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国会的两院协议会及通过协议成立的法律（论文文献综述）
金度勋[1]（2021）在《国内否决者与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 ——韩日农业贸易自由化比较研究》文中指出论文旨在通过对韩国和日本两国国内行为体的政治行为的比较分析,考察韩日两国农业贸易自由化进程呈现不同结果的原因。为此,论文采用双层博弈论和否决者理论的研究框架,并通过“获胜集合（Win-Set）”概念分析贸易谈判的过程,验证了三个国内政治因素——即“国内行为体的偏好及权力分布”、“国内政治制度”和“谈判代表的战略”——和农业贸易自由化水平之间存在着显着的相关关系,论文进而分析其因果逻辑。作者提出的假设是,韩日两国的农业政治经济结构塑造并影响着政府、国会等国内行为体的偏好结构以及政治制度的设置,而国内行为体的偏好结构以及政治制度的设置又限制着韩日两国谈判代表在农业贸易自由化谈判中可能采取的战略,这最终决定了韩日两国在农业贸易自由化谈判中所达成协议的内容。为检验这一假设,论文以韩国和日本两国所展开的八场谈判为案例进行了比较分析。具体而言,作者将韩日两国的农业贸易自由化进程分为两个阶段进行比较分析,即1980-2000年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框架下的第一阶段和2000年代以来在自由贸易协定（FTA）框架下的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韩国和日本两国的农业贸易自由化进程主要是由美国的压力引发,这一阶段的贸易谈判围绕大米、牛肉等重要农产品市场的开放——即“关税化（Tariff ication）”——问题所展开。在这一阶段,韩日两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差异导致了两国在牛肉和大米市场自由化谈判中得到不同的结果。其中,两国国内否决者对贸易自由化的偏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韩国,总统、政府各部门和国会等决策部门在这个阶段的偏好一致,他们坚决反对国内农产品市场的开放。这种偏好结构使得韩国的获胜集合规模很小,从而加强了政府抵制“外压（Foreign Pressure）”的谈判筹码,也使得韩国最终获得了近乎理想的谈判结果。相反,日本国内各行为体对农业贸易自由化形成了分散的偏好结构,即政府和执政党内部同时存在着对农业贸易自由化持赞成和反对立场的行为体。其中,支持自由化的行为体作为美国“沉默的盟友”通过说服国内鹰派等方式扩大了本国的获胜集合;他们通过扩大获胜集合并向本国政府施加压力的方式促进了日本的农业贸易自由化。在第二阶段,韩国和日本两国以自由贸易协定（FTA/EPA）的形式推进贸易自由化进程,但在这个阶段,由于韩日两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差异,两国在农业贸易自由化中又展现了与第一阶段截然不同的面貌。具体而言,韩国的国内政治因素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国内行为体的偏好及权力分布方面,国内行为体对农业贸易自由化问题形成了分散的偏好结构,而且对外贸易谈判的权限集中于通商交涉本部,而标榜保护主义的农林水产部只发挥了有限的作用;在国内政治制度方面,在2008年出现的“一致政府”状态下,在野党的牵制能力处于弱势地位。这些国内政治因素的变化使得韩国同美国、欧盟等农业强国签订了高水平的自贸协定,从而大大开放了国内农产品进口市场。与此相反,日本在这个阶段的三个国内政治因素与第一阶段相比变化不大,这使得日本在这个阶段在农业贸易自由化谈判方面相对于韩国而言表现出保守的特征。在这个阶段,虽然日本政府在农业贸易谈判的政治制度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集中了权力——如于2013年设立“TPP政府对策本部”并统一政府的对外贸易谈判权限,也成功地推进并签署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但是农林水产省依然在“四省共同议长制度”下事实上长期控制着农业领域的贸易谈判权限,而且农林族议员通过农政“铁三角”在国内决策机制中仍发挥强大的影响力,这种情况一直约束着国内农产品市场进一步开放的水平,从而使日本在TPP谈判中成功地阻止了大米、小麦、猪牛肉、乳制品、糖类等五大“圣域”农产品的贸易自由化。综上,韩日两国在农业贸易自由化中,韩国表现出先保守后开放的特征,而日本相对韩国而言表现出先开放后保守的特征。之所以韩日两国在农业贸易自由化过程中会产生这样的差异,其因主要在于韩日两国三个国内政治因素在不同阶段的不同表现。也就是说,韩日两国的国内政治因素存在的差异导致了两国在农业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出现不同的结果,从而验证了三个国内政治因素跟自由贸易政策的协商结果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因果关系。特别地,在三个国内政治因素中,应该优先考虑“国内行为体的偏好和权力分布”,因为它对政治选择具有基础性的导向作用;其次,应考虑“国内政治制度”,如谈判权限是否集中、批准方面是否存在“分治政府”,因为这两方面的内容制约着政治家与谈判代表在政治抉择中的制度空间;再次,在前两大因素的基础上,探讨“谈判代表的战略”,相对而言,“谈判代表的战略”同时受到其他两大因素的制约,也就是说,“国内行为体的偏好及权力分布”和“国内政治制度”决定了“谈判代表的战略”是否能够作为重要变量以及其在谈判中所能发挥出的作用水平。
