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运用唯物辩证法观点 搞好改革和建设实践（论文文献综述）
王海霞[1]（2019）在《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思想保证、价值引领和精神支撑;它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结晶和升华,为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教育创新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和坚实的实践基础。首先,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汲取了中国优秀传统意识形态教育理论、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理论以及我国历代党的领导人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精髓要义,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其次,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是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经验教训和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实践经验、科学回答为什么加强和怎样加强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等实践问题的基础上形成的科学理论,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是一个系统、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解决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教育问题、探求意识形态教育规律的过程中,对我国意识形态教育的地位、作用、目标、任务、原则、方针、内容、途径、方法等进行客观认识和安排部署的理论成果,是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习近平作为主要创立者,对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形成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习近平指出,意识形态教育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维护党和国家政治稳定大局的根本要求,具有固本铸魂的重要作用;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目标,习近平强调,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教育根本目标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他还针对党员干部、学生、农民、军人等不同人群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应的意识形态教育具体目标;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习近平提出,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并提出“四个讲清楚”、“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坚定“四个自信”等意识形态教育具体任务;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方针,习近平提出,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方针是四个“服务”,即“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原则,习近平主要提出了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坚持以正面宣传教育为主、坚守意识形态教育阵地、遵循意识形态教育规律、坚持改革创新、注重实效等原则。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内容,习近平认为,意识形态教育主要包括理想信念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党史国史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等;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方法,习近平倡导并使用了宣传教育法、舆论斗争法、辩证分析法、示范警示法、滴水穿石法等;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主要途径,习近平主要从宣传教育、制度建设、教育队伍建设、重要支撑构筑等方面阐述了意识形态教育的途径,在宣传教育方面,他主张正面宣传教育和舆论斗争相结合、理论教育和实践活动相结合、集中教育和经常性教育相结合、全员全过程全方位教育和分层分类教育相结合、教育“软约束”和制度“硬措施”相结合等,在制度建设方面,他主张建立健全宣传教育体制机制、网络意识形态教育制度、意识形态教育实践活动长效机制、意识形态教育相关法规等,在教育队伍建设方面,他主张选拔和任用优秀教育人才、加强教育队伍培训和管理、增强教育者自我教育能力、加大对教育者的考核激励力度等,在重要支撑构筑方面,他分别从话语支撑、理论支撑、文艺支撑、环境支撑等方面构建起了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教育的支撑体系。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具有丰富意蕴、重要价值和鲜明特征。首先,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蕴含丰富的哲学意蕴,体现了深邃的哲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并主张寓言于教,在形象生动的话语隐喻中彰显意识形态教育功能;其次,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重要价值,在理论方面,它继承了中国传统意识形态教育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理论,丰富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理论,在实践方面,它为促进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教育工作提供行动指南,为解决意识形态教育问题提供科学方法,为意识形态教育理论创新提供方向指引;最后,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尤其是唯物辩证法贯穿始终,使其显示出独特而辩证的特征,实现了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统一、整体性和针对性的统一、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统一、继承性和创新性的统一。
葛丽君[2]（2019）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阈下的陈云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陈云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性人物之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先行者和领航者之一、党建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和杰出理论家,陈云以其卓越思想和实践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作出无可替代的杰出贡献。陈云提出了“学好哲学,终身受用”的科学论断,注重运用辩证思维来解决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陈云从切身体验中总结出来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思想,深得唯物辩证法的真谛,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堪称马克思主义应用哲学的典范。陈云的经济思想内容丰富,特别是提出了体现唯物论观点的“国情与国力论”、体现宏观调控思想的“综合平衡论”、体现经济体制改革构想的“主辅论”、体现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协调发展论”、体现“引进来”“走出去”相结合理念的“内外交流论”、体现辩证性思维的“政经统一论”、体现唯物史观的“目的与方法论”,有力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陈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灵活稳妥的向社会主义过渡思想、开拓创新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稳健务实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思想,以自己的丰富思想推进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国化。陈云的思想特色鲜明,体现出体系的完整性、内涵的层次性、内容的创新性、表述的通俗性、价值取向的人民性等理论特色和前瞻性与唯实性相统一、继承性与开拓性相结合、原则性与策略性相协调、探索性与局限性相伴生等实践特色。陈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飞跃作出重要贡献。陈云以具有创造性的思想理论观点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具体阐释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陈云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推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陈云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及其创新思想,对我们在新时代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有重要启示和指导意义,彰显出重要的当代价值。
曾平生[3]（2020）在《习近平家庭建设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也“是人们心灵的归宿”。因而,无论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家庭的生活依托、社会功能、文明作用都不可替代。正如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家庭建设,多次强调要“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并提出了一系列深入推进新时代家庭建设的新观点、新论断和新举措,由此形成了习近平家庭建设观。习近平家庭建设观的形成基础,从思想与实践视角看,马克思主义家庭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家风文化是其形成的三个重要思想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习近平父辈的家庭建设实践、习近平自身的家庭建设实践则是其形成的三个重要实践来源。习近平从家庭、家教、家风三方面强调了家庭建设。在家庭方面,他强调了注重家庭、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先大家后小家、家庭梦融入民族梦、每一位妇女都有人生出彩和梦想成真的机会、家庭都幸福美满等内容;在家教方面,他强调了注重家教、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青少年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家庭教育最重要的是品德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言传身教等内容;在家风方面,他强调了注重家风、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是人们心灵的归宿、继承和弘扬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抓好家风等内容。而这些在继承中发展的新认识、新论断、新要求、新举措,又有其内在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历史逻辑与价值逻辑。习近平家庭建设观的基本原则可从目标、内容、过程、方法等维度分析。其中,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等是其目标原则;全面发展与德育优先、弘扬传统与传承红色、精神引领与有形建设、先大后小与为大舍小等是其内容原则;全员参与与共建共享、观念领先与行为转化、高度重视与积极谋划、统筹协调与重点突破等是其过程原则;目标导向与言传身教、榜样引领与领导表率、指导监督与关心帮助、立足本国与面向世界等是其方法原则。习近平家庭建设观的本质特征主要表现为社会性、实践性及普遍联系性。马克思主义家庭观以人的社会本质为基础,认为,“家庭从社会本质上说是一种社会关系”,因而,社会性就是习近平家庭建设观的本质特征。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又认为,人的社会本质是实践的,由此,实践性也必然是习近平家庭建设观的本质特征。进而,从唯物辩证法的普遍联系原理看,普遍联系性同样是习近平家庭建设观的哲学本性。习近平家庭建设观的价值旨趣是人的解放,并体现在为人民谋福祉。从时间、空间、运动三维进行考察,为人民谋福祉的价值旨趣又具体为:为了全体人民、始终为了人民、全心服务人民。而价值形态,习近平将之凝练为,“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这十六字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其形成基础主要是基于对个体与社会的融合、传统与现代的耦合、民族与人类的超越这三对张力的辩证把握。再者,价值实现的规律,从价值实现的前提看,是服从与服务于社会发展的规律,从价值实现的内容看,是真善美相统一的规律,从价值实现的方法看,则是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的规律。总之,习近平家庭建设观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家庭建设的行动指南,把其作为价值客体,它有着积极的启示:以“大家”为先,要求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品德为要,要求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以人的解放为旨趣,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实践性为本质,要求准确把握社会发展的时代特征;以辩证为法则,要求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
付冬丽[4]（2019）在《习近平治国理政辩证法思想研究》文中提出习近平治国理政辩证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国化的重要理论形态。他的这一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着眼于社会现实问题,在坚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的基础上创造性的运用唯物辩证法思想,应对内政、外交、国防、民生、改革等社会各个领域的基本问题,将辩证法的“两大特征”、“三大规律”运用于解决新时代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之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国化的理论进程,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本文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和系统分析的研究方法,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从理论渊源、实践条件、历史背景三方面入手,分析其思想形成的基本条件。从“矛盾观”、“发展观”、“联系观”这三个辩证法的基本维度出发,归纳分析习近平自地方到中央的从政经历中所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思想所突显的辩证法意蕴,从而系统阐述其治国理政辩证法思想的基本内容。在此基础上,分析得出习近平辩证法思想具有实践性、现实性、革命性三个基本特点。最后,在总结前文的基础上,分析其思想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以及其辩证法思想所突显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与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自我批评的自律精神与自我革命的创新精神、独立自主的主体精神与友好国际交往的开放精神这三种哲学精神。
