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意志与命运的抗争（论文文献综述）
王静[1]（2014）在《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的悲剧小说研究》文中认为美国当代最负盛名的女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将悲剧视为“艺术的最高形式”，认为“这一艺术所展示的对抗虚无的胜利向我们呈现了一个未来，一个我们无法想象的未来”。在其半个多世纪的小说创作中，用悲剧的形式昭示当代美国人的生存困境以及讴歌这一困境下所凸显的悲剧精神成为贯穿欧茨创作始终的本质特征。本论文选取欧茨不同时期的四部代表作品——《他们》、《光明天使》、《狐火》、和《大瀑布》——进行研究。论文立足悲剧理论，集中探讨欧茨在反思上世纪30至60年代美国人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和遭遇过程中的悲剧写作与悲剧意识。欧茨小说中的人物有男有女，有老有幼，这些人物富于激情，敢于挑战权威，但因为命运、性格、社会环境和伦理冲突而不可避免地走向悲惨的结局。在欧茨看来，这些人物作为20世纪美国人的代表不时地流露出悲剧式的缺陷，但他们普遍表现出的令人称道的激昂个性使其在斗争中绽放出人性的光辉。本论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为绪论，首先介绍欧茨其人及其在创作中取得的成就和文学地位，并梳理国内外对于欧茨的研究现状；通过梳理古典悲剧与现代悲剧的特点以及当代学者对现代悲剧的论述，归纳学界对于悲剧的分类，构建论文的理论框架；最后说明本论文的研究方法、内容及意义。第二章结合《他们》探讨欧茨笔下20世纪30至60年代底层小人物在命运的无常与荒诞下悲惨的生存境地。命运以暴力的形式实现对个人价值体的摧毁，并在日常生活中的偶然与巧合中体现其意志。在应对这一生存困境时，《他们》中的主人公要么凭借令人难以置信的韧性与弹力一次次地重新找到生活的轨迹，顽强地生存了下来，用“活着”这一简单的事实发起对命运的抗争；抑或以暴力为武器与一直压制自己的命运进行无畏的抗争，释放了自己被压制抑郁的激情，洋溢出丰盈的生命活力。《他们》通过悲剧形式向人们呈现了30年代美国极度的经济贫困与五六十年代丰裕社会给底层美国人带来的强烈荒诞感。第三章结合小说《光明天使》探讨欧茨笔下的美国人在20世纪60年代历经的性格悲剧。冲动、莽撞、短于思考、易于轻信以及过度张扬等性格上的缺陷是这部小说主人公失败乃至死亡的主要原因。小说通过主人公性格与悲剧结局关系的揭示，充分展示出欧茨强烈的悲剧意识和对于美国社会的忧患意识：她一方面颂扬了60年代美国人激昂的拼搏精神，另一方面又表达了对美国人在激进浪潮中的表现表达了深切的担忧。第四章聚焦小说《狐火：一个少女帮的自白》。欧茨在这部小说中重现了女权运动到来之前、50年代美国女性的生存困境。在充满男性暴力的50年代，女性在肉体上承受着男性暴力的戕害并面临着群体性失语的困境。在与父权社会的反抗中，女性用姐妹情谊为纽带建立起对抗男性权威的统一战线；用文字将故事从记忆转为历史，与以男权话语为主导的男性叙事相抗衡；用暴力切断男性话语和权力的关联。虽然势单力薄的少女们最终不得不面临失败的悲惨结局，但《狐火》这部小说充分展现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女权主义先驱们在反抗父权社会过程中所展现的巨大能量和斗争意志。第五章以《大瀑布》为例考察欧茨又一部关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生活的小说。上世纪50年代，小说主人公面临着强大的传统信仰和伦理压力：一方面是基督教教义中对异性恋和传统信仰的坚持；另一方面，传统的个人主义作为美国核心社会价值主导着50年代美国社会的思想。同性恋情结与宗教信仰、科学与宗教教义构成了两组不可调和的伦理矛盾，但深陷此伦理矛盾的小说主人公并未选择懦弱地生存，而是在张扬的生命活力下选择用死亡对压抑自我的基督教伦理进行最后的反抗。同时，在善良意志与美国个人主义伦理观的冲突下，主人公无畏地向个人主义宣战，用生命激情奏起了悲剧之歌。《大瀑布》这一伦理性悲剧小说既传达了欧茨对50年代反叛青年的敬意，也书写了当代美国社会的困境。小说影射了美国新保守主义思潮，同时也表达了欧茨对社群主义的呼吁。第六章为结论。欧茨在自己的小说中表达了对20世纪美国人生存困境的关注，她用严肃的悲剧艺术表达了她对现代美国社会生活的反思。她的创作揭示了20世纪美国人所经历的苦难以及面临的种种生存困境，但在欧茨笔下，那是一种悲剧式的苦难。在欧茨的小说中，20世纪的美国人经历了许多失败与苦难，但她从美国人的奋起反抗中看到了一种不屈的品格与崇高精神。欧茨的悲剧性小说突出表现以下特点：在内容上体现出现代悲剧平易近人的特点，将小人物带进悲剧的殿堂；在形式上仍然遵循古典悲剧崇高的原则；极力通过暴力故事传达主旨，暴力构成了欧茨悲剧书写的两个层面：一方面通过对暴力以及暴力所造就的悲惨的呈现来营造悲剧氛围，唤醒混沌懵懂的大众，完成悲剧第一层面的书写；另一方面藉由暴力展现个体内心的激情和生存意志力，表现个体的悲剧气概，向读者展示一种现代生存困境中的悲剧性超越。她的悲剧区别于美国肤浅乐观主义，也绝非阴郁绝望的悲观主义，而是以一种“向死而生”的态度启发人们正视生存困境，认识自我，寻找出路。
阿瑚德[2]（2020）在《西方戏剧影响下的中埃话剧比较研究 ——以曹禺《雷雨》与哈基姆《洞中人》为例》文中提出中埃友好源远流长,早在西汉（前202年-8年）期间,由中国的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丝绸之路”,这也成功开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纪元,使“丝绸之路”成为长途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线路的总称,特别是在文化上交融与互动的古中国和古埃及,成为这条路上最耀眼的明星。四大文明古国之中的中国和埃及,都同属于东方文化圈的文明古国,其文化是璀璨的、历史是悠久的。进入二十世纪,虽然两个国家都面临着历史挑战,各自经历着不同的社会变革和转型,但是在文化发展以及文学艺术方面,也都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其中“话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欧洲是话剧的摇篮。据历史记载,西方戏剧起源于古希腊,至今约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在此期间,西方出现了成熟的悲剧和喜剧,也经历了从中世纪的封建专制时期、文艺复兴、17世纪古典主义戏剧、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一直到19世纪现代主义戏剧的发展与演变。这长期多变的过程,使西方在出现多种戏剧思潮与丰富多彩的戏剧风格与流派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戏剧理论与研究,还拥有了诸多着名的戏剧作品与剧作家,他们发挥并起到了引领世界戏剧思潮的意义和作用。中国与埃及作为两个文明古国,很早就呈现出了多姿多彩的艺术风格与文学表现形式。中国的传统戏曲和埃及的影子艺术等就类似于西方戏剧,但是以对话为主的文学表现形式的出现,则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在接受西方戏剧的影响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二十世纪前后,中埃两国在借鉴西方戏剧的过程中,都经历了借鉴、模仿、筛选、融合的过程,最后创作出了具有丰富民族化的剧作。因此,本文以二十世纪中国与埃及话剧作为分析对象,旨在通过分析西方戏剧对二十世纪中国和埃及话剧的影响,梳理两国话剧发展进程中的特点以及比照它们的异同,着重于探讨它们相同之处;再进一步探究两国话剧有代表性的剧作家与其代表剧作的相同之处,以便促进中埃两国民族在新时代的相互理解与共识,实现促进两国文明与文化交流的现实意义。本文由引言、正文、结语三部分组成。引言部分共分为三节:第一节主要介绍了本研究的意义、目的以及研究对象。第二节主要是梳理中国对埃及话剧的研究之现状与埃及对中国话剧的研究现状。第三节论述了本研究方法、难点以及主要创新点。正文部分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从两国历史与国情视角,对二十世纪话剧在中国和埃及的引入和发展过程进行了回顾,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一、是探讨哪些内外因素有助于两国话剧的发展;二、西方戏剧如何影响到两国话剧创作的发展与成熟。相似的历史与国情背景,使中埃话剧发展过程中存在相似的生存境遇与经历。因此,本章将中埃话剧发展过程分为初期、发展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埃话剧初期,追溯话剧作为“舶来品”在两国新土壤的产生途径与生存境遇。第二阶段,是中埃话剧发展期,重点论述推动中国和埃及话剧发展的国内外因素,并介绍此时期所涌现的优秀的剧作家与剧作。第三阶段,是中埃话剧成熟期,主要介绍中国与埃及历史与社会变革给话剧事业与研究等方面带来的新生命力。第二章:主要论述四种不同西方戏剧流派思潮对二十世纪中埃话剧创作的影响。重点探讨中埃话剧创作采用西方戏剧的象征主义、现实主义、古典主义和荒诞派的表现。本章在回顾流派思潮的来历与主要特点后,介绍借鉴该流派的两国话剧代表性的作品。第三章,为进一步探讨西方戏剧对中埃话剧的影响,本章则以曹禺和陶菲格·哈基姆为例,分析他们生平与代表作作为本论文的核心部分。