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增加商业投入,适应人口发展需要（论文文献综述）
李致江[1]（2019）在《水族人口均衡发展问题研究 ——基于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的调查》文中指出水族是我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水族人口规模为41.18万人,主要聚居于黔桂交界的龙江与都柳江上游,贵州省三都县是我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全国约63%的水族人口聚集于此。研究发现,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民族人口政策、民族教育政策、民族经济政策等的支持下,水族人口发展取得重大成就,具体表现为人口素质逐步提高、人口城镇化率稳步提升、人口产业结构与人口职业结构不断优化、人口流动日益加剧。但是,水族人口发展与全国、汉族、少数民族人口平均发展水平相较仍有差距,不仅面临人口增长速度锐降、人口身体素质较差、人口文化素质较低、人口老龄化严重、人口性别比失调与人口单向流迁等内部非均衡发展问题,而且存在人口城镇化率低、人口产业结构滞后、人口职业结构不合理、人口相对贫困、人口与资源环境矛盾突出等外部非均衡发展问题。水族人口非均衡发展问题的原因既与以往计划生育政策过严、民族政策不完善有关,又与水族地区自然环境脆弱、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相连,同时也与社会流动带来的民族文化变迁相接,是自然、经济、社会、文化与政策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完善人口发展战略,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人口均衡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的主要指向。当下,水族人口虽然存在一系列非均衡发展问题,但同时亦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为水族人口均衡发展创造了生育空间,民族政策为水族人口均衡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经济发展为水族人口均衡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水族人口均衡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绿色发展理念为水族人口均衡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方向引领。为实现水族人口均衡发展,首先,应强化水族人口内部均衡发展的政策支持。全面贯彻落实二孩生育政策,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综合应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积极化解人口老龄化风险;其次,应加快水族经济发展步伐。重点提升人口城镇化水平,优化人口职业结构,推进人口产业结构均衡发展。再次,应优化水族人口均衡发展的社会环境。提升人口社会保障水平,扎实推进精准扶贫战略,加强医疗卫生事业建设。最后,应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这不仅对水族人口与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会对其他少数民族人口均衡发展产生一定的参照示范作用,更重要的是对实现我国民族平等、民族发展、民族地区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与乡村振兴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米瑞华[2]（2015）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境内段)人口空间结构研究》文中指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经济战略部署为国家生产力布局适度调整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提供了预期。在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进程中,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要素将更加集聚。国内外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交通运输、经济、文化、旅游、地缘、生态、考古等方面,关于丝绸之路人口空间结构的系统研究较少。人是经济建设的主体,同时又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丝绸之路经济带生产要素布局要以人口空间结构特征为基本依据之一,以使产业布局具有良好的人力资本环境和经济效率,同时权衡使经济建设和发展的成果为更多人所享受的社会治理目标。当下,我国人口结构失衡情况日益突出,甚至超越人口数量矛盾成为我国未来人口生态建设的主要问题。而人口空间结构研究使人口结构矛盾和人口一经济压力凸显于地图空间中,为经济、社会治理工具的合理开发提供依据。而该领域研究的缺失必然会对政策制定形成误导,导致地方政府只以局部人口数量和结构的总量和均量值作为政策依据,而难以察觉区域人口构成在整个经济带中的地位、特色及其影射的经济潜力和社会治理重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面临水资源、土壤沙漠化等环境约束,需要吸取古代人类大规模开垦活动的经验和教训,使城镇化、工业化过程能够适应当地的基础生态环境而得以可持续发展,因此需要慎重考察产业布局和人口空间结构的历史、现状及趋势。古丝绸之路人口空间结构变动过程研究中,以文献研究、人口数据空间化、归纳分析等方法,对两汉、隋唐、辽宋、元、明、清代等六个历史时期的人口空间分布格局进行模拟,分析了影响古丝绸之路沿线人口分布变动的重要因素,并对每一历史时期的人口空间结构特征进行简单的概况。在此基础上,提炼繁荣时期丝绸之路的人口空间结构特征。研究发现古丝绸之路在西北边疆拉锯式收缩扩张的政治周期中,其人口分布几经聚散,人口构成不断更替,生产力和文化在盛唐时期最为发达,丝绸之路沿线商旅延绵,起点城市长安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际化大都市,但随着唐末爆发的连绵战争,以及西域政权割据、气候变化、政治经济中心南移、海运兴起等各种影响因素,长安城迅速衰落,丝路沿线人口生态环境也不断恶化。丝绸之路繁荣昌盛时期往往具有起点城市人口密集、丝路沿线人口空间分布连续、途径地区生产力和文化先进等人口空间结构特点,而丝绸之路萧条时期则正相反。当下丝绸之路经济带正处于国内外政治环境和经济秩序稳定的关键发展期,“以古鉴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应重视西安作为经济增长极的作用、人口适度集聚于适宜发展区、充分向西开放、重视向西道路交通建设,并依靠科技手段保护环境和恢复生态。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口空间结构现状研究,以人口密度格网化方法和人口构成趋势面分析方法,绘制人口密度格网分布图和人口构成空间分布图,通过地图叠加比较了各省、地区的人口空间分异情况；采用因子分析法约减人口空间结构变量以减少信息冗余和共线性,在此基础上通过聚类分析得到研究区域的人口区划,以充分解释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口空间结构现状的关键特征。研究发现2010年丝绸之路人口密集区集中分布在陕西关中、甘肃陇中、陇东南及河西走廊、青海西宁和海东地区、宁夏银川平原、以及新疆天山南北坡、伊宁平原、塔里木盆地外缘的绿洲地带等。人口格网密度分布反映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各个区域人口承载力的有限性和差异性,且这种差异化格局的存在具有长期性、客观性和稳定性。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口自然构成、年龄构成、教育构成、人均收入、产业构成、城镇化水平等26个人口专题地图,反映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人口属性分布各具特征,空间分异较大,各省区、各地区人口发展所处阶段具有差异性,陕甘等地人口老龄化逐渐加剧,青、宁、新三省区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尚处在人口快速惯性增长阶段,尤其是南疆三地州、青海玉树、果洛等州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较高,人口受教育年限较低、人均收入较低,是人口压力相对较大的地区；西安、乌鲁木齐等五大省会城市高素质人力资本聚集,外来人口比重大,第三产业人口比重大,是人口城镇化的主要承接区；陕北能源化工基地、甘青新交界处等矿区人口以第二产业人口为主,人均收入最高,劳动适龄人口比重大,性别比最高,人口迁移流动较大；基于因子分析方法约减变量以消除重复和冗余信息,得到“年龄结构因子”、“家庭规模因子”、“医疗卫生因子”、“民族因子”、“教育因子”、“收入与城市化因子”六个主成分,对其进行聚类分析,将360个区县聚为“人口快速增长的农业贫困区”、“水土流失型农业人口迁出区”、“人口较快增长的农业发展区”、“率先进入老龄化的综合发展区”、“外来人口聚集的高收入资源区”、“人口城镇化的重点承载区”六大人口区划,便于准确直观的把握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口空间结构的关键特征,并为预测和优化建议等人口规划工作提供了理论依据。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口空间结构变动的动力机制研究方面,主要采用边际理论分析人口空间结构变动的家庭决策过程,并分析人口城镇化的动力机制及其对城乡经济发展的效应,考虑新型城镇化、道路交通建设、互联网贸易和新物流、国际化大都市建设、相关制度改革、资源环境约束等因素对人口空间结构的影响,并以数学模型表达人口空间结构变动的动力机制。研究发现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经济要素空间格局对人口空间结构的回归系数较为显着。经济规律通过作用于人口的自然变动（出生率、死亡率及二者速度差决定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和人口机械变动（当前主要是人口城镇化）而对人口空间结构变动发挥作用；人口城镇化促使城镇人口增长、就业增加、技术进步及市场扩大,并促使农村地区劳动力减少、人均收入提高及农业技术进步。人口空间结构变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主要有：新型城镇化和互联网贸易促进人口城镇化的同时,平抑人口密度阶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减小人口空间位移成本,促进人口点、轴状聚集；国际化大都市建设将促使人口向西安等区域特大城市加速聚集；制度改革将减轻人口迁移流动的“配重”,促进人口向城镇聚集；资源环境对人口空间结构变动形成约束条件；基于以上分析设计一个人口空间结构变动的简单模型,以简明的表达其变动机制。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口空间结构预测部分,主要采用人口灰色动态预测方法预测人口,并基于格网化和趋势面方法进行预测值的空间化,基于预测结果给出未来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口分布的经济效率评价和优化建议。研究发现2010～2020年间,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口快速增长,增长较快的区域主要为大中型城市、资源工业型经济热点地区、以及新疆、青海的少数民族聚居区；2020-2030年间,陕西、甘肃大部分区县进入人口拐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大部分区县仍处于人口惯性增长阶段；大中城市人口聚集,城市人口密度不断增加,城市空间扩展；2030～2040年间,人口迁移的主流仍然是农业地区向城镇聚集,但迁移总量较前一个预测期略低,陕甘地区人口老龄化非常严重,人口规模持续减少,宁青新三省区将成为人口主要迁出区；大城市“郊区化”现象普遍出现；2040～2050年间,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口城镇化过程基本实现,大部分人口居住在各级城市或城镇中,人口聚集度非常高,农村人口继续向城市转移的规模非常小,城乡二元的界限模糊,由于人口老龄化、人口密度过大、以及农村生活环境的改善,“人口郊区化”和“逆城市化”在各大中城市普遍出现。2050年人口格网密度分布图的空间基本形态与2010年相似,但大中城市人口密度有大幅增加,沿丝绸之路经济带形成明显的珠串状人口空间分布格局；以国际化大都市西安为起点,人口分布沿丝绸之路主干道（主要是陇海—兰新—北疆—南疆铁路）具有明显的点轴状特征,人口增长较快的城市主要有西安、成阳、宝鸡、榆林、延安、兰州、武威、金昌、嘉峪关、张掖、酒泉、西宁、格尔木、银川、吴忠、石嘴山、乌鲁木齐、克拉玛依、石河子、昌吉、奎屯、伊宁、库尔勒、喀什等区域中心城市,茫崖、若羌、哈密等过去人口密度较低的城市由于南疆铁路环线的建成通车而导致人口较快增长,而陕南地区、甘南、陇南、玉树、果洛、西海固、南疆三地州等地区将成为主要的人口迁移疏散区；由于少子化、老龄化及人口城镇化等原因,陕甘宁等地的中小城镇、经济小县人口持续减少,且分布更加聚集,西北广大农村地区人口密度降低。研究认为人口空间结构应当与自然、经济等人口立地条件相适应,当人口空间结构与立地条件不相适应时,应通过生产力布局调整、加大迁移便利性等途径优化人口空间结构,建议以自由贸易区、内陆港等政策倾向为途径,充分培育西安、乌鲁木齐等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增长极,加快丝绸之路沿线重要的城市群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布局优化,重视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提供,加速人口快速增长的南疆地区的铁路建设,人口迁移和科学生育并举缓解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口结构失衡问题,以利于人口密度和人口构成伴随着生产力布局的变动而匹配优化,依靠人口空间结构变动的市场规律,以较小的社会成本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效率提高、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人口空间结构优化目标。