张灯[5]（2019）在《毛泽东生活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毛泽东生活观是毛泽东对生活世界基本问题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立足于中国实际,以人民为主体,以革命和建设为基本手段,以民族解放和人民生活幸福为价值旨归,探寻生活世界变迁规律,解决中国现实生活问题。毛泽东生活观具有主体性、民族性、实践性和革命性四个核心特质。论文以毛泽东生活观为研究对象,立足于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着、毛泽东着作为主要研究文本,采用文献分析与综合、历史与逻辑、比较与创新、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研究方法,全面、深入分析毛泽东生活观的内涵特质、整体结构、主体定位、精神意蕴与矛盾法则。研究发现,毛泽东生活观的内涵特质突显群众主体的革命生活实践活动,从唯物辩证的内在统一把握生活世界的整体结构,其表现为四个统一:把握历史规律和生活发展方向的统一,改造客观生活世界和改造主观生活世界的统一,物质生活和政治生活及文化生活的统一,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统一;其主体定位彰显了人民是生活世界的创造者,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利益至上;其精神意蕴显示了敢于胜利的信仰力量,强调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精神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变成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力量;其矛盾法则立足于对立统一性关照生活世界的矛盾,重视具体事物具体分析,指出不同质的矛盾要使用不同质的方法解决。毛泽东生活观既面向中国,又放眼世界;既把握了生活世界的发展规律,又探索了解决中国人民生活困境的方向,深刻地影响着二十世纪的中国和世界。毛泽东生活观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维度,可以转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力量,为解决新时代中国重大现实生活问题提供哲学思考,为提升新时代生活实践主体精神提供思想指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因此,研究毛泽东生活观,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对全面认识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王丰[6]（2018）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研究》文中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时代课题,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在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加以明确;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宪法中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国家的指导思想,明确了其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又一次实现了与时俱进。本文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注重在读原着、学原文、悟原理的前提下,充分吸收和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研究过程中,本文通篇贯穿唯物辩证法,遵循客观、联系、发展、全面、系统的研究原则,重点采取文献研究法,认真研读相关重要文本文献,对蕴含其中的哲学思想进行学科梳理、学理探索和学术研究,做到理论与实际、分析与综合、抽象与具体、定量与定性的有机统一,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和认识。第一章是本文的开篇部分,从整体上概说了研究对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要分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进而论证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由根本主题、理论内核、实践要求和历史贡献等构成的科学理论体系,并根据文本文献从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在新的实践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地位等方面,阐明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第二章至第七章是本文的主体内容,也是研究的重点、难点以及主要创新之处。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层面,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行系统研究,分别从注重求真务实的辩证唯物论、推崇矛盾分析的唯物辩证法、坚持实践第一的认识论、尊重社会规律的历史唯物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理论等方面具体展开。第二章是从牢固树立世界统一于物质的哲学党性、准确把握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等方面,论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注重求真务实的辩证唯物论;第三章是从善于运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系统的观点,确认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深刻认识矛盾问题的精髓,科学把握矛盾发展不平衡的理论与方法,重视运用唯物辩证的科学思维方式等方面,论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崇矛盾分析的唯物辩证法;第四章是从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反映论、准确把握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等方面,论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实践第一的认识论;第五章是从坚持社会发展存在客观规律的观点、科学理解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相互关系、正确认识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积极倡导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论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尊重社会规律的历史唯物论;第六章是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等方面,论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第七章是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理论的演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理论的内涵、贯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理论的路径等方面,论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理论。通过系统分析和深入研究,本文的结语部分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蕴含的哲学思想,概括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思想,并指出必须在新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思想,从而达到了理论与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林婷[7]（2019）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犹如生态环境对于生命体的价值维度一样,党内政治生态对于党的政治发展、党组织的有序运行和党员的政治实践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既是党执政文明的体现,也是国家政治进步的要件。在新时代的历史时空领域下,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面临着十八大以来党内政治生态治理取得阶段性胜利格局下成就与问题并存以及国际与国内形势变化下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现实境遇。如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担负起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时代任务,既巩固现有已取得的成果,防止老问题的“死灰复燃”,又进一步辨识新问题,从根源上寻求有效的治理路径和方法,破解党内政治生态治理难题,是当前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目标下,党的建设必须予以审慎思考和着力解决的一个时代问题。在开创党内政治生态治理“全面升级”新局面的目标导向下,研究从理论解析、思想溯源、历史梳理、现实分析、问题呈现、归因解读、路径选择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探讨。在学理分析上,对党内政治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进行理论分析,提出党内政治生态的价值标准。在此基础上深入挖掘党内政治生态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源流,厚实党内政治生态的思想基础,并研究国外政党治理党内政治生态的文明成果予以借鉴。在实践追索上,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维度梳理了建党以来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历史发展轨迹,提炼有益的历史经验。基于党内政治生态的现实基础,在以案例分析为现实依据的前提下,揭示了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中存在价值观念系统“个别退化”、环域系统“局部污染”、生命系统“亚健康”和权力系统“部分失衡”等突出问题。且从根源上剖析了这些问题是思想因素、制度因素和相关外部因素共同使然,进而更加有针对性地提出治理方案。研究立足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要求,既注重从党内政治生态生成的内在机理进行理论上的建构,又注重从党内政治生态的现实考察进行实践上的探索,致力于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对于新时代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具有重要意义。这一工程的有效推进需要从治理对策的设计思路上寻求突破。形成“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结合的治理路径、“修复重构”与“净化优化”并行的治理手段、“阶段整治”与“长期治理”联合的治理机制、“主体治理”与“客体治理”贯串的治理方式相结合、相统一的综合治理思路。在具体的实施上需要在坚持“思想治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的总基调下遵循系统思维,多措并举,向目标发力。通过加强党内思想文化建设,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自觉,形成良好的作风氛围,促进党内政治生态风清气正;通过强化党内体制制度建设,增强党执政体系的适应性和包容性,保障党内政治生态的稳定性,保证党内政治生态平衡有序;以提高党内政治生态的治理能力和健全党内政治生态的治理机制为“双重引擎”,确保为党内政治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最终实现党内政治生态“海晏河清”的理想境界。
郭彩星[8]（2017）在《列宁发展观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指出在马克思主义史中,列宁发展观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它不仅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发展观的重要思想,还结合时代特征和本国实际进行了丰富和发展。列宁不但对本质层次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进行了继承和发展,而且创立了落后国家和被压迫民族如何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运行层次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列宁发展观契合了近代中国救亡图存、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需要。在十月革命影响下,中国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逐渐成为了我们的指导思想。列宁发展观深深影响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因此,专门系统地研究列宁发展观及其当代价值,有助于建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列宁发展观,有助于增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自觉。本文拟从以下方向进行论证。列宁发展观形成的时代条件和总依据。和马克思恩格斯理论一样,列宁发展观不是从主观愿望出发而抽象思辨的产物,它对时代特征和本国国情有深刻地把握。列宁发展观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和俄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列宁科学地把握了帝国主义时代发生的新变化、新特点,认清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和趋势,从而有针对性地制定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发展纲领和策略。列宁发展观不仅宏观地把握了“世情”,还依据于俄国的具体国情。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依据大量丰富全面的调查统计资料,不仅对俄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进行了研究,还分析了各阶级的现状和相互关系,科学地回答了俄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这成为了以列宁为首的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制定发展理论和策略的依据。列宁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确揭示了客观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它们是本质层次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为具体运行层次的发展观提供理论指导。为扞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列宁从各种角度论证了唯物辩证法是“最完备最深刻最无片面性的关于发展的学说”。他还在马克思恩格斯基础上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进一步揭示了唯物史观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历史趋势。列宁的社会发展道路观。列宁在深刻分析时代特征和国情的基础上提出了落后国家或东方民族的社会发展道路观。他认为,虽然俄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但它是一个存在大量专制制度和农奴制残余的落后国家。针对这些情况,列宁提出俄国首先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资本主义,并不失时机地促进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历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列宁对此提出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和社会主义可以首先在一国或数国取得胜利的思想。