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近代官僚資本的实質及其与民族資本的区別（论文文献综述）
张婷[1]（2019）在《过渡时期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审视》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二十世纪中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创造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全确立,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次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近代以来,上海以港兴商,以工商业市,从中国的地理划分区域来看,是近现代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相对聚集的地区。对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在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改造展开研究,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长期以来,海外相关研究整体上受限于“西方中心”的研究视角,与此同时,国内相关著作的研究重点聚焦于宏观叙事,这就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突破口。本论文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视角,以新中国的过渡时期为研究背景,审视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进程,剖析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渊源与历史缘由,重点探究上海对中央宏观政策的具化和实践,突出上海地区“承上启下”的重要功能,分析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特点。期待能进一步加深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历史必然性的认识,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内涵和深刻外延的理解,对当代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些许借鉴之处。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工作的重心也由此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如何认识和处理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成为中国共产党必须认真面对并加以正确解答的一个历史性的课题。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汲取了苏联对资产阶级政策的若干经验与教训,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对中国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若干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的确立,为新中国建立之初上海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根据马克思主义区别对待资产阶级的基本观点,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实际逐步形成了关于区别对待资产阶级的理论和政策。依据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上海市政府在接管在沪官僚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在沪外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同时,通过对在沪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加工、订货、收购、统购、包销等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使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经历了深刻的改组和发生了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的发生,为以后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奠定了基础。1951年底,公私合营这种高级形式国家资本主义最早就在上海得到了实践,给以后全国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之后,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不断推进。上海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在加强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的同时,积极推进在沪同业公会和在沪私营工商业企业的改造。在马克思主义关于“剥夺剥削者”的科学假设和苏联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创造性提出了“和平赎买”的政策,这一阶段的公私合营是在“和平赎买”政策下开展的。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在“和平赎买”的政策实施过程中,形成的典型示范效应先行、以“和”为贵的理念、“赎买”形式多样化等若干特点,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平稳推进。在“和平赎买”政策的推动下,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得以顺利进行。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中国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生产关系方面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一场伟大的变革,这场伟大的变革曾对20世纪50年代中国国民经济结构的嬗变产生过重大影响。20世纪50年代,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从过渡形式到具体步骤,以及它所代表的社会主义根本方向上,应当充分肯定。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奠定了国民经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基础,强化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统一战线联盟,这些历史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宝贵成果。然而,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存在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在社会经济模式的选择和理解上,过于单一;在方法步骤上,“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在改造过程中,过早地追求基本上消灭个体生产和私人资本的目标,则是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半个多世纪以来,如何认识和处理中国过渡时期社会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因素,曾经是、现在仍然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面对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当今社会主义改革不断深入推进的历史条件下,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追溯过渡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感受过渡时期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与当下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关联性,它所带给后人的思考,仍不失为一份弥足珍贵的历史遗产。
刘后德[2]（2020）在《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文中提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历史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它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也逐渐出现了一些偏差,在“文革”中更是遭遇严重挫折。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再定向再出发,是从否定“文革”开始的。它起自政治批判,成于学术反思。它针对“文革”,但绝不限于“文革”。这种专业层面的更深入阶段的拨乱反正在1979年表现得极为典型。在这一年,伴随着全社会思想解放的氛围,历史学呈现出与“文革”时期彻底决裂的姿态。将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一度成为当时整个中国史学界的主流追求。这一追求在中国历史学的理论探讨层面、古代史研究部分和近代史研究领域都有着鲜明的体现。而它在1979年表现得特别集中,并在1979年度走向高潮。那时的中国历史学存在一种明显倾向,即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研究模式,特别是“文革”时期畸形的研究状况,针锋相对地开展再认识、再纠正。这一趋向深刻影响了之后的史学研究面貌。人们首先就统摄整个研究局面的理论部分进行有针对性的纠偏匡谬。从理论根源和实践经验两方面重新理解和认识“阶级观点”,从而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根本塑造当时史学面貌的指导思想,是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所获得的最大理论共识。此时,笼统的阶级观点得到重新审视:一切以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史学研究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极端做法也得到纠正;历史的全部内容绝不仅仅只有阶级之间的冲突,也不是所有的阶级斗争都可以纳入“革命”的范畴;阶级斗争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根本动力或唯一动力的尊崇地位受到挑战,诸如生产力、生产斗争或矛盾斗争的合力等历史发展要素的重要性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强调;阶级考察之外的广阔历史空间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阶级批判之余的丰富历史遗产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学者们不再简单一律地套用阶级分析作为研究模具,而是积极倡导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来把握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以往用阶级观点打量一切,言必称“阶级”的不正常状况大为改观。还有,深入反思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危害,也是1979年史学界所获得的重要理论成果。一切唯本本是从,照搬简易公式的惯常做法遭到批评。在理论阐释与史料求真的结合方面,脱离史实进行虚、假论述的做法受到抵制。它们逐渐被诸如“论从史出”或“史论结合”等主张所平衡。还有一些因固守个别论断、预设某种前提而未曾从根本打破僵局的问题研究也开始得到触动。以上变化归结到一点就是,面对任何问题,人们都转而尝试通过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得出自己的独立认识。此时,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也开始在反省中得到重新定位。人们一致反对炮制“影射史学”以作政治工具的行为,并且通过重新诠释“古为今用”的内涵,以尝试进一步明确史学之于政治的价值功用及合理边界,尊重学术探索的独特规律,纠正违背学术自由的做法,从而捍卫历史学应有的生存空间和独立的价值尊严。1979年,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针对以往的认识局面进行剧烈调整的整体倾向。首当其冲的是,作为“五朵金花”之一的农民战争史所存在的研究偏向受到检讨。农民战争所蕴含之消极作用的集中凸显,成为1979年中国历史学在专题研究领域所经受的最大冲击。在这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上,“阶级观点”受到研究实践的重新检验。人们注意到,农民战争在社会生产和秩序稳定等方面存在不容回避的破坏作用。曾经化约为中国古代历史的真正内容或全部内容的农民战争,其价值地位因这种阻碍历史进步的消极因素存在而受到削弱。与此同时,农民本身难以抗拒愚昧落后的封建思想,在经由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分析中遭到集中剖析。进而,农民及其领袖不能摆脱具有负面作用的皇权主义、平均主义等思想,预示了农民战争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催生出又一个大同小异的封建政权。随着农民战争在变革封建制度方面的革命性作用遭到质疑,其价值作用至多不超出改朝换代的范围,甚至客观上有着维护和延续封建统治的认识开始出现。由于人们拒绝沿用简单张贴阶级标签的做法,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评判泛化倾向被遏制,中国古代历史中一些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代表性人物得到重新评价。作为封建帝王的秦始皇残暴专制等负面因素被集中展露;作为思想文化领域代表性人物的孔子,其礼制、教育等方面的积极价值重新凸显;作为农民起义领袖的李自成,难以摆脱天命思想束缚,即使最后取胜也必然成为封建皇帝,而不可能具有无产阶级领袖那样的进步特征和成就,这样一种宿命般的历史结局在讨论中被强调。此外,在中国社会形态及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上,由于人们对固定一种学说、服从一种认识的垄断局面多有不满,古史分期领域遂有诸说并起,从而颠覆了之前郭沫若等人所主张的战国封建说一家独尊之局面。由此,“魏晋封建说”、“西周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等不同论见纷纷出现。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一思潮,在1979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表现的最为充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关键节点上的典型认知呈现出“过山车”般的翻转。比如,曾经作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典型的义和团运动受到集中质疑。该运动被认定为具有盲目排外、愚昧迷信等特点,甚至存在受清廷利用而“奉旨造反”的过程和行为,其对内反封建的革命性质和对外的反帝作用及价值都出现较大争议。再者,针对以往卖国之定性,在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洋务运动作为近代工业化肇始的标志性作用开始得到积极肯定。