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关心中西医结合事业——从鲁之俊为毛主席治病谈起（论文文献综述）
许三春[1]（2012）在《清以来的乡村医疗制度 ——从草泽铃医到赤脚医生》文中研究表明乡村医者及乡村医疗制度的变迁较少受到学界的关注，本研究即从医疗社会文化史的视角来对中国乡村医疗自清代以来的变迁展开探讨。乡村疾病和医疗话语的建构与消解，乡村医者及其医疗行为的组织化与制度化反映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这种变迁大致是从清代开始的，本文即从草泽铃医到赤脚医生来考察清代以来的乡村医疗制度的曲折发展及其背后的深层因素——变动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清代前期，乡村存在一个自在的、多元化的医疗体系，充斥着以草泽铃医为代表的形形色色的、弥散的医疗资源来满足乡民的日常医疗需求。若非发生重大疫病，国家很少对地方的医疗事务进行干预，地方精英基本上承担了乡村的疫病救治。清后期，西方公共卫生观念的传入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卫生观念，卫生防疫成为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能。港口检疫的实施与晚清卫生行政改革是卫生制度化的开端。大量医学传教士的涌入也对乡村医疗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与传统医者形成了竞争关系。民国时期，在缺乏强大的统一政权的背景下，卫生制度化也取得了曲折发展。乡村出现了由社会力量、地方政府和国家举办的卫生实验区，保健员与合作医疗制度。与草泽铃医不同的是，保健员是制度化的卫生工作者，在使用西医治疗简单疾病的同时，还承担了卫生防疫的任务。但这种变革仅限于较小的范围内，多数的乡村仍然有赖传统的医者提供医疗服务。1949年新政权的建立进一步改变了这一状况。国家采取各种措施来改变农村社会疾病流行的落后现状，构建新医学。传统中医药人员被整合进联合诊所，宗教医者与草泽医被禁止从事医疗工作。城市下乡的流动医疗队积极为农村治病防病，培训不脱产的农民卫生保健员、新法接生员。人民公社化后，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三级管理模式为卫生制度化提供了组织保证，公社卫生院、大队卫生室、生产队卫生员制度随之普遍建立。在卫生工作大跃进时，吃药不要钱的合作医疗制度也曾实施过一段时间，终因缺乏必要的经济基础而半途而废。1965年“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促进了农村保健员的培养，而上海江镇公社赤脚医生和湖北乐园合作医疗榜样的塑造则促成了两者在全国范围内的快速推广。赤脚医生的产生与发展既是农村医疗的功能性需求，也是医学政治化的一种表现。作为农村卫生革命的实施者，其本身也是文化革命的组成部分。这种革命性的需求甚至超越了对医疗效果的追求。当国家的目标从文化革命转移到实现现代化，并对农村的组织化控制有所放松时，以革命为动力的、走群众路线的、运动式发展的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也就难以为继了。这种乡村医疗制度的建构以政治化的方式重塑了医者与医疗对象，因此，决不能无限夸大其对乡村医疗与卫生改善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它是掩盖了农村医疗的困境，而虚构了一个能体现制度优越性的医疗神话和卫生奇迹。当尘埃落定，乡村医疗仍是无从破解的的难题。新农村合作医疗的兴起不再依赖乡村医生，且又增加了国家的投入，但是其问题丛生仍体现出了乡村医疗制度创新的缺乏与对传统的路径依赖。清代以来乡村医疗变迁表明，国家日渐承担了为民众提供医疗救助的职责，这是卫生现代性的体现。但是，国家在这个角色的扮演中总是出现偏差与谬误，要么以卫生为工具赢得统治的合法性与加强对乡村的控制，要么只为民众提供微不足道的医疗服务。如何在实现国家职能、发挥地方社会自主性与充分利用地方资源之间取得平衡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李全平[2]（2020）在《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文中提出医疗社会史是史学界的一个新型领域和分支学科,国内外已有不少成果。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我国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目前医疗社会史对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给予的关注不够。事实上,集体化时代的医疗史既承续着几千年中国传统医疗史的积淀以及近代中国医疗多元型变的复杂头绪,又是新中国大规模开启医疗卫生整体改造工程的奠基段落,亦与当代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状况紧密相连。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乡村社会内部从医疗卫生的方方面面实施了一系列变革,不仅迅速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和独具特色的集体保健医疗制度,同时有力地发动了遍布城乡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得乡村卫生面貌有了较大改观,民众整体健康水平大幅跃升。那么,医疗史应该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作出自己的阐释和理解。山西地区在整个集体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熔铸了鲜明的时代表征。集体化时期的山西不仅有西沟和大寨这样的模范村,而且在医疗卫生方面也不乏全国典型。1955年成立的高平县“米山乡联合保健站”,以全国第一个农村卫生保健站的记录,成为我国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发祥地;稷山县董家庄乡太阳村是集体化时代爱国卫生运动闻名全国的红旗单位。由于这两个地方的医疗卫生经验当时在山西和全国多个地区推广,因而其医疗史价值和历史经验颇值得挖掘。山西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这种独特性又同山西在近代中国的独特历程紧密相连。本文选取山西在集体化时代医疗卫生方面的历史实践,尝试以医疗社会史的视野开展区域性专题研究,努力通过区域认识整体,通过医疗观察集体化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为克服当前大量相关研究成果惯于将集体化时代的医疗框定在卫生系统和制度史范畴内,以及由宏大叙事治史路径造成的空疏之弊,本研究尝试引入“场域”概念构建长时段、立体性和多元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此把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相关问题回置到历史现场,突破过去研究偏重合作医疗的制度和卫生政策的梳理之单一维度,通过医疗场域的总体呈现,解读和阐发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生发与展开的具体机制,把握国家话语与乡村社会融入医疗场域的内在理路,挖掘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的历史语境和底层逻辑,弥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研究路径的分野,从而展示历史图景的丰富复杂性。传统农村医疗场域扎根于以家族、父系、亲属和熟人互惠规则为特征的乡村社会之中,与传统乡村社会有机糅合并镶嵌一体。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医的传入,医学、教会与商品相结合很快挤占和打破了传统医疗的结构分布,传统医疗中固有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之维续迎来较大挑战。在医疗多元型变的时代,医场中的医学、技术和医者围绕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等竞相角逐。逮至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军队进驻山西农村,大面积开辟抗战根据地,通过革命的底层深进直接触及乡村传统医疗,新政权努力对传统乡村医疗进行再塑,开了农村医疗集体化的先声。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推动了乡村整个社会场域的急骤变化,这既为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医疗卫生的相当部分与传统医疗形成脱嵌后而被归纳到新的国家政治社会情势之中。场域更变使得医学技艺习得、行医方式和医药空间均被重新改塑,中西医关系的历史意涵在激烈变动时代不断被拉扯和重构。面对强大的传统医疗的惯性、特别是传统医疗所依附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无数个经过传统社会浸润过的医者与乡民,负载着新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医疗卫生改造充满艰辛,于是国家诉诸于社会运动力量来推动医疗卫生的变革。社会史视野使我们更清晰地关照到不同医者、干部、医务人员和普通乡民等面对医疗场域发生更变时的抉择和向背以及新旧观念的冲突,也展示了国家如何通过各种符号、话语、组织网络、资源动员等策略将广大民众组织参与到医疗卫生改造中的丰富实践面相。在集体化时代,广大民众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医疗卫生运动的同时,也参与了国家新的意识形态之内化学习和行为实践、参与了国家新的政策主张以及新的道德评价规则的认知和运用之中,并从中获得了新的身份和体验。传统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纽带被新的负载着国家话语、民族主义以及新型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反复动员、感召、冲击和改造,最终不仅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和卫生观念薄弱的落后状况,同时实现了国家新政权建设、意识形态重塑和整个医疗社会的改造,这是一个紧密交糅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社会在变革中既有适应也有变迁。在国家努力重构医疗卫生与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发挥作用的机制由显性而变为隐性,但传统医疗场域的机制和惯习始终潜藏背后并在极为细腻的环节里隐现出来,而合作医疗最终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新旧体制的交冲和妥协,折现出医疗演变的复杂性所在。