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二月革命相继爆发后,他根据形势变化提出俄国应立即采取切实措施从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他认为俄国是帝国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战争使俄国处于特殊的境地”,具备了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因此,社会主义可能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首先取得胜利。列宁并且将这一理论付诸实践,领导了俄国十月革命并取得了胜利。同时,列宁把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和东方民族革命解放运动结合起来,提出了东方民族或落后国家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观。列宁的社会主义发展观。在俄国人民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实践中,列宁形成了社会主义发展观。他依据于对俄国发展阶段的判断和分析,首次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由一般层次转变为俄国特色层次;将俄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由“直接过渡”转变为“间接过渡”;将社会发展矛盾区分为对抗性质和非对抗性质,强调矛盾统一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将发展动力由革命、阶级斗争转变为改革、科学技术;将发展战略由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对抗取代”转变为“和平共处”,将发展方式由革命的、爆发式质变转变为渐进式的发展,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发展规划。列宁的发展目的观。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坚持发展为了人民,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一方面,列宁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解放作为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奋斗目标;另一方面,他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民族化并付诸实践,赋予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具体而实际的内涵,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积极地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列宁发展观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是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首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民族化特色化,为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和经验借鉴。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列宁发展观也有其局限性。列宁发展观对我们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许多重要启示。我们仍然需要从那里获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和规律,进一步深化对社会主义发展观的认识,从而自觉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厚植我们的发展优势。
拓志超[9]（2019）在《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之学术史研究》文中指出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在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令世人瞩目成就,经济体量仅次于美国、世界第二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一名经济学理论的学习者,本文认为,在为中国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的同时,有必要静下心来总结反思这期间中国经济建设中的宝贵经验,进一步提炼,使其上升到理论层面,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并确立其在人类经济学领域的应有地位,改变一直以来言经济学必谈古希腊的思维惯性,提升中国经济学的理论自信,而学术史研究思路不失为一条有效途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就是这些宝贵经验中非常重要的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之前,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一直是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并对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平稳健康运行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但在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就很少甚至不再提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相关的研究文献也骤然减少,造成了一种假象,即这一理论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一样,功成身退,不再适合于继续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在当下已经过时。但人们通常观察到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宏观调控的很多做法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极其相似,比如中央政府是宏观调控的主体,五年规划（计划）、十年发展战略等作为宏观经济管理先行,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工具,实现经济总量平衡、经济结构比例协调等目标。鉴于此,本文致力于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在当下是否过时,它与宏观调控是什么关系。众所周知,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是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即按比例规律中国化的成果,同时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中也可以找到丰富的经济平衡思想,其具体做法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沿着这条线索,本文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发掘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之间的关系。本文主要围绕以上两个问题,在梳理古今中外的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开展,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主要运用文献梳理法、比较分析法、历史归纳法等研究方法,给出有说服力的论证。首先,本文全面系统的梳理了我国20世纪40年代至今有关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主要研究文献,分萌芽时期、形成时期、发展深化时期和转型创新时期四个阶段,分别总结归纳各个时期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内涵、特点,形成了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领导中国70多年经济建设实践中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当经济发展统筹兼顾、综合平衡时,则经济健康平稳发展;反之,当经济比例失调、不平衡时,经济发展就会受阻。毛泽东、陈云、李富春、薄一波、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党和国家的财经领导专家以及王学文、薛暮桥、杨坚白、马寅初、孙冶方、董辅礽、李成瑞、刘国光、尹世杰、黄达、陈共、刘鸿儒、宋则行、戴园晨等经济学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学习借鉴苏联经验教训,从中国国情、中国实际情况出发,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总结提炼出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这是对中国经济发展运行中呈现的客观规律的总结提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的财经领导专家陈云、王学文、薛暮桥等在经济管理实践中孕育了对这一规律的最初认识和理解,为解决当时经济困难、促进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为革命胜利奠定了物资基础。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初期,我国政界、学界开始自觉运用这一规律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并在实践中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从正方两方面证实了这一事实,即遵循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经济就会发展,反之,经济就会受阻甚至倒退。在实践和理论的互动中,形成了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这个理论说明,国民经济再生产过程要遵循按比例规律,这是人类社会生产的首要经济规律,是经济向前发展的基本条件和保证。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们国家更是从国家规划、宪法层面,贯穿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思想。从实现路径上,明确将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从内容上,由最初的强调经济总量平衡到结构平衡,由“三平衡”发展到“四平衡”,不断深化和扩展其内容,更加强调总量基础上的结构平衡、动态协调。“十五”时期以来,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更加注重社会收入分配的平衡、国民经济与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的平衡,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创新和发展了这一理论。可见,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是动态的,是随着实践不断发展的,追求的是一种动态的平衡,是经济发展中必须遵循的关键环节,这是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客观规律。接下来,本文运用比较分析方法,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西方经济均衡理论、宏观调控理论以及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分别作比较,逐一解答本文提出的两个问题。平衡/均衡问题是古今中外思想家、尤其是经济学家非常热衷、并渴望给出最优答案的问题,因此这一问题已经是贯穿古今中外经济思想的一条主线。平衡/均衡问题本质上,就是遵循按比例规律,撇去表面现象,一切平衡/均衡问题归根结底在于利益关系的平衡/均衡。对第一个问题的解答,本文比较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西方宏观经济均衡理论、宏观调控理论,得出以下结论:首先,这些理论都是宏观经济运行层面的经济理论,均以社会总供求的平衡/均衡为目标,目标是宏观经济运行平稳,在方式上或倡导国家调节,或主张利用市场价值规律,或将两种方式结合。其次,它们又有着很大的差别,其中,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宏观调控理论在理论内涵上是一致的,有着承继关系,但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市场（价值规律）调节方式存在缺陷的背景下,倡导未来社会是以国家计划作为基本的实现方式,以消除市场价值规律调节方式的不足,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与宏观调控是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探索出一种将两种调节方式相结合的按比例规律的实现方式,因此,它们之间是继承中进一步发展的关系;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西方经济均衡理论有着本质的区别,虽然它们有些地方相似。西方宏观经济均衡理论关注的是经济总量的平衡,基本没考虑经济结构平衡,目标是通过宏观政策的调控,熨平经济波动,却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失衡问题。西方经济均衡理论回避了经济平衡背后的深层原因,即利益关系的平衡,而仅仅停留在经济现象表面的平衡,这是由其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及此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决定的。虽然该理论发展至今已经形成较严谨完善的理论体系,在技术层面提出很多资源最优配置的理论、方法,值得学习借鉴,但却不能也没有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和宏观调控的理论指导。由此,本文认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是运用中国特色术语描述现代经济供求平衡的命题,不是源于苏联,也不是源于西方经济学,它是我党、国家经济管理理论的重要理论创造。就承继关系来说,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核心是社会生产按比例发展规律,要求按比例分配社会总劳动于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各个部门,实现方式是有计划按比例。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宏观调控理论均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社会生产按比例规律的具体体现,在实现方式上都坚持将国家调节与市场（价值规律）调节相结合。理论本质的一致性体现在理论内容上,都包含了以经济权威的中央政府为实施主体,以宏观政策主要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注重国家计划与市场价值规律两种调节方式相结合,目标均以达到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总量和结构的平衡,注重深层次的利益关系平衡,即国民收入分配的平衡,平衡社会经济中政府、企业、家庭、个人等利益主体的关系,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满足人民的需要,以人文本。因此,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宏观调控在学理层面上是一致的,都是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中国化的表现和重要成果。宏观调控理论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在新时期、新的经济条件下的转型创新,二者在按比例规律实现方式上存在差别,即国家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方式上存在差别;二者在内容上存在差别,宏观调控在内容上与时俱进,内涵更加丰富,除了原有的经济总量结构平衡、再生产四个环节及两大部类保持恰当比例、财政、信贷、物资、外汇综合平衡等经济领域的综合平衡,进一步关注经济与社会、生态环境、国防、国家安全、风险防控等其他社会系统的平衡关系。综上分析,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在当下没有过时,是以宏观调控的形式呈现,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将继续发挥理论指导作用。