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西省博物馆藏瓷介绍（论文文献综述）
杨夏薇[1]（2021）在《宋代铜镜纹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铜镜是古代日用品,在中国古代既用于鉴容,也用于辟邪等场合,因流传两千多年以上,在物质文化史上有重要地位。铜镜的形式相对简单,平板状,多为圆形,偶有方形,间有菱花形、椭圆等形状者,极个别有柄。其正面平或微凸,是实现其基本功能面,其背面有多种多样的纹饰和装饰,成为古代艺术的主要载体。因铜镜的基本功能是鉴容,所以镜面需要光亮、致密,中国古代铸工在长期实践中,发现高锡青铜可达此效果,其材质的锡含量往往在20%以上,甚至有30%者,但高锡青铜镜坚硬质脆,坠落即碎。而镜背面的纹饰或装饰,应当本源于商周青铜礼乐器,并随时代不同而有变化,工艺也如青铜礼乐器一样多种多样,所以,铸工铜镜的制作,同样沿袭青铜礼乐器生产的路径,早期都是以泥范块范法成形的。青铜器的装饰工艺,多移借自青铜容器,包括镶嵌、错、鎏、镀、绘和包金银等,其中镀锡工艺在装饰镜背的基础上,铸工逐步认识到也是处理镜面、使之白亮的加工工艺。随着这种工艺的普及,铜镜合金的锡含量可以不必很高,使其依然保持相当的韧性。中国铜镜可上溯到河西走廊的齐家文化,中原出现最早的是商代,西周只是零星发现,这些具有铜镜形象的器物,究竟是否全部用于鉴容,还不能肯定,至少其中某些是用于装饰。真正作为日用鉴容的铜镜,大概从春秋晚期才开始逐步增多,侯马铸铜做法发现有铸镜模范,反映出铸镜和其他青铜器的铸造工艺甚至装饰纹样一致。经过战国时代的发展,一些特种工艺镜颇为突出,如漆背镜、彩绘镜、双背镜等,表现出高度的工艺技巧。秦汉是青铜镜大大发展阶段,王室和戈地方都会都是青铜镜的重要产地,商品性强故纹样类型多。汉之后的连年动乱对青铜镜生产打击较大,但随着佛教东传和道教的兴起,宗教题材成为铜镜纹样的主要内容。隋唐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多种精美形式、装饰手法多样、纹饰题材丰富的青铜器,表明铜镜生产臻至高峰。唐宋社会的巨变在史学界已有不少研究和讨论,艺术史也有涉及。通观两个时代的青铜镜,差别突出。宋代青铜镜因普通和寻常,往往被忽视,页成为研究较少、留下诸多空白的流域。本文即是针对这一空白而设计的研究,宋代手工业商品化有关,大批量的铜镜以工业化模式生产出来,其纹饰装饰性更强。如表现宋代女性文化的花卉纹镜和凤鸟纹镜,也有人物故事纹镜中展现宋代士人隐逸之情的许由巢父镜、王质观弈镜,还有展现宋代铜镜商品化的商标牌记镜,再有反映与道教、佛教有关的铜镜。宋代铜镜纹饰在艺术上呈现出丰富的装饰化、世俗化表现内容。纹饰的世俗化表现与佛、道教世俗化有关,佛道教义逐渐世俗化,广纳信众,与社会风俗相结合,形成特殊的民间风俗礼仪。铜镜参与了宋人的生活,照容或是民间信仰中用镜祭祀、婚丧喜庆事中都见有铜镜的使用,铜镜纹饰就是反应这些风俗的图像。本文采用图像与空间的讨论方法,将宋代铜镜中的部分纹饰作为单一图像来看,与周围的墓葬壁画、器物形成一个研究场域,应属于墓葬器物研究的一种方法。通过铜镜的功能与图像产生的交互关系,更好的理解宋代铸镜工匠在铜镜装饰上对于纹饰内容、题材的选择,从而进一步探究宋人在物质文化上对铜镜的设计与构思,并探讨纹饰除装饰意义以外的思想内涵,从而进一步展现宋人的造物与装饰思想。
陈宇暄[2]（2021）在《基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景德镇“567瓷”艺术设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马克思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那么包含于社会生活中的艺术活动、文化活动、生产活动,哪一个又不是通过人的社会活动而实践出来的呢?因此,我们在讨论文化与艺术问题的时候,是无法脱离历史实践,脱离人的社会性去观察认识问题的。且正如马克思主义所宣白的,实践是具有社会历史性的,单独一个瓷工、艺术家,亦或是任何孤立的个人或集体,他们所生产创作的陶瓷产品或艺术作品,都不是独立的实践与活动,它们来源于当时所处的环境条件与社会关系。然而,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发展与生产关系又各不相同,因此在研究跨越时代的问题时就不得不用历史的尺子来多方位丈量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以获得更为全面的认知。首先,本研究的时间限定是20世纪50、60、70年代。研究对象为计划经济体制和50、60、70年代景德镇的陶瓷美术及设计艺术,以及两者的内外因关联。所探究的主要问题是新中国的计划经济现实体制是如何影响“567瓷”表现形态构成的。其次,为了更清晰地了解当时的瓷业社会及陶瓷表现形态,客观性的官方资料笔者主要通过文献、史志、论文等途径获取,而主观性的陈述资料笔者则依靠采访记录、报纸时评、口述采访等方式获得。尽可能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以求本研究更具准确性、概括性、价值性。再次,在探讨主要问题时,文章从瓷业迭代、社会发展、政府要求、人才科教入手尽可能全面地对“567瓷”形态构成的政治、经济、社会影响因素做出分析总结,以达到对“567瓷”本身,及景德镇瓷业社会、陶瓷艺术设计、陶瓷文化等关联领域的进一步认识。
陈书迁,赵蕾[3]（2021）在《身份之辨的革命物证——记土地革命时期的两枚银质通行证》文中研究表明土地革命时期,路条、通行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区及其周边大量出现,有两枚银质通行证与这些常见路条、通行证迥然有别,仅铭文内容有些许关联。在对其质地、造型的分析中,我们发现银质通行证与大革命时期的证章及土地革命时期的奖章有着密切联系。银质通行证本质上是兼具甄别身份、精神与物质奖励、通行三重功能的证章,是集证章、奖章、通行证的功能于一身的文物,在苏区革命史研究尤其是红色文物研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刘洁[4]（2021）在《皇权与世风：明代嘉靖官窑瓷器》文中提出明代景德镇御器厂的生产极为繁盛,它承担着明廷的主要烧造任务。至嘉靖朝,御器厂的烧造技术已经十分成熟,瓷器的造型、装饰颇具时代特色,被视为明代陶瓷史的转折点。以往学界对此关注虽多,可惜还未出现专门、系统的论述。本文在尽可能多地占有材料的基础上,通过实物与文献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力求从生产、品种、器型、装饰等多角度呈现嘉靖官窑瓷器的风貌,分析其成因,评判其影响。论文认为嘉靖官窑瓷器的发展演变主要围绕两方面——皇权与世风,它们既是影响因素,也是表现内容。在生产方面,因宫廷需求无度,嘉靖御器厂往往无力独自承担烧造任务,只能实行“官搭民烧”。而嘉靖新政,对御器厂管理制度新局面的形成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品类方面,青花仍是主流。因更定祀典,礼祀祭器需求增多,颜色釉瓷器大量派烧。五彩、素三彩等釉上彩瓷器则承继前朝,持续发展。器型方面,因为关乎使用,饮食的奢靡、礼制典祀的更定、道教的流行等,潜移默化的影响着盘、碗、瓶等器物的面貌,包括烧造时间、烧造数量和使用方式等。装饰方面,描金瓷器、釉下彩绘瓷等倍增,亦是受到世风渐奢、道教盛行等因素的影响。帝王崇道使得道教元素成为嘉靖官窑瓷器的重要特征,其个人对长寿、子嗣昌盛、国家安定的期许,又导致相关题材的纹饰异常丰富。而与道教相关的云鹤纹一度比肩龙凤纹,三者组合成为常见的装饰主题。另外,嘉靖年间山水花鸟纹饰的减少,多模仿明代前期,这与宫廷画院的衰落也存在一定的关系。本文通过对嘉靖官窑瓷器多方面的研究,指出嘉靖九年、二十一年是官窑瓷器发展的两个关键时间点。前者是御器厂革旧迎新的时期,后者则是风格进一步确立的时期。其整体风貌可概括为三方面:精粗共存、丰富多彩、官民渐融。同时论文认为自嘉靖始,帝王的个人意愿在瓷器生产中成为主导,御用瓷的地位慢慢超过了官用瓷,成为时代风尚的代表。
