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国粮仓机械情报网商定本年度活动计划（论文文献综述）
彭俊红[1]（2020）在《抗战时期第九战区经济委员会研究（1940-1942）》文中研究表明抗战爆发后,日军对华除了施以残酷的军事侵略外,还进行着经济侵略。为了应对日军的经济战,军事委员会经过慎重决定在各战区成立战区经济委员会,第九战区经济委员会在行政院的指导下于1940年6月在衡阳正式成立。第九战区经济委员会自成立之日起到1942年1月底撤销历时一年半的时间。在这一年半的时间内,第九战区经委会对于战区内的经济事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适应战时抗战建国的需要。第九战区经济委员会成立的背景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方面是日军的军事侵略与经济侵略。抗战进入到相持阶段前,日方主要采取军事手段,使多数重要省份沦为日伪的侵华基地。双方进入到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军更倾向于进行经济战来达到其侵华的目的。日方主要采取破坏金融市场、掠夺战时物资、抢占工厂等手段扰乱战时经济的发展,为其“以战养战”的计谋积累资本。另一方面,中方战时经济发展存在着缺乏有效的管理、各项资源未得到合理的分配、机构不健全等一系列问题。为了取得抗战建国的胜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设立战区经济委员会对各个战区进行经济事宜的管理。第九战区经济委员会的成立过程是曲折的,经过多番的提案和讨论,第九战区经济委员会于1940年6月成立。第九战区经济委员会属于战时经济机构,具有临时性,主要的委员都是临时派遣的,形成了以主任委员程起陆为中心的经济机构,对第九战区的经济事宜进行着统筹。经委会在行政院的指导下加紧对敌经济封锁建立缉私网、调整金融便利汇兑建立金融网、抢购物资促进生产建立物资网、畅通运输建立运送网,使第九战区的经济更能适应战时发展的需要。第九战区经济委员会的具体经济活动包含严密缉私、调整金融、购储物资及促进生产。在这里共分为两个部分进行具体阐述,主要讲述了第九战区在经济委员会成立之时缉私、金融、物资、生产等几个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战区经济委员会所采取的具体措施。第九战区经济委员会作为战区的的一个经济机构,响应中央的号召为战时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加快对敌经济封锁与缉私活动的进行,降低了物资的外流资敌的风险;稳定法币价值,提高货币的稳定性;加强对物资的购储,为抗战建国储备资源;加速农工矿的生产发展,缓解抗战物资短缺的状况;改善运输条件,为生产和物资运送提供便利。但是在政策实施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缺陷,如:法令的执行不到位;省钞发行的问题;物资的抢购尚不到位以及生产上存在的问题等。因此对于第九战区经济委员会要用辩证的、客观的眼光去看待和评价。
王海凤[2]（2020）在《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研究》文中认为中日甲午一役后,国人开始转向日本学习,“训育”这一教育名词随之传入中国。嗣后,中华教育界人士对“训育”一词进行了多方阐释,并将其应用于新式学堂,进行了有关训育制度的早期实践。民国成立后,“训育”逐渐引起国人的关注,然而在军阀混战的时代背景下,北洋政府无暇顾及教育,致使其时各高等院校在实践层面有关训育的探索,大多各行其是。南京国民政府上台后,随着“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的确立,国民党当局开始在学校教育中建立训育体制,但仅局限于中小学,未涉及高等院校。是故,其时各高校有关训育制度的实践,仍延续了北洋政府时期的模式。全面抗战爆发后,为控制战时高等院校学生的思想言行,国民政府开始在专科以上学校正式构建训育制度。其后,无论国立高校,还是私立高校,抑或教会高校,根据教育部制定的一系列训育规章法令,从以下三方面推行训育制度:实施“导师制”;成立“训导处”;筹设“三青团分团部”。然而,由于各专科以上学校的具体实情不一,在“训育制度”的实际推行过程中,各校的实施情形有所不同。本选题以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为研究对象,在搜集晚清民国时期的档案、报刊等原始资料的基础上,以“训育”由一个概念发展到一种教育制度的演变进程为线索,从思想层面、实践层面、制度层面三方面出发,即按照“训育制度”的理论探讨、实践探索,上升至训育制度的正式建构,来谋篇布局、划分章节。在思想层面,自“训育”一词传入中国后,对其内涵、外延,国人产生了激烈的论争。在介绍西方训育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本土的国情,国人形成了自己的训育理论体系。在对训育制度进行理论探讨的同时,国人亦在实践层面进行有关训育制度的实际探索。清末“监学官”的设立、“寄宿舍制度”的出现及以经学为主体训育课程的开设,皆是有关训育制度的初步实践。民国前期,在训育实践方面,各高等院校仍沿袭了清末的训育范式,直至“五四”之后才有所改变。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因无可资遵循的训育方针,各高等院校的训育组织较为混乱,部分高校开始试行“导师制”:在“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的指引下,各高校开设了“党义课程”。全面抗战爆发后,为控制战时高校学生的政治思想,防止学生受到非三民主义因素的影响,在训育制度的理论指导与实际探索经验的基础上,国民党政权开始在高等院校构建训育制度,不仅在学制系统中订定了统一的训育方针、训育标准,而且在管理系统中设立了专门的训育组织机构。训育制度建立后,国民政府为在各高等院校全面推行训育制度,将“导师制”纳入教育教学体制;将“训导处”加入行政管理体制;将“三青团”植入高校组织机制。在民族战争的背景下,此三大举措的实施,在某种意义上,发挥了各自的“本职”功能,为抗战救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然而,随着国民党势力的介入,三大举措的“本职”功能发生变质,“党化”与“政治化”现象日益严重。究其根本原因,乃在于“一党专政”下的任何管理举措,最后的发展路径,只能是用来维护国民党根本利益的工具。
张铁军[3]（2020）在《南京国民政府前期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治理研究（1927-1937年）》文中提出中等职业学校作为职业教育实施的主要场所,担负着培养具有相应理论基础和实践操作能力的新型技术人才的任务,其毕业生就业状况是衡量其办学质量的重要标准,亦关乎着国家的发展前景。当前,我国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依旧面临着诸多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也随之进入当代教育学者的研究视野。诚然,当前的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与南京国民政府前期有着较大差距,但是,在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问题上两个时期有着某些共同之处。由此,回溯南京国民政府前期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治理过程,既可以从历史角度探寻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问题产生的根源,还可以为当代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治理提供些许经验。本文打破以往学者多从当代角度进行研究的范式,以历史为切入点,综合利用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具体呈现南京国民政府前期政府、中等职业学校以及社会力量等治理主体,以问题为导向,采取多种措施治理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过程,并总结其呈现的特点和所取得的成效,进而凝炼出南京国民政府前期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治理的当代启示。全文主要包括四个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主要分析南京国民政府前期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困境。这种困境主要从两方面突显:一是缺乏良好的就业环境;二是令人堪忧的就业情况。首先从政治环境、经济环境、以及职业教育内部环境三方面分析南京国民政府前期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缺乏良好的就业环境。其次从就业率、就业质量、以及就业差距三个方面说明南京国民政府前期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艰难情状,并具体分析造成就业困境的主要原因有:经济萧条,职业教育经费受限,中等职业学校自身办学质量低,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等。第二部分主要研究南京国民政府、中等职业学校及社会力量三大治理主体,在基于造成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困境的原因的基础上,以问题为导向,通过制定合理的经济发展政策,保障职业教育经费,优化中等职业学校办学质量,实施职业指导等措施,共同治理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困境的过程。第三部分着重分析归纳南京国民政府前期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治理特点及取得的成效。先从政府、中等职业学校以及社会力量在治理过程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入手,归纳这一时期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治理特点。随后,再通过对比治理前后就业状况的变化,总结南京国民政府前期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治理所取得的成效。第四部分主要分析南京国民政府前期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治理的当代启示。在分析当前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所存在的问题基础上,积极吸收南京国民政府前期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治理经验,规避所存在的问题,提出适合解决当前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困境的合理建议。
