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把我们的杂志办得更好而共同努力——在《中国药学杂志》创刊40周年庆祝会上的讲话（论文文献综述）
王伟[1]（2019）在《《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研究 ——基于1915-1949年发刊的文本分析》文中认为《科学》杂志的创刊发行在近代中国的科学发展历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1915年1月到1949年5月,35年间《科学》杂志共出版31卷,合计350期,留下了约3000万字的宝贵思想财富。从20世纪90年代起,对《科学》杂志的相关研究逐渐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时至今日,关于它的研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均已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从传播学的视角剖析其科学传播理念形成、内容变迁和特色效果的研究还比较少见。本研究基于1915-1949年的《科学》杂志的传播活动和发刊内容,将其置于中国近代科学发展与时代变动及社会历史变迁的大背景之下,运用科学传播最新理论,从传播主体自身行为和社会行为的角度,在梳理杂志自身科学传播活动的基础上,分析多元化的传播主体社会角色的形成和变迁,科学传播理念的形成和演化路径,科学传播内容与实践的互动变迁关系,以及科学传播采用的方式和策略,最后对科学传播的效果进行考察。本研究主旨是通过对《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过程、传播主体、传播理念、传播内容、传播方式和策略以及传播效果的全方位考察,力图展示中国近代科学传播活动从知识价值传播到科学文化建构演变的一个缩影,为当代科学传播活动提供思想指导和历史借鉴,既具一定的历史意义,又具一定的现实意义。具体研究共分为7章:第1章,绪论。主要介绍本课题研究的选题背景、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现状、理论概念、思路方法和观点内容,进而指出本课题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第2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实践历程。以《科学》杂志基于中国社会现实的传播目标入手,通过对杂志不同时期传播发展过程背后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社会因素分析,指出《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实践活动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经历了一个传播观念表达、传播范式形成、传播优先解谜、传播危机反应和传播理念转型的发展过程。第3章,《科学》杂志的多元化传播主体的社会角色变迁。通过选取《科学》杂志的组织管理者群体、编辑部长群体和撰稿科学家群体中的代表人物,对其在科学传播实践过程中的教育背景、发刊情况、发刊内容和传播特点进行量化分析,指出《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是一场由留美学生为主体的自然科学家群体发起,由政治家、实业家和社会活动家共同参与并推动的一场致力于科学启蒙的传播实践活动。多元化的传播主体在推进中国近代科学传播发展的同时,在共同具有的“精神特质”的指引下,自身科学家的社会角色得以确立,并普遍经历了一个从科学传播、科学研究、科学教育到科学管理的多重社会角色变迁历程。第4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理念的形成与演进。通过对《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理念的提出及发展过程分析,指出“求真致用”的科学传播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特征与科学文化价值特征的融合统一。《科学》杂志在推进科学传播理念的实现过程中,通过栏目体裁和内容编排等外在的表现形式,客观展示了科学名词本质观念和科学社会兴趣的变迁过程;通过传播思想和传播内容等具体的实践,“求真”理念推进了科学本质观念在社会的变迁,“致用”理念推进了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具体实践。第5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内容变迁。以1915-1949年《科学》杂志的发刊内容为基础,按照科学传播实践与社会互动的不同阶段,将其分为传播观念表达到范式形成、范式形成到优先解谜、优先解谜到危机反应、危机反应到理念转换四个不同的时期,在对发刊概况、出刊内容等进行详细梳理的基础上,分析在发刊内容变迁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全面的科学普及思想、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传播思想、“抗战救国”下的传播思想和“科学建国”下的传播思想等不同特征。第6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方式和策略选择。通过对“中国有无科学”问题的多维度探讨、“整个科学”本质观念的传播和科学的“科学”的思想传播,推进科学传播社会行为的合法性建构;通过积极回应社会热点、推进科学信息交流、创设科学传播机构,推进科学传播社会地位的权威性确立;通过推进科学在共同体内部传播、科学向共同体外部传播和科学与国际传播交流的实践,实现科学传播在社会实践的渐进性拓展。第7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效果评析。从当代科学与传播实践中面临的“危机”入手,通过对《科学》杂志在传播实践中产生的“科学主义”特征进行分析,指出“科学主义”忽视了传播作为人的社会活动现实,从而使科学自身与传播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冲突的必然。这种内在的冲突启示当代科学传播既要遵循科学原则,更要遵循传播原则,应该走一条科学与人文发展的实践道路。最后,在对第2-7章研究结论进行概括的基础上,对本研究做出整体的评价,并提出下一步的研究设想。
佘爱春[2]（2011）在《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文学空间》文中提出对中国抗战文化史、文学史来说,被誉为“独特的历史现象”的桂林文化城无疑是一个独特而值得大书特书的所在。作为国统区抗战舆论的前沿阵地和大后方文坛重镇,桂林文化城既是抗战时期国统区的一个政治、文化“特区”,一个多元政治文化力量的交汇地带和对立性的政治、文学话语的缓冲空间,又是一个抗战文学多元共生、互动共存的文学生态空间,对大后方抗战文学以及中国抗战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具有独特的文学史价值与意义。本文以1938年10月至1944年9月桂林被称为“文化城”的这段历史时期的文学空间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文化城”的报刊、杂志、文学出版等原始资料的实证考辨与梳理,结合作家的生命文本和创作文本,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个案,深入考察了报纸、杂志、出版机构等文学生产体制与桂林文化城文学发生和发展的多元互动关系,揭示了桂林文化城文学生成的特殊状况和复杂意味,从整体上呈现了桂林文化城文学生动、丰富、复杂的历史景观,及其在抗战文学史和现代文学史上独特贡献和地位。作为特殊历史时期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桂林文化城是由多方力量共同合力的结果。除了特殊的地理和战略优势外,桂系相对开明的政治态度和文化人群体的爱国热情是桂林文化城得以形成和蓬勃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中国共产党的多方引导则起到了催化剂和指明方向的作用。作为一个多元政治话语中的文学空间,桂林文化城的文学场始终受到国民党中央、桂系、中共等多元政治力量的制约与影响,而多方力量之间的对抗与制衡又为桂林抗战文学带来了更多的发展空间；从而使桂林抗战文学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抗战时期中国文学的整体风貌,成为了解抗战时期中国文学整体发展状况的一个最佳窗口。报纸副刊、文学期刊和文学出版作为桂林抗战文学生产和传播的主要载体,它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共同建构了桂林文化城绚烂多姿的文学景观,展现出了桂林文化城文学生产与传播的原始风貌；不仅左右了桂林抗战文学的生产,而且有力促进了桂林抗战文学的传播和发展。而从报纸副刊到文学期刊再到文学出版,既展现了桂林抗战文学生产由毛胚状作品到精品佳作再到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也反映了一些作家由无名到出名再到知名的成长历程。报纸及其文艺副刊,作为抗战舆论阵地和文学空间在桂林文化城形成和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们在团结抗战的旗帜下,共同推进了桂林及大后方抗战文化及文艺运动的繁荣与发展。桂林《救亡日报》作为在中共直接领导下的一份报纸,在桂林文化城崛起时期起到了引领潮头的作用；它始终以兼容并蓄的开放姿态实践着抗战救亡和文化统战的历史使命,巩固和扩大了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了抗日根据地与国统区文学的交流与互动,推进和引导了国统区特别是桂林抗战文艺大众化、民族化进程和健康发展。桂林《大公报》作为一份民间报纸,是桂林文化城中后期的舆论重镇和中坚力量；它站在不偏不倚的民间立场,以“文人论政”姿态实践着“文章报国”理想,进一步活跃了桂林文化城的抗战舆论氛围；它对文学艺术性的坚守和多样化的追求,促进了抗战时期中国文学多元共生的文学生态局面的形成。而《广西日报》作为贯穿于桂林文化城始终的报纸,是桂林文化城起落沉浮的最好见证者和亲历者；它既展示了桂系在团结抗战旗帜下不同阶段的政治立场和言论姿态的多变性,又表现出桂系对新文化新文学的倚重、对文化建设的重视和进行文化抗战的决心。这些报纸及其副刊不同的价值取向,不仅展现了桂林文化城多姿多彩的原生态的文学生成图景和桂林抗战文学的发展变化历程；而且通过对无名作家和文学新人的培植与提携,为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与繁荣培养了后继力量和生力军。桂林抗战文学活动的空前繁荣,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文学期刊的兴盛与运作。作为桂林抗战文学主要的言说空间和生存空间,文学期刊不仅较为集中地展现了桂林抗战文学的实绩,为知名作家的新作力作和新作家的成名成长提供了展示空间和广阔舞台；而且较为清晰地反映了抗战相持阶段抗战文学由空洞的呼喊到凝重的写实、由单一的救亡宣传到抗战现实的多元展现、由短小凝炼到篇长厚实的发展变化轨迹；并引领了桂林抗战文学的创作方向和创作潮流。《文艺杂志》作为大型综合性纯文学期刊,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抗战中后期抗战文学的发展变化和对文学本体性追求,提升了抗战文学的艺术品格,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大后方抗战文学的发展方向。《野草》作为大后方最有影响的杂文刊物,继承和发扬了鲁迅杂文的现实主义战斗传统,为桂林文化城及大后方树立了一面战斗的旗帜；不仅开启了大后方抗战杂文的创作热潮,而且拓展了杂文的表现空间和艺术类型,推动了杂文艺术的发展。而《诗创作》和《戏剧春秋》作为桂林最有代表性的诗歌刊物和戏剧刊物,真切地展现了抗战诗歌和抗战戏剧由短篇（独幕）到长篇（多幕）、由单一到多元的发展变化趋势,并通过对诗歌和戏剧理论的探讨,对建构民族化、现代化的抗战诗歌和抗战戏剧理论体系作出了积极而有效的探索。文学图书出版作为对报纸副刊和文学期刊文学作品筛选和提纯的结果,最大限度地浓缩和展示了桂林抗战文学的成就。对桂林文化城文学出版来说,出版丛书和单行本是最普遍的出版方式,而对文化普及的重视和文学经典的推崇是其最显着的特点。文化普及为新文化、新文学培养了一大批读者群和潜在的生力军；而文学精品力作的出版,为抗战文学留下了不少经典作品,给作家的成长和生活带来极大帮助的同时,促进了抗战文学的广泛传播与发展,并为桂林抗战文学的经典化和新作家的成名提供了可能。文化供应社作为出版领域的统一战线机构,以较为激进和贴近现实的出版风格,推进了大众文化普及和抗战文化建设,集中展示了左翼文人的抗战文学实绩,指引和推动了抗战文学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而开明书店作为民营出版机构,以温和、稳健的出版风格和立足于文化建设的出版理念,体现了文学出版的精英化倾向和文学本位色彩,推动大后方文化启蒙与普及和新文学的“经典化”。