曹禺与哈基姆是二十世纪中国和埃及话剧创作最有代表性的剧作家之一,他们对中国和埃及现代话剧的发展与成熟所做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他们作为20世纪中国和埃及现代话剧大师,其剧作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具有思考性、社会意义,并一直启迪人们对生命、生活、生存的思考与感悟,滋养读者的心灵。第三章主要分为两节。第一节:主要介绍曹禺和陶菲格·哈基姆的生活背景与成长过程,所让他们更好地了解本民族传统文化与了解社会真实面目;教育背景所给予他们接触与钻研西方戏剧的机会等方面,以便更好地了解他们的思想倾向以及创作来源与内涵;第二节:以曹禺的《雷雨》与哈基姆的《洞中人》两部话剧剧本为例,试图通过对两部剧本的人物形象与多种类型冲突的详细解读,指出两不剧本的相同之处,并指出两位剧作家通过他们的剧作所表达对人生、命运、社会和感情等方面的独特思考与观念,他们从不同视角挖掘了人性的内心世界,表达了“人”的生存困境。第四章分为两节。主要探究《雷雨》与《洞中人》在借鉴西方戏剧的两共同点。第一节重点分析西方古希腊戏剧的悲剧意识在曹禺的作品《雷雨》与哈基姆的作品《洞中人》中体现出来,揭示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中人与命运冲突与悲剧命运对曹禺《雷雨》与哈基姆《洞中人》的影响,揭示三部剧本所展示的命运的残酷与不可违的主要观念与表达的“人”活着就被某种超越人的能力所支配与压抑着,而不管人怎挣扎、反抗,最终的结果却付之东流的思想。第二节主要分析象征主义在两部剧作中是如何体现的,将两部相同的象征意象分为剧名、地点与人物三种,并阐述它们所蕴藏的象征意义与对深化剧本意义所起到的作用。最终,结语部分主要总结本研究意义与目的,也探讨曹禺在《雷雨》与陶菲格·哈基姆在《洞中人》中,在借鉴了西方戏剧的基础上,所表现的独特特点与超越之处,介绍两位剧作家如何将本民族传统文化有机揉进两部剧本之中。
陈岩[3]（2017）在《从命运观看东西方悲剧的差异 ——以古希腊悲剧和中国古典悲剧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命运观是基于“哲学、宗教、历史、艺术等文化背景对命运进行探索、归纳,逐渐形成了具有人生观意义的关于人类或个人自身命运的观念”,是关于人类早期生存、发展所思辨的哲学命题。悲剧,“以否定的方式来肯定有价值的东西”,以一种多维的、带有民族特色和时代属性的特征成为别样的审美形态。纵观东西方,古希腊悲剧和中国古典悲剧呈现着诸多不同;对其不同的考量,东西方命运观念的差异是其呈现不同的因素之一。本文也基于此,考量古希腊时期和中国古典时期命运观念。古希腊时期的命运观念在神话中体现为一种命定之论、在史诗中生发出一种质疑之声、在哲人中倾向于一种皈依之言。中国古典时期的命运观念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神话从人与自然的思辨中呈现其理想主义诉求;二是儒家的“立命”、“知命”哲学强调践行“修身养性”、“立德入世”观念;三是道家的命运观念诉诸于把握“化解”与“变通”的安命智慧。正是由于两个时期在命运观上的巨大差异影响着东西方的悲剧创作,进而导致两个时期悲剧的不同。古希腊悲剧会把一切苦难与遭遇归结为命运的安排,并且承认“命运规定一切”之言说;但古希腊人面对命运的规定,认为只有通过个体意志与命运的抗争,方能彰显个体价值。中国古典悲剧一方面强调个体之于现世存在的伦理价值和天随人愿的悲剧理想;另一方面注重命运之于个体存在的变通,以此来化解命运之于个体存在的不利局面。
唐超学[4]（2016）在《21世纪湖南小说创作研究（2000年-2015年）》文中研究说明三湘大地自古文人辈出,文脉源远流长,自古迄今留下了大量的不朽篇章。进入21世纪以来,湖南作家同样用自己的生命、才情与心力,以丰富多彩的创作实绩,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因此,对21世纪湖南小说创作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的探讨与把握,了解其发展态势、精神向度、审美特征、创作类型等,对于进一步推进湖南小说创作与研究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于文学湘军的重振与文学事业的繁荣也有其重要的文化实践意义。整篇论文除绪论和余论外,主体部分由七章构成。绪论部分主要对21世纪湖南小说创作研究的现状进行梳理和述评,阐述论文的选题依据、行文思路与创新之处。第一章主要论述21世纪湖南小说的创作语境。认为21世纪湖南小说创作有着先辈打下的坚实基础,有着老中青齐头并进的良好代际态势,也有着政府积极的主流引导。但是,市场化、欲望化语境,影视媒体的蓬勃发展,互联网的强势覆盖等,都给小说创作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与冲击。但湖南作家能坚守人文精神,执着于创作的个性追求,为21世纪小说创作做出了自我的贡献。其中官场小说、乡土小说、知识分子小说、历史小说与网络小说成绩斐然,且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第二章重点探讨了21世纪湖南小说的精神向度与价值内蕴。认为深沉的忧患意识、朴素的生存意志和强烈的现世精神是21世纪湖南小说的主要精神维度。同时,三者有机统一,对底层民众的深入关注,对世俗生活的执着表现,让忧患意识有了质性内容,让现世精神充满生命主体意志。第三章着重论析21世纪湖南小说创作的审美特征。具体来看,21世纪湖南小说依然有着较为鲜明的地域色彩,更有着丰富多样的民俗画卷。而在民俗画卷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其巫觋人文与土匪影像。同时,湖南21世纪以来的小说创作表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色彩,对官场腐败吏治弊端的揭露,对农村与农民命运的关切,对知识分子立身处境的感慨,都表明湖南作家敢于直面生活的矛盾与冲突,敢于开掘生活的复杂矛盾,无不是现实主义立场的体现。与此同时,湖南小说创作中还有着一种绵长不竭的浪漫精神,这在小说中的环境叙写、情节安排与人物形象塑造上都有着精彩的体现。第四章主要考察21世纪湖南官场小说。无论是从创作队伍、作品数量与创作质量上,湖南21世纪的官场叙事都是蔚为大观。这些作品不仅对权力场中的腐朽与堕落进行了发露和批判,而且从民间视角,对官场中的人性进行了深层次多方位的立体呈现。但在他们对官场进行表现、对官员进行塑造的时候,其缺点与不足也随之敞开。从创作主体的叙事语态来看,可见到创作者们多对官场怀着一种宽容的理解,这种理解是认同与批判的交融含混,是既然如此也就如此的暧昧。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民主意识的暧昧与悲剧精神的缺乏,导致批判力度的减弱与审美价值的局限。第五章主要阐述21世纪湖南乡土小说。乡土小说是21世纪湖南小说的主体。在这些作品中,叙述者不仅对湖湘土地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的种种变化给予了应有的关注,更将注视的目光投向了既往的历史。在对乡土叙述之时,既见到了湖湘沃土所涌动的如大地一般的生命元气,也见到了乡村中的苦难与不幸,愚昧与迷障。生命元气与大地血脉相通,是人类生生不息浑厚博大绵延不竭的生命源泉,精神迷障与人性顽疾影响着农村的发展可能与生命的自由空间。第六章着重讨论21世纪湖南知识分子书写。21世纪湖南知识分子书写虽依然对知识分子的茫然彷徨,犹豫无奈有着深深的眷注,但因时代变化与代际差异等多种原因,湖南作家更多的是将知识分子投入到价值观念多元纷杂、商品大潮泛滥汹涌的生活之中,让他们直接进入到生活的炼狱去挣扎与探求。官场,商场,世俗生活是他们的追求场域,但他们同样也坚守着自己的人文立场与精神空间。但很有意味的是,他们在追求精神独立的同时,又陷入了世俗的泥淖,在追求人文立场的同时,又将自我的身份进行了暧昧化处理。如何寻找生命的依托,一切仍在探索之中。第七章重点阐释21世纪湖南历史小说。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湖湘历史叙事试图挣脱先前严肃崇高、宏大神圣的取向,不仅聚焦于底层人物的人生与命运,更是逐渐向着个体史、欲望史、偶然史等向度变化。同时,21世纪湖南历史小说更注重从底层人物身上叩问湖湘人民所特有的人格与精神。因湖南是多民族聚居地,湖南作家还对土家族、苗族历史进行了应有的表现,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主流历史发展进程中对少数民族历史演进的忽略。余论部分重在思考与探寻湖南小说的局限和突破的向度。湖南小说虽在21世纪收获颇丰,但也存在着诸多的局限与障碍。最为关键的是因文化素养与生命视域的受限、乡土文化精神的依赖以及因循传统而形成的困境,一些作家学识素养与人生阅历的不足,文学创作视野狭窄局促,心态缺乏淡定从容。新世纪的湖南小说家要寻求突围,应进一步提升自我、开放视域,摆脱对政治、市场、传统的束缚,强化文学性追求,以更具前瞻的原创性,构建出湖湘特质与世界视野自然融合的亮丽小说景观。