孙延青[4]（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文中指出基层政权作为国家政权的基础,承载着国家管控基层社会、关爱基层民众的重要使命。中国自宋朝开始“王权止于县”,形成了传统“皇权—绅权”二元权力控制型社会。但近代以降,传统社会在内外交困中开始陷入全面危机之中。发端于清末新政以来国家现代化基层政权重构实践从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在“自治化”与“行政化”的路径选择中,在由“无为”转向“有为”的历程中,国民政府力主推行“乡闾保甲”、“新县制”等举措,但不仅未能完全实现国家权力的下延,相反在攫取资源过程中进一步造成农村社会“内卷化”。而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方面将马克思列宁国家政权学说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对基层政权建设理论进行摸索。另一方面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基层政权实践探索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建政经验。1949年8月湖南省长沙专区获得了和平解放。在此过程中国家并未“用完成革命的力量来非程序地、权威式”的渗入社会的各个角落,社会情况较为复杂。从1949年到1954年间,中共长沙地委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及湖南省委领导下,历时五年,立足于“行政化”路径下的“党治国家”模式,通过诉诸于“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核心的国家权力下延,对专区基层政权进行建构,实现了近代以来历届政权的未竟之业。在“政党下乡”过程中,通过培养基层干部、健全党委制度等“内部耦合”方式,实现了“政党”这一内生性权威从无到有的建构与渗透。长沙专区高度重视干部选拔、培养和整训工作。一方面通过采取审查甄别、建立学习机制、干部整风举措及开展“三反”等运动,选拔和培养了大批基层干部,提高了干部的素质和思想觉悟,整顿了工作作风,奠定了干部组织基础。另一方面在党组织建设方面则通过“审查党员”、“公开建党”、“整党建党”等举措,健全了党委机构,纯洁了党的组织,发展了党员,实现了党组织权威在乡（镇）乃至村级的确立。伴随着基层干部的“党员化”,基层干部和党员的有机契合保证了中共的坚强领导。在“政权下乡”过程中,中共长沙地委相继进行了以“接管建政”、“废除保甲”、“土地改革”和“人民普选”为核心的基层建政运动。力图以“外部嵌入”方式实现对专区基层政权组织和外延性权威的破旧立新。这既是持续的建政步骤,也是逐步完善的过程。四个阶段之间相互协同衔接,呈现出明显的步骤性和系统性。具体而言,长沙专区成立后,在“接管建政”历程中,实现了县级、区级政权的接管和建制。在随后以“废除保甲”为核心的建政运动中,主要通过开展“武装剿匪”、“支前筹粮”、“双减退押”运动,破除了地方军事权威及政治权威,延续千年之久的保甲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在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运动中,破除了经济权威乃至文化权威。与此同时,通过在运动中启发民众政治觉悟和参政意识,民众在认识自身力量的基础上,逐步成立了农民协会、青年团、民兵、妇联等群团组织,实现了对民众基础的重塑和改造。最终在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运动中,通过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与建立乡人民政府,建构了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地方基层民主政权,确立了以乡（镇）为核心的基层政权。最终伴随着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发,新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的结构和职能获得了制度性安排和法理保障。长沙专区完成了以“乡（镇）”为主体的基层政权建设历程,乡村权力结构和乡村社会乃至基层民众也实现了权势转移。在这一系列“短平快”的运动治理方式主导下,长沙专区在破除旧有基层政权和权威的基础上,实现了以“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标志的基层政权的合法性重构,完成了自清末以来国家政权的下延和权威重塑历程。而民众在建政改造的过程中逐步被纳入到“党、政、群、团”等组织中来,专区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但这种基于国家偏好的选择性建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乡村简单化和片面化认知,延续千年的传统乡村模式在“布新”和“除旧”中被批判而被“他者化”,对农村传统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本文选取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湖南省长沙专区为个案研究,在占有广泛档案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方法,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历程进行全景式描绘,力图梳理出中共长沙地委对农村基层政权的逐步控制和重塑过程,进而考察分析中共由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建政运动模式和内在治理逻辑。不仅有利于拓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视域,进一步增强学界对于农村基层政权重构研究的广延性,同时通过总结建政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主义实践提供资鉴价值。
刘文俊[5]（2017）在《国民兵团在后方的抗战活动》文中研究说明参加国民兵团接受政治、军事训练是适龄壮丁服任国民兵役的主要形式,训练之余,国民兵团也从事各种抗战活动,包括维护后方治安,防空、防毒及防谍,宣传抗战,帮助农民生产等。国民兵团在后方的抗战活动对于维护后方安全、壮大抗日力量具有积极作用,但对其作用不可估计过高。
张晶萍[6]（2017）在《民国外交学研究 ——以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为中心（1930-1949）》文中研究说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门以研究战争与和平为主题的新型学科——国际关系学在英美国家诞生,英国威尔士大学首先筹建了国际关系学系并设置了国际关系教席,随后一批有影响力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陆续成立,国际关系研究专着相继问世,欧美诸多大学也纷纷效仿威尔士大学,开设国际关系课程。这标志着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开始从哲学、政治学、历史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中分离出来。随着1920年代国民外交的兴起,外交与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在国内涌现,一批外交及国际问题研究期刊也应运而生,外交研究方兴未艾。这一时期,西方国际关系学着作开始传入中国,本土学人翻译引介了大量最新西方国际关系学成果。西方国际关系学在中国的传播也激励着本土学人自发进行外交学术研究,进而产生了一批较有代表性的外交学着作,这批着作在分析框架、概念体系、研究方法等方面均做出了大胆的尝试和创新。在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国际关系与外交等相关科目的教学在中国本土也相继展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等诸多高校在政治学系内添设外交与国际关系课程,南开大学、暨南大学和中央政治学校还先后分别成立了“国际事务系”、“外交领事科”和“外交学系”,开设课程既有深厚的政治学烙印,又重点突出外交、国际法、国际关系、国际组织等内容,这一点与西方国际关系学科的课程设置颇为相似。从学科意义上讲,1930年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便将政治系外交组独立出来,单设外交学系,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该系才解散,政校也成为国内设立外交学系之滥觞。若以西方国际关系学的诞生条件为参照,可以说,发轫于1920年代的民国外交学已在1930年代正式落地生根。尽管开设外交学专门学系的高校屈指可数,但外交学系已开始从政治学系分离出来却是不争的事实。本文以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为主轴,首先,追溯政校外交学系创立与发展的基本历程;接着,还原政校外交学系在教师招聘、学生招生、课程设置、社团活动、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真实图景;继而,分析政校外交学系学生在实习与就业方面形成的悖论,并探讨政校外交学系与国民政府外交部之间的互动关系;最后,梳理抗战时期本土外交学人特别是政校外交学人在外交学术研究方面所关注的核心议题及取得的主要成就,以期重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外交学生成与发展的基本史实。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得以创建,主要是基于南京国民政府对新式外交人才的需求、该校独特的政治学术资源以及巴黎政治学校外交系的成功范例这三大因素。该校教务主任罗家伦在外交学系的建立和初期发展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他的学院式教育理念维系着外交学系沿着学科化的路径不断发展。抗战爆发后,学院式教育理念受到速成式教育主张的挑战和冲击,外交学系一度遭受重大挫折。抗战的持续进行主宰着外交学系的命运沉浮,外交学系在停招两年后再度回到公众视野。抗战胜利后,中央政治学校改制国立,外交学系的发展一波三折,并因国共内战的结局而注定寿终正寝。教师招聘与学生招生方面,政校外交学系坚持“选聘教员首以学识为重,绝不讲情面;选拔学生应以成绩为准,决不凭保荐”的原则;课程设置方面,外交学系奉行以实用与专精为导向的课程设计原则,通过广泛借鉴欧美高等学府的外交课程设置情况,制定出兼顾学术探究与中国外交实际需求的课程,并根据中国内政外交客观情势的发展适时予以调整;教学开展方面,注重“实际的需要”,教学方法灵活多变,参照西式外交人才的培养标准,主动与国际接轨;社团活动方面,外交学系学生以外交研究会、英语演说辩论会等组织为载体,积极开展学术研讨、英语讲演、剪报、壁报等形式多样的课外活动,以作为正课的补充;国际交流方面,政校外交学系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等域外学术机构的交流与互动十分频繁,尤其在战时该会对政校外交学系的学术支持更显得弥足珍贵。政校外交学系与社会互动方面,本文主要通过政校实习制度的施行与外交学系学生的就业情况来考察外交学系与外交部之间的互动关系。政校实习制度的设计遵循理论与实践相衔接的原则,学生在校所学的理论知识在实习环节得以检验和运用,学生实习期间的表现乃是考核学生成绩的重要标尺。学生们在外交部进行一至四个月不等的实习后,需撰写实习报告,这是决定学生能否顺利毕业的必经环节。