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Late holocene man-induced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central russian plain: paleopedological evidences from early-medieval archaeological site.（论文文献综述）
刘伟[1]（2021）在《黑龙江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第一章,说明本文研究的时空范围,明确研究对象,梳理相关学术简史,介绍研究方法,提出研究目标。本文第二至七章,主要是黑龙江流域诸区域新石器文化的编年序列研究。首先根据自然地理条件和文化传统,将黑龙江流域区分为嫩江流域、西流松花江流域、海拉尔河流域、黑龙江中游地区、乌苏里江-黑龙江下游地区、兴凯湖平原及邻近地区等六个区域;其次对各区域新石器文化的性质与内涵、分期与年代进行讨论,进而建立了各区域诸考古学文化遗存的编年序列。本文第八章是黑龙江流域新石器文化的时空框架构建和谱系关系研究。通过六个地区考古学文化遗存年代序列的横向比较,同时根据诸区域考古学文化在时间上的对应关系,将黑龙江流域新石器文化遗存划分为四个时代八个发展阶段,并总结和对比各阶段的特征,建立起黑龙江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以考古学文化的年代早晚关系和分布区域为线索,以陶器主体纹饰所反映出的亲缘关系为着眼点,将黑龙江流域的诸考古学文化划分为四个不同的文化系统——附加堆纹系统、刻划纹系统、绳纹系统、戳印纹系统。依据前文所建立的时空框架体系,探讨了黑龙江流域新石器时代诸文化系统的交流、融合、扩张、迁徙等相互作用关系,考察了在不同发展阶段文化系统之间的互动所造成的格局变迁。
兰措卓玛[2]（2021）在《青藏高原旧石器-历史时期交流路线的重建及演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欧亚大陆史前跨大陆的物质传播和文化交流是当前国际学术界关注的前沿科学问题,尤其“一带一路”的倡议提出后,对沿线区域间交流路线的研究愈发显得重要。青藏高原是欧亚文明交汇的重要区域,也是“一带一路”的核心区,同时青藏高原特殊的地理环境,又是人类对高原环境适应的典型区域,研究这一区域早期交流路线的形成与演变对了解青藏高原的早期交流历史,以及人类在极端环境下的适应和模式变化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目前对青藏高原早期交流路线的研究均为考古证据和文献资料支持下的概念化路线,尚缺少精细化和具体化研究,导致对高原早期人类互动交流的详细演进过程认识十分有限。鉴于此,本研究采用自然因子包括海拔、坡度、植被、河流作为成本数据,与新石器-历史时期遗址点数据共同构成研究的数据源,以图作为理论基础,使用GIS工具,将青藏高原早期交流路线的重建抽象成带权图（网络）上的路径搜索问题,并基于成本最小原则,使用最优路径重建旧石器-历史时期的交流路线。具体操作是使用Arc GIS（ESRI）软件中的本地Python地理处理工具执行脚本计算,使用随机点间加权流量累积模型,重建旧石器时期路线;使用考古遗址点、聚落点构成的节点集,使用节点间加权联通模型,重建新石器-青铜-历史时期路线;最后,结合古气候、考古证据、文献记载等多项证据从人类适应性角度分析其发展演变及驱动因素。主要得到以下结论:（1）旧石器时期重建路线约10万km,路线整体上从边缘向腹地扩张,从低海拔逐步向高海拔行进,经过延续的长线进入高原高海拔区间,而且通过短线在高海拔区间活动,活动范围遍布整个高原;新石器时期路线总路线长度约为16900km,共提取出15条主干路线,路线主要沿河湟谷地-澜沧江、长江流域河谷地带-雅鲁藏布江流域的河谷地带分布;青铜时期的总路线长度约为16300km,共提取出18条主干路线,在新石器时期路线的基础上,东北部、东部、东南部、西南部的路线整体向高海拔地区延伸;历史时期的总路线总长度约为39700km,共提取出28条主干路线,东北区、东部区均出现了深入腹地的网络,尤其是腹地路线的出现和向西部延伸的路线以及东南部路线的复杂化,使得路线呈现复杂路网。该重建结果与考古证据印证的“彩陶之路”、粟黍农业传播路线、“玉石之路”、麦作-驯化羊、马-青铜冶金技术的传播路线,以及历史文献记载的东北部和西南部与“丝绸之路”的联系、“羌中道”、“唐蕃古道”和“茶马古道”高度重合,说明重建结果的可靠性。（2）旧石器时期-历史时期的路线总体呈现随机-分散型、边缘-廊道型、边缘-腹地型、复杂-路网型的发展演变。末次冰盛期高原极端气候促进了技术革新,细石器技术的盛行使高原出现狩猎采集人群,路线呈现随机-分散是人类为适应高原狩猎活动的行为表现。新石器时期适宜的环境背景下,仰韶文化的粟黍农业种植技术在适宜该农业发展的区域传播扩散,这些分散的小型农业基地成为串联新石器路线的基础。青铜时期受制于恶劣的气候条件,粟作农业的种植受到挑战,但跨大陆麦类作物、驯化羊、马的传入,拓展了人类向高海拔种植农业和发展牧业的空间,导致重建路线向高海拔地区延伸。历史时期农业产品的多元化和生产技术的进一步提高,人口数量增加,形成稳定的聚落,功能齐全且稳定的聚落为复杂路网的形成提供了基础,伴随着聚落间复杂的政治、贸易、文化互动,重建路线呈现复杂网络型。（3）重建路线完整呈现了青藏高原旧石器-历史时期人类复杂的互动交流,互动交流是路线形成的最终结果,同时反映出的是人类自身、生产方式以及互动交流强度对高原的逐步适应过程。为了适应逐步升高的海拔从而控制走路的成本,早期人类会选择高原河谷作为通道,河谷内坡度较缓、海拔相对较低,植被相对较好,河流的补给充足,相对含氧量较高,这是人类为适应高原自然环境做出的生物适应性行为。从生业模式的角度来看,高原的生业模式经历了旧石器时期的狩猎采集经济-新石器时期农业+狩猎采集经济并存-青铜时期农业+游牧经济全面发展-历史时期农牧业经济+商贸、政治、文化等互动交流不断深入的发展过程;这与旧石器时期人类表现出对高原资源的简单索取-发展至新石器时期对高原宜农区域的主动占据-青铜时期对高海拔区域的开拓-历史时期对高原全面开发利用的交流行为模式相对应;而生业和交流行为模式的发展演变直接影响路线形成的模式,这一模式表现出新石器时期分散的小型粟作农业区域首先串联起稳定的路线-青铜时期农、牧业混合交界带形成稳定路线-历史时期稳定的路线在聚落间形成的发展模式。从交流强度来看,新石器时期的交流互动是仰韶文化通过高原南部边缘对川西、云南等地的影响,并沿雅鲁藏布江与南亚的互动交流,发展至青铜时期由中亚-沿新疆-河西走廊至高原北缘的互动交流加强,历史时期则是南、北边缘的交流不断强化,伴随着与中原王朝对该地区复杂的政治、文化互动,以及商业贸易的强有力刺激,内外部交流全面加强的结果。
程柳菱[3]（2021）在《广西中西部地区早更新世以来气候演化及其对早期人类活动的影响》文中研究表明全球变暖已经成为气候变暖的趋势,关于这样的趋势会持续多长时间的问题,无论是科研人员还是普通大众对此都非常关注。通过研究过去气候变化的规律是一种有效的预测未来的途径。第四纪是我们人类出现的时期,对早更新世以来东亚季风变化规律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现今的气候变化以及对未来气候演变趋势的预测。已有大量的研究通过寻找黄土–古土壤等沉积载体中的多种古气候代用指标,进行了第四纪气候变化及古季风演变历史的重建,但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国北方地区。主要是由于中国南方地区沉积载体强烈风化作用,使其气候信息的保存相对困难,从而限制了我们对东亚季风的深入理解。本论文拟选取广西西部地区布兵盆地更新世三个洞穴遗址和中部地区南宁盆地全新世贝丘遗址作为研究对象,分别对布兵盆地早更新世么会洞、中更新世感仙洞和晚更新世陆那洞的进行了粘土矿物、地球化学和生物化合标志物的分析;利用AMS14C测年方法确定全新世贝丘遗址的年龄框架、利用沉积物中粘土矿物、铁矿物、化学主量元素和微量元素、生物化合标志物等作为指示化学风化强度变化,开展多种古气候代用指标的综合对比分析,进而探讨早更新世以来东亚夏季风的变化规律。取得的主要结果及新认识主要如下:（1）早更新世奥杜威时期么会洞经历了炎热—相对寒冷—湿热的三个阶段的气候变化;中更新世贾拉米洛时期感仙洞沉积剖面气候变化经历了两个风化强度由强变弱的循环;晚更新世陆那洞则是经历了由炎热潮湿向相对干冷的气候变化转变的过程。