总而言之,作为抗战中国一个独异的文化空间,桂林文化城以较为宽松自由的政治文化环境、多元共生的文学生态空间和对新文学传统的继承与拓展,不仅为中国抗战文坛培养一批文学新军和奉献了众多精湛的文学作品,而且为中国抗战文学的健康发展和抗战文学多样化的生态局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陶海洋[3]（2013）在《《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文中研究说明《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的一个重要出版物,也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发行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而又完全民办的综合性杂志。《东方杂志》于1904年创办、1948年终刊,共发行44卷、819号,先后经历8位主编,发表作品20000余篇。在经历清季、北洋政府、民国过程中,《东方杂志》不仅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世界的发展历程,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大量述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而且努力为社会培养人才,因此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生长点。秉承商务印书馆“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企业宗旨,《东方杂志》致力于介绍现代文化最新成果,以述评时事政治作为办刊特色,并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在长达44年的发展过程中,《东方杂志》可以分为主要五个时期,即早期杂志（1904—1910年）、杜亚泉时期（1911—1919年）、钱智修时期（1920—1931年）、王云五时期（1932—1941年）、苏继颀时期（1943—1948年）。为便于研究,钱智修时期可以分为具体的三个阶段,即钱智修时期（上）（1920—1923年）、钱智修时期（中）（1924—1927年）和钱智修时期（下）（1928—1931年）,王云五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即王云五时期（上）（1932—1938年）、王云五时期（下）（1939-1941年）。杜亚泉、钱智修、胡愈之、王云五等四人,不仅是《东方杂志》的重要作者,而且是杂志发展中的关键人物。其中,杜亚泉以其独特的见解引发了中西文化论争,钱智修是主编时间最长者,胡愈之是作品最多的作者、又曾担任过杂志主编,而王云五则是挽救商务印书馆及《东方杂志》的核心人物。早期杂志《东方杂志》的重要作者,有蛤笑、蕴照、孟森等人。主要内容以清末新政为重点,在立宪主旨下,多数作者主张保存传统文化,同时述评清廷政治腐败、主张发展实业,作品主要涉及教育、立宪、外交、实业等内容,同时还有大量转载文章。杜亚泉时期《东方杂志》的作者约计453人次,而重要作者有杜亚泉、胡愈之等10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文章来源大为拓展,其中来源于英美等西方国家报刊的译述文章更多。杂志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介绍大量西方社会思潮,其中包括各类社会主义思潮。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作者,认真反思包括“一战”在内的现代文明的“时代错误”,述评民国建立后愈益严重的政治腐败,努力寻找整合社会的新的精神动力。这批文化人,努力进行中西文化的鉴别、对比和“体合”,“随世运而俱进”,自觉承担起现代文化最为激烈的观念转变的时代使命。杜亚泉因引发东西文化论争,主编职务被无奈地撤换。事实上,文化分歧在《东方杂志》内部早就开始,主编的替换也经过一个微妙的过渡阶段,另一方面,由于文化争论中所涉及的问题,当时的文化人不可能达成共识,注定了这场文化论争只能是一波三折的过程。钱智修时期（上）的《东方杂志》的作者共约计510人次,重要作者有胡愈之、周建人等12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积极顺应时势变化,“注重于切实可行之具体问题”。作者队伍更为庞大,出现大量介绍西方社会发展的翻译作品,包括文学作品的翻译与创作,理论视角更为开阔,同时出现更多的独立评论,又使这一杂志逐步摆脱了文化争论和思辨的色彩,进一步加大了现代文化的传播力度。钱智修时期（中）的作者共约计340人次,重要作者有黄惟志、胡愈之等11人次。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以1926年为界,有一个从述评中西文化,转向重点述评国际时事政治的变化过程。在国际时政报导上,主要以欧洲为重点,并介绍苏联以及他国的政治发展。这一变化与钱智修等人的民间政治思想有关。同时,这一时期出现更多的文学创作,注重描述某类社会层面、特别是知识分子和下层百姓的生活状态,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内容。钱智修时期（下）的作者约有786人次,重要作者则为俞颂华、张明养等9人次,作者队伍进一步分化。在内容上,这一时期进一步注重国际时事的报导与述评,并进一步关注了国外社会文化、社会生活,同时出现现代文学的创作高潮。文学作品更多关注基层民众生活及心理状态,反映了基层社会民众在政治剧变与社会动荡中面临的生活压力。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是中国文化事业受日本侵华战争摧残、并努力抗争的一个见证,日本侵华战争造成《东方杂志》三次停刊、四次搬迁的曲折。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上）,作者总人数约计1340人次,重要作者有张明养、郑永恭等12人次,而来源于社会上的作者大为增加,可以说明商务印书馆在经历“一·二八”事变的劫难后,及时得到社会的大力支持。这一时期正值中国新一代文化人成长并活跃于文化舞台,文化传播的主体、内容与方式都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社会出现新一轮的文化生成现象。《东方杂志》更多关注了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各国的经济应对之策,国际社会新的战争危险,特别增强了经济体制理论的述评。同时,主要由于中日矛盾的上升,关注民族生存和国家发展,成为文化人的深深的忧思,并由于环境的逼迫,出现新一轮的文化反思。这一时期,文学作品受战争影响最大,出现大批现实主义风格作品,但这种特殊政治动荡中出现的创作高潮,很快因抗日战争进入艰苦时期而中断。王云五时期（下）的《东方杂志》作者共计约317人次,重要作者有吴泽炎、郑允恭等18人次。这一时期述评欧洲相关事务的作品大为减少,而反映具体国家之间外交活动的作品比例大为上升,反映了国际政治力量在“二战”中重新组合的状态。其中,中日战争的相关报导大为增强,同时出现的经济类作品针对性更强,很多作品述评了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经济、贸易、金融等方面的具体应对之策,但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及文艺作品的质量却开始下降。苏继癫时期的《东方杂志》作者总人数约计613人次,重要作者有吴泽炎、岑仲勉等8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尽管走出了抗日战争的阴影,却又因内战等影响而出现发展顿挫,并最终休刊。这一时期的作者队伍日益星散,办刊特色也逐步丧失。《东方杂志》忠实地反映和记录着时代变迁,成为20世纪世界和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全备的资料库,全面述评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主要学术思想,成为探索中国发展模式必需的思想库,大量培养人才,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人才库,同时,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保持长时段的持续发行,也成为世界杂志发行史上的典型的样本库。《东方杂志》的发展历程说明,现代文化的发展,不仅需要社会诸要素共同的现代化作为基础,更需要中国文化人努力实践现代学者品格。
李朝霞[4]（2010）在《新中国的美术观及其话语实践 ——以《美术》（1950-1966年）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通过1950-1966年《美术》杂志及相关内容,探讨在“新中国的美术观”指导下的美术话语如何形成以及形成的机制,剖析这一时段中国美术的基本特征。《美术》杂志是中国美术家协会的机关刊物,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美术界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和政策,团结全国的美术家,利用舆论工具为社会主义的新美术服务。新中国美术的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其指导思想是毛泽东的文艺观,其理论话语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逐步形成了大众主义的美术话语、民族主义的美术话语及具有科学主义倾向的美术话语体系。在具体的话语实践中,有政策性的引导、理论性的批评、组织策划的讨论、各种消息的报道。前后121期的刊物既体现了话语的丰富性,同时也呈现了话语的敞开方式以及难以避免的遮蔽现象。文艺的政治化是20世纪较为普遍的现象。在中国,这种政治化的文艺思潮直接依靠国家体制,在国家意识形态的调控下逐步形成,并左右着全国性的美术创作活动。也许,我们还不能用“百废待兴”这个词去看待新中国十七年的美术,但却可以用“破旧立新”一词说明这一时期美术思潮的基本性质。毫无疑问,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时代,不仅国家政治体制变了,国家意识形态变了,在美术创作上,也面临着思想的大转变与创作方法的大统一,而《美术》杂志也就在新中国美术思想阵地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新思想具有横扫一切的趋势,而这时必然存在着适应与不适应,顺畅与不顺畅,配合与不配合,改造与不改造等诸种问题,这些都会通过话语的种种方式得以反映。本文从四个方面,即“话语平台”、“话语实践”（含三个部分——“大众化”、“民族化”与“科学化”）、“话语的敞开与规避”及“话语的生产与传播”,系统地梳理这一时期《美术》杂志在新中国美术的话语实践中所作的努力及其结果,为新中国美术观的最初实践提供一个相应的历史阐释。第一章是“话语平台”,主要阐述新中国的美术观历史来源及现实基础。共有三小节：一是“五四”的新文艺观；二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观；三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文艺观。“五四”新文艺是在欧洲启蒙思想影响下形成的一种新的文艺形态,与马克思的阶级观及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密切相关；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观来自前苏联,具有明确的阶级性与政党色彩；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艺观,是五十年代由毛泽东提出,其标志着无产阶级文艺观的中国立场。第二章是“话语实践”的第一部分,主要分析大众主义的美术话语及其实践。面向大众,尤其是为广大工农兵群众服务的文艺观,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就明确提出,建国后便全面推行,贯彻到美术创作的方方面面。其具体体现为创作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同时推进工农兵美术创作活动,与“国画改造”运动相配合,重新讨论“雅”“俗”问题,美术创作开始朝向政治化,注重题材,强调主题,围绕形势,配合宣传。在大众化的美术运动中,美术也就成为政治斗争或阶级斗争的工具。因此,本章分三小节加以论述：一是“大众化”形象；二是“政治化”主题；三是“民俗化”方式。第三章是“话语实践”的第二部分,主要分析民族主义的美术话语及其实践。“新中国美术观”十分强调中华民族的现代文化自立,强调现代中国的国格自觉。建国伊始,当我们接受了前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时,就有人提出“社会主义的民族的现实主义”一说,意识形态的认同和民族主体性焦虑同样都很突出；紧接着,美术界又分别在中国画领域及西洋画领域开展对传统笔墨的问题讨论及油画民族化问题的讨论,追求美术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使社会主义话语和民族主体性话语相统一。因此,本章分四节加以论述：一是“社会主义的民族的现实主义”；二是“现代彩墨”；三是“传统笔墨”；四是“意象油画”。第四章是“话语实践”的第三部分,主要分析科学主义的美术话语及其实践。科学主义的思潮伴随着新技术革命几乎席卷20世纪的所有领域,“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提出请“赛先生”（science）来改造中国。科学,讲究事实与规律,而科学主义的美术话语除了崇尚写实精神外,也包含着意识形态化的技术问题讨论,并由此延及个人手法与创作风格,出现意识形态化的现象。因此,本章分两节加以论述：一是真实论与“写实性”；二是规律性与“典型”论。其中,引入一些典型的创作事例来分析论证。第五章是“话语的敞开与遮蔽”,采用个案分析的方法,通过《美术》杂志对王式廓、林风眠、石鲁三人作品的不同态度,来分析新中国美术观需要哪些美术话语。因此,本章分三节加以论述：一是培育现实主义话语；二是削弱个体性话语；三是肯定富有积极意义的话语创新。第六章是“话语的生产与传播”,主要论述美术话语的生产体制、生产方式、以及它的传播载体与传播策略。批评文本就是话语的产品形式,也是话语流行的主要载体。而《美术》杂志本身就是体制的产物,故其一方面是新中国美术话语的生产者；另一方面又是新中国美术话语的传播者,其编辑思想与编辑工作,既在领会并推行国家的文艺政策,又在上下沟通,引导全国的美术创作方向。因此,本章分三节加以论述：一是王朝闻的美术批评；二是“美协”体制与画家的认同意识；三是《美术》杂志的编辑及策划选题。