杨欣[5]（2019）在《乡土·人性·诗意·现实 ——吴天明电影艺术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西部电影创作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吴天明作为西部电影的拓荒者和引路人,为中国电影做出了巨大贡献。吴天明导演艺术研究以其电影文本为切入点,以电影中的时代经验、乡土意识、族群文化、人性观照、现实主义、诗意影像、物态空间等为关注焦点,以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思潮的冲撞、融合为考量坐标,力图展现具有多重身份的吴天明导演在历经中国西部电影风云变幻后日益成熟的艺术造诣与审美理想。作为一名充满人文情怀的艺术家,他的电影创作与时代症候密切关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一贯的审美趣味与不同的风格走向。本文在挖掘吴天明创作中的使命意识与精神信仰的基础上,试图探寻其电影文本的理论价值和文化学意义。吴天明作为西部电影的重要导演、西影第三任厂长、第五代导演的“教父”,他为中国电影培养了一批有艺术造诣的创作人才,作为“第五代”导演的伯乐,为我国电影的发展及中国电影走向世界做出了卓越贡献。因此,对吴天明电影创作的研究同时也是对西部电影发展脉络以及美学风格的观照,为西部电影的发展总结经验,为中国电影探索可鉴之策。论文拟从审美文化的角度研究吴天明导演及其作品,探究他作为一位艺术家的探索与坚守,展示他在面对传统与现代碰撞的矛盾性与复杂性,解读其电影中所展现的审美叙事与影像格局。这既是中国西部电影视域下的审美呈现,又是西部电影本身包孕的艺术思辨。从时代经验与审美文化的角度审视吴天明导演,这是一种全新的观照角度与研究视角。论文从时代精神气候、乡土意识与审美基因、个体审美理想等角度对吴天明的电影文本展开详细的读解与评析,并对其导演风格进行归纳与总结。基于中国传统文化来关照吴天明创作的心理倾向与原始冲动,同时结合时代特性,挖掘其创作的集体意识烙印。与此同时,探究他作为一位艺术家的探索与坚守,展示他在面对传统与现代碰撞的矛盾性与复杂性。论文的主体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分析在时代精神气候影响下吴天明的创作嬗变,展现多元文化思潮在吴天明电影中的碰撞与融合。时代文化的新旧交替和矛盾锐化是吴天明关注的焦点问题,对农耕文明传统美学的依恋和对都市文明高速发展的憧憬成为他此时电影创作的主题核心。在文化的碰撞融合中显现为:传统与现代的不同价值取向、农耕电影主题从单一向多维度审美嬗变、自省的人格与重塑等。第二章分析吴天明作品中传统文化的印记与乡土意识的建构,并从族群特性以及遗传作用的角度出发,同时比较研究多元语境下的乡土经验。以此展现吴天明审美理想下独特的乡土美学,同时对族群原始精神进行剖析,解读吴天明的生活哲理与生命寓言。第三章从吴天明电影的形象塑造入手,以人物形象、性别观念等方面研究作品的“人性”意识。吴天明对人性问题的呈现与反思是其电影作品的永恒主题,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他的作品中表现出对“人性”多元化且全面性的观照与反思。吴天明通过对性格鲜明、真实丰满的典型人物进行客观塑造,呈现出不同社会历史背景下的“人性”主题。第四章通过对吴天明电影的纪实性、诗意性等方面的探讨总结导演的现实主义诗意美学。在比较研究西部电影的现实主义创作经验的同时,发掘其作品中所展示的审美理想与影像格局。这既是中国西部电影视域下的审美呈现,又是西部电影本身包孕的艺术思辨。第五章中结合吴天明的电影影像文本,在对其生长环境进行考察的基础上,探究环境因素对创作动机以及艺术审美倾向的作用。在对其影像中的物态空间进行深入细致的读解与思考下,发掘地理特征、气候条件对于社会文化、心理特质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深植于吴天明的创作冲动与审美倾向之中,也体现在电影作品的形象造型之上。第六章在前文的基础上综合审视吴天明的电影艺术,归纳与总结他电影的整体风格,指出他电影的不足之处。在多元的时代语境下,重新读解吴天明与其电影作品,正确评价他对于中国西部电影的开创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以吴天明为代表的中国第四代导演满怀艺术激情,询唤与坚守一个时代的艺术理想与普罗价值。当下的电影创作正面临着艺术和商业的共生与博弈,经历多元价值的混乱与思想的震颤,遭遇文化的困境与突围的困惑。吴天明将个人理想与文化守望诉求于影像表达,他的影像世界凸显出跨时代的艺术感染力。在时代浪潮的变幻起伏中,吴天明执着于自己的理想,自觉完成时代主体精神的建构。他用赤诚之心书写对人民的热爱,他用敏感之心体悟对时代的困惑,他推动着中国西部电影的辉煌发展,在中国乃至世界电影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黄金[6]（2020）在《边缘·异化·跨界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长久以来高度物质化的商业环境遏制了香港人文文化的发展,使香港一直无法摆脱“文化沙漠”的粗浅印象,大陆中心意识也导致香港文学在“九七”回归以前都不受重视,被形容为中国文学的“弃婴”、“边缘”。不过,这种边缘的处境同时也可以视作一种契机,香港作家由此努力探索文学的多元性与可能性,力图突破种种刻板的论述。香港现代主义文学便是执掌旗帜行进其中的一支个性队伍。混杂着传统与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中与西等多种文化特质,产生中心与边缘、都市与个人、物质与精神、商业体制与文学场域、区域与整体等多重权力关系与复杂矛盾的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在文化领域中进行着带有差异性、异质性、颠覆性的文学实践。而消费文化语境的限定,不仅仅是把高度商业化的社会环境和消费主义带来的种种问题当作现代主义文学表现的主要内容,也是将商业语境作为一种境遇现实,观察消费文化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传播和接受产生的深刻影响。基于此,论文将从香港边缘状态的呈现、异化主题的延伸与小说的跨界实验三个角度出发,在消费文化语境中考察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的历史发展脉络、精神思想及形态特征,并追寻其在香港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当中的意义与价值。全文共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绪论部分首先界定了与现代主义文学相关的一些基本概念,梳理广义上现代主义文学的历史脉络、理论谱系、美学特色及相关主义之间的关联,简要讨论香港现代主义的关键特质及个中联系,并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历史与现状、选题价值、框架思路进行总括性的阐述。正文部分共分五章。前两章通过香港文学生态环境的探讨和地域文化的比较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进行外部研究,后三章结合文本细读展开文学的内部研究。第一章试图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生存空间与状态作出整体描述。从香港商业化的文学运行机制可以看到,奉行坚守严肃文学品性的香港现代主义文学,一直以来都在以商业消费文化为主导的城市环境中艰难生存。作为生产者的作家也在不断调适自我,试图在文学理想、市场趣味和公共规则中找到一条合适的道路。香港对现代与后现代的接受过程与西方同期的文学发展历程存在一定时差,香港现代主义经过现代化、本土化、后现代化的影响,逐渐呈现现代与后现代的杂糅。因此,对于香港现代主义整体的内涵与性质便容许一定的模糊性和弹性理解。除此以外,中西文化交织的复杂文化环境赋予香港文学“混杂”的特质,在此情境中发展起来的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对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文学既有借鉴吸收,也有批判反思。第二章从香港的“边缘”状态及其独特价值出发,探讨了地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以及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学互动交流。依据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三个地区发生的时间线索,可以得到一条完整、连续的现代主义文学发展路线,而香港现代主义运动无疑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革命中的一次高峰。香港不仅在传统断裂的特殊时期接过了文学薪火,承担起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而且在不同地区间发挥了不可小觑的转承枢纽作用。在此意义上,香港文学的意义不能仅以中心和边缘的二元对立作僵化论述,要考虑到实际情况中存在相对性和变化性。在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地理版图中,上海、香港、台湾三地的现代主义文学经验不尽相同,彼此之间既有继承和转化,也有文学内部的交融与碰撞,通过比较上海与香港、香港与台湾的异同,可以看到社会状况、政治体制、文化环境与风俗人情等文化因素对文学产生的深刻影响,也可以看到不同的文学表现与个性。第三章以个案研究的形式进入到小说文本内部的分析,主要探索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内在思想精神。从文学整体的发展脉络来看,不同代际的作家表现出不同的反应与特性,崛起于50年代的刘以鬯、昆南、马朗等是香港现代主义的先驱,之后的“资深一代”、“中生代”与“新生代”作家,每一代作家的书写都不同程度地对前代进行拓展延伸,也有反省和创造。