（2）南宁盆地全新世贝丘遗址沉积物中多种古气候代用指标都显示,植被分布随气候变化呈现三个阶段:第Ⅰ阶段（～10482±82 cal yr BP—7902±57 cal yr BP）,土壤沉积物代表风化强度的指标CIA、CPA、CIW、PIA,以及易融溶流失元素K、微量元素Rb、Ba和不易融溶流失元素Na、稳定元素Sr含量对比的比值呈增长趋势,指示化学风化作用和成壤作用变强,草本植被占最大比例,水生植被也较为发育;第Ⅱ阶段（7902±57 cal yr BP—3295±80 cal yr BP）,水生植被迅速减少而转变为木本植物为主导的植被分布特征,气温下降转为干冷,伊利石和针铁矿相对含量增加,化学风化作用和微生物风化作用减弱;第Ⅲ阶段（3295±80 cal yr BP—952±27 cal yr BP）,高岭石和赤铁矿在这样干湿交替的气候中生成,分别在粘土矿物和铁矿物的相对含量中增多。在这样气候多变的环境下,木本植被所占比例较为稳定,水生植物发育茂盛,草本植被与水生植被的生长呈反比。这与东亚季风区其他地质载体（如贵州董哥洞石笋沉积物）高分辨率的研究结果一致,发现全新世石船头沉积剖面很好地记录了2次弱季风事件,说明在轨道尺度上东亚夏季风总体上呈现同步的变化趋势。（3）对比出土化石在剖面中的详细位置,发现禄丰古猿化石（Lufengpithecus）在气候降温时缺失的同时出现了硕豪猪（Hystrix magra）化石。猕猴属（Macaca）和大熊猫小种（Ailuropoda microta）化石基本贯穿于整个沉积剖面,却缺失在以木本植被为主导的地层。可以推断受到植被分布和气候影响变化较大的物种如禄丰古猿在随后的动物演化过程中逐渐灭绝,而现今存在的物种都是适应能力较强的动物种群。（4）从早更新世么会洞发现了直立人化石到晚更新世陆那洞挖掘的智人化石,可以判断布兵盆地的洞穴是最早期古人类生活的主要场所,随后在南宁盆地邕江一带发现了大量全新世贝丘遗址,可以推测广西区域有最初更新世古人类居住场所由洞穴逐渐转变为沿岸而生的过程。通过重建南宁盆地石船头贝丘遗址的气候和植被变化,结合所挖掘出土的石器和动物骨骼,粗略的探讨全新世气候变化对早期人类生存方式的影响。推断早期人类更多的依靠自然界的植物和动物资源,三种获取生活资源的方式（狩猎、渔猎和捕捞）的使用比例也随之改变,说明气候环境是早期人类生活方式的主要影响因素。（5）更新世洞穴遗址和贝丘遗址广西区域动物和早期人类活动方式从更新世的洞穴遗址到全新世贝丘遗址的转变,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洞穴环境所能提供的食物来源有限,相对比河岸周边环境所能提供的资源更为丰富;二是全新世气候整体较更新世气候更为适宜早期人类居住,特别是新仙女木事件结束后迎来了全新世大暖期,对植被分布、动物繁殖也更为有利,从而为早期人类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食物来源;三是随着早期人类生活技能的提升,由简单捕杀猎物的石器到相对精细的获取水资源和水产动物的器具,以及掌握了使用火的方法。
徐德宇[4]（2021）在《两万年来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古植被地理分布格局的定量重建》文中研究说明古植被的定量重建是认识气候变化规律、反演古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探究大气圈—生物圈—人类活动相互关系的重要手段之一。青藏高原气候复杂,植被类型多样,是亚欧大陆植被地带的枢纽。但同时高原植被结构单一、土壤抗侵蚀能力弱,西南季风、东亚季风和西风带的动态影响使得青藏高原对季风演化和气候变化特别敏感,因此是研究历史时期气候变化、植被变迁以及多圈层耦合机制的重要区域。由于采样条件等因素的限制,在之前的研究中存在着样点数量较少、样点分布不均等问题。本研究旨在基于花粉数据定量重建两万年来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古植被地理分布格局,以探究青藏高原古植被分布变迁过程,分析在气候快速转型背景下,青藏高原不同地区植被如何变化,更好地认识气候变化规律,探究大气圈、生物圈和人类活动的相互关系。花粉是重建古植被的理想材料,具有产量大、易于传播、易于保存等优点。本研究整合了全国1960-2020年间发表的原始花粉数据、文献中花粉图谱的数值化数据以及少部分未发表数据,共计4,987个样点的现代花粉记录和162个样点的地层花粉记录,通过对花粉数据和年代进行标准化的方法,建立了花粉数据库。生物群区化法是大尺度古植被定量重建最为稳定且常用的方法,具有较好的表现。生物群区化法通过将花粉类群归并到相应的植物功能型（Plant Functional Types,PFTs）,再用关键植物功能型的组合定义生物群区,从而建立花粉类群到生物群区的对应关系,实现古植被的定量重建。本研究在全球和中国植物功能型分类方案的基础上,对植物功能型的划分做了部分调整,并参照植物志中更新的植物学和生态学信息,将花粉类群归并到相应的植物功能型中。在生物群区划分方面,为更清晰地体现各生物群区的宏观变化特征,本研究在论述中将相同生物气候带的生物群区合并为大生物群区。本研究基于花粉数据,验证了改进后生物群区化方案在全国的适用性,并用生物群区化法定量重建了过去两万年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的古植被地理分布格局,主要结论有:（1）基于表土花粉的重建结果表明,重建的现代生物群区与潜在植被群区之间具有较好的一致性,61.8%的样点被正确分配,这表明改进的生物群区化方案适用于中国地区,对高原植被的重建结果是可靠的。（2）基于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花粉的古植被定量重建结果表明,2万年来,青藏高原生物群区的分布在空间和时间上各不相同,有时变化很大。末次盛冰期（20 ka-19 ka）:受寒冷干燥气候的影响,本时间段内高原生物群区以冷温带森林、温带草原和温带荒漠为主。冷温带森林主要集中于高原东部及东南部边缘地区,温带草原占据青藏高原自东向西的广大区域,温带荒漠面积较今扩大,分布于高原北部、东部以及中部地区,寒温带森林短暂出现于高原东部地区,苔原在20 ka出现在高原东南部边缘,整个末次盛冰期高原地区未出现温带落叶阔叶林、暖温带森林及热带雨林;末次冰期（18.5 ka-12 ka）:温带草原占据着高原大部分地区,荒漠始终占据高原东部及北部地区,寒温带森林在14ka之后稳定占据高原东部,冷温带森林逐渐由高原边缘地区向高原中部地区深入,暖温带森林略向北移,占据高原东南部及南部边缘地区。苔原仅零星分布于高原东部及北部地区。在末次冰期期间未出现温带落叶阔叶林及热带雨林;全新世早期（11.5 ka-9 ka）:温带草原仍占据着青藏高原的大部分地区,同时向高原北部和西部迁移。荒漠占据高原北部地区,于9.5 ka面积扩张至最大。苔原向南向西迁移,面积于9 ka达到最大值。寒温带森林仍占据高原东部地区,在10.5 ka-9.5 ka向东迁移。冷温带森林向西部扩张,暖温带森林依然占据高原东南部及南部边缘地区。全新世早期未重建出温带落叶阔叶林生物群区;全新世中期（8.5 ka-5.5 ka）:森林生物群区扩展至最大范围,温带草原在高原南部面积缩小,整体向西转移。苔原经历了收缩—扩张—收缩的发展历程,后期仅零星分布于高原东南部地区。温带荒漠在高原北部边缘地区扩张。寒温带森林仅在8 ka和6 ka在高原东部重建,与全新世早期相比略向西移。冷温带森林生物群区占据了更多青藏高原和中国西部高山的边缘地区,在6 ka之后面积逐渐缩小。暖温带森林在高原东南部边缘地区扩张,在7.5 ka轻微北移;全新世晚期（5 ka-0.5 ka）:全新世晚期的生物群区分布与现代生物群区格局相似,森林生物群区向南部迁移。寒温带森林仅在0.5 ka重建于高原东北部地区,略往南部和东部迁移。冷温带森林在高原北部边缘和东部地区收缩,3 ka之后主要集中于高原东部和东南部边缘。暖温带森林向东部迁移。3 ka之后,森林生物群区在青藏高原面显着收缩。温带草原仍在青藏高原占主导地位,荒漠在5 ka-2 ka扩张,1.5 ka之后收缩,主要分布于高原北部及东北部地区。苔原在5.5 ka-2 ka面积扩张,广布于青藏高原面,1.5 ka之后面积收缩,集中分布于高原东部地区。（3）本研究选取了末次冰期向全新世早期转型的阶段,以探究高原植被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结果表明,11.5 ka-9 ka期间,青藏高原森林覆盖度增加,温带草原面积缩小,向北迁移;苔原面积扩张,主要集中于高原东部及南部地区;荒漠分布于高原北部地区,10 ka之后面积扩张,向南迁移。本研究表明改进的生物群区化方案在中国地区具有较好的适用性,可定量重建历史时期高原植被带的变迁。在今后可以通过增加花粉数据库数据,改进植物功能型与生物群区方案,进一步提高模拟的准确性。
