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合作社为靠山 走共同富裕之路（论文文献综述）
文成[1]（2020）在《乡村振兴进程中黔东南民族地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
张晶宇[2]（2020）在《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研究（1953-1956）》文中认为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的稳定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在工业化建设初期,由于我国工业基础薄弱,轻工业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生活的日常需要。手工业作为地方工业历来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其行业和品种之多,基本可以覆盖人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手工业的重要性在此时尤为明显。但就当时的发展现状而言,手工业作为小商品经济,其不仅规模小、资金少、生产分散、设备简陋、生产技术落后,而且抵御风险的能力极弱。如不通过改造,任其自由发展,手工业将在生产和销售方面遇到诸多困难,甚至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同时,由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需要,引导个体私营经济走向合作化的道路,变更小生产者的生产资料所有关系以向社会主义靠拢具有重要意义。1953年随着全国开始正式进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湘潭县在中央“加强领导、全面规划、逐步发展”的方针政策的引导下,通过组建手工业供销生产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三种组织形式,采取从供销入手的方法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全县已有4245个手工业个体劳动者自愿加入各个合作组织,基本完成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改造面达99.7%。在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湘潭县县委十分重视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对象的划分和思想教育,通过制定社章、对社组员进行“三查”运动、开办短期积极分子训练班等举措,提高了社员、社干的思想觉悟,增强了干部队伍力量,加强了经营管理思想,促进了合作社积极稳固的向前发展。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发挥湘潭县合作组织的优势,县委还通过建立合作组织的辅助组织,如手工业劳动组织协会、财计互助组等群众性的组织和逐步调整合作组织的经营生产方式,为湘潭县顺利完成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基础。虽然湘潭县在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摸索过程中也不乏出现了一系列问题,譬如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过急过快、手工业合作化过程中产、供、销之间的矛盾、经营模式上是采取集中生产还是分散生产上存在着争议,等等。这在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经验不足的情况下,尤其是囿于手工业本身行业众多、区域和行业差异的复杂性和其一直处于动态的发展变化中,出现一些“阵痛性”的错误是在所难免的。但是,从总体来看,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和诸多成效,其中比较直观的成效表现在个体手工业者在改造后收益的普遍提高和文化生活的进一步丰富。在当时的复杂局面之下,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是极其不易的。本文以湘潭县档案馆所藏历史档案资料为基础,综合运用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方法,通过梳理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发展全过程,总结我国地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经验及教训,了解不同区域的建设发展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拓宽经济史研究视域,有利于深化地方区域史研究。同时,研究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可以以史为鉴,便于总结中国共产党经济建设的经验,加深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的认识,以及对当下我国经济所有制的理解。
阳斌[3]（2019）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已成为党、国家和社会的共识,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微观组成部分,其精神内涵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保持共性。乡村治理在治理价值上强调多元、合作、参与、法治、规范等多维追求,在治理目标上追求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意味着对传统的、行政主导的一元式权威治理模式进行变革,主张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建立一个多元主体协商、合作、互补的治理体系,这一体系不仅包含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府等核心公共权威组织,也包含事实上参与乡村治理过程的内生或外来的村民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市场组织、民间权威及广大人民群众等主体与力量,实现不同治理要素的良性互动,发挥多维主体在乡村治理中的综合效用,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形成更具包容性的乡村建设合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则主要强调基层公共权威组织按照法治、透明、回应、责任、有效、廉洁、公正等价值追求进行改造与重塑,建立更为宽松的乡村治理外部环境,在开放与协商中实现乡村治理的民主性建设任务,以促成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完成。本文采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将乡村治理纳入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视野中考察。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开始肩负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重任,“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双重建设目标成为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追求。对此,中国共产党围绕“耕者有其田”进行了漫长的革命探索,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政社合一”的国家整合治理模式逐渐形成,农村以整体的力量支持国家经济的复苏与发展,但“人民公社”的管控模式使农村发展逐渐失去生机与活力。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开始对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深刻的反思,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拉开了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序幕,将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并以农村为突破点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于1982至1986连续5年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涉及农村农业发展,在农村经济领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使长久束缚于土地的各种乡村资源逐渐激活,农村社会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潜力;在农村政治领域进行“乡政村治”治理探索,将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紧密结合,不断促进基层民主与基层治理向前发展,使广大农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并形成了一系列乡村治理思想。进入新世纪之后,特别是自2004年以来,党中央更是连续16年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强调,必须把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有效解决作为新时期全党的工作重点,可见,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乡村治理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40余年的改革开放促使农村各方面事业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治理成效的背后也面临诸多治理困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使我国农村不可逆转的走向了现代化道路,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流动速度加快,农民参与分享城市收益的路径越来越广阔,农村与城市的联系更加紧密,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村外主体参与到乡村治理过程之中,使得乡村治理的主体、客体及环境等方面开始发生变化,农村原有的利益格局开始处于变化与流动之中,全国绝大多数村庄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不同程度的衰败,农村基层治理出现诸多治理困境。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新时代乡村治理困境主要表现为乡村治理主体乏力,难以产生乡村治理合力;乡村治理资源消减,难以有效提供乡村治理的基础平台;基层公共权威组织治理手段策略化选择,难以回应乡村公共需求;乡村治理绩效徘徊不前,老百姓获得感不强;乡村利益格局持续分化,农村非均衡发展严重等。乡村治理困境的产生与“大国家、小社会”的社会形态紧密相关。从国家建构的现实运作逻辑看,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公共权威是推动乡村治理向前发展的动力引擎,但乡村社会内生活力的激发方式与程度明显不够,乡村社会的自治空间相对比较狭窄,而且,基层公共权威组织在乡村治理过程中面临人、财、物缺失的现实难题,严重影响其治理水平,在诸多自上而下的考评体制中,基层公共组织的理性选择方式则是“策略化选择”与“非正式运转”,这势必导致基层治理过程中民主化程度偏低,进而影响基层公共组织的治理能力提升。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群体分化已经产生,精英群体与普众群体在乡村治理中的行为表现及价值追求开始差异化呈现,乡村精英寻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普通大众对土地更加眷恋。