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医学伦理学之名实特征及教材体系（论文文献综述）
李全平[1]（2020）在《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文中提出医疗社会史是史学界的一个新型领域和分支学科,国内外已有不少成果。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我国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目前医疗社会史对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给予的关注不够。事实上,集体化时代的医疗史既承续着几千年中国传统医疗史的积淀以及近代中国医疗多元型变的复杂头绪,又是新中国大规模开启医疗卫生整体改造工程的奠基段落,亦与当代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状况紧密相连。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乡村社会内部从医疗卫生的方方面面实施了一系列变革,不仅迅速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和独具特色的集体保健医疗制度,同时有力地发动了遍布城乡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得乡村卫生面貌有了较大改观,民众整体健康水平大幅跃升。那么,医疗史应该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作出自己的阐释和理解。山西地区在整个集体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熔铸了鲜明的时代表征。集体化时期的山西不仅有西沟和大寨这样的模范村,而且在医疗卫生方面也不乏全国典型。1955年成立的高平县“米山乡联合保健站”,以全国第一个农村卫生保健站的记录,成为我国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发祥地;稷山县董家庄乡太阳村是集体化时代爱国卫生运动闻名全国的红旗单位。由于这两个地方的医疗卫生经验当时在山西和全国多个地区推广,因而其医疗史价值和历史经验颇值得挖掘。山西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这种独特性又同山西在近代中国的独特历程紧密相连。本文选取山西在集体化时代医疗卫生方面的历史实践,尝试以医疗社会史的视野开展区域性专题研究,努力通过区域认识整体,通过医疗观察集体化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为克服当前大量相关研究成果惯于将集体化时代的医疗框定在卫生系统和制度史范畴内,以及由宏大叙事治史路径造成的空疏之弊,本研究尝试引入“场域”概念构建长时段、立体性和多元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此把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相关问题回置到历史现场,突破过去研究偏重合作医疗的制度和卫生政策的梳理之单一维度,通过医疗场域的总体呈现,解读和阐发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生发与展开的具体机制,把握国家话语与乡村社会融入医疗场域的内在理路,挖掘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的历史语境和底层逻辑,弥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研究路径的分野,从而展示历史图景的丰富复杂性。传统农村医疗场域扎根于以家族、父系、亲属和熟人互惠规则为特征的乡村社会之中,与传统乡村社会有机糅合并镶嵌一体。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医的传入,医学、教会与商品相结合很快挤占和打破了传统医疗的结构分布,传统医疗中固有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之维续迎来较大挑战。在医疗多元型变的时代,医场中的医学、技术和医者围绕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等竞相角逐。逮至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军队进驻山西农村,大面积开辟抗战根据地,通过革命的底层深进直接触及乡村传统医疗,新政权努力对传统乡村医疗进行再塑,开了农村医疗集体化的先声。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推动了乡村整个社会场域的急骤变化,这既为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医疗卫生的相当部分与传统医疗形成脱嵌后而被归纳到新的国家政治社会情势之中。场域更变使得医学技艺习得、行医方式和医药空间均被重新改塑,中西医关系的历史意涵在激烈变动时代不断被拉扯和重构。面对强大的传统医疗的惯性、特别是传统医疗所依附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无数个经过传统社会浸润过的医者与乡民,负载着新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医疗卫生改造充满艰辛,于是国家诉诸于社会运动力量来推动医疗卫生的变革。社会史视野使我们更清晰地关照到不同医者、干部、医务人员和普通乡民等面对医疗场域发生更变时的抉择和向背以及新旧观念的冲突,也展示了国家如何通过各种符号、话语、组织网络、资源动员等策略将广大民众组织参与到医疗卫生改造中的丰富实践面相。在集体化时代,广大民众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医疗卫生运动的同时,也参与了国家新的意识形态之内化学习和行为实践、参与了国家新的政策主张以及新的道德评价规则的认知和运用之中,并从中获得了新的身份和体验。传统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纽带被新的负载着国家话语、民族主义以及新型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反复动员、感召、冲击和改造,最终不仅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和卫生观念薄弱的落后状况,同时实现了国家新政权建设、意识形态重塑和整个医疗社会的改造,这是一个紧密交糅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社会在变革中既有适应也有变迁。在国家努力重构医疗卫生与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发挥作用的机制由显性而变为隐性,但传统医疗场域的机制和惯习始终潜藏背后并在极为细腻的环节里隐现出来,而合作医疗最终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新旧体制的交冲和妥协,折现出医疗演变的复杂性所在。
李小兰[2]（2020）在《基于文献的侗族传统医学病种研究》文中认为目的从侗族传统医学病种的维度出发,系统收集和整理侗族传统医学文献中提及病种,编制侗族传统医学疾病谱,探究其高发病种,并剖析高发病种危险因素,使之形成一个完整的研究体系。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分析,得出能反映侗族患病具有民族特点和规律性的最终结论,有望提高侗族防病抗病能力,为相关部门制定综合防治措施和健康政策提供相应依据。方法1.文献研究法作为本文主要的数据收集方法,以网络文献挖掘和手动查阅相结合的方式尽可能全面收集和整理侗族传统医学文献,从中严格筛选与本研究相关度高的资料。2.统计和归纳法运用扎根理论将收集的文献资料按照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进行3级编码,最终找出能反映侗族患病具有民族特点和规律性的结论。3.比较分析法运用比较分析法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进行比较分析,根据比较结果得出重要结论。结果1.侗族传统命名法具有本土性、古朴性、历史性等特征,侗医常按照11种疾病命名方法对传统病种进行分类。传统命名法病种以外的为主流医学命名法病种,其含有部分中医学和部分西医学疾病病种。2.采用临床医学学科分类准则,将侗族传统命名法病种与主流医学命名法病种按照内科（400个、326个）、外科（199个、66个）、妇产科（91个、101个）、儿科（260个、34个）、皮肤性病科（92个、29个）、五官科（90个、73个）、男科（15个、6个）等七大类别进行分类。两种命名法相同的高发病种共5个,不同的高发病种共12个。因目前掌握资料有限,尚有167种传统病种无法准确分类。3.经分析得知,侗医两种命名法疾病谱具有差异性。侗族传统命名法排名前十的疾病谱是外伤、儿科、消化系统、循环系统、妇科、神经系统、淋巴系统、男科、呼吸系统、五官科,主流医学命名法排名前十的疾病谱是外伤、消化系统、呼吸系统、运动系统、循环系统、儿科、五官科、妇科、泌尿系统、皮肤科。由上可知,侗族传统命名法疾病谱中的神经系统、淋巴系统、男科在主流医学命名法疾病谱中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运动系统、泌尿系统、皮肤科,其余七大疾病谱虽然相同,但其排序却大相径庭。结论1.从疾病命名方式可看出侗医两种疾病命名法具有不同的特点,特别是侗族传统命名法带有鲜明的侗族文化色彩,值得深入研究。深挖两种疾病命名法可知,其具有互相嵌入、相互补充等融合现象。传统命名法虽已形成自己的疾病分类方式,但疾病分类系统尚未形成统一标准。2.在侗医两大命名法病种中,外伤、心脑血管系统、妇科、消化系统中某些疾病始终都处于高频发病状态。疾病谱上升较为明显的有呼吸系统、运动系统、内分泌系统,下降较为明显的有神经系统、淋巴系统、男科。3.通过深入分析侗族疾病谱规律背后原因,得出影响侗族患病最主要的因素包括社会经济条件、侗族传统文化、社会环境、个人健康意识、自然环境等五大方面。这些因素可为后续研究者探究相关病种提供一定的思路。基于本文探究的疾病谱背后规律,从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医疗机构、科研人员、个人健康防控等方面出发,得出疾病谱的变化规律对贵州公共卫生建设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詹艳[3]（2019）在《六朝士族家庭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六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官学兴废无常,家庭成为学术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场所。同时,士族出于延续家学、巩固门第的需要,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家庭教育的繁荣。这一时期士族的家庭教育在内容上丰富多样,突破了两汉以来的儒学独尊局面,既有孝悌为本的伦理道德教育,又有注重实用知识的文化教育,还包括谦逊守成的人生观教育;在方法上灵活多变,能够结合儿童心理和环境需要,采用不同的教育方法:或言传身教、率先垂范,或循序善诱,注重激励,或严慈有节、宽猛相济。受时代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家训异常繁荣,女性在教育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儿童的早期教育也得到了士族家长们的普遍重视,形成了独具时代特色的家庭教育模式。六朝士族的家庭教育作为时代的产物,必然无法摆脱传统社会的桎梏,存在着一些不足与缺点,如等级森严,过分强调家长权威;鄙薄武职,缺乏忧患意识;轻国重家,忽视治国理政能力的培养。但从总体上看,六朝士族家庭教育不仅推动了士族家学文化延续与发展,奠定了隋唐家庭教育制度的基础,还对当今家庭教育有一定借鉴意义。