孟德楷[5]（2014）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文中提出1900年至1923年,欧洲历史学家先后在西欧主要国家的首都组织了5次规模较大（每次千人左右）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分别为巴黎（1900年）、罗马（1903年）、柏林（1908年）、伦敦（1913年）、布鲁塞尔（1923年）。就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5届大会上,议决设立从属于“国联”（国际联盟,联合国的前身）的常规机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Historical Sciences）,简称“国际史学会”,组织每五年一届的大会,并处理其他日常工作。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成立后,连续组织了第6届（奥斯陆,1928年）、第7届（华沙,1933年）、第8届（苏黎世,1938年）大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会没能正常举行。战后,国际史学会于1950年在巴黎召开了第9届大会,并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成员（总部设在洛桑,秘书处设在巴黎）。此后,大会每5年一届如期举办,每届参会的历史学家都在2000人左右。其中以第13届大会（莫斯科,1970年）规模最大（3305人参会）。前苏联齐赫文斯基院士曾参加过第11届至16届大会,他说：“历届历史科学大会都对世界政治形势极为敏感。举办大会的东道国也会对大会发生影响。例如1970年在莫斯科的第13届大会是以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为标志的；而1975年在旧金山举行的第14届大会则突出美国建国200周年和美国经验。……第16届大会（1985年）,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在致辞时,突出的是‘德国统一’和‘全德意志精神’。”由此也可以看出大会的多元与包容。就大会主体而言,它在促进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意识形态的“相互理解”方面进行了人所周知的努力,并取得了及其显着的效果,它也因此而享有“史学奥林匹克”的盛誉。二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关系演变的历史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内容丰富而过程曲折的一幕内容。晚清学人对肇始于1900年的“万国史学大会”即有关注;民国年间,先是陈训慈、向达等青年学子,后是朱希祖、傅斯年、顾颉刚、袁同礼、姚从吾、刘崇鋐、蒋廷黻、胡适等史学中坚,以及蔡元培、罗家伦、梅贻琦、何炳松、王世杰等学、政两界的领袖,均以“主动的姿态”致力于中国史学组织的建设,以接轨国际；又均以“积极的姿态”致力于中国与国际历史学会,以及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互通；1938年抗战爆发的危难之际,中国政府排除诸难,在傅斯年、顾颉刚、蒋廷黻和胡适之间几经斟酌,指派胡适代表中国参会,并完成了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的工作。1940年代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因“二战”而中断,但中国国内史学界仍关注并讨论以往历届“大会的主旨”和国际史学的趋势；1950至1970年代,中国与国际史学大会的官方联系虽然中断,但在中苏友好、中苏对立,以及东西方“冷战”的大格局下,中国史学界却并未中断对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尤其是苏联参会的关注；“文革”结束和1978年底中国改革开放格局的形成,以及胡乔木、刘大年、季羡林、戴逸、张椿年、张海鹏等一批学界领袖的扎实推动,最终完成了中国史学融入国际的进程：自1980年以来,中国史学会代表团参加了第15届,以及此后的历届大会,直至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的第21届大会上,通过了第22届大会2015年在中国山东大学举办的议案。与其他国际组织不同,100多年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始终对中国、对中国史学界、对中国历史文化怀有真诚的敬重和热情的期待。1937年国际历史学会会长、剑桥大学教授田波烈访华期间,曾以“一生最伟大的时刻”期待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国际历史学会主席埃德曼、柯卡,秘书长阿维勒夫人等享誉国际的史学家都是中国融入大会的真诚推动者。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历史,就是中国与世界、中国史学与国际史学相互交融的历史,更是一部极具讨论价值的当代学术史。本文梳理了近百年来中国与大会相互交融的基本线索,讨论了其中的每一个重要节点,以及每一个节点上的重要人物和事件,以图“回溯”或“复现”一段完备的历史。二本文在系统梳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发展史实和中国与大会关系演变状况的基础之上,主要讨论了四方面的问题。第一,探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形成机制,研究其组织结构和学术范式的演变。国际学术组织是国际共同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是历史学家自己的国际组织,是全球史学家的学术共同体,享有“史学奥林匹克”的盛誉。第14届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主席埃德曼说：“今天,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已成为历史学科不可或缺的成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19世纪末以来世界历史的变迁和全球人文社会科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嬗变。大会从一个纯粹西欧和美国学者参与的组织发展为一个全球性的组织,大会的范式也经历了新旧更替的巨变。在大会成立之初,支配史学家头脑的是历史主义思想,研究对象主要是民族国家的政治史,写作方法是叙事。今天参加大会的史学家讨论全球史,历史学日益社会科学化,历史分析成为主流的表达方式。第二,从国际学术界层面,研究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中国史学组织的的演进情况。中国近代学术共同体制度是西方的舶来品。1905年,中国学人对“柏林史学大会”的宗旨及其组织就予以关注。1920年,“南高学派”的青年学生成立史地研究会,其首要的努力目标,就是推动组建中国史学会,以利于中国参与国际学术交流。1923年,青年学子向达译自《美国历史评论》长文《不鲁舍拉第五次万国史学大会》及“译者附志”,是由本文首次使用的一篇重要文献,在近代学术交流史和史学组织发展史中有重要地位。1929年,中国史学会筹建的动机同样缘于1928年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召开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具体刺激”。1980年,中国史学会恢复工作当年,就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1982年正式成为会员。此后,1995年和2010年两次提出申办大会。考察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关系的演变,有助于我们从中国历史学界参与国际交流层面上认知中国史学组织的自身演变过程和特点。第三,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观照中国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流变。晚清以降,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西学东渐,中国本土的传统学问受到了最明显的冲击。相较于自然科学领域,历史学是中国传统固有之学问,中国发达的史学自有一套成熟的处理资料的方法和表达的形式,因此,史学方法的自我变革在时间上迟了一波。自民初至今,中国学人一直都密切关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选题和方法论方面的变化,自觉从国外的新方法中汲取灵感和启发,“以预世界之流”。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各大学创办的《史地学报》、《历史教育》、《史学消息》和《现代史学》等杂志,都积极报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活动、相关的史学选题和学术方法等,自觉寻求方法论上的启示。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中国史学虽然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进行研究,但对苏联史学家历届参会的关注,也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思考；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史学家走出国门,眼界大开,治史理念和方法得以丰富。外国史学流派和方法通过各种途径输入中国并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力,其中最集中的途径还是史学大会。参加历次大会的中国学者中都有人记录和分析了史学大会的情况,其中最集中的则又是对国际史学理论和方法进展的报道。第四,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关系史是在微观层面上研究全球化历程的极佳个案。从起源上说,国际史学大会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在历史学的学术研究和学术组织层面的反映。就演进来看,大会起初是一个欧美性质的组织,其成分和议题不断扩张,中国加入和申办的经历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的一个个案情况,值得从全球史入手解读。中国对大会的期待和参与当然有着自己的民族诉求。作为历史大国,中国学者们除学习国外同行之外,更要展示自身的追求和取得的成绩,以期在世界讲坛上获得应有的话语表达。而史学又总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昭示着国家的兴衰,因而中国与史学大会的关联,又成为近百年来几代学人念兹在兹的“邦国大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成为战胜国,首次跻身近代大国之列,这也成为中国以大国身份加入国际史学大会的直接动机；1938年,傅斯年在阐释中国参加大会的动因时,更是明言：“此会系‘国联’所主持,是一郑重国际学术会议,未可轻视。且其中包括近代外交史、远东史,此皆日本人指鹿为马,混淆视听之处,吾国不可略也。”这也说明,只有融入国际,才可以真正扞卫中国的权益。1980年之后,中国再度以“和平大国崛起”的姿态成为国际历史学会会员国,及至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大会上成功申办了2015年大会,成为100多年来,大会第一次在亚洲国家举行的东道主,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这是继中国成功主办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之后,将在中国举办的又一次国际盛会。主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对中国文化发展具有世界性的战略意义,是中国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文化节点。