在企业管理、规模化机器制造、引进利用外资技术等方面,洋务运动所带来的进步影响;抗击外部势力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构筑自身近代化的经济和国防基础,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和长远价值;拉开大规模学习西方先进文明的序幕,形成开放、理性的进取精神,以及在整体上开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化进程的重要意义,都得到有力阐释。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从单纯依托目的初衷或阶级进行定性分析,开始向重视客观效果的考察方面倾斜。还有,对于被批软弱妥协且“阻挡人民革命”的戊戌变法运动,学者在现代性视野下重新将其定义为,一场由资产阶级发起的,旨在通过制度革新以挽救家国危亡的进步运动。其爱国主义价值,借鉴先进制度进行资本主义改革的宝贵尝试,以及改革过程中所推动实现的启蒙解放等,都开始得到更多学者的认同。该运动的改良主义定性开始动摇,资产阶级维新派对抗封建顽固派,以及推行资本主义制度,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进步作用越发得到肯定。1979年,是中国历史学进行再调整的关键年份,是“文革”时期史学向改革开放史学过渡的转捩点。它以反思姿态挺立于两种史学研究样式转换的紧要关头,通过一系列史学认识的再纠正实现了浴火重生。显而易见,研究样态的根本转变需要借助史实的订正,研究方法及理论指导的校准,但更仰赖于观念层面的透彻省悟。在追求学术独立和求实精神方面的启蒙重塑,是这一特殊年份留于后世的最醒目价值。与此同时,就学科本身而言,经过1979年前后学界在思想观念、理论方法、价值立场等方面的及时调整,历史学得以迅速转入新的发展阶段。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为之后研究内容从较为单一的政治史向着结合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延伸,以及研究范式和研究重心从革命史向现代化叙事转变,奠定了基础。同时,它还孕育了几种研究趋向。比如重建史实真相,考求真实;再次确认坚持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宏观研究,偏重线索规律的合理化梳理;或者吸收借鉴西方理论方法重建历史叙事等。它们都在反思以往研究弊端的基础上呈现出多元竞发的态势。细致的文献梳理,结合对“文革”前后及当时中国历史学研究取向的综合对比,以期最大限度地呈现当时史学研究领域深刻调整的思想史价值,以及为新时期史学研究健康发展奠定重要基础的学术史意义。选取1979年这一独特的年份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充分彰显其年代史学层面的蕴涵;史学界通过积极拨乱反正以响应国家改革开放的号召,体现出中国历史学在参与历史中创造历史的传统致用色彩;以“颠倒”求“反正”,尽可能地释放出了解放思想的能量,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从一个极端倒向另一极端的危险。因此,反思学术研究的偏向,仅仅通过“翻烙饼”的方式进行显然是不够的。准确拿捏1979年中国历史学承上启下的衔接作用,充分衡估这一时期史学研究所具有的转折过渡意义,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尤其是在清除畸形的“文革史学”那样的研究生态,为此后学术转型奠定基本格局方面,很有必要进行专门探讨。如果说1949年,崭新的中国历史学依靠政治得以确立,那么1979年,就是中国历史学在反求诸己的背景下实现学科化重生、专业化再造的又一次开始。从学术发展的长远角度看,它不啻于共和国史学的“第二次开国”。
王德民[3]（2013）在《做一个有思想、负责任的历史教师 ——高中中国近代史教学内容问题之案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回首近十余年的新课程改革不难发现,一个幽灵始终在中学历史课堂中徘徊,挥之不去,那就是教学内容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国史学曾历经深深的时代扭曲和主流烙印,是背着刻骨内伤和众多桎梏与教条进入中学课程的。这使历史教师在这大变革的时代必然比其它学科的教师承担更多的义务,甚至远繁于和难于《政治》。新课程促进了高中中国近代史教学内容的更新与进步,但同时也引发了诸多问题。鉴于中国近代史课程的重要性,帮助广大高中历史教师从实践到理论地分析与解决这些问题,对提升高中中国近代史教学质量,保证学生正确认识与理解中国近代史,培育学生的公民素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何解决上述高中中国近代史教学内容问题,有不同的层面与角度。本研究试图从课程建设的高度,在分析与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探讨如何做一名有思想、负责任的历史教师。按照“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以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本研究在大量教学调查的基础上,筛选了具有普遍性、方向性问题的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剖析,并按其“病因”与教师的关系从近到远逐次考察。依次分为：与教师学养有关的问题；与教材编写有关的问题；与高考试题有关的问题；与课程标准有关的问题。按照上述逻辑顺序进行考察,可能既有利于回答教学实践中产生的问题,也有利于作为实践主体的教师总结经验,提升认识,通过自身的专业发展提升课程质量。本研究的创新在于研究视角与教学实践中的探索与拓展。第一,通过考察与教师学养有关的、涉及中国近代史教学内容的典型教学案例,探讨教师如何提升自身学养的方法与策略。主要包括：读教材要读到它的“背面”去；辩证法的实质是使思想更符合事实；逻辑的正确性靠历史的逻辑来检验；学风比知识更重要。第二,通过考察与教材编写有关的、涉及中国近代史教学内容的典型教学案例,探讨教师如何纠正教材编写失误的方法与策略。主要包括：及时纠正教材的“滞后之意”；正确修订教材的“错达之意”；深入剖析教材的“难达之意”；适当补充教材的“未达之意”。第三,通过考察与高考试题有关的、涉及中国近代史教学内容的典型教学案例,探讨教师如何处理高考试题之问题的方法与策略。主要包括：读懂试题的文字符号；理解试题的思维逻辑；透视试题的史实、史观；把握试题的测量技术。第四,通过考察与课程标准有关的、涉及中国近代史教学内容的典型教学案例,探讨教师如何对待课程标准之不足的方法与策略。主要包括：补订课程标准“知识与能力”的疏漏；补订课程标准“过程与方法”的疏漏；补订课程标准“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疏漏。以上四部分的探讨,所秉持的是从案例考察到理论归纳的研究路线,由此所归纳出的方法与策略并不能涵盖它们各自领域的全部。不过,由于它们源于教师鲜活的教学实践,确实反映着教师解决与应对高中中国近代史教学内容问题的关键“节点”,因之,与之相关的探讨又有着一定的代表性与启发意义。如果说,以上四方面的考察与研究仅仅是帮助教师解决改革中面临的直接问题和难点,那么,帮助教师有思想、负责任地创造课程则更为重要,也是根本之策。考察近百年来中国近代史认识视角的嬗变与发展,探讨自清末民国时期、共和国诞生以来高中中国近代史史观的演变轨迹,可以深刻地感悟到,当今时代背景下,聚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以民族复兴的视角审视与创新中国近代史课程,可能更近历史真相,更合时代要求,也更具教育意义。建设民族复兴视野下的高中中国近代史课程是个系统改革。这不仅要按照世界近代化潮流中中华民族复兴的视角来选择和整合史实,而且要从课程和学习的角度提出立体的目标要求,并对高中历史教师提出更高层次的挑战。
张立影[4]（2010）在《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认识的历史进程》文中认为无论是在新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能否正确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是事关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兴衰成败的大问题。在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长期艰难的探索,经历了曲折坎坷的历史进程,既积累了成功的经验,也留下了不少失败的教训。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中国共产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迫切需要进一步解决认识资本主义的问题。当今世界风起云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竞相发展,相互吸收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积极因素,已经是不容回避和毋庸讳言的事实。当今中国百舸争流,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已经成为不可改变的趋势。研究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认识的历史进程,总结中国共产党在认识资本主义问题上的经验教训,这对于更好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更好地认识当今的非公有制经济,自觉地利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来建设社会主义和发展社会主义,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论文由导言和五章正文共六部分构成。导言对选题的背景和选题的意义进行了简要的说明,并对课题的研究现状以及论文研究的重点难点和研究方法做了扼要的介绍。第一章,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认识的历史前提和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是在帝国主义的枪炮声中初识资本主义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是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认识的历史前提。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的分析和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述无疑是中国共产党认识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第二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本章分为四节,详细分析了土地革命之前、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和政策。总的来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认识由不全面走向全面的时期,是由以形而上学的观点认识资本主义转变为以唯物辩证的观点认识资本主义的时期。具体地说,在中国革命方式上,由认为在中国直接消灭资产阶级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转变为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联合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第二步,在条件具备时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对资产阶级的认识上,由将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看待转变为将其分为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并对两者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在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上,由害怕资本主义到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应该有一个大的发展;在对待帝国主义的政策上,由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转变为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对不同帝国主义采取分别对待的原则。第三章,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本章分为三节,分别论述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的认识。这段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认识曲折反复的时期: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由利用、限制转变为利用、限制、改造,由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转变为割资本主义尾巴;对外国资本主义的政策,由坚持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学习资本主义文明成果,转变为与资本主义国家针锋相对、实行事实上的封闭政策,后又根据形势的需要,重新开始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第四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私营经济和世界资本主义的认识。本章分为三节,首先分析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前提,然后分别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对私营经济和世界资本主义的认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对建国以来党在资本主义问题上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这些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能够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前提。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对私营经济的认识不断深化,由对私营经济采取“看一看”的方针,发展到把私营经济视为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再到把私营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最后将私营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对世界资本主义的认识更为彻底。本着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原则,中国共产党不仅主张在经济层面上学习借鉴资本主义,而且主张在政治层面和文化层面上也积极借鉴资本主义所长,并为自己所用。第五章,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认识的历史经验。在对中国共产党长期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进行系统考察的基础上,笔者总结出六条主要的经验,分别是:要用唯物辩证的观点全面地认识资本主义,要历史地具体地认识资本主义,要用发展的观点认识资本主义,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来认识资本主义,要大胆地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在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上,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宋浠睿[5]（2020）在《孙中山民生主义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代的中国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长期的闭关锁国导致内忧外患,动荡不安。