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树立正确的领导观念（论文文献综述）
杨舒涵[1]（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价值观演进研究 ——以上海为例》文中指出行政价值观是行政主体（政府）对行政客体（行政系统）实施管理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价值追求和价值理解,代表着国家的根本利益,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中国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其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中国政府的核心价值追求始终是一切为了人民,显着的人民性是中国行政价值观与西方行政价值观最本质的区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价值观的关注重点从以经济为中心,逐渐拓展到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并进一步拓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覆盖的领域更加全面,价值维度更加多元,表现出持续的成长性。但就其本质而言,不同历史阶段的行政价值观演化,也只是经济、社会形式不断变化的结果。尽管不同时代背景下价值观和政策关注的重心有所变化,但行政价值观的核心仍然呈现高度的一致性。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决定了中国行政价值观的核心理念以及政策终极指向必然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唯一价值追求。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创新发展的先行者,上海的行政价值观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行政价值观建设的先进水平,也为其发展完善提供经验借鉴。四十年来,上海的行政价值理念经历了从改革开放初期的重改革和建设到新世纪前后的重开放开发和市场化、国际化再到当前的更加注重创新、转型和协调发展,呈现出持续的演进与成长。但其核心价值取向始终是以人民为中心,围绕这一核心价值理念,上海将市场化、法治化、服务化作为实现行政价值观的基本条件,率先践行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共享等新发展理念。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其最终归宿都是“一切为了人民”的具体体现。因此,完善中国行政价值观要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追求,并从思想、制度和实践三个层面共同推进行政价值观的落地。思想层面,重点加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牢记为人民谋幸福的使命和任务,以创新、开放、绿色、协调、共享的新理念指引发展。制度层面,重点以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为保障,加强党的领导地位,全面推进人民民主和法治中国建设,以刚性的制度设计保障行政价值观的落实。实践层面,妥善处理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市场活动的直接干预,同时,提高政府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拓宽人民群众参与政府决策的范围和渠道,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李抒望[2]（2006）在《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几个基本问题》文中提出胡锦涛同志提出的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涵盖个人、集体、国家三者关系,涉及人生态度、公共行为、社会风尚,明确了当代中国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它不仅针对当前公民道德缺失的状况,对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进行了补充和完善,而且拓展和丰富了新时期开展公民道德教育的实践渠道,呈现了奋进中的中国清醒而坚定的文化自觉。
顾莉[3]（2019）在《以家风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研究》文中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背景下,反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价值目标的“最大公约数”,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就是通过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方式,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并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其中,家庭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重要场域,家庭不仅要养育家庭成员,还肩负着为社会培育合格社会成员的责任。与学校、社会等其他培育渠道相比,家庭培育具有特殊的比较优势,父母在日常生活中对子女价值观养成具有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重要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家庭培育主要是通过家风实现的,因为家风在本质上体现的就是家庭群体的价值观念,是绝大多数家庭成员都能基本认同的价值取向。在特定家风中成长的家庭成员无形中就会受其熏陶,对价值观的形成产生深厚而持久的影响力。但是,家风在性质上有优劣之分,在特定历史时期,被认为是优秀的家风总是与当时当地的主流价值观相吻合的家庭风气,只有优秀家风才能充分发挥对主流价值观培育的积极作用。因此,在当前要想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家庭培育,首先就要创建当代优秀家风。这就是本文选题“以家风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出发点。当前,通过家庭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难点在于,很多家庭没有意识到“为什么要在家庭中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此尚未形成足够的自觉意识。为回答该问题,本文采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理论上厘清家风的本质、家风和价值观之间的内在关系,阐明家庭和社会在对“现实的人”的培养目标和责任上具有一致性,进而提出良好家风是个体、家庭、社会在价值取向上的理性共识,良好家风应主动将主流价值观融入到家风建设中去,并自觉对家庭成员进行主流价值观的培育,培养能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符合社会需要的人。为进一步探究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践中,如何通过家风建设促进主流价值观培育的,本文对传统家风和红色家风进行了考察。传统家风是中国古代传统哲学、伦理道德、价值体系等精神文化在家庭生活中的体现,通过家训、家书、家祠、家谱以及日常言行等形式在价值观培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传统家风蕴含丰富的优秀文化基因,是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但不可否认的是,传统家风从根本上说是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宣扬的是封建社会主流价值观。因此,对传统家风应当批判继承,合理借鉴并推陈出新。红色家风是指以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核心,领导广大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实践中,自觉将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并用于家庭教育,通过优秀共产党人言传身教,形成的兼具革命性、先进性和民族性的家庭风尚,并借助群众性生产运动、法律法规、舆论宣传、思想改造等路径在人民大众中得以推广普及。红色家风传播了崭新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在社会主义新中国主流地位的确立。红色家风不仅是当代优秀家风建设的宝贵来源,更是在当代家风建设中继续保持着旺盛生命力,发挥家风建设的榜样示范作用。通过对传统家风和红色家风的研究,得到如下启示:主流价值观需要通俗化、生动化、大众化才能融入家庭;家风必然会随着主流价值观在社会变革中发生演变;家风建设必须要在先进理论指导下,对传统家风批判继承、推陈出新,才能创建优秀的新家风等,为当代家风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家庭培育提供借鉴。当前我国随着社会的变革、家庭结构的变迁、家庭教育理念的变化,家风也呈现出新特点和新问题,如大家族意识淡化、小家庭观念增强;传统与现代家风并存;对未成年子女“重智轻德”现象较普遍等。为进一步发挥当代家风在个人发展、家庭幸福、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就必须对家风进行有指导性地建设。在进行家风建设时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确保家风的方向性;传承优秀传统家风,彰显家风的民族性;把握世情、国情和民情,体现家风的时代性;结合现代家庭教育理念,提升家风的科学性;尊重家庭个性特征发展,包容家风的多元性。当代优秀家风在价值内蕴上应当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一致的,在内涵体系上应表现为:以国家层面的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体现爱国爱家、家国共建的新型家国关系;以社会层面的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体现共生共荣、共享发展的新型群己关系;以个人层面的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体现敬业奉献、向上向善的新型处世原则。当代优秀家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共同的历史和文化渊源,产生于共同的时代背景之下,有着共同的培育对象,这就为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家庭培育,用优秀家风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可能。