林振邦[4]（2019）在《先秦两汉简帛医书的疾病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先秦两汉简帛医书作为研究对象,从身体观的视野梳理出资料并加以分析和比较,以达到本研究的目的:理解古代医家如何理解患病的身体和疾病本身、分析其认识框架的思维和当代哲学的定位,最终阐明中国古代疾病观及其改变的价值。把临床技术分析提炼成医学哲学史的研究,探索理论体系的变迁,判断其方法学和认识论。利用简帛医书中的医疗记述作为入口,说明古代医学转化期的医学哲学思想。研究方法本研究按临床体系,从现象到本质作分析,用语言、技术、思维、方法学、认识论、本体论的内在逻辑来指导研究。从疾病的定义、疾病的语言、病因学、诊断进路和治疗五个方面作出探索,从而总结出先秦两汉简帛医书中的疾病观。研究内容首先,总结了简帛医书中的病症,分析疾病的基本定义内容及其转变。简帛医书展现了疾病定义转化的不同阶段,最早由解剖问题作为主要疾病的定义,及后可以见到痛感和身心的功能失常的加入,然后健康的失落和自然秩序的偏离而成为疾病最广的定义。证明简帛医书中展现的疾病定义是从解剖模式逐步转化向功能模式和失调模式。透过身体空间的拓展,新加入的医疗生理系统与不同的身体感应结连,令身体的议题成为医疗议题。同时,简帛医书中内景的认识亦从仅有内外之分,到经脉简帛中可以发现经络通道和脏腑内外关系的建构。身体感应的发现和确认逐步把疾病场域拓展,把不同内在空间和精神的不适与外部的符号联系起来,渐渐建构出身体与不适感关系的典型例子,并成为一种感知与定义疾病的文化与技能。第三章透过研究病症中的语言和病痛经验,分析简帛医书中的对患病经验的表达和分类方法。发现一些本来作为描述解剖词语和病症的意义都逐步转移为气的失调。或与自然性质的用语搭配,继而与相应的身体感受结连。说明身体感受的表述是从日常语言转向阴阳五行学说为本的感知文化和认识方法,寒热虚实成为描述疾病和身体状况的基本符号系统。反观,后世比较少继承使用解剖用语作为解剖疾病的分类（例:心疝）,说明了古代医家的取舍。第四章从简帛医书中病因学的内容分析古人对疾病的归因。发现跟鬼神崇拜的病因逐步被风所取代,风又再演变成气论下的风。反映鬼神论逐步被自然能量的病因论所取代,再进一步自然能量转变为气论下的自然哲学病因所取替。从信念式的鬼神因,至自然哲学因,再转化至可以被身体感连结和论证的阴阳五行体系。世界观从存在论自然主义,转向为本体论自然主义,鬼神之说从存而不论,转至部分医家对鬼神作出直接否定。第五章考察简帛医书的诊断方法,分析其资料收集及疾病本质推理的方法。发现简帛医书中从视觉资料拓展至收集触觉和气感等身体感受资料,医者在诊断过程中是感知主体而非单纯的思考主体,从积累的普遍感受去判断触诊中的感受及其意义。而在运用诊断资料时,简帛医书从捷思式的单一资料对应转变为疾病本质的探求,疾病的独立本体消解,转成附属于人体气论生理病理的本体之中。第六章从简帛医书中的防治方法以分析古人对疾病的态度、处置及其临床决策。发现了简帛医书中移除了疾病的社会标签和惩罚,从单纯的医疗角度探讨疾病。并且展现了临床结果的积累,和重视临床效果的思想,从治疗与疾病间的因果关系决定方案。同时,在治疗时,对于鬼神和时间崇拜有所脱离,并以临床理性对治禁作出判断,摒弃了相关性关系为主的方术体系对临床行为的控制。研究结论最终总结临床体系的考察,我们归纳出在先秦两汉简帛医书中有五种流行的疾病观。分别是鬼神疾病观;自然能量疾病观;气-解剖身体疾病观;经脉疾病观;气-阴阳-脏腑疾病观念。本研究发现这些疾病观曾经在社会中并存,并且在医家的圈子中转化。这些疾病观的转化,透视了社会公共资源如何渗透进医学中建构出体系,改变了医者和人们对疾病的观察、理解和思考模式,也改变了疾病的隐喻和社会意义。透过新观念关系的诞生,概念层阶的调整和排除,让方技成为较纯粹的方技,让临床行为不受社会思潮的宰制。其具体的方式是,疾病的定义改变为身心全人的失调模式,身体的感受逐步受到重视,并加以阴阳五行的框架理解和记录,人与自然以气作为沟通中介而成为相关而区隔的系统。继而使身体感受与阴阳五行化的身体建构成生理病理网络,最终让知识得以积累,治疗与阴阳五行的病理生理学建立因果关系,让体系可检证和容易传播。走出中医文化的框架,我们以《临床医学的诞生》作为中外医学体系塑造期的比较对照点。考察中西临床医学的蜕变方法,如何排拒空想和幻想的内容,并成为可以有客观论证和可重复。简帛医书中可见,中医以身体感应连结临床现实与理论体系,使之可以修正和积累,让医学不受其他社会权力和思想的干扰。从当代科学哲学的方法中,可以认为简帛医书中的疾病观转化,具有建构实在论的特征。配合气论的文化体系下,从实践所得建构框架,以语言的外推把身体和病痛经验转化成阴阳五行式的身体感语言;并以实践性的外推,把阴阳五行的身体建构推展到其他社会脉络中。这两种外推最终联系上不同医者建构的微世界（医疗体会）和社会脉络,使知识可以整合,使医疗知识普遍化且具有真理价值。总结而言,以疾病观为核心内容,从实质的临床技术中找出理论和思想的脉络。本文完成研究预期,并且从普世的医学哲学中说明中医医疗文化不独是一种珍贵的民族文化,更在普世的医学哲学和科学哲学上具有充份的合法性和价值。资料收集的广度和深度仍可再加强,有待更多简帛的解读和公开,让我们可以以更丰富的临床资料分析思想和方法的流变。
刘洋[5]（2017）在《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文中认为近代以来,随着封建社会的瓦解和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勃兴,中医的生存空间被急剧压缩。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基础上的中医,其科研、教育、医疗、管理、交流、传播、评价等方法体系,都与建立在现代科学思想基础上的西医大为迥异,也与基于西方的近代中国社会建制格格不入。为了谋求发展,近代中医不断改良、汇通、论战、抗争,直至尝试“科学化中医”,希望改造中医,使其融入近代科学的体系。伴随着抗争与羁绊中的前行,中医自觉不自觉吸收和借鉴了西医的思想和制度,开始了中医体制化的探索。科学体制化是科学体制的形成过程,是科学发展的组织条件和制度保证,是科学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是医院、医学院、医生组织以及政府主导的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制度的形成。其显着的特征是医学知识与政治的结合,以及对医疗空间的制度性分割。由于近代社会政治制度源于西制,中医天然地被社会体制排除在外,晚清和民国政府没有主动启动中医体制化进程。中医体制化基本上萌生于中医民间,由中医界自下而上努力探索,其层次、范围、效果上与西医的近代体制化相比,距离很大。与民国政府的“抑中扬西”的卫生政策相左,近代山西地方政府对中医采取扶持政策,中医体制化在近代山西得以率先发轫。山西模仿西方科学和西医体制,成立中医社团、开展中医学校教育、创办医院、出版发行中医期刊和书籍,以及制订和完善中医学术、研究制度等努力,在中医体制化中作出独到的努力。本文以具有独特历史价值的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及其活动为视角,放眼整个近代中医的发展历程、中医与社会的关系、中医与西医的矛盾和媾和。通过历时共时的分析,探讨体制化对中医发展的促进和制约作用,为时下政府在中医药管理中的角色定位、职责界定、市场划分,提供有益参照。本文主体包括绪论、正文（共七章）、结束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概念释名。正文分为七章,第一章介绍了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其后五章是关于山西中医体制化的探索实践内容;最后一章总结山西中医体制化的贡献与启示。第一章是关于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近代中医体制化以中医思想文化变革为基础,“西学东渐”的近代化思潮是中医的近代化转型的根本原因。正是在这种近代化思潮的影响下,面对薄弱的医疗卫生基础,山西从统治和现实需要出发,积极推动开展中医改进。中医体制化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在近代山西发端。第二章是关于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创建及发展内容。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官办的中医社团。山西行政长官阎锡山在学会的创办、发展、运行中都发挥主导作用,给予经费、政策、发展环境的支持。由于组织稳定,经费充裕,中医改进研究会发展迅速。研究会在管理制度、科研方法、学术奖励等各个方面吸收西学,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的规范,保障了中医研究的有序开展。研究会发展中期,由于政治、社会局面发生巨大转变,及“中医科学化”思潮出现,研究会进行了改组,从人员、机构、组织多方面发生较大调整。研究会宗旨也从最初的“中医改进”向“中医科学化”演变。第三章是关于中医教育探索的部分。近代山西山西医学教育历经波折,先后创办了“山西医学专门学堂”、“山西医学传习所”和“山西医学专门学校”等医学教育机构。后者几易其名,学制、课程、教育方向也随之不断变化。特别是其办学方针的“由中转西”,反映了中西医教育难以实现良好契合的矛盾。近代中医教育界在探索建立学制,统一课程设置,编辑中医教材,兴办中医学校,培养中医人才过程中的努力,也是不断寻求合理医学教育建制的过程。最终,在中医向西医的参习和妥协中,近代中医教育建制得以建立。第四章是关于中医临床与防疫实践的内容。作为中医研究和中医教育的实践场所,中医改进研究会的附设中医医院设立后,引入了西医医院的理念,设立养病室（病房）、加强院感管理、完善诊疗制度,不断提高中医的临床诊治能力。为了弥补中医在卫生防疫中显露出的不足,研究会建立了疫情报告和研判制度,积极探索中医在卫生防疫中的作用。由于西医对传染病的病原学、传播途径方面具有证据确凿、逻辑合理的实践优势,使得基于西制的近代政府,有充分理由选择西医理论和制度作为卫生防疫的立法和行政依据,西医在国家卫生防疫体系中的地位得以通过政治制度确立,成为卫生防疫的主角,中医逐渐退出了卫生防疫体系。第五章介绍了中医改进研究会在历次中医抗争社会活动中的参与情况。中医界面对政府、西医的不公正政策和歧视,从维护自身权益以及中医地位出发,积极投入到抗争和中西医论战中。在纳入教育体系、创设中央国医馆、建立中医社会体制等方面,中医改进研究会与全国中医药界,互通声气,积极运用请愿抗争和参政提案等手段,奔走呼号,终获一定成效。《中医条例》、《医师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使中医在法律地位上与西医平等;中央国医馆、卫生署中医委员会的成立,成为中医行政管理建制化的标志;中医纳入学制的章程获得通过,中医执业考核得到实施等一系列突破,使得中西医并存的二元医疗卫生体制渐见雏形。