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回忆《科学》的创刊（论文文献综述）
梁德学[1]（2017）在《《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研究（1908-194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近现代东北新闻事业发展史上,由于日人报纸的“垄断”特性,供职于此类报纸的中国报人群体也因之成为近现代东北报人的主体。他们的历史活动和历史影响基本形塑了近现代东北新闻史的大体形态。中国东北地区最南端一隅,是被俄日先后占据的关东州租借地。由于日本侵占该地区长达四十年（1905-1945）,此间日人报刊一家独大且数量可观,租借地内的公共舆论完全为日人报纸独占,这里也成为国内为数极少的从未真正出现过近代国人报刊的商业繁盛地区。在该地区,一支重要的中国报人力量来自一份名为《泰东日报》的日人报纸。《泰东日报》创刊于1908年,终刊于1945年,历37年,是日人在华经营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中文报纸之一。由于《泰东日报》在关东州及整个东北地区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和较大读者群,该报中国报人群体的报章言论和新闻叙事也以一种强大的力量“涵化”着整个东北国人精神,在传播和建构殖民文化中曾起过“积极”作用。但严格来说,他们面对日本侵略,国人的精神抵抗也一直保持着、继续着。他们利用有限度的自由和独立空间,以《泰东日报》为阵地,传播着中国传统文化,坚守爱国立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日人报纸殖民话语的一种“解构”。本文以《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群体为研究对象,致力于发掘新史料,并将星散于各类既有文献中的史料进行汇集整理,对存在错讹的史料加以甄别,从细微处发现线索,从最基础的人物发掘、名姓考辨、生平梳理入手,力求能够严谨、准确地摹画出《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群体的基本“样貌”。以此为前提,深入探究《泰东日报》中国报人在传播传统文化、建构或解构殖民文化中的作用,以及殖民处境中他们的精神世界和国家认同。本文开篇为绪论,介绍了本次研究缘起、界定了相关概念、梳理了国内外研究现状,同时对历史分期和所用史料做了说明。第一章和第二章分别考证了近代关东州报业概况与《泰东日报》概况（包括报人群体概况）,藉此为后续章节提供背景支持。第三章至第七章为本文核心章节,进入有关《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群体的具体研究:第三章研究金子雪斋主持时期《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的独立精神与爱国立场,涉及中国报人如何形塑《泰东日报》“华人风骨”、私谊网络与公共网络、对爱国运动的声援、此时期中国报人的国家认同等;第四章主要关注转折时期《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生存环境恶化与国共两党报人的活动情况;第五章重点分析“九一八”事变后《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群体结构的转型、话语风格的“突变”、新闻业务能力的呈现等;第六章主要考察战时新闻体制下《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群体的公共言论表达、文人心态及表现、战争时期的家国认同等;第七章为全文末章,考察日本战败初期及《泰东日报》停刊后中国报人的抉择与命运。由于相关史料匮乏,本文仅能依据史料实际保存情况结构第三至第七章的内容,在此基础上,尽量保证前后章节间的逻辑衔接与结构合理性。此一点,是本次研究的缺陷之一,也是一种无奈。研究发现,《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的报章文字中蕴含着极为隐晦、复杂的民族情感——他们承受着殖民压抑,却始终无法割断民族性。他们是一个有血有肉、个性鲜明的特殊群体,他们真实的精神世界远比后人想象的情形远为复杂。首先应肯定的是《泰东日报》中国报人具有相当高的新闻业务水准和职业认知;其次应肯定的是《泰东日报》中国报人为关东州华人同胞声张权益所作的努力;三是几代《泰东日报》中国报人完整地记录下了关东州租借地社会、政治、文化及经济状况,让我们得以看到,在殖民体系内部,被殖民者的选择空间相当大,其活动也多种多样,其精神世界异常复杂。概而言之,生存于日本在中国大陆殖民程度最深的地区,又谋食于日本人所经营的报纸,《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群体无法摆脱某种“原罪”。然而,当尽量避开政治与道德评判所带来的干扰,从其写作或编辑的浩繁文字中去捕捉这个“没有历史”的群体被掩盖的生命痕迹时,我们发现,他们竟如此鲜活地存在于那个阴暗的历史时空。在关东州租借地,与日人共事并不完全是人们从道德或民族主义方面考虑的问题,它有着十分复杂的解释维度。
乔傲龙[2]（2019）在《《晋绥日报》与边区社会文化动员研究》文中提出《抗战日报》创刊于“晋西事变”结束之后的1940年9月18日,1946年7月1日更名为《晋绥日报》,1949年5月1日停刊,前后历时9年。作为中共晋西区党委（后改为晋绥分局）的机关报,在晋绥根据地的社会文化动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以《晋绥日报》（《抗战日报》）为中心,分五个部分对晋绥根据地的社会文化动员进行了尽可能全面和深入的考察。本文所称的文化动员,既包括一般意义上所指称的以文化为手段所进行的动员,即以文学、艺术、新闻等方式动员民众参与中共领导下的军事斗争、政权建设及社会经济活动,同时亦包括以文化建设为目的而进行的人才动员,即中共为了发展其领导之下的文化事业,广泛地动员民众参与到文化建设之中。第一部分追溯了中共的办报传统及其早期在山西的办报实践,以及从抗战全面爆发前后到“晋西事变”之前中共及其领导下的牺盟会、战动总会在晋西北地区的办报活动,论述了这一时期报纸所具有的鲜明的统一战线色彩,并重点考察了《晋绥日报》（《抗战日报》）采编队伍的发展。这支采编队伍的人员具有双重角色,他们因动员而加入这支队伍,又通过办报动员了其他广大群众。在文化动员中,他们起到了核心的引领作用。从初期以国共对立时期的储备干部及抗战全面爆发前后发展的知识人才为主,到1942年延安知识人才的大量补充,再到抗战胜利之后本土知识分子的崛起,《晋绥日报》（《抗战日报》）办报队伍9年间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敌后抗日根据地文化动员的总体进程,由此可以看出此种动员不同于其他社会动员的渐进性特征、其对人才培养的依赖,以及文化人才培养的接续性要求。第二部分论述了《晋绥日报》（《抗战日报》）通讯队伍的建立和完善。报纸的通讯工作在1942年之前和之后的对比结果表明,在文化落后的根据地,只有党的各级政权把办报视为一种“深入的组织工作”,举全党之力并发动群众参与,报纸才能体现出广泛的群众性和鲜明的党性,并成为党对群众进行文化动员的有力武器,而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则必须通过完善的通讯网才能得以顺利实现。事实上,在《晋绥日报》（《抗战日报》）9年的发展过程中,报纸质量与通讯工作始终呈现出极强的正向相关。报纸通讯员队伍的逐渐壮大、专业水平的不断提升、通讯网络的建立和完善,有力地提升了文化动员的覆盖面及有效性。第三部分考察了《晋绥日报》（《抗战日报》）三级报网中的地方油印报纸和基层乡村的黑板报,及其与晋绥农村的冬学运动、识字运动、读报运动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本文的研究表明,油印报和黑板报作为大报的二级和三级系统,其成败的关键依然在于群众路线是否得到了有力的执行,而冬学、识字、读报等群众运动的开展,不但本身就是文化动员的重要部分,而且是报纸的文化动员能否得到预期回应的根本性前置要件。第四部分考察了《晋绥日报》在社会动员中的新闻“客里空”问题及其成因,并对晋绥边区反“客里空”运动中“新闻求实”与“思想土改”两条线索进行了梳理,通过大量的个案分析证明:工具目的只能通过专业主义途径得以实现,因此工具主义必须坚持适度性原则,以保证新闻真实性与政治正确性之间最低限度的平衡,否则将适得其反。第五部分得出全文结论: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文化建设是“比打倒一个日本帝国主义更难的题目”,文化动员应充分估计文化建设的长期性、渐进性特征,而人才能否接续、动员能否持久则是文化动员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战时的教育条件导致了特定门类人才在供给侧的困难,而受众的接受水平则导致了特定文化产品在需求侧的疲软,由供需关系所导致的失衡结构,是文化动员的决策者和文化建设的规划者必须理智面对的现实,因时因地制宜是上策,一味求全可能适得其反;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文化动员中成功的群众路线并非线性结构,而是一个棋盘状系统,在使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团结起来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之下,“棋盘效应”使每个运动都与其他所有运动相为支撑,从而形成化合作用;群众路线的本质是群众利益路线,文化动员本质上也是利益动员,其功能是通过“利他”而实现的,只有以此认识为前提去组织动员,才能可能取得成功,如果不能切中民众的利益诉求,无助甚至有损于民众利益的实现,则动员的意图终将落空;党报是政党开展社会动员的有效工具,但工具价值的实现必须以尊重新闻自身规律为前提,以牺牲新闻真实为代价的工具追求必将适得其反。