章节内分别选取刘以鬯、西西、董启章、潘国灵作为四代现代主义作家的代表,他们的创作反映了不同时期香港城市意识与历史精神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到香港现代主义书写旨趣与方式的演变以及作家思想观念上的突围与超越。第四章围绕现代主义的“异化”主题,讨论都市人面临的种种困境与挑战。香港作为一个高度异化的现代城市,承受着由物质带来的巨大压力,使人对城市产生强烈疏离感,但另一方面,香港也因其开放多元的历史传统而具有文化包容性。作为亲历异化的都市人,作家借助作家形象的塑造进入城市言说,同时还扮演叙述者的角色。他们群体性地在都会情境中经历迷失,也从中探求自我拯救之路。异化造就了香港独特的生活景观,从病态的市井男女到纷繁庞杂的物质,都可以见到现代文明病影响下人类的历史命运,以及物化逻辑之下“人”与“物”既互相对立又彼此和解的矛盾关系。此外还探讨了殖民环境影响下港人历史观念的异化问题,香港现代主义作品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地区断裂的殖民记忆和疏离的历史意识。第五章主要讨论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在艺术形式上的探索以及对通俗文学的跨界影响。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很注重发掘个人的内在意识世界,表现人类颓废虚无、荒唐放纵等负面心理倾向,导致了一部分现实主义作家的质疑和批评,并由此引起关于“真实”与“虚构”的争论。但从现代主义作家具体的创作主张与实践来看,他们不仅没有割裂写实与虚构的联系,还尝试将两者有机结合,实现现实存在与现代、后现代内容与形式的融汇。此外,香港现代主义很注重叙述形式、技巧和结构的实验性与先锋性,作家通过形式的创新和文体的越界探索了文学表达的多种可能。现代主义不仅在吸引着纯文学作家,对通俗文学作家也产生影响,从古龙小说可以看到存在主义与武侠文学的融合,这种尝试使通俗小说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结语部分重申了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现代性意义,并探讨了现代性的书写方向。从一般的现代性意义来说,香港现代主义文学无论在内容形式还是思想精神上,都在实现向传统反叛、与传统决裂的目标,从具体的实践成果来看,现代主义文学对现代香港历史与城市文化的优势与缺失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并构建起多元的审美思维和艺术风格,其现代性书写已经形成了独特的个性。接下来面对现代性书写如何继续进行下去的问题,无论是倡导回到“以人为本”的“多元现代性”理论,还是面向未来的“重写现代性”,都颇具启发作用,香港的现代性书写仍然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李增元[7]（2013）在《分离与融合：转变社会中的农民流动与社区融合 ——基于温州的实证调查》文中认为自由全面发展一直以来都是人类孜孜不倦的追求目标。不过,个体是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个体的自由并不是超然于社会的绝对自由。各种社会制度创造着人类有秩序的社会生活,同时,它也可能成为阻碍个体自由发展的重要因素。以自由人为基础的“自由联合体”是人类自由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以自由、融合为基础的人类和谐社会。作为社会基础构成部分,广大农民的自由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特别是在开放、流动社会中,广大农民的不自由性更加明显的体现了出来,它表现在政治、经济、社会、精神文化诸多方面。就当前来看,社会流动已经成为社会发展常态。不过,农民外在的自由流动难掩内在的不自由,流动中的各种公民权利及权益无法得到有效维护,生存发展权利难以得到有效保障。社会开放、流动难以掩盖城乡分割、乡村社会封闭、排外的事实。建基于农村社区之上的诸多社会制度既是民众行为的社会规范,同时也往往成为约束个体自由发展的根本因素,致使社会分割、社会融合难以实现。广大农民离土难以真正离乡,城乡居民有流动自由发展不足,有流入难融入,这一矛盾在转变社会中更为突出。在现代社会发展中,解放农民,扩展农民自由发展权利,破除社会分割、封闭与排外的弊端,创造有机融合、和谐发展的社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命题,也是农民面临的历史性新命运。本文以温州市作为研究样本,对转变社会中的农民自由、社会融合诸问题进行探索性研究,转变社会中的农民流动仅仅是本文研究农民自由及社会融合的一个引子。本文首先以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对建国以来温州社会变革中的农民自由现状进行了考察分析。在改革开放前,基层经济社会制度的变革,都直接地影响着农民的自由,农村基层社会发展过程正是一个广大农民为争取自由发展与国家互动的过程,也是广大农民扩展生存与发展权利与自由空间的过程。改革开放后,城乡社会逐步走向开放、流动,经济政治体制开始变迁,广大农民在政治、经济、社会及精神文化层面的自主发展权利及发展空间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展,农民独立意识的增长。在现代化发展中,农民从传统小农向现代农民蜕变,逐步走向新的社会发展大舞台。然而,僵化的经济社会制度却内嵌于日渐转变的乡村经济社会结构中,构造出了外在流动、开放背景下的内在封闭社会,广大农民无法从封闭性社会结构中脱离出来,无法自由自主发展,乡村外部人员也无法自由进入与融入,整个社会没有实现真正的自由流动与有机融合。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新时期温州所实施的“三分三改”与“社区重建”进行了深入分析探讨。以“政经分开”、“资地分开”、“户产分开”、“股改”、“地改”、“户改”为主要内容的“三分三改”破除了传统社区的封闭、排外及束缚性,破除了封闭的乡村经济社会结构,促进了农民的自由流动,并保障了流动中的各项权利、权益,为外来人员的自由进入与融入提供了有利条件,促进城乡社会从分割走向融合,改革实践是农民自由解放的新里程碑。在此基础上,温州市进行了农村社区重建,通过社区空间重组、组织体系重建、治理机构再造、治理机制改革,构造“城乡一体型”新社区,推动城乡基层社会对接,努力将新型农村社区逐步建设成具备政府公共管理服务功能、社区社会自我治理功能,能够为居住在社区内的不同性质居民提供平等服务、保障不同性质居民享有平等公民权利、公民待遇、社区成员权利,为社区居民提供情感归属及精神认同,具有开放性、容纳性的新型基层社会单元。基于上述考察分析,本文继而对建国以来温州农民自由发展历程及特征进行了总结性分析,对当前开放性、流动性社会发展中,温州农村新社区的社会融合状况进行了定量、定性考察,并对温州社会转型发展中农民自由的影响因素、社会融合影响因素进行了判断分析。转变社会中的农民流动仅仅是一个大的历史背景,而流动中的农民自由及生存发展权利与权益才是农民流动背后的实质与根本性问题。正是基于此,本文建基于温州样本的实证研究,对转变社会中农民流动背景下农民自由及社区社会融合这一实质性问题进行了深度探讨。本文首先指出了“自由与融合”是社会流动、开放背景中农民的历史性新命题,并对国内外历史进程中农民自由及社会融合问题进行回顾与分析,探讨国内外农民自由的构成内容,及农民自由与社会融合的关键影响因素。此基础上,本文对所研究的核心内容,何为农民自由、农民自由的影响因素、转变社会中的农民自由实现途径等问题进行了理论提炼；自由的个体何去何从、融合性社会及社区社会融合何以可能等诸多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最后对自由、人性、社会制度等抽象问题进行了余论探讨。基于温州样本的微观考察,及社会发展的宏观性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农民自由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呈现出层次与差异性。个体是历史的、实践的、具体的,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及阶段性决定了,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广大农民呈现出不同的自由状况,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及精神文化不同层面。第二,人性解放与发展是农民自由及个体自由的根本内涵。个体自由,外在体现为不同历史时期个体维持生存与发展的一系列需求,这些仅仅是个体自由的外化,人性解放与发展才是人类自由的根本内涵所在。第三,社会制度是转变社会中农民自由的关键影响因素。在现实中,存在于特定经济社会结构中的个体及外化的社会关系,都受到嵌入到该经济社会的各种制度的规范与约束,一旦制度规约偏离促进人性自由方向发展,它对人的束缚性就潜在地体现了出来。第四,在解构中构建开放性、容纳性新制度是保障当前农民自由发展的根本途径。破除强制嵌入到经济社会中的一系列封闭、排外社会制度,打破经济社会结构的封闭性、束缚性,建构新制度体系,推动形成各类要素自由流通、个体自由自主流动的新型融合性城乡社会,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个体权利权益平等,是实现个体自由发展的重要基础。第五,“自由”的个体内嵌于一个群体性、融合性社会。个体自由的实现是以他人的自由为基础,个体存在的社会是一个群体性社会,只有群体性社会实现了自由与融合发展,个体才能够真正实现自由发展。第六,开放制度体系是实现社区及社会有机融合的重要基础。不同层次融洽和谐社会的形成,都离不开制度的规范。由社区制度、社会制度、国家制度及人类社会制度等诸多制度构成的开放、容纳性的制度体系,能够推动社会公平与正义、促进个体社会认同与归属,促进融合性社会的形成与人的自由发展。自由全面发展与人性绽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体现,不过,实践中的个体自由发展与融合性社会的形成,都需要建立在相应的社会制度基础之上。
