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产資料生产优先增長的两個問題（论文文献综述）
朱鹏华[1]（2018）在《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创新研究 ——基于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拓展》文中认为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面对经济发展的现实和理论发展的局限,如何创新和发展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社会资本再生产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理论体系,对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创新研究至少可分为基础理论、理论的具体化和理论的应用三个层面。本文的主题是基础理论的创新研究,以构建包括三种基本类型的社会资本四部类再生产模型为主线。主要内容包括理论基础研究和理论拓展研究两大方面,共分为创作史研究和文献综述两个基础,以及商品概念的拓展、生产劳动范围的拓展、社会生产部类的拓展、四部类简单再生产模型的构建、四部类扩大再生产模型的构建和四部类缩减再生产模型的构建六个层次的拓展。全文除导论和结语外共分为五章,按照“一条主线,两重基础,三种类型,四个部类,五章结构,六层拓展”的思路展开。第一章阐述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创作简史,旨在突破《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的局限,更全面的掌握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原貌。梳理MEGA2等相关文献中与《资本论》第二册相关的经济学手稿,从理论的萌芽,到理论的形成,再到理论的基本完成,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历经了三个阶段约30余年的创作时间。纵观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创作历程,马克思为该理论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并创作了大量的手稿,构建了社会资本两部类再生产理论体系。但这是一个并未完成的开放的理论体系,我们不仅要继承,更需要沿着马克思的理论轨迹继续探索创新。《资本论》第二卷出版以来,国内外对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进行了大量的解读、评述和研究,极大推动了这一理论的传播和发展。第二章对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旨在掌握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研究状况。在国外,列宁、费里德曼、斯威齐等人的创新研究,推动了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具体化发展;卢森堡和杜岗、鲍威尔、布哈林等人的争论,“破”开了这一理论创新发展的新局面;苏联的官方和学术界对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等方面的研究和应用,推动了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实践应用;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外对社会资本再生产的研究整体呈现“均衡化”和“增长论”的趋势,这两个方向虽然内生于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体系,但在缺乏基础理论创新的情况下,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正在不断被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同化”。在国内,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研究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历程呈现鲜明的三个阶段:一是模仿性研究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二是探索性研究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三是衰落性研究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整体来看,国内在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基础理论研究、具体化研究和应用性研究方面都有许多亮点,但是缺少系统化的基础理论创新研究成果。纵观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在基础理论的创新方面严重不足,这导致理论在具体化和应用过程中被“西方经济学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也正在萎缩。按照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统一的原则,第三章阐述服务商品理论,旨在拓展商品的概念和生产劳动的范围。马克思建立的虽然是物质商品理论,但根据研究层次的推进,对商品的概念至少又进行了四次拓展。按照劳动价值论的逻辑,服务是一种过程性劳动产品,服务商品是用来交换的服务,也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服务商品的使用价值虽然是无形的,但是和物质商品的使用价值一样,也是社会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服务商品的劳动也同样具有二重性,服务商品的价值是“对象化”（vergegenst?ndlichten）在服务商品使用价值中的人类抽象劳动。根据服务商品的价值构成,服务劳动也是生产劳动。因此,物质商品和服务商品构成社会总产品,服务劳动是社会资本再生产体系中生产劳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第四章在对社会资本再生产问题分析和理论假设的基础上,将社会生产由物质生产领域拓展到服务生产领域,相应地社会生产由两部类拓展至四部类,建立四部类再生产图式,并构建了四部类简单再生产模型。在此基础上,又分别建立了部类细分、包括公共阶级和开放经济中的四部类简单再生产拓展模型,并分析四部类简单再生产模型中的货币回流规律,进而阐明固定资本的补偿问题。在第四章的基础上,第五章构建了四部类扩大再生产模型和四部类缩减再生产模型,初步建立了包括三种类型的社会资本四部类再生产理论。扩大再生产必须打破简单再生产的“闭环”,将部分剩余价值积累到生产资本。四部类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和实现条件均由四个层次构成,通过数例验证了四部类扩大再生产模型,并分析了外延式和内涵式两种类型的扩大再生产的新特点。虽然扩大再生产是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但是缩减再生产也是社会生产的一种现实的因素,与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共同构成社会资本再生产的三种基本类型。与扩大再生产将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转化为生产资本相反,缩减再生产是将生产资本负积累至剩余价值,同时可分为“外敛”式和“内滞”式两种类型。四部类缩减再生产的前提条件和实现条件也由四个层次构成,并通过数例验证了四部类缩减再生产模型。在此基础上,归纳并证明社会资本再生产平衡基本定理:若社会资本再生产实现平衡,则社会总产品规模矩阵必为对称矩阵,即Rt（28）RtT。社会资本再生产既是商品和资本的再生产也是资本关系和矛盾的再生产,最后分析了社会资本再生产矛盾的类型、特征和趋势。理论的创新永无止境,本文的拓展研究仅仅是在基础理论部分初步构建了一个新的框架,未来需要继续创新研究的内容还很多。文章的最后,简要介绍了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研究展望和应遵循的原则。