袁兴钱[5]（2020）在《江西省博物馆藏江西苏区红色印鉴概览》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苏区红色印鉴,是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武装通过革命斗争,创建苏区成立红色政权所使用的印章。它涵盖了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及地方苏维埃政府、中国工农红军、工会、农会、革命委员会、共青团、赤卫军、少先队等各机关部门和革命团体的印鉴。江西现有100个县市,其中有84个红色县。江西是一片红色的土地,
徐志强[6]（2020）在《清至民国时期的“会”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中国传统社会,存在着大量具有本土特色的民间组织——“会”,何谓“会”?《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会,合也”。《广雅·释诂三》中的解释是“会,聚也”。汉典则把“会”解释成“为一定的目的而成立的团体或团体组织。”（1）据陈宝良考证“会作为一种团体,至迟在北朝北魏初年即已出现。”经唐宋至明清,“会”的类型和功能日渐丰富,并建立起了完善的管理制度。其成员规模少则几人,多则百十人,不仅个人可以参会,家庭、其他“会”“社”“堂”等组织体均可成为其中一员。一人多会,一地多会现象十分普遍。这些都表明“会”已经成为传统社会民众生活的一种习惯。完备的规则,成熟的形态,使其遍布城乡,有的可以运行百余年而经久不衰。与“会”相类似的民间组织还有“社”。“社与会,其起源虽有所不同,但含义实可归趋于一。‘会’有聚合、汇合之意。人聚集之地即可称会。”（2）“社与会相比,其含义虽较会更为广泛,但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与会自可并称。”（3）此外,中国传统社会宗族之中通常会设有祠堂,作为族众开展祭祀祖先活动的场所。组织祭祀活动没有经济的支持显然是不行的,因而“族人形成组织,还要在经济基础上有实现的手段,这就是祠堂祭祀,在这一活动中,人们以‘一本’为共识,通过宗族族长组织的祭祖活动,形成一个团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堂”除了是一个祭祖活动的固定场所外,也具有组织共同体的性质。本文中所涉及的“社”“堂”等组织与所讨论的“会”同义。伴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商品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人们的社会活动范围从家族生活走向社会生活,“会”成为新的结群方式,通过地缘和业缘纽带的连结,实现了一种新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们由“聚族而居”到“聚金成会”,“会”成为家族组织的延伸,使得民众在经济生活需要时由原来的仅能依靠家族组织,转而可以寻求另外的社会合作。“会”作为民事主体可以自己的名义参加社会经济活动,承担各种社会公益责任,几乎所有民间社会举办的公益事业背后,都能看到“会”的影子;会员持有的“会股”可以根据立会条规进行买卖、抵押、转让、继承,其股份涵义与现代股份制下的股份实有相同意义。在中国传统宗族整合和地方社会治理中,“会”扮演了极为重要的积极角色,在敬宗收族、公益慈善、经济互助、文化教育、地方建设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功能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是国家与民间凝聚民众力量开展社会治理的有益途径。“会”的数量众多,存续时间长,具有民间性、自发性、自治性等典型特征。今天我们能够对“会”的形态得以了解,得益于其管理文本——会簿文书,它是研究“会”最重要的第一手材料。会簿因民众交往的惯例以及管理共同体各项事务的实践需要而形成,记录了“会”的管理规则和管理过程的细节与实态,其中的成员间的权利义务、财产关系、行为模式等,成为约定俗成共同认可的习惯。在展现其独特的组织方式,与地方社会互动关系的同时,也反映出中国传统民间组织自治的规范化和制度的创造力。因此,对研究“会”的管理制度与主体形态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会簿文书的名称较多,如会簿（部）、会册、会谱、会本、会录、会书等等。一般来说,会簿文书包括:序言、会规、契据账簿以及会友名录,内容丰富,记载详细,可以说通过会簿文书可以窥“会”之全貌。通过对“会簿”文本内容的考释,我们从中可以发现,从性质上看它是一种法律文书。首先,它是共同体的自治规范,发挥着组织章程的功能。会簿的内容由全体成员按照个体意志和共同需求,以“公同议决”的方式自主创设并自愿遵守,规范共同体内部秩序。其次,它是成员间的集体契约,发挥着构建成员关系的功能。会簿不只是共同体内部规则的载体,还承载着具体的社会关系,契约当中蕴涵的自由、平等、信用的思想在会簿中均有所体现。最后,它是成员的权利凭据,发挥着保障各方权益的功能。成员通过捐资行为取得了成员资格,“会”按照成员的人数刊刻会簿,作为其捐资和具有该组织成员身份的证明,会簿还是享有相应财产权利和管理权利的凭据,成员凭簿享有“饮宴”“收租”“领胙”等经济收益,参与“会”的管理活动,按照“一人一权”原则行使表决权。本文以与“会”有关的民间会簿文书为中心,结合契约、地方志、族谱等资料开展实证研究。通过对会簿文本结构和内容等方面的静态分析解读,考察传统社会民间团体的运行规制和主体形态。在充分收集整理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系统分类汇编,力求做到区域样本多样、种类齐全、文本完善;实现对不同区域、不同类型资料的有效覆盖和充分占有。“会”是一个客观存在且具有独立人格的有机体,其本质是人和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反映,它既是利益共同体也是成员的联合体。成员之所以自愿结成团体是基于个体之间存在着某种特定的和共同的目的,这一共同目的是以一定的利益需求为导向,这种利益既可以是经济利益也可以是精神利益,亦或二者兼而有之。个人凭借一己之力难以单独达成,通过血缘关系、地缘关系或业缘关系为媒介个体结成群体。按照立会的目的和连接纽带将清至民国时期的“会”划分为血缘型“会”、地缘型“会”以及业缘型“会”。血缘型“会”,是基于成员间的血缘关系,在同一家族范围内为了祭祀共同的祖先,如清明会、丁会,或为了培养本族人才组建文会、宾兴会等,也可以是为了族人的婚姻、养老、安葬、救助等而立会,如利济会、百子会、长生会等。地缘型“会”,是在一定地域空间范围内,基于人和人之间长期共同生活而构建起来的熟人关系,民众为特定的目的自发组织在一起而结成的“会”。这里的地域,即可以是一乡、一村、一县等行政区域,也可以跨越几个行政区域。其立会的目的既可以是“互益性”的,即仅限于组织内部成员自身受益,比如为集资互助而设立的钱会;为祭祀共同神袛而设立的神会,如关帝会、汪公会、张王会、文昌帝君会等。也可以是“共益性”的,即组织成员与社会公众共同受益,如为便利交通出行,而设立的路会、渡会、船会、桥会等等。业缘型“会”,是民众基于共同的事业自愿捐助设立的“会”。