肖雄[3]（2021）在《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研究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十七年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针灸推广运动从开始实施到广泛普及的历史进程,勾勒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结合时代背景、政治动因、社会环境等进行历史分期研究,探讨不同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的阶段性特点;剖析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起伏的原因及国家力量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并对运动中的典型事例进行个案研究;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相关卫生政策的制定和针灸（中医）工作进一步开展提供参考。方法:在掌握丰富史料和文献材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前在中国大陆地区开展的针灸推广运动全过程进行系统考察,力求再现“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历史面貌。同时,结合这一时期政治动因、政策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采用分析归纳法、比较研究法和数据统计法等,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的发生原因、主要内容和阶段性特色进行研究;并运用个案研究法、历史考据法对针灸推广运动中产生的技术革新和典型临床运用进行分析考察。成果: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置于宏大历史叙事角度下,分析领导组织力量、参与群体、学习内容、推广方式诸要素,全面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客观再现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史实。确定了针灸推广运动开始的时间与标志性事件;将推广运动分为四个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初期（1951年2月《人民日报》发出号召至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之前）、中期（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后至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前）、高潮期（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至1962年底）和后期（1963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并分别客观分析、总结了各时期的阶段性特色和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并普及使用的电针、水针、耳针、梅花针四种典型新针法和针灸治疗疟疾、针灸治疗血吸虫病、针刺治疗阑尾炎、针刺治疗聋哑四项典型临床运用进行个案研究和历史考证。重新梳理了电针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与推广情况,水针发明过程、代表人物及推广情况,耳针被介绍至国内并被推广和经典化的过程,梅花针的发明、推广应用与更名争议等。从国家政策和卫生建设需要的角度分析研究针灸推广治疗疟疾和血吸虫病的史实;梳理了针刺治疗阑尾炎的历史进程;并对针刺治疗聋哑的发明情况、政治推动因素等进行了考察。同时,对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的“针灸休克”治疗精神病、首例针刺麻醉的学术争议以及“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对“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历史研究。从国家建设、政治领导、针灸特质等角度深度剖析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总结归纳了针灸推广运动的政治特点和组织特点;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对不同参与群体在思想意识、政治品格和医学认知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对当代针灸发展和国家卫生建设的影响;客观总结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结论:“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中医药参与卫生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典型事例,在不同历史条件和环境下呈现出阶段性特色和数次高潮起伏。其不仅是一项卫生工作,振兴并重塑了中国针灸学和当代针灸业;更被上升为国家行为和政治任务,产生了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新中国卫生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和针灸疗法“多、快、好、省”的特质是这场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重要原因。坚持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采用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以及大力开展群众性运动是针灸推广运动的主要特点。通过针灸推广运动,针灸医师接受了社会主义政治规训和现代医学知识,改变了传统从业与受业方式;西医接受了政治身份的重新塑造,培养了无产阶级政治品格,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待中医的态度;普通民众增强了对针灸的认知,基层、边远地区人民的卫生健康得以有更多医疗保障。针灸推广运动也影响了疗法自身的形塑,使针灸学走向科学化、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为当代针灸的传承发展和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参与构建了新中国中医药事业基本框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中国的卫生面貌,有助于强化政治宣传,巩固国家治理。其历史经验在于: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其历史教训提示:医学技术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同时应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行政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研究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有助于深化考察中共领导下的中医工作和新中国卫生事业建设,可为当代针灸及医疗卫生技术的进一步普及、中医工作开展和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参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参考。
郎栋[4]（2011）在《中医法律地位的确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个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从建国初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背景出发,以建国初期中西医争论和党维护中医的基本史实为主线,置身于当时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互动关系之中,探讨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对中医采取独特政策的原因,以及中医政策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质。绪论,阐述中医与西医的差别,分析中西医冲突的历史背景和根源,引出文章的主题。本章回顾了国内学者在相关方面的研究成果,阐明了本文的研究的目的、意义、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第一章,阐述党的中医政策的发展历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党中医政策的萌芽期,从这个时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就非常重视发挥中医药的作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党的中医政策得到进一步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团结中西医,正确地发挥中医的力量为人民健康事业服务”正式作为党和国家的中医工作方针被确定下来。第二章,中医法律地位的确立。近代,中医日益衰微。在西方近现代医学的冲击下,中医在理论和实际效果方面开始受到质疑；在太医院消亡,北洋政府卫生司成立后发生的漏列中医案,标志着中医被边缘化；国民政府提出废止中医案,中医界进行了抗争并取得了胜利,但中医却丧失了在医学领域的话语权。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废止中医思想的影响和卫生部领导存在歧视中医的思想,所以在制定与实施国家的相关卫生政策时,卫生行政部门出现了歧视中医的倾向。主要表现在：中医理论仍然受到质疑；建国前中医界反废止的斗争未得到充分肯定和认同；中医仍然没进入国家高等教育系统。此外,卫生部颁布了一系列限制中医发展的卫生条例。卫生部歧视中医的做法遭到了中医界的强烈抵制,也引起了党中央不满。为了纠正卫生部的做法,党中央实施了一系列维护中医的措施。这些措施的实施使中医的法律地位重新得以确立。第三章,分析党和政府维护中医发展的缘由。文化上,中医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一种文化形式；中国传统文化支撑着中医的存在。国情上,贫穷落后的基本国情客观要求中医继续存在；严峻的国际形势制约着西医的发展。中医的自身优势上,中医同西医相比的有价格优势,教育传承优势和局部医疗优势。民生与经济上,废除中医会导致大量的中医药行业的从业者失业和国民收入的流失。感情基础上,中医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第四章,中医法律地位的确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案例。本文从四个方面的论证来支持此论点：一,中医法律地位的确定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思想精髓。二,遵循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要求。三,体现了党在具体的工作中坚持群众路线的方针。四,在中医理论定性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仍然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第五章,中医法律地位确立的后续影响。在这次争论之后,保存和发展中医成为社会的共识；诞生了一门新的医学学术体系——“中西医结合”,但也导致了新的问题出现。