第六章是关于中医学术传播与交流方面的内容。医学交流机制与系统的形成,是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传统中医“秘而不宣”的习惯,随着近代报纸、期刊在中国的出现,发生了巨大改变。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创办的《医学杂志》,作为中医学术交流的载体,业界沟通的桥梁,中西医论战的平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随着研究会的改组,《医学杂志》的办刊思想也由“中医改进”向“中医科学化”发生转换。同时,研究会还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征集审查民间验方活动,出版了蕴含巨大学术价值的《审查征集验方》。研究会采取出版代销名家医书、与其他中医团体交换期刊、在杂志刊登医药信息等的形式,广泛进行业界交流,在近代中医的学术传播交流体制化中取得积极成效。第七章总结了山西在中医体制化中的贡献与启示。由于地方行政力量的鼎力支持,甚至将发展中医作为省政发展的重要内容,近代山西强化中医管理,从机构、组织、制度、机制方面,在神州一隅开辟了中医体制化的试验田。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实践表明,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融贯是未来中医发展的基础。辩证认识中西医,以包容胸怀接受在一定时期内中西医二元化格局的局面,有助于未来产生真正的新的生命科学。中医体制化是中医科学化概念的重要延伸,是中医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结束语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对全文的概括总结;二是指出了本文仍需努力的方向;三是下一步需要关注的研究方向。附录共有9个部分,汇总了近代山西中医体制化相关制度和近代山西医学发展沿革等等,为研究提供详实的参证。纵观中医在中国悠久的发展历史,中医发展的各个兴盛阶段多得益于体制的促进。新中国成立后,“中西医结合”、“中医药现代化”、“中医药国际化”等概念和思路,都是基于振兴中医发展的目的提出的。同时,也反映出中医自身的特性与历次被强加之上体制的不适应。直到170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寻求出适合中医的发展之路;如何处理中西医二者的关系,也是众说纷纭。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医和西医的“范式”不可通约,源于西医的近代医疗体制无法适应中医发展的自身属性。有着五千年深厚文化和历史底蕴的传统中医,面对互联网时代带来的又一次科学和意识形态的革命,需要再次审视其发展规律,完善中医体制化建设。
田冬霞[6]（2016）在《对跨国人体研究剥削议题的伦理审视》文中认为随着人体研究全球化的勃兴,跨国人体研究中发展中国家人类受试者遭受滥用与剥削的隐忧引发社会关切。跨国人体研究具有三个特殊性:其一,跨国人体研究不一定满足发展中国家的健康需要及优先性设定;其二,风险完全由发展中国家人类受试者承担;其三,研发成功产品可及性存在不确定性。基于发展中国家缺乏完备的人体研究法规及有效的伦理审查机制,引发了安慰剂对照试验中医疗照顾之双重标准、知情同意实效性之质疑以及试验的公平受益等涉及剥削议题之持续二十多年的激战与论辩。当代北美生命伦理学者对于跨国人体研究剥削议题的探讨成果较为丰硕,本研究首先重点解读了其中五位重要代表人物的剥削观及立场。艾伦?沃特海默在粗略的剥削定义基础上,依据被剥削者是否受益区分伤害性剥削与互利性剥削;依据被剥削者同意与否划分同意式剥削与非同意式剥削,其认为应当禁止伤害性、非同意式剥削;然而,当跨国人体研究属于同意互利式剥削应得到允许。安吉拉?巴兰廷则对艾伦的结论进行限制,提供了一个以评估剥削强度的互利式交易分析框架,旨在探讨减少而非完全消除互利性交易中的剥削。詹妮弗?霍金斯基于批驳研究者义务之医学模型,认为研究者没有为受试者提供最佳医疗照顾的义务,仅具有一个好撒马利亚人之不完全义务。当未履行该义务时,构成了一种非伤害性剥削。安德鲁?西格尔基于康德主义,认为跨国人体研究存在三种剥削形式,其一,涉及破坏或干扰人类理性能力的剥削,即知情同意有效性相关的剥削;其二,对人格尊严贬损式剥削,通常源自于试验申办者与试验受试者之间贫富差距与权力上的不平等;其三,涉及到侵犯行善义务的剥削。第三种剥削是跨国人体研究中最为普遍的剥削形式,侵犯行善义务存在两种道德错误:剥削与冷漠。剥削表现为A对B的基本需要漠不关心的同时,利用B的不利处境进行交易并从中受益。有些跨国人体研究不仅对东道国民众紧迫健康需要无动于衷而且获益于这种不利处境时构成剥削。有些跨国人体研究虽未构成剥削但却冷漠对待东道国民众紧迫的健康需要。露丝?麦克林基于脆弱性的剥削观,对跨国人体研究中可能涉及剥削的五种代表性情况进行了分析,强调了在预防、减少和避免剥削中,发展中国家的自主能动性的作用。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对北美学者观点的优势与限度进行了总体评判,虽然北美学者皆持非马克思主义的剥削观与程度不一的可允许剥削立场,其中最为极端的是沃特海默的立场。北美学者观点的根本缺陷在于聚焦微观分析,限于交换领域与交换正义等。本研究提出马克思式可允许剥削观:基于当前发展中国家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和发展水平,在全面慎思考量下,允许为了公民更为重要的人权利益、满足国家健康需要的自愿互利式剥削。然而,解放全人类,追求人类全面自由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有着强大的批判精神与进取精神,消除剥削是必然目标。针对这一议题,本研究分析了北美学者们应对跨国人体研究剥削的解决思路及策略。伊曼纽尔等驳斥了合理可及性要求,诉诸宽泛利益观与发展中国家自主权,提出公平利益框架（公平利益、合作伙伴关系与透明性三原则）;约翰?兰登教授则在对公平利益框架的精辟驳斥下,提出人类发展路径;安吉拉?巴兰廷重视与关切发展中国家贫困群体的基本需要,提出最大最小化原则与国际人体研究税的策略;涛慕思?博格基于全球正义理论的高度提出远见卓识的创新策略——健康影响力基金。这些见解启发我们,对于跨国人体研究伦理争论本质是全球秩序不公正所造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健康不平等的又一体现,需要寻求全球正义理论的指导。最后,从治理的视角出发,阐明跨国人体研究治理与全球健康治理的内在联系,指出跨国人体研究治理的目标——跨国人体研究应当为全人类健康服务,而非仅为世界上少数发达国家及其富裕公民健康服务。以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的良性互动之实践路径,迈向更为公平公正的跨国人体研究。
章米力[7]（2016）在《《黄帝内经》的文学人类学研究》文中指出中国传统医学的起源一直是个无法下定论的谜,与任何一种技术的起源一样,它之所以陷入谜团,是因为在远古时期并没有这样一个独立的命题。它是早期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将中国医学的起源置于整个华夏文明发端的大传统中考察,是本研究的基本前提。医学起源难以定论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早期文本的缺失。治疗作为一门古老的技艺,几乎与人类发展同步,早在文字诞生之前就呈现出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在研究中国医学史的材料中,《黄帝内经》是留存至今最早的完整医学典籍,它系统地展现了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医学主流思想,与百家争鸣的诸子哲学处于类似的时空背景中,深受先秦各流派思想的影响,反之也影响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对《黄帝内经》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丰富的成果,部分结论已经在学界达成基本共识,比如它的成书背景,它所展现的主要哲学思想,它对中国传统医学的基础指导作用,它以身体为象征的一系列政治隐喻等。此外,伴随着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志等学术研究在中国的蓬勃发展,新面世的材料与传世医学文本互证,一些《黄帝内经》中引用的古医书似乎找到了应证,传统医学理论与其他材料的比较研究也逐渐受到重视,上述学术进步为研究提供了很多支持。本文是从文学人类学角度来考察《黄帝内经》中的神话历史,通过揭开以神话面貌笼罩在早期传统医学发展上的面纱,理解中国医学文化渐进的内在动力,以及它与华夏文明其他方面的互相影响。文学人类学是跨学科研究的重要尝试之一,它把文献记载与活态文化、考古实物做比较研究,使单薄的证据得以丰富,形成多重释古的立体证据链。因袭前辈学者的创造性思维,目前文学人类学研究已经形成了大、小传统论,“四重证据法”等几个主要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这正是本研究所采用的主要方法论。《黄帝内经》蕴含的“人文治疗”也是传统医学留给后世的宝贵财富。医学起源与大传统文化无可分割,因此作为技艺的治疗与作为文化的“大文学”亦是无可分割的。西方后现代学派在近半个多世纪进行了深刻反思,对传统文明提出了重新审视的重要见解。医学是这个反思中重要的载体之一,医学与文化的紧密关系,从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就深刻体现出来。本研究的观察重点是传统医学与华夏文明的关联性。表现方式是将《黄帝内经》及其所代表的传统医学,作为华夏传统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进行展示。研究主体部分采用了“四重证据法”,通过传世文献、文字、考古材料、活态文化等证据,论述传统医学中的几个经典概念:道、阴阳、气、风、神明、身体隐喻、神圣数字“五”、祝由,以及黄帝作为有熊氏在早期文明信仰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略作一简述。论述“道”与“阴阳”时,本文将道家理论中的“返胎”作为重要的理解路径,“道”的原型是感生神话,“阴”、“阳”两字含有生殖的意义,从而揭示“卵生—母生—返胎”的古老生命发生轨迹,推理出“混沌神话—母神神话—父权神话”这样一个社会学演变路径。对“气”的认识从开天辟地的神话中开始,“气”的文字演变记录了祭祀仪式和少数民族中仍然保持着的宗教仪式。“气”是想象中人神沟通的载体,墓葬中的金缕玉衣、九窍塞、玉璧以及玉璧上的谷纹等纹样都显示出古人对“气”的运用。“风”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具有感天动地之效,甲骨卜辞和古代文献中的“风”透露出神格,“风”一系的象征体系包括了凤鸟、四方风、四方神。在取象思维的医学体系中多用到“风”的概念,结合西汉年间的占盘、式盘,甚至可以看到科学的萌芽。医学名词“神明”透露出医学相授的秘密社团特性,郭店楚简《太一生水》指示了“神明”是华夏文明创世纪中的“上帝”。从文字角度考察,“神”与“明”结合构成了生化万物,代表天地大道力量的神圣角色。