温鹏辉[5]（2021）在《鄂尔多斯高原全新世人类活动对环境变迁的响应》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全新世是地球历史上与人类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时期,近年来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使得全新世环境变化与人类活动的关系成为不同学科的研究热点。农牧交错带人类活动对环境变迁的响应研究,可为认识该地区不同时空尺度人地关系演变的规律提供科学依据。本文综合运用地理学、环境考古、历史文献学、GIS分析等方法,多学科交叉定量化研究鄂尔多斯高原全新世人类活动对环境变迁的响应。本文不仅对农牧交错带环境变迁以及人地关系的基础理论研究有着科学上的意义,而且可以为鄂尔多斯高原生态保护、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沙漠化趋势预测与防治提供科学依据。人类活动遗址是研究历史时期区域人类活动与环境变化的时空坐标。通过对鄂尔多斯地区新石器以来人类活动遗址数量分布特征进行统计,分析遗址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进一步探讨遗址时空变迁的原因。研究表明鄂尔多斯人类活动遗址以中小型规模及农耕政权遗址为主,游牧政权遗址数量较少,且基本分布于明长城以北区域。遗址数量及遗址出现频率呈现阶段性地上升-下降的波动状态,遗址选址对海拔高度、坡度、坡向、水源、非沙漠地区均具有较强烈的环境选择倾向。遗址时空分布格局受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两方面综合影响,叠置型人类活动遗址自然条件较为优越,但其数量较少。当气候温暖湿润时,遗址数量明显增多,空间分布也扩散到整个鄂尔多斯高原;气候寒冷干燥时,遗址数量相对较少且分散。此外,人类活动遗址出现频率受当地民众生业方式影响显着。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本文分别从水环境变化、沙漠化两方面探讨人类活动对环境变迁的响应,进而总结鄂尔多斯高原人地关系整体演变的规律。通过对无定河上游三岔河古城古井、泉水、古城的野外考察,结合14C测年、粒度分析等技术手段及聚落遗址空间分析和历史地震分析,本文认为新构造运动是造成无定河流域地壳抬升和河流加速切割的原因。河流快速下切导致了三岔河古城及周边区域地下水水位的下降,水环境的退化是无定河上游区域沙漠化的重要原因。此外,历史时期湖泊退缩通常导致人类活动的迁移,进而对区域政治经济中心产生影响。本文通过统计地层中古土壤、风成砂年代累积频率及沙丘底界年代,研究发现鄂尔多斯高原沙漠化存在明显的阶段性与周期性。受气候变化的影响,鄂尔多斯高原2000 a以来经历了魏晋、唐末、明中晚期3次较为明显的沙漠化过程。通过分析鄂尔多斯高原全新世以来人类活动对环境变迁的响应,研究发现鄂尔多斯高原人地关系演变存在较为明显的“海绵效应”。环境适宜时“吸收”了大量的人口,而当环境开始恶化,这些人口又被“挤”出至其他地区。这种人口的迁徙结果在短时间内很容易导致资源相对适宜区的人地关系失衡,进而引起农耕、游牧之间的战争。
朱司祺[6]（2020）在《中国北方三个遗址出土马属动物（Equus ovodovi）的分子考古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动物考古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是我们研究古代动物群体、人类食谱、生态环境、生业模式及社会发展等诸多方面问题的强大助力。它应用多种方法以研究古代动物遗存,其中古DNA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古DNA研究作为分子考古学的核心,它能够准确反映生物种群的系统发生与演变规律。它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提取古代动物DNA,运用系统发育和群体遗传学的方法分析数据,为我们解释考古学问题插上了科学的翅膀。古DNA的研究紧跟测序技术的发展,分为萌芽期（1984‐1987年）、兴起期（1988‐2005年）和繁盛期（2006年‐至今）三个阶段,每一阶段都有着标志性的研究成果。二代测序技术使古DNA研究进入了全基因组时代,古代动物遗骸的DNA研究也成为了热点。马属动物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丰富的化石记录在呈现大量灭绝马属物种历史的同时也在不断完善马属动物的系统发育结构。由于环境变迁和人类活动的影响,真马属现仅存马、驴和斑马三个亚属共七种马科家族成员。然而,由于全基因组数据的匮乏,大部分灭绝马属物种能够被获得的信息十分有限。Equus（Sussemionus）ovodovi作为其中一员,在欧亚大陆进化得非常成功,现有线粒体基因组结果显示直至更新世末期（距今约12,770–12,596年）该物种还有其活动的痕迹,但其具体的进化历史、群体关系、灭绝动态以及与现代人类的关系等问题依然未知。中国北方幅员辽阔,为众多考古学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沃土。黑龙江洪河遗址、陕西木柱柱梁遗址以及宁夏沙塘北塬遗址分别代表了新石器时代各自地区的重要考古学文化类型,其遗址发掘出土的动物骨骼遗骸也为我们进行动物古DNA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材料。我们从中国北方的这三个考古遗址中找到了57例与现有马属动物拥有不同形态特征的未知马属样本,按照科学的实验方法进行样本采集,样本处理,古DNA提取,文库构建,文库检测、纯化及定量,高通量测序等步骤,并全程进行防污染处理后,从中得到了26例距今约4,400–3,400年的全基因组数据。对于获得的这些数据,我们通过科学的数据处理,在确定数据真实性后,进行了线粒体DNA分析、主成分分析、系统发育分析、Treemix分析、D统计分析、G‐phocs分析、PSMC分析以及杂合度分析,最终得到了马属动物E.（Sussemionus）ovodovi的首个全基因组序列。作为现有记录里已灭绝的马属中最后存在的成员,我们证明了这个谱系在中国存活到全新世时期,最晚年代可追溯至距今约3400年,这比之前发现的最晚化石记录要晚约9200年。通过系统发育树分析,我们确定了Equus ovodovi的分类学定位:作为非马亚属动物,并不处在驴或斑马的分支中,且比驴和斑马更早分化而来。通过G‐phocs分析我们估算了Equus ovodovi的分化时间以及马属动物间的基因交流:Equus ovodovi与现存所有非马亚属动物最近共同祖先的分化时间大约发生在距今270‐230万年之间,并且在此分歧之后、现存的驴和斑马动物出现之前,Equus ovodovi与驴、斑马的各自祖先之间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混合。通过PSMC分析我们还重建了它的群体历史:Equus ovodovi在距今7.4万左右达到群体规模峰值之后,该群体经历了迅速的缩减,并一直持续到距今约1.3万年前。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几次重大的气候变化（特别是末次盛冰期）和人类向欧亚大陆的大规模扩张（距今约4.5‐3.5万年）。最终在中国北方,Equus ovodovi种群持续减少直到灭绝。通过以上的研究,我们充分发挥古DNA在鉴别未知种属时的优势,得到了其他方法难以获得的全面的种群分析结果;而不同于以往主要对家养动物的研究,我们展示了一种对未被驯化动物的考古学研究方法,这为我们解释动物考古学中的一些常见问题提供了新的见解:（1）形态学研究为分子考古学研究提供了参考依据并指明了方向,但因为其无法解决Equus ovodovi种属鉴定的问题,我们通过分子考古学研究,借助科技手段准确获得了结果;而这一结果又反馈给了形态学研究,在找到合适的比对材料后,形态学研究也可以发现一定的鉴识规律并得出了一致的结论。两种研究方法可以相互验证结果,都是动物考古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2）环境考古学虽然主要反映古代人类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也为我们解读动物的群体历史及灭绝原因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帮助。当洪河遗址、木柱柱梁遗址及沙塘北塬遗址所处地区在一个气候温和湿润的时期时,草原植被繁茂,是Equus ovodovi相对适宜的生境。而在距今4000年之后,中国北方地区的气候环境相继发生了较大变化。草场退化导致Equus ovodovi的食物锐减,群体在末次冰期后再一次遭受灭顶之灾。（3）人类生业模式对动物群体的影响十分巨大,这不仅体现在驯化动物中,也关系到Equus ovodovi等野生群体的命运。不论是洪河遗址长期大规模的渔猎经济,还是木柱柱梁遗址由农耕经济为主到畜牧经济为主的生业模式转变,都扩大了人类的活动范围,压缩了Equus ovodovi等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使其在之后的短时间内便难觅踪迹。这为当今社会宣传环保理念与加强动物保护观念提供了一个案例。
