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谈谈财政工作的中心、主线和目标（论文文献综述）
夏冰[1]（2020）在《制度变迁情境下地方政府平台公司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过去十年间,地方平台公司作为政府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有力抓手,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在政府竞争和分税制改革背景下,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不匹配的矛盾激发、“投资饥渴”的症状显现,地方平台公司无疑是矛盾缓和与症状缓解的重要制度性设计。地方平台公司充分利用土地和金融资源撬动资金杠杆,以投融资营造城市发展环境,推动地方经济和城镇化建设快速发展。但在新的发展周期里,一方面,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对地方平台公司的资源输入管道在逐步撤离,“政府输血”式发展难以为继;另一方面,长期以来的任务式思维和规模化路径导致地方平台公司债台高筑、企业经营活力不足,“自我造血”发展能力堪忧。企业内外部经营压力并发,这是地方平台公司不可否认的问题。地方平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是有条件的。作为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地方平台公司的成长得益于制度设计,也受制于新的制度安排。自2014年以来,受“供给侧改革”“新旧动能转换”“高质量发展”“国资监管体制改革”“债务防化”等系列政策影响,地方平台公司融资功能和融资渠道全面受限,其新一轮发展迎来了“两难”局面。向外看,地方平台公司支撑地方经济发展的投融资功能不会改变,投身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项目的要求持续升级;向内看,地方平台公司的治理结构、业务结构、财务结构需要全面深化改革以防范风险,谋求支持发展的资源和能力。因此,制度变迁背景下,地方平台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将必然要求其在发展理念上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在发展模式上进行负债驱动向质量驱动的转变。当前各界对地方平台公司的大量评价与预判是有失偏颇的。客观地分析地方平台公司对地方经济发展价值的形成与变迁,是地方平台公司谋划新一轮发展的首要问题。因此,我们不得不带着历史观对政府竞争背景下平台公司如何在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进行总结;我们不得不带着未来观对负债约束下平台公司如何深化改革以更好地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进行研判;其中,我们也不得不探讨资源约束和机制约束下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地方平台公司发展的作用。这就形成本文希望解答的三大问题。为探讨上述研究问题,本文选择民营经济发达的佛山市顺德区、南海区的平台公司为样本,运用扎根研究的方法进行案例研究,通过对案例资料的开放式译码—主轴译码—选择性译码确定核心范畴的范式模型,进而构建研究变量,分析研究变量的内在逻辑关系从而提出初始假设命题,为构建总体研究框架奠定基础。根据理论分析进一步完善研究框架,并选取78个地级市441家平台公司以及376家地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实证分析检验假设,提出了以下有益结论:（1）“地方政府-平台公司-资本市场融资”价值链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关键结构性设计。政府竞争背景下地方政府具有很强的负债冲动,这种负债冲动通过土地资源注入让平台公司获得了强大的融资能力,大规模的融资不断投入于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扶持,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2）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效益更好的平台公司拥有更好的资源配置与转化能力,其溢出效应更强。通常,经济效益好的平台公司有更好的业务结构设计、运营管理效率和企业经营活力,它们以更高的质量服务于城市建设和产业发展,同时实现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平衡。（3）制度变迁背景下,平台公司是否拥有自生能力,对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发挥具有决定性作用。当前制度变迁带来的直接影响表现为传统的价值链逻辑被打破,原有资源输入管道被撤离,这对平台公司通过债权融资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作用产生了抑制效应;相反,形成良性经营循环的平台公司受制度变迁的影响不大,它们能够通过内生动力反哺于地方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可持续的路径。（4）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平台公司发展的作用受到制度变迁和区域市场化水平的影响。一方面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核心在于提升公司治理水平,较高的公司治理水平有利于提高混改主体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国有资本的资本优势与非国有资本的灵活市场机制,保证各利益相关者的权益诉求,形成相互制衡与互赢共利的载体;同时,本文也发现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更需要通过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和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为地方平台公司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张晶婵[2]（2020）在《山东省公立美术馆免费开放有关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2011年公立美术馆免费开放以来,“无墙的美术馆”渐渐走进了公众的生活圈,美术馆免费开放的质量在社会广泛关注下,经受考验。作为政府建设的文化机构,公立美术馆应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始终以向社会提供公益性服务为宗旨,以观众为核心,在免费开放中,不断探索更加符合群众需求的服务方式,提升大众人文素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培养社会文明高度,扞卫国家文化安全,彰显其在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本文对山东省省内公立美术馆免费开放前后进行对比,在对省级和15地市代表公立美术馆调查基础上,从内外部环境着手分析公立美术馆在免费开放中目前存在的问题,综合考虑公立美术馆的资源匹配、成长方向和市场竞争等因素,逐条确定问题形成原因。同时,以不同的切入点,借鉴国内首家国家级美术馆——江苏省美术馆、首家民营美术馆——今日美术馆、世界顶级艺术博物馆——法国卢浮宫的成功经验,结合公立美术馆特性,以公众意识为核心,为提高公立美术馆免费开放质量提出建议。当公众心声成为政府工作导向时,政府需要不断地从公众所反映的问题中改进服务提供机制,指导公立美术馆改善免费开放质量,实现政策制定、执行、监督和反馈的持续性管理。公立美术馆承接政府在公共文化领域的部分职能,应始终致力于向公众提供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它需要以适合的申请方式和过硬的项目绩效争取主管机关和财政部门支持;以多元的申请途经和灵活的社会资本拓展资金来源;以参观者关系框架为指导开展参观者研究,及时识别公众需求和预期;以省地共建、联盟合作形成联动力量,合力提高美术馆展览质量及学术水平,打破文化资源地域限制;以中国精神树立公立美术馆社会性格,保持中华优秀文化独立性和传承性,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教育部[3]（2020）在《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教材[2020]3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中小学课程体系,我部组织对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进行了修订。普通高中课程方案以及思想政治、语文、
华清君[4]（2020）在《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陈云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作为国家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在长期的国家财经治理实践中,他始终坚持从各个时期的国情实际出发,不断研究、探索、创新、总结,彰显了非凡的国家财经治理能力,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国家财经治理思想。陈云的财经治理能力首先源于青少年时期他在苏南勤勉忙碌的商业氛围和上海浓郁发达的商业环境中耳濡目染受到的深刻影响,此后经过长期反复踏实的财经理论学习与钻研,他的财经理论功底不断得以增强、深化和升华。这使他在长期的财经领导工作中,能够把自己财经方面的超凡天赋与财经科学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能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的理论指导和基本遵循,以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为主要的实践参照和理论思考,以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践为重要的思想启发和借鉴运用,从而在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重大决策实践过程中,在对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行保障开展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创造性地研究、制订、实施有效的治理策略,在每一次危机的紧要关头,他常常临危受命,并总是不负众望,一次又一次使国家和人民转危为安。研究陈云同志国家财经治理的理论渊源、实践历程和建立的丰功伟绩,其间显现着鲜明独特的思想脉络,主要可以概括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等六个方面。陈云关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着眼于从上层建筑角度发挥制度促进经济发展的保障激励作用,从生产关系角度发挥利益攸关方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动创造作用,从资源配置角度发挥要素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引领作用,从再生产过程角度发挥各环节促进生产发展的导向联动作用。