其立会的宗旨主要是为实现社会慈善公益,往往打破了家族、地域界限范围,成为一种全国性的民事习惯。因此,这里主要指民间的善会善堂,比如为救助女婴而设立的保婴会、育婴堂;为安葬亲属而设立的助葬会、储恤会、永安会;为救助寡妇而设立的恤嫠会、儒寡会;为普度众生设立的赏节会、放生会;为救助孤老设立的恤颐堂、长寿会等等。通过分类考察其组织运作的规制,包括组织制度、财产制度、保障机制等,藉以实证研究方法揭示“会”的真实形态,进而探究“会”民事主体地位的生成方式。根据实际掌握的资料情况,选取血缘、地缘、业缘三种类型中具有代表性的会簿原件,作为分析解读的基本素材。而商业性的“会”、政治性的“会”、宗教性的“会”以及军事性质的“会”,则不在本文讨论范围。本文除绪论外,分为四章以及结语。第一章以血缘型会——族会为主要研究对象,族会因设立目的的不同,存在多种类型,本章重点考察了祭祀类和教育类两种类型的族会。研究的载体就是记录族会管理规则和管理活动的会簿文书。会簿文书经过一代代的流传,逐渐形成了相对统一的结构和格式化的内容。通常会簿的书写体例包括封面、会序（序言、弁言等）、会股（会员）名录、田产房契,账目清单、以及田园堂馆的图纸,如果族会经过复建还会另写序言以及修订后的会规等。每一个组成部分,不仅字斟句酌,更代表着一定的含义,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惯例。这也是今天我们能够了解和研究族会的实物证据。族会就是建立在宗族内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为了维护宗族共同的利益而组成的族众共同体。它与宗族关系密切,或是为了祭祀祖先,修撰族谱;或是为了发展教育,培育人才;亦或是为了情感联谊、互助救济等目的,族众醵资立会。族会是长期性组织,其持续发展离不开完善的组织管理制度,为此族会通常都制定有一整套规则,以此来约束其成员的行为,加强组织的凝聚力。在祭祀类族会中由族众或会员大会共同选举的管理人员代为管理组织事务,在会规授权的范围内行使管理职权,并代表族会开展外部经济活动。管理人员的产生方式分为“轮值制”或“选举制”,无论哪种方式,均是全体成员共同决议的结果。成员地位具有相对平等性,按照会规履行义务分享权利,无论是管理人员还是普通成员如果违反会规都会受到处罚。同时,由于族会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的基础上,故其会规当中还带有部分强制性和身份化的特征,比如对于违规成员进行家法处置等,可见宗法伦理对维护族会组织的内部秩序发挥着一定作用。祭祀类族会的会产主要来源于成员捐助或族产划拨,无论何种来源族会对会产均享有占有、使用、支配和收益的权利。族会的财务向全体成员公开,并接受监督。在教育类族会之中,同样由选举产生的管理人员代为管理族会事务,与祭祀类族会不同的是,部分教育类族会采取选举产生董事会进行管理的方式,这与民国时期政府发展教育的政令推动有关。教育类族会的会产来源与祭祀类族会相同,产权同样归属于族会所有。不同的是教育类族会的设立及其章程一般要报政府备案。无论是祭祀类族会还是教育类族会都具有类似现代“法人”组织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族会被民众赋予独立主体地位,有专属名称,享有独立于其成员的财产,以族会名义对外开展社会经济活动;族会按照拥有的田园林地等以会户名义向国家履行纳税责任,为官方所承认。族会基于特定的血缘关系建立,受益的范围仅限于族众,不具有血缘关系的外人不得入会分享权益,因此,族会又具有人合性和互益性的特征。第二章以地缘型“会”为主要研究对象,重点考察了神会、桥会、渡（船）会两种具有代表性的“会”组织。传统社会民众共同生活的方式不仅仅表现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聚族而居”,还可以是基于地域和共同利益的连结,从而形成地缘关系的组织共同体。在一定地域范围,为供奉各种神抵祈求神佑平安为目的建立的神会,以及架桥造船为方便行人交通出行为目的建立的桥会、渡（船）会,均属于此种类型。这两类“会”都有记录其管理活动规则的会簿文书,文书具有相对一致的格式化结构,会簿的体例一般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序言。引经据典讲述立会宗旨、强调立会的重要意义以及立会过程的艰辛,号召会众有始有终,众志成城。二是会规,即组织章程,这也是会簿最核心的内容。包括组织制度（成员的构成、管理人员的任职权义等）、管理制度（组织的管理模式、议事规则等）、财产制度（资金筹措方式、盈利模式、收益使用等）等事项。三是会产契据。包括会产交易的契约凭据等。四是账目收支明细。“会”组织的每一笔收入和支出都要记录在案,做到账目明晰收支相符,并接受全体成员监督。五是芳名录。简单来讲就是成员的名单,但又不仅限于此,名单后面还附有出资金额或持有股份的数量,这也是成员出资和分红的凭据。对于具有共益性的桥、渡（船）会,还代表着捐助人的一份善心与功德。其结构与族会会簿大同小异,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会”的普遍性,“会”已经成为民间社会民众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会簿文书不仅是组织管理活动的文字记录,其还具有多种法律功能,首先它是成员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契约,是自由合意的结果,即使是后加入者仍要受其约束。其次它具有组织章程的功能,规定了组织管理人员的产生方式职权,组织的议事规则、组织运行的保障机制等内容,而这些内容远远超出了成员间权利义务约定的范畴,成为组织的行为规范。最后具有权利凭证的功能。它证明会员的专属组织身份,会员可以凭会簿参加组织的各项活动,行使表决权、收益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实体权利。地缘性“会”在立会目的上虽有不同,但是在组织运作模式上存在着共性的特征,表现为由全体成员共同选举产生的管理人员在会规授权下管理组织内部事务,对外代表组织从事社会经济活动。会产来源于成员出资捐助,捐助后财产的所有权归属于“会”,而成员的原始产权转化为股权,凭借股权可以享有组织收益,因其具有经济价值,会股可以交易或转让,通常情况下会内成员具有优先购买权。为了保障组织的持续运行,“会”制定有完善的保障制度,包括每一笔开支都要记录在案,而且要求账目清晰有据可查。同时账目定期向全体成员公开共同核算接受监督。会产的借贷需要提供相应的担保,即使是会内成员也不例外。对于管理人员权责并重赏罚分明,有的还建立了退出机制,对于违反管理规定的不仅要赔偿组织损失,情节严重的还予以除名。在组织的外在形态上,地缘性“会”被民众以民间习惯的方式赋予了民事主体地位,有自己的名称,专属的会产,可以“会”的名义进行社会经济活动,其活动由其管理人员代理。虽然官方并未以成文法的形式设定其主体资格,但是,“会”以会户的身份按期向国家缴纳赋税,并获得官方颁发的纳税凭证。官方制定发布的这些非规范性法律文书,与国家制定法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以另一种方式承认了“会”的合法性。此外,神会与桥会、渡（船）会由于受益范围的不同,在组织形态上存在着些许差异,神会的受益范围限定在组织内部成员,非会员不享有神会的各项权益,因而表现出互益性组织的特征。桥会、渡（船）会的设立初衷是解决民众水路交通出行问题,弥补官方在公共交通设施建设的不足,经费主要来自会员自筹和经营会产产生的收益,不向途径此地的商旅收取费用,成员在助人的同时也是在自助,故而表现出共益性组织的特征。第三章以业缘型“会”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得一录》、会簿文书、地方志和征信录为基本资料,重点考察了同善会、保婴会、恤嫠会等3种类型的善会善堂组织。