秦秋[5]（1993）在《毛泽东关心中西医结合事业——从鲁之俊为毛主席治病谈起》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1963年3月,人民大会堂。 参加制订我国十年科学规划的数百名农医界代表济济一堂,等候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不知谁喊了一声:“毛主席来了！”人群顿时沸腾起来。 毛主席迈着坚定而自信的步伐走进大厅,向代表们挥手致意,大厅里掌声经久不息。主席环顾会场,径直朝站在最前面的一位身材高大的中年人走来。他紧紧握住中年人的手,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鲁之俊同志,你还在中
汤哲[6]（2013）在《习仲勋地方施政实践及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习仲勋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治党、治军、理政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施政”是其革命生涯中的闪光点。土地革命时期，他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他所参与创建的陕甘边根据地，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失败后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以后发展成为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抗日战争的出发点；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陕甘边区关中分区、绥德分区区委书记兼行政督察专员，带领边区群众创建抗日民主示范区。毛泽东称赞其能把“党的利益在第一位”，是一位“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解放战争及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又担任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主持西北的党、政、军全面工作，领导创建西北新政权。毛泽东称赞其“比诸葛亮还厉害”，“是一位活的马克思主义者”。改革开放时期，他出任广东省委书记，大刀阔斧平反冤假错案，带领广东“先行一步”，为“开放圈”的确立奠定了体制及政策基础。从“点—区—面—圈”，即从革命的落脚点，到抗日民主示范区；从独当一面的西北局书记，到构建“开放圈”的元勋，是习仲勋地方施政的脉络，也构成了本论文的主线。“点”：陕甘边根据地时期，未满21岁的习仲勋，因为不平凡的任职履历、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以及卓越的领导才能，被推选为陕甘边区政府主席。他从发动群众组织入手，搭建联系群众的桥梁，推动建立了层级完备的政权体系；他从根据地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制定土改等政策，初步改造了乡村社会；受刘志丹影响，他团结各类社会势力，为弱小的红色政权赢取了更多的生存空间；在陕北“肃反”中，他顾全大局，舍己为人，力所能及地减少了肃反的破坏性。“区”：抗日战争时期，习仲勋先后把守边区的南、北大门，在反摩擦斗争中创建了抗日民主示范区，在改进行政领导方式中推进了各项事业的发展，冷静、谨慎的对待“整风审干”运动，保护了一批知识分子干部，减少了运动的消极后果。“面”：担任西北局书记是他从地方干部一跃而为西北大员，独当一面的开端。习仲勋深入调查研究，促使中央及时纠正“左”倾偏向，区别制定了土改政策。在习仲勋等西北领导人的努力下，平稳接管了西北政权，大胆而妥当地处理西北地区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促进了政治社会秩序的稳定。“圈”：改革开放时期，习仲勋抓住“整顿、维护、修复、开创”等四个关键环节，整顿思想、维护秩序、修复创伤、开创局面，为广东的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发展赢得了先机，在中国改革开放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论文系统梳理了习仲勋地方施政实践及思想的发展脉络，把研究的基架置于更广阔的历史空间。横向上，对习仲勋每个时期的施政实践及思想进行了总结提炼；纵向上，从施政的价值目标、政治标准及行动准则进行了归纳分析。既深化了对习仲勋这一重要党史人物的研究，又拓展丰富了地方施政研究的视野，还为现阶段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王欣[7]（2019）在《延安《解放日报》卫生报道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重要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不仅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了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而且党还在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经验,最终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乃至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宝贵的理论与实践基础。延安时期党领导下的无数光辉实践中,卫生运动无疑占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经过广泛深入的卫生运动,不仅边区地瘠民贫、卫生恶劣的生产生活状况有了初步改观,同时它还是党宣传动员群众的一项重要工具。延安《解放日报》自1941年创办至1947年终刊期间,对党领导下的卫生运动作了全程式的详细报道,这为我们今天了解、认知这段历史经历提供了珍贵参照。同时,回顾总结延安《解放日报》卫生报道,对于我们在新时代普及卫生常识、宣传医疗知识、建设健康中国,具有尤为重要的借鉴价值。论文以《解放日报》卫生报道为视角,采用文本分析法、历史分析法与归纳总结等方法,回顾梳理了延安时期党进行卫生报道的背景、内容及特点。任何历史事件都不是空穴来风,均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延安卫生运动及其报道也是如此。它是在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边区经济积贫积弱、社会风俗保守落后、严峻的卫生状况亟待改善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延安卫生报道的发展过程,从一个剖面反映了陕甘宁边区的社会变迁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盼健康、谋幸福的奋斗史。此外,延安《解放日报》卫生报道的主要内容包括疫病预防与治疗、推广保健法、倡导卫生教育及动员群众开展卫生运动等几大方面,并具有知识性、普及性、战斗性及人民性等报道特点。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对延安《解放日报》卫生报道的历史价值进行了总结,即卫生报道不仅有效推动了边区卫生状况的改善,使群众间形成了学习卫生知识的习惯,而且还促进了边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为党今后的卫生事业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延安《解放日报》卫生报道是党将政治思想与卫生工作相结合的产物,回顾卫生报道的历史经过,并总结其中的基本经验,对于我们在新时代的卫生报道中坚持党的领导,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全面推动卫生事业发展,创新卫生宣传工作方式方法,具有重要的历史启鉴价值。
潘荣华[8]（2010）在《中国近代报刊传播西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近代大规模的西医东渐发端于19世纪初,传教士具有首创之功。传教士传播西医的初始目标是引领中国人皈依基督福音,但是其结果却造成另一种历史图景：大批传教医生掀起“福音婢女”的神秘面纱,开始把医院作为撒播西医仁爱精神的初始阵地。此后,大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西医学校、成立西医社团、译述西医书籍和创办西医报刊,这些现代性传播工具在将西医传播到中国的同时,也为中国传统医学的传承方式注入崭新的现代性因素,特别是报刊这种新型传播工具的采用,以其特有的魅力和价值打破普通人际传播的局限,不仅揭开中国近代报刊史的序幕,将大众传播工具和传播模式引入中国,标志着中国传统信息传播方式的颠覆,而且大大提高西医传播的效果。如果说传教士拉开报刊传播西医的序幕,那么,晚清时期,早期的本土西医群体和留日医学生群体创办的启蒙报刊,则打破外国人操控西医传播权的局面,开创国人主动接受和自觉传播西医的历史新篇章。当然,从其规模和影响上看,自办启蒙报刊尚不足以与传教士报刊相抗衡,但客观上加速了西医传播的本土化进程,对启迪民族精神、谋求救国良策、祛除教会医学的毒魅,起到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特别是陈垣,在学生时代就将个人前途和民族安危紧密联系在一起,积极支持收回医学教育权的运动,善于利用报刊的强大宣传和教育功能,开辟一条独特的医学救国之路,他以“着述医”自称,以卫生报刊为阵地,以医学救国为主线,努力宣传救国、保民、强种思想,使救国思想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彰显和传播。从历史传承和空间扩散上看,民国时期西医传播事业较之晚清时期有空前发展,这不仅表现为西医报刊总量飞速增长,也表现在西医传播事业的历史进程上。虽然民国时期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使得西医传播进程呈现出阶段性顿挫和地域性差异,但是始终弦歌不绝,艰难发展。特别是八年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报刊总量超过前期任何一个阶段,传播中心也历经数次变迁,先是以上海为全国性中心向周围扩散,抗战时期又移至中西部中心城市和革命根据地,最终形成一个多中心多向性扩散网络,传播环境的改善和良性生态的形成,进一步增强报刊传播西医的能力。革命根据地地处偏僻落后的农村,生活环境艰苦,文化教育卫生条件落后,疫病严重威胁军民健康。但是革命根据地克服各种困难,因陋就简,广泛利用各种党报党刊和专业报刊,结合其它形式,开展卓有成效的卫生宣教运动。虽然根据地卫生报刊种类少,生存难,但是却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广大军民的艰苦努力下,胜利完成各个时期的历史使命,把根据地建设成中国卫生宣教事业的先进地区,为各个时期中国农村的卫生建设积累了经验,也为解放后全国卫生工作的推进奠定了基础。革命根据地卫生宣教事业有很多值得总结的宝贵经验。