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明确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以及实现这个中心任务应当构建的体制机制,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核心和目的,也是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所围绕的核心和目的,旨在阐明发展依靠什么,如何激发活力,而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是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服务的。陈云关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的思想,着眼于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在与时俱进不断改革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改善。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基本路径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脉络和主线,旨在阐明经济如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对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以及对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对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有着决定性影响。陈云关于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的思想,着眼于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维护理性的计划执行控制。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根本方法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精髓和动力,旨在阐明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如何组织,应当怎样配置,是对如何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而在资源配置上作出的制度安排。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服从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服务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思想,决定着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陈云关于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的思想,着眼于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运用政策工具稳定市场物价,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动态监控与理性校正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关于对经济运行实行休养和调理的机制,是诊治手段,旨在阐明如何监控经济运行过程,经济运行如何回归理性,因而是对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其他分支思想的再运用。陈云关于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的思想,要求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选拔任用干部的根本要求,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始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上的基本建设。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力量源泉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支柱和载体,旨在阐明治理活动的根本依靠是什么,如何形成长久的依靠,因此是践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个思想分支的主体力量,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最能动最根本的部分,是保证思想正确执行和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根本依靠。陈云关于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的思想,要求把有利于人民、满足人民需要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工作中坚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作决策,因此是解决干部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根基和活的灵魂,旨在阐明治理思想的思想方法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保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方法论基础。陈云财经治理实践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始终保持积极而又稳妥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运用相应的规律和财经理论,不因顺境而冲动,也不因困难而气馁,始终把握好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益效率和安全稳定,循序渐进,稳扎稳打。这在根本上是由他的治理思想的理论品格所决定的,就是在财经治国中始终坚持风险思维,防止犯颠覆性错误。陈云财经治理的思想与实践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宝贵财富。新时代,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妥善处理分配问题;有助于我们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我们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更好地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双轮联动,避免陷入改革和市场经济治理中的形而上学。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发端并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步成熟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丰富并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主要作用于以发展对人民有利的社会生产力为根本目标、以克服纠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重点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奠基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思想不仅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相关思想对于今天的财经治理实践仍有着指导意义,必然为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而令其焕发出新的思想魅力。
谷峥霖[5]（2021）在《云南学前教育资源配置的空间协调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资源配置是学前教育发展及其理论深化研究历久弥新的主题。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对学前教育资源配置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优质协调”正逐步成为特定区域空间内学前教育资源配置不容回避的热点命题和长期追求的理想目标。同时随着新时代我国基础教育从量的均衡向质的均衡转变,积极推进区域学前教育普及与普惠、均衡与公平、优质与协调发展已成为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课题。区域学前教育协调发展是指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对学前教育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在区域间逐步缩小学前教育差距,使学前教育区域差距小于区域经济社会差距,实现学前教育资源区域均衡配置;在区域内调控学前教育水平,使区域学前教育水平高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实现学前教育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云南集边疆、山区、民族、美丽于一体的特殊省情,更进一步彰显了“协调”对其学前教育资源配置问题解决的多元价值,直指区域社会主要矛盾中的“学前教育症结”。为此,本研究特以“云南省学前教育资源配置空间协调性”为研究切入,集中探讨其深层内涵、测度其现实状况、厘定其短板制约、提出其改进策略。既有研究多为学前教育水平分布、呈现或者配置情况的单方面考察,未将学前教育发展问题纳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问题之中。本研究主要基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和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从资源视角对学前教育的区域水平和区域差异,以及影响区域学前教育的诸多内外部因素进行探讨。在理论上重新界定学前教育资源空间“协调性”的内涵,具体解析为“区域间学前教育资源均衡”和“区域内学前教育与经济社会条件协调”。在区域实证中引入影响区域学前教育资源配置的外部条件——个人需求度、政府支持度和国家支持度,并分析外部条件对区域学前教育资源的影响关系。基于学前教育资源空间“协调性”的理论认知,研究确定了区域学前教育资源配置空间协调性研究的基本思路和主要方法,构建了“学前教育资源水平评价指标集合”和“学前教育发展条件评价指标集合”,并借此展开区域实证研究。区域实证研究包括态势分析、趋势分析和决策分析3部分内容:在态势分析中,研究对2010～2018年云南与全国、云南与其他省区的学前教育资源发展条件、发展水平进行了比较分析,明确了云南学前教育资源发展条件和发展水平在全国中的位序状态、云南学前教育教育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的耦合协调度,以及云南学前教育对全国学前教育发展的贡献;对2010～2018年云南各州市学前教育资源发展条件、发展水平进行了比较分析,明确了各州市学前教育资源发展条件和发展水平的差异程度、耦合协调程度,以及对云南学前教育发展的贡献,揭示了云南对全国学前教育资源配置区域差异程度的影响趋势及各级区域中学前教育资源汇集上共时存在的“零和博弈”与“马太效应”现象。在趋势分析中,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及分位数回归模型对区域学前教育发展驱动因子的相关程度及影响趋势进行检验,依据检验结果使用ARIAM模型对云南学前教育资源配置协调度未来6年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在决策分析中,承接内涵界定的两条主线,根据驱动机制及预测结果分析,从“要素-地域”交融互动的二元视角,针对性地提出了云南学前教育资源配置空间协调发展的操作性举措。研究预期可为“实现云南省学前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增强学前教育整体实力”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为“贯彻落实云南学前教育改革举措,提升学前教育资源配置效率”提供相应的实践支撑。