以实习报告为媒介,外交学系学生就改进国民政府外交部及驻外使领馆工作提出许多有益的批评和建议,较为集中的关注于外交机构、外交行政和外交人事等方面。就业方面,大体上说,外交学系学生的就业情形与该系设立的初衷并不十分相符,除了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因外交领事事务的拓展而需扩大中国外交阵容,因而吸纳大量外交学系毕业生外,在此之前入职外交部的学生可谓凤毛麟角。由于受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派系纠葛等因素的影响,多数学生的就业去向与外交并无多大关联,遂造成严重的“用非所学”现象。外交学术研究方面,政校外交研究的开展多以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为平台,以期刊杂志为主阵地,在政校校内有研究部及其发行的《新政治》月刊和《政治季刊》,校外则有以政校外交学人为主体的外交问题研究会及其发行的《外交研究》。《外交研究》是抗战时期最为专业的外交研究期刊之一,本文主要分析《外交研究》中学理性和现实性相对集中的领域,如国际法与国际条约、外交理论、外交实务等议题。国际法与国际条约研究主要关切与我国抗战密切相关的国际法和国际条约问题,如国际法上的中日宣战问题、侵略问题、“不承认主义”等;民国外交学人深刻剖析了一战后流行的理想主义外交理论,对该理论的适用性提出质疑和批评,进而从国际关系史演进历程中提出现实主义外交学说,集体安全研究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民国外交学人最关心的莫过于战后世界和平重建问题,即如何规划国际机制以达到长期消弭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和秩序的目的;外交实务研究主要关注外交行政改革、机构调整、情报与宣传、人才培养等议题,在抗战救国大背景下,外交实务研究尤为迫切。总体而言,政校外交学系是中国现代外交学在民国时期产生、发展与变迁的一个特例、一个缩影。外交与政治关系殊为密切,民国外交学的开展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纷繁复杂的政治因素及云谲波诡的国际形势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民国外交学术留下了较深的时代烙印,外交学学科化进程也受到制约。
关伟[7]（2017）在《民国时期晋绥军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晋绥军作为一支军阀武装,在民国存在达38年之久,其兴衰荣辱历程主要是以下几方面要素之互动关系:地盘、经济能力、统率之才能、将领的忠诚、兵源的稳定、士兵的训练、武器装备及后勤补给、官兵战略战术素养以及如何应对外部之挑战等方面。对于以上诸要素在晋绥军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考察与分析,进而深入理解晋绥军何以能够在民国时期长期存在。抗战时期晋绥军与日军作战过程中损失惨重,“晋西事变”的发生使得晋绥军进一步削弱,在此情形之下晋绥军的凝聚力不降反升,其原因是阎锡山在晋绥军中成立了“铁军组织”与“民族革命同志会”这两大组织,加强了对于晋绥军的统驭。解放战争期间晋绥军是诸军阀部队中少见的与解放军顽抗到底进行激烈巷战的部队,甚至出现了所谓的“五百完人”,究其根源在于“铁军组织”在晋绥军中已深入于部队之班级,“铁军基干”的培养及训练加强了晋绥军的内聚力。第一章:阐述晋军建立的历史背景及统率权之争夺。晚清时期由于清政府为了应对内忧外患的危机,不得不依靠地方督抚大员以维护自身的统治,由此中央的集权制逐步削弱,中央的权力不断下移,形成了中央与地方二元权力结构,满族与汉族的权力之争,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斗争由此而加剧,最终为民初军阀政治的产生提供了适宜的土壤。辛亥革命时期太原起义的爆发,则为晋军的建立提供了历史契机。1911-1917年,是晋军的建立与形成时期,最高统帅地位的权力之争是此时段事关晋军日后发展趋势的最主要关节点。最终,留学日本的军人阎锡山利用灵活巧妙的政治手腕相继将对其晋绥军统帅地位产生威胁的实力派人物铲除,掌握了山西的军政大权,这为晋军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章:分析1917-1928年晋军如何巩固并扩张其军事实力及势力范围。晋军如何解决饷源、将官培养、士兵招募及训练等问题以及阎锡山如何应对军阀混战之时局,是此阶段晋绥军所遇到的主要发展瓶颈。阎锡山在军阀混战的过程中“保持中立”,但是亦伺机谋利,相继采取了拥段反直,联冯拥段倒直,联直、奉反冯和和联蒋讨奉的策略,不断的巩固和扩大了晋军的势力范围。晋绥军的军费一般由本省垫支自筹解决,同时有部分国家协款;军费来源主要是扣留中央税,增收苛捐杂税以及增发省钞等办法筹措。在将领培养及任用方面,逐步形成了以留日学生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生为主体的高级将领和山西将官培育学校培养的中下级军官的格局。晋军的训练主要分为陆军教育的实施、军纪的训练和军事技术的训练三个部分,其训练程度超过了一般军阀的水平。在战略与战术方面,晋军则主要学习德国和日本,战略上注重防守和修筑坚固工事,战术上重视手掷弹与火炮的运用。晋绥军的武器装备有购买和制造两条途径,其武器装备多由日本购买。除了购买的途径外,阎锡山在山西发展了独立的军事工业。第三章:叙述中原大战时期晋绥军由盛而衰的历程,考察晋绥军的编遣过程及中原大战后晋绥军如何解决迫在眉睫的军费开支问题。北伐结束后,民国的政权与军权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编遣会议成为了新的军阀混战的“导火索”。在中原大战前阎锡山相继采取了联冯反蒋、联唐反蒋与拥蒋反唐、二次联冯反蒋的策略,晋绥军及西北军与中央军展开了混战,最终阎冯联军归于失败。蒋介石任命张学良对于晋绥军进行编遣。由于晋绥军将领的内部冲突和矛盾不断,导致了编遣过程一波三折,最终晋绥军重要将领商震率兵脱离晋绥军体系。晋绥军的编遣费用也是此时颇为重要的一个问题,围绕编遣费用晋绥军将领多次与张学良协商沟通,最终在各方努力下才初步解决。此阶段,晋绥军的军事工业也由趋于衰落,张学良对于太原兵工厂亦实施了编遣,1931年阎锡山重掌山西军政大权后军工业才开始复兴。第四章:分析抗战时期晋绥军在遭遇重大损失后如何继续生存与发展。阎锡山如何处理与日本、蒋介石中央政府及中共的关系,阎统区缩小后如何维持晋绥军的军政开支,如何扭转晋绥军将领离析的趋势以及如何补充新兵等问题是晋绥军此阶段面临的关系其生死存亡的问题。阎锡山的“抗日要准备和日,拥蒋要准备拒蒋,联共又要准备反共”的策略为晋绥军赢得了有限的政治发展空间。晋绥军的军饷除了由中央拨给部分外,主要依靠阎锡山通过实施合理负担、整顿银行、实行兵农合一和克难运动等举措解决财政困难。第二战区监部及其所下属的各机构对于晋绥军的武器装备、粮食补给、交通运输补给、医疗卫生及通讯器材补给等方面给予了援助。抗战中期,阎锡山为了克服“晋西事变”导致的军心涣散的现象,成立了“铁军”组织扭转了这一颓势。晋绥军在士兵补充方面,采取了征兵制与募兵制,并将以往依靠政权补充兵员的方法,转变为依靠政治动员等方法补充士兵。抗战后期,阎锡山在晋西地区实施兵农合一政策以补充兵员和粮饷。晋绥军的士兵训练主要分为政治训练、精神训练、学科训练及术科训练等方面,但并未达到预期的目标。第五章:考察解放战争时期晋绥军的覆灭及官兵凝聚力较强的原因。抗战胜利后,晋绥军通过收编伪军,留用日军以及整编晋绥军进一步扩充了晋绥军的实力。为了保证足够的兵员,阎锡山在其统治区内推行了“兵农合一”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给阎锡山提供了大量的兵员,也给山西民众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为了进一步提升晋绥军的凝聚力,阎锡山在晋绥军的士兵中继续深入发展铁军组织——“铁军基干”,士兵之间形成了相互监视的恐怖氛围,内聚力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增强。在与解放军的作战过程中,阎锡山的统治区域日益缩小,此时后勤补给状况对于晋绥军的存亡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战区总监部及其下属的各分监部等机构对于晋绥军进行了相应的补给,使得晋绥军得以在“苟延残喘”,继续与解放军顽抗到底。晋绥军与解放军作战屡战屡败的现实,使得阎锡山不得不思考晋绥军战略及战术的不足之处,并做出相应的改进以应对危局,但最终由于军阀政治为历史潮流所不允,晋绥军随着阎锡山的军阀政权而走向了历史的终结。
刘培生[8]（2015）在《我国粮食补贴政策的绩效研究》文中指出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解决众多人口的吃饭问题——粮食问题,一直是中国农业的核心问题。粮食生产具有生产期长、受自然等条件制约、附加值低的特点,加上我国以家庭经营为主的粮食生产方式,导致粮食生产成本高,产值低,生产效率低及种粮农民收入低。为了应对这些问题,我国政府实施了粮食补贴政策,全部免除了农业税,并把对粮食经营企业和消费者的间接补贴政策,调整为以粮食最低收购价为辅助和对农民的直接补贴为主的粮食补贴政策体系。本文对我国粮食补贴政策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分析；对粮食补贴政策的绩效作出评价,分析粮食补贴政策的经济效应,找出粮食补贴政策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这些问题的成因,在此基础上,对粮食补贴政策的改进、完善以及创新提出对策建议。本文对粮食补贴政策实施的必要性进行理论分析,通过梳理我国粮食补贴政策发展演进的过程,分析我国粮食补贴政策的成绩、特点和差距；研究粮食补贴政策的实施对生产者、消费者、粮食经营者产生的影响；运用AHP模型和灰色关联模型（Grey Relational Analysis model）,对我国近十多年问的财政对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和2013年全国各省区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绩效作出评价。研究结果表明：多年以来,各项补贴政策对粮食增产都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粮食补贴政策在提高粮农收入方面的作用甚微。2004年前后的粮食财政补贴政策调整,调动了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政策效果比较明显。本文运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找出了影响我国财政对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绩效的因素,粮食补贴政策的绩效除了受财政补贴规模、结构及补贴方式等因素的影响之外,还受到经济环境如农资价格上涨、国际贸易状况和经济周期波动等的影响；同时,粮食补贴政策绩效还受各个地区的自然资源禀赋,如气候条件、农田水利设施条件、农田肥沃程度,以及生产者的综合素质和粮食生产方式等的影响。因此,粮食补贴政策的实施需要有其他政策的配合,并不断地进行创新、改进和完善。我国粮食补贴政策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还存在不少问题,如补贴总量不足,对粮农收入的增加作用有限,对耕地肥力的维护及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作用不够,粮食补贴政策实施中机制不完善导致效率不高,粮食补贴政策缺少同其他政策的配套和协调运作。本文对完善我国粮食补贴政策提出对策建议,明确我国粮食补贴政策的总体目标,建立健全我国的粮食补贴政策体系,加强粮食补贴政策实施的信息化建设,创新我国粮食补贴政策的实施机制,确立我国粮食补贴政策的法律和制度保障,形成我国粮食补贴政策的社会支撑体系,以实现粮食补贴政策的改进、完善和创新,从而保证我国粮食安全、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及粮农收入水平的提升。