金德谷[3]（2016）在《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研究 ——以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为例》文中研究指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是党中央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事关我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在边疆民族地区先后推出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行动计划”、“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或发展工程,同时出台了与国家战略配套的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国内外企业到边疆民族地区投资兴业,推动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税收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为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筹集了资金。国家和地方政府从财政收入中投入资金,推动建设边疆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事业,加快了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当前,学界从经济学、税收学等学科研究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成果较多,却较少从民族学视角入手,分析和讨论税收如何促进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本文以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为个案,在实地田野调查材料的基础上,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方法考察税收在促进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所取得的成效。此外,在税收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笔者还将重点关注边民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民族关系状况。本文认为,税收对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具有重要而特殊的促进作用。税收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通常凭借两种途径：一是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相关的税收政策,使之作为调节经济的杠杆,招商引资,鼓励企业发展,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二是税收收入作为国家资源再分配的工具,成为边疆民族地区的城市建设、重点项目建设、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与就业等领域的动力来源和物质支撑,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和少数民族事业发展。国家和地方政府凭借税收的途径促进了边疆民族的发展,增强了边民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推动并构建了和谐的民族关系。除绪论外,本文共分六个章节。在本文绪论部分,笔者主要介绍了本研究的选题缘由、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动态和研究方法,相关概念和理论以及田野调查点概况。第一章为“满洲里市税收概况”。在这一章中,笔者首先简述满洲里市征税的历史,此后,运用税收学的分析方法对当前满洲里市国税和地税数据及其特征进行分析状况。比如运用宏观税负分析,得出满洲里的税负在合理区间运行；运用税收弹性分析,表明满洲里的税收增长要快于经济增长。从税种结构来看,满洲里的税收主要来源包括营业税、增值税等；从产业结构来看,满洲里税收来源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而从企业经济类型来看,满洲里税收来源囊括了国有企业和股份公司。在本章的后半部分,笔者还借助个案访谈材料,对满洲里市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税收情况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状况进行比较,考察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税收对于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影响。在第二章中,重点探讨了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经济发展是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核心,那么,税收如何促进满洲里的经济发展?本章以税收三大支柱：对外贸易、旅游业和工业为主要分析对象,同时分析了税收对满洲里畜牧业和批发零售业的发展。对外贸易在满洲里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它为满洲里财政收入贡献占60%。国家出台的《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在边疆民族地区鼓励发展边境贸易,对边境小额贸易企业采取减半征收的税收优惠政策,之后调整为财政转移支付,扶持边贸企业发展。此外,对边民互市规定货值范围内的生活用品采取免关税的政策,激活了边贸市场,促进满洲里对外贸易的发展。旅游业是满洲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国家将西部地区旅游景点和景区经营纳入西部大开发战略税收优惠政策范围,享受企业所得税15%的优惠政策,同时内蒙古自治区出台扶持旅游业发展政策,比如对农家乐、牧户游等旅游项目免征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对旅游包机业务返还50%的营业税优惠政策,促进了满洲里的旅游业发展。工业发展是满洲里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满洲里市政府根据国家和内蒙古自治区的税收政策制定了鼓励工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对工业发展减免企业所得税,企业设备抵扣税收等,促进了满洲里的工业发展。2005年1月,内蒙古比全国提前一年取消了牧业税,这对满洲里的畜牧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调整营业税的起征点方面,满洲里市政府从2009年的5000元提高到2011年的2万元,鼓励各个体工商户的发展,从而促进满洲里批发零售业的发展。总体而言,满洲里市的各项税收政策和措施,较快地促进了满洲里市的经济发展。在第三章中,笔者主要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分析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关系。当税收收入纳入财政收入之后,政府通过财政支出的途径,把税收资金（财政收人）投入到边疆民族地区的重点项目和城市建设、民族教育和医疗卫生发展、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促进了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带来了边民生活质量提高及文化发展。根据每年财政投入社会建设的资金分析,满洲里政府在社会各领域建设的资金投入是逐年增加的,而且重视民生事业发展,2013年,其民生领域的支出甚至占到财政总支出近40%。在社会保障与就业领域,满洲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逐年提高,从2004年的130元提高到2014年的540元。同时当地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的参保人数逐年增加。在就业方面,国家出台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吸纳失业人员,享受税收抵扣,促进当地失业人员再就业。2004年到2014年满洲里的城镇失业率维持在4%左右,反映了满洲里就业发展良好。边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反映满洲里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提高,可支配收入从2009年到2014年提高了1.67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从2005年到2014年提高了4.53倍。此外,政府通过财政投入建设文化基础设施,举办节庆活动,出台文化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促进了满洲里的文化发展。在第四章中,重点从当地少数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状况出发,探讨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事业发展的关系。少数民族的发展,首先体现在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上。政府通过投入财政资金发展边疆民族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鼓励少数民族孕妇去医院住院生产,满洲里市少数民族人口发展较快。此外,政府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到满洲里发展,创造了就业机会,吸引了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到满洲里就业,这样外来少数民族的流入,带来满洲里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通过1990年、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笔者较为详细地分析了满洲里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的原因。在生计方式变迁方面,历史上满洲里牧区的少数民族主要从事游牧生计,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到满洲里发展,提供较好的工资待遇,很多牧民放弃游牧生计,选择到城市企业工作。国家对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的企业提供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商家发展民族服饰,不仅弘扬了民族文化,还促进了就业和经济增收。20世纪90年代,国家对少数民族重大节日活动,比如蒙古族祭敖包、回族古尔邦节等节日屠宰牲畜免除屠宰税,之后又逐步取消了屠宰税,这对少数民族饮食发展有积极作用的。此外,在住房方面,政府财政投入建设公租房、廉租房,对少数民族棚户区改造,及其购买第一套住房享受契税低税率优惠,带来了少数民族住房的发展。在交通方面,政府投资修巷道、硬化道路,方便少数民族出行。这些措施提升了各少数民族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认同感,使得当地的民族关系得以和谐发展。第五章主要讨论边疆、税收与国家认同的关系。税收促进满洲里整体的社会发展,边民受益,从而增强了边民国家认同。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中国经济比邻国呈现出更好的发展态势,这也增强我国边民对于自己国家的认同。在日常生活中,边民对于未来生活的选择往往有着非常理性的认知,“用脚投票”选择他们认为税收环境、发展环境更好的国家发展。在不同场域中,不管是少数民族、汉族的民族区分,还是中国人、蒙古人、俄罗斯人的国籍区分,边民往往会选择那种最有利于自己发展的身份来认同。在本文最后一个部分,笔者对税收在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方面可能存在的不足和问题进行思考。在这一章中,笔者首先讨论了边疆民族地区的税收功能、特点和影响,分析满洲里税收与经济的数量关系,分析税收杠杆与满洲里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内在关联,以及税收杠杆与国家统筹建设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笔者还讨论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税收如何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
于海燕[4]（2016）在《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研究 ——基于浙江省的实证调查》文中研究说明民生需求倒逼着行政改革,城市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问题正是典型的民生问题,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的动能。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乡-城”及“城-城”间的人口流动逐渐常态化,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新型城镇化”在“十三五”规划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如何真正落实中共中央所提出的《2014-2020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切实达成2016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提出的“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建设目标,成为了亟待理论界和实践界解决的现实诘问。从学理角度来审视,新型城镇化的要点在于“人”,即由“乡—城”,“城—城”流动人口所组成的城市新居民,其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客体。但是在计划时代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影响下,在城市具有稳定住所和稳定就业的新居民并不能平等享有城市的公共服务,进而形成了较为集中的民生问题。正如2015年10月22日出台的《居住证暂行条例（草案）》所指出,政府公共服务应向常住人口而不是户籍人口覆盖。通过公共服务将具有稳定就业和稳定住所的流动人口固化为城市新居民是改革的必然趋势,也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步骤。本文梳理了城市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领域的研究成果,突破了以往国内学者普遍釆用的“外来人口”、“农民工”、“流动人口”这些带有歧视性字眼的称谓,基于管理学视角从“实然”角度将流动人口中的“乡-城流动”及“城-城流动”两部分群体定义为“城市新居民”。基于行文称谓与现实称谓相统一的考虑,论文撰写中将“城市新居民”简称为“新居民”。在对“新居民”这一称谓进行清晰界定的基础上,本文根据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目标,全盘考虑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这一系统工程中的决策机制、效率机制、公平机制、协同机制、责任机制如何互动运行来提升供给效果。本文共分为八个部分:第一章为绪论。在对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问题进行简要审视的基础上确定论文选题依据和研究意义,通过梳理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确立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指出论文创新之处。第二章为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理论基础与逻辑建构。首先界定“新居民”这一概念,“新居民”作为一个管理学概念,其以城市作为限定地域,这一概念既不同于经济学角度定义的“农民工”也不同于人口学角度定义的“流动人口”,其在统计口径上属于流动人口中的“乡-城流动”和“城-城流动”两部分,简而言之,新居民是城市中具有稳定就业和稳定住所但是户籍非本地的人口。对新居民的内涵界定清晰后,新居民公共服务的内涵及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内涵也随之明晰,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就是供给主体运用供给方式,通过内外互动提供有形公共产品和无形公共服务的动态过程,其本质是资源配置的方式。其次分析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构建的理论基础,具体包括:推拉理论及二元结构理论对于新居民成因的阐释,公民权理论对供给机制的逻辑解释,公共选择理论对供给机制的依据解释,网络治理理论对供给机制的工具解释。最后以状态、结构、绩效作为整体分析理路,从决策层、生产层、绩效层这三个层面建构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逻辑框架,决策层对应决策机制;生产层对应效率机制、公平机制和协同机制;绩效层对应责任机制。第三章为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历史演进与时代动因。本章从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历史演进及当下的时代背景分析其存在的必要性及改善的迫切性。根据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的历史演进锁定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的发展方向,“分割供给”和“管控供给”已不适合当下的时代背景,“公平供给”与“融合供给”才是未来的发展趋势。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问题是新型城镇化战略下的焦点问题,只有通过公共服务供给才能完成人的城镇化,才能将农业转移人口从土地中解放出来进而推进农业现代化,才能为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注入一针强心剂,最终实现公共服务供给在群体间的公平分配。第四章以浙江作为代表区域审视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现状。