但同时也要看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面向不同价值主体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主体是国家,是国家的建设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主体是社会,是社会的建设目标;只有“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才是直接面向个人的。而家庭培育的对象仅仅是个人,如果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再次整合和主体转化,就可能在家庭培育中忽略国家和社会的价值目标,从而造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家庭培育中的部分缺失。所以,以家风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首先就是要依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原有内涵,针对家庭培育的特殊性,以个人为主体,进行目标导向的重构。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国家、社会层面价值要求,都融入到个人价值观的培育目标当中,形成基于国家层面的社会主义公民培育、基于社会层面的个体社会化培育、基于个人层面的健全人格培育三个目标导向。在形成目标导向的前提下,以家风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还要借助科学有效的方法,提升培育的有效性。如果价值观不正确,方法再好也枉然;价值观正确,但不注重方法,其效果甚微,甚至适得其反;只有价值观正确,并运用有效的方法,才能事半功倍、卓有成效。所以,在家风建设过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方向和灵魂,科学的培育方法是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家庭培育的方法主要包括:通过塑造良好的家庭环境对家庭成员的价值观进行无形的熏陶和濡染,这是优秀家风最有效的培育方式;家长提高自身理论素养,掌握价值观培育有效手段,强化对子女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灌输与引导:发挥榜样示范作用,特别是父母自身的言行举止在对子女价值观培育中的示范作用;通过家庭成员间的情感交流与感化,在爱教结合中促进并达成价值观上的认同和共识;通过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家长发挥主动意识,积极规划、正确引导、适时升华,在实践中让家庭成员体验和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家风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还应建构有效的机制,激发家庭培育的动力,提升家庭培育效果,实现外部环境的协同助推。首先,建构家庭培育的动力激发机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家庭培育的根本动力,就是要通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保障人民意志、人民权利、人民利益的最大化实现,这样才能使个体、家庭、社会的价值需要得到真正的统一和最大化的满足,也才能激发个体和家庭自觉主动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家风建设的指南,并在家庭成员中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次,建构家庭内部优秀家风的激励约束机制,一方面通过目标激励、情感激励、物质激励等方式,形成家庭成员间良性互动的肯定性引导机制;另一方面通过义务性约束、警示性约束、惩罚性约束等方式,形成在合理合法的前提下对个体不良行为或价值取向发挥否定性鞭策机制。最后,建构外部环境的协同助推机制,包括:学校教育的家庭辐射,充分发挥学校价值观培育的优势,实现青少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家庭反哺”;社会环境的文化渗透,通过丰富的社区文化促进优秀家风建设,营造浓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氛围;大众传媒的舆论宣传,发挥大众传媒的舆论优势,大量弘扬优秀家风,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层次传播;国家权威力量的积极引导,通过顶层设计、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手段引导优秀家风建设,保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家庭培育有效运行。
贾宏[4]（1996）在《论树立正确的领导观念》文中认为论树立正确的领导观念贾宏正确的领导观念，来源于领导工作的实践，是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出来的、符合客观实际的领导思想，是对领导地位、作用、权力、义务、职能、责任和自身形象等有关领导问题的本质性认识。它一方面反映了领导工作实践本身的发展水平；另一方面，也反映...
黄小明[5]（2012）在《基层干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长效机制的建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发展问题自20世纪后半叶即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80年代后就逐渐成为了我国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多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党和国家以及广大学术界进行了不懈地探索,科学发展观就是针对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而提出的科学思想体系。研究基层干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长效机制,既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也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精神,基层干部责无旁贷。基层干部本身的特点、历史使命决定着基层干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历史担当。能否可持续科学发展,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是关键,这就必须建立健全基层干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长效机制。学术界关于基层干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长效机制缺乏必要的研究,给本文的研究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也留下了较大的难度。本研究的基本思路,是以基层干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时代要求为切入点,围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科学依据、创设长效机制的基本要素而展开,着重探讨长效机制建构的理论依据、实践依据以及基本原则,着力突破长效机制建构难题,为确保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视角审思,基层干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长效机制是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科学运行方式,实质是基层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长效运行的保障,核心思想是保持基层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常态化,根本要求是“优化理念·推动发展”,它具有基层性、实践性、区域性、持续性等特点。基于对理论与实践依据的研究,基层干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长效机制的建构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原理为指导,认准社会主义的、民本的、幸福与和谐的基本价值向度,遵循人本性原则、发展性原则、创新性原则和实践性原则。围绕长效机制建构的基本价值向度和原则,运用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理与方法理论,可将基层干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长效机制分解成三种基本机制来建设：即“理想固本·内激外驱”的持续动力机制、“理念为先·知行合一”的实践升华机制、“制度管理·规范运作”的长效保障机制。前者由理想固本→内在激励→外在驱动,构成由内而外的动力机制；再者由理念认同→认知转化→实践升华,打造知行合一的实践升华机制；后者由制度护航→行为监督→检验考核,健全规范运作的长效保障机制。上述三个基本机制辩证统一,相互支撑,协调互动,构成了基层干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长效机制的完整体系。其中,动力机制促进实践升华,实践机制催生新的动力,保障机制渗透于二者的始终,共同维系基层干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行为的持续进行。