邵靖[3]（2013）在《中国现代城市雕塑的发展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中国现代城市雕塑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着重分析了我国现代城市雕塑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历程。现代城市雕塑作为一个舶来品，是从19世纪末才从西方国家引入中国的，论文按照“殖民时期——民国时期——建国初期和文革时期——改革开放”这一历史脉络进行分析，对中国大陆上的城市雕塑进行了基本历史梳理，并对各个时期主要的作品进行了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的城雕在各个时期受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社会因素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形成其不同的特点及其内在联系，对中国不同时期的雕塑教育和几代雕塑家的发展及特点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本文由绪论、正文三章和最后的结论三大部分组成：绪论部分对论文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缘起、研究现状和研究的重点难点进行了剖析。第一章重点写了殖民统治时期的殖民者建立的城市雕塑和民国时期第一代雕塑家所创作的城市雕塑。殖民统治的强行开埠、西方思想的引入及新文化运动、美术革命、新兴艺术学校与社团对中国现代雕塑的兴起都是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殖民者在租界地的公共空间、公共建筑、公共花园及私家花园中都开始兴建现代城市雕塑。民国时期的雕塑家们都是经历了艰苦的留学之路后归国的，他们为民国时期的现代雕塑教育和雕塑事业都做出了卓绝的贡献。第二章主要论述了新中国解放初期和文革时期的城市雕塑发展历史。美协的成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两结合”的方针对此时的雕塑界有着诸多的影响，而在与苏联关系僵化之前，新中国几乎所有领域都深受苏联的影响，雕塑教育和雕塑创作也不例外。此时最大的城市雕塑项目就是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之后的十大建筑雕塑和“文革”期间毛泽东像的遍地开花揭示了这一时期的城市雕塑完全笼罩在政治的阴影之中，城市雕塑彰显其独有的艺术特色。第三章结合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大背景，阐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城市雕塑发展的历史。这一时期的城市雕塑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多元化，从千篇一律的不锈钢抽象雕塑，到各种风格的百花齐放，全国城市雕塑艺术委员的成立为繁荣的中国城市雕塑发展指明了方向，各种国际雕塑创作营、国际城市雕塑大赛此起彼伏，使得雕塑公园开始兴旺起来，其中以名人雕塑园居多，但是经过近三十年的建设，雕塑公园的发展起起落落，雕塑公园的后续管理令人堪忧。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归纳总结，对不同时期的中国城市雕塑发展特点进行了论述。对中国现代城市雕塑的现状进行了分析，鱼龙混杂的城市雕塑建设现象使许多雕塑家开始对中国城市雕塑的发展不断深入探讨，对中国传统雕塑进行反思，将传统融入现代城市雕塑之中，力求使得中国城市雕塑有更良好和合理的发展趋势。
刘晨[4]（2011）在《《大众日报》创刊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大众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委员会机关报,是山东抗日根据地最早创建的党报,也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没有间断连续出版的唯一一家省级日报,还是现在出版的全国省以上日报中唯一全面系统地报道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一家报纸。《大众日报》自1939年1月1日在沂水县王庄创刊,一直坚持出版至今,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了。目前关于《大众日报》报史的研究与整理,前人已经做了许多工作,在大众日报社内部、各地方史志、中共山东党史资料中都有涉及,出版了一系列诸如大事记、史话、回忆录之类的专著和文集。但涉及到《大众日报》创刊这段历史,大都是相对简略的,只是把《大众日报》创刊作为一个章节放到报纸发展史中。而一份报纸的创刊对于这份报纸来说无疑是重要的,它奠定了这份报纸今后发展的基调、方向。面对这种研究现状,在前人研究整理的基础上,做一个归纳、总结,依据现有的文献资料对《大众日报》创刊前后这段历史做一个全面系统的梳理,应该是有必要的。本文截取《大众日报》创刊前后这段历史作为研究对象,主要论述1938年5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尚庄会议决议创办一份全省性报纸到1939年1月1日《大众日报》创刊这段历史。论述侧重点在《大众日报》创刊前的一系列准备工作和《大众日报》创刊时的情形。文章综合整理了大量关于《大众日报》创刊的原始资料、背景资料以及延伸资料,主要通过对比各种资料来理顺这段历史。文章主要分为五章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章,作为文章的前奏,主要介绍了《大众日报》创刊时的环境。内容包括《大众日报》创刊前的中国抗战形势和报业情况,《大众日报》创刊前的山东抗日根据地形势以及山东抗日根据地舆论宣传情况。第二部分包括第二章和第三章,主要围绕沂水县《青年报》及其前身沂水县《民生报》展开。沂水县《青年报》是《大众日报》创刊的一个重要基础,它的人员、设备几乎全部并入了《大众日报》。沂水县《青年报》的前身是沂水县《民生报》,文章第二章主要介绍沂水县《民生报》的创刊、发展以及其复刊为沂水县《青年报》的情况。第三章介绍沂水县《青年报》的性质、人员、设备以及它并入《大众日报》的过程。第三部分为本文第四章,是文章的主体,主要介绍《大众日报》的创刊过程,内容主要从机构设置、人员、设备三方面入手来论述报社内部各个职能部门的情况。第四部分为第五章,主要介绍《大众日报》创刊的意义和影响。本文在写作时,能够注重对所选题目原始材料的搜集,并能将这些材料进行对比、筛选,改正明显的错误,存疑无法定论的内容。在文章内容方面,本文对于沂水县《青年报》及其前身沂水县《民生报》的论述可以说是填补了《大众日报》报史研究的一个空白。
佘爱春[5]（2011）在《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文学空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对中国抗战文化史、文学史来说,被誉为“独特的历史现象”的桂林文化城无疑是一个独特而值得大书特书的所在。作为国统区抗战舆论的前沿阵地和大后方文坛重镇,桂林文化城既是抗战时期国统区的一个政治、文化“特区”,一个多元政治文化力量的交汇地带和对立性的政治、文学话语的缓冲空间,又是一个抗战文学多元共生、互动共存的文学生态空间,对大后方抗战文学以及中国抗战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具有独特的文学史价值与意义。本文以1938年10月至1944年9月桂林被称为“文化城”的这段历史时期的文学空间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文化城”的报刊、杂志、文学出版等原始资料的实证考辨与梳理,结合作家的生命文本和创作文本,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个案,深入考察了报纸、杂志、出版机构等文学生产体制与桂林文化城文学发生和发展的多元互动关系,揭示了桂林文化城文学生成的特殊状况和复杂意味,从整体上呈现了桂林文化城文学生动、丰富、复杂的历史景观,及其在抗战文学史和现代文学史上独特贡献和地位。作为特殊历史时期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桂林文化城是由多方力量共同合力的结果。除了特殊的地理和战略优势外,桂系相对开明的政治态度和文化人群体的爱国热情是桂林文化城得以形成和蓬勃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中国共产党的多方引导则起到了催化剂和指明方向的作用。作为一个多元政治话语中的文学空间,桂林文化城的文学场始终受到国民党中央、桂系、中共等多元政治力量的制约与影响,而多方力量之间的对抗与制衡又为桂林抗战文学带来了更多的发展空间；从而使桂林抗战文学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抗战时期中国文学的整体风貌,成为了解抗战时期中国文学整体发展状况的一个最佳窗口。报纸副刊、文学期刊和文学出版作为桂林抗战文学生产和传播的主要载体,它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共同建构了桂林文化城绚烂多姿的文学景观,展现出了桂林文化城文学生产与传播的原始风貌；不仅左右了桂林抗战文学的生产,而且有力促进了桂林抗战文学的传播和发展。而从报纸副刊到文学期刊再到文学出版,既展现了桂林抗战文学生产由毛胚状作品到精品佳作再到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也反映了一些作家由无名到出名再到知名的成长历程。