司法保护中的运用 |
| 四、资管市场司法纠纷程序方面的完善 |
| 第六章 我国资管市场投资者保护制度立法的理念与路径 |
| 第一节 我国资管市场投资者保护的立法理念 |
| 一、以权利公平配置为根本 |
| 二、以提升金融市场效率为核心 |
| 三、以有效控制风险为后盾 |
| 第二节 我国资管市场投资者保护立法路径的比较与选择 |
| 一、国外立法模式的比较与借鉴 |
| 二、我国资管市场立法的反思 |
| 三、构建我国资管市场横向统合立法体系的必要性 |
| 四、我国资管市场投资者保护立法的路径选择 |
| 第三节 我国资管市场投资者保护立法中必须处理好的几个问题 |
| 一、处理好资管市场不同法律之间的协调问题 |
| 二、处理好立法统一化与差异化之间的关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股票期现跨市场操纵监管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实证分析法 |
| 1.3.2 规范分析法 |
| 1.3.3 历史研究法 |
| 1.3.4 比较分析法 |
| 1.4 文献综述 |
| 1.4.1 跨市场操纵的可行性问题 |
| 1.4.2 跨市场操纵的本体论问题 |
| 1.4.3 跨市场操纵的监管法律制度 |
| 1.4.4 经济法理念和制度治理跨市场操纵的优势 |
| 1.5 研究逻辑思路与内容(图) |
| 1.6 难点与贡献 |
| 1.6.1 难点 |
| 1.6.2 创新 |
| 1.7 不足与展望 |
| 第2章 股票期现跨市场操纵的基本模式 |
| 2.1 跨市场操纵的生成逻辑 |
| 2.1.1 跨市场交易的界定 |
| 2.1.2 跨市场交易的类型 |
| 2.1.3 跨市场操纵的生成 |
| 2.2 交易型跨市场操纵模式 |
| 2.2.1 股价指数的可操纵性 |
| 2.2.2 交易型跨市场操纵的内在机理 |
| 2.2.3 交易型跨市场操纵的实施策略之一:操纵指数权重股 |
| 2.2.4 交易型跨市场操纵的实施策略之二:操纵期指合约 |
| 2.3 信息型跨市场操纵模式 |
| 2.3.1 资本市场的信息传递机制 |
| 2.3.2 信息型跨市场操纵的内在机理 |
| 2.3.3 信息型跨市场操纵的实施策略 |
| 2.4 跨境型跨市场操纵模式 |
| 2.4.1 资本市场国际一体化进程 |
| 2.4.2 跨境型跨市场操纵的内在机理 |
| 2.4.3 跨境型市场操纵的实施策略 |
| 第3章 股票期现跨市场操纵的系统性风险演变 |
| 3.1 单市场操纵所蕴含风险的非系统性:以股票市场为例分析 |
| 3.1.1 市场操纵的价格波动风险 |
| 3.1.2 单市场操纵风险的表现 |
| 3.1.3 单市场操纵风险的特质 |
| 3.2 衍生品市场操纵蕴含风险的系统性端倪:以期指市场为例分析 |
| 3.2.1 期指市场的诞生 |
| 3.2.2 期指市场的特有属性 |
| 3.2.3 期指市场操纵风险的特质 |
| 3.3 跨市场操纵风险的系统性演变 |
| 3.3.1 资本市场的融通变革 |
| 3.3.2 跨市场操纵风险系统性演变的机理:跨市场信息传导机制 |
| 3.3.3 跨市场操纵风险系统性演变的渠道:跨市场价格关联机制 |
| 3.3.4 跨市场操纵风险的系统性展现 |
| 第4章 市场操纵监管法律制度的失灵 |
| 4.1 监管权配置的失衡 |
| 4.1.1 市场操纵监管主体的梳理 |
| 4.1.2 宏观审慎监管主体缺位 |
| 4.1.3 监管协作机制有待完善 |
| 4.1.4 监管体制的“倒金字塔”结构 |
| 4.2 监管权运行的失范之一:操纵禁止规范滞后 |
| 4.2.1 市场操纵禁止规范的梳理 |
| 4.2.2 缺失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基本规则 |
| 4.2.3 市场分割的规范体系 |
| 4.2.4 逻辑混乱的规范结构 |
| 4.3 监管权运行失范之二:操纵行为实质认知失当 |
| 4.3.1 市场操纵实质界定的梳理 |
| 4.3.2 立法中价量控制界定的“似是而非” |
| 4.3.3 实践中交易量控制界定的“舍本逐末” |
| 第5章 市场操纵本质的新认知及监管创新 |
| 5.1 域外市场操纵本质认知的考察 |
| 5.1.1 欺诈理论 |
| 5.1.2 市场欺诈理论 |
| 5.1.3 价格操纵理论 |
| 5.2 既有市场操纵本质认知的困境 |
| 5.2.1 疏离于市场操纵的实施机理 |
| 5.2.2 隐含监管权力滥用的危险 |
| 5.2.3 局限于对市场操纵的微观监管 |
| 5.2.4 聚焦于对操纵者的事后惩治 |
| 5.3 市场操纵本质的新认知 |
| 5.3.1 对价格控制能力的关注 |
| 5.3.2 市场优势与操纵行为的关联 |
| 5.3.3 滥用市场优势控制价格 |
| 5.4 统合式监管框架设计及实施路径 |
| 5.4.1 统合式监管框架设计思路 |
| 5.4.2 统合式监管框架的实现路径 |
| 第6章 股票期现跨市场操纵风险监管法律制度构建 |
| 6.1 跨市场操纵的宏观审慎监管理念 |
| 6.1.1 宏观审慎监管释义 |
| 6.1.2 宏观审慎监管与跨市场操纵的契合 |
| 6.1.3 跨市场操纵宏观审慎监管的展开 |
| 6.2 域外跨市场操纵监管主体的梳理 |
| 6.2.1 美国的跨市场操纵监管的主体 |
| 6.2.2 英国的跨市场操纵监管的主体 |
| 6.2.3 日本的跨市场操纵监管的主体 |
| 6.3 跨市场操纵风险监管体系设计 |
| 6.3.1 建立资本市场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 |
| 6.3.2 完善资本市场的监管协作机制 |
| 6.3.3 改进资本市场的微观监管结构 |
| 6.3.4 推进资本市场跨境监管协作机制 |
| 6.4 跨市场操纵防御性风险监管法律制度设计 |
| 6.4.1 设置差异性的资本市场合格投资者制度 |
| 6.4.2 完善资本市场投资者分类监管制度 |
| 6.4.3 改进跨市场大额交易登记制度 |
| 第7章 股票期现跨市场操纵行为监管法律制度完善 |
| 7.1 域外立法规制跨市场操纵的样本梳理 |
| 7.1.1 设置专门的跨市场操纵禁止规范 |
| 7.1.2 统合市场操纵禁止规范 |
| 7.1.3 改进市场分割的操纵禁止规范 |
| 7.2 跨市场操纵的实质独立性分析 |
| 7.2.1 跨市场操纵策略的理论纷争 |
| 7.2.2 跨市场操纵的理论类型 |
| 7.2.3 跨市场操纵策略的独立性分析 |
| 7.3 我国跨市场操纵行为监管法律制度改进 |
| 7.3.1 弥合市场分割立法体系的监管缝隙 |