务工群体与务农群体参与乡村治理的态度也存在明显的区别,务工群体整体表现为对乡村社会事务的默然冷对,留守务农群体整体表现为对乡村公共事务的坚守。同时,中国农村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也严重影响乡村治理的整体推进,城郊农村在城市文明与乡村惯性的碰撞中滋生出诸多新问题需要智慧回应,远郊农村的特色农业发展需要走“一村一品”之路。因此,乡村转型进一步加剧了乡村治理的内生复杂性,探寻新时代乡村治理困境产生的缘由需要从宏观的视角对其加以综合认识。新时代乡村治理需要以马恩经典理论为指导,加快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既要从马恩经典理论中汲取营养,又要解决探索过程中的具体问题,这既是一个理论依其自身规定性的逻辑展开过程,又是一个理论付诸于实践的社会运动过程。马克思主义运用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其关于乡村治理的相关思想,对于全面分析当代中国农村改革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探索新时代乡村治理转型的科学道路,促进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等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本文在考察马恩关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基础地位、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促进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农业规模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等思想,列宁斯大林关于农业基础地位、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通过合作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利用市场机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等思想的基础之上,积极建构未来乡村治理的复合框架结构,力促乡村治理现代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我国正处于“民主国家”建构进程中,民主化建设已成为构建现代国家的必经环节。因此,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需要加强基层公共权威主体的规范性建设,通过厘清基层公共组织的角色与定位,实现权责对应,不断提升乡村治理能力,通过重新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破除基层治理传统行政模式的单维弊端,不断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积极构建“政党领导、政府主导、农民主体、市场参与、社会协同”多元主体协商共治的乡村治理联动机制,形成乡村治理合力,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不同治理要素的良性互动,发挥多维主体在乡村治理中的综合效用,在开放与协商中实现治理过程的民主性建设目标。
曹伟波[4]（2019）在《习近平关于乡村振兴重要论述研究》文中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乡村振兴给予高度重视,结合乡村振兴发展实际,坚持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科学分析乡村振兴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对乡村振兴进行系统部署,提出了清晰的时间表路线图,指出: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习近平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论述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就是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就是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就是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本文从乡村振兴的提出及涵义入手,分析乡村振兴产生的时代背景;系统梳理习近平关于乡村振兴重要论述形成的理论来源和主观因素;从总目标、总方针、总要求,“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作为中心任务,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作为优先任务,全面系统地阐释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重要论述主要内容;从战略的高度性、鲜明的人民性、问题的导向性、内容的全面性、独特的创新性凝练概括了习近平关于乡村振兴重要论述基本特征;进一步指出习近平关于乡村振兴重要论述的理论意义和时代价值。习近平关于乡村振兴重要论述指明了乡村振兴在经济发展全局中的战略地位,明确了新时代做好乡村振兴工作的总要求。新时期我们要做好乡村振兴的工作,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实现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目标的跨越,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提供支撑。
贺福中[5]（2017）在《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及其收益分配 ——以山西省为中心的分析》文中研究表明农民收益偏低既是中国亟待解决的课题,亦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国内外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深入系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从中国农村土地所有制变革入手,按土地私有、个体经营,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统一经营和土地集体所有、家庭经营三个时期,以及近年来推行的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土地经营权“三权分置”并行的土地制度改革,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置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整体背景中,厘清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形成原因、发展过程和变革脉络,及其收益分配制度的演变路径,并预测收益分配趋势和中国农民未来走向。本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中国传统农民经济组织遗产与西方合作思想实践。在传统社会农民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形成了社、会、合会等以应对突发事件。西方合作思想的传播与实践,影响了中国农民合作运动。国民政府将合作主义思想国策化,诱致性推行农村合作运动,与地方保甲制度结合起来,当作统治农村的工具。日本侵华时期的农民合作社是服务战争的机器,日伪掌握农民生杀大权。第二部分论述了土地私有、个体经营时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及收益分配。根据地时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以互助组为主,逐步建立合作社,按股分红。新中国成立后,为阻止农民卖地,国家引导农民走农业合作化道路,实现土地公有化。社员议定收益分配办法,评工记分。合作社把现金、粮食和其他实物统一计算后分配给社员。第三部分论述了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经营时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及收益分配。“政社合一”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人民公社体制,集体劳动,统一经营。定额计酬、评工记分,按照先国家、再集体、后个人的顺序,以实物和现金两种方式分配收益。有近1/3收益来自农民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第四部分论述了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时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及收益分配。以“大包干”为主要形式的家庭经营,满足了农民的现实诉求。土地承包期15年、30年逐步延长到永久不变。宪法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政策引导、法治保障、道德秩序,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及收益分配创造了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同时,农民对产权、契约、制度等制约因素提出新的诉求,实行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并行。第五部分则是基于山西数据的实证分析。选取山西1954年以来农村居民收入及其相关指标进行实证分析,1999年以来全国、江苏、山西农民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比重走势,预示着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必将加快发展。采用大量新史料是本文的一大特点,其主要来源有:第一,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原始档案资料。山西吕梁汾阳市贾家庄村1953年以来,散落在村史馆、村档案室等处的原始资料,有工作汇报、生产安排、粮食产量的记载材料;有耕地面积、劳力、畜力、大小农机具等生产要素记录;评分挣工办法,粮食产量及按人口、按工分进行分配的逐年逐项记录,以及村集体固定资产,文化事业发展情况等内容。第二,山西农业主管部门的社会调查材料。山西多次组织全省各级专业人员进行摸底调查,原本用于内部掌握各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基本情况,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其真实性和可靠程度毋容置疑。这种阶段性、横切面、有重要时间节点的全面调查史料,非常珍贵。第三,大量采访整理而成的口述史料。同时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传统史学和计量史学相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统一的方法,借助计量统计模型对1954-2015年山西、江苏和全国连续的统计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揭示出土地制度改革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民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以及第一产业、农村金融支持等方面之间的函数关系和因果联系。