张杨[2]（2021）在《日本政党法治体系研究及启示》文中研究说明政党法治包括规范政党活动的国家宪法、法律和政党党内法规两个层面。日本是政党法治体系比较成熟的国家之一,既集中体现了西方国家强调民主、自由、法治的共性特点,又体现了其作为东方儒家文化圈国家强调伦理、集体、自律的个性特点。总结梳理日本政党法治体系的结构与特点,深入分析其形成和发展的背景,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的政党法治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日本政党法治的"橄榄状"体系结构形成于战后多党政治体制、选举制度及政党格局的背景下,对于中国完善规范政党活动的国家法律体系、提升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科学化水平、加强政党法治教育提供了可资借鉴之启示。
张杨[3]（2021）在《日本政党法治与《日本国宪法》的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日本自明治维新时期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开始建立资产阶级多党议会制,发展政党政治,最终却走向了失败。1947年《日本国宪法》颁布实施,为战后日本建立资产阶级多党议会制奠定了基础,并且对于战后日本政党政治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与《大日本帝国宪法》相比较可以发现,《日本国宪法》对日本政党法治建设至关重要,它从人民主权的政治环境、政治体制的结构关系、政治机构的运转机制三个方面,为日本政党建设奠定了基础。同时,《日本国宪法》也为日本政党法治发挥了基石作用。
欧子轶[4]（2021）在《日本众议员对南海问题的认知 ——基于日本国会会议录的研究（1955-2020）》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这篇文章通过对日本国会会议录中有关南海问题发言的研究,分析了从1955年到2020年日本众议员对于南海问题的认知的内容、成因和影响。论文使用KHcoder软件对文本进行大数据分析,整理为三个主题,九个详细议题:经济主题上的渔业问题、油气问题;政治主题上的东南亚外交政策问题、东海与南海的联动、美日同盟、国内安全政策问题和国际法问题;军事主题上的外国军事存在议题和日本军事介入议题。并根据议题对研究对象进行了内容的全面分析。随后,将议题与时间轴重叠,总结出日本众议员对南海问题的五个不同认知时期的不同特点:1955到1980的经济开发绝对主导时期、1980到1992的防备苏联和确保海上航线安全时期、1990到2010的初步介入南海问题时期、2010到2015的积极介入南海时期,以及2016年至今的总结调整时期。从现实和认识等角度,对各个时期认知形成和改变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发现不同时期的认知特点,与当时日本实力与国内政治需求、美国的政策取向和中日关系三个因素有密切联系。为了考察政党政治因素与议员发言的倾向的关系,论文将发言分为:积极赞成介入型、温和赞成介入型、温和反对介入型和积极反对介入型。随后,论文考察了众议员所属的不同党派和议员发言倾向的关系,发现虽然大多数议员发言倾向与议员所属政党政治倾向基本一致,但中左翼政党的发言与政党政治倾向关系不大。这很可能与冷战后日本保守化的不断深入和中左翼政党的逐渐右倾化有关。最后,这篇文章考察了日本众议员对于日本南海问题政策的影响,总结了众议员对日本对外政策的5种影响方式,并以日本南海政策生成为例,考察了 5种影响方式是如何在该议题上发挥作用的。
汪颖奇[5]（2021）在《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上世纪交替之际,时论常常将中国比作一叶放于中流的扁舟,处于两头不到岸的处境里,这种“两头不到岸”用于形容近代中国的一个特殊的群体——过渡时代的功名士人——也极为贴切。他们从小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又成长于西学东渐的时空背景下,或多或少都受到新学的影响。他们亲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既不同于以往只接受过传统教育的旧士人,又区别于孕育于新式教育之中的新知识分子,扮演着士人群体新陈代谢中承上启下的角色。他们的经历与变迁,可以视为近代中国社会新旧转型的缩影。