本文进一步从历史逻辑层面即经济管理政策的演变梳理得知: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的制定是以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为指导原则和目标,其中物资平衡是基础,财政信贷平衡是关键,目标是实现社会总供求平衡,核心是处理好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即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其中,财政、信贷平衡日益成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核心和突破口,相应的,运用财政政策、信贷政策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日渐成为经济政策制定及学术研究的重心,这些转变进一步推动了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随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以财政政策、信贷政策为核心内容实现国民经济平衡、协调发展的理念很自然的成为宏观调控理论的主要内容,实践中的转变进一步推动了理论上的转变。可见,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并未过时,宏观调控理论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在新时代的转型创新。本文对第二个问题的解答,是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作比较。在系统梳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后,本文提炼出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包括价格稳定、物资总量平衡、币值稳定、经济结构按比例、财政平衡、财富分配关系平衡以及实现平衡的方式等思想。具体来说,包括单旗的子母相权论、范蠡的平粜思想、李悝的平籴思想、《管子》的轻重论、桑弘羊的平准制度、耿寿昌的常平仓制度、王莽的市平思想、刘宴的商业情报网、王安石的青苗法、苏轼倡导谷物自由流转、卢世荣的平准周急库、丘濬的价格报告制度等思想,涉及到稳定物价和币值,同时平衡重要物资的供求;重农抑末思想则体现了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形态下小农式的经济结构按比例发展;量入为出为成为整个封建社会历朝历代遵循的财政原则,体现了朴实的财政平衡思想;晏婴的“权有无,均贫富”、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及《管子》中主张的“贫富有度”思想,以及将这些思想付诸于土地政策的实践,如董仲舒提出的限田思想,均体现了财富分配关系的平衡;在实现经济平衡的方式上有《管子》的“通轻重之权”的国家调节思想,也有司马迁的“善者因之”的自由放任。这些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的出现,证实了按比例规律是人类社会普遍经济规律。同时,中国很早就出现了国家,国家能否繁荣昌盛、长治久安,要取决于经济、财政是否平衡、稳定,围绕这一主题,历代思想家从表面和深层展开了思考,促成了丰富的经济平衡思想的形成。虽然这些思想产生于自然经济为主导、商品经济尚未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但其中的国家调节方式为主导、运用市场调节实现按比例规律的一些理念和做法对当代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宏观调控依然具有重要的学习借鉴意义。除了在思想内容上的相似,在一些具体做法上,本文通过将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做法与中国古代经济平衡的思想主张作比较,也发现了很多的相似之处。由此可知,虽未发现直接的文字表述,但从具体做法中可以得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很多内容都可以在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中找到最初的表述,本文认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吸收、发扬了中国传统的优秀思想。本文对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系统研究,对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重要的启示:第一,中央政府的经济权威是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关键;第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更加强调“综合”平衡;第三,在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中不断深化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第四,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要重视战略、战役、战术层面的衔接;最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指导中国经济建设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事实证明,这一理论是发展经济的制胜法宝,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需要遵循的基本经济规律。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1）在理论上,重新认识定位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地位、时代价值。首先,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得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既不同于西方经济均衡理论,又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平衡理论不完全相同,它是我党、国家经济管理进程中的重要理论创造。其次,揭开了过时论的假象,得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在当下没有过时,而是以宏观调控理论的形式转型创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继续发挥作用,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进一步发展完善,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内容之一。最后,发掘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对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思想的吸收和发扬。（2）在研究思路上,本文主要运用学术史的研究方法,即运用文献梳理的方法,大量搜集、查阅本文相关的文献,系统梳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相关的研究文献,运用比较分析方法,比较了西方经济均衡理论、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解答了提出的两个问题,这一过程即所谓的学术史的研究。本研究再一次证实,学术史的研究方法是一种构建中国经济理论、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思想、增强经济学理论自信的有效途径。本文的研究是基于相关文献的梳理,所获取文献的权威性、全面性、相关性将直接影响本文论证的质量。笔者在写作过程中,除了使用中国知网、图书馆等平台获取相关资料外,一直得到导师的悉心指导并提供相应资料,这些资料对本文的顺利进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作者的理论认知水平及文献积淀方面的局限性,在论证的深度和广度上仍需后期继续潜心研究,加以完善。
蔺淑英[10]（2011）在《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与创造性运用（1919-1949）》文中提出本文以史料、唯物史观经典着作、唯物史观阐释性文本为依据,立足于唯物史观及其在中国（1919-1949）传播的深层原因分析和相对独特的传播历程的考察,注重从整体上研究唯物史观的中国解读及其特点,以及唯物史观在中国革命、思想学术领域的创造性运用,从主义与学理相结合的角度还原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与运用的曲折历程及其伟大作用,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以便更准确的把握唯物史观的精髓和本真精神,更好地坚持、落实和发展唯物史观,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研究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与创造性运用,首先要明确唯物史观到底是什么,这是衡量评析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解读、运用状况的标尺。人们通常认为唯物史观是揭示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是什么,当前学术界存在着较大的意见分歧,这直接影响着人们对唯物史观到底是什么的理解。根据唯物史观创立和成熟时期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经典着作,唯物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唯物史观是由一系列具有内在逻辑的范畴构成的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它以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作为核心理念和理论阐述的主线,从现实的人的物质生活生产过程出发,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主义立场,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现实的人及其发展的社会表现形式;阶级斗争、社会革命是阶级社会实现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变革,以解放生产力,进而解放人的手段;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实践能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因,推动着社会经济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一直发展到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基本原则的共产主义社会;既唯物又辩证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和最一般规律。唯物史观之所以能在中国广泛传播,首先依托于唯物史观的独特性,即实践性、科学性、批判性和开放性,正是这些独特性,使唯物史观在世界学术发展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中,放射出独特的理论魅力,并被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取决于这个国家对理论的需求程度。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民族危机、乡村危机、信仰危机的全面爆发,器物、制度、思想文化层面的社会变革的屡屡失败,说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依然不能拯救中国,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实现民族解放、阶级解放和人的解放,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指导。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帮助中国先进分子认清了中国社会变革的方向和道路。唯物史观这种来自于西方又反对西方的学说,因其固有的理论特性,既解决了中国先进分子对待资本主义的矛盾心理,又适应了他们的社会文化心理和对社会变革理论指导的需求。内外因、主客体的综合作用,使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由可能变为了现实。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一个复杂曲折的发展过程。当前,学术界对于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进程,或者以时间为序,以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事件为依据进行阶段划分,或者以与唯物史观发展息息相关的几个问题为依据进行阶段划分,并分别加以研究。问题是,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单以重要的政治事件或是与唯物史观息息相关的几个问题,不足以说明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复杂性、发展性。以时间为序,综合考虑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程度、中国先进分子对唯物史观解读的内涵与外延的变化以及传播主体的成熟度,并以此作为依据,将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进程分为: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阶段（1919-1923）、唯物史观的深入传播及初步运用阶段（1924-1935）、唯物史观的系统传播及创造性运用阶段（1936-1949）,并从传播渠道、传播主体、传播方式、传播内容等方面,分阶段予以深入细致地剖析,同时,从整体上予以总结。这应该更能反映出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独特性、复杂性、发展性。中国先进分子在传播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对唯物史观的内涵与外延的解读,进一步反映出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独特性、复杂性和发展性。在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阶段,中国先进分子将唯物史观解读为经济史观,对唯物史观与经济史观的关系、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的关系的解读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在唯物史观的深入传播与初步运用阶段,唯物辩证法作为一种科学方法论开始进入中国先进分子的视野,唯物史观的辩证性格得以彰显;在唯物史观的系统传播及创造性运用阶段,唯物史观的认识论价值,即社会改造价值得以凸显。中国先进分子通过解读唯物史观,找到了社会历史的新主体、考察历史的新视角、变革社会的新手段,形成了分析问题的辩证思维方式。总结中国先进分子解读唯物史观的历程,从中可以看出其所具有的鲜明特色,即科学性和现实指向性,历史局限性。尽管,由于受文本、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和解读者的素质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先进分子对唯物史观的解读不可避免的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是,应该肯定的是,他们对唯物史观的解读符合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精髓和实质。中国先进分子传播、解读唯物史观的目的是为了变革中国社会,实现中华民族解放、阶级解放和人的解放。为达此目的,中国先进分子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以其解读的唯物史观理论为指导,将其与中国社会革命实践、思想学术等相结合,加以创造性运用。一方面,围绕着中国社会实践中提出的为什么要革命,革命是为了什么,怎么革命,革命的目标是什么,革命的保证是什么等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将唯物史观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国情和革命实际相结合,运用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中国革命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回答了革命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解放、实现人民的统治、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分析,分清了革命的敌我友,确立了革命总路线,创立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从劳动人民立场出发,找到了中国革命的力量之源,在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党的群众路线;运用经济分析的方法,将中国放在世界历史发展中加以认识,在革命实践中,经过曲折探索,对中国社会性质做出了准确定位,逐步厘清了中国革命的阶段和目标,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并以此为指导,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的目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创立的过程中,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发挥了根本的思想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唯物史观的创造性运用还体现在思想学术领域中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兴起上,如唯物史观与史学、社会学相结合,兴起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解读、运用的曲折历程进行整体研究,目的是从中探求唯物史观对中国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所起的伟大作用,总结经验教训,以便在实践中更好地坚持并发展唯物史观。通过研究,可以看出:唯物史观与中国实际是否实现成功结合,是能否正确发挥唯物史观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的关键。当唯物史观与中国实际没有实现成功结合时,就会屡犯“左”的或右的错误;当唯物史观与中国实际实现成功结合时,革命就会沿着正确的轨道向前发展。因此,坚持把唯物史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传播和运用唯物史观的关键;以世界眼光准确把握时代方位是传播与运用唯物史观的根本前提;求真务实是传播运用唯物史观的基石;理论创新是传播与运用唯物史观的本质要求;思想交锋是传播与运用唯物史观的动力。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唯物史观;深入研究唯物史观,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践中落实唯物史观的核心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关注民生,实现人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运用唯物辩证法观点 搞好改革和建设实践（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运用唯物辩证法观点 搞好改革和建设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1）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的缘由和意义 |
