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现阶段居民储蓄存款实际利息率估算初探（论文文献综述）
黄志[1]（2021）在《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纵观人类社会的演进历程,技术创新一直是推动地区乃至国家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是各国抢占国际竞争高地的重要手段。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计算机运算能力和运算速度大幅提升以及算法有效性取得极大突破,人工智能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并迅速将人类社会送入了智能时代,加速改变着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基于此,世界各国纷纷围绕人工智能展开了新一轮角逐,美、日、德、法等国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扶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以期借人工智能之势在新的历史时期抢占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就中国而言,人工智能作为一项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正在受到党中央的高度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10月31日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推动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在2018年12月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要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在2019-2020年,进一步强调要积极推动人工智能与媒体、教育、社会治理以及疫情防控等领域深度融合。届此,中国的人工智能及其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踏上了新征程。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技术进步,在与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过程中具体表现为各种有形（机器人）和无形（算法、系统等）的技术创新。那么,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如何影响经济增长?通过什么渠道影响经济增长?“索洛悖论”是否存在?从长期而言,是否会使经济呈现指数级增长趋势?从国际层面而言,人工智能在全球范围内的加速渗透是否会进一步扩大未来南北差距?围绕人工智能的这一系列问题具有相当重要性,但目前尚未有系统性研究,甚至在一些方面仍存在研究空白。为此,论文以经济学为主,结合计算机科学、哲学、数学等多学科理论知识,综合运用历史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等研究方法,按照“总-分-总”的结构谋篇布局,以研究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论文主要内容如下:总论部分在系统梳理相关文献、详细阐述理论基础以及清晰刻画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基础上,探析了人工智能在向经济社会渗透过程中表现出的四大经济效应:智能渗透效应、边界延展效应、知识创造效应和自我深化效应,并对影响经济增长的三大主要因素（劳动、资本和生产技术）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人工智能四大经济效应作用于劳动、资本和生产技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提出由劳动渠道、资本渠道和生产率渠道三条渠道构成的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总体分析框架。分论部分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相结合逐一探讨了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渠道、资本渠道和生产率渠道。此外,由于数据不可得,无法通过实证分析的方式来识别人工智能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本文基于理论层面,进一步探讨了人工智能对长期经济增长以及未来南北差距产生影响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第一,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能够显着促进经济增长,长期经济增长甚至存在指数级增长的可能。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技术进步最显着的技术创新,与传统技术创新相似,能够为区域乃至国家经济增长提供动力源泉,显着推动宏观经济增长。但与传统技术创新不同的是,人工智能能够通过实现自动化知识生产,为经济提供更强的增长效应,长期而言,如果智能自动化技术进步与新任务边界延展规模一致,经济将实现指数级增长。但不容忽视,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渗透融合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会经历导入阶段、拓展阶段和成熟阶段等阶段的积累和调整过程。因此,人工智能并非一开始就能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在人工智能的导入阶段,将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效应。人工智能具有“当代与未来贯通的长期性”,经过导入阶段的积累和调整过程,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才得以显现,长期而言,经济存在指数级增长的可能,但同时伴随着南北差距的扩大。自主创新成为缩小未来南北差距的关键,而提升欠发达国家的技术引进效率仅能够缓解南北差距扩大的趋势。第二,人工智能的发展伴随而来的是劳动力从机械化、知识创造性低的工作和既定程序的开放型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而新工作岗位对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要求不断提升,带来高技能劳动力需求扩大和实际工资水平提高,进而对经济高质量增长产生推动作用。劳动是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之一,劳动渠道主要通过劳动就业路径和劳动收入路径促进经济增长。从劳动就业路径而言,人工智能能够将劳动力从繁琐的工作中解放出来,与此同时,创造新的就业需求,拉动劳动力就业,推动经济增长;从劳动收入路径而言,人工智能能够带来更高的劳动收入水平,对经济增长表现出显着的正向效应。目前,人工智能发展的同时,工作任务标准化、劳动力素质和技能提升以及智能渗透引致就业均能缩小技能收入差距,技能收入差距并未呈扩大趋势,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效应,但不容忽视的是,目前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渗透融合尚处于拓展初期,边界延展对技能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并未得到完全释放,未来仍然存在技能收入差距扩大的潜在风险。另外,人工智能在与经济社会渗透过程中同样潜伏着风险和挑战,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的导入阶段,会带来智能机器挤出劳动就业,降低劳动收入水平,并加剧收入不平等,进而抑制经济增长。只有经过导入阶段的调整和技术积累,人工智能的经济增长效应才能真正发挥作用。第三,人工智能在经济社会的快速渗透将吸引更多的资本积累,增加资本投资,提升资本的生产效率,对宏观经济增长产生支撑作用。资本是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又一渠道,而这一渠道主要通过资本积累路径和资本结构路径发挥作用。就资本积累路径来看,在人工智能的导入阶段,人工智能资本增加的同时挤出传统资本,由于增加的人工智能资本难以弥补挤出的传统资本,进而资本积累下降,抑制经济增长,但经过导入阶段的调整和技术积累,人工智能能够吸引更多的资本投资,增加资本积累,且增长幅度大于下降幅度,进而资本积累总体呈上升趋势。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资本积累尚存在较大空间,通过增加资本积累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就资本结构路径来看,受行业工作任务特征的影响,人工智能的渗透难度存在行业差异。由于产品生产部门智能渗透相对容易,将吸引大量人工智能资本和部分传统资本流入,而服务部门智能渗透难度大,该部门新增的高技能岗位将吸引大量传统资本流入。在两种资本的流动过程中,无论是产品生产部门大量采用人工智能资本替代劳动力,还是服务部门部分采用人工智能资本替代劳动力,传统资本与高技能劳动力相结合进行生产,都将提升资本的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第四,人工智能的发展能够突破“索洛悖论”的怪圈,显着提升技术效率,最终体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为经济增长提供力量源泉。生产效率是除劳动和资本外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又一渠道,而这一渠道包括技术进步路径和技术效率路径。但实证发现,生产率渠道主要通过技术效率路径发挥作用,技术进步路径的作用并不显着。具体而言,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对促进技术传播和扩散、科学发现与发明以及技术革新和改进等的作用并不显着,难以通过技术进步路径实现经济增长。但能够提升其他生产要素间衔接配合的契合度,补充或增强传统生产要素,带来微观主体的管理方式、社会管理方式以及经济社会组织运行的模式不断改革,改善要素质量与配置效率,进而驱动经济增长。然而,人工智能并非一开始就能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同样需要调整和技术积累的过程。人工智能在导入阶段,由于“索洛悖论”的存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但随着人工智能在行业应用的逐渐成熟,“索洛悖论”将消失,全要素生产率显着提升,且提升幅度大于前期的下降幅度,进而实现经济增长。最后对论文的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并就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另外,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多角度、综合系统地分析了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三条渠道,补充和拓展了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围绕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的已有研究往往直接指出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而缺乏作用机理分析,或者从某一方面研究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缺乏多视角、综合系统的研究。本文基于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从劳动、资本和生产率等多角度出发,综合系统地分析了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渠道,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和拓展了已有的相关研究:（1）劳动渠道。人工智能的发展伴随着劳动力从机械化、知识创造性低的工作和既定程序的开放型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创造的新就业岗位带来高技能劳动力需求扩大和实际工资水平提高,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也将带来技能溢价,加剧收入不平等,进而抑制经济增长。（2）资本渠道。人工智能能够增加资本积累,带来人工智能资本和传统资本在行业流动,提升资本的生产效率,推动经济增长。（3）生产率渠道。人工智能在行业的应用过程中能够提升其他生产要素间衔接配合的契合度,补充或增强传统生产要素,带来微观主体的管理方式、社会管理方式以及经济社会组织运行模式不断改革,改善要素质量与配置效率,进而驱动经济增长。第二,考虑了人工智能对经济社会产生影响的阶段差异,从理论上科学、全面地认识了人工智能在渗透融合的不同阶段对经济社会的风险与机遇。人工智能向经济社会渗透融合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会经历从导入到不断成熟的过程,因此,其对经济社会的作用效应也将存在阶段差异。Hémous&Olsen（2015）、王君等（2017）等研究注意到了人工智能对劳动就业和收入差距产生影响的阶段差异,但在人工智能的其他相关研究中并未受到重视。因此,围绕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的已有研究均未考虑人工智能产生影响的阶段差异,进而忽略了人工智能对经济社会产生影响的调整过程,而调整过程往往伴随着风险与挑战。因此,缺乏这一考虑,可能导致研究结论出现偏差。本文将人工智能产生影响的阶段差异引入分析过程,分析了人工智能在与经济社会渗透融合的不同阶段通过作用于劳动、资本和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应,明确了人工智能风险和机遇的阶段存在性。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对既有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相关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第三,从行业层面出发,探索出了一种衡量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的方法,弥补了目前人工智能相关研究在数据选择上的不足。受相关数据可得性的限制,国内围绕人工智能的实证研究较少,已有的实证研究主要采用工业或制造业机器人数据进行研究,并不能全面反映人工智能在整个国民经济行业的渗透情况,得到的结论存在片面性。本文采用人工智能相关专利申请量作为衡量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基于本文对人工智能的界定,分别以“人工智能”“算法”“专家系统”“机器人”为关键词,在Patenthub专利汇全球专利数据库搜索专利数据,将重复的数据进行剔除,并将得到的人工智能专利数据根据三个层次分入我国国民经济各行业。第一个层次:按国际专利分类（IPC）主分类号归类;第二个层次:难以按IPC号分类的专利数据按照《国际专利分类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参照关系表》归类;第三个层次:剩余的专利数据按用途划分。最后形成2003-2018年19个行业人工智能专利绝对量的面板数据。这一数据清晰地反映了人工智能在不同行业的渗透情况,以及对不同行业产生的影响效应。基于此,实证检验了人工智能的经济效应,克服了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相关研究在人工智能代理变量选取上的不足。