报纸及其文艺副刊,作为抗战舆论阵地和文学空间在桂林文化城形成和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们在团结抗战的旗帜下,共同推进了桂林及大后方抗战文化及文艺运动的繁荣与发展。桂林《救亡日报》作为在中共直接领导下的一份报纸,在桂林文化城崛起时期起到了引领潮头的作用；它始终以兼容并蓄的开放姿态实践着抗战救亡和文化统战的历史使命,巩固和扩大了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了抗日根据地与国统区文学的交流与互动,推进和引导了国统区特别是桂林抗战文艺大众化、民族化进程和健康发展。桂林《大公报》作为一份民间报纸,是桂林文化城中后期的舆论重镇和中坚力量；它站在不偏不倚的民间立场,以“文人论政”姿态实践着“文章报国”理想,进一步活跃了桂林文化城的抗战舆论氛围；它对文学艺术性的坚守和多样化的追求,促进了抗战时期中国文学多元共生的文学生态局面的形成。而《广西日报》作为贯穿于桂林文化城始终的报纸,是桂林文化城起落沉浮的最好见证者和亲历者；它既展示了桂系在团结抗战旗帜下不同阶段的政治立场和言论姿态的多变性,又表现出桂系对新文化新文学的倚重、对文化建设的重视和进行文化抗战的决心。这些报纸及其副刊不同的价值取向,不仅展现了桂林文化城多姿多彩的原生态的文学生成图景和桂林抗战文学的发展变化历程；而且通过对无名作家和文学新人的培植与提携,为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与繁荣培养了后继力量和生力军。桂林抗战文学活动的空前繁荣,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文学期刊的兴盛与运作。作为桂林抗战文学主要的言说空间和生存空间,文学期刊不仅较为集中地展现了桂林抗战文学的实绩,为知名作家的新作力作和新作家的成名成长提供了展示空间和广阔舞台；而且较为清晰地反映了抗战相持阶段抗战文学由空洞的呼喊到凝重的写实、由单一的救亡宣传到抗战现实的多元展现、由短小凝炼到篇长厚实的发展变化轨迹；并引领了桂林抗战文学的创作方向和创作潮流。《文艺杂志》作为大型综合性纯文学期刊,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抗战中后期抗战文学的发展变化和对文学本体性追求,提升了抗战文学的艺术品格,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大后方抗战文学的发展方向。《野草》作为大后方最有影响的杂文刊物,继承和发扬了鲁迅杂文的现实主义战斗传统,为桂林文化城及大后方树立了一面战斗的旗帜；不仅开启了大后方抗战杂文的创作热潮,而且拓展了杂文的表现空间和艺术类型,推动了杂文艺术的发展。而《诗创作》和《戏剧春秋》作为桂林最有代表性的诗歌刊物和戏剧刊物,真切地展现了抗战诗歌和抗战戏剧由短篇（独幕）到长篇（多幕）、由单一到多元的发展变化趋势,并通过对诗歌和戏剧理论的探讨,对建构民族化、现代化的抗战诗歌和抗战戏剧理论体系作出了积极而有效的探索。文学图书出版作为对报纸副刊和文学期刊文学作品筛选和提纯的结果,最大限度地浓缩和展示了桂林抗战文学的成就。对桂林文化城文学出版来说,出版丛书和单行本是最普遍的出版方式,而对文化普及的重视和文学经典的推崇是其最显著的特点。文化普及为新文化、新文学培养了一大批读者群和潜在的生力军；而文学精品力作的出版,为抗战文学留下了不少经典作品,给作家的成长和生活带来极大帮助的同时,促进了抗战文学的广泛传播与发展,并为桂林抗战文学的经典化和新作家的成名提供了可能。文化供应社作为出版领域的统一战线机构,以较为激进和贴近现实的出版风格,推进了大众文化普及和抗战文化建设,集中展示了左翼文人的抗战文学实绩,指引和推动了抗战文学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而开明书店作为民营出版机构,以温和、稳健的出版风格和立足于文化建设的出版理念,体现了文学出版的精英化倾向和文学本位色彩,推动大后方文化启蒙与普及和新文学的“经典化”。总而言之,作为抗战中国一个独异的文化空间,桂林文化城以较为宽松自由的政治文化环境、多元共生的文学生态空间和对新文学传统的继承与拓展,不仅为中国抗战文坛培养一批文学新军和奉献了众多精湛的文学作品,而且为中国抗战文学的健康发展和抗战文学多样化的生态局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赵轩[6]（2019）在《在传统文脉与新思潮之间的中国早期电影批评（1897-1932）》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主要关注1897-1932年间中国电影批评的思潮起伏,研究时段是从中国电影批评最早发端一直延续到左翼影评集体亮相之前。在这一历史时期,西方文化的进入,促成了中国思想界急于融入世界潮流的社会功利倾向;在“文明等级论”的影响下,国人开始对中国既有之文化资源进行重估;而亡国灭种、救亡图存的现实焦虑,也不断激起国内的民族主义思潮。本文即着力观照上述思潮影响下的中国早期电影批评,研究内容将涉及文化整合、民族意识、威权政治、社会功利多个视阈间的渗透与震荡。电影舶来中国之时,适逢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晚清以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多种西方思潮纷至沓来。但各色思潮在老旧中国落地的过程几近必然地交织着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蛮横与中国政府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懦弱,这令救亡图存成为此时最重要的社会议题。较之西方,中国的现代性启蒙有两点不同,一是“救亡压倒启蒙”,使得思想界过度关注物质追求与权力宰制,显现出较强的社会功利色彩;二是“启蒙成了唯一的救亡”,使得国人在潜意识中认同了“文明等级论”等帝国主义的文化逻辑,简单地将东西文化比附于新旧文化,进而促成了极端的“西化”倾向。这为中国早期电影批评思潮渲染了精神底色。同时,基于救亡图存而不断显现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对“文以载道”等传统文脉的无意识固守,也均参与到了上述思潮的流变过程。基于此,本文具体分成以下几个板块。绪论——系统阐述本文的选题意义、前期研究成果,以及1897-1932年间中国电影批评的基本特征。第一章——早期电影批评中的传统回响。在梳理早期电影批评的思想史语境的基础上,着力于探讨早期电影批评对传统文艺观念的承继与变奏,具体着眼于“影戏话”等早期批评文本所显现出的传统诗话“缘情遣兴”之思维,以及潜隐于现代性震撼体验之后的“文以载道”的批评观。第二章——早期电影批评对西方文化的“镜鉴”。主要关注早期电影批评中论证影戏源流中土的“西学中源”意识、影戏说的“中体西用”意识,以及卢梦殊主编《银星》杂志鼓吹之“新英雄主义”影剧观对于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借鉴和改造。第三章——早期电影批评中的民族意识。着力于梳理“国片复兴”运动、“民族主义电影”运动、辱华电影抗议事件中所渗透之力避欧化、国民性批判以及民族国家（nation）作为“想象的共同体”通过大众传媒达成民族认同的过程。第四章——早期电影批评中的社会功利思维。关注早期电影评论中对电影的娱乐属性与教化属性的交锋,涉及商业娱乐电影、教育电影运动以及电检制度创设伊始电影评论围绕上述话题所做的讨论,对于类型叙事、电影宣教以及国民党文艺政策做思潮上的厘清。结语——总结全文。指出本文始终观照文化整合、民族意识、权威政治、社会功利多个视阈间的渗透与震荡,对影人批评、学人批评、报人批评和大众批评等各种批评模式的话语取向做出归纳,对商业话语、政治话语、精英话语以及市民话语在多个问题上的表述进行了不同层面的区分,以期勾勒一段历史思潮的真实面貌。在上述板块的讨论中,仰仗于当前大量民国期刊电子数据库的广泛建立,本文借助更为快捷和相对完备的史料搜集,重新考证了“影戏源流中土”理念的滥觞、电影“第八艺术论”的译介过程、《银星》杂志“新英雄主义”影剧观的理论渊源、《电影月刊》“民族主义电影运动”的外部政治环境,清华“丄社事件”的前后因由。同时,本文从思潮史的角度审视早期“影戏话”对传统“诗话”思维的承继,“国片复兴运动”对晚清以降“实业救国”理念的延续,以及“高台教化”文艺理念在“电影教育运动”中的显影与变奏。进而,本文以新史料的挖掘与新视角的选取体现了创新意识,并希望借助上述问题的厘清对中国早期电影批评思潮研究做出有益的尝试。
白红义[7]（2015）在《记者作为阐释性记忆共同体:“南都口述史”研究》文中认为新闻业不仅参与到历史事件的记忆中,也在从事着有关自身的记忆工作,行业中的事件、人物和组织都会成为集体记忆的对象。本文以《南方都市报》为庆祝创刊18年而在微信平台上设立的"南都口述史"为例,讨论在这样一个封闭又开放的记忆空间里,记者如何作为一个阐释性记忆共同体来纪念他们曾供职过的新闻组织,并分析这种集体记忆对于南都和中国新闻业的意义。