| 二、相关概念解析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五、难点和创新点 |
| 第一章 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思想溯源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意识形态教育理论 |
| 一、中国传统意识形态教育目标 |
| 二、中国传统意识形态教育任务 |
| 三、中国传统意识形态教育内容 |
| 四、中国传统意识形态教育方法 |
| 第二节 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理论 |
| 一、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教育理论 |
| 二、列宁意识形态教育理论 |
| 第三节 中共历代领导人意识形态教育理论 |
| 一、毛泽东意识形态教育理论 |
| 二、邓小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 |
| 三、江泽民意识形态教育理论 |
| 四、胡锦涛意识形态教育理论 |
| 第二章 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实践基础 |
| 第一节 时代召唤: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时代背景 |
| 一、历史方位 |
| 二、国际背景 |
| 三、国内背景 |
| 第二节 历史借鉴: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历史依据 |
| 一、对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成败得失的反思 |
| 二、对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经验教训的借鉴 |
| 第三节 现实需要: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现实依据 |
| 一、顺应国内外意识形态教育形势发展的根本要求 |
| 二、解决当前中国意识形态教育矛盾问题的必然选择 |
| 三、十八大以来中国意识形态教育实践经验的理论提升 |
| 第四节 发展历程: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发展脉络 |
| 一、孕育阶段 |
| 二、萌芽阶段 |
| 三、探索阶段 |
| 四、形成和发展阶段 |
| 第三章 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宏观设计 |
| 第一节 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地位和作用 |
| 一、意识形态教育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
| 二、意识形态教育是维护党和国家政治稳定大局的根本要求 |
| 三、意识形态教育具有固本铸魂的重要作用 |
| 第二节 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目标 |
| 一、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根本目标 |
| 二、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具体目标 |
| 第三节 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 |
| 一、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根本任务 |
| 二、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具体任务 |
| 第四节 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方针和原则 |
| 一、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方针 |
| 二、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原则 |
| 第四章 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具体部署 |
| 第一节 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主要内容 |
| 一、理想信念教育 |
|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
| 三、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 |
| 四、党史国史教育 |
| 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
| 第二节 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方法 |
| 一、宣传教育法 |
| 二、舆论斗争法 |
| 三、辩证分析法 |
| 四、示范警示法 |
| 五、滴水穿石法 |
| 第三节 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途径 |
| 一、宣传教育途径 |
| 二、制度建设途径 |
| 三、教育队伍建设途径 |
| 四、重要支撑构筑途径 |
| 第四节 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多维视角及具体要求 |
| 一、领域维度具体要求 |
| 二、群体维度具体要求 |
| 第五章 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意蕴、价值和特征 |
| 第一节 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意蕴 |
| 一、哲理深邃: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哲学意蕴 |
| 二、寓教于言: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话语隐喻 |
| 第二节 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价值 |
| 一、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理论价值 |
| 二、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实践价值 |
| 第三节 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特征 |
| 一、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统一 |
| 二、整体性和针对性的统一 |
| 三、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统一 |
| 四、继承性和创新性的统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学术成果 |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阈下的陈云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相关概念、关系的诠释 |
| 1.4.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1.4.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
| 1.4.3 陈云思想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关系 |
| 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阈下陈云思想形成发展的条件及历程 |
| 2.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阈下陈云思想形成发展的客观条件 |
| 2.1.1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的引领 |
| 2.1.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共识的凝聚 |
| 2.1.3 反对主观主义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 |
| 2.1.4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实践的锤炼 |
| 2.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阈下陈云思想形成发展的主观条件 |
| 2.2.1 在党内拥有独特的政治地位 |
| 2.2.2 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 |
| 2.2.3 深谙国情党情 |
| 2.2.4 坚持求实创新精神 |
| 2.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阈下陈云思想形成发展的历程 |
| 2.3.1 萌发阶段(1925-1937) |
| 2.3.2 初具轮廓阶段(1937-1949) |
| 2.3.3 发展成熟阶段(1949-1966) |
| 2.3.4 深化拓展阶段(1966-1995) |
| 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阈下陈云思想的主要内容 |
| 3.1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推进 |
| 3.1.1 “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唯物论 |
| 3.1.2 “交换、比较、反复”的辩证方法 |
| 3.1.3 彰显唯物史观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思想 |
| 3.2 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创新 |
| 3.2.1 体现唯物论的“国情论”与“国力论” |
| 3.2.2 体现宏观调控思想的“综合平衡论” |
| 3.2.3 体现经济体制改革构想的“主辅论” |
| 3.2.4 体现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协调发展论” |
| 3.2.5 体现“引进来”“走出去”相结合理念的“内外交流论” |
| 3.2.6 体现辩证性思维的“政经统一论” |
| 3.2.7 体现唯物史观的“目的与方法论” |
| 3.3 对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
| 3.3.1 独具特色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 |
| 3.3.2 灵活稳妥的向社会主义过渡思想 |
| 3.3.3 开拓创新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 |
| 3.3.4 稳健务实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思想 |
| 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阈下陈云思想的主要特色 |
| 4.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阈下陈云思想的理论特色 |
| 4.1.1 思想体系的完整性 |
| 4.1.2 思想内涵的层次性 |
| 4.1.3 思想内容的创新性 |
| 4.1.4 思想表述的通俗性 |
| 4.1.5 价值取向的人民性 |
| 4.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阈下陈云思想的实践特色 |
| 4.2.1 前瞻性与唯实性相统一 |
| 4.2.2 继承性与开拓性相结合 |
| 4.2.3 原则性与策略性相协调 |
| 4.2.4 探索性与局限性相伴生 |
| 5 陈云思想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贡献 |
| 5.1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卓越贡献 |
| 5.1.1 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成熟提供重要素材 |
| 5.1.2 以创造性的理论观点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 |
| 5.1.3 以独具特色的观点阐发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
| 5.2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重要贡献 |
| 5.2.1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 |
| 5.2.2 推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 |
| 5.2.3 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 |
| 6.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阈下陈云思想的当代价值 |
| 6.1 积累了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宝贵经验 |
| 6.1.1 遵循“理论和实际两者不能或缺”的前提条件 |
| 6.1.2 把握“唯实求是”的根本原则 |
| 6.1.3 贯穿“交换、比较、反复”的思想方法 |
| 6.1.4 坚持“讲真理,不讲面子”的党性原则 |
| 6.1.5 树立“真正代表大家,为大家'当差'”的人民群众观 |
| 6.2 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重要现实启示 |
| 6.2.1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坚持量力而行、综合平衡、稳中求进的方针 |
| 6.2.2 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坚持活而不乱、管而不死的原则 |
| 6.2.3 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的原则 |
| 6.2.4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高度统一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创新点 |
| 7.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项目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3）习近平家庭建设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和选题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分析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及分析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及分析 |