身体与政治的互为象征是传统医学的常见文学表现,“德”字的构造揭示了身内之物“心”与身外之物“道德”的关联。医学史材料中,文献生动记录了麻风病的身体污名化与身体外延的呼应。在考古材料中,两汉墓葬中金缕玉衣是古人成就最高道德的登峰造极之作。“五”是神圣数字,也是传统医学中的生命之数,代表中央,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它源于四柱擎天的创世神话,乃天绳交午形成的中央之位。在民俗仪式中,端午节作为阴阳之气交午之节点,蕴含了水与火的对偶模式。被学者推测为河图洛书的凌家滩玉龟玉版的布数方法也体现了中央五的特点。古老的“祝由”通常被认为是情志治疗的一种手段。结合史前及殷周时期的人牲斩首礼、头骨饮器、人头骨祭祀、神兽噬人造型青铜器,可知头颅承载着人之精,人之魂,乃最核心所在。祝由术的目的在于移精变气,道家修炼房中养生术对还原祝由术有一定帮助。此外,黄帝作为《黄帝内经》的依托撰人,实则是“有熊氏”崇拜的无意识延续。“阴阳”、“三阴三阳”观念都与熊崇拜有关。熊是史前神圣动物中的重要角色。楚帛书、楚简记录了熊与帝王身份相合的渐进过程,“熊经鸟伸”等拟熊仿生养生法是大传统中的小传统,以熊为造型的玉器、青铜车进一步证明了熊与伟大生命力之间的关系。总之,《黄帝内经》中所体现的传统医学发生史,与华夏文明发生史高度契合,借助于大传统新知识观,医源考察的时间长度和材料宽度都能够被大大拓展。在现代医学看来,《黄帝内经》的谬误比比皆是,但传统医学整体论的思想体系是值得称道的。如果不将《黄帝内经》的文化价值释放出来,它将在现代医学的批评中沦为历史“糟粕”,埋没了其对中国文学史、哲学史的可期贡献。时至今日,治疗神话仍在延续,了解过去是为了更好地面对未来,在人类无法彻底消解对死亡的畏惧之前,治疗的需求必将伴随整个生命过程。在医学科学求新求变的过程中,反观历史,从而追求生命观的成熟,是《黄帝内经》文学人类学研究的期盼所在。
谢云[8]（2015）在《中国古代传统医学中的教育技术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教育技术的发展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进步的。每当探讨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时,常常都要回溯至数千年之前;但论及教育技术发展历程时,却只能找到清末民初以后的历史。笔者认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得以赓续至今,应当存在一些技术形式与手段曾经对这种文化传承起过促进作用。因此,本研究希望通过对古今中外的科学文化知识及其相关传播史料的梳理,并进行重点概括、系统分析,以期初步确立“古代教育技术史”的内涵。考虑到研究的可操作性,以及研究论证充分深入的可能,本研究将以中国古代传统医学的传承为主要研究对象,希望从中归纳总结出古代教育技术手段存在的具体形式,对古代医学知识技能的传承所起过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对古代教育技术研究范式及策略进行尝试、探索,以期对其他各科学领域的相关研究能有方法论上的借鉴。本研究主要采用的是文献分析法,对中国古代传统医学各领域知识及其传承形式、传承过程等资料进行详细整理。其次是历史分析法,对各种史料的梳理将结合当时历史背景来展开,尽可能客观地还原史料的真实情形。再则是案例研究法,希望通过对古代传统医学领域的研究,探索出古代教育技术研究的方法策略。此外,研究还辅以一定的数学统计手段,希望通过对某些特定主题的史料作一个量的统计,以期能更真实地揭示某些历史发展规律。论文首先介绍了本研究的思路,主要是对研究背景、研究方法、核心概念、研究价值以及研究现状的描述。其次是阐述了本研究的技术路线,即教育技术史的研究范式。文章通过对科学技术史与教育技术史关系的梳理,参照史学研究的常规思路,提出了古代医学教育技术史的研究范式。然后依次对医学教育技术的研究基础,即古代医学教育形式及医学教育技术形态的介绍;对古代医学中常见的媒体技术形态:图形与模型进行概括,研究中依照传统医学学科体系对古代医学中的图形与模型进行了全面整理,并从传播角度对其技术特征进行了分析;对古代医学中的智能技术,即学习方法进行了概括,主要形式为诗歌和动作套路;对少数民族医学中的典型范例:藏医曼唐和蒙医铜人做了详细分析;针对我国古代医学在国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部分技术形式进行介绍,主要有日本、韩国、古代波斯及其他欧洲地区等。最后结论部分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两个结论:一是古代传统医学传承中确实存在教育技术;二是对古代传统医学教育技术发展的脉络进行了初步界定。
兰辉耀[9]（2015）在《《庄子》’’命"的"道""德"哲学研究》文中提出《庄子》是战国时期庄子及其后学的集体着述。其时战乱频发、社会动荡,时人对“命”的思考日益增多,贯穿《庄子》元典的思想主题就是关于“命”的探讨。本文在前人先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系统地阐释《庄子》关于“命”的思想,并对其做出合理的评论。这一努力旨在盘活《庄子》“命”的思想,即俾其思想本身富有生机、开显价值,以便于今人领会和受用。为了梳理《庄子》“命”思想的生成缘由,不但需要把握庄子生平和《庄子》着作的主要特点,而且更加应当明确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渊源。一方面,首先通过对庄子生卒年代、故里国属、身世生平的考察,尽量绘出一个较为明晰的庄子生平图式；然后分析《庄子》元典的版本、内篇和外杂篇的关系及其作者等问题。另一方面,庄子处在一个“仅免刑焉”的战争时代、“百家争鸣”的学术时代,“古老巫风”依旧盛行的时代；庄子深受老子道家、儒家、墨家以及名家惠子等诸家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各家的“命”思想更是其扬弃的重要对象。而庄子后学基本处在同样的时代,是庄子思想的直接继承者。因之,庄子及其后学共同创生了《庄子》“命”思想。《庄子》“命”思想始终依据“道”和“德”等核心范畴为根基来审视,因而呈现出独具特色的关于“命”的“道”“德”哲学思想。为精准把握庄子和庄子后学“命”思想的源流关系,故将《庄子》内篇和外杂篇“命”思想分别进行疏解。当然,内篇和外杂篇的“命”思想,均以“命”之根据论、“命”之本质论、“命”之生死论、安“命”论、养“命”论、“命”之人格论等六个层面来加以全面的把握和具体的演绎。各个层面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命”的根据论是全面把握“命”的基础,“命”之本质论是深刻认知“命”的关键,“命”之生死论是对认知“命”之本质的补充和发展,安“命”论和养“命”论是回归“命”之本质的实现路径,“命”之人格论则在于塑造回归“命”之本质的可供人们学习、效仿的人格形象。这六个方面共同构成“命”思想的主要内容,而贯穿其中的一条红线就是“道”和“德”。对内篇“命”思想的疏解,首先阐释“命”思想是根基于“道”和“德”这两个核心范畴而具体展开和演绎的；其次通过对内篇“命”概念的语义分析入手,辨明“命”的诸含义之间的关系,继而着重阐述“命”的自然主义本质主要在于自由、平等和德性；再次梳理生死观念,其从美学的意义上指出生为“劳”、死为“息”,所以不应“悦生而恶死”,而且“死生存亡之一体”即认为生死为一体,以此超脱生死困境；当然,超脱生死困境以安顿现实之“命”仍需具体的策略,其主要试图从拒绝使命之“命”、安顺命运之“命”、悬置命名之“命”保全生命之“命”等路径来实现“命”的安顿：为进一步提升生命的品质而实现“尽年”的目的,就自然进入养“命”的阶段,强调必须坚持“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的育养原则,通过“心斋”、“坐忘”、“撄宁”、“自得”等具体的育养方法,以使人们育有内心空灵寂静的状态,亦即要实现“游心乎德之和”而使人们回归本真状态的育养目标；回归本真,实即追求成为真人、神人、圣人、至人等理想人格,从而具有等同生死、涵容万物、超越利害的特质。对外杂篇“命”思想的演绎,首先论述“道”、“德”、“气”等三个核心概念及其关系意蕴为“命”的依据；继而通过对“命”概念的语义分析入手,着重诠释“命”的本质也是以自然人性论为根基的,即“性者,生之质也”,而素朴性、本真性和自足性为其本质所在；同样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梳理生死观念,其从近乎科学理性的维度认为生死乃气之聚散,而且认识到人生的短暂和死亡的必然,基于此,同样提出“死生之一守”即齐同死生的观念,以摆脱对死生的忧惧；在对如何安顿“命”的问题上,认为在“安其性命之情”和“任其性命之情”之余,更当采取“重生则利轻”、“不愿仕”、“不兴名”等“不物于物”的具体举措,以使自己在保有性命情愫的基础上实现“终其天年”的目的；当然,要真正“终其天年”,仍需凭借“形全精复”即形神之养的辅助,提出通过“虚己”、“虚静”、“忘己”、“自得”等养“命”的方法,而实现“以和为量”即本性和谐的育养目标；实现本性的和谐,实即要求持守“命”的真性,犹如其着重塑造的真人、君子、圣人、大人、至人等一系列理想人格一样,能够因循自己的真性而从事一切生活实践,始终做自己“命”的主人。显然,《庄子》外杂篇在传承内篇“命”思想的同时也有所发展,这就决定二者之间存在同中有异的关系。此外,将《庄子》“命”思想和儒家孔孟、禅宗《坛经》的“命”思想进行比论,不但可以窥见其间的异同点,也能够使《庄子》“命”思想的特征自然明朗化：以“命”至上为价值取向、以万物为坐标原点、以“真”为根本特点、以审美为指向、以因循为实践轨道。这独具特色的“命”思想具有呵护生态、尊重生命、正视生死、德性生活的重要启示意义。
张勤[10]（2014）在《我国八年制医学专业课程改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为了提高我国医学教育水平,切实改善我国医疗服务质量,继北京协和医学院后,从2001年开始,我国一些医学院校陆续试办八年制医学专业。在我国试办八年制医学专业的过程中,由于没有教育主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制定的八年制医学专业教育标准和教育质量监控标准,试办八年制医学专业的院校课程各异；另一方面,更深层次,八年制医学教育缺乏可比较的外部质量监控和回馈提高机制,这对于八年制医学专业这样一个对于大部分医学院校属于新办的专业来说,是极为不利的。本研究以我国八年制医学专业目前存在的问题为基点,遵循“科研与国情、定性与定量、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的原则,从教育学的视角,运用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通过我国首批试办八年制医学专业院校的课程设置比较,探讨分析我国八年制医学专业课程设置的差异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国际上不同地区发达国家医学教育发展趋势和特点的研究,为我国八年制医学教育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在此基础上重点选择我国八年制医学专业的代表——北京协和医学院八年制医学专业进行国际比较、了解课程改革意向,在医学教育课程设计理论指导下形成我国八年制医学专业课程设置方案。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1.医学教育课程设置的理论。