徐文斌[2]（2020）在《基于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两大部类结构不平衡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社会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不平衡是经济运行中不可避免的现实性问题,不平衡现象的产生,对国家经济、社会、物质文明建设等方面都造成影响。从产业结构方面来看,不平衡现象在生产领域会直接导致生产与再生产效率的降低,阻碍经济良性发展。因此,研究马克思关于两大部类再生产理论,通过对产业生产部门的调整,为实现我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延长经济繁荣、规避经济危机等方面,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研究过程中,基于对社会生产部门的两大部类划分,进行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理论建立。依据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从生产领域对两大部类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分析,从而找到解决两大部类结构不平衡的影响原因,不仅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同时也为市场经济的均衡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通过对现有文献整理,对两大部类结构不平衡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从对两大部类结构平衡条件来进行研究;二是运用再生产模型从两大部类结构不平衡角度对政策进行解析;三是对两大部类结构不平衡问题解决途径的研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两大部类结构不平衡现象,学界运用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模型进行了一定有意义、有深度的讨论。其中对两大部类的平衡条件研究,找到两大部类进行再生产交换的一些特征和规律;对政策解读方面,通过运用马克思再生产理论解读现有关于结构性改革等现实问题的分析;对不平衡问题的解决途径研究中,提出了一系列的解决方案。关于现有研究中存在的研究空间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部分学者提出了满足人民需求成为解决当下我国经济生产的重要内容,但并没有在理论中做出进一步的分析。二是对马克思再生产模型的研究中,鲜少出现在两大部类可以实现交换的条件下,以给定第Ⅱ部类积累率来进行宏观调节的分析。为此,本文尝试从给定第Ⅱ部类积累率开始,对两大部类之间的平衡条件进行研究,以给出两大部类在再生产过程中实现长期稳定进行的条件。但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所研究的给定第Ⅱ部类积累率来进行两大部类扩大再生产的交换并不是认为第Ⅱ部类的增长速度优于第Ⅰ部类的增长速度,并且在对这一假定前提进行分析后,得到了为使经济整体得到更好的发展,应调节使第Ⅰ部类的增长速度不低于第Ⅱ部类的增长速度。因此,从第Ⅱ部类着手,为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寻找两大部类积累率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以此来调节生产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平衡现象给出一定的理论依据。本文试图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以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模型为依据,以从满足人们需要来进行再生产规模的确定,进而得到两大部类在再生产过程中的积累率与增长率之间隐藏的规律。并通过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对这一规律进行现实分析,以得到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两大部类之间不平衡问题的理论依据及解决途径。围绕这一研究思路,本研究共分为六章,每章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为绪论。在绪论部分主要进行对本文所要研究内容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的说明,并对本文所应用到的一些理论概念进行界定。同时交代本文的研究方法、创新之处,以及对文章的结构安排,在整个研究框架中具有总括性和纲要性。第二章为国内外理论基础。首先从魁奈和亚当·斯密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建立的溯源进行整理;其次对马克思两大部类再生产理论的形成逻辑进行梳理;最后对马克思两大部类再生产理论的相关研究进行整理,并对其中重点学者的主要观点、核心结论等内容进行系统性介绍。整理得到相对完整的关于马克思不平衡理论、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及其相关研究理论体系和研究脉络。第三章是对两大部类结构不平衡分析的理论探讨和模型分析。在这一章节中,重点介绍了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图式,并在这一理论下,对再生产模型进行扩展性研究:在给定第Ⅱ部类积累率的条件下,对第Ⅰ部类的积累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研究中得到,在实现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实现条件的基础上,依然会出现两大部类结构性失衡的再生产过程。其中,在利润平均化的条件下,若第Ⅱ部类的积累率水平高于第Ⅰ部类积累率水平,则存在社会总资本再生产虽然能够进行,但长期过程中,会出现第Ⅰ部类积累率随再生产不断进行而持续下降的现象。因此,通过积累率与增长率之间的对应关系,可以得到两大部类之间,再生产过程中的协调约束条件,以调整部类生产,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第四章为实证分析。通过运用现实经济数据说明理论分析中所得到的结论。在这一章中,利用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中我国上市公司的经营数据,用两大部类积累率差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分析。在运用VAR模型对GDP增长率与两大部类积累率差来进行模型建立的过程中,得到两者之间显示出反向运动的结果。通过现实数据描述进一步佐证理论分析中得到的结论:第Ⅱ部类的增长速度若高于第Ⅰ部类的增长速度,则会出现总体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倾向。第五章是为进一步的对本文所提出的规律进行现实研究,而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中的部类扩展和现实应用做出现有研究的梳理并进行了一定的总结和评述,以为本文接下来的研究做出理论基础。在现有研究中,存在很多对马克思两大部类拓展性的研究,包括将两大部类扩展为三部类、四部类甚至五部类,以使再生产理论更接近现实生产活动。本章对此类研究进行系统总结的同时,得到马克思两大部类再生产理论不仅在理论层面上存在创新成果,同时也具有其现实意义,为今后基于两大部类再生产理论的研究,以及现实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关于部类之间经济发展路径提供理论依据。第六章是依照本研究得到的结论进行的政策建议。