综前所述,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及其收益分配若按农村土地所有制变革与农村经营体制演变过程则可划分为三个时期,而社会主义公有制奠定了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不同时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及收益分配与时代发展相吻合,有效地完成了其所担负的历史任务和时代使命,并为新的制度创新提供了实践基础。具体而言,分述如次:首先,农民收益和国家获取“双下降”是农村人民公社解体的根本原因。进入20世纪70年代,社队生产费用占总收入的比例逐年增大,社员收益占总收入的比例却明显减小,农业生产的成本越来越高,农民既看不到群体激励也没有个体受益,农业生产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其次,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采用中央确定、地方掌握、农民选择的方式进行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农村突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改革成本低。中共中央定了基调之后,利用农民创造的大包干等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由安徽、四川等地试点后在全国推行。农民对收益分配的实现诉求是包干到户的内在动力,国家动员是家庭经营的外部推力,信息传播是农民与国家互动的纽带。而专业户、重点户和新的经济联合体带来的农民群体分化,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产物。第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民利益的载体,掌握着农民收益的潜在资源。土地是农民家庭收入的最后一道保障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拥有土地所有权,是中国最大资产的管理者。然而,山西73%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属于“空壳”型,中国近一半以上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没有经营性收益。土地制度创新是农民从集体经济组织获取收益的有效途径。第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是市场经济的必然。当年由广大农民群众积累起来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源、资产和资金,应当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继广东、上海、北京等地推行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功之后,山西在资源型村、城中村进行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有的村充分尊重民意,制定并实施“优先土地股,增配人口股,创新预留股”的股权分配原则。优先土地股配发给取得土地经营权的村民,增配人口股面向全体在册村民,设置预留股要留给合理增加的人口,是对我国现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土地制度安排下新增人口的一种收益保障,也为解决不可预见性问题和困难留有余地,可以看作是新组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保障成员收益权的一种制度创新。第五,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中国经济改革实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建立起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从1954-2015年（除去1960、1966-1976年）年度数据走势来看,山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总体上随着全省经济特别是第一产业发展而增加,山西农民收入中工资性收入与家庭经营性收入在纯收入中的比重走势,也比较契合农村土地政策实施的三个时期。2000年以来,全国、江苏和山西农民人均纯收入中家庭经营性收入比重,都呈现出高位回落走势,预示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必将加快发展,农民收益再次走上加快增长的通道。2017年3月,民法总则赋予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特别法人资格,随着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并行改革的深入,期望农民收益发生一次质的飞跃,城乡人均收益差距逐步缩小。
冯道杰[6]（2016）在《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与分散型村庄发展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逐渐走上了一条不同于人民公社体制下农业集体化的发展道路,多数村庄以家庭个体分散经营为主要组织形式,集体经济日益消弱,集体经济组织日益虚化,村庄资源日益分散化,个体私营经济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成为分散化程度较高的“分散型村庄”。然而,正如在集体化时期也有单干和包产到户的个案一样,在大多数村庄以家庭分散经营为主的同时,许多村庄却坚持以集体经营为主导,以集体经济为基础,以组织化、合作化、集体化为组织形式,依靠集体化和组织化的力量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集体化发展道路,这类村庄呈现出另外一番发展景象,我们把这类村庄称为“集体化村庄”。中国是一个村庄大国,村庄构成了中国农村的基本单位,不同村庄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可以折射出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的基本发展脉络。新中国6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村庄和分散型村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在中国大地上并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基础和环境对它们进行深入、系统、客观的分析和研究。集体化村庄和分散型村庄是中国农村社会不同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缩影。然而,由于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文化的原因等,关于小岗村、华西村、南街村等村庄发展模式的许多研究成果常常陷入“非左即右”的误区,站在一种立场上否定另一种发展模式。“左”的一方认为过去人民公社体制和集体化时代是农村最好的时期,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打断了中国农村走向社会主义更高阶段和更好发展前途的历程。“右”的一方则基本否定集体化时期的所有做法和历史成绩,认为是分地到户推动了中国农村的发展,解决了吃饭问题,要想彻底解决“三农”问题,需要进一步私有化。哲学上,主观超越客观谓之“左”,主观落后客观谓之“右”；无论“左”或“右”,都是主客观背离、不相符。两种模式、两条道路并非水火不容、非左即右,出发点都是为了人民利益,只是在采用何种方式和道路能够更好地发展、更好地实现人民利益方面产生分歧,它们各有自己的优缺点和演化规律。本研究拟超越“左”“右”的争论,突破“非左即右”的思维范式,从继承和发展,而不是替代和对立的角度,客观地、辩证地、全面地分析不同时期村庄发展的历史变迁及其经验教训,对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村庄与分散型村庄发展模式进行深入剖析和比较,对两种发展模式的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和总结。本研究着眼于城乡统筹发展大局,准备在对南街村、华西村、蒋店村等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对改革开放后集体化村庄和分散型村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的历史、现状、未来趋势进行深入分析,对它们的联系与区别进行对比研究,深入剖析它们各自发展的经验教训、主要影响因素、内在规律和演化趋势,在融合两种模式优势的基础上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模式、新道路,对于扭转城乡二元格局,促进‘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具有前瞻性、全局性、可操作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研究共分五部分内容。第一部分集体化村庄与分散型村庄的内涵界定及其变迁轨迹无论在革命时期、建设时期,还是改革时期,“三农”问题都是我国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影响农业、农民、农村发展的主要有两个大问题,一是土地为核心的农业生产资料产权的变动；二是农业经营方式的变动。土地为核心的农业生产资料产权制度和农业经营方式的变革决定着村庄主导经济成份,决定着村庄的基本发展状况与演化趋势。本部分重点阐述改革开放以来基于农业经营方式的不同和主要经济成份的不同而形成的集体化村庄与分散型村庄的内涵界定及其基本依据,在分别描述土地改革时期、合作化运动时期、人民公社时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大部分村庄的发展轨迹和演化趋势的基础上,阐述不同时期农村生产方式和发展道路的主要特征和发展绩效。第二部分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村庄的发展演变与发展现状改革开放以来,在大部分村庄家庭承包经营的同时,一部分村庄坚持完善集体层面统一经营,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合作经济,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景象和发展态势。本部分在归纳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不同类型集体化村庄发展轨迹的基础上,结合典型村庄为研究案例,分析这些村庄集体化发展模式的个性特征和共性规律,并着重剖析集体化村庄发展的内在动因、发展现状、发展特征、发展困境、发展经验,及其面临的问题与挑战。第三部分改革开放以来分散型村庄发展演变与发展现状本部分对分散型村庄发展模式既选取小岗村、蒋店村等为典型个例,又进行分类描述,力求从经济发展、民主政治建设、农民组织化水平、村庄公共生活、村容村貌、社会管理、社区福利、价值观念等方面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分散型村庄的发展现状、发展困境,以及产生问题的根源；并着重从农民组织化、村庄集体经济、基层民主政治等方面深刻剖析个体私营经济为主的分散型村庄发展模式的优缺点,揭示改革开放以来分散型村庄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与演化趋势。第四部分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与分散型村庄发展因素与发展能力比较本部分在对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与分散型村庄的发展演变及其发展现状研究的基础上,重点剖析和比较两种类型村庄的内在发展因素和发展能力。本研究把由村庄内在发展因素和发展能力不同所构成的村庄发展力,解构为村庄发展组织力、发展文化力、发展经济力、发展政治力、发展服务力、发展生态力五部分,这些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共同推动和展现了村庄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发展。本章试图通过对集体化村庄和分散型村庄发展组织力、政治力、经济力、文化力、生态力五种发展因素的比较研究,全面展现和比较两种类型村庄基于主要的经济成份、产业结构不同,农民的组织化知识化程度和水平不同,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异同,分析两种类型村庄发展的内在因素及其相互联系,进一步揭示影响村庄发展的内生动力、活力、能力及其规律性因素,以更好地认识和驾驭规律。第五部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模式选择和对策分析——基于城乡一体化的视角集体经济大一统不好,家庭经营一刀切同样有缺陷,应当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和人民群众的现实要求,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不动摇的前提下,因地制宜,推进适度规模经营,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增强村庄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本部分突破“非左即右”的思维范式,基于城乡一体化的视角,对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推进集体化村庄可持续发展、分散型村庄的良性演化,以及财政支农惠农背景下激发村庄内生发展动力与活力等进行分析,力图在融合两种村庄发展模式优势的基础上,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道路、新模式,并提出前瞻性、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