徐兆玮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人生阶段与中国近代几个重要历史阶段互相重合,出生于1867年的他青年时期经历戊戌维新,壮年时期恰逢清末新政、辛亥鼎革,晚年时期又体会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在社会的急剧变迁里,徐兆玮一生都在不断调适、转型,是时代变迁下一个鲜活的“生命体”。戊戌前后是徐兆玮的思想转型期,原本家族并不显赫的他通过科举考试取得进士功名,在地方上拓展自己的生活空间和交游网络。他由何市镇走向常熟县域,参与城区事务,并提升家族影响力。在戊戌维新的思潮中,三十而立的他开始接触新书,其阅读结构和思想发生变化。他心怀经世期许,同时秉持着传统士人教化乡里的责任感,在地方办理慈善事业、发展教育农商,开展经世实践。清末新政是徐兆玮面临的第一个关键转型期。清末新政一方面为士人提供了“立功”实践的良机;另一方面,废科举、改革教育制度,又令他们失去了维系自身文化权力的制度基础。心怀“立功”理想的徐兆玮,在常熟地方事务中虽已小有成就,但不愿株守地方,因此去京城拓展交游网络、寻求仕进之捷径。然而受限于清末官制改革的政治环境,自身竞争力不足等因,他未能成功谋取理想实缺。面对旧学不足以救亡图存,传统功名难谋个人发展的状况,徐兆玮奋然赴日游学。遗憾的是,即便游学回来,其入仕目标依然未能实现,在地方自治开展的如火如荼的浪潮中,他选择暂时返回家乡常熟,参与地方新政事务。辛亥鼎革是徐兆玮迎来的第二次转型期。对清政府的失望、通过地方自治实践积累的资本,成为他易代之际成功转型的主客观因素。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被推举为常熟县民政副长,在稳定地方秩序中起到重要作用。民国建立后,他成功当选为国会议员。从翰林院编修到成为民国“代议士”的他怀着对民国的美好期待,数次北上参加国会,但在混乱的民初议会实践里,其对政党政治乃至对民国的观感都渐趋失望。此后,他的关注重心进一步转向地方。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伴随着时人开始意识到器物、制度不足以救国,而唯有文化才能救国的觉醒,新一代知识分子带着民主与科学、全盘西化、提倡白话文等主张走上历史舞台。传统儒家伦理道德与文化受到无情打击,徐兆玮这一代功名士人则已经逐渐步入花甲之年,从年龄到思想都已成为知识分子眼中的“老新党”。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与不合潮流的心态,推动徐兆玮的重心进一步由国到乡、由政转文。通过搜集乡邦文献、藏书编书、修撰地方志等文化活动,徐兆玮等人由“立功”到“立言”,以维持传统文化于不衰,维系自身文化权力于不坠。并在与志同道合友人的诗文唱和之中,展现着他们的身份认同与怀旧心态。此外,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在近代士人身上亦有所体现,作为微观的个体,徐兆玮的“生命史”展现出开放的思想心态,理性、务实的处事作风,刚柔并济的行为面相,体现出江南文化开放包容、“刚柔并济”的文化特征。作为近代士人群体的一员,徐兆玮又反映出上承传统,下接现代的过渡一代功名士人的某些共同特征。他们面对着时代变局,应时而起、心忧天下,践行传统士人“三不朽”的人生理想,为了应付历史经验之外的世界,他们追求新知、自我调适,但内心深处仍保持着对传统儒家文化、伦理秩序的认同与坚守。士人因应时势,时代亦随人事而变迁,随着近代以来求新求变走向激进化,士人内在安身立命的儒家传统文化逐渐被抛弃,士人之“道”被动摇所致的失范、脱序与危机,造成了他们心灵的“两头不到岸”之感。徐兆玮的“心灵史”体现了近代士人在政治、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国家与个人交织,“趋新”与“怀旧”杂糅、憧憬与迷茫共存的矛盾、困惑与焦虑心态。
杨森[6]（2021）在《政官财三角体制视角下战后日本政商关系透析》文中研究表明战后日本接受美国占领军的民主化改革,民主政治正式取代以天皇为中心的封建君主专制政治,政党政治成为日本的政权组织形式。这期间,伴随着大大小小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些代表企业利益的商人团体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保障和维护自身利益,需要与立法和行政机关沟通交流,政商互动关系就此出现。拥有不同观念立场的商人为争取有限的公共资源,不断尝试去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决策过程。为了获得利于自身发展的优惠政策,商人们积极游说政治家和政府官员,与其建立良好而亲密的关系。政界、官界与财界三者之间的相互制衡、相互合作的过程,就是日本政商关系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本文试图探究战后日本政官财三个主体背后的运作关系,力求理清日本政商关系的演变历程。绪论部分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研究方法及本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正文部分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是界定政商关系概念,理清政商关系概念中的主体与层次,同时概述发展型国家理论,梳理发展型国家的国家与市场关系。