界定医学院校教育课程的内涵；分析影响医学课程设计的因素；总结课程设计的目的和步骤。2.国外医学课程设置及改革现状,主要包括美国、英国和日本的医学教育课程设置及改革趋势研究。3.我国八年制医学专业课程设置比较研究,主要包括我国第一批开设八年制医学专业的医学院校课程框架结构、招生和课程各阶段的情况和特点,差异和分析。4.选取北京协和医学院和美国密歇根大学医学院,详细比较两所医学院校课程微观结构、教育教学方法、教学内容、考核评价方法的差异并进行原因分析。5.我国八年制医学专业课程设置的实证研究。主要研究结果包括：1.从国外医学教育课程设置及改革现状来看,国际上不同国家关于医学教育作为专业教育（Professional Education）的认识趋同,其标志是招收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医学教育项目在不同国家逐步得到推广。课程组织方式多采用了整合课程设计,在教育教学方法上均采取了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教学方法。各国均注重统一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建设,以培养达到基本质量要求的医务工作者。这些比较中的共性值得我国八年制医学专业课程方案设计中借鉴。2.从我国第一批试办八年制医学专业的医学院校课程比较中可以看出这些学校的课程在设置时均参考了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课程,这为选取北京协和医学院作为我国八年制医学教育的代表进行具体研究提供了证据。但是在课程设计上各医学院校各不相同,揭示了我国八年制医学教育培养目标的不确定和没有统一的八年制医学专业课程标准造成的八年制医学教育课程方案高度不统一3.选取北京协和医学院作为我国八年制医学专业的代表与美国一流医学院校的代表——密歇根大学医学院的课程进行详细的微观比较,两校课程设计的差异深层次反映了医学教育属性认识上的差异。此外,由于密歇根大学医学院医学预科教育时间为4年,导致临床教育阶段时间偏短,毕业后还有1年的实习医师培训（PGY-1）,这种医学预科与临床训练之间的博弈关系,值得我国八年制医学专业在课程设计时结合毕业后教育综合审慎考虑。4.分析北京协和医学院教师关于八年制医学专业课程改革的调查结果。多数教师认为在八年制医学专业基础医学教育阶段应采用多学科整合和以器官一系统为基础或以疾病为基础的课程结构,在教育教学方法上应采用主动学习的方法。5.我国八年制医学专业课程建议方案（1）八年制医学专业定位为专业教育。（2）培养目标：培养具有较大发展潜能和较强适应性的卓越医学人才（excellence）,培养学生成为未来的医学家、医学科学家和医学教育学家。为此,学生应达到9个方面的要求。（3）学生毕业时的预期收获：采取高层次学习产出的描述方式,按照布鲁姆目标分类法,从知识、技能和职业素养三个方面进行描述,包括基本知识20条；基本技能13条；职业素养11条。（4）在我国尚未完善实施“4+4”医学教育的政策保障前提下,作为过渡方案,可以考虑在八年制医学教育中实施3年预科教育+2年基础医学教育+3年临床教育的课程框架设计。在关键质控点设立质控标准。（5）在临床教育资源的选择上,结合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需求,更多的社区医疗机构应该引入到学校临床教学的教育资源中。在临床教学中更加重视标准化病人和模拟实验室、虚拟病例的使用。（6）在考核评价方式上注重多种考核评价方式的应用。研究建议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尽快出台八年制医学教育的课程标准,以提高八年制医学专业的教育质量。
二、论医学伦理学之名实特征及教材体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医学伦理学之名实特征及教材体系（论文提纲范文）
（1）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对象及理论方法 |
| 第一章 传统医疗与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医疗场域诸题 |
| 第二节 山西医疗场域的近代因素 |
| 第三节 卫生防疫与近代山西医疗 |
| 第二章 革命深进与医疗型变 |
| 第一节 空间融入:医政机构直接驻地乡村 |
| 第二节 资源登册:在地资源的调鉴与整合 |
| 第三节 关注苦痛:疾疫、伤亡与情感政治 |
| 第三章 集体生产与集体保健 |
|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 |
| 第二节 全国首家联合保健站成立 |
| 第三节 集体医疗体系的全面构建 |
| 第四章 医疗系统的全面改造 |
| 第一节 医学技艺的习得 |
| 第二节 行医方式的改变 |
| 第三节 医药空间的改塑 |
| 第五章 医学转型与政治建构 |
| 第一节 结合与冲突:中西医学 |
| 第二节 “祖国医学”的历史意涵 |
| 第三节 “新医学”与后殖民抵抗 |
| 第六章 医疗卫生与国家想象 |
| 第一节 卫生动员的策略与机制 |
| 第二节 米山医疗的典型化之路 |
| 第三节 新中国典型治理的机制特征 |
| 第七章 透过医疗场域看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医疗场变的多面效应 |
| 第二节 场域更变与合作医疗的终结 |
| 第三节 乡村社会的适应与变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基于文献的侗族传统医学病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目标及思路 |
| 四、研究对象及方法 |
| 五、相关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侗族传统医学文献概述 |
| 第一节 专着类 |
| 第二节 学术论文类 |
| 第三节 散见于各种文献中的病种概述 |
| 第二章 侗族传统医学病种分类研究 |
| 第一节 传统命名法病种 |
| 一、传统命名法病种命名理据 |
| 二、传统命名法病种汇总 |
| 三、传统命名法病种分类方法 |
| 四、传统命名法病种分类 |
| 第二节 主流医学命名法病种 |
| 一、主流医学命名法病种的搜集整理方向 |
| 二、主流医学命名法的病种汇总 |
| 三、主流医学命名法的病种分类 |
| 第三节 主流医学命名法病种与传统命名法病种的比较 |
| 一、命名文化背景的不同 |
| 二、命名思维方式的不同 |
| 三、相同的疾病命名内涵 |
| 四、相同的疾病命名特点 |
| 第四节 特殊病种 |
| 第三章 侗族传统医学之疾病谱研究 |
| 第一节 侗族传统医学疾病谱编制的思路与方法 |
| 一、侗族传统医学疾病谱编制的思路 |
| 二、侗族传统医学疾病谱编制的方法 |
| 第二节 侗族传统医学疾病谱 |
| 一、侗族传统医学疾病谱编写说明 |
| 二、侗族传统医学疾病谱 |
| 第三节 侗族传统医学疾病谱的分析 |
| 一、侗族传统医学疾病谱呈现的规律 |
| 二、侗族传统医学高发病种分析 |
| 三、侗族传统医学疾病谱规律的宏观病因学分析 |
| 四、侗族传统医学疾病谱的利用挖掘 |
| 第四章 侗族传统高发病种研究 |
| 第一节 蛇叹肿毒 |
| 一、蛇叹肿毒概述 |
| 二、蛇叹肿毒的治疗方法 |
| 三、侗医与土家医治疗蛇咬伤的比较 |
| 四、蛇叹肿毒危险因素 |
| 第二节 小儿疳积 |
| 一、小儿疳积概述 |
| 二、小儿疳积的治疗方法 |
| 三、侗医与土家医治疗小儿疳积的比较 |
| 四、小儿疳积现状 |
| 五、小儿疳积危险因素 |
| 第三节 肚腹痛 |
| 一、肚腹痛概述 |
| 二、肚腹痛的治疗方法 |
| 三、侗医与土家医治疗肚腹痛的比较 |
| 四、肚腹痛治疗研究现状 |
| 五、肚腹痛危险因素 |
| 第四节 心头痛 |
| 一、心头痛概述 |
| 二、心头痛治疗方法 |
| 三、侗医和土家医治疗心头痛的比较 |
| 四、心头痛治疗研究现状 |
| 五、心头痛危险因素 |
| 第五节 月家红崩山 |
| 一、月家红崩山概述 |
| 二、月家红崩山治疗方法 |
| 三、侗医和土家医治疗月家红崩山的比较 |
| 四、月家红崩山治疗现状 |
| 五、月家红崩山危险因素 |
|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一、主要研究结论 |
| 二、主要创新点 |
| 三、研究不足 |
| 四、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3）六朝士族家庭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目的和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六朝士族家庭教育的背景 |
| (一)门阀政治及其影响 |
| (二)经济及其影响 |
| (三)多元文化的形成 |
| (四)九品中正制的实施 |
| (五)文教政策的影响 |
| 二、六朝士族家庭教育的内容 |
| (一)孝悌为本的伦理道德教育 |
| (二)注重实用知识的文化教育 |
| 1.儒玄教育 |
| 2.文史教育 |
| 3.艺术教育 |
| 4.科技教育 |
| (三)谦逊守成的人生观教育 |
| 三、六朝士族家庭教育的方式方法 |
| (一)言传身教,率先垂范 |
| (二)循序善诱,注重激励 |
| (三)严慈有节,宽猛相济 |
| 四、六朝士族家庭教育的特点与历史局限性 |
| (一)特点 |
| 1.家训的流行 |
| 2.女性在家庭教育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
| 3.重视儿童的早期教育 |
| (二)历史局限性 |
| 1.等级森严,过分强调家长权威 |
| 2.鄙视武职,缺乏忧患意识 |
| 3.轻国重家,忽视治国理政能力的培养 |
| 五、六朝士族家庭教育的成效及影响 |
| (一)六朝士族家庭教育的成效 |
| 1.侨姓士族 |
| 2.江东士族 |
| (二)六朝士族家庭教育的影响 |
| 1.促进了学术思想的多元发展 |
| 2.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人才 |
| 3.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妇女的解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4）先秦两汉简帛医书的疾病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文献综述 |
| 一、简帛文献中的病症研究综述 |
| 参考资料 |
| 二、黄帝内经病症研究综述 |
| 参考资料 |
| 三、中国古代疾病观及相关研究综述 |
| 参考资料 |
| 四、先秦两汉简帛医书疾病与治疗的研究综述 |
| 参考资料 |
| 前言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进路 |
| 1.2 研究意义与目的 |
| 1.3 研究材料与方法 |
| 1.3.1 研究材料 |
| 1.3.2 研究内容:疾病观的概念界定与辨析 |
| 1.3.3 研究方法 |
| 1.3.4 研究创新点及价值 |
| 1.4 研究预期 |
| 第二章 疾病的定义:简帛医书中病症的内容与发生空间 |
| 2.1 第一节简帛医书的疾病用语 |
| 2.1.1 简帛医书病症名称的整理、分类与分析 |
| 2.1.2 简帛医书的地域与疾病议题探讨 |
| 2.1.3 简帛医书与传世先秦两汉病症用语比较 |