刘莹[6]（2013）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普法教育之嬗变》文中指出自1986年我国实行普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普法教育已经走过了二十六年。我国普法教育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在经历了以宪法普及为先导的启动时期、市场经济法律普及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时期、依法治国为核心内容的高潮时期之后,进入了权利至上的全面提升时期。通过五个普法“五年计划”的开展,我国普法教育实现了从常识性普及、知识性传授、法律意识的培养到法律素质提升的转变；实现了由行政手段管理向由法律手段管理的转变。我国普法教育的发展历史是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普法教育中每一次对象、内容、目标的改变都对应着党的方针、政策和工作重心的转移。普法这场初衷为“将法律交给十亿人民”的法制工程是史无前例的,也是声势浩大的,这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政治现象和法律现象,从一开始就选择了“政府主导,全民参与”的模式,利用这种模式普法的优势在于能快速的集中的进行法律常识的普及以及法律知识的讲授,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模式确实为我国公民学习法律、知晓法律提供了平台,也为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国家民主法制建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随着普法教育的发展和深入,“政府主导型普法”的弊病逐渐暴露出来,普法主体工作热情不高、群众参与度不高、普法实效性不强等种种问题的出现严重束缚了我国普法教育的发展,甚至还一度使其进入了“滞缓期”,其中,实效性问题更是成为困扰普法教育的“顽疾”所在。诚然,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样的：普法教育的主体对自身定位的错误,导向型主体与主体性主体发生了功能性的错位；普法客体呈现多层次发展的趋势,其中,青少年和领导干部一直都是普法的重点对象,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地区和城市流动人口的普法教育正逐渐成为难点问题,这些群体的存在,使普法教育的任务更加繁重,对普法的针对性要求更强；普法教育的传统载体正在遭受冲击,现代载体的强势介入使得传统载体在实效性方面显得后劲不足；普法教育的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复杂化的媒介环境对普法内容的辨识提出了新的要求,虚拟化的生活环境要求对普法内容进行新的拓展。解决以上问题以及实效性问题的关键仅仅依靠对普法的方式或者方法的改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那只是治标之法而不是治本之方,普法教育仍然是做“人”的工作,因此,应该遵循教育的一般规律,换言之,正是因为在普法教育中忽视了对“人”的因素的研究,才会导致普法教育实效性难以提高的问题。人是有各种需要的综合体,人的需要是人一切行为的基础。人的需要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的特征,人的需要决定了普法教育的接受度和参与度。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需要理论为指导,普法教育应在尊重人的需要基础上充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满足人的需要的基础上注重对新普法方式的开发和运用；在遵循人的需要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积极推动社会“公正”价值的实现,增强公民对法律的认同感并最终实现普法教育的实效性的提高。本论文从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方法入手,创造性的将思想政治教育的结构理论与普法教育的实际相结合,提出了只有实现普法教育主体的功能性互补、客体的多层次结合、载体的历史性统一、环体的突破性变迁才能形成合力,推动普法教育的持续、快速发展。研究采取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方法,从历史演变的视角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普法教育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根据各个阶段普法教育的不同重点,首次将普法教育的历程进行了划分。在结合成都市普法教育实践和全国普法工作的情况的基础上对各时段普法教育的内容和显着特点进行了概括和分析。通过对各时期普法教育主体、客体、载体和环体所呈现的新特点的分析,提出在今后的普法教育发展过程中应该更加注重法律素质的提升、法律认同感的强化以及对人的需要的尊重。
唐丕跃[7]（2020）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工作研究（1949-1959）》文中认为少数民族统战是指中国共产党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实现不同时期的战略目标和任务,团结广大的少数民族人民群众,并同党外的少数民族代表性人士,在一定的共同目标下结成的政治联盟。“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是一个历史概念,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对特定人群的一个称谓,主要是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民族地区民主改革前,少数民族中的当权者、民族头领,以及少数民族宗教界的主要代表人物。本文在厘定少数民族统战的概念、区分民族工作与少数民族统战工作异同的基础上,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开展统战工作的时代背景作了分析,主要是民族地区敌对势力渗透破坏严重,党在民族地区的执政基础薄弱,民族地区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同时,由于民族宗教上层在本民族和宗教信仰中有特殊权威,以及解放民族地区、推进民主改革和向社会主义过渡需要团结一切力量,这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开展统战的重要时代背景。本文还深入挖掘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民族统战的思想,为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工作提供思想来源和理论依据。从历时态的角度,重点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地区解放、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进行统战的历史进程与内容。总结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借助民主建政、通过特殊人物、结合民族政策检查和组织访问慰问参观等活动开展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的各种途径,并对不同途径的具体运用和效果作理性评价。概括归纳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的方法,主要包括和平协商、区别对待、政治争取与军事准备相结合、“请上来”“派下去”以及教育改造等方法,并对不同方法的具体运用和效果作理性评价。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稳定了民族地区社会秩序,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增进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对新政权的感情,增强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壮大了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力量。形成了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共同繁荣发展、坚持协商民主等宝贵经验。但也有深刻的教训,即必须加强政治团结合作、必须充分照顾同盟者利益、必须尊重民族宗教感情、必须加强思想教育和改造。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对新时代背景下少数民族统战工作的启示在于:要突出抓好干部人才的选派、培养和引进,强化人才支撑;要务实推进产业发展,夯实民族团结的经济基础;要坚持民生优先,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要增强中华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着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增进各民族团结进步;要更加注重文化统战,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扎实做好少数民族代表人士统战工作,壮大共同奋斗力量。
张蕾[8]（2011）在《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中国共产党政绩观研究》文中认为中国共产党十六大以来,政绩观建设得到了高度重视。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完善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要求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①。这充分表明：政绩观问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在取得伟大政绩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政绩问题；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有效地解决政绩问题；政绩问题的解决与树立正确政绩观和建立完善的干部考核制度紧密相关。因此,科学地解决政绩问题,树立正确政绩观,对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干部制度的完善和改革开放事业的进步有重大意义。本文的基本思路和主要研究方法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政绩观问题放置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中来加以考察,解读它与世界观、社会观、价值观、权力观的联系,厘清它与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联系,并广泛联系古今中外的政绩观、政绩制度、政绩问题与政绩改革等方面的案例与思想,全面把握政绩观的基本联系、发展规律和经验教训；以唯物辩证法作为方法论基础,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中所出现的政绩观问题和政绩问题,在科学发展观的视野下来看待政绩观问题；运用社会历史过程与主观思想逻辑矛盾统一、结构与功能相耦合、价值判断与认知判断矛盾统一等方法,研究政绩观的发展规律特别是政绩观与政绩的辩证联系。在此基础上,联系当代中国政绩观和政绩问题的实际,冀望较好地论证正确政绩观的理念、内涵,特别是树立问题。本文采取了“总分合”的叙述方式,把理论基础研究和实践应用研究的成果贯穿其中。首先,研究政绩观的基础,解决政绩观特别是正确政绩观建构的基本关系,主要是与政治、经济、社会管理和思想文化的关系。其次,通过政绩观的历史叙述,揭示政绩观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经验教训,为树立正确政绩观提出应注意的问题。最后,联系正确政绩观建设所面临的问题,主要针对当代中国政绩观中所出现的问题,从要求、内容和途径三个方面来论证树立正确政绩观的问题,以解决正确政绩观树立中的三个关联性的方面：基本要求、主要内容和有效途径。具体说来,本文分为八章：第一章为导论,主要阐释政绩观问题研究的提出；第二章为政绩观的基本关系研究；第三章为政绩观的历史过程研究；第四章为政绩观的现实问题研究；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为正确政绩观的树立研究。这样本文从结构上把“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中国共产党政绩观研究”这一课题的主要任务解读为：如何有效地树立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各级政府机构和作为公务员的共产党员的正确政绩观的问题。主要针对上述问题,本文认为,政绩观是施政的思想灵魂,其核心是价值判断。在政绩观中,事实判断从属于价值判断。政绩观中的价值判断的形成主要取决于执政者对自己的价值诉求、社会地位、社会发展和社会道德的反思,执政党的社会存在决定他们的政绩观念。政绩观的历史发展表明,社会稳定、社会发展、社会公平、社会自由是政绩观价值诉求的主流方向。中国共产党的政绩观诉求人民利益,与时俱进,体现了政绩观的先进价值和发展方向,积极地促进了当代中国社会文明的进步。但要清醒地认识到：在当代中国,正确政绩观建设的紧迫性、艰难性和重要性,必须从政治基本架构的主导方面——人民对政府的有效监督、政治思想价值诉求的基础——坚决树立施政就是为人民服务的观念、政绩制度的关键问题——建构实事求是的干部政绩考评体系这三个主要方面来树立正确政绩观。