董昀[6]（2019）在《中国宏观调控思想七十年演变脉络初探——基于官方文献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准确把握决策者的宏观调控理念为中心任务,通过系统梳理我国官方政策文献和学术文献,对七十年来中国宏观调控思想的演变脉络进行了初步的提炼总结。研究表明,第一,中国宏观调控思想持续发生着重大变化,在探索中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在1978年之前,决策者倾向于对经济运行实施行政干预和直接控制。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调控手段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而行政性调控手段仍被保留下来,计划和市场在宏观调控体系中有机结合起来,构成我国宏观调控的一大特色。2012年以来,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我国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宏观调控的主线,实现了宏观调控理论的新突破。第二,中国的宏观调控从来不是孤立的,它是经济政策总体框架的一部分,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关系的重要抓手。第三,中国的宏观调控思想和政策框架体系是决策者从国情出发,长期艰辛探索的产物,尽管借鉴了发达国家理论与实践中的有益成分,但从未照搬照抄。
徐文秀[7]（2019）在《英国职前教师教育课程设计与实施个案研究 ——以伦敦大学学院中学英语PGCE课程为例》文中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竞争加剧,世界主要国家都把提高教师质量提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和政策高度,“新教师教育改革”趋势正在形成。近年来,我国教师教育改革步伐加快,在完善教师资格制度和师范专业认证制度基础上,正在着力推进教师教育课程教学改革,提升教师培养质量,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教育部文件提出,“大力提高教师培养质量成为我国教师教育改革发展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教育部,2014）。为提升教师培养质量,很多师范大学正在建立“大学——政府——学校”协同创新培养教师的模式,加强教育实践在教师培养中的作用。但如何改革传统师范专业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建立与新模式相适应的课程教学体系成为当前教师教育课程改革需要破解的核心问题。英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现代教师教育改革,建立了国家教师教育管理体系,并改革高等教育机构职前教师教育课程,建立了基于实践的高等教育机构与学校合作的教师培养模式。研究英国职前教师教育课程实施情况,对于我国教师教育课程改革和创新教师培养模式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价值。本研究对英国职前教师教育课程实施提出了四个方面的研究问题。第一,英国教师教育课程的培养目标和理念是怎样的?第二,英国教师教育课程是如何组织实施的?即:该课程如何组织教学内容和教学活动培养教师的专业能力?第三,英国教师教育课程实施的效果与影响因素有哪些?第四,英国教师教育课程实施为我国教师教育课程改革提供哪些启示和借鉴?研究者利用到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访学的机会,以世界教育领域排名第一位的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的中学英语PGCE课程（Postgraduate Certificate in Education,简称PGCE课程）为个案,通过课堂观察、访谈、调查问卷和课堂录像观察与文本分析等方法,对该学院PGCE课程教学组织和实施进行考察,获得关于英国PGCE课程实施的系列有价值的发现,为我国教师教育课程改革和建设提供参照和建议。首先,英国PGCE课程是在大学和实习学校两种不同情境下开展的教师教育课程。大学的PGCE课程教学一体化设计是教师教育课程实施的关键和主导环节。通过对大学课程教学研究发现,英国PGCE课程以培养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批判反思能力为目标取向,以主题单元组织课程教学内容,以两个目标为线索组织教学内容和教学活动。教学内容包括:学科教学技能与学科理解、一般教学技能与学会教学的方法、课程政策与教学、学生知识与教育价值观、自我知识与职业认同等。教学活动分为三个不同层次:学生观察体验活动、实践反思活动和理论反思活动。以培养教学能力为目标的主题单元一般组织学生观察体验、实践反思两个层次的教学活动;以培养批判反思能力为主要目标的主题单元,一般组织学生阅读观察、个人经验反思和理论反思三个层次的教学活动。对PGCE课程实施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发现是,该课程丰富和发展了“反思”的内涵,既包括实践活动反思（元认知）,也包括理论反思,同时也包括对个人经验史的反思。其次,通过对英国PGCE课程大学与实习学校两种情境下的教师培养活动研究发现,教师培养活动流程包括集体教学活动（如大学的学科讲座）、小组研讨活动（导师组讨论和小组研讨）、教学实践和个人反思活动（任务与作业）。对这个培养流程进一步分析发现,英国PGCE课程教师培养模式是一种建立在实践和社会互动的教师学习与发展理念基础上的教师培养模式。它以动态发展的“语境主义知识观”和“情境学习理论”为理论基础,突出学生在实践和教学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导师（大学和学校）是促进学生在专业共同体情境下学习和发展的技能示范者、教学活动指导者和反思促进者。研究还发现,英国教师教育课程严格遵照国家《教师标准》（2011版）和《职前教师教育标准和支持建议》（2016版）要求,紧紧围绕中小学校《国家课程标准》内容和要求组织教学内容和教学活动,同时鲜明地体现和坚持大学的学科教育思想和专业教育特色,是大学专业性与国家管理体系的协商统一。本研究还对伦敦大学学院PGCE课程实施的效果和影响因素进行了综合分析。伦敦大学学院所有PGCE课程都被教育标准局评价为“优秀”,该评价结果涵盖教师培养质量、课程教学质量和领导与管理三个方面。对学生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学生对PGCE课程教学效果很满意,认为自己能够自信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经常对教学活动进行不同形式的反思。学生们认为教学实践对发展教学能力很重要,大学导师对发展教学能力最有帮助,学校指导教师和其他教师也有帮助,但具体情况差异很大;对大学与实习学校的沟通和衔接情况满意度一般。通过开放式问卷和访谈发现,大伦敦地区（Greater London）学校教师流动率很高,导致大学与实习学校合作关系缺乏稳定性。国家管理评价机制使培养机构和学生过度关注教学行为,导致课程教学受到限制,抑制教学能力自主发展。另外,PGCE课程的学制时间较短,与学生本科教育关联性不强,也是影响PGCE课程学生理论与实践结合能力发展的因素之一。最后,研究提出了对我国教师教育课程教学改革和教师培养的启示和建议。首先,师范大学的教师教育课程设计要紧密围绕中小学教育教学需求,为解决基础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设计课程内容和创新教学活动,建立成果导向的课程设计与实施模式。其次,要充分发挥教师教育者的专业引领示范作用,加强教师教育团队合作,凝练学科教育思想,从整体上进行课程教学设计和创新教学活动,提升“体验观察—实践—反思”培养模式的连贯性和累积效应。同时,加强大学学术研究与教学实践的紧密结合,促进大学导师与实习学校导师们的有效沟通,基于对基础教育实践研究基础上,创新教师教育课程教学活动,提高教师培养质量。鼓励各大学结合地区需求和自身专长,提炼和创建多样化教师教育课程,培养不同层次和具有多样化专长的教师。
胡兵[8]（2019）在《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培训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中共内部,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处于政党、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各个层级重要位置,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具有一定权力并能对政党和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属于中共执政骨干。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重视执政骨干的教育培训工作。在国家层面,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国井冈山、延安、浦东干部学院和中国大连高级经理学院共同构成国家级干部教育培训体系,在培训执政骨干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于2018年进行合并,继续积极发挥干部教育培训主渠道作用。其它几所干部学院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围绕特色资源开展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不断提升执政骨干的理想信念、政治素质和执政能力。在中国的“政党——政府”体制下,中共执政骨干大多具有双重身份:中共党员身份和具体职位身份。中共党员身份要求他们从属于中共的领导和组织体系,而具体职位身份要求他们对自己的本职工作负责。即使是非中共党员的领导干部,对中共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也是他们工作的基本政治前提。因此,几所干部教育培训机构都强调执政骨干政治意识和人民立场并重,既要忠诚于党的领导,又要忠诚于为人民服务;既要提升政治素养,又要提升行政能力。相比之下,国外的美国联邦行政学院、法国国立行政学院、新加坡公务员学院等培训机构,以中高级公务员为培训对象,在进行文官培训的时候,并不要求个人政治上的忠诚和偏好,重点突出职业素质和个人发展方面内容,强调提高行政官员的国家意识、职业能力和个人素质。作为培训执政骨干的主要渠道之一,中共中央党校的地位和作用无可替代。自1933年马克思主义学校成立以来,中共中央党校在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不同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因中共的中心任务变化,在发挥宣传、培养和教育干部方面的作用也各有侧重。建党之初,中共的首要任务是培养“鼓动和宣传人才”以传播马列主义理论,灌输阶级斗争精神。延安时期,中央党校通过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解决“思想不统一、行动不统一”的问题,从而达到“改变作风”、“团结干部,团结全党”的目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央党校提出“党校教育正规化”的口号,由短期轮训干部转向正规化培训部干部主,重视执政骨干能力提升。