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旦春节要做好计划生育政策的宣传教育（论文文献综述）
杨发祥[1]（2004）在《当代中国计划生育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计划生育是当代中国历史上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件。改革开放以后，计划生育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之一。开展计划生育历史的研究，对中国人口的现代化及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除导言和结语外，本文共分九章。 导言部分阐述了选题的缘起和意义、研究现状，简单介绍了基本文献资料，交代了本文涉及的相关概念、研究方法和研究创新。 第一章主要介绍了中国计划生育的历史渊源。包括中国古代的计划生育思想、近代以来的国内外计划生育思想及活动。 第二至第六章分阶段阐述了中国计划生育的发展历程。1949年以来，我国计划生育大体经历了五个较长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949-1961年），是我国计划生育的提出与论争时期。其中，1949-1953年，是计划生育工作的缺失与提出阶段；1954-1957年，计划生育政策出台与初步开展阶段；1958-1961年，计划生育步入发展的歧路阶段。第二阶段（1962-1970年），是我国计划生育的再起与停顿时期。1962-1965年，是计划生育的提出及其在部分市、县的试点阶段；1966-1970年，计划生育陷于停顿阶段。第三阶段（1971-1978年），是计划生育的勃兴与普及时期。以[71]51号文件的发表为标志，中国计划生育进入实质性的发展时期。第四阶段（1979-1991年），是计划生育的开拓与发展时期。1979-1984年，是计划生育的深入开展和政策调适阶段。1985-1991年，是计划生育规范化与制度化时期。第五阶段（1992年以来），是计划生育的新形势和新探索时期。1992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我国步入体制转型时期，计划生育工作适应新形势发展，迎接新的挑战，进行新的调适，逐步摸索出了一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计划生育工作运行机制，成功地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道路。 第七章主要阐述了计划生育在运作实践中相关政策、运作机制及实际效果的地方差异，城乡之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之间、军事单位与非军事单位之间、涉外婚姻与本土婚姻之间等呈现出多层次特征。我国计划生育今后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仍在农村和流动人口上，这是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关键。在本章中，还阐述了我国计划生育的法制化道路。包括“计划生育”被写入宪法和相关基本法律中，计划生育地方性法规和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颁布和实施等。 第八章主要阐述计划生育的推行带来的社会变迁，包括计划生育对妇女、儿童、老人及家庭规模、功能和结构类型的影响，计划生育与我国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和人口自身可持续发展的相互关系，计划生育与城乡生育观念的转变以及新型生育文化的生长等。 第九章主要阐述计划生育的国际比较、中外交往及国际评价，从而更好地认识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实施效果与国际环境。 结语主要阐述了中国计划生育的跨世纪回顾与反思，包括中国计划生育的发展轨迹、计划生育的特点与影响、成功经验与存在的问题等，并根据人口与计划生育发展规律和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对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发展趋势进行了战略性前瞻与预测。
全津[2]（2014）在《当代江西计划生育历史研究》文中提出计划生育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对国家的经济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江西计划生育是根据国家的总体要求开展，在国家的总体框架下进行的，由于全国经济文化水平发展不平衡，江西计划生育呈现出阶段性、行政主导性强、地区发展不平衡等特点。因此，研究当代江西计划生育历史，对于把握计划生育自身发展规律、研判江西未来人口发展形势、适时调整计划生育对策以及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无疑具有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除导言外，本文共分为五章。导言部分阐述了选题的缘起和意义、研究现状、相关概念、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第一章介绍了改革开放前江西计划生育的状况及特点。全国解放初期，人口快速增长，由此产生的问题开始引起中央的重视。1953年，江西卫生厅转发卫生部《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草案）》，由此拉开了江西计划生育的序幕。1953‐1965年，江西在一些重点城市开展了避孕知识宣传和节育技术指导，满足了部分群众的节育需求。但随后“文化大革命”爆发，江西计划生育陷入停滞。1971‐1978年，中央重启计划生育，江西计划生育开始起步，计划生育机构得以恢复，围绕国家“晚、稀、少”的生育政策，计划生育宣传和节育措施开始普遍进入农村，节育率有所上升，但与全国的差距很大，体现出相对滞后的特点，计划生育任务非常艰巨。第二章分析了江西计划生育政策调整及阶段性成效。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给计划生育事业带来巨大的活力，江西计划生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1980年中共中央发表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同时，还要适当强调晚婚晚育”，直接促进了江西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1979‐1989年，江西各级地方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根据国家计划生育“三为主”方针，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和节育措施逐步深入到城乡，自觉实行计划生育的群众增多，与全国的差距逐渐缩小，计划生育成效得到进一步体现。但是，由于这段时期江西人口的变化趋势几经反复，波动较大，省内各地区间的计划生育发展也不平衡，控制人口数量不容乐观。第三章论述了地方性法规的制订与江西计划生育的转折。20世纪90年代，计划生育积累的丰富经验，促使国家逐步探索出一条符合国情的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道路。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建设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这直接加快了江西计划生育地方性法规的制订和修改。1990年《江西计划生育条例》首次出台，随后于1995年和1997年进行了两次修订。这一时期，江西计划生育基础得到夯实，计划生育宣传继续拓展，特别是在国家计划生育“三结合”方针的号召下，江西开始注重计划生育的优质服务导向，将计划生育与生殖保健、扶贫致富结合起来，减少了计划生育的阻力，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计划生育面貌发生重大转变。1990‐1999年，江西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明显下降，人口再生产类型实现了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重大转折。第四章阐述了稳定低生育水平目标与江西计划生育的综合改革。200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这为21世纪中国计划生育的发展定下了基调。围绕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总体目标，根据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新思路，江西开始计划生育综合改革探索，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了适时的调整，《江西计划生育条例》进行了第三、四次修订，实行“双方或一方为独生子女可生二胎”新的生育政策。同时围绕健全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和构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区域“一盘棋”，展开了扎实有效的行动，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在某些方面甚至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但总体上看，江西计划生育整体水平依然偏低，各地方计划生育发展不平衡的状况长期存在，这也说明计划生育综合改革探索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第五章展开了关于江西计划生育的几点思考。在总结江西计划生育政策的基础上，重点提出未来的政策调整建议。江西计划生育漫长而曲折的历史，既有反映了与全国类似的普遍性规律，又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总体上看，江西计划生育卓有成效，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作出重要贡献。但是，江西计划生育目前也存在着领导层认识有所松懈、整体水平偏低、利益导向机制还不够完善等问题，而且未来还面临着低生育水平反弹、人口仍然较快增长等严峻的人口形势。