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为了改变中国屈辱的命运,推翻了中国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转型,并建立了中华民国。带着如何使中华儿女真正吃饱穿暖的现实思考,孙中山提出了一系列的方案对策,并建立了民生主义思想体系。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将对民生问题的考察提升到为国家民族担当的高度,具有超越时代的理论价值。这一思想涉及土地、经济以及社会教育等多方面关乎国计民生的问题。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改善民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要求,保障和改善民生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所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研究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问题的研究提供较为丰富的理论素材。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做出了多角度、多方位的解读,但是只有全面把握民生主义的内涵,深入理解民生主义所凸显的理论局限与内在矛盾,才能在新的历史方位中更为切实地领会这一思想的时代价值。本文不仅研究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具体内涵,同时深入研究其详细的发展脉络,以求全面、客观地评价民生主义,梳理这些内容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入理解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以及把握其时代价值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本文的章节安排如下:第一章绪论,介绍了选题的背景及意义、当前的研究现状,简要做了相关概念的阐释,提出了研究途径与方法和论文的创新与不足。第二章是交代了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时代背景及理论溯源,通过对中国传统民生思想和西方社会的民生理论及政策实践的回顾与考察系统梳理了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思想渊源。任何思想家的理论学说都是经过了大量的理论铺垫与现实实践形成的,思想理论溯源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铺垫与支持。第三章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内涵,简要分析了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根本、核心、基础与实现的途径。第二部分梳理了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发展历程,分别是民生主义的孕育萌芽阶段、发展过渡阶段和飞跃完善阶段。第四章通过历史文献对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历史流变进行了梳理与总结。围绕中国共产党对于民生主义的坚持与超越和中国国民党对于民生主义的发展与背离和进行了考察与分析。主要从政策和理论两个方面入手,通过纵向对比两党都是在继承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在民生方面的完善与超越和中国国民党在民生方面的缺失与不足。第五章是新时代视域下对孙中山民生主义加以评析。分别是民生主义的内在矛盾、民生主义的理论价值和民生主义的历史贡献与思想局限三个方面。旨在对孙中山民生主义进行相对系统、公正的评析。第六章整理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合理吸收,也就是当代价值。笔者在此将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当代价值整理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根本原则、坚持以发展生产力为物质基础、坚持以发展农业为基本目标、坚持以发展教育为重要手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在新时代保障和改善民生问题仍然可以从孙中山民生主义中提取许多的启示与价值。
李健[6]（2020）在《近代中国公司法律制度演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企业是社会发展重要的微观基础和基本单元,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最重要的活跃因素。公司是企业组织发展的高级形态,对促进经济发展与推进工业化的作用更加重大。公司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是西方世界崛起与扩张的关键,他与公司发展的历程相伴而行。为了维持和巩固当时现有商业规则,近代西方诸国实施公司立法活动,至此西方世界出现真正意义上营利性法人的“公司”概念。对比西方世界近代中国公司法律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有其自身特点。我国公司法律制度实践共经历六次变革:第一次变革是1872年具有公司法替代效用的《轮船招商局章程》制定;第二次变革是1904年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中国首部《公司律》颁布;第三次变革是1914年首次邀请商人参与制定的《公司条例》颁布;第四次变革是1929年首次确立公司“营利”目的的《公司法》颁布;第五次变革是1946年确立以公司制发展国营事业目的的《公司法》颁布;第六次变革是1993年确立公司概念重新正式走入中国经济社会规定的《公司法》颁布。由于中国当代公司法的完善建设都得益于近代公司法律制度的实践,所以本文以近代公司法颁布的时序为线索,针对与近代公司法律制度所关联的特许公司制度《轮船招商局章程》以及四部公司法,对其公司发展状况、法律制度前提、利益集团博弈过程以及经济影响进行研究,进而揭示近代中国公司法律制度的演化规律。本文依据制度演化理论、演化博弈论进行研究,以公司法演化的时序为线索,从晚清公司制思想产生开始,商人进行公司实践发端,主要分析公司法律制度演化的五个阶段过程,包括公司法律制度萌芽阶段商人实践与特许公司制度的替代、特许公司制度向准则公司制度的探索与转化、官商共同参与修律奠定近代公司法律制度体系的基础、官商共同兴办工业完善公司法律制度、再到抗战期间统制经济下官商进行公司产权争夺导致公司法律制度走向异化,以及五个阶段过程中官僚、商人、其他集团多方博弈行为特征,最终得出评述性结论。本文主要内容包括:第一章是绪论。第二章是提出公司法律制度萌芽、起步、初步发展、规范发展、异化五阶段演化模型。第三章是公司法律制度的萌芽阶段（1840-1872）。主要分析在无公司法的条件下,由于华商进行附股导致原有法律制度框架无法容纳新生经济因素,官僚制定《轮船招商局章程》的过程。第四章是公司法律制度的起步阶段（1872-1904）。主要分析在《轮船招商局章程》的示范下公司治理逐渐显露出官商集团监管经理人缺失问题,导致晚清工商业发展急需突破公司法律制度瓶颈,中央政府颁布《公司律》的过程。第五章是公司法律制度的初步发展阶段（1904-1914）。主要分析在《公司律》下公司内部道德风险问题与官剥商权情况,以及商人偷懒行为与机会主义,导致《公司律》无法使中国建立真正的经济自由民主,官僚与商人共同颁布《公司条例》的过程。第六章是公司法律制度的规范发展阶段（1914-1929）。主要分析《公司条例》缺失法人持股制度导致家族公司对外投资发展滞后,公司所承担的非营利性目的过多而影响公司发展,在涉及根本性商办公司改革方面始终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南京政府颁布1929年《公司法》的过程。第七章是公司法律制度的异化阶段（1929-1946）。主要分析1929年《公司法》以私企业为规范对象难以适应大力发展国营事业的需要,国民政府颁布1946年《公司法》的过程。论文第八章是结论。
李飞[7]（2013）在《市场经营主体替代与经济绩效研究 ——兼及中国与日德工业化进程比较》文中研究表明对现实问题的思考是本文选题的直接原因,具体而言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的经验总结和对当下较严重的国有经济替代民营经济现象的反思。二者似乎同时指向了一个结论,即市场经营主体之间的替代关系会对经济绩效产生明显的影响。鉴于目前尚未有对此问题进行长时间段的系统分析成果,本文拟对清末洋务运动以降的国营主体和民营主体之间的替代关系进行系统地梳理,并以工业化为纲,考察各时期的经济绩效,试图找出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所用研究方法以历史实证分析和历史比较研究为主本文的研究主要通过三个方面、七个章节来展开。首先,以前四章分别对近代工业化以来四个时期内的市场经营主体展开研究,具体包括洋务运动时期官办、官督商办洋务派企业和民办企业的发展情况、北洋政府时期国家资本的形成和民族资本的迅速发展、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和民营工业的全面萎缩、新民主主义时期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格局、计划经济时期国营企业的全面覆盖和私营企业的彻底消亡、改革开放之后国有企业的改革与退出和民营经济的极大发展。同时考察各阶段的经济绩效情况,总体遵循“经济总量—产业结构—居民生活—国际比较”分析范式,所选取的指标主要有经济总量、人均资本拥有量、企业数量、技术水平、产业产值、产业结构、城市人口数量、人均收入等,视情况而有不同。其次,通过一章内容对工业化各阶段经营主体之间的替代关系和经济绩效进行对比分析,所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当民营企业得以发展,替代官营企业充当市场经营主体时,经济绩效为佳;当官营企业不断侵蚀民营企业,充当市场经营主体时,经济绩效为差。对此结论,本文认为其根源在于不同的市场经营主体将导致资源配置方式的组合发生变化。官营主体因产权链过长且界定不清而更容易陷入内部人控制和激励缺失之中,从而导致其绩效不及民营企业；低绩效的官营企业欲维持经营,其竞争策略必然是通过行政特权维持垄断地位,从而有害于公平的市场竞争；其本身的内部人控制和激励缺失问题亦无法通过市场力量解决,只能借助于政府的力量,从而导致政府职能扩大化,替代市场配置资源。由此,资源配置方式的组合向着不利于较佳绩效的方向变化,从而导致了整个经济绩效的下降。第三,再以两章内容进行纵向的历史分析和横向的比较研究。研究发现,官营传统在中国由来已久,可追溯至汉代盐铁官营时期,此后历代,官营工商业对民营工商业的替代始终存在,清末洋务派军用工业多官办形式,源自历史上的官工业传统,民用工业多官督商办形式,与封建政府“招商”制度相关。北洋政府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的国有化,是对官营传统的巩固。1949年后,社会主义改造延续这一历史趋势,直至改革开放,才有所弱化。由此观知,中国经济之未来取决于民营经济之未来,取决于国企改革之未来。在这种纵向的梳理中,政府职能的边界也趋于明朗,即通过财政、金融、产业政策等方式调节宏观经济,充当经营主体仅限于提供公共产品的非营利性行业。横向的比较研究,选择以日本和德国为比较对象,二者均是赶超型工业化国家,而且政府发挥的作用都较大,但是市场经营主体都依靠民营企业,极有说服力。通过对比分析发现,日本工业化前期成功的关键在于明治维新时期的殖产兴业政策,其核心在于政府办示范型企业,鼓励民间投资办企业,德国工业化前期成功的关键是鼓励自由地竞争,政府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优渥的环境,同时通过一系列反垄断措施保障竞争机制。基于上述论证,本文得出的核心观点是：当国营主体替代民营主体时,经济绩效趋差；当民营主体替代国营主体时,经济绩效趋佳;其原因在于国营企业充当市场经营主体时,将导致资源配置方式的组合向着效率较低的方向变化,反之则反是。
杨勇[8]（2005）在《近代中国公司治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洋务运动是我国近代化进程之起点,建立近代企业是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其企业体制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具体地反映着中国近代化发展历程的特殊性。今天,企业的制度改革仍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虽然在时间上二者已相距甚远,然而,就其内容而言却仍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就我国企业体制产生的推动力量来讲,过去和现在均是由政府主导推动开始的,政府行为对二者的兴衰一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近代中国企业的发展史无疑对当今的国企改革有积极的借鉴和促进作用,尤其是作为中国早期工业化阶段主要企业组织和经营体制中的“官督商办”等企业模式,它既是中国官本位传统在社会转型时期延伸的产物,同时也是摹仿西方现代企业制度在社会化生产方面迈进的新阶段。借助于这面“镜子”,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近代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得失,并为当今企业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减少当前企业改革的成本,达到少走弯路、提高改革效率的目的。 出于上述目的,本文以时间先后顺序总结评价了近代中国公司治理思想的发展过程,以1872年作为近代中国公司治理思想研究的时间起点,将近代中国公司治理思想的发展过程分为五个时期,即晚清时期（1872～1911）、民初及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7）、南京国民政府前十年（1928～1937）、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以及抗战胜利后时期（1945～1949）,归纳了近代中国各个时期公司治理思想的特色,揭示了近代中国各个时期公司治理思想之间的继承、创新与发展的逻辑关系。 本文的另一重要线索是近代中国公司法的产生、演变过程,作为界定、规范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的法制规范,本文先后考察了1904年《公司律》、1914年《公司条例》、1929年《公司法》以及1946年《公司法》中所体现出来的主要公司治理思想及其演变过程。就文章内容而言,本文着重考察了各时期近代中国公司治理思想中的官商关系,指出了各阶段官商关系的特点,显示了近代中国相关市场、法制规范不健全情况下公司治理机制中官商之间的博弈过程,并阐明了近代中国公司治理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失误与成就以及发展的方向。