浙江不仅是我国第二大人口流入大省,而且是长三角地区经济发达省份的代表,浙江最早提出“新居民”这一称谓并在实践中设置了新居民服务管理局这一组织机构。因此浙江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运行情况可以作为全国的缩影。本章首先分析了全国新居民及浙江新居民的人口学特征及发展趋势、城市承载力与新居民数量如何适配等问题,其次重点分析新居民公共服务享受的现实情况及未来走势,最后分析浙江作为新居民的主要流入地在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运行中取得的成效。第五章为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有效性分析。根据第二章的逻辑建构,本章以社会融合作为供给绩效的测量角度,通过问卷调查得出的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方法分析验证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有效性。本章通过验证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对于社会融合的正向作用,证明从决策机制、效率机制、公平机制、协同机制和责任机制五个维度构建的新居民公共服务的供给机制的有效性。第六章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困境分析。不同区域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运行困境各不相同,但从总体宏观运行层面看,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运行困境集中于决策层、生产层及控制层这三个层面。本章从决策层面的决策机制,生产层面的效率机制、公平机制、协同机制,控制层面的责任机制探讨新居民供给机制的运行困境。在决策机制运行中,制定环节新居民缺失话语权,执行环节又因为供给部门的碎片化及流入地与流出地的意愿差异使政策被打折执行。在效率机制的运行中,因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操作的失范、社会自愿供给动力不足、政府间信息交互不足使得供给效能低下。在公平机制运行中,新居民与户籍人口在公共服务的享用水平上差异明显,现行的积分供给模式不仅门槛高而且开放领域有限。在协同供给机制中,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的支出责任下沉,造成市县级政府承担了过重的负担,而中央的转移支付又主要流向中西部,流入地政府认为负担过重,流出地认为流入地作为受益者理所应当承担供给责任,双方在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中缺乏合作动力。在责任机制运行中,目前对于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的绩效评估工具短缺,即使因为群体危机事件而产生的问责也是以政府内部问责为主,缺乏异体问责。第七章为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国内外经验借鉴。新居民问题并不是我国的特有问题,发达国家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也面临人口流动产生的城市新居民问题。本章首先介绍了加拿大在“客户中心”导向下实现各个供给部门联动合作的经验,其次介绍美国在城市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中如何通过严格审查宪法中的“平等保护”条款来保护新居民的权益,再次分析加拿大和美国的经验对我国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启示,最后介绍了国内中山、东莞、上海、嘉兴四个城市在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中根据各地实际进行的实践探索,分析其对于不同类型城市的样板价值。第八章为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优化路径。针对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在决策层面的决策机制,生产层面的效率机制、公平机制、协同机制及绩效层面的责任机制的运行困境,思考困境的突破路径。决策机制的优化路径在于着重解决个体能力建设、政府能力建设及环境能力建设问题。效率机制的优化路径是如何实现公共服务供给的市场化、社会化及信息化。公平机制的有效运行需以新居民的土地权益保障为前提,在此基础上,基本公共服务实行无条件供给,优质公共服务可以选择积分供给。协同机制的优化路径在于如何划分中央与省、市、县合理的支出责任,协调流入地与流出地的区域利益,建立专门部门协调碎片化的供给部门。责任机制的优化路径是根据供给责任的界定来设计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的衡量指标,并将绩效评估的结果运用于供给部门的人力资源管理及财政预算审核中,进而对供给部门的责任履行进行有效监控。
贾慕昕[5]（2019）在《后三峡时期库区城市人居环境建设评价研究 ——以丰都、忠县、万州为例》文中提出三峡工程的建设对中国的社会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库区人居环境建设是三峡地区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的一次大平衡和大调整。自三峡工程2009年全面竣工以来,库区城市在经历移民迁居的动荡岁月后,开始进入新时期稳步发展的正常轨道。在近十年的时间里,相比于三峡工程建设时期,库区城市人居环境又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的社会经济、基础设施、生态环境、旅游文化等各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但是随着后三峡时期我国社会经济全面调整转型,三峡库区城市人居环境发展面临诸如经济发展缓慢、生态问题频发、移民致富困难、人地关系紧张、社会矛盾凸显等深层次问题。本文按照“提出问题—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思路,从后三峡时期库区城市人居环境的总体变迁着手,对三峡库区腹心城市丰都、忠县、万州的人口与城镇化情况、移民安居情况、城市规划与建设情况、民生情况、生态环境情况、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情况、旅游文化与遗产保护情况进行全面的跟踪调查。通过研究库区城市人居环境的共性特征和典型问题,总结出人地矛盾突出,生态环境脆弱是当前制约库区城市人居环境发展的核心因素,并从人地关系失衡、人地关系失序、人地关系失控三个方面阐述了库区城市人地关系的具体特征,进而将“人地和谐”作为后三峡时期库区城市人居环境的发展目标。通过研究人地关系与人居环境基本理论,论文提出了人地关系与人居环境的耦合协同路径,在人地关系的语境下定义了人居环境的系统构成,同时运用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思维方式,确定了“人地关系”视角下后三峡时期库区城市人居环境评价体系的基本框架。然后针对三个靶区城市进行实证研究,基于评价结果综合分析,引入人地和谐度的概念,发现库区三个城市人居环境的人地关系和谐程度差异显着,进而针对这一现象提出了因城施策,差异发展的以协调人地关系为抓手的库区城市人居环境优化技术路线,最后依据优化思路制定了具有针对性的人居环境提升策略和实施措施。本文以人居环境科学理论和人地关系理论为指导,综合城市规划学、地理学、建筑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通过理论与实践分析相结合,为后三峡时期库区城市人居环境的优化与提升提供较为科学的思路。文章分为七个章节:第一章:绪论。本章介绍了选题的缘起、背景、目的和意义,对后三峡时期库区人居环境研究和城市人居环境评价体系进行理论综述,并提出研究方法及主要框架内容。第二章:后三峡时期万州城市人居环境规划建设评述。涵盖城市人居环境建设的八个主要方面。第三章:后三峡时期丰都和忠县城市人居环境规划建设评述。涵盖城市人居环境建设的八个主要方面。第四章:“人地关系”视角下后三峡时期库区城市人居环境建设评价过程与指标体系构建。第五章:针对丰都、忠县、万州城市人居环境的各项指标进行全面系统评价,并对评价结果加以统计分析。第六章:构建后三峡时期库区城市人居环境优化技术路线。提出对丰都、忠县、万州人居环境提升策略及实施措施的一些探索。第七章:总结
蒋若凡[6]（2010）在《人口发展政府治理研究 ——以四川为例》文中认为一切人口问题的核心和实质内容都是发展问题。获得自由、充分和全面的发展,这是一切人口问题的核心诉求。人口发展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良好的人口发展,关系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到中国能否实现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的转变,关系到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科学的、有效的人口管理是推动和实现人口发展的重要途径。进入21世纪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政府转型的不断深化；科学的人口发展观要求从“人口增长的视野”转变为“人口发展的视野”；人口发展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影响因素；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求计划生育改革与发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在这种背景之下,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单纯以控制人口增长为目的、以行政制约手段为主的传统人口管理模式已越来越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这个问题在未来时期如何解决?笔者借鉴了西方治理理论中关于建立政府、市场、公民社会三者相互依赖与多元合作的公共事务治理模式的理论精髓,尝试性地提出了强调由政府引导、培育、鼓励市场、中介组织、以及公众参与到人口发展的社会事务中,逐步形成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的多元主体治理格局,并通过有效服务、公共产品的提供代替原有强制干预的行政管制手段,最终实现人口和谐、科学发展的人口管理新模式——人口发展政府治理模式。本研究首先以人口发展的界定作为契入点而展开研究,涉及人口发展概念诊释、同近似概念的特征甄别等一系列内容要素的研究。然后界定出本文研究对象——狭义的人口发展,即人口自身发展。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不同的制度安排（包括政府管理制度）必然会对人口发展产生影响,因此,在界定狭义人口发展概念的基础上,本文尝试从制度角度对人口发展进行了重新定义。随后,通过人口转变理论这一解释工具揭示出建国后我国政府主导的外推型人口发展模式所诱发的人口问题以及呈现出的人口管理弊端。在市场、公民社会、政府的共同转型作用背景之下,论文提出了人口发展政府治理这一新概念,并对其内涵、特征、功用及任务作出了详尽的阐述与逐一的分析。进一步地,作者从宏观的角度对人口发展政府治理进行了制度体系的全面设计,力图完善这一模式,内容包括人口发展政府治理的指导思想；治理理念、职能、体制、主体、手段上的目标取向；人口发展政府治理组织机构重新设计；政府、公民社会组织、社区三位一体的立体网络治理运行机制；以及涵盖人才资源、资金投入、公益宣传和数字技术的人口发展政府治理的“多元保障”体系。在论文的后半部分,以我国人口大省四川为例,首先对四川人口发展的现状作出分析,然后使用“离散人口发展方程”构筑模型对未来四川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以期探究出四川人口发展过程中现在和未来的人口问题并加以治理。其中包括：四川人口总量的政府治理、四川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政府治理、四川人口老龄化的政府治理、促进人口城乡有序转移的政府治理、四川人口整体素质提升的政府治理,笔者都分别进行了治理对策上的研究。经过详细论述“数量第一,结构第二”这样一个在我国人口学界具有争议论调之后,笔者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并提出了：“数量与结构并举,四川人口自然结构的治理应是当前四川人口发展政府治理不容忽视的重点”的建议。论文的最后特别以人口老龄化和出生性别比偏高这一突出的人口自然结构问题进行了更加细化的研究,并结合治理元素分别提出了政府治理的具体措施和对策。总之,立足于人口发展的角度,借鉴治理的理论精髓,去研究人口发展管理制度并提出人口发展政府治理模式是极富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更是一种全新的尝试。
严翔钟[7]（2020）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视阈下“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研究》文中认为人类的生产是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即人的繁衍）的有机统一,这是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基本观点,而人口是社会物质生活的必要条件,是全部社会行为的基础和主体,其数量的多少、结构的变化、素质的高低等对社会可持续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或阻碍作用。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增长模式的转变与社会经济发展、传统文化观念及人口政策等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是我国制定人口政策、治理人口问题的理论指南。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我国人口形势日益严峻,人口自然增长率低带来的各类问题亟待解决,提高生育率逐渐成为我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基本方针没有变。“全面二孩”政策自2016年在全国各地统一实施,它是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与我国人口发展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对缓解我国人口结构性矛盾有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新政策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面临着国家、社会、家庭三个层面的一系列现实阻碍,实施效果仍有待观察。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为指导,结合我国新时代国情和最新资料,分析概括了现阶段“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所取得的积极成果以及实施中面临的现实阻碍和成因,并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在理论和实践上对推动我国“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有所作为。本文主要论述了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部分为绪论,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以及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了本文的主要内容、重难点和创新之处,指出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主要运用的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是对人口、生育政策等相关概念界定及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分析。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其时代价值的论述。第三部分,是阐述“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客观必要性和重要性。主要从对我国现阶段严峻的人口形势以及“单独二孩”政策遇冷等现实因素的分析,体现“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必要性,同时论述了二孩政策实施对促进我国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第四部分,是论述“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现状,以及存在问题的原因。这一部分,以“全面二孩”政策落实之后的现实状况为基础,概括了现阶段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分析了实施过程中面临的国家、社会和家庭多层面的现实阻碍,同时从国家政策、社会经济和文化观念方面剖析了存在阻碍的主要原因。第五部分,是本文的重点,针对“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中面临的现实阻碍,探究了推进二孩政策实施的对策。主要从国家层面包括政策宣传、配套体系、财政补贴,社会层面包括教育、医疗、住房、就业、托幼、养老,以及家庭层面包括生育文化、家庭责任、教育理念等三个层面来缓解社会与家庭育儿的经济和精力双重压力,促进“全面二孩”政策落地。