从传播主体上看,医校报刊、团体报刊、官办报刊、专科报刊和报纸副刊的纷纷出现,表明多主体传播格局已经形成,组织传播最终成为报刊传播西医的主要形式。首先,医校报刊是教育传播的重要媒介和师生学术活动的重要途径；也是传播和弘扬医学救国精神和职业理念的重要平台。其次,社团与报刊共生是当时中国医界的一道风景线。西医群体、西医社团和西医报刊相辅相成,构成医学发展的内部支撑体系,特别是专科报刊,为西医理论体系的本土化和现代医学体制在中国的建立作了充分的准备。再次,以通俗、简明为特征的报纸副刊纷纷问世,标志着西医传播已经开始由精英阶层向普通大众进行科学教化的等级传播模式。此外,作为政府喉舌的官办报刊,在舆论导向、采编质量等方面都处于优势和主导地位,对西医传播事业有重要的示范和指导作用。多元传播格局下西医传播事业的繁荣,给中国近代医学的发展带来什么?文章分别以医校报刊、学术期刊、医团报刊为中心,对西医传播的效果作一宏观考察。首先,民国时期,政府多次颁布法令,收回教育主权,推行学制改革,自办医学院校逐渐取代教会医学校,成为当时规模最大的西医传播组织,为西医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准备大批后备人才。其次,西医的不断传入预示着西医传播已经从信息接收转变到体制构建上来——理论体系的本土化和实践模式的本土化。学术社团和学术报刊的问世为西医体制在中国的移植与再造提供组织保障和制度基础,促进学术研究向专深方向发展,也促成西医共同体的壮大。再次,西医共同体不仅是现代医学知识的生产者和传播者,而且成为现代公共卫生事业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政府施为、社会参与、服务大众是公共卫生的基本特点。公共卫生制度的建构过程实质上是医学的国家化、社会化和大众化过程。事实上,西医共同体在借鉴国外先进的卫生制度时,非常注意公共卫生的国家化、社会化和大众化推进,从而指明未来医疗卫生事业的重点问题和发展方向。
刘明福,王忠远[9]（2014）在《习近平民族复兴大战略——学习习近平系列讲话的体会》文中研究说明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人物。时势造英雄,英雄人物总是从时代风云中脱颖而出。英雄创时代,在时代的潮头,总是挺立着指点江山、运筹帷幄的英雄。古今中外人类历史上威武雄壮的伟大时代,无一不是大众与伟人同声合唱,时势与英雄交相辉映。创新型国家,需要创新型政治家。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政治家的领导力和创新力,是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一个没有杰出政治家的国家,难以有声有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缺乏大政治家的大国,难以在全球出类拔萃。建设创新型国家,首先需要创新型
周晓瑾[10]（2018）在《《人民日报》的“英模报道”研究（1950-2002）》文中研究指明《人民日报》“英模报道”是党的政治宣传的具体方式之一,其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贡献了巨大力量。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政治宣传理论,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宣传理论的思想宝库。但是,时代的发展却暴露了《人民日报》“英模报道”的局限性,民众主体意识的高涨、价值观的多元化、新媒体的勃兴、使《人民日报》“英模报道”面临巨大挑战,于此,非改进其报道无以阻止《人民日报》“英模报道”之颓势。本文在绪论部分梳理了《人民日报》“英模报道”研究的历史和界定了相关核心概念。第一章分别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宣传理论、苏联马克思主义政治宣传理论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宣传理论,并介绍了《人民日报》创刊和发展的基本情况以及其“英模报道”的历史起源与报道栏目变化。第二章分析了英模报道中的“英模”构成情况。通过结合不同时期《人民日报》“英模报道”数量和类型的变化统计表,分析了变化的整体趋势和不同阶段的发展态势。在第三章中,论文分时期呈现了英模报道数量变化和英模报道类型变化、分析了报道英模的形象变化和形象变化的原因,最后阐述了《人民日报》“英模报道”形象变化造成的社会效应。论文第四章主要论述了时代的发展变化和科技的快速发展对《人民日报》“英模报道”构成的挑战和改进英模报道的建议。具体而言,《人民日报》“英模报道”面临宣传理论更新的挑战、社会价值多元和英模精神单一的挑战以及政治宣传效应衰退的挑战。应对挑战,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宣传理论的基本原则、立场和方法,其次,要坚持新闻宣传的“三贴近原则”,再次,要改进报道方式、技巧和风格,最后,要运用新媒体技术提升英模报道的实效性。
二、毛泽东关心中西医结合事业——从鲁之俊为毛主席治病谈起（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毛泽东关心中西医结合事业——从鲁之俊为毛主席治病谈起（论文提纲范文）
（1）清以来的乡村医疗制度 ——从草泽铃医到赤脚医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与研究范围 |
| 第三节 研究回顾 |
| 一、 草泽铃医及乡村医疗制度的相关研究 |
| 二、 关于赤脚医生的研究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资料 |
| 一、 研究方法与分析框架 |
| 二、 研究资料 |
| 第五节 论文架构 |
| 第二章 清代的乡村医疗及其近代变革 |
| 第一节 清前期的乡村医疗资源 |
| 第二节 晚清卫生行政改革 |
| 小结 |
| 第三章 保健员与民国时期乡村医疗建设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乡村卫生机制 |
| 第二节 保健员与乡村医疗建设 |
| 一、 培训保健员与合作医疗的起源 |
| 二、 农村卫生实验区的卫生建设 |
| 三、 边区政府的医药合作社及其医疗活动 |
| 小结 |
| 第四章 1949 年后的农村医疗变革 |
| 第一节 四项卫生方针与爱国卫生运动 |
| 一、 反细菌战 |
| 二、 爱国卫生运动 |
| 第二节 1949 年后农村医疗市场结构的变化 |
| 第三节 联合诊所、农业社保健站与合作医疗的发展 |
| 一、 从医药合作社到联合诊所 |
| 二、 从联合诊所到保健站 |
| 三、 集体保健医疗或合作医疗制度的发展 |
| 第四节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
| 第五节 乐园公社合作医疗的典型 |
| 小结 |
| 第五章 赤脚医生政策的实施及影响 |
| 第一节 赤脚医生的兴起 |
| 第二节 赤脚医生的选拔 |
| 一、 赤脚医生的前身：从卫生保健员到“小医生”的选拔与培训 |
| 二、 赤脚医生的选拔 |
| 第三节 赤脚医生的培训 |
| 一、 培训方法 |
| 二、 培训内容 |
| 三、 培训效果 |
| 第四节 赤脚医生薪酬 |
| 一、 赤脚医生报酬的构成与分配 |
| 二、 赤脚医生报酬的变动 |
| 第五节 赤脚医生的职责 |
| 第六节 赤脚医生的医疗方式 |
| 一、 “团结中西医”的卫生方针 |
| 二、 充分发挥“一根针、一把草”的作用 |
| 三、 “三土上马”、“四自创业” |
| 四、 西医疗法与新医疗法 |
| 五、 后合作医疗时期赤脚医生医疗方式的转变 |
| 第七节 赤脚医生时期的医病关系 |
| 一、 传统医病关系向现代医病关系的转变 |
| 二、 赤脚医生时期医病关系 |
| 小结 |
| 第六章 合作医疗:赤脚医生的主要任务 |
| 第一节 合作医疗的目标及任务 |
| 一、 1949 年至 1956 年过渡时期的卫生目标——消灭烈性传染病 |
| 二、 1957 年至 1965 年的卫生目标：“除四害、讲卫生、消灭疾病” |
| 三、 1965 年至 1976 年的卫生目标——实现卫生革命 |
| 第二节 合作医疗的筹资 |
| 一、 早期合作医疗的经费筹集 |
| 二、 1969 年以后的合作医疗筹资 |
| 第三节 合作医疗的管理 |
| 第四节 合作医疗的发展 |
| 一、 山东省合作医疗的发展概况 |
| 二、 山东省合作医疗快速发展的个案分析 |
| 三、 1977 年到 1985 年合作医疗的衰落 |
| 四、 合作医疗制度化失败的原因 |
| 小结 |
| 第七章 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制度的成效探析 |
| 第一节 两种传统观点：瑕不掩瑜与微不足道 |
| 第二节 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的实际效果 |
| 一、 实际医疗效果 |
| 二、 卫生成就与合作医疗的关系 |
| 第三节 社会政治效应 |
| 一、 从“毛主席派来的好医生”到“合作医疗好” |
| 二、 合作医疗所蕴含的价值和目标 |
| 小结 |
| 第八章 赤脚医生制度的尾声与合作医疗的再兴起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的逆转 |
| 第二节 合作医疗的再兴起 |
| 结语 政治化、制度化、廉价化的医疗资源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2）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对象及理论方法 |
| 第一章 传统医疗与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医疗场域诸题 |
| 第二节 山西医疗场域的近代因素 |
| 第三节 卫生防疫与近代山西医疗 |
| 第二章 革命深进与医疗型变 |
| 第一节 空间融入:医政机构直接驻地乡村 |
| 第二节 资源登册:在地资源的调鉴与整合 |
| 第三节 关注苦痛:疾疫、伤亡与情感政治 |
| 第三章 集体生产与集体保健 |
|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 |
| 第二节 全国首家联合保健站成立 |
| 第三节 集体医疗体系的全面构建 |
| 第四章 医疗系统的全面改造 |
| 第一节 医学技艺的习得 |
| 第二节 行医方式的改变 |
| 第三节 医药空间的改塑 |
| 第五章 医学转型与政治建构 |
| 第一节 结合与冲突:中西医学 |
| 第二节 “祖国医学”的历史意涵 |
| 第三节 “新医学”与后殖民抵抗 |
| 第六章 医疗卫生与国家想象 |
| 第一节 卫生动员的策略与机制 |
| 第二节 米山医疗的典型化之路 |
| 第三节 新中国典型治理的机制特征 |
| 第七章 透过医疗场域看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医疗场变的多面效应 |
| 第二节 场域更变与合作医疗的终结 |
| 第三节 乡村社会的适应与变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一) 选题依据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新中国“十七年” |
| (二) 针灸与针灸推广 |
| (三) 运动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 研究对象与内容 |
| (二)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材料 |
| (一) 材料来源 |
| (二) 材料的甄选 |
| 五、国内外研究进展述评 |
| (一) 当代针灸史研究现状 |