新形势下的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再次回归到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的主题,将培养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增强党性锻炼作为主要任务。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坚持“党校姓党”原则,突出“理论基础”和“党性修养”两方面内容,重视提高执政骨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党性修养。为此,中央党校先后进行几次教学改革,调整课程内容,创新教学方式,加大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课程分量,突出主业主课,强调“用学术讲政治”,以保证执政骨干不会“在政治方向上发生偏差”。除了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之外,中共中央党校也重视培养执政骨干各种能力,全面增强其执政本领。在重视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的同时,中共中央党校严格学员管理,把学员管理当作是促进中共执政骨干加强党性锻炼、实现党校培养目标的重要环节。学员管理部门通过组织员全面负责学员管理,深入了解学员的学习和思想情况,反映学员意见和要求。除此之外,中共中央组织部也选派联络员到中央党校,深入考察学员,对学员学习期间表现情况作出评价,并协助组织员共同开展学员管理工作。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积极创新学员管理方式,进一步严格学员管理。首先,探索建立党性教育贯通机制、学员党性锻炼成果系统集成机制和党性教育保障机制,将党性教育贯穿于学员管理全过程。其次,建立健全学员管理制度,从学风、作风、纪律等方面对加强学员管理提出严格要求。再次,完善学员管理机制,健全学员常规管理机制、创新学员互动交流机制、完善教学管理沟通协商机制、严格学员学习培训考核评价机制,通过对学员到课率、就餐率和请假情况进行逐月检查,督促学员学习期间严格自律,强化党性锻炼,提升管理效果。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对执政骨干的教育培训,旨在通过灌输中共意识形态和加强领导干部党性锻炼,再塑执政骨干“信仰”、“忠诚”及相关品质。在教育培训过程中,中共中央党校强调“主义”认同与问题研究并重,统一思想与能力提升并重,理论宣传与组织培养并重,党性锻炼与党性教育并重。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严格学员管理,也是促使执政骨干加强党性锻炼的重要手段,从技术层面体现了中共从严治党的要求。在干部教育培训过程中,中共中央党校重视坚持“党校姓党”,坚持政治优先,坚持与时俱进,以保证再塑执政骨干的效果。
梁宝伟[9]（2019）在《1978—1992年民主法律化历程研究》文中指出在中国,中国共产党的每一项执政活动都引人瞩目,给人深思。“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改革开放以来,民主与法治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紧密,成为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执政方式。其中,民主法律化作为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艺术。民主法律化,就是将人民民主通过法律的方式加以稳定化、权威化。民主法律化源自1978年邓小平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思想论断。在邓小平思想论断的指导下,人民民主在法律的保障下不断迈进,推动着改革开放发展。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勇于担当,治国理政,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也使人民民主和法治建设迈入新时代。中共十九大报告把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和全面依法治国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方略,为今后继续推进人民民主和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指导。民主要发展,法治要加强,成为将来中国共产党坚持长期执政的重要准则。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和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具有历史思维、历史视野。1978年至1992年的这段时期,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时期,也是改革开放以后民主法律化的重要发展时期。由此决定了对这段时期民主法律化的研究,既是一个学术研究问题,也是一个事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通过研究这段时期民主法律化发展历程,梳理其发展脉络,看待其历史影响,总结其历史经验,有助于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道路自信和理论自觉,有助于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提供经验参考,增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能力。本文以1978年至1992年这段时期民主法律化进程为研究对象,从历史与逻辑相结合、宏观把握与微观考察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运用历史分析法、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等方法,综合运用党史学、政治学与法学等学科知识,对改革开放初期的民主法律化进程进行了研究。通过论述这段时期重要法律制定的背景原因、过程、主要内容和特点以及作用影响等,力图达到展示过程、梳理脉络、把握规律和总结经验。全文共分三大部分、七个篇章:第一部分为引言,独立成篇。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缘由及意义、研究综述、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创新点与难点。第二部分为正文,从第一章到第五章,对1978年至1992年这段时期民主法律化进程给予重点阐释。第一章介绍民主法律化的思想发端及内涵要求,第二、三、四章是对民主法律化具体实践过程的论述,第五章则对该实践过程进行了总结。第一章题目为“民主法律化思想的提出（1978）”。以邓小平“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思想论断为主要阐释,重点论述了民主法律化思想论断提出的历史背景及其内涵和要求。第二章题目为“民主法律化的起步（1979—1982）”。本章以1979年至中共十二大召开前为时间段节点,立足于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初步开始的时代背景,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有效恢复与法律建构、维护人民民主的刑法颁布等方面,主要对《地方人大和政府组织法》《选举法》《刑法》的制定过程、主要特点以及作用进行了分析。第三章题目为“民主法律化的展开（1982—1989）”。本章以中共十二大以后至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前为时间段节点,立足改革开放全面展开的时代背景,从中共十二大和中共十三大的战略决策对民主法律化的影响出发,从宪法的根本法律保障、人大制度的法律完善、民族区域自治的专门立法、村民自治组织法律的制定以及人民群众享有权益的扩大与法律保护的加强等方面,重点对《宪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全国人大议事规则》《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民族区域自治法》《村委会组织法（试行）》《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作了阐述。第四章题目为“民主法律化在坚持中发展（1989—1992）”。本章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至中共十四大召开前为时间段节点,从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对民主法律化的影响出发,围绕基本民主制度法律化的继续发展和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法律化的继续加强这两个方面,重点对《代表法》《城市居委会组织法》《集会游行示威法》《民事诉讼法》以及保护特定群体合法权益的法律等作了阐述。第五章题目为“基于民主法律化历程的认识和总结”。本章围绕1978年至1992年这段时期民主法律化历程,进行概括总结,重点阐述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分析了民主为什么要法律化和民主能够法律化,指出了实行民主法律化的必然性,以此从理论上阐述了民主法律化的合理性。二是分析了十四年民主法律化进程的历史影响,认为它较好贯彻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推动了人民民主和法治建设,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三是总结十四年中国共产党推进民主法律化的执政经验,主张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改革开放等八条经验。第三部分为结语章“对民主法律化与依法治国的思考”。本章在阐述第二部分的基础上,对民主法律化与依法治国之间的关系作了阐释,指出十四年民主法律化历程必然走向依法治国,而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是实现民主法律化,同时强调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要坚持民主法治的紧密结合。
马兴帆[10]（2019）在《城市社区居委会行动逻辑演变历程研究 ——以南宁市西乡塘区为例》文中研究表明社区居委会是城市社区场域的关键组织,其可作为一个中心观测点来窥视城市社区的功能耦合样态与治理之效。基于当前社区居委会运行研究较多聚焦共时性剖析与法理上探讨,本文拟以新制度主义与结构功能主义为理论视角,从结构变迁与功能耦合的角度出发,搭建一个制度环境——作用机制——行动逻辑的分析框架,将社区居委会演变历程分为四个结构变迁期,探寻制度环境转变对社区居委会行动逻辑的型构及其演变的结构性与制度性根源问题,进而明晰社区功能耦合与重塑城市社区共同体。本文遵循这样的出发点:社区居委会的角色和地位决定其职能杂乱与功能多样,必然形塑其行动逻辑的多重性,但不同的制度环境也嵌入某一主导行动逻辑,正是这一主导逻辑映射影响社区居委会运行的根本因素及其对社区场域的型构,故在逻辑提炼上紧扣主导逻辑这一主线。具体将社区场域作用机制分为:国家统合机制、社区配合机制和制度自治机制。研究发现,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57）,社区场域作用机制主要由国家统合机制、社区配合机制与制度自治机制三部分构成:国家统合机制呈现政治性、社区配合机制初显集体性、制度自治机制呈现自治性,三种作用机制形塑了社区居委会主导逻辑的集体性:呈现国家统合的政治逻辑与制度安排的自治逻辑。大跃进到文革时期（1958—1976）,国家统合机制的高度政治化、社区配合机制的高度集体性以及制度自治机制的悬置,形塑了意识管控的政治机制与政治动员的集体机制,两种作用机制形塑了社区居委会主导行动逻辑的政治性:呈现意识管控的政治逻辑和集体主义逻辑。双轨制时期（1977—1992）,国家统合机制的政治性式微、社区配合机制的经济导向性以及制度自治机制的恢复,形塑了社区场域作用机制的混乱性:市场嵌入的效率机制与单位溢出的管理机制,混乱的作用机制导致社区居委会主导逻辑的趋利性:呈现振兴辖区的经济逻辑与角色使然的管理逻辑。新时代以来（1993—）,国家统合机制的行政性嵌入、社区配合机制的身份职业化、制度自治机制的合法性强化,形塑了社区场域作用机制的制衡性:多元分割的服务机制与资源依赖的行政机制,在社区治理创新背景下社区居委会行动逻辑得到重塑,但其改革面临内卷化困境与去行政化悖论,社区居委会仍围绕在治理导向的服务逻辑与关系依附的行政逻辑的合法性斗争之中。最后,本文得出四个基本结论:第一,社区居委会主导行动逻辑的演变:集体主义逻辑——政治意识逻辑——经济导向逻辑——合法性逻辑;第二,社区居委会行动逻辑的多重性,但始终以迎合国家治理需求为主导逻辑;第三,社区居委会双重功能的不可或缺性。第四,社区居委会面临合法性困境。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有关社区居委会改革以及重塑城市社区共同体的思考。