王颖[8]（2006）在《中国农村贫困地区旅游扶贫PPT（Pro-Poor Tourism）战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农民贫困、农业停滞和农村偏枯的“三农”问题,不仅关系到我国9亿农民的生存与发展,而且影响到整个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关系我国现代化事业的成败,成为困扰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也是一个迫切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我国广大贫困地区是以农村经济尤其是农业经济为主的地区,其区位偏僻,封闭性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贫困人口众多,如何解决这部分人口脱贫致富的问题,直接关系到“三农”问题的彻底解决和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我国传统的扶贫开发内容主要局限于农业生产活动中,而我国农村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农业领域的农民增收的空间已经非常狭窄了,通过发展传统农业、牧业、林业减缓或消除贫困的效果已不再明显。大量调查研究表明,我国丰富的旅游资源分布与贫困人口的集中分布是高度重叠的,贫困地区是旅游资源最具潜力的区域,旅游资源分布较为集中,资源品质较高,因此将旅游开发与反贫困有机结合起来不失为一种有效途径。本文立足于对国际旅游学界近年来关注的新课题——PPT（Pro-Poor Tourism,即有利于贫困人口发展的旅游）的分析,结合相关理论的阐述,在内涵与外延上把握PPT战略的要义,即无论何种旅游方式,只要对穷人有利（这种利益可以是经济利益,也可以是社会或环境利益）,都可认为是PPT,PPT战略致力于贫困人口发展机会的开发上,它强调通过旅游业的关联带动效应,增强贫困地区自身发展的能力,最终进入良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从而使贫困人口受益和发展。论文进一步在产业经济学的框架下研究旅游产业对就业和国民经济的贡献,特别是在国际旅游和国内旅游市场迅速增长的背景下,旅游产业的发展在农村贫困地区减贫方面凸现其重要作用。当然,“旅游扶贫”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一般的“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旅游开发”,本文在后者的基础上继续深入探讨社区居民与旅游发展的互动机制,把扶贫的行动纳入到旅游开发的系统运作之中。文章深入剖析PPT战略中不同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与选择,指出目前政府主导型旅游扶贫的必要性,构建中国PPT战略重要性,对我国旅游扶贫提出相应的模式选择、保障体系与动力系统,同时客观地指出PPT战略不是孤立的,
康意[9]（2014）在《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与总和生育率关系及其协调发展研究》文中指出我国施行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正在并仍将发生重大转变。从双独二胎到单独二胎，到不同人群政策的统一，再到全面放开，已经是一个极为明显的发展趋势。人口生育从政府计划到家庭计划将是我国未来人口政策转变的必然趋向，由政府强制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终将退出历史的舞台。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形成了我国目前独特的人口结构，也导致了总和生育率失常、性别比失常、年龄结构失常、抚养比失常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利用其它“非政府强制手段”来逐渐矫正并最终解决。那么，在计划生育政策结束之后（包括转变的过程中）还有什么样的手段可以调节人口生育率并能有效地解决我国所面对的这些人口问题呢，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指明，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其中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调节人口生育率、解决人口问题比较有效的办法之一（自然，这里说的调节不仅仅是提高总和生育率，也可以是降低或者提高不同人群的生育率，比如降低农村人口的生育率提高城市人群的生育率；提高发达地区的生育率降低不发达地区的生育率；降低男孩的生育率提高女孩的生育率等等）。因此本文的目的在于，根据国内外的经验和数据，利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与总和生育率的关系，探索利用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调节人口总和生育率并解决其他人口问题的可行性，最终提出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与人口总和生育率协调的发展的政策建议。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与总和生育率关系的探讨背景于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和总和生育率发展现状的分析，并对两者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预测，历史数据与预测数据表明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呈现出进一步提升，而总和生育率将进一步下降的趋势，这种区域不利于人口和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为更好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探讨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与总和生育率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关系，影响着两者的科学发展甚至协调发展。社会养老保险保险水平与总和生育率关系分析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理论分析基于人口转变理论、效用理论、代际转移理论，构建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和总和生育率关系模型。模型表明，如果不对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进行财政转移，当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不足是由于社会养老保险缴费不足而导致时，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的不足会有助于总和生育率的提升；当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不足是由于高水平的社会养老保险待遇支付所引起，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不足将会促使总和生育率下降。该结论不仅说明了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与总和生育率之间存在一定关系，同时也明确了不同原因的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不足对总和生育率的不同影响。实证检验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检验关系的存在性：以1980-2012年度我国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和总和生育率数据为样本，应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对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和总和生育率关系进行研究；检验结果表明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变化是总和生育率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并且两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而总和生育率变化不是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变化的格兰杰原因；两一方面应用多元分析法深入研究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与总和生育率的关系：构建了以总和生育率为因变量，总和生育率影响因素为自变量的多元回归模型，回归结果表明所选取的7个影响因素指标中，影响较为显着的有男女比例、城镇人口与农村人口比和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3个因素；其中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对总和生育率影响为负：当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为提高1%，总和生育率将下降0.69；该结果不仅证明了理论研究结论的科学性、二者关系的客观存在性，同时为我国应用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与总和生育率的科学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探讨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与总和生育率关系直接目的是促进二者的科学发展。两者关系的存在证明后，有必要对两者协调发展的进一步分析，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对国内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与总和生育率协调发展情况进行分析。应用聚类分析法，选取总和生育率、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和人均GDP三个指标进行分析，聚类分析结果表明，仅个别区域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与总和生育率发展比较协调，大部分低生育率区域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提升过度，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总体偏低。其次，发现问题，探寻解决问题之道，有方法，有方向，有借鉴才更科学，更实用。选取欧、亚、非中比较典型的国家总和生育率和养老保险制度进行了分析，有“最着急提升总和生育率”的国家俄罗斯和“人口发展历程和我国最相似”的国家日本。这些国家总和生育率的变化过程中社会养老保险发挥的作用及影响的分析，有经验供我们未来学习，有教训供我们吸取和反省：当前计划生育政策是该调整的时候了，总和生育率不能再进一步下降。第三，提出了总和生育率和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科学发展的思路。总和生育率科学发展的实现从当前计划生育政策调整开始逐步转变为自主生育；社会养老支出水平的科学发展结合区域特定可采用“开源”与“节流”双管齐下的方式。总和生育率和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科学发展是两者协调发展的基础。第四，两者的协调发展，是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和总和生育率关系研究的落脚点。一方面要考虑不同家庭子女数目，实现“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的共同发展，另一方面要考虑区域性，实现人力资源和养老资源“需求”与“供给”的平衡，以实现人口的均衡发展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在总结和分析前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力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创新：第一，思想创新。文中所证实的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与总和生育率的关系，为政府调整人口政策，健全养老保险制度，提供了一种方法和思考。第二，方法应用的创新。其一，聚类分析在总和生育率研究中的应用。对总和生育率高低的研究，不再以片面的以总和生育率的数值大小来分析该区域总和生育率的调整；聚类分析中选取了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和人均GDP和总和生育率三个指标，对总和生育率进行分类考虑了经济发展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又考虑了社会养老保险的经济供给能力；其二，格兰杰因果关系在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和总和生育率关系检验中的应用。实证了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变化是总和生育率变化的格兰杰原因。第三，研究内容的创新。主要有两方面：第一，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证明了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和总和生育率的关系；第二，结合国内现状，借鉴国外经验，提出了总和生育率和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科学发展的思路，并提出了两者协调发展的建议。