征信录简单来讲就是面向社会公开的公益款项收支情况的详细报告书。其记载的内容与会簿文书相比更加系统全面详细,体例上包括序言、管理规则、管理人员名录、收到资助的数量及账目开支情况、官方批文、契据票据、房屋田图等。善会善堂有自己的名称、活动场所、经费和组织机构,由地方精英集资发起设立并管理,民众自愿参加,以实施济贫助困等善举为目的的非营利性民间组织。它打破传统的家族血缘关系,以慈善事业为纽带,既又不隶属于宗族也不从属于宗教组织,为官方所承认的长期性公益慈善组织。它是财产的集合体,其管理规则、开展慈善活动情况记载于会簿中,设立时一般须向官方呈请备案,具有半官方色彩。它有专职管理人负责管理组织的各项事务,管理人与善会善堂是雇佣关系,按照章程的授权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管理人员通常是有一定威望、家境殷实的士绅等地方精英担任,一般属于义务职,不领取报酬。善会善堂的资金来源于设立人捐助和社会公开募捐,捐助后的产权归属于善会善堂,捐助人可以监督财产的使用情况,有的还可以参与管理,但是属于义务性质没有报酬。善会善堂制定有详细的资助办法和程序,对于资助的人数等一般是按照量入为出的原则发放资助款物。为确保慈善救助能够落实到位避免贪腐,善会善堂在章程中规定了详细的保障措施,包括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审核,职务行为的监管,资助对象的审核查验,受助人要提供担保,资金账目的公开核算等事项都一一予以明确。同善会、保婴会、恤嫠会在资助对象、管理模式等方面虽然存在一些差异,但是其组织形态仍存在着一些共性的特征,体现在一是具有类似慈善财团法人的特征,它们都有自己独立的名称;开展活动的场所;由捐助财产集合而成,没有组织成员和议事机构,由管理人员代为执行善会善堂各项事务;均制定有成文化的组织章程,以自己的名义对外开展慈善活动。二是属于地方性公共组织。其公共性表现在设立目的和功能的公共性,资金来源及用途的公共性,以及组织规则的公共性。三是善会善堂具有民间半官方色彩,其与官方是“官督民办”与“民禀官示”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善会善堂的设立及其章程要提交官方备案,有时官方还会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善会善堂还会主动借助官方力量宣传慈善理念,维护管理秩序。第四章阐述了“会”在没有国家成文法规制的情形下,如何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建构自身的民事主体地位。无论是血缘型的“会”,还是地缘型的“会”,亦或是业缘型的“会”,其实质反映的是人们之间的一种聚群而生的客观状态,具有“合个体之力,以成就共同生活目的”的特性。“会”在民间社会是自然生长发展的结果,而并非国家律法有意规制。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国家受经济实力和管理能力所限,“国家根本不可能渗透到乡村社会,并对私人空间进行深度管治,从而给基层社会留出了活动空间”（1）。另一方面则是国家立法的“重刑轻民”思想,法律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政权稳定,而对于户婚、田土、钱债等“民间细故”则疏于制定律例典章。在清至民国时期,民事活动的秩序主要由民众按照契约、礼俗、习惯进行自我规范。民国时期虽有民法颁布,但是对于“会”的组织形态、主体地位等内容并未予以明文规制,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会”以民间惯例的方式被赋予了独立意志和行为能力,成为与“人”同质的有机体,并自我发展完善,在与其他社会主体互动中建构民事主体地位,成为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建设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民间力量。从内部建构视角,共同需求是“会”自发形成的现实基础,自定章程是“会”内部管理的组织规范,专属业权是“会”主体人格的物质保障,共同代表是“会”独立意志的外部表达方式。从外部建构视角,“会”通过主动配合谋求官方认可支持并从中获得合法性,同时以自己的行为参与社会经济生活,与其他民间组织积极互动建构社会关系。结语部分总结了会簿文书的法律内涵以及三种类型“会”的民事主体特征。通过对“会簿”文本内容的考释,我们发现从性质上看它是一种法律文书。首先,它是共同体的自治规范,发挥着组织章程的功能。会簿的内容由全体成员按照个体意志和共同需求,以“公同议决”的方式自主创设并自愿遵守,规范共同体内部秩序。其次,它是成员间的集体契约,发挥着构建成员关系的功能。会簿不只是共同体内部规则的载体,还承载着具体的社会关系,契约当中蕴涵的自由、平等、信用的思想在会簿中均有所体现。最后,它是成员的权利凭据,发挥着保障各方权益的功能。在血缘型和地缘型“会”中,作为其捐资和具有该组织成员身份的证明,同时也是享有相应财产权利和管理权利的凭据。在业缘型“会”中,作为捐助人捐资的证明,由于“会”的慈善性质决定了其权利限于知情权和监督权,并无经济权益。人们由“聚族而居”到“聚金成会”,“会”成为家族组织的延伸,使得民众在经济生活需要时由原来的仅仅依靠家族组织,转而可以寻求另外的社会合作。“会”作为民事主体可以自己的名义参加社会经济活动,承担各种社会公益责任,几乎所有民间社会举办的公共事业背后,都能看到“会”的影子。在传统中国宗族整合和地方社会治理中,“会”成为建构社会关系,填补国家治理空白的民间力量。“会”不仅拓展了人们社会活动的范围和领域,在敬宗收族、公益慈善、经济互助、文化教育、地方建设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其功能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首先“会”是一个事实上的存在,具有客观性,不以特定历史时空范围下是否存在国家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对其规制或认可为前提条件。其次“会”作为事实上的存在,具有正当性,会簿是记录“会”管理过程和管理规则的客观证明。这些规则既是成员权利义务关系的契约,同时也是组织的章程,对内约束成员行为,明确产权关系,对外规范组织活动,保障组织运行。最后,“会”的主体地位具有合法性。虽然国家的制定法并未对“会”的组织形态进行规范与调整,但是官方发布的通饬稿（札）或批答（示）等非规范性法律文书,与国家制定法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承认“会”的合法地位。
田彩霞[7]（2020）在《出土两汉杂器铭文相关研究及文字编》文中研究指明论文开篇为绪论,主要阐述选题缘由、研究价值及研究方法。论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由出土两汉杂器铭文简况、出土两汉杂器铭文已有研究回顾、出土两汉杂器铭文文字研究三个部分组成,每个部分独立为一个章节。下篇是“文字编”。上篇第一章是出土两汉杂器铭文简况,分2个方面阐述。一是界定出土两汉杂器的范围,介绍出土两汉杂器铭文的内涵,并通过分类兼举例的方法介绍出土两汉杂器铭文内容。这是全文的基础。所有出土两汉杂器铭文分类表见附录三。二是介绍出土两汉杂器铭文的着录与公布情况。笔者按照杂器类别分类介绍每一种有铭器物的出土情况。上篇第二章是出土两汉杂器铭文已有研究回顾,从辞书类和文字考释类2个方面阐述。上篇第三章是出土两汉杂器铭文文字研究。本章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简述出土两汉杂器铭文字形规律,第二部分介绍杂器铭文中出现的通假字、异体字（包括文字和偏旁）和省略字等特殊文字现象,第三部分简要说明杂器铭文刻写的特殊现象。这一章的研究成果,学界已发表的已注明出处,其余为笔者所发现。下篇为出土两汉杂器铭文文字编。这是论文最重要的部分。包括四部分。一是凡例。凡例对字编选用对象、字编体例等方面予以说明。二是文字编正文,共14卷2152字。三是检字表,检字表的字依笔划顺序排列。四是附录,附录包括汉代有铭杂器出土地分布图、字编所选用的汉代有铭杂器出土信息及出土两汉杂器铭文分类表。汉代有铭杂器出土地分布图由笔者亲自绘制。论文正文後有结语。结语部分对论文上下两篇的内容予以总结,并说明文章的亮点及不足之处。