刘继明[7]（2016）在《人境》文中指出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陶渊明第一章大约是二〇〇〇年秋,距中元节还有几天,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河口镇上行人寥落,沿街的店铺冷冷清清,看不到几个顾客;由于接连下了几天的雨,天空灰蒙蒙的,凹凸不平的马路上这儿一窝水,那儿一层泥,人一踩上去,溅起满身的泥浆,稍不小心还会重重地摔一跤;过往的车辆也不得不放慢速度,像甲壳虫一样,歪歪扭扭、小心翼翼地行驶着。
任玲玲[8]（2013）在《浩然与当代文学的政治化写作》文中指出新中国成立后,思想界、文艺界展开了连续不断的批判、改造运动。文艺方针背离文学的功能,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日益扭曲,直至“文革”期间出现“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的局面。浩然是建国以来,“左”的文学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受益者,同时也是受害者。所谓“政治化写作”,是指作家迎合或者根据当局的政治需要,为直接配合政治宣传,而以图解政策、图解社会、图解生活为创作手法的应景式的文艺写作。它是中国革命过程中,为适应革命的政治需要而被不断提倡起来的“左”倾文艺传统的产物,也是作家缺乏起码的文艺价值和文艺个性,而自觉不自觉地阿谀政治的结果。以浩然为典型的政治化写作,是建国以来极“左”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文艺标签。“浩然与当代文学的政治化写作”在运用翔实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主要从三个方面对浩然的政治化写作进了剖析:首先,结合浩然不同阶段的文学创作,分析其如何通过故事结构表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等意识形态化的主题。本文通过分析浩然不同时期的作品内容及创作经过、浩然创作活动与社会政治形势的对应关系,剖析浩然政治化写作的发展过程。浩然早期的短篇小说可以解读为宣传性型文艺作品。这一时期的作品内容几乎都是歌颂新中国农村移风易俗、公而忘私、爱社如家、助人为乐之类的好人好事,是配合国家大事所做的政策宣传。《艳阳天》和《金光大道》是浩然以图解“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主题的政治图解型长篇小说。浩然“文革”期间创作的《西沙儿女》和《三把火》是僵硬的“文革”式写作,是“文革文学”的典型代表。“文革”后,浩然已经不适应时代要求,勉强写了一些反映改革开放的作品,但由于已形成了固定的政治化写作模式,难以有所突破。其次,通过浩然的成长经历,分析浩然政治化写作的思想基因。浩然是一个孤儿,在解放区政府的帮助之下有了家、有了工作。从一个只受过三年多小学教育的农家子弟成长为受人尊敬的党报记者和走进文学殿堂的知名作家,一路革命走来,他有着有表现自己、向上爬的强大动力。对党的感恩戴德和多年从事党报记者的经历,使得浩然在当“文革”假“革命”之名要求文学为其服务时,浩然不但不会觉得别扭,反而会觉得这是题中应有之义,从而顺理成章地沿着这个思路去营构他的作品,去迎合“文革”政治的需要。正是由于这些社会的、政治的客观的条件以及作家自身主观意愿,促成了浩然在“文革”文坛上的特殊地位。最后,通过分析极“左”的时代氛围清理浩然政治化写作的文化逻辑。浩然作品的走红有他的社会氛围。读者、编辑、出版社、评论界,甚至各种各样的座谈会,都有“左”的要求,都在推动浩然去写“左”。浩然的问题,既是他个人问题,又是时代问题。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文革”结束,中国社会整体是一个极“左”时代。浩然要歌颂这个时代,必然要跟着这时代的要求走。建国后对胡风、丁玲、萧也牧、甚至后来对周扬等人文艺思想的批判,导致中国的文艺政策越来越“左”。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合作化、集体化、地主富农的反革命阴谋、批斗党内走资派等这些政治运动,自然成为浩然的作品主题。紧跟政治指挥棒的浩然,至死都坚持自己作为一个“时代歌者”的“真诚”性,对于自己所受到的质疑感到委屈、苦闷。将浩然放在当代思想史的大背景下,运用文学史、社会史、思想史、心态史等跨学科的方法,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政治化写作进行深层次的清理,使文学能够重回批判现实主义的道路,对当下社会文化、文艺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周磊[9]（2012）在《黑龙江省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模式创新研究》文中认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结构调整，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当前，发展现代农业面临着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突出矛盾，转型升级既是农业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根据对我省部分市、县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实地调查研究，在总结和借鉴国内外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模式及经验分析的基础上，对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进行理论分析，认为支持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探索一条符合黑龙江省省情，增加农民收入的发展道路，对于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农业生产经营专业化、产业化、规模化和组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采用实地调查研究、文献研究和案例分析、SWOT分析、相关性分析、国内外对比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黑龙江省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对黑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与农业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提出了黑龙江省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五位一体”协同发展模式的构想和发展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相关建议。
邵喜武[10]（2011）在《吉林省多元化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2004年以来,我国中央1号文件都集中在如何更有效地解决“三农”问题上,尤其是2007年中央1号文件中指出,发展现代农业是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发展现代农业就需要现代农民、现代农业科技;2008年中央1号文件中指出,加强农业科技和服务体系建设是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的客观需要,调动各方面力量参与农业技术推广,形成多元化农技推广网络。吉林省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之一,建立完善的多元化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有利于发挥农技推广在提高农业科技贡献率、增加农民收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论文以技术创新扩散理论、农民行为改变理论、绩效管理理论、系统理论等为基础,通过典型案例分析、贝叶斯（Bayesian）网络分析等方法,综合运用经济学基本理论,对吉林省农业技术推广主体和技术采用主体进行综合研究和分析,认为:农业技术推广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实行诱制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相结合,从远处着眼,近处着手,战略上要有规划,战术上要有方法和策略。通过对美国、日本、泰国等国家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机构设置、运行机制、推广经费来源等方面的研究,提炼总结出各国农业技术推广可资借鉴的经验;通过梳理中国农业技术推广发展历程,探寻当今农业技术推广及其体系建设中可借鉴之处;通过对吉林省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实地调研,分析吉林省农技推广体系建设的整体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论文认为:农业技术推广范围将由传统的种植、养殖技术推广向提升农民素质,塑造新型农民,提高农民创业能力等方面扩展延伸。当前和今后较长的时期内政府部门的农业技术推广都会占有主导地位,会承担大量公益性推广任务。从农业发展的时代背景、农业的比较利益、农民的经济基础以及公共物品理论等角度,分析了政府推广机构承担农技推广公益性职能的必然性。通过对吉林省政府农技推广机构的调研,找出了影响技术推广的关键性问题和制约因素,认为:吉林省政府农技推广机构必须加强终端服务,要因地制宜,选择适合区域资源特点、产业特色的农业技术进行推广,防止推广的技术与需求脱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技术推广是产业组织行为,有其自身的特点,因而本文运用交易费用理论、博弈论及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技术推广进行深入分析,指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技术推广要建立紧密的完善的利益联结方式和利益分配机制,要有效降低农民采用技术的各种风险。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民自发形成的自我服务组织,在规避风险、降低成本、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论文在分析吉林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技术推广和服务方面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要壮大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实力,加强品牌建设,充分发挥产业集群优势。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农业生产资料公司等农业技术推广主体是吉林省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论文认为:需要构建农业科研、教育、推广三方协作模式,充分发挥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在农技推广体系中的积极作用;农业生产资料公司在销售产品同时,增强农业技术推广的主动性,提高农业技术推广的服务质量。农民是农业技术需求的主体,论文采用贝叶斯（Bayesian）网络分析法,通过熵减少量和敏感度分析,确定了影响农民技术采用因素的顺序;通过相关经济学分析,论文认为,只有真正了解农民的技术需求、掌握农民的心理特点及行为规律,分析农民采用技术存在的实际问题,站在农户的角度,有层次、有步骤、有计划、有区别地进行技术推广,才能提高技术推广效率,才会降低农户采用新技术的风险。在对农业技术推广主体和技术采用主体分析的基础上,从农业技术推广的主体性要素、资源性要素、环境性要素等三方面进行系统分析,建立了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构建了吉林省多元化的农业技术推广协同运行机制,以促使农技推广资源优化配置。