朱洪涛[9]（2015）在《《市政评论》（1933-1949）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市政评论》是创刊于民国时期的一份专门研究与讨论城市建设与城市现代化的权威刊物,它所刊载的内容几乎涵盖了当时全国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各个方面。作为民国时期发表城市建设尤其是市政建设理论和介绍市政建设实况的主要阵地,《市政评论》集结了一大批包含市政专家在内的知识分子精英,这些社会精英们利用这一专业的媒体平台,刊载与介绍当时国外先进的城市管理与市政建设的理论和思想,并以图文并茂的方式介绍当时国外进行市政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国内有些城市在市政建设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对当时国内各大城市特别是北平的市政建设提出建议与意见,其言论不乏批评之词。他们的所言所论,都是在试图营造一种现代市政文明的氛围,培养市民对城市的公共意识、家园意识与责任意识;同时他们还主张立足于国内现实,在“三民主义”的指引下逐渐地改善当时市政建设落后的状况,以建设良好的生活环境与社会秩序,从而促进城市各个方面的现代化发展。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市政评论》中所体现的关于城市生活空间的改善与发展、城乡经济的复兴、现代城市文明的营造、城市政治的改进等主张,来考察《市政评论》对民国时期城市现代化发展的思想与观点,以及当时主政者的市政实践与努力等内容。在勾勒出社会精英们为了城市现代化而努力镜像的同时,进而揭示出该刊物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绪论部分,主要阐释本论文的研究缘起、研究意义、研究范畴、研究现状和研究中所涉及的理论,力求对全文的写作思路作一宏观概述。第一章,介绍《市政评论》创刊的时代背景与发展历程。首先从民国初期北平市的城市发展概况进行着手,以更好地理解《市政评论》中所体现出来的城市“思想”与“立场”,其次对《市政评论》创办的原因、编者、作者群体、发行、搬迁、停刊等概况进行了简单介绍,再次对主要的作者进行介绍以体现出他们为《市政评论》所做出的贡献,所有的这些都体现出该刊物在困厄中的坚持。此外,通过与同时期的市政刊物或译着进行了对比,得出《市政评论》所占据的地位与其独有的特征。第二章,围绕民国时期的城市管理,展开对《市政评论》中所体现的主张与实践进行考察。20世纪30年代,曾经作为首都的北平问题丛生,政局的持续动荡不安导致城市管理与市政建设混乱,面对此种状况,《市政评论》作为重要的舆论阵地,民国时期的部分城市的当政者、一大批具有留学背景并怀有强烈城市化愿望的知识分子精英,对当时的城市管理进行了评论、设计与想象。他们作为中坚力量以推行城市自治为核心,以健全城市政府组织结构为己任,积极参与城市公共事务管理,以实现民国时期城市现代化为表层目标,以最终实现依靠城市带动社会发展、并对全国各个方面进行革新,从而达到复兴民族的目的。在这一章节,主要从民国时期市政专家群体的产生与市政思想的发展轨迹进行论析,考察专家群体忧国忧民的现实意识与经世致用之情怀。第三章,阐发《市政评论》对城乡经济发展的主张。在《市政评论》刊行过程中,正是民国时期重要的阶段,从民初各派势力为争权夺利对城市经济的破坏,继而随着抗日战争的到来,城市经济受到战争的持续摧残,沦陷区经济遭到毁灭性浩劫,直接导致后方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困苦。《市政评论》作者群体中不乏经济学家,他们看到了战争时期经济极为重要的作用。讨论重点在于:经济建设基本原则——区分轻重缓急;针对以农立国的旧调,强调工业化;指出政府一定要统制经济,其中重点是物价;当时舆论的关注热点——汇兑也是他们关心的重点问题。他们还以民族复兴为大任,主张必须全民动员进行城市经济的建设,除此以外,更是从民生角度对城市经济的发展做出回应,认为应该减免捐税以减轻平民负担,应该大力提倡赈灾救济。他们所提倡的这些思想,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深受“三民主义”影响下的产物,一直致力于民族的复兴与民生的改善,从实际的结果来看,这些主张与见解还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第四章,阐述《市政评论》对城市文化现代化发展的主张。城市文化的现代化是城市现代化的重要体现与保证。由于民国时期的城市居民深受数千年古老文化的影响,导致了他们的观念仍然依照旧俗,还存在不良现象,从日常生活习惯到文化教育,都缺乏现代化的思维,因此,从西方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开始试图营造现代化的生活氛围。他们以《市政评论》为媒介,通过征稿、讨论等方式,在与知识信息、思想感情的交流互动中,试图孕育出一种健康向上、追求现代文明生活方式、关心现代人格塑造、关注社会发展进步的城市平民文化。第五章,分析了《市政评论》对城市政治的参与。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大都秉持“经世致用”与“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在内忧外患交迫的民国时期,传统士人的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治世精神很容易被唤醒,因此,他们自觉地走出书斋以力所能及的方式来表达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从民国时期的宪政自治到城市政府的行政效率,他们都给予了密切关注并做出了评论。在文章的结语部分,笔者对《市政评论》进行了总体评价。透过这份刊物,通过对市政学家们思想与言论的客观考察,勾勒出了民国时期精英阶层的设计与想象、活动与实践。从而认为尽管他们的某些思想存在局限性与不足,或者他们的主张因政局不稳或者其他原因未能真正实施,但是对民国时期城市现代化发展还是产生了不容忽视的积极影响,对当今进行的城市现代化建设也具有启迪与借鉴作用。同时也考察了《市政评论》存在的局限性,以期达到客观评价的目的。
朱志猛[10]（2013）在《黑龙江省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与优化研究》文中指出农业是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和国家自立的基础,是稳民心、安天下的战略产业。我国农业成就瞩目,但是代价很大,问题依然突出。实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促进农业机械化发展,是解决农业问题的重要举措。黑龙江省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农业地位举足轻重,实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对实现农业机械化、现代化,进而保证粮食持续增产、农民持续增收至关重要。本研究以新时期我国“工业反哺农业”、行政与市场互补实施农业补贴政策为基本背景,运用相关经济学理论综合研究了黑龙江省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实施与优化,目的在于揭示出政策设计机理、找到问题成因和效率影响因素,提出优化政策的基本对策和建议,有针对性地设计我国粮食主产区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丰富我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理论。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理论意义包括：（1）分析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演进历程和设计机理,明确政策实施的必要性,为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撑。（2）分析黑龙江省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现状、作用、问题及成因,提出政策优化对策,深化粮食主产区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理论。（3）计算政策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并对效率进行评价,丰富政策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为政策评价提供理论指导。现实意义包括：（1）研究黑龙江省农机购置补贴的政策问题、影响因素及对策,解决政策存在的问题,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依据。（2）可以提高政府对政策的重视程度,加大扶持力度,建设以现代农机合作社为主的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因此本研究按照理论研究、实证分析、综合评价、经验借鉴、政策优化的思路,以产业扶持、技术增长、政治博弈、福利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运用文献资料与实地调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等研究方法,研究了黑龙江省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与优化,揭示了政策设计机理和规律,利用DEA方法模型计算出政策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借鉴美国、日本、巴西和韩国的先进经验,提出优化政策的基本对策和建议。具体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1）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本部分主要阐述了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在区分农业支持、农业保护、财政支农和农业补贴的基础上,明确了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含义,厘清了其在农业补贴政策体系中的位置和作用。阐述了产业扶持理论、技术增长理论、政治博弈理论、福利经济学理论、制度经济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理论,奠定了本研究的理论基础。（2）我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演进历程、设计机理及执行效果。本部分主要回顾了四个不同阶段我国农业机械化状况、经济背景和政策安排的主要特点,厘清了政策演进历程,概括出我国农业机械化政策实施总况。