金坤城[9]（2011）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管理思想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意识形态领域历来就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意识形态管理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兴衰成败。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实施“意识形态科学管理”,是我们必须回答的现实问题和紧迫的历史任务,所以,从马克思主义角度,探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管理思想与实践这一课题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论文首先从意识形态管理的概念、意识形态管理的主客体和意识形态管理方法入手,探讨了意识形态管理与意识形态控制、文化管理、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之间的关系,分析了意识形态管理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之间的关系,及其在其中的重要作用,阐述了意识形态管理的时代价值。论文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管理思想与实践的三个主要阶段进行了系统梳理。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意识形态管理思想与实践,提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管理理论、列宁继承和发展了这一理论,并将其由理论进一步上升为实践、斯大林则创立了“意识形态管理的苏联模式”。二是考察了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前苏联意识形态管理的调整、混乱、僵化、失控与崩溃,总结了“意识形态管理苏联模式”的弊端、教训,及其对我们的深刻启示,提出这仅意味着“意识形态管理的苏联模式”的失败。三是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管理的思想与实践进行了历史考察,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管理”这一新范畴,认为毛泽东意识形态管理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管理理论的发端,邓小平意识形态管理理论是对这一理论的全面丰富与发展,江泽民意识形态管理理论则把这一理论又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论文通过梳理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管理的实践及其新的理论基础,提出新时期我国“意识形态科学管理”这一新的模式已初见端倪。针对全球化趋势加强、非主流意识形态扩张、网络的快速发展和社会分层的加剧对推行这一新模式的巨大挑战,找出了实施意识形态科学管理亟待破解的三大难题,提出了解决这些难题的基本路径：要在继承传统,批判吸收西方意识形态管理理论的基础上,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管理创新,抓住重点对象,把握好意识形态管理的度,科学统筹,形成强大的管理合力。
张道全[10]（2005）在《当代中国改革的代价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点。对于这一巨型社会变迁过程,人们可以从不同的向度加以研究。其中一个重要的向度就是不但要研究改革的正效应,即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而且要分析改革的负效应,即改革带来的消极影响,以便完善改革目标,调整改革模式,这种向度也就是“代价”的向度,本文就是从这个向度来研究改革。 当代中国改革的基本动因来自于我们对传统体制所付代价的深刻反思,正是传统体制的弊端及其所付出的代价促使我们进行改革。但改革又伴随着新的代价,人们为了或因为改革必然要作出一定的付出或牺牲,承担一定的消极后果或负面效应。改革的历史既是取得辉煌成就的历史,也是不断付出代价的历史。改革代价形成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有的根源于认识的相对性和历史局限性;有的根源于价值矛盾和价值冲突;有的根源于政策选择和决策失误。因此,有的代价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有的代价是能够控制的,有的代价是可以降低的。 改革不可能不付出一定的代价,但代价的付出又必须控制在合理的限度之内。如此,改革才能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反之,如果改革的代价失控,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会抵消改革的积极成果,导致改革的失败,原苏联的改革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就当代中国的改革而言,合理限度的改革代价应该小于改革的收益;不得“伤害社会主义的本质”;不能损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必须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为了不使改革的代价突破合理的限度,必须对改革的代价进行调控。这既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改革获得支持的客观需要。在调控改革代价的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协调好改革进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坚持改革过程的公正性。近年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开始显现。为了及时防范和化解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风险,控制改革与发展的代价,中共中央与时俱进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用来指导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科学发展观具有鲜明的代价意识。它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反对以牺牲人的发展为代价来追求物的发展;它坚持全面协调的发展,反对以牺牲社会的某一要素的发展为代价来追求片面的、失衡的发展;它坚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反对以牺牲资源、环境和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追求一时的繁荣和发展。
二、论树立正确的领导观念（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树立正确的领导观念（论文提纲范文）
（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价值观演进研究 ——以上海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源起和意义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选题的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西方学者关于行政价值观的研究 |
| 二、国内学者关于行政价值观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主要观点与创新点 |
| 一、主要观点 |
| 二、创新点 |
| 第一章 行政价值观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行政的释义 |
| 二、价值的内涵 |
| 三、行政价值、价值观及行政价值观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
| 一、内在价值取向:维护阶级利益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 |
| 二、终极价值追求: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
| 第三节 行政价值观的共性、个性及主要功能 |
| 一、行政价值观的共性、个性 |
| 二、行政价值观的主要功能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价值观的演进 |
| 第一节 行政价值观的演进历程 |
| 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
| 二、强调效率、公平与法治 |
| 三、重视科学发展、社会和谐 |
| 四、五位一体全面发展 |
| 第二节 行政价值观演进的思想文化根基 |
|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
| 二、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扬 |
| 第三节 行政价值观演进的总体特征 |
| 一、阶级性和人民性 |
| 二、成长性和一致性 |
| 第三章 实证分析:来自上海的探索与实践 |
| 第一节 上海的城市简况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行政价值观的演进 |
| 一、上海行政价值观的分析视角 |
| 二、上海行政价值观的演进历程 |
| 第三节 上海行政价值观的价值取向分析 |
| 一、核心价值取向:以人民为中心 |
| 二、价值观取向的实践条件:市场化、法治化和服务化 |
| 三、价值观取向的整体实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
| 第四节 上海行政价值观的成因分析 |
| 一、上海发展的历史传承 |
| 二、上海发展的国内外环境 |
| 三、上海自身的阶段性特征 |
| 第五节 上海行政价值观的建设经验分析 |
| 一、在落实国家战略的过程中加强行政价值观的建设 |
| 二、在破解发展难题的过程中实现行政价值观的提升 |
| 三、在引入民众参与的过程中促进行政价值观的完善 |