在这一章中,结合理论分析、实证分析和对两大部类再生产理论的现有扩展性分析,总结出一些存在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客观规律,并针对我国现实发展情况给出使经济可以健康、平稳发展可能性的政策建议。认为为实现满足人民的消费需要,需要从生产消费品部门开始对生产失衡问题进行调节,进而实现经济的平衡发展。本研究在跳脱马克思再生产模型中以第Ⅰ部类为积累基础的研究方式下,结合经济发展追求的实现美好生活的基本目标,在对两大部类进行扩大再生产交换的过程中,以给定第Ⅱ部类积累率的条件下,对马克思两大部类结构的不平衡问题进行再研究,进而找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可能原因。总结而言,本文的主要创新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马克思再生产模型进行再研究。通过引入利润率平均化的假定,在给定第Ⅱ部类积累率的条件下,对马克思两大部类的再生产模型进行从数字到一般化的拓展研究。并且得到两大部类的增长率差额（第Ⅱ部类减去第Ⅰ部类）在非均衡状态下会随着再生产的进行而不断加剧。在对马克思两部类的再生产模型进行扩展分析时,在利润率平均化的情况下,假定第Ⅱ部类积累率不变,即增长率也不发生变化,若两大部类积累率不同,会出现两大部类间增长率之差不断扩大的情况。其中一种情况为,在第Ⅰ部类的增长率小于第Ⅱ部类增长率时,会出现从第二年（第二期）开始,第Ⅰ部类的增长率持续降低,进而导致经济增长的放缓。这一研究同其它研究不同在于在对两大部类的扩大再生产进行模型化的分析中,是建立在给定第Ⅱ部类的积累率的条件下进行的,并找到两大部类积累率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得到第Ⅰ部类增长率不应低于第Ⅱ部类增长率的结论。二是对现实经济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通过运用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在对所有企业进行初步的两大部类划分的基础上,重复剔除,进而对两大部类企业的积累率做差值,找到第Ⅱ部类积累率的相对不变基础,并找到两大部类积累率的差值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在进行一系列检验下,得到与本文再生产模型具有一致性的结论。在这一实证结果的支持下,为以第Ⅱ部类积累率给定的条件下,两大部类之间的积累率与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给出现实基础,并以此可以为政策调控给出一定的理论和现实依据。三是对现有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研究进行全面的整理,并对再生产理论中的模型研究进行重点梳理,试图通过找到两大部类再生产模型研究中的空缺,寻求符合现今经济发展条件下的研究空间。为今后对马克思两大部类再生产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研究基础,也为今后对再生产理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可能空间。在现有的研究中,主要从两大部类再生产图式的分析、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讨论、现实政策分析的讨论、危机理论的讨论等方面展开。而在对两大部类再生产图式的讨论中,以给定第Ⅱ部类积累率为假定条件进行两大部类的积累率关系的研究并没有细致的讨论,因此,从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为出发点,通过调节第Ⅱ部类的积累率或增长率为政策对象,会挖掘出可能的研究空间。
田钒平[3]（2012）在《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宪政保障研究》文中认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推动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而每一个现实的个人是否有能力实现其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则是这一目的能否实现的根本前提。在现实社会中，公民权利实现的可行能力的获得取决于个人努力和学习与成长环境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对有主观意愿和客观努力的人而言，由区域性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状况等诸多因素构成的学习与成长环境的好坏，决定了一个人通过学习过程培育和提升权利的可行能力的效果。而外部环境的塑造要受到来自政府和社会或市场两个方面的影响，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否得到社会的尊重，政府对其权利的维护又是否有效，构成了公民权利能否实现以及权利实现的可行能力能否有效提升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有效协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二者的积极功能，提高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由此制约的文化和社会的发展程度，是决定公民权利实现能力大小的重要因素。在资源状况、经济结构、市场环境与市场能力等因素既定的前提下，完善市场与政府权力运行的规则及其实施机制，充分发挥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营造良好的区域经济发展环境，将民族自治地方拥有的市场发展潜力大、自然资源丰富等比较优势转化为真正的经济和财政优势，进而推动其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提升公民权利实现的可行能力的关键。从总体上讲，当下制约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制度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统一的市场运行制度与传统的习俗制度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二是中央或上级政府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职责和权力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为此，政府在研究和解决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制度变迁时，需要注意并重点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尤其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以宪法规则为核心，通过不同层次的规则制定者在其职权范围内制定相应的规则，妥善处理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宪法规则与一般规则、上位阶规则与下位阶规则的关系，构建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内在和谐一致的规则体系及相应的实施机制。首先，以政府提供的正式规则作为评价非正式规则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标准，非正式规则能否成为经济发展的制度构成要素，应接受正式规则的检验。其次，重视规则的逻辑结构对规则的可实施性的影响，从微观层面解决制度变迁的有效性。再次，为维护由不同层次的规则构成的规则体系的内在协调与一致，必须将一般性规则和政策置于宪法的约束之下，建立以宪法规则为依据的规则冲突解决机制。最后，注意规则的公正性对制度变迁的有效性的制约。一般性规则的公正性应接受宪法规则的检验；对为一般规则提供公正标准的宪法规则进行修改时，必须遵循协商民主和一致同意规则的要求。