张蕊[7]（2020）在《塔里木盆地钻孔记录的中更新世以来轨道与亚轨道尺度上的气候变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及周边气候环境的总格局大致可分为三个不同的区域:受季风环流影响的东南部湿润地区,受西风主控的内陆干旱/半干旱的西部地区,以及主要受西风带和印度夏季风共同影响的青藏高原地区。前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亚洲季风控制的沉积记录和青藏高原的气候变化带上;而受西风环流变化影响的中亚内陆干旱/半干旱地区的研究相对较少,并且研究主要集中在全新世亚轨道尺度上。西风带连接着北大西洋以及与青藏高原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时也对中国西部特别是塔里木盆地的气候变化有着重要的影响。塔里木盆地是中国西北干旱区的一部分。水资源稀缺,植被有限,生态系统脆弱,对气候的变化非常敏感,且第四纪沉积物巨厚,是研究气候环境变化的理想区域。但塔里木盆地轨道尺度上的气候记录相对缺乏研究,特别是塔里木盆地的西部地区,其第四纪沉积模式和古环境演化特征尚未明确,有待于进行年代学和古气候学的研究。本论文通过对塔里木盆地西部喀什凹陷的KT11钻孔800 m的岩芯进行样品采集和测试分析,获取了自然伽马、磁化率、地化元素、总有机碳、粒度和孢粉等古气候替代指标数据,以及古地磁、光释光测年和ESR测年等数据,利用岩性地层学、磁性地层学、地球化学、古气候学和旋回地层学及古气候模拟,建立了该钻孔高精度的年代标尺,重建了塔里木盆地西部地区的轨道和亚轨道尺度上的古气候演变过程,探讨了其沉积演化的驱动机制,获得的主要结论如下:1、通过ESR测年、磁性地层并结合天文调谐,建立了塔里木盆地KT11钻孔高精度的年代标尺,获得了800 m地质记录的持续沉积时间约为1.15 Myr。塔里木盆地西部喀什凹陷KT11钻孔的800 m的地层主要是河流三角洲相并夹杂有风成相和湖相的多次旋回与组合。ESR测年数据、古地磁样品的测试分析结果表明该800 m的钻孔的总持续沉积时间约为1.15 Myr。其中,0-541 m,为布容正极性柱;542.8-800 m是松山负极性柱:其中691.36-721 m是贾拉米洛Jaramillo正极性事件,B/M界线（0.78 Ma）的位置位于钻孔542-541 m。据此年代框架计算的该钻孔的沉积物的平均堆积速率约为70 cm/kyr。通过对该钻孔采样间距为1cm的高精度的自然伽玛测井曲线（GR）和采样间距为50 cm的磁化率（MS）和Rb/Sr数据序列进行天文旋回分析,频谱图均显示出明显的厚度约70 m,30 m和14m的沉积旋回,这与米兰科维奇旋回理论的短偏心率（～100 kyr）、斜率（～41kyr）和岁差（～20 kyr）周期的比值约5:2:1相一致,基于古地磁年代框架计算的沉积速率,这些沉积旋回分别代表了约100 kyr的短偏心率周期,41 kyr的斜率周期和20 kyr的岁差周期。通过对GR、Rb/Sr和MS数据序列进行约70 m的高斯带通滤波,共识别出11.5个～100 kyr的短偏心率旋回,用该短偏心率对该钻孔的GR、Rb/Sr和MS数据序列进行天文调谐,建立KT11钻孔的天文年代标尺,结合古地磁样品的测试结果,获得了该钻孔800 m的沉积地层的堆积时间为1.15 Myr。OSL测年结果则表明钻孔60-15.5 m的沉积时间为40 kyr左右,平均沉积速率为65 cm/kyr。2、塔里木盆地西部喀什凹陷KT11钻孔的古气候替代指标时间序列揭示了轨道周期变化驱动的气候变化是导致该区砂岩层和粘土层交互沉积的主要驱动因素,并且记录了中更新世时候变化事件及其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响应。在喀什地区,地球轨道周期变化驱动的气候变化是导致砂岩层和粘土层交互沉积的主要驱动因素。在间冰期即100 kyr短偏心周期的高值时期,由于气候温暖湿润,河流径流量增强,导致更多的化学风化和增强的河流径流,提供了大量的相对粗粒度的沉积物堆积到塔里木盆地西部的喀什凹陷;在冰期即～100 kyr短偏心周期的低值时期,由于气候的干冷,导致风化和河流径流量减弱,带来更细粒的沉积物堆积到喀什凹陷。而且,钻孔的GR和Rb/Sr数据序列都很好地记录了0.9到0.65 Ma中更新世革命转型（MPT）事件,其特征主要是驱动沉积演化的主导周期从41 kyr的斜率周期向100 kyr的短偏心率周期的转变。在0.65 Ma之后,平均TOC含量降低而Rb/Sr比值增加,这表明在MPT事件之后由于全球冰量的增加导致塔里木盆地西部喀什凹陷的区域性干旱化增强。这种区域性气候变化与整个中亚地区观察到的干旱化的变化趋势同步。3、通过精细分析钻孔记录的76-9 ka的古气候变化,发现了6次H事件和记录中存在的500 y,1 kyr和2 kyr的太阳活动周期,其气候变化模式与中纬度东亚季风区的气候模式一致。结合塔里木盆地西部的KT11钻孔60-15.5 m河湖相沉积物的光释光测年数据,获取了76-9 ka的高精度的时间序列。GR值和平均粒径序列表明当气候温暖时,冰山融雪较多,蒸发增强导致的水循环加强,此时的化学风化增强,湖相沉积物的粘土等细颗粒含量高时,GR值偏高;反之,当气候干冷,化学风化减弱,沉积较粗的颗粒,导致GR值降低。该结果表明温度引起的水循环变化对新疆地区千年尺度上的气候起着重要的作用,该气候模式与中纬度季风亚洲区的模式一致。GR指标与当地日照量有着很好的一致性,并且其MTM频谱还显示四分之一岁差周期。此外,GR指标的变化指示了喀什凹陷60-18.5 m湖滨沉积相中记录了6次Heinrich事件,YD事件和D-O旋回,表明北大西洋的快速高频气候变化也对塔里木盆地西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后,本研究发现在日照量振幅相对较弱的42-30 ka中,太阳活动周期500年,1000年和2000年的周期更加明显,进而推断该地区亚轨道尺度上的气候变化也可能受到太阳活动的影响。4、LOVECLIM模拟结果表明塔里木盆地西部地区MIS 9、5、7时期温度较高,而MIS 5和MIS 15时期相对较湿,模型的结果与孢粉,MS以及GR指标的结果相吻合。通过LOVECLIM模型的古气候模拟,结果发现MIS 9、5、7间冰期时期较高的温度主要受温室气体驱动,而MIS 5和MIS 15间冰期时期相对较湿主要受日照量驱动,该结果与由阔叶/针叶以及乔木/非乔木反演的塔里木冷暖以及干湿的结果相吻合。其中磁化率指标（MS）在MIS 5和MIS 15时期含量最高,MISs 7和19含量较低,表明湿度对该地区的MS指标的影响较大。GR序列、粒度以及阔叶/针叶比值都反映了中布容事件,即在430 ka之后的间冰期时期里塔里木盆地的GR、B/N和平均粒径振幅比430 ka之前的间冰期的振幅要大,这也说明了GR和粒度指标对温度的响应明显。
梁秋实[8]（2020）在《基于对数比率校正与端元模型的中晚全新世抚仙湖流域环境变化与人类活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抚仙湖作为一个典型的高原断陷深水湖泊,其沉积过程连续、稳定,是研究区域环境变化的良好材料,因此利用相关数学模型对深水湖泊沉积物中的传统元素、粒度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并结合中值粒径、分维值、总有机碳（TOC）、总氮（TN）、C/N（碳氮比值）、低频磁化率(χlf)环境代用指标探讨湖泊流域环境变化及人类活动特征,将为研究区域环境变化过程提供一定的帮助。本文通过对印度洋季风区云南滇中盆地深水湖泊抚仙湖沉积岩芯元素含量、粒度数据及其他环境代用指标分析,结合对数比率校正方程模型（LRCE,log-ratio calibration equation）与聚类端元分析模型（CEMMA,clustering end-member modeling analysis）,探讨了抚仙湖流域近5000年以来元素对数比值与粒度变化特征,及其所指示的流域侵蚀与人类活动特征,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模型分析结果:利用LRCE模型对X射线荧光光谱（XRF,X-ray fluorescence）元素连续扫描结果进行校正,选取拟合度较高（R2>0.79）的五种元素比数比值ln（Rb/Sr）、ln（Ti/Sr）、ln（Zr/Sr）、ln（Fe/Mn）、ln（Ca/Fe）可以有效的指示流域环境变化特征;利用CEMMA模型对抚仙湖沉积物中的粒度数据进行分析,提取出4个最佳端元（CME1、CEM2、CEM3、CEM4）,四个端元都表现出明显的单峰分布。