| 第四章 主要启示:完善行政价值观的路径建议 |
| 第一节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理论指导 |
| 一、以人民幸福为历史使命 |
| 二、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理念 |
| 第二节 以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为制度保障 |
| 一、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
| 二、坚持人民民主,拓宽公民参与 |
| 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
| 第三节 转变政府职能,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
| 一、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妥善处理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 |
| 二、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
| 结语 从应然到实然:一个未尽的理论与实践命题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的课题 |
| 致谢 |
（3）以家风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创新之处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家风及其在主流价值观培育中的作用 |
| 一、家风的本质和精神内核 |
| 二、培育“现实的人”是家庭与社会的共同目标和责任 |
| 三、良好家风是个体、家庭、社会的价值共识 |
| 四、良好家风是主流价值观培育的有效途径 |
| 第二章 传统家风对主流价值观的培育及启示 |
| 一、传统家风的内涵体系 |
| 二、传统家风对主流价值观的培育模式 |
| 三、传统家风对主流价值观培育的当代启示 |
| 第三章 红色家风对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培育及时代价值 |
| 一、红色家风的内涵体系 |
| 二、红色家风的生成逻辑 |
| 三、红色家风的建设路径 |
| 四、红色家风的价值观培育方式 |
| 五、红色家风的历史影响及当代价值 |
| 第四章 当代家风现状及建设 |
| 一、当代家风的现状及归因 |
| 二、当代家风建设的必要性 |
| 三、当代家风建设的基本原则 |
| 第五章 当代优秀家风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的作用 |
| 一、当代优秀家风的内涵体系 |
| 二、以优秀家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可能性 |
| 三、优秀家风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作用 |
| 第六章 以家风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目标导向 |
| 一、以国家层面价值目标为导向的社会主义公民培育 |
| 二、以社会层面价值目标为导向的个体社会化培育 |
| 三、以个人层面价值目标为导向的健全人格培育 |
| 第七章 以家风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主要方法 |
| 一、家庭环境的熏陶与濡染 |
| 二、理论的灌输与引导 |
| 三、榜样的示范与引领 |
| 四、情感的交流与感化 |
| 五、实践的体验与认同 |
| 第八章 以家风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机制建构 |
| 一、家庭培育的动力激发机制 |
| 二、家庭内部的激励约束机制 |
| 三、家庭外部的协同助推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以来科研情况 |
（5）基层干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长效机制的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0.1 选题背景及其意义 |
| 0.2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0.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0.4 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基层干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长效机制概述 |
| 1.1 基层干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长效机制的学理审思 |
| 1.1.1 基层干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长效机制的内涵 |
| 1.1.2 长效机制是学习实践活动持续实效运行的保障 |
| 1.1.3 核心思想是实现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常态化 |
| 1.1.4 根本要求是“优化观念·推动发展” |
| 1.2 基层干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长效机制的特点 |
| 1.2.1 基层性 |
| 1.2.2 实践性 |
| 1.2.3 区域性 |
| 1.2.4 持续性 |
| 1.3 基层干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长效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
| 1.3.1 长效动力机制尚需建造 |
| 1.3.2 长效保障机制有待完善 |
| 1.3.3 长效监督机制尚需健全 |
| 1.3.4 长效考核机制有待建树 |
| 第二章 建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长效机制的科学依据 |
| 2.1 建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长效机制的时代呼唤 |
| 2.1.1 深入推进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 |
| 2.1.2 转变重短期效益轻长远发展陋习的切实需要 |
| 2.1.3 破解经济社会非持续发展难题的必然选择 |
| 2.2 建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长效机制的理论依据 |
| 2.2.1 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机制理论 |
| 2.2.2 经济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的机制理论 |
| 2.2.3 国外经济社会发展机制的典型理论 |
| 2.3 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在建构长效机制方面的成功经验 |
| 2.3.1 长株潭试验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典型案例 |
| 2.3.2 长株潭试验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机制性探索 |
| 2.3.3 长株潭模式对建构长效机制的有益启示 |
| 第三章 基层干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长效机制的理论架构 |
| 3.1 长效机制建构的价值取向 |
| 3.1.1 社会主义的价值向度 |
| 3.1.2 民本的价值向度 |
| 3.1.3 幸福与和谐的价值向度 |
| 3.2 建构的重点难点与切入点 |
| 3.2.1 重点：在实践中建树科学发展观念 |
| 3.2.2 难点：解决好学习实践的动力问题 |
| 3.2.3 切入点：构建持续运行的保障体系 |
| 3.3 长效机制建构的基本原则 |
| 3.3.1 人本性原则 |
| 3.3.2 发展性原则 |
| 3.3.3 创新性原则 |
| 3.3.4 实践性原则 |
| 3.4 长效机制建构的基本任务 |
| 3.4.1 建构的主要内容 |
| 3.4.2 结构解析与运行 |
| 第四章 建立“理想固本·内激外驱”的持续动力机制 |
| 4.1 理想固本机制 |
| 4.1.1 优化党性教育 固“为民服务”之本 |
| 4.1.2 强化先进意识 固“伟大复兴”之本 |
| 4.1.3 深化思想解放 固“科学发展”之本 |
| 4.2 内在激励机制 |
| 4.2.1 创新基层干部人文关怀的激励方式 |
| 4.2.2 打造基层干部持续发展的人生舞台 |
| 4.2.3 激活基层干部全面发展的现代需求 |
| 4.3 外在驱动机制 |
| 4.3.1 健全目标引领体系 不断增强推动科学发展的使命感 |
| 4.3.2 完善预警机构办法 不断增强贯彻科学发展观的紧迫感 |
| 4.3.3 深化监管运行模式不断增强践行科学发展观的责任感 |
| 第五章 打造“理念为先·知行合一”的实践升华机制 |
| 5.1 理念认同机制 |
| 5.1.1 在基层学习型社会创建中促进基层干部长效学习认同 |
| 5.1.2 在基层建设实践中促进基层干部体验全面发展精神 |
| 5.1.3 在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中强化基层干部人本发展观念 |
| 5.2 观念转化机制 |
| 5.2.1 在推进基层发展中改变短期政绩观念 |
| 5.2.2 在解决群众诉求中转变漠视群众倾向 |
| 5.2.3 在破解改革难题中革新观念固定模式 |
| 5.3 思想升华机制 |
| 5.3.1 在构建服务型基层政府的实践中强化执政为民宗旨 |
| 5.3.2 在统筹基层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提升协调发展理念 |
| 5.3.3 在基层两型社会建设的实践中砺炼可持续发展思想 |
| 第六章 健全“制度管理·规范运作”的长效保障机制 |
| 6.1 完善护航科学发展进程的实施机制 |
| 6.1.1 将民主集中制度具体化保障基层干部的决策科学 |
| 6.1.2 将群众联系制度常规化确保推进科学发展的强大合力 |
| 6.1.3 加速基层信息化建设不断提升基层干部驾驭科学发展能力 |
| 6.2 健全规范科学发展行为的监督机制 |
| 6.2.1 健全群众对基层干部的评价机制 |
| 6.2.2 健全组织对基层干部的监管机制 |
| 6.2.3 健全舆情对基层干部的监督机制 |
| 6.3 建立检验科学发展成就的考核机制 |
| 6.3.1 建立以民主法治为核心的基层政治建设成就考核机制 |
| 6.3.2 建立以共同富裕为核心的基层经济建设成就考核机制 |
| 6.3.3 建立以先进文化为核心的基层文化建设成就考核机制 |
| 6.3.4 建立以和谐稳定为核心的基层社会建设成就考核机制 |
| 6.3.5 建立以环境保护为核心的基层生态建设成就考核机制 |