第二，中央和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应改变以缩小区域间经济发展的总量差距作为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价值目标的传统观念，以保障公民的充分就业、收入改善和收入能力提升为重点，引导经济活动的安排和相应的制度变革。首先，确立适度的区域经济发展规模，妥善协调与处理政治民主、传统文化、教育发展等非经济因素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制约，以及各民族自治地方内部的发展差距和环境与资源约束下的民生改善等相关问题。其次，制定在公有制之下有效保障公民就业的政策措施，在私有制之下保障公民就业稳定性的制度机制；建立与产值结构变化相协调的就业岗位供给制度、农民工真正退出农村的制度，缓解第一产业的就业负担。再次，建立解决自然环境恶劣、经济基础薄弱的农村的农业规模化的相关制度；将生态问题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因素，使生活在限制开发或禁止开发区的民众能获得应有的经济收益；构建一个合理评价不同层级的劳动者的贡献大小、资本和劳动对物质生产的贡献大小的标准体系，保证分配的公平性；对因国家政策和行业垂直管理造成的公民收入的过大差距，应确定一个合理标准，既能体现一定优惠，但又不致引致行业之间或内部的过大差距。最后，改善劳动者参与社会组织决策形成与实施的权利保障，加强市场运行法制教育，加强教育质量建设，赋予和保障具有传统语言文字的少数民族成员自主选择教学语言的权利而不是一体化地推行双语或民族语言教学，将环境治理和维护作为享受相关优惠政策的基本条件，加强公民的宪政意识与能力的培育，使其能够运用法律权利与程序维护其利益。第三，以宪政改革为核心，修改与完善宪法及其相关法，合理划分中央或上级政府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权力界限，明确界定各级政府为推动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应承担的责任，建立和完善宪政规则实施机制，将各级政府的职权行为纳入宪政轨道。首先，在宪政结构的完善方面，修改设置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享有双重权力、行使自治权必须报经批准的宪法规则，慎重对待垂直管理体制改革可能对自治权造成的分割；修正民族自治地方行政或司法机关的双重领导或监督体制，建立“以地方权力机关为核心，横向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相互制约为主导”的分权运行机制；以宪政分权逻辑处理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自治权与上级政府帮助职责的关系，由中央或上级政府行使最终的决策权，由地方行使决策的请求权和执行权，以维护中央或上级政府决策与民族自治地方需求的适应性。其次，在自治权的有效行使方面，以《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其他宪法相关法为依托，修改和完善界定自治权的规则，使其在微观结构上具有完整性、明确性，对其他法律中不符合宪政原则和规则要求的具体规定予以修改，减少规则之间的冲突。赋予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启动立法解释、违宪审查和争议裁决的程序权利，消解其与上级政府发生争议时的被动困境。再次，在帮助职责的有效履行方面，修改《宪法》及其相关法界定特别措施的规则体系，明确帮助职责的合理限度，合理区分有关政府承担的具体职责，妥善解决上级政府严格按照规则要求履行职责的维护机制；改革和完善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公共决策机制，使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在作出请求上级政府履行帮助职责和执行帮助政策的公共决策时，能够真正反映当地的发展特点和客观需要；改变以“历史补偿”或“现实补偿”作为支撑上级政府履行帮助职责的正当理由的现状，以尊重与保障生存权与发展权为依托，通过宪政规则与实施机制将接受帮助者与上级政府的权力行使限定在合理限度以内。
拓志超[4]（2019）在《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之学术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在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令世人瞩目成就,经济体量仅次于美国、世界第二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一名经济学理论的学习者,本文认为,在为中国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的同时,有必要静下心来总结反思这期间中国经济建设中的宝贵经验,进一步提炼,使其上升到理论层面,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并确立其在人类经济学领域的应有地位,改变一直以来言经济学必谈古希腊的思维惯性,提升中国经济学的理论自信,而学术史研究思路不失为一条有效途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就是这些宝贵经验中非常重要的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之前,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一直是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并对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平稳健康运行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但在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就很少甚至不再提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相关的研究文献也骤然减少,造成了一种假象,即这一理论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一样,功成身退,不再适合于继续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在当下已经过时。但人们通常观察到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宏观调控的很多做法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极其相似,比如中央政府是宏观调控的主体,五年规划（计划）、十年发展战略等作为宏观经济管理先行,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工具,实现经济总量平衡、经济结构比例协调等目标。鉴于此,本文致力于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在当下是否过时,它与宏观调控是什么关系。众所周知,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是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即按比例规律中国化的成果,同时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中也可以找到丰富的经济平衡思想,其具体做法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沿着这条线索,本文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发掘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之间的关系。本文主要围绕以上两个问题,在梳理古今中外的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开展,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主要运用文献梳理法、比较分析法、历史归纳法等研究方法,给出有说服力的论证。