二、以合作社为靠山 走共同富裕之路（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以合作社为靠山 走共同富裕之路（论文提纲范文）
（2）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研究（1953-195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起及意义 |
| 0.1.1 选题的缘起 |
| 0.1.2 选题的意义 |
| 0.2 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
| 0.2.1 国内关于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研究 |
| 0.2.2 国外关于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研究 |
| 0.3 概念界定 |
| 0.3.1 湘潭县的区域范围界定 |
| 0.3.2 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对象的界定 |
| 0.3.3 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范围的界定 |
| 0.4 基本思路 |
| 0.5 理论方法与创新 |
| 0.5.1 理论方法 |
| 0.5.2 创新之处 |
| 第1章 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背景 |
| 1.1 新中国成立前湘潭县手工业的发展状况 |
| 1.2 新中国成立后湘潭县手工业的发展状况 |
| 1.3 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必然性 |
| 1.3.1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 |
| 1.3.2 人民政权的巩固 |
| 1.3.3 阶级关系发生的变化 |
| 第2章 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与发展历程 |
| 2.1 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 |
| 2.1.1 中央关于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 |
| 2.1.2 湖南省关于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 |
| 2.1.3 湘潭县关于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 |
| 2.2 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发展历程 |
| 2.2.1 新中国成立后湘潭县手工业行业的恢复与发展 |
| 2.2.2 湘潭县手工业合作化的发展历程 |
| 第3章 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主要改造对象及组织形式 |
| 3.1 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改造对象 |
| 3.1.1 改造对象类型 |
| 3.1.2 改造对象的思想情况变化 |
| 3.2 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组织形式类型 |
| 3.2.1 手工业供销生产小组 |
| 3.2.2 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 |
| 3.2.3 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
| 3.2.4 其他辅助合作组织 |
| 3.3 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合作组织形式的发展 |
| 3.3.1 合作组织的建立 |
| 3.3.2 合作组织的发展 |
| 3.3.3 合作组织的巩固 |
| 第4章 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产、供、销及其与工农业等部门的矛盾 |
| 4.1 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产、供、销 |
| 4.1.1 手工业产品的原料供应 |
| 4.1.2 手工业产品的生产 |
| 4.1.3 手工业产品的销路 |
| 4.1.4 产、供、销平衡问题 |
| 4.2 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手工业部门与其他工农业部门的矛盾 |
| 4.2.1 手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的矛盾 |
| 4.2.2 手工业部门与工商业及其他部门的矛盾 |
| 第5章 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收益分配及福利制度 |
| 5.1 收益分配方式 |
| 5.1.1 生产资料的折价及股金缴纳 |
| 5.1.2 工资分配情况 |
| 5.2 福利制度 |
| 5.2.1 福利待遇 |
| 5.2.2 福利事业 |
| 第6章 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效及启示 |
| 6.1 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存在的问题 |
| 6.2 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取得的成效 |
| 6.3 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总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附录 A 湘潭县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章程 |
| 附录 B 湘潭县手工业供销生产小组组织简则(草案) |
| 附录 C 湘潭县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章程(草案)一九五五年七月 |
| 附录 D 湖南省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供销生产社、供销生产小组登记暂行办法(草案) |
| 附录 E 湘潭县一九五五年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供销社、供销生产小组建社、建组计划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3）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文献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关于乡村治理的研究 |
| 1.3 研究的基本思路、重难点和创新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重点和难点 |
| 1.3.3 研究创新点 |
| 1.3.4 研究方法 |
| 1.4 相关概念界定 |
| 1.4.1 治理 |
| 1.4.2 乡村治理 |
| 第2章 马克思主义关于乡村治理的理论渊源 |
| 2.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乡村治理的相关思想 |
| 2.1.1 关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基础地位的思想 |
| 2.1.2 关于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促进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思想 |
| 2.1.3 关于农业规模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思想 |
| 2.1.4 关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思想 |
| 2.2 列宁、斯大林关于乡村治理的相关思想 |
| 2.2.1 关于农业基础地位的思想 |
| 2.2.2 关于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思想 |
| 2.2.3 关于通过合作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思想 |
| 2.2.4 关于利用市场机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思想 |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思想的探索发展 |
| 3.1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乡村建设思想 |
| 3.1.1 以“耕者有其田”为目标的乡村探索思想 |
| 3.1.2 “政社合一”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整合思想 |
| 3.2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思想 |
| 3.2.1 邓小平农村农业改革与发展的相关思想 |
| 3.2.2 “三个代表”引领下的农村建设思想 |
| 3.2.3 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新农村建设相关思想 |
| 3.2.4 习近平乡村振兴相关思想 |
| 3.3 中国共产党加强乡村治理取得的成效 |
| 3.3.1 乡村治理领导地位得以巩固 |
| 3.3.2 乡村治理依靠力量得以凝聚 |
| 3.3.3 乡村治理物质基础得以夯实 |
| 3.3.4 乡村治理外部条件得以保障 |
| 3.3.5 乡村治理建设热情得以激发 |
| 第4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困境分析 |
| 4.1 乡村治理主体的乏力共生 |
| 4.1.1 村内外居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融合困境 |
| 4.1.2 村干部亲“政务”疏“村务”的身份冲突 |
| 4.1.3 基层政权参与乡村治理的角色错位 |
| 4.2 乡村治理资源的张力运转 |
| 4.2.1 乡村治理财力整体匮乏 |
| 4.2.2 乡村治理项目非专项运行 |
| 4.2.3 乡村土地资源非集约利用 |
| 4.3 乡村治理手段的策略化选择 |
| 4.3.1 乡镇掌控基层民主意图时有突显 |
| 4.3.2 乡村治理文牍主义偶有蔓延 |
| 4.3.3 乡村干部维稳追求单维可控 |