谈笑[9]（2018）在《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文中提出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简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是指从鸦片战争始,经晚清、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间,由中国政府、各地方政府、中国政府各部门、由政府所有或得到政府担保的官办（国有）公司等为代表的主体与外国银行、中外合办银行、国际银行团、以银行为主要参与方的国际辛迪加以及代表外国银行（财团）的个人等外国私人之间确定、变更、终止权利义务关系的意思表示一致的法律行为。绪论部分主要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定义及研究意义,指出其与近代条约制度的关系,认为研究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需要涉及到准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国家契约、国际贷款协议、BOT特许协议等现当代法学概念。并从历史、法律、经济三个方面阐述本论文的研究创新之处。同时回顾了近代以来关于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研究状况。第一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法律关系。分析中外间银行契约法律关系中外主体性质和类别。并根据该法律关系客体和内容的不同组合,将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法律关系分为借款、工程建设、合伙、买卖、租赁、特许经营等类型。指出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属于包含涉外因素、公法因素、经济因素的私法契约。第二章将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涉外经济契约）与契约、条约进行法理概念上的比较,讨论契约与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准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近代条约体系的关系。并从法的形式（分为法的渊源、法的分类、法的效力）;法律关系（主体、内容与客体）;法的实施（法的适用、法的遵守、法律责任）三大层面进行系统比较。指出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所隐含的极为复杂的法律原理。第三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发展分期,分为晚清时期、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三个阶段,介绍各个时期契约订立的时代背景,契约特点以及演变情况。第四章分析契约主体外国银行在近代条约体系下的特殊法律经济地位。指出近代在华外国银行与国际政治、领事裁判权、中国国内经济金融政策的关系,认为其优势地位的取得与近代条约制度密不可分,属于近代历史上在中国经营货币信贷业务的外国私法人,而不是受中国法律管辖的内国法人。第五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与国际政治的复杂关系。在广义上,外国银行与中国政府的订约行为受到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关系的影响。从狭义上看,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受到近代中外条约关系的直接制约,属于近代条约制度的一部分。第六章论述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契约的过程。分为中方决策、外方决策、中外交涉三个层面。指出中方政府政治决策和外方企业市场决策的特点,并分析近代中外交涉交易的过程和特点。第七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核心部分——近代中外间国际贷款契约。根据法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对近代外国银行与中国政府订立的国际贷款契约进行分类整理,对契约的结构、条款进行解剖分析,指出近代国际贷款契约的发展变化和特点。第八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类型之一——近代中外间国际工程建设契约。重点分析近代铁路投资领域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财团订立的国际工程建设契约。指出其类别、条款和有关特点。第九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类型之一——近代中外合资合作经营契约。对其定义、类别、条款及内容特点进行分析。第十章以1887年李鸿章与美国费城辛迪加订立的中外合办华美银行契约事件为例,论述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财团）进行经济合作,在国际与国内,政治与经济各个方面所受到的影响,展示近代中国政府涉外经济活动所面临的困难处境。
鞠斐[10]（2020）在《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工业化与现代性设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西方先进的纺织生产方式尚未进入上海地区之前,上海正处于农业社会手工业生产的大环境中。鸦片战争之后,《南京条约》签订,上海设立租界,机制纺织商品和动力机器纺织工厂始进入上海。此后随着上海地区工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机制纺织品与新式服装逐渐成为新的生产、生活文化的标志,随后引起社会个体价值观的变化,进而连带的引发了社会生产和生活系统的变革。在中国租界时期史上的百年之间,上海纺织服装设计在经历了西方科技本土化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向现代化设计的前进方向发展,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客观条件和人的主观能动性都成为设计现代化的推动力量。围绕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纺织、服装设计现状与产业背景等上海纺织、服装现代设计发展成因中最关键的基础条件,通过对这一时期上海地区纺织、服装工业化发展和现代设计行为的研究,还原了工业生产条件下纺织、服装的产销业态和设计价值,进一步揭示了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纺织、服装设计的演变规律、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并探索其对上海市民的生活方式、纺织、服装生产的工业化和上海城市现代化的影响、促进和提升的具体作用,以及从设计学的角度分析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设计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对上海地区消费文化变迁的影响。作为中国租界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城市之一,上海汇聚了20世纪初中国最活跃、最发达的政治、经济、文化与艺术因素,涌现出各个行业的标志性成果,聚集了大量的艺术与设计人才,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具有现代意味的设计机构。中国早期的现代纺织、服装设计便是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之下,伴随着初期民族纺织、服装产业的发展而迅速地涌现与成长,形成了与早期纺织轻工产品相辅相成的现代设计产业萌芽,本土的现代纺织、服装设计正是在这样的关系中悄然地、坎坷地成长起来,既从西方现代设计发展过程中提取经验,也从本土传统资源中汲取了能量,形成了独特的发展路径。
二、中國近代官僚資本的实質及其与民族資本的区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國近代官僚資本的实質及其与民族資本的区別（论文提纲范文）
（1）过渡时期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审视（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1.2.1 过渡时期 |
| 1.2.2 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 |
| 1.2.3 社会主义改造 |
| 1.2.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1.3 研究回顾与现状 |
| 1.3.1 海外相关研究回顾 |
| 1.3.2 国内相关研究回顾 |
| 1.4 研究重点和思路 |
| 1.4.1 研究拟解决的问题 |
| 1.4.2 研究思路 |
| 1.5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资料来源 |
| 1.6 研究的原创性与不足之处 |
| 1.6.1 研究的原创性 |
| 1.6.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建国前的中国共产党与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 |
| 2.1 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轫 |
| 2.1.1 外资的进入和发展 |
| 2.1.2 官僚资本的形成与发展 |
| 2.1.3 民族资本的形成与发展 |
| 2.2 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特点 |
| 2.2.1 在沪外资的垄断性与掠夺性 |
| 2.2.2 在沪官僚资本的买办性与投机性 |
| 2.2.3 在沪民族资本的不平衡性与落后性 |
| 2.3 建国前后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政策的确立 |
| 2.3.1 监督和管制在华外国资本主义工商业 |
| 2.3.2 接收和管理在华官僚资本主义工商业 |
| 2.3.3 保护和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 |
| 第三章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与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 |
| 3.1 关于区别对待资产阶级理论和相关政策在上海的形成 |
| 3.1.1 马克思主义关于区别对待资产阶级的基本观点 |
| 3.1.2 列宁对区别对待资产阶级的理论深化 |
| 3.1.3 中国共产党关于区别对待资产阶级的理论与发展 |
| 3.1.4 上海关于区别对待资产阶级政策不断具化 |
| 3.2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初步改造 |
| 3.2.1 接管在沪官僚资本主义工商业 |
| 3.2.2 改造在沪外国资本主义工商业 |
| 3.2.3 调整在沪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 |
| 3.3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
| 3.3.1 在沪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
| 3.3.2 在沪国家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
| 3.4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整顿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者 |
| 3.4.1 三大政治运动对在沪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教育 |
| 3.4.2 “四反”、“五反”对在沪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洗礼 |
| 3.4.3 “五反”后在沪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历史转折 |
| 第四章 过渡时期总路线与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 |
| 4.1 关于过渡时期理论与上海若干政策的形成 |
| 4.1.1 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理论的基本观点 |
| 4.1.2 苏联关于过渡时期理论的深化 |
| 4.1.3 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
| 4.1.4 上海在渡时期总路线指引下相关政策的制定 |
| 4.2 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与上海社会主义改造的逐步推进 |
| 4.2.1 初级国家资本主义在沪上工业中进一步发展 |
| 4.2.2 初级国家资本主义在沪上商业中进一步发展 |
| 4.3 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与上海资本家及其行业组织的改造 |
| 4.3.1 在沪同业公会的逐步改造 |
| 4.3.2 在沪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改造 |
| 4.4 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上海资本主义的反响 |
| 4.4.1 在沪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举步维艰 |
| 4.4.2 在沪资本家的矛盾心态和消极行为 |
| 第五章 “和平赎买”政策下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5.1 “和平赎买”政策的来源与在上海的确立 |
| 5.1.1 马克思主义关于“剥夺剥夺者”的科学假设 |
| 5.1.2 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和实践 |
| 5.1.3 中国共产党对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拓展 |
| 5.1.4 上海对“和平赎买”的政策具化 |
| 5.2 “和平赎买”政策在上海的实践 |
| 5.2.1 公私合营申请的主动化趋向 |
| 5.2.2 公私合营的试点和扩展 |
| 5.2.3 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到来 |
| 5.3 上海实践“和平赎买”政策的影响 |
| 5.3.1 上海资本主义的快速转变和消失 |
| 5.3.2 促进了上海国民经济结构的变迁 |
| 5.3.3 推动了上海部分工商业的外迁 |
| 5.4 上海实践“和平赎买”政策的若干特点 |
| 5.4.1 典型示范效应先行 |
| 5.4.2 以“和”为贵的理念 |
| 5.4.3 “赎买”形式多样化 |
| 第六章 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启示 |
| 6.1 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贡献 |
| 6.1.1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 |
| 6.1.2 奠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基础 |
| 6.1.3 强化社会主义建设的统一战线联盟 |
| 6.2 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时代局限性 |
| 6.2.1 形成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 |
| 6.2.2 社会经济结构逐步趋于单一化 |
| 6.2.3 社会中间阶层的弱化与缺失 |
| 6.3 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对当代的启示 |
| 6.3.1 社会主义改革是对社会主义改造的继承 |
| 6.3.2 保障政府和市场的优势互补 |
| 6.3.3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不放松 |
| 附录 |
| 表1:1949-1956 上海工业所有制结构的变化 |
| 表2:1949-1956 上海商业所有制结构的变化 |
| 表3:1949-1956 上海私营工业加工订货变化情况 |
| 表4:1949-1956 上海私营商业经销代销变化情况 |
| 表5:1949-1957 上海公私合营工业与私营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比较 |
| 表6:1949-1956 上海公私合营及私营工业户数与产值增长情况 |
| 表7:1949-1957 上海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统计 |
| 表8:1952-1957 上海主要消费品零售量统计 |
| 表9:1950 上海工厂和商店申请停业、歇业数 |
| 表10:1949-1956 上海上层资产阶级人士安排情况 |
| 表11:1952-1957 上海市工业生产情况 |