曲琳琳[8]（2019）在《流散身份与回归情怀：卡勒德·胡赛尼小说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卡勒德·胡赛尼是第一位用英语写作的阿富汗裔美国作家。他将阿富汗这个既遥远又神秘的国度,以细腻的文学形式展现在世人面前,无论是他个人辗转多国的生活经历,还是他笔下人物的生存状态与思想情感,无不体现着“流散文学”的典型特征。本研究主要运用“文本细读”和“主题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对胡赛尼的小说进行文本分析和文化阐释,以整体性的视角对阿富汗文学中的流散性问题进行研究,探讨了流散文化研究的源头与流变,流散民族的身份建构,权力理论视域下的流散与压迫,以及战争中的流散书写等问题。本文以胡赛尼小说创作的阐释为轴线,着重梳理社会文化、社会政治和族裔意识对文学产生的影响,反思阿富汗历经的社会现实与全球化时代的流散现象。在广泛搜集和研究阿富汗背景知识的基础上,通过研究主人公的自我救赎、与命运抗争、找寻亲人等过程,探索胡赛尼民族身份的建构方式,同时,以个人视角叙写战争中的亲情、友情和爱情,揭露战争的残酷性,呼吁世人关心饱受流散与民族纷争之苦的阿富汗人民。此外,本研究还有助于人们对阿富汗文化和文学遗产的理解,进一步阐释近半个世纪以来阿富汗的社会斗争和经济状况。对许多西方人而言,阿富汗的民情和宗教情况仍然是一个不透明、让人不安的谜团,对此,胡赛尼并没有直接挑战西方对阿富汗的传统主流看法,而是通过生动感人、富于诗意的情节构思与叙事手法,纠正和丰富了人们对阿富汗的认识,向世人展示了祖国悠久的历史与多元文化,增进了理解与同情,这使他的小说打通了欧亚文化的壁垒,获得了来自不同文化圈的肯定。阿富汗流散作家基于自身的复杂经历、多元文化冲击和民族创伤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充分展现了他们对阿富汗的政治、文化、经济和历史的深刻认识与悲悯情怀,他们已经成为向世界展现民族苦难,争取民族自由与尊严的先驱。胡赛尼的小说,一方面,力求真实展现阿富汗人民的生活状态,另一方面,亦不回避运用悬疑、悲情、戏剧和情节逆转等必要的文学表现手法来强化和阐述自己的立场,展现出文学不仅是修辞技巧与思想的抒发,更是一种能够改变世界和人民的真正力量。从叙事技巧看,他的小说不以复杂多变的现代主义手法见长,而是秉承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风格朴实无华而又震撼心灵,成为通俗小说的教育性探索之典范。胡赛尼小说不仅促进了当代美国多元文化文学的发展,还强化了文学的社会功能;其小说题材既尖锐又新颖,暴力、痛苦、虐待、背叛、抛弃等一系列触目惊心的事件在他真诚直接、细腻诠释的风格下展现得淋漓尽致,表现出了宽恕、救赎等深刻主题,既有典型通俗小说的魅力,也有深邃的思想价值与文化意义。总体而言,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本文以“流散身份与回归情怀:卡勒德·胡赛尼小说研究”为题,注重社会历史研究与文学评论的接洽融合,将胡赛尼的创作经历与艺术手法,置于广阔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中进行考察,重点关注他对流散现象、身份认同与家国情怀的呈现方式,不仅拓宽了研究少数民族和移民问题的视野,而且是对民族中心主义、性别平等、权力话语、跨国移民及文化冲突等问题进行的文学思考。胡赛尼特殊的移民和流散经历,逐渐形成了他极富特点的多元文化身份,美国文化的影响和冲击,母国文化的依恋与反思,赋予了他对流散身份的深入思考与浓厚的归国情怀,同时,形成了他兼收并蓄的写作风格及旁观者清的观察视角,使他成为当代流散文学与美国文学的杰出代表,促进了美国文学“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
邹淋[9]（2020）在《追求自由与主体构建 ——陈铨“力”的文学思想论》文中研究指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陈铨文学思想和戏剧创作多为学术界关注,尤其是多聚焦于他的“民族主义文学创作”所取得的成就。然而,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对陈铨的研究尽管已有近80年的历史,但仍然还是比较零散的,各自为阵,条块分割,缺乏整体性。针对这种现象,本文拟从人生哲学（或生命哲学）,兼以文化哲学的维度,以他的“力”的文学思想为聚焦点来展开整体研究,探讨他的文学思想的本质特点,特别是他的“力”的文学思想特质和主要表现形态。论文分共为八个部分。在绪论中,也即第1部分,论文将从界定“力”的概念出发,梳理其哲学史的发展过程,并结合陈铨的思想发展,初步勾勒他的“力”的文学思想特点,同时对有关他的文学思想和创作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综述,阐释论文的写作目的,所运用的理论方法和创新之处。第2部分将着重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语境中,“力”的文学思潮产生的原因与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对陈铨“力”的文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创构情况、类型形态等,进行学理性和学术史的梳理。第3部分将对陈铨“力”的文学思想的意识结构进行论述,重点是其中的“自由的意志”、“精神的独立”、“心灵的自由”三个方面,目的在于探讨陈铨是如何理解“力”的,他的文学思想是如何以“力”为内核的,以及在此基础上,他又是如何通过“力”的文学思想来观照现实与人生的。第4部分将侧重探析陈铨“力”的文学思想所呈现的美学特征和表现形态,揭示他是如何将“力”以美的方式和形态呈现出来的,主要包括“力”的美学存在形态与美学价值形态两部分,前者主要表现出“摒弃中和”、推崇“对立”和“崇高”两个特征,后者则体现着求真、寓理、主情三种独有的特质。第5部分将认真厘清陈铨“力”的文学思想是如何在创作实践中体现的,也是要探析陈铨通过文学方式来展示人生的意义和新的生命形式的真正用意,主要包含“存在的叩问”、“灵魂的拷问”、“本体的透视”等三个部分的内容。第6部分将认真总结、归纳陈铨“力”的文学思想的三个艺术特点,即“冲力性”、“浪漫性”与“超越性”,由此探讨他是如何在文学实践中运用独特的艺术方式来展示“力”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的。第7部分将认真探讨陈铨“力”的文学思想的理论局限性及其内在原由,并对此进行客观的评价。结语部分,也即第8个部分,将从文学史的维度论述陈铨“力”的文学思想的文学价值,对其文学史、文学思想史意义进行客观评价。本文的创作新点主要有:以“力”为论述的基点和主导线索,将陈铨文学思想和创作实践进行整体的人生哲学（生命哲学）审视,厘清“力”在他的文学思想和创作中所产生与发挥的内在机制及其功能作用。从人生哲学（生命哲学）维度审视陈铨“力”的文学思想,在本质上,可以说,“力”是他用以探讨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的一种重要的方式,其目的就是要使“人”得以全面的发展,能够真正地摆脱封建专制对人的精神控制和奴役,让生命（人生）能够真正地获得一种超验的证明。因此,对陈铨“力”的文学思想进行认真探讨,从中也就能够从中看到中国现代文学在建构新的文学形态中,其间是如何关注和思考现代中国人新的生命（人生）意志和价值意义的确立和完善的,而这也是现代文学确立现代性价值的一个重要原由,是现代文学具有现代性精神品格的一个重要因素。
熊元义[10]（2005）在《中国悲剧引论》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悲剧精神就是中国悲剧的抗争精神。而提倡和弘扬中国悲剧精神,实际上就是提倡和弘扬中国悲剧的抗争精神。无论是精卫填海,人虽死了,化为灵魂也要抗争,还是愚公移山,个人虽有限,但子子孙孙前赴后继是无穷匮的,这都是中华民族拒绝妥协、抗争到底的悲剧精神的具体表现。中国悲剧既有正义力量和邪恶势力的先后毁灭,即悲剧冲突的双方的先后毁灭,也有正义即道不但得到延续,而且是克服重重困难和阻遏后取得胜利。在这一方面,它和西方悲剧没有根本上的区别,但是,中国悲剧对现存冲突的解决不是形而上,而是形而下的;不是诉诸某种“绝对理念”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而是诉诸从根本上解决现实生活的矛盾和冲突的物质力量即正义力量。这样,中国悲剧就和西方悲剧从根本上区别开来。而中国悲剧的大团圆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地表现了这种正义力量战胜邪恶势力的历史过程。中国悲剧的悲剧任务不但是历史正义的化身,而且在道德上还是完善的。中国悲剧的正义力量不是因为自身的局限而遭受毁灭,而是因为邪恶势力的野蛮摧残和毁灭。因此,正义力量的暂时毁灭不是黑格尔所说的罪有应得,而是无辜的,正义力量在道德上是完善的,没有罪过和不义。正义力量在大团圆这种现实世界的延续中经过不懈的努力和奋斗,最终战胜和消灭了邪恶势力,达到了历史的进步和道德的进步的统一。概括地说,中国悲剧是悲剧人物肉体的毁灭,而精神是不朽的。大团圆具体地表现了这种不朽的精神永不妥协的抗争。 而真正消解中国悲剧精神的就是这种文艺的命定神话。这种文艺的命定神话虽然主要表现在一些文艺作品的开头,但有时候也出现在结尾上。这种文艺的命定神话就是要求人们认命,不挑战不合理的命运,不反抗不合理的秩序,放弃了积极的追求。一些文艺作品中所出现的命定神话,就是这种现实生活中的虚假意识形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文艺的命定神话在中国悲剧中的两种作用,一是掩盖作用,即杀人者不足责;二是消解作用,即被杀者也不足悲。