| 4.4 乡村治理绩效的离散趋向 |
| 4.4.1 乡村公共产品自主供给低效 |
| 4.4.2 乡村公共文化原子化呈现 |
| 4.4.3 乡村共同体凝聚力下降 |
| 4.5 乡村利益格局的持续分化 |
| 4.5.1 村民利益分配非均衡发展 |
| 4.5.2 乡村利益主体持续动态博弈 |
| 第5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困境之缘由阐释 |
| 5.1 现代国家建构视阈下的乡村治理张力缘由 |
| 5.1.1 现代国家建构背景下的整合与释放 |
| 5.1.2 冲突与博弈:乡村治理的国家建构张力 |
| 5.1.3 缺失与紧张:基层政权的“非正式运转”逻辑 |
| 5.2 社会分化视阈下的乡村治理群体分层影响 |
| 5.2.1 改革开放后乡村治理群体的非充分发展 |
| 5.2.2 精英与能人: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理性小农 |
| 5.2.3 普众与老弱:乡村治理过程中的边缘群体 |
| 5.3 社会化小农视阈下的乡村治理态度影响维度 |
| 5.3.1 社会交互进程中的小农货币约束 |
| 5.3.2 进城与务工:乡村公共事务无暇关注 |
| 5.3.3 留守与务农:乡村振兴的中坚守望 |
| 5.4 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场域影响维度 |
| 5.4.1 中国城乡融合发展历程 |
| 5.4.2 近郊农村:城市冲击与乡村惯性的张力场域 |
| 5.4.3 远郊农村:传统种植与特色农业的本色使命 |
| 第6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体制创新路径 |
| 6.1 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的框架建构 |
| 6.1.1 确立乡村治理的振兴愿景 |
| 6.1.2 探索乡村治理的自治路径 |
| 6.1.3 健全乡村治理的法治保障 |
| 6.1.4 挖掘乡村治理的德治内核 |
| 6.2 基层党组织统领乡村治理的地位强化 |
| 6.2.1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乡村经济建设的引领者 |
| 6.2.2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农村政治发展的推动者 |
| 6.2.3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乡村和谐社会的护航者 |
| 6.2.4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美丽乡村的建设者 |
| 6.2.5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促进者 |
| 6.3 基层政府主导乡村治理的职能完善 |
| 6.3.1 基层政府职能的时代型塑 |
| 6.3.2 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的高效提升 |
| 6.3.3 “乡政”与“村治”指导关系的理顺 |
| 6.4 市场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资源延伸 |
| 6.4.1 农村资源要素的市场蝶变 |
| 6.4.2 市场力量参与乡村治理的平台搭建 |
| 6.4.3 积极构建市场导向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
| 6.5 民间社会组织协同乡村治理的活力释放 |
| 6.5.1 民间社会组织与基层权威系统的双维均衡 |
| 6.5.2 民间社会规范与正统制度体系的治理包容 |
| 6.5.3 民间社会组织促进乡村治理的空间延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4）习近平关于乡村振兴重要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习近平关于乡村振兴重要论述的提出和形成 |
| 2.1 乡村振兴的提出和涵义 |
| 2.1.1 乡村振兴的提出 |
| 2.1.2 乡村振兴的涵义 |
| 2.2 习近平关于乡村振兴重要论述形成的时代背景 |
| 2.2.1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 2.2.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实现伟大目标的需要 |
| 2.2.3 我国“三农”工作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
| 2.3 习近平关于乡村振兴重要论述形成的理论来源 |
| 2.3.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三农”重要论述 |
| 2.3.2 毛泽东关于“三农”重要论述 |
| 2.3.3 邓小平关于“三农”重要论述 |
| 2.3.4 江泽民关于“三农”重要论述 |
| 2.3.5 胡锦涛关于“三农”重要论述 |
| 2.4 习近平关于乡村振兴重要论述形成的主观因素 |
| 2.4.1 知青岁月时的“三农”情怀 |
| 2.4.2 地方工作时的“三农”感悟 |
| 第3章 习近平关于乡村振兴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 |
| 3.1 习近平关于乡村振兴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
| 3.1.1 乡村振兴的总目标、总方针、总要求 |
| 3.1.2 乡村振兴的五大中心任务 |
| 3.1.3 脱贫攻坚是乡村振兴的优先任务 |
| 3.2 习近平关于乡村振兴重要论述的基本特征 |
| 3.2.1 战略的高度性 |
| 3.2.2 鲜明的人民性 |
| 3.2.3 问题的导向性 |
| 3.2.4 内容的全面性 |
| 3.2.5 独特的创新性 |
| 第4章 习近平关于乡村振兴重要论述的理论意义和时代价值 |
| 4.1 习近平关于乡村振兴重要论述的理论意义 |
| 4.1.1 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三农”重要论述 |
| 4.1.2 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关于“三农”重要论述 |
| 4.1.3 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
| 4.2 习近平关于乡村振兴重要论述的时代价值 |
| 4.2.1 为推进“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指导 |
| 4.2.2 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 |
| 4.2.3 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5）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及其收益分配 ——以山西省为中心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学术史梳理 |
| 三 研究内容与架构 |
| 四 运用资料与方法 |
| 五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传统农民经济组织与西方合作思想实践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农民经济组织 |
| 第二节 中国近代农民经济组织的探索 |
| 第三节 西方合作思想传播和中国农村合作运动 |
| 第四节 日伪统治时期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
| 小结 |
| 第二章 土地私有个体经营时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及其收益分配 |
| 第一节 根据地时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及其收益分配 |
| 第二节 合作化时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及其收益分配 |
| 小结 |
| 第三章 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经营时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及其收益分配 |
| 第一节 人民公社制度的形成 |
| 第二节 人民公社时期的收益分配 |
| 第三节 人民公社改制的动因 |
| 小结 |
| 第四章 土地集体所有家庭经营时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及其收益分配 |
| 第一节 农民的现实诉求和组织发动 |
| 第二节 国家分配理论的政策牵引 |
| 第三节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体制 |
| 第四节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社会分化 |
| 第五节 山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收益分析 |
| 第六节 农村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 |
| 小结 |
| 第五章 基于山西数据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数据准备和预处理 |
| 第二节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第三节 模型分析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6）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与分散型村庄发展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综述,选题的价值和意义 |
| (一) 选题的价值和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二 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基本观点、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之处 |
| (一) 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二) 本研究的基本观点 |
| (三)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
| (四)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五) 本研究的特色说明以及问题与不足 |
| 第一章 集体化村庄与分散型村庄的内涵界定及其变迁轨迹 |
| 一 集体化村庄与分散型村庄的内涵界定 |
| (一) 分散型村庄与集体化村庄的内涵 |
| (二) 关于集体化村庄与分散型村庄内涵界定的依据及其说明 |
| 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村庄变迁轨迹及其发展绩效研究 |
| (一) 土地改革时期土地农民所有、家庭经营 |
| (二) 农业合作化时期土地农民所有、合作经营 |
| (三) 人民公社化时期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经营 |
| (四) 家庭承包经营时期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 |
| 三 农业集体化时代农村发展绩效及其评价 |
| (一) 农业集体化时代发展绩效分析 |
| (二) 农业集体化时代发展绩效的原因探析 |
| (三) 农业集体化体制的缺陷与不足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村庄的发展演变与发展现状 |
| 一 改革开放以来不同类型集体化村庄的发展演变 |
| (一)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村庄发展的不同类型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村庄发展的共性特征分析 |