闫博[2]（2021）在《后发展国家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构建 ——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最为宝贵的一条经验就是通过渐进式改革,逐步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在改革的顺序上,是先一般商品价格、后生产要素价格;在改革的路径上,是先双轨、后并轨。与其他经济领域的改革类似,利率市场化改革作为纵贯中国金融改革历程持续时间最久、覆盖范围最广、因此影响也最为深远的一项改革,凸显了渐进式改革的特征。在2015年放开存款利率行政管制后,正式进入了构建与市场相适应的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的攻坚阶段。为此,如何构建这一机制,不仅关乎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最终成败,而且也决定了整个金融改革的成败。由此决定了中国货币政策当局、金融市场主体以及学术界,都高度关注这一重大问题。由于这场改革是始于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的“放松金融管制”、特别是后发展国家的“金融深化”（亦即“金融自由化”）的继续。为此,从全球的视角,即通过对主要发达国家和后发展国家的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构建的实践和经验展开考察,研究中国如何通过渐进的方式构建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更具有现实意义。本文第2章通过对货币政策有关概念的界定厘清以及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的梳理,试图勾勒出一个较为完整的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模式基本框架。一方面,从货币决策理论与货币操作实践始终存在所谓的“两分法”这一实际出发,在厘清并界定货币政策框架有关基本概念和相关理论后发现,如何选取以及选取何种货币政策工具并非最主要的问题。因为这主要与一国金融体系发展的历史沿革、金融市场健全发育程度以及货币政策当局决策的习惯偏好有关;而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一直被视为一国货币政策作用于实体经济的逻辑起点。为此,属性的选择才是区分数量型调控或价格型调控的根本依据。另一方面,无论是过去传统的货币政策操作,还是近年来涌现出的大量非常规性货币政策操作,都是以短端（主要是隔夜）货币市场利率作为最主要的货币政策操作目标,是各国中央银行坚持践行的操作准则。在此基础上,本章逐步勾勒出中央银行依靠调节短端（隔夜）基准利率（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依靠利率走廊调控机制以及公开市场操作,充分发挥流动性效应和预期效应,引导货币市场利率趋于货币政策当局的合意区间,从而推动基准收益率曲线发生相应变化,以此影响各类金融产品定价和市场主体行为,进而改变投资和消费,最终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逻辑主线和基本框架。本文将遵循这一逻辑主线,结合中国的实际,对其中的关键环节和重要节点进行研究。第3章以美国、欧元区以及印度、土耳其为例,论述了发达国家与后发展国家市场化利率的形成以及调控实践。首先,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后发展国家,都实施了以取消利率管制为主要内容的利率自由化。利率管制的取消对于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应当看到,利率市场化仅仅是市场化利率形成以及调控机制建设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除此以外,还要求货币政策框架也相应转型。其次,在实施货币政策框架转型的过程中,这些国家都最终选择了以短端（隔夜）利率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价格型调控模式。然而不同的是,美联储选择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目标作为央行短端基准利率,希望市场主体通过阅读央行设定目标利率水平与实际利率偏离所表达的货币政策立场形成相应预期,由此做出更加高效合理的决策;而欧元区、印度和土耳其央行则选择中央银行与金融机构开展的特定期限业务利率作为央行短端基准利率,希望利用更加容易控制的业务利率保留一定操作的灵活性和主动性。应该说,不同模式的选择本身并无优劣之分,主要取决于一国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以及市场交易习惯。最后,在市场化利率调控机制的构建上,这些国家又都相继建立健全了利率走廊调控机制。但是其结果则不尽相同:美国和欧元区货币市场利率调控效果比印度和土耳其好;土耳其为应对资本外流,引入了新的具有实验特征的货币政策框架,以此尝试挑战“蒙代尔不可能三角”,最终以失败告终。由此可见,构建市场化利率形成和调控机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后发展国家,虽然从表面上看相似之处较多,但效果差异的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客观规律,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值得记取。第4章在梳理发达经济体和后发展经济体货币政策操作实践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了建立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的经验:第一,在货币政策决策层面,应当给予中央银行更大、更多、更加独立自主的政策制定权,并且在货币政策具体执行实施过程中,不受或较少受到外界干扰。在此基础上,中央银行应当建立健全更加科学高效透明的决策机制,并尽可能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采取定期或不定期的频率,对外公布货币政策执行情况以及前瞻和愿景,以此有效引导各类市场主体的预期,最终达到事半功倍的调控效果。第二,在货币政策操作层面,货币政策框架从以数量为主向以价格为主转型势在必行,其中最为关键的核心,是要逐步推动实现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向短端（隔夜）利率转换。与此同时,建立健全利率走廊调控机制,并始终注重其与公开市场操作的协调配合。由于这种政策组合有助于降低公开市场操作的使用频率及操作成本,能够消除因市场摩擦对短端利率调控带来的诸多影响,因此已经成为发挥流动性效应与预期效应相一致的最佳选择。第三,在货币政策传导层面,遵循国际短端市场基准利率的改革趋势,遴选覆盖范围更加宽广、隔夜期限、有质押担保的回购利率作为短端市场基准利率。在此基础上,应当通过多种渠道,持续树立并巩固提高该利率在整个利率体系中的基准地位以及不断扩大其在各类金融产品定价方面的应用。与此同时,多策并举,建立一个期限结构相对完整、市场流动性较强、产品内容丰富、交易主体广泛多元的具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体系,完善市场基准收益率曲线。第四,在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构建上,“走廊”的上限应当设计为匿名申请制,且有较为宽泛的抵押资产清单。“走廊”的下限可以根据一国准备金缴存实际,选择清算账户余额利率或超额准备金利率（在极端情况下也可选择隔夜逆回购利率）。政策利率应该与一国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选择模式相关,但是在利率期限、决策方式（频率）等方面,应该与利率走廊上、下限保持一致。政策利率对货币市场利率的引导调控作用是其遴选的重要参考标准。同时,利率走廊形态并无好坏优劣之分,本质上应该是能够适应经济和金融形势的变化,实现货币政策当局调节短端利率波动的初衷。但是在设立初期,应本着简单规范便于操作的原则,从而使各类市场主体形成成熟稳定的利率走廊调控预期。第5章在厘定基准利率含义、分类以及中央银行基准利率选择偏好的基础上,以政策利率和市场利率分析为例,结合中国的实际,对央行基准利率的不同选择模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作者认为:一方面,如果选择货币市场利率目标作为基准利率,根据利率期限结构预期理论、国际实践以及对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选择隔夜期限利率较为科学合理。此时央行基准利率与货币政策操作目标重合于R001（或DR001）目标水平,类似于美联储的模式。值得注意的是,R操作对象除了存款类金融机构,还包含了大量非银行金融机构,抵押品相对宽泛,市场代表性更强;而DR则仅限于存款类金融机构,抵押品范围较窄但质量要求较高,能够最大限度降低因抵质押品质量优劣以及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多寡对利率波动带来的影响,无风险性以及基准性更强。特别是自2016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频繁强调DR在我国市场基准利率遴选培育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和重要地位,表明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目标有逐渐转换到存款类金融机构之间交易的倾向。由此R与DR一度分化明显。为此,从货币当局的政策引导和偏好习惯上看,DR001目标成为央行基准利率（操作目标）的可能性更大;从市场代表性（或引导更大范围内货币市场利率水平）看,R001更为合适。另一方面,如果选择央行特定期限业务利率作为中央银行基准利率,当前比较合适的是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利率。这种选择也更加符合我国央行更加倾向于开展7天期限市场操作的偏好。但选择7天期限利率作为操作目标期限,显然与利率期限结构预期理论以及当前各国均以隔夜利率作为操作目标的经验不符。然而,现实中同样采取特定期限业务利率作为基准利率的英格兰银行,历史上也曾经开展过多品种、多期限的公开市场操作,最终才逐步收敛到短端（隔夜）公开市场操作,并将其作为基准利率。第6章基于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的基本框架,通过实证分析,进一步论证了短端基准利率选择以及短端基准利率向中长期利率传导的有关问题。一方面,在短端基准利率选择的实证分析上,如果央行基准利率选择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目标模式,从货币市场基准利率属性出发,实证结果表明,R001与DR001均具备较好的基准性、市场代表性、稳定性、无风险性以及与实体经济相关性等特征,在技术性上都具备成为央行短端基准利率的条件;但是DR001目标作为基准利率更加具有政策指向性,而R001目标更具有市场代表性。在实践操作中,建议对所有机构（特别是除存款类金融机构外）一视同仁,平滑因市场分割导致DR与R分化,畅通利率传导。同时,更加关注短端（特别是隔夜）市场利率稳定,并逐步将短端（特别是隔夜）利率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目标,最终如何选择应适时追踪央行后续政策取向以及市场接受程度为宜。如果央行基准利率选择特定期限业务利率模式,实证检验结果表明,7天逆回购利率能够较好引导短端市场（基准）利率以及相关期限货币市场利率。在实践操作中,可以参考欧元区央行的做法,暂不公布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多渠道引导金融机构通过识别7天逆回购利率与R007/DR007（或R001/DR001）之间的基差来判断货币当局政策立场变化,以此实现利率调控的意图,并适时考察上述过程中市场主体变化,择机论证有无将其逐步转向短端（隔夜）公开市场操作并将其作为基准利率的可能性,从而更好地符合利率期限结构预期理论以及国际经验。另一方面,在向中长期利率的传导上,基于弹性分析以及SVAR脉冲响应分析结果表明,选定的短端市场基准利率对不同期限国债收益率均能产生影响;但是随着期限的增加,利率传导效果呈现逐渐衰减趋势。同时,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金融体系日益健全,各类微观主体对利率的敏感性持续增强,短端利率向中长期利率传导效果已经明显提升,利率传导机制更加通畅高效。实证检验结果为市场化利率形成和调控机制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技术保障。第7章从中国金融体系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这一实际出发,重点聚焦信贷市场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的构建。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虽然已经正式宣布完全放开存贷款利率行政管制,但出于多方面考虑,作为过渡时期措施仍保留存贷款基准利率这一货币政策工具,利率体系双轨制的特征依然存在,主要表现为金融机构变向通过行为协同参考贷款基准利率定价。同时,由于资金来源的属性不同,银行内部资产仍采取存贷款基准利率与市场利率双轨并行的方式定价,市场利率与贷款利率的变化难以一致。这种利率双轨制的基础已经由此前的行政约束转变为当前的市场主体的惯性适应,并且对经济发展、乃至各类社会主体的融资造成诸多不利影响。基于TVP-VAR分析的结果也表明,在这种隐性利率双轨制时期,短端利率向中长端利率传导效果不佳,向价格水平传导的效果也不够显着。另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以贷款利率双轨合一为突破口,推动市场利率与贷款利率并轨,牵头推进以新的报价原则、新的报价行、新的期限品种、新的形成方式和新的报价频率为主要内容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改革。其中最为显着的特点,在于将此前LPR锚定贷款基准利率,转换为锚定“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并多策并举推出配套措施,持续巩固和强化“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基准地位和作用。这对于健全央行的利率调控体系、疏通利率传导机制以及快速稳健实施贷款利率并轨、乃至下阶段实现存款利率的并轨,都具有重大的意义。第8章在简要回顾中国利率调控机制演变历程的基础上,对当前我国的隐性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构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一方面,遵循价格型调控操作主流模式,央行一直在持续推进利率走廊的建设。经过中国人民银行的持续政策指引以及不断完善,当前利率走廊正处于隐性建设阶段,且相关技术储备已初具雏形:隔夜“常备借贷便利”（SLF）被设计成为利率走廊上限;由于我国一直实施存款准备金制度,因此超额准备金利率作为利率走廊下限较为合适;而在我国尚未明确央行短端基准利率是选择市场基准利率目标还是特定期限操作业务利率的情况下,本着审慎原则,央行7天逆回购利率和DR（R）目标都具备政策利率的技术准备。从上述假设变量构建的隐性利率走廊运行效果看,我国货币市场利率水平和波动性均呈下降趋势,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效果初步显现。另一方面,从已经实施利率走廊的国家实践经验来看,利率走廊本质上应该是一种预期管理工具,因此需要央行与市场主体经历一个渐进式的自适应过程。着眼于建立健全我国未来的利率走廊调控机制,聚焦当前利率走廊运行的实际情况,本文认为:第一,应更加注重货币市场整体利率水平稳定。在重点关注存款类金融机构融资利率稳定的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应当通过扩大一级交易商范围,将非银行机构纳入其中,或由其直接参与货币市场交易,以此统筹兼顾货币市场整体利率稳定。第二,扩大“常备借贷便利”（SLF）操作主体范围,并不断完善质押品制度,持续巩固“常备借贷便利”（SLF）作为利率走廊上限的功能作用。第三,适时明确我国央行短端基准利率,并通过合理的政策引导及宣示,适当的公开市场操作和利率走廊调控,持续向市场传递央行政策意图。在条件成熟时,探索将政策利率期限由7天转向隔夜期限,以此更好地符合利率期限结构预期理论以及调节货币市场隔夜利率的政策初衷。第四,逐步消化过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通过货币政策当局以及市场主体的共同努力,尽快完成这个渐进式自适应过程,最终完成由隐性建立到显性确立的过程。第9章为全文的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在对全文的研究进行系统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建议:第一,应切实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以及前瞻性。其主要政策措施包括:根据宏观调控以及经济发展需要,逐步收敛过多的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至1-2个;赋予中国人民银行更多的货币政策决策权,逐步提高利率政策决策的科学性和透明度;充分发挥预期效应,通过多种渠道、多策并举,切实提高央行与市场各类主体沟通效果,增强货币政策透明度以及前瞻引导能力。第二,持续突出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其主要政策措施包括:逐步收敛过多的货币政策工具,避免政策工具使用碎片化、操作短期化以及释放信号相悖等问题,更加注重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尽快明确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并适时推动货币政策框架相应以新的基准利率目标为核心开展相关操作;加强测算我国自然利率,并逐步探索切实符合我国实际的合理利率水平,以此根据产出缺口开展相关操作及调控;在继续广泛推进LPR应用贷款利率定价的同时,进一步培育以DR为代表的银行间基准利率体系建设,提高国债发行频率,以此加快培育市场基准利率,并不断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第三,着力增强配套措施建设。其主要政策措施包括:逐步消化此前过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并将其降低至一个合理区间水平。同时,将使用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工具的落脚点由此前的稳定市场流动性,转变为稳定货币市场利率;加快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强化市场定价机制建设;加快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严格规范推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实施全口径预算约束管理;加强财政配套政策支持,优化国债发行期限结构,提高国债发行频率,着力增强债券市场的流动性。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相对于既有研究绝大多数对央行短端基准利率选择模式不够全面、清晰、准确的实际,本文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比较全面、客观地阐述了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选择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目标或者特定期限业务利率两种模式有关问题,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步;第二,相对于既有研究绝大多数将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以及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独立研究而言,本文抓住央行短端基准利率这个共同逻辑起点,并以此为源点,将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二者进行有机统筹,以更宽广的视野和格局,对我国货币政策以数量调控为主向价格型调控转型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赵楠[3]（2020）在《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理论基础及现实条件性分析》文中研究说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启动和推进,我国也开始借鉴和采用了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来调控宏观经济。学术界和政府职能部门对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问题非常关注。但是,对如何评价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则没有统一的定论。本文试图从货币政策理论和货币政策实践两个角度来探讨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为“新时期”中国货币政策的实施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首先,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理论探讨,是从对货币的起源、本质及作用开始探讨的。对经济思想史上有关货币起源及本质问题上的两大对立观点“货币金属论”和“货币名目论”、以及货币作用问题上的两大对立观点“货币中性论”和“货币非中性论”进行了辩证的分析,得出了货币政策乃是“有效性”和“无效性”的对立统一的观点,也即货币政策的“相对有效性”的观点,为货币政策有效性找到了理论基础;其次,从实践的角度分别考察了美国和中国的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实施历程,并总结了各自的货币政策实施效果。进一步指出,货币政策的“相对有效性”就意味着一定的条件性,进而从两国的货币政策实施效果中总结出货币政策有效性所需的一般条件以及中美两国的差别条件;最后,分析了“新时期”我国面对的国内外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总结了这一时期货币政策有效性下降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第一,完善“新时期”提高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宏观条件。即保证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有效配合、多种政策配合解决众多的结构性问题、解决内外部均衡等措施;第二,改善“新时期”提高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微观条件。即加强货币政策的结构调整能力、深化对金融创新的监管、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推出我国央行数字货币等措施。总之,所有这些宏微观条件改善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保证经济的平稳增长和物价稳定。