第二章分析政官财三角体制中的“政”,即政界,本章从政党、国会两个方面进行分析,进而探究日本一党独大的政治体制,着重分析日本特色的派阀政治以及国会中的族议员现象,最后通过典型案例对金权政治进行简要解读。第三章分析政官财三角体制中的“官”,即官界,本章从日本的三个主要官厅,通产省、大藏省和审议会入手,引出战后官僚主导经济的三个主要阶段,梳理分析这三个阶段经济计划内容的变化,最后探讨政府干预市场的两个手段,行政指导与官员空降。第四章论述政官财三角体制中的“财”,即财界,本章从战后不同团体的发展变化开始,进而分析日本利益团体决策参与的过程,企业与政府的互动,最后重点对政官财三角体制运作下的日本政商关系进行讨论。结语部分是对文章的观点进行总结,即政界为官界提供相对宽松的政策制定环境;官界运用此自由度选择商界企业进行政策扶持;获得发展的商界以金钱等手段对政界持续影响,三者形成的三角体制影响日本政商关系的走向。
王鹏飞[7]（2020）在《平成日本政治结构演变与参议院在国会中的作用转换》文中研究表明战后日本的国会制度采用两院制,由众议院和参议院组成,是国民主权下的最高权力机关和唯一立法机关。两院均由普选产生,犹如国之双目反映国民公意。参议院作为"再考之府",对众议院以"民主多数决"原则下形成的法案,进行再审议,抑制盲目多数与政党偏私,在制度上具有相对独立性。然而,在"55年体制"时期由于自民党独占国会众参两院的多数议席,在党内事前审查制度下参议院一度沦为"众议院的附属品"丧失机能。平成时代以降,随着"55年体制"的瓦解与政治改革的推行,参议院的政治作用日益凸显,其运转经历了三个阶段:平成前期参议院的多党化格局与协商政治;平成中期参议院的执政党化重组与联立政权;平成后期参议院的在野党化与政权更迭。现今在安倍一强独大政治之下,作为"再考之府"的参议院正面临严峻考验。
张伯玉[8]（2018）在《论日本自民党的中央集权化》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进行的两次大的政治制度改革以及后来断断续续进行的仍处于其延长线上的制度改革,在促进日本政治体制转型与政治生态环境变化的同时,也推动了自民党的中央集权化。自民党内以派阀为代表的非正式组织功能弱化,以总裁为中心的执行部的重要性增强,权力向以总裁为核心的执行部集中。在实际的政治运行过程中,政治制度改革的两大制度性效应即内阁首相权力的扩大与自民党总裁权力的集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出现"首相支配"现象。"安倍一强"的出现,是自民党中央集权化趋于成熟的象征。强大的首相（总裁）权力仍然存在不能有效控制的空间——参议院。与众议院选举制度不同、议员任期不同以及宪法赋予它的法律权限等制度性安排,使参议院具有高度独立性,同时,自民党只要不能单独控制参议院过半数议席,与公明党在参议院的联合便不可或缺。首相则有必要在参议院与联合公明党共同通过法案的参议院自民党合作。参议院成为自民党的"软肋"。
徐万胜[9]（2017）在《日本首相更迭的政治学研究》文中认为二战后,日本首相更迭较为频繁。日本众议院选举、参议院选举及执政党党首选举,是促发首相更迭的制度性因素。在首相更迭的政治过程中,派阀领袖是最核心的行为主体,且党首选举与派阀政治共生,社会传媒影响内阁存续。首相任期与经济增长、派阀抗争、日美同盟等政治生态因素密切关联。在自民党政权的不同发展阶段,首相更迭的利弊得失不尽相同,冷战后党员投票的引入则强化了新任首相的决策权威性。
郭亦飞[10]（2017）在《日本政治右倾化根源研究》文中提出近些年来日本政坛与社会右倾化程度空前严重,这一趋势在首相安倍晋三上台后显得更加突出,在参拜靖国神社、美化侵略言论、争议领土、修改和平宪法方面出现大后退,中日关系也在不断的突发事件中降至冰点。那么,是否是安倍晋三首相个人主导了日本政坛右倾化加剧?抑或主导原因是安倍晋三隶属的自民党与公明党执政联盟?笔者在推演中发现了二者都无法充分解释日本政坛整体右转的事实,但经过分析发现了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权力差距不断缩小直至反超与日本右翼势力逐渐猖獗直至主导日本政坛与社会右倾化有着密切的相关联系。二者间具有着因果联系,中日权力的差距是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决定性因素,而个人因素、政党因素在政治右倾化中扮演辅助作用,日本民众的认知在日本政治右倾化中扮演中介传导因素,在可预见的未超日本,日本政治右倾化现象将更加严重,中日间的冲突也会只增来,随着中国包括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在内的综合权力更进一步反不减。本文通过现实主义理论与现实的视角,以冷战末期到安倍晋三第二届任期结束为主要分析时间段,对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发展、特点、表现与主导性原因进行研究。论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对学界日本右倾化的研究做了概括性说明,着重以安倍晋三时期为例。