| 表12:私营工商业者区别情况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已发表或录用的论文 |
| 期刊论文 |
| 课题参与情况 |
（2）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历史学基本理论的拨乱反正 |
| 第一节 以历史主义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 |
| 一、反思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 |
| 二、破除“暴力革命”崇拜 |
| 三、用历史的观点重新看待阶级和阶级斗争 |
| 第二节 以实事求是替代教条主义 |
| 一、从“唯上唯书”到“唯真求实” |
| 二、跳出公式套用的怪圈 |
| 三、走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
| 第三节 重审历史学与政治的关系 |
| 一、批判“影射史学”,放弃“古为今用” |
| 二、打破史学研究的“禁区” |
| 三、史学与政治关系的再认识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反思与重建 |
| 第一节 对既有农民战争史模式的挑战 |
| 一、检讨农民战争阻碍历史发展的一面 |
| 二、农民阶级思想落后性剖析 |
| 三、农民战争是封建制度的掘墓人还是修理工? |
| 第二节 历史人物再评价 |
| 一、重评秦始皇 |
| 二、为孔子正名 |
| 三、李自成再评价 |
| 第三节 打破古史分期讨论定于一尊的局面 |
| 一、魏晋封建说“卷土重来” |
| 二、西周封建说“重新开张” |
| 三、其他诸说“群雄并起” |
| 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近代史叙事的突破与转型 |
| 第一节 现代化视野下义和团运动的再评价 |
| 一、凸显迷信落后特征 |
| 二、强调盲目排外问题 |
| 三、质疑义和团运动反封建性质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背景下洋务运动历史地位的再衡估 |
| 一、肯定洋务企业奠定中国民族资本的基础 |
| 二、积极评价洋务运动对列强侵略的抵制 |
| 三、认识洋务运动开启近代化历程的贡献 |
| 第三节 古今之变视角下戊戌变法历史意义的刷新 |
| 一、正视戊戌变法的救亡活动 |
| 二、全面认识戊戌变法时期的制度革新 |
| 三、注意发掘戊戌变法的启蒙价值 |
| 小结 |
| 结语: 新时期史学的反思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做一个有思想、负责任的历史教师 ——高中中国近代史教学内容问题之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课题之缘起和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一) 高中中国近代史课程的重要性 |
| (二) 新课程改革以来的巨大进步和乱象 |
| (三) 课题的界定：高中、中国近代史课程、教学内容 |
| (四) 研究的基本思路：从课程建设的高度回答教学实践的问题 |
| (五) 研究的主要方法：调查法、文献法、案例法 |
| 一、君欲发展学生,必先提高自己——与教师学养有关的问题 |
| (一) 读教材一定要读到它的“背面”去 |
| 案例1：鸦片战争的内因,课本分散在三个专题中 |
| 案例2：不要把海龄的表现误读为镇江战役的全貌 |
| 案例3：你关注到教材已加了“清军”这个变化吗 |
| 案例4：要重视课本为何删除了“但是……”之说 |
| 案例5：不要忽略“民族工商业者”对运动的推动 |
| 案例6：国人知道马克思和共产党是个复杂的过程 |
| (二) 辩证法的实质是使思想更符合事实 |
| 案例7：不能只用“魔鬼的化身”来评价太平天国 |
| 案例8：为李鸿章正名,但也不必过分拔高和美化 |
| 案例9：是否想过把学生辩论双方的评价合起来呢 |
| 案例10：要历史地评价“火烧曹宅”的合法性问题 |
| (三) 逻辑的正确性靠历史的逻辑来检验 |
| 案例11：“假如你是谭嗣同……”就一定是慷慨赴死 |
| 案例12：“孔家店”和“儒家文化”不是同一个概念 |
| 案例13：教学设计要从“说教材”到凝意、通史、明目标 |
| (四) 强词夺理掩盖的是无知与文过饰非 |
| 案例14：不明白就坦言不明白,学风比知识更重要 |
| 小结：要“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不吃“老本”不取宠 |
| 二、历史,永远是一个认识的过程——与教材编写有关的问题 |
| (一) 及时纠正教材的“滞后之意” |
| 案例1：因广东“防御严密”英军进攻厦门之说,是个硬伤 |
| 案例2：“公车上书”的问题,茅海建先生的考证值得一读 |
| 案例3：“教材既说袁世凯窃国又说当国,到底有什么区别” |
| 案例4：一战后中国民族工业“迅速萧条”之断是错误的 |
| (二) 正确修订教材的“错达之意” |
| 案例5：请读一下这个“田凭”,能判断其是发给农民的吗 |
| 案例6：“第一批赴美幼童”照片中有个细节使其令人生疑 |
| 案例7：李大钊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究竟发表在何处 |
| (三) 深入剖析教材的“难达之意” |
| 案例8：“李鸿章对添舰的两种说法,你觉得应该如何解释” |
| 案例9：“共和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这种表述确实不明不白 |
| (四) 适当补充教材的“未达之意” |
| 案例10：《资政新篇》未能实行,不只是因“迫于当时形势” |
| 案例11：教材作者可能没有细察课标为何改为“经济结构” |
| 小结：“尽信书不如无书”,教材是“苗圃”不是“雷池” |
| 三、考试是课程的主人,还是仆人——与高考试题有关的问题 |
| (一) 读懂试题的文字符号 |
| 案例1：所谓“影响”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相反的 |
| 案例2：正确选项应是“关税收入有了最为显著地增长” |
| 案例3：这四个字是否反映严复的社会发展观还是个谜 |
| (二) 理解试题的思维逻辑 |
| 案例4：这道试题实际上绑架了学生进行非历史的思考 |
| 案例5：引用历史名人语录要慎之又慎,不要断章取义 |
| 案例6：这幅楹联必须放到其特定的历史条件中去解读 |
| (三) 透视试题的史实、史观 |
| 案例7：那时候总理衙门可能依据《战争与和平法》吗 |
| 案例8：这份“和约”究竟是谁所作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
| 案例9：慈禧这段辩白中所称的“他们”指的是顽固派 |
| (四) 把握试题的测量技术 |
| 案例10：对历史统计数据要客观地解释,不要凭已所好 |
| 案例11：有效性及其可行性是利用近代漫画的重要标准 |
| 小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要坚信高考也在进步 |
| 四、课标是课改的逗号,并非句号——与课程标准有关的问题 |
| (一) 补订课程标准“知识与能力”的疏漏 |
| 案例1：“中国资本主义”与“民族工业”之区别 |
| 案例2：史学界对立宪派的重要性已取得基本共识 |
| (二) 补订课程标准“过程与方法”的疏漏 |
| 案例3：可以说北洋政府充当了“革命遗嘱执行人” |
| 案例4：应当补充“问题与主义”之争及其大结局 |
| 案例5：以专题还是章节体为主,可以从实际出发 |
| (三) 补订课程标准“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疏漏 |
| 案例6：近代社会生活是黄土地沉沦中的新旧杂糅 |
| 案例7：应当建议课标中增加来华洋人的积极作用 |
| 案例8：对“民族劣根性”的批判当引入课程案例 |
| 小结：君子“为仁由己”,让我们为课标修订建言献策 |
| 五、聚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与视角创新有关的问题 |
| (一) 近百年来中国近代史认识视角的嬗变与发展 |
| (二) 清末、民国时期高中中国近代史史观之轨迹 |
| (三) 共和国以来高中中国近代史史观的转承起伏 |
| (四) 建设民族复兴视野下的高中中国近代史课程 |
| (五) “书山有路勤为径”：给高中教师的读书建议 |
| 结语：时汹汹兮斯任重,路漫漫兮其修远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认识的历史进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二、课题的研究现状 |
| 三、论文研究的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 四、论文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认识的历史前提和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认识的历史前提 |
| 一、中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 |
| 二、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认识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的分析 |
| 二、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述 |
| 小结 |
| 第二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的认识 |
| 第一节 土地革命之前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的态度 |
| 一、建党前后对于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 |
| 二、二大以后对中国资本主义认识的转变 |
| 三、统一战线中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 |
| 四、坚决打倒帝国主义以求得民族独立 |
| 第二节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认识的曲折发展 |
| 一、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
| 二、从武装反抗大资产阶级到与部分大资产阶级实现联合 |
| 三、从“左”倾冒险主义到对民族资本主义政策的调整 |
| 第三节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资本主义的深刻理解 |
| 一、对帝国主义国家采取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的策略 |
| 二、对大资产阶级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 |
| 三、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既争取又合作的政策 |
| 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 |
| 第四节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资本主义的政策 |
| 一、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干涉中国内政 |
| 二、推翻官僚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没收官僚资本 |
| 三、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保护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
| 小结 |
|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的认识 |
| 第一节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资本主义的方针政策 |
| 一、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及其影响 |
| 二、没收官僚资本以壮大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 |
| 三、继续对私人资本主义实行利用和限制的政策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
| 一、坚持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学习资本主义文明成果 |
| 二、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
| 三、关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 |
| 四、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的曲折认识 |
| 一、对世界资本主义的曲折认识 |
| 二、正确对待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民族资产阶级 |
| 三、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经济政策”思想 |
| 四、反右斗争扩大化与对国内主要矛盾判断的改变 |
| 五、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到彻底消灭资本主义 |
| 小结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私营经济和世界资本主义的认识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利用私营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历史前提 |
| 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 |
| 二、建国以来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
| 三、时代主题的转变为利用资本主义创造了条件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对私营经济的认识 |
| 一、发展私营经济的理论依据 |
| 二、对私营经济采取“看一看”的方针 |
| 三、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 |
| 四、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
| 五、私营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地位平等、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
| 六、发展私营经济必须坚持的原则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对世界资本主义的新认识 |
| 一、中国共产党对世界资本主义的重新认识 |
| 二、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
| 三、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 |
| 四、利用资本主义必须坚持的原则 |
| 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认识的历史经验 |
| 一、要用唯物辩证的观点全面地认识资本主义 |
| 二、要历史地具体地认识资本主义 |
| 三、要用发展的观点认识资本主义 |
| 四、要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来认识资本主义 |
| 五、要大胆地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 |
| 六、在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上，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孙中山民生主义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创新点与不足 |
| 1.5 相关概念阐释 |
| 1.5.1 民生主义的概念 |
| 1.5.2 民生主义中的经济范畴 |