廖海亚[10]（2012）在《收入水平对人口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收入问题历来是经济学家关注的重要问题,人口发展问题始终是人口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我们知道,影响人口发展的因素很多,但收入水平无疑是影响人口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收入问题和人口发展问题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然而,关于收入水平对人口发展的影响,目前学术界对之的研究相当有限。从理论上弄清收入水平对人口发展的影响,可以为我国的收入分配改革和人口发展战略提供理论依据,并可以据此提出合理建议。收入水平和人口发展之间具有什么关系?收入水平对人口发展产生什么具体的影响?我国收入现状中存在的问题对人口发展产生了什么样的负面影响?我们应从理论上和制度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本文试图对此给出相应的答案。本文运用归纳与演绎、规范分析、文献研究、个案研究、跨学科研究等多种方法,对收入水平对人口发展的影响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论文主要内容和观点如下：1、对相关概念进行了辨析。界定了收入、收入水平、收入分配和收入分配制度的内涵,对传统的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划分标准进行了适当调整。区分了人和人口、人的发展与人口发展、人口可持续发展、人口现代化、人口均衡发展的内涵,明确了本文选择人口发展这一概念的依据。对社会公正相关概念进行了明确。2、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述评,指出了相关研究的价值与不足,指出了本文选题的理由。3、对本文涉及到的基础理论进行了评析,包括收入分配理论与制度、人口发展相关理论以及社会公正相关理论。这些理论构成了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也是本文关于制度建议的理论依据。其中,关于人口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内容是本文其他章节论述的人口发展内容的基础。在收入分配和社会公正的理论方面,本文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指出：“倒U型假说”与其说是经济规律,不如说是社会规律或者政策规律,期图靠市场经济自身的规律来实现所谓的转折点的观点实际上是阻碍收入分配改革,为既得利益者说话的观点；公正不等于自由,把公正等同于自由实质上是对既有不公正分配状况的维护；“强者逻辑”和“累积效应”使得再分配具有伦理上的合法性；用恩格尔系数来评判贫富水平已经失真,用“必要消费系数”标准来评判更为科学；多占资源特别是生活必须资源多交税具有伦理上的合理性。4、从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视角分析了收入水平与人口发展之间的逻辑内涵；从历史的视角分析了从原始社会末期到资本主义时代,社会变革、收入水平和人口发展之间的历史联系；对2011年的人类发展指数进行了分析,厘清了其中蕴含的收入水平和人口发展的关系。5、详细的分析了收入水平对人口自身发展的影响。指出生育现实中存在的“哑铃现象”,本质上虽然符合微观人口经济学的相关原理,但是却证明了收入水平和人口出生率之间并非完全的反比关系。指出了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不仅和家庭的收入水平相关,也和国家对教育资源的投入和分配相关,对于低收入人口群体而言,再分配中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等的分配甚至比家庭自身的投入显得更为重要。家庭收入水平和人口预期寿命呈正相关关系,所以收入水平整体上影响人口预期寿命。在人口性别选择上,论文指出,所谓的男孩偏好是部分国家的现象,如果忽略了生育控制因素,微观人口经济学理论对男孩偏好现象的解释将部分失灵。6、论述了收入水平对人口与外部关系协调发展的影响。指出：在经济正常发展的阶段,经济增长和人口就业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经济因素是促使人口流动的主要动因,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率之间并非一直呈正相关关系,企图以城市化本身来提升经济发展的做法容易在实践中产生新问题；中国目前的收入差距较大,收入差距导致了不同的人口发展状态；经济发展程度和离婚率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我国各地的离婚率总体上与经济发展似乎成正比这一现象并不表示经济越发达离婚率越高,很大可能是经济发展了使得原来因为经济因素掩盖的其他矛盾突出而造成的结果；大多数犯罪的动因都与经济因素相关,要解决犯罪率高的问题,不仅在于经济的整体发展,更重要的在于制定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收入水平决定了保护环境的力度,不解决基本的收入问题,不理顺基本的收入分配关系,发展的代价可能会相当严重。7、分析了收入水平对不同人口群体发展的影响。指出：收入分配的变化将会导致不同人口群体的数量、质量等发生相应的变化；收入分配对不同收入人口群体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对低收入人口群体的影响最大。8、分析了我国收入现状中的问题对人口发展的负面影响,指出收入分配问题的表现主要是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的原因在于收入分配制度不公平。指出我国人口发展中存在不同收入阶层的人口群体相对固化,各项人口发展指标不理想,人口与外部的关系不协调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和收入分配问题息息相关。9、对本文的研究结论进行了总结,根据相关理论所确立的价值取向,对我国的相关制度的完善提出了建议,最后指出了我们应该从本文研究中得到的启示。本文的可能创新之处：1、厘清了相关概念的真实含义,对个别概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人口发展指标选择与权重标准提出了新的看法。2、提出了我国生育现实中的“哑铃现象”,并对之进行了解释,指出收入水平和人口出生率之间并非完全的反比关系。对微观人口经济学在生育行为中的运用,本文指出了其理论边界。3、论证了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率之间并非一直呈正相关关系,企图以城市化本身来提升经济发展的做法容易在实践中产生新问题；指出了我国各地的离婚率总体上与经济发展似乎成正比这一现象并不表示经济越发达离婚率越高,很大可能是经济发展使得原来因为经济因素掩盖的其他矛盾突出而造成的结果。这和相关学者的分析并不一致。4、从理论上对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结果和性质是两回事情；提出了市场经济中的“强者逻辑”和“累积效应”理论的观点,对公正理论进行了一定的完善；提出了“必要消费系数”的概念和内涵；论证了必须多占资源多交税的观点；指出了从理论上解决“按贡献分配”的确定标准的重要性。这些在理论上的不同观点,为我国人口发展和收入分配相关制度的调整和完善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增加商业投入,适应人口发展需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增加商业投入,适应人口发展需要（论文提纲范文）
（1）水族人口均衡发展问题研究 ——基于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人口均衡发展研究 |
| (二)少数民族人口研究 |
| (三)水族研究 |
| (四)研究现状简评 |
| 三、研究方法、理论基础及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理论基础 |
| (三)创新之处 |
| 四、田野调查点概况 |
| (一)水族传统文化 |
| (二)田野点基本情况 |
| (三)调查过程 |
| 第一章 水族人口变动的历史考察 |
| 一、水族人口数量与人口再生产类型 |
| (一)人口数量 |
| (二)人口再生产类型 |
| 二、水族人口素质 |
| (一)人口文化素质 |
| (二)人口身体素质 |
| 三、水族人口自然结构 |
| (一)人口性别结构 |
| (二)人口年龄结构 |
| 四、水族人口经济社会结构 |
| (一)人口城乡结构 |
| (二)人口产业结构 |
| (三)人口职业结构 |
| 五、水族人口迁移 |
| 第二章 水族人口非均衡发展问题及其缘由 |
| 一、水族人口内部非均衡发展问题及其缘由 |
| (一)人口增长速度锐降 |
| (二)人口素质偏低 |
| (三)人口性别比失调 |
| (四)人口老龄化严重 |
| (五)人口单向流迁 |
| 二、水族人口外部非均衡发展问题及其缘由 |
| (一)人口城镇化率较低 |
| (二)人口产业结构滞后 |
| (三)人口职业结构不合理 |
| (四)人口相对贫困 |
| (五)人口与资源环境矛盾突出 |
| 第三章 实现水族人口均衡发展的机遇与路径选择 |
| 一、水族人口均衡发展面临的机遇 |
| (一)二孩政策创造了生育空间 |
| (二)民族政策提供了政策支持 |
| (三)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
| (四)公共服务均等化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
| (五)绿色发展理念提供了科学的方向引领 |
| 二、实现水族人口均衡发展的路径选择 |
| (一)强化水族人口内部均衡发展的政策支持 |
| (二)加快经济发展步伐 |
| (三)优化水族人口均衡发展的社会环境 |
| (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一 ：水族人口均衡发展问题调查问卷(节选) |
| 附录二 ：水族人口均衡发展问题访谈提纲(部分) |
| 附录三 ：田野调查相关照片 |
| 附录四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2）丝绸之路经济带(境内段)人口空间结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提出 |
| 1.2 概念界定 |
| 1.2.1 人口空间结构定义 |
| 1.2.2 研究时空范围界定 |
| 1.2.3 研究区域概况 |
| 1.3 研究工具、方法和数据来源 |
| 1.3.1 研究工具和方法 |
| 1.3.2 数据来源 |
| 1.4 技术路线 |
| 1.5 创新之处 |
| 第2章 理论综述 |
| 2.1 相关理论 |
| 2.1.1 人口空间结构形成及变动机制研究的相关理论 |
| 2.1.2 区域经济增长理论 |
| 2.2 研究综述 |
| 2.2.1 丝绸之路人口研究综述 |
| 2.2.2 人口空间结构研究综述 |
| 2.3 成果述评 |
| 第3章 古丝绸之路人口空间结构演变 |
| 3.1 古丝绸之路人口概况 |
| 3.2 历史时期西北丝绸之路人口空间分布演变过程 |
| 3.2.1 两汉时期——丝路开辟期的人口空间结构特征 |
| 3.2.2 隋唐时期——丝路兴盛期的人口空间结构特征 |
| 3.2.3 辽宋时期——丝路衰退期的人口空间结构特征 |
| 3.2.4 元时期——丝路复兴期的人口空间结构特征 |
| 3.2.5 明时期——丝路衰退Ⅱ期的人口空间结构特征 |
| 3.2.6 清时期——丝路萧条期的人口空间结构特征 |
| 3.3 古丝绸之路人口分布演变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启示 |
| 3.3.1 古丝绸之路人口分布演变的影响因素 |
| 3.3.2 古丝绸之路人口分布演变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启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口空间结构现状研究 |
| 4.1 基于土地利用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口密度格网分布 |
| 4.1.1 格网化方法 |
| 4.1.2 丝绸之路经济带2010年人口密度格网分布图 |
| 4.2 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口指标空间分布特征 |
| 4.2.1 趋势面分析方法 |
| 4.2.2 人口指标空间分布特征 |
| 4.3 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口空间结构的省际、区际分异 |
| 4.3.1 陕西省人口空间分异 |
| 4.3.2 甘肃省人口空间分异 |
| 4.3.3 青海省人口空间分异 |
| 4.3.4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口空间分异 |
| 4.3.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口空间分异 |
| 4.4 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口空间分异指标分析 |
| 4.4.1 指标分析方法 |
| 4.4.2 变量选取 |
| 4.4.3 结果分析 |
| 4.5 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口空间结构的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 |
| 4.5.1 因子分析方法 |
| 4.5.2 变量选取与试验过程 |
| 4.5.3 因子解释 |
| 4.5.4 聚类分析方法 |
| 4.5.5 基于聚类结果的人口区划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口空间结构变动的动力机制 |
| 5.1 人口空间结构与经济要素布局的空间相关性 |
| 5.1.1 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经济要素布局现状 |
| 5.1.2 人口空间结构与经济要素布局的相关关系 |
| 5.2 人口空间结构变动的经济学原理 |
| 5.2.1 人口自然变动的区际差异及其经济学原理 |
| 5.2.2 人口城镇化的家庭决策及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 |
| 5.3 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口空间结构变动的重要影响因素 |
| 5.4 人口空间结构变动的动力模型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口空间结构预测 |
| 6.1 基于GM(1,1)修正系数模型的人口分布预测 |
| 6.1.1 灰色理论建模原理及过程 |
| 6.1.2 系数设定方法 |
| 6.2 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口空间结构预测结果 |
| 6.2.1 丝绸之路经济带2010至2050年人口规模变动趋势面 |
| 6.2.2 丝绸之路经济带2050年人口密度格网分布图 |
| 6.2.3 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群人口密度变动情况 |
| 6.4 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口空间结构未来趋势的经济效率评价 |
| 6.5 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口空间结构优化建议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 |
| 7.1 主要结论 |
| 7.2 研究的局限性和改进方法 |
| 7.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3）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研究 ——以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目的和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动态和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相关概念和理论 |
| 第四节 田野调查点的概况 |
| 第一章 满洲里市税收概况 |
| 第一节 满洲里税收史简述 |
| 第二节 满洲里市的地税 |
| 第三节 满洲里市的国税 |
| 第四节 不同历史时期的满洲里市税收对比分析 |
| 第五节 地税、国税的财政贡献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 |
| 第二章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
| 第一节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对外贸易发展 |
| 第二节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 |
| 第三节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工业发展 |
| 第四节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畜牧业、批发零售业发展 |
| 第五节 税收与扶持民族企业发展 |
| 第三章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发展 |
| 第一节 税收促进边疆城市重点项目建设 |
| 第二节 税收支持民族教育与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
| 第三节 税收稳定民族地区城市社会保障与就业 |
| 第四节 税收保障边民生活质量提高与文化发展 |
| 第四章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事业发展 |
| 第一节 少数民族人口发展与生计变迁 |
| 第二节 少数民族的衣、食、住、行发展 |
| 第三节 民族认同与民族关系发展 |
| 第四节 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发展 |
| 第五章 边疆、税收与国家认同 |
| 第一节 边民互动中的国家认同 |
| 第二节 税收环境与“用脚投票” |
| 第三节 民族关系、身份认同与家园选择 |
| 第六章 税收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思考 |
| 第一节 边疆民族地区税收的功能、特点及影响 |
| 第二节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
| 第三节 税收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