因此，必须继续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积极稳妥实施“单独两孩”的生育政策，稳定低生育水平，构建计划生育工作长效机制，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马铭[3]（2017）在《计划生育政策宣传工作研究 ——以南京市栖霞区为例（1978-1991）》文中指出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面临着生产力水平低、人口基数大、人口增长速度快的情境,在这样的情况下,处理好人口问题是促进国家与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保障。本文以1978-1991年间栖霞区计划生育政策宣传工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南京市栖霞区作为城乡结合郊区进行政策宣传过程中所采用的方式方法以及取得的成效。通过这项研究,笔者将力图揭示以往诸多被忽视的历史细节,力求比较可靠地勾勒出1978-1991年栖霞区计划生育政策宣传的轨迹,从而为今后计划生育的政策宣传提供有益借鉴,补充和完善基层计划生育政策宣传史的研究。为了对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和不足进行分析、归纳和总结。按计划生育宣传政策转变的各个时间节点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结构关系将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及研究问题,介绍相关文献综述及评价,介绍本文研究目的、方法、对象及创新点。第二部分为计划生育政策历史变迁。对"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为主要内容的现行生育政策的演变、形成过程进行梳理,并侧重就上个世纪80年代生育政策演变轨迹进行概要描述。第三部分为中央、省、市关于计划生育政策宣传工作三级宣传网的建立。重点阐述这一时期中央、江苏省、南京市三级宣传网中关于计划生育政策宣传部分的情况,包括计划生育政策宣传工作的专门机构、组织人员以及宣传重点等。第四部分为栖霞区如何做好政策宣传工作及取得的效果。主要阐述栖霞区在贯彻落实上级关于计划生育政策宣传工作的指示精神中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以及取得的效果等。第五部分为结语。对1978-1991年这一历史时期栖霞区的计划生育政策宣传工作进行总体评价及几点思考。
周长友[4]（2018）在《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文中研究指明恩格斯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体现为两种类型,一是生活资料的生产,另一则是人类自身的生产。政治学研究长期以来以人类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分配为关注重点,较少论及人类自身的生产和价值分配过程。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中国现代节育运动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结合部分田野访谈资料,深入考察分析了现代生殖技术进步对节育运动中国家权力空间生产和分配的作用和影响,探讨现代国家人口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生育权利和资源的价值分配及其政治逻辑。国家权力的扩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重塑了人们的身体观,同时也扩展了政治价值分配的权力空间,从而使医疗化身体、国家化生育和科学化生育成为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主要特征。国家权力和科学技术的双重作用不仅在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衍生出性别、民族、区域和年龄结构等失衡性权利问题,同时也衍生出配子技术和选择生育等生命和技术伦理问题。这些演变不仅是现代国家生育权利和资源权威性分配的产物和结果,也会对未来中国生育政治的权力与权利分配格局产生深刻的影响,同时也将生育政治的历史过程、运行逻辑、实践后果及时代特征展露无遗。传统社会由于受到生产力水平和医疗技术水平的限制,人口增长相对缓慢,“广土众民”成为王朝统治者追求的主要政治目标,家庭和个人等社会力量成为节育行为的主要实施者和参与者。西方近代节育思想在中国社会的传播不仅带来了生育“价值的颠覆”,而且使部分知识分子将节育运动同提高国民素质和摆脱“东亚病夫”形象的政治意义紧密联系在一起,西方医学科学和技术的传入则为在中国社会进行节育实践提供了可能。这促使中国近代节育运动逐渐由观念宣传迈向行动实践,开始在一些沿海大城市零星开展起来,但活动所取得的成果和产生的影响均非常有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使人们的生育行为迅速从“私域”走向了“公域”,个人身体在技术支持下开始成为国家权力运行的公共空间,科学技术的进步为贯彻国家生育意志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和保障,医疗化身体、国家化生育和科学化生育等现代节育运动的基本特征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生殖医学技术进步带来的身体医疗化现象不仅抛弃了传统医学将人类身体视为一个封闭空间的旧有认知,而且将公民的个人身体内部空间公开地展示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规训之下。生育行为的政治化和技术化转变使国家政治权力成为节育技术推广和应用的权力保障,生殖技术则为节育行为的实施提供了技术支持,两者紧密协作共同塑造了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基本面貌。公民个人的身体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作用下成为被规训的后果和对象。在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国家权力的作用下,公民个人身体不仅成为不断被权力化敞视、检查和填充的对象,同时也成为被技术化敞视、检查和填充的对象。医疗化的身体不仅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规训作用下成为了空间编排的消极接受者和时间监控的消极服从者,而且逐渐演变形成了身体“真理”知识的积极驯服者。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化生育以计划生育政策为主要内容,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素质被认为是政策实施的两项主要宗旨。国家通过建立人口计划目标调控体系和完善人口计划工作指标体系实现对人口增长数量的计划约束,同样通过建立优生目标调控体系和完善优生目标调控方式实现对人口增长质量的计划控制。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过程中,国家通过建立从中央、省、地（市）、县、乡、村的六级计划生育行政组织机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构建了一张“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繁密计划生育权力和技术网络,形成了对公民个人身体和生育行为进行权力和技术监视的强大力量。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制度、计划生育目标责任制度和计划生育政策动员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不仅强化了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渗透力度,而且进一步加剧了公民个体和家庭在面对强势权力和技术干预时的权利失能化倾向。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科学化生育不仅是贯彻国家生育调控意志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满足人们优生优育需求的主要方式。国家通过建立准生证制度、利益导向制度和基层监控制度等权力监控体系实现了对国家化生育意志的科学调控,同时也通过建立计划生育医疗技术监控、避孕药具监控和人口统计监控等方式实现了对人们科学生育行为的国家监控。医疗组织的广泛建立、医疗资源的均衡配置和医疗技术的普及推广不仅是贯彻国家科学化生育意志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满足人们优生优育医疗服务需求的重要条件。国家计划生育技术体系的建立不仅为通过技术手段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国家优生优育措施的推广和应用提供了技术保障。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国家政治权力对公民个体生育权利和技术资源的分配具有规划性、选择性和非均衡性,由此衍生出一系列非均衡性的生育权利和生育后果。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节育技术应用中的性别失衡和女性婚姻中的“货币化”倾向等揭示出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固有的性别权利失衡问题。各民族之间生育政策的失衡、民族区域之间生育政策的差异和人口增长状况的差别等问题折射出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原本就存在的民族权利失衡问题。人口增长的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则表明了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各区域之间人们享有生育权利的失衡问题。人口年龄结构中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则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各区域之间的人口在青少年抚养和老年人口赡养负担方面的权利失衡问题。医疗资源的城乡失衡、地区失衡和结构失衡问题则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人民享有平等医疗资源的权利失衡问题。在人口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权力和技术显然会对生育资源和权利的分配产生深刻影响。随着现代国家权力的扩张和技术的进步,人类生育日益公共化、国家化、政治化和技术化,由此衍生出诸多的生育问题并引发了激烈的权利之争。随着社会发展及公民个人独立和权利意识的增长,人们更加关注技术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制约以及人口生产过程中的女性平等、生育平等、生命平等和生育自由等问题,尝试重新思考和确定生育过程中的权力干预的边界和技术渗透的限度问题。这导致人们对于今天中国生育权利和资源分配的非均衡性以及由此衍生的诸多问题,国家人口生产的目标及计划生育政策本身的正当性和必要性等提出了质疑。在实践中,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大幅度调整国家人口生产和发展目标及“计划生育”政策。这些国家目标和政策的调整并未改变人口生产资源和权利的国家权威性分配的特征,甚至在一定程度是生育政治逻辑的继续和体现,只是在不同时期国家权力干预和调控的范围、重点、目标以及手段有所不同而已罢了。