范铁权[6]（2003）在《中国科学社与中国的科学文化》文中提出1914 年夏,几位留美的中国学生感于中国科学的落后,在康乃尔大学发起成立“科学社”,次年改组为中国科学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学会团体。1918 年,中国科学社迁回国内,组织机构日趋完善,既定的各项事业渐次得以实现。1960 年完成历史使命,宣告解散。中国科学社是民国时期影响最大、范围最广的综合性、群众性科学团体。本文全面考察中国科学社的发展历程、科学思想与实践,纵、横结合分析,力求探究中国科学社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国科学的现代化转型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中国科学社的发展,经历了酝酿、创立、壮大、曲折、复苏,直至结束的艰辛历程,是挫折中求生存的历史。在宗旨、内部建制、事业规划等方面,中国科学社效法欧美学会团体,引进民主选举程序和学术交流机制。在四十几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科学社积极致力于科学宣传与普及、科学体制化的探索、教育的改良以及中国的学科建设等,从而直接推进了中国科学的体制化。在思想认识上,中国科学社对科学的理解要相对完整、理性的多,在“科玄论战”、“科学化运动”中能够扞卫科学立场,始终保持自身发展的独立性。论文对中国科学社以基本肯定,并揭示其历史经验与教训。
王振纲[7]（1993）在《为把我们的杂志办得更好而共同努力——在《中国药学杂志》创刊40周年庆祝会上的讲话》文中研究说明 今天我能有机会在如此盛大的庆祝会上,代表新、老编委讲几句话,并向中国药学会第19届会员代表大会表示祝贺,感到非常荣幸! 1948年我从华西齐鲁药学系毕业,分配到协和医院药房工作。1953年经薛愚老师推荐,我参加了在北京地安门后局大院的药学杂志编委会。当时,陈新谦、张天禄等同志主持日常编辑工作。
赵燕[8]（2016）在《清末民国时期儿童文学教育学术史研究 ——基于《教育杂志》的文献考据》文中指出从教育学的视角研究儿童文学教育还处于探索阶段,所以借鉴历史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梳理了近代儿童文学教育的发展线索,即从近代儿童文学教育早期独立性起步,到五四运动之后的激进式发展,再到反思期和深化期。在这几个阶段的发展过程中,《教育杂志》作为中国近代最有影响力的教育期刊,始终关注儿童文学教育问题,并以近40年的历史忠实地记录了其发展历程。为此,本研究的目标是:首先以一部《教育杂志》期刊的起伏演变为缩影,从中获得有关儿童文学的地位与作用、教育价值、课程、教材、教法、教师等丰富的史料;然后以教育活动史的视角,通过对史料的分析,确立了学术视野下移、微观化的研究取向,探寻中国近代儿童文学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并为儿童文学教育拓展出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由此而形成的研究内容与论点如下:首先,通过对《教育杂志》在办刊过程中的历史评介,分析了《教育杂志》作为儿童文学教育发展一个典型缩影在中国近代教育历史中特殊的地位与作用,从而凸显出它以非官方的形式记录的历史资源,推动了儿童文学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深入开展。与此同时,考察了《教育杂志》与中国近代儿童文学教育理论发展的历史轨迹,主要对日本现代教育思潮、欧美进步主义儿童教育观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近代儿童观的演变、各种课程、教材和教学法的推广等做了认真梳理,在此基础上探讨儿童文学的教育价值,从而形成全部研究的基本理论格调。其次,以《教育杂志》及其史料为基本来源,对儿童文学课程、教材、教法和师资等问题进行了集中的讨论。一是在课程方面,分析《教育杂志》中公布的儿童文学的课程标准,掌握当时的教育行政部门对儿童文学教育的相关政策导向,同时梳理了儿童文学课程分阶段的实施情况与争论经过,以《教育杂志》为窗口全面展现了官方和民众对儿童文学教育课程的关注点。二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儿童文学化"逐渐成为小学语文教材的主流,语文教材的"儿童文学化"也引发了诸多论争。《教育杂志》以详实的史料忠实地记录了五次有关儿童文学教材论争的过程,认真审视这些争论观点,对现今语文教材中儿童文学的比重问题亦有启示。三是教育杂志》从民初、五四到国家本位时期,儿童文学教学法呈现出不同阶段的发展特征,国人通过大量的新式教学实验,摸索与寻找适宜于近代新教育发展的儿童文学教学方法,以此推动儿童文学理念在中国的深入开展。四是探讨了《教育杂志》中改善儿童文学教育的师资问题,具体措施有加强师培、制定俸给标准和优待条件以及改善教学环境和提升教师的修养等;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个案研究——以连载于《教育杂志》中的教育小说《倪焕之》为例,讨论了小学教师与儿童文学教育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对《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教育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期进行了深入的追溯,探讨了有关儿童文学"新"与"旧"的争论、渐进式的发展以及本体性的问题等,从而得出相关的历史观点是,教育传媒与儿童文学教育应形成了一种互动式关系,二者相得益彰,共同发展。
邓天玉[9]（2013）在《邢福义国学视角语法研究与其三维学术思想》文中认为本博士学位论文《邢福义国学视角语法研究与其三维学术思想》,主要是通过对邢先生在《光明日报》国学版上发表的系列国学视角语法文章进行精细阅评,从而达到总结和阐释邢先生三维学术思想的目的。笔者选择这一论题的原因有三：第一,截至到2012年12月31日,邢先生已发表489篇文章,其中《中国语文》29篇,《光明日报》19篇：主编、参着与独着了51本书,其中个人独着21本。3本独着《语法问题发掘集》、《汉语语法学》、《汉语复句研究》已分别荣获了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由于邢先生文章多,篇幅长,信息量大,笔者学力及能力有限,所以只选取了邢先生研究领域里的一个侧面——国学视角,进行“以小见大”,“以点带面”式的研究。第二,邢先生发表在《光明日报》国学版上的国学视角语法文章,都是邢先生70岁以后研究相当成熟的代表之作。这些文章都涉及到了语法学,有的直接与语法结合,有的涉及得少些,但都与语法相关。通过对这些“短小精悍、简明扼要”的国学语法小文章的深入阐释,可以破译和发现邢先生是如何将国学与语言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第三,笔者通过对邢先生发表在《光明日报》国学版上的12篇国学视角语法文章和3篇不在国学版上发表但与国学紧密相关的语法文章的精细体察,发现：邢先生这些文章的构架都是由三大思想维度来支撑的,即邢先生的语法思想、国学思想和传授学思想。因此,本博士学位论文在结构上分为上编、下编和附注三大部分。上编是笔者运用文史评论的方式,借助语言学理论,对邢先生的12篇国学视角语法文章进行解读和阐释。笔者的每篇评论不是“面面俱到”,而是选取一个“突出亮点”,进行深入挖掘,力求将邢先生的特色阐释得比较全面,从而发掘出邢先生做研究的奥秘。具体从小句审解、用词辨察、结构组配、特异说法等四个方面展开：（一）小句审解：主要对《“人定胜天”一语话今古》、《漫话“有所不为”》和《大器晚成和厚积薄发》3篇文章进行剖析与阐释,发现邢先生在对小句“人定胜天”、“有所不为”、“大器晚成”和“厚积薄发”进行研究分析时,研究的重点各不相同,“人定胜天”侧重于古今辩证思维的审解；“有所不为”侧重于对语言事实的关注与尊重；“大器晚成和厚积薄发”侧重于对语言应用的指导。（二）用词辨察：主要对《“救火”一词说古道今》、《说广数》、《“诞辰”古今演化辨察》3篇文章进行剖析与阐释,发现邢先生在对词“救火”、“四”、“八”、“诞辰”进行研究传授时,传授的方式各不相同,对“救火”一词,在传授过程中注重充分设问的引导；对广数“四”和“八”,在传授过程中注重数字文化的讲解；对“诞辰”一词,在传授过程中注重传授艺术的锤炼。（三）结构组配：主要对《“X以上”纵横谈》、《“十来年”义辨》、《“生”、“死”与“前”的组合》3篇文章进行剖析与阐释,发现邢先生在对结构“X以上”、“十来年”、“生前”、“死前”进行研究挖掘时,挖掘的方法各不相同,对结构“X以上”,挖掘的方法是探讨、发掘和思索；对结构“十来年”挖掘的方法是不懈地追踪；对结构“生前”、“死前”挖掘的方法是表里值小三角。（四）特异说法：主要是对《俚俗化北味说法“一+名”》、《在广阔时空背景下观察“先生”与女性学人》、《“起去”的普方古检视》3篇文章进行剖析与阐释,发现邢先生在对特异说法“一+名”、“先生”与女性学人、“起去”进行研究验察时,验察的角度各不相同,对特异说法“一+名”,验察的角度侧重于语法格式的文化视角；对特异说法“先生”与女性学人,验察的角度延伸到了时间、空间、地域、文化、效果、应用实践等多个视野；对特异说法“起去”,验察的角度侧重于普方古大三角的视角。下编是在上编具体研究的基础上,提炼总结出的三维理论。笔者运用文史评论的方式,借助语言学理论、国学理论和传授学理论,对邢先生的三维学术思想进行细化。在进行阐释细化的过程中,笔者又列举了邢先生的大量研究实例,进行事实论证,力求让读者“看得懂、用得上、信得过”。具体从语法思想、国学思想和传授学思想三个方面展开：（一）邢先生的语法思想：笔者通过对邢先生研究历程的深入考察,总括出了邢先生的七大语法理论,如“小句中枢说”、“句管控”、“两个三角”、“三个充分”、“动词核心名词赋格”、“语表趋简语义兼容”、“词性判定法”等。（二）邢先生的国学思想：笔者通过对上编12篇国学视角语法文章的精细评说,以及对下编直接反映邢先生国学思想的3篇重要文章《重视语言研究的“向”和“根”》、《国学精魂与现代语学》、《“国学”与“新国学”》的深入研究,发现邢先生具有“儒道合一”的国学思想。其儒家思想表现为：天下情怀和力行意识；其道家思想表现为：人法自然和逆向思维。（三）邢先生的传授学思想：笔者选取了邢先生经典的教育语录“治学之道学风先导”、“抬头是山路在脚下”、“让学生永远站在问号的起跑点上”和“亦师亦友志在高山”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与阐释,发现邢先生的这四条语录,在中西方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里都可以找到类似的证据,因此,这四条语录可以堪称为现代经典教育观,值得大力推介。《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附注是笔者在三年攻博期间,围绕邢先生的学术和人生,发表地个人拙见。尽管笔者功力肤浅,但钻劲较足,10篇文章分别从不同的视角,来观察、研究、探讨、追踪、验察邢先生的为人为文,尽力使得上下编关于邢先生学术思想的阐释更为准确,更为丰满。如果说上编是邢先生三维学术思想的引领,那么,下编则是邢先生三维学术思想的细化。如果说上下编是研究邢先生三维学术思想的话,那么,附注则是研究邢先生的学术人生。本博士学位论文将学术思想和学术人生结合研究,力求达到“知人论世”、“文人合一”的境界。写作本文,基于一个朴素的追求：中国要跟世界接轨,要在与世界对话过程中听到自己的声音,语言学研究也必须重视总结自己的东西,更好地认识自己。
黄斌,张天禄[10]（1993）在《中国药学会第19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在京隆重召开》文中提出 1992年11月15～17日,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药学会第19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京丰宾馆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正式代表243名,特邀代表16名参加了这次盛会。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全国人民认真学习和贯彻"十四"大精神,全面领会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精神的历史时刻召开的,1992年恰好又是我会成立85周年,意义更