杜芳雨[4]（2020）在《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与给付均衡研究》文中指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以来,国内外养老保险缴费通常是以就业人数为基点,按人均工资或工资总额比例缴费。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与技术替代劳动力趋势日益显现,养老保险供需两侧矛盾逐步凸显。如何拓展养老保险资金来源,实现养老保险缴费与给付均衡并保证经济的运行效率成为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从国际经验看,应对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失衡的办法通常是增加养老保险缴费率（税率）、延迟退休和降低养老金调整指数,然而,这些方法在实施过程中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局限性。鉴于此,本文转变思路,从全生产要素共担养老保险缴费视角出发,研究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与给付均衡,以期为拓展养老保险资金来源、促进养老保险资金供需结构优化、实现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提供新视角、新思路。论文坚持理论推导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原则,围绕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与给付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均衡度等展开研究。首先,在罗默经济增长模型的框架下,构建了一个涵盖知识生产、产品生产和家庭的三部门动态均衡模型,并开展了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与给付均衡的理论推导,回答了“基础养老保险缴费为什么要由现行缴费模式向产出缴费模式转变”的问题,其次,构建了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与给付适度水平及均衡度模型,回答了“产出缴费与给付均衡程度如何衡量”的问题;最后,基于模拟实证与计量实证,采用比较研究方法,实证检验了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模式在供需优化和社会经济效应上的优势,回答了“相较于现行缴费模式,产出缴费模式存有何种优越性”的问题。全文共包括十章内容:第一章是绪论,阐述了选题背景和意义,并在回顾文献的基础上梳理出本文创新点及不足;第二章是理论基础,主要介绍了养老保险基本理论和养老保险全要素共担理论,为后续章节的理论推导和实证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第三章是现状及动因分析,梳理了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演变路径、缴费给付现状和存在问题,并初步从定性层面重点讨论了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的动因。第四章是“产出”缴费与给付模型构建及总均衡分析,本部分以罗默模型为理论框架,将知识与技术进步因素纳入模型中,最终推导出“在工资缴费模式下,技术进步造成劳动力需求边际递减从而不利于实现养老保险供需均衡;在产出缴费模式下,技术进步造成总产出边际递增有利于实现养老保险供需均衡”的结论,由此提出“产出”缴费与给付均衡度模型,并对“产出”缴费模式下缴费给付的总均衡展开分析;第五至七章在总均衡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理论推导和模拟预测,进一步从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与给付的城乡间均衡、地区间均衡、行业间均衡三个维度进行了实证检验;第八章用计量方法整体检验了“产出”缴费模式下的产业结构优化联动效应、城乡就业结构优化联动效应、技术创新联动效应和人口老龄化脱钩效应,并对两种模式在时间序列上的稳定性做出比较;第九至十章在前文基础上提出对应的调整路径、实现机制和对策建议。论文的核心结论包括:第一,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模式缴费率与缴费适度水平相适应,与企业及个人缴费能力相契合;第二,相较于现行按劳动人数“工资”缴费模式,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模式,更有利于实现基础养老保险缴费与给付均衡;第三,相较于现行按劳动人数“工资”缴费模式,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模式,更有利于实现养老保险缴费的城乡间共担;第四,相较于现行按劳动人数“工资”缴费模式,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模式下,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缴费额均衡度均有所提升,同时也证明了养老缴费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之间的共担。第五,相较于现行按劳动人数“工资”缴费模式,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模式更有利于缩减基础养老保险缴费的地区差距。在“产出”缴费模式下基础养老保险缴费金额的集中度、极值系数、缴费金额—经济不平衡指数等指标在2010-2015年间均有所降低;第六,相较于现行按劳动人数“工资”缴费模式,“产出”缴费模式有着更强的产业结构优化联动效应、城乡就业结构优化联动效应、技术创新联动效应和人口老龄化脱钩效应,因此更能适应当前经济结构转型的需要,并且上述效应均存在明显区域差异。论文的核心创新点包括:第一,基于现实数据,对基础养老保险按“产出”缴费模式下的总均衡和结构均衡做了更加系统的测算预测,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进一步模拟实证了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模式下的总均衡度、城乡均衡度、行业均衡度与地区均衡度等;第二,借助理论推导,更加深入地夯实了养老保险全要素共担理论的经济学理论基础。论文在罗默模型分析框架下进行基础理论推导,在劳动力技术替代人口老龄化双重趋势下,从用人单位层面推导并丰富了养老保险全要素共担理论,较好地回答了“为什么要开展养老保险按产出缴费”的问题;第三,结合经济发展实际,在城乡维度、行业维度和地区维度内拓展了养老保险全要素共担理论在“劳动力要素转移流动”背景下的适用性;第四,基于计量方法和现实数据,较为系统地实证检验了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模式的社会经济效应。
阿木（Amarbayasgalan Altantsetseg）[5]（2020）在《中蒙商业银行储蓄利率对比研究》文中认为随着世界利率浮动的变化,利率逐渐朝向市场化进行发展,蒙古国利率一直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但是由于利率市场化进程较慢,一直执行央行出台稳定利率措施,不过未来市场化的进程会逐渐加快,势必会给蒙古国商业银行带来一定的调整,加强稳定利率水平不仅可以保持金融秩序稳定,还可以强化蒙古国人民对央行金融体系的信息。而中国在2013年全面放开了利率管制,不再针对利率设定0.7倍下限,中国在利率市场化水平在不断提升,虽然短期给予商业银行带去较大的挑战,也存在一定的利率风险,但是通过中国金融部门的强化手段,合理的引导政策,对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已经逐渐成熟,而蒙古国在利率改革方面还比较落后,应该学习中国的利率自由市场调节作用,制定合理的利率市场化的进程标准。储蓄利率是反应人们基础生活水准的主要的金融措施,储蓄利率的调整关于储户在银行中,蒙古国商业银行理财的产品带来的利率收益通常会高于普通存款,因此许多银行客户倾向于将钱存在理财产品中,投入理财产品的资金量增大,那么在存款中的资金量有所减少,也会侧面促进央行提升存款的基准利率。通过对中国和蒙古国商业银行储蓄利率的对比分析,从而找出蒙古国商业银行储蓄利率存在的不足之处以及相同点和不同点,不仅能够为后续学者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还可以对蒙古国商业银行发展提供借鉴。以中国和蒙古国商业银行的储蓄利率为例,分析中国和蒙古国商业银行的储蓄利率发展情况,结合古典利率即凯恩斯利率理论等,可以对中国和蒙古国商业银行的储蓄利率进行定性分析,提出促进蒙古国商业银行储蓄利率优化的进一步发展的对策建议。本研究的目的是根据中国和蒙古国商业银行的储蓄利率进行对比,从研究现状和存在问题出发,找出蒙古国商业银行在储蓄利率方面的不足,提出改变建议,而稳定的储蓄利率势必会给予金融体系的安全保障。随着蒙古国商业银行的发展,商业银行当中出现利率的变化对增加商业银行经营风险,提高银行盈利能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对中国和蒙古国商业银行储蓄利率的对比分析,找出蒙古国商业银行储蓄利率存在的不足之处。通过对比相同点和不同点,不仅能够为后续学者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还可以对蒙古国商业银行发展提供借鉴。运用文献法:通过搜集相关文献,辨析商业银行储蓄利率相关理论,提出适合本研究的概念和定义。应用比较分析对中蒙商业银行储蓄利率进行比较分析,找出相同点和差别点。收集中国、蒙古国和其他国家的商业银行储蓄利率的数据,整理和分析中国和蒙古国商业银行储蓄利率现状。本文以蒙古国商业银行和中国商业银行利率为研究目标,并提出对策。
田伟[6]（2020）在《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对城镇就业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自建立以来,企业缴纳的养老保险费部分一直都是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的最主要来源,为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持续运行奠定了财务基础。目前中国虽然将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由20%下调至16%,但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仍远高于大部分国家企业缴纳的养老保费费率水平。像在欧洲和拉丁美洲受到指责一样,中国过高的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被认为是推高企业劳动成本和阻碍就业的原因。在当前面对世界贸易争端,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就业没有得到有效缓解的情况下,本文基于社会养老保险角度在探讨企业养老保险合理缴费率水平基础上研究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对城镇就业的影响,并探讨降低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的途径。利用相关数据和方法,本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根据世代交叠模型数值模拟发现在合理的参数取值下,当不考虑延迟退休因素时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为9%左右,当考虑延迟退休因素后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为6%左右。无论有无延迟退休目前的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仍然较高,存在较大的下调空间。同时研究发现如果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即使推迟退休年龄仍将会引起企业养老保险缴费水平的上升。第二,利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发现城镇就业水平和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之间存在单向影响关系,即城镇就业对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没有影响而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对城镇就业存在负向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无论短期和长期都存在,只是短期影响力度要大于长期。第三,根据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实证发现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对城镇就业存在挤出效应,但对地区城镇就业挤出效应存在差异。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每下降1%,城镇就业总体水平将提高0.084%,东部地区提高0.053%,中部地区提高0.0235%,西部地区提高0.1%。但中部地区在5%显着性水平下不显着。第四,根据敏感性系数研究发现随着解释变量的增加,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对城镇就业水平的影响程度不但没有降低反而越来越大。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下降3%,2018年东部地区城镇就业人数可以增加36万人,中部地区可增加7万人,西部地区课增加21万人。第五,通过各影响因素对养老保险缴费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如果老年抚养比上升1%,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上升0.7%。养老保险覆盖率上升1%,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下降0.3%。如果遵缴率、缴费工资基数和工资增长率上升1%,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分别下降0.2%。当养老金调整系数为工资增长率的10%时,养老保险缴费率增加2%,当养老金调整系数和工资增长率相同时,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相应增加20%。退休年龄如果每1年延迟1岁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下降1%,3年延迟1岁退休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下降0.3%。本论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部分,第二部分为相关理论部分。第三部分为实证部分。第四部分对本文进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