首先,本文全面系统的梳理了我国20世纪40年代至今有关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主要研究文献,分萌芽时期、形成时期、发展深化时期和转型创新时期四个阶段,分别总结归纳各个时期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内涵、特点,形成了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领导中国70多年经济建设实践中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当经济发展统筹兼顾、综合平衡时,则经济健康平稳发展;反之,当经济比例失调、不平衡时,经济发展就会受阻。毛泽东、陈云、李富春、薄一波、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党和国家的财经领导专家以及王学文、薛暮桥、杨坚白、马寅初、孙冶方、董辅礽、李成瑞、刘国光、尹世杰、黄达、陈共、刘鸿儒、宋则行、戴园晨等经济学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学习借鉴苏联经验教训,从中国国情、中国实际情况出发,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总结提炼出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这是对中国经济发展运行中呈现的客观规律的总结提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的财经领导专家陈云、王学文、薛暮桥等在经济管理实践中孕育了对这一规律的最初认识和理解,为解决当时经济困难、促进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为革命胜利奠定了物资基础。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初期,我国政界、学界开始自觉运用这一规律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并在实践中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从正方两方面证实了这一事实,即遵循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经济就会发展,反之,经济就会受阻甚至倒退。在实践和理论的互动中,形成了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这个理论说明,国民经济再生产过程要遵循按比例规律,这是人类社会生产的首要经济规律,是经济向前发展的基本条件和保证。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们国家更是从国家规划、宪法层面,贯穿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思想。从实现路径上,明确将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从内容上,由最初的强调经济总量平衡到结构平衡,由“三平衡”发展到“四平衡”,不断深化和扩展其内容,更加强调总量基础上的结构平衡、动态协调。“十五”时期以来,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更加注重社会收入分配的平衡、国民经济与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的平衡,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创新和发展了这一理论。可见,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是动态的,是随着实践不断发展的,追求的是一种动态的平衡,是经济发展中必须遵循的关键环节,这是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客观规律。接下来,本文运用比较分析方法,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西方经济均衡理论、宏观调控理论以及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分别作比较,逐一解答本文提出的两个问题。平衡/均衡问题是古今中外思想家、尤其是经济学家非常热衷、并渴望给出最优答案的问题,因此这一问题已经是贯穿古今中外经济思想的一条主线。平衡/均衡问题本质上,就是遵循按比例规律,撇去表面现象,一切平衡/均衡问题归根结底在于利益关系的平衡/均衡。对第一个问题的解答,本文比较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西方宏观经济均衡理论、宏观调控理论,得出以下结论:首先,这些理论都是宏观经济运行层面的经济理论,均以社会总供求的平衡/均衡为目标,目标是宏观经济运行平稳,在方式上或倡导国家调节,或主张利用市场价值规律,或将两种方式结合。其次,它们又有着很大的差别,其中,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宏观调控理论在理论内涵上是一致的,有着承继关系,但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市场（价值规律）调节方式存在缺陷的背景下,倡导未来社会是以国家计划作为基本的实现方式,以消除市场价值规律调节方式的不足,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与宏观调控是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探索出一种将两种调节方式相结合的按比例规律的实现方式,因此,它们之间是继承中进一步发展的关系;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西方经济均衡理论有着本质的区别,虽然它们有些地方相似。西方宏观经济均衡理论关注的是经济总量的平衡,基本没考虑经济结构平衡,目标是通过宏观政策的调控,熨平经济波动,却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失衡问题。西方经济均衡理论回避了经济平衡背后的深层原因,即利益关系的平衡,而仅仅停留在经济现象表面的平衡,这是由其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及此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决定的。虽然该理论发展至今已经形成较严谨完善的理论体系,在技术层面提出很多资源最优配置的理论、方法,值得学习借鉴,但却不能也没有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和宏观调控的理论指导。由此,本文认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是运用中国特色术语描述现代经济供求平衡的命题,不是源于苏联,也不是源于西方经济学,它是我党、国家经济管理理论的重要理论创造。就承继关系来说,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核心是社会生产按比例发展规律,要求按比例分配社会总劳动于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各个部门,实现方式是有计划按比例。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宏观调控理论均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社会生产按比例规律的具体体现,在实现方式上都坚持将国家调节与市场（价值规律）调节相结合。理论本质的一致性体现在理论内容上,都包含了以经济权威的中央政府为实施主体,以宏观政策主要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注重国家计划与市场价值规律两种调节方式相结合,目标均以达到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总量和结构的平衡,注重深层次的利益关系平衡,即国民收入分配的平衡,平衡社会经济中政府、企业、家庭、个人等利益主体的关系,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满足人民的需要,以人文本。