吴自力[8]（2016）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报人群体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中国红色新闻史上,关于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的报人群体研究,解放后由于受到历次政治运动的干扰,加之当时斗争环境的特殊,没有齐全的文献资料传世,使相关研究一直没有受到新闻史学界的重视。尽管南方局的研究在本世纪初一度有所勃兴,但关于南方局领导下的报人群体研究依然付之阙如。本文尝试走近这个被历史风尘有所遮蔽的群体,再现当年南方局领导下的报人群体文章报国为党的忠贞与不凡。在这个群体当中,周恩来是当之无愧的核心和灵魂,胡愈之、邹韬奋、恽逸群、范长江、夏衍等是居功甚伟的标杆人物,他们行为世范,有力地凝聚和推动了南方局报人的团结,扩大了中共在国统区的影响。而国新社和“青记”是中共在新闻界的两大执行机构,由于即便是抗战期间,中共都不能以任何名义公开出现在国统区,国新社和“青记”成为中共在国统区新闻界的发声平台和传声筒,它们在一段时间内和中共地下组织一起,构筑了一个严密而又稍显安全的国统区中共报人共同体。除此之外,南方局还在恽逸群、范长江、陆诒等人的努力下,在上海、重庆、香港等地开办新闻学院,确保新闻战线的新力量源源不断。为了有效斗争,南方局报人分为三条战线活跃在国统区。第一条战线是公开的中共报人,时刻准备着为事业而牺牲;第二条战线则是以左翼面目出现的报人,他们或成建制打入各类报纸,或是直接掌握报纸版面为中共摇旗呐喊;第三条战线的则是隐藏真实身份的报人。“三线分布、遍地开花”的战略部署,既落实了中共中央“隐蔽精干、以待时机”的方针,也大大提高了南方局报人工作的安全性和斗争的韧性。对于南方局报人而言,多重身份、流动办报,不过是投身革命的手段与途径,为党效命的中共党员才是他们不变的底色。尽管解放之后,南方局报人的经历大多坎坷,但他们的新闻成就仍在历史深处熠熠生辉,他们的办报基因仍在今天的新闻界载沉载浮。
张露[9]（2019）在《现实关怀与自由立场 ——徐訏文学编辑出版事业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代报刊业兴起之后,知识分子具有了多重身份,编辑与作家不再是毫无联系的职业,有些文人甚至集二重身份于一身,这种现象在近现代文学史上十分常见。不同文化身份不仅为不同领域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同时,多重身份的融合与映照,也有利于全面审视他们的文学思想、编辑理念以及精神思想的变迁。本文从编辑角度梳理徐訏办刊与出版活动,探究其编辑理念与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之间的关系,在编辑活动与文学创作的互动中,考察徐訏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精神轨迹和思想嬗变过程。徐訏虽曾师从林语堂并协助其编辑《论语》和《人间世》,但当他创办第一个刊物《天地人》时,却一改《人间世》的“闲适”格调,将社会现实与救亡作为刊物的着眼点。自《天地人》始,徐訏确立了现实主义办刊理念,这与其早年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有关。徐訏不仅关注现实,关注战争,而且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国民政府。批判性的增强,令徐訏办刊风格具有了浓重的现实意味。虽然《读物》《人世间》与《作风》等刊物将文化启蒙作为主题,但刊物内容都以抗战为背景,且其目的也是为抗战服务的。在徐訏看来,救亡并未中断启蒙,从个人自由与民族独立角度来说,启蒙也应是救亡的一部分。此时,徐訏的办刊理念与思想也发生了变化,自由主义思想开始萌芽,个人自由与社会现实开始成为他办刊的聚焦点。徐訏创办夜窗书屋时,由于“三思楼月书”计划需要,其对旧作的改写势在必行。改写或续写后的作品与之前的版本相比,故事情节基本未变,只是在原有情节基础上进行删减或增添,但改作中明显的变化就是对现实的怀疑以及自由意识的增强。徐訏为摆脱多方政治势力的干扰,以“幽默”为挡箭牌,摆出一副“中立”态度。尽管其欲与政治隔绝,但他关注现实的姿态仍未改变。虽不像上海时期那样强烈,但也表现出关注社会底层的倾向,并与其同时期文学主张和审美取向趋同。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徐訏一改前期隐忍的态度,自由主义完全占据其思想内核,对国际局势以及大陆和港台的政治生态进行批评或批判,成为其办刊与文学创作的重心,他对自由的理解与感悟,已由个人层面上升到国家层面,干预现实的姿态也愈加明显。本文从编辑角度将徐訏办刊理念与思想发展脉络呈现出来,在时代与环境的变化中,考察徐訏思想以及精神的发展变化轨迹,探究以徐訏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时代与政治浪潮中的思想变化,从而浓缩出一类知识分子的时代缩影。徐訏所办刊物的主张、办刊理念与其创作风格和思想存在一致性,因此,通过研究其编辑事业,可以将他的编辑活动、文学创作以及思想嬗变历程结合起来。尽管前人业已提及现实主义在徐訏创作以及思想中的重要性,但大家却依旧认为徐訏是浪漫主义作家,并将浪漫主义作为其创作风格和思想倾向的代名词。本文从编辑与文学互动的角度发现,现实主义不仅在徐訏思想以及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且贯穿于其文学创作和编辑活动的始终。可以说,现实主义是徐訏创作风格的基础,他的目光始终是直面现实的,他干预现实的姿态和力度,是很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无法与之相比的。在现实与政治的矛盾冲突中,如何处理现实与理想的关系,则成了徐訏需要面对的问题。当现实无法满足其理想需要时,在现实的困境中,徐訏也会寻找新的思想出路,而自由主义则成了其苦痛困境中的一剂良药。徐訏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过程,在其编辑活动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徐訏一直关注现实,但又无法解决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和冲突,现实、政治以及自由等思想交织在一起。从编辑角度入手,将徐訏的编辑思想、文学主张以及思想变化呈现出来,在对“现实主义”、“雅俗观念”以及自由主义的探究与辩证中,呈示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嬗变过程和心路历程。
刘霞[10]（2020）在《申圭植的中国体验与文学创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申圭植（1880-1922）是韩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独立运动家。他于1911年流亡到中国上海,1922年在上海辞世。在短暂的一生中,他开展了丰富的救亡运动和复国运动,展现出杰出政治外交家和独立运动家的面貌。但在奔走革命的同时,他也留下了诸多文学文本,特别是在长达十一年的中国流亡生涯中,他积累了丰富的跨国体验,包含中国革命体验、韩国独立运动体验、人际交流体验和离散生活体验等,这些体验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申圭植的文学体现出优秀的汉文水平和高超的文学造诣,书写着多样的跨国体验,更包含着丰富的情绪、思想和意识世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学界历来的研究,大都仅将申圭植视作一个独立志士,并未对其文本给予足够的重视,其文学迄今未能得到系统的整理和深入的研究。因此,本文从文学和思想层面入手,综合使用“跨界”、“离散”、“身份认同”等后殖民批判理论、新历史主义、比较文学形象学及文本分析等研究方法,具体阐述申圭植的中国体验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进而阐明其文学创作的价值和意义。申圭植有着丰富的思想,并富于实践精神。他的思想指导着实践,并在实践的反作用下不断升华。在中国体验的影响下,国内时期便萌芽的民族意识发展成明确的抗日路线;对自由、民权朦胧的憧憬发展成为明确的近代国家意识;尚武意识和对国际局势的关注升华为外交武力融合的执政理念;对中国的关注、对辛亥革命的肯定及民族大同思想逐步发展成为中韩联合意识并进而发展成为国际联合意识。在这些思想意识的指导下,申圭植在流亡中国期间,以中韩联合和世界联合为策略,以民主共和制为复国政治理念,以大同思想为基础,充分利用国际局势、民族自决思潮和舆论宣传在世界范围内开展了韩国独立运动,构建了中韩革命联合的平台,培养了大批韩国爱国青年,并在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创建及获取孙中山护法政府的承认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上海地区韩国独立运动的开拓者和中韩革命联合的奠基人。可以说,中国体验使其由一个普通的民族独立斗士成长为反殖民的时代先驱。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其思想表现出过分依赖中国革命派及国际援助、未能重视和发动群众、因没有明确的革命指导思想而未能制止韩人内部各派间的斗争等局限性。申圭植丰富的中国体验促成了其文学中的书写和想象,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首先,申圭植广泛结交中国革命党人、加入革命文学组织南社,并创办了中文周报《震坛》,为中韩交流创造了阵地,这些跨界交流体验促成了其与中国革命先驱和进步文人间的文学交流。这种文学交流表现出以下特征:第一,以民族独立和资产阶级革命为主要话题,促进了中韩两国抗日话语和民族话语的构建,从而有力推动了共同话语和相互认知的发展;第二,申圭植对辛亥革命的认同和反日意识是双方交流的发展机制,从而实现了生成性对话模式;第三,双方都通过对对方的书写来进行自我观照,从而对本国的国家命运和革命前途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第四,双向跨界叙事推动了各自文学的发展。其次,申圭植在跨界空间里经历的政治体验和革命体验对其中国认识和文学书写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将资产阶级革命视作中国乃至亚洲的唯一前途,认为北洋政府腐败、无能、卖国,由此产生了近代国家意识,并产生了中韩联合乃至国际联合意识以及世界和平认识。