陈建付[7]（2019）在《我国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与效率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如果说经济是肌体,那么金融是血脉。只有血脉畅通,国民经济的机体才能持续健康稳定地增长和发展。金融又是一把双刃剑,对实体经济增长的作用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若金融以多种功能俯首为实体经济服务,则对实体经济增长和发展起促进作用;反之,若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增长与发展脱节,不同步,不协调,或甚至金融“昂首阔步”,“自娱自乐”,则或迟或早必将反噬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成果。近些年,我国金融出现了“脱实向虚”现象,令人痛心地伤害了实体经济。逐年上升的货币化率（M2/GDP）等涉及金融发展的统计指标也显示了问题的严重性。2019年2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首次提出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他强调:要深化对国际国内金融形势的认识,正确把握金融本质,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平衡好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关系,坚决打好防范化解包括金融风险在内的重大风险攻坚战,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推动我国金融业健康发展。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笔者选择《我国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与效率研究》为题,试图较为深入地探讨我国当前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畅通性以及效率高低问题。显然,这是我国当前一个亟待解决的较为迫切的重大问题。本文研究包括如下七部分内容:第1章为绪论。本章介绍了选题背景与意义,对相关文献进行了回顾和综述。综述分为四大块:金融发展的内涵、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金融发展作用经济增长机制的研究、金融发展作用经济增长效率的研究。本章还简单介绍了本文的研究内容、思路与方法,以及本文的创新与不足。第2章为本文的理论基础与理论框架。本章介绍了一些基本的概念、范畴后,阐述了金融发展理论的演进脉络和经济增长理论的演进脉络;接着借鉴罗默、卢卡斯等学者的内生增长模型,将金融部门分为直接融资部门和间接融资两部门引入到模型中,构建了一个内嵌两个金融部门的经济增长模型,对模型进行了动态最优化和经济稳态分析,然后对模型选择出的诸参数进行校准后,将模型进行了模拟分析,并由此刻画了诸参数的意义。本章取得的成果是:创造性地构建了一个内嵌两个金融部门的动态最优化经济增长模型,并从中筛选出了对经济增速、技术增速和资本积累增速产生的影响有所不同,因而可以不同方向和程度地影响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机制和效率的两大类参数,并求出稳态解,这样推演出了分析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不同融资方式中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理论框架。第3章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机制与效率分析。为更加深入展开机理分析,本章针对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两个渠道,首先对金融发展之于经济增长作用的机制进行分析——具体包括数量型作用机制分析和质量型作用机制分析;接着运用博弈论等方法对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之于内生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比较,并分析了金融对经济增长的阶段性作用机制的不同;最后,对金融发展之于经济增长作用的效率展开了理论分析。本章取得的成果是:初步推导出两个理论假设,即（1）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数量型作用机制较好地促进了经济增长,（2）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质量型作用机制较好地促进了经济增长;推演出两大类若干重要参数对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效率的作用性质,并进一步在中国国情下,从理论上论证了这些参数的取值特点:其必然导致我国出现金融资源易“脱实向虚”和实体经济易出现“僵尸企业”。第4章为我国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与效率实证分析:间接融资视角。本章运用面板模型和大样本数据,从间接融资视角,实证检验了我国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问题,证明了间接融资渠道中,金融发展通过资本的积累促进了企业的技术创新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本章还通过构建SFA（随机前沿）模型,对我国间接融资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效率进行了检验,得出了肯定性的结论。本章最后还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我国间接融资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面临的两个短板,即金融资源易“脱实向虚”和实体经济易出现“僵尸企业”,并且还运用logit等方法,构建了一个能及时有效识别“僵尸企业”的分析模型,并具有很强的应用价值。第5章为我国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与效率实证分析:直接融资视角。本章运用面板门限模型和大样本数据,从直接融资视角,实证检验了我国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问题,证明了在我国,金融发展的直接融资途径（股权融资）具有良好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畅通性;本章还进一步运用了空间面板模型,采用全国31个省市近20年数据,实证证明,我国股权市场的融资规模与企业技术创新存在显着的因果关系,证明了作为直接融资的股权融资具有良好的支持经济增长的机制作用;此外,本章还进一步运用SFA模型证明了,在我国,随着股权融资规模的不断提高,直接融资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效率也不断提高。第6章为美日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支持的经验及其借鉴。本章分别阐述了美国、日本两国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经验,综合分析其具体实施措施,并在此基础上,针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两者勾稽现状,提出借鉴意义。第7章为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本章首先从前文中,主要是在第2至第5章中,归纳、提炼出了6点主要结论;接着,针对性地提出了政策建议的指导思想:大力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踏实推进金融发展,推动实体经济稳定、高效增长;进而提出了打破金融市场体系供给侧结构性失衡、改革现有金融监管体系和制度、打造科技型企业+金融机构新型合作模式和进一步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对策建议;最后,笔者根据本文的不足和缺憾,提出了今后进一步的研究展望。
王莉娜[8]（2019）在《我国信贷资源配置所有制歧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18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要“优先解决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甚至融不到资问题,同时逐步降低融资成本”,“把银行业绩考核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挂钩,解决不敢贷、不愿贷问题。”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放缓,货币供应量和企业融资规模不断扩大,但银行业在信贷资源配置过程中仍然存在显着偏好,面对民营企业存在“不敢贷、不愿贷”问题。我国大量的信贷资源流向国有企业,而在国民经济中占比高、贡献大的民营企业获得的融资支持却与其经济地位严重不符。本文对我国信贷资源配置中的所有制歧视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分析我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与融资情况、中央及各级政府对民营企业融资问题的关注以及搜集整理前期学者的研究文献,在此基础上整理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和相关概念,提出本文的研究重点----信贷资源配置所有制歧视问题。本文致力于解决三个问题:第一,我国信贷资源配置是否存在所有制歧视。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前期学者并未给出一致的结论。本文认为,厘清这一问题是本文研究的基础。如果不存在信贷资源配置所有制歧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间无显着的信贷资源配置差异,那么解决民营企业的融资难题就不应着眼于企业的产权性质问题;如果存在信贷资源配置所有制歧视问题,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间存在显着的信贷资源配置差异,那么解决民营企业的融资难题就应从企业的产权性质出发,致力于消除不同产权企业在经济运行中的不同待遇,完善民营企业的发展经营环境。第二,信贷资源配置是影响实体经济资源配置的主导因素,货币政策的宽松与否对信贷资源配置产生重要的外生冲击。在我国,银行信贷渠道是货币政策在经济中传播的主要渠道。那么,货币政策的宽松或紧缩会对信贷资源配置所有制歧视产生怎样的影响?进而如何影响宏观经济的发展?厘清这一问题有助于我国货币政策目标和工具的调整,使得货币政策的调整有的放矢。第三,根据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对经济产生影响甚至可能是影响经济的最重要变量。我国国土面积大,不同地区之间不仅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制度环境也存在较大差别。不同地区的不同制度环境会对信贷资源配置所有制歧视产生怎样的影响?厘清这一问题,有助于从制度根源上理解导致银行差别贷款的行为,也为经济金融的下一步改革提供指导方向。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使用我国2007-2017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我国存在显着的信贷资源配置所有制歧视,即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间的信贷资源配置存在显着差异,具体体现在三个层面:信贷资源配置规模歧视、信贷期限结构歧视、信贷融资成本歧视。本文采用总借款规模、长期负债比率（单位资产获取的长期借款规模）表示信贷资源规模,长期借款在总借款中的比重表示信贷期限结构,实际利息率（利息支出除以企业总负债）表示融资成本,据此实证检验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信贷资源配置差异,结果表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三个层面均存在显着差异,即相比民营企业,国有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信贷融资规模和更长的信贷期限结构,并且获得信贷资源的实际融资成本更低。第二,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间信贷配置规模差异、信贷期限结构差异、信贷融资成本差异进一步加大,强化了信贷配置规模歧视、信贷期限结构歧视、信贷融资成本歧视;紧缩的货币政策使得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信贷配置差异缩小。宽松货币政策会强化信贷资源配置所有制歧视,可能的原因在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而言,与商业银行之间的关系更紧密、更近,与银行之间的交易不存在时滞问题。如果中央银行调整货币政策通过信贷渠道传导时,与商业银行关系更紧密的国有企业受到的影响更大。因此,货币政策不仅具有熨平短期经济波动的功能,还具有调节信贷资源总量以及信贷资源在不同产权企业间配置结构的作用。第三,制度环境变量对信贷资源配置所有制歧视存在显着影响。政府干预、金融发展、法制化水平对信贷规模差异、信贷期限结构差异、信贷融资成本差异的影响并不相同。金融发展和法制化水平的提高可以有效改善信贷资源规模歧视,而地区法制化水平的提高可以改善信贷期限结构歧视;政府干预程度下降、金融发展和法制化水平的提高则可以使信贷融资成本歧视得到显着改善。政府干预程度下降、金融发展和法制化水平的提高可以改善信贷资源配置所有制歧视,可能的原因在于随着金融发展和法制化水平的提高,银行将会更加严格地审查企业的贷款申请,给予更严格的贷款条款,严格执行贷款契约。银行将按照市场化运作的原则对经营绩效更高、成长能力更强的民营企业进行深入的调查与分析,从而放松对民营企业过于苛刻的贷款条件,并且提供较长期限的贷款资源,使得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间的信贷资源配置差异得到有效改善。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学者们关于我国是否存在信贷资源配置所有制歧视并未形成一致的结论。本文从产权的角度研究信贷资源配置问题,有助于重新审视和解决中国现阶段民营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从产权的角度打破信贷资源配置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间的偏好与歧视,解决经济增长乏力问题,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以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而非资源规模的扩大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激发经济活力,培育经济新的增长点。本文使用2007-2017年上市公司企业数据,对这一问题进行实证研究。数据涵盖我国股票市场的沪深主板、创业板、新三板等多种类型企业,增强了本文研究的可信度,为此类研究增添了新的证据,丰富了此类研究的文献。第二,货币政策对企业信贷资源存在影响已有诸多研究,文献主要关注货币政策对信贷资源供给总规模、银行流动性创造的影响,较少关注货币政策对不同产权企业间信贷配置结构的影响。少量文献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间的配置差异进行了研究,但局限于信贷规模层面,未涉及信贷期限结构、信贷融资成本。本文从信贷规模、期限结构和融资成本三个层面,分析货币政策的变动是会显着提高还是降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配置差异,抑或是没有影响。这一研究有利于为我国货币政策有效实施,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题,提升我国信贷资源配置效率提供有效的指引方向。第三,制度环境影响资源配置效率,是影响各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结合我国经济处于转轨阶段和金融发展处于深化改革阶段的现状,以及我国国土面积大,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环境存在较大差异的事实,选择政府干预、金融发展、法制化水平三个制度变量对信贷资源配置所有制歧视的影响进行研究。这一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信贷配置差异的制度根源。从现实层面来讲,在当前民营企业发展和融资困难的情况下,有助于从制度环境层面完善政策措施进而支持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提振民营经济信心,推进宏观经济高质量协调发展。第四,本文在研究过程中,与商业银行信贷实务工作进行相应结合,不仅提升本文实证结果的可信度,也为商业银行信贷实务工作提供了相应的学术支撑。本文的政策建议为:应重新审视和解决中国现阶段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和银行业不敢贷不愿贷问题,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重大方针,打破信贷资源配置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间的偏好与歧视。有效提升民营企业自身经营素质,提高民营企业融资可获得性。进一步深化改革银行体系,大力发展金融市场,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加强政策沟通与协调,尤其是要注重货币政策的调整。进一步完善制度环境,通过制度环境的提升改善信贷资源配置所有制歧视的程度。重新审视我国现阶段经济结构调整、经济缺乏新的增长点、企业杠杆率高等问题,以信贷资源优化配置带动资本、人力、自然资源的有效配置,提高我国企业生产率和国民收入。