日本政治右倾化是一种政治倾向、政治思潮,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并在之后逐渐发展壮大,并在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与安倍晋三第二届执政时期达到高潮。主要表现有主张修改和平宪法、美化侵略历史、支持并带领日本高层参拜靖国神社、争夺钓鱼岛等,特点有右翼主导性、渐进加强性、形式多元性与实用主义等。第二章开始探究首相个人与执政党派在日本政治右倾化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所起的作用。通过首相平均在位时间、法案通过程序、派阀结构对首相的塑造以及政治家与技术官僚的区分等方面分析首相个人在日本政治右倾化发展中的局限性,通过执政党理念的变化与民众对执政党的客观要求等方面分析执政党在日本政治右倾化发展中的局限性,反驳首相个人与执政党在日本政治右倾化中扮演的主导性原因。第三章探究中国与日本相对权力差距缩小乃至反超的现实与同日本缩小差距的速度与日本政治右倾化的相关关系及其内在因果联系。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以经济力量与军事力量为指标论证:日本政治右倾化的程度与中日权力差距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的,日本政治右倾化程度越高,就表明中国的权力在逐渐上升,并且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权力差距越来越小。通过安全困境、民众对华认知等方面,论证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权力差距的改变,会直接影响中国与日本的安全困境变化,日本政治右倾化程度不断的提高,论证民众认知一方面受政治右倾化影响,一方面又推动政治右倾化发展的因果关系。第四章介绍了笔者对日本政治右倾化发展的预测与中国应采取的对策。说明了日本政治右倾化将会继续发展壮大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但其政治右倾化高潮的周期性波动却受制于多种其他因素影响,而中日两国政府在控制政治右倾化周期性波动的持续时间、间隔、烈度等方面仍有很多需要共同努力的地方。
二、日本国会的两院协议会及通过协议成立的法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日本国会的两院协议会及通过协议成立的法律（论文提纲范文）
（1）国内否决者与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 ——韩日农业贸易自由化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政治制度与对外贸易政策 |
| 1.2.2 有关韩国和日本FTA政策的研究 |
| 1.3 研究框架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意义及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分析框架:双层博弈论 |
| 2.1 双层博弈和获胜集合 |
| 2.1.1 双层博弈:国内政治与对外谈判的互动 |
| 2.1.2 获胜集合 |
| 2.2 偏好、制度和战略 |
| 2.2.1 国内行为体的偏好、权力分配和可形成联盟 |
| 2.2.2 国内政治制度 |
| 2.2.3 谈判代表的战略 |
| 第三章 韩日农业政治经济比较 |
| 3.1 韩日农业结构比较 |
| 3.1.1 韩国的农业结构 |
| 3.1.2 日本的农业结构 |
| 3.2 韩日官僚组织的决策模式比较 |
| 3.2.1 韩国的官僚体系及其变迁历程 |
| 3.2.2 日本的官僚体系及其变迁历程 |
| 3.3 韩日国内批准制度比较 |
| 3.3.1 韩国的批准程序 |
| 3.3.2 日本的批准程序 |
| 第四章 多边贸易体制下的韩日农业贸易自由化(1980-1990 年代) |
| 4.1 韩国的农业贸易自由化 |
| 4.1.1 韩美牛肉进口自由化谈判 |
| 4.1.2 乌拉圭回合和韩国的大米关税化 |
| 4.2 日本的农业贸易自由化 |
| 4.2.1 美日牛肉/柑橘进口自由化谈判 |
| 4.2.2 乌拉圭回合和日本的大米关税化 |
| 4.3 多边贸易体制下韩日农业贸易自由化的异同及其原因 |
| 4.3.1 多边贸易体制下农业贸易自由化的异同 |
| 4.3.2 贸易自由化进程不同的原因 |
| 第五章 自由贸易协定下的韩日农业贸易自由化(2000 年代以来) |
| 5.1 韩国的自由贸易协定与农业贸易自由化 |
| 5.1.1 部分开放时期(2001~2006):以韩国智利FTA为例 |
| 5.1.2 全面开放时期(2006~至今):以韩国美国FTA为例 |
| 5.2 日本的自由贸易协定与农业贸易自由化 |
| 5.2.1 部分开放时期(2001~2013):以日本墨西哥EPA为例 |
| 5.2.2 全面开放时期(2013~至今):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为例 |