| 6.3.6 建立以创先争优为核心的基层党的建设成就考核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6）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普法教育之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研究现状及述评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及主要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主要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1.4.1 主要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2章 宪法为先：中国普法教育之启动 |
| 2.1 中国普法教育兴起的历史背景 |
| 2.1.1 变革之志：建国初期中国法制建设所取得的成绩 |
| 2.1.2 “文革”之殇：“无法无天”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影响 |
| 2.1.3 改革之新：邓小平法制建设“十六字方针”的提出 |
| 2.2 中国普法教育的全面启动 |
| 2.2.1 中国普法教育兴起的时代背景 |
| 2.2.2 中国普法教育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展 |
| 2.3 治道选择与法制话语的兴起 |
| 2.3.1 治道转型期的文化博弈对普法教育的影响 |
| 2.3.2 中国法制语词探源与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 |
| 2.4 小结：“把法律交给十亿人民”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
| 第3章 法制经济：中国普法教育之展开 |
| 3.1 市场经济与法制的关系 |
| 3.1.1 市场：推动法制进程的导向器 |
| 3.1.2 法制：实现市场有序的保护伞 |
| 3.1.3 实质：市场经济亦即法制经济 |
| 3.2 中国普法教育的快速发展 |
| 3.2.1 中国普法教育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开展 |
| 3.2.2 中国普法教育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整顿 |
| 3.2.3 中国普法法制宣传的全面展开 |
| 3.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关法律的制定与普及 |
| 3.3.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关法律的制定 |
| 3.3.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立法倾向分析 |
| 3.3.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的制定对普法教育的影响 |
| 3.4 小结：普法教育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保障 |
| 第4章 依法治国：中国普法教育之中心 |
| 4.1 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与中国普法教育的稳定推进 |
| 4.1.1 从法制到法治的飞跃：中国法制建设思想的新突破 |
| 4.1.2 中国普法教育与依法治国的关系 |
| 4.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提出 |
| 4.2.1 从发展到整顿：对市场经济秩序的调整 |
| 4.2.2 从无限到有限：能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
| 4.2.3 从道德约束到制度约束：对执法队伍的依法管理 |
| 4.2.4 从数量到质量：立法领域的“量变”与“质变” |
| 4.3 中国法治系统工程中的普法教育 |
| 4.3.1 中国普法教育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开展 |
| 4.3.2 普法教育在法治系统工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
| 4.4 小结：依法治国的实施对中国普法教育的推动 |
| 第5章 权利至上：中国普法教育之提升 |
| 5.1 中国普法教育之转型 |
| 5.1.1 中国普法教育之观念转型 |
| 5.1.2 中国普法教育之目标转型 |
| 5.1.3 中国普法教育之方式转型 |
| 5.1.4 从信用经济的构建看道德教育与普法教育的结合 |
| 5.2 权利与权力：中国普法教育之本质 |
| 5.2.1 普法的重要前提：公民权利保护的立法完善 |
| 5.2.2 普法的首要目标：国家权力行使的法律约束 |
| 5.2.3 从强制拆迁事件的发生看权利与权力的博弈 |
| 5.3 物权与人权：普法教育之提升 |
| 5.3.1 物权立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内容 |
| 5.3.2 人权保护：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与归属 |
| 5.3.3 以人为本：中国普法教育的全面提升 |
| 5.3.4 食品安全事件所折射的民生立法和制度疏漏 |
| 5.4 小结：普法教育的新功能发挥 |
| 第6章 中国普法教育之检视与展望 |
| 6.1 对中国普法教育之检视 |
| 6.1.1 导向与参与：普法主体的功能性互补 |
| 6.1.2 重点与难点：普法客体的多层次结合 |
| 6.1.3 差异与整合：普法载体的历史性统一 |
| 6.1.4 改变与拓展：普法环体的突破性变化 |
| 6.2 对中国普法教育之展望 |
| 6.2.1 普法教育的认识高度 |
| 6.2.2 普法教育的认同维度 |
| 6.2.3 普法教育的人文向度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7）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工作研究（1949-195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一) 研究现状概述 |
| (二) 主要成果分析 |
| (三) 存在的不足与要加强研究的问题 |
| 四、研究内容和主要创新点 |
| 五、研究方法 |
| 六、相关概念的厘定 |
| (一) 民族与少数民族 |
| (二) 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与少数民族代表人士 |
| (三) 统战与少数民族统战 |
| (四) 民族工作与少数民族统战工作 |
| 第二章 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工作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民族统战思想 |
| (一) 无产阶级政党的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 |
| (二) 无产阶级政党应在不同历史阶段组成不同性质的统一战线 |
| (三) 无产阶级政党要“照顾同盟者利益” |
| (四) 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不能获得解放 |
| (五) 历史地对待民族问题 |
| (六) 以真正无产阶级的态度对待民族问题 |
| 二、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族统战思想 |
| (一) 坚持和加强党对统一战线领导 |
| (二) 党与非党人士合作共事商量办事 |
| (三) 劳动人民同非劳动人民联盟 |
| (四) 团结民族上层有利于争取下层 |
| (五) 加强民族团结 |
| (六) 慎重稳进推进民族地区社会改革 |
|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的时代背景和基本内容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开展统战的时代背景 |
| (一) 民族地区敌对势力猖獗和匪患严重 |
| (二) 民族地区的社会矛盾错综复杂 |
| (三) 党在民族地区的执政基础薄弱 |
| (四) 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滞后 |
| (五) 民族上层自身仍具有特殊权威 |
| 二、解放之初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 |
| (一) 耐心争取西藏上层,和平解放西藏 |
| (二) 反复争取西北叛乱部落首领,平息西北叛乱 |
| (三) 妥善安置甘青新边境哈族流窜部落首领,安定社会秩序 |
| (四) 真诚团结西南少数民族上层,为解放大西南创造条件 |
| 三、民主改革过程中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 |
| (一) 团结封建地主制度地区的封建主,不动多余浮财 |
| (二) 团结奴隶制和封建农奴制地区的农奴主,和平协商推进改革 |
| (三) 团结原始社会末期地区的民族首领,直接过渡实现改革 |
| (四) 团结牧区的头人牧主,牧区实现和平改革 |
| 四、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 |
| (一) 对牧区的牧主在经济上实行赎买政策 |
| (二) 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在政治上给予适当安排 |
| (三) 保障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生活水平 |
| (四) 平息西藏武装叛乱,废除封建农奴制度 |
|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的途径 |
| 一、借助民主建政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开展统战 |
| (一) 借助民主建政开展统战的实践运用 |
| (二) 借助民主建政开展统战的效果分析 |
| 二、结合民族政策执行情况检查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开展统战 |
| (一) 结合民族政策执行情况检查开展统战的实践运用 |
| (二) 结合民族政策执行情况检查开展统战的效果分析 |
| 三、通过特殊人物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开展统战 |
| (一) 通过特殊人物开展统战的实践运用 |
| (二) 通过特殊人物开展统战的效果分析 |
| 四、结合访问参观等活动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开展统战 |
| (一) 结合访问参观等活动开展统战的实践运用 |
| (二) 结合访问参观等活动开展统战的效果分析 |
| 第五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的方法 |
| 一、和平协商的方法 |
| (一) 和平协商方法的运用 |
| (二) 和平协商方法的评价 |
| 二、区别对待的方法 |
| (一) 区别对待方法的运用 |
| (二) 区别对待方法的评价 |
| 三、政治争取与军事准备相结合的方法 |
| (一) 政治争取与军事准备相结合方法的运用 |
| (二) 政治争取与军事准备相结合方法的评价 |
| 四、“派下去”“请上来”的方法 |
| (一) “派下去”“请上来”方法的运用 |
| (二) “派下去”“请上来”方法的评价 |
| 五、教育改造的方法 |