| 2.2 第二节简帛医书中“疾病”定义的扩张 |
| 2.2.1 医方类简帛医书中疾病定义的扩张 |
| 2.2.2 经脉简帛医书中的医疗拓展 |
| 2.2.3 简帛医书中考察养生与性功能的医疗化 |
| 2.2.4 简帛医书的情志与身心病症的医疗化 |
| 2.2.5 小结:疾病定义拓展的方法分析 |
| 2.3 第三节医学哲学分析:身体与疾病的关系 |
| 2.3.1 解剖身体的突破:疾病发生空间的转变 |
| 第三章 疾病的语言:简帛医书的病痛经验与疾病性质 |
| 3.1 第一节简帛医书中病症的用语构成分析 |
| 3.1.1 《五十二病方》病症用语分析 |
| 3.1.2 《居延汉简》及《居延新简》病症用语分析 |
| 3.1.3 《足臂/阴阳十一脉灸经》及《脉书》中病症用语分析 |
| 3.1.4 《武威汉代医简》病症用语分析 |
| 3.1.5 老官山《六十病方》及《诸病》 |
| 3.1.6 小结:病症的性质和疾病空间的配搭 |
| 3.2 第二节特定病症用语的考察与分析 |
| 3.2.1 百病之长——风的病症用语分析 |
| 3.2.2 形下病症的用语的配搭与转化 |
| 3.3 第三节简帛医书中的病痛经验 |
| 3.3.1 疾病描述和分类中的病痛经验 |
| 3.3.2 身体感受的用语研究 |
| 3.4 第四节医学哲学分析:简帛医书中疾病的语言与思维 |
| 3.4.1 简帛医书中的疾病叙事:病痛事实下的不同叙述基点 |
| 3.4.2 气与身体感成为认识疾病的思维工具 |
| 3.4.3 语义的转化与隐喻的应用 |
| 3.4.4 病症语言改变中的医学理性拓展 |
| 3.4.5 简帛医书中整全身心的医学身体建构方式:身体感 |
| 第四章 疾病的成因:简帛医书的病因学考察 |
| 4.1 第一节一般病因学内容 |
| 4.1.1 外感六淫 |
| 4.1.2 内因及不内外因 |
| 4.1.3 其他 |
| 4.1.4 小结:混杂的临床病因观念 |
| 4.2 第二节简帛医书与《黄帝内经》的特定疾病病因比较 |
| 4.2.1 大风 |
| 4.2.2 疟 |
| 4.2.3 异梦 |
| 4.2.4 龋齿 |
| 4.2.5 痉 |
| 4.2.6 疼痛的病因 |
| 4.3 第三节医学哲学分析:简帛医书中的世界观 |
| 4.3.1 自然哲学与巫术混杂的病因观念 |
| 4.3.2 鬼神文化淡出医学的方式 |
| 4.3.3 疾病“事物因”展现的世界观:形上学自然主义 |
| 4.3.4 病因的逆向建构 |
| 第五章 疾病的诊断:简帛医书的诊断方法分析 |
| 5.1 第一节诊断资料的收集 |
| 5.1.1 诊断资料的类型 |
| 5.1.2 诊断过程中感官运用形式分析 |
| 5.2 第二节从证候到疾病本质的思考方法 |
| 5.2.1 直接按形态或症状作捷思式的判断 |
| 5.2.2 按形态作鉴别诊断 |
| 5.2.3 按症状鉴别诊断 |
| 5.2.4 按身体感作鉴别诊断 |
| 5.2.5 综合鉴别诊断 |
| 5.2.6 小结:简帛医书中诊断方法和基本思维 |
| 5.3 第三节医学哲学分析:简帛医书中对疾病本质的探求方法 |
| 5.3.1 从现象开始的溯因进路 |
| 5.3.2 老官山医简与《黄帝内经》的鉴别诊断法比较 |
| 5.3.3 从捷思到“病因病机”模式的转化 |
| 5.3.4 疾病的本体论转变 |
| 第六章 疾病的防治:简帛医书中对疾病的应对方法分析 |
| 6.1 第一节疾病治疗的思想 |
| 6.1.1 药物治疗:从药病相对到辨证思想的萌芽 |
| 6.1.2 经脉相关的诊疗思想分析 |
| 6.1.3 时间节律与治疗的思想分析 |
| 6.1.4 祝由术治疗的思想分析 |
| 6.2 第二节预防疾病的思想 |
| 6.2.1 与天地合参作为生命的目的 |
| 6.2.2 与时相应的生活方式 |
| 6.2.3 修炼得道的养生工夫 |
| 6.2.4 方术身体观的残留:埋胞术 |
| 6.3 第三节医学哲学分析:简帛医书中的临床决策 |
| 6.3.1 “脱巫入医”的医疗行为转化 |
| 6.3.2 临床证据的检验与应用 |
| 6.3.3 临床决策的范式转变 |
| 第七章 总结:简帛医书疾病观的综合分析 |
| 7.1 主要章节的核心医学哲学结论总结 |
| 7.2 疾病定义的转化 |
| 7.2.1 “从解剖到气论”的疾病命名 |
| 7.2.2 身心一体的“情绪”和“神志” |
| 7.2.3 失调模式统括病痛与疾病 |
| 7.2.4 疾病空间:病理生理学的“内”化 |
| 7.3 简帛医书中疾病核心意义的转化 |
| 7.3.1 疾病与正常的连贯:生命状态离常或适应力失却 |
| 7.3.2 疾病的本体:从致病原的存有到依附于人体的存有 |
| 7.4 简帛医书的疾病观分类 |
| 7.4.1 神灵疾病观 |
| 7.4.2 自然能量疾病观 |
| 7.4.3 气-解剖身体疾病观 |
| 7.4.4 经脉疾病观 |
| 7.4.5 气-阴阳-脏腑/五行疾病观 |
| 7.5 疾病观脱巫入医的转化核心:因果关系 |
| 第八章 简帛医书疾病观的溯源与比较 |
| 8.1 简帛医书疾病观转化的文化思想来源 |
| 8.1.1 孔子和老庄的自然主义让医疗不离人自身 |
| 8.1.2 身心体验成为理论与实务的桥梁 |
| 8.1.3 气论、阴阳五行成为医学“内向超越”的因果关系方法论 |
| 8.2 从老官山简帛的疾病观探讨《扁鹊仓公列传》 |
| 8.2.1 简帛医书与扁鹊仓公的病症比较 |
| 8.2.2 从简帛医书反观扁鹊仓公的医术 |
| 8.3 简帛医书疾病观与18 世纪欧洲“临床医学”诞生的医学哲学比较 |
| 8.3.1 基于《临床医学的诞生》的比较方法 |
| 8.3.2 疾病本质的建构与意义 |
| 8.3.3 临床策略:转向以人为中心的方法 |
| 8.3.4 东西方医学与虚幻空想的距离 |
| 8.3.5 小结:“气-阴阳-五行”疾病观与解剖病理学突破的医学哲学比较 |
| 8.4 简帛医书中疾病观转化的科学哲学意义 |
| 8.4.1 “气-阴阳-五行”系统发展史具备建构实在论特征 |
| 8.4.2 建构实在论所回应的问题 |
| 8.4.3 建构实在论与早期中医发展史 |
| 8.5 总结:东方“轴心突破”的医学文化建构 |
| 第九章 结语 |
| 9.1 本研究创新点的当代意义 |
| 9.1.1 当代学术意义:疾病观的现代及原典意义 |
| 9.1.2 当代社会意义:回应中医质疑 |
| 9.1.3 当代中医临床及教育意义:身体感作为体系的重要特点 |
| 9.2 本研究的不足与后续研究展望 |
| 9.2.1 本研究的不足 |
| 9.2.2 后续研究展望 |
| 参考资料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 附录 -简帛医书中疾病内容分类辑录 |
| 博士在学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5）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意义 |
| 0.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0.3 研究思路 |
| 0.4 方法与创新 |
| 0.5 概念释名 |
| 第一章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 |
| 1.1 近代化思潮对中医的影响 |
| 1.1.1 海防思潮下的中西医参合 |
| 1.1.2“中体西用”思潮下的中西医汇通 |
| 1.1.3 维新变法后的中医改良 |
| 1.1.4 新文化运动后的中医科学化 |
| 1.2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发轫 |
| 1.2.1 社会制度与中医的关系 |
| 1.2.2 近代中医社团的建立 |
| 1.2.3 近代中医教育的开展 |
| 1.2.4 近代中医医疗机构的创设 |
| 1.2.5 近代中医期刊的发行 |
| 1.3 近代山西的医疗卫生状况 |
| 1.3.1 山西悠久的中医药历史 |
| 1.3.2 近代山西的医疗体系 |
| 1.3.3 近代山西的卫生防疫 |
| 1.4 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的背景 |
| 1.4.1 独特的地方历史文化传统 |
| 1.4.2 阎锡山对中医的思想认同 |
| 1.4.3 重要幕僚和在晋中医的影响 |
| 1.4.4 卫生经济的现实需要 |
| 1.5 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的特点 |
| 1.5.1 远大的目标 |
| 1.5.2 合理的原则 |
| 1.5.3 体制化的方向 |
| 1.6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研究团体：从创建到改组 |
| 2.1 兼容并蓄中逆袭创设（1919-1929） |
| 2.1.1 官办社团的特征 |
| 2.1.2 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创设经过 |
| 2.1.3 理事为中心的中医学共同体 |
| 2.2 历经坎坷后改弦更张（1930-1937） |
| 2.2.1 改组原因及过程 |
| 2.2.2 会员和分会制度的完善 |
| 2.2.3 中医师职业团体的雏形 |
| 2.3 宗旨：从“改进”到“科学化”的嬗变 |
| 2.3.1 成立初期：弘扬与改进 |
| 2.3.2“中西医论战”中：衷中参西 |
| 2.3.3“废止中医案”后:科学化的提出 |
| 2.4 系统全面的研究规范 |
| 2.4.1 不断完善的制度规程 |
| 2.4.2 持之以恒的研究例会 |
| 2.4.3 行之有效的学术奖励 |
| 2.5 源于西学的研究思路 |
| 2.5.1 引进还原论思维：分级与分科 |
| 2.5.2 实证主义方法 |
| 2.5.3 开放包容的研究态度：中西医兼容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医学教育：实践与机制 |
| 3.1 中西医兼业：山西医学专门学堂和晋城医学馆 |
| 3.1.1 山西医学专门学堂 |
| 3.1.2 晋城医学馆 |
| 3.2 分层培养：山西医学传习所与山西医学专门学校 |
| 3.2.1 山西医学传习所 |
| 3.2.2 山西医学专门学校 |
| 3.3 改弦易辙：山西医学专科学校到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
| 3.3.1 山西医学专科学校 |
| 3.3.2 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
| 3.4 建立中医学制的探索 |
| 3.4.1 编订课程和教材 |
| 3.4.2 加入近代学制 |
| 3.5 借鉴西医的中医教育模式 |
| 3.5.1 中西医并行教授 |
| 3.5.2 初试中医护理教育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医疗与卫生：从医院到社会 |
| 4.1 引进西医理念的中医院 |
| 4.2 养病室在中医医院的设立 |
| 4.3 院感管理制度的雏形 |
| 4.4 中医防疫的体制化实践 |
| 4.4.1 中医参与防疫的背景 |
| 4.4.2 疫情报告制度的建立 |
| 4.5 中医退出传染病防控的原因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体制化的社会行动：联合与抗争 |
| 5.1 面对“管理医士规则”秉持 |
| 5.2 在加入教育体系中凸显 |
| 5.3 在“存废之争”中联合 |
| 5.4 为设立中央国医馆呼号 |