| (三) 改革开放新时期与人民公社时期集体化村庄发展比较分析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村庄发展的内在动因与困境分析 |
| (一)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村庄发展的内在动因分析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村庄的发展困境与问题分析 |
| 三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村庄的发展经验及其质疑与困惑 |
| (一)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村庄发展经验分析 |
| (二) 关于集体化村庄发展的质疑与困惑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分散型村庄发展演变与发展现状 |
| 一 改革开放以来分散型村庄的发展演变——以蒋店村为例 |
| (一) 从蒋店村看分散型村庄的发展演化及其现状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分散型村庄发展的不同类型 |
| (三) 改革开放以来分散型村庄发展的共性特征 |
| (四) 改革开放以来分散型村庄与传统小农村庄比较分析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分散型村庄家庭经营制度下个体农民的博弈困境 |
| (一) 改革开放以来家庭承包经营的绩效分析 |
| (二) 个体农民在市场经济中的弱势博弈困境 |
| (三) 个体农民在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工业化中的博弈困境 |
| (四) 个体农民在乡村公共事业发展和基础建设中的博弈困境 |
| (五) 个体农民在基层政权体系和乡村社会治理中的弱势困境 |
| 三 改革开放以来分散型村庄农民的生活现状及其组织化困境 |
| (一) 改革开放以来分散型村庄农民的生活现状及其问题——以蒋店村为例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分散型村庄与集体化村庄生活比较分析 |
| (三) 改革开放以来分散型村庄组织化困境分析 |
| 四 改革开放以来分散型村庄集体经济发展现状与困境 |
| (一)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经济的内涵及其主要特征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分散型村庄发展集体经济的必要性 |
| (三) 改革开放以来分散型村庄集体经济发展现状 |
| (四) 改革开放以来分散型村庄集体经济发展困境与主要障碍 |
| 五 改革开放以来分散型村庄村民自治的现状与问题 |
| (一) 改革开放以来分散型村庄村民自治的形成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分散型村庄村民自治的现状与问题 |
| (三) 人民公社体制与乡政村治体制的比较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与分散型村庄内在发展因素与发展能力比较 |
| 一 集体化与分散型村庄发展因素与能力解构及其内在联系 |
| (一) 村庄发展因素解构 |
| (二) 村庄发展因素的内部联系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与分散型村庄发展组织力比较 |
| (一)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与分散型村庄农民组织化程度和水平的比较 |
| (二) 集体化村庄与分散型村庄发展组织力差异的原因探析 |
| (三)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与分散型村庄农民组织化路径和模式的比较2( |
| (四)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与分散型村庄农民组织化载体和效果的比较2( |
| 三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与分散型村庄发展经济力比较 |
| (一)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与分散型村庄发展经济力衡量指标研究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与分散型村庄农业经营方式比较 |
| (三)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与分散型村庄经济成份和产业发展的比较 |
| 四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与分散型村庄发展政治力比较 |
| (一) 村庄发展政治力的内涵及其衡量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与分散型村庄治理能力比较 |
| (三)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与分散型村庄公共服务能力比较 |
| 五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与分散型村庄发展文化力比较 |
| (一) 村庄发展文化力的作用及其特有属性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与分散型村庄精神文化生活和价值观念的差异及其原因探析 |
| 六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与分散型村庄发展生态力比较 |
| (一) 村庄发展生态力的内涵及其重要作用分析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和分散型村庄发展生态力的差异及其原因探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路径选择和对策分析 |
| 一 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方向与路径选择 |
| (一) 城乡差异化非均衡发展探析 |
| (二) 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方向选择：差异性一体化发展 |
| (三) 城乡差异性一体化发展的路径选择：内外结合、标本兼治 |
| 二 集体化村庄的可持续性发展的路径探讨 |
| (一) 集体化村庄发展可持续的根本物质保障 |
| (二) 集体化村庄发展可持续的核心要素 |
| (三) 集体化村庄发展可持续的关键要素 |
| (四) 集体化村庄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 |
| (五) 推进集体化村庄可持续发展需要处理好的几个问题 |
| 三 不同农业经营体系的选择与分散型村庄的未来 |
| (一) 当前我国农业的主要经营方式及其演化趋势分析 |
| (二) 不同类型农业经营体系的选择及其构建 |
| (三) 基于不同类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分散型村庄的未来发展 |
| 四 完善集体层面统一经营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 |
| (一)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重点是完善集体层面统一经营 |
| (二) 构建集体层面统一经营为主导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
| (三) 完善农村集体层面统一经营的路径与对策 |
| 五 财政支农与农村内生发展动力的培育 |
| (一) 土地财政与村庄整治 |
| (二) 财政支农与新农村建设困境分析 |
| (三) 财政支农资金管理体制改革与方向选择 |
| 本章小结 |
| 本项目调研数据信息说明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人境（论文提纲范文）
| 第一章 |
| 第二章 |
| 第三章 |
| 第四章 |
| 第五章 |
| 第六章 |
| 第七章 |
| 第八章 |
| 第九章 |
| 第十章 |
| 第十一章 |
| 第十二章 |
| 第十三章 |
| 第十四章 |
| 第十五章 |
| 第十六章 |
| 第十七章 |
| 第十八章 |
| 第十九章 |
| 第二十章 |
| 第二十一章 |
| 第二十二章 |
| 第二十三章 |
| 第二十四章 |
| 第二十五章 |
| 第二十六章 |
| 第二十七章 |
| 第二十八章 |
| 第二十九章 |
| 第三十章 |
| 第三十一章 |
（8）浩然与当代文学的政治化写作（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状况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悄然归去的浩然 |
| 第一节 孤独的落幕 |
| 第二节 为谁写作 |
| 第二章 家庭出身和青年时代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的歌者 |
| 一、从孤儿到户主 |
| 二、记者生涯 |
| 第二节 作家梦 |
| 一、一张“作家证” |
| 二、从《红旗》到北京市文联 |
| 第三章 早期创作活动 |
| 第一节 “文革”前的短篇小说 |
| 一、主要作品集 |
| 二、作品的主要内容 |
| 第二节 创作经验 |
| 一、无产阶级理想人物的塑造 |
| 二、创作公式 |
| 第三节 评论界对浩然短篇小说的评价 |
| 一、肯定浩然对社会主义新生活、新事物的歌颂 |
| 二、批评浩然对阶级斗争表现不足 |
| 第四章 《艳阳天》的创作及其社会影响 |
| 第一节 创作背景及经过 |
| 一、《艳阳天》的创作背景 |
| 二、《艳阳天》的创作经过 |
| 第二节 《艳阳天》的主要内容与改编 |
| 一、主要内容 |
| 二、《艳阳天》的版本差异与不同时期的推介 |
| 三、小说文本的外溢 |
| 第三节 阶级斗争的文学描述 |
| 一、《艳阳天》的创作特色 |
| 二、《艳阳天》里的阶级阵营与阶级矛盾 |
| 三、《艳阳天》关于阶级斗争的日常化、生活化的描述 |
| 第四节 评论界对《艳阳天》的解读与批判 |
| 一、“文革”时期的评论 |
| 二、“文革”后的评论 |
| 第五章 《金光大道》的创作及其影响 |
| 第一节 《金光大道》的创作经过及主要内容 |
| 一、《金光大道》创作经过 |
| 二、《金光大道》的主要内容 |
| 第二节 农业合作化的历史叙述与文学叙述 |
| 一、“农业合作化”的历史叙述 |
| 二、“农业合作化”的文学叙述 |
| 第三节 《金光大道》的政治宣讲 |
| 一、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
| 二、“高大全”的示范性与样板性 |
| 三、革命话语对日常生活的入侵 |
| 第四节 小说文本的外溢 |
| 一、小说文本的改编 |
| 二、电影《金光大道》的拍摄与影响 |
| 第五节 《金光大道》的相关评论 |
| 一、“文革”期间的评价 |
| 二、“文革”后的评价 |
| 第六章 “文革”中的经历及其它创作 |
| 第一节 “文革”期间经历 |
| 一、走红的农民作家 |
| 二、“文革”中两桩公案 |
| 第二节 《西沙儿女》的创作与影响 |
| 一、《西沙儿女》的创作 |
| 二、《西沙儿女》内容与特色 |
| 第三节 迎合与彷徨:《百花川》创作与修改 |
| 一、《百花川》的内容 |
| 二、从《三把火》到《百花川》 |
| 第四节 对“文革”期间浩然的评价 |
| 一、浩然作品的评价 |
| 二、对浩然“文革”表现的评论 |
| 第七章 “文革”后浩然的境况和文学活动 |
| 第一节 遁走“泥土巢” |
| 一、“文革”后的经历 |
| 二、“文艺绿化”工程 |
| 第二节 “文革”后的创作 |
| 一、“反思”过去寻找新出路 |
| 二、主要作品 |
| 三、对浩然“文革”后作品的评价 |
| 第八章 浩然作品的艺术分析 |
| 第一节 浩然创作的四个阶段 |
| 第二节 政策、主题与故事情节 |
| 第三节 语言特色 |
| 第九章 浩然政治化写作的文化逻辑 |
| 一、浩然晚年受到的批评 |
| 二、浩然政治化写作的逻辑分析 |
| 附录1 打倒“四人帮”后浩然在北京市文联恢复大会上的检讨 |
| 附录2 浩然关于老舍之死的第一次访谈 |