刘小峰[5]（2017）在《“差序格局”的变与不变 ——乌庄的历史表达（1949-2016）》文中指出本文的核心问题是村庄社会的历史演变（1949-2016）,经典理论“差序格局”的变与不变是贯彻始终的对话焦点。为此,本文尝试进行如下努力:首先,旨在对“差序格局”相关的理论与现实研究进行反思性的理论解构和重新建构,提出本研究的逻辑起点以及实证研究的基本进路。其次,通过民族志方法书写了一个村庄社会尊卑、长幼、亲疏以及男女世纪演化的表象与机制,以期为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提供一个微观的分析案例。“尊卑、长幼、亲疏、男女”,不仅是观察村庄生活格局和社会样态的基础性视角,它还是经典概念“差序格局”的最紧要实质内容,以此我们可以管窥“差序格局”的古今之变。儒家尊卑、长幼、亲疏伦常以及男女有别是费孝通所谓“差序格局”的本义,它的精神底色是“伦理本位”,来自于生活世界的归纳逻辑;自然物理现象“水波纹”、“蜘蛛网”以及“北极星星图”形象是经典概念的修辞技艺,遵循的是“格物致知”的演绎逻辑。本文核心论点是:“差序格局”的历史演变——伦理性差序格局、政治性差序格局转向市场性差序格局,既可以视为是对本文乌庄村庄民族志的经验概括,亦可以作为中国农村研究的一个中层理论的分析工具。村庄民族志试图表明,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政权下乡以及系列塑造社会主义新人运动率先吹响了村庄社会变革的号角,改革开放后市场打工生计以及城镇化进程却为村庄社会变革起到了真正伤筋动骨的作用。这一前后相继的历史进程伴随着传统伦理性差序格局的现代变迁:由伦理性转向政治性最后日益面向市场性,虽与村庄传统“藕断”却同时又“丝连”,传承中更重要的是重构。一言以蔽之,根基于农民理性基础上向外发力的人生实践促使乡村社会秩序差序格局发生了历史实质性变革。革命中的“差序格局”与市场中的“差序格局”相比较:外来的革命风暴落地下村是在运用“有形的手”——政治运动对村庄社会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改造,虽然动作剧烈,却经常呈现的是来去匆匆以及周期式的摇摆变动样貌。而社会主义市场以“无形的手”——利益调整的方式“细无声”地侵蚀着传统伦常比如血缘关系、三纲五常以及祖荫崇拜观念等,力度虽小,对传统伦理性的“差序格局”的冲击却是实质性的。也就是说,对于村庄社会同样是由外向里的发力,市场化对乡村社会的世纪变革虽“蚀物无声”却伤筋动骨,是不可逆转的永久性变动,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差序格局”的历史演变——伦理性差序格局（1949年之前）、政治性差序格局（1949-1977）转向市场性差序格局（1978至今）,作为中国农村研究的一个中层理论构建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一是理论层面。它首先明晰阐述了自己对费氏“差序格局”概念与修辞的区分;其次,严明了自己的研究逻辑起点是以儒家伦常为费氏“差序格局”的本义,也即“伦理性差序格局”;最后,将其简化为尊与卑、长与幼、亲与疏、男与女四个经验观察维度。它不仅充分考虑了社会关系的横向方面（更多表现在亲疏男女维度）,也努力尝试勾连社会结构的纵向维度（更多表现在尊卑长幼维度）。二是经验取向。它有一个历史变迁的动态分析过程,即传统与现代的历史比较分析,它包含社会主义革命时期（1949-1977）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1978-2016）。与此同时,“差序格局”的变与不变在这两种历史进程是前后相贯的统一延续谱。其中,变是主线,是发展趋向所在,同时变中有不变。案例村庄的研究结论或不具有代表性,但是却有类型化面向上的广泛意义,以此可以管窥中国乡村社会世纪转型的“缩影”。
李致江[6]（2019）在《水族人口均衡发展问题研究 ——基于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的调查》文中认为水族是我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水族人口规模为41.18万人,主要聚居于黔桂交界的龙江与都柳江上游,贵州省三都县是我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全国约63%的水族人口聚集于此。研究发现,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民族人口政策、民族教育政策、民族经济政策等的支持下,水族人口发展取得重大成就,具体表现为人口素质逐步提高、人口城镇化率稳步提升、人口产业结构与人口职业结构不断优化、人口流动日益加剧。但是,水族人口发展与全国、汉族、少数民族人口平均发展水平相较仍有差距,不仅面临人口增长速度锐降、人口身体素质较差、人口文化素质较低、人口老龄化严重、人口性别比失调与人口单向流迁等内部非均衡发展问题,而且存在人口城镇化率低、人口产业结构滞后、人口职业结构不合理、人口相对贫困、人口与资源环境矛盾突出等外部非均衡发展问题。水族人口非均衡发展问题的原因既与以往计划生育政策过严、民族政策不完善有关,又与水族地区自然环境脆弱、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相连,同时也与社会流动带来的民族文化变迁相接,是自然、经济、社会、文化与政策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完善人口发展战略,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人口均衡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的主要指向。当下,水族人口虽然存在一系列非均衡发展问题,但同时亦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为水族人口均衡发展创造了生育空间,民族政策为水族人口均衡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经济发展为水族人口均衡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水族人口均衡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绿色发展理念为水族人口均衡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方向引领。为实现水族人口均衡发展,首先,应强化水族人口内部均衡发展的政策支持。全面贯彻落实二孩生育政策,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综合应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积极化解人口老龄化风险;其次,应加快水族经济发展步伐。重点提升人口城镇化水平,优化人口职业结构,推进人口产业结构均衡发展。再次,应优化水族人口均衡发展的社会环境。提升人口社会保障水平,扎实推进精准扶贫战略,加强医疗卫生事业建设。最后,应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这不仅对水族人口与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会对其他少数民族人口均衡发展产生一定的参照示范作用,更重要的是对实现我国民族平等、民族发展、民族地区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与乡村振兴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胡桂香[7]（2014）在《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与农村妇女 ——湖南西村历史变迁（1950-1980）》文中研究表明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生育问题就一直与国家现代化建设和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开始在全国实施计划生育,以使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在计划生育不断取得成绩的过程中,广大农村女性在这一生育政策当中不仅成为重要的节育动员对象,而且是这一政策主要的身体实践者和动力。本论文把农村妇女置于现代化发展和妇女自身解放这一历史语境中,通过口述资料、田野调查与档案、文献资料的交互运用,试图展示计划生育这一历史性事件对农村妇女日常生活的影响以及计划生育政策如何被女性纳入自身的生活轨迹。同时,论文还试图揭示中国的社会性别制度同计划生育政策是如何关联的,并将考察“公”“私”领域之间的交融与冲突。全文共分三个部分,即绪论、正文和结语,其中正文部分共分4章。首先概述西村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着重考察村落社会传统的性别分工体制、家庭结构形式、妇女的地位以及人口构成；同时通过分析西村村民对身体、生命观、以及对生产方式的理解,我们可以看到50年来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传统生育文化所发生的变化。第三章从“妇女的处境”、“计划生育的开端”、“节育知识的传播”以及“不尽人意的结果”四个方面描述了1950-1960年代的计划生育工作在西村的开展情况。第四章从“计划生育工作组入村”、“阻力与压力：计划生育任务的落实”、“对身体的控制：各种节育方法的使用”以及“两位结扎者（绝育者）背后的故事”四个方面阐述了1970年代“晚稀少”计划生育政策对西村的影响,起初,村民们（尤其是妇女们）因为养育的负担,晚稀少的计划生育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欢迎,比起丈夫或婆婆等其它家庭成员,妇女本身对生育控制的态度更积极,她们不只是政策的被动接受者,在这场运动中,有时政策和妇女结为同盟,致抵抗传统父权制的多子观念,有效控制了生育,使该村计划生育取得显着成绩。