| 第二章 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时代背景与理论溯源 |
| 2.1 民生主义形成的时代背景 |
| 2.1.1 近代中国社会民族危机的持续加剧 |
| 2.1.2 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 |
| 2.2 民生主义的本体文化根源 |
| 2.2.1 古代中国社会中的民本思想 |
| 2.2.2 近代中国社会中的民生理念 |
| 2.3 民生主义中的西方参系 |
| 2.3.1 西方经济思潮与政策实践 |
| 2.3.2 西方社会文化与法律制度 |
| 2.4 马克思主义对民生主义的现实启示 |
| 2.4.1 孙中山对共产主义学说的思考 |
| 2.4.2 十月革命后苏俄的政策实践 |
| 第三章 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思想内涵与发展历程 |
| 3.1 民生主义的思想内涵 |
| 3.1.1 “平均地权”是根本 |
| 3.1.2 “节制资本”是核心 |
| 3.1.3 “振兴实业”是途径 |
| 3.1.4 “发展教育”是基础 |
| 3.2 民生主义的孕育萌芽 |
| 3.2.1 民生主义的萌芽 |
| 3.2.2 “平均地权”的提出 |
| 3.2.3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设想 |
| 3.3 民生主义的发展过渡 |
| 3.3.1 民生主义的宣传 |
| 3.3.2 《实业计划》的完成 |
| 3.3.3 教育思想的完善 |
| 3.4 民生主义的飞跃完善 |
| 3.4.1 “节制资本”的明确 |
| 3.4.2 从“平均地权”到“耕者有其田” |
| 3.4.3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完善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对孙中山民生主义的超越与背离 |
| 4.1 中国共产党对民生主义的坚持与超越 |
| 4.1.1 民生主题的坚持 |
| 4.1.2 政策措施的借鉴 |
| 4.1.3 理论层面的超越 |
| 4.1.4 政策措施的超越 |
| 4.2 中国国民党对民生主义的发展与背离 |
| 4.2.1 民生主题的继承 |
| 4.2.2 政策措施的发展 |
| 4.2.3 民生哲学的发展 |
| 4.2.4 政策措施的背离 |
| 第五章 新时代视域下孙中山民生主义的评析 |
| 5.1 民生主义的内在矛盾 |
| 5.1.1 对社会主义的认同问题 |
| 5.1.2 对资本主义的认识问题 |
| 5.1.3 对马克思及其社会理想的认识问题 |
| 5.2 民生主义的理论价值 |
| 5.2.1 促进资本主义发展 |
| 5.2.2 倡导社会主义思想 |
| 5.2.3 饱含人文主义精神 |
| 5.3 民生主义的历史贡献与思想局限 |
| 5.3.1 民生主义在三民主义中的地位 |
| 5.3.2 民生主义的历史贡献 |
| 5.3.3 民生主义的局限性 |
| 第六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合理吸收 |
| 6.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根本原则 |
| 6.1.1 把民生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着力点 |
| 6.1.2 坚持唯物史观的人民主体性 |
| 6.1.3 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与担当 |
| 6.2 坚持以发展生产力为物质基础 |
| 6.2.1 持续发展生产力 |
| 6.2.2 加强基础设施与实业建设 |
| 6.2.3 缩小收入差距 |
| 6.3 坚持以发展农业为基本目标 |
| 6.3.1 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 |
| 6.3.2 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 |
| 6.3.3 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
| 6.4 坚持以发展教育为重要手段 |
| 6.4.1 平衡教育资源 |
| 6.4.2 促进教育公平 |
| 6.4.3 发展素质教育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 致谢 |
（6）近代中国公司法律制度演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的研究现状 |
| 1.3 本文的结构安排、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本文的结构安排与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创新点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1.4.1 本文的创新点 |
| 1.4.2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经济演化理论 |
| 2.1.2 制度变迁的演化理论 |
| 2.1.3 演化博弈论 |
| 2.2 分析框架 |
| 2.2.1 近代中国公司法律制度制定的规则与过程 |
| 2.2.2 公司法律制度演化博弈的参与者行为 |
| 2.2.3 公司法律制度的博弈均衡与演化 |
| 2.2.4 具体分析方法与模型介绍 |
| 第3章 公司法律制度的萌芽(1840-1872):华商公司实践与《轮船招商局章程》的制定 |
| 3.1 《轮船招商局章程》制定的社会历史背景 |
| 3.1.1 “公司”语源考察 |
| 3.1.2 公司法律制度缺失的社会根源 |
| 3.2 华商公司的首次实践 |
| 3.2.1 西方公司法律制度的发展评说 |
| 3.2.2 近代华商公司的具体实践路径 |
| 3.3 《轮船招商局章程》制定前的法律制度前提 |
| 3.3.1 晚清政府原有法律制度无法容纳新生经济因素 |
| 3.3.2 华商集团与洋商集团的竞争导致官商利益冲突 |
| 3.3.3 传统民营企业中的公司制度因素影响 |
| 3.3.4 官僚体制下传统官营制度的路径依赖 |
| 3.4 《轮船招商局章程》制定的演化博弈分析 |
| 3.4.1 航运业利益集团博弈系统基本假设与模型构建 |
| 3.4.2 利益集团的认知分析 |
| 3.4.3 地方政府洋务派与华商集团、洋商集团的演化博弈分析 |
| 3.4.4 中央政府的立法行为选择 |
| 3.5 《轮船招商局章程》颁布的经济影响 |
| 3.5.1 通过发行股票达到了募集资金的目的 |
| 3.5.2 利用航运业达成了与洋商竞争的效果 |
| 3.5.3 社会上掀起了积极投资兴办公司的热潮 |
| 3.5.4 官督特许公司制度是公司法的初次探索 |
| 3.6 小结 |
| 第4章 公司法律制度的起步(1872-1904):官督公司没落与《公司律》的颁布 |
| 4.1 《公司律》颁布前的公司发展状况 |
| 4.1.1 特许制度下官督公司的盛行 |
| 4.1.2 特许制度下官督公司的没落 |
| 4.1.3 特许制度下商办公司的崛起 |
| 4.2 《公司律》颁布前的法律制度前提 |
| 4.2.1 晚清工商业发展急需突破公司法律制度瓶颈 |
| 4.2.2 官督公司模式的缺陷导致官商利益的冲突 |
| 4.2.3 官督特许公司治理实践推进法制化进程 |
| 4.2.4 《振兴工艺给奖章程》扶持工商业法规化 |
| 4.3 《公司律》颁布的演化博弈分析 |
| 4.3.1 晚清利益集团博弈系统基本假设与模型构建 |
| 4.3.2 利益集团的认知分析 |
| 4.3.3 官僚经理与洋务派、股东集团的演化博弈分析 |
| 4.3.4 中央政府的立法行为选择 |
| 4.4 《公司律》颁布的经济影响 |
| 4.4.1 提高了工商业者的地位和社会影响力 |
| 4.4.2 约束了各级官吏改善官商关系 |
| 4.4.3 终结了官督商办公司模式 |
| 4.4.4 推动了民族工商业发展 |
| 4.5 小结 |
| 第5章 公司法律制度的初步发展(1904-1914):官商共同修律与《公司条例》的颁布 |
| 5.1 《公司条例》颁布前的公司发展状况 |
| 5.1.1 《公司律》颁行后公司治理官剥商权局面的改善 |
| 5.1.2 《公司律》颁行后公司治理道德风险问题的出现 |
| 5.1.3 家族公司的创建 |
| 5.2 《公司条例》颁布前的法律制度前提 |
| 5.2.1 《公司律》无法使中国建立真正的经济自由与经济民主 |
| 5.2.2 官督公司模式回光返照导致官商利益的冲突 |
| 5.2.3 《中华民国约法》倡导自由经济政策 |
| 5.2.4 《改定大清商律草案》开创立法调查先河 |
| 5.3 《公司条例》颁布的演化博弈分析 |
| 5.3.1 民初利益集团博弈系统基本假设与模型构建 |
| 5.3.2 利益集团的认知分析 |
| 5.3.3 官僚集团与商人集团关于修律的演化博弈分析 |
| 5.3.4 中央政府立法行为选择的转变 |
| 5.4 《公司条例》颁布的经济影响 |
| 5.4.1 公司法人治理机制的形成 |
| 5.4.2 家族公司规模的壮大 |
| 5.4.3 官僚与商人可以均衡博弈 |
| 5.4.4 民族工商业的黄金发展阶段 |
| 5.5 小结 |
| 第6章 公司法律制度的规范发展(1914-1929):官商兴办工业与1929年《公司法》颁布 |
| 6.1 1929年《公司法》颁布前的公司发展状况 |
| 6.1.1 《公司条例》颁行后私人资本投资的扩张发展 |
| 6.1.2 《公司条例》颁行后家族公司企业集团的迅猛发展 |
| 6.1.3 《公司条例》颁行后官僚资本投资公司的热情高涨 |
| 6.2 1929年《公司法》颁布前的法律制度前提 |
| 6.2.1 《公司条例》缺失法人持股制度导致公司对外投资发展滞后 |
| 6.2.2 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导致官商利益冲突 |
| 6.2.3 《建设大纲草案》倡导重点发展国有经济政策 |
| 6.2.4 《训政时期经济建设实施纲要方针案》规定国家资本主义政策 |
| 6.2.5 《公司条例》奠基中国公司法体系 |
| 6.3 1929年《公司法》颁布的演化博弈分析 |
| 6.3.1 民国中期利益集团博弈系统基本假设与模型构建 |
| 6.3.2 利益集团的认知分析 |
| 6.3.3 官僚集团与商人集团关于立法的演化博弈分析 |
| 6.3.4 中央政府立法行为选择的转变 |
| 6.4 1929年《公司法》颁布的经济影响 |
| 6.4.1 公司法人持股制度的发展 |
| 6.4.2 投资控股公司的产生 |
| 6.4.3 民营经济得到鼓励与支持 |
| 6.4.4 公司营利目的的回归 |
| 6.5 小结 |
| 第7章 公司法律制度的异化(1929-1946):官商产权争夺与1946年《公司法》的颁布 |
| 7.1 1946年《公司法》颁布前的公司发展状况 |
| 7.1.1 1929年《公司法》颁行后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 |
| 7.1.2 统制经济下国营公司向官僚垄断公司的转变 |
| 7.1.3 民营公司生存环境的转折与恶化 |
| 7.2 1946年《公司法》颁布前的法律制度前提 |
| 7.2.1 1929年《公司法》难以适应大力发展国营事业的需要 |
| 7.2.2 抗战爆发统制经济政策导致官商利益的冲突 |
| 7.2.3 《特种股份有限公司条例》规定政府控制国家经济主体的合法性 |
| 7.2.4 《第一期经济建设原则》为战后政府与民资合办公司提供依据 |
| 7.3 1946年《公司法》颁布的演化博弈分析 |
| 7.3.1 民国后期利益集团博弈系统基本假设与模型构建 |
| 7.3.2 利益集团的认知分析 |
| 7.3.3 商人集团与官僚集团、官僚经理的演化博弈分析 |
| 7.3.4 中央政府立法行为选择的转变 |
| 7.4 1946年《公司法》颁布的经济影响 |
| 7.4.1 公司注册登记数量激增 |
| 7.4.2 国营公司规模空前扩张 |
| 7.4.3 有限公司与外资公司迅速增长 |
| 7.4.4 民营经济产权弱化与衰败 |
| 7.5 小结 |
| 第8章 评述性结论与现实启示 |
| 8.1 评述性结论 |
| 8.1.1 近代公司法律制度演化是后世公司立法对前世立法制度创新的结果 |
| 8.1.2 近代公司法律制度演化是官僚集团与商人集团持续博弈均衡的结果 |
| 8.1.3 近代公司法律制度演化是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相互转化的结果 |
| 8.1.4 官商集团谈判能力的差异变化是近代公司法律制度演化成败的关键 |
| 8.1.5 近代公司法律制度保障较好的时期是商人集团公司发展的发达时期 |
| 8.2 现实启示 |
| 8.2.1 营业自由立法是激发企业活力健全现代市场体系的关键 |
| 8.2.2 简政放权制度是完善政府职能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保障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参加科研情况 |
（7）市场经营主体替代与经济绩效研究 ——兼及中国与日德工业化进程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图表目录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依据 |
| 一、现实意义 |
| 二、理论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基础理论的研究 |
| 二、针对中国工业化进程的经营主体与绩效研究 |
| 第三节 概念厘清 |
| 一、官僚资本、国家资本、民族资本 |
| 二、工业化、工业化阶段 |
| 三、经济绩效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一、历史实证分析 |
| 二、历史比较分析 |
| 第一章 工业化阶段Ⅰ(1860-1927)：从官办到民营 |
| 第一节 洋务运动中的官办、官督商办与民办 |
| 一、洋务派工业体系——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 |
| 二、洋务派所办铁路业、通信业、银行业 |
| 三、民办企业在夹缝中艰难发展 |
| 四、洋务运动时期的经济绩效考察 |
| 第二节 北洋政府时期国营企业的形成和民营企业的发展 |
| 一、官办企业的衰败和国营企业的形成 |
| 二、民族资本的加速发展 |
| 三、北洋政府时期的经济绩效考察 |
| 第二章 工业化阶段Ⅱ(1927-1949)：国营垄断的形成 |
|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营垄断的形成 |
| 一、金融业的垄断 |
| 二、交通运输业的垄断 |
| 三、工业的垄断 |
| 第二节 民族资本的全面萎缩 |
| 一、抗战前发展减缓 |
| 二、战时的规模萎缩与结构调整 |
| 三、战后民营工业的没落 |
|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经济绩效考察 |
| 一、财政破产与币制崩溃 |
| 二、产业规模：1920与1936年产业资本估值的对比 |
| 三、新式产业比值、轻重工业比重 |
| 四、区域发展不均、总体水平落后 |
| 第三章 工业化阶段Ⅲ(1949-1978)：完全国营化 |
|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 |
| 一、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 |
| 二、国营经济垄断地位的确立 |
| 三、民营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
| 四、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所有制结构和经济绩效 |
| 第二节 计划经济时期单一所有制的形成 |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 |
| 二、单一所有制结构的形成 |
| 三、单一主体的不可持续与发展停滞 |
| 第四章 工业化阶段Ⅳ(1978-2010)：民营主体恢复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的改革与退出 |
| 一、市场经营主体地位的恢复 |
| 二、国有企业的退出 |
| 第二节 民营企业的复苏与崛起 |
| 一、民营经济迅速发展 |
| 二、市场竞争机制的恢复 |
| 第三节 民营主体动力与经济绩效考察 |
| 一、民营主体成为经济发展主动力 |
|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绩效考察 |
| 第五章 经营主体替代与经济绩效的相关性 |
| 第一节 基于历史实证分析的相关性判断 |
| 一、经营主体的替代关系 |
| 二、经济绩效的变动情况 |
| 三、经营主体与经济绩效的相关性 |
| 第二节 孰优孰劣：官企与民企的绩效比较 |
| 一、洋务运动至北洋时期的比较 |