钟桂花[8]（2020）在《博物馆观众“回头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世纪以来,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繁荣发展,为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和物质基础,博物馆作为我国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获得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段。但社会公众对博物馆的印象和管理部门对博物馆的评价都偏重于观众总人数,而相对忽视观众的“回头率”,这样的印象和评价是不全面的,也不够完善。应该在重视总人数的同时引入“回头率”的概念,以更加全面、科学、准确地看待和评估博物馆,进而完善博物馆的分级、分类管理体制,推动博物馆事业的全面可持续健康发展。本论文在现有的博物馆观众研究基础上,对博物馆观众“回头率”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探讨,阐述博物馆观众“回头率”的概念,以及与博物馆观众研究的相关概念,并探讨“回头率”与博物馆发展之间的关系。接着阐明笔者在全国27家博物馆所做的实地调查结果,从博物馆和观众两个方面分析影响博物馆观众“回头率”的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提高“回头率”的相关策略和途径。结论部分是对博物馆观众“回头率”的研究进行总结,得出以下几条结论:观众的“回头率”大致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高;“回头率”与观众的性别、受教育程度、所从事行业有着一定的相关性,但每种类型的博物馆相关性程度差异较大;观众的“回头率”与其所在的城市密切相关,人们倾向于光顾常住地的文博机构。最后,本论文总结“回头率”在博物馆工作过程中的现实意义,并从博物馆的运营评估体系、博物馆的办展形式及文创品设计方面设想博物馆观众“回头率”研究的未来方向。期待越来越多的学者、业界人士能够注意到观众“回头率”对博物馆事业发展的积极作用。
李杨琳[9]（2020）在《宋代瓷砚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砚滴,文房盛水器,与砚合用辅助书写,出现在文人的书斋案头。文人还称之为水滴、水丞、水注、书滴。随着笔墨纸砚的出现砚滴最迟于汉代已作为砚的衍生文房存在,当时砚滴被称作书滴;汉代铜制砚滴起源最早,但因价格昂贵未能普及,后逐渐出现陶、瓷、玉、石等材质;至唐宋,文人阶层的兴起与瓷器黄金时期的到来使得有宋一代的瓷砚滴在扩展其实用价值的同时也体现了宋代文化的精髓。本文先以瓷砚滴出土及收藏情况进行汇总和分类,按器形对瓷砚滴进行分类,主要有壶形、仿生形和特殊形三种类型,壶形以流控水,仿生形和特殊形皆运用虹吸原理掌控注水量。其次将两宋三百余年分为四个时期对瓷砚滴进行分期,总的来说是两宋时期因社会变革导致瓷砚滴装饰风格的古典化和世俗化并存,在与辽金交流的同时也吸收了游牧民族的特色。此外对瓷砚滴在宋代为何较往代更为兴盛的原因进行探讨。一是宋代好文,文人书斋对于文房用具的需求增加,二是宋代市场经济驱动下制瓷业的繁荣发展;三是瓷器本身有着极佳的可塑性且物美价廉极易获取,致幻的釉色也可满足宋代文人脱俗的审美意识。
杨梓丹[10]（2020）在《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藏陶瓷器的整理与初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是对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馆藏陶瓷器（宋代——清代）的系统整理与初步研究。这些藏品,按照釉色品种,可分为低温铅釉陶器、单色釉瓷器、结晶釉瓷器、彩瓷等四大类三十三小类,明清彩瓷及宋代单色釉瓷器占大多数。通过与考古出土资料、可靠的博物馆藏品的比对,结合前人研究成果,本文在细致、规范描述每件藏品的特征的基础上,重新厘定了馆藏陶瓷器的器名、时代、品种、窑口（窑系）等。本文对馆藏陶瓷器原档案记录中的错误、疏漏之处进行了订正、补充,明确了原档案中的54件器物的具体窑口及27件器物的具体时代;甄别出民国后仿品16件;订正原档案中时代错误的器物80件。馆藏宋至清陶瓷器具有如下特色:从宋辽到明清各个时期均有,以明清彩瓷数量最多;釉色品种丰富,各个时代的主要窑场（窑系）均有一些代表性产品;代表陶瓷手工业生产最高成就的明清景德镇官窑产品占有一定比例,明以前的陶瓷器,均为民窑产品。
二、江西省博物馆藏瓷介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江西省博物馆藏瓷介绍（论文提纲范文）
（1）宋代铜镜纹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价值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宋代铜镜纹饰的发展演变 |
| 第一节 宋代铜镜纹饰考古学分期与特征 |
| 一、考古学研究中宋代铜镜纹饰的分期 |
| 二、考古学研究中宋代铜镜形制的分期 |
| 第二节 宋代铜镜纹饰的特征 |
| 一、宋代铜镜纹饰的题材特征 |
| 二、宋代铜镜纹饰的构图特征 |
| 三、宋代铜镜纹饰的装饰特征 |
| 第二章 花卉纹的图像形式与内容 |
| 第一节 花卉纹 |
| 一、牡丹纹 |
| 二、莲花纹 |
| 三、梅花纹 |
| 第二节 花卉纹的图式结构 |
| 一、缠枝花式结构 |
| 二、折枝花式结构 |
| 三、“小品”式结构 |
| 第三节 花卉纹对宋代花鸟画的模仿 |
| 第三章 凤鸟纹与龙纹的图像形式与内容 |
| 第一节 凤鸟纹 |
| 一、凤鸟纹 |
| 二、凤鸟纹的图式结构 |
| 第二节 龙纹 |
| 一、龙纹的图像形式 |
| 二、龙纹的图像内容 |
| 第四章 人物故事纹的图像形式与内容 |
| 第一节 仙人故事纹 |
| 一、龟鹤仙人纹 |
| 二、仙人斩蛟龙纹 |
| 三、达摩渡江纹 |
| 第二节 历史人物故事纹 |
| 一、许由巢父纹 |
| 二、王质观弈纹 |
| 三、唐明皇游月宫纹 |
| 第三节 民间故事纹 |
| 一、柳毅传书纹 |
| 二、牛郎织女纹 |
| 第四节 世俗生活类纹饰 |
| 一、海舶纹 |
| 二、婴戏纹 |
| 第五章 其他类型纹饰的图像形式与内容 |
| 第一节 几何纹 |
| 一、球路纹与龟背纹的发展演变 |
| 二、球路纹、龟背纹的仿藻井式结构 |
| 三、球路纹、龟背纹镜与建筑纹饰的关系 |
| 第二节 八卦纹 |
| 一、八卦纹的图像形式 |
| 二、八卦纹的符号化演变 |
| 第三节 牌记铭文镜 |
| 一、宋镜“牌记”的发展与形式 |
| 二、牌记铭文的内容 |
| 三、牌记中铸镜城镇的分布情况 |
| 第六章 宋代铜镜纹饰的“图像功能” |