第五章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西村妇女”、“风暴来临：独生子女政策的登场”、“沉重的肉身：妇女们的压力”、“弱者的‘武器’：妇女们的应对措施”以及“家庭结构的变化与新型生育观的形成”分析了1980年代独生子女政策在西村的实施。在这一过程中受独生子女政策以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影响,西村的家庭结构与规模都发生了变化,这不仅与80年代的婚姻形式变化有关,也与妇女地位的提高有关,而这最终导致了新的生育观念的形成。通过历史人类学、妇女史和社会生活史的交叉研究,以及与阎云翔的《《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的对话,论文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在西村的实施对西村传统生育文化比如“多子多福”的改变并不大,为此我们就要重新评价计划生育的作用,以改变对妇女身体权和生命权的漠视；同时,由国家主导的计划生育政策所推广的节育避孕方法应该向男性倾斜,以改变传统的男优女劣的身体文化；当然考察妇女地位的变化我们不能只从从夫居、从父姓和父系继承的家庭制度考察,而要从私人生活领域来考察,这样我们就能发现妇女的地位不断在变化,在家庭决策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而妇女要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首先要积极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增加女性在村委会中的比例,这样才能掌握话语权。
杨竹卿[8]（2019）在《上海市失独家庭社会扶助政策执行问题研究 ——以虹口区G街道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些年来,随着失独家庭数量的增加,社会对失独家庭的关注也日益增长,失独家庭的研究逐渐成为我国人口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热点。失独家庭作为特殊的弱势群体,理应得到政府与社会的广泛扶持和帮助。只有失独家庭的社会扶助政策被切实有效的执行,才能真正为失独家庭提供对接需求的帮助。同时也能够加强政府对于弱势群体的保障,从而维护社会和谐。上海失独家庭的扶助政策在全国范围来说是比较完善的,早在2007年国家人口计生委在10个省市试点推行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扶助制度,上海就是其中之一。但上海也面临着很多困境,上海是全国率先推行响应计划生育政策的,且基于超大城市的规模,独生子女的数量和失独家庭的数量也较高,而且上海也是全国老龄化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失独家庭规模逐年上升,政府扶助政策难以满足失独家庭所面临的养老、医疗等一系列的问题。本文以上海市虹口区G街道失独家庭为例,通过案例分析和深度访谈等调研方法,运用公共政策互适模型结合社会嵌入理论对上海市和虹口区G街道失独家庭社会扶助的现状进行调查并分析,从上海市失独家庭扶助政策角度阐述该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现实状况及存在的问题,探究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并提出行之有效的建议。此项研究对于进一步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打造有温度的服务型政府,完善失独家庭扶助政策的执行,从而帮助失独家庭走出阴霾重新回归社会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对虹口区G街道失独家庭扶助政策进行了认真分析后,发现存在以下的问题:一是扶助政策执行缺乏一定的弹性;二是政策执行主体未形成合力;三是扶助政策执行的方法尚未完善;四是扶助政策执行中存在重数据轻质量的倾向;五是政策执行人员职业化程度较低;六是失独关爱项目缺少定期执行评估。探究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包括:供给不足造成制度嵌入失效、目标群体参与度限制政策执行力度、外界环境影响了扶助政策执行效果、政府与社会的合作缺乏规范的框架、失独家庭缺少合理的渠道传递自身需求。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完善失独家庭社会扶助的对策:一是出台失独相关法律并细化现有扶助政策文本;二是以政府为主进行统筹协调,开展多方面的扶助模式;三是完善失独家庭扶助政策的执行方式;四是提高失独扶助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精准度和针对性;五是加强培训,提升从事失独家庭扶助政策执行人员的职业素养;六是对于扶助政策执行的效果制定科学全面的绩效评估机制。
李丹[9]（2020）在《“全面二孩”政策下珲春市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研究》文中指出人口政策关乎整个民族的长远利益,需要随着人口形势与社会发展适时予以决策和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对改善我国的人口问题和发展问题产生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有效缓解了人口增长过快带来的压力。但是近年来随着人口低迷增长,日益突显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迫使国家按照人口发展规律对人口政策进行进一步调整,直至“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然而“二孩”政策推行至今,却并未取得预期的人口增长效果,这一现象引发广泛关注。育龄女性作为生育二孩的主力军,她们的生育意愿将对生育实践产生直接影响,并左右最终生育结果。在我国推进中国特色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中,小城市发挥的作用不可忽视。考虑到小城市庞大的人口基数,研究小城市育龄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将对提高二孩生育率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为进一步修正和完善生育政策提供宝贵资料。本研究中,笔者将研究地点选择为具备小城市特点的珲春市,选取已婚且育有一孩的2044岁育龄女性作为调查群体,应用适度人口理论,采用问卷调查法、深度访谈法进行研究数据的收集、整理工作,同时通过对相关研究文献的不断借鉴比对,对育龄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现状进行研究,对她们生育意愿问题的原因进行深层次探讨。调查发现:即使育龄女性有二孩生育意愿也并不一定带来二孩生育行为;较弱的生育意愿会限制生育实践,并且会导致较低的生育结果。育龄女性自身方面原因如:超过最佳的生育年龄、痛苦的一孩生育经历、不良的身体健康状况等;家庭方面原因如:较低的家庭收入、繁重的儿童抚育投入等;社会支持方面原因如:不完善的配套薪资福利待遇、受阻碍的职场发展、低比例的医疗报销等,都会降低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而不够理想的一孩性别、期望的二孩属相、家人的赞成态度、长辈在育儿过程中提供的支持、对良好家庭氛围的追求等,则会成为女性选择继续生育的有利支撑。当问及期待实施的“全面二孩”政策后续做哪些方面跟进与完善时,大多数育龄女性对于养育二孩时的医疗报销比例、育儿支持、教育补贴、产假时长、福利津贴等方面的呼声较高。笔者认为这是在进行提高生育率的探讨时可以纳入考虑的一部分。
邱蕊[10]（2019）在《中国共产党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教育研究 ——以北京市为中心的考察》文中研究指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转折性意义。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之时就确定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后,在短短三年内国民经济得以恢复,社会实现稳定、人民政权得到巩固。随着形势的变化,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产生了一些新想法,改变了原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过渡构想。1953年6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首次作了比较完整地表述,但是对过渡时期的起止时间没有做具体说明。1953年9月24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时,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正式宣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1953年12月毛泽东在审阅修改中宣部拟定的《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最终确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完整表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为新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指明了方向。为了使广大社会民众广泛深入地了解过渡时期总路线,积极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党内和全体人民群众中进行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活动。通过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高了各阶层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基本实现了国家对社会民众的意识塑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教育工作,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史中一次成功的实践。