2.元素分析结果:抚仙湖近5000年来的元素数据具有明显的阶段特征,其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即150-115 cm（约5000-3300 cal.a BP）,115-75 cm（约3300-1800 cal.a BP）,75-25 cm（约1800-300 cal.a BP）,25-0 cm（约300 cal.a BP至今）。元素的变化趋势总体为ln（Rb/Sr）、ln（Ti/Sr）、ln（Zr/Sr）、ln（Fe/Mn）呈下降与上升交替进行,并最终趋于下降的趋势,ln（Ca/Fe）变化趋势较之相反。3.粒度分析结果:粒度数据的整体变化趋势为,在1800 cal.a BP之前,CEM 4、中值粒径、分维值较高,表明该时期进入湖泊中的粗颗粒物质较多,其后进入湖泊中以细颗粒为主,在第二阶段,即115-75 cm（约3300-1800 cal.a BP）,CEM 4、中值粒径、分维值均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表明该时期进入湖泊中的物质由粗颗粒向细颗粒转变,第四阶段,即25-0 cm（约300 cal.a BP至今）进入湖泊中的颗粒粒径有一定的加粗趋势,但仍以细颗粒为主。4.TOC、TN、C/N、低频磁化率分析结果:抚仙湖沉积物中近5000年的TOC、TN、C/N具有相似的变化特征,总体呈下降趋势,仅在近年以来有一定的上升,其在前两个阶段,即150-75 cm（约5000-1800 cal.a BP）的下降性趋势较为明显,第三阶段,即75-25 cm（约1800-300 cal.a BP）变化趋势较为平稳。抚仙湖沉积物中低频磁化率的变化特征同流域人类活动具有良好的对应关系,其值增加往往意味着人类活动的增强,因此在人类活动较弱的时期如第一阶段（150-115 cm,约5000-3300 cal.a BP）低频磁化率值较低,其后低频磁化率值呈明显的上升趋势,仅在近年（25-0 cm,约300 cal.a BP至今）出现了一定的下降。5.抚仙湖流域近5000年以来的环境变化与人类活动特征:流域内1800 cal.a BP之前的环境变化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小,该时期进入湖泊中的物质以粗颗粒物质为主,湖泊水位整体偏低,为近5000年来最低时期,湖泊水位仅在后期有一定的上升,前期流域气候整体较暖湿,侵蚀水平较弱,后期有一定的变干趋势,流域侵蚀水平也出现了明显上升,也正是此时抚仙湖流域人类活动强度有所上升。1800 cal.a BP之后流域内人类活动强度不断增加,该时期流域侵蚀水平、湖泊水位较高,流域气候较湿润,环境较为适宜,特别是近300年以来,流域环境变化明显受到了人类活动的影响,各环境代用指标的变化同流域内主要的人类活动事件有良好的对应关系。
严怀玉[9]（2020）在《苟池孢粉记录的季风边缘区中全新世以来植被演替和气候变化特征》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全新世是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特别关注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内气候整体较现在温暖,是进行未来气候变暖情景预测研究的一个地质相似型,同时中全新世在温暖的气候背景下存在不稳定性,经历了若干次特征明显的气候突变事件,并对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选取位于季风边缘区的苟池盐湖GC15B钻孔湖泊沉积物为研究对象,利用AMS14C测年建立了年代-深度关系,对湖泊沉积物259个样品开展孢粉分析,并结合主成分分析等手段,重建了中全新世（8130 cal a BP）以来的植被演替过程和气候变化序列;另外通过与相关记录进行对比,探讨了我国东亚季风边缘区中全新世以来的气候变化历史及气候突变事件的响应,并对其驱动机制进行初步讨论。结果显示,苟池研究区沉积物中全新世来孢粉组合以草本花粉含量为主,其含量多高于90%,乔木花粉含量多低于10%,指示研究区植被类型以草原为主,气候总体偏干,但个别时段湿生草本花粉含量相对较高,存在明显湿润期。根据孢粉组合变化,可将区域总体环境特征分为三个时段:（1）中全新世早中期（8130-5320 cal a BP）:该段孢粉浓度为研究段最高,孢粉组合中以蒿属花粉为主,其含量多高于60%,湿生植物草本花粉和蕨类孢子含量均为研究段最大值,乔木花粉浓度达研究段最高,这表明研究区植被是以蒿为主的草原景观,湖泊周边多伴生蓼、莎草等湿生植物;A/C平均值为研究段最高,主成分分析中第一主成分轴得分值明显偏负,气候最为湿润,东亚夏季风（East Asian summer monsoon,EASM）处于强盛期。（2）中全新世末期-晚全新世早中期（5320-1490 cal a BP）:该段孢粉浓度有所降低,孢粉组合中除蒿属花粉为主以外,湿生植物花粉含量明显减少,藜科植物花粉含量有所增加,表明研究区植被仍是以蒿为主的草原环境,湿生草本植物面积减少,耐旱的藜科植物面积有所增加;A/C平均比值降低,第一主成分轴得分值逐渐偏正,EASM逐渐减弱,气候趋向干旱化;尤其2800 cal a BP之后耐旱藜科花粉含量骤升,第一主成分轴得分值明显偏正,干旱趋势明显加剧,EASM快速减弱。（3）晚全新世末期（1490 cal a BP-至今）:孢粉组合中藜科花粉含量升至研究段最高,表明研究区旱生草原面积明显扩张;该时段孢粉浓度达研究段最低,A/C比平均值继续下降,气候达研究段最为干旱期,EASM最弱。中全新世以来,区域气候和EASM的演化响应于北半球太阳辐射（Northern Hemisphere Solar Insation,NHSI）变化,苟池总体上的湿润期（8130-5320 cal a BP）对应NHSI的高值时期,当时EASM处于强盛期,其后太阳辐射有一个持续减弱过程,尤其是晚全新世2800 cal a BP以来,叠加ENSO的影响,EASM快速衰退,气候逐渐干旱化。此外,中全新世以来的气候突变冷事件在苟池地区同样具有明显记录,孢粉反映的环境信息表明:中全新世以来在中国北方季风边缘区存在7200 cal a BP、5500 cal a BP、4200 cal a BP、2800 cal a BP、1400 cal a BP和500 cal a BP前后6次气候（冷干）干旱事件,且与北大西洋浮冰碎屑（IRD）和格陵兰冰芯记录的冷事件等国内外研究结果较为一致。
陈发虎,傅伯杰,夏军,吴铎,吴绍洪,张镱锂,孙航,刘禹,方小敏,秦伯强,李新,张廷军,刘宝元,董治宝,侯书贵,田立德,徐柏青,董广辉,郑景云,杨威,王鑫,李再军,王飞,胡振波,王杰,刘建宝,陈建徽,黄伟,侯居峙,蔡秋芳,隆浩,姜明,胡亚鲜,冯晓明,莫兴国,杨晓燕,张东菊,王秀红,尹云鹤,刘晓晨[10]（2019）在《近70年来中国自然地理与生存环境基础研究的重要进展与展望》文中认为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探索自然环境及其各要素（如地貌、气候、水文、土壤等）的特征、演变过程、地域分异规律以及驱动机制是自然地理学的重点研究内容.中国自然地理要素类型丰富且区域差异较大,为开展自然地理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文章主要围绕青藏高原隆升与亚洲内陆干旱化及河流发育、高原冰冻圈环境演化、全新世多时间尺度季风与西风气候变化、湖泊与湿地、流域模型与土壤侵蚀、过去人-地关系演化、生物地理及中国三维地带性规律等几个方面,梳理了近70年来中国自然地理与生存环境研究的重大理论进展与重要贡献.在简要交代国际前沿研究进展的基础上,回顾并梳理了中国自然地理学各分支领域的研究脉络,进一步聚焦重大研究成果或具有较大争议、重大影响的学术争鸣问题,归纳目前研究现状,并进行未来工作展望.最后提出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需求下,应发挥中国自然地理研究的优势,厘清自然地理要素变化的过程、规律与机制,持续推进中国自然地理研究为国家战略服务,在全球视野下做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然地理学理论贡献.