二、意志与命运的抗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意志与命运的抗争（论文提纲范文）
（1）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的悲剧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Abbreviations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欧茨其人、其作与研究综述 |
| 第二节 悲剧与现代悲剧 |
| 第三节 本论文的研究方法、内容及意义 |
| 第二章 《他们》中的命运悲剧 |
| 第一节 命运与“小人物”的毁灭 |
| 第二节 底层人的反抗 |
| 第三节 现代美国与荒诞人生 |
| 第三章 《光明天使》中的性格悲剧 |
| 第一节 一个现代“阿特柔丝家族”的悲剧 |
| 第二节 激情与悲剧的超越 |
| 第三节 喧嚣年代与国民性格 |
| 第四章 《狐火》中的社会悲剧 |
| 第一节 父权社会中女性的悲惨与失语 |
| 第二节 女性的突围 |
| 第三节 “过渡时代”与女性悲哀 |
| 第五章 《大瀑布》中的伦理悲剧 |
| 第一节 “善”与“对”的伦理冲突 |
| 第二节 伦理压抑下的抗争 |
| 第三节 保守时代与生命抉择 |
| 第六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本人出版或公开发表的论着、论文 |
| 后记 |
（2）西方戏剧影响下的中埃话剧比较研究 ——以曹禺《雷雨》与哈基姆《洞中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节 课题来源或研究背景 |
| 一、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
| 二、研究对象 |
| 第二节 国内外中埃话剧研究现状及分析 |
| 一、埃及对中国话剧研究现状 |
| 二、中国对埃及话剧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难点 |
| 第一章 西方戏剧对20世纪中埃话剧历史发展的影响 |
| 第一节 20世纪中国与埃及话剧初期 |
| 一、中国话剧初期 |
| 二、埃及话剧初期 |
| 第二节 中国与埃及话剧发展期 |
| 一、中国话剧发展期 |
| 二、埃及话剧发展期 |
| 第三节 新中国与新埃及话剧成熟期 |
| 一、新中国话剧成熟期 |
| 二、新埃及话剧成熟期 |
| 第二章 西方戏剧流派思潮对20世纪中埃话剧创作的影响 |
| 第一节 象征主义 |
| 一、中国话剧象征主义 |
| 二、埃及话剧象征主义 |
| 第二节 现实主义 |
| 一、中国现实主义话剧 |
| 二、埃及现实主义话剧 |
| 第三节 古典主义 |
| 一、中国古典主义话剧 |
| 二、埃及古典主义话剧 |
| 第四节 荒诞派 |
| 一、中国荒诞剧 |
| 二、埃及荒诞剧 |
| 第三章 曹禺《雷雨》与陶菲格·哈基姆《洞中人》 |
| 第一节 曹禺与哈基姆生平与创作生涯 |
| 一、曹禺生活背景与社会环境 |
| 二、哈基姆生活背景与社会环境 |
| 第二节 曹禺与哈基姆创作生涯 |
| 一、曹禺创作生涯 |
| 二、哈基姆创作生涯 |
| 第三节 《雷雨》与《洞中人》剧本简介 |
| 一、《雷雨》简介 |
| 二、《洞中人》简介 |
| 三、《雷雨》和《洞中人》的异同 |
| 第四章 西方戏剧对《雷雨》与《洞中人》的影响 |
| 第一节 古希腊戏剧对《雷雨》与《洞中人》的影响 |
| 一、悲剧命运观念 |
| 二、《雷雨》、《洞中人》与《俄狄浦斯王》的相同之处 |
| 第二节 象征主义在《雷雨》与《洞中人》的体现 |
| 一、剧名象征 |
| 二、地点象征 |
| 三、人物的象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件(一)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从命运观看东西方悲剧的差异 ——以古希腊悲剧和中国古典悲剧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及其研究对象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 |
| 1.2.2 国外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第二章 命运、命运观与悲剧 |
| 2.1 命运的概念界定及其命运观与悲剧的关系阐释 |
| 2.1.1 命运的概念界定 |
| 2.1.2 命运观与悲剧的关系阐释 |
| 2.2 悲剧范畴之于东西方的学理思辨 |
| 2.2.1 悲剧与悲剧理论 |
| 2.2.2 悲剧观念及其悲剧本质探讨 |
| 2.2.2.1 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 |
| 2.2.2.2 黑格尔的悲剧理论 |
| 2.2.2.3 马克思主义的悲剧观点 |
| 2.2.2.4 悲剧本质论 |
| 第三章 东西方对“命运”观照与思考 |
| 3.1 古希腊时期的命运观念 |
| 3.1.1 神话中的命定之论 |
| 3.1.1.1 命运的生发具有无形性和神秘性 |
| 3.1.1.2 命运的存在具有普遍性和绝对性 |
| 3.1.1.3 命运作用的结果具有难以规避性 |
| 3.1.2 史诗中的质疑之声 |
| 3.1.2.1 英雄成为命运规定的主体 |
| 3.1.2.2 质疑成为对待命运的态度 |
| 3.1.2.3 与命运抗争成为个体价值的彰显 |
| 3.1.3 哲人中的皈依之言 |
| 3.1.3.1 命运是规定万物的本源 |
| 3.1.3.2 命运的存在具有永恒性 |
| 3.2 中国古典时期人们关乎“命运”的理性思辨 |
| 3.2.1 神话中的天人之思 |
| 3.2.1.1 神话对美德意识的构建 |
| 3.2.1.2 神话对奉献精神的追求 |
| 3.2.1.3 神话对圆满结局的诉求 |
| 3.2.2 儒家中的天命哲学 |
| 3.2.2.1 “知命”与“立命” |
| 3.2.2.2 “知命”非“宿命” |
| 3.2.2.3 “修身养性”、“立德入世”的处世之方 |
| 3.2.3 道家中的安命智慧 |
| 3.2.3.1 命——对生命的终极思考 |
| 3.2.3.2 安——对待命的态度 |
| 3.2.3.3 化解与变通——“安命”智慧的处世之方 |
| 3.3 东西方命运观念之再思考 |
| 3.3.1 东西方命运观念差异点略述 |
| 3.3.2 东西方命运观念相似点略述 |
| 第四章 命运观之于中西悲剧的差异呈现 |
| 4.1 古希腊悲剧 |
| 4.1.1 命运对悲剧的规定与主宰 |
| 4.1.2 个体意志与命运抗争成为悲剧的价值彰显 |
| 4.1.3 命运之力在古希腊悲剧中的逐渐消减 |
| 4.2 中国古典悲剧 |
| 4.2.1 儒家的天命哲学在悲剧中的折射 |
| 4.2.1.1 悲剧人物的听天由命 |
| 4.2.1.2 恪守仁义礼孝等伦理观念 |
| 4.2.1.3 追求“天随人愿”的悲剧理想 |
| 4.2.2 道家的安命智慧对悲剧的影响 |
| 4.2.2.1 悲剧人物对命运的隐忍与超脱 |
| 4.2.2.2 “化解与变通”观念在悲剧中的折射 |
| 参考文献 |
| 读研期间主要成果 |
| 致谢 |
（4）21世纪湖南小说创作研究（2000年-2015年）（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二、选题依据、基本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文学语境与创作概况 |
| 第一节 小说创作的多元语境 |
| 第二节 创作群体的涌现与个性化探求 |
| 第三节 小说创作的整体风貌 |
| 第二章 时代蜕变中的精神向度 |
| 第一节 深沉的忧患意识 |
| 第二节 朴素的生存意志 |
| 第三节 强烈的现世精神 |
| 第三章 立足现实的审美追求 |
| 第一节 民俗画卷与巫觋人文 |
| 第二节 匪事叙述与另类英雄 |
| 第三节 现实精神与浪漫风韵 |
| 第四章 蔚为大观的官场叙事 |
| 第一节 庞大创作力量与骄人业绩 |
| 第二节 权力阶层中的多样生态 |
| 第三节 现代民主与传统人文的错杂 |
| 第五章 浊重浑朴的乡土画卷 |
| 第一节 湖湘乡土叙事的传统与转向 |
| 第二节 乡村历史蜕变的再度审视 |
| 第三节 土地的眷恋与远离的艰涩 |
| 第六章 直面困窘的知识分子书写 |
| 第一节 湖湘知识分子书写的流变 |
| 第二节 价值认同的寻求及可能 |
| 第三节 人文精神的持守与尴尬 |
| 第七章 突破主流藩篱的历史言说 |