| 第四节 税收杠杆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 |
| 第五节 税收杠杆与国家统筹建设 |
| 第六节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的税收与边疆城市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4）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研究 ——基于浙江省的实证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内容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理论基础及逻辑建构 |
| 一、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概念厘定 |
| （一）新居民的概念界定 |
| （二）公共服务内涵界定 |
| （三）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内涵与外延 |
| 二、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理论基础 |
| （一）新居民的成因阐释：推拉理论及二元结构理论 |
| （二）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逻辑阐释：公民权理论 |
| （三）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工具阐释：网络治理理论 |
| （四）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依据阐释：公共选择理论 |
| 三、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逻辑建构 |
| （一）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整体分析理路 |
| （二）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逻辑结构搭建 |
| 第二章 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历史演进与时代动因 |
| 一、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历史演进 |
| （一）1979-1991 年：控制流动下的“分割供给” |
| （二）1992-2000 年：有序流动下的“管控供给” |
| （三）2001-2009 年：自由流动下的“公平供给” |
| （四）2010-2015 年：包容增长下的“融合供给” |
| 二、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时代动因 |
| （一）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是实现户籍利益剥离的根本方法 |
| （二）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举措 |
| （三）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核心策略 |
| （四）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是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前提保障 |
| 第三章 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运行现状审视——基于浙江省的现实考察 |
| 一、全国新居民基本情况及公共服务享用现状 |
| （一）新居民基本情况分析 |
| （二）享用状况：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处于空心地带 |
| 二、浙江新居民基本情况及公共服务享用现状 |
| （一）新居民基本状况及发展趋势 |
| （二）增量空间：社会协调发展与适度人口规模预测 |
| （三）享用状况：整体覆盖水平不高与享用程度有限 |
| 三、浙江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趋势变化 |
| （一）现行方式：大人口机构统筹型与专业机构协调型结合 |
| （二）未来走向：服务侧重下他管转向自管与统一转向分类 |
| 四、浙江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成效分析 |
| （一）决策机制：供给主导向需求主导转化 |
| （二）效率机制：引入信息化网络操作平台 |
| （三）协同机制：财政保障与协作网络建设 |
| （四）责任机制：职能指标向服务指标转化 |
| 第四章 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有效性分析：基于浙江省的实证调查 |
| 一、研究方法 |
| （一）结构方程 |
| （二）分析流程 |
| 二、实证模型与评价指标 |
| （一）模型构建 |
| （二）评价指标 |
| 三、数据获取 |
| （一）问卷设计 |
| （二）调查方式与样本确定 |
| （三）问卷发放与回收 |
| （四）人口特征统计 |
| 四、量表检验与模型分析 |
| （一）信度分析 |
| （二）效度分析 |
| （三）模型分析 |
| 五、结果分析 |
| （一）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对供给绩效的改善有正向作用 |
| （二）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各个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不同 |
| 第五章 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运行困境分析 |
| 一、本位主义决策：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决策之困 |
| （一）主体：中央主导下的碎片化参与 |
| （二）回应：地方政府的差异化意愿 |
| （三）程序：事件触发的个别化处理 |
| 二、生产效率缺失：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效率之困 |
| （一）市场供给困顿：购买认识不足导致的购买操作失范问题 |
| （二）社会供给困顿：自愿供给动力不足及融合组织功能受限 |
| （三）信息建设困顿：政府间信息鸿沟与新居民信息素养弱势 |
| 三、生产公平缺失：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公平之困 |
| （一）对象公平：新居民与户籍人口享受的公共服务差距明显 |
| （二）内容公平：民生类公共服务领域的公平缺失为指向焦点 |
| （三）程序公平：分立融合下积分供给的壁垒高筑及断裂执行 |
| 四、生产合力缺失：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困境的协同之困 |
| （一）资源协同：公共服务的直接提供主体财力不足 |
| （二）主体协同：政府间及部门间供给功能划分不清 |
| （三）流程协同：公共服务供给政策的执行效率低下 |
| （四）利益协同：流入地与流出地负担分摊动力匮乏 |
| 五、供给绩效失控：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困境之责任之困 |
| （一）责任工具：总体短缺与结构失衡 |
| （二）环境约束：既得利益与管控文化 |
| （三）责任追究：主体单一与过程偏重 |
| 第六章 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国内外经验与借鉴 |
| 一、加拿大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及对中国的借鉴 |
| （一）决策机制：包容原则下的“公共参与” |
| （二）效率机制：公民为先下的“客户中心” |
| （三）协同机制：政府内与政府外联动合作 |
| （四）加拿大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借鉴价值 |
| 二、美国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及对中国的借鉴 |
| （一）效率机制：政府与基层社区合力供给 |
| （二）公平机制：法律保障服务的平等享受 |
| （三）美国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借鉴价值 |
| 三、国内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实践经验 |
| （一）限量积分：中山市的供给实践 |
| （二）积分管理+条件准入：东莞市的供给实践 |
| （三）积分管理+阶梯供给：上海市的供给实践 |
| （四）扩大参与+社会贡献：嘉兴市的供给实践 |
| （五）国内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实践的借鉴价值 |
| 第七章 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优化路径 |
| 一、赋予话语：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决策机制优化 |
| （一）能力框架下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决策机制模型 |
| （二）制定环节：新居民个体决策参与能力提升 |
| （三）回应环节：组织能力建设与环境能力建设 |
| （四）修正环节：基于新居民的感知破解内循环 |
| 二、向外延展：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效率机制优化 |
| （一）效率网络下新居民公共服务效率供给机制运行模型 |
| （二）市场化的效率操作：政府功能转换与购买服务规范管理 |
| （三）社会化的效率操作：发挥基层社区与社会组织的纽带功能 |
| （四）信息化的效率操作：信息素质教育与信息系统动态共享 |
| 三、保证尊严：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公平机制优化 |
| （一）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公平机制运行模型 |
| （二）前置条件：保障土地财产权与处置权 |
| （三）保底供给：基本公共服务无条件供给 |
| （四）扩展供给：非基本公共服务积分供给 |
| 四、重视共建：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协同机制优化 |
| （一）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协同机制运行模型 |
| （二）资源协同：事权明晰下财权配置思路 |
| （三）主体协同：利益相关者联动合作供给 |
| （四）流程协同：供给流程再造与网格对接 |
| （五）利益协同：流入地与流出地利益均衡 |
| 五、持续修正：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责任机制优化 |
| （一）新居民公共服务责任机制运行模型 |
| （二）责任界定：责任逻辑机理与绩效维度构建 |
| （三）责任履行：履责主体明确与履责程序规范 |
| （四）责任追究：双重责任评估与结果应用导向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和科研情况说明 |
| 后记 |
（5）后三峡时期库区城市人居环境建设评价研究 ——以丰都、忠县、万州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缘起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缘起 |
| 1.2 研究范围与研究对象 |
| 1.2.1 研究对象的学术内容 |
| 1.2.2 研究对象的空间范围 |
| 1.2.3 研究对象的时间范围 |
| 1.3 基本概念与相关理论 |
| 1.3.1 基本概念阐述 |
| 1.3.2 相关基础理论 |
| 1.4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4.1 后三峡时期库区人居环境相关研究 |
| 1.4.2 城市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
| 1.5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5.1 研究目的 |
| 1.5.2 研究意义 |
| 1.6 研究方法及框架 |
| 1.6.1 研究方法 |
| 1.6.2 研究框架 |
| 2 万州城市人居环境建设情况定性评述 |
| 2.1 人口与城镇化情况 |
| 2.1.1 人口变化分析 |
| 2.1.2 城镇化水平分析 |
| 2.2 移民安居情况 |
| 2.2.1 城市住区分类 |
| 2.2.2 移民住区调研 |
| 2.3 城市规划建设情况 |
| 2.3.1 总体规划编制与实施 |
| 2.3.2 城市用地规模分析 |
| 2.3.3 城市用地布局分析 |
| 2.3.4 城市空间结构分析 |
| 2.3.5 城市建设问题分析 |
| 2.4 民生情况 |
| 2.4.1 经济发展分析 |
| 2.4.2 产业结构分析 |
| 2.4.3 人民收入分析 |
| 2.5 生态环境情况 |
| 2.5.1 城市生态格局 |
| 2.5.2 现状环境质量 |
| 2.6 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
| 2.6.1 交通基础设施 |
| 2.6.2 市政基础设施 |
| 2.7 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情况 |
| 2.8 旅游文化与遗产保护情况 |
| 2.9 本章小结 |
| 3 丰都、忠县城市人居环境建设情况定性评述 |
| 3.1 丰都人居环境建设情况调查研究 |
| 3.1.1 人口与城镇化情况 |
| 3.1.2 移民安居情况 |
| 3.1.3 城市规划建设情况 |
| 3.1.4 民生情况 |
| 3.1.5 生态环境情况 |
| 3.1.6 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
| 3.1.7 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情况 |
| 3.1.8 旅游文化与遗产保护情况 |
| 3.2 忠县人居环境建设情况调查研究 |
| 3.2.1 人口与城镇化情况 |
| 3.2.2 移民安居情况 |
| 3.2.3 城市规划建设情况 |
| 3.2.4 民生情况 |
| 3.2.5 生态环境情况 |
| 3.2.6 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
| 3.2.7 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情况 |
| 3.2.8 旅游文化与遗产保护情况 |
| 3.3 本章小结 |
| 4 后三峡时期库区城市人居环境建设评价体系研究 |
| 4.1 库区城市人居环境的特征与问题总结 |
| 4.1.1 库区城市人居环境的共性特征 |
| 4.1.2 库区城市人居环境的典型问题 |
| 4.2 基于人地关系的城市人居环境建设评价体系构建 |
| 4.2.1 人地关系的基础认知研究 |
| 4.2.2 人地关系与人居环境的耦合协同 |
| 4.2.3 人地关系视角下库区城市人居环境建设评价模型设计 |
| 4.2.4 库区城市人居环境评价建设要素的确定 |
| 4.2.5 库区城市人居环境建设评价方法的确定 |
| 4.3 库区城市人居环境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3.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 |
| 4.3.2 评价指标体系借鉴 |
| 4.3.3 具体评价指标释义 |
| 4.3.4 评价指标权重确定 |
| 4.4 库区城市人居环境调查问卷设计 |
| 4.5 本章小结 |
| 5 后三峡时期丰都、忠县、万州人居环境建设评价与分析 |
| 5.1 丰都人居环境建设评价与分析 |
| 5.1.1 人类社会系统 |
| 5.1.2 地域环境系统 |
| 5.1.3 支撑体系系统 |
| 5.2 忠县人居环境建设评价与分析 |
| 5.2.1 人类社会系统 |
| 5.2.2 地域环境系统 |
| 5.2.3 支撑体系系统 |
| 5.3 万州人居环境建设评价与分析 |
| 5.3.1 人类社会系统 |
| 5.3.2 地域环境系统 |
| 5.3.3 支撑体系系统 |
| 5.4 评价结论 |
| 5.4.1 评价结果综合分析 |
| 5.4.2 人地和谐程度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后三峡时期库区城市人居环境优化思路与提升策略研究 |
| 6.1 库区城市人居环境优化思路 |
| 6.2 丰都人居环境提升策略与措施 |
| 6.2.1 提质挖潜:提升服务水平,加快城市转型 |
| 6.2.2 文化引领:发扬传统文化,营建尚善鬼城 |