| 二、改革开放之后的比较 |
| 第三节 何去何从：垄断与竞争的绩效比较 |
| 一、洋务运动时期的官营垄断 |
| 二、甲午之后削弱垄断、鼓励民营 |
| 第四节 谁是谁非：政府与市场的绩效比较 |
| 一、政府对企业的直接管理和计划经济体制 |
| 二、民营企业与市场竞争机制的恢复 |
| 第六章 结论的纵向检验——官营垄断传统 |
| 第一节 自汉以来的官营垄断传统 |
| 一、历代官营手工业及其绩效 |
| 二、官营垄断传统——以盐铁为例 |
| 第二节 官营垄断传统与经济绩效 |
| 一、官营垄断对民营的限制 |
| 二、官营垄断程度与经济绩效之关系 |
| 第七章 结论的横向检验——日德工业化的民营主体 |
| 第一节 起点比较：中国较日德工业化起点为高 |
| 一、日本工业化的起点 |
| 二、德国工业化的起点 |
| 第二节 进程比较：日德工业化进程中的民营主体 |
| 一、日本工业化进程 |
| 二、德国工业化进程 |
| 第三节 绩效比较：日德工业化发展成效 |
| 一、日本的工业化绩效 |
| 二、德国的工业化绩效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一、史料类 |
| 二、专著类 |
| 三、论文类 |
| 四、工具书与网络 |
（8）近代中国公司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框架与理论综述 |
| 一、公司治理的概念及实质 |
| 二、公司治理中的资本力量 |
| 三、放宽的假设 |
| 四、政府在公司治理中的角色定位 |
| 第三节 研究对象和本文框架 |
| 第四节 文献检索 |
| 第五节 本文创新 |
| 一、研究领域上的创新 |
| 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 |
| 三、观点上的创新 |
| 四、内容上的创新 |
| 第一章 起步：晚清时期(1872～1911)的公司治理思想 |
| 第一节 《公司律》颁行以前的公司治理思想：粗浅模糊的认识 |
| 一、晚清社会对“公司”的初步认识 |
| 二、晚清社会对公司治理的初步认识 |
| 第二节 《公司律》：公司治理法制规范的起步 |
| 一、公司治理思想的新阶段 |
| 二、《公司律》环境下政府与经理人关系的再考察 |
| 第三节 《公司律》框架下公司治理思想中的官商博弈 |
| 一、公司治理思想的新起点 |
| 二、经理人遴选过程中的法律虚化 |
| 三、个人利益对治理机制的冲撞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辉煌：民初及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7)的公司治理思想 |
| 第一节 公司法人地位的确立 |
| 一、公司法人制度与公司治理 |
| 二、近代中国公司制企业法人地位的确立 |
| 第二节 家族公司治理思想 |
| 一、近代中国家族公司的出现及壮大 |
| 二、经理人遴选家族本位化 |
| 三、经营决策权家族内部化 |
| 四、公司治理思想中的家族纬度 |
| 第三节 对企业家素质的认识 |
| 一、企业家活动和中国企业的“黄金时期” |
| 二、民初及北洋政府时期对企业家素质的认识 |
| 第四节 公司治理思想中的“推”“导”结构 |
| 一、“推”：公司治理机制对政府力量的抵制 |
| 二、“导”：公司治理机制中对政府力量的利用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演进：南京国民政府前十年(1928～1937)的公司治理思想 |
| 第一节 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 |
| 一、南京政府对国民经济垄断的形成 |
| 二、南京国民政府前十年统制经济形成的思想和实现渊源 |
| 三、国民党政府当权者对“节制资本”思想的歪曲和利用 |
| 第二节 公司治理准则主义的发展 |
| 一、1929年《公司法》：公司“营利”目标的确立 |
| 二、公司准则主义的发展 |
| 第三节 公司治理思想中政府角色选择与定位 |
| 一、官方的政府角色选择 |
| 二、公司治理思想中对政府的角色定位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控制：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的公司治理思想 |
| 第一节 经济统制体制下的企业 |
| 一、统制经济体制的形成 |
| 二、经济统制下的企业 |
| 第二节 公司治理中行政力量的重新强化 |
| 一、对发展国家资本的认识 |
| 二、行政上超强控制 |
| 第三节 对国营企业治理的分析和批评 |
| 一、国营事业的定位：“不与民争利” |
| 二、国营事业中的内部人控制 |
| 三、对国营企业治理弊端的认识和分析 |
| 第四节 对政府干预的抵制 |
| 一、政府对公司治理机制的控制 |
| 二、企业界对国民党政府干预的抵制和利用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式微：抗战以后(1945～1949)的公司治理思想 |
| 第一节 战后国家资本的膨胀 |
| 一、未如理想的经济恢复与重建 |
| 二、国家资本的膨胀 |
| 第二节 战后中国企业的发展 |
| 一、民营企业的衰落 |
| 二、国营大公司的兴起 |
| 三、国家资本向官僚资本的变异 |
| 第三节 1946年《公司法》及行政控制的强化 |
| 一、1946年《公司法》中的官僚利益倾向 |
| 二、公司治理机制的内在官僚化 |
| 第四节 民营企业治理机制中产权的弱化 |
| 一、民营企业生存空间的缩小 |
| 二、民营企业产权的弱化 |
|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艰难的博弈与弱化的资本权利 |
| 一、行政力量与资本力量的博弈 |
| 二、政府支配下弱化的资本权利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论文独创性声明 |
| 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
（9）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定义及研究意义 |
| 一、定义及有关概念解释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近代中国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研究综述 |
| 一、1949年前政府涉外经济契约有关研究 |
| 二、1949年后近代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研究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研究创新 |
| 一、研究内容创新 |
| 二、研究方法创新 |
| 第一章 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法律关系 |
| 第一节 法律关系的主体 |
| 一、中方主体 |
| 二、外方主体 |
| 第二节 法律关系的内容与客体 |
| 一、借款法律关系 |
| 二、建设工程法律关系 |
| 三、合伙法律关系 |
| 四、买卖法律关系 |
| 五、租赁法律关系 |
| 六、特许经营法律关系 |
| 七、其他类型法律关系 |
| 第三节 法律关系的特性 |
| 一、公私混合主体 |
| 二、私法性的内容 |
| 三、公法性的内容 |
| 四、契约涉外因素 |
| 五、国际经济因素 |
| 第二章 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契约、条约之比较 |
| 第一节 概念辨析 |
| 一、契约与条约 |
| 二、准条约与政府涉外经济契约 |
| 三、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条约体系的关系 |
| 第二节 法理比较 |
| 一、法的形式比较 |
| 二、法律关系比较 |
| 三、法的实施比较 |
| 第三章 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发展分期 |
| 第一节 晚清产生发展成型期(1840年至1912年) |
| 一、1840年至1870年 |
| 二、1870年至1894年 |
| 三、1894年至1912年 |
| 第二节 民国北京政府泡沫期(1912年至1927年) |
| 一、时代背景 |
| 二、时代分期 |
| 三、契约特点 |
|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消亡期(1927年至1949年) |
| 一、时代背景 |
| 二、时代分期 |
| 三、契约特点 |
| 第四章 近代条约体系下外国银行之地位 |
| 第一节 近代外国在华银行的法律地位 |
| 一、“治外法权银行”概念 |
| 二、外国在华银行与条约制度 |
| 三、约束外国在华银行的法律制度 |
| 第二节 近代外国在华银行特殊地位的取得 |
| 一、晚清的金融商业政策 |
| 二、晚清及民国的银行货币制度 |
| 第三节 近代外国在华银行的优势地位 |
| 一、法律地位优势 |
| 二、经营实力优势 |
| 三、优势地位的丧失 |
| 第五章 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与国际政治 |
| 第一节 国际关系的影响 |
| 一、国际强权的基石 |
| 二、国际争霸的魅影 |
| 三、外交开路的投资 |
| 四、政治优先于经济 |
| 第二节 中外关系的制约 |
| 一、国际条约的直接制约 |
| 二、外交承认与契约继承 |
| 三、交战状态与契约终止 |
| 四、外交敌对与契约履行 |
| 第六章 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订立 |
| 第一节 影响契约订立的因素、订约人员及交涉方式 |
| 一、影响订约的因素 |
| 二、参与订约的人员 |
| 三、订约交涉的方式 |
| 第二节 中方订约程序——以政府决策为中心 |
| 一、中方决策的特点 |
| 二、中方决策的过程 |
| 第三节 外方订约程序——以市场决策为中心 |
| 一、外方决策的特点 |
| 二、外方决策的过程 |
| 第四节 中外交易程序——经济与政治的互动 |
| 一、询盘 |
| 二、发盘 |
| 三、还盘 |
| 四、接受 |
| 第七章 近代中外间国际贷款契约 |
| 第一节 定义与演变 |
| 一、定义 |
| 二、形式演变 |
| 第二节 契约结构 |
| 一、契约首部 |
| 二、契约尾部 |
| 三、契约附件 |
| 四、契约正文 |
| 第三节 主要条款 |
| 一、财务条款 |
| 二、管理条款 |
| 三、格式条款 |
| 第八章 近代中外间国际工程建设契约 |
| 第一节 定义、分类与特性 |
| 一、定义 |
| 二、分类 |
| 三、特性 |
| 第二节 契约产生背景与演变历史 |
| 一、舰炮与条约奠定的基石 |
| 二、早期国际工程建设草案 |
| 三、政治斗争与国际工程建设 |
| 第三节 主要条款 |
| 一、一般性条款 |
| 二、法律条款 |
| 三、技术及商务条款 |
| 四、附件和补充条款 |
| 第九章 近代中外间合资合作经营契约 |
| 第一节 定义与类别 |
| 一、定义 |
| 二、分类 |
| 第二节 主要条款 |
| 一、一般条款 |
| 二、法律条款 |
| 三、商务技术条款 |
| 第十章 案例研究——以华美银行契约为例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一、举办银行的思潮 |
| 二、清政府内部争议 |
| 三、主要参与人物 |
| 四、“轰传世界”的华美银行协议 |
| 第二节 中美双方往来经过 |
| 一、中美合作的缘起 |
| 二、美方在中国的活动 |
| 三、中方赴美谈判 |
| 四、中外媒体有关报道 |
| 第三节 内外政治经济矛盾与契约订立 |
| 一、清政府内部强大的反对力量 |
| 二、美国政府的局外人态度 |
| 三、广泛的外国反对力量 |
| 四、失败的内部及客观原因 |
| 第四节 事件后续 |
| 结语 |
| 一、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是一种法律关系 |
| 二、同一法律现象在不同历史语境下的解读 |
| 三、政府涉外经济活动与政治的互动关系 |
| 四、终止履行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方式与结果 |
| 五、客观看待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公法性质 |
| 六、倒影民族资本处境的一面镜子 |
| 附录 |
| 一、1887年华美银行事件稀见史料 |
| (一) 李鸿章致美国国务卿巴夏的信 |
| (二) 《李鸿章咨周馥盛宣怀马建忠文》英文件 |
| (三) 李鸿章致美国费城商人黄腾派克的两封信 |
| (四) 美国驻天津总领事致米建威的信 |
| (五)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为马建常(马相伯)开具的介绍信 |
| 二、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目录表 |
| (一) 说明 |
| 参考书目 |
| 一、档案文献、资料汇编、文集 |
| 二、报刊 |
| 三、历史政治类著作论文 |
| (一) 著作 |
| (二) 论文 |
| 四、法律经济类著作论文 |
| (一) 著作 |
| (二) 论文 |
| 五、外人论著 |
| (一)中文 |
| (二)英文 |
| 后记 |
（10）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工业化与现代性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选题的缘起 |
| 二、研究的背景 |
| 三、选题的依据 |
| 四、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工业化与现代设计问题的提出与尺度 |
| 一、工业化与现代设计——问题的出发点 |
| (一)什么是工业化 |
| (二)现代化社会中的现代设计 |
| (三)现代设计行为的主体 |
| (四)工业化范围的界定与运用尺度 |
| (五)社会的现代化与设计的现代化 |
| 二、租界时期上海的工业化商品范式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评述 |
| 一、租界时期上海社会背景研究 |
| (一)综合性研究 |
| (二)租界与历史、政治、社会思想、文化 |
| (三)科学思想与科学技术 |
| (四)经济、人口、生活与风俗 |
| (五)租界时期社会发展论文举要 |
| 二、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工业生产研究 |
| (一)历史、综合性研究 |
| (二)纺织科技、行业及专门史研究 |
| (三)纺织技术及工程研究论文举要 |
| 三、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设计的产生与发展研究 |
| (一)租界时期设计历史、思想、文化类 |
| (二)纺织、服装设计编著与著作 |
| (三)纺织、服装设计论文举要 |
| (四)相关设计类著作及论文举要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的内容与创新 |
| 一、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
| 二、研究的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一)研究的重点 |
| (二)研究的难点 |
| (三)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纺织服装设计的工业化与现代化 |
| 第一节 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一、租界时期历史中的上海 |
| (一)时间的界定 |
| (二)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社会性质的界定与经济形态特征 |
| (三)租界与现代性纺织、服装工业的发展关联 |
| 二、纺织服装工业生产及现代设计的相关概念 |
| (一)动力机器与纺织服装工业化生产范围界定 |
| (二)纺织、服装机制商品、民生设计属性及现代性概念界定 |
| (三)现代纺织服装设计发展阶段界定 |
| 三、纺织、服装的“产业链”与“多元化”的销售模式 |
| (一)上海开埠前传统的手工产销业态 |
| (二)上海开埠后上海地区市场的变化 |
| (三)租界早期上海纺织商品流通渠道的多重性 |
| 四、纺织、服装生产经历的工业化变革 |
| (一)两次西方工业革命的影响 |
| (二)民族纺织工业的产生与艰难发展 |
| (三)租界时期上海纺织产业链的更迭 |
| 第二节 动力机器纺织、服装的生产要素 |
| 一、上海地区纺织原料的发展变革 |
| (一)近代上海地区纺织原料的改进 |
| (二)纺织原料加工方式的变革 |
| (三)近代上海地区纺织品印染原料的演变 |