刘少奇在七届四中全会报告中强调:“党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和教育工作,使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获得了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热烈拥护,使社会主义思想在国内树立了压倒一切的优势,使资本主义思想受到了深刻的批判。”（1）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史中一次较为成功的范例,总结其成功经验对今天我们党做好宣传工作,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北京市为中心进行考察,围绕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教育这一主题展开论述,主要分为绪论和正文两个部分,绪论部分包括:研究的缘起和意义、研究文献综述、研究方法、研究的创新点和难点。正文内容共分为以下五章:第一章主要研究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相关问题及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中国社会民众的心态。一是介绍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国际、国内背景。二是分析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原因。三是梳理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过程及其提出的理论依据。最后,分析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工人、农民、资本家这三部分主要社会阶层对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不同心态。第二章主要是研究对工人、农民、资本家这三部分主要社会阶层进行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教育的过程。第一部分是研究过渡时期总路线在农村的宣传教育。首先是介绍过渡时期北京市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概况,然后分析对农村党员干部、团员和农民群众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方法进行哪些内容的宣传教育,最后总结宣传教育取得的效果。第二部分是研究在工矿企业中如何对工人进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包括对工人宣传教育的主要内容和方式方法以及最后取得的效果。第三部分研究的是对资本家的宣传教育,这一部分主要是按照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时间进程研究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对资本家展开宣传教育工作的。第三章主要介绍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教育过程中运用的主要媒介和方式方法。包括报纸、书籍的出版发行及对“一化三改”的宣传,广播电台在过渡时期的建立和完善及在总路线宣传教育中所起的作用。除此之外,还介绍了各种文艺形式、典型示范以及回忆对比算账的方式方法在整个宣传教育过程中的作用。第四章主要是研究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教育的组织保障问题。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工作能够取得成功,是因为有党组织的正确领导和工、青、妇群众组织的积极配合。本章主要研究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研究的是过渡时期党的宣传机构及宣传网的建立和完善。第二个问题研究的是过渡时期党组织和工、青、妇群众组织的巩固和完善以及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第三个问题研究的是党员干部如何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第五章总结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教育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第一部分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教育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第二部分总结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教育的现实启示。
二、元旦春节要做好计划生育政策的宣传教育（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元旦春节要做好计划生育政策的宣传教育（论文提纲范文）
（1）当代中国计划生育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文献资料 |
| 第三节 相关概念、研究方法与创新 |
| 第一章 中国计划生育的历史渊源 |
| 第一节 中国古代计划生育思想 |
| 一、 控制人口增长的思想 |
| 二、 提高人口质量的思想 |
| 三、 重视人口统计的思想 |
| 第二节 近代以来的计划生育思想 |
| 一、 晚清至五四的人口思想 |
| 二、 欧美节育之风与桑格夫人访华 |
| 三、 五四以后的节育理论与实践 |
| 第二章 计划生育的提出与论争(1949-1961年) |
| 第一节 现实与要求:计划生育提出的起点(1949-1953) |
| 一、 新中国成立之初计划生育的缺失 |
| 二、 计划生育呼之欲出 |
| 第二节 政策与宣传:计划生育起步的双翼(1954-1957) |
| 一、 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 |
| 二、 计划生育的初步开展 |
| 第三节 论争与批判:计划生育发展的歧路(1958-1961) |
| 一、 计划生育指导思想的反复 |
| 二、 计划生育实践的艰难行进 |
| 第三章 计划生育的再起与停顿(1962-1970年) |
| 第一节 计划生育的再度兴起(1962-1965) |
| 一、 计划生育工作环境的重启 |
| 二、 计划生育实践的举步 |
| 第二节 计划生育陷于停顿(1966-1970) |
| 一、 口头上:“要注意计划生育” |
| 二、 实际上:计划生育陷于停顿 |
| 第四章 计划生育的勃兴与普及(1971-1978年) |
| 第一节 计划生育体制初成 |
| 一、 生育政策的基本形成 |
| 二、 组织机构的恢复和成立 |
| 三、 计生药具的生产和管理 |
| 第二节 计划生育在城乡的全面推行 |
| 一、 计划生育的全面推行 |
| 二、 人口科学研究的复苏 |
| 第五章 计划生育的开拓与发展(1979-1991年) |
| 第一节 计划生育开始成为基本国策(1979-1984) |
| 一、 生育政策的导向与调适 |
| 二、 组织机构的日趋健全 |
| 三、 计划生育的深入开展 |
| 第二节 计划生育规范化与制度化(1985-1991) |
| 一、 计划生育体制走向完备 |
| 二、 制度化运作下计生工作的开展 |
| 第六章 计划生育的新形势与新探索(1992年至今) |
| 第一节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育政策与体制建设 |
| 一、 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稳定 |
| 二、 计生体制的进一步规范化 |
| 第二节 计划生育工作的新探索 |
| 一、 工作新内容:优质服务 |
| 二、 农村:村级自治 |
| 三、 城市:社区计划生育 |
| 四、 发展道路:综合治理 |
| 第七章 中国计划生育的地方差异与法制化道路 |
| 第一节 计划生育在运作实践上的差异 |
| 一、 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 |
| 二、 少数民族的计划生育工作 |
| 三、 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 |
| 四、 计划生育的其他差别 |
| 第二节 计划生育的法制化道路 |
| 一、 计划生育被写入宪法及相关法律 |
| 二、 计划生育行政法规与地方性法规 |
| 三、 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出台 |
| 第八章 计划生育与社会变迁 |
| 第一节 计划生育与家庭 |
| 一、 计划生育与妇女 |
| 二、 计划生育与儿童 |
| 三、 计划生育与老人 |
| 四、 计划生育与家庭发展 |
| 第二节 计划生育与可持续发展 |
| 一、 计划生育与经济发展 |
| 二、 计划生育与生态环境 |
| 三、 计划生育与人口发展 |
| 第三节 计划生育与社会心态 |
| 一、 城镇生育观念的变迁和新型生育文化的初成 |
| 二、 农村生育观念中传统与现代的并存与消长 |
| 第九章 计划生育的国际比较、中外交往及国际评价 |
| 第一节 各国生育政策及生育现状比较 |
| 一、 生育政策比较 |
| 二、 生育现状比较 |
| 第二节 计划生育的中外交往与合作 |
| 一、 与国际组织的交往合作 |
| 二、 双边及多边国际交往与合作 |
| 三、 参与其它国际人口活动 |
| 第三节 中国计划生育的国际评价 |
| 一、 国际舆论 |
| 二、 国际人口奖 |
| 结语 |
| 第一节 跨世纪回顾与反思:得失分析 |
| 一、 中国计划生育的发展轨迹 |
| 二、 计划生育的特点与影响 |
| 三、 成功经验与存在的问题 |
| 第二节 战略性前瞻与预测:路在何方?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1949-2002年全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增率、总和生育率、总人口一览表 |
| 附录2: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
| 后记 |
（2）当代江西计划生育历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相关概念 |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改革开放前江西计划生育的状况及其特点（1953—1978） |
| 第一节 以城市为突破口江西计划生育的尝试（1953—1970） |
| 一、《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拉开江西计划生育的序幕 |
| 二、以城市为重点的计划生育实践 |