| 7.3.2 优化市场操纵禁止规范框架 |
| 7.3.3 设置多元化市场操纵行为构成要件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3）私募股权投资者的法律保护（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私募股权投资者法律保护的研究视角 |
| 第一节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内涵界定 |
| 一、私募与公募的内在差异 |
| 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与相关投资品种的区分 |
| 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类型划分 |
| 第二节 私募股权投资者法律保护的价值考量 |
| 一、豁免注册制下的效率价值体现 |
| 二、发行方式限制的公平价值考虑 |
| 三、有效保护投资者的秩序价值延伸 |
| 第三节 私募股权投资者法律保护的现实困境 |
| 一、主体适格的制度缺陷 |
| 二、信息披露的要求模糊 |
| 三、退出方式的多重限制 |
| 四、法律监管的权责失范 |
| 第二章 私募股权投资者主体地位的立法强化 |
| 第一节 私募股权投资的立法刚需 |
| 一、私募股权投资的法律关系解读 |
| 二、投资者立法规范的法律原则归纳 |
| 第二节 私募投资者的合格与适当 |
| 一、合格——特定市场条件满足的准入性制度 |
| 二、适当——投资对象和投资者的匹配性考察 |
| 第三节 投资者立法规制的现行评价 |
| 一、投资者主体相关立法粗泛 |
| 二、投资者适当性制度规定散乱 |
| 第四节 投资者立法规制的完善建议 |
| 一、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宏观思考 |
| 二、投资者准入制度设计的量化和质化 |
| 三、投资者分类规范的理想构建 |
| 第三章 私募股权投资信息披露的分类保障 |
| 第一节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信息披露机制的应然价值 |
| 一、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制度的存在机理 |
| 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制度的内涵建设 |
| 第二节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制度的实然评价 |
| 一、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的问题梳理 |
| 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的法律责任 |
| 第三节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制度的合规建议 |
| 一、差异化信息披露机制的综合构建 |
| 二、信息披露规则刚要的统筹构建 |
| 三、效率维度下的适度披露豁免设想 |
| 四、信用管理体系的示范性效应参与 |
| 第四章 私募股权投资退出机制的多元输出 |
| 第一节 私募股权投资退出方式的概括分析 |
| 一、影响退出方式的因素解析 |
| 二、四种退出方式的利弊衡量 |
| 第二节 私募股权投资退出方式的规制重心 |
| 一、上市退出:严格上市条件和程序 |
| 二、收购退出:关注再融资股份减持 |
| 三、回购退出:限制回购范围和数量 |
| 四、清算退出:斟酌解散申请权限制 |
| 第三节 私募股权投资退出机制的立法完善 |
| 一、上市退出规制的立法优化 |
| 二、收购退出市场的规范搭建 |
| 三、回购退出范围的理性调适 |
| 四、清算退出程序的立法修改 |
| 第五章 私募股权投资法律监管的宏观把握 |
| 第一节 私募股权投资监管理念的锁定 |
| 一、强化自律优先的监管原则 |
| 二、注重投资者保护的监管目标 |
| 三、平衡效率与公平的监管价值 |
| 第二节 私募股权投资监管职能的定位 |
| 一、行政机关的职能配置和监管问责 |
| 二、自律组织的独立地位和辅助功能 |
| 三、监管职能的统筹优化和路径实现 |
| 第三节 私募股权投资监管的立法建议 |
| 一、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主体准入的监管优化 |
| 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的区分要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4）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失灵问题及解决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一章 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失灵 |
| 第一节 我国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存在自利性 |
| 一、上市公司文字叙述的模糊披露 |
| 二、上市公司财务信息的盈余管理 |
| 第二节 我国证券服务机构专业报告的失真问题 |
| 一、律师事务所IPO尽职调查报告失真导致“业绩变脸” |
| 二、会计师事务所财务报告和审计报告失真导致“资本消失” |
| 三、资信评级机构信用评级报告失真导致“评级失灵” |
| 四、资产评估机构资产评估报告失真导致“资产缩水” |
| 第三节 我国证券散户投资者难以吸收并运用披露信息 |
| 一、详尽披露导致的“过犹不及”问题 |
| 二、专业性导致的“知识壁垒”问题 |
| 三、散户投资者自身抗拒分析披露信息 |
| 第二章 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失灵的原因 |
| 第一节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定模糊且分散 |
| 一、规定模糊导致了低廉的违法成本 |
| 二、规定分散导致了高昂的披露成本 |
| 三、披露立法的困境 |
| 第二节 信息的单向棘轮:“数量至上”的误区 |
| 一、披露信息“大爆炸”的单向棘轮 |
| 二、数量问题导致了监管成本与收益的失衡 |
| 三、数量问题导致了投资者成本收益的失衡 |