二、为把我们的杂志办得更好而共同努力——在《中国药学杂志》创刊40周年庆祝会上的讲话（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为把我们的杂志办得更好而共同努力——在《中国药学杂志》创刊40周年庆祝会上的讲话（论文提纲范文）
（1）《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研究 ——基于1915-1949年发刊的文本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本课题背景、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述评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 1.1.3 研究评述与意义 |
| 1.2 本课题研究的理论、思路和方法 |
| 1.2.1 理论概念 |
| 1.2.2 基本思路 |
| 1.2.3 研究方法 |
| 1.3 本课题研究主要观点及内容 |
| 1.3.1 主要观点 |
| 1.3.2 主要内容 |
| 1.4 本课题研究的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 1.4.1 重点难点 |
| 1.4.2 创新之处 |
| 第2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实践历程 |
| 2.1 以“科学救国”为价值信念的缘起 |
| 2.2 以“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为解谜的实践 |
| 2.2.1 传播观念表达阶段(1915-1918):首倡“科学”和“民权” |
| 2.2.2 传播范式形成阶段(1919-1927):“科学家”与“革命家”联姻 |
| 2.2.3 传播优先解谜阶段(1928-1937):中国科学化运动的实践 |
| 2.2.4 传播危机反应阶段(1938-1945):为“抗战救国”服务 |
| 2.2.5 传播理念转型阶段(1946-1949):“科学建国”的观念表达 |
| 2.3 小结:有目的的社会行动,未预料到的结果 |
| 第3章 《科学》杂志的多元化传播主体的社会角色变迁 |
| 3.1 《科学》杂志的组织管理者群体评析 |
| 3.1.1 理事会会长(社长)群体社会角色评析 |
| 3.1.2 董事会会长群体代表评析 |
| 3.2 《科学》杂志的编辑部长(主编)群体社会角色评析 |
| 3.2.1 首任编辑部长杨铨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2.2 任职最长编辑部长王琎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2.3 首个专职编辑部长刘咸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2.4 代理编辑部长卢于道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2.5 “最后一任”编辑部长张孟闻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3 《科学》杂志的撰稿科学家(编辑)群体代表评析 |
| 3.3.1 胡明复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3.2 秉志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3.3 李俨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4 小结:多元化传播主体的形成与“精神特质” |
| 3.4.1 作为职业的自然科学家群体的社会角色的形成 |
| 3.4.2 多元化传播主体的“精神特征” |
| 第4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理念的形成与演进 |
| 4.1 理念与科学传播理念 |
| 4.1.1 理念 |
| 4.1.2 科学传播理念 |
| 4.2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的提出和演进 |
| 4.2.1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的传统价值源泉 |
| 4.2.2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科学价值源泉 |
| 4.3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的表现形式 |
| 4.3.1 内容的编排:科学名词本质观念的变迁 |
| 4.3.2 栏目的体裁:科学名词社会兴趣的变迁 |
| 4.4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的演变与实现路径 |
| 4.4.1 “求真”理念下推进科学本质观念的演变 |
| 4.4.2 “致用”理念下推进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演变 |
| 4.5 小结:科学传播理念与科学主义 |
| 第5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内容变迁 |
| 5.1 《科学》杂志的传播内容概述 |
| 5.2 传播观念表达到范式形成转变的《科学》杂志(1-6 卷) |
| 5.2.1 出刊概况 |
| 5.2.2 出刊内容 |
| 5.2.3 传播特点:全面的科学普及思想 |
| 5.3 传播范式形成到优先解谜转变的《科学》杂志(7-18 卷) |
| 5.3.1 出刊概况 |
| 5.3.2 出刊内容 |
| 5.3.3 传播特点: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传播实践思想 |
| 5.4 传播优先解谜到危机反应转变的《科学》杂志(19-25 卷) |
| 5.4.1 出刊概况 |
| 5.4.2 出刊内容 |
| 5.4.3 传播特点:“抗战救国”下的传播实践思想 |
| 5.5 传播危机反应到理念转换的《科学》杂志(26-31卷) |
| 5.5.1 出刊概况 |
| 5.5.2 出刊内容 |
| 5.5.3 传播特点:“科学建国”思想的全面表达 |
| 5.6 小结:“全方位”的科学普及与启蒙 |
| 第6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方式与策略选择 |
| 6.1 科学传播社会行为的合法性建构 |
| 6.1.1 对“中国有无科学”问题的多维度解答 |
| 6.1.2 对“整个科学”本质观念的全面传播 |
| 6.1.3 对科学的“科学”思想的传播 |
| 6.2 科学传播社会地位的权威性确立 |
| 6.2.1 积极回应社会热点,建构话语权威 |
| 6.2.2 推进科学信息交流,建构知识权威 |
| 6.2.3 创设科学传播机构,建构体制权威 |
| 6.3 科学传播社会实践的渐进性拓展 |
| 6.3.1 推进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传播交流 |
| 6.3.2 推进科学向共同体外部传播交流 |
| 6.3.3 推进科学向国际社会的传播交流 |
| 6.4 小结:科学传播的方法学派特征评介 |
| 第7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效果评析 |
| 7.1 当代科学传播实践的双重危机 |
| 7.1.1 “科学”的危机 |
| 7.1.2 “传播”的危机 |
| 7.2 科学传播实践中对科学的重构 |
| 7.2.1 从传统传播理论视角审视《科学》杂志传播下的“科学” |
| 7.2.2 从现代传播媒介视角审视《科学》杂志传播下的“科学” |
| 7.3 科学理念与传播理念的冲突与融合 |
| 7.3.1 科学理念与传播理念的冲突 |
| 7.3.2 科学理念与传播理念的融合 |
| 7.4 小结:科学传播实践,回归“科学”与“人文” |
| 结语及下一步研究设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科学》杂志第1卷索引详目(示例)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文学空间（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传媒视阈与桂林文化城文学研究 |
| 第一章 桂林：大后方抗战文坛重镇 |
| 第一节 桂林文化城形成的历史语境 |
| 一 特殊的战略地位和优越的地理条件 |
| 二 桂系相对开明、自由、开放的政治姿态 |
| 三 文化人群体的爱国热情和抗战精神 |
| 四 共产党的统战工作和多方引导 |
| 第二节 多元政治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场 |
| 一 政治场：中央、桂系、中共权力的博弈 |
| 二 文化统制与市场控制下的言论空间 |
| 三 流寓、多变、杂合：桂林抗战文学场的特征 |
| 第三节 桂林文化城的文学生产 |
| 一 报纸副刊与抗战文学生产 |
| 二 文学期刊与抗战文学生产 |
| 三 文学图书出版与抗战文学生产 |
| 第二章 报纸副刊与公共舆论空间 |
| 第一节 桂林《救亡日报》：中共文化统战的舆论阵地 |
| 一 救亡呼号与舆论压制：创刊、复刊与停刊 |
| 二 救亡与统战：办报思想和文化使命 |
| 三 《文化岗位》与抗战文艺运动的舆论导向 |
| 第二节 桂林《大公报》：抗战时期“文人论政”的言论空间 |
| 一 中间姿态和文人论政：桂林《大公报》的文化品格 |
| 二 《文艺》副刊与抗战语境下文学的多元取向 |
| 第三节 《广西日报》：桂系团结抗战的舆论空间 |
| 一 桂系抗战言论空间的多变性 |
| 二 艾青与《南方》文艺副刊 |
| 三 《漓水》：在变与不变中积极推进文艺抗战 |
| 第三章 文学期刊与抗战文学的言说空间 |
| 第一节 《文艺杂志》：“文人办刊”与新文学传统的继承与拓展 |
| 一 用生命培育的刊物：王鲁彦与《文艺杂志》 |
| 二 救亡与启蒙：《文艺杂志》的文化诉求 |
| 三 《文艺杂志》与抗战时期的乡土文学 |
| 第二节 《野草》月刊与大后方抗战杂文的勃兴 |
| 一 鲁迅杂文传统的继承与阐扬 |
| 二 秦似与《野草》月刊 |
| 三 直面现实与叩问历史：《野草》上的杂文 |
| 第三节 《诗创作》与抗战诗歌的多元化 |
| 一 刊物的经营策略和编辑风格 |
| 二 抗战诗歌的多元呈现 |
| 三 长诗：抗战诗歌的新发展 |
| 四 抗战诗学理论的探索 |
| 第四节 《戏剧春秋》杂志与抗战戏剧运动 |
| 一 刊物的刊行和文化使命 |
| 二 抗战戏剧理论的探索与构建 |
| 三 在现实和历史之间：杂志上的戏剧文学 |
| 四 “戏剧兵”的情感与信息空间 |
| 第四章 文学出版与桂林抗战文学实绩 |
| 第一节 文化供应社：出版领域的统一战线 |
| 一 推进大众文化：文化供应社的出版理想 |
| 二 文化供应社的文学图书出版 |
| 三 《文化杂志》月刊与抗战文化建设 |
| 第二节 桂林开明书店：文化启蒙与文学“经典化” |
| 一 逆境中复兴：桂林开明书店及其出版概况 |
| 二 启蒙与经典化：桂林开明书店的文学出版 |
| 三 《中学生》(战时半月刊)：知识的传输与文艺青年的培养 |
| 余论 桂林文化城与抗战时期文学生态 |
| 主要参考文献 |
（3）《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学术研究回顾 |
| 三、 研究方法与目标 |
| 第一章 《东方杂志》与商务印书馆 |
| 第一节 商务印书馆简述 |
| 一、 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与创办者 |
| 二、 张元济对“商务”的主要贡献 |
| 三、 《东方杂志》是“商务”最重要的杂志 |
| 第二节 关于《东方杂志》研究的几个问题 |
| 一、 《东方杂志》的创办 |
| 二、 《东方杂志》的主编 |
| 三、 《东方杂志》的栏目与用稿 |
| 四、 《东方杂志》的历史分期 |
| 第二章 杜亚泉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杜亚泉的生平及社会评价 |
| 一、 杜亚泉生平简介 |
| 二、 杜亚泉晚年生活拮据原因 |
| 三、 杜亚泉去世后的社会评价 |
| 第二节 杜亚泉研究概述 |
| 一、 “科学普及家和教育家”(1993年以前) |
| 二、 “杜亚泉热”(1993年以来) |
| 第三节 杜亚泉的思想 |
| 一、 述评大战前后的国际政局 |
| 二、 介绍边疆危机与中外关系 |
| 三、 关注日本舆论及对华政策 |
| 四、 述评辛亥革命及社会变化 |
| 五、 介绍世界新学说与思想 |
| 六、 中西文化异同与调和论 |
| 七、 道德接续与精神救国论 |
| 八、 思想启蒙中的文化论争 |
| 九、 杜亚泉对《东方杂志》的影响 |
| 第三章 钱智修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钱智修对《东方杂志》的改革 |
| 一、 钱智修的生平简介 |
| 二、 钱智修的改革主张 |
| 第二节 钱智修对国外政治发展的介绍(1911—1919年) |
| 一、 主权在民的思想与寡头政治的压迫 |
| 二、 劳动问题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