陈景华[9]（2019）在《马克思的供求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供给和需求作为经济学的最基本要素,两者相互关系决定或影响着国民经济的运行情况。供给与需求相匹配时,市场供求达到平衡,社会产品得以实现,经济运行将处于健康有序的良好态势。当供求失衡时,生产受到抑制,导致经济增长放缓或停滞,严重的供求失衡甚至还会引发经济危机。因为供给和需求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一直以来理论界都将供求问题作为一个重要课题进行研究。早在奴隶制社会时期,思想家已经就农业生产、农产品供给等问题从理论层面作出阐述。之后随着商品经济的持续发展、社会生产和消费的不断扩大,各个时期的经济学者对供给和需求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供求理论。这些供求理论犹如璀璨的星光,在经济理论体系的苍穹里熠熠生辉,其中有一颗最为耀眼,那就是马克思的供求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以社会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着重剖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创立了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理论,揭示了社会运行发展的必然规律。供求问题是融入在马克思上述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经济学者们分别从市场价值与价格关系、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经济危机理论等方面研究供给和需求问题,但尚未将马克思供求理论进行体系化、系统化。因此,本文选此作为研究课题,着眼于经济思想的发展,试图梳理出马克思供求理论的思想渊源、主要内容、理论特点、传承与发展,并基于马克思供求理论的视角对中国当前市场供求结构性失衡问题进行分析解读,并提出对策建议。首先,本文梳理分析了马克思之前的供求理论,总结古代思想家、古典经济学家有关供给和需求的思想,他们为马克思建立科学供求理论提供了思想源头和理论素材。然后,本文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视角考察马克思供求理论的主要内容,微观供求理论阐述了供给和需求的内涵特点及市场供求、市场价值、市场价格、市场竞争之间的相互作用,宏观供求理论包括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含义、总供求平衡、总供求失衡及其调控等内容,微观部分是宏观部分的基础,宏观部分是微观部分的发展,两者共同构成完善的理论体系。进而,本文总结了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供给学派等西方经济学的供求理论,并与马克思供求理论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更清晰地把握马克思供求理论的理论特点、政治立场和时代价值。再而,本文梳理了建国以来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有关于供求问题的论述,可见其是对马克思供求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供求理论中国化的成果。最后,本文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供求的发展变化,并分析当前市场供求的结构性矛盾,在马克思供求理论的指导下,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市场供求平衡性发展提出对策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本文尝试从微观、宏观两个层面对马克思供求理论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并结合相关学者关于供求理论的观点进行对比分析,以揭示马克思供求理论不断发展和自我完善的理论形成之路,这对新时代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结合实际深化供求理论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第二,从政策指导的角度,基于马克思供求理论分析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宏观环境与科学依据,解读当前市场供求结构性不平衡的特征及成因,进而提出针对性的改革建议。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又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节供求作用机制提供了政策指导,进而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化政策支撑。
宋丽娟[10]（2019）在《重庆公租房资产证券化融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我国原有的住房保障制度下,有一群人不满足保障标准,主要包括刚毕业的大学生、外来务工人员以及城市户口中的中低收入者,他们被称为“夹心层”群体,国家建设和配租公租房就是为了解决该群体的住房难题。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火爆,面对高昂的房价,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夹心层”群体,国家建设公租房的任务量随之加重,但是目前建设公租房的资金主要依赖于政府投入和银行贷款,融资渠道狭窄,不利于公租房的持续性建设,所以亟需探索新的资金来源为公租房的建设提供支持,资产证券化融资可以优化筹资结构、拓宽资金来源,收集投资者闲散资金作为公租房前期建设资金,在减小政府公共支出压力的同时也能保证公租房的足量供给。论文首先梳理了公租房的发展历史及各省建设情况,明晰了公租房管理的一些政策要点和具体实施情况;并介绍了相关理论,涵盖了REITs的具体含义、模式分类、ABS的运行流程和相关主体等。其次从内因和外部条件两个层面分析了重庆进行公租房资产证券化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重庆市公租房建设量居于全国首位,但建设资金来源并不乐观,所以引入公租房资产证券化融资势在必行;并从国家政策、金融市场和投资者三个层面对重庆开展公租房资产证券化的可行性进行分析。接着对“江南水岸”公租房项目进行了REITs和ABS方案设计,对以公租房为基础资产发行REITs进行了框架搭建和原理说明并做了具体测算,测算了不同发行年限下“江南水岸”公租房项目的内含收益率;对以公租房的未来租金收益为支持如何进行ABS证券化融资进行了详细说明,测算了不同发行年限下“江南水岸”项目应定的利息率;并从可行性、风险、收益三个方面对REITs和ABS两种方案进行比较分析。最后针对重庆开展公租房资产证券化融资提出建议。面对当前公租房建设的融资难题,运用证券化融资方式REITs和ABS进行融资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也存在着一些阻碍,为克服这些阻碍,政府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公租房资产证券化的运行流程、完善公租房资产池的管理、加强证券化组织机构建设和人才培养。
二、我国现阶段居民储蓄存款实际利息率估算初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国现阶段居民储蓄存款实际利息率估算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1）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人工智能的相关研究 |
| 1.2.2 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 |
| 1.2.3 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 |
| 1.2.4 研究述评 |
| 1.3 内容结构、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3.1 内容结构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框架 |
| 1.4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技术创新 |
| 2.1.2 人工智能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技术创新理论 |
| 2.2.2 经济增长理论 |
| 3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 |
| 3.1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 |
| 3.1.1 世界主要经济体人工智能的发展战略 |
| 3.1.2 世界主要经济体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 |
| 3.1.3 国内人工智能发展趋势 |
| 3.2 人工智能的四大经济效应 |
| 3.2.1 智能渗透效应 |
| 3.2.2 边界延展效应 |
| 3.2.3 知识创造效应 |
| 3.2.4 自我深化效应 |
| 3.3 经济增长的三大影响因素 |
| 3.3.1 劳动是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要素投入 |
| 3.3.2 资本是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实现途径 |
| 3.3.3 生产技术是加速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 |
| 3.4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三大渠道 |
| 3.4.1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渠道 |
| 3.4.2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资本渠道 |
| 3.4.3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生产率渠道 |
| 3.5 本章小结 |
| 4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渠道 |
| 4.1 分析基础 |
| 4.1.1 高低技能劳动者的厘定 |
| 4.1.2 基本理论假设 |
| 4.2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就业路径 |
| 4.2.1 智能渗透对劳动就业的影响 |
| 4.2.2 边界延展对劳动就业的影响 |
| 4.2.3 就业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4.3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收入路径 |
| 4.3.1 智能渗透对劳动收入的影响 |
| 4.3.2 边界延展对劳动收入的影响 |
| 4.3.3 收入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4.4 劳动就业和劳动收入路径的实证检验 |
| 4.4.1 研究设计 |
| 4.4.2 人工智能影响劳动就业和劳动收入的实证检验 |
| 4.4.3 人工智能、劳动就业和劳动收入影响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
| 4.4.4 长期效应分析 |
| 4.4.5 作用渠道检验 |
| 4.5 结论:人工智能通过劳动就业和劳动收入影响经济增长 |
| 5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资本渠道 |
| 5.1 分析基础 |
| 5.1.1 资本积累与资本结构的概述 |
| 5.1.2 智能渗透的行业差异 |
| 5.2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资本积累路径 |
| 5.2.1 智能渗透对资本积累的影响 |
| 5.2.2 边界延展对资本积累的影响 |
| 5.2.3 资本积累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5.3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资本结构路径 |
| 5.3.1 智能渗透对资本结构的影响 |
| 5.3.2 边界延展对资本结构的影响 |
| 5.3.3 资本结构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5.4 资本积累和资本结构路径的实证检验 |
| 5.4.1 研究设计 |
| 5.4.2 人工智能影响资本积累和资本结构的实证检验 |
| 5.4.3 人工智能、资本积累和资本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
| 5.4.4 长期效应分析 |
| 5.4.5 作用渠道检验 |
| 5.5 结论:人工智能通过资本积累和资本结构影响经济增长 |
| 6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生产率渠道 |
| 6.1 分析基础 |
| 6.1.1 全要素生产率的解构 |
| 6.1.2 基于“生产率悖论”的争议 |
| 6.2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路径 |
| 6.2.1 智能渗透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
| 6.2.2 知识生产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
| 6.2.3 自我深化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
| 6.2.4 技术进步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6.3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技术效率路径 |
| 6.3.1 智能渗透对技术效率的影响 |
| 6.3.2 边界延展对技术效率的影响 |
| 6.3.3 自我深化对技术效率的影响 |
| 6.3.4 技术效率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6.4 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路径的实证检验 |
| 6.4.1 研究设计 |
| 6.4.2 人工智能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分析 |
| 6.4.3 人工智能、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
| 6.4.4 长期效应分析 |
| 6.4.5 作用渠道检验 |
| 6.5 结论:人工智能通过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影响经济增长 |
| 7 进一步分析——人工智能、长期经济增长与未来南北差距 |
| 7.1 分析基础 |
| 7.1.1 技术创新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变化路径 |
| 7.1.2 基本理论假设 |
| 7.2 人工智能与长期经济增长 |
| 7.2.1 基本模型构建 |
| 7.2.2 模型分析 |
| 7.2.3 分析结论 |
| 7.3 人工智能发展与未来南北差距 |
| 7.3.1 基本模型构建 |
| 7.3.2 领先国家 |
| 7.3.3 追随国家 |
| 7.3.4 模型分析与结论 |
| 7.4 本章小结 |
| 8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8.1 基本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2）后发展国家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构建 ——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中国的货币政策框架需要进一步完善 |
| 1.1.2 中国的货币政策正处于向以价格型调控为主的转型 |
| 1.1.3 中国需要构建与市场相适应的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 |
| 1.2 研究目的 |
| 1.2.1 中国如何构建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 |
| 1.2.2 中国如何构建市场化利率调控机制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现实意义 |
| 1.4 研究思路、方法以及结构安排 |
| 1.4.1 基本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结构安排 |
| 1.5 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对相关研究成果的回顾 |
| 2.1 有关货币政策框架的研究 |
| 2.1.1 货币政策框架有关概念的厘清 |
| 2.1.2 价格型调控与数量型调控 |
| 2.1.3 公开市场操作与利率走廊 |
| 2.2. 有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 |
| 2.2.1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 2.2.2 中央银行利率调控理论 |
| 2.3 有关全球货币政策框架演进与中国货币政策框架转型的研究 |
| 2.3.1 全球货币政策框架的演进 |
| 2.3.2 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 |
| 2.3.3 基准收益率曲线 |
| 2.3.4 利率传导机制 |
| 2.3.5 金融机构市场化定价机制建设 |
| 2.3.6 短端基准利率的选择 |
| 2.3.7 利率调控的具体操作模式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构建的国际实践 |
| 3.1 美国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的演进 |
| 3.1.1 美国利率市场化进程 |
| 3.1.2 美国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 |
| 3.1.3 美国利率调控机制 |
| 3.2 德国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的演进 |
| 3.2.1 德国利率市场化进程 |
| 3.2.2 联邦德国及欧元区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 |
| 3.2.3 欧元区利率调控机制 |
| 3.3 印度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的演进 |
| 3.3.1 印度利率市场化进程 |
| 3.3.2 印度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 |
| 3.3.3 印度利率调控机制 |