| 四、数量问题引发了潜在的其他影响 |
| 第三节 “伞形”利益关联体系下监督的缺位 |
| 一、保荐人与上市公司的利益关联 |
| 二、证券服务机构与上市公司的利益关联 |
| 三、监管机关所面对的利益诱惑 |
| 第三章 中美案例及制度的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信息披露典型案例及制度发展过程 |
| 一、典型案例显示信息披露造假技术不断提升 |
| 二、监管趋严以及新的问题 |
| 第二节 美国信息披露典型案例及制度发展过程 |
| 一、“蓝天案件”与“安然、世通事件” |
| 二、美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发展历程 |
| 第三节 中美信息披露制度比较分析 |
| 一、全面实施注册制对信息披露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 二、美国信息披露制度发展过程对我国的启示 |
| 三、技术进步对信息披露制度改革的影响 |
| 第四章 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路径 |
| 第一节 实现立法上的“刚柔并济” |
| 一、转移立法重心,实现“以柔克刚” |
| 二、制定标准模板,实现“以刚制柔” |
| 第二节 保证“看门人”的独立性 |
| 一、实现保荐人与承销商的分离 |
| 二、增加同行评审环节 |
| 三、重构委托-代理关系 |
| 第三节 完善监管督察机制和证券诉讼制度 |
| 一、完善信息披露监管督查机制 |
| 二、完善相关证券民事诉讼制度 |
| 第五章 “法律+技术”视角下的可行性建议 |
| 第一节 完善信息披露评级机制 |
| 一、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考评机制简析 |
| 二、构建新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评级机制 |
| 第二节 构建偏好型信息披露体系 |
| 一、顺应信息披露的单向棘轮 |
| 二、以个性“化繁为简” |
| 三、双轨体系与双重标准 |
| 第三节 构建数据共享机制 |
| 一、构建数据共享机制的原因 |
| 二、构建数据共享机制的思路 |
| 三、构建数据共享机制的意义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沪深证券交易所2015年6月1 日—2018年12月31 日间上市公司统计表 |
| 附录2: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在个人投资者中实际效果的调查问卷 |
| 致谢 |
（5）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法律规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的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主要内容和框架 |
| 五、论文主要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经济学分析 |
| 第一节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背景 |
| 一、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历史沿革 |
| 二、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产生的经济背景——经济金融化 |
| 三、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制度背景——公司股东“减持规则” |
| 第二节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特殊性 |
| 一、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是传统质押的“异化” |
| 二、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主体的结构性 |
| 三、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金融属性 |
| 四、上市公司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差异 |
| 第三节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经济学基础 |
| 一、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效率优势 |
| 二、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允性特征 |
| 三、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第二类委托代理 |
| 第二章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规制的法律价值取向 |
| 第一节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负外部性 |
| 一、对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影响 |
| 二、对上市公司利益的影响 |
| 三、对金融市场运行秩序和效率的影响 |
| 第二节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法律规制的利益协调与价值平衡 |
| 一、股东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协调 |
| 二、交易效率与经济安全的价值平衡 |
| 第三节 私法与公法协同的规制模式 |
| 一、私法以赋权的方式保护主体自由和经济效率 |
| 二、公法以限权及增加义务的方式保障社会利益和经济安全价值 |
| 第三章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风险类型及现有规制的检视 |
| 第一节 当前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风险划分 |