| 第一节 墓葬中铜镜“使用空间”的界定 |
| 一、宋代墓葬中铜镜的使用特殊性 |
| 二、宋代铜镜的“使用空间”界定 |
| 第二节 墓顶挂镜的纹饰功能与意义 |
| 一、墓顶挂镜的基本情况与地域分布 |
| 二、墓顶铜镜纹饰的特殊性 |
| 三、铜镜纹饰与“访仙”隐喻 |
| 第三节 生活空间中铜镜的功能与意义 |
| 一、墓葬中的生活用镜 |
| 二、铜镜与日常生活 |
| 三、铜镜与镜像 |
| 第四节 宗教仪式中铜镜的功能与意义 |
| 一、铜镜纹饰与道教 |
| 二、铜镜纹饰与佛教 |
| 第五节 铜镜纹饰的“图像功能” |
| 一、装饰性 |
| 二、隐喻性 |
| 结语 |
| 附录1 宋代铜镜图录 |
| 附录2 宋代纪年墓出土铜镜表 |
| 参考文献 |
| 一、古代文献 |
| 二、现代文献 |
| 三、图录 |
| 四、考古发掘报告 |
| 五、期刊及硕博士学位论文 |
| 致谢 |
（2）基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景德镇“567瓷”艺术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来源与研究现状 |
| 1.1.1 问题来源 |
| 1.1.2 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
| 1.2 研究意义与目的 |
| 1.2.1 研究意义 |
| 1.2.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范围与概念界定 |
| 1.3.1 研究范围 |
| 1.3.2 “567 瓷”概念界定 |
| 1.3.3 相关用词限定 |
| 1.4 认识过程及研究方法 |
| 1.4.1 对“567 瓷”认识的唯物辩证思考过程 |
| 1.4.2 研究方法论 |
| 1.4.3 研究方式 |
| 1.5 研究流程与课题创新点 |
| 1.5.1 研究流程 |
| 1.5.2 课题创新点 |
| 2 新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流变与景德镇“567”瓷业的关系 |
| 2.1 新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运行与变迁 |
| 2.1.1 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设想 |
| 2.1.2 计划经济现实制度的运行 |
| 2.1.3 新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变迁 |
| 2.2 体制形成催发了景德镇“567 瓷”的外销重心 |
| 2.3 体制变迁滋生了景德镇“567 瓷”的内销转型 |
| 2.4 小结:“567”瓷业形态的产生与转型是顺应历史潮流的 |
| 3 景德镇“567 瓷”艺术设计表现形态分析 |
| 3.1 造型表现分析 |
| 3.1.1 融汇中西的日用瓷器型设计 |
| 3.1.2 匠心独具的艺术陈设瓷造型设计 |
| 3.2 装饰表现分析 |
| 3.2.1 表现对象以贴近大众为主旨 |
| 3.2.2 画面设计以简约务实为方向 |
| 3.2.3 色彩风格以明朗积极为指导 |
| 3.3 以继承与革新为母题的“567 瓷”表现工艺 |
| 3.3.1 “新旧辗转”的青花工艺 |
| 3.3.2 高效化改造下的玲珑工艺 |
| 3.3.3 恢复与提高下的颜色釉工艺 |
| 3.3.4 丰富化改良下的窑彩工艺 |
| 3.3.5 “接续衍生”的软、硬彩工艺 |
| 3.3.6 技术革新下的新彩工艺 |
| 3.3.7 本土化工转向下的贵金属装饰工艺 |
| 3.3.8 时代创新下的综合装饰工艺 |
| 3.3.9 “多式汇通”的雕塑工艺 |
| 3.4 小结:“567 瓷”成为陶瓷艺术设计的传统与现代之分水岭 |
| 4 计划经济体制对“567 瓷”设计构成的影响分析 |
| 4.1 历史发展是“567 瓷”设计风格的时代召唤 |
| 4.1.1 恢复与继承的五十年代 |
| 4.1.2 调整与革新的六十年代 |
| 4.1.3 重建与发展的七十年代 |
| 4.2 政治需要是“567 瓷”设计理念的核心诉求 |
| 4.2.1 “建国瓷”工程 |
| 4.2.2 “展览瓷”举办 |
| 4.2.3 “国礼瓷”任务 |
| 4.2.4 “献礼瓷”计划 |
| 4.2.5 “7501 瓷”生产 |
| 4.2.6 纪念堂用瓷 |
| 4.3 产业迭代是“567 瓷”设计发展的技术支撑 |
| 4.3.1 产业向集中化发展 |
| 4.3.2 技术向科学化发展 |
| 4.3.3 生产向机械化发展 |
| 4.3.4 烧窑向工业化发展 |
| 4.3.5 配套向系统化发展 |
| 4.4 人才培养是“567 瓷”设计创新的关键保障 |
| 4.4.1 对老艺人的保护 |
| 4.4.2 对瓷工待遇的提高 |
| 4.4.3 对瓷工技术教育的培训 |
| 4.4.4 对陶瓷艺术教育的重视 |
| 4.5 小结:计划经济体制是“567 瓷”内外部特殊性的重要成因 |
| 5 研究结论及所引发的思考 |
| 5.1 研究总结 |
| 5.2 “567 瓷”的历史价值体现 |
| 5.2.1 景德镇瓷业走向工业化、现代化 |
| 5.2.2 对陶瓷工艺与人才的挽救与传承 |
| 5.2.3 引发新中国陶瓷艺术设计发展之自觉 |
| 5.3 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
| 5.3.1 “567 瓷”美术中的“现实主义”思潮问题 |
| 5.3.2 只存于陶瓷艺术审美与创作的时代局限性问题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口述采访记录(部分) |
| 附录 B:在校期间所发表的论文 |
（3）身份之辨的革命物证——记土地革命时期的两枚银质通行证（论文提纲范文）
| 一、苏区常见通行证的使用与演变 |
| 二、银质通行证的制发时间 |
| 三、银质通行证在材质与造型上的差异 |
| 四、银质通行证的使用 |
| 五、结语 |
（4）皇权与世风：明代嘉靖官窑瓷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综述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生产与管理 |
| 第一节 窑制规模 |
| 第二节 制度改革 |
| 一、职官督造 |
| 二、匠役改革 |
| 三、官搭民烧 |
| 小结 |
| 第二章 主要品种 |
| 第一节 青花及釉里红 |
| 一、青花 |
| 二、釉里红 |
| 第二节 五彩、斗彩、杂釉彩、素三彩 |
| 一、五彩、斗彩 |
| 二、杂釉彩、素三彩 |
| 第三节 颜色釉 |
| 一、高温单色釉 |
| 二、低温颜色釉 |
| 小结 |
| 第三章 器型与功能 |
| 第一节 饮食器具 |
| 一、饮食奢靡 |
| 二、桌器组合 |
| 第二节 礼祀祭器 |
| 一、祭礼改革 |
| 二、祭器派烧 |
| 三、典型祭器 |
| 第三节 道教器物 |
| 一、道教与器型 |
| 二、典型器物 |
| 第四节 居室陈设 |
| 小结 |
| 第四章 装饰与意涵 |
| 第一节 浓妆重彩 |
| 一、金花熠熠 |
| 二、热烈浓艳 |
| 第二节 祥瑞寓意 |
| 一、益寿延年 |
| 二、子孙绵瓞 |
| 三、国家安定 |
| 四、吉祥瑞兆 |
| 第三节 龙凤云鹤 |
| 一、等级无辨 |
| 二、龙凤鹤遍布 |
| 第四节 花鸟情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A 插图目录 |