从政策对农户行为的影响、政策对农机作业服务需求的影响、政策对福利和农户合作及基层农技推广体系的影响三方面分析了政策的直接效果,在政策诱致下,间接效果也很明显,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转移、提高了粮食产量、增加了农民收入,促进了农业发展、提高了农民生活水平,推动了“三农”问题的解决、保证了国家的粮食安全。（3）黑龙江省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现状。本部分总体阐述了黑龙江省农村和垦区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的现状和效果。客观分析了政策发挥的作用,深度挖掘了政策存在的问题,重点剖析了问题成因,找到了政策缺陷的根源。（4）黑龙江省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效率评价。本部分提出对农机购置补贴进行效率评价的必要性,并运用DEA方法,计算了政策的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分析了影响政策效率的主要因素,为优化政策奠定了基础。（5）国外经验借鉴。本部分总结了美国、日本两个发达国家和巴西、韩国两个发展中国家农机补贴政策的基本特点和对黑龙江省的启示。在完善农机化立法、提供低息贷款、支持农户组织化发展、促进农机科研推广等政策安排下,黑龙江省农村和垦区应采取不同的农机购置补贴政策。（6）优化黑龙江省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基本对策和建议。本部分明确了优化黑龙江省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指导思想,在遵循科学可行、技术优先、公平效率、协调稳定等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政策实施机制、强化政策运行保障机制和构建政策运行长效机制的政策优化目标,并提出了优化政策的具体对策。通过上述内容的研究,本研究得出具体结论如下：（1）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可以有效地拉动农民对农机的投入,促进了农机总动力的增长、综合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和以农机合作社为补充的农技推广体系的壮大。同时,由于农机总动力的快速增长,大量现代农机被广泛应用于黑龙江省农业生产中,提高了农业劳动效率,促进了劳动力转移,实现了粮食产量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九连增”。（2）补贴资金与各项评价指标均呈现出正向相关关系。政策效果表明,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有效地促进了黑龙江省农业机械化,因此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不仅要长期稳定实施,还要依据财力适度增加资金规模、扩大补贴范围。（3）国家工业化程度和经济水平与本国农业机械化的支持水平呈现出正向相关关系。农机化结构及发展受土地等自然资源影响较大。因此黑龙江垦区应借鉴美国、巴西的经验,重点补贴发展大型农机具,建设现代化大农业；黑龙江农村应借鉴日本、韩国的经验,重点补贴发展中小型、轻便、高效、操作简单的农机具,因地制宜,发展规模农业。（4）黑龙江省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是有效的,基本都实现了当年最大的技术效率。但是由于政策的滞后性、配套设施落后、缺少工作经费和实施细则等因素的限制,政策的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呈现出下降趋势。（5）从优化政策宏观环境、促进农机化发展、加大政策执行力度和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四方面提出优化的对策和建议。这些对策和建议对优化完善黑龙江省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二、全国粮仓机械情报网商定本年度活动计划（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全国粮仓机械情报网商定本年度活动计划（论文提纲范文）
（1）抗战时期第九战区经济委员会研究（1940-194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第九战区经济委员会的成立 |
| 第一节 战区经济委员会成立的背景 |
| 第二节 第九战区经济委员会成立的过程 |
| 第二章 第九战区经济委员会的机构与职责 |
| 第一节 人员派遣与机构设置 |
| 第二节 规章制度 |
| 第三节 职责与地位 |
| 第三章 第九战区经济委员会的主要经济活动(上) |
| 第一节 严密缉私 |
| 一、缉私现状 |
| 二、采取的措施 |
| 三、缉私的成效 |
| 第二节 调整金融 |
| 一、金融现状 |
| 二、调整金融的措施 |
| 第四章 第九战区经济委员会的主要经济活动(下) |
| 第一节 购储物资 |
| 一、物资市场的现状 |
| 二、购储物资的举措 |
| 第二节 促进生产 |
| 一、农工矿业生产现状 |
| 二、促进生产的措施 |
| 三、改善生产的成效 |
| 第五章 第九战区经济委员会的评价 |
| 第一节 第九战区经济委员会取得成效 |
| 第二节 第九战区经济委员会存在的问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2）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三、研究现状及评析 |
| 四、核心概念界定 |
| 五、理论基础 |
| 六、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思想层面:近代中国训育制度的理论探讨 |
| 第一节 清末“训育”概念的传入 |
| 一、“训育”传入的背景 |
| 二、“训育”传入的主体 |
| 三、“训育”传入的内容 |
| 第二节 民国前期训育内涵的争辩 |
| 一、训育重要性的探讨 |
| 二、训育内涵的博弈 |
| 三、训育实施路径的论争 |
| 第三节 民国后期训育理论体系的构建 |
| 一、训育理论知识体系的形成 |
| 二、训育理论的代表人物及其训育思想 |
| 第二章 实践层面: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的实际探索 |
| 第一节 清末新式学堂“训育”的践行 |
| 一、“监学官”的设立与管理规则的颁布 |
| 二、“寄宿舍制度”的出现 |
| 三、以“经学”为主体“训育”课程的开设 |
| 第二节 民国前期高等院校训育的试验 |
| 一、“学监制”的续存 |
| 二、“学生自治会”的成立 |
| 三、“经学”训育课程的延续 |
|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高等院校训育的试行 |
| 一、“导师制”的先行 |
| 二、训育组织的杂出 |
| 三、“党义课程”的开设 |
| 第三章 制度层面: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的构建完型 |
| 第一节 训育制度建立的缘由 |
| 一、“学校风潮”频发的推动 |
| 二、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的建议 |
| 三、战时施政方针及教育政策的导引 |
| 第二节 学制系统“训育”的构建 |
| 一、训育方针的艰难确立 |
| 二、训育标准的加速订定 |
| 三、“导师制”的大力倡导 |
| 第三节 管理系统“训育”的编织 |
| 一、训育组织“训导处”的建立 |
| 二、训育研究委员会的设立 |
| 三、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成立 |
| 第四章 全面推行:南京国民政府后期高校训育制度的实况 |
| 第一节 “导师制”的实施 |
| 一、国立高校“导师制”的实施 |
| 二、私立高校“导师制”的实施 |
| 三、教会高校“导师制”的实施 |
| 第二节 “训导处”的设立 |
| 一、国立高校“训导处”的设立 |
| 二、私立高校“训导处”的设立 |
| 三、教会高校“训导处”的设立 |
| 第三节 “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引入 |
| 一、国立高校“三青团”的运作 |
| 二、私立高校“三青团”的运作 |
| 三、教会高校“三青团”的运作 |
| 第五章 历史反思: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的评析 |
| 第一节 训育制度的总体评析 |
| 一、训育制度的内在联系 |
| 二、训育制度的功能体现 |
| 第二节 导师制的评析 |
| 一、从师生情感交流的角度看 |
| 二、从学子民族精神的角度看 |
| 三、从学生思想行动的角度看 |
| 第三节 训导处的评析 |
| 一、导致学校管理的行政性 |
| 二、催生校园氛围的政治化 |
| 三、加强学生思想的控制力 |
| 第四节 三青团的评析 |
| 一、于学子抗敌热情的影响 |
| 二、同高校政治色彩的关系 |
| 三、与学生进步运动的联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3）南京国民政府前期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治理研究（1927-1937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四)文献综述 |
| (五)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 |
| (六)研究的重点、难点及拟创新点 |
| 一、南京国民政府前期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困境 |
| (一)缺乏良好的就业环境 |
| (二)令人堪忧的就业情状 |
| 二、南京国民政府前期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治理举措 |
| (一)制定合理的经济发展政策 |
| (二)保障职业教育经费 |
| (三)优化中等职业学校办学质量 |
| (四)实施职业指导 |
| 三、南京国民政府前期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治理特点及成效 |
| (一)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治理特点 |
| (二)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治理成效 |
| 四、南京国民政府前期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治理的当代启示 |
| (一)展开充分调查,切实制定治理措施 |
| (二)改变传统社会观念,建立公平的用人机制 |
| (三)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完善就业相关制度 |
| (四)构建利益共同体,促进社会各界的紧密配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4）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 0.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0.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0.4 相关概念界定 |