二、Late holocene man-induced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central russian plain: paleopedological evidences from early-medieval archaeological site.（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Late holocene man-induced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central russian plain: paleopedological evidences from early-medieval archaeological site.（论文提纲范文）
（1）黑龙江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第2章 嫩江流域新石器文化编年研究 |
| 2.1 后套木嘎一期文化的特征与年代 |
| 2.2 双塔一期文化的内涵、特征与年代 |
| 2.2.1 文化内涵 |
| 2.2.2 文化特点 |
| 2.2.3 文化年代 |
| 2.3 后套木嘎二期文化的特征与年代 |
| 2.3.1 文化特征 |
| 2.3.2 文化年代 |
| 2.4 后套木嘎三期文化的特征、分期与年代 |
| 2.4.1 文化特征 |
| 2.4.2 文化分期 |
| 2.4.3 文化断代 |
| 2.5 哈民忙哈文化的分期与年代 |
| 2.5.1 发现与认识 |
| 2.5.2 文化分期 |
| 2.5.3 年代判定 |
| 2.6 昂昂溪文化的内涵、特征及年代 |
| 2.6.1 发现认识 |
| 2.6.2 内涵界定 |
| 2.6.3 文化特征 |
| 2.6.4 年代推断 |
| 2.7 嫩江流域考古学文化编年坐标的确立 |
| 第3章 西流松花江流域新石器文化编年研究 |
| 3.1 左家山遗址两种不同考古学文化的区分 |
| 3.1.1 1985年第一次发掘材料的再认识 |
| 3.1.2 2015年第二次发掘材料的再认识 |
| 3.1.3 1984年调查材料的再认识 |
| 3.1.4 两种考古学文化的区分 |
| 3.2 左家山下层文化的分期与年代 |
| 3.2.1 遗址材料的分组研究 |
| 3.2.2 文化分期 |
| 3.2.3 文化年代 |
| 3.3 左家山上层文化的分期与年代 |
| 3.3.1 材料分析 |
| 3.3.2 文化分期 |
| 3.3.3 文化年代 |
| 3.4 西流松花江流域考古学文化编年坐标的确立 |
| 第4章 海拉尔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编年研究 |
| 4.1 扎赉诺尔文化的命名、内涵与年代 |
| 4.1.1 发现认识与文化命名 |
| 4.1.2 遗存确认与文化特征 |
| 4.1.3 年代推断 |
| 4.2 哈克文化的内涵与年代 |
| 4.2.1 发现研究 |
| 4.2.2 年代判定 |
| 4.3 辉河水坝二期遗存的辨识与断代 |
| 4.3.1 遗址发现与遗存辨识 |
| 4.3.2 文化特征与年代推断 |
| 4.4 海拉尔河流域考古学文化编年坐标的确立 |
| 第5章 黑龙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文化编年研究 |
| 5.1 格罗马图哈文化的内涵与年代 |
| 5.1.1 文化内涵 |
| 5.1.2 文化特征 |
| 5.1.3 分期与年代 |
| 5.2 新彼得罗夫卡文化的特征与年代 |
| 5.2.1 文化特征 |
| 5.2.2 年代判定 |
| 5.3 奥西诺湖文化的特征与年代 |
| 5.3.1 发现与研究 |
| 5.3.2 文化特征 |
| 5.3.3 文化年代 |
| 5.4 黑龙江中游地区考古学文化编年坐标的确立 |
| 第6章 乌苏里江-黑龙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文化编年研究 |
| 6.1 奥西波夫卡文化的特征、分期与年代 |
| 6.1.1 研究历程 |
| 6.1.2 文化特征 |
| 6.1.3 年代与分期 |
| 6.2 亚米赫塔文化的特征与年代 |
| 6.2.1 研究历程 |
| 6.2.2 文化特征 |
| 6.2.3 年代判定 |
| 6.3 马林斯克文化的特征和年代 |
| 6.3.1 文化特征 |
| 6.3.2 文化年代 |
| 6.4 孔东文化的分期与年代 |
| 6.4.1 编年位置的确定 |
| 6.4.2 文化内涵的界定 |
| 6.4.3 文化分期 |
| 6.4.4 年代推断 |
| 6.5 马雷舍沃文化的分期与年代 |
| 6.5.1 典型遗址材料分析 |
| 6.5.2 其他遗址材料分析 |
| 6.5.3 马雷舍沃文化分期 |
| 6.5.4 马雷舍沃文化年代 |
| 6.6 沃兹涅谢诺夫卡文化的分期与年代 |
| 6.6.1 典型遗址材料分析 |
| 6.6.2 其他遗址材料分析 |
| 6.6.3 文化分期 |
| 6.6.4 文化年代 |
| 6.7 乌苏里江-黑龙江下游地区考古学文化编年坐标的确立 |
| 第7章 兴凯湖平原及邻近地区新石器文化编年研究 |
| 7.1 切尔尼戈夫卡文化的特征和年代 |
| 7.1.1 文化特征 |
| 7.1.2 文化年代 |
| 7.2 鲁德纳亚文化的分期与年代 |
| 7.2.1 内涵界定 |
| 7.2.2 文化分期 |
| 7.2.3 文化年代 |
| 7.3 新开流-维特卡文化的辨识与年代 |
| 7.3.1 中国新开流文化的材料确认 |
| 7.3.2 俄罗斯维特卡文化的材料确认 |
| 7.3.3 文化年代 |
| 7.4 振兴-罗津-博伊斯曼文化的分期与年代 |
| 7.4.1 文化内涵和分布范围 |
| 7.4.2 文化分期 |
| 7.4.3 文化年代 |
| 7.5 金谷-西浦项-扎伊桑诺夫卡文化的分期与年代 |
| 7.5.1 典型遗址的分组研究 |
| 7.5.2 一般遗址的分组研究 |
| 7.5.3 其他可分组遗址 |
| 7.5.4 文化分期 |
| 7.5.5 文化年代 |
| 7.6 石灰场-沃多帕德诺耶文化的辨识与断代 |
| 7.6.1 文化辨识 |
| 7.6.2 文化断代 |
| 7.7 兴凯湖平原及邻近区域考古学文化编年坐标的确立 |
| 第8章 黑龙江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和谱系格局研究 |
| 8.1 黑龙江流域新石器文化的时空框架 |
| 8.1.1 历时性纵坐标的建立:六个编年序列 |
| 8.1.2 共时性横坐标的划分:八个发展阶段 |
| 8.1.3 时空框架体系的构建 |
| 8.2 黑龙江流域新石器文化的谱系关系 |
| 8.2.1 纵向的亲缘传承:四个文化系统的划分 |
| 8.2.2 横向的交流互动:文化格局形成与变迁 |
| 第9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攻读成果 |
| 致谢 |
（2）青藏高原旧石器-历史时期交流路线的重建及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旧石器时期人类在青藏高原的交流 |
| 1.2.2 新石器-青铜时期人类在青藏高原的交流 |
| 1.2.3 历史时期青藏高原的交流 |
| 1.2.4 人类与文化交流路线的研究方法综述 |
| 1.2.5 国内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
| 1.3 研究内容 |
| 第二章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
| 2.1 研究区概况 |
| 2.1.1 自然环境概况 |
| 2.1.2 历史文化概况及阶段划分 |
| 2.1.3 现代交通概况 |
| 2.2 数据来源 |
| 2.3 模型构建 |
| 2.3.1 构建最低成本(W) |
| 2.3.2 随机点间加权流量累积联通模型(E) |
| 2.3.3 节点间加权联通模型(E) |
| 2.4 技术路线 |
| 第三章 青藏高原交流路线的重建结果 |
| 3.1 旧石器时期高原交流路线重建结果 |
| 3.1.1 基于NDVI权重的重建结果 |
| 3.1.2 基于NPP权重的重建结果 |
| 3.1.3 基于坡度权重的重建结果 |
| 3.2 新石器时期高原交流路线重建结果 |
| 3.2.1 东北路线区 |
| 3.2.2 东部路线区 |
| 3.2.3 东南路线区 |
| 3.2.4 西南路线区 |
| 3.3 青铜时期高原交流路线重建结果 |
| 3.3.1 东北路线区 |
| 3.3.2 东部路线区 |
| 3.3.3 东南路线区 |
| 3.3.4 西南路线区 |
| 3.4 历史时期高原交流路线重建结果 |
| 3.4.1 东北路线区 |
| 3.4.2 东部路线区 |
| 3.4.3 东南路线区 |
| 3.4.4 西南路线区 |
| 3.4.5 腹地路线区 |
| 第四章 重建路线的演变过程 |
| 4.1 旧石器时期-随机分散型 |
| 4.2 新石器时期-边缘廊道型 |
| 4.3 青铜时期-边缘腹地型 |
| 4.4 历史时期-复杂网络型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青藏高原早期交流路线演化与人类适应关系 |
| 5.1 地理环境与路线形成的关系 |
| 5.1.1 地形地貌 |
| 5.1.2 坡度 |
| 5.1.3 植被 |
| 5.1.4 河流 |
| 5.2 环境演变与路线形成的关系 |
| 5.3 生业模式与路线形成的关系 |
| 5.3.1 狩猎采集生业模式下的路线形成 |
| 5.3.2 农业生业模式下的路线形成 |
| 5.3.3 农牧业并重生业模式下的路线形成 |
| 5.4 交流强化与路线形成的关系 |
| 5.5 聚落-战争因素与路线形成的关系 |
| 5.6 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 |
| 6.1 主要结论 |
| 6.2 创新点 |
| 6.3 存在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研究成果 |
（3）广西中西部地区早更新世以来气候演化及其对早期人类活动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作者简历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早更新世以来古气候环境研究综述 |