在其中国书写和文学想象中,他鼓吹辛亥革命,塑造了一系列中国革命志士的形象,批判封建专制以及北洋政府的倒行逆施、腐败无能及卖国行为。此外,他积极论述中韩关系的重要性、中韩合作的必要性、韩国独立之于中国、日本、东亚乃至世界和平的意义,使其文学也呈现出强烈的政论性,体现出政治外交家的独特面貌。但这种中国想象带有一定的乌托邦特点。再次,申圭植的跨界是伴随着流亡开始的,离散生活体验是其跨界体验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离散生活体验使他感受到深深的乡愁和亡国之恨,这些苦闷促使他对日本的侵略本质及韩国的亡国原因等进行了更加深刻的思考并形成了明确的民族主体意识。此外,离散体验使得他有了更深刻的民族文化认知,对民族历史文化和民族身份也有了新的思索。他在文学中表达着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诉说着亡国苦痛,尖锐地揭露并批判日本侵略的掠夺性和欺骗性,呼吁民族主体一一“大韩之魂”即民族精神,刻画了一系列民族英雄和独立斗士的伟大形象。同时,他积极宣传民族历史和文化,强调民族历史的再书写,并通过对大淙教等民族精神象征的书写和宣扬来坚定地守护自己的民族身份。可以说,申圭植的跨国体验对其文学创作存在着明确的影响关系。交流体验促成了其对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志士的书写,并进而促成了中韩近代文人的生成性互动和相互认知;政治外交和革命体验,促使他形成了对中国、东亚及近代文明的认识和文学中的中国想象;离散体验和民族体验使其更加意识到自己的民族身份,作品中不仅表现出离散带来的愁和恨,更显示出对民族精神的赞扬和自身的民族认同感。统观申圭植的文学,我们可以发现其具有以下特征。第一,跨界性,即抗日的跨界性、民族想象的跨界性和语言的跨界性;第二,主体性,即民族主体意识和历史主体意识,这些主体意识均是殖民语境和流亡空间中的集体无意识之表现;第三,文化身份认同的混融性。申圭植在离散体验中遭遇身份认同的危机和焦虑,面对焦虑,他一方面通过对民族文化和民族历史的宣扬来坚守民族身份,另一方面,又以中韩联合的策略参与到中国革命中去,对中国文化和革命产生了认同,从而对自己的文化身份认同进行了一定的重构,体现出混融性特征;第四,政论性。申圭植的文学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水准,但其文学的基调是坚定的抗日意识和民族使命感,因此其文学中充满着革命、抗日、救亡、中韩联合等富于时代感的政治话语和革命话语,体现出政治美学功能,展现出革命文人的独特面貌。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定位申圭植及其文学。第一,申圭植文学是韩国抗日文学、韩国近代汉文学、韩国域外离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韩国文学之瑰宝,具有重要的文学史地位和价值。第二,在中韩交流历史转型和价值重建的新时期,申圭植与中国革命先驱广泛交流,构建中韩革命联合的开端,开创了中韩人文交流的新局面,在这一转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二十世纪中韩关系的奠基者。第三,申圭植凭借敏锐的时代意识和国际意识,在近代东亚复杂的时局中,把握住了时代要求,表现出坚决的抗日意识,看到中韩合作是二十世纪中韩两国共同的历史选择,他的抗日意识、中国认识、东亚认识乃至世界和平认识体现出时代自觉和东亚文化自觉,在东亚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精神价值。申圭植的中国体验及其文学创作的研究,不仅对于全面客观地还原申圭植这一历史人物的综合面貌具有重要意义,对于韩国汉文学研究、韩国抗日文学研究乃至中韩近代人文交流研究也都有重要的意义。希望本文能够为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也为促进当下中韩交流与对话以及东亚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有益的启示。
二、回忆《科学》的创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回忆《科学》的创刊（论文提纲范文）
（1）《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研究（1908-194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基本概念 |
| 一、报人 |
| 二、日人报纸 |
| 第三节 学术史回顾 |
| 一、《泰东日报》报史与报人研究 |
| 二、近现代东北国人“国家认同”研究 |
| 第四节 分期与史料 |
| 一、历史分期 |
| 二、所用史料 |
| 第一章 关东州：日人在华办报的区域样本 |
| 第一节 日文报纸出现及相互竞争 |
| 第二节 英文报纸创办与经济类报纸兴起 |
| 第三节 日人对关东州中文报业的垄断 |
| 第四节 日本战败与日人报业退场 |
| 第二章 《泰东日报》及其报人群体概述 |
| 第一节 《泰东日报》概述 |
| 第二节 《泰东日报》报人群体概述 |
| 一、日本报人群体 |
| 二、中国报人群体 |
| 第三章 1908-1925：金子雪斋时代中国报人的独立精神与爱国立场 |
| 第一节 初代社长金子雪斋对中国报人独立言论空间的奠定 |
| 一、金子雪斋其人 |
| 二、经营《泰东日报》的风格与特征 |
| 三、予以中国报人独立言论空间的思想根源 |
| 第二节 创刊初期《泰东日报》中国人员考述 |
| 第三节 傅立鱼入社与《泰东日报》“华人风骨”的形成 |
| 一、关于主持笔政时间的考证与辩误 |
| 二、报章言论与中日“亲善”观 |
| 三、主持笔政期间的政治与社会活动 |
| 四、在报纸“华人风骨”形成中的作用 |
| 第四节 私谊网络与公共交往：中国报人的聚合及组织化 |
| 一、私谊网络 |
| 二、公共交往 |
| 第五节 中国即“吾国”：中国报人与《泰东日报》国家认同 |
| 一、“中国认同”之表征 |
| 二、“中国认同”之成因 |
| 第六节 对爱国运动的同情与声援：以五卅报道为例 |
| 一、呈现沪案的论调、样态与策略 |
| 二、无法回避的“正凶”——日本 |
| 三、对东北爱国群众运动的声援 |
| 第四章 1925-1931：转折期中国报人生存环境恶化与国共两党报人活动 |
| 第一节 金子雪斋离世后中国报人生存境况 |
| 第二节 关东州本土第一代职业报人退场：以毕乾一为中心 |
| 一、毕乾一报人生涯概述 |
| 二、入社初期的“游戏文字” |
| 三、报章言论与文学作品中的“省籍”意识 |
| 第三节 中共满洲省委建立前后地下党报人的活动与影响 |
| 一、中共满洲省委大连特支建立前非采编人员的党团活动 |
| 二、创建中共满洲省委大连特支的核心力量 |
| 三、编辑局长陈涛及其所网罗的中共报人 |
| 四、对中国共产党的报道与呈现 |
| 五、“普罗文学”的有益尝试 |
| 第四节 国民党报人在《泰东日报》的活动 |
| 第五章 1931-1937：中国报人对日立场“转变”与新闻业务领域拓展 |
| 第一节 中国报人群体结构的历史转型 |
| 第二节 殖民话语转向：以伪满洲国“建国”报道为例 |
| 一、“他者叙事”与“殖民话语” |
| 二、他者叙事的权力逻辑 |
| 三、呈现“他者”的方式选择 |
| 四、难以调和的叙述冲突 |
| 五、失真的“他者”形象 |
| 第三节 到“宗主国”去：中国报人的日本之行及游记 |
| 一、中国报人访日活动概述 |
| 二、吕仪文、李永蕃及毕殿元的访日之行 |
| 三、访日行记中的多重隐喻 |
| 第四节 以社会新闻为特色的本埠新闻采编活动 |
| 一、中国报人本埠社会新闻采编活动概述 |
| 二、“大连摩登”：中国报人记录下的殖民都会图景 |
| 三、从社会新闻采编管窥中国报人职业素养 |
| 第五节 在副刊繁盛期：毕殿元与他主编的五种副刊 |
| 一、从《儿童》入社 |
| 二、彰显“健康美”的《体育双周》 |
| 三、《文艺》及其衍生的《文艺周刊》与《群星》 |
| 第六章 1937-1945：战时体制下中国报人的灰暗时代 |
| 第一节 战时体制下中国报人的生存境遇 |
| 第二节 置身于殖民统治下的公共言论表达 |
| 一、为“宗主国”殖民侵略制造“正义”舆论 |
| 二、战争动员与实用主义“节义观”生产 |
| 三、日本国内战争狂热的体验与传播 |
| 四、质疑殖民当局施政并为华人利益发声 |
| 第三节 殖民霸权与战争阴影下的文人心态 |
| 一、对殖民“宗主国”的畏羡与顺应 |
| 二、“东亚共荣”的欲念与幻想 |
| 三、“政治自我”与“政治他者”矛盾背后的自我贬抑 |
| 四、傀儡、边缘人与旁观者 |
| 第四节 日治末期中国报人的国家认同 |
| 第五节 报人身份的文学表达：以赵恂九小说创作为中心 |
| 一、作为报人的赵恂九 |
| 二、报人工作之余的小说创作活动 |
| 三、文学书写中的报人印痕与被殖民者精神印记 |
| 第七章 日本战败后中国报人的抉择与命运 |
| 第一节 重归祖国：“8·15”至停刊期间中国报人活动情况 |
| 一、按苏军指示接管《泰东日报》 |
| 二、参与维持大连地方秩序 |
| 三、在国共两党之间抉择 |
| 第二节 《泰东日报》停刊后中国报人的彷徨与隐迹 |
| 一、参与创办大连市政府与市委机关报 |
| 二、1946 年后部分报人的“逃离”与隐迹 |
| 结论 |
| 附录：《泰东日报》中国社员统计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后记 |
（2）《晋绥日报》与边区社会文化动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概念阐释 |
| 四、行文结构及内容 |
| 五、运用的资料及分析方法 |
| 六、本文的难点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从固有人才到本土精英——“意识形态部队”的组建 |
| 第一节 《抗战日报》创刊之前中共在晋绥的社会动员模式 |
| 一、报纸是社会动员的制高点 |