| 5.3 自由贸易协定下韩日农业贸易自由化的异同及其原因 |
| 5.3.1 自由贸易协定下韩日农业贸易自由化的异同 |
| 5.3.2 贸易自由化进程不同的原因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日本政党法治体系研究及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一、导言 |
| 二、日本政党法治体系的结构与特点 |
| (一)日本政党法治的“橄榄状”体系结构 |
| (二)日本政党法治体系的三个特点 |
| 1．国家法律层面对政党团体及个人的资金规范更加具体和细化。 |
| 2．代表性政党党内法规的组织性纪律性更为突出和严格。 |
| 3．代表性政党对党内法规的教育更为制度化、体系化和经常化。 |
| 三、日本政党法治的形成背景 |
| (一)植根于多党政治体制的土壤 |
| (二)适应于日本战后选举制度的演变 |
| (三)立足于日本一强多弱政党格局的特点 |
| 四、对中国政党法治建设的启示与思考 |
| (一)完善规范政党活动的国家法律体系 |
| (二)提升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科学化水平 |
| 1．要注重关键环节“精准”立法。 |
| 2．党内法规必须坚持党的核心价值和组织原则。 |
| (三)加强政党法治教育 |
（3）日本政党法治与《日本国宪法》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宪法与政党法治的关系 |
| (一)宪法性质决定政党法治的边界 |
| (二)宪法是政党法治行为的根本规范 |
| (三)宪法是政党法治体系的根基 |
| 二、《大日本帝国宪法》与日本的政党政治 |
| (一)《大日本帝国宪法》保障实现了有限的政党政治 |
| 1．奠定了有限的民主法治环境基础。 |
| 2．搭建了君主议会体制的体系结构。 |
| 3．明确了政党政治运转的根本遵循。 |
| (二)《大日本帝国宪法》对近代日本政党政治发展作用的局限性 |
| 1．《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的国体性质没有为政党政治提供真正的民主环境。 |
| 2．《大日本帝国宪法》搭建的体制结构没有为政党政治拓展完整的发展空间。 |
| 3．《大日本帝国宪法》设计的运转机制没有为政党政治建立完善的程序规范。 |
| 三、《日本国宪法》对日本政党法治的基石作用 |
| (一)《日本国宪法》奠定了政党法治的政治环境基石 |
| 1．奠定了政党政治权力来源合法性的根基。 |
| 2．奠定了政党政治组织发展自主性的根基。 |
| (二)《日本国宪法》奠定了政党法治的体制结构基石 |
| 1．强化了最高权力机关的实质性授权保障。 |
| 2．规范了政党依法获得行政权力的渠道。 |
| 3．完善了合法性与权威性相互制衡的权力制约体制。 |
| 4．搭建了政党参与地方自治的体制框架。 |
| (三)《日本国宪法》奠定了政党法治的运转机制基石 |
| 1．完善了政党议员身份依法产生的规范机制。 |
| 2．明确了最高权力机关内部协调运转的关系机制。 |
| 3．细化了最高权力机关制衡行政权力的具体机制。 |
| 4．优化了政党权力解构重组的制约机制。 |
| 5．健全了地方自治中的政党政治运转机制。 |
| 四、结束语 |
（4）日本众议员对南海问题的认知 ——基于日本国会会议录的研究（1955-2020）（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关于日本国会和议员的研究 |
| (二) 关于日本对南海认知和政策的研究 |
| 四、数据的选取与研究方法 |
| (一) 数据的选取 |
| (二) 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和研究背景 |
| 第一节 认知的概念与理论 |
| 第二节 南海问题的内涵与历史沿革 |
| 第二章 日本众议员涉南海发言的议题分析 |
| 第一节 经济主题文本分析 |
| 一、渔业问题 |
| 二、油气资源开发 |
| 第二节 政治主题文本分析 |
| 一、南海问题与日本对东南亚外交政策讨论 |
| 二、东海、南海问题联动 |
| 三、南海问题与美日同盟 |
| 四、南海问题与安全政策改变 |
| 五、“南海仲裁案”与国际法 |
| 第三节 军事主题文本分析 |
| 一、外国在南海军事存在 |
| 二、日本在南海的军事介入尝试和阻力 |
| 小结 |
| 第三章 日本众议员南海问题认知的特点和成因分析 |
| 第一节 历史视角下众议员南海问题认知的分期和成因 |
| 一、经济开发绝对主导时期(1955-1979) |
| 二、防备苏联和保证“生命线”安全时期(1980-1990) |
| 三、初步介入南海问题时期( 1991 -2009) |
| 四、积极介入时期(2010-2015) |
| 五、调整时期(2016-2020) |
| 小结 |
| 第二节 政党政治视角下众议员南海问题认知的类型和成因 |
| 一、激进赞成介入型 |
| 一、温和赞成介入型 |
| 三、温和反对介入型 |
| 四、激进反对介入型 |
| 小结 |