| 5.5 中医体制化构想的提出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学术传播交流：期刊与书籍 |
| 6.1 编辑出版期刊 |
| 6.1.1 《医学杂志》的出版 |
| 6.1.2 《医学杂志》的发行 |
| 6.1.3 《医学杂志》的编者 |
| 6.1.4 《医学杂志》的作者 |
| 6.2 从“改进”向“科学化”的调适 |
| 6.2.1 办刊宗旨 |
| 6.2.2 栏目设置 |
| 6.2.3 文章主题 |
| 6.2.4 作者倾向 |
| 6.3 征集审查民间验方 |
| 6.3.1 民间验方的征集活动 |
| 6.3.2 严谨合理的审查程序 |
| 6.3.3“贱便验”为纲的收录标准 |
| 6.3.4 《审查征集验方》的社会影响 |
| 6.4 出版发行名家论着 |
| 6.4.1 彭承祖的《圆运动的古中医学》 |
| 6.4.2 赵缉庵与《针灸传真》 |
| 6.4.3 杨百城及《灵素生理新论》 |
| 6.4.4 时逸人和《中国时令病学》 |
| 6.5 革新中医学术交流 |
| 6.5.1 转变交流思想 |
| 6.5.2 初建引文规范 |
| 6.5.3 丰富交流途径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启示 |
| 7.1 官办背景成就了中医体制化的独特样本 |
| 7.2 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融贯助力中医体制化发展 |
| 7.3 中医体制化的思想在抗争过程中凸显 |
| 7.4 制度变迁导致产生近代中西医二元格局 |
| 7.5 中医体制化建设要规避中医科学化的悖论 |
| 7.6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中医改进研究会重要管理制度规章 |
| 附录2 中医改进研究会教育活动相关资料 |
| 附录3 中医改进研究会医疗卫生相关资料 |
| 附录4 中医改进研究会社会行动相关资料 |
| 附录5 中医改进研究会学术传播相关资料 |
| 附录6 《医学杂志》全期目录 |
| 附录7 近代山西医学人物小传及名录 |
| 附录8 近代山西医学发展沿革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6）对跨国人体研究剥削议题的伦理审视（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一、人体研究全球化的兴起与剥削的隐忧 |
| 二、跨国人体研究伦理审视之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核心术语的界定与研究主题 |
| 一、相关核心术语的界定 |
| 二、研究主题之限定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发展动态评析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第四节 论文研究基本框架、创新与不足 |
| 一、论文研究基本框架 |
| 二、论文的创新点与局限 |
| 第一章 人体研究伦理学、基本原则与历史教训 |
| 第一节 人体研究伦理学与伦理理论 |
| 第二节 人体研究伦理的基本原则 |
| 第三节 人体试验黑暗史与历史教训 |
| 第四节 人体研究的国际和国家伦理准则 |
| 第二章 跨国人体研究剥削议题的激战与论辩 |
| 第一节 跨国人体研究伦理争论的背景：三个国外经典案例 |
| 案例一：预防母婴HIV传播的短期AZT随机对照试验 |
| 案例二：甲型肝炎灭活疫苗贺福立适（Havrix）试验 |
| 案例三：玻利维亚Surfaxin试验 |
| 第二节 随机对照试验的基本原理与分期 |
| 一、随机对照试验的基本原理与基本概念 |
| 二、临床试验的分期 |
| 第三节 跨国人体研究的特殊性与伦理问题 |
| 一、跨国人体研究的特殊性 |
| 二、跨国人体研究的伦理问题 |
| 第三章 跨国人体研究剥削议题：北美学者的剥削观与立场 |
| 第一节 艾伦?沃特海默的剥削观与可允许剥削立场 |
| 一、剥削理论的真值条件与可允许剥削原则 |
| 二、国际临床试验中剥削问题的分析 |
| 三、对艾伦?沃特海默剥削观的评判 |
| 第二节 安吉拉?巴兰廷的剥削观：互利性剥削分析框架 |
| 一、互利性剥削分析框架 |
| 二、互利性剥削框架模型的应用与立场 |
| 三、对安吉拉?巴兰廷剥削观的评价 |
| 第三节 詹妮弗?霍金斯的剥削观：研究者好撒马利亚人之义务视角 |
| 一、詹妮弗?霍金斯剥削观的论证思路 |
| 二、对詹妮弗?霍金斯剥削观的评价 |
| 第四节 安德鲁?西格尔的剥削观：康德主义之行善义务的视角 |
| 一、康德式的剥削观与跨国人体研究中的三种剥削形式 |
| 二、行善与跨国人体研究 |
| 三、对安德鲁?西格尔的剥削观的评判 |
| 第五节 露丝?麦克林的剥削观：基于脆弱性剥削观与避免剥削立场 |
| 一、基于脆弱性的跨国人体研究剥削观 |
| 二、跨国人体研究可能存在剥削的五种代表性情形 |
| 三、对露丝?麦克林剥削观的评价 |
| 第六节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北美学者的剥削观：总体评判 |
| 一、北美学者的剥削观及立场的共同点与理论价值 |
| 二、当代北美学者剥削观的局限性：基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 |
| 第四章 在不公正的世界公平地实施跨国人体研究 |
| 第一节 基于驳斥合理可及性：公平利益框架 |
| 一、公平利益框架提出的缘由：合理可及性的问题 |
| 二、公平利益框架模型与泰国甲肝疫苗案例分析 |
| 三、对公平利益框架理论的评判 |
| 第二节 基于矫正正义：人类发展路径 |
| 一、人类发展路径的提出：对公平利益框架的激烈驳斥 |
| 二、人类发展路径的内容与应用 |
| 三、对人类发展路径的评判 |
| 第三节 罗尔斯式最大最小化原则之进路：国际人体研究税 |
| 一、最大最小化原则的内涵与辩护 |
| 二、最大最小化原则的实现措施——国际人体研究税 |
| 三、对最大最小化进路的评判 |
| 第四节 博格的全球正义理论视角：健康影响力基金 |
| 一、博格论跨国人体研究的伦理争论 |
| 二、跨国人体研究“道德悖论”的解决方案：健康影响力基金 |
| 三、对健康影响力基金的评述 |
| 第五节 跨国人体研究伦理争论：寻求全球正义理论的指导 |
| 一、当前跨国人体研究关于正义论争的混淆与历史发展 |
| 二、超越国际伦理指南：全球正义理论的审视 |
| 第五章 走向更公平正义的跨国人体研究：全球治理的视角 |
| 第一节 全球健康治理与跨国人体研究全球治理 |
| 一、全球健康治理的兴起 |
| 二、跨国人体研究全球治理 |
| 第二节 在跨国人体研究的伦理规制方面：知识支持与制度支撑 |
| 一、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研究伦理能力建设提供知识支持 |
| 二、发展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查能力的战略行动：SIDCER认证 |
| 三、国际临床试验注册协作平台 |
| 第三节 发展中国家药物可及性：治理历程、典型案例与意义 |
| 一、发展中国家药物可及性：治理历程 |
| 二、南非医药专利争端案件与多哈宣言：示范意义 |
| 三、第三类疾病药物研发与治理的特定方法：伙伴关系的意义 |
| 第四节 跨国人体研究全球治理：挑战与应对策略 |
| 一、跨国人体研究全球治理所面临的挑战 |
| 二、跨国人体研究全球治理的应对策略 |
| 第六章 走向更公平正义的跨国人体研究：国家治理的视角 |
| 第一节 国家健康治理与跨国人体研究:基于中国的视角 |
| 一、国家健康治理与健康中国2020战略 |
| 二、我国医药科研优先性的设定与跨国人体研究国家治理的目标 |
| 第二节 完善规制跨国人体研究的相关制度与机制 |
| 一、我国人体研究规范运作监管体系的发展历程与局限 |
| 二、改进我国人体研究规范运作监管体系的建议 |
| 第三节 改革与完善当前我国对跨国人体研究的伦理审查体系 |
| 一、我国伦理委员会运作与建设现状 |
| 二、提升跨国人体研究伦理审查实效性的建议 |
| 第四节 跨国人体研究的多元治理与国家治理及全球治理的互动 |
| 一、推动我国跨国人体研究“单中心治理”向“多元治理”转型 |
| 二、跨国人体研究：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相互促进 |
| 结语：迈向为人类健康服务的跨国人体研究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 |
| 后记 |
（7）《黄帝内经》的文学人类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内经》研究回顾 |
| 第三节 “文学治疗”研究回顾 |
| 本章小结：研究缘起与文献综述 |
| 第二章 理论与方法 |
| 第一节 大、小传统视野 |
| 第二节 突破文献的知识考古 |
| 第三节 神话—原型批评 |
| 第四节 “四重证据法”探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治疗中的“文学” |
| 第一节 文学及其人类学转向 |
| 第二节 文学中的“医者”、“病”与“治疗” |
| 第三节 疾病的神话历史 |
| 第四节 华夏文明大传统中的治疗 |
| 第五节 “文学”在《内经》中的体现 |
| 第六节 《内经》“文学”的疗效 |
| 本章小结：神话与治疗谱系的梳理 |
| 第四章 《内经》大传统原型详析 |
| 第一节 圣熊与“黄帝” |
| 第二节 “道”与“阴阳”生殖起源说 |
| 第三节 与“神明”对话 |
| 第四节 身体与德政 |
| 第五节 风的神格与物格 |
| 第六节 生命之数“五” |
| 第七节 神话之“气” |
| 第八节 祝由的隐喻 |
| 第五章 “文学治疗”建构文化 |
| 第一节 医学与文学 |
| 第二节 医学与哲学 |
| 第三节 《内经》与“文学治疗” |
| 第四节 现代社会需要“文学治疗” |
| 第五节 永不消失的“文学”疾病 |
| 本章小结：为什么需要“文学治疗”？ |
| 第六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论文表格列表 |
| 附录二 :论文插图列表 |
| 附录三 :在读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在读期间发表媒体文章情况 |
| 致谢 |
（8）中国古代传统医学中的教育技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研究的目的和内容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1.4.1 研究重点难点 |
| 1.4.2 可能的创新点 |
| 1.5 核心概念的界定 |
| 1.5.1 教育 |
| 1.5.2 技术 |
| 1.5.3 教育技术 |
| 1.5.4 古代 |
| 1.6 研究现状 |
| 1.6.1 对民国以前教育技术史的研究 |
| 1.6.2 对民国以后教育技术史的研究 |
| 1.6.3 对古代医学教育史的研究 |
| 1.6.4 对国外教育技术发展史的研究 |
| 第2章 教育技术史的内涵与研究范式 |
| 2.1 科学技术史与教育技术史 |
| 2.1.1 科学技术史 |
| 2.1.2 教育技术史 |
| 2.1.3 教育技术史与科学技术史的关系 |
| 2.2 教育技术史的研究范式 |
| 2.2.1 史学的研究范式 |