| 二、中共早期在山西的办报实践 |
| 三、抗战全面爆发前后中共领导下的晋西北进步报刊 |
| 四、“晋西事变”与《抗战日报》的创刊 |
| 第二节 “固有知识分子”与《抗战日报》的首发阵容 |
| 一、“固有知识分子”与国共两党对立时期的中共人才储备 |
| 二、3:3:3——《抗战日报》的首发阵容 |
| 第三节 报纸的地方化努力与本地知识人才的崛起 |
| 一、《抗战日报》的地方化努力 |
| 二、本地知识人才的崛起 |
| 第四节 文化动员的成果——山药蛋派与七七七文艺奖 |
| 一、山药蛋派与《抗战日报》副刊作者群 |
| 二、七七七文艺奖与晋绥文艺队伍 |
| 三、1949 年干部南下对晋绥文化的影响 |
| 第二章 全党办报与通讯网络建设 |
| 第一节 融入中共组织——党报姓党的目标追求 |
| 一、不带编号的党内文件 |
| 二、“聋盲软哑”——言说与倾听之间的疏离 |
| 三、一纸《决定》引领晋绥全党参与办报 |
| 四、全党办报的生动局面 |
| 五、书记县长笔下的新闻稿件 |
| 第二节 链接基层社会——“局域”通讯网络的构建 |
| 一、各级党委对报纸通讯工作的推动 |
| 二、通讯队伍的动员 |
| 三、通讯队伍的组织 |
| 四、通讯员的培养:刊授、函授、面授 |
| 五、从农民到优秀通讯员:一个生动的个案 |
| 六、“逼”和“哄”:一个通讯模范县的成长 |
| 七、通讯队伍规模、来稿数量、报纸发行量的变化 |
| 八、晋绥根据地通讯网络建设的历史借镜 |
| 第三章 与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黑板报”与读报小组 |
| 第一节 冬学运动与文化翻身 |
| 一、从《抗战日报》看晋绥冬学的起伏 |
| 二、从晋绥冬学看民众文化需求的变动 |
| 三、冬学运动与群众办报 |
| 第二节 读报运动与读者的“创造” |
| 一、通讯网络是读报活动的基本依托 |
| 二、识字运动是读报发展的有力助推 |
| 三、“报纸上山”与“报纸下地” |
| 四、读报运动与文化觉醒 |
| 五、读报运动的收获 |
| 第三节 油印报、黑板报与晋绥边区三级报网 |
| 一、油印报:在黑板报与大众报之间 |
| 二、民众的舆论机关——黑板报 |
| 第四章 《晋绥日报》的“客里空”新闻与反“客里空”运动 |
| 第一节 “客里空”,一个普遍而严重的问题 |
| 第二节 “客里空”背后的集体无意识 |
| 一、“意义”的诱惑——从记者谷曼看“客里空”的心理机制 |
| 二、需求指导下的供给——从“模范村”报道看工具主义生产模式 |
| 三、私欲对“公器”的觊觎——工具主义的次级衍生 |
| 第三节 《晋绥日报》的反“客里空”运动 |
| 一、新闻求实——专业主义视野下的反“客里空”运动 |
| 二、“思想土改”——工具主义层面上的反“客里空”运动 |
| 第四节 反“客里空”运动的历史回响 |
| 一、土改纠偏与《晋绥日报》停止反“客里空” |
| 二、毛泽东“谈话”与此后30年对反“客里空”运动的评价 |
| 三、反“客里空”,一个未了的话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中国现代城市雕塑的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由 |
| 二、研究对象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萌芽起步期：——半殖民半封建及民国时期现代城市雕塑（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中叶）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一、 政治背景 |
| 二、 文化背景 |
| 第二节 租界的现代城市雕塑 |
| 一、 公共空间中的城市雕塑 |
| 二、 欧式公共建筑上的雕塑作品 |
| 三、 公共花园雕塑 |
| 四、 私家花园中的雕塑 |
| 第三节 民国时期的雕塑留学生 |
| 一、 清末民初留学生概述 |
| 二、 学习雕塑的留学生概况 |
| 三、 留学生在国外的学习和生活 |
| 第四节 民国时期的现代雕塑教育 |
| 一、 土山湾的雕塑教育 |
| 二、 私立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
| 三、 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 |
| 四、 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 |
| 五、 广州市立美术学校 |
| 第五节 民国时期现代雕塑理论的传播 |
| 一、 美术团体 |
| 二、 美术期刊 |
| 三、 美术展览 |
| 第六节 民国时期的现代雕塑家 |
| 一、 蔡元培与现代雕塑家 |
| 二、 李金发 |
| 三、 江小鹣 |
| 四、 刘开渠 |
| 五、 滑田友 |
| 六、 张充仁 |
| 第七节 民国时期的城市雕塑作品 |
| 一、 孙中山雕像 |
| 二、 名人塑像 |
| 三、 抗战时期的纪念碑雕塑 |
| 第二章 曲折探索期：——解放初期和文革时期的现代城市雕塑（二十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一、 美协的成立 |
| 二、 向苏联学习 |
| 三、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
| 四、 “两结合” |
| 五、 “大跃进” |
| 六、 文化大革命 |
| 第二节 向苏联学习雕塑 |
| 一、 20世纪60年代前的苏联艺术的发展史 |
| 二、 苏联艺术在中国的迅猛传播 |
| 第三节 解放初期和文革时期的雕塑教育 |
| 一、 苏联的雕塑教学体系 |
| 二、 苏联影响下的新中国的雕塑教育模式 |
| 三、 新中国解放初期和文革时期雕塑教育的发展历史 |
| 第四节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造 |
| 一、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和选址 |
| 二、 纪念碑的设计过程 |
| 三、 纪念碑浮雕的设计 |
| 第五节 东方红太阳升——毛泽东雕像 |
| 一、 不同时期的毛泽东雕像特点 |
| 二、 毛泽东雕像代表作品 |
| 三、 毛泽东对建其雕像的态度 |
| 第六节 解放初期与文革时期的城市雕塑 |
| 一、 解放初期和文革时期的雕塑发展 |
| 二、 十大建筑工程室外雕塑 |
| 三、 毛主席纪念堂室外雕塑 |
| 四、 城市纪念碑雕塑 |
| 五、 名人雕塑作品 |
| 六、 其他城市雕塑题材作品 |
| 第三章 繁荣发展期：——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现代城市雕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二十一世纪初）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一、 政治背景 |
| 二、 艺术背景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后雕塑发展 |
| 一、 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现代雕塑 |
| 二、 90年代的中国现代雕塑 |
| 三、 21世纪的中国现代雕塑 |
| 第三节 雕塑公园的发展 |
| 一、 中国雕塑公园概论 |
| 二、 中国特色的雕塑公园 |
| 三、 中国雕塑公园典型案例分析 |
| 四、 中国雕塑公园发展策略 |
| 第四节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现代城市雕塑 |
| 一、 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城市雕塑简述 |
| 二、 改革开放后城市雕塑作品 |
| 第四章 中国现代城市雕塑设计的展望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城市雕塑的管理机制 |
| 一、 工作职能 |
| 二、 存在问题 |
| 三、 改变方法 |
| 第二节 中国现代城市雕塑存在问题及解决方法 |
| 一、 存在问题 |
| 二、 提升中国城市雕塑品质 |
| 第三节 中国现代城市雕塑设计与环境的融合 |
| 一、 城市雕塑与城市历史人文环境 |
| 二、 城市雕塑与城市空间环境 |
| 三、 城市雕塑与心理环境的艺术至境 |
| 结语 |
| 中国现代城市雕塑大事记 |
| 引用文献 |
| 攻读研究生期间发表论文 |
| 致谢 |
（4）《大众日报》创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缘起 |
| 二、内容简介 |
| 三、突破与创新 |
| 四、文献使用说明 |
| 第一章 《大众日报》创刊时的环境 |
| 第一节 《大众日报》创刊前的国内抗战形势及中国报业情况 |
| 一、《大众日报》创刊前的国内抗战形势 |
| 二、《大众日报》创刊前后中国报业情况 |
| 第二节 《大众日报》创刊前的山东抗日根据地 |
| 一、《大众日报》创刊前山东抗日根据地抗战形势 |
| 二、《大众日报》创刊前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委沿革 |
| 三、《大众日报》创刊前后山东报业情况 |
| 第二章 沂水县《青年报》前身——沂水县《民生报》创刊始末 |
| 第一节 沂水县《民生报》创刊情况 |
| 一、创办沂水县《民生报》的原因 |
| 二、沂水县《民生报》的初创情况 |
| 三、沂水县《民生报》创刊 |
| 第二节 沂水县《民生报》被查封及复刊情况 |
| 一、沂水县《民生报》被查封 |
| 二、沂水县《民生报》复刊经过 |
| 三、沂水县《民生报》复刊并改名为沂水县《青年报》后的 情况 |