| 第一节 湖湘历史小说的继承与发展 |
| 第二节 还原历史与瞩目民国 |
| 第三节 家族、个体与时代的激荡 |
| 余论 |
| 一、素养、视野和心态的局限 |
| 二、原创精神与超越的可能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乡土·人性·诗意·现实 ——吴天明电影艺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时代经验的现实观照 |
| 1.1 多元思潮的角力与交合 |
| 1.1.1 伤痕反思的人性复苏 |
| 1.1.2 反精英的乡土回归 |
| 1.1.3 改革大潮的寻根之道 |
| 1.2 时代同步的题材尝试 |
| 1.2.1 城乡爱情的初步体验 |
| 1.2.2 商业传奇的戏剧趣味 |
| 1.2.3 消费时代的守艺之困 |
| 1.3 个体意识的成长仪式 |
| 1.3.1 族群经验下的成人涅盘 |
| 1.3.2 反叛与抗争中的自我救赎 |
| 1.3.3 理想人格的自省与重塑 |
| 第二章 乡土西部的意识“绵延” |
| 2.1 乡土文化“集体无意识” |
| 2.1.1 族群归属的原始印记 |
| 2.1.2 “乡土中国”的意识启蒙 |
| 2.1.3 语境多元的乡土表征 |
| 2.2 吴天明的乡土情结 |
| 2.2.1 农耕影像中的诗性乡土 |
| 2.2.2 形象塑造下的乡土典型 |
| 2.2.3 民俗审美中的乡土意象 |
| 2.3 时代风云下的乡土变革 |
| 2.3.1 城乡文明的对峙与冲突 |
| 2.3.2 价值取向的伦理自觉 |
| 2.3.3 坚定的人民性立场 |
| 第三章 揭橥多维“人性”的影像叙事 |
| 3.1 西北群像与文化隐喻 |
| 3.1.1 代代相继的父式寓言 |
| 3.1.2 因循守旧的观念桎梏 |
| 3.1.3 抗争与屈从的心理定势 |
| 3.1.4 苦中作乐的卓绝意志 |
| 3.1.5 真善美的人格结构 |
| 3.2 爱与美的女性谱系 |
| 3.2.1 爱与美的人格符号 |
| 3.2.2 意识主体的复杂呈现 |
| 3.2.3 理想化的女德守望 |
| 3.3 卡里斯马的现世神谕 |
| 3.3.1 卡里斯马的化身 |
| 3.3.2 卡里斯马形象群 |
| 第四章 现实主义的诗意美学追求 |
| 4.1 文化西部的诗意纪实 |
| 4.1.1 意味隽永的真实追求 |
| 4.1.2 现实西部的诗意审美 |
| 4.1.3 人道主义的理想坚守 |
| 4.1.4 西部纪实的审美经验 |
| 4.2 现实主义美学的变革呈现 |
| 4.2.1 文化表象的继承与重塑 |
| 4.2.2 文化观念的冲突与融合 |
| 4.2.3 价值选择的困惑与彷徨 |
| 第五章 文化地理与吴天明电影生产 |
| 5.1 地缘“基因”与主体性结构 |
| 5.1.1 苍石黄土的尊严礼赞 |
| 5.1.2 田园藩篱的人生寓言 |
| 5.1.3 关中秦风的文化余晖 |
| 5.1.4 楚蜀风韵的傲骨柔情 |
| 5.2 城市异托邦的二元印象呈现 |
| 5.2.1 作为理想彼岸的城市 |
| 5.2.2 作为深渊之境的城市 |
| 5.3 农耕文明与现代文化的碰撞交锋 |
| 5.3.1 敏锐包容的问题意识 |
| 5.3.2 一以贯之的价值偏好 |
| 第六章 吴天明电影创作的综合审视 |
| 6.1 吴天明导演艺术的整体风格 |
| 6.1.1 传统文化的执着坚守 |
| 6.1.2 多元文化价值的思想震颤 |
| 6.1.3 叙事母题的审美演进 |
| 6.1.4 坚定的人民性立场 |
| 6.2 吴天明电影艺术创作中的不足之处 |
| 6.2.1 情感表达和形象塑造的失真 |
| 6.2.2 戏剧手法的生硬 |
| 6.2.3 凝视传统的思维局限 |
| 6.2.4 价值意识的主观倾向 |
| 结论 |
| 附录1 |
| 附录2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边缘·异化·跨界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未竟的现代 |
| 一、“现代”的内涵与外延 |
| 二、研究历史与现状 |
| 三、研究动机、方法与框架思路 |
| 第一章 文学生态的多元发展 |
| 第一节 严肃文学的绝境逢生:资本规则下文学的发生与承续 |
| 第二节 文学转向的岔口:现代与后现代的交错并置 |
| 第三节 文化心理的自省:于中西“之间”及“之外”的本土 |
| 第二章 “边缘”状态的复杂呈现 |
| 第一节 一场悄然的中国“文学革命” |
| 第二节 香港的“边缘”之名 |
| 第三节 香港对上海的文化反思与超越 |
| 第四节 香港与台湾的文学互动与想象 |
| 第三章 曲折的回旋:价值观念的代际更迭与体认差异 |
| 第一节 理想主义的呼喊:香港现代主义先驱的意识自省与欲望批判 |
| 第二节 主体性的建构:资深一代作家的本土凝视与文化复归 |
| 第三节 个人化的另类书写:中生代作家的压抑经验与末世情结 |
| 第四节 重返存在的诘问:新生代作家的生存体悟与危机意识 |
| 第四章 抗争与认同:异化主题的基本架构与扩展延伸 |
| 第一节 书写的起点:异化的城与人 |
| 第二节 自我的指涉:从迷失到救赎 |
| 第三节 “物质”的美学:“物化”与“化物” |
| 第四节 历史的焦虑:从断裂到自适 |
| 第五章 求新立异:形式文体的先锋实验与跨界探索 |
| 第一节 理念的争论:写实与虚构的界限 |
| 第二节 技艺的突破:文本的形式探险 |
| 第三节 与俗文学的融合:存在与写意的武侠世界 |
| 结语 现代性的多重意义与重新书写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7）分离与融合：转变社会中的农民流动与社区融合 ——基于温州的实证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农民流动中的内在束缚：研究缘起及问题的提出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
| (一） 主要研究内容 |
| (二） 主要分析框架及分析视角 |
| (三） 主要分析方法及分析单位 |
| (四） 简短的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论文框架 |
| 四、研究方法及资料来源 |
| (一） 理论研究方法 |
| (二） 实证研究方法及资料来源 |
| 五、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自由及农民自由 |
| (二） 社区及社会融合 |
| (三） 农村社区及社区治理 |
| 六、论文研究中几对关系的交代与说明 |
| (一） 社会转型与转变社会 |
| (二） 农民流动与农民自由 |
| (三） 社区社会融合与社会融合 |
| 七、个案介绍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前温州农村社会变革中的农民 |
| 一、1950-1957：土改、合作化与包产到户 |
| (一） 土改 |
| (二） 合作化 |
| (三） 包产到户 |
| 二、1958-1978：人民公社化 |
| (一） 走集体 |
| (二） 大跃进 |
| (三） 再包产到户 |
| (四） 社队经济及发展副业 |
| 小结 生存伦理及制度收放中的农民现实自由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农村社会变革中的农民及现实困境 |
| 一、1978-1984：人民公社后期 |
| (一）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
| (二） 进城与造城 |
| 二、1985-2006：乡政村治时期 |
| (一） 村民自治 |
| (二） 经济社会转型与分化 |
| 三、2006年以来：现实矛盾与困境 |
| (一） 基层治理体系滞后 |
| (二） 农民公共服务供需不平衡 |
| (三） “村社一体”、“政经不分” |
| (四） 分化、流动中的封闭、分割与排外 |
| 小结 农民自由的扩展及社会流动中的结构性束缚 |
| 第四章 三分三改 |
| 一、政经分开 |
| (一） 政经不分的历史 |
| (二） 村委会和经济组织的分离 |
| (三） “身份分离”促进的农民自由 |
| 二、资地分开 |
| (一） 集体资产的捆绑性束缚 |
| (二） 土地资产与非土地资产的分离经营 |
| (三） 资产重组的农民自主及自由 |
| 三、户产分开 |
| (一） “户产一体”背景下的社区封闭与排外 |
| (二） 户口与产权组织关系的分离改革 |
| (三） “产权明晰”推动的自由流动与利益维护 |
| 四、股改 |
| (一） “人人有份、人人无份”的集体资产 |
| (二） 经营性资产的量化入股 |
| (三） “资产量化”的个体财产与经济自由支配权 |
| 五、地改 |
| (一） 集体产权下的土地要素流动困境 |
| (二） 农用地、宅基地、建设用地改革 |
| (三） “地权变革”盘活的土地财产及农民“离土离乡” |
| 六、户改 |
| (一） 城乡二元户籍及利益捆绑 |
| (二） 剥离附属功能、恢复社会管理功能的户籍改革 |
| (三） “户改”启动的迁徙自由及流动中的公民权利 |
| 小结 “三分三改”突破的封闭经济社会结构及促进的农民自由 |
| 第五章 社区重建 |
| 一、农村社区重建的背景及现实基础 |
| (一） 社区重建的历史背景 |
| (二） 社区重建的基础与目标 |
| 二、社区地域空间的重组 |
| (一） 跨越村界的联合大社区 |
| (二） 突破封闭边界的自由与认同 |
| 三、社区组织体系重构 |
| (一） 开放性组织体系 |
| (二） 全覆盖管理、服务中的平等、认同及归属 |