| 6.2.3 新旧协同:新区集约发展,旧城有机更新 |
| 6.3 忠县人居环境提升策略与措施 |
| 6.2.1 生态保育:保护资源环境,加强生态补偿 |
| 6.2.2 功能提升:改善基础设施,补齐城市短板 |
| 6.2.3 错位发展:依托城市资源,建设美丽乡村 |
| 6.4 万州人居环境提升策略与措施 |
| 6.4.1 山水融城:美化山水环境,重塑三峡客厅 |
| 6.4.2 空间整合:统筹城乡区域,促进多规融合 |
| 6.4.3 品质建设:创新城市发展,增强城市内涵 |
| 6.5 本章小结 |
| 7 总结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创新点 |
| 7.3 研究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A作者在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B作者在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C指标参考标准及依据 |
| D指标权重计算过程 |
| E调查问卷设计 |
| F学位论文数据集 |
| 致谢 |
（6）人口发展政府治理研究 ——以四川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前言 |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价值及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的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及研究范围的界定 |
| 1.1.3 价值域的探讨:理论与实践 |
| 1.1.4 问题的提出 |
| 1.2 相关研究综述及客观评价 |
| 1.2.1 治理理论的研究概况 |
| 1.2.2 人口发展理论的研究概况 |
| 1.2.3 人口问题综合治理的研究概况 |
| 1.3 逻辑思路、方法与创新 |
| 1.3.1 本研究的逻辑思路 |
| 1.3.2 本研究的立论方法 |
| 1.3.3 本研究的探索与创新 |
| 2. 人口发展政府治理的提出及理论分析 |
| 2.1 人口发展概念的诠释 |
| 2.1.1 人口发展的界定 |
| 2.1.2 人口发展及相关概念的辨析 |
| 2.1.3 本研究对于人口发展的定义 |
| 2.2 建国后我国人口发展推进模式的反思 |
| 2.2.1 人口发展的推进模式——基于人口转变论的解读 |
| 2.2.2 我国政府主导外推型人口发展模式的人口经济效应分析 |
| 2.2.3 外推型人口发展模式所显现的人口管理问题 |
| 2.3 治理视阈下我国人口发展政府治理的提出及理论分析 |
| 2.3.1 治理理论的思想内核 |
| 2.3.2 治理理论对未来人口发展管理的启示——多元主体与多元参与的契合 |
| 2.3.2 我国人口发展政府治理提出的背景 |
| 2.3.4 治理视阈下人口发展政府治理的内涵阐释及理论分析 |
| 3. 人口发展政府治理的制度体系设计 |
| 3.1 人口发展政府治理的指导思想 |
| 3.1.1 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体现了辨证思维的方法 |
| 3.1.2 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体现了制度创新的要求 |
| 3.1.3 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体现了执政为民的理念 |
| 3.1.4 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思想 |
| 3.2 人口发展政府治理的目标取向 |
| 3.2.1 人口发展政府治理理念:向以人为本型转变 |
| 3.2.2 人口发展政府治理职能:向公共服务型转变 |
| 3.2.3 人口发展政府治理体制:向参与开放型转变 |
| 3.2.4 人口发展政府治理主体:向多元主体型转变 |
| 3.2.5 人口发展政府治理手段:向灵活多样转变 |
| 3.3 人口发展政府治理的组织机构设计 |
| 3.3.1 现行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机构设置、职能划分的负效应 |
| 3.3.2 结论:现行人口管理职能机构从分散走向整合的必要 |
| 3.3.3 改革现行人口管理组织机构的措施与建议 |
| 3.4 人口发展政府治理的运行机制设计 |
| 3.4.1 建立"参与治理"的立体网络机制 |
| 3.4.2 政府是调控人口发展的宏观主体 |
| 3.4.3 公民社会组织是人口发展治理的中观纽带 |
| 3.4.4 社区是人口发展治理的微观基础 |
| 3.5 人口发展政府治理的"多元保障"体系设计 |
| 3.5.1 建立导向正确的人口发展政府治理用人机制 |
| 3.5.2 健全人口发展政府治理的投入保障机制 |
| 3.5.3 打造人口发展政府治理的"公益性宣传"保障机制 |
| 3.5.4 建设人口发展政府治理"数字化管理"技术保障平台 |
| 4. 四川人口发展现状、趋势与政府治理研究 |
| 4.1 四川人口发展现状分析 |
| 4.1.1 四川人口总量特征 |
| 4.1.2 四川人口结构特征 |
| 4.1.3 四川人口素质特征 |
| 4.2 未来四川人口发展趋势研究 |
| 4.2.1 人口预测模型的选择、数据处理、检验与参数的设定 |
| 4.2.2 未来四川人口规模预测:总人口、育龄妇女、出生和死亡人口 |
| 4.2.3 未来人口年龄结构变动预测分析 |
| 4.2.4 未来人口城乡结构预测分析 |
| 4.3 四川人口发展面临的问题及政府治理 |
| 4.3.1 四川人口总量的政府治理 |
| 4.3.2 四川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政府治理 |
| 4.3.3 四川人口老龄化的政府治理 |
| 4.3.4 四川人口城乡有序转移的政府治理 |
| 4.3.5 四川人口整体素质提升的政府治理 |
| 4.3.6 数量与结构并举——人口自然结构的治理是四川人口发展政府治理不容忽视的重点 |
| 5. 四川出生人口性别比政府治理研究 |
| 5.1 四川与全国各地区出生性别比的比较分析 |
| 5.1.1 历年我国出生性别比变动趋势与特点 |
| 5.1.2 全国分孩次出生性别比分析 |
| 5.1.3 四川出生性别与全国其他地区的比较分析 |
| 5.2 四川省内出生性别比的基本情况 |
| 5.2.1 四川各地区出生性别比与总和生育率的变动分析 |
| 5.2.2 四川各地区分城乡出生性别比与生育率的比较 |
| 5.2.3 四川各地区分孩次出生性别比的比较分析 |
| 5.3 四川出生性别比升高的理论解释及治理困境分析 |
| 5.3.1 文化因素:传统生育文化中的"男孩偏好"依然存在,并对人们的生育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 |
| 5.3.2 政策因素:紧缩性生育政策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生育行为的选择 |
| 5.3.3 经济因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偏低加强了人们对生育行为的性别选择 |
| 5.3.4 管理因素:管理乏力是性别选择的外部诱因 |
| 5.4 政府治理出生性别比的具体措施和对策建议 |
| 5.4.1 治理的主导思路:标本兼治 |
| 5.4.2 创造良好治理制度、文化环境,弱化"男孩偏好" |
| 5.4.3 大力发展地区经济,转变人们对孩子性别的价值偏好 |
| 5.4.4 进一步加强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服务和管理 |
| 5.4.5 生育行为"全程治理"的新型出生性比治理模式 |
| 6. 四川人口老龄化政府治理研究 |
| 6.1 四川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口发展现状 |
| 6.1.1 历年四川人口老龄化变动状况 |
| 6.1.2 四川老年人口自然结构状况 |
| 6.1.3 四川老年人口的基本健康、生活状况 |
| 6.2 未来时期四川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分析 |
| 6.2.1 未来时期四川老年人口规模、老年人口结构与老年人口的预期寿命变动分析 |
| 6.2.2 未来时期四川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变动预测 |
| 6.2.3 老龄化与人口红利及其"拐点"分析 |
| 6.3 人口老龄化对四川的逆经济社会发展力及治理困境分析 |
| 6.3.1 老龄化与经济发展 |
| 6.3.2 老龄化与劳动参与率、就业人口变动分析 |
| 6.3.3 老龄化与社会福利设施建设 |
| 6.3.4 老龄化与养老保障 |
| 6.3.5 四川老龄化治理的困境 |
| 6.4 政府治理人口老龄化的具体措施和对策建议 |
| 6.4.1 提高四川人口的人力资本存量,保持劳动力资源的竞争优势 |
| 6.4.2 建立、健全城乡协调的养老保障体系 |
| 6.4.3 加强老年人口的社会福利设施建设,积极探索人口老龄化社区照顾模式 |
| 6.4.4 关注老年产业的发展,引入市场机制以满足老年人口的多样性需求 |
| 6.4.5 构建老龄化政府治理体系,共同促进四川老龄化事业发展 |
| 7. 总结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研究的不足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7）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视阈下“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目的和意义 |
| (一)选题背景及目的 |
| (二)选题的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重难点和创新点 |
|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二)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
| (三)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法 |
| (二)交叉研究法 |
| (三)理论与实际分析相结合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分析 |
| 一、相关概念界定 |
| (一)人口与人口理论 |
| (二)生育政策 |
| (三)“全面二孩”政策 |
| 二、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主要内容 |
| (一)“两种生产”的观点 |
| (二)人口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平衡的观点 |
| (三)人口质量的观点 |
| (四)人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的观点 |
| 三、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时代价值 |
| (一)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是我国制定人口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石 |
| (二)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指导意义 |
| (三)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为世界人口发展提供理论导向 |
| 第三章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客观必要性及重要性 |
| 一、“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客观必要性 |
| (一)劳动力供求矛盾突出 |
| (二)人口结构失衡 |
| (三)社会、家庭养老压力大 |
| (四)“失独家庭”养老问题严峻 |
| (五)“单独二孩”政策影响不足 |
| 二、“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重要性 |
| (一)有利于整合人力资源,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 |
| (二)有利于提高人的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
| (三)有利于刺激消费需求,推动国内经济发展 |
| 第四章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现状及问题成因 |
| 一、“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积极成果 |
| (一)“二孩”出生率明显增加 |
| (二)人口性别比失衡有所缓解 |
| 二、当前“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中面临的现实阻碍 |
| (一)国家层面:措施宣传执行不力,政策实效影响有限 |
| (二)社会层面: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生育成本不断提高 |
| (三)家庭层面:经济与精力负担重,生育观念难以扭转 |
| 三、当前“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中面临现实阻碍的原因分析 |
| (一)国家政策方面:相关配套政策有滞后性 |
| (二)社会经济方面:收入分配不均依旧严峻 |
| (三)文化观念方面:低生育文化的影响较大 |
| 第五章 推进“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对策分析 |
| 一、国家层面 |
| (一)加强政策宣传,引导适龄人群树立新型生育观 |
| (二)完善政策衔接,构建新时代生育政策配套体系 |
| (三)优化经济发展,增加国家财政补贴与个人收入 |
| (四)坚持生态优先,践行绿色高质量发展理念 |
| 二、社会层面 |
| (一)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优化教育资源配置 |
| (二)完善医疗保障体系,补齐医疗服务短板 |
| (三)加强房价调控力度,规范房产市场秩序 |
| (四)完善生育保险制度,保障女性就业平等 |
| (五)推进公共托幼服务,建设普惠性托幼机构 |
| (六)优化养老保险制度,健全养老服务体系 |
| 三、家庭层面 |
| (一)推进新生育文化建设,提高家庭人口发展认识 |
| (二)打破传统性别分工,增强家庭成员责任意识 |
| (三)树立科学教育理念,营造良好家庭教育氛围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的科研情况 |
（8）中国农村贫困地区旅游扶贫PPT（Pro-Poor Tourism）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的主要内容、结构、方法 |
| 第三节 旅游扶贫研究综述及创新 |
| 第二章 PPT 战略的理论支撑 |
| 第一节 比较优势理论 |
| 第二节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
| 第三节 旅游乘数理论 |
| 第四节 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 |
| 第五节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第三章 旅游业扶贫（PPT）战略的可行性分析 |
| 第一节 旅游扶贫战略的内涵界定 |
| 第二节 旅游业的产业分析 |
| 第三节 旅游扶贫的优势 |
| 第四章 旅游扶贫的目标地区与目标人口 |
| 第一节 农村贫困的解析 |
| 第二节 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识别 |
| 第三节 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空间分布 |
| 第四节 PPT 战略的目标对象 |
| 第五节 中国农村贫困地区的旅游资源现状 |
| 第五章 我国农村贫困地区旅游扶贫开发的现状与困境 |
| 第一节 旅游扶贫开发的背景和机遇 |
| 第二节 我国农村贫困地区旅游扶贫的现状 |
| 第三节 我国农村贫困地区旅游扶贫的困境 |
| 第六章 旅游扶贫中主体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
| 第一节 政府的作用和责任 |
| 第二节 企业与非政府组织的经济行为 |
| 第三节 社区参与和旅游扶贫的发展 |
| 第七章 旅游扶贫战略的模式与保障体系 |
| 第一节 旅游扶贫战略的模式选择 |
| 第二节 我国农村贫困地区PPT 战略动力系统 |
| 第三节 旅游扶贫战略的保障体系 |
| 第四节 旅游扶贫的政策建议 |
| 第八章 国内旅游扶贫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贵州省乡村旅游扶贫的可行性及对策建议 |