| 第三章 《大众日报》创刊的基础——沂水县《青年报》 |
| 第一节 沂水县《青年报》的性质 |
| 一、民间油印报 |
| 二、党报性质 |
| 三、沂水县《青年报》性质 |
| 第二节 沂水县《青年报》并入《大众日报》的过程 |
| 一、山东省委来到岸堤镇 |
| 二、《青年报》与山东省委取得联系 |
| 三、孙陶林鼓励《青年报》同仁来省委办报 |
| 四、郭洪涛动员《青年报》同仁来省委办报 |
| 五、《青年报》并入到《大众日报》 |
| 第三节 沂水县《青年报》并入到《大众日报》后的人员分配 |
| 一、沂水县《青年报》人员构成及并入到《大众日报》的人员 |
| 二、沂水县《青年报》并入到《大众日报》后的人员分配 |
| 三、沂水县《青年报》并入到《大众日报》的工作设备 |
| 第四节 沂水县《青年报》成为《大众日报》创刊基础的条件 |
| 第四章 《大众日报》创刊研究 |
| 第一节 刘导生与匡亚明 |
| 一、刘导生其人 |
| 二、刘导生与《大众日报》创刊 |
| 三、匡亚明其人 |
| 四、匡亚明与《大众日报》创刊 |
| 第二节 《大众日报》创刊时编辑室研究 |
| 一、五名编辑 |
| 二、关于编辑室五名编辑的一些问题 |
| 三、关于编辑室记者的一些问题 |
| 四、编辑室工作人员业务熟练程度 |
| 第三节 《大众日报》创刊时印刷厂研究 |
| 一、1938年5月山东省委委派于一川筹备建立印刷所 |
| 二、《大众日报》印刷厂的第一个时期——天马场时期 |
| 三、《大众日报》印刷厂的第二个时期——小峪庄时期 |
| 四、《大众日报》印刷厂的第三个时期——云头峪时期 |
| 第四节 电务室与《大众日报》消息来源 |
| 一、《大众日报》电务室机构设置 |
| 二、《大众日报》电务室工作人员 |
| 三、《大众日报》电务室消息来源 |
| 四、《大众日报》电务室存在困难 |
| 第五节 《大众日报》创刊时营业部研究 |
| 一、《大众日报》创刊时营业部研究 |
| 二、《大众日报》创刊时的报纸发行和物资供应 |
| 第六节 《大众日报》创刊号研究 |
| 一、《大众日报》创刊前的试刊——《突击》试刊号 |
| 二、《大众日报》报名研究 |
| 三、《大众日报》创刊号报头题字研究 |
| 四、《大众日报》创刊号发行规模研究 |
| 第五章 《大众日报》创刊的意义和影响 |
| 一、完成党报的职责 |
| 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山东抗日根据地舆论的领唱 |
| 三、《大众日报》创刊的必然性 |
| 附录一 《大众日报》创刊时基本体制架构 |
| 附录二 相关文献辨析 |
| 附录三 《大众日报》创刊年月日表 |
| 附录四 《大众日报》创刊号报纸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5）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文学空间（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传媒视阈与桂林文化城文学研究 |
| 第一章 桂林：大后方抗战文坛重镇 |
| 第一节 桂林文化城形成的历史语境 |
| 一 特殊的战略地位和优越的地理条件 |
| 二 桂系相对开明、自由、开放的政治姿态 |
| 三 文化人群体的爱国热情和抗战精神 |
| 四 共产党的统战工作和多方引导 |
| 第二节 多元政治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场 |
| 一 政治场：中央、桂系、中共权力的博弈 |
| 二 文化统制与市场控制下的言论空间 |
| 三 流寓、多变、杂合：桂林抗战文学场的特征 |
| 第三节 桂林文化城的文学生产 |
| 一 报纸副刊与抗战文学生产 |
| 二 文学期刊与抗战文学生产 |
| 三 文学图书出版与抗战文学生产 |
| 第二章 报纸副刊与公共舆论空间 |
| 第一节 桂林《救亡日报》：中共文化统战的舆论阵地 |
| 一 救亡呼号与舆论压制：创刊、复刊与停刊 |
| 二 救亡与统战：办报思想和文化使命 |
| 三 《文化岗位》与抗战文艺运动的舆论导向 |
| 第二节 桂林《大公报》：抗战时期“文人论政”的言论空间 |
| 一 中间姿态和文人论政：桂林《大公报》的文化品格 |
| 二 《文艺》副刊与抗战语境下文学的多元取向 |
| 第三节 《广西日报》：桂系团结抗战的舆论空间 |
| 一 桂系抗战言论空间的多变性 |
| 二 艾青与《南方》文艺副刊 |
| 三 《漓水》：在变与不变中积极推进文艺抗战 |
| 第三章 文学期刊与抗战文学的言说空间 |
| 第一节 《文艺杂志》：“文人办刊”与新文学传统的继承与拓展 |
| 一 用生命培育的刊物：王鲁彦与《文艺杂志》 |
| 二 救亡与启蒙：《文艺杂志》的文化诉求 |
| 三 《文艺杂志》与抗战时期的乡土文学 |
| 第二节 《野草》月刊与大后方抗战杂文的勃兴 |
| 一 鲁迅杂文传统的继承与阐扬 |
| 二 秦似与《野草》月刊 |
| 三 直面现实与叩问历史：《野草》上的杂文 |
| 第三节 《诗创作》与抗战诗歌的多元化 |
| 一 刊物的经营策略和编辑风格 |
| 二 抗战诗歌的多元呈现 |
| 三 长诗：抗战诗歌的新发展 |
| 四 抗战诗学理论的探索 |
| 第四节 《戏剧春秋》杂志与抗战戏剧运动 |
| 一 刊物的刊行和文化使命 |
| 二 抗战戏剧理论的探索与构建 |
| 三 在现实和历史之间：杂志上的戏剧文学 |
| 四 “戏剧兵”的情感与信息空间 |
| 第四章 文学出版与桂林抗战文学实绩 |
| 第一节 文化供应社：出版领域的统一战线 |
| 一 推进大众文化：文化供应社的出版理想 |
| 二 文化供应社的文学图书出版 |
| 三 《文化杂志》月刊与抗战文化建设 |
| 第二节 桂林开明书店：文化启蒙与文学“经典化” |
| 一 逆境中复兴：桂林开明书店及其出版概况 |
| 二 启蒙与经典化：桂林开明书店的文学出版 |
| 三 《中学生》(战时半月刊)：知识的传输与文艺青年的培养 |
| 余论 桂林文化城与抗战时期文学生态 |
| 主要参考文献 |
（6）在传统文脉与新思潮之间的中国早期电影批评（1897-193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启蒙与电影的传入 |
| 二、1932年之前中国电影批评的特征 |
| 三、范式和视角 |
| 第一章 早期电影批评中的传统回响 |
| 第一节 近现代思潮迭起中的早期电影批评 |
| 一、现代性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介入 |
| 二、对“人”的关注:个体性与群体性 |
| 三、对制度的探讨:政治与功利色彩 |
| 第二节 “缘情遣兴”在早期影评中的在场 |
| 一、从传统“诗话”到“影戏话” |
| 二、“考证故实”:光影叙事的冲动 |
| 三、“随性闲谈”:日常生活的在场 |
| 第三节 “民智教化”在早期影评中的延续 |
| 一、惊叹:观影的奇观体验 |
| 二、电影作为现代性的物化表征 |
| 三、“启发民智、教化民众”理念的血脉相续 |
| 第二章 早期电影批评对西方文化的镜鉴 |
| 第一节 西学中源:“影戏源流中土”的偏执论证 |
| 一、“影戏源流中土”的文本表述 |
| 二、“西学中源”说的历史衍变 |
| 三、“影戏源流中土”的文化心理机制 |
| 第二节 中体西用:“影戏论”的体用之道 |
| 一、电影的艺术“家数” |
| 二、“影戏论”的技巧批评实践 |
| 三、“影戏论”的文化底色 |
| 第三节 群己之辩:“新英雄主义”影剧观的在地化历程 |
| 一、“新英雄主义”溯源:从罗曼·罗兰到《银星》 |
| 二、“新英雄主义”之新:革命与领袖 |
| 三、“新英雄主义”的功用:平民、阶级与群己观 |
| 第三章 早期电影批评中的民族主义思潮 |
| 第一节 “国片复兴运动”与作为公共事业的电影 |
| 一、“复兴国片”与实业救国 |
| 二、“到民间去”:语焉不详的平民化 |
| 三、步入公共领域的电影与儒商精神 |
| 第二节 抗议“辱华电影”与众声喧哗间的多方话语角力 |
| 一、国族形象:自我表述的冲动 |
| 二、文化渗透:表述中国的冲动 |
| 三、话语共谋:多方角力的公共事件 |
| 第三节 “民族主义电影运动”与“国民性”改造 |
| 一、“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与《电影月刊》 |
| 二、改造“国民性”的一次尝试 |
| 三、“民族主义电影运动”的当下性省思 |
| 第四章 早期电影批评中的社会功利思维 |
| 第一节 电影娱乐思潮:正当娱乐、类型意识与叙事机制 |
| 一、正当娱乐:从清华“丄社事件”说起 |
| 二、类型意识:商业导向与话语征用 |
| 三、叙事机制:滑稽穿插与教化字幕 |
| 第二节 电影教育思潮:直观教育、社会教育与寓教于乐 |
| 一、直观教育:作为教学方式的电影 |
| 二、社会教育:电影的普及传播 |
| 三、寓教于乐:文化统制的话语策略 |
| 第三节 电影检查思潮:必要、权属与主体定位 |
| 一、电影检查之必要:社会教化、行业准入与民族主义情绪 |
| 二、电影检查的权属机制:行政权力、统一电检与派系纷争 |
| 三、电影检查的主体定位:体恤商艰、艺术眼光与意识管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作者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7）记者作为阐释性记忆共同体:“南都口述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新闻业中的记忆工作 |
| 二、研究案例:南都口述史 |
| 首先,特殊的接力机制。 |
| 其次,特殊的呈现机制。 |
| 三、记者作为阐释性记忆共同体 |
| 四、记忆工作作为边界工作 |
| 五、结语 |
（8）中共中央南方局报人群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回顾 |
| （一）关于南方局的研究 |
| （二）关于南方局领导下的报纸研究 |
| （三）关于南方局报人及其群体的研究 |