因此,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宏观调控在学理层面上是一致的,都是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中国化的表现和重要成果。宏观调控理论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在新时期、新的经济条件下的转型创新,二者在按比例规律实现方式上存在差别,即国家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方式上存在差别;二者在内容上存在差别,宏观调控在内容上与时俱进,内涵更加丰富,除了原有的经济总量结构平衡、再生产四个环节及两大部类保持恰当比例、财政、信贷、物资、外汇综合平衡等经济领域的综合平衡,进一步关注经济与社会、生态环境、国防、国家安全、风险防控等其他社会系统的平衡关系。综上分析,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在当下没有过时,是以宏观调控的形式呈现,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将继续发挥理论指导作用。本文进一步从历史逻辑层面即经济管理政策的演变梳理得知: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的制定是以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为指导原则和目标,其中物资平衡是基础,财政信贷平衡是关键,目标是实现社会总供求平衡,核心是处理好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即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其中,财政、信贷平衡日益成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核心和突破口,相应的,运用财政政策、信贷政策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日渐成为经济政策制定及学术研究的重心,这些转变进一步推动了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随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以财政政策、信贷政策为核心内容实现国民经济平衡、协调发展的理念很自然的成为宏观调控理论的主要内容,实践中的转变进一步推动了理论上的转变。可见,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并未过时,宏观调控理论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在新时代的转型创新。本文对第二个问题的解答,是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作比较。在系统梳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后,本文提炼出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包括价格稳定、物资总量平衡、币值稳定、经济结构按比例、财政平衡、财富分配关系平衡以及实现平衡的方式等思想。具体来说,包括单旗的子母相权论、范蠡的平粜思想、李悝的平籴思想、《管子》的轻重论、桑弘羊的平准制度、耿寿昌的常平仓制度、王莽的市平思想、刘宴的商业情报网、王安石的青苗法、苏轼倡导谷物自由流转、卢世荣的平准周急库、丘濬的价格报告制度等思想,涉及到稳定物价和币值,同时平衡重要物资的供求;重农抑末思想则体现了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形态下小农式的经济结构按比例发展;量入为出为成为整个封建社会历朝历代遵循的财政原则,体现了朴实的财政平衡思想;晏婴的“权有无,均贫富”、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及《管子》中主张的“贫富有度”思想,以及将这些思想付诸于土地政策的实践,如董仲舒提出的限田思想,均体现了财富分配关系的平衡;在实现经济平衡的方式上有《管子》的“通轻重之权”的国家调节思想,也有司马迁的“善者因之”的自由放任。这些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的出现,证实了按比例规律是人类社会普遍经济规律。同时,中国很早就出现了国家,国家能否繁荣昌盛、长治久安,要取决于经济、财政是否平衡、稳定,围绕这一主题,历代思想家从表面和深层展开了思考,促成了丰富的经济平衡思想的形成。虽然这些思想产生于自然经济为主导、商品经济尚未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但其中的国家调节方式为主导、运用市场调节实现按比例规律的一些理念和做法对当代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宏观调控依然具有重要的学习借鉴意义。除了在思想内容上的相似,在一些具体做法上,本文通过将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做法与中国古代经济平衡的思想主张作比较,也发现了很多的相似之处。由此可知,虽未发现直接的文字表述,但从具体做法中可以得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很多内容都可以在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中找到最初的表述,本文认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吸收、发扬了中国传统的优秀思想。本文对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系统研究,对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重要的启示:第一,中央政府的经济权威是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关键;第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更加强调“综合”平衡;第三,在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中不断深化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第四,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要重视战略、战役、战术层面的衔接;最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指导中国经济建设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事实证明,这一理论是发展经济的制胜法宝,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需要遵循的基本经济规律。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1）在理论上,重新认识定位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地位、时代价值。首先,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得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既不同于西方经济均衡理论,又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平衡理论不完全相同,它是我党、国家经济管理进程中的重要理论创造。