| 2.2.2 古代医学教育技术史研究范式 |
| 第3章 中国古代医学教育概况 |
| 3.1 中国古代医学发展概况 |
| 3.2 中国古代医学教育发展概况 |
| 3.3 古代医学教育形式 |
| 3.3.1 私学教育 |
| 3.3.2 官学教育 |
| 3.3.3 蒙藏医学教育形式 |
| 3.4 古代医学教育技术的存在形态 |
| 3.4.1 媒体技术 |
| 3.4.2 智能技术 |
| 第4章 古代医学教育领域中的媒体技术 |
| 4.1 图形化资源 |
| 4.1.1 医理教学 |
| 4.1.2 药物教学 |
| 4.1.3 诊疗教学 |
| 4.1.4 医具学习 |
| 4.1.5 养生保健知识 |
| 4.1.6 技术特征分析 |
| 4.2 模型化资源 |
| 4.2.1 经络漆人 |
| 4.2.2 针灸陶俑 |
| 4.2.3 针灸铜人 |
| 4.2.4 妇科模具 |
| 4.2.5 压箱底 |
| 4.2.6 欢喜佛 |
| 4.2.7 导引俑 |
| 4.2.8 技术特征分析 |
| 第5章 中国古代传统医学中的智能技术 |
| 5.1 教学歌赋 |
| 5.1.1 基础理论教学歌赋 |
| 5.1.2 本草教学歌赋 |
| 5.1.3 中药方剂歌赋 |
| 5.1.4 针灸歌赋 |
| 5.1.5 其他临床歌赋 |
| 5.1.6 技术特征分析 |
| 5.2 动作套路 |
| 5.2.1 仿生套路 |
| 5.2.2 自创套路 |
| 5.2.3 技术特征分析 |
| 第6章 蒙藏医学中的教育技术 |
| 6.1 藏医中的教育技术：曼唐 |
| 6.1.1 藏医教育形式 |
| 6.1.2 曼唐的演变 |
| 6.1.3 曼唐的应用情况 |
| 6.1.4 技术特征分析 |
| 6.1.5 曼唐的影响 |
| 6.2 蒙医教育史上的教育技术 |
| 6.2.1 蒙医教育形式 |
| 6.2.2 蒙医疗术铜人 |
| 6.2.3 技术特征分析 |
| 6.2.4 蒙医铜人应用情况 |
| 第7章 中国古代教育技术对其他国家医学发展的影响 |
| 7.1 汉方医学 |
| 7.1.1 日本汉方医学概况 |
| 7.1.2 中国古代教育技术对汉方医学的影响 |
| 7.2 韩国东医学 |
| 7.2.1 韩国东医学概况 |
| 7.2.2 中国古代教育技术对韩国东医学的影响 |
| 7.3 中国古代教育技术对其他国家医学的影响 |
| 7.3.1 波斯 |
| 7.3.2 欧洲地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庄子》’’命"的"道""德"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庄子》“命”概念的道德哲学性质 |
| 第二节 《庄子》“命”思想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
| 第三节 《庄子》“命”思想的相关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 |
| 二、国外研究 |
| 第四节 《庄子》“命”思想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庄子》“命”思想之生成 |
| 第一节 庄子与《庄子》 |
| 一、庄子其人 |
| 二、《庄子》其书 |
| 小结 |
| 第二节 《庄子》“命”思想之生成 |
| 一、时代背景 |
| 二、理论渊源 |
| 小结 |
| 第二章 《庄子》内篇“命”思想 |
| 第一节 “道与之貌,天与之形”的“命”之根据论 |
| 一、“道与之貌”的“道” |
| 二、“成和之修”的“德” |
| 小结 |
| 第二节 “受命于地……受命于天”的“命”之本质论 |
| 一、“命”用例的语义分析 |
| 二、“命”的本质意蕴 |
| 小结 |
| 第三节 “死生为一条”的“命”之生死论 |
| 一、死生和生死的殊异 |
| 二、“劳我以生……息我以死”的生死界定 |
| 三、“死生存亡之一体”的生死体认 |
| 小结 |
| 第四节 “无用之用”的安“命”论 |
| 一、拒绝使命之“命” |
| 二、安顺命运之“命” |
| 三、悬置命名之“命” |
| 四、保全性命之“命” |
| 小结 |
| 第五节 “游心于淡”的养“命”论 |
| 一、“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的养“命”原则 |
| 二、“游心乎德之和”的养“命”目标 |
| 三、“心斋”、“坐忘”、“撄宁”、“自得”的养“命”方法 |
| 小结 |
| 第六节 “登假于道”的“命”之人格论 |
| 一、“有宜”的真人人格 |
| 二、“无功”的神人人格 |
| 三、“无名”的圣人人格 |
| 四、“无己”的至人人格 |
| 小结 |
| 第三章 《庄子》外杂篇“命”思想 |
| 第一节 “德兼于道”的“命”之根据论 |
| 一、“道之真以治身”的“道” |
| 二、“物得以生”的“德” |
| 三、“人之生,气之聚”的“气” |
| 小结 |
| 第二节 “性者,生之质”的“命”之本质论 |
| 一、“命”用例的涵义 |
| 二、“性者,生之质”的意蕴 |
| 小结 |
| 第三节 “死生为徒”的“命”之生死论 |
| 一、“聚则为生,散则为死”的生死界定 |
| 二、“人死者有时”的“死”之必然性 |
| 三、“死生之一守”的生死体认 |
| 小结 |
| 第四节 “安其性命之情”的安“命”论 |
| 一、“安其性命之情” |
| 二、“任其性命之情” |
| 三、“不物于物” |
| 小结 |
| 第五节 “致命尽情”的养“命”论 |
| 一、“形全精复,与天为一”的养“命”内容 |
| 二、“一上一下,以和为量”的养“命”目标 |
| 三、“虚己”、“虚静”、“忘己”、“自得”的养“命”方法 |
| 小结 |
| 第六节 “立德明道”的“命”之人格论 |
| 一、“从天之理”的君子人格 |
| 二、“能体纯素”的真人人格 |
| 三、“以天为宗”的圣人人格 |
| 四、“不以物易己”的大人人格 |
| 五、“不离于真”的至人人格 |
| 小结 |
| 第四章 《庄子》“命”思想之评论 |
| 第一节 《庄子》和儒、禅“命”思想的比较 |
| 一、《庄子》内篇和外杂篇“命”思想之异同 |
| 二、《庄子》和儒家孔孟“命”思想之异同 |
| 三、《庄子》和禅宗《坛经》“命”思想之异同 |
| 小结 |
| 第二节 《庄子》“命”思想之特征评价 |
| 一、“命”的价值取向：“命”至上 |
| 二、“命”的坐标原点：万物 |
| 三、“命”的根本特点：“真” |
| 四、“命”的美学指向：“德将为汝美” |
| 五、“命”的实践轨道：因循 |
| 小结 |
| 第三节 《庄子》“命”思想之现代启示 |
| 一、呵护生态——“原天地之美” |
| 二、尊爱“命”——“尊生”、“重生” |
| 三、正视生死——“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
| 四、德性生活——“不与物迁”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10）我国八年制医学专业课程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2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2.1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2.2 资料来源与收集方法 |
| 2.3 研究方法 |
| 2.4 技术路线 |
| 3 结果 |
| 3.1 医学教育课程设置的理论研究 |
| 3.1.1 课程的内涵 |
| 3.1.2 影响医学课程设计的因素分析 |
| 3.1.3 课程设计的目的和步骤 |
| 3.2 国外医学教育课程设置及改革现状 |
| 3.2.1 美国医学教育概况 |
| 3.2.2 英国医学教育概况 |
| 3.2.3 日本医学教育概况 |
| 3.2.4 小结 |
| 3.3 我国八年制医学专业课程设置比较研究 |
| 3.3.1 课程框架结构比较 |
| 3.3.2 入学要求比较 |
| 3.3.3 医学预科阶段课程设置比较 |
| 3.3.4 基础医学教育阶段课程设置比较 |
| 3.3.5 临床医学教育阶段及毕业论文相关训练阶段课程设置比较 |
| 3.3.6 八所医学院校八年制医学专业课程比较小结 |
| 3.4 我国八年制医学专业课程与美国医学院校课程的比较——以北京协和医学院为例 |
| 3.4.1 课程时段分布 |
| 3.4.2 医学预科阶段课程 |
| 3.4.3 医学基础阶段课程 |
| 3.4.4 临床医学教育阶段课程的比较 |
| 3.4.5 科研训练的比较 |
| 3.4.6 毕业后教育的比较 |
| 3.4.7 小结 |
| 3.5 北京协和医学院教师关于八年制医学专业课程改革的调查结果 |
| 3.5.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
| 3.5.2 基础医学教育阶段课程结构 |
| 3.5.3 课程的内容 |
| 3.5.4 理论授课的时间 |
| 3.5.5 不同教学方法的时间 |
| 3.5.6 八年制医学专业的招生 |
| 3.6 北京协和医学院八年制医学专业课程培养目标和高层次学习产出界定 |
| 3.6.1 北京协和医学院八年制医学专业课程设计和改革的指导原则 |
| 3.6.2 北京协和医学院八年制医学专业培养目标 |
| 3.6.3 北京协和医学院八年制医学专业高层次学习产出 |
| 3.7 我国八年制医学专业课程设置和改革建议方案 |
| 3.7.1 分析专业的特征 |
| 3.7.2 八年制医学专业的培养目标 |
| 3.7.3 八年制医学专业毕业时预期的收获 |
| 3.7.4 课程的框架结构及关键点质控标准 |
| 3.7.5 课程的组织及教学方法的选择建议 |
| 3.7.6 教学内容中应着重加强的内容 |
| 3.7.7 课程的考核评价方法选择 |
| 4 讨论 |
| 4.1 国际医学教育提供的借鉴 |
| 4.2 我国八年制医学专业的现状 |
| 4.3 我国八年制医学专业课程设计 |
| 4.4 教师培训 |
| 5 结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四、论医学伦理学之名实特征及教材体系（论文参考文献）
- [1]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D]. 李全平. 山西大学, 2020(03)
- [2]基于文献的侗族传统医学病种研究[D]. 李小兰. 遵义医科大学, 2020(01)
- [3]六朝士族家庭教育研究[D]. 詹艳. 青岛大学, 2019(02)
- [4]先秦两汉简帛医书的疾病观研究[D]. 林振邦.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9(05)
- [5]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D]. 刘洋. 山西大学, 2017(02)
- [6]对跨国人体研究剥削议题的伦理审视[D]. 田冬霞. 中山大学, 2016(02)
- [7]《黄帝内经》的文学人类学研究[D]. 章米力. 上海交通大学, 2016(03)
- [8]中国古代传统医学中的教育技术研究[D]. 谢云.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5(01)
- [9]《庄子》’’命"的"道""德"哲学研究[D]. 兰辉耀. 东南大学, 2015(08)
- [10]我国八年制医学专业课程改革研究[D]. 张勤. 浙江大学, 201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