二、谈谈财政工作的中心、主线和目标（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谈谈财政工作的中心、主线和目标（论文提纲范文）
（1）制度变迁情境下地方政府平台公司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问题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设计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地方政府公司主义 |
| 2.2 地方政府平台公司 |
| 2.3 制度变迁理论 |
| 2.4 混合所有制改革 |
| 2.5 文献述评 |
| 第3章 案例研究 |
| 3.1 研究目的 |
| 3.2 研究设计 |
| 3.3 研究变量构建 |
| 3.4 初始假设命题的提出 |
| 3.5 总体研究框架 |
| 第4章 平台公司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对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
| 4.1 研究假设与研究框架 |
| 4.2 研究设计 |
| 4.3 实证分析 |
| 4.4 结论与讨论 |
| 第5章 制度变迁在平台公司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调节作用 |
| 5.1 研究假设与研究框架 |
| 5.2 研究设计 |
| 5.3 实证分析 |
| 5.4 结论与讨论 |
| 第6章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平台公司经济效益的影响 |
| 6.1 研究假设与研究框架 |
| 6.2 研究设计 |
| 6.3 实证分析 |
| 6.4 结论与讨论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理论贡献 |
| 7.3 实践启示 |
| 7.4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调研资料汇总 |
| 附录二 调研访谈提纲 |
| 附录三 访谈情况统计 |
| 附录四 样本城市及所在省份 |
| 攻读博士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 致谢 |
（2）山东省公立美术馆免费开放有关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目的、思路及方法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思路 |
| 1.3.3 研究方法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公立美术馆 |
| 2.1.2 免费开放政策 |
| 2.2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2.1 新公共管理理论 |
| 2.2.2 公共产品供给理论 |
| 2.2.3 新公共服务理论 |
| 2.2.4 第三部门管理理论 |
| 第3章 山东省公立美术馆免费开放现状 |
| 3.1 公立美术馆免费开放前后对比分析 |
| 3.1.1 免费开放的必要性 |
| 3.1.2 场馆建设对比 |
| 3.1.3 财政拨款对比 |
| 3.1.4 服务质量对比 |
| 3.2 山东省公立美术馆免费开放中的问题 |
| 3.2.1 展览层次有高原缺高峰 |
| 3.2.2 公教活动互动贫乏 |
| 3.2.3 学术研究水平有限 |
| 3.2.4 社会影响受地域限制 |
| 3.2.5 观众需求了解不充分 |
| 3.2.6 场馆认知度和吸引力不足 |
| 3.3 山东省公立美术馆免费开放中的问题成因 |
| 3.3.1 财政专项资金约束 |
| 3.3.2 社会替代服务威胁 |
| 3.3.3 专业艺术人才短缺 |
| 3.3.4 馆际交流机制不健全 |
| 3.3.5 参观者观察研究空白 |
| 3.3.6 行业内竞争日益加剧 |
| 第4章 其他美术馆开放经验借鉴 |
| 4.1 江苏省美术馆的交流模式 |
| 4.2 今日美术馆的营销策略 |
| 4.3 法国卢浮宫的公众政策 |
| 第5章 提高公立美术馆免费开放质量的建议 |
| 5.1 争取财政支持 |
| 5.1.1 理清政府拨款审核要点 |
| 5.1.2 丰富财政资金申请途经 |
| 5.1.3 建立项目绩效指标体系 |
| 5.1.4 合理分析预算执行情况 |
| 5.2 拓宽资金渠道 |
| 5.2.1 高级展有偿收入 |
| 5.2.2 市场化参与补充 |
| 5.2.3 文创产品经营销售 |
| 5.3 提高公众意识 |
| 5.3.1 深入了解服务对象 |
| 5.3.2 重视公众需求反馈 |
| 5.3.3 吸引更多的参观者 |
| 5.3.4 建立参观者关系框架 |
| 5.4 加强风险管理 |
| 5.4.1 提高风险管理意识 |
| 5.4.2 定期进行风险评估 |
| 5.4.3 合理选择应对措施 |
| 5.5 提升业务水平 |
| 5.5.1 省级馆牵头带动 |
| 5.5.2 美术馆联盟支撑 |
| 5.5.3 差异化特色定位 |
| 5.5.4 跨领域合作效应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1 美术馆免费开放情况调查表 |
| 附录2 访谈提纲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现有研究成果存在的不足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与发展过程 |
| 一、相关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
| (一) 国家治理 |
| (二) 国家财经治理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的特征 |
| 二、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 |
| (一) 以马克思主义财经治理的思想和方法为根本指导 |
| (二) 以苏联社会主义财经管理模式为重要借鉴 |
| (三) 以西方经济治理的理论和方法为必要参考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
| (一) 两次相对集中学习积淀了系统而深厚的理论功底 |
| (二) 边区和东北的理财经历开始了思想的萌芽 |
| (三)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各项工作促进了思想的初步形成 |
| (四)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历程推进了思想的逐步成熟 |
| (五) 探索和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了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
| 第二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实践历程 |
| 一、努力探求财经治理实践路径保证根据地自我供给 |
| (一) 打好与法币间的“货币战争”以稳定市场 |
| (二) 大力推进生产自救 |
| (三) 运用再分配手段治理经济困难 |
| 二、成功运用财经治理综合手段迅速恢复国民经济 |
| (一) 建立财经治理的组织与制度框架 |
| (二) 全面推进国民经济恢复 |
| (三) 灵活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和市场手段应对困难局面 |
| 三、充分调动财经治理制度力量稳步开展经济建设 |
| (一) 健全完善计划经济体制的财经制度体系 |
| (二)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 (三) 把保障民生放在突出位置 |
| (四) 用市场手段解决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问题 |
| (五) 在加快对外贸易中解决经济发展问题 |
| 四、积极发挥财经治理思想作用扎实推进改革开放 |
| (一) 对国民经济实行清醒地健康地调整 |
| (二) 改革完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
| (三) 在改革中促进经济发展 |
| 第三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体系 |
| 一、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 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 |
| (一) 发挥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保障激励作用 |
| (二) 发挥利益攸关方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能动创造作用 |
| (三) 发挥资源配置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效率引领作用 |
| (四) 发挥再生产各环节在促进生产发展中的导向联动作用 |
| 二、财经治理的基本路径: 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 |
| (一) 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 |
| (二) 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
| (三) 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 |
| (四) 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 |
| 三、财经治理的根本方法: 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 |
| (一) 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 |
| (二) 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 |
| (三) 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 |
| (四) 坚持计划全过程理性控制 |
| 四、财经治理的诊治手段: 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 |
| (一) 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 |
| (二) 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 |
| (三) 运用政策工具治理市场物价 |