| 1.3 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
| 1.3.1 探究习近平家庭建设观的理论渊源与实践基础 |
| 1.3.2 梳理习近平家庭建设观的主要内容与理论创新 |
| 1.3.3 揭示习近平家庭建设观的基本原则与本质特征 |
| 1.3.4 考察习近平家庭建设观的价值旨趣与价值实现 |
| 1.4 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
| 1.4.1 研究的思路 |
| 1.4.2 研究的方法 |
| 1.5 论文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1.5.1 论文研究的重点 |
| 1.5.2 论文研究的难点 |
| 1.5.3 论文研究的创新点 |
| 1.6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6.1 家庭 |
| 1.6.2 大家庭 |
| 1.6.3 家庭建设 |
| 第2章 习近平家庭建设观的形成基础 |
| 2.1 习近平家庭建设观形成的思想基础 |
| 2.1.1 马克思主义家庭思想 |
| 2.1.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 2.1.3 红色家风文化 |
| 2.2 习近平家庭建设观形成的实践基础 |
| 2.2.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
| 2.2.2 习近平父辈的家庭建设实践 |
| 2.2.3 习近平自身的家庭建设实践 |
| 第3章 习近平家庭建设观的主要内容 |
| 3.1 关于家庭方面: 注重家庭是家庭建设的前提 |
| 3.1.1 注重家庭 |
| 3.1.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 |
| 3.1.3 先大家后小家 |
| 3.1.4 家庭梦融入民族梦 |
| 3.1.5 每一位妇女都有人生出彩和梦想成真的机会 |
| 3.1.6 家庭都幸福美满 |
| 3.2 关于家教方面: 注重家教是家庭建设的关键 |
| 3.2.1 注重家教 |
| 3.2.2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
| 3.2.3 青少年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 |
| 3.2.4 家庭教育最重要的是品德教育 |
| 3.2.5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3.2.6 言传身教 |
| 3.3 关于家风方面: 注重家风是家庭建设的归宿 |
| 3.3.1 注重家风 |
| 3.3.2 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 |
| 3.3.3 家庭是人们心灵的归宿 |
| 3.3.4 继承和弘扬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 |
| 3.3.5 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 3.3.6 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抓好家风 |
| 3.4 理论创新与内在逻辑 |
| 3.4.1 理论创新 |
| 3.4.2 内在逻辑 |
| 第4章 习近平家庭建设观的基本原则 |
| 4.1 目标原则 |
| 4.1.1 爱国爱家 |
| 4.1.2 相亲相爱 |
| 4.1.3 向上向善 |
| 4.1.4 共建共享 |
| 4.2 内容原则 |
| 4.2.1 全面发展与德育优先 |
| 4.2.2 弘扬传统与传承红色 |
| 4.2.3 精神引领与有形建设 |
| 4.2.4 先大后小与为大舍小 |
| 4.3 过程原则 |
| 4.3.1 全员参与与共建共享 |
| 4.3.2 观念领先与行为转化 |
| 4.3.3 高度重视与积极谋划 |
| 4.3.4 统筹协调与重点突破 |
| 4.4 方法原则 |
| 4.4.1 目标导向与言传身教 |
| 4.4.2 榜样引领与领导表率 |
| 4.4.3 指导监督与关心帮助 |
| 4.4.4 立足本国与面向世界 |
| 第5章 习近平家庭建设观的本质特征 |
| 5.1 社会性 |
| 5.1.1 社会性的哲学基础 |
| 5.1.2 社会性的现实表现 |
| 5.1.3 社会性的实践发展 |
| 5.2 实践性 |
| 5.2.1 实践性的哲学基础 |
| 5.2.2 实践主客体的多样性 |
| 5.2.3 实践主客体的统一性 |
| 5.3 普遍联系性 |
| 5.3.1 联系性的哲学基础 |
| 5.3.2 联系的时空性 |
| 5.3.3 联系的发展性 |
| 第6章 习近平家庭建设观的价值意蕴 |
| 6.1 价值旨趣 |
| 6.1.1 马克思与恩格斯家庭思想的价值旨趣 |
| 6.1.2 习近平家庭建设观的价值旨趣 |
| 6.2 价值形态 |
| 6.2.1 个体与社会的融合 |
| 6.2.2 传统与现代的耦合 |
| 6.2.3 民族与人类的超越 |
| 6.3 价值实现 |
| 6.3.1 价值实现的规律 |
| 6.3.2 现实启示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4）习近平治国理政辩证法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相关概念拟定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难点 |
| 1.5.1 创新点 |
| 1.5.2 难点 |
| 第二章 习近平治国理政辩证法思想的理论渊源和形成条件 |
| 2.1 理论渊源 |
| 2.1.1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 |
| 2.1.2 中华传统辩证法思想 |
| 2.2 形成条件 |
| 2.2.1 国际历史背景 |
| 2.2.2 国内“万象一新”的形势 |
| 2.2.3 实践条件 |
| 第三章 习近平治国理政辩证法思想的内容 |
| 3.1 矛盾观 |
| 3.1.1 “对立统一”规律是治国理政辩证法思想的核心观点 |
| 3.1.2 矛盾分析法是治国理政辩证法思想的基本方法 |
| 3.2 联系观 |
| 3.2.1 以系统论思维处理内政 |
| 3.2.2 以普遍性视野把握外交 |
| 3.3 发展观 |
| 3.3.1 以“过程论”视角看待改革开放 |
| 3.3.2 以“与时俱进”眼光认识新时代 |
| 3.3.3 质量互变的认识 |
| 第四章 习近平治国理政辩证法思想的基本特点 |
| 4.1 实践性 |
| 4.2 现实性 |
| 4.3 革命性 |
| 第五章 习近平治国理政的辩证法思想的价值分析及哲学精神 |
| 5.1 价值分析 |
| 5.1.1 理论价值 |
| 5.1.2 实践价值 |
| 5.2 习近平治国理政辩证法思想突显的哲学精神 |
| 5.2.1 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与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的辩证统一 |
| 5.2.2 自我批评的自律精神与自我革命的创新精神的辩证统一 |
| 5.2.3 独立自主的主体精神与友好国际交往的开放精神的辩证统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5）毛泽东生活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一、适应新时代美好生活的需要 |
| 二、解决现实生活世界困境的要求 |
| 三、毛泽东生活哲学的现实性力量 |
| 四、研究毛泽东生活观的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一、文献解读法 |
| 二、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方法 |
| 三、比较与创新相统一方法 |
| 四、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创新点 |
| 一、从哲学的视域系统梳理毛泽东生活观的主要内容 |
| 二、全面概括毛泽东生活观的独特内涵及其主要特质 |
| 三、以唯物辩证的整体视角和方法研究毛泽东生活观 |
| 第二章 毛泽东生活观的内涵特质 |
| 第一节 形成过程 |
| 一、萌芽阶段(1921 年前) |
| 二、形成阶段(1921—1937 年) |
| 三、应用展开阶段(1937—1949 年) |
| 四、复杂发展阶段(1949—1976 年) |
| 第二节 内涵 |
| 一、马克思主义生活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
| 二、把握生活世界基本问题的根本看法 |
| 第三节 特质 |
| 一、能动的主体性 |
| 二、鲜明的民族性 |
| 三、深刻的实践性 |
| 四、彻底的革命性 |
| 第三章 毛泽东生活观的整体性把握 |
| 第一节 把握历史规律和生活发展方向的统一 |
| 一、整体把握人类社会历史规律 |
| 二、历史规律与人类生活发展相结合 |
| 第二节 改造客观生活世界和改造主观生活世界的统一 |
| 一、改造自然与改造社会的统一 |
| 二、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的统一 |
| 第三节 物质生活和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的统一 |
| 一、物质生活是生产活动、经济建设和物质生活方式的统一 |
| 二、政治生活是党内、国家和人民政治生活的统一 |
| 三、文化生活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统一 |
| 第四节 实现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统一 |
| 一、生死观：为人民利益而生而死 |
| 二、人际观：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生活情谊 |
| 三、消费观：为国家建设和人民幸福履行勤俭原则 |
| 四、读书观：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
| 第四章 毛泽东生活观的主体定位 |
| 第一节 主体定位：人民是现实生活世界的主体 |
| 一、主体思想的形成 |
| 二、主体思想的内容 |
| 三、主体思想的作用 |
| 第二节 主体动力：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
| 一、理论基石：历史是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过程 |
| 二、创新发展：只有人民才是生活世界的建造者 |
| 三、实践方法：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 |
| 第三节 主体价值：人民利益至上 |
| 一、价值取向：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 |
| 二、价值目标：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 |
| 三、价值评价：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
| 第五章 毛泽东生活观的精神意蕴 |
| 第一节 生活态度：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
| 一、精神要义：生活向上、艰苦奋斗 |
| 二、精神动力：救国为民 |
| 三、精神实践：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和西柏坡精神 |
| 第二节 理想信念：科学的共产主义 |
| 一、形成信仰：从大本大源到马克思主义 |
| 二、树立目标：从精神之个人主义到改造中国与世界 |
| 三、实践理想：从新村社会到共产主义 |
| 第三节 工作作风：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 |
| 一、“两个务必”的综合成因 |
| 二、“两个务必”的内在逻辑 |
| 三、“两个务必”的实践路径 |
| 第六章 毛泽东生活观的矛盾法则 |
| 第一节 承认矛盾：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 |
| 一、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
| 二、矛盾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
| 三、矛盾思想的主要内容 |
| 第二节 分析矛盾：具体的事物实行具体的分析 |
| 一、定点分析：矛盾是共同点和特殊点的交汇点 |
| 二、定位分析：主次矛盾与矛盾的主次方面的不同地位和作用 |
| 三、定性分析：不同的生产方式决定不同的社会矛盾 |
| 第三节 解决矛盾：不同质的矛盾用不同质的方法解决 |
| 一、旧民主主义社会矛盾用民族民主革命方法解决 |
| 二、新民主主义社会矛盾用武装斗争方法解决 |
| 三、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用民主专政方法解决 |
| 第七章 毛泽东生活观的当代价值 |
| 第一节 唯物论价值——唯物史观的继承和丰富 |
| 一、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革命战争离开物质力量是不行的 |
| 二、规律是客观和可知的：坚持一切从生活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
| 第二节 认识论价值——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创新和发展 |
| 一、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充分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 |
| 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生活实践：坚持人民利益至上 |
| 第三节 方法论价值——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理论先导 |
| 一、根据生活决定意识原理,强调调查研究的方法 |
| 二、根据意识反作用原理,强调发挥自觉能动性方法 |
| 三、根据对立统一法则原理,强调矛盾分析法 |
| 四、根据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动力原理,强调群众路线工作方法 |
| 第四节 实践价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力量 |
| 一、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奠定理论基础 |
| 二、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现实力量 |
| 三、为解决新时代中国重大现实生活问题提供哲学思考 |
| 四、为提升新时代生活实践主体精神提供思想指引 |
| 五、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 |
| 结论 |
| 一、研究的主要工作及结论 |
| 二、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6）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论文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说 |
|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背景 |
|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 |
|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主题 |
|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内核 |
| (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要求 |
| (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贡献 |
| 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 |
| (一)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 |
| (二)在新的实践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
|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地位 |
| 第二章 注重求真务实的辩证唯物论 |
| 一、牢固树立世界统一于物质的哲学党性 |
| (一)坚持科学的唯物主义 |
| (二)反对主客观唯心主义 |
| 二、准确把握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 |
| (一)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制定政策推动工作 |
| (二)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和思想道德建设工作 |
| (三)正确处理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关系 |
| 第三章 推崇矛盾分析的唯物辩证法 |
| 一、善于运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系统的观点 |
| (一)联系地而不是孤立地看问题 |
| (二)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看问题 |