| 3.4 土耳其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的演进 |
| 3.4.1 土耳其利率市场化进程 |
| 3.4.2 土耳其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 |
| 3.4.3 土耳其利率调控机制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构建的国际经验 |
| 4.1 货币政策决策及操作日臻成熟 |
| 4.1.1 货币政策决策机制日益科学完善 |
| 4.1.2 操作目标向短端利率收敛 |
| 4.1.3 公开市场操作与利率走廊成为最主要的政策工具 |
| 4.2 货币政策传导通达有效 |
| 4.2.1 成熟发达的金融市场成为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保障 |
| 4.2.2 货币市场短端基准利率遴选标准变化显着 |
| 4.3 利率走廊调控模式日趋成熟 |
| 4.3.1 利率走廊上限选择有抵押的政策利率且为匿名制申请 |
| 4.3.2 利率走廊下限选择与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相关 |
| 4.3.3 政策利率遴选培育及其关键重要 |
| 4.3.4 利率走廊形态因经济变化而各异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中央银行基准利率的选择 |
| 5.1 中央银行基准利率 |
| 5.1.1 基准利率含义及分类 |
| 5.1.2 中央银行基准利率选择偏好 |
| 5.2 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类型选择:基于特定期限业务利率 |
| 5.2.1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及超额准备金利率 |
| 5.2.2 再贷款(再贴现)利率 |
| 5.2.3 公开市场操作利率 |
| 5.2.4 创新性流动管理工具利率 |
| 5.3 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类型选择:基于货币市场利率目标 |
| 5.3.1 基于实际交易的回购利率 |
| 5.3.2 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 |
| 5.4 货币市场利率目标作为基准利率的期限选择 |
| 5.4.1 隔夜利率作为操作目标的理论及其实践 |
| 5.4.2 隔夜利率作为中国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实证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价格调控模式下的利率传导实证分析 |
| 6.1 中国央行短端基准利率选择实证分析 |
| 6.1.1 货币市场利率目标作为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 |
| 6.1.2 央行特定期限业务操作利率作为中央银行基准利率 |
| 6.2 短端基准利率向债券市场利率传导的实证分析 |
| 6.2.1 基于回归模型Beta值分析 |
| 6.2.2 基于SVAR模型脉冲响应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信贷市场利率市场化形成机制的构建 |
| 7.1 存贷款市场的利率市场化改革 |
| 7.1.1 存贷款利率管制的逐步放开 |
| 7.1.2 隐性利率双轨制及其表现形式 |
| 7.2 隐性利率双轨制对市场利率的影响 |
| 7.2.1 变量选取及说明 |
| 7.2.2 平稳性检验 |
| 7.2.3 参数估计结果分析 |
| 7.2.4 时变脉冲响应分析 |
| 7.3 贷款利率与市场利率的并轨 |
| 7.3.1“贷款基础利率”(LPR)及其改革的主要内容 |
| 7.3.2“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有助于推动贷款利率的“双轨合一” |
| 7.3.3 配套措施持续巩固“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功能和作用 |
| 7.3.4“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完善成效显着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中国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构建 |
| 8.1 货币调控方式的转型 |
| 8.1.1 利率调控机制的演进历程 |
| 8.1.2 向货币价格调控转型的必要性 |
| 8.1.3 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面临挑战 |
| 8.2 中国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构建 |
| 8.2.1 利率走廊的作用机理 |
| 8.2.2 隐性利率走廊的构成要素假设 |
| 8.2.3 隐性利率走廊的运行 |
| 8.3 建立健全中国利率走廊调控机制 |
| 8.3.1 统筹兼顾存款类金融机构和货币市场的整体稳定性 |
| 8.3.2 扩大“常备借贷便利”(SLF)的使用范围及完善质押品制度 |
| 8.3.3 适时明确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以此锚定并引导预期 |
| 8.3.4 逐步消化过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 |
| 8.3.5 规避监管叠加对利率走廊可信度的冲击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主要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切实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有效性以及前瞻性 |
| 9.2.2 持续突出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 |
| 9.2.3 着力增强配套措施建设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理论基础及现实条件性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的和论文结构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论文结构 |
| 1.3 概念界定和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3.1 概念界定 |
| 1.3.2 国外文献综述 |
| 1.3.3 国内文献综述 |
| 1.4 研究方法与可能的创新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可能的创新 |
| 第2章 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理论基础分析 |
| 2.1 货币本质的理论分歧与货币政策有效性 |
| 2.1.1 货币金属论对货币本质的理解 |
| 2.1.2 货币名目论对货币本质的理解 |
| 2.1.3 货币本质的理论分歧和货币政策有效性之间的关系 |
| 2.2 货币作用的理论分歧和货币政策有效性 |
| 2.2.1 货币中性论对货币作用的理解 |
| 2.2.2 货币非中性论对货币作用的理解 |
| 2.2.3 货币作用的理论分歧和货币政策有效性之间的关系 |
| 2.3 货币政策有效性与无效性分歧的理论依据 |
| 2.3.1 货币政策无效性的理论依据 |
| 2.3.2 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理论依据 |
| 2.3.3 货币政策无效性与有效性理论分歧之评价 |
| 2.4 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基础分析的总结 |
| 第3章 美国的货币政策实践及其效果的条件性分析 |
| 3.1 罗斯福新政时期的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实践 |
| 3.1.1 1929年经济大危机对美国的影响 |
| 3.1.2 罗斯福新政的应急金融措施 |
| 3.1.3 罗斯福新政时期货币政策效果评价 |
| 3.2 20世纪60-70年代“滞胀”时期的货币政策实践 |
| 3.2.1 美国经济陷入“滞胀”的历史背景 |
| 3.2.2 美国经济“滞胀”时期的货币政策 |
| 3.2.3 美国滞胀时期货币政策效果评价 |
| 3.3 2007年“次贷危机”后的货币政策实践 |
| 3.3.1 “次贷危机”的形成及影响 |
| 3.3.2 美国为期六年的四次量化宽松 |
| 3.3.3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效果评价 |
| 3.4 对美国货币政策实践效果的条件性分析 |
| 3.4.1 凯恩斯对货币政策条件性的阐述 |
| 3.4.2 凯恩斯货币政策的总量调整特色 |
| 3.4.3 美国货币政策实践中的其他政策配合 |
| 第4章 中国货币政策实践历程及效果的条件性分析 |
| 4.1 2007年“次贷危机”之前的货币政策实践 |
| 4.1.1 1984年-1996年从频繁调整到反通胀为主的货币政策 |
| 4.1.2 1997年-2002年以反通缩为主的货币政策 |
| 4.1.3 2003年-2007年为稳定经济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 |
| 4.2 2 007年“次贷危机”之后的货币政策实践 |
| 4.2.1 2008年-2010年应对美国金融危机影响的货币政策 |
| 4.2.2 2011年以后消化前期影响的稳健货币政策 |
| 4.2.3 次贷危机后我国货币供给量与GDP、CPI相关性验证 |
| 4.3 对我国货币政策实践效果综合评价及条件性分析 |
| 第5章 “新时期”提高我国货币政策效果的条件性分析 |
| 5.1 我国“新时期”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
| 5.1.1 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降 |
| 5.1.2 经济结构矛盾日渐突出 |
| 5.1.3 国际外部环境更加复杂 |
| 5.2 “新时期”货币政策有效性下降的原因分析 |
| 5.2.1 货币政策难以解决结构性矛盾 |
| 5.2.2 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下降 |
| 5.2.3 金融创新增加货币政策传导的不确定性 |
| 5.2.4 货币政策的自身局限性更加凸显 |
| 5.3 完善“新时期”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宏观条件 |
| 5.3.1 货币政策积极配合财政政策,完成总量目标 |
| 5.3.2 多种政策相配合,共同解决结构性问题 |
| 5.3.3 解决内外部问题,保证均衡发展 |
| 5.4 改善“新时期”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微观条件 |
| 5.4.1 加强货币政策的结构调整能力 |
| 5.4.2 深化对金融创新的监管 |
| 5.4.3 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
| 5.4.4 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 |
| 5.4.5 推出我国央行数字货币 |
| 参考文献 |
| 引文文献 |
| 阅读型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4）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与给付均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创新 |
| 1.4.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与给付均衡的理论分析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现行基础养老保险缴费模式 |
| 2.1.2 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模式 |
| 2.1.3 均衡 |
| 2.2 基本理论 |
| 2.2.1 养老保险代际交叠理论 |
| 2.2.2 养老保险全要素共担理论 |
| 2.2.3 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与给付适度水平理论 |
| 2.2.4 养老保险基金供需平衡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基础养老保险缴费与给付现状及按“产出”缴费动因 |
| 3.1 现行养老保险缴费与给付现状 |
| 3.1.1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变迁 |
| 3.1.2 现行养老保险缴费现状 |
| 3.1.3 现行养老保险给付现状 |
| 3.2 现行养老保险缴费与给付存在的问题 |
| 3.2.1 养老保险基金收支非均衡 |
| 3.2.2 养老保险缴费差距较大 |
| 3.2.3 养老保险收入再分配水平非均衡 |
| 3.3 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动因 |
| 3.3.1 科学技术进步形成的劳动力技术替代 |
| 3.3.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降费需求 |
| 3.3.3 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人口比重下降双重压力叠加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与给付模型构建及资金供需总均衡分析 |
| 4.1 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与给付均衡的经济学推导 |
| 4.1.1 研发与中间品部门的研发行为分析 |
| 4.1.2 最终品部门利润最大化分析 |
| 4.1.3 家庭内效用最大化分析 |
| 4.1.4 基础养老保险缴费与给付均衡分析 |
| 4.2 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与给付均衡的原理阐述 |
| 4.3 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与给付模型构建 |
| 4.3.1 指标选取 |
| 4.3.2 模型建立 |
| 4.4 基础养老保险基金需求测算 |
| 4.4.1 人口结构预测 |
| 4.4.2 基础养老保险总需求测算 |
| 4.5 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与给付均衡缴费率测算 |
| 4.5.1 基础养老保险动态均衡缴费率测算 |
| 4.5.2 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模式长期均衡缴费率测算 |
| 4.6 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均衡缴费率合理性检验 |
| 4.6.1 缴费适度性检验 |
| 4.6.2 缴费能力契合关系检验 |
| 4.7 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与给付资金供需总均衡实证分析 |
| 4.7.1 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与给付办法设计 |
| 4.7.2 近期和远期全国基础养老保险给付水平适度性检验 |
| 4.7.3 全国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与给付均衡系数测算分析 |
| 4.8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城乡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与给付均衡分析 |
| 5.1 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与给付城乡间均衡理论推导 |
| 5.1.1 工资总额缴费模式下城乡间基础养老保险缴费给付均衡分析 |
| 5.1.2 “产出”缴费模式下城乡间基础养老保险缴费给付均衡分析 |
| 5.1.3 理论推导总结 |
| 5.2 城乡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水平测算与分析 |
| 5.2.1 城镇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水平测算与分析 |
| 5.2.2 农村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水平测算与分析 |
| 5.2.3 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城乡间均衡分析 |
| 5.3 城乡基础养老保险给付水平测算与分析 |
| 5.3.1 城镇基础养老保险给付水平测算与分析 |
| 5.3.2 农村基础养老保险给付水平测算与分析 |
| 5.3.3 城乡基础养老保险给付水平适度性检验 |
| 5.4 城乡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与给付均衡实证分析 |
| 5.4.1 城乡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与给付均衡系数模型构建 |
| 5.4.2 城镇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与给付均衡系数测算与分析 |
| 5.4.3 农村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与给付均衡系数测算与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行业间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与给付均衡分析 |
| 6.1 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与给付行业间均衡理论推导 |
| 6.1.1 工资缴费模式下不同行业基础养老保险均衡情况分析 |
| 6.1.2 “产出”缴费模式下不同行业基础养老保险均衡情况分析 |
| 6.1.3 不同缴费模式下不同行业企业利润情况 |