| (二) 当代中医史研究现状 |
| (三) 当代医疗社会史(医学发展与政治方向)研究现状 |
| (四) 简要评议 |
| 第一章 楔子:近代针灸境遇的不同面向 |
| 第一节 针灸生存危机与业者自强举措 |
| 一、民国政府统治下针灸生存危机频现 |
| 二、针灸业者尝试“科学化”革新 |
| 第二节 中共领导下普及针灸的尝试 |
| 一、毛泽东重视发挥中医力量 |
| 二、中共领导下根据地及军队普及针灸的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曲折行进:针灸推广运动的初期 |
| 第一节 新中国“针灸推广”的提出 |
| 一、卫生部确立“团结中西医”方针 |
| 二、《人民日报》揭开针灸推广帷幕 |
| 第二节 针灸疗法实验所探索推广针灸 |
| 一、在北京先行培训针灸师资 |
| 二、在多地推广针灸培训模式 |
| 三、针灸疗法实验所推广针灸的成效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在国内的初步实践 |
| 一、针灸教学开始普及 |
| 二、组织针灸医师开展临床工作 |
| 第四节 新针灸学:推广初期的核心内容 |
| 一、“新针灸学”的学术特点 |
| 二、“新针灸学”的推广情况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初期的成效与困难 |
| 一、针灸推广初期取得的成绩 |
| 二、针灸推广初期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步入正轨:针灸推广运动的中期 |
| 第一节 中医政策调整,针灸推广迎来新阶段 |
| 第二节 推广针灸的四大主要途径 |
| 一、西医学习针灸 |
| 二、改进中医针灸教育 |
| 三、培训基层卫生人员掌握针灸技术 |
| 四、“中医带徒弟”助力培养针灸人才 |
| 第三节 典型事例:江苏省针灸推广与教学革新 |
| 一、分设中、西医班级培养针灸师资 |
| 二、开展短期针灸巡回教学,培养校外医务人员 |
| 三、承担委托教学任务,培养更多针灸人才 |
| 四、编写《针灸学》,为统编针灸教材确立范式 |
| 第四节 推广中期的主要成效:临床应用取得进展 |
| 一、应用范围扩大,治疗病种增加 |
| 二、推动献方工作,发掘民间针灸 |
| 第五节 推广中期潜在的问题与新的趋势 |
| 一、中、西医间的龃龉与“整风运动” |
| 二、“技术革命”催生针灸新方向,“跃进”苗头初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跃进”与“革命”:针灸推广运动的高潮 |
| 第一节 “大跃进”历史背景下的针灸推广 |
| 一、“大跃进”正式发动,《健康报》呼吁进一步推广针灸 |
| 二、河北省开展“普及针灸”群众运动 |
| 三、保定会议组织中医药界“大跃进” |
| 第二节 “人人学会针灸” |
| 一、学习主体:干部带头,医务人员广泛参与 |
| 二、学习形式及主要内容 |
| 三、针灸出版物大量涌现 |
| 第三节 掀起针灸“技术革命” |
| 一、以“土”为主的医药卫生技术革命 |
| 二、积极开展针灸经络科学研究 |
| 三、新式针法与器具大量涌现 |
| 第四节 针灸“跃进”的高潮与后续 |
| 一、针灸“跃进”达到高潮 |
| 二、形势发生变化,针灸工作转入调整阶段 |
| 第五节 “大跃进”时期针灸推广的特点 |
| 一、强调党的领导,政治挂帅 |
| 二、提倡短期速成,大放“卫星” |
| 三、开展群众运动,影响广泛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面向农村:针灸推广运动的后期 |
| 第一节 “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 |
| 一、卫生工作新方向 |
| 二、毛泽东发布“六·二六”指示 |
| 第二节 农村成为针灸推广重点场域 |
| 一、鲁之俊重提针灸推广 |
| 二、山西省在农村推广针灸的经验 |
| 第三节 农村地区针灸推广的具体情况 |
| 一、针灸推广的培养对象与师资力量 |
| 二、针灸推广的主要传授形式 |
| 三、针灸推广的主要学习内容 |
| 四、在农村推广针灸的成效与影响 |
| 第四节 城镇针灸教育与科学研究趋于规范 |
| 一、针灸教育进一步普及与规范 |
| 二、针灸在科技领域的发展 |
| 三、针灸学术交流活跃,政府加强统一领导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 |
| 一、赤脚医生与针灸术在农村的继续传播 |
| 二、新针疗法的出现与普及 |
| 三、针刺麻醉热潮出现及后续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创新针术 |
| 第一节 电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二节 水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三节 耳针在国内的推广与经典化 |
| 一、临床普及耳针运用 |
| 二、围绕耳针的技术革新 |
| 三、耳针的经典化过程 |
| 第四节 梅花针的发明与推广 |
| 一、孙惠卿与“刺激神经疗法” |
| 二、在各地的推广: 以上海市和江西省为例 |
| 三、推广中的争议——“梅花针”之名 |
| 第七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典型应用 |
| 第一节 针灸治疗疟疾 |
| 一、1956年前针灸治疟的使用情况 |
| 二、1956年后针灸治疟在各地推广 |
| 三、针灸治疟的后续发展 |
| 第二节 针灸治疗血吸虫病 |
| 一、严峻疫情要求中西医合作治疗 |
| 二、推广针灸用于血吸虫病防治 |
| 三、“血防大跃进”中针灸推广的高潮及后续 |
| 第三节 针灸治疗阑尾炎 |
| 一、针灸治疗阑尾炎的缘起与演进 |
| 二、推广中关于针刺治疗机理的研究与讨论 |
| 三、推动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研究 |
| 第四节 针刺治疗聋哑 |
| 一、吴芝升等人初试针治聋哑 |
| 二、“大跃进”时期针治聋哑迎来高潮 |
| 三、推广针治聋哑高潮下的问题 |
| 第八章 分析与讨论 |
| 第一节 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 |
| 一、新中国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 |
| 二、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 |
| 三、针灸疗法具备大范围推广的特质 |
| 第二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特点 |
| 一、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 |
| 二、采用自上而下、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 |
| 三、广泛开展群众性运动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影响 |
| 一、对参与群体的影响 |
| 二、对当代针灸学形塑的影响 |
| 三、对针灸普及和中医工作的影响 |
| 四、对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影响 |
| 第四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
| 一、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 |
| 二、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 |
| 三、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 |
| 四、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
| 结语 |
| 一、本研究创新之处与主要成果 |
| 二、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后续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群众迫切要求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2: 《有组织地研究与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3: 《认真地学习和推行针灸疗法》 |
| 附录4: 《进一步学习推广针灸》 |
| 附录5: 《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农村中医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与课题与获奖情况 |
| 致谢 |
| 附件 |
（4）中医法律地位的确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党的中医政策发展历程 |
| (一) 中医政策的萌芽 |
| (二) 中医政策的发展 |
| (三) 中医政策的确立 |
| 二、中医法律地位的确立 |
| (一) 中医衰落的历史轨迹 |
| (二) 歧视和限制中医的倾向 |
| (三) 中医法律地位的重新确立 |
| 三、党和政府给予中医法律地位的原因分析 |
| (一) 传统文化 |
| (二) 具体的国内国际形势 |
| (三) 中医的自身优势 |
| (四) 民生与经济 |
| (五) 革命的感情基础 |
| 四、中医法律地位的确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案例 |
| (一) 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思想精髓 |
| (二) 遵循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要求 |
| (三) 体现了党在具体的工作中坚持群众路线的方针 |
| (四) 在中医理论定性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仍然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 |
| 五、中医法律地位确立的后续影响 |
| (一) 保存和发展中医成为国家、社会的共识 |
| (二) 诞生了一门新的学术体系——"中西医结合" |
| (三) 结果的发展导致新的问题 |
| 结语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成果 |
| 致谢 |
| 统计学证明 |
（6）习仲勋地方施政实践及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选题的缘起、背景及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综述 |
| 三、 研究的创新点、难点 |
| 四、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革命的落脚点—陕甘边根据地的主要开创者之一 |
| 第一节 未满 21 岁的习仲勋为何被推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 |
| 一、 组织领导“三运”积累了丰富的革命经验 |
| 二、 尝试建立照金革命根据地 |
| 三、 主持陈家坡会议，挽救危机局势 |
| 四、 从“守土建政”到“狡兔三窟”，开辟陕甘边根据地 |