| 四、社区治理机构再造 |
| (一） 合作性治理机构 |
| (二） 开放治理中的自我公共空间 |
| 五、社区治理机制变革 |
| (一） 协商式治理机制 |
| (二） 多元参与中的自由与认同 |
| 小结 流动背景下社会重建中的个体化、认同与归属 |
| 第六章 转变社会中的温州农民自由及社区社会融合 |
|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温州农民自由发展历程及特征 |
| (一） 建国初期：制度建构中的“自由”及“不自由” |
| (二） 集体化时期：封闭社会结构中的农民自由及其抗争 |
| (三） 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变革释放的自由及其限度 |
| (四） 新时期：“三分三改”释放的新自由 |
| 二、农民流动背景下的当代新社区社会融合现状 |
| (一） 社会融合的多维度因素 |
| (二） 社区社会融合的指标体系建构 |
| (三） 基于融合指标体系的温州新社区考察 |
| (四） 社区社会融合效度考察的基本结论 |
| 三、温州转变社会中农民自由与社区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一） 温州转变社会中农民自由的影响因素 |
| (二） 流动背景下现代新社区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 |
| 小结 曲折的个体化及艰难的再嵌入融合 |
| 第七章 讨论与结论转变社会中农民自由与社会融合的制度基础 |
| 一、流动背景下的农民自由与融合：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历史新命运 |
| 二、我国历史进程中的农民自由及社会融合 |
| (一） 传统专制社会中的农民自由及社会融合 |
| (二） 建国以来的农民自由及社会融合状况 |
| (三） 农民自由与社会融合的制度关联性 |
| 三、国外农村基层社会变革中的农民自由及社会融合 |
| (一） 基层社会制度变迁改变的“农民命运” |
| (二） 社会制度构建的“社会融合” |
| (三） 国外社会变革中农民自由与社会融合的制度价值 |
| 四、农民的自由及其实现 |
| (一） 农民自由 |
| (二） 农民自由的影响因素 |
| (三） 农民自由的实现 |
| 五、自由中的社区社会融合 |
| (一） “自由”个体何去何从 |
| (二） 融合性社会 |
| (三） 社区社会融合何以可能 |
| 六、社区社会融合基础上的人类社会大融合 |
| 七、基本结论 |
| 余论 自由、人性与制度 |
| 附录一 调查问卷 |
| 附录二 部分访谈资料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8）流散身份与回归情怀：卡勒德·胡赛尼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创作背景与社会评价 |
| 第二节 国外胡赛尼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国内胡赛尼研究综述 |
| 第四节 选题意义、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 |
| 第一章 流散文化研究:源头与流变 |
| 第一节 流散文学概况:从西方到东方 |
| 第二节 作为小说背景的阿富汗 |
| 一、地理和人口概述 |
| 二、民族和文化概述 |
| 第三节 胡赛尼创作的美国背景与文化动因 |
| 第二章 流散民族身份建构研究 |
| 第一节 《追风筝的人》与男性身份认同 |
| 第二节 《灿烂千阳》与女性身份认同 |
| 第三节 《群山回唱》与民族寻根 |
| 第三章 权力理论视域下的流散与压迫 |
| 第一节 男权统治与阿富汗女性悲剧 |
| 一、失语症:男权社会中的女性生存 |
| 二、布卡与牢笼:男权社会中的女性禁锢 |
| 三、姐妹情仇:男权社会中的女性镜像 |
| 第二节 权力视域下的性别建构 |
| 一、新女性形象:传统与现代之惑 |
| 二、男性气质焦虑:个人困境与民族隐喻 |
| 第四章 战争中的流散书写 |
| 第一节 流散难民书写 |
| 一、身体创伤叙事 |
| 二、家庭悲剧叙事 |
| 三、女性成长叙事 |
| 第二节 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流散现象 |
| 一、多线索叙事与流散主题的表达 |
| 二、从个体重生到国家重建 |
| 第三节 胡赛尼小说的民族观与人道诉求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9）追求自由与主体构建 ——陈铨“力”的文学思想论（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绪论 |
| 1.1 概念提出:“力”的定义及哲学涵义演化 |
| 1.2 意识关联:陈铨“力”的文学思想聚焦 |
| 1.3 文献综述:陈铨“力”的文学思想研究概述 |
| 1.4 研究设想:写作目的和理论依据 |
| 2.吐故纳新:陈铨“力”的文学思想之理论生成 |
| 2.1 背景概述:“力”的思潮之勃兴与影响 |
| 2.2 主旨归纳:“力”的美学涵义与文学表征 |
| 2.3 理论特质:“力”的文学思想的认识与建构 |
| 3.聚焦主体:陈铨“力”的文学思想之意识结构 |
| 3.1 “保持生命的自由” |
| 3.2 营造“高尚的人格” |
| 3.3 做“超世界的主体” |
| 4.审美显现:陈铨“力”的文学思想之美学特征 |
| 4.1 冲破“中和”的束缚 |
| 4.2 推崇“对立”与“崇高” |
| 4.3 “崇高”美的价值形态 |
| 5.文本设计:陈铨“力”的文学思想之创作实践 |
| 5.1 叩问存在 |
| 5.2 审视灵魂 |
| 5.3 透视本体 |
| 6.风格独创:陈铨“力”的文学思想之艺术特质 |
| 6.1 活力性:生命潜流与冲力勃发 |
| 6.2 抒情性:浪漫情怀与自我袒露 |
| 6.3 超越性:艺术冥想与灵性显现 |
| 7.时代印记:陈铨“力”的文学思想之理论限度 |
| 7.1 文学理念的偏颇 |
| 7.2 创作手法的缺陷 |
| 7.3 艺术价值的减损 |
| 8.结语 |
| 参考书目 |
| 作者简历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 |
（10）中国悲剧引论（论文提纲范文）
| 序论:为什么研究中国悲剧 |
| 第一章 大团圆与中国悲剧精神的强化 |
| 第一节 大团圆与中国悲剧的关系 |
| 第二节 从本体论上把握中国悲剧的大团圆 |
| 第三节 中国悲剧精神在大团圆中得到了强化 |
| 第二章 中国悲剧的审美特征 |
| 第一节 中国悲剧的悲剧人物在道德上完美无缺 |
| 第二节 中国悲剧的悲剧冲突主要在邪恶势力与正义力量之间展开 |
| 第三节 在对敌不懈斗争中达到历史的进步和道德的进步的统一 |
| 第三章 中国悲剧的基本类型 |
| 第一节 当代学子对中国悲剧的分类 |
| 第二节 精卫填海 |
| 第三节 愚公移山 |
| 第四节 伯夷不食周粟 |
| 第四章 中国悲剧在西方悲剧理论中的位置 |
| 第一节 中国悲剧主要是不符合西方悲剧理论 |
| 第二节 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 |
| 第三节 席勒的悲剧观 |
| 第四节 黑格尔的悲剧观 |
| 第五节 叔本华的悲剧观 |
| 第六节 尼采的悲剧观 |
| 第五章 中国悲剧在近现代的命运 |
| 第一节 近现代中国人对中国悲剧的认识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人对中国悲剧的认识 |
| 第三节 中国悲剧的文化认同与背叛 |
| 第六章 命定神话与中国悲剧精神的消解 |
| 第一节 中国悲剧的消解问题 |
| 第二节 文艺的命定神话 |
| 第三节 文艺的命定神话是一种虚假意识形态 |
| 第四节 命定神话在中国悲剧中的消解作用 |
| 参考文献 |
四、意志与命运的抗争（论文参考文献）
- [1]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的悲剧小说研究[D]. 王静. 苏州大学, 2014(10)
- [2]西方戏剧影响下的中埃话剧比较研究 ——以曹禺《雷雨》与哈基姆《洞中人》为例[D]. 阿瑚德. 山东大学, 2020(12)
- [3]从命运观看东西方悲剧的差异 ——以古希腊悲剧和中国古典悲剧为例[D]. 陈岩. 贵州大学, 2017(03)
- [4]21世纪湖南小说创作研究（2000年-2015年）[D]. 唐超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6(10)
- [5]乡土·人性·诗意·现实 ——吴天明电影艺术研究[D]. 杨欣. 西北大学, 2019(01)
- [6]边缘·异化·跨界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研究[D]. 黄金. 浙江大学, 2020(07)
- [7]分离与融合：转变社会中的农民流动与社区融合 ——基于温州的实证调查[D]. 李增元. 华中师范大学, 2013(11)
- [8]流散身份与回归情怀：卡勒德·胡赛尼小说研究[D]. 曲琳琳. 吉林大学, 2019(02)
- [9]追求自由与主体构建 ——陈铨“力”的文学思想论[D]. 邹淋. 浙江大学, 2020(01)
- [10]中国悲剧引论[D]. 熊元义. 华中师范大学, 200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