| 6.2 行业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水平测算与分析 |
| 6.2.1 劳动密集型行业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金额测算与分析 |
| 6.2.2 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金额测算与分析 |
| 6.2.3 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行业间均衡分析 |
| 6.3 不同类型行业基础养老保险给付金额测算与分析 |
| 6.3.1 劳动密集型行业基础养老保险给付金额测算 |
| 6.3.2 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基础养老保险给付金额测算 |
| 6.3.3 不同类型行业基础养老保险给付水平适度性检验 |
| 6.4 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与给付行业间均衡实证分析 |
| 6.4.1 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与给付行业间均衡系数模型构建 |
| 6.4.2 劳动密集型行业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与给付均衡系数测算与分析 |
| 6.4.3 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与给付均衡系数测算与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地区间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与给付均衡分析 |
| 7.1 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与给付地区间均衡理论推导 |
| 7.1.1 工资缴费模式下基础养老保险缴费给付均衡理论分析 |
| 7.1.2 “产出”缴费模式下基础养老保险缴费给付均衡理论分析 |
| 7.1.3 理论推导总结 |
| 7.2 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与给付地区间均衡指标体系构建 |
| 7.3 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与给付省际均衡实证分析 |
| 7.3.1 各省份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水平测算与分析 |
| 7.3.2 各省份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给付水平测算与分析 |
| 7.3.3 各省份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与给付均衡系数测算与分析 |
| 7.4 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与给付地区均衡实证分析 |
| 7.4.1 各地区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水平测算与分析 |
| 7.4.2 各地区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给付水平测算与分析 |
| 7.4.3 各地区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与给付均衡系数测算与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与给付均衡效应分析 |
| 8.1 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与给付均衡效应实证计量模型构建 |
| 8.2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8.2.1 变量说明 |
| 8.2.2 数据来源 |
| 8.3 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与给付均衡效应变量检验 |
| 8.3.1 单位根检验 |
| 8.3.2 协整检验 |
| 8.4 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与给付均衡效应回归分析 |
| 8.4.1 OLS回归结果 |
| 8.4.2 系统GMM回归 |
| 8.5 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与给付均衡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
| 8.5.1 基于地区分组的稳健性检验 |
| 8.5.2 基于指标替换的稳健性检验 |
| 8.6 本章小结 |
| 第9章 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与给付均衡调整路径及实现机制 |
| 9.1 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与给付均衡调整路径 |
| 9.1.1 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与给付段划分依据 |
| 9.1.2 基础养老保“产出”缴费与给付调整阶段设计 |
| 9.2 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与给付均衡的实现机制分析 |
| 9.2.1 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与产业结构升级联动 |
| 9.2.2 基础养老保险给付与低保补贴联动 |
| 9.3 本章小结 |
| 第10章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10.1 主要结论 |
| 10.1.1 “产出”缴费模式缴费率与缴费适度水平相契合 |
| 10.1.2 “产出”缴费模式缴费率与缴费能力相适应 |
| 10.1.3 “产出”缴费模式能够促进基础养老保险缴费结构均衡发展 |
| 10.1.4 “产出”缴费模式有利于实现基础养老保险缴费与给付均衡 |
| 10.1.5 “产出”缴费模式更能适应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转变的大环境 |
| 10.2 政策建议 |
| 10.2.1 实施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与给付综合配套改革 |
| 10.2.2 构建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与给付利益均衡发展机制 |
| 10.2.3 建立基础养老保险给付与低保补贴联动机制 |
| 10.2.4 稳健推进养老保险基金全国统筹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5）中蒙商业银行储蓄利率对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及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
| (一)国内商业银行利率相关研究 |
| (二)国外商业银行利率相关研究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三、研究方法、主要内容及技术路线 |
| (一)研究方法 |
| (二)主要内容 |
| (三)技术路线 |
| (四)论文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基础理论 |
| 一、商业银行概念界定 |
| (一)概念界定 |
| (二)基准利率 |
| (三)储蓄利率 |
| 二、相关理论基础 |
| (一)古典利率理论 |
| (二)凯恩斯流动性理论 |
| (三)可贷资金利率理论 |
| 三、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蒙商业银行储蓄利率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一、中国商业银行储蓄利率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一)中国商业银行储蓄利率现状 |
| (二)中国商业银行储蓄利率存在问题 |
| 二、蒙古商业银行储蓄利率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一)蒙古商业银行储蓄利率现状 |
| (二)蒙古商业银行储蓄利率存在问题 |
| 三、蒙古商业银行储蓄利率对比研究 |
| (一)中蒙商业银行储蓄利率不同点分析 |
| (二)中蒙商业银行储蓄利率相同点分析 |
| 四、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蒙古国商业银行储蓄利率的建议 |
| 一、银行利率风险管理策略和改革措施 |
| (一)储蓄利率管理框架的完善及目标明确化 |
| (二)利率风险管理处置策略的优化 |
| 二、建立利率调节市场机制 |
| (一)引入市场利率调节机制 |
| (二)增加储蓄利率定价的优化措施 |
| 三、提高对储蓄利率灵活应用产品设计力度 |
| (一)储蓄利率多维度动态化调整设计 |
| (二)加强监管机构的建设与完善 |
| 四、完善相关的利率法律条件 |
| (一)多部门联合完成利率法律的优化 |
| (二)加大人才的投入培养 |
| 五、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6）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对城镇就业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状况 |
| 1.2.1 社会保险费率适度性水平 |
| 1.2.2 影响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变动因素研究 |
| 1.2.3 社会保险缴费与工资转嫁 |
| 1.2.4 社会保险缴费率与就业 |
| 1.2.5 文献简要评述 |
| 1.3 主要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研究不足之处 |
| 第2章 社会保障税费及其就业相关理论 |
| 2.1 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相关理论 |
| 2.2 社会保险缴费适度征缴相关理论 |
| 2.2.1 经济学中适度税收原则 |
| 2.2.2 世代交叠模型 |
| 2.3 社会保险税负的就业效应相关理论 |
| 2.3.1 劳动供求和税收归宿理论 |
| 2.3.2 瑞典学派:工资与物价、税收循环上升模型 |
| 2.3.3 工资与就业议价理论——管理权模型 |
| 2.4 社会养老保险缴费率调整相关理论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水平测度 |
| 3.1 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改革历程 |
| 3.2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世代交叠模型 |
| 3.2.1 个体决策 |
| 3.2.2 企业决策 |
| 3.2.3 政府行为 |
| 3.2.4 动态均衡系统 |
| 3.3 模型参数设定 |
| 3.3.1 时间跨度 |
| 3.3.2 资本产出弹性和折旧率 |
| 3.3.3 人口增长 |
| 3.3.4 退休期生存概率 |
| 3.3.5 个人效用贴现率和社会贴现率 |
| 3.4 企业最优养老保险缴费率测定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对城镇就业影响分析——基于PVAR实证分析 |
| 4.1 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对城镇就业影响理论框架 |
| 4.2 PVAR模型设定 |
| 4.2.1 PVAR模型介绍 |
| 4.2.2 PVAR模型设定 |
| 4.2.3 变量数据指标设计 |
| 4.3 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对城镇就业影响实证分析 |
| 4.3.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4.3.2 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 |
| 4.4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
| 4.5 方差分解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对城镇就业影响分析——基于个体效应模型实证分析 |
| 5.1 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对城镇就业影响的理论分析及影响路径 |
| 5.1.1 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对城镇就业影响的理论框架 |
| 5.1.2 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对城镇就业影响路径分析 |
| 5.2 模型设定和变量及数据说明 |
| 5.2.1 模型设定 |
| 5.2.2 变量及数据说明 |
| 5.2.3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3 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对全国城镇就业影响实证检验 |
| 5.3.1 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对全国城镇就业影响实证模型选择 |
| 5.3.2 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对全国城镇就业影响实证结果分析 |
| 5.4 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对地区城镇就业影响实证检验 |
| 5.4.1 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对地区城镇就业影响实证模型选择 |
| 5.4.2 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对地区城镇就业影响实证结果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调整影响因素分析 |
| 6.1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统筹基金收支平衡理论 |
| 6.2 影响养老保险缴费率调整因素 |
| 6.2.1 养老保险覆盖率 |
| 6.2.2 老龄人口 |
| 6.2.3 遵缴率 |
| 6.2.4 缴费基数 |
| 6.2.5 工资增长速度 |
| 6.2.6 基础养老金调整水平 |
| 6.2.7 退休年龄 |
| 6.3 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调整影响因素数值模拟 |
| 6.3.1 影响机理分析 |
| 6.3.2 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调整影响因素模拟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及对策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7）我国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与效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金融发展内涵的研究 |
| 1.2.2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
| 1.2.3 金融发展作用经济增长机制的研究 |
| 1.2.4 金融发展作用经济增长效率的研究 |
| 1.2.5 国内外研究评析 |
| 1.3 研究内容、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理论框架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概念与范畴 |
| 2.1.2 金融发展理论的演进脉络 |
| 2.1.3 内生增长理论发展脉络 |
| 2.2 理论框架:嵌入两个金融部门的内生增长理论模型 |
| 2.2.1 模型构建 |
| 2.2.2 模型动态最优化 |
| 2.2.3 经济增长稳态分析 |
| 2.3 经济增长模型的模拟分析 |
| 2.3.1 间接融资部门相关参数的变化对稳态增速的影响 |
| 2.3.2 直接融资部门相关参数的变化对稳态增速的影响 |
| 2.3.3 参数η_1、δ_2和χ_1的变化对g_Y~*、g_K~*和g_A~*的影响 |
| 2.3.4 数值模拟基本结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机制与效率分析 |
| 3.1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机制分析 |
| 3.1.1 间接融资对经济增长作用机制分析 |
| 3.1.2 直接融资对经济增长作用机制分析 |
| 3.1.3 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对经济增长作用比较分析 |
| 3.1.4 金融对经济增长的阶段性作用机制分析 |
| 3.2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效率分析 |
| 3.2.1 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效率的理论分析 |
| 3.2.2 金融资源错配与经济增长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与效率实证分析:间接融资视角 |
| 4.1 我国间接融资作用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
| 4.1.1 模型的设定与数据说明 |
| 4.1.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1.3 稳健性检验 |
| 4.1.4 进一步稳健性检验 |
| 4.2 我国间接融资作用于经济增长效率的实证分析 |
| 4.2.1 模型的设定与数据说明 |