| 第二节 “晚、稀、少”政策与江西计划生育的起步（1971—1978） |
| 一、计划生育宣传进入城乡 |
| 二、避孕节育措施普遍开展 |
| 第三节 江西计划生育的相对滞后性 |
| 一、计划生育相对滞后的原因分析 |
| 二、计划生育相对滞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
| 第二章 江西计划生育政策调整及阶段性成效（1979—1989） |
| 第一节 江西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 |
| 一、奖励一胎、可生二胎、限制三胎及以上生育 |
| 二、奖励一胎、限制二胎、杜绝三胎生育 |
| 三、城镇只能一胎、农村可二胎、无论城乡都坚决杜绝三胎生育 |
| 四、城乡二胎开“小口子”、坚决堵住“大口子” |
| 第二节 “三为主”方针推动江西计划生育的逐步渐进 |
| 一、计划生育宣传的系列活动 |
| 二、避孕节育措施的广泛深入 |
| 第三节 江西计划生育的阶段性成效 |
| 一、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基本得到控制 |
| 二、群众新的婚姻、生育观念正在形成 |
| 第三章 地方性法规的制订与江西计划生育的转折（1990—1999） |
| 第一节 江西计划生育地方性法规的出台与修订 |
| 一、可二胎生育的间隔年限改为五年 |
| 二、违反计划生育处罚标准的制定 |
| 第二节 综合治理人口问题道路下江西计划生育的推进 |
| 一、计划生育基础得到夯实 |
| 二、计划生育宣传继续拓展 |
| 三、“三结合”促进计划生育的优质服务导向 |
| 第三节 江西计划生育面貌的重大转变 |
| 一、生育水平下降，人口再生产实现转型 |
| 二、人口结构优化，人口素质提高 |
| 三、群众生育观念转变，新型生育文化初步形成 |
| 第四章 稳定低生育水平目标与江西计划生育的综合改革（2000 年至今） |
| 第一节 根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江西计划生育政策的调适 |
| 一、可二胎生育的间隔年限改为四年 |
| 二、取消生育间隔期 |
| 三、双方或一方为独生子女可生二胎 |
| 第二节 江西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改革探索 |
| 一、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 |
| 二、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 |
| 三、构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区域“一盘棋” |
| 第三节 江西计划生育综合改革的成绩 |
| 一、人口总量得到有效控制 |
| 二、人口素质显着提升 |
| 第五章 关于江西计划生育的几点思考 |
| 第一节 江西计划生育的特点及其保障作用 |
| 一、江西计划生育的特点 |
| 二、江西计划生育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
| 第二节 江西计划生育的基本经验、目前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
| 一、江西计划生育的基本经验 |
| 二、江西计划生育目前存在的问题 |
| 三、关于江西计划生育的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计划生育政策宣传工作研究 ——以南京市栖霞区为例（1978-1991）（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2 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变迁 |
| 2.1 控制人口增长政策提出的背景 |
| 2.2 8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的演变 |
| 2.3 8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的特点 |
| 3 计划生育政策三级宣传网的建立 |
| 3.1 中央计划生育政策宣传网的建立 |
| 3.2 江苏省计划生育政策宣传网的建立 |
| 3.3 南京市计划生育政策宣传网的建立 |
| 4 栖霞区的计划生育政策宣传及其成效 |
| 4.1 1979年计划生育政策宣传的开展 |
| 4.2 1980年计划生育政策宣传的开展 |
| 4.3 1982年计划生育政策宣传的开展 |
| 4.4 1984年计划生育政策宣传的开展 |
| 4.5 1986年计划生育政策宣传的开展 |
| 5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4）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1、选题背景与意义 |
| 2、研究综述 |
| 3、本研究尝试解答的问题 |
| 3.1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调控问题 |
| 3.2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科学调控问题 |
| 3.3 现代节育运动调控衍生的失衡性问题 |
| 3.4 现代生育政治中的权力与权利分配之争问题 |
| 第一章 医疗化身体: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节育控制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兴起 |
| 1、中国近代节育政治的兴起 |
| 2、中国现代节育政治运动的演变 |
| 第二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身体权力化“规训” |
| 1、身体的权力敞视 |
| 2、身体的权力检查 |
| 3、身体的权力填充 |
| 第三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身体技术化“规训” |
| 1、身体的技术敞视 |
| 2、身体的技术检查 |
| 3、身体的技术填充 |
| 第四节 身体的失控: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个体化失能 |
| 1、身体空间编排的消极接受者 |
| 2、身体时间监控的消极服从者 |
| 3、身体“真理”知识的积极驯服者 |
| 第二章 国家化生育: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调控 |
| 第一节 国家人口调控目标下的节育运动 |
| 1、国家人口计划目标的发展历程 |
| 2、国家人口计划目标的调控体系 |
| 3、国家人口计划目标的指标体系 |
| 第二节 国家优生目标调控下的节育运动 |
| 1、国家优生工作的发展历程 |
| 2、国家优生目标的调控体系 |
| 3、国家优生目标的调控方式 |
| 第三节 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计生组织体系 |
| 1、计划生育组织体系 |
| 2、计划生育运行方式 |
| 第三章 科学化生育: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技术监控 |
| 第一节 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组织、资源与技术控制 |
| 1、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组织控制 |
| 2、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资源控制 |
| 3、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技术控制 |
| 第二节 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社会监控体系 |
| 1、国家化生育权力监控体系 |
| 2、国家化生育技术监控体系 |
| 第四章 失衡性权利:生育权利的非均衡性及后果 |
| 第一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性别失衡问题 |
| 1、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出生人口性别失衡问题 |
| 2、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性别平等问题 |
| 3、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女性与婚姻 |
| 第二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民族失衡问题 |
| 1、现代节育运动中各少数民族人口生育政策之间的失衡问题 |
| 2、现代节育运动中各少数民族地域之间生育政策失衡问题 |
| 3、现代节育运动中各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状况之间的失衡问题 |
| 第三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区域失衡问题 |
| 1、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城乡失衡问题 |
| 2、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地区失衡问题 |
| 第四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年龄结构失衡问题 |
| 1、人口年龄结构失衡中的城乡差异 |
| 2、人口年龄结构失衡中的地区差异 |
| 第五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医疗资源失衡问题 |
| 1、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医疗资源的城乡失衡问题 |
| 2、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医疗资源的地区失衡问题 |
| 3、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医疗资源的结构失衡问题 |
| 第五章 技术性失衡: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权利之争 |
| 第一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妇女解放与奴役之争 |