| 第三节 钱智修对平民政治思想的述评(1920—1924年) |
| 一、 平民政治需要现代公共政策 |
| 二、 平民政治需要进化社会道德 |
| 三、 实行自治是平民政治的关键 |
| 四、 平民政治要求改造知识阶层 |
| 第四章 胡愈之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胡愈之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
| 一、 胡愈之的生平及其在《东方杂志》的经历 |
| 二、 对胡愈之本人回忆有关内容的剖析 |
| 三、 胡愈之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胡愈之介绍国外新知识(1915—1919年) |
| 一、 关注中国等落后国家 |
| 二、 传播新科技与新知识 |
| 第三节 胡愈之的各类述评(1920—1927年) |
| 一、 1920年代的作品概述 |
| 二、 介绍欧美的政治发展 |
| 三、 述评中国政治及道路 |
| 四、 述评俄国革命及问题 |
| 五、 关注弱国与政治运动 |
| 六、 现代文学及文艺批评 |
| 第五章 王云五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概述 |
| 一、 王云五生平简介 |
| 二、 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 |
| 第二节 “一·二八”事变与王云五的举措 |
| 一、 “一·二八”事变与商务印书馆的损失 |
| 二、 王云五为恢复商务印书馆所采取的措施 |
| 第三节 王云五对《东方杂志》的影响 |
| 一、 长期担任发行负责人 |
| 二、 努力调整栏目与内容 |
| 三、 成功渡过搬迁曲折 |
| 第四节 对王云五的不同评价 |
| 一、 当事人对王云五的评价 |
| 二、 台湾对王云五的评价 |
| 三、 大陆学界对王云五的不同评价 |
| 第六章 早期《东方杂志》(1904—1910年) |
| 第一节 清末新政与社会思潮的激荡 |
| 一、 清末新政简介 |
| 二、 现代社会思潮的广泛传播 |
| 第二节 主编和主要栏目 |
| 一、 主编及其思想倾向 |
| 二、 主要栏目等介绍 |
| 第三节 主要内容概述 |
| 一、 发展教育论 |
| 二、 振兴实业论 |
| 三、 改革政治论 |
| 四、 传统文化论 |
| 五、 外交形势论 |
| 第七章 杜亚泉时期的《东方杂志》(1911—1919年) |
| 第一节 时代动荡与思想纷争 |
| 一、 动荡时代与国内政局 |
| 二、 文化乱象与思潮涌动 |
| 第二节 杂志的稳定发展 |
| 一、 栏目和内容根本变化 |
| 二、 稳定的作者队伍形成 |
| 第三节 杂志的内容与特色 |
| 一、 记录各类社会动荡 |
| 二、 关注日本军国主义 |
| 三、 介绍现代社会思潮 |
| 四、 传播现代科技知识 |
| 五、 杂志的内容特色 |
| 第四节 文化分歧与主编调整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无奈的抉择 |
| 三、 冷静的纠偏 |
| 四、 未尽的结局 |
| 第八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上)(1920-1923年) |
| 第一节 政局变化与主义纷呈 |
| 一、 世界政局变化 |
| 二、 国内军阀混战 |
| 三、 各类主义纷呈 |
| 第二节 主要内容及其特色 |
| 一、 作者队伍概况 |
| 二、 记录世界时局的根本变化 |
| 三、 关注中国外交与国内乱政 |
| 四、 述评社会主义等现代思潮 |
| 五、 介绍现代学科与科学知识 |
| 六、 杂志内容特色 |
| 第九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中)(1924—1927年) |
| 第一节 国共合作与民族主义的高涨 |
| 一、 门户开放与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 |
| 二、 国内矛盾与国民革命的顺利发展 |
| 第二节 主要作者及栏目概述 |
| 一、 主要作者及其特点 |
| 二、 栏目变化分析 |
| 第三节 主要作品及其内容概述 |
| 一、 述评欧美主要强国矛盾 |
| 二、 关注国际联盟相关会议 |
| 三、 介绍世界各国政治动荡 |
| 四、 批评列强强占特殊利益 |
| 五、 揭露日本对华侵略政策 |
| 六、 南北斗争中的政治变动 |
| 七、 现代文学作者及其作品 |
| 八、 中外文化关系与新成果 |
| 第十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下)(1928—1931年) |
| 第一节 国家统一与中日冲突 |
| 一、 国家统一与中外矛盾 |
| 二、 日本扩张与中日冲突 |
| 三、 作者队伍及内容变化 |
| 第二节 主要内容概述 |
| 一、 欧美冲突与国际政治失序 |
| 二、 经济危机与不同发展道路 |
| 三、 民族独立与中国国家建设 |
| 四、 改订新约与中国外交环境 |
| 五、 民族危机与日俄侵略满蒙 |
| 六、 时代变迁与各类社会文化 |
| 七、 国家统一与民族文化重构 |
| 八、 文学创作与民众艰辛生活 |
| 第十一章 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1932—1941年) |
| 第一节 日本侵华与中国抗战 |
| 一、 世界经济危机与日本侵华战争 |
| 二、 中国应对危机之策与全面抗战 |
| 三、 《东方杂志》作者队伍概述 |
| 第二节 王云五时期(上)(1932—1938年) |
| 一、 世界经济危机与战争威胁 |
| 二、 美国新政与统制经济问题 |
| 三、 法西斯崛起与国联的软弱 |
| 四、 内忧外患与中国国家建设 |
| 五、 日本侵略与中国抗战兴起 |
| 六、 反思传统与新型文化构建 |
| 七、 民众苦难与现实主义文学 |
| 八、 时代变迁与杂志内容特色 |
| 第三节 王云五时期(下)(1939—1941年) |
| 一、 作者队伍和内容特色概述 |
| 二、 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形成 |
| 三、 “东亚新秩序”与日本的窘境 |
| 四、 中国坚持抗日与战时经济 |
| 五、 社会知识传播与文化偏向 |
| 第十二章 苏继庼时期的《东方杂志》(1943—1948年) |
| 第一节 时局变化与杂志的衰败 |
| 一、 抗日战争前后的政治分裂 |
| 二、 作者队伍概况与杂志衰败 |
| 第二节 杂志的主要内容 |
| 一、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与“冷战”开始 |
| 二、 “永久和平”的期盼与新战争威胁 |
| 三、 中国抗战胜利与国共内战爆发 |
| 四、 文史类作品与传统文化的反思 |
| 五、 大学教育发展与现代学科知识 |
| 结语：《东方杂志》对现代文化的贡献 |
| 一、 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中外社会发展 |
| 二、 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 |
| 三、 滋养了大批现代人才 |
| 四、 启示 |
| 附表十五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新中国的美术观及其话语实践 ——以《美术》（1950-1966年）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基本概念 |
| 1 关于"新中国的美术观" |
| 2 关于"美术话语" |
| 二 研究对象与目的 |
| 三 研究路径与方法 |
| 四 新中国十七年美术研究现状 |
| 第一章 "新中国的美术观"历史来源及现实基础 |
| 第一节 "五四"新文艺观 |
| 一 欧洲启蒙思想与"现代"文艺观 |
| 二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与文艺思想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观 |
| 一 高尔基与苏联的无产阶级文艺观 |
| 二 "党性原则"及其意识形态话语 |
| 三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延安新文艺观 |
| 第三节 "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艺观 |
| 一 毛泽东的提倡及其本义 |
| 二 周扬及文艺界"权威"人士的阐发与解释 |
| 三 美术界"权威"人士的阐发与解释 |
| 第二章 大众主义的美术话语及其实践(Ⅰ) |
| 第一节 "大众化"形象 |
| 一 "年画"改造运动中的健康形象 |
| 二 "国画"改造运动中的"雅""俗"形象 |
| 第二节 "政治化"主题 |
| 一 作为"宣传"的主题性话语 |
| 二 作为"斗争"的主题性话语 |
| 三 对"概念化"和"公式化"的批判与反批判 |
| 第三节 "民俗化"方式 |
| 一 专业画家工农化 |
| 二 工农兵绘画创作 |
| 第三章 民族主义的美术话语及其实践(Ⅱ)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的民族的现实主义" |
| 第二节 现代彩墨:"学院式"的民族话语 |
| 一 现代彩墨的学院化 |
| 二 学院彩墨的民族化 |
| 第三节 传统笔墨:"文人式"的民族话语 |
| 一 民族话语的体现——齐白石黄宾虹 |
| 二 民族话语的现代转换——潘天寿 |
| 三 民族话语空间的开辟——"文人画"的讨论 |
| 第四节 意象油画:"西洋画"的民族话语 |
| 一 油画民族化的讨论 |
| 二 油画民族化的实践:以罗工柳油研班为例 |
| 第四章 科学主义的美术话语及其实践(Ⅲ) |
| 第一节 真实论与"写实性"话语 |
| 一 写实性的话语建构:有关"素描"与"造型"问题的讨论 |
| 二 自然主义的话语清理 |
| 1 对自然主义的批判 |
| 2 有关"印象派"的讨论 |
| 第二节 规律性与"典型"论话语 |
| 一 有关木刻《从前没有人到过的地方》的讨论 |
| 二 规律性和典型性作品:大型雕塑《收租院》 |
| 第五章 话语的"敞开"与"遮蔽" |
| 第一节 培育现实主义话语:王式廓作品的讨论 |
| 一 对异质声音的批评 |
| 二 《血衣》的"示范化" |
| 第二节 削弱个体性话语:林风眠作品的讨论 |
| 一 游离于体制边缘的林风眠 |
| 二 林风眠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
| 第三节 肯定富有积极意义的话语创新:石鲁作品的讨论 |
| 一 石鲁作品引出的讨论——"中国画的创新与笔墨问题" |
| 二 对石鲁作品的两种评价 |
| 第六章 话语的"生产"和"传播" |
| 第一节 王朝闻的美术批评 |
| 第二节 蔡若虹的美术批评 |
| 第三节 "美协"体制与画家的认同意识 |
| 一 第一次"文代会"与新中国美术体制 |
| 二 中国"美协"的组织机构与工作任务 |
| 第四节 《美术》杂志的编辑及策划选题 |
| 一 组稿:新中国美术话语的具体操作 |
| 二 编者按:立场的表达与问题的导引 |
| 三 读者来信:美术批评的隐形权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图表索引 |
| 一 图版索引 |
| 二 表格索引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等 |
| 附录1《美术》杂志(1950-1966年)编辑访谈录 |
| 1 华夏访谈 |
| 2 吴步乃访谈 |
| 3 丁永道访谈 |
| 4 葛路访谈 |
| 5 力群访谈 |
| 6 王靖宪访谈 |
| 7 王琦访谈 |
| 8 李松访谈 |
| 附录2《人民美术》(1950年)、《美术》(1954-1966年)讨论文章分类表 |
| 1 中国画讨论 |
| 2 其他方面问题讨论 |
| 附录3《人民美术》(1950年)、《美术》(1954-1966年)刊登苏联文章及作品统计表 |
| 1 苏联文章及作品一览表 |
| 2 苏联文章及作品年刊登总量 |
| 致谢 |
（5）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论文提纲范文）
| 目录 |
| CONTENTS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题解 |
| 二、学术史 |
| 三、问题与方法,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演进历程 |
| 一、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创始背景 |
| 二、早期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 1898年海牙：发端 |
| (二) 1900年巴黎：独立大会 |
| (三) 1903年罗马：常设性组织的标志 |
| (四) 1908年柏林：办会争议和成就 |
| (五) 1913年伦敦：盛况及意义 |
| 三、一战后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与大会 |