| 第二节 筹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推动建立政权体系 |
| 一、 发展群众组织，搭建联系群众的桥梁 |
| 二、 确立苏维埃政府的组织领导基础 |
| 三、 按比例推选代表，民主产生边区苏维埃政府 |
| 四、 推动建立层级体系完备的政权体系 |
| 第三节 制订灵活政策，改造乡村社会 |
| 一、 因地制宜开展土地革命 |
| 二、 搞活贸易金融 |
| 三、 大力发展教育文化事业 |
| 第四节 融汇各类势力，赢取生存空间 |
| 一、 对土匪的政策 |
| 二、 对国民党杂牌军的政策 |
| 三、 对民团的政策 |
| 四、 对哥老会的政策 |
| 五、 对知识分子的政策 |
| 第五节 抵制“左”倾错误，减少“肃反”破坏性 |
| 一、 “肃反”前，纠正查田运动中的极左行为 |
| 二、 “肃反”中，顾全大局、对党忠诚 |
| 三、 “肃反”后，不计较个人得失，积极工作 |
| 第二章 把守南、北大门—创建抗日民主示范区 |
| 第一节 在反“摩擦”斗争中创建抗日民主政权 |
| 一、 制定系统、灵活的反摩擦策略 |
| 二、 坚持“化敌为友” |
| 三、 推动创建“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 |
| 第二节 在改进行政领导方式中推动各项事业发展 |
| 一、 多措并举，全面推动“大生产” |
| 二、 创新各类教育模式 |
| 三、 创新文艺发展模式 |
| 第三节 在“整风审干”中防止扩大化 |
| 一、 冷静、谨慎把握政策 |
| 二、 保护知识分子干部 |
| 三、 扎实开展甄别工作 |
| 第三章 独当一面—从群众中走出的西北局书记 |
| 第一节 及时反映土改偏差，促使运动顺利进行 |
| 一、 上书直言土改“左”倾偏差 |
| 二、 区分制订土改政策，典型示范推广经验 |
| 三、 保护爱国民主人士 |
| 第二节 统筹谋划，稳妥接管大西北 |
| 一、 提高老干部，培养新干部 |
| 二、 严格保护好人民的城市 |
| 三、 “用百分之九十的力量做好农村工作” |
| 四、 坚持与党外人士合作 |
| 第三节 “稳进慎重”地处理民族宗教问题 |
| 一、 “比诸葛亮还厉害”—解决青海昂拉部落叛乱 |
| 二、 纠正新疆工作中的急躁行为 |
| 三、 组织护送班禅返藏工作 |
| 第四章 开放圈—改革开放的奠基者之一 |
| 第一节 整顿—促进作风转变，解放思想 |
| 一、 开展整风运动，统一思想认识 |
| 二、 最早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省级领导人之一 |
| 三、 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补课活动 |
| 第二节 维护—解决“逃港”问题，维护社会稳定 |
| 一、 调查研究，弄清“逃港”问题性质及根源 |
| 二、 多管齐下，遏制“逃港”风潮 |
| 三、 重在治本，逐步解决“逃港”问题 |
| 第三节 修复—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 |
| 一、 平反“反地方主义”案件 |
| 二、 妥善处理“李一哲”案件 |
| 三、 处理其它历史遗留问题 |
| 第四节 开创—带领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 |
| 一、 向中央“要权” |
| 二、 中央批准广东“先走一步” |
| 三、 抓住机遇，创新体制 |
| 第五章 结语 |
| 第一节 施政的价值目标—“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方面” |
| 一、 维护群众生存及发展权益 |
| 二、 “把群众组织活跃起来” |
| 三、 “是群众的先生，又是群众的学生” |
| 四、 反对各种形式的官僚主义 |
| 第二节 施政的政治标准—“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
| 一、 强烈的忧党意识 |
| 二、 大无畏的责任担当意识 |
| 三、 “一辈子不整人”的坦荡胸怀 |
| 第三节 施政的行动准则—“做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
| 一、 稳进慎重地处理复杂局势 |
| 二、 先试先行突破僵化局势 |
| 三、 实现中央决策与地方施政的良性互动 |
| 四、 团结各类势力，营造良好施政环境 |
| 参考文献 |
（7）延安《解放日报》卫生报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点 |
| 2 延安《解放日报》卫生报道的产生与发展 |
| 2.1 延安《解放日报》卫生报道的产生 |
| 2.1.1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
| 2.1.2 边区经济积贫积弱 |
| 2.1.3 社会风俗保守落后 |
| 2.1.4 边区卫生状况亟待改善 |
| 2.2 延安《解放日报》卫生报道的发展 |
| 2.2.1 发行概况 |
| 2.2.2 卫生专刊阶段 |
| 2.2.3 卫生专栏阶段 |
| 3 延安《解放日报》卫生报道的内容及特点 |
| 3.1 延安《解放日报》卫生报道的主要内容 |
| 3.1.1 疫病预防与治疗 |
| 3.1.2 推广保健之法 |
| 3.1.3 倡导卫生教育 |
| 3.1.4 动员群众开展卫生运动 |
| 3.2 延安《解放日报》卫生报道的特点 |
| 3.2.1 卫生常识与专业知识相搭配 |
| 3.2.2 卫生报道与人民需求相融合 |
| 3.2.3 卫生宣传与战时工作相结合 |
| 4 延安《解放日报》卫生报道的历史价值与现实启示 |
| 4.1 延安《解放日报》卫生报道的历史价值 |
| 4.1.1 推动边区卫生状况改善 |
| 4.1.2 促进边区社会风气转变 |
| 4.1.3 形成尊重卫生知识和医务人才的传统 |
| 4.2 延安《解放日报》卫生报道的现实启示 |
| 4.2.1 医疗卫生事业要坚持党的领导 |
| 4.2.2 社会发展需保障改善民生 |
| 4.2.3 卫生宣传应贴近人民生活 |
| 5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8）中国近代报刊传播西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 关于近代报刊、西医报刊、西医传播和报刊传播西医的研究 |
| (二) 相关近代医学史研究 |
| 三、主要研究内容 |
| 四、本文努力的方向和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
| 第一章 传教士开创中国近代报刊传播西医之先河(1807-1911年) |
| 一、动机与路径:西医跨文化传播的策略选择 |
| (一) 藉医传教:工具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的艰难博弈 |
| (二) 传播路径:从医疗空间到舆论空间的多维渗透 |
| 二、传教士:报刊传播西医之发端 |
| (一) 报刊:一种面向中国人的新型传播媒介 |
| (二) 西医传播:从综合报刊到专业报刊的嬗变 |
| 三、近代传教士传播西医的历史作用 |
| 第二章 国人自办启蒙报刊传播西医之早期动员(1886-1911年) |
| 一、尹端模:第一份自办医刊的创办者 |
| 二、青年陈垣的医学救国思想与实践——以《医学卫生杂志》和《光华医事卫生杂志》为中心 |
| (一) 从革命报人到着述医:陈垣的医学救国思想与实践 |
| (二) "着述医"陈垣的医学着述及其历史影响 |
| 三、赴日留学:德日西医体系的传入 |
| (一) 留学日本:国人留学习医的"终南捷径" |
| (二) 日本:留学生报刊传播西医的域外努力 |
| (三) 上海:留学生报刊传播西医的域内探索 |
| 四、自办西医启蒙报刊的示范意义 |
| 第三章 以城市为中心西医传播网络的形成与发展(1912-1949年) |
| 一、民国时期西医报刊历史传承的特点 |
| (一) 时空分布 |
| (二) 阶段性顿挫和持续性发展 |
| (三) 地域性分异和网络化扩散 |
| 二、上海:西医传播全国中心的确立及其动因 |
| (一) 经济繁荣的拉动 |
| (二) 西学东渐的推动 |
| (三) 西医群体的努力 |
| (四) 租界卫生的示范 |
| (五) 政府决策的导引 |
| 三、抗战时期传播中心的西移及其影响 |
| (一) 抗战时期传播中心西移的原因 |
| (二) 传播中心西移的重要意义 |
| (三) 传播中心西移后西医传播内容的拓展 |
| 第四章 革命根据地卫生宣教事业的勃兴(1931-1949年) |
| 一、土地革命时期卫生报刊的萌芽及其防疫宣传 |
| (一) 卫生专业报刊的萌芽 |
| (二) 综合性报刊的防疫动员 |
| 二、抗日战争时期卫生报刊的发展及其卫生宣教 |
| (一) 新四军二、三师的《医务生活》与《先锋医务》 |
| (二) 山东军区的《军医杂志》、《山东医务杂志》和《胶东医刊》 |
| (三) 陕甘宁边区的《国防卫生》及其它综合性报刊 |
| 三、解放战争时期卫生报刊的拓展 |
| (一) 《山东卫生》 |
| (二) 《健康报》(复刊) |
| (三) 《野战卫生》与《中南卫生》 |
| 四、革命根据地卫生宣教的历史经验 |
| (一) 党政部门高度重视,各级领导身体力行 |
| (二) 强化组织保障,确保政策跟进 |
| (三) 因陋就简,充分利用党报专刊 |
| (四) 目标明确,突出重点 |
| (五) 科学实用,务求实效 |
| 第五章 多主体传播格局下中国近代医学的走向(1912-1949) |
| 一、多元主体传播格局的形成与发展 |
| (一) 医校报刊蓬勃发展 |
| (二) 社团报刊脱颖而出 |
| (三) 专科报刊异军突起 |
| (四) 卫生副刊异彩纷呈 |
| 二、教育传播的国家化与西医群体的成长——以校办报刊为中心 |
| (一) 教育体制的转换及其对西医教育的影响 |
| (二) 医校报刊的繁荣 |
| (三) 医校报刊成为西医群体成长的舞台 |
| 三、现代医学体制的移植与再造——以专业社团的学术期刊为中心 |
| (一) 中华医学会与西医体制的构建 |
| (二) 中华护士会与中国护理学的发展 |
| (三) 中国生理学会与中国生理学的奠基 |
| (四) 中华民国药学会与中国药学的肇兴 |
| 四、传统卫生模式的颠覆与超越——以民间社团的普通报刊为中心 |
| (一) 政府施为与社会参与:现代公共卫生之滥觞 |
| (二) 让公众理解传染病:以中国防痨协会和中华麻风救济会为例 |
| (三) 妇女与儿童的发现:以节育运动和慈幼运动为例 |
| 本文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附录 |
（9）习近平民族复兴大战略——学习习近平系列讲话的体会（论文提纲范文）
| 一、习近平时代的特点与挑战 |
| (一)习近平时代的涵义与特点 |
| 1、习近平时代的内涵和方位 |
| 2、习近平时代,站在经济总量“亚军国家”起点上 |
| 3、习近平时代,创造中国共产党第四个奇迹 |
| 4、习近平时代,打造“新中国3.0” |
| 5、习近平时代,奋斗“社会主义7.0” |
| (二)习近平时代面对的矛盾和挑战 |
| 1、习近平论挑战 |
| 2、六大矛盾 |
| ①生态矛盾———人类只有一个地球 |
| ②贫富矛盾———如何实现“共同富裕” |
| ③官民矛盾———如何防止“权力”与“权利”对立 |
| ④人口矛盾———如何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
| ⑤观念矛盾———如何凝聚社会共识 |
| ⑥中美矛盾———世界只能有一个冠军 |
| 3、应对挑战———习近平治国大思维 |
| (三)习近平时代书写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第三份考卷 |
| 1、习近平论“赶考” |
| 2、中国共产党的三场考试 |
| 3、向历史交出第三份合格答卷 |