| 第1章 长沙专区社会历史背景 |
| 1.1 长沙专区的人文历史和建制沿革 |
| 1.2 中国历代基层政权的历史变迁 |
| 1.3 晚清及北洋政府时期“自治化”实践 |
| 1.4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自治化”向“行政化”过渡 |
| 1.5 “国家政权内卷化” |
| 第2章 中共基层政权建设的理论来源与实践探索 |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理论来源 |
| 2.2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实践探索 |
| 2.3 “行政化”路径下“党治国家”模式的确定 |
| 第3章 长沙专区的解放与面临的复杂形势 |
| 3.1 长沙专区的解放 |
| 3.2 长沙专区各县人民政府的成立 |
| 3.3 长沙专区新生人民政权面临的复杂形势 |
| 第4章 长沙专区成立初期基层干部队伍建设 |
| 4.1 中共长沙地委领导机构的组建与南下 |
| 4.2 中共南下长沙地委与地下党的会师 |
| 4.3 长沙专区基层干部选拔 |
| 4.4 基层干部的培训与整风 |
| 第5章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与党的权威重塑 |
| 5.1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现状 |
| 5.2 审查党员:保持组织纯洁性 |
| 5.3 公开建党:公开党的组织与发展基层党组织 |
| 5.4 整党建党:健全党委制度与整风整党 |
| 第6章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建政 |
| 6.1 以“城乡兼顾”为工作中心的确定 |
| 6.2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政权的初创 |
| 6.3 区、乡政权的接管和区政府、党委的成立 |
| 6.4 保甲制度的暂时保留 |
| 第7章 “剿匪”及“清匪”运动 |
| 7.1 匪患的形成原因与目标指向 |
| 7.2 剿匪运动的历程 |
| 7.3 主力地方化和地方人民武装的建立 |
| 7.4 全面发动群众,进行清匪斗争 |
| 7.5 镇压反革命 |
| 第8章 “支前征粮” |
| 8.1 征粮运动的必要性 |
| 8.2 “夏借”工作的开展 |
| 8.3 “秋征”工作的开展 |
| 8.4 党政群组织的初建与对民众的初步动员 |
| 8.5 阶级斗争下的“加征大户”和“查挤黑田” |
| 8.6 征粮运动与基层政权的建设 |
| 第9章 “双减反霸” |
| 9.1 “双减反霸”运动的缘起 |
| 9.2 “双减反霸”运动历程 |
| 9.3 双减反霸与党群团组织的初建 |
| 9.4 保甲制度的废除与乡政权的初建 |
| 第10章 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 |
| 10.1 土改的必要性 |
| 10.2 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 |
| 10.3 .土地改革对民众的动员与改造 |
| 10.4 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改造 |
| 第11章 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和乡基层政权的确立 |
| 11.1 乡基层政权的逐步确立 |
| 11.2 民主建政工作的开展 |
| 11.3 《宪法》的颁布与乡(镇)基层政权的正式确立 |
| 第12章 长沙专区基层政权建政特点与历史影响 |
| 12.1 建政特点 |
| 12.2 历史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5）国民兵团在后方的抗战活动（论文提纲范文）
| 一、维护后方治安及社会秩序 |
| 二、防空、防毒及防谍 |
| 三、宣传抗战 |
| 四、帮助农民生产 |
| 五、其他活动 |
（6）民国外交学研究 ——以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为中心（1930-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关键概念界定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四、主要研究内容、方法、资料 |
| 五、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中国近代外交学学科的建制化 |
| 第一节 外交专门化:中国近代外交分科思想的萌发 |
| 第二节 传播与移植:西方国际关系学与近代中国 |
| 一、西方国际关系学的建立与早期理论嬗变 |
| 二、西方国际关系学在中国的传播与移植 |
| 第三节 学科初创:外交学在中国现代学院中的兴起 |
| 第二章 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的创立与沿革 |
| 第一节 以英法为榜样: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的创立 |
| 一、从中央党务学校到中央政治学校 |
| 二、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的创立 |
| 第二节 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功能定位与学制改革 |
| 一、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功能定位 |
| 二、“芷江风潮”与学制改革 |
| 三、改制国立与“拒蒋风潮” |
| 第三章 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教学活动的开展 |
| 第一节 教师选聘与学生招收 |
| 一、教师选聘:“以学识为重” |
| 二、学生招收:“以成绩为准” |
| 第二节 课程设置与教学开展 |
| 一、课程设置:“倡导实用与专精” |
| 二、教学开展:注重“实际的需要” |
| 第三节 社团活动:“补正课之不足” |
| 一、外交研究会 |
| 二、外语演说辩论会 |
| 第四章 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与国民政府外交部之互动 |
| 第一节 理论与实践:就业指导与实习 |
| 一、就业指导训练 |
| 二、外交部实习 |
| 第二节 批判与建议:实习报告之审视 |
| 一、实习报告:内容与形式 |
| 二、批评与建议:外交工作之改进 |
| 第三节 准入与排拒:就业去向之考察 |
| 一、用非所学:外交部排拒外交学系毕业生 |
| 二、“入部难”动因之分析 |
| 第五章 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学术研究的开展 |
| 第一节 政校研究部与外交问题研究会 |
| 一、政校研究部与外交研究 |
| 二、外交问题研究会与外交研究 |
| 第二节 《外交研究》主要研究议题与成就 |
| 一、国际法与国际条约研究 |
| 二、外交学说与理论研究 |
| 三、外交实务研究 |
| 结语 学科化进程中的民国外交学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7）民国时期晋绥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博士论文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与研究目的 |
| 二、学术回顾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四、“晋绥军”的称呼及研究时间范围的界定 |
| 第一章 初创班底:晋军的建立与发轫(1911-1917) |
| 第一节 晚清的政治失序与督抚专权 |
| 第二节 辛亥革命与晋军的建立 |
| 第三节 晋军统率权之争夺 |
| 一、阎锡山督军地位的稳固 |
| 二、阎锡山剪除异己,集中军权 |
| 第二章 纵横捭阖:晋军的巩固与发展(1917-1928) |
| 第一节 晋军的三次扩军 |
| 一、第一次扩军 |
| 二、第二次扩军 |
| 三、第三次扩军 |
| 四、北方国民革命军之组织及缩编 |
| 第二节 晋军将领的聚合与维系 |
| 一、留日学生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生为主体的高级将领 |
| 二、山西将官培育学校培养的中下级军官 |
| 三、阎锡山任用人才之兼容并包与弊端 |
| 第三节 晋军士兵的招募与训练 |
| 一、募兵制的实施及征兵制的试办 |
| 二、官兵的训练 |
| 三、官兵的内务 |
| 第四节 晋军的饷源及后勤 |
| 一、山西的财政状况 |
| 二、军费开支 |
| 三、后勤业务 |
| 第五节 武器装备及战略战术 |
| 一、武器装备的供给 |
| 二、战略与战术 |
| 第三章 由盛而衰:晋绥军的扩张与编遣(1928-1936) |
| 第一节 中原大战前阎锡山与各方势力之互动 |
| 一、联冯反蒋 |
| 二、联唐反蒋与拥蒋反唐 |
| 三、二次联冯反蒋 |
| 第二节 中原大战时期晋绥军的编制及作战状况 |
| 一、中原大战前夕晋绥军之编制 |
| 二、晋绥军的作战 |
| 三、阎锡山的用兵观 |
| 第三节 中原大战后晋绥军的编遣 |
| 一、晋绥军的状况 |
| 二、编遣过程的“一波三折” |
| 三、将领的纷歧与商震离晋 |
| 第四节 中原大战前后的军饷筹措 |
| 一、中原大战前晋绥财政状况 |
| 二、编遣费用之筹措 |
| 三、山西的财政状况及军费开支 |
| 第五节 山西军工业的衰落及复兴 |
| 第四章 抗战军兴:晋绥军的奋战与整编(1937-1945) |
| 第一节 晋绥军的编制 |
| 一、抗战初期的编制 |
| 二、抗战中后期晋绥军之整编 |
| 第二节 晋绥军与日军的作战 |
| 一、忻口战役与太原会战 |
| 二、反攻太原及晋西作战 |
| 三、战略战术的反思与转变 |
| 第三节 抗战时期的军饷与后勤 |
| 一、抗战时期的饷源 |
| 二、后勤补给 |
| 第四节 晋绥军将领的训练与“内聚” |
| 一、将领的培养及训练 |
| 二、建立铁军组织与将领内聚力之加强 |
| 三、将领的选拔及任用 |
| 第五节 士兵的招募与训练 |
| 一、士兵的招募 |
| 二、士兵的训练 |
| 第五章 穷途末路:晋绥军的溃败和覆灭(1945-1949) |
| 第一节 晋绥军的整编 |
| 一、收编伪军,留用日军 |
| 二、整编晋绥军 |
| 第二节 兵源及“铁军基干”的训练 |
| 一、兵农合一政策的全面施行 |
| 二、铁军基干的培养和训练 |
| 第三节 晋绥军的后勤供给 |
| 一、武器弹药的补给 |
| 二、交通运输补给 |
| 三、医疗卫生及通讯 |
| 四、粮食及服装补给 |
| 第四节 晋绥军的覆灭 |
| 一、晋绥军的溃败 |
| 二、战略战术的反思及局限 |
| 三、晋绥军的覆灭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8）我国粮食补贴政策的绩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实践意义与理论意义 |
| (一) 研究的实践意义 |