| 一、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主体的道德风险 |
| 二、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市场风险 |
| 三、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违约处置风险 |
| 第二节 我国现有规制措施与域外相关制度的对比与检视 |
| 一、大陆法系股权质押制度为模板的“担保物权” |
| 二、英美法系以担保交易为核心的一元化的担保权益 |
| 三、对我国现行法律对股权质押规制的检视 |
| 四、我国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风险纾困措施的局限性 |
| 第三节 确立我国商事思维下的“股权担保交易”的法律规制 |
| 一、准确识别以“股权”作为担保标的物的金融创新实践 |
| 二、现行以传统民法视域下构建的担保制度对股权质押规制的局限性 |
| 三、“股权担保交易”概念的提出 |
| 第四章 构建多维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主体的法律规制体系 |
| 第一节 上市公司股东内部控制机制的发挥——自律管理 |
| 一、以股东自治为核心的股东协议 |
| 二、英美公司股东协议制度对我国上市公司股东自治的启示 |
| 三、完善《公司法》实现上市公司股东的自律管理 |
| 第二节 金融机构风险管控功能发挥——中间层控制 |
| 一、交易前调查对风险管控的作用 |
| 二、资金使用的持续监督 |
| 三、信息共享实现风险管控 |
| 四、风险管控规则的完善 |
| 第三节 证券交易所及证券监管部门对主体行为的约束——外部监管 |
| 一、美国有关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信息披露制度 |
| 二、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信息披露的完善 |
| 第五章 完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违约处置的法律规制 |
| 第一节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违约认定规则 |
| 一、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一般违约情形 |
| 二、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先兆性违约事件条款 |
| 第二节 上市公司场内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违约处置——平仓 |
| 一、上市公司场内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特殊性 |
| 二、平仓处置的合法性基础 |
| 三、证券公司平仓处置权利的保护与约束 |
| 第三节 上市公司场外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司法处置 |
| 一、场外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特殊性 |
| 二、特殊民事诉讼程序的适用 |
| 三、限售股司法处置与传统担保理论的冲突与平衡 |
| 四、非限售流通股场外股权担保交易的特别处置措施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6）证券交易异常情况的法律规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研究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和结构安排 |
| 四、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证券交易异常情况的多维透视 |
| 第一节 证券交易异常情况的产生环境与表现形式 |
| 一、证券交易所市场的简要描述 |
| 二、证券交易异常情况的内生性 |
| 三、证券交易异常情况的表现形式 |
| 第二节 证券交易异常情况的引致原因 |
| 一、不可抗力 |
| 二、第三方原因 |
| 三、技术故障 |
| 四、人为差错 |
| 第三节 证券交易异常情况的市场危害 |
| 一、影响证券交易功能 |
| 二、加剧证券交易风险 |
| 三、危害证券市场稳定 |
| 四、损害投资者利益 |
| 第二章 证券交易异常情况的自律管理 |
| 第一节 证券交易异常情况处置自律主导模式的原由 |
| 一、证券交易所处置交易异常情况的法定要求 |
| 二、交易异常情况实行自律处置具有比较优势 |
| 三、交易所具有自身声誉与市场规模的自利动机 |
| 第二节 证券交易异常情况自律处置的定位与价值取向 |
| 一、与交易所角色定位相关的两起典型实例 |
| 二、角色定位的进一步展开：有所为有所不为 |
| 三、证券交易异常情况处置中的价值取向 |
| 第三节 基于秩序价值的处置措施 |
| 一、限制访问——限制交易参与人接入系统 |
| 二、稳定价格——减缓证券价格的剧烈波动 |
| 三、临时停牌——暂停单只或者部分证券的交易 |
| 四、临时停市——暂停整个市场的证券交易 |
| 五、实践考验——中外市场对“闪电崩盘”的应对 |
| 第四节 基于公平价值的处置措施：严重错误交易的矫正 |
| 一、证券交易中的错误交易之认定 |
| 二、错误交易政策：公平导向下的价值均衡与整合 |
| 三、协商调整——对已达成的交易结果进行调整 |
| 四、取消交易——对已达成的交易结果予以撤销 |
| 五、制度困境——我国市场对“乌龙指”的处置 |
| 第三章 证券交易异常情况的行政监管 |
| 第一节 证券交易异常情况行政监管的必要性 |
| 一、证券交易异常情况与市场失灵：以程序交易为例 |
| 二、证券交易所双重目标带来的自律失灵 |
| 第二节 证券交易异常情况行政监管的基本内容 |
| 一、证券交易异常情况行政监管的总体目标 |
| 二、证券交易异常情况行政监管与自律管理的边界 |
| 三、证券交易异常情况行政监管的方式 |
| 第三节 他山之石：证券交易异常情况行政监管的境外实践 |
| 一、对交易技术革新保持开放与务实的监管态度 |
| 二、保障证券交易异常情况处置中自律管理的优势发挥 |
| 三、对证券交易异常情况处置不当行为给予必要监督 |