| (一) 教育改造方法的运用 |
| (二) 教育改造方法的评价 |
| 第六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的经验教训及当代启示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的基本经验 |
| (一)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
| (二) 坚持大团结大联合 |
| (三) 坚持共同繁荣发展 |
| (四) 坚持协商民主 |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的主要教训 |
| (一) 必须加强政治团结合作 |
| (二) 必须充分照顾同盟者利益 |
| (三) 必须尊重民族宗教感情 |
| (四) 必须加强思想教育和改造 |
|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上层统战工作对新时代少数民族统战工作的启示 |
| (一) 抓好干部人才选派、培养和引进,不断强化人才支撑 |
| (二) 务实推进产业发展,夯实民族团结的经济基础 |
| (三) 坚持民生优先,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
| (四) 增强中华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 (五) 推动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增进各民族团结进步 |
| (六) 更加注重文化统战,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
| (七) 扎实做好少数民族代表人士统战工作,壮大共同奋斗力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8）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中国共产党政绩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政绩观问题研究的提出 |
| 1.1.1 政绩问题的机制要求深入研究政绩观 |
| 1.1.2 政治绩效的实证认知与政绩观的分析性研究 |
| 1.1.3 政绩观问题的突显性要求抓紧对其研究 |
| 1.2 政绩观研究的现状 |
| 1.2.1 政绩观研究的成果 |
| 1.2.2 政绩观研究所存在的问题 |
| 1.2.3 政绩观研究的价值 |
| 1.3 本文要解决的问题、方法、基本思路和创新点 |
| 1.3.1 本文要解决的问题 |
| 1.3.2 本文的研究方法 |
| 1.3.3 本文的研究思路和创新点 |
| 第二章 政绩观研究的基础 |
| 2.1 马克思主义是政绩观研究的思想基础 |
| 2.1.1 辩证唯物主义提供了政绩观研究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
| 2.1.2 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政绩观研究的社会观基础 |
| 2.1.3 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提供了政绩观研究的价值立场 |
| 2.2 马克思主义公共产品理论是政绩观研究的政治学基础 |
| 2.2.1 马克思主义公共产品理论指明了政绩的公益性 |
| 2.2.2 马克思主义公共产品理论指明了政绩供给方式的多样性 |
| 2.3 政绩观研究应该关注政绩的经济内容 |
| 第三章 政绩观的历史嬗变 |
| 3.1 西方政绩观的演变 |
| 3.1.1 西方古代政绩观 |
| 3.1.2 西方近代政绩观 |
| 3.1.3 西方现代政绩观 |
| 3.2 中国历史上的政绩观 |
| 3.2.1 中国古代政绩观 |
| 3.2.2 中国近代政绩观 |
| 3.3 马克思主义政绩观的形成和发展 |
| 3.3.1 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政绩观 |
| 3.3.2 建国至改革开放时期的政绩观 |
| 3.3.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绩观 |
| 第四章 我国当前政绩观的问题 |
| 4.1 政绩问题 |
| 4.1.1 "问题政绩" |
| 4.1.2 政绩评价中的问题 |
| 4.2 政绩观存在的问题 |
| 4.2.1 突出官员个人的政绩观 |
| 4.2.2 官员小集团的本位主义政绩观 |
| 4.2.3 形式主义的政绩观 |
| 4.2.4 唯上是从的政绩观 |
| 4.2.5 急功近利的政绩观 |
| 4.2.6 单项出彩的政绩观 |
| 4.2.7 跟风赶潮的政绩观 |
| 4.2.8 求稳怕乱的政绩观 |
| 4.3 错误政绩观的危害性 |
| 4.3.1 过分突出政绩经济指标,影响社会全面发展 |
| 4.3.2 诉求短期政绩,影响可持续发展 |
| 4.3.3 错误政绩观导致了许多社会问题 |
| 4.3.4 错误政绩观影响了人们的积极性 |
| 4.4 错误政绩观的成因 |
| 4.4.1 社会转型方面的原因 |
| 4.4.2 政绩制度方面的原因 |
| 4.4.3 思想文化方面的原因 |
| 第五章 树立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
| 5.1 树立正确政绩观,是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本质要求 |
| 5.1.1 人民利益要求诉诸为人民服务的政绩观 |
| 5.1.2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进步要求树立正确政绩观 |
| 5.1.3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进步要求树立正确政绩观 |
| 5.1.4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进步要求树立正确政绩观 |
| 5.2 树立正确政绩观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
| 5.2.1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求树立正确政绩观 |
| 5.2.2 "以人为本"要求树立正确政绩观 |
| 5.3 树立正确政绩观是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迫切要求 |
| 5.3.1 建立和谐的经济体制要求我们树立正确政绩观 |
| 5.3.2 建立和谐的社会管理体制需要树立正确政绩观 |
| 5.4 树立正确政绩观是巩固党的执政党地位的必然要求 |
| 5.4.1 树立正确政绩观是坚持党的宗旨的根本要求 |
| 5.4.2 树立正确政绩观是新形势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需要 |
| 5.5 某些执政党错误政绩观的警示 |
| 5.5.1 执政党不注意政绩的协调平衡而被迫下台的教训 |
| 5.5.2 执政党只关注自己利益的政绩而下台的教训 |
| 5.5.3 片面追求经济政绩而丧失执政地位的教训 |
| 第六章 正确政绩观的建构 |
| 6.1 正确政绩观的基本要求 |
| 6.1.1 正确的执政宗旨是正确政绩观的出发点 |
| 6.1.2 准确的职能定位是正确政绩观的前提 |
| 6.1.3 政治的稳定和发展是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诉求 |
| 6.1.4 人民满意是正确政绩观的根本标准 |
| 6.2 正确政绩观的基本规定 |
| 6.2.1 科学发展观是正确政绩观的灵魂所在 |
| 6.2.2 正确政绩观的基本准则 |
| 6.2.3 正确政绩观的基本内涵 |
| 6.2.4 正确政绩观的基本特征 |
| 6.3 正确政绩观的实现 |
| 6.3.1 正确政绩观的实现要求树立正确的政绩价值观 |
| 6.3.2 正确政绩观的实现要求构建正确的政绩行为 |
| 6.3.3 正确政绩观的实现要求建构正确的评估制度 |
| 第七章 树立正确政绩观的途径 |
| 7.1 加强思想教育,为树立正确政绩观提供导向 |
| 7.1.1 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正确政绩观的树立 |
| 7.1.2 进行马克思主义"三观"教育,夯实正确政绩观的哲学基础 |
| 7.1.3 加强"官德"教育,建构正确政绩观的伦理规范 |
| 7.2 用科学培训教育的方法强化正确政绩观教育 |
| 7.2.1 用培训教育的载体保证正确政绩观教育的实施 |
| 7.2.2 用学习型组织理论推动正确政绩观教育方法的创新 |
| 7.3 建立健全正确政绩观的制度保障 |
| 7.3.1 构建科学的政绩决策机制 |
| 7.3.2 建立公正合理的选人用人机制 |
| 7.4 建立科学的政绩考评体系 |
| 7.4.1 要注重科学公正的政绩评价 |
| 7.4.2 建构政绩的民主评议机制 |
| 7.4.3 建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的原则 |
| 7.4.4 政绩评价的指标体系的建构 |
| 7.5 加强对政绩的监督 |
| 7.5.1 推进政绩监督的制度化建设 |
| 7.5.2 完善责任追究制度 |
| 7.5.3 优化政绩责任激励机制 |
| 第八章 余论 |
| 8.1 研究工作的回顾 |
| 8.2 后续性研究的问题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管理思想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的意义 |
| 二、国内外关于该课题的研究现状 |
| 三、研究重点与方法 |
| 四、研究内容、创新性成果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意识形态管理论析 |
| 一、意识形态与管理概念的厘定 |
| (一) 对意识形态内涵的不同认识与界定 |
| (二) 对管理内涵的不同认识与界定 |
| 二、意识形态管理的基本理论 |
| (一) 意识形态管理概念的厘定 |
| (二) 意识形态管理的主体与客体 |
| (三) 意识形态管理的方法 |
| 三、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管理的时代价值 |
| (一) 应对全球化危及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必然要求 |
| (二)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领域 |
| (三)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要求 |
| (四)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有效途径 |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管理思想的历史演进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管理思想 |
| (一) 历史唯物主义:意识形态管理学说的理论基础 |
| (二) 意识形态管理的特征 |
| (三) 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管理主客体理论 |
| (四) 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管理方法论 |
| 二、列宁的意识形态管理思想 |