| 第二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生育权与生命权之争 |
| 第三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公民平等权之争 |
| 第四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国家权力与公民自由之争 |
| 第六章 生育政治:现代国家生育权利和资源的权威性分配及其逻辑 |
| 第一节 现代国家生育政治的内涵 |
| 1、生育的概念 |
| 2、政治的概念 |
| 3、生育政治的概念与内涵 |
| 3.1 什么人享有生育权力和权利的问题 |
| 3.2 人们在什么时候享有生育权力和权利的问题 |
| 3.3 人们怎么样获得生育权力和权利的问题 |
| 第二节 现代国家生育政治中的权力与权利分配逻辑 |
| 1、生育政治权力和权利分配的一般逻辑 |
| 2、生育政治权力与权利分配的特殊逻辑 |
| 3、现代国家生育政治的特征 |
| 第三节 现代国家生育政治的逻辑演变 |
| 1、节育运动中的国家权力干预将减弱,社会和家庭自主调控力度将增强 |
| 2、节育运动中的消极技术干预力量将减弱,积极技术干预力量将增强 |
| 3、个人自主生育和科学选择生育将会给节育运动带来的新的伦理和法律挑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差序格局”的变与不变 ——乌庄的历史表达（1949-201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导论:研究问题、理论准备与田野工作 |
| (一) 问题缘起:一个经典概念“差序格局”的演绎故事 |
| (二) 研究起点:“差序格局”的概念与修辞 |
| (三) 研究进路:“差序格局”的变与不变 |
| (四) 田野选择与研究方法 |
| (五) 写作文本结构 |
| 二、尊与卑: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及糅合 |
| (一) 村庄政治空间:“政治挂帅”转向“能人治村” |
| 1. “政治挂帅”:外来的革命落地下村 |
| 2. “心灵的集体化” |
| 3. “能人治村”:代理人与经纪人 |
| (二) 乡村教师与农人底色的变与不变 |
| 1. 人民教师的光荣与愁绪 |
| 2. 农民理性创造乡土奇迹 |
| 3. 个农业大户的生计文本 |
| (三) 乡村世纪沉浮:“你是谁”转向“我是谁” |
| 1. 翻天换地:乡村沉浮三个20年 |
| 2. “你是谁”,与“我是谁” |
| 三、长与幼:宗族文化的延续与断裂 |
| (一) “祖赋人权”:坟山、修谱与祖先祭拜 |
| 1. 叶落归根与“祖先祭拜” |
| 2. 革命的思维与伦理的行动 |
| 3. 延续祖荫与“祖赋人权” |
| (二) “孝心有价”:村庄建设中的祖荫理性 |
| 1. “孝心有价” |
| 2. “谁得了好,谁吃了黑” |
| 3. “众生喧嚣” |
| 4. “明白人,装糊涂” |
| 5. “爱心分殊” |
| (三) 称谓与面子:毫厘之差千里之谬 |
| 1. 称谓尴尬与“面子”维护 |
| 2. 字辈、年龄以及熟悉的陌生人 |
| 3. 称谓问题的普遍性 |
| 4. 称谓的表与里 |
| 5. 称谓的名与实,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
| 四、亲与疏:内外之别的沉淀与革新 |
| (一) 团年饭:岁末迎新见证“自家人” |
| 1. 团年饭的乐与愁 |
| 2. 团年饭的众生面向 |
| 3. 见证“自家人” |
| (二) “世家”案例:“门户私计”与抱团发展 |
| 1. 世家与“门户私计” |
| 2. ”家以类聚”的亲和性现象 |
| 3. “抱团发展”与向外发力的人生 |
| (三) 流变的礼单:圈内圈外的同与不同 |
| 1. “礼上来往” |
| 2. 一个案例文本 |
| 3. 圈内圈外的同与不同 |
| 五、男与女:生育、恋爱与两性世界的重构 |
| (一) 重男轻女:生育理性与计划生育运动 |
| 1. 利益驱动下的“计划生育” |
| 2. 重男轻女与农人的计生理性 |
| (二) 青年男女的恋爱革命与婚姻圈扩展 |
| 1. 打工潮与青年男女的恋爱革命 |
| 2. 通婚圈“由近及远”的扩展 |
| (三) 家处之道与两性世界的重构 |
| 1. 家处之道“主内修外” |
| 2. 中年农人“不安于室”的欲望 |
| 六、结论:乡村社会“差序格局”的历史演变(1949-2016) |
| (一) “差序格局”的政治化(1949-1977) |
| (二) 市场性“差序格局”凸显(1978-2016) |
| (三) “差序格局”的历史演化比较(1949-2016) |
| (四) 农民理性基础上向外发力的人生实践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 |
| 附录2: 乌庄主要人物及关系表 |
| 附录3: 后记 |
（6）水族人口均衡发展问题研究 ——基于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人口均衡发展研究 |
| (二)少数民族人口研究 |
| (三)水族研究 |
| (四)研究现状简评 |
| 三、研究方法、理论基础及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理论基础 |
| (三)创新之处 |
| 四、田野调查点概况 |
| (一)水族传统文化 |
| (二)田野点基本情况 |
| (三)调查过程 |
| 第一章 水族人口变动的历史考察 |
| 一、水族人口数量与人口再生产类型 |
| (一)人口数量 |
| (二)人口再生产类型 |
| 二、水族人口素质 |
| (一)人口文化素质 |
| (二)人口身体素质 |
| 三、水族人口自然结构 |
| (一)人口性别结构 |
| (二)人口年龄结构 |
| 四、水族人口经济社会结构 |
| (一)人口城乡结构 |
| (二)人口产业结构 |
| (三)人口职业结构 |
| 五、水族人口迁移 |
| 第二章 水族人口非均衡发展问题及其缘由 |
| 一、水族人口内部非均衡发展问题及其缘由 |
| (一)人口增长速度锐降 |
| (二)人口素质偏低 |
| (三)人口性别比失调 |
| (四)人口老龄化严重 |
| (五)人口单向流迁 |
| 二、水族人口外部非均衡发展问题及其缘由 |
| (一)人口城镇化率较低 |
| (二)人口产业结构滞后 |
| (三)人口职业结构不合理 |
| (四)人口相对贫困 |
| (五)人口与资源环境矛盾突出 |
| 第三章 实现水族人口均衡发展的机遇与路径选择 |
| 一、水族人口均衡发展面临的机遇 |
| (一)二孩政策创造了生育空间 |
| (二)民族政策提供了政策支持 |
| (三)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
| (四)公共服务均等化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
| (五)绿色发展理念提供了科学的方向引领 |
| 二、实现水族人口均衡发展的路径选择 |
| (一)强化水族人口内部均衡发展的政策支持 |
| (二)加快经济发展步伐 |
| (三)优化水族人口均衡发展的社会环境 |
| (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一 ：水族人口均衡发展问题调查问卷(节选) |
| 附录二 ：水族人口均衡发展问题访谈提纲(部分) |
| 附录三 ：田野调查相关照片 |
| 附录四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7）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与农村妇女 ——湖南西村历史变迁（1950-198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运用方法与写作思路 |
| 第四节 村庄的选择与调查过程 |
| 第五节 章节安排与内容 |
| 第二章 西村概况与村落传统生育文化 |
| 第一节 西村建制与自然环境 |
| 第二节 农作物生产与性别分工 |
| 第三节 人口、姓氏与家庭结构 |
| 第四节 村庄政治结构 |
| 第五节 西村传统生育文化 |
| 小结 |
| 第三章 新观念与旧思想的碰撞：计划生育的开端(1950-60年代) |
| 第一节 妇女的处境：两种生产的冲突 |
| 第二节 计划生育的开端：妇女与国家 |
| 第三节 节育知识的宣传：新观念的传播 |
| 第四节 不尽人意的结果：旧思想的顽固 |
| 小结 |
| 第四章 由犹豫到接受：晚、稀、少计划生育政策(1970年代) |
| 第一节 计划生育工作组入村 |
| 第二节 阻力与压力：计划生育任务的落实 |
| 第三节 对身体的控制：各种节育方法的使用 |
| 第四节 两位结扎者(绝育者)背后的故事 |
| 小结 |
| 第五章 冲突与妥协：独生子女政策与新型生育文化(1980年代) |
| 第一节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西村妇女 |
| 第二节 风暴来临：独生子女政策的登场 |
| 第三节 沉重的肉身：妇女们的压力 |
| 第四节 弱者的“武器”：妇女们的应对措施 |
| 第五节 家庭结构的变化与新型生育观的形成 |
| 小结 |
| 第六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主要访谈人员相关信息 |
| 附录二：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8）上海市失独家庭社会扶助政策执行问题研究 ——以虹口区G街道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三)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基本概念与相关理论 |
| 一、基本概念阐述 |
| (一)失独家庭 |
| (二)社会扶助 |
| (三)公共政策执行 |
| 二、相关基础理论 |
| (一)社会嵌入理论 |
| (二)公共政策执行互适模型 |
| 第三章 上海市失独家庭社会扶助政策的基本内容与执行特点. |
| 一、失独家庭的基本情况与社会扶助的需求 |
| 二、失独家庭社会扶助政策的形成与执行调适 |
| 三、上海市失独家庭社会扶助政策的基本内容 |
| 四、上海市失独家庭社会扶助政策的执行特点 |
| 第四章 虹口区G街道失独家庭社会扶助政策执行的现状分析. |
| 一、虹口区G街道作为研究个案的代表性分析 |
| 二、虹口区G街道失独家庭社会扶助政策执行目标与标准 |
| 三、虹口区G街道失独家庭社会扶助政策执行主体与方式 |
| 四、虹口区G街道失独家庭社会扶助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 |
| 五、虹口区G街道失独家庭社会扶助政策执行的主要经验 |
| 六、虹口区G街道失独家庭社会扶助政策执行的成效 |
| 第五章 虹口区G街道失独家庭社会扶助政策执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一、失独家庭扶助政策执行存在的问题 |
| (一)政策执行缺乏一定的弹性 |