| 第四章 证券交易异常情况中的民事责任：对核心主体和关键领域的分析 |
| 第一节 民事责任的一般理论及其具体适用 |
| 一、民事责任的基本类型及归责原则 |
| 二、民事责任中的“过错”程度及其区分标准 |
| 三、超越私法的一般视角来看待证券交易所市场 |
| 第二节 证券交易所在组织和管理证券交易中的角色定位 |
| 一、证券交易所自身兼具公、私法人属性 |
| 二、证券交易所提供的特定服务具有准公共物品之特征 |
| 三、证券交易所与市场主体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 |
| 第三节 证券交易所民事责任的承担与限定 |
| 一、基于市场职能与商业属性的“故意与重大过失”标准 |
| 二、基于监管职能与公共属性的“善意监管免责”原则 |
| 三、证券交易所承担民事责任的形式及实现 |
| 第四节 其他相关市场主体的角色定位与责任承担 |
| 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功能定位与民事责任承担 |
| 二、证券公司的角色定位与民事责任承担 |
| 三、信息技术外包商的角色定位与民事责任承担 |
| 第五节 一个关键领域的比较研究——技术故障引发证券交易异常情况的民事责任 |
| 一、技术故障是引发证券交易异常情况的主要原因 |
| 二、德国证券期货市场技术故障的民事责任制度 |
| 三、日本证券期货市场技术故障的民事责任制度 |
| 四、香港证券期货市场技术故障的民事责任制度 |
| 第五章 证券交易异常情况法律规制的完善：以《证券法》修改为中心 |
| 第一节 我国证券交易异常情况法律规制的现状与不足 |
| 一、我国证券交易异常情况处置制度的现状 |
| 二、我国证券交易异常情况处置制度的不足 |
| 第二节 《证券法》关于证券交易异常情况规制的修改要点 |
| 一、补充证券交易异常情况类型及处置措施 |
| 二、建立错误交易取消机制的基本框架 |
| 三、强调证券交易所自身利益冲突的防范 |
| 四、增加证券交易所善意监管免责的规定 |
| 第三节 证券交易异常情况法律规制配套机制的完善思路 |
| 一、细化证券交易异常情况预防与处置的行业标准 |
| 二、明确证券交易异常情况处置自律管理的标准及程序 |
| 三、构建证券交易异常情况风险与责任分配的协议安排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7）论新趋势下的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 研究文献综述 |
| 三、 研究思路和结构安排 |
| 四、 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及其面临的新趋势 |
| 第一节 证券市场监管之理论及演进 |
| 一、 证券市场监管之理论概述 |
| 二、 证券市场主要监管模式及其发展趋势 |
| 三、 我国证券监管体制的实践演进 |
| 四、 我国证券市场监管权之配置 |
| 第二节 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之法理分析 |
| 一、 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的内涵透视 |
| 二、 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的属性分析 |
| 三、 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之比较优势 |
| 四、 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的内容简析 |
| 第三节 我国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之实践分析 |
| 一、 我国证券交易所之法律属性辨析 |
| 二、 我国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的职能内容 |
| 三、 我国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的组织架构 |
| 四、 我国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的监管措施 |
| 第四节 我国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面临之新趋势 |
| 一、 证券交易所组织结构的公司化 |
| 二、 证券交易方式的电子化 |
| 三、 证券市场发展的国际化 |
| 四、 证券市场监管的专业化 |
| 第二章 困境与出路：公司化趋势下的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 |
| 第一节 公司化趋势下证券交易所面临之困境 |
| 一、 证券交易所公司化是世界潮流所趋 |
| 二、 公司化是我国证券交易所的战略选择 |
| 三、 证券交易所公司化对自律监管之影响分析 |
| 第二节 境外公司制交易所自律监管变革的经验借鉴 |
| 一、 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变革的理论探索 |
| 二、 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模式的实践选择 |
| 三、 公司制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的现实范例 |
| 第三节 我国证券交易所公司化及自律监管之出路 |
| 一、 我国证券交易所公司化的步骤及安排 |
| 二、 我国交易所公司化后自律监管模式的选择 |
| 三、 我国交易所公司化后自律监管职能之设想 |
| 第三章 机遇与挑战：电子化趋势下的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 |
| 第一节 证券交易电子化之发展趋向分析 |
| 一、 电子交易平台之发展现状及趋势分析 |
| 二、 网上证券交易的涵义及优势简析 |
| 三、 证券市场新交易技术及其应用介绍 |
| 第二节 证券交易电子化之影响及监管形势分析 |
| 一、 证券交易所竞争形势和竞争格局发生巨大变化 |
| 二、 证券交易所监管技术和监管方式发生变革 |
| 三、 证券交易安全维护和风险防范任务加重 |
| 四、 网络欺诈等新型违法违规行为成为监管难点 |
| 第三节 电子化交易的域外监管经验借鉴及我国的应对之策 |
| 一、 境外证券监管政策及监察系统之比较借鉴 |