| (四) 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 |
| (五) 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 |
| 五、财经治理的依靠力量: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 |
| (一) 国家财经治理依靠大量培养和使用专业人才 |
| (二) 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 |
| (三) 严格干部的政治标准是国家财经治理的根本要求 |
| (四)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
| (五)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财经治理在思想上的基本建设 |
| 六、财经治理的方法论基础: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 |
| (一) 坚持有利于人民的价值理性 |
| (二) 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 |
| (三) 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策 |
| 第四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
| 一、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理论的基础 |
| (一)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
| (二) 不同经济运行模式下的财经治理具有共同的目标与手段 |
| (三)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丰富发展指明了方向 |
| 二、对国家治理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形象概括 |
| (一) 陈云的市场和市场经济始终是关在“笼子”里的 |
| (二) 坚持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的自主调节 |
| (三) 政府与市场发挥作用的辩证关系 |
| 三、为防范国家财经治理中的颠覆性错误提供了思路 |
| (一) 防范颠覆性错误是国家治理的重大命题 |
| (二) 坚持人民性和计划性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思想保障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哲学思想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有效方法 |
| (四) 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物质基础 |
| 结语 |
| 一、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部分间的相互关系 |
| 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紧扣各个时期关键问题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并服务于他所处的时代 |
| 四、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服务于时代又超越了时代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发表学术论文 |
| 出版学术专着 |
| 成果获奖情况 |
| 主持科研项目 |
| 致谢 |
（5）云南学前教育资源配置的空间协调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问题提出 |
| 1.1.1 政策背景:新时代思想赋予区域教育协调发展新的内涵 |
| 1.1.2 时代背景:后普及时代要求学前教育普惠及优质的发展 |
| 1.1.3 现实背景:云南学前教育资源配置亟待优化与质量提升 |
| 1.1.4 学科背景:学科交叉趋势中教育地理学研究的区域应用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区域间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相关研究 |
| 1.2.2 关于教育资源与区域发展关系相关研究 |
| 1.2.3 关于教育资源配置空间协调性相关研究 |
| 1.2.4 研究评述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实践意义 |
| 1.4 研究思路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文献分析法 |
| 1.5.2 数理统计法 |
| 1.5.3 调查分析法 |
| 1.5.4 GIS空间分析法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教育资源配置 |
| 2.1.2 学前教育资源配置空间协调性 |
| 2.1.3 学前教育资源发展条件 |
| 2.1.4 学前教育资源发展水平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人地关系理论 |
| 2.2.2 区域发展理论 |
| 2.2.3 资源配置理论 |
| 第三章 学前教育资源配置空间协调性评价模型建构 |
| 3.1 相关理论应用 |
| 3.1.1 体系建构的理论应用 |
| 3.1.2 指标选取的理论应用 |
| 3.2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3.2.1 全面可行原则 |
| 3.2.2 科学简易原则 |
| 3.2.3 合理适用原则 |
| 3.2.4 客观可测原则 |
| 3.3 指标体系建构过程 |
| 3.3.1 指标遴选 |
| 3.3.2 数据来源 |
| 3.3.3 权重确定 |
| 3.4 测度方法选择说明 |
| 3.4.1 区域间学前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的衡量指标 |
| 3.4.2 区域内学前教育资源与区域协调测度模型 |
| 第四章 区域实证:Ⅰ云南学前教育资源发展条件分析 |
| 4.1 云南与全国学前教育资源发展条件的比较 |
| 4.1.1 云南与全国学前教育需求条件比较 |
| 4.1.2 云南与全国学前教育区域条件比较 |
| 4.1.3 云南与全国学前教育政府支持比较 |
| 4.2 云南与其他省区学前教育资源发展条件的比较 |
| 4.2.1 云南与其他省区学前教育需求条件比较 |
| 4.2.2 云南与其他省区学前教育区域条件比较 |
| 4.2.3 云南与其他省区学前教育政府支持比较 |
| 4.3 云南各州市学前教育资源发展条件的时空格局 |
| 4.3.1 云南各州市学前教育需求条件比较 |
| 4.3.2 云南各州市学前教育区域条件比较 |
| 4.3.3 云南各州市学前教育政府支持比较 |
| 第五章 区域实证:Ⅱ云南学前教育资源发展水平分析 |
| 5.1 云南与全国学前教育资源发展水平的比较 |
| 5.1.1 云南与全国学前教育资源水平比较 |
| 5.1.2 云南与全国学前教育配置状态比较 |
| 5.2 云南与其他省区学前教育资源发展水平的比较 |
| 5.2.1 云南与其他省区学前教育资源水平比较 |
| 5.2.2 云南与其他省区学前教育配置状态比较 |
| 5.3 云南各州市学前教育资源发展水平的时空格局 |
| 5.3.1 云南各州市学前教育资源水平比较 |
| 5.3.2 云南各州市学前教育配置状态比较 |
| 第六章 区域实证:Ⅲ云南学前教育资源配置空间协调性分析 |
| 6.1 云南与全国学前教育资源配置协调性的比较 |
| 6.2 云南与其他省区学前教育资源配置协调性的比较 |
| 6.2.1 2010 年云南与其他省区学前教育资源配置协调性的比较 |
| 6.2.2 2012 年云南与其他省区学前教育资源配置协调性的比较 |
| 6.2.3 2014 年云南与其他省区学前教育资源配置协调性的比较 |
| 6.2.4 2016 年云南与其他省区学前教育资源配置协调性的比较 |
| 6.2.5 2018 年云南与其他省区学前教育资源配置协调性的比较 |
| 6.3 云南各州市学前教育资源配置协调性的时空比较 |
| 6.3.1 2010 年云南各州市学前教育资源配置协调性的比较 |
| 6.3.2 2012 年云南各州市学前教育资源配置协调性的比较 |
| 6.3.3 2014 年云南各州市学前教育资源配置协调性的比较 |
| 6.3.4 2016 年云南各州市学前教育资源配置协调性的比较 |
| 6.3.5 2018 年云南各州市学前教育资源配置协调性的比较 |
| 第七章 云南学前教育资源配置空间协调性的驱动机制及预测 |
| 7.1 云南学前教育资源配置空间协调性驱动机制 |
| 7.1.1 驱动因子选取 |
| 7.1.2 计量模型建构 |
| 7.1.3 实证结果分析 |
| 7.2 云南学前教育资源配置的空间协调性的预测 |
| 7.2.1 单位根的检验 |
| 7.2.2 平稳序列分析 |
| 7.2.3 预测模型建构 |
| 7.2.4 情景预测结果 |
| 第八章 云南学前教育资源配置空间协调发展思路 |
| 8.1 云南学前教育资源地域的协调发展 |
| 8.1.1 优化区域间学前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 |
| 8.1.2 推进区域内学前教育与区域协调发展 |
| 8.2 云南学前教育资源要素的协调发展 |
| 8.2.1 提升区域支持学前教育发展条件 |
| 8.2.2 增加云南学前教育资源的供给量 |
| 8.2.3 改善云南学前教育资源配置状态 |
| 第九章 结论与展望 |
| 9.1 主要结论 |
| 9.2 创新之处 |
| 9.2.1 界定“学前教育资源配置的空间协调性”的新内涵 |
| 9.2.2 建构学前教育资源配置的空间协调性的评价模型 |
| 9.2.3 基于模型测度云南学前教育资源配置空间协调性 |
| 9.3 不足与展望 |
| 9.3.1 研究不足 |
| 9.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6）中国宏观调控思想七十年演变脉络初探——基于官方文献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与文献概览 |
| 二、“宏观调控”释义 |
| 三、中国宏观调控思想(1949-1977):加强国家计划控制 |
| 四、中国宏观调控思想(1978-1991):由直接控制转向间接调控 |
| (一)1978-1983年:“有计划按比例”和“综合平衡” |
| (二)1984-1986年:市场化间接调控思想开始萌芽 |
| (三)1987-1991年:经验积累与思想融合 |
| 五、中国宏观调控思想(1992-2011):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宏观调控体系 |
| (一)1992-1996年:正确处理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的关系 |
| (二)1997-2002年:总需求管理政策框架初步成型 |
| (三)2003-2011年:宏观调控体系逐步完善 |
| 六、中国宏观调控思想(2012-2019):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度扩大总需求 |
| (一)新常态: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
|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时代中国宏观调控的主线 |
| (三)适度扩大总需求:新时代中国宏观调控的题中应有之义 |
| 七、总结与评论 |
（7）英国职前教师教育课程设计与实施个案研究 ——以伦敦大学学院中学英语PGCE课程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导论 |
| 一、研究的背景 |
| (一)国际教师教育改革的新动向 |
| (二)英国教师教育改革的推动 |