| 1.1.1 全球早更新世以来气候演化 |
| 1.1.2 中国南方早更新世以来古气候演化 |
| 1.2 中国南方土壤沉积物古气候重建的研究方法及进展 |
| 1.2.1 粘土矿物 |
| 1.2.2 铁矿物 |
| 1.2.3 地球化学 |
| 1.2.4 生物标志化合物 |
| 1.3 广西中西部地区考古遗址研究现状 |
| 1.4 存在问题及选题依据 |
| 1.5 研究内容及技术路线 |
| 1.6 实际工作量 |
| 第二章 研究区自然地理和区域地质概况 |
| 2.1 研究区自然地理概况 |
| 2.2 区域地质概况 |
| 2.2.1 南宁盆地构造概况 |
| 2.2.2 布兵盆地区域概况 |
| 第三章 样品制备与测试方法 |
| 3.1 样品采集 |
| 3.2 X射线粉晶衍射(XRD) |
| 3.2.1 非定向片 |
| 3.2.2 粘土矿物的提纯 |
| 3.2.3 定向片的制备 |
| 3.2.4 测试方法 |
| 3.2.5 粘土矿物相对含量计算方法 |
| 3.3 漫反射光谱测试(DRS) |
| 3.3.1 样品制备与测试条件 |
| 3.3.2 铁矿物含量计算方法 |
| 3.4 生物标志化合物 |
| 3.4.1 有机质的萃取 |
| 3.4.2 GC-MS测试 |
| 3.4.3 正构烷烃单体碳同位素测试 |
| 3.4.4 LC-MS测试 |
| 3.5 地球化学元素 |
| 3.5.1 主量元素分析 |
| 3.5.2 微量元素分析 |
| 第四章 广西西部地区布兵盆地更新世洞穴遗址土壤沉积物的环境记录 |
| 4.1 早更新世布兵盆地么会洞沉积物的古环境变化分析 |
| 4.1.1 布兵盆地么会洞遗址概况 |
| 4.1.2 么会洞沉积物气候指标记录 |
| 4.2 中更新世布兵盆地感仙洞沉积物的古环境变化分析 |
| 4.2.1 布兵盆地感仙洞遗址概况 |
| 4.2.2 感仙洞沉积物气候指标记录 |
| 4.3 晚更新世布兵盆地陆那洞沉积物的古环境变化分析 |
| 4.3.1 布兵盆地陆那洞遗址概况 |
| 4.3.2 感仙洞沉积物气候指标记录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广西中部地区南宁盆地全新世石船头剖面气候指标特征 |
| 5.1 南宁盆地石船头贝丘遗址概况 |
| 5.2 非粘土矿物组合特征 |
| 5.3 粘土矿物组合特征 |
| 5.3.1 粘土矿物组合特征 |
| 5.3.2 粘土矿物相对含量变化特征 |
| 5.4 铁矿物组合特征 |
| 5.4.1 赤铁矿与针铁矿的一阶导数特征 |
| 5.4.2 针铁矿与赤铁矿的二阶导数曲线特征 |
| 5.5 地球化学特征 |
| 5.5.1 主量元素组成特征 |
| 5.5.2 化学风化及元素活动性特征 |
| 5.5.3 微量及稀土元素特征 |
| 5.6 正构烷烃组成分布特征 |
| 5.7 正构烷烃单体碳同位素组成分布特征 |
| 5.8 GDGTs组成分布特征 |
| 5.9 小结 |
| 第六章 广西中部地区南宁盆地全新世石船头贝丘遗址沉积物的环境记录 |
| 6.1 全新世南宁盆地古植被变化分析 |
| 6.2 全新世南宁盆地元素记录的环境意义 |
| 6.3 多指标记录的气候事件及全新世气候适宜期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广西中西部地区动物群和早期人类与气候环境变化的关系 |
| 7.1 环境变化对动物群活动的影响 |
| 7.2 环境对早期人类生活方式的影响 |
| 7.3 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结论 |
| 8.2 创新点 |
| 8.3 问题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4）两万年来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古植被地理分布格局的定量重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进展 |
| 1.2.1 基于孢粉定量重建区域古植被的方法 |
| 1.2.2 孢粉数据库的发展 |
| 1.2.3 孢粉生物群区化法重建古植被 |
| 1.2.3.1 重建全球古植被 |
| 1.2.3.2 重建中国古植被 |
| 1.3 当前研究存在的问题 |
| 1.4 研究内容及拟解决科学问题 |
| 第二章 研究区概况 |
| 2.1 地理位置 |
| 2.2 地形概况 |
| 2.3 气候概况 |
| 2.4 植被特征 |
| 第三章 研究数据与方法 |
| 3.1 研究数据 |
| 3.1.1 花粉数据 |
| 3.1.2 花粉记录标准化 |
| 3.1.3 年代标准化 |
| 3.1.4 现代植被类型数据 |
| 3.2 古植被重建方法 |
| 3.2.1 生物群区化(Biomization)方法 |
| 3.2.2 植物功能型分类 |
| 3.2.3 Biome |
| 3.2.4 BIOMISE 3运行程序 |
| 3.3 分析对策 |
| 第四章 基于表土花粉的现代植被类型重建 |
| 4.1 基于表土花粉的现代植被类型重建结果 |
| 4.2 影响现代植被重建的因素 |
| 第五章 过去2万年的古植被类型重建 |
| 5.1 古生物群区格局变化 |
| 5.2 关键时期高原关键植被带的变迁 |
| 第六章 结论与讨论 |
| 6.1 主要结论 |
| 6.2 问题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鄂尔多斯高原全新世人类活动对环境变迁的响应（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进展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研究区概况 |
| 2.1 自然地理概况 |
| 2.1.1 地质地貌 |
| 2.1.2 气候水文 |
| 2.1.3 植被土壤 |
| 2.2 主要生态环境问题 |
| 2.2.1 沙漠化 |
| 2.2.2 水土流失 |
| 第三章 鄂尔多斯高原全新世人类活动 |
| 3.1 全新世人类活动的气候背景 |
| 3.2 鄂尔多斯政区沿革与区域开发 |
| 3.3 人类活动遗址时空分布 |
| 3.3.1 遗址数量分布特征 |
| 3.3.2 遗址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 |
| 3.3.3 叠置型人类活动遗址 |
| 第四章 人类活动对水环境变化的响应 |
| 4.1 河流下切与人类活动变化 |
| 4.1.1 三岔河古城 |
| 4.1.2 三岔河古城环境退化 |
| 4.1.3 无定河上游人类活动遗址时空变迁 |
| 4.2 湖泊退缩与人类活动遗址的变迁 |
| 4.2.1 北大池与古城选址 |
| 4.2.2 小盐池与盐池县治的迁移 |
| 第五章 人类活动对沙漠化的响应 |
| 5.1 地层剖面揭示的全新世沙漠化过程 |
| 5.1.1 地层年代资料统计 |
| 5.1.2 统计分析结果 |
| 5.1.3 三岔沟湾剖面 |
| 5.2 古城变迁与沙漠化 |
| 5.2.1 统万城 |
| 5.2.2 铁柱泉古城 |
| 第六章 鄂尔多斯高原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讨论 |
| 6.1 人类活动遗址时空变迁原因 |
| 6.1.1 自然环境 |
| 6.1.2 人类活动 |
| 6.2 人类活动对环境变迁的响应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创新点 |
| 7.2.1 多学科交叉 |
| 7.2.2 长时间序列 |
| 7.2.3 沙漠化形成机制的一种新解释 |
| 7.3 研究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中国北方三个遗址出土马属动物（Equus ovodovi）的分子考古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骨骼形态学研究 |
| 1.1.2 稳定同位素研究 |
| 1.1.3 分子考古学研究 |
| 1.1.4 其他研究方法 |
| 1.2 古DNA研究概述 |
| 1.2.1 古DNA研究历史 |
| 1.2.2 古DNA研究方法 |
| 1.2.3 古代动物DNA研究 |
| 1.3 马属动物研究概述 |
| 1.3.1 马属动物群体历史 |
| 1.3.2 Equus ovodovi的研究现状 |
| 1.3.3 立题依据 |
| 第2章 材料与实验方法 |
| 2.1 遗址简介 |
| 2.1.1 黑龙江洪河遗址 |
| 2.1.2 陕西木柱柱梁遗址 |
| 2.1.3 宁夏沙塘北塬遗址 |
| 2.2 实验方法 |
| 2.2.1 样本采集 |
| 2.2.2 实验试剂和仪器 |
| 2.2.3 样本处理及年代鉴定 |
| 2.2.4 古DNA提取 |
| 2.2.5 古DNA文库构建 |
| 2.2.6 文库检测、纯化及定量 |
| 2.2.7 高通量测序 |
| 2.2.8 实验结果真实性 |
| 第3章 古DNA分析 |
| 3.1 古基因组信息 |
| 3.2 数据分析方法 |
| 3.2.1 数据处理 |
| 3.2.2 线粒体DNA分析 |
| 3.2.3 主成分分析 |
| 3.2.4 系统发育分析 |
| 3.2.5 Treemix分析 |
| 3.2.6 D统计分析 |
| 3.2.7 G-Pho CS分析 |
| 3.2.8 PSMC分析 |
| 3.2.9 杂合度分析 |
| 3.3 分析结果 |
| 3.3.1 Equus ovodovi的分类学定位 |
| 3.3.2 马属动物间的基因交流 |
| 3.3.3 Equus ovodovi的群体历史及灭绝因素 |
| 第4章 讨论 |
| 4.1 形态学研究与分子考古学的关系 |
| 4.2 环境考古学对解读动物群体的意义 |
| 4.3 人类生业模式对动物群体的影响 |
| 总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攻读成果 |
| 致谢 |
（7）塔里木盆地钻孔记录的中更新世以来轨道与亚轨道尺度上的气候变化（论文提纲范文）
| 个人简介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晚第四纪以来西风干旱区的研究进展 |
| 1.2.2 第四纪以来塔里木盆地古气候的研究现状 |
| 1.2.3 第四纪旋回地层学的研究现状及其进展 |
| 1.3 主要研究内容及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主要研究内容 |