| (一) 1923年布鲁塞尔大会：“胜利者的聚会” |
| (二) 1926年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成立 |
| (三) 奥斯陆、华沙和苏黎世大会 |
| 四、冷战时期：政治与方法论的争议 |
| (一) 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制度改革 |
| (二) 冷战时期的政治对话和分歧 |
| (三) 方法论讨论 |
| 五、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性史学会 |
| (一) 冷战结束之前的全球史 |
| (二) 1995年以来的大会与全球史 |
| (三) 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全球化努力 |
| 第二章 民国早期：中国学界对“万国史学大会”的积极姿态 |
| 一、国学根底与国际视野：南高史地研究会与《史地学报》 |
| (一) 南高史地研究会成立的背景 |
| (二)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创办与南高史地研究会的活动 |
| (三) 《史地学报》的学术抱负及其对国外史学的关注 |
| 二、对接国际：陈训慈论中国史学组织的早期建设 |
| (一) 陈训慈其人及其西史视野 |
| (二) 陈训慈对西方史学家组织的引介和对中国史学会建设的初步思考 |
| (三) 推动中国史学走向世界 |
| (四) 近代科学语境中的史地学会建设 |
| 三、陈训慈、向达与“不鲁舍拉第五届万国史学大会” |
| (一) 《史地学报》首次提到伦敦国际史学大会 |
| (二) 陈训慈对第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报道 |
| (三) 向达发表评述第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译文 |
| (四) 向达译文传达的大会信息 |
| 四、第6届国际史学大会在中国的反响 |
| (一) 从《史地学报》到《史学杂志》 |
| (二) 陈训慈对第6届国际史学大会的评介 |
| (三) 刺激与回应：朱希祖筹建中国史学会 |
| 第三章 20世纪30年代：中国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国际历史学会会长田波烈来华：过程与反响 |
| (一) 田波烈来华与中国学人的响应 |
| (二) 顾颉刚、陶希圣与田波烈的会谈 |
| (三) “最伟大的时刻”：田波烈的期待与傅斯年、何炳松的参与 |
| (四) 相关媒体报道的搜集与分析 |
| 二、学界立场和政界态度：中国加入国际史学会的合力 |
| (一) 傅斯年、王世杰的努力 |
| (二) 蔡元培与中研院的态度 |
| (三) 傅斯年的坚持与中国参会代表(胡适)的选定 |
| 三、中国代表胡适与第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 会前的准备：傅斯年与胡适之间的联络 |
| (二) 胡适的参会论文：中国史研究的新进展 |
| (三) 胡适的参会过程：中国登上国际史学舞台 |
| 第四章 1940-1980年：失联与回归 |
| 一、官方联系中断后中国史学界与大会的关联 |
| (一) 关注大会主旨：1940年代相关状况与分析 |
| (二) 冷战思维：1950—1970年代相关状况的梳理与分析 |
| 二、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官方联系的恢复 |
| (一) 国际史学界的呼唤与中国史学界走向开放 |
| (二) 中国组建第15届大会代表团和参会筹备 |
| 三、参加第15届大会与成为正式会员国 |
| (一) 参加第15届大会的意义与影响 |
| (二) 中国正式加入国际史学会 |
| 第五章 1985年：中国与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两个显着变化 |
| 二、以积极的姿态参会 |
| 三、大会对中国的持续影响 |
| 第六章 1990年代：波折中不断密切的交流与合作 |
| 一、中国学者参与马德里和蒙特利尔大会的历程 |
| (一) 代表团的构成及其特点 |
| (二) 中国学者的大会学术交流活动 |
| 二、中国首次申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及其受挫 |
| (一) 关于中国申办国际大会的原因分析 |
| (二) 申办国际史学大会的过程与节点 |
| (三) 中国首次申办失利原因分析 |
| 三、1990年代中国学者对大会的观察与思考 |
| (一) 对会议代表性观点的介绍与评论 |
| (二) 对西方学者研究方法与特点的思考 |
| (三) 关于中国史学发展的建议 |
| 第七章 历史性突破：2000年以来的中国与国际史学大会 |
| 一、中国积极参与新世纪的三次大会 |
| (一) 新世纪中国史学家代表团的构成及其特点 |
| (二) 中国史学家参与深度的提升 |
| (三) 新世纪中国学者对大会的积极观察与思考 |
| 二、2010年：成功申办2015年第22届大会 |
| (一) 中国申办国际史学大会的再次酝酿 |
| (二) 中国再次申办的筹备历程 |
| (三) 2010年阿姆斯特丹：中国成功获得第22届大会的承办权 |
| (四) 中国申办成功的原因及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中国科学社与中国的科学文化（论文提纲范文）
| 绪论 |
| 一、论题缘起 |
| 二、学术史的回顾 |
| 三、基本理路与框架 |
| 第一章 中国科学的拓荒者——中国科学社 |
| 一、草创时期(1914,6～1915,10) |
| 二、萌芽时期(1915～1918) |
| 三、生长和成熟时期(1919～1937) |
| 四、抗战中的曲折(1937～1945) |
| 五、恢复时期(1946～1949) |
| 六、历史使命的完成(1949～1960) |
| 第二章 中国科学社性质与组织结构变迁 |
| 一、中国科学社的组合性质 |
| 二、中国科学社内部机构变迁 |
| (一) 组织机构的变迁 |
| (二) 分股委员会的消亡 |
| 三、中国科学社领导层的更迭 |
| (一) 历届组成 |
| (二) 具体分析 |
| 四、社员增长分析 |
| 第三章 中国科学社的科学宣传与普及 |
| 一、创办刊物,译着书籍 |
| (一) 《科学》 |
| (二) 《科学画报》 |
| (三) 译着科学书籍 |
| 二、举办通俗科学演讲 |
| (一) 年会公开演讲 |
| (二) 定期通俗演讲 |
| 三、创立科学图书馆,举办科学展览 |
| 第四章 科学体制化的探索 |
| 一、召开年会,促进学术交流 |
| (一) 域外时期(1916～1918) |
| (二) 国内时期(上)——单团体年会时期(1919～1933) |
| (三) 国内时期(下)——联合年会时期(1934～1948) |
| 二、创建科学研究机构——生物研究所 |
| 三、审定科学名词,推进科学的规范化 |
| 四、设立科学奖金,奖励学术优异者 |
| 五、带动诸专门学会、中央研究院的成长 |
| 六、融入国际科学大家庭 |
| 七、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科学社与中国的科学教育 |
| 一、关注外人教育言论,参与教育讨论 |
| 二、改良教育的具体举措 |
| 三、发展中国的高等教育 |
| (一)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中国科学社的早期大本营 |
| (二) 大同大学——中国科学社早期社所所在地 |
| (三) 清华大学——中国科学社20 年代的北方中心 |
| (四) 蔡元培、蒋梦麟等与北京大学 |
| (五) 与南开大学的发展 |
| (六) 任鸿隽与四川大学 |
| 第六章 中国科学社与中国的学科建设与发展 |
| 一、数学 |
| 二、物理学 |
| 三、化学 |
| 四、天文、气象学 |
| 五、地学 |
| 六、生物学 |
| 七、农学 |
| 八、工程技术 |
| 九、人文、社会科学 |
| 第七章 中国科学社的科学文化思想 |
| 一、中国科学社的科学观 |
| (一) 近代国人科学观的变迁 |
| (二) 中国科学社的科学观 |
| 二、中国科学社与“科玄论战” |
| (一) 论战起因 |
| (二) 参战科学社社员的主要观点 |
| (三) 是否“唯科学主义”? |
| 三、中国科学社与中国的“科学化”运动 |
| (一) 中国科学化运动之兴起 |
| (二) 中国科学社的科学化思想 |
| (三) 对科学内涵的再思考 |
| 四、中国科学社的和平建国思想 |
| 第八章 中国科学社发展的历史启示 |
| 一、挫折中求生存的创业史 |
| 二、个人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
| 三、持久发展的成功经验 |
| 四、无法回避的历史教训 |
| 附录一 中国科学社社章(1915年10月25日通过) |
| 附录二 中国科学社大事年表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清末民国时期儿童文学教育学术史研究 ——基于《教育杂志》的文献考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与意义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境外研究现状 |
| 1.3 核心概念界定 |
| 1.3.1 《教育杂志》 |
| 1.3.2 儿童文学 |
| 1.3.3 文学教育 |
| 1.3.4 儿童文学教育 |
| 1.4 理论基础 |
| 1.4.1 儿童哲学 |
| 1.4.2 教育学学理 |
| 1.4.3 图式理论 |
| 1.4.4 接受美学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文献分析法 |
| 1.5.2 活动史研究法 |
| 1.5.3 统计分析法 |
| 1.5.4 个案研究法 |
| 1.6 不足与创新 |
| 1.6.1 不足之处 |
| 1.6.2 创新之处 |
| 第2章 《教育杂志》在儿童文学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 |
| 2.1 中国近代儿童文学教育的独立与转型 |
| 2.1.1 中国古代儿童文学教育的历史流变(先秦——1904年) |
| 2.1.2 儿童文学教育初步的独立期(1904—1912) |
| 2.1.3 儿童文学教育的草创期(1912—1919) |
| 2.1.4 儿童文学教育发展的激进期(1919—1927) |
| 2.1.5 儿童文学教育发展的反思期(1927—1936) |
| 2.1.6 儿童文学教育发展的深化期(1937—1948) |
| 2.2 《教育杂志》与近代儿童文学教育的关联性 |
| 2.2.1 《教育杂志》在近代儿童文学教育中的地位 |
| 2.2.2 《教育杂志》在近代儿童文学教育中的作用 |
| 第3章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教育理论的传播 |
| 3.1 《教育杂志》与中国近代儿童文学教育理论的发展 |
| 3.1.1 介绍日本现代教育思潮中的儿童文学教育 |
| 3.1.2 传播欧美进步主义教育思潮中的儿童文学教育 |
| 3.2 《教育杂志》与中国近代儿童观的发展 |
| 3.2.1 "儿童观"的基本含义 |
| 3.2.2 "儿童观"的主要模式 |
| 3.2.3 促进中国近代儿童观的发展 |
| 3.3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教育价值的讨论 |
| 3.3.1 儿童文学的教育价值的提出 |
| 3.3.2 儿童文学教育价值的探讨 |
| 第4章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课程问题的讨论 |
| 4.1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课程标准的发展 |
| 4.1.1 儿童文学课程标准的六次变迁 |
| 4.1.2 儿童文学教育在六次课标发展历程中的演进 |
| 4.2 《教育杂志》中对儿童文学课程实施的推进 |
| 4.2.1 民国初年的儿童文学课程 |
| 4.2.2 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课程 |
| 4.2.3 国家本位主义儿童文学课程 |
| 4.3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课程问题的争论 |
| 4.3.1 儿童文学课程主旨的争论——"兴趣"与"教化"之争 |
| 4.3.2 儿童文学课程的核心内容争论—"读经与否"之争 |
| 4.3.3 儿童文学课程的设置——"国语"与"常识"的分合 |
| 4.4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课程的延伸 |
| 4.4.1 儿童文学的课外阅读 |
| 4.4.2 儿童文学的课外作业 |
| 4.4.3 儿童文学体现出的课外休闲教育 |
| 第5章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教材的建设 |
| 5.1 《教育杂志》中的小学国语教材概况 |
| 5.1.1 中国近代第一本儿童文学教育理论专着——《儿童文学概论》 |