| (一) 科学的和虚假的意识形态 |
| (二) 意识形态管理的根本方法:灌输 |
| (三) 苏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管理的全面实践 |
| 三、斯大林的意识形态管理思想与意识形态管理苏联模式的形成 |
| (一) 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 |
| (二) 对列宁意识形态灌输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
| (三) 苏联模式的意识形态管理体制的形成 |
| 第三章 后斯大林时期苏联意识形态管理模式的固化调整与崩溃 |
| 一、赫鲁晓夫时期的意识形态管理 |
| (一) 调整与混乱 |
| (二) 控制与固化 |
| (三) 意识形态管理工作的主要特点 |
| 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意识形态管理 |
| (一) 意识形态理论的僵化 |
| (二) 极度重视意识形态管理工作 |
| (三) 斯大林意识形态管理模式的再现 |
| 三、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意识形态管理 |
| (一) 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的演变 |
| (二) 意识形态管理的失控 |
| (三) 意识形态管理的混乱与崩溃 |
| 四、苏联意识形态管理模式的弊端与警示 |
| (一) 极端的管理手段放大了意识形态的反弹力度 |
| (二) 严重脱离现实的理论加速了理想的破灭 |
| (三) 领导人的"垄断"与背叛导演了意识形态管理长城的垮塌 |
| 第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管理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
| 一、毛泽东意识形态管理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管理理论的发端 |
| (一) 时代背景和理论渊源 |
| (二) 毛泽东的意识形态管理主体思想 |
| (三) 毛泽东的意识形态管理客体思想 |
| (四) 毛泽东的意识形态管理方法 |
| (五) 毛泽东的意识形态管理原则 |
| 二、邓小平意识形态管理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管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
| (一) 时代主题的转换 |
| (二) 邓小平的意识形态管理主体思想 |
| (三) 邓小平的意识形态管理客体思想 |
| (四) 邓小平的意识形态管理主要手段 |
| (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管理的主要原则 |
| (六) 判断意识形态管理成功与否的标准 |
| 三、江泽民意识形态管理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管理理论的新阶段 |
| (一) 世情、党情、国情的深刻变化 |
| (二)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各部门的领导权 |
| (三) 江泽民的意识形态管理主体思想 |
| (四) 江泽民的意识形态管理客体思想 |
| (五)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管理的旨归 |
| 第五章 实施意识形态科学管理的现代际遇 |
| 一、推进意识形态科学管理的现实基础 |
| (一)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
| (二)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实践 |
| (三) 和谐管理理论的提出 |
| (四) 新时期我国意识形态管理的实践 |
| 二、意识形态科学管理的现实挑战 |
| (一) 全球化趋势加强对意识形态管理的挑战 |
| (二) 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扩张对意识形态管理的冲击 |
| (三) 网络对意识形态管理的巨大影响 |
| (四) 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给意识形态管理带来的现实困境 |
| 三、当前我国意识形态管理亟待破解的难题 |
| (一) 落后的管理理念束缚意识形态管理的创新 |
| (二) 宣传过度的强势灌输方法凸显意识形态管理的合法性危机 |
| (三) 前瞻性、层次性和实践性的不足凸显意识形态管理的效益亟待提高 |
| 第六章 意识形态科学管理的路径选择 |
| 一、路径之一:创新意识形态管理的战略思路 |
| (一) 继承传统,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管理创新 |
| (二) 科学统筹,形成意识形态管理的强大合力 |
| (三) 分清主次,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管理的重点对象 |
| 二、路径之二:妥善把握意识形态管理的度 |
| (一) 谨防"越位"与"缺位",始终把意识形态管理放在"应有的"位置上 |
| (二) 收放结合,张弛有度,坚守意识形态管理的底线 |
| (三) 统筹意识形态管理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 |
| 三、路径之三:批判吸收西方意识形态管理理论 |
| (一) "与时俱进、局部修正"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生存发展的策略 |
| (二) 运用各种手段,整合各种力量,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意识形态管理体系 |
| (三) 对内刻意淡化意识形态管理工作的政治色彩和阶级性,更多地采用隐性的管理方式 |
| (四) 对外实施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全面的意识形态渗透,推行全球意识形态管理战略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课题研究情况 |
| 致谢 |
（10）当代中国改革的代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导论 |
| 第一章 当代中国的改革与代价 |
| 一、改革代价的本质和类型 |
| 1、代价的哲学界定 |
| 2、改革代价的本质 |
| 3、改革代价的类型 |
| 4、代价与风险 |
| 二、传统体制的代价:改革的基本动因 |
| 1、计划经济的基本特征及其代价 |
| 2、旧的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及其代价 |
| 三、改革必然伴随着新的代价 |
| 1、改革的革命性和探索性决定改革要付出代价 |
| 2、改革过程的基本特征决定改革要付出代价 |
| 3、改革的目标选择决定改革要付出代价 |
| 第二章 当代中国改革代价的表现与成因 |
| 一、改革的历史也是代价的历史 |
| 1、农村经济改革的代价 |
| 2、城市经济改革的代价 |
| 3、对外开放的代价 |
| 二、改革代价的若干主要表现分析 |
| 1、贫富分化 |
| 2、腐败蔓延 |
| 3、一定范围的道德滑坡 |
| 三、改革代价的成因 |
| 1、认识论根源:认识的相对性和历史局限性 |
| 2、价值论根源:价值矛盾和价值冲突 |
| 3、政策性根源:政策选择和决策失误 |
| 第三章 当代中国改革代价的合理限度 |
| 一、苏联改革的代价及其教训 |
| 1、苏联改革的沉痛代价 |
| 2、苏联改革代价的深刻教训 |
| 二、评判改革代价合理限度的标准 |
| 1、改革代价是否小于改革的收益 |
| 2、改革代价是否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本质 |
| 3、改革代价是否损害了最大多数人的利益 |
| 4、改革代价是否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
| 三、把握改革代价合理限度应考虑的若干因素 |
| 1、公众对改革代价的心理承受能力 |
| 2、国家对改革代价的补偿能力 |
| 3、社会的稳定程度 |
| 第四章 当代中国改革代价的调控 |
| 一、调控改革代价的必要性 |
| 1、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
| 2、改革获得支持和动力的客观需要 |
| 二、调控改革代价的基本原则 |
| 1、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
| 2、协调好改革进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 |
| 3、坚持改革的社会公正性 |
| 三、调控改革代价的基本机制 |
| 1、代价调控对象 |
| 2、代价调控手段 |
| 3、代价调控过程 |
| 第五章 代价意识与科学发展观 |
| 一、代价意识的觉醒与发展观的嬗变 |
| 1、经济增长发展观的产生及其代价 |
| 2、综合发展观的代价意识 |
| 3、可持续发展观的代价观 |
| 二、科学发展观与发展的代价意识 |
| 1、科学发展观的产生背景 |
| 2、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与代价意识 |
| 余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论树立正确的领导观念（论文参考文献）
- [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价值观演进研究 ——以上海为例[D]. 杨舒涵. 上海大学, 2019(03)
- [2]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几个基本问题[J]. 李抒望. 理论与当代, 2006(06)
- [3]以家风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研究[D]. 顾莉. 扬州大学, 2019(06)
- [4]论树立正确的领导观念[J]. 贾宏. 党建研究, 1996(01)
- [5]基层干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长效机制的建构研究[D]. 黄小明. 中南大学, 2012(12)
- [6]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普法教育之嬗变[D]. 刘莹. 西南交通大学, 2013(10)
- [7]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工作研究（1949-1959）[D]. 唐丕跃.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1)
- [8]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中国共产党政绩观研究[D]. 张蕾. 西北大学, 2011(08)
- [9]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管理思想与实践研究[D]. 金坤城. 南京师范大学, 2011(06)
- [10]当代中国改革的代价研究[D]. 张道全. 南京师范大学, 200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