| 三、研究对象 |
| 四、概念辨析 |
| （一）南方局 |
| （二）报人和群体 |
| 五、论文创新点 |
| 第一章 南方局报人群体的形成 |
| 一、萌芽（1931—1937） |
| （一）恽逸群与上海“记者座谈” |
| （二）胡愈之与《世界知识》特约作者 |
| 二、发展（1937—1949） |
| （一）范长江壮大“青记”和国新社 |
| （二）夏衍创建并发展《救亡日报》事业 |
| （三）《新华日报》在重庆不断壮大“友军” |
| 三、成因试析 |
| （一）抗战军兴、国共合作是前提 |
| （二）苏联援助是必不可缺的外部条件 |
| （三）战时通货膨胀、失业问题是经济诱因 |
| （四）激烈的报业竞争提供了生存土壤 |
| （五）过硬的专业素养是内在优势 |
| 第二章 南方局报人在国统区的组织布局 |
| 一、组织核心：周恩来 |
| （一）周恩来的宣传布局 |
| （二）周恩来的用人方针 |
| （三）周恩来的办报策略 |
| 二、三线布局 |
| （一）“左”倾冒进导致的惨痛历史教训 |
| （二）南方局报人的三线办报 |
| （三）“以社会的方式进行的”第三条战线办报 |
| 三、组织管理 |
| （一）管理方式 |
| （二）后备力量的培养和积蓄 |
| 第三章 南方局报人的群体特征 |
| 一、整体面貌分析——以重庆《新华日报》、香港《华商报》（复刊时期）、《救亡日报》和国新社为例 |
| （一）性别比例 |
| （二）籍贯分布 |
| （三）留洋情况 |
| （四）中共党员所占比例 |
| （五）学历和年龄 |
| 二、共通的精神气质 |
| （一）革命者的英雄气概 |
| （二）知识分子的浪漫情怀 |
| 三、基本的办报共识 |
| （一）以“讲真话”为核心 |
| （二）报纸“基础在群众，前途也在群众” |
| 四、多元的职业身份 |
| （一）流动办报 |
| （二）多重身份和多种工作 |
| 第四章 南方局报人的新闻实践 |
| 一、以专业精神办革命报刊 |
| （一）精心开展报纸经营工作 |
| （二）战地新闻蓬勃开展 |
| （三）新闻创新有声有色 |
| （四）与读者进行良好沟通和互动 |
| 二、新闻宣传和统战工作互为表里 |
| （一）新闻界的统战工作 |
| （二）跨界别的统战工作 |
| 三、新闻宣传服从政治需要 |
| （一）坚持党性原则 |
| （二）新闻服从政治 |
| 第五章 南方局报人群体的消退及其办报基因的传承 |
| 一、消退（1949—1957） |
| （一）报纸改组 |
| （二）报人星散 |
| 二、消退历史背景初探 |
| （一）“执政后的不适” |
| （二）“资产阶级新闻思想”受到批判 |
| （三）民营报业的消失 |
| 三、南方局报人办报基因的赓续——以《南方日报》创刊为中心的考察 |
| （一）南方日报首任总编辑为什么是曾彦修 |
| （二）原华商报人的转变与适应 |
| （三）南下干部和原华商报人的关系 |
| （四）《南方日报》风格的形成 |
| 结语：历史坐标中的南方局报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重庆《新华日报》报人情况统计简表 |
| 《救亡日报》报人情况统计简表 |
| 《华商报》（复刊时期）报人情况统计简表 |
| 国新社社员情况统计简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清单 |
| 后记 |
（9）现实关怀与自由立场 ——徐訏文学编辑出版事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3 相关研究现状综述 |
| 1.4 创新点及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立足社会:现实、救亡与启蒙 |
| 2.1 “帮厨”编辑,缺乏主体地位 |
| 2.1.1 系缘《论语》,初涉编辑 |
| 2.1.2《人间世》——编辑生涯的开端 |
| 2.1.3《论语》和《人间世》之于徐訏办刊的影响 |
| 2.2 突破“闲适”与批判现实 |
| 2.2.1 “比较少年”:突破“闲适”与直面现实 |
| 2.2.2 匕首与投枪:救亡时代的揭露与批判 |
| 2.2.3 透视现实:民间文艺隐含的世俗人生 |
| 2.3 启救亡之蒙与自由理性 |
| 2.3.1 “孤岛”期刊文学态势 |
| 2.3.2 《读物》:启蒙与抗战的“教科书” |
| 2.3.3《人世间》:救亡——自由与理性的新归宿 |
| 2.3.4 《作风》:文化启蒙与“作风” |
| 第三章 上海夜窗书屋与自由意识萌芽 |
| 3.1 “只出自己的书”——独特个性与自由体验 |
| 3.2 “三思楼月书”版本改写——现实迷惘与乌托邦设想 |
| 3.2.1 改写缘由——个体生命的执着追寻 |
| 3.2.2 突破现实禁锢,追求自由人生 |
| 第四章 批判意识与自由价值立场 |
| 4.1 曲折回归现实人生——现实性、文艺性与娱乐性的矛盾选择 |
| 4.1.1 《幽默》的创刊缘由与时代坚守 |
| 4.1.2 “中年人读物”的“幽默”与“个性” |
| 4.1.3 “小品”中的人生:讽刺与“幽默” |
| 4.2 个人意识与现实的策略化呈现 |
| 4.2.1 “幽默”的个人性与现实人生结合 |
| 4.2.2 拓展公共文化空间——通俗性、娱乐性的策略化趋向 |
| 4.3 徐訏晚年办刊风格转向:时政批评与自由意识 |
| 4.3.1 社会批判与个人意识觉醒 |
| 4.3.2 《七艺》的自由意识:时代的荒诞与批评 |
| 第五章 徐訏编辑思想与编辑理念 |
| 5.1 徐訏的编辑理念与原则 |
| 5.1.1 有益于抗战、文化与社会 |
| 5.1.2 启蒙精神:树立健全的社会意识、文学风格与价值观 |
| 5.1.3 传记文学:真实的“人”与人性 |
| 5.1.4 装帧精美:唯美自然 |
| 5.2 徐訏编辑思想 |
| 5.2.1 “自由主义”办刊理念 |
| 5.2.2 立足现实、时代与社会 |
| 5.2.3 编辑:综合的人才 |
| 第六章 结语徐訏编辑思想渊源:现实关怀与自由主义辩正 |
| 6.1 突破浪漫藩篱,关注现实人生 |
| 6.2 “雅”与“俗”的游离融合 |
| 6.2.1 雅俗:文学观念和办刊理念的同步 |
| 6.2.2 不一样的“俗”:“世俗”而不“媚俗” |
| 6.3 个人与时代自由的困境与思辨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10）申圭植的中国体验与文学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申圭植资料整理及研究现状 |
| 一、申圭植资料整理出版现状 |
| 二、国内外申圭植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申圭植的生平与思想 |
| 第一节 启蒙救国——国内启蒙运动时期(1880-1910) |
| 一、家庭背景与求学经历 |
| 二、思想启蒙活动 |
| 三、经济救国活动 |
| 第二节 中韩联合——来华流亡初期(1911-1918) |
| 一、中国革命体验 |
| 二、中韩联合下的独立运动实践 |
| 第三节 民族自决——流亡政府时期(1919-1922) |
| 一、在流亡政府创建中的活动 |
| 二、在流亡政府中的政治外交活动 |
| 第三章 申圭植的在华文坛活动与文学交流 |
| 第一节 申圭植与中国革命党人的文学交流 |
| 一、申圭植的中国革命党人书写 |
| 二、中国革命党人的申圭植认识 |
| 第二节 申圭植与南社 |
| 一、申圭植在南社中的活动 |
| 二、申圭植与南社社员的交流及相互认知 |
| 第三节 《震坛》——中韩交流之阵地 |
| 一、《震坛》的创刊与申圭植 |
| 二、《震坛》的办刊宗旨、流布与影响 |
| 三、中国人士撰稿的内容 |
| 四、韩国人士撰稿的内容 |
| 第四章 申圭植的中国认识与文学想象 |
| 第一节 中国革命认识与近代国家意识 |
| 一、对辛亥革命的肯定 |
| 二、近代国家意识 |
| 第二节 军阀社会认识与批判意识 |
| 一、对袁世凯政府的认识及批判 |
| 二、对军阀割据的认识及批判 |
| 第三节 中韩合作意识与世界和平认识 |
| 一、中韩关系认识与中韩合作意识 |
| 二、韩国独立与世界和平之关系 |
| 第五章 申桂植的离散体验与文学想象 |
| 第一节 离散生活认识与苦闷的书写 |
| 一、离散者的乡愁 |
| 二、亡国奴的愤恨 |
| 第二节 日本侵略认识与主体性 |
| 一、日本认识与抗日路线 |
| 二、民族主体意识 |
| 第三节 民族历史认识与民族身份的坚守 |
| 一、民族历史意识 |
| 二、民族身份的坚守 |
| 第六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回忆《科学》的创刊（论文参考文献）
- [1]《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研究（1908-1945）[D]. 梁德学. 吉林大学, 2017(07)
- [2]《晋绥日报》与边区社会文化动员研究[D]. 乔傲龙. 山西大学, 2019(02)
- [3]中国现代城市雕塑的发展研究[D]. 邵靖. 苏州大学, 2013(11)
- [4]《大众日报》创刊研究[D]. 刘晨. 山东师范大学, 2011(08)
- [5]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文学空间[D]. 佘爱春. 南京大学, 2011(08)
- [6]在传统文脉与新思潮之间的中国早期电影批评（1897-1932）[D]. 赵轩. 上海大学, 2019(02)
- [7]记者作为阐释性记忆共同体:“南都口述史”研究[J]. 白红义. 国际新闻界, 2015(12)
- [8]中共中央南方局报人群体研究[D]. 吴自力. 暨南大学, 2016(04)
- [9]现实关怀与自由立场 ——徐訏文学编辑出版事业研究[D]. 张露. 河北大学, 2019(04)
- [10]申圭植的中国体验与文学创作研究[D]. 刘霞. 山东大学, 20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