| (二) 研究的理论意义 |
| 三、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思路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及文献综述 |
|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 国外对粮食的定义 |
| (二) 国内的粮食定义 |
| (三) 粮食补贴与粮食补贴政策的含义 |
| 二、相关文献综述 |
| (一) 国外相关文献综述 |
| (二) 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
| (三) 评述 |
| 第三章 粮食补贴政策的理论分析 |
| 一、关于农业及粮食基础地位的理论 |
| (一) 早期的农业补贴思想 |
| (二) 马克思主义的农业补贴思想 |
| (三) 关于农业及粮食基础地位的理论 |
| 二、粮食产业的弱质性和低附加值理论 |
| (一) 粮食的需求弹性低 |
| (二) 粮食的弱质性和低附加值性 |
| 三、粮食生产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理论 |
| (一) 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 |
| (二) 从公共产品到准公共产品 |
| (三) 农业及粮食生产过程的准公共产品性质 |
| 四、集体行动理论 |
| (一) 奥尔森的理论 |
| (二) 粮食补贴政策形成的理论分析 |
| 五、我国粮食补贴政策实施的理论分析 |
| (一) 粮食补贴政策实施的起始点 |
| (二) 大规模粮食补贴的起始点 |
| (三) 我国粮食补贴政策选择的国际对比 |
| 第四章 我国粮食补贴政策的历史、现状及政策效应 |
| 一、我国粮食补贴政策的历史演进 |
| (一) 对消费者的补贴政策(1949—1990年) |
| (二) 对粮食流通部门的补贴政策(1990—2003年) |
| (三) 对粮食生产者的直接补贴政策 |
| 二、我国粮食补贴政策体系及其效应 |
| (一) 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及其经济效应 |
| (二) 粮食“四项直补”政策 |
| (三) 粮食种植直接补贴政策 |
| (四) 良种补贴 |
| (五) 农资综合补贴 |
| (六)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 |
| 三、粮食“四项”直接补贴政策的总体评价 |
| (一) 2004年粮食直接补贴总体水平 |
| (二) 直接补贴政策增加了粮食产量和社会福利 |
| (三) “四项”直补政策实现了多重目标 |
| 第五章 我国2004年开始实施的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绩效评价 |
| 一、粮食财政直接补贴政策的背景及意义 |
| (一) 粮食财政直接补贴政策评价的背景 |
| (二) 粮食财政直接补贴政策评价的意义 |
| 二、基于AHP模型的我国粮食财政直接补贴政策绩效评价 |
| (一) 我国粮食的财政直接补贴政策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二) 基于AHP模型的财政对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绩效评价的过程及结果 |
| (三) 运用AHP模型对我国粮食的财政直接补贴政策绩效进行评价 |
| (四) 基于评价结果的分析 |
| 三、基于灰色关联模型的我国粮食财政直接补贴政策绩效评价 |
| (一) 我国省际粮食财政直接补贴政策绩效评价模型构建 |
| (二) 基于灰色关联模型的我国省际粮食财政直接补贴政策绩效评价过程及结果 |
| 第六章 我国财政对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绩效影响因素分析 |
| 一、我国粮食财政直接补贴政策绩效影响因素选取以及数据来源说明 |
| 二、各因素对我国粮食财政直接补贴政策绩效影响的模型说明 |
| (一) 向量自回归模型 |
| (二) 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模型 |
| (三) 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
| 三、各因素对我国粮食财政直接补贴政策绩效影响的分析过程及结果 |
| (一) 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分析 |
| (二) 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
| (三) 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方差分解模型 |
| (四) 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
| 第七章 我国粮食补贴政策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
| 一、我国粮食补贴政策及其在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
| (一) 粮食补贴政策在保障我国粮食安全方面的不足 |
| (二) 粮食补贴政策对提高我国粮农的收入作用有限 |
| (三) 粮食补贴政策未能推动农业生态平衡及环境保护 |
| (四) 粮食补贴政策实施中机制不完善导致效率不高 |
| (五) 粮食补贴政策缺少同其他政策的配套和协调运作 |
| 二、国外粮食补贴的政策实践及其启示 |
| (一) 对农业及粮食的补贴成为通行的做法 |
| (二) 对农机的补贴是农业机械化的必然手段 |
| (三)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有明确的界定 |
| (四) 粮食补贴政策具有多重目标和多重手段 |
| (五) 完善保险制度确保粮食安全和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 |
| 三、完善我国粮食补贴政策的对策建议 |
| (一) 明确我国粮食补贴政策的总体目标 |
| (二) 建立健全我国的粮食补贴政策体系 |
| (三) 加强粮食补贴政策实施的信息化建设 |
| (四) 创新我国粮食补贴政策的实施机制 |
| (五) 确立我国粮食补贴政策的法律和制度保障 |
| (六) 形成我国粮食补贴政策的社会支撑体系 |
| 四、研究的结论 |
| 五、研究不足与未来研究方向 |
| 附录1 国外粮食补贴的政策实践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
| 附录2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市政评论》（1933-1949）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相关文献综述 |
| (一) 关于单体城市的研究 |
| (二) 近代城市整体研究 |
| (三) 城市各个层面的研究 |
| 三、问题意识和理论基础 |
| 四、主要内容及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内容 |
| (二) 需要注意的问题及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困厄与曲折:《市政评论》概说 |
| 第一节 社会环境与政治背景 |
| 一、北平的衰落与市政乱象 |
| 二、民族危机的持续 |
| 第二节 《市政评论》的历程:从创办到停刊 |
| 一、艰难的历程 |
| 二、办刊目的及其发行 |
| 第三节 《市政评论》作者群 |
| 第四节 《市政评论》的办刊特色与所处地位 |
| 第二章 宣播与实践:《市政评论》与城市空间的改善 |
| 第一节 市政改革新兴势力的崛起 |
| 一、二十世纪前期国外市政概况 |
| 二、留学生的归来与专业市政人才的出现 |
| 第二节 理想的都市:对城市空间现代化的追求 |
| 一、民国时期城市管理的组织体系 |
| 二、立足于国内现状的市政建设 |
| 第三节 城市防空:城市现代化的重要保证 |
| 一、“国民防空”计划的制定 |
| 二、《市政评论》对城市防空的高度关注 |
| 第四节 城市消防危机的应对 |
| 一、民国时期的火灾与消防 |
| 二、《市政评论》对消防问题的讨论 |
| 第三章 经济与民生: 《市政评论》对城乡发展的评述 |
| 第一节 《市政评论》对民生的关注 |
| 一、铜元跌价与平民生计 |
| 二、贫乏问题与产业 |
| 三、财政制度的检讨 |
| 第二节 民生视野下的赈灾与救济 |
| 一、民国时期的灾荒与赈灾 |
| 三、《市政评论》对赈济的见解与主张 |
| 第三节 《市政评论》对财政政策的见解 |
| 一、战时国民政府的经济统制 |
| 二、《市政评论》的经济主张 |
| 第四节 对“以工立国”的讨论 |
| 第四章 革新与改造:《市政评论》与城市文化发展 |
| 第一节 城市文化概说 |
| 一、文化是城市发展的题中之意 |
| 二、文化是城市的形象和灵魂 |
| 三、文化现代化是城市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
| 四、文化是维系现代城市生存的基本要素 |
| 第二节 营造现代化城市文明的努力 |
| 一、民国时期的恶风陋习 |
| 二、领袖的指令:新生活运动 |
| 三 《市政评论》的改良主张 |
| 第三节 批政?良策?:对教育政策的评说 |
| 一、“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的颁行 |
| 二、对会考制度的评论 |
| 三、社会民众教育的提倡 |
| 第四节 对科学思想的传播 |
| 第五节 文化视野下的文物保护 |
| 第五章 市政与国政:《市政评论》对政治的参与 |
| 第一节 《市政评论》关于宪政与民主的讨论 |
| 一、宪政的概念 |
| 二、近代中国的宪政运动 |
| 三、《市政评论》关于宪政与民主的讨论 |
| 第二节 对促进政府行政效率的建议 |
| 第三节 对地方自治与宪法市制的见解 |
| 一、民国时期的地方自治 |
| 二、民国时期的宪法市制 |
| 三、对地方自治与宪法市制的见解 |
| 结语 |
| 一、《市政评论》的积极影响 |
| 二、《市政评论》的局限性 |
| 三、《市政评论》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期间的主要学术成果 |
| 致谢 |
（10）黑龙江省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与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 研究的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的主要方法 |
| 1.3.3 研究的技术路线 |
| 2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农业政策 |
| 2.1.2 农业补贴政策 |
| 2.1.3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 |
| 2.2 本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2.1 产业扶持理论 |
| 2.2.2 福利经济学理论 |
| 2.2.3 制度经济学理论 |
| 2.2.4 发展经济学理论 |
| 2.2.5 技术增长理论 |