| 二、 我国电子化交易相关立法之不足及完善建议 |
| 三、 我国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的应对措施 |
| 第四章 开放与合作：国际化趋势下的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 |
| 第一节 证券市场国际化的趋势与挑战 |
| 一、 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含义及规律 |
| 二、 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实践演进 |
| 三、 上交所国际板的筹备及面临之挑战 |
| 第二节 境外跨境监管合作的经验与启示 |
| 一、 境外主要国家或地区跨境监管合作的经验 |
| 二、 证券业国际组织促进跨境监管合作的经验 |
| 三、 境外证券跨境监管合作对我国之启示 |
| 第三节 我国交易所开展跨境监管合作的当前路径分析 |
| 一、 签署合作备忘录进行监管合作与协调 |
| 二、 配合监管机构开展跨境执法和司法合作 |
| 三、 建立多边交流和合作机制 |
| 第四节 完善我国交易所跨境监管合作的思路与建议 |
| 一、 推动跨境监管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的完善 |
| 二、 通过备忘录等形式与境外同行深化跨境监管合作 |
| 三、 协助监管机构深入开展跨境执法和司法合作 |
| 四、 创新开展跨境监管合作的方式和手段 |
| 第五章 创新与发展：专业化趋势下的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以证券市场监察为例 |
| 第一节 域外证券市场监察之专业化趋势及我国面临的形势 |
| 一、 国际证券市场监察理念的演进及专业化的趋势 |
| 二、 证券市场监察专业化的域外经验借鉴 |
| 三、 我国证券市场监察面临之形势分析 |
| 第二节 推动证券市场监察专业化的路径之一：健全法制基础 |
| 一、 我国证券市场监察的法律及规则依据 |
| 二、 证券市场监察现有依据之不足及完善必要性分析 |
| 三、 健全证券市场监察之规则与制度的若干建议 |
| 第三节 推动证券市场监察专业化的路径之二：改善监管职能 |
| 一、 证券市场监察在我国证券稽查执法体系中的地位 |
| 二、 当前我国证券市场监察的职能定位 |
| 三、 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监察职能之若干建议 |
| 第四节 推动证券市场监察专业化的路径之三：完善监管程序 |
| 一、 我国证券市场监察的主要工作程序 |
| 二、 我国证券市场监察之程序适当性解析 |
| 三、 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监察之程序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8）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的法律规制 ——基于中美比较法视角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 国外文献综述 |
| (二) 国内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
| (一) 主要创新点 |
| (二) 缺陷与不足 |
| 第一章 证券分析师及其利益冲突问题 |
| 第一节 证券分析师的定义 |
| 一、证券分析师的传统分类及定义 |
| 二、美国的证券分析师定义 |
| 三、我国的证券分析师定义 |
| 第二节 证券分析师的价值 |
| 一、提高证券市场信息透明度 |
| 二、发现欺诈和保护投资者 |
| 第三节 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的表现与危害 |
| 一、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的表现 |
| 二、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的危害 |
| (一) 过度乐观 |
| (二) 虚假陈述 |
| (三) 内幕交易与泄露内幕信息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二章 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的分析 |
| 第一节 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的来源 |
| 一、证券公司的其他业务部门 |
| (一) 投资银行业务 |
| (二) 证券经纪业务 |
| (三) 自营业务和资产管理业务 |
| 二、机构投资者 |
| 三、发行人及其管理层 |
| 四、证券分析师自身 |
| 第二节 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的特点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三章 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的规制思路 |
| 第一节 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法律规制的原则 |
| 一、人性化 |
| 二、市场化 |
| 三、中国化 |
| 第二节 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法律规制的手段 |
| 一、利益冲突的管理与阻断 |
| 二、利益冲突的信息披露 |
| (一) 贴合分析师行业的融资特点 |
| (二) 更为市场化的监管手段 |
| 三、证券分析师的法律责任 |
| (一) 保护投资者 |
| (二) 制约证券分析师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四章 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的管理与阻断 |
| 第一节 美国法中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的管理与阻断规则 |
| 一、《公平披露规则》 |
| (一) 内容及价值 |
| (二) 质疑和争议 |