| 附录 B 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出土嘉靖瓷器列表 |
| 附录 C 明晚期墓葬出土嘉靖瓷器列表 |
| 附录 D 或可与《陶书·御供》所载对证的嘉靖实物 |
| 附录 E 嘉靖御器厂仿烧宣德、成化窑典型器 |
（5）江西省博物馆藏江西苏区红色印鉴概览（论文提纲范文）
| 二江西苏区各级地方苏维埃政府印鉴 |
| 三江西苏区农会、 工会等革命团体印鉴 |
| 四结语 |
（6）清至民国时期的“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资料 |
| 三、研究回顾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血缘型“会” |
| 第一节 族会 |
| 一、族会概述 |
| 二、族会文书 |
| 第二节 族会的运作规制 |
| 一、祭祀类族会 |
| 二、教育类族会 |
| 第三节 族会的主体形态 |
| 一、类法人组织 |
| 二、人合性组织 |
| 三、互益性组织 |
| 第二章 地缘型“会” |
| 第一节 神会 |
| 一、神会概述 |
| 二、神会文书 |
| 三、神会的运作规制 |
| 四、神会的主体形态 |
| 第二节 桥会、渡(船)会 |
| 一、桥会、渡(船)会概述 |
| 二、桥会、渡(船)会文书 |
| 三、桥会、渡(船)会的运作规制 |
| 四、桥会、渡(船)会的主体形态 |
| 第三章 业缘型“会” |
| 第一节 善会(堂) |
| 一、善会(堂)概述 |
| 二、善会(堂)文书 |
| 第二节 善会(堂)的运作规制 |
| 一、同善会 |
| 二、保婴会 |
| 三、恤嫠会 |
| 第三节 善会(堂)的主体形态 |
| 一、地方性公共组织 |
| 二、类财团慈善法人 |
| 三、民间半官方组织 |
| 第四章 “会”民事主体地位的建构 |
| 第一节 “会”民事主体地位的自我建构 |
| 一、共同需求:“会”自发形成的现实基础 |
| 二、自定章程:“会”内部管理的组织规范 |
| 三、专属业权:“会”主体人格的物质保障 |
| 四、共同代表:“会”独立意志的外部表达 |
| 第二节 “会”民事主体地位的外部建构 |
| 一、“会”在与官方互动中获得合法性 |
| 二、“会”以自己的行为建构社会关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7）出土两汉杂器铭文相关研究及文字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上篇 |
| 第一章 出土两汉杂器铭文简况 |
| 1.1 出土两汉杂器铭文的内涵和分类 |
| 1.2 出土两汉杂器铭文的着录与公布情况 |
| 第二章 出土两汉杂器铭文已有研究回顾 |
| 2.1 文字考释成果 |
| 2.2 辞书类成果 |
| 第三章 出土两汉杂器铭文文字研究 |
| 3.1 杂器铭文字形特点 |
| 3.2 特殊的文字现象 |
| 3.3 杂器铭文刻写的特殊现象 |
| 下篇 |
| 出土两汉杂器铭文文字编 |
| 凡例 |
| 文字编 |
| 结语 |
| 检字表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8）博物馆观众“回头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2 研究背景 |
| 1.2.1 行业背景 |
| 1.2.2 学术背景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完善博物馆观众体系的研究 |
| 1.3.2 完善博物馆质量评估体系 |
| 1.3.3 促进博物馆教育功能的发挥 |
| 1.4 研究现状 |
| 1.4.1 博物馆观众研究回顾 |
| 1.4.1.1 理论研究 |
| 1.4.1.2 方法研究 |
| 1.4.1.3 案例分析 |
| 1.4.2 博物馆观众“回头率”的研究概况 |
| 1.4.2.1“回头率”的研究概况 |
| 1.4.2.2 博物馆观众“回头率”的研究概况 |
| 1.5 研究内容 |
| 1.5.1 研究目标 |
| 1.5.2 研究内容 |
| 1.5.3 研究方法 |
| 1.5.4 特色与创新之处 |
| 1.5.5 预期困难 |
| 第二章 博物馆观众“回头率”概述 |
| 2.1 博物馆观众“回头率”概念 |
| 2.1.1“回头率”的来源与定义 |
| 2.1.2“回头率”的理论支撑 |
| 2.2 相关概念 |
| 2.2.1 博物馆分类 |
| 2.2.2 博物馆观众 |
| 2.2.3 博物馆观众调查 |
| 2.3 观众“回头率”与博物馆之间的关系探讨 |
| 2.3.1 促进观众参观行为的常态化 |
| 2.3.2 促进博物馆服务功能的社区化 |
| 2.3.3“回头率”是博物馆观众研究新的探索 |
| 第三章 博物馆观众“回头率”实地调研综述 |
| 3.1 实地调研过程 |
| 3.1.1 问题提出 |
| 3.1.2 问卷设计 |
| 3.1.3 实地调研过程 |
| 3.2 综合类博物馆观众“回头率”调查分析 |
| 3.2.1 综合类博物馆概述 |
| 3.2.2 综合类博物馆观众“回头率”调查结果分析 |
| 3.2.2.1 数据分析 |
| 3.2.2.2 小结 |
| 3.3 纪念类博物馆观众“回头率”调查分析 |
| 3.3.1 纪念类博物馆概述 |
| 3.3.2 纪念类博物馆观众“回头率”调查结果分析 |
| 3.3.2.1 数据分析 |
| 3.3.2.2 小结 |
| 3.4 专题类博物馆观众“回头率”调查分析 |
| 3.4.1 专题类博物馆概述 |
| 3.4.2 专题类博物馆观众“回头率”调查结果分析 |
| 3.4.2.1 数据分析 |
| 3.4.2.2 小结 |
| 3.5 艺术类博物馆观众“回头率”调查分析 |
| 3.5.1 艺术类博物馆概述 |
| 3.5.2 艺术类博物馆观众“回头率”调查结果分析 |
| 3.5.2.1 数据分析 |
| 3.5.2.2 小结 |
| 3.6 遗址类博物馆观众“回头率”调查分析 |
| 3.6.1 遗址类博物馆概述 |
| 3.6.2 遗址类博物馆观众“回头率”调查结果分析 |
| 3.6.2.1 数据分析 |
| 3.6.2.2 小结 |
| 3.7 调查的局限性、不足和后续工作展望 |
| 第四章 博物馆观众“回头率”的影响因素 |
| 4.1 观众的心理因素——参观动机对参观行为的影响 |
| 4.2 观众结构对观众“回头率”的影响 |
| 4.3 博物馆环境对观众“回头率”的影响 |
| 4.3.1 外部环境 |
| 4.3.2 内部环境 |
| 4.4 博物馆展览活动对观众“回头率”的影响 |
| 4.5 博物馆的宣传推广对观众“回头率”的影响 |
| 第五章 基于观众“回头率”调查分析的建议与对策 |
| 5.1 发挥博物馆中枢功能——通过“回头率”密切馆群联系 |
| 5.2 通过强化公众参与提升“回头率” |
| 5.3 通过灵活运用高科技手段提升“回头率” |
| 5.4 通过“回头率”培养目标观众群体 |
| 5.4.1 专注学生群体的目标观众设置 |
| 5.4.2 根据需求设置目标观众群体 |
| 5.5 品牌策划与“IP”经营 |
| 5.5.1 利用博物馆资源提升“回头率” |
| 5.5.2“回头率”与品牌宣策 |
| 5.5.2.1 以品牌创意性强化“回头率” |
| 5.5.2.2 以品牌亲民性强化“回头率” |
| 第六章 结语 |
| 6.1 本文在博物馆观众研究和实际工作中的意义 |
| 6.1.1 结论 |
| 6.1.2 实践意义 |
| 6.2 博物馆观众“回头率”今后研究方向的构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博物馆观众“回头率”调查问卷 |
| 后记 远方不远——我的博物馆之旅 |