| 附录3 浩然作品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黑龙江省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模式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状况综述 |
| 1.3.1 国外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研究综述 |
| 1.3.2 国内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研究综述 |
| 1.4 研究方法及结构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结构 |
| 第2章 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理论分析 |
| 2.1 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界定 |
| 2.1.1 区分几个概念 |
| 2.1.2 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类型及功能 |
| 2.2 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理论基础 |
| 2.3 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创新的动力及激励因素分析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黑龙江省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
| 3.1 黑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现状分析 |
| 3.1.1 黑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现状 |
| 3.1.2 黑龙江省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与农业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分析 |
| 3.1.3 黑龙江省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作用 |
| 3.2 黑龙江省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 3.3 黑龙江省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
| 3.3.1 外部制约因素 |
| 3.3.2 内部制约因素 |
| 3.4 黑龙江省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 SWOT 分析 |
| 3.4.1 SWOT 分析方法概述 |
| 3.4.2 黑龙江省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 SWOT 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国内外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模式及经验分析 |
| 4.1 国外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模式 |
| 4.1.1 国外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分类 |
| 4.1.2 国外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主要特点 |
| 4.1.3 几个典型的国外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模式 |
| 4.2 国内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模式 |
| 4.2.1 国内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模式分类 |
| 4.2.2 几个典型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模式 |
| 4.3 国内外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经验分析 |
| 4.3.1 国内外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比较分析 |
| 4.3.2 国外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经验分析 |
| 4.3.3 国内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经验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黑龙江省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模式的构建及相关建议 |
| 5.1 黑龙江省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模式构建的意义 |
| 5.2 黑龙江省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模式的构建标准 |
| 5.3 黑龙江省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模式的构建 |
| 5.3.1 “五位一体”协同发展模式的建立 |
| 5.3.2 五位一体协同发展模式的体系构成 |
| 5.4 黑龙江省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协同发展模式的模块选择 |
| 5.5 黑龙江省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对策建议 |
| 5.5.1 加强宣传和引导 |
| 5.5.2 提供政策和法律保障 |
| 5.5.3 强化市场参与机制 |
| 5.5.4 形成多元的投入机制 |
| 5.5.5 实行产学研相结合的机制 |
| 5.5.6 强化管理机制建设 |
| 5.5.7 培养高素质的新型农民 |
| 5.6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个人简历 |
（10）吉林省多元化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 |
| 1.2 相关研究文献评述 |
| 1.3 研究的目标和程序 |
| 1.4 研究的概念界定、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5 本论文可能创新点 |
| 第二章 农业技术推广的相关理论 |
| 2.1 技术创新扩散理论 |
| 2.2 农民行为改变理论 |
| 2.3 绩效管理理论 |
| 2.4 系统理论 |
| 第三章 国外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及其经验借鉴 |
| 3.1 美国“三位一体”的农业推广体系 |
| 3.2 日本的协同农业普及事业 |
| 3.3 泰国农业技术推广体系 |
| 3.4 国外农业推广体系经验借鉴 |
| 第四章 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的历史与现状 |
| 4.1 中国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的历史与现状 |
| 4.2 吉林省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的历史 |
| 4.3 吉林省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
| 第五章 政府推广机构农业技术推广 |
| 5.1 政府推广机构承担农业技术推广的公益性职能分析 |
| 5.2 吉林省政府推广机构农业技术推广现状透视 |
| 5.3 政府推广机构农业技术推广模式评价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业技术推广 |
| 6.1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业技术推广的特点及经济学分析 |
| 6.2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业技术推广的主要模式分析 |
| 6.3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业技术推广问题分析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业技术推广 |
| 7.1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历史 |
| 7.2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业技术推广经济学分析 |
| 7.3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业技术推广的主要模式 |
| 7.4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业技术推广问题分析 |
| 7.5 小结 |
| 第八章 其它主体农业技术推广 |
| 8.1 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农业技术推广 |
| 8.2 农业生产资料公司农业技术推广 |
| 8.3 小结 |
| 第九章 农业技术需求主体——农民 |
| 9.1 农民素质概况 |
| 9.2 农民技术需求结构分析 |
| 9.3 农民采用技术的心理学和经济学分析 |
| 9.4 农民采用技术的贝叶斯网络分析 |
| 9.5 小结 |
| 第十章 吉林省多元化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优化对策 |
| 10.1 农业技术推广主体性要素建设 |
| 10.2 农业技术推广资源性要素建设 |
| 10.3 农业技术推广环境性要素建设 |
| 研究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四、以合作社为靠山 走共同富裕之路（论文参考文献）
- [1]乡村振兴进程中黔东南民族地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研究[D]. 文成. 福建师范大学, 2020
- [2]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研究（1953-1956）[D]. 张晶宇. 湘潭大学, 2020(12)
- [3]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研究[D]. 阳斌.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3)
- [4]习近平关于乡村振兴重要论述研究[D]. 曹伟波. 大连海事大学, 2019(06)
- [5]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及其收益分配 ——以山西省为中心的分析[D]. 贺福中. 山西大学, 2017(02)
- [6]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与分散型村庄发展比较研究[D]. 冯道杰. 山东大学, 2016(10)
- [7]人境[J]. 刘继明. 芳草, 2016(02)
- [8]浩然与当代文学的政治化写作[D]. 任玲玲. 南京大学, 2013(07)
- [9]黑龙江省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模式创新研究[D]. 周磊.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2(05)
- [10]吉林省多元化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研究[D]. 邵喜武. 吉林农业大学, 20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