| 第二节 西藏旅游扶贫案例 |
| 第三节 台湾观光休闲农业的发展及其启示 |
| 第九章国际旅游扶贫实证研究与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南非旅游扶贫战略的评述及启示 |
| 第二节 尼泊尔的旅游扶贫案例 |
| 第三节 其他国家的旅游扶贫案例 |
| 主要参考资料 |
| 后 记 |
| 原创性声明 |
| 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
（9）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与总和生育率关系及其协调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总和生育率下降导致诸多问题 |
| 1.1.2 社会、个人和家庭养老压力日趋增大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本文的研究框架 |
| 1.2.1 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2.2 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 |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1.3.1 国外相关文献研究 |
| 1.3.2 国内相关文献研究 |
| 1.3.3 已有研究文献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我国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和总和生育率发展分析 |
| 2.1 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的变化 |
| 2.1.1 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 |
| 2.1.2 各类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现状 |
| 2.1.3 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发展现状 |
| 2.1.4 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发展预测 |
| 2.1.5 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发展趋势分析 |
| 2.2 总和生育率发展 |
| 2.2.1 总和生育率变化特点 |
| 2.2.2 总和生育率预测 |
| 2.2.3 总和生育率发展的总体趋势及原因分析 |
| 2.3 当前我国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和总和生育率之间关系 |
| 2.3.1 总和生育率下降导致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的提高 |
| 2.3.2 总和生育率下降影响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的能力提升 |
| 2.3.3 总和生育率与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协调发展是必然选择 |
| 第3章 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和总和生育率关系理论分析 |
| 3.1 代际转移模型的构建假设 |
| 3.1.1 模型建立以非利他[1]模型为基础 |
| 3.1.2 父母是风险厌恶者 |
| 3.1.3 每个人都是守法公民 |
| 3.1.4 生存存在不确定性 |
| 3.1.5 消费属于正常物品 |
| 3.2 代际转移模型建立 |
| 3.3 总和生育率、代际转移与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关系 |
| 第4章 我国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和总和生育率关系实证分析 |
| 4.1 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与总和生育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 4.1.1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 |
| 4.1.2 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和总和生育率数据平稳性检验 |
| 4.1.3 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与总和生育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 4.1.4 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与总和生育率协整检验 |
| 4.1.5 总和生育率与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关系模型的构建 |
| 4.1.6 模型的应用与解释 |
| 4.2 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对总和生育率影响实证分析 |
| 4.2.1 总和生育率影响因素指标选取 |
| 4.2.2 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对总和生育率影响模型构建 |
| 4.2.3 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
| 4.2.4 模型的检验与调整 |
| 4.2.5 回归结果分析 |
| 第5章 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与总和生育率协调发展区域化分析 |
| 5.1 各省市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发展状况 |
| 5.2 各省市总和生育率分析 |
| 5.2.1 聚类过程 |
| 5.2.2 聚类结果 |
| 5.3 各省市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与总和生育率协调发展情况分析 |
| 5.4 我国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调节总和生育率发展存在的问题 |
| 第6章 养老保险对总和生育率发展影响的国际借鉴 |
| 6.1 低生育率的欧洲：俄罗斯的教训 |
| 6.1.1 俄罗斯人口发展状况 |
| 6.1.2 俄罗斯提高总和生育率的各种政策 |
| 6.1.3 俄罗斯总和生育率偏低原因 |
| 6.1.4 俄罗斯总体生育率发展与调整借鉴 |
| 6.2 不同水平总和生育率的亚洲：中国与日本的比较 |
| 6.2.1 中国与日本的相同之处：均为“未富先老”国家 |
| 6.2.2 中国与日本的不同之处：人口管理政策的发展 |
| 6.2.3 日本人口发展对我国的借鉴 |
| 6.3 高总和生育率的非洲国家 |
| 6.3.1 非洲“敬老文化”与总和生育率 |
| 6.3.2 非洲人口发展之悟：计划生育政策是无奈之举 |
| 6.4 其它国家和地区总和生育率发展规律的启示意义 |
| 6.4.1 人口发展规律不易改变 |
| 6.4.2 我国总和生育率不能继续下降 |
| 第7章 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与总和生育率科学发展思路 |
| 7.1 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与总和生育率科学发展原则 |
| 7.1.1 总和生育率的科学发展要遵守人口发展规律 |
| 7.1.2 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的调整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 |
| 7.2 较低总和生育率向均衡生育率的转变：逐步调整生育政策 |
| 7.2.1 低总和生育率导致诸多问题 |
| 7.2.2 计划生育政策调整方法 |
| 7.3 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区域化均衡发展 |
| 7.3.1 经济水平中等区域 “节流”，延长退休年龄是可行之举 |
| 7.3.2 经济较发达区域 “开源”，构建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是有效之举 |
| 第8章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8.1 结论 |
| 8.2 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与总和生育率协调发展的总体思想 |
| 8.2.1 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调节作用的发挥以社会养老保险健康发展为基础 |
| 8.2.2 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要以适应目标总和生育率为目标 |
| 8.2.3 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对总和生育率的调节具有比较滞后性 |
| 8.2.4 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调节总和生育率是一个缓慢的长期过程 |
| 8.3 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和总和生育率协调发展建议 |
| 8.3.1 与各家庭子女数目相协调的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的确定 |
| 8.3.2 与各区域总和生育率相协调的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的确定 |
| 参考文献 |
| 附录索引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10）收入水平对人口发展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2.1 研究现状简述 |
| 1.2.2 研究现状评析 |
| 1.3 概念辨析 |
| 1.3.1 收入问题相关概念辨析 |
| 1.3.2 人口发展相关概念辨析 |
| 1.3.3 社会公正相关概念 |
| 1.4 研究的主要问题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的主要问题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论文的创新 |
| 1.5.2 论文的不足 |
| 2. 理论基础 |
| 2.1 收入分配理论与制度 |
| 2.1.1 收入分配理论 |
| 2.1.1.1 功能收入分配理论 |
| 2.1.1.2 规模收入分配理论 |
| 2.1.2 收入分配制度 |
| 2.2 人口发展相关理论 |
| 2.2.1 人口发展评价体系 |
| 2.2.2 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 |
| 2.2.3 微观人口经济学理论 |
| 2.2.4 人口转变理论 |
| 2.2.5 人口移动理论 |
| 2.2.6 适度人口理论 |
| 2.3 社会公正相关理论 |
| 2.3.1 对国外目前关于公正相关研究的认识 |
| 2.3.2 “强者逻辑”和“累积效应” |
| 2.3.3 从恩格尔系数到必要消费系数 |
| 2.3.4 关于资源消费的观点 |
| 2.4 理论分析框架 |
| 3. 收入水平与人口发展的一般关系 |
| 3.1 理论视角的分析 |
| 3.1.1 马克思主义关于收入水平与人口发展关系的观点 |
| 3.1.2 西方经济学关于收入水平与人口发展关系的观点 |
| 3.1.3 理论视角下收入水平和人口发展的一般关系总结 |
| 3.2 历史视角的分析 |
| 3.2.1 原始社会晚期与奴隶社会 |
| 3.2.2 封建社会 |
| 3.2.3 资本主义社会 |
| 3.2.4 历史视角下收入水平和人口发展的一般关系总结 |
| 3.3 现实视角的分析 |
| 4. 收入水平对人口自身发展的影响 |
| 4.1 收入水平对人口数量的影响 |
| 4.1.1 微观人口经济学的分析 |
| 4.1.2 实证分析 |
| 4.2 收入水平对人口质量的影响 |
| 4.2.1 收入水平对人口受教育水平的影响 |
| 4.2.2 收入水平对人口预期寿命的影响 |
| 4.3 收入水平对人口自然结构的影响 |
| 5. 收入水平对人口与外部关系协调发展的影响 |
| 5.1 收入水平对人口就业和人口分布的影响 |
| 5.1.1 经济增长和人口就业的关系 |
| 5.1.2 产业发展与人口就业的关系 |
| 5.1.3 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的关系 |
| 5.2 收入水平对人口生活水平的影响 |
| 5.2.1 恩格尔系数与基尼系数指标 |
| 5.2.2 居民消费性支出指标 |
| 5.3 收入水平对逆人口发展的影响 |
| 5.3.1 收入水平对离婚率的影响 |
| 5.3.2 收入水平对犯罪率的影响 |
| 5.4 收入水平对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影响 |
| 6. 收入水平对不同人口群体发展的影响 |
| 6.1 收入水平对不同收入人口群体发展的一般影响 |
| 6.1.1 不同收入人口群体比例的变化影响整体人口的自身发展 |
| 6.1.2 不同收入人口群体消费水平差异导致生活质量差异 |
| 6.2 收入水平对特殊人口群体发展的影响 |
| 6.2.1 对贫困人口发展的影响 |
| 6.2.2 对残疾人口发展的影响 |
| 6.2.3 对留守人口发展的影响 |
| 7. 我国收入现状中的问题对我国人口发展的负面影响 |
| 7.1 我国收入现状中的问题分析 |
| 7.1.1 问题的体现：收入差异过大 |
| 7.1.2 问题的原因：收入分配不公平 |
| 7.2 我国收入现状中的问题对我国人口发展的负面影响 |
| 7.2.1 人口自身发展方面 |
| 7.2.2 人口与外部关系协调发展方面 |
| 7.2.3 人口转变方面 |
| 8. 结论、建议与启示 |
| 8.1 相关结论 |
| 8.1.1 理论方面 |
| 8.1.2 收入水平对人口发展的影响方面 |
| 8.1.3 我国收入现状与人口发展现状的问题方面 |
| 8.2 对相关制度或政策的分析与建议 |
| 8.2.1 理论上需要明确与注意的地方 |
| 8.2.2 对我国人口发展相关制度的分析与建议 |
| 8.2.3 对我国收入分配相关制度的分析与建议 |
| 8.2.4 其他方面的建议 |
| 8.3 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四、增加商业投入,适应人口发展需要（论文参考文献）
- [1]水族人口均衡发展问题研究 ——基于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的调查[D]. 李致江. 中南民族大学, 2019(08)
- [2]丝绸之路经济带(境内段)人口空间结构研究[D]. 米瑞华. 陕西师范大学, 2015(03)
- [3]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研究 ——以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为例[D]. 金德谷. 中央民族大学, 2016(04)
- [4]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研究 ——基于浙江省的实证调查[D]. 于海燕. 吉林大学, 2016(08)
- [5]后三峡时期库区城市人居环境建设评价研究 ——以丰都、忠县、万州为例[D]. 贾慕昕. 重庆大学, 2019(01)
- [6]人口发展政府治理研究 ——以四川为例[D]. 蒋若凡. 西南财经大学, 2010(07)
- [7]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视阈下“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研究[D]. 严翔钟. 西华师范大学, 2020(01)
- [8]中国农村贫困地区旅游扶贫PPT（Pro-Poor Tourism）战略研究[D]. 王颖.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06(11)
- [9]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与总和生育率关系及其协调发展研究[D]. 康意.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4(12)
- [10]收入水平对人口发展的影响研究[D]. 廖海亚. 西南财经大学, 201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