| (三)我国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诉求 |
| 二、研究问题 |
| 三、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一)教师教育与职前教师教育 |
| (二)课程与课程实施 |
| (三)职前教师教育课程与实施 |
| (四)英国PGCE课程 |
| 四、研究的意义 |
| (一)研究的理论意义 |
| (二)研究的实践意义 |
| 五、研究内容 |
| 六、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一、教师教育价值取向的相关研究 |
| (一)“教学技能型”的教师教育价值取向 |
| (二)“全人教育”的教师教育价值取向 |
| (三)“反思性实践者”的教师教育价值取向 |
| (四)“研究型实践者”的教师教育价值取向 |
| 二、教师教育课程内容的相关研究 |
| (一)教师专业知识基础的相关研究 |
| (二)教师专业能力的相关研究 |
| (三)世界各国（地区）教师专业标准内容的研究 |
| (四)英国教师专业标准内容的研究 |
| 三、教师教育课程组织原则与设置的相关研究 |
| (一)课程的组织原则与课程类型 |
| (二)“集合型课程”和“融合型课程” |
| (三)国际教师教育课程设置的相关研究 |
| (四)英国教师教育课程设置的相关研究 |
| 四、教师教育课程实施的相关研究 |
| (一)一般课程实施的相关研究 |
| (二)教师教育课程实施的相关研究 |
| (三)英国教师教育课程实施的相关研究 |
| 五、小结 |
| 第二章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弗朗教师教育课程实施分析框架 |
| (一)弗朗课程实施分析框架的理论基础 |
| (二)弗朗课程实施分析框架的构成 |
| (三)对弗朗课程实施分析框架的评价 |
| 二、埃利斯教师学科知识发展语境化模型 |
| (一)埃利斯教师知识发展模型的理论基础 |
| (二)埃利斯教师学科知识发展模型的构成 |
| (三)对埃利斯教师知识发展模型的评价 |
| 三、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建构 |
| (一)建构研究框架的目的 |
| (二)教师教育课程实施分析的内容 |
| (三)教师教育课程实施分析的层面 |
| 第三章 研究设计与方法 |
| 一、研究的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方法的认识论基础 |
| (二)研究的方法 |
| 三、资料收集与整理 |
| (一)课堂录像收集与文本转写 |
| (二)访谈录音转写与文本整理 |
| (三)调查问卷数据收集与整理 |
| 四、研究的效度 |
| (一)研究过程的效度保障 |
| (二)研究结论的效度保障 |
| 五、研究伦理 |
| (一)研究者身份公开 |
| (二)尊重被研究者的隐私与保密性 |
| (三)公正对待研究数据和资料 |
| 第四章 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改革政策与管理体系 |
| 一、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改革的目标与课程要求 |
| (一)教师教育资质认证时期的教师培养目标与课程要求 |
| (二)教师教育标准化管理时期的教师教育目标与课程要求 |
| (三)教师教育与管理一体化时期的教师培养目标与课程要求 |
| 二、高等教育机构主导与学校主导的教师培养途径并存格局 |
| (一)英国教师教育主要是本科后(Postgraduate)的专业教育活动 |
| (二)高等教育机构主导(HEI-led)与学校主导(School-led)的多种教师培养途径的形成 |
| (三)高等教育机构PGCE课程是最主要的教师培养途径 |
| (四)教师教育与教师培训:不同教师培养途径的目的和教师培养效果 |
| 三、国家教师教育管理与质量保障体系 |
| (一)教师教育管理机构:从教师培训局到国家教学与领导学院 |
| (二)教师教育评价机构:教育标准局 |
| 第五章 伦敦大学学院职前教师教育概况 |
| 一、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机构概况 |
| 二、伦敦大学学院教师教育发展现状 |
| (一)研究生教育证书PGCE课程 |
| (二)合作开展学校主导的教师教育课程 |
| (三)教学第一项目 |
| 三、伦敦大学学院PGCE课程与教学 |
| (一)早期教育教师课程 |
| (二)小学教师教育课程 |
| (三)中学教师教育课程 |
| (四)义务教育阶段后教师教育课程 |
| 四、伦敦大学学院职前教师教育质量保障与管理 |
| (一)大学战略与政策的顶层设计 |
| (二)机构设置与人员组织的保障 |
| (三)基于实践的PGCE课程一体化方案 |
| (四)职前教师教育人员培训制度 |
| (五)学生评价与反馈机制 |
| 第六章 伦敦大学学院英语PGCE课程目标与设计 |
| 一、伦敦大学学院英语PGCE课程目标 |
| 二、伦敦大学学院英语PGCE课程设置与结构 |
| (一)PGCE课程设置 |
| (二)PGCE课程结构 |
| (三)PGCE课程要素的时间安排 |
| 三、伦敦大学学院英语PGCE课程设计 |
| (一)学科教学 |
| (二)专业教育 |
| (三)教育实践 |
| 第七章 伦敦大学学院英语PGCE课程的组织实施 |
| 一、学科教学内容的组织实施 |
| (一)学科教学内容覆盖的范围与领域 |
| (二)学科教学内容在各个主题单元的组织实施 |
| (三)学科教学内容组织实施的特征 |
| 二、学科教学活动的组织实施 |
| (一)学科教学活动的类型构成 |
| (二)学科教学活动在各个主题单元的组织实施 |
| (三)学科教学活动组织实施的模式与功能分析 |
| 三、培养教学能力与批判反思能力是学科教学实施的目标取向 |
| (一)培养教师的教学能力 |
| (二)培养教师的批判反思能力 |
| 四、伦敦大学学院英语学科教师的培养活动流程 |
| (一)主题教学:师生集体学习,发挥导师的示范与指导作用 |
| (二)导师组研讨:导师指导下的小组合作模拟教学 |
| (三)教育实践:从辅助教学到独立教学 |
| (四)任务与作业:基于实践的个人反思 |
| 五、专业教育与实践的实施 |
| (一)专业教育的实施 |
| (二)专业实践的实施 |
| 六、伦敦大学学院英语PGCE课程的评价 |
| (一)学科教学的评价 |
| (二)学科教育实践的评价 |
| (三)专业教育与实践的评价 |
| 第八章 伦敦大学学院英语PGCE课程实施的特征分析 |
| 一、课程实施紧扣国家政策和中小学教学实际 |
| (一)课程设置与结构遵照《教师标准》与《职前教师培训标准》要求 |
| (二)课程内容组织与实施围绕《教师标准》与《职前教师培训标准》的要求 |
| (三)贯彻“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原则 |
| 二、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一体化课程设计与实施 |
| (一)课程教学人员的融合 |
| (二)教学情境的融合 |
| (三)课程内容与教学活动的融合 |
| 三、基于专业共同体的反思性实践者教师培养模式 |
| (一)在教学实践中培养反思性实践者 |
| (二)在专业共同体的社会互动中学习与发展 |
| 四、大学的专业教育思想与国家政策的协商统一 |
| (一)基于学术研究凝练专业教育思想 |
| (二)利用前沿研究成果创新教师培养路径 |
| (三)鲜明地阐释学科教学价值信念 |
| (四)重视学生在实践与批判反思中的主体地位 |
| 第九章 伦敦大学学院英语PGCE课程实施的效果和影响因素 |
| 一、伦敦大学学院英语PGCE课程实施的效果分析 |
| (一)教育标准局对伦敦大学学院PGCE课程的评价 |
| (二)PGCE课程学生和相关学校对课程教学的评价 |
| 二、伦敦大学学院PGCE课程实施的影响因素 |
| (一)英国教师教育政策的影响 |
| (二)国家教师教育管理与评价机制的影响 |
| (三)伦敦地区的社会状况和合作学校的因素 |
| (四)英国高等教育机构PGCE课程本身的因素 |
| 三、伦敦大学学院PGCE课程实施效果与影响因素的总体分析 |
| 第十章 结论与借鉴 |
| 一、结论 |
| (一)“反思性实践者”的教师发展价值取向 |
| (二)融合型课程的一体化设计与组织原则 |
| (三)基于共同体情境与社会互动的教师学习理念与发展模式 |
| (四)鲜明地体现大学的专业教育特色和学科教学思想 |
| (五)教师教育课程实施严格遵照国家政策与要求 |
| 二、借鉴 |
| (一)以基础教育教学需求为导向明确教师教育课程目标 |
| (二)重视教师教育课程一体化设计,促进“体验观察—实践—反思”环节的连贯性 |
| (三)加强教师教育团队合作,促进教师教育课程资源的融合 |
| (四)建立学术研究与教学实践循环互补机制 |
| (五)创新基于实践的教师培养模式,使教师教育课程特色化发展 |
| 结语 |
| 一、研究的反思 |
| 二、研究的局限和不足 |
| (一)研究样本的覆盖程度稍显欠缺 |
| (二)研究的深入程度不足 |
| (三)对我国教师教育课程现状探究不足 |
| 三、研究的启示和建议 |
| (一)研究启示 |
| (二)研究建议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文献 |
| 二、英文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TRANSCRIBER1.04课堂录像转写标注符号代码表 |
| 附录二 伦敦大学学院PGCE课程英语学科教学内容及时间表 |
| 附录三 导师组研讨活动内容与流程 |
| 附录四 学生小组研讨活动内容与流程 |
| 附录五 英国PGCE课程实施效果与影响因素调查问卷与访谈提纲 |
| 附录六 30年来英国教师教育政策文件、管理机构及培养途径表 |
| 附录七 英语学科主题讲座5课程录像转写文本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8）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培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论文选题及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内关于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培训的研究现状 |
| 二、国外关于中共干部教育培训研究的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论文框架思路 |
| 第四节 论文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论文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干部教育培训概况 |
| 第一节 干部教育培训相关概念 |
| 一、干部与中共执政骨干 |
| 二、干部教育培训 |
| 三、党校干部教育培训 |
| 第二节 国内干部教育培训概况 |
| 一、中国浦东、井冈山、延安干部学院 |
| 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
| 三、中国大连高级经理学院 |
| 第三节 国外高级公务员培训比较 |
| 一、美国联邦行政学院 |
| 二、法国国立行政学院 |
| 三、新加坡公务员学院 |
| 小结 |
| 第三章 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宣传与培养并重:建党初期的党校教育 |
| 一、建党初期对党校教育的认识 |
| 二、各地创办党校的尝试 |
| 三、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教育 |
| 第二节 统一思想:延安时期的中共中央党校教育 |
| 一、初到延安的中共中央党校教育 |
| 二、六届六中全会后的党校教育方针和任务变化 |
| 三、整风运动中的中共中央党校教育 |
| 第三节 素质提升: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央党校干部正规化教育 |
| 一、干部教育正规化的提出 |
| 二、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正规化的内容 |