| 第四章 众议员对南海问题认识对于日本南海政策的影响 |
| 第一节 众议员在日本对外政策制定中的角色 |
| 第二节 众议员影响南海政策的路径和表现 |
| 一、国会内的参与 |
| 二、“族议员”影响力的发挥 |
| 三、政策部会与党内决策渠道 |
| 四、众议员成为首相 |
| 五、议员联盟的影响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日本众议员涉南海问题发言情况详表(1955-2020) |
（5）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三 研究思路与理论借鉴 |
| 四 研究对象分析与资料介绍 |
| 第一章 戊戌前后徐兆玮的经世期许与思想变动 |
| 第一节 “从何市到常熟”:地方社会中的家族与权势网络 |
| 一 何市镇状况 |
| 二 徐氏家族及姻亲网络 |
| 第二节 “乡谊”与实践:徐兆玮的社会交往与经世期许 |
| 一 社交网络与交游活动 |
| 二 守望乡邦与道德教化 |
| 第三节 “青萍之末”:从阅读世界看维新思潮与士人思想变动 |
| 一 维新思潮的出现 |
| 二 旧学与新知:徐兆玮的阅读结构 |
| 小结 |
| 第二章 清末新政时期徐兆玮的“立功”实践与转型 |
| 第一节 徐兆玮的“立功”期望与翰林公务生活 |
| 一 共预新政的地方士人 |
| 二 入京动机与翰林公务生活 |
| 第二节 徐兆玮居京的社会活动与谋官生态 |
| 一 在京社会交往 |
| 二 日常活动空间 |
| 三 京师政治生态与个人状态 |
| 第三节 应变:游学日本的动机、体验与心理感受 |
| 一 游学动机与对异邦的想象 |
| 二 观光游历的感官体验 |
| 三 对都市文明的理性思考 |
| 四 阅读选择与关注焦点 |
| 小结 |
| 第三章 权变与调适:辛亥鼎革前后的政治抉择 |
| 第一节 从翰林编修到国会议员:辛亥前后徐兆玮的身份转型 |
| 一 由国到乡:归国谋职失利后转向地方自治 |
| 二 1911年再次入京失望到离京返乡 |
| 三 民政副长到国会议员:鼎革之际的身份转化 |
| 第二节 1913至1923年的参政议政实践与民国印象 |
| 一 1913年的国会议政实践与心态变化 |
| 二 国会恢复与徐兆玮的无心留恋 |
| 第三节 国会议员与地方资源争夺——以争夺农村师范分校为中心 |
| 一 事件缘起与常熟士绅因应 |
| 二 事件转机与士绅分歧 |
| 三 士绅裂化与纷争结束 |
| 小结 |
| 第四章 “五四”之后由“立功”到“立言”的新取向 |
| 第一节 五四“潮流”之外的士人:徐兆玮对国事日渐疏离 |
| 一 渐趋排斥:徐兆玮对五四新文化的态度 |
| 二 小镇隐居:1920年代江南士绅隐逸的一种方式 |
| 三 由政转文:隐逸期间的文化活动 |
| 第二节 士绅文化权力的延续:以《重修常昭合志》为中心 |
| 一 从参与到总纂——徐兆玮接任《重修常昭合志》的编修工作 |
| 二 《重修常昭合志》的体例与书写 |
| 三 地方志中士人文化权力的实践 |
| 第三节 结社与文化认同——以虞社诗文唱和为中心 |
| 一 虞社创办与发展 |
| 二 文化认同:徐兆玮与虞社同人的诗文唱和 |
| 三 科举功名士人的其他文化活动 |
| 小结 |
| 余论 士人因应的区域比较——以徐兆玮、刘大鹏为例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1-1 徐氏家族世系图 |
| 2-1 徐兆玮在京日常活动统计表 |
| 2-2 徐兆玮在北京出行去处统计表 |
| 4-1 光绪《重修常昭合志》与民国《重修常昭合志》对照表 |
| 4-2 1931年虞社社员名单 |
| 4-3 1928至1937年《虞社》各期刊载情况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政官财三角体制视角下战后日本政商关系透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四 本文的研究方法和结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本文的结构 |
| 五 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 |
| (一)本文的创新点 |
| (二)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基本概念界定及相关理论概述 |
| 第一节 政商关系概念界定 |
| 第二节 发展型国家理论 |
| 第二章 政官财三角体制——“政” |
| 第一节 一党独大的政党体制 |
| 一 自民党的政党组织 |
| 二 自民党的政党功能 |
| 三 日本特色的派阀政治现象 |
| 第二节 日本政党政治下的国会 |
| 一 国会的组织与运作程序 |
| 二 族议员现象的出现及影响 |
| 三 20 世纪90 年代的国会选举制度改革 |
| 第三节 金权政治 |
| 一 金权政治的含义及运作方式 |
| 二 案例分析:信浓川土地转卖事件 |
| 第三章 政官财三角体制——“官” |
| 第一节 简述日本主要省厅 |
| 一 通商产业省与产业指导政策 |
| 二 大藏省与财政政策 |
| 三 审议会:政商互动的协调单位 |
| 第二节 战后日本官僚主导的经济计划 |