| (三) 对于争议的回应 |
| 二、“全面和解协议” |
| (一) 内容和价值 |
| (二) 缺陷和不足 |
| (三) 2010年的修订 |
| 三、《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 |
| 四、《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 |
| (一) 2010年前监管规则的实施效果 |
| (二) GAO的建议 |
| 五、《创业企业扶助法案》 |
| (一) 主要内容 |
| (二) 作用和影响 |
| 六、行业自律规则 |
| (一) 股票分析师利益冲突的管理与阻断 |
| (二) 债券分析师利益冲突的管理与阻断 |
| (三) FINRA规则的作用和影响 |
| 第二节 我国分析师利益冲突的管理与阻断 |
| 一、证券公司内部利益冲突的管理与阻断 |
| (一) 我国现行规则分析 |
| (二) 完善和修改建议 |
| 二、发行人利益冲突的管理与阻断 |
| (一) 我国现行规则分析 |
| (二) 完善和修改建议 |
| 三、机构投资者利益冲突的管理与阻断 |
| (一) 我国现行规则分析 |
| (二) 完善和修改建议 |
| 四、证券分析师自身利益冲突的管理与阻断 |
| (一) 我国现行规则分析 |
| (二) 修改完善建议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五章 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的信息披露 |
| 第一节 美国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披露规则 |
| 一、《分析师认证规则》 |
| (一) 规则内容 |
| (二) 成本与法律责任 |
| (三) 意义和影响 |
| 二、“全面和解协议”中的利益冲突披露规则 |
| 三、《SOX法案》中的利益冲突披露规则 |
| 四、行业自律规则中的利益冲突披露规则 |
| (一) 披露的主体和场合 |
| (二) 研究报告中的信息披露 |
| (三) 公开露面中的信息披露 |
| (四) 处罚 |
| 第二节 我国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信息披露规则 |
| 一、我国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信息披露规则现状 |
| (一) 披露的主体和场合 |
| (二) 事实信息 |
| (三) 利益冲突 |
| (四) 监督和处罚 |
| 二、我国分析师利益冲突信息披露规则的完善 |
| (一) 重新界定披露主体和场合 |
| (二) 增加利益冲突披露的内容 |
| (三) 加强对违规披露行为的监督和处罚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六章 证券分析师的法律责任 |
| 第一节 证券分析师的行政与刑事责任 |
| 一、美国证券分析师的行政与刑事责任 |
| 二、中国证券分析师的行政与刑事责任 |
| 第二节 证券分析师的民事责任 |
| 一、美国证券分析师的民事责任 |
| (一) SEC提起的民事制裁 |
| (二) 投资者提起的民事诉讼 |
| 二、我国证券分析师民事责任 |
| (一) 责任性质 |
| (二) 归责原则 |
| (三) 责任构成要件 |
| 第三节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一 证券分析师虚假陈述典型案例 |
| 附录二 研究报告中的利益冲突披露陈述 |
| 附录三 我国对证券分析师违规行为的行政处罚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私募股权投资、MD&A对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银行借款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框架和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点 |
| 1.5 关键概念界定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2 文献综述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制度背景与现状分析 |
| 3.1 私募股权投资制度背景与现状分析 |
| 3.2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披露制度背景与现状分析 |
| 3.3 创新型中小企业银行借款制度背景与现状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PE对银行借款的影响研究 |
| 4.1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4.2 研究设计 |
| 4.3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 4.4 稳健性检验 |
| 4.5 进一步实证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MD&A对银行借款的影响研究 |
| 5.1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5.2 研究设计 |
| 5.3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5 进一步实证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PE对 MD&A的影响及MD&A的中介效应研究 |
| 6.1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6.2 研究设计 |
| 6.3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5 进一步实证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10）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公债经营与制度变迁（1897-1937）（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问题的提出 |