| 1.4 论文主要工作量 |
| 第二章 研究区域概况 |
| 2.1 区域地质概况 |
| 2.2 研究钻孔的地质概况 |
| 第三章 研究理论与方法 |
| 3.1 时间序列分析方法 |
| 3.1.1 数据预处理 |
| 3.1.2 频谱分析 |
| 3.1.3 天文调谐 |
| 3.2 测年方法 |
| 3.2.1 电子自旋共振(ESR)测年 |
| 3.2.2 磁性地层年代 |
| 3.2.3 光释光(OSL)测年 |
| 3.3 古气候替代指标的测试和意义 |
| 3.3.1 粒度的意义和测试 |
| 3.3.2 磁化率(MS)指标 |
| 3.3.3 自然伽马(GR)指标 |
| 3.3.4 总有机碳(TOC)的意义和测试 |
| 3.3.5 Rb/Sr指标 |
| 3.3.6 孢粉指标 |
| 3.4 LOVECLIM模型 |
| 3.4.1 LOVECLIM模型简介 |
| 3.4.2 LOVECLIM模型的应用 |
| 3.5 小结 |
| 第4章 塔里木盆地KT11钻孔年代标尺的建立 |
| 4.1 KT11钻孔古气候替代指标的结果分析 |
| 4.2 KT11钻孔的绝对年代框架的建立 |
| 4.2.1 ESR测年结果 |
| 4.2.2 OSL测年结果 |
| 4.3 磁性地层年代框架的建立 |
| 4.4 塔里木盆地KT11钻孔的天文年代标尺的建立 |
| 4.4.1 演化图谱和COCO分析 |
| 4.4.2 数据的预处理 |
| 4.4.3 频谱分析 |
| 4.4.4 天文调谐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塔里木盆地轨道与亚轨道尺度的气候变化 |
| 5.1 塔里木盆地中更新世以来的气候变化 |
| 5.1.1 引言 |
| 5.1.2 天文驱动的塔里木盆地喀什凹陷的沉积演化 |
| 5.1.3 KT11钻孔记录的中更新世气候转型 |
| 5.1.4 KT11钻孔记录的塔里木盆地的干旱化事件 |
| 5.2 塔里木盆地过去76KYR以来的气候变化 |
| 5.2.1 引言 |
| 5.2.2 KT11钻孔记录的末次冰期以来的GR和粒度变化的环境意义 |
| 5.2.3 KT11钻孔记录的末次冰期以来亚轨道尺度上的气候变化 |
| 5.3 小结 |
| 第六章 塔里木盆地气候变化驱动机制的探讨 |
| 6.1 引言 |
| 6.2 KT11钻孔指标重建的西风区冰期-间冰期的古气候变化 |
| 6.2.1 孢粉的分析结果 |
| 6.2.2 喀什地区冰期-间冰期气候重建 |
| 6.3 喀什地区冰期-间冰期气候变化的驱动机制探讨 |
| 6.3.1 气候总体变化特征 |
| 6.3.2 暖湿的间冰期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8）基于对数比率校正与端元模型的中晚全新世抚仙湖流域环境变化与人类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中晚全新世以来环境变化研究进展 |
| 1.2.2 XRF扫描技术研究进展 |
| 1.2.3 粒度端元模型研究进展 |
| 1.3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创新之处 |
| 第2章 研究区概况 |
| 2.1 地理位置 |
| 2.2 地质与地貌 |
| 2.3 气候与水文 |
| 2.4 植被与土壤 |
| 第3章 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
| 3.1 样品采集 |
| 3.2 实验分析 |
| 3.2.1 元素测定 |
| 3.2.2 粒度数据的测定 |
| 3.2.3 TOC与TN数据的测定 |
| 3.3 数据分析方法 |
| 3.3.1 泊松分布沉积模型 |
| 3.3.2 LRCE对数比率校正方程模型 |
| 3.3.3 CEMMA聚类端元分析模型 |
| 第4章 抚仙湖沉积物中环境代用指标的建立及其指示意义 |
| 4.1 沉积岩芯年代序列的建立 |
| 4.2 抚仙湖各环境代用指标的指示意义 |
| 4.2.1 湖泊沉积中元素指标的指示意义 |
| 4.2.2 湖泊沉积中粒度指标的指示意义 |
| 4.2.3 湖泊沉积中总TOC、TN、C/N以及磁化率的环境指示意义 |
| 4.3 抚仙湖钻孔各指标分析结果 |
| 4.3.1 抚仙湖元素代用指标分析结果 |
| 4.3.2 抚仙湖粒度指标分析结果 |
| 4.3.3 抚仙湖TOC、TN、C/N与磁化率指标分析结果 |
| 第5章 抚仙湖近5000年来环境变化与人类活动记录 |
| 5.1 近5000年来的环境变化与人类活动 |
| 5.2 研究结果的区域对比 |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图表清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9）苟池孢粉记录的季风边缘区中全新世以来植被演替和气候变化特征（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 研究进展 |
| 1.2.1 全球中全新世以来环境变化研究进展 |
| 1.2.2 中国中全新世以来环境变化研究进展 |
| 1.3 本研究的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研究区概况 |
| 2.1 地理位置 |
| 2.2 地质地貌 |
| 2.3 植被类型 |
| 2.4 气候特征 |
| 第三章 材料与方法 |
| 3.1 样品采集与岩性描述 |
| 3.2 年代测定 |
| 3.3 实验方法 |
| 3.3.1 孢粉提取方法 |
| 3.3.2 孢粉鉴定、数据处理及制图 |
| 3.4 主成分分析(PCA) |
| 第四章 结果分析 |
| 4.1 年代结果 |
| 4.2 孢粉分析结果 |
| 4.2.1 主要孢粉的类型、指标及对其生态学的重要意义 |
| 4.2.2 孢粉谱分析 |
| 4.3 PCA分析结果 |
| 第五章 讨论 |
| 5.1 苟池中全新世以来植被演替和气候变化特征 |
| 5.2 苟池中全新世以来气候突变事件响应 |
| 第六章 总结与展望 |
| 6.1 主要结论 |
| 6.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近70年来中国自然地理与生存环境基础研究的重要进展与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 1 引言 |
| 2 中国自然地理与生存环境研究进展 |
| 2.1 干旱环境与沙漠演化 |
| 2.1.1 干旱环境演化 |
| 2.1.2 沙漠演化 |
| 2.1.3 风沙地貌 |
| 2.2 青藏高原地貌演化与大江大河发育 |
| 2.2.1 青藏高原隆升与新生代环境 |
| 2.2.2 青藏高原周缘河流发育与演化 |
| 2.3 冰冻圈:冰川、冻土及其变化 |
| 2.3.1 第四纪冰川研究的争论和进展 |
| 2.3.2 青藏高原冰芯研究 |
| 2.3.3 青藏高原现代冰川变化 |
| 2.3.4 多年冻土 |
| 2.4 中国气候及气候变化 |
| 2.4.1 季风气候及变化 |
| 2.4.2 西风气候及变化 |
| 2.4.3 中国全新世温度变化 |
| 2.4.4 树木年轮与中国近2000年来年分辨率气候变化 |
| 2.5 中国湖泊与湿地 |
| 2.5.1 古湖沼学研究及大湖期争论 |
| 2.5.2 湖泊污染与富营养化 |
| 2.5.3 中国湿地研究进展 |
| 2.6 流域模型与水土流失 |
| 2.6.1 流域模型 |
| 2.6.2 土壤侵蚀 |
| 2.6.3 黄土高原水土过程和生态系统服务 |
| 2.6.4 流域径流形成与转化的非线性机理 |
| 2.7 过去人-地相互作用 |
| 2.7.1 新石器时代与农业文明 |
| 2.7.2 史前人类定居青藏高原 |
| 2.7.3 欧亚大陆史前时代东西方文化交流 |
| 2.8 生物地理 |
| 2.9 自然地理地带性 |
| 3 结论与展望 |
| 3.1 中国自然地理与生存环境研究正在全面走向国际研究第一方阵 |
| 3.2 国际接轨和手段现代化的研究推动中国自然地理研究走向国际前沿 |
| 3.3 立足中国特色在全球视野下的自然环境研究推动中国自然地理研究引领国际前沿 |
四、Late holocene man-induced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central russian plain: paleopedological evidences from early-medieval archaeological site.（论文参考文献）
- [1]黑龙江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D]. 刘伟. 吉林大学, 2021(01)
- [2]青藏高原旧石器-历史时期交流路线的重建及演变研究[D]. 兰措卓玛. 青海师范大学, 2021(09)
- [3]广西中西部地区早更新世以来气候演化及其对早期人类活动的影响[D]. 程柳菱. 中国地质大学, 2021
- [4]两万年来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古植被地理分布格局的定量重建[D]. 徐德宇. 浙江师范大学, 2021
- [5]鄂尔多斯高原全新世人类活动对环境变迁的响应[D]. 温鹏辉. 兰州大学, 2021(09)
- [6]中国北方三个遗址出土马属动物（Equus ovodovi）的分子考古学研究[D]. 朱司祺. 吉林大学, 2020(03)
- [7]塔里木盆地钻孔记录的中更新世以来轨道与亚轨道尺度上的气候变化[D]. 张蕊. 中国地质大学, 2020(04)
- [8]基于对数比率校正与端元模型的中晚全新世抚仙湖流域环境变化与人类活动研究[D]. 梁秋实.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1)
- [9]苟池孢粉记录的季风边缘区中全新世以来植被演替和气候变化特征[D]. 严怀玉. 兰州大学, 2020(01)
- [10]近70年来中国自然地理与生存环境基础研究的重要进展与展望[J]. 陈发虎,傅伯杰,夏军,吴铎,吴绍洪,张镱锂,孙航,刘禹,方小敏,秦伯强,李新,张廷军,刘宝元,董治宝,侯书贵,田立德,徐柏青,董广辉,郑景云,杨威,王鑫,李再军,王飞,胡振波,王杰,刘建宝,陈建徽,黄伟,侯居峙,蔡秋芳,隆浩,姜明,胡亚鲜,冯晓明,莫兴国,杨晓燕,张东菊,王秀红,尹云鹤,刘晓晨. 中国科学:地球科学, 201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