其次,揭开了过时论的假象,得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在当下没有过时,而是以宏观调控理论的形式转型创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继续发挥作用,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进一步发展完善,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内容之一。最后,发掘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对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思想的吸收和发扬。（2）在研究思路上,本文主要运用学术史的研究方法,即运用文献梳理的方法,大量搜集、查阅本文相关的文献,系统梳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相关的研究文献,运用比较分析方法,比较了西方经济均衡理论、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解答了提出的两个问题,这一过程即所谓的学术史的研究。本研究再一次证实,学术史的研究方法是一种构建中国经济理论、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思想、增强经济学理论自信的有效途径。本文的研究是基于相关文献的梳理,所获取文献的权威性、全面性、相关性将直接影响本文论证的质量。笔者在写作过程中,除了使用中国知网、图书馆等平台获取相关资料外,一直得到导师的悉心指导并提供相应资料,这些资料对本文的顺利进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作者的理论认知水平及文献积淀方面的局限性,在论证的深度和广度上仍需后期继续潜心研究,加以完善。
林承园[5]（2019）在《《资本论》空间理论与空间规划实践》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空间视角是学术研究的新视角和热点。《资本论》是马克思生前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论述地租时首次提出“空间”的概念,指出:“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要素。”此外,在《资本论》中还隐含了许多马克思的空间思想。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学者开始用空间视角重读马克思主义,以列斐伏尔、哈维、卡斯特三人为主要代表人物开创了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但是,通过学术回顾发现,部分国内学者在运用时容易混淆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和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因此,从理论上探索《资本论》中蕴含的空间理论不仅可以通过空间维度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同时也便于我们厘清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对《资本论》空间理论的发展与变化,做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从实践层面上,通过《资本论》空间理论的研究,以期对经济的空间布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等提供一点思路,为指导社会主义空间实践给予些许指导。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转变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不平衡都可以归纳为空间不平衡,只有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考察空间不平衡,从生产力发展的原动力这个“根”出发来解决不平衡的矛盾,才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空间均衡。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个方面是理论部分,把《资本论》空间理论当作是对“空间一般”原理的阐述。从《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抽象出空间理论,即指用以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满足生产条件和生产方式,以及促进生产和流通的顺利进行而抽象出来的空间条件。按照《资本论》的逻辑,分为影响资本生产领域的空间要素——对象化的劳动和非对象化的劳动,简称为“生产空间”。影响资本流通领域的空间要素——交通运输工具、地理位置天然差异、信用制度、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比例,简称为“流通空间”。由于农业生产和流通的空间限制条件有其特殊性,比如生产阶段的中断、农产品不易保存、保质期短等,故用“土地空间”表述。从《资本论》中还可归纳出三条原理,即时空转化原理,不平衡空间发展原理——空间危机理论,商品交换的空间流通原理。然后概括了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发展。先是回顾了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来源并简单指出了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与空间经济学的分歧,然后具体比较了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三剑客”（列斐伏尔、哈维、卡斯特）与《资本论》空间理论的不同,并由此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理论的理论创新诉求。第二方面是从现实出发,通过空间规划实践对“空间特殊”概念的延伸。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空间规划为主要工具或手段通过作用在空间地理的调整来缓解资本主义危机,但空间规划的结果并没有实现空间均衡的目的。比如在资本主义制度和分权统治下,空间规划中的多中心的策略并不能有效解决区域不平衡。再比如,资本主义国家空间规划中用于改善交通、通讯、国别地理限制、信用制度等,都是为了将流通中节省的时间换回经济发展的新空间,为资本主义赢得持续发展的时间。又如,资本主义国家城镇化和资本扩张造成了不同阶级的空间隔离和社会分化,空间规划中“平衡的大都市”“去城市化”并不能有效解决问题,因为诸如美国等国家的空间隔离、贫富隔离已经完全超出了合理、可控的范围,不同于马克思认为的普遍的异质性以及不同阶段造成的在合理范围内的空间不平衡状态。通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空间规划实施背后蕴含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体现了空间“非中性”的现实呈现,这是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反映的仍是占少数统治阶级的意识。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空间规划的尝试,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空间规划的效果不同,关键的原因在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不同,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空间建设,“中国特色”具体体现在理论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民族特色四个方面。