| (三)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看问题 |
| (四)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看问题 |
| 二、确认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 |
| (一)高度重视矛盾同一性与斗争性的作用 |
| (二)深刻理解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 |
| (三)善于在矛盾运动中统揽“四个伟大” |
| 三、深刻认识矛盾问题的精髓 |
| (一)科学驾驭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
| (二)精准运用共性与个性的辩证法分析解决问题 |
| (三)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 四、科学把握矛盾发展不平衡的理论与方法 |
| (一)主次矛盾与矛盾主次方面的辩证法 |
| (二)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 |
| (三)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 |
| 五、重视运用唯物辩证的科学思维方式 |
| 第四章 坚持实践第一的认识论 |
| 一、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反映论 |
| 二、以知促行、以行促知、知行合一 |
| (一)要靠实践出真知 |
| (二)充分发挥理论的作用 |
| (三)理论必须同实践相统一 |
| 三、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 |
| 第五章 尊重社会规律的历史唯物论 |
| 一、坚持社会发展存在客观规律的观点 |
| 二、科学理解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 |
| (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
| (二)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和作用 |
| 三、正确认识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 |
| (一)社会基本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 |
| (二)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动摇 |
| (三)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 |
| 四、积极倡导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 第六章 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 |
| 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
| (一)人民开创了美好家园 |
| (二)中华文明是人民创造的 |
| (三)人民是力量源泉 |
|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
| (一)坚守人民至上立场 |
| (二)尊重人民主体地位 |
| (三)依靠人民创造伟业 |
| (四)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
| 三、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
| 第七章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理论 |
| 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理论的演进 |
| (一)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文明智慧 |
|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态文明观 |
| (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理论 |
| 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理论的内涵 |
| (一)以人与自然关系为主线 |
| (二)追求和谐共生的目标定位 |
| (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理念 |
| 三、贯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理论的路径 |
| 结语 在新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思想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缘起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三、核心概念阐述 |
| 四、研究现状与简要评述 |
| 五、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六、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一章 党内政治生态的理论框架 |
| 第一节 党内政治生态的相关问题 |
| 一、党内政治生态的结构体系 |
| 二、党内政治生态的功能特性 |
| 三、党内政治生态的价值标准 |
| 第二节 党内政治生态治理对党的建设的应用价值 |
| 一、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
| 二、巩固执政权威与增强凝聚力 |
| 三、改进执政方式并提高执政效能 |
| 第二章 党内政治生态思想的理论基础与国外政党文明成果借鉴 |
| 第一节 党内政治生态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 |
| 一、唯物辩证法是阐释党内政治生态的依据 |
| 二、人的主体性思想对党内政治生态研究的启示 |
| 三、马克思恩格斯的政党建设理论对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启发 |
| 四、列宁执政党建设思想对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当代价值 |
| 第二节 国外政党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经验启示 |
| 一、发挥党建在推动社会经济全面发展上的引领作用 |
| 二、将沟通民意贯穿于党的建设过程 |
| 三、持续长效开展反腐工作 |
| 第三章 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历史发展 |
| 第一节 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历史实践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
|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
| 第二节 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历史经验 |
| 一、政治建设是根本性建设 |
| 二、思想政治工作促进良好党风的形成 |
| 三、组织建设形成团结统一的氛围 |
| 四、体制制度建设保障执政气候 |
| 第四章 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现实基础 |
| 第一节 十八大以来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主要成就 |
| 一、党员党性修养不断提升,党内思想政治工作常态化 |
| 二、党内不正之风得到扼制,反“四风”问题收获实效 |
| 三、反腐廉政网络体系形成,反腐斗争威慑力日益显效 |
| 四、党内政治生活严肃正常,党内监督管理进一步强化 |
| 五、党内权力结构逐步优化,党的执政体系愈加完善化 |
| 第二节 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治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 一、国际形势变局对党内政治生态的影响 |
| 二、国内形势发展对党内政治生态的影响 |
| 第五章 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的突出问题 |
| 第一节 党内政治生态价值观念系统的“个别退化” |
| 一、部分党员干部政治精神“荒漠化” |
| 二、政治道德两种“主义”现象突出 |
| 第二节 党内政治生态环域系统的“局部污染” |
| 一、党内各种不良作风尚未杜绝并呈现新的形式 |
| 二、腐败形式的“变异性”使反腐形势依然严峻 |
| 三、党内政治关系不和谐 |
| 第三节 党内政治生态生命系统的“亚健康” |
| 一、基层党组织“三化”现象突出 |
| 二、党员干部队伍建设难题未解决 |
| 第四节 党内政治生态权力系统的“部分失衡” |
| 一、党内部分权力配置尚存待完善空间 |
| 二、党内权力运行程序不严密渠道不畅 |
| 三、党内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缺合力 |
| 第六章 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问题的多维诱因 |
| 第一节 造成党内政治生态问题的思想因素 |
| 一、党员干部缺乏自我革命的韧性和勇气 |
| 二、党员干部个体与组织“精神家园”脱节 |
| 三、传统“权力”本位思想遗存 |
| 第二节 引起党内政治生态问题的制度性因素 |
| 一、制度有效供给不足 |
| 二、制度执行乏力 |
| 第三节 引发党内政治生态问题的其它外部原因 |
| 一、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 |
| 二、文化多元化的冲击 |
| 三、公民政治参与不足 |
| 第七章 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的治理对策 |
| 第一节 推进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设计思路 |
| 一、“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结合的治理路径 |
| 二、“修复重构”与“净化优化”并行的治理手段 |
| 三、“阶段整治”与“长期治理”联合的治理机制 |
| 四、“主体治理”与“客体治理”贯串的治理方式 |
| 第二节 加强党内思想文化建设,促进党内政治生态风清气正 |
| 一、坚持贯彻思想建党,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自觉 |
| 二、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形成良好的执政氛围 |
| 第三节 强化党内体制制度建设,保证党内政治生态平衡有序 |
| 一、深化体制改革,增强党执政体系的适应性和包容性 |
| 二、强化制度建设,保障党内政治生态的稳定性 |
| 第四节 完善治理能力和机制,确保党内政治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
| 一、提升党内政治生态的治理能力 |
| 二、健全党内政治生态的治理机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8）列宁发展观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 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研究 |
| (二) 对列宁发展观的相关研究 |
| 三、研究中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一) “发展”和“发展观”的一般含义 |
| (二) 马克思恩格斯着述中的“发展”和“发展观” |
| (三) 列宁发展观的内涵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五、研究的创新点 |
| (一) 拟从整体上认识列宁发展观 |
| (二) 试图客观地还原列宁发展观原貌 |
| (三) 挖掘分析出列宁发展观的当代价值 |
| 第一章 列宁发展观形成的时代条件和总依据 |
| 一、列宁发展观形成的时代条件 |
| (一) 世界历史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 |
| (二) 世界历史已经发展到无产阶级革命时代 |
| (三) 在世界革命背景中探索一国的社会发展道路 |
| (四) 将苏维埃的生存、发展与世界联系在一起 |
| 二、列宁发展观形成的总依据 |
| (一) 近代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争论 |
| (二) 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现实性和历史必然性 |
| (三) 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地位 |
| (四) 依据于客观现实去探寻社会发展道路 |
| (五) 立足于基本国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
| 第二章 列宁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
| 一、列宁的发展世界观方法论产生条件 |
| (一) 时代的变化和自然科学的新成就 |
| (二) 俄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
| 二、“最完备最深刻最无片面性的关于发展的学说” |
| (一) 两种发展观的根本对立 |
| (二) 对立统一规律是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 |
| (三) 辩证法、认识论、逻辑是“同一个东西” |
| (四) 建构唯物辩证法发展观体系的初步设想 |
| (五) 阐发了实践辩证法的发展观 |
| 三、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历史趋势 |
| (一) 把唯物主义贯彻推广到社会历史领域 |
| (二) “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 |
| (三) 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力量 |
| (四) 上层建筑能动的反作用 |
| 第三章 列宁的社会发展道路观 |
| 一、列宁社会发展道路观的渊源 |
| (一) 马克思恩格斯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认识 |
| (二) 列宁对民粹派“非资本主义道路”思想的批判和超越 |
| 二、列宁的俄国社会发展道路观 |
| (一) 列宁的俄国民主革命道路观 |
| (二) 列宁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道路观 |
| (三) 列宁的俄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观 |
| 三、列宁的民族殖民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观 |
| (一) 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发展的前途 |
| (二) 关于民族殖民地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条件 |
| (三) 关于民族殖民地过渡阶段的特点和历史任务 |
| (四) 关于民族殖民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办法 |
| 四、列宁对社会发展道路普遍性、特殊性的哲学概括 |
| (一) 十月革命胜利体现的特殊性符合社会发展一般规律 |
| (二) 现代文明发展阶段不可逾越 |
| (三) 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 |
| 第四章 列宁的社会主义发展观 |
| 一、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及列宁发展观的转变 |
| (一)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 |
| (二) 列宁社会主义发展观的转变 |
| 二、列宁的社会发展阶段思想 |
| (一) 列宁对俄国国情的重新认识 |
| (二) 列宁对俄国过渡阶段的分析 |
| 三、列宁的社会发展矛盾思想 |
| (一) 把社会发展矛盾区分为对抗和非对抗两类性质 |
| (二) 强调矛盾统一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
| 四、列宁的社会发展动力思想 |
| (一) 列宁关于改革的发展动力思想 |
| (二) 列宁关于对外开放的发展动力思想 |
| 五、列宁的社会发展方式思想 |
| (一) 要根据形势的变化去选择社会发展方式 |
| (二) 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采取渐进的发展方式 |
| (三) 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渐进发展思想的内容 |
| 六、列宁的发展战略规划 |
| (一) 经济发展规划 |
| (二) 政治发展规划 |
| (三) 文化发展规划 |
| (四) 民族关系及其发展规划 |
| 第五章 列宁的发展目的观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发展观的终极价值追求 |