| 4.2.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3 我国间接融资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面临的两个短板 |
| 4.3.1 金融资源倾向脱实向虚 |
| 4.3.2 实体经济易出现“僵尸企业”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我国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与效率实证分析:直接融资视角 |
| 5.1 我国直接融资作用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
| 5.1.1 数据说明与变量选择 |
| 5.1.2 比较静态分阶段实证分析 |
| 5.1.3 进一步空间实证分析我国股权融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
| 5.2 我国直接融资作用于经济增长效率的实证分析 |
| 5.2.1 模型的设定与数据说明 |
| 5.2.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美日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支持的经验及其借鉴 |
| 6.1 美国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经验及其借鉴 |
| 6.1.1 美国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经验与创新模式特征 |
| 6.1.2 美国金融支持经济增长成功经验的借鉴 |
| 6.2 日本金融发展支持经济增长经验及其借鉴 |
| 6.2.1 日本金融发展支持经济增长经验 |
| 6.2.2 日本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经验借鉴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附表1 |
| 附表2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8）我国信贷资源配置所有制歧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思路、方法和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框架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 |
| 1.4.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相关理论和文献综述 |
| 2.1 产权理论的发展与实践 |
| 2.1.1 马克思产权理论 |
| 2.1.2 现代西方产权理论 |
| 2.1.3 我国学者关于产权问题的讨论 |
| 2.2 信贷资源配置理论与研究 |
| 2.2.1 信贷资源配置概念 |
| 2.2.2 信贷资源配置理论 |
| 2.3 信贷资源配置所有制歧视研究 |
| 2.3.1 信贷资源配置所有制歧视概念 |
| 2.3.2 信贷资源配置所有制歧视研究 |
| 2.4 货币政策与信贷资源配置 |
| 2.5 制度环境与信贷资源配置 |
| 2.5.1 政府干预与信贷资源配置 |
| 2.5.2 金融发展、法制化水平与信贷资源配置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我国不同产权企业发展与信贷配置对比分析 |
| 3.1 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发展现状对比 |
| 3.2 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信贷资源配置对比 |
| 3.2.1 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融资规模差异 |
| 3.2.2 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借款期限结构差异 |
| 3.2.3 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融资成本差异 |
| 3.3 信贷资源配置失衡的经济效应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信贷资源配置均衡理论模型 |
| 4.1 信贷资源配置均衡分析 |
| 4.2 引入货币政策和制度环境的信贷资源配置均衡分析 |
| 第5章 我国信贷资源配置所有制歧视的实证分析 |
| 5.1 数据选择与处理 |
| 5.1.1 数据选择 |
| 5.1.2 数据处理 |
| 5.2 模型设定和变量选取 |
| 5.2.1 模型设定 |
| 5.2.2 变量选取 |
| 5.3 实证方法 |
| 5.3.1 实证方法的选择:豪斯曼-泰勒估计量 |
| 5.3.2 实证分析的层次 |
| 5.3.3 实证软件的选择 |
| 5.4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
| 5.4.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5.4.2 变量相关性分析 |
| 5.5 实证结果分析 |
| 5.5.1 企业产权性质与信贷资源配置规模 |
| 5.5.2 企业产权性质与信贷配置期限结构 |
| 5.5.3 企业产权性质与信贷融资成本 |
| 5.6 稳健性检验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货币政策对信贷资源配置所有制歧视的影响 |
| 6.1 货币政策理论与分析 |
| 6.1.1 货币政策、企业产权性质与信贷资源配置 |
| 6.1.2 我国货币政策分析 |
| 6.2 模型设定、变量选取与实证方法 |
| 6.2.1 模型设定 |
| 6.2.2 变量选取 |
| 6.2.3 实证方法 |
| 6.3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
| 6.3.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6.3.2 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
| 6.4 实证结果分析 |
| 6.4.1 货币政策、企业产权性质与信贷资源配置规模 |
| 6.4.2 货币政策、企业产权性质与信贷配置期限结构 |
| 6.4.3 货币政策、企业产权性质与信贷融资成本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6 本章结论 |
| 第7章 制度环境对信贷资源配置所有制歧视的影响 |
| 7.1 理论分析 |
| 7.1.1 政府干预、企业产权性质与信贷资源配置 |
| 7.1.2 金融发展水平、企业产权性质与信贷资源配置 |
| 7.1.3 法制化水平、企业产权性质与信贷资源配置 |
| 7.2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7.2.1 模型设定 |
| 7.2.2 变量选取 |
| 7.3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
| 7.3.1 描述性统计 |
| 7.3.2 相关性分析 |
| 7.4 实证结果分析 |
| 7.4.1 制度环境、企业产权性质与信贷资源配置规模 |
| 7.4.2 制度环境、企业产权性质与信贷配置期限结构 |
| 7.4.3 制度环境、企业产权性质与信贷融资成本 |
| 7.5 稳健性检验 |
| 7.6 本章结论 |
| 第8章 结论 |
| 8.1 基本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9）马克思的供求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关于供求问题的研究历史 |
| 二、关于马克思供求理论的研究动态 |
| 三、关于中国经济供求问题的研究动态 |
| 四、研究现状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框架和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创新之处和有待继续研究的问题 |
| 一、本文的创新之处 |
| 二、有待继续研究的问题 |
| 第一章 马克思之前的供求理论 |
| 第一节 前古典思想家的供求思想 |
| 一、古希腊思想家的供求思想 |
| 二、古罗马思想家的供求思想 |
| 三、西欧中世纪经院学派的供求思想 |
| 四、重商主义的供求思想 |
| 第二节 古典经济学的供求理论 |
| 一、重农主义回归生产 |
| 二、亚当·斯密对供求理论的系统概括 |
| 三、萨伊、李嘉图的供给决定论 |
| 四、马尔萨斯、西斯蒙第的需求决定论 |
| 五、穆勒对两类商品价值决定的分析 |
| 第三节 对马克思之前供求理论的评价 |
| 一、马克思之前供求理论的特点 |
| 二、马克思之前供求理论的缺陷 |
| 三、马克思对之前供求理论的批判性继承 |
| 第二章 马克思的微观供求理论 |
| 第一节 供给与需求及其相互关系 |
| 一、供给的界定及其特点 |
| 二、需求的界定及其特点 |
| 三、供给与需求的关系 |
| 第二节 市场供求与市场价值 |
| 一、市场供求不决定市场价值 |
| 二、市场供求影响市场价值 |
| 第三节 市场供求与市场价格 |
| 一、市场价格由市场价值决定 |
| 二、市场供求影响市场价格 |
| 三、市场价格调节市场供求 |
| 第四节 市场供求与市场竞争 |
| 一、市场竞争推动市场价值的形成和转化 |
| 二、市场价值与市场供求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互动 |
| 第五节 马克思微观供求理论小结 |
| 第三章 马克思的宏观供求理论 |
| 第一节 社会总产品的供给和需求 |
| 一、社会总产品供求和单个产品供求之间的关系 |
| 二、社会总产品的实现 |
| 第二节 社会资本再生产中的总供求平衡 |
| 一、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中的供求平衡 |
| 二、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中的供求平衡 |
| 第三节 总供求平衡的内在机制 |
| 一、总供求平衡的内容 |
| 二、总供求平衡的实现机制 |
| 第四节 市场供求失衡与经济危机 |
| 一、经济危机的成因分析 |
| 二、供求失衡的调控 |
| 第五节 马克思宏观供求理论小结 |
| 第四章 马克思供求理论与西方经济学供求理论的比较 |
| 第一节 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价格理论 |
| 一、以效用为中心的需求理论 |
| 二、以生产成本为中心的供给理论 |
| 三、供求均衡决定商品价格 |
| 第二节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有效需求决定论 |
| 一、三大基本心理规律 |
| 二、有效需求决定论 |
| 三、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
| 第三节 供给学派的理论 |
| 一、供给学派的概况 |
| 二、供给学派的主要观点 |
| 三、供给学派理论的实践 |
| 第四节 马克思供求理论与西方经济学供求理论的比较 |
| 一、马克思供求理论和西方经济学供求理论的相同之处 |
| 二、马克思供求理论和西方经济学供求理论的内容区别 |
| 三、马克思供求理论与西方经济学供求理论的本质区别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供求理论的发展 |
| 第一节 毛泽东的有计划的供求平衡发展理论 |
| 一、建国初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
| 二、有计划的供求平衡发展理论的主要内容 |
| 第二节 邓小平的市场调节供求理论 |
| 一、改革开放前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
| 二、市场调节供求理论的主要内容 |
| 第三节 江泽民的需求拉动供给发展理论 |
| 一、20 世纪90 年代中期经济社会形势剧变 |
| 二、需求拉动供给发展理论的主要内容 |
| 第四节 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供求平衡发展理论 |
| 一、新世纪初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
| 二、“以人为本”供求平衡发展理论的主要内容 |
| 第五节 习近平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 |
| 一、新时代我国市场供求情况 |
|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的主要内容 |
| 第六节 对中国共产党供求理论的评价 |
| 一、中国共产党供求理论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
| 二、中国共产党供求理论与马克思供求理论是一脉相承 |
| 三、中国共产党供求理论是在传承中发展 |
| 第六章 马克思供求理论视角下的中国经济供求平衡发展分析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供求发展 |
| 一、中国经济总供给的发展情况 |
| 二、中国经济总需求的发展情况 |
| 第二节 马克思供求理论对中国经济供求平衡性的解读 |
| 一、马克思供求理论对中国经济供求平衡性的评判分析 |
| 二、马克思供求理论对中国经济供求不平衡的原因解析 |
| 第三节 马克思供求理论对促进中国经济供求平衡发展的指导 |
| 一、市场竞争机制消除供求总量不平衡 |
| 二、部门结构优化消除供求结构不平衡 |
| 三、生产进步推动供求平稳发展 |
| 四、生产与流通衔接促进产业资本循环 |
| 第四节 促进中国经济供求平衡发展的政策建议 |
| 一、消除体制弊端,发挥市场调节供求主导作用 |
| 二、注重发展质量,提高有效供给能力 |
| 三、扩大对外开放,提升供求平衡弹性 |
| 四、优化流通环节,促进生产和消费相匹配 |
| 第五节 马克思供求理论对中国经济供求平衡发展分析的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10）重庆公租房资产证券化融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选题意义及目的 |
| 1.2.1 选题意义 |
| 1.2.2 选题目的 |
| 1.3 研究方法及框架 |
| 1.4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4.1 国内研究现状 |
| 1.4.2 国外研究现状 |
| 2 相关理论概述 |
| 2.1 我国公租房的发展历程 |
| 2.1.1 公租房开始作为保障性住房 |
| 2.1.2 公租房的发展现状 |
| 2.2 我国公租房资产证券化的现状分析 |
| 2.2.1 目前公租房的资金来源 |
| 2.2.2 我国公租房资产证券化的现状分析 |
| 2.3 公租房资产证券化融资模式 |
| 2.3.1 资产证券化的定义 |
| 2.3.2 REITs的理论基础 |
| 2.3.3 ABS的理论基础 |
| 3 重庆开展公租房资产证券化的适用性分析 |
| 3.1 重庆开展公租房资产证券化的必要性 |
| 3.1.1 重庆公租房需求量分析 |
| 3.1.2 重庆公租房建设的资金来源分析 |
| 3.2 重庆开展公租房资产证券化的可行性 |
| 3.2.1 国家政策层面 |
| 3.2.2 金融市场层面 |
| 3.2.3 投资者层面 |
| 4 重庆公租房证券化的相关方案设计 |
| 4.1 REITs方案设计 |
| 4.1.1 公租房REITs创建条件分析 |
| 4.1.2 公租房REITs模式选择 |
| 4.1.3 公租房REITs的框架构建 |
| 4.1.4 公租房REITs项目测算 |
| 4.2 ABS方案设计 |
| 4.2.1 公租房ABS运行原理及主体分析 |
| 4.2.2 公租房ABS运行流程分析 |
| 4.2.3 公租房ABS项目测算 |
| 4.3 REITs和 ABS对比分析 |
| 4.3.1 可行性对比分析 |
| 4.3.2 收益对比分析 |
| 4.3.3 风险对比分析 |
| 5 措施及建议 |
| 5.1 公租房资产证券化阻碍总结 |
| 5.2 针对重庆公租房资产证券化提出建议 |
| 6 总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A 学位论文数据集 |
| 致谢 |
四、我国现阶段居民储蓄存款实际利息率估算初探（论文参考文献）
- [1]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D]. 黄志. 四川大学, 2021(12)
- [2]后发展国家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构建 ——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D]. 闫博. 吉林大学, 2021(01)
- [3]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理论基础及现实条件性分析[D]. 赵楠. 天津财经大学, 2020(06)
- [4]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与给付均衡研究[D]. 杜芳雨. 辽宁大学, 2020(01)
- [5]中蒙商业银行储蓄利率对比研究[D]. 阿木（Amarbayasgalan Altantsetseg）.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1)
- [6]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对城镇就业影响研究[D]. 田伟. 辽宁大学, 2020(11)
- [7]我国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与效率研究[D]. 陈建付.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7)
- [8]我国信贷资源配置所有制歧视研究[D]. 王莉娜.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9(03)
- [9]马克思的供求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陈景华.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10]重庆公租房资产证券化融资研究[D]. 宋丽娟. 重庆大学, 201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