| 三、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正规化的改革发展 |
| 第四节 主义认同:新形势下的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 |
| 一、“三个阵地、一个熔炉”的定位 |
| 二、“一个中心、四个方面”的教学 |
| 三、党校工作“九条经验” |
| 小结 |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教学改革 |
| 第一节 中共中央党校教学概况 |
| 一、教务部 |
| 二、教研部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主要内容 |
| 一、党的理论教育 |
| 二、党性教育 |
| 三、能力培训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教学改革 |
| 一、教学内容调整: |
| 二、教学方法创新 |
| 小结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学员管理 |
| 第一节 中共中央党校学员管理概况 |
| 一、学员管理部门 |
| 二、学员部主要职能 |
| 三、组织员 |
| 四、联络员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学员管理创新 |
| 一、在学员管理中贯穿党性教育 |
| 二、建立健全学员管理制度 |
| 三、完善、创新学员管理机制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长沟流月去无声——致谢 |
（9）1978—1992年民主法律化历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一)总体情况 |
| (二)主要内容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四、创新点与难点 |
| (一)创新点 |
| (二)难点 |
| 第一章 民主法律化思想的提出(1978) |
| 第一节 “使民主法律化”思想论断的提出 |
| 一、“文革”结束后的反思 |
| 二、邓小平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思想论断 |
| 第二节 民主法律化思想的内涵和要求 |
| 一、民主法律化思想的内涵 |
| 二、民主法律化思想的要求 |
| 第二章 民主法律化的起步(1979—1982) |
| 第一节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有效恢复与法律建构 |
|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安排 |
| 二、《地方人大和政府组织法》的制定 |
| 三、选举民主的法律恢复与发展 |
| 四、正确认识人大建设法律化的逻辑顺序 |
| 五、《地方人大和政府组织法》与《选举法》的作用 |
| 第二节 维护人民民主的《刑法》颁布 |
| 一、刑事法律是维护人民民主的重要利器 |
| 二、发展人民民主要求制定刑法 |
| 三、《刑法》的制定与维护人民民主的特点 |
| 四、《刑法》维护人民民主的历史功效 |
| 第三章 民主法律化的展开(1982—1989) |
| 第一节 中共党代会对民主法律化的决策部署 |
| 一、中共十二大召开与民主法律化的任务要求 |
| 二、中共十三大对民主法律化的指导 |
| 第二节 “八二宪法”对人民民主的根本法律保障 |
| 一、宪法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法律化形式 |
| 二、“八二宪法”的制定是发扬民主的过程 |
| 三、“八二宪法”对人民民主的顶层设计 |
| 四、“八二宪法”保障人民民主的历史地位 |
| 第三节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律化的继续展开 |
| 一、继续加强各级人大组织的法律建设 |
| 二、选举民主法律化的进一步推进 |
| 三、推动人大议事决策规范化的法律建设 |
| 第四节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专门立法 |
| 一、民主是解决民族问题的重要基础 |
| 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制定与特点 |
| 三、《民族区域自治法》为民族区域自治地区带来民主和繁荣 |
| 第五节 村民自治组织的试行立法 |
| 一、村民自治组织法律化的必要性 |
| 二、《村委会组织法(试行)》的制定及主要特点 |
| 三、《村委会组织法(试行)》的历史影响 |
| 第六节 人民群众享有权益的丰富与法律保护的加强 |
| 一、《民法通则》的制定对人民权利的丰富 |
| 二、“民告官”的法律保障 |
| 三、社会治安法律规制的加强 |
| 第四章 民主法律化在坚持中发展(1989—1992) |
| 第一节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对民主法律化的影响 |
| 一、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召开 |
| 二、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对民主法律化的继续肯认 |
| 第二节 基本民主制度法律化的继续发展 |
| 一、加强人大代表规范化的法律建设 |
| 二、《城市居委会组织法》对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拓展 |
| 第三节 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法律化的继续加强 |
| 一、加强公民行使权利的法律规制以维护社会稳定 |
| 二、保护人民群众民事诉讼权利的法律完善 |
| 三、加强对特定群体合法权益的法律保护 |
| 第五章 基于民主法律化历程的认识和总结 |
| 第一节 对民主法律化必然性的认识 |
| 一、民主为何要法律化 |
| 二、民主能够法律化 |
| 第二节 14年民主法律化的历史影响 |
| 一、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 |
| 二、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 |
| 三、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 |
| 第三节 14年民主法律化的历史经验 |
| 一、民主法律化必须坚持的根本经验 |
| 二、民主法律化需要坚持的基本经验 |
| 结语 对民主法律化与依法治国的思考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发表研究成果 |
（10）城市社区居委会行动逻辑演变历程研究 ——以南宁市西乡塘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缘起及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社区权力结构及秩序研究 |
| 1.2.2 关于社区治理政府角色研究 |
| 1.2.3 关于社区居委会职能及角色研究 |
| 1.2.4 关于社区居委会内部调适策略研究 |
| 1.2.5 简要评述 |
| 1.3 核心概念、理论视角及研究方法 |
| 1.3.1 核心概念 |
| 1.3.2 理论视角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思路、论文结构与分析框架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论文结构 |
| 1.4.3 分析框架 |
| 1.5 研究重点和难点 |
| 1.5.1 研究重点 |
| 1.5.2 研究难点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社区居委会的行动逻辑(1949—1957) |
| 2.1 社区居委会成立的基本脉络 |
| 2.1.1 先用后换:保甲人员的处理策略 |
| 2.1.2 群众动员:居民小组的成立方式 |
| 2.1.3 街居制度:社区居委会生成的制度保障 |
| 2.2 社区场域作用机制形成:国家统合机制、社区配合机制与制度自治机制 |
| 2.3 居委会主导行动逻辑集体性:国家统合的政治逻辑与制度安排的自治逻辑 |
| 2.4 小结:制度悖论与功能使然:行政化与自治性并行的根源 |
| 第三章 从大跃进到文革:社区居委会行动逻辑的调适(1958—1976) |
| 3.1 历史基本脉络 |
| 3.1.1 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 |
| 3.1.2 文革:领袖崇拜的阶级斗争 |
| 3.2 社区场域作用机制政治化:意识管控的政治机制与政治动员的集体机制 |
| 3.3 居委会主导行动逻辑政治性:意识管控的政治逻辑与集体主义逻辑 |
| 3.4 小结:“攫取之手”抑或“援助之手”:随声附和的附庸者 |
| 第四章 双轨制时期社区居委会行动逻辑的迷乱(1977—1992) |
| 4.1 历史基本脉络 |
| 4.1.1 双轨体制:计划主导与市场嵌入 |
| 4.1.2 街居体制:重建与式微 |
| 4.2 社区场域作用机制混乱性:市场嵌入的经济机制与单位溢出的管理机制 |
| 4.3 居委会主导行动逻辑趋利性:振兴辖区的经济逻辑和角色迷乱的管理逻辑 |
| 4.4 小结:初显“职能超载”:功能无法匹配结构的需要 |
| 第五章 新时代城市社区居委会行动逻辑的重塑(1993—) |
| 5.1 历史基本脉络 |
| 5.2 社区场域作用机制制衡性:制度安排的服务机制与资源依赖的行政机制 |
| 5.3 居委会主导行动逻辑合法性:治理导向的服务逻辑与关系依附的行政逻辑 |
| 5.4 小结:去行政化悖论与内卷化困境:社区居委会改革样态 |
| 第六章 结语 |
| 6.1 基本结论 |
| 6.2 讨论 |
| 6.2.1 社区居委会改革的再认知 |
| 6.2.2 重塑城市社区共同体的思考 |
| 6.3 创新与不足 |
| 6.3.1 创新之处 |
| 6.3.2 研究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四、谈谈财政工作的中心、主线和目标（论文参考文献）
- [1]制度变迁情境下地方政府平台公司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D]. 夏冰. 中山大学, 2020(03)
- [2]山东省公立美术馆免费开放有关问题研究[D]. 张晶婵. 山东大学, 2020(10)
- [3]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J]. 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 2020(06)
- [4]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D]. 华清君. 扬州大学, 2020(04)
- [5]云南学前教育资源配置的空间协调性研究[D]. 谷峥霖.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9)
- [6]中国宏观调控思想七十年演变脉络初探——基于官方文献的研究[J]. 董昀. 金融评论, 2019(05)
- [7]英国职前教师教育课程设计与实施个案研究 ——以伦敦大学学院中学英语PGCE课程为例[D]. 徐文秀.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8]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培训研究[D]. 胡兵.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9]1978—1992年民主法律化历程研究[D]. 梁宝伟.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10]城市社区居委会行动逻辑演变历程研究 ——以南宁市西乡塘区为例[D]. 马兴帆. 广西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