| 二、把维护好人民的利益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 |
| 三、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奋斗的目标 |
| 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
| (一) 建立苏维埃政权,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创造前提条件 |
| (二) 开展文化革命,造就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 |
| (三) 发展生产力,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奠定现实基础 |
| (四) 把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全面发展人的个性 |
| 第六章 列宁发展观的当代价值 |
| 一、列宁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史中的历史地位 |
| (一) 它是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 |
| (二) 它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民族特色化的先河 |
| (三) 它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提供了重要思想来源 |
| 二、列宁发展观的历史局限性 |
| (一) 在发展依据上过高估计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 |
| (二) 在资本主义发展趋势上过于强调帝国主义的垂死性 |
| (三) 在经济发展手段上没有突破传统社会主义观念 |
| 三、列宁发展观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启示 |
| (一) 以辩证唯物法和唯物史观指导我们科学发展 |
| (二) 在正确把握时代和国情基础上制定发展策略 |
| (三) 从社会主义本质高度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
| (四)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
| 参考文献 |
（9）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之学术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2.1 “平衡”与“均衡” |
| 1.2.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 |
| 1.2.3 学术史研究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经济平衡/均衡的研究 |
| 1.3.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思想的研究 |
| 1.3.3 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的研究 |
| 1.3.4 文献研究评述 |
| 1.4 研究设计 |
| 1.4.1 研究思路及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学术史 |
| 2.1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萌芽 |
| 2.1.1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萌芽 |
| 2.1.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雏形的成型 |
| 2.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形成 |
| 2.2.1 政界对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形成的贡献 |
| 2.2.2 学界研究推动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形成 |
| 2.3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发展深化 |
| 2.3.1 经济管理实践中对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认识的深化 |
| 2.3.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第二次研究高潮 |
| 2.3.3 以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为题的文献大量涌现 |
| 2.3.4 其他研究发展深化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 |
| 2.4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转型创新 |
| 2.4.1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仍有用武之地 |
| 2.4.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转型创新 |
| 2.5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内涵及特点 |
| 2.5.1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 |
| 2.5.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是我国经济管理理论的重要创造 |
| 3.1 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 |
| 3.1.1 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总述 |
| 3.1.2 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内容 |
| 3.1.3 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特点 |
| 3.2 西方经济学均衡理论 |
| 3.2.1 西方经济均衡理论内容 |
| 3.2.2 西方经济均衡理论的特征 |
| 3.3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是我国经济管理理论的重要创造 |
| 3.3.1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不完全相同 |
| 3.3.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西方经济均衡理论存在根本区别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没有过时 |
| 4.1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宏观调控理论关系的学理分析 |
| 4.1.1 宏观调控概述 |
| 4.1.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与宏观调控都是按比例规律的体现 |
| 4.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与宏观调控关系的历史逻辑分析 |
| 4.2.1 马克思主义经济平衡理论指导下成功经验催生理论的萌芽 |
| 4.2.2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经验教训推动理论的形成 |
| 4.2.3 经济调整改革推动理论的深化 |
| 4.2.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推动理论转型创新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吸收发扬中国古代优秀思想 |
| 5.1 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 |
| 5.1.1 价格思想中的平衡 |
| 5.1.2 “重本抑末”的小农式经济结构平衡思想 |
| 5.1.3 货币币值稳定思想 |
| 5.1.4 财政收支平衡思想 |
| 5.1.5 财富分配平衡思想 |
| 5.1.6 实现经济平衡的方式 |
| 5.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吸收中国古代优秀思想 |
| 5.2.1 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的内容 |
| 5.2.2 中国古代经济平衡的特点 |
| 5.2.3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中国古代经济平衡的关系探析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时代价值 |
| 6.1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是中国经济管理理论的重要创造 |
| 6.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未来启示 |
| 6.2.1 中央政府的经济权威是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关键 |
| 6.2.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更加强调“综合”平衡 |
| 6.2.3 在综合平衡中不断深化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 |
| 6.2.4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要重视战略、战役、战术层面的衔接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与创造性运用（1919-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的依据及意义 |
| （一） 选题的依据 |
| （二） 选题的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及创新之处 |
| （一） 本选题的研究现状 |
| （二）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三、研究思路和框架结构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框架结构 |
| 第一章 唯物史观及其在中国传播的原因 |
| 一、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有赖于唯物史观的独特价值 |
| （一） 唯物史观的内涵 |
| （二） 唯物史观的独特价值 |
| 二、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根源于中国社会演化的内在需求 |
| （一）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全面危机呼唤新的理论指导 |
| （二） 中国社会的有限发展为唯物史观的传播奠定了社会基础 |
| 三、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得益于国际因素的促动 |
| （一） 世界历史的发展引起中国社会演化 |
| （二） 世界政治形势的变化催动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 |
| 四、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取决于中国先进分子的自觉选择 |
| （一） 在彷徨与迷茫中转向唯物史观 |
| （二） 在比较与鉴别中接受唯物史观 |
| （三） 在思想交锋和试验中选择唯物史观 |
| 第二章 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进程 |
| 一、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阶段（1919-1923 年） |
| （一） 传播渠道多元 |
| （二） 传播主体复杂 |
| （三） 传播方式多样 |
| （四） 传播内容相对肤浅 |
| 二、唯物史观的深入传播及初步运用阶段（1924-1935） |
| （一） 传播渠道以苏联为主 |
| （二） 传播主体职能分化 |
| （三） 传播方式灵活多样 |
| （四） 传播内容趋于深化 |
| 三、唯物史观的系统传播及创造性运用阶段（1936-1949） |
| （一） 唯物史观经典着作的传播范围空前扩大 |
| （二） 唯物史观传播的大众化 |
| 第三章 唯物史观的中国解读及特点 |
| 一、唯物史观的中国解读的历程 |
| （一） 经济史观与唯物史观的关系 |
| （二） 阶级斗争学说与唯物史观的关系 |
| （三） 唯物史观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 |
| （四） 唯物史观与认识论的关系 |
| 二、唯物史观的中国解读的内容 |
| （一） 劳工神圣：创造历史的新主体 |
| （二） 经济分析：考察历史的新视角 |
| （三） 阶级斗争：社会变革的新手段 |
| （四） 辩证思维：观察社会的新思维方式 |
| 三、唯物史观的中国解读的特点 |
| （一） 科学性和现实指向性 |
| （二） 历史局限性 |
| 第四章 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 |
| 一、唯物史观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的构建 |
| （一） 社会基本矛盾原理与革命根据的寻找 |
| （二） 阶级分析与革命路线和特色模式的确立 |
| （三） 劳动人民立场与群众路线的创立 |
| （四） 社会形态论与革命阶段和革命目标的曲折探索 |
| （五） 知行统一论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 |
| 二、唯物史观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派别的兴起 |
| （一） 唯物史观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
| （二） 唯物史观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
| 第五章 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与运用的经验及启示 |
| 一、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与运用的基本经验 |
| （一） 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传播与运用唯物史观的关键 |
| （二） 准确把握时代方位是传播与运用唯物史观的根本前提 |
| （三） 求真务实是传播与运用唯物史观的基石 |
| （四） 理论创新是传播与运用唯物史观的本质要求 |
| （五） 思想交锋是传播与运用唯物史观的动力 |
| 二、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与运用的当代启示 |
| （一） 旗帜鲜明地坚持唯物史观 |
| （二） 深入研究唯物史观，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三）落实唯物史观,坚持以人为本,关注民生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着 |
| 致谢 |
四、运用唯物辩证法观点 搞好改革和建设实践（论文参考文献）
- [1]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研究[D]. 王海霞.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阈下的陈云思想研究[D]. 葛丽君. 大连理工大学, 2019(01)
- [3]习近平家庭建设观研究[D]. 曾平生. 南昌大学, 2020(01)
- [4]习近平治国理政辩证法思想研究[D]. 付冬丽. 西北大学, 2019(01)
- [5]毛泽东生活观研究[D]. 张灯. 华侨大学, 2019(11)
- [6]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研究[D]. 王丰.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7]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研究[D]. 林婷.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8]列宁发展观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郭彩星.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
- [9]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之学术史研究[D]. 拓志超. 中央财经大学, 2019(08)
- [10]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与创造性运用（1919-1949）[D]. 蔺淑英. 山东师范大学, 2011(08)
标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唯物辩证法; 社会发展规律; 社会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