| 一 经济重建恢复时期的计划 |
| 二 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的计划 |
| 三 经济稳定发展时期的计划 |
| 第三节 政府干预手段:行政指导与官员空降 |
| 一 推行特定产业政策——行政指导 |
| 二 非制度性手段——官员空降 |
| 第四章 政官财三角体制——“财” |
| 第一节 日本利益团体的决策参与过程 |
| 一 战后日本不同团体的发展变化 |
| 二 日本利益团体参与决策的方式 |
| 三 战后日本企业与政府的互动 |
| 第二节 政官财三角体制运作下的日本政商关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日本自民党形成过程示意图 |
| 致谢 |
（7）平成日本政治结构演变与参议院在国会中的作用转换（论文提纲范文）
| 一、平成前期参议院的多党化格局与协商政治 |
| 二、平成中期参议院的执政党化重组与联合政权 |
| 三、平成后期参议院的在野党化与政权更迭 |
（8）论日本自民党的中央集权化（论文提纲范文）
| 一、自民党中央集权化的过程 |
| 二、自民党中央集权化的表现 |
| (一) 权力结构的变化:非正式组织派阀功能弱化, 权力向以总裁为中心的执行部集中 |
| (二) 政策决定体制的变化:事前审查制功能弱化 |
| 三、自民党中央集权化的原因 |
| (一) 政治制度改革的影响 |
| (二) 观念的转变:由“半永久性执政党”向“普通政党”转变, “维持政权至上” |
| (三) 自民党执行部加强对国会议员的控制以及新传播技术的推动 |
| 四、自民党集权化的限度 |
| (一) 参议院具有高度独立性 |
| (二) 参议院自民党仍然是自民党的“党中党” |
| (三) 与公明党在参议院的联合不可或缺 |
（9）日本首相更迭的政治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日本首相更迭的制度规定 |
| 二、日本首相更迭的行为主体 |
| 三、日本首相更迭的政治生态 |
| 四、日本首相更迭的利弊得失 |
（10）日本政治右倾化根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日本政坛右倾化定义、发展趋势、表现以及特点 |
| 第一节 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定义 |
| 第二节 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发展趋势 |
| 第三节 日本政治右倾化的表现 |
| 第四节 日本政治右倾化的特点 |
| 第二章 安倍晋三及其执政联盟在推动日本政治右倾化中发挥的辅助作用 |
| 第一节 中国社会舆论的偏差 |
| 第二节 安倍晋三本人在推动日本政治右倾化中发挥的辅助作用 |
| 第三节 自民党及其执政联盟在推动日本政治右倾化中发挥的辅助作用 |
| 第四节 结论 |
| 第三章 日本政治右倾化现象根源探究 |
| 第一节 系统方法与还原主义方法的差异 |
| 第二节 中日间权力差距同日本政治右倾化发展的关系 |
| 第三节 中日间权力差距变小甚至超过同日本政治右倾化发展的因果联系 |
| 第四章 日本政治右倾化未来发展探讨与中国对策分析 |
| 第一节 日本政治右倾化未来发展探讨 |
| 第二节 中国对策分析 |
| 参考资料 |
| 鸣谢 |
| 附表 |
四、日本国会的两院协议会及通过协议成立的法律（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内否决者与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 ——韩日农业贸易自由化比较研究[D]. 金度勋. 北京大学, 2021
- [2]日本政党法治体系研究及启示[J]. 张杨. 陕西行政学院学报, 2021(03)
- [3]日本政党法治与《日本国宪法》的关系研究[J]. 张杨. 陕西行政学院学报, 2021(02)
- [4]日本众议员对南海问题的认知 ——基于日本国会会议录的研究（1955-2020）[D]. 欧子轶.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10)
- [5]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D]. 汪颖奇.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6]政官财三角体制视角下战后日本政商关系透析[D]. 杨森.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7]平成日本政治结构演变与参议院在国会中的作用转换[J]. 王鹏飞. 日本研究, 2020(02)
- [8]论日本自民党的中央集权化[J]. 张伯玉. 日本问题研究, 2018(03)
- [9]日本首相更迭的政治学研究[J]. 徐万胜. 日本学刊, 2017(04)
- [10]日本政治右倾化根源研究[D]. 郭亦飞. 外交学院, 201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