| (四)习近平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飞跃 |
|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 |
|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 |
|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飞跃 |
| 4、习近平民族复兴战略思想回答和解决的核心问题 |
| 5、习近平民族复兴战略思想的基本框架 |
| 6、习近平民族复兴战略思想的品格特色 |
| 二、习近平的兴国目标和战略 |
| (一)中国梦凝聚中国志———建设“复兴中国” |
| 1、中国梦与“中国志” |
| 2、习近平点燃中国梦火炬 |
| 3、中国梦170年漫漫征程 |
| 4、中国梦的具体内涵 |
| ①中国梦是一个“和谐世界梦” |
| ②中国梦是一个“腾飞兴国梦” |
| ③中国梦是一个“拼搏强军梦” |
| ④中国梦是一个“和平统一梦” |
| ⑤中国梦是一个“生态文明梦” |
| ⑥中国梦是13亿人民的“幸福人生梦” |
| 5、中国梦进入“战略冲刺期” |
| (二)矢志不移中国道路———建设“特色中国” |
| 1、中国梦与“中国路” |
| 2、老路、邪路、特色路,只有特色之路是坦途 |
| 3、“中国道路”是怎样走出来的 |
| 4、从“结合论”、“特色论”到“鞋子论” |
| 5、“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 |
| 6、“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 |
| (三)强军方能卫国———建设“强大中国” |
| 1、中国梦与“强军梦” |
| 2、中国必须强军的七个理由 |
| 3、推进“强军梦”为什么要“只争朝夕” |
| ①中美进入“战略决赛期”,军事博弈凸现 |
| ②美国“军事遏制”导致中国“军事危机” |
| 4、中国需要一支“大海军” |
| ①以海制华———美国遏制中国的主战场在海洋 |
| ②建设海洋强国———近代中国仁人志士的不懈追求 |
| ③中国海军梦———战略价值是什么 |
| 5、“强军梦”在随时准备打仗中推进 |
| ①以前能打胜仗———不等于现在能打胜仗 |
| ②实现“强军梦”———必须克服“和平病” |
| ③从人民战争到人民国防———“强军”不能只靠军人 |
| 6、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 |
| 7、“不改革是打不了仗、打不了胜仗的” |
| 8、军事领域是最需创新精神的领域 |
| 9、加强组织领导,坚持三个原则 |
| (四)创新外交战略———建设“和平中国” |
| 1、中国梦与“和平梦” |
| 2、统筹两个大局———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 |
| 3、坚持一个原则———走和平发展道路,决不牺牲国家核心利益 |
| 4、倡导新型大国关系———推进大国关系创新 |
| 5、实行“三个着力”———推进周边外交创新 |
| ①中国周边外交整体形势和基本方针 |
| ②落实“三个着力”的基本要求,全面推进周边外交 |
| 6、提高国际话语权———推进软实力建设创新 |
| (五)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安全中国” |
| 1、中国梦与“安全梦” |
| 2、习近平国家安全战略四大创新 |
| 3、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创新了国家安全领导体制 |
| 4、从传统安全到总体安全,拓展了国家安全的内涵 |
| 5、以人民安全为宗旨,规定了国家安全的本质 |
| 6、以政治安全为根本,抓住了国家安全的核心 |
| 7、以经济安全为基础,突出了国家安全的重点 |
| 8、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筑牢国家安全的支撑 |
| 9、以促进地区安全和国际安全为依托,打造命运共同体 |
| (六)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 |
| 1、中国梦与“法治梦” |
| 2、建设法治国家,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
| 3、依法治国的根本,是“保证宪法全面有效实施” |
| 4、“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生命线” |
| (七)弘扬中国精神———建设“文化中国” |
| 1、中国梦与“中国魂” |
| 2、建设“三位一体”的中国文化 |
| 3、弘扬“聚心聚力”的中国精神 |
| 4、培育“真善美”的中国道德 |
| (八)兴国必先兴风———建设“正气中国” |
| 1、中国梦与“中国风” |
| 2、神州大地起新风 |
| ①十八大之后中央政治局首先抓改进工作作风 |
| ②习近平说:改进工作作风“从我本人做起” |
| ③中国共产党三次历史性作风大建设 |
| 3、天下兴亡看风气 |
| ①秦王朝、罗马帝国“作风亡国”的教训 |
| ②餐桌上判断共产党能赢国民党 |
| ③习近平会见卡斯特罗,为什么只能去6个人 |
| 4、如果我们脱离群众,最终也会走向失败 |
| ①群众路线,是执政党的“生命线” |
| ②联系群众,要体现在高级领导干部的衣食住行中 |
| ③联系群众,要跟群众“零距离接触” |
| ④联系群众,要特别注意联系贫困群众 |
| 5、向“四风”宣战,防止更多干部走上刑场 |
| 6、“四风”不除,“霸王别姬” |
| (九)治国重在治官———建设“廉洁中国” |
| 1、中国梦与“中国官” |
| 2、习近平论“反腐败” |
| 3、监督一把手,抓好身边人员和亲属 |
| 4、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
| 5、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败 |
| 6、破除“官本位”思想 |
| 7、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 |
| (十)涉险滩勇往直前———建设“改革中国” |
| 1、中国梦与“中国力” |
| 2、明确一个真理———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 |
| 3、增强一个勇气———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
| 4、制定一个纲领———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
| 5、确立一个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6、坚持一个原则———决不往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 |
| 7、突出一个核心———解决“官场”与“市场”的关系 |
| 8、实施一个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
| 9、实现一个飞跃———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特点规律 |
| (十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效益中国” |
| 1、中国梦与“经济梦” |
| 2、“经济梦”为中国梦奠基,经济建设为中心决不动摇 |
| 3、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发挥市场和政府两个作用 |
| 4、以新型城镇化为引擎,让“三个1亿人”市民化 |
| ①“第一个1亿人”问题———让1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 |
| ②“第二个1亿人”问题———让1亿人口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得到改造 |
| ③“第三个1亿人”问题———让1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实现城镇化 |
| 5、靠创新驱动发展,抓住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 |
| 6、“三农”为重中之重,“吃饭问题”是头等大事 |
| 7、稳中求进、稳中求优,提高经济发展质量 |
| 8、东西互济,陆海统筹,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
| (十二)打造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 |
| 1、中国梦与“生态梦” |
| 2、两座山、三阶段———中国“生态辩证法” |
| 3、树立生态文明四个新理念 |
| ①生态文明建设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 |
| ②生态文明建设是增强党的执政能力的战略任务 |
| ③生态文明建设是服务民生、赢得民心的基础工程 |
| ④生态文明建设是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 |
| 4、明确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 |
| 5、优化国土空间开发的整体布局 |
| 6、推动资源利用方式的根本转变 |
| 7、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 |
| 8、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体系 |
| (十三)为政要在尚贤———建设“人才中国” |
| 1、中国梦与“中国才” |
| 2、怎样才是好干部———“看人”五条标准 |
| 3、怎样成长为好干部———“育人”需两靠 |
| 4、怎样把好干部用起来———“用人”要知人善任 |
| 5、民主推荐、民主测评———“选票”如何有助“选优” |
| 6、干部工作公开———“公开”如何实现“公正” |
| 7、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如何防止片面性 |
| 8、怎样把组织部门建设成为模范部门 |
| (十四)掌握舆论战场主动权———建设“话语中国” |
| 1、中国梦与“中国声” |
| 2、经济中心工作不动摇,意识形态不放松 |
| 3、用远大理想牵引现实目标 |
| 4、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 |
| ①不能把党性和人民性割裂开来 |
| ②宣传思想工作如何坚持党性 |
| ③宣传思想工作如何坚持人民性 |
| ④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的工作 |
| 5、正面宣传主旋律,舆论斗争敢亮剑 |
| ①如何做到正面宣传为主 |
| ②舆论斗争要敢于亮剑 |
| ③网络战场要顶得住、打得赢 |
| ④牢牢占领宣传思想阵地 |
| 6、宣传思想工作如何改革创新 |
| ①抓好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 |
| ②把握好舆论引导的时、度、效 |
| ③研究西方宣传的战略战术 |
| 7、向国际社会阐释中国特色 |
| ①阐释中国特色的宣传,要做到“四个讲清楚”: |
| ②宣传和报道世界,是为了更好发展中国 |
| ③精心做好外宣工作,提高国际传播能力 |