| 5.1.2 小学国语教科书的选择与组织 |
| 5.1.3 小学国语教科书制度的建立 |
| 5.1.4 推行小学国语教科书的典型案例 |
| 5.2 《教育杂志》中推动儿童文学教科书建设的阶段性特点 |
| 5.2.1 民国初年儿童文学教材的发展(1909—1918) |
| 5.2.2 儿童文学教材发展的繁荣期(1919—1936) |
| 5.2.3 抗战时期儿童文学教材的发展(1937—1948) |
| 5.3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教材建设的争论 |
| 5.3.1 儿童文学教材"实用"与"审美"之争 |
| 5.3.2 儿童文学教材的"文章"与"文学"之争 |
| 5.3.3 儿童文学教材的"文言"与"白话"之争 |
| 5.3.4 儿童文学教材的"识字"与"欣赏"之争 |
| 5.4 《教育杂志》中有关儿童文学教材的宣传 |
| 5.4.1 儿童文学教科书的广告宣传 |
| 5.4.2 儿童读物的广告宣传 |
| 5.4.3 儿童文学领域的其它广告宣传 |
| 第6章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教学改革的推进 |
| 6.1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教学法的理论基础 |
| 6.1.1 "儿童本位教育"理论 |
| 6.1.2 儿童文学教学法的心理学基础 |
| 6.1.3 儿童文学教学原理 |
| 6.1.4 儿童文学教学法的外来影响 |
| 6.2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教学法的阶段性发展 |
| 6.2.1 民初儿童文学教学法的萌发(1909—1918) |
| 6.2.2 儿童文学教学法的繁荣发展(1919—1936) |
| 6.2.3 国家本位儿童文学教学法的发展(1937—1948) |
| 6.3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自身教学法的发展 |
| 6.3.1 儿童文学自身教学法的孕育 |
| 6.3.2 儿童文学自身教学法的发展 |
| 6.4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教学实验的尝试 |
| 6.4.1 江苏一师附小初年级的设计教学实验 |
| 6.4.2 小问题的教学实验 |
| 第7章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教育师资问题的探讨 |
| 7.1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教育师资问题的引发及其原因 |
| 7.1.1 儿童文学教育师资问题的引发 |
| 7.1.2 儿童文学教育师资问题引发的原因 |
| 7.2 《教育杂志》中改善儿童文学教育师资问题的建议 |
| 7.2.1 儿童文学教育师资的培训 |
| 7.2.2 小学教员俸给标准与优待 |
| 7.2.3 小学教员要求对教学环境的改善 |
| 7.3 《教育杂志》中论述儿童文学教师的修养 |
| 7.3.1 个学教师的职责与使命 |
| 7.3.2 小学教师的基本修养 |
| 7.3.3 儿童文学教师的专业素养 |
| 7.4 《教育杂志》中教育小说叙述乡村教师与儿童文学教育——以《倪焕之》为例 |
| 7.4.1 小学教师地位的卑微与工作的满腔热情 |
| 7.4.2 小学教师心目中的儿童地位 |
| 7.4.3 教师打造的儿童文学教育实验基地——乡村田园农场 |
| 第8章 结语 |
| 8.1 儿童文学教育第一个黄金期的追溯 |
| 8.1.1 儿童文学教育中"新"与"旧"的争论 |
| 8.1.2 儿童文学教育应以渐进的方式发展 |
| 8.2 儿童文学教育具有的本体性问题 |
| 8.2.1 文学教育是未来语文教育发展的走向 |
| 8.2.2 儿童文学教育要求教学应"以善为美" |
| 8.2.3 儿童美学应成为教育学的重要内容 |
| 8.3 儿童文学是小学语文教育中的主体性资源 |
| 8.3.1 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科目中应占较大的比重 |
| 8.3.2 重新审视儿童文学教学中识字、听说、阅读、写作的分与合 |
| 8.3.3 儿童阅读是拓宽儿童文学教育领域的有效途径 |
| 8.4 教育传媒应与儿童文学教育建立起情缘关系 |
| 8.4.1 教育期刊在儿童文学教育中应扮演重要角色 |
| 8.4.2 教育期刊助力儿童文学在学校教育中应发挥更大的作用 |
| 8.4.3 教育传媒与儿童文学教育联姻构建本学科体系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主题索引——《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教育的文章 |
| 附录B:《教育杂志》的相关资料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9）邢福义国学视角语法研究与其三维学术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上编 |
| 第一章 关于小句审解 |
| 1.1 评说《“人定胜天”一语话今古》的辩证思维 |
| 1.1.1 现象与本质的辩证 |
| 1.1.2 内因与外因的辩证 |
| 1.1.3 主观与客观的辩证 |
| 1.1.4 古义与今义的辩证 |
| 1.1.5 个体与整体的辩证 |
| 1.2 评说《漫话“有所不为”》对语言事实的关注与尊重 |
| 1.2.1 比较语言事实的典型程度 |
| 1.2.2 比较语言事实的语里含义 |
| 1.2.3 比较语言事实的语表形式 |
| 1.2.4 比较语言事实的语用价值 |
| 1.2.5 比较语言事实的思想内涵 |
| 1.3 评说《大器晚成和厚积薄发》对语言应用的指导 |
| 1.3.1 对“大器晚成”和“厚积薄发”语言理论的探究 |
| 1.3.2 对“大器晚成”和“厚积薄发”现实应用的指导 |
| 1.3.3 推及到所有“世代沿袭名言”现实应用的指导 |
| 1.3.4 笔者对“大器晚成”和“厚积薄发”误用原因的语言学解析 |
| 第二章 关于用词辨察 |
| 2.1 评说《“救火”一词说古道今》的设问魅力 |
| 2.1.1 在设问中充分观察 |
| 2.1.2 在设问中充分描写 |
| 2.1.3 在设问中充分解释 |
| 2.1.4 充分设问的价值 |
| 2.2 评说《说广数》的数字文化 |
| 2.2.1 辨察数字的文化现象 |
| 2.2.2 考察数字的文化价值 |
| 2.2.3 丰富数字的文化理论 |
| 2.3 评说《“诞辰”古今演化辨察》的传授艺术 |
| 2.3.1 国学传授的真与美 |
| 2.3.2 国学传授的情与理 |
| 2.3.3 国学传授的小与大 |
| 2.3.4 笔者对“诞辰”一词的思考 |
| 第三章 关于结构组配 |
| 3.1 评说《“X以上”纵横谈》对语言问题的探讨、发掘和思索 |
| 3.1.1 在逻辑中探讨问题 |
| 3.1.2 在探讨中发掘问题 |
| 3.1.3 在发掘中思索问题 |
| 3.1.4 在思索中追踪问题 |
| 3.2 评说《“十来年”义辨》的追踪信念 |
| 3.2.1 对概数“来”字语形结构的追踪 |
| 3.2.2 对概数“来”字语义蕴涵的追踪 |
| 3.2.3 对概数助词“来”形义辩证的追踪信念 |
| 3.3 评说《“生、死”与“前”的组合》的小三角研究 |
| 3.3.1 反义语素同义词的语表形式研究 |
| 3.3.2 反义语素同义词的语里意义研究 |
| 3.3.3 反义语素同义词的语用价值研究 |
| 3.3.4 良好文品 贯穿始终 |
| 3.3.5 笔者对反义语素同义词的思考 |
| 第四章 关于特异说法 |
| 4.1 评说《俚俗化北味说法“一+名”》的语法格式文化 |
| 4.1.1 “一+名”语法格式的文化渊源 |
| 4.1.2 “一+名”语法格式的文化内涵 |
| 4.1.3 “一+名”语法格式的文化价值 |
| 4.1.4 发掘方言现象传承中华文化 |
| 4.1.5 笔者对“一+名”语法格式的思考 |
| 4.2 评说《在广阔时空背景下观察“先生”与女性学人》中的多角度研究 |
| 4.2.1 对“先生”一词的内涵研究 |
| 4.2.2 对“先生”一词与女性的关系研究 |
| 4.2.3 对“先生”一词用于女性学人的理论探究 |
| 4.2.4 对“先生”一词用于女性学人的实践建议 |
| 4.2.5 笔者对“先生”一词的思考 |
| 4.3 评说《“起去”的普方古检视》的研究程序 |
| 4.3.1 敢于提出自己的观点 |
| 4.3.2 用事实证明自己的观点 |
| 4.3.3 用理论解释自己的观点 |
| 4.3.4 用务实说出自己的疑问 |
| 4.3.5 笔者对“起去”一词的思考 |
| 4.3.6 笔者的启示：学术的进步源于否定 |
| 下编 |
| 第一章 邢福义的语法思想 |
| 1.1 邢福义的研究历程 |
| 1.1.1 练步期(19561965年) |
| 1.1.2 求悟期(1966年—1989年) |
| 1.1.3 寻己期(1990—今) |
| 1.2 邢福义的语法理论 |
| 1.2.1 “小句中枢说” |
| 1.2.2 “句管控” |
| 1.2.3 “两个三角” |
| 1.2.4 “三个充分” |
| 1.2.5 “动词核心名词赋格” |
| 1.2.6 “语表趋简语义兼容” |
| 1.2.7 “词性判定法” |
| 第二章 邢福义的国学思想 |
| 2.1 邢福义“儒道合一”的思想 |
| 2.1.1 邢福义的儒家思想 |
| 2.1.2 邢福义的道家思想 |
| 2.2 评说《重视语言研究的“向”和“根”》对语言研究未来的展望 |
| 2.2.1 语言研究的现状 |
| 2.2.2 语言研究的未来 |
| 2.3 说《国学精魂与现代语学》对国学与语言学接轨的探究 |
| 2.3.1 国学与语言学接轨的理论探究 |
| 2.2.2 国学与语言学接轨的实践印证 |
| 2.4 评说《“国学”与“新国学”》对当今国学的预测 |
| 2.4.1 探讨“当今国学”丰富的内涵 |
| 2.4.2 思索“当今国学”产生的背景 |
| 2.4.3 发掘“当今国学”发展的道路 |
| 2.4.4 肯定“当今国学”传播的平台 |
| 2.4.5 笔者对“当今国学”的思考 |
| 第三章 邢福义的传授学思想 |
| 3.1 治学之道学风先导 |
| 3.1.1 倡导“务实学风” |
| 3.1.2 主张“反省自己” |
| 3.1.3 重视“引导后辈” |
| 3.2 抬头是山路在脚下 |
| 3.2.1 “抬头是山路在脚下”的阐释 |
| 3.2.2 “抬头是山路在脚下”的践行 |
| 3.2.3 “抬头是山路在脚下”的影响 |
| 3.3 让学生永远站在问号的起跑点上 |
| 3.3.1 “让学生永远站在问号的起跑点上”的阐释 |
| 3.3.2 “让学生永远站在问号的起跑点上”源于中西方 |
| 3.3.3 “让学生永远站在问号的起跑点上”的践行 |
| 3.4 亦师亦友志在高山 |
| 3.4.1 “亦师亦友志在高山”的阐释 |
| 3.4.2 “亦师亦友志在高山”的践行 |
| 参考文献 |
| 附注 |
| 国学研究与传授学 |
| 评说《“国学”和“新国学”》一文对“当今国学”的关注 |
| 邢福义：看透方块字的奥妙 |
| 评说《漫话“有所不为”》对语言事实的关注与尊重 |
| 吕叔湘慧眼识后辈 |
| 邢福义的老顽童启示 |
| 走出语言学的语言学家邢福义 |
| 一部“新而不难,全而不杂”的好教材 |
| 一本值得推荐的语言学教材 |
| 《从“诞辰”古今演化辨察》看语言的规范问题 |
| 后记 |
四、为把我们的杂志办得更好而共同努力——在《中国药学杂志》创刊40周年庆祝会上的讲话（论文参考文献）
- [1]《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研究 ——基于1915-1949年发刊的文本分析[D]. 王伟. 上海师范大学, 2019(02)
- [2]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文学空间[D]. 佘爱春. 南京大学, 2011(08)
- [3]《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D]. 陶海洋. 南京大学, 2013(01)
- [4]新中国的美术观及其话语实践 ——以《美术》（1950-1966年）为中心[D]. 李朝霞.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0(09)
- [5]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D]. 孟德楷. 山东大学, 2014(11)
- [6]中国科学社与中国的科学文化[D]. 范铁权. 南开大学, 2003(11)
- [7]为把我们的杂志办得更好而共同努力——在《中国药学杂志》创刊40周年庆祝会上的讲话[J]. 王振纲. 中国药学杂志, 1993(01)
- [8]清末民国时期儿童文学教育学术史研究 ——基于《教育杂志》的文献考据[D]. 赵燕. 陕西师范大学, 2016(06)
- [9]邢福义国学视角语法研究与其三维学术思想[D]. 邓天玉. 华中师范大学, 2013(04)
- [10]中国药学会第19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在京隆重召开[J]. 黄斌,张天禄. 中国药学杂志, 199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