| 致谢 |
（9）宋代瓷砚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论文的研究背景及目的和意义 |
| 1.2 概念界定 |
| 1.3 本课题国内外研究历史现状 |
| 1.4 本文研究思路及方法 |
| 2 砚滴的起源及在宋代的发展 |
| 2.1 砚滴源流考 |
| 2.2 砚滴在宋代的发展 |
| 3 宋代瓷砚滴的出土与收藏 |
| 3.1 墓葬出土的宋代瓷砚滴 |
| 3.2 窖藏出土的宋代瓷砚滴 |
| 3.3 窑址出土的宋代瓷砚滴 |
| 3.4 各地博物馆收藏的瓷砚滴 |
| 3.5 私人收藏及拍卖的宋代瓷砚滴 |
| 4 宋代瓷砚滴的分类研究 |
| 4.1 器形分类 |
| 4.1.1 壶形 |
| 4.1.2 仿生形 |
| 4.1.3 特殊形 |
| 4.2 窑口分类 |
| 4.3 瓷砚滴形制考证及造型特点分析 |
| 5 宋代瓷砚滴的分期研究 |
| 5.1 宋代瓷砚滴的分期及特征 |
| 5.2 演变规律 |
| 6 宋代瓷砚滴兴盛原因分析 |
| 6.1 宋代书斋与文人对瓷砚滴的影响 |
| 6.2 审美意识对瓷砚滴的影响 |
| 6.3 宋代制瓷业发展的经济基础 |
| 7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10）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藏陶瓷器的整理与初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提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前言 |
| 1.1 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的历史 |
| 1.2 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的藏品 |
| 1.2.1 藏品的来源 |
| 1.2.2 藏品的数量和种类 |
| 1.2.3 藏品(陶瓷器之外)研究概况 |
| 1.3 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藏品中的陶瓷器 |
| 1.3.1 馆藏陶瓷器概况 |
| 1.3.2 馆藏陶瓷器研究概述 |
| 1.4 本文选题的范围、宗旨及研究思路 |
| 第2章 馆藏低温铅釉陶器 |
| 2.1 辽代低温铅釉陶器 |
| 2.1.1 黄釉陶器 |
| 2.1.2 绿釉陶器 |
| 2.1.3 三彩釉陶器 |
| 2.2 金代低温铅釉陶器 |
| 2.2.1 绿釉陶器 |
| 2.2.2 三彩陶器 |
| 2.3 元代低温铅釉陶器 |
| 2.4 明代低温铅釉陶器 |
| 2.5 清代铅釉陶器 |
| 第3章 馆藏单色釉瓷器 |
| 3.1 青瓷器 |
| 3.1.1 宋代青瓷 |
| 3.1.2 金代青瓷 |
| 3.1.3 元代青瓷 |
| 3.1.4 明代青瓷 |
| 3.1.5 清代青瓷 |
| 3.2 白瓷 |
| 3.2.1 宋代白瓷 |
| 3.2.2 辽代白瓷 |
| 3.2.3 金代白瓷 |
| 3.2.4 元代白瓷 |
| 3.2.5 明代白瓷 |
| 3.2.6 清代白瓷 |
| 3.3 青白瓷 |
| 3.3.1 宋代青白瓷 |
| 3.3.2 元代青白瓷 |
| 3.4 黑釉瓷器 |
| 3.4.1 宋代黑釉瓷器 |
| 3.4.2 金代黑釉瓷器 |
| 3.4.3 元代黑釉瓷器 |
| 3.4.4 明代黑釉瓷器 |
| 3.5 酱釉瓷器 |
| 3.5.1 宋代酱釉瓷器 |
| 3.5.2 元代酱釉瓷器 |
| 3.5.3 明代酱釉瓷器 |
| 3.5.4 清代酱釉瓷器 |
| 3.6 黄釉瓷器 |
| 3.6.1 明代黄釉瓷器 |
| 3.6.2 清代黄釉瓷器 |
| 3.7 蓝釉瓷器 |
| 3.7.1 明代蓝釉瓷器 |
| 3.7.2 清代蓝釉瓷器 |
| 3.8 红釉瓷器 |
| 3.9 孔雀蓝釉瓷器 |
| 3.9.1 元代孔雀蓝釉瓷器 |
| 3.9.2 清代孔雀蓝釉瓷器 |
| 3.10 茄皮紫釉瓷器 |
| 3.11 松石绿釉瓷器 |
| 3.12 茶叶末釉瓷器 |
| 3.13 卵白釉瓷器 |
| 3.14 仿木纹釉瓷器 |
| 3.15 钧釉瓷器 |
| 3.15.1 元代钧釉瓷器 |
| 3.15.2 清代钧釉瓷器 |
| 3.16 纹片釉瓷器 |
| 3.16.1 明代纹片釉瓷器 |
| 3.16.2 清代纹片釉瓷器 |
| 第4章 馆藏彩瓷 |
| 4.1 白地黑(褐)花瓷器 |
| 4.1.1 金代白地黑(褐)花瓷器 |
| 4.1.2 元代白地黑(褐)花瓷器 |
| 4.1.3 明代白地黑(褐)花瓷器 |
| 4.2 五彩瓷器 |
| 4.2.1 明代五彩瓷器 |
| 4.2.2 清代五彩瓷器 |
| 4.3 斗彩瓷器 |
| 4.3.1 清代斗彩瓷器 |
| 4.4 青花釉里红瓷器 |
| 4.4.1 清代青花釉里红瓷器 |
| 4.5 釉里红瓷器 |
| 4.5.1 明代釉里红瓷器 |
| 4.5.2 清代釉里红瓷器 |
| 4.6 青花瓷器 |
| 4.6.1 明代青花瓷器 |
| 4.6.2 清代青花瓷器 |
| 4.7 粉彩瓷器 |
| 4.8 白釉矾红彩瓷器 |
| 4.9 青花矾红彩瓷器 |
| 4.10 黄地绿彩瓷器 |
| 4.10.1 明代黄地绿彩瓷器 |
| 4.10.2 清代黄地绿彩瓷器 |
| 4.11 白釉绿彩瓷器 |
| 4.12 孔雀蓝釉黑花 |
| 第5章 馆藏窑变釉瓷器 |
| 5.1 兔毫、油滴釉瓷器 |
| 5.1.1 兔毫釉 |
| 5.1.2 油滴釉 |
| 第6章 馆藏瓷器的综合分析与讨论 |
| 6.1 馆藏陶瓷器品种、时代、窑口的重新厘定 |
| 6.2 馆藏陶瓷器主要品种的时代与窑口 |
| 6.2.1 低温铅釉陶器的时代与窑口 |
| 6.2.2 馆藏单色釉瓷器的时代与窑口 |
| 6.2.3 馆藏彩瓷的时代与窑口 |
| 第7章 结语 |
| 插图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江西省博物馆藏瓷介绍（论文参考文献）
- [1]宋代铜镜纹饰研究[D]. 杨夏薇.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2]基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景德镇“567瓷”艺术设计研究[D]. 陈宇暄. 景德镇陶瓷大学, 2021(12)
- [3]身份之辨的革命物证——记土地革命时期的两枚银质通行证[J]. 陈书迁,赵蕾. 南方文物, 2021(02)
- [4]皇权与世风：明代嘉靖官窑瓷器[D]. 刘洁.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1(09)
- [5]江西省博物馆藏江西苏区红色印鉴概览[J]. 袁兴钱. 文物天地, 2020(10)
- [6]清至民国时期的“会”研究[D]. 徐志强.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2)
- [7]出土两汉杂器铭文相关研究及文字编[D]. 田彩霞. 吉林大学, 2020(08)
- [8]博物馆观众“回头率”研究[D]. 钟桂花. 上海大学, 2020(03)
- [9]宋代瓷砚滴研究[D]. 李杨琳. 景德镇陶瓷大学, 2020(02)
- [10]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藏陶瓷器的整理与初步研究[D]. 杨梓丹. 吉林大学, 2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