| 8、全党动手,部门负责,形成合力 |
| ①宣传思想部门一定要强起来 |
| ②全党动手做好宣传思想工作 |
| ③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就得斗争 |
| (十五)大兴学习之风———建设“读书中国” |
| 1、中国梦与“中国书” |
| 2、爱读书,把读书作为立身之本、执政之基 |
| ①读书学习是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精神境界的一个重要途径 |
| ②读书学习是领导干部胜任领导工作的必然要求 |
| ③领导干部加强读书学习也是推动学习型政党、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需要 |
| ④解决好领导干部读书学习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
| 3、读好书,领导干部要读好三个方面的书 |
| 4、善读书,读书的三种境界和三种方法 |
| 5、把握“三大规律”,坚持“三个出发” |
| ①深化对“三大规律”的认识 |
| ②坚持“三个出发”的方法论 |
| 6、发扬共产党人的“读书传统” |
| 三、习近平领袖魅力的经典元素 |
| (一)不能发财———习近平的“从政观” |
| 1、“不能发财”———共产党人的从政法则 |
| 2、习近平跨入政界之前,为自己制定三大纪律 |
| 3、做官先做人,珍惜在位时 |
| 4、当官发财,就会自己把自己打倒 |
| 5、那些大贪巨贪,最后不就当了一个财物保管员吗 |
| (二)勇于担当———习近平的“使命观” |
| 1、担当精神,就是“守土有责”的使命意识 |
| 2、担当精神,就是奋斗历程中的“接力赛”精神 |
| 3、担当精神,就是拎着“乌纱帽”为民干事的勇气 |
| 4、习近平对党、国家、军队的担当 |
| 5、习近平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担当 |
| 6、如何解决“只想当官、不想担当”的问题 |
| (三)情系人民———习近平的“人民观” |
| 1、心无百姓莫为“官”,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 |
| 2、不求“官”有多大,但求无愧于民 |
| 3、各级干部不能眼睛总是向上 |
| 4、树立五种崇高情感 |
| 5、政声人去后,为民长远谋。 |
| (四)坚定信念 ———习近平的“信仰观” |
| 1、共产党人的最大优势是信仰 |
| 2、没有理想信念,就会得“软骨病” |
| 3、“信念是本,作风是形” |
| 4、增强“三个自信”,保持政治定力 |
| 5、向仁人志士学习,追求高尚人生 |
| (五)登高望远———习近平的“天下观” |
| 1、登泰山而小天下———放眼全局谋大事 |
| 2、观历史潮流———看清“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 |
| 3、观世界格局———国际体系出现前所未有“大变局” |
| 4、观亚太博弈———经略周边地缘格局 |
| 5、观中国大势———把握“三个前所未有” |
| 6、观政治变局———警惕在不见硝烟的战场吃败仗 |
| (六)继往开来———习近平的“历史观” |
| 1、以史为镜、以史为师、以史为基 |
| 2、5000年中华民族“沧桑史观” |
| 3、500年社会主义“发展史观” |
| 4、170年中国人民近代以来“斗争史观” |
| 5、90年中国共产党“奋斗史观” |
| 6、60年新中国“兴国史观” |
| 7、科学评价历史人物的“伟人史观” |
| (七)底线思维———习近平的“忧患观” |
| 1、“底线思维”和“忧患意识”的涵义 |
| 2、忧国———防止中国民族复兴前程被破坏 |
| 3、忧党———防止党的执政地位被动摇 |
| 4、忧业———防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被打断 |
| 5、忧军———如何把我们这支军队继续带好 |
| ①军委主席责任重大,“受命以来,夙夜忧叹” |
| ②坚持“军魂”,绝不能“犯历史性错误” |
| ③缩小同世界强国在军事实力上的差距 |
| ④如果军队在战场上打不赢,那是要产生严重政治后果的 |
| ⑤以前能打胜仗不等于现在能打胜仗 |
| ⑥能打仗、打胜仗首先是对军委的要求 |
| ⑦加强对战争问题的研究和筹划 |
| ⑧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 |
| ⑨吃鸡蛋和投手榴弹的辩证法 |
| ⑩作风松散可以搞垮常胜之师 |
| (八)实干兴邦———习近平的“实践观” |
| 1、立根原在实践中,能接地气有定力 |
| 2、调查研究是实践的起点,坚持三个“跑遍” |
| 3、实践重在实干,实践难在落实 |
| 4、发扬“钉钉子”精神,踏石留印、抓铁有痕 |
| 5、“功成不必在我”,创造泽被后人的“潜绩” |
| (九)敢于亮剑———习近平的“英雄观” |
| 1、反腐肃贪敢于亮剑———在全球“切断腐败分子的后路” |
| 2、反恐维稳敢于亮剑———坚决打击分裂恐怖势力 |
| 3、军事斗争敢于亮剑———能战方能止战 |
| 4、深化改革敢于亮剑———“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 |
| 5、舆论斗争敢于亮剑———打好宣传思想战线主动仗 |
| 6、牛为什么要长两只角?———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 |
| (十)以身作则———习近平的“表率观” |
| 1、打铁还需自身硬 |
| 2、对亲朋好友和身边工作人员约法三章 |
| 3、全军官兵看军委,军委要给全军做表率 |
| 4、最高统帅与基层官兵打成一片 |
| 5、勇于向自身开刀,勇于自我清洗,勇于刮骨疗伤 |
| (十一)逢山开路———习近平的“创新观” |
| 1、永远要有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精神 |
| 2、发展科技是人类应对全球挑战的战略选择 |
| 3、大幅提高国防科技自主创新能力 |
| (十二)令行禁止———习近平的“权威观” |
| 1、党的权威重于山———维护党的领导的权威 |
| 2、法制权威高于天———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权威 |
| 3、专政权威寒于冬———维护人民民主专政的权威 |
| 4、纪律权威硬如钢———维护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的权威 |
| 5、重读恩格斯《论权威》———树立科学的权威观 |
| 6、“中国号”长风破浪———靠权威舵手领航 |
| 四、习近平治国理政获天下好评 |
| (一)比权力更有力的东西是“魅力” |
| (二)习近平领袖魅力是共和国战略软实力 |
| (三)从“扳倒中国”论到“世界领袖”论 |
（10）《人民日报》的“英模报道”研究（1950-200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四、研究方法和核心概念界定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五、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三）创新点 |
| 第一章 政治宣传与《人民日报》的英模报道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政治宣传理论的中国化 |
|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宣传理论概述 |
|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宣传理论在苏联的实践 |
|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宣传理论的中国化 |
| 第二节《人民日报》的创刊 |
| 一、创刊及发展 |
| 二、功能地位 |
| 第三节《人民日报》的英模报道 |
| 一、英模报道的历史起源 |
| 二、“英模报道”与《人民日报》新闻报道栏目变化 |
| 第二章 英模报道中的“英模”构成 |
| 第一节 历年英模报道总量统计 |
| 一、报道统计概述 |
| 二、报道数量与分布 |
| 第二节 英模构成的类型分布 |
| 一、英模行业结构分布 |
| 二、英模性别结构分析 |
| 三、英模的政治面貌结构统计 |
| 第三节 英模报道的品质结构分析 |
| 一、政治品质 |
| 二、劳动品质 |
| 三、道德品质 |
| 第三章 《人民日报》的英模报道演变 |
| 第一节 建国头十七年《人民日报》的英模报道 |
| 一、数量变化 |
| 二、英模形象 |
| 三、形象变化之原因 |
| 四、社会效应 |
| 第二节 极“左”时期《人民日报》的英模报道 |
| 一、数量变化 |
| 二、英模形象 |
| 三、变化原因分析 |
| 四、社会效应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时期《人民日报》的英模报道 |
| 一、报道数量变化 |
| 二、形象分析 |
| 三、形象变化之原因 |
| 四、社会效应 |
| 第四章 《人民日报》英模报道的挑战及其应对 |
| 第一节 英模报道的挑战 |
| 一、新时代需要新宣传理论 |
| 二、社会价值观多元，英模精神单一 |
| 三、政治宣传的效应衰退 |
| 第二节 改进英模报道的建议 |
|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宣传理论的基本原则、立场、方法 |
| 二、群众路线理论的实践与坚持新闻宣传的“三贴近原则” |
| 三、改进报道方式、技巧、风格 |
| 四、新媒体技术运用与提升英模报道实效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1950 年—1965 年《人民日报》英模报道题目 |
| 附录二：1966 年—1976 年《人民日报》英模报道题目 |
| 附录三：1977 年—2002 年《人民日报》英模报道题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四、毛泽东关心中西医结合事业——从鲁之俊为毛主席治病谈起（论文参考文献）
- [1]清以来的乡村医疗制度 ——从草泽铃医到赤脚医生[D]. 许三春. 南开大学, 2012(07)
- [2]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D]. 李全平. 山西大学, 2020(03)
- [3]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D]. 肖雄.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1
- [4]中医法律地位的确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个案研究[D]. 郎栋. 南方医科大学, 2011(05)
- [5]毛泽东关心中西医结合事业——从鲁之俊为毛主席治病谈起[J]. 秦秋. 家庭中医药, 1993(01)
- [6]习仲勋地方施政实践及思想研究[D]. 汤哲. 中共中央党校, 2013(10)
- [7]延安《解放日报》卫生报道研究[D]. 王欣. 大连理工大学, 2019(02)
- [8]中国近代报刊传播西医研究[D]. 潘荣华. 安徽大学, 2010(10)
- [9]习近平民族复兴大战略——学习习近平系列讲话的体会[J]. 刘明福,王忠远. 决策与信息, 2014(Z1)
- [10]《人民日报》的“英模报道”研究（1950-2002）[D]. 周晓瑾. 兰州交通大学, 2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