|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评述 |
| 三、本文思路、研究方法及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近代公债知识的引介、传播与华资银行早期公债经营 |
| 一、“公债”新知的引介与传播 |
| (一) 近代以前“公债”涵义及其存在形态 |
| (二) 清末西学中“公债”概念的输入与对接 |
| 二、清末民国政商界对公债与金融关系的认知与实践 |
| (一) 早期洋务派倡导“国际金融市场举债观” |
| (二) 盛宣怀等谋划建立国内公债经理机构 |
| (三) 民国时期新式银行家公债经营理念 |
| 三、晚清国内公债的肇始与华资银行早期公债经营 |
| (一) 晚清政府外债与外资银行业在华的发展 |
| (二) 清末民初华资银行的建立与公债经营的初步展开 |
| 第二章 近代银行业经营政府公债的实践 |
| 一、近代银行经营政府公债的环境 |
| (一) 国家公债制度安排以及政策环境 |
| (二) 近代公债市场的发展及交易网络的构建 |
| 二、民国前期政府公债发行及银行业承购(1912-1937) |
| (一) 北京政府公债发行与银行业承购 |
| (二) 南京国民政府公债发行与银行业承购 |
| 三、近代华资银行业经营公债对国家财政、金融的影响 |
| (一) 扩大了国家财政募债方式及其募债范围 |
| (二) 促进近代国家财政信用的构建与演进 |
| (三) 推进华商证券市场发展及其制度演进 |
| 第三章 近代银行业经营公债的效应与业务制度的扩展 |
| 一、近代政府公债与银行业发展效应的计量实证分析 |
| (一) 近代华资银行业数量与资力概况 |
| (二) 基于公债与银行关系的回归分析及历史解释 |
| 二、政治、市场与行业利益复合型博弈：近代银行业经营公债的效应分析 |
| (一) 丰富银行业务范围与扩大获利渠道 |
| (二) 行业利益与政治的互动与博弈：以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公债运行为中心 |
| 三、经营公债与近代银行业务制度的扩展 |
| (一) 公债与近代银行发钞、领券制度 |
| (二) 公债与近代商业银行抵押放款制度 |
| (三) 公债与近代商业银行储蓄、公债贴现制度 |
| 第四章 近代中央银行与政府公债经营及其影响 |
| 一、近代中央银行的建立与政府公债的关系 |
| 二、近代中央银行与政府公债的经营 |
| (一) 中央银行获得授权经理政府公债 |
| (二) 中央银行参与买卖政府公债 |
| (三) 中央银行参与公债的保管、调换以及还本付息 |
| 三、近代中央银行经营公债的影响分析 |
| 第五章 近代银行业对公债风险的规避与内控制度初步构建 |
| 一、近代银行业对经营公债风险的认识 |
| (一) 近代银行业经营公债风险的计量分析 |
| (二) 对公债风险认识与研究的不断深入 |
| 二、近代银行业对经营公债风险的规避 |
| (一) 调整投资方向,分散公债风险 |
| (二) 反对借新债还旧债,协商公债承销 |
| (三) 谋求政府信用承诺与保证,筹划公债基金的建立及稳固 |
| 三、多层组织网络的搭建与风险控制制度设计 |
| (一) 银行同业协同经营公债,组织规避风险的联合 |
| (二) 搭建银政共管公债基金管理制度 |
| 第六章 近代银行业与政府公债整理及制度演进 |
| 一、近代政府三次公债整理与银行业的互动 |
| (一) 近代华资银行业与北京政府公债整理 |
| (二) 银行业与南京国民政府两次公债整理 |
| 二、近代银行业同业组织与政府公债整理：以上海银行公会为中心 |
| (一) 积极谋划、参与三次公债整理 |
| (二) 多方谋求整理公债基金稳固 |
| (三) 搭建各界与行业公债整理互信渠道 |
| 三、经营公债与近代国家财政、金融信用制度的演进 |
| (一) 银行业与近代政府公债法制建设 |
| (二) 银行业与近代政府公债基金管理制度的演进 |
| (三) 近代国家与民间债权共同体的构建 |
| 结语 |
| 一、近代政府公债与银行业变迁的历史性审视 |
| 二、国家信用、债信秩序与制度变迁 |
| 附表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证券登记机构在证券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可忽视（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资管市场投资者保护法律制度研究[D]. 宣潇然.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2]股票期现跨市场操纵监管法律制度研究[D]. 石启龙. 辽宁大学, 2019(05)
- [3]私募股权投资者的法律保护[D]. 秦杰.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1)
- [4]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失灵问题及解决路径研究[D]. 孟铂林.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8)
- [5]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法律规制[D]. 张文.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2)
- [6]证券交易异常情况的法律规制[D]. 陈亦聪. 华东政法大学, 2013(05)
- [7]论新趋势下的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D]. 李响玲. 华东政法大学, 2012(06)
- [8]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的法律规制 ——基于中美比较法视角的研究[D]. 张羽晓. 山东大学, 2018(11)
- [9]私募股权投资、MD&A对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银行借款的影响研究[D]. 贺子聪. 吉林大学, 2019(02)
- [10]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公债经营与制度变迁（1897-1937）[D]. 刘杰.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