| 二、劳动者的类型与转变 |
| (一)手工劳动者与现代工人 |
| (二)外地人、本地人与外国人 |
| (三)裁缝学徒与纺织女工 |
| 三、生产组织形式和工具的变革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 |
| (一)动力机器纺织、服装工业的生产组织形式 |
| (二)纺织、服装生产机器 |
| (三)纺织、服装机器生产工艺 |
| 四、动力机器纺织、服装的工业化范式 |
| (一)机制纺织商品种类与范式 |
| (二)机制服装商品种类与范式 |
| (三)上海家用纺织品的现代性体验 |
| (四)上海人着衣的现代性体验 |
| 第三节 纺织、服装工业化与现代设计的发展关联 |
| 一、欧风美雨之吹沫——西方文明传播的效力 |
| (一)上海的市政建设与现代化城市的影响 |
| (二)租界时期西方文化在上海的传播 |
| (三)西方审美影响下的城市新面貌 |
| 二、工业化与现代纺织、服装设计行为的发生 |
| (一)上海纺织工业的发展变迁 |
| (二)租界时期上海纺织工厂创办简况 |
| (三)工业化条件下的纺织、服装生产 |
| 三、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纺织工业的产生与发展 |
| (一)缫丝、丝织工业的产生与发展 |
| (二)棉纺织工业的产生与发展 |
| (三)针织及棉复制工业的产生与发展 |
| (四)毛纺织工业的产生与发展 |
| (五)动力纺织机器工业的产生与发展 |
| 四、现代化与现代纺织、服装设计行为的发生 |
| (一)东方服饰之都演绎的海上繁华梦 |
| (二)文化转型与纺织服装设计的“现代性” |
| (三)纺织服装设计文化功能的嬗变 |
| 第二章 传输与移植:纺织、服装工业的初发萌芽 |
| 第一节 西方纺织、服装工业初入上海 |
| 一、租界的设立与上海的崛起 |
| (一)租界初立时期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环境 |
| (二)租界与华界的巨大差异 |
| 二、“十里洋场”与“奇技奇器” |
| (一)接触西方工业文明的起点 |
| (二)从棉布商业看上海早期的洋布市场 |
| (三)早期洋货市场的局限性 |
| 三、内外贸易与纺织商品流通的初步发展 |
| (一)上海地区棉布商业的“现代性”萌发 |
| (二)交通的发展与商品行销范围的扩大 |
| (三)从生产到消费的间接流通 |
| 四、手工纺织的停滞与动力机器纺织的孕育 |
| (一)欧洲动力机器纺织的迅猛发展与落后的中国近代科技 |
| (二)上海手工纺织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
| (三)外资纺织工业进入上海 |
| (四)洋务运动与上海本土纺织工业的萌芽 |
| 第二节 “古法趋新”与本土纺织服装设计的工业化萌芽 |
| 一、上海地区纺织、服装的传统产销业态 |
| (一)手工纺织生产规模的演变 |
| (二)纺织、服装商品的直接流通 |
| (三)上海地区手工纺织生产设计特征的转变 |
| 二、传统手工纺织业中孕育的工业化种子 |
| (一)古代纺织科技的发展脉络及其影响 |
| (二)高度完善的手工机器和纺织工艺 |
| (三)动力纺织机器的雏形 |
| (四)“中间技术”的过渡 |
| 三、西方技术、商品转移中工业化观念的渗透 |
| (一)晚清上海传统纺织与西式纺织设计生产之差异 |
| (二)传统纺织产品与西方机器纺织产品之差异 |
| (三)伴随西方科技带来的新思想 |
| (四)技术转移与工业化观念转变 |
| 四、西方纺织生产技术变革带来的上海纺织工业革命 |
| (一)纺织生产原材料的开拓 |
| (二)纺织生产机器的更新 |
| (三)纺织生产动力的改进 |
| (四)化学染料对传统染料的超越 |
| 第三节 技术之“变” |
| 一、纺织技术体系的开放性转变 |
| (一)异质文化交流与物质层面交锋 |
| (二)中国古代纺织技术体系的非开放性特征 |
| (三)近代上海纺织科技的开放性转变 |
| 二、早期上海纺织工业中先进的纺织技术举要 |
| (一)洋商创办的缫丝工厂 |
| (二)从缫丝技术看生产方式的差异 |
| (三)上海机器织布局与新式棉纺织机器 |
| 三、“格致”与纺织生产技术的变革 |
| (一)《格致汇编》与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与传播 |
| (二)《格致汇编》中的西方纺织技术 |
| (三)自上而下的自救运动与“格致”的传播 |
| 四、轻盈棉布的“现代”意味 |
| (一)以土布为代表的传统手工艺 |
| (二)以机制棉布为代表的现代机制商品 |
| (三)机制棉布的物质性与文化性 |
| (四)机制布与仿机制布:现代性的认同与模仿 |
| 第四节 渐进的科技发展与设计工业化观念的形成 |
| 一、“有识之士”对“格致”的推动作用 |
| (一)新式学堂与西学学校 |
| (二)派遣留学生 |
| (三)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新式学校的建立 |
| (四)办学是传播和振兴科技的重要途径 |
| 二、“格致”与上海纺织工业萌发 |
| (一)科学技术是本土纺织工业化产生的重要基础 |
| (二)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分工加深是工业化萌芽的动力因 |
| (三)上海地区现代化社会发展的必然性趋势 |
| 三、“格致”的传播与上海现代纺织、服装设计思想的萌芽 |
| (一)新旧兼容的思维模式与科学思想 |
| (二)“排斥”、“不安”与“崇尚”:上海地区社会主流群体的态度变化 |
| (三)移风易俗与文明进步 |
| 第三章 传授与效法:纺织、服装设计的因地制宜 |
| 第一节 百万人口大都市与“外资兴业时代” |
| 一、移民入迁与现代化都市的形成 |
| (一)人口变迁与社会变革 |
| (二)人口结构与社会分层 |
| (三)地缘关系与地域性社会关系构成 |
| (四)人口、文化与设计目的转变 |
| 二、上海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与纺织工业的发展关联 |
| (一)文人墨客眼中的现代化生活 |
| (二)西式休闲娱乐活动的传播 |
| (三)现代化都市的逐步形成 |
| 三、“外资兴业”与上海地区现代设计行为的诞生 |
| (一)工业生产与现代设计行为发生 |
| (二)工业化精神的影响与设计观念的转变 |
| (三)新材料的引进与设计条件的变革 |
| 第二节 “仿行西法”与本土纺织、服装设计的工业化雏形 |
| 一、上海纺织行业产销业态的突破和变革 |
| (一)外资纺织企业的示范作用 |
| (二)“条约”对本土棉纺织工业的积极影响 |
| (三)国家政策的推行对上海纺织工业发展的积极影响 |
| 二、民族纺织、服装工业的起步 |
| (一)内外因共同作用下的民族纺织工业起步 |
| (二)“易服运动”与本土机制服装业的起步 |
| (三)本土纺织、服装机器制造产业的起步 |
| (四)动力机器的重要作用 |
| 三、新旧交替之间呈现的早期纺织、服装设计工业化特征 |
| (一)民族纺织、服装工业诞生的根源 |
| (二)“平等”、“享乐”与“现代性”的本土设计师 |
| (三)纺织、服装工业起步阶段的设计特征 |
| 第三节 技术之“践” |
| 一、新型纺织技术的实践 |
| (一)动力缫、纺技术的实践 |
| (二)动力织造技术的实践 |
| (三)动力机器印花、染整技术的实践 |
| 二、西方纺织技术的本土化适应过程 |
| (一)民族缫丝、轧花机器制造专业的先行发展 |
| (二)纺织工业发展影响下的民族棉纺织、针织机器制造业 |
| (三)丝绸工业的兴起和丝织机器的仿制与改良 |
| (四)仿制、改造的能力与本土化的适应过程 |
| 三、轻薄夏衣:产品设计的拓宽与生活方式的改良 |
| (一)纺织产品的拓宽 |
| (二)面料出新及剪裁进步推动下的服装及纺织产品拓宽 |
| (三)轻薄夏衣与衣着方式的改良 |
| 第四节 工业化冲击下的上海纺织设计的继替与突破 |
| 一、西方科学技术对近代上海纺织技术的影响 |
| (一)中国古代纺织技术的对外传播 |
| (二)中国古代手工纺织机器与西方动力纺织机器的比较 |
| (三)科技流通对上海纺织技术发展的重要影响 |
| 二、西方纺织机器的传入与传统纺织、服装生产的巨大变革 |
| (一)纺织原料与机器材质选择的突破 |
| (二)操作方式的变化 |
| (三)缝纫机和现代服装手工业改良 |
| (四)机制织物令手工织物逐渐成为文化遗存 |
| 三、设计的“焦点”效应与现代设计思想的初践 |
| (一)机制织物和西式服装的“焦点”效应 |
| (二)租界内外服装工业化的区别与设计的联系 |
| (三)工业化生产与纺织、服装设计的现代化动因 |
| (四)现代性纺织、服装设计思想的初期实践 |
| 第四章 变革与惟新:纺织、服装设计的推陈出新 |
| 第一节 上海纺织、服装工业化进程中的进退消长 |
| 一、民国时期民族纺织工业的大规模兴起 |
| (一)华商纺织企业繁荣发展 |
| (二)纺织品销售的变革 |
| (三)“大上海”计划与民族纺织、服装工业的黄金时代 |
| 二、民族品牌与博览会 |
| (一)世界博览会与纺织、服装品牌的国际传播 |
| (二)民族主义推动下展开的全国展览会 |
| (三)对民族固有样式的突破与国家形象的呈现 |
| 三、战争是近代上海纺织、服装设计发展的分水岭 |
| (一)“孤岛时代”纺织、服装工业的式微 |
| (二)“孤岛”时期纺织、服装产业的畸形发展 |
| (三)绝望的抗争:民族纺织、服装企业在压迫中前进 |
| 第二节 民族纺织、服装工业发展的差异性、趋向性与地域性比较 |
| 一、上海地区参差不齐的纺织行业衍变过程 |
| (一)非同步性的纺织行业发展 |
| (二)以棉纺织业为首的行业结构 |
| (三)纺织企业集团化的发展趋向 |
| 二、不同地区纺织工业化的先后及纺织工业基地的形成 |
| (一)上海开众多纺织行业之先河 |
| (二)江浙地区纺织设计生产的继承与发展 |
| (三)租界时期纺织工业分布区域的迁移 |
| 三、近代上海地区服装与纺织行业衍变的比较 |
| (一)纺织、服装行业内产销模式的差异性 |
| (二)对动力机器的依赖性造成的行业衍变差异 |
| (三)“量身定制”、“特异独行”与阶级象征性造成的服装行业衍变 |
| 第三节 技术之“革” |
| 一、传统织物基础上的突破性技术创新 |
| (一)纺织机器的技术创新与民族机器纺织商品的新特征 |
| (二)对舶来织物质感的仿效 |
| (三)基于传统丝织物基础上的技术与产品创新 |
| 二、廉价材料转化为美:人造丝的混织与印染应用 |
| (一)人造丝的诞生和混织应用 |
| (二)人造丝与近代上海丝织品种的拓宽 |
| (三)进口动力织机与混纺机织物 |
| (四)“化学反应”中的技术革新 |
| 三、技术的变革与纺织、服装设计的“现代性” |
| (一)现代化纺织产品设计的变革 |
| (二)泳装与上海新运动时尚 |
| (三)构建现代生活的新面貌与对地区形象的重新塑造 |
| 第四节 本土纺织、服装设计的民族意识觉醒 |
| 一、外资纺织、服装企业的垄断和压迫 |
| (一)上海地区外资棉纺织工厂的发展与垄断 |
| (二)日商纺织集团掀起的在华纺织事业高潮 |
| (三)进口毛纺织商品和外资毛纺织工厂的垄断和压迫 |
| (四)压迫之下掀起的国货运动与民族认同 |
| 二、国货运动对本土纺织、服装工业发展的推动力 |
| (一)国货运动与“民族认同” |
| (二)《国货样本》与民族纺织、服装工业的现代化 |
| (三)《国货样本》与国货认识 |
| (四)纺织、服装构建的设计身份认同 |
| 三、现代性纺织、服装设计构建的物质文化与价值导向 |
| (一)具有现代性特征的上海物质文化构建 |
| (二)社会阶层文化差异下纺织、服装的物质文化表现 |
| (三)民国中期的时装展演:现代性物质文化的价值导向功能 |
| 第五章 融合与变迁:双轮驱动下的上海纺织、服装设计 |
| 第一节 上海是中国近代纺织、服装设计的大本营 |
| 一、纺织、服装行业是现代设计行为发生的河床 |
| (一)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的现代设计定义与定位 |
| (二)现代设计区别于传统设计的重要特征 |
| (三)现代美术思想与现代设计观念的产生 |
| 二、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设计、教育产业 |
| (一)租界时期上海的设计机构、教育机构和学术科研团体 |
| (二)纺织教育与现代性纺织、服装设计 |
| (三)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设计著作的诞生与发展 |
| 第二节 租界时期上海纺织设计的“革旧鼎新” |
| 一、实践的智慧:纺织机器的本土化改良与设计创新 |
| (一)租界时期上海纺织生产工具设计的发展历程 |
| (二)纺织机器的仿造、改良与创新 |
| (三)上海纺织机器设计的工业化特征 |
| 二、多元化的纺织图案设计创新 |
| (一)纺织图案设计的引进和图案设计专业的建立 |
| (二)中西绘画差异与纺织图案设计风格转变 |
| (三)纺织图案设计是构建艺术与制造之间的桥梁 |
| 三、纺织产品设计及品牌意识的觉醒 |
| (一)纺织产品的开拓创新与民族纺织品的商标设计 |
| (二)纺织品广告设计与传播、消费关联 |
| (三)地缘文化影响下的现代纺织设计 |
| 第三节 “服色时易”与近代上海服装设计的发展变迁 |
| 一、服装设计与上海“文化地图”中的服饰文化识别 |
| (一)一个时代的“影像” |
| (二)“变化多端”的设计形式 |
| (三)现代服装设计是文化结构变化的先锋 |
| 二、本土服装设计的变化与突破 |
| (一)西方文化影响下服装形制的变化 |
| (二)侨民着装影响下的搭配方式变革 |
| (三)真正的童装:本土儿童服装设计的诞生 |
| 三、时尚意识与社会追求:“迥异”的男、女服装设计趋向 |
| (一)保暖、礼仪和身份识别:服装功能的演进 |
| (二)差别化与多样化:租界时期上海地区服装设计的工业特征 |
| (三)改良旗袍与中山装:两种设计经典的物化呈现 |
| 第四节 、文明转型与纺织、服装设计的互动趋向 |
| 一、现代化生活方式的蜕变与现代设计的体现 |
| (一)文明的教化与民俗的改变 |
| (二)西式婚礼服:民俗改良在服装设计中的体现 |
| (三)纺织、服装广告对现代化生活方式构建的影响 |
| 二、租界时期上海消费文化与设计的现代性 |
| (一)西方侨民消费方式的影响与百货公司对新式消费的建立 |
| (二)阶层的分化与品味的培养:上海消费文化的改变 |
| (三)设计的现代性与审美的现代性 |
| 三、“人”的现代性与设计的现代性 |
| (一)源自设计、生产与消费环节的“人” |
| (二)设计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文化关联 |
| (三)上海都市文化对现代设计的影响 |
| 结论 |
| 第一节 上海现代纺织、服装设计的特点与研究价值 |
| 第二节 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纺织、服装工业变革与现代设计行为的诞生与发展的关系以及深层原因 |
| 第三节 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纺织、服装工业化对现代设计的启迪 |
| 一、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现代纺织、服装设计对当代设计的启示 |
| 二、在异质文化交流中再获新生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中國近代官僚資本的实質及其与民族資本的区別（论文参考文献）
- [1]过渡时期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审视[D]. 张婷.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2]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D]. 刘后德. 山东大学, 2020(10)
- [3]做一个有思想、负责任的历史教师 ——高中中国近代史教学内容问题之案例研究[D]. 王德民. 华东师范大学, 2013(10)
- [4]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认识的历史进程[D]. 张立影. 中共中央党校, 2010(10)
- [5]孙中山民生主义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宋浠睿. 吉林大学, 2020(08)
- [6]近代中国公司法律制度演化研究[D]. 李健. 辽宁大学, 2020(01)
- [7]市场经营主体替代与经济绩效研究 ——兼及中国与日德工业化进程比较[D]. 李飞. 中国政法大学, 2013(03)
- [8]近代中国公司治理思想研究[D]. 杨勇. 复旦大学, 2005(07)
- [9]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D]. 谈笑. 湖南师范大学, 2018(01)
- [10]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工业化与现代性设计研究[D]. 鞠斐. 南京艺术学院,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