| (二)政策执行主体未形成合力 |
| (三)扶助政策执行的方法尚未完善 |
| (四)政策执行中存在重数据轻质量的倾向 |
| (五)政策执行人员职业化程度较低 |
| (六)失独关爱项目缺少定期执行评估 |
| 二、失独家庭扶助政策执行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供给不足造成制度嵌入失效 |
| (二)目标群体参与度限制政策执行力度 |
| (三)环境因素影响了扶助政策执行效果 |
| (四)政府与社会的合作缺乏规范的框架 |
| (五)失独家庭缺少合理的渠道传递自身需求 |
| 第六章 完善上海市失独家庭社会扶助政策执行的对策 |
| 一、出台失独扶助相关法律并细化现有扶助政策文本 |
| 二、以政府为主进行统筹协调开展多方面扶助模式 |
| 三、完善失独家庭扶助政策的执行方式 |
| 四、提高失独扶助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精准度和针对性 |
| 五、提升从事失独家庭扶助政策执行人员的职业素养 |
| 六、对于扶助政策执行的效果制定科学全面的绩效评估机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访谈提纲 |
| 附录二:个案访谈对象编号 |
| 致谢 |
（9）“全面二孩”政策下珲春市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问题及背景 |
| 1.1.1 研究问题 |
| 1.1.2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3 研究述评 |
| 1.4 理论依据与概念界定 |
| 1.4.1 适度人口理论 |
| 1.4.2 生育意愿概念 |
| 1.5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2章 研究设计与样本概况 |
| 2.1 研究设计 |
| 2.1.1 育龄女性年龄范围设定 |
| 2.1.2 问卷内容设计及发放 |
| 2.1.3 有效问卷回收及筛选 |
| 2.1.4 访谈对象选定 |
| 2.2 样本概况 |
| 2.2.1 样本自身基本情况 |
| 2.2.2 样本家庭情况及生育现状 |
| 2.2.3 可享受相关补贴及政策支持 |
| 第3章 珲春市育龄女性二孩生育现状及问题分析 |
| 3.1 珲春市二孩生育政策执行现状 |
| 3.1.1 珲春市人口概况 |
| 3.1.2 珲春市育龄女性二孩生育状况 |
| 3.2 二孩生育意愿现状 |
| 3.2.1 育龄女性自身生育意愿状况 |
| 3.2.2 家庭成员的生育意愿现状 |
| 3.2.3 育龄女性对配套政策的诉求 |
| 3.3 生育意愿中呈现的问题 |
| 第4章 珲春市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低的原因探讨 |
| 4.1 激发生育意愿的原因分析 |
| 4.1.1 满足自身偏好 |
| 4.1.2 促进孩子社会化 |
| 4.1.3 提升家庭功能 |
| 4.1.4 实现社会期待 |
| 4.1.5 抵御社会风险 |
| 4.2 抑制生育意愿的原因探究 |
| 4.2.1 首要制约:经济压力 |
| 4.2.2 生育阻碍:身体条件 |
| 4.2.3 养育难题:子女看护 |
| 4.2.4 育儿局限:个人精力 |
| 4.2.5 养育困境:“丧偶育儿” |
| 4.2.6 生育顾虑:“委屈大宝” |
| 4.2.7 意愿挫伤:缺乏支持 |
| 4.3 改善育龄女性低生育意愿的思考 |
| 4.4 小结 |
| 第5章 结语 |
| 5.1 本文结论 |
| 5.2 再思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作者简介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10）中国共产党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教育研究 ——以北京市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文献概述 |
| (二)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方法 |
| (二)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方法 |
| (三)跨学科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点和难点 |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 (二)研究的难点 |
| 第一章 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教育的背景 |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及原因 |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背景 |
| (二)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原因 |
| (三)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理论依据及过程 |
| 二、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社会民众的心态 |
| (一)农村党员干部和农民的心态 |
| (二)工矿企业工人的心态 |
| (三)私营工商业者的心态 |
| 第二章 过渡时期总路线在主要领域的宣传教育 |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在农村的宣传教育 |
| (一)建国初北京市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概况 |
| (二)对农村党团员和农民群众的宣传教育 |
| 二、过渡时期总路线在工矿企业的宣传教育 |
| (一)对工人宣传教育的主要内容 |
| (二)对工人宣传教育的主要方式方法 |
| (三)对工人宣传教育的效果 |
| 三、过渡时期总路线在私营工商业的宣传教育 |
| (一)从资产阶级上层开始的宣传教育 |
| (二)公私合营阶段对资本家的宣传教育 |
| (三)公私合营后对资本家的宣传教育 |
| 第三章 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教育的主要形式 |
| 一、报纸书籍的宣传 |
| (一)报纸的宣传 |
| (二)相关书籍刊物的出版发行 |
| 二、广播电台的宣传 |
| (一)过渡时期广播收音系统的建立 |
| (二)广播对“一化三改”的宣传 |
| 三、其它的宣传形式 |
| (一)树立典型 |
| (二)通过各种文艺形式进行宣传 |
| (三)回忆对比算账的方法 |
| 第四章 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教育的组织保障 |
| 一、党的宣传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
| (一)健全各级党委宣传机构 |
| (二)建立党的宣传网 |
| 二、党群组织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
| (一)过渡时期党组织建设的加强 |
| (二)工、青、妇群众组织在宣传教育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
| (三)党员干部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 |
| 第五章 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教育的经验和启示 |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教育的经验和教训 |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教育的基本经验 |
| (二)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教育的主要教训 |
| 二、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教育的现实启示 |
| (一)把握党对宣传工作的领导权,提高党的宣传能力 |
| (二)宣传工作要结合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注重满足宣传对象的现实利益 |
| (三)宣传工作要坚持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融合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博士期间学术成果 |
四、元旦春节要做好计划生育政策的宣传教育（论文参考文献）
- [1]当代中国计划生育史研究[D]. 杨发祥. 浙江大学, 2004(03)
- [2]当代江西计划生育历史研究[D]. 全津. 中共中央党校, 2014(10)
- [3]计划生育政策宣传工作研究 ——以南京市栖霞区为例（1978-1991）[D]. 马铭. 南京理工大学, 2017(07)
- [4]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D]. 周长友.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6)
- [5]“差序格局”的变与不变 ——乌庄的历史表达（1949-2016）[D]. 刘小峰. 华中师范大学, 2017(12)
- [6]水族人口均衡发展问题研究 ——基于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的调查[D]. 李致江. 中南民族大学, 2019(08)
- [7]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与农村妇女 ——湖南西村历史变迁（1950-1980）[D]. 胡桂香. 华东师范大学, 2014(12)
- [8]上海市失独家庭社会扶助政策执行问题研究 ——以虹口区G街道为例[D]. 杨竹卿.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2)
- [9]“全面二孩”政策下珲春市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研究[D]. 李丹. 长春工业大学, 2020(01)
- [10]中国共产党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教育研究 ——以北京市为中心的考察[D]. 邱蕊.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