| 2.2.6 政治博弈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3 我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设计机理与执行效果 |
| 3.1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演进历程 |
| 3.1.1 计划经济政策阶段 |
| 3.1.2 机制转换政策阶段 |
| 3.1.3 市场和技术进步政策阶段 |
| 3.1.4 行政与市场互补政策阶段 |
| 3.1.5 我国农机化政策阶段总览 |
| 3.2 我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设计机理 |
| 3.2.1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设计背景 |
| 3.2.2 农机购置补贴目标及原则 |
| 3.2.3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操作程序 |
| 3.2.4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具体操作方式 |
| 3.3 我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执行效果 |
| 3.3.1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直接效果 |
| 3.3.2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间接效果 |
| 3.4 本章小结 |
| 4 黑龙江省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现状 |
| 4.1 黑龙江省农村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现状 |
| 4.1.1 农机购置补贴的目标和重点 |
| 4.1.2 补贴机具目录 |
| 4.1.3 补贴机具标准 |
| 4.1.4 农机购置补贴的主要流程 |
| 4.2 黑龙江垦区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现状 |
| 4.2.1 农机购置补贴的目标和重点 |
| 4.2.2 补贴机具目录 |
| 4.2.3 补贴机具标准 |
| 4.2.4 农机购置补贴的主要流程 |
| 4.3 本章小结 |
| 5 黑龙江省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作用及问题分析 |
| 5.1 黑龙江省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作用的定性分析 |
| 5.1.1 提高了农机装备水平 |
| 5.1.2 提升了农机科技水平 |
| 5.1.3 推进了农机工业发展 |
| 5.1.4 加快了农机组织化建设 |
| 5.1.5 促进了农民持续增收 |
| 5.2 黑龙江省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计量分析 |
| 5.2.1 农机购置补贴与调动省级投入的计量分析 |
| 5.2.2 农机购置补贴与吸引农民自筹资金的计量分析 |
| 5.2.3 农机购置补贴与综合机械化程度的计量分析 |
| 5.2.4 农机购置补贴与粮食产量的计量分析 |
| 5.2.5 农机购置补贴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计量分析 |
| 5.3 黑龙江省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存在的问题 |
| 5.3.1 补贴政策下达时间滞后 |
| 5.3.2 补贴资金规模不足 |
| 5.3.3 购机补贴不是全方位补贴 |
| 5.3.4 缺乏补贴工作管理经费 |
| 5.3.5 缺乏对补贴机具的有效管理 |
| 5.3.6 公开摇号围标现象严重 |
| 5.3.7 补贴机具价格监管困难 |
| 5.3.8 补贴机具验收难度大 |
| 5.3.9 补贴机具售后服务差 |
| 5.4 黑龙江省农机购置补贴政策问题成因分析 |
| 5.4.1 政策自身问题成因分析 |
| 5.4.2 购买者对政策理解问题成因分析 |
| 5.4.3 政策执行过程中问题成因分析 |
| 5.4.4 政策外延问题成因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黑龙江省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效率评价 |
| 6.1 黑龙江省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效果分析 |
| 6.1.1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对农民农机投入的影响 |
| 6.1.2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对农机总动力的影响 |
| 6.1.3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对粮食产量的影响 |
| 6.1.4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
| 6.2 黑龙江省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效率评价 |
| 6.2.1 农机补贴政策效率评价的必要性 |
| 6.2.2 基于DEA方法的政策效率评价模型 |
| 6.2.3 评价指标的选择及数据来源与处理 |
| 6.2.4 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计算 |
| 6.3 影响黑龙江省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效率的因素分析 |
| 6.3.1 政策滞后性 |
| 6.3.2 缺少工作经费 |
| 6.3.3 配套设施落后 |
| 6.3.4 缺少政策细则 |
| 6.4 本章小结 |
| 7 国外相关经验借鉴 |
| 7.1 主要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政策 |
| 7.1.1 美国的农业补贴政策 |
| 7.1.2 日本的农业补贴政策 |
| 7.1.3 美国、日本农机补贴政策的基本特点 |
| 7.1.4 美国、日本农机补贴政策对黑龙江省的启示 |
| 7.2 主要发展中国家的农业补贴政策 |
| 7.2.1 巴西的农业补贴政策 |
| 7.2.2 韩国的农业补贴政策 |
| 7.2.3 巴西、韩国农机补贴政策的基本特点 |
| 7.2.4 巴西、韩国农机补贴政策对黑龙江省的启示 |
| 7.3 本章小结 |
| 8 黑龙江省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优化原则及目标 |
| 8.1 指导思想 |
| 8.2 优化原则 |
| 8.2.1 科学可行的原则 |
| 8.2.2 技术优先的原则 |
| 8.2.3 合理明晰的原则 |
| 8.2.4 公平效率的原则 |
| 8.2.5 协调稳定的原则 |
| 8.2.6 市场导向的原则 |
| 8.3 优化目标 |
| 8.3.1 完善黑龙江省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机制 |
| 8.3.2 构建黑龙江省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运行长效机制 |
| 8.3.3 强化黑龙江省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运行保障机制 |
| 8.4 本章小结 |
| 9 优化黑龙江省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基本对策 |
| 9.1 优化政策宏观环境的对策 |
| 9.1.1 加强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法规建设 |
| 9.1.2 加大农机购置补贴资金投入力度 |
| 9.1.3 实行农机购置补贴配套支持政策 |
| 9.1.4 构建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绩效评价体系 |
| 9.2 促进农机化发展的对策 |
| 9.2.1 完善农机化发展规划 |
| 9.2.2 建立农机科研创新促进机制 |
| 9.2.3 加大农机企业扶持力度 |
| 9.2.4 实行农机作业费补贴制度 |
| 9.2.5 建立农机具召回制度和更新报废制度 |
| 9.2.6 完善黑龙江省农地流转机制 |
| 9.3 加大政策执行力度的对策 |
| 9.3.1 增加补贴机具种类并提高补贴标准 |
| 9.3.2 加大对购机农户信贷支持力度 |
| 9.3.3 实行集中支付的经费保障机制 |
| 9.3.4 实行招投标机制 |
| 9.3.5 完善组织领导和监督考核机制 |
| 9.3.6 建立农机质量监督检测体系 |
| 9.4 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对策 |
| 9.4.1 促进农机合作组织建设 |
| 9.4.2 加强农机购置补贴服务组织建设 |
| 9.5 本章小结 |
| 10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四、全国粮仓机械情报网商定本年度活动计划（论文参考文献）
- [1]抗战时期第九战区经济委员会研究（1940-1942）[D]. 彭俊红.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2]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研究[D]. 王海凤.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3]南京国民政府前期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治理研究（1927-1937年）[D]. 张铁军. 西南大学, 2020(06)
- [4]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D]. 孙延青. 湘潭大学, 2019(12)
- [5]国民兵团在后方的抗战活动[J]. 刘文俊. 玉林师范学院学报, 2017(04)
- [6]民国外交学研究 ——以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为中心（1930-1949）[D]. 张晶萍.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7]民国时期晋绥军研究[D]. 关伟. 武汉大学, 2017(06)
- [8]我国粮食补贴政策的绩效研究[D]. 刘培生. 云南大学, 2015(10)
- [9]《市政评论》（1933-1949）研究[D]. 朱洪涛.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4)
- [10]黑龙江省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与优化研究[D]. 朱志猛. 东北农业大学, 201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