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要建立空间规划体系,标志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建设正式开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建设具体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生态文明”为主线,以“三线”作为底线,以“三生”空间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目标是实现“一张蓝图”,生产上“拓展发展新空间”,流通上实现深层次互联互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建设从实践层面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第一,除生产、生活之外,增加了“生态空间”的概念,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建设最突出的特点。第二,拓展了《资本论》空间理论中影响生产和流通的上限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发展的上限是以较高发展程度的资本为限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建设中还认为生产受生态规律的影响,以大自然生态恢复能力为上限,主动明确底线也是延续人类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间和空间。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两点,一是尝试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资本论》中探寻空间理论,并概括出《资本论》空间理论的三条原理,即时空转化原理,不平衡空间发展原理——空间危机理论,商品交换的空间流通原理。二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建设的总结。
徐淑云[6]（2019）在《卫兴华经济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卫兴华是中国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杰出代表、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国内经济学界享有极高的声誉。卫兴华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60多年来,不断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进行发展和创新,提出了许多有创建的观点。卫兴华还结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实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进行系统性研究,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研究与构建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卫兴华经济思想包含的许多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理论依据,对我国经济建设与发展具有很强的实践价值。本文以卫兴华经济思想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卫兴华提出的主要经济理论观点为研究对象,力求对卫兴华的主要经济思想进行较为全面的概括和总结。本文研究所涉及的卫兴华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有:卫兴华对《资本论》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和探索;卫兴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研究;卫兴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研究;卫兴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卫兴华对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卫兴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思考等。论文以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多角度阐释卫兴华的经济思想,在对卫兴华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脉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卫兴华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较为全面和系统的总结、概况和评析,并总结了卫兴华经济思想的特点,提出卫兴华经济思想对我国当前经济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结论:第一,卫兴华教授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奠基者,对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二,改革开放以来,卫兴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研究、创新与发展,在经济理论和经济改革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和创新独到的政策建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第三,卫兴华对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第四,卫兴华教授始终强调的“严谨的治学精神、求真的科学态度”和“不唯上、不唯书、不唯风”的研究学风,力守“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严密的论证、严谨的学风”的“四严”治学格言,为后来的经济学工作者的培养产生重要影响。
余根雄[7]（2019）在《早期马克思人民理性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早期马克思认为,人民理性是基于人民感性生活,并作为精神发展之最高阶段的社会意志;它旨在从人民的现实生活中发掘理性的客观性。因此,虽然早期马克思的人民理性思想仍囿于黑格尔哲学的保守体系,但它从人民的现实出发展开了一系列的社会政治批判与深刻的哲学思考,革命性地把人民与理性统一起来。早期马克思人民理性思想研究为我国探索“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提供了深层的理论支撑,有重大现实意义。黑格尔哲学的解体意味着德国思辨哲学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其内部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理论矛盾:体系与方法的对立。青年黑格尔运动通过对宗教的全面批判,在“自我意识”中为理性找到了自由之路。他们极端地发挥了主体的能动性原则,在冲破黑格尔哲学封建保守之体系的同时,又过犹不及。这个错误,在马克思那里得到了纠正。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提出了“定在中的自由”概念,意在把完全沉溺于“自我意识”中的理性,与主体之外的客观世界联系起来,找到与德国现实相切近的理论空间,这也为人民理性思想奠定了理论基调。《莱茵报》是“人民理性”的诞生地。马克思以“人民理性”为核心依据,对出版自由问题、等级制度问题、社会贫困问题、思想言论问题等社会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刻地剖析。“人民理性”的内涵由其定义和内在逻辑组成。从形式看,“人民理性”是精神发展的最高阶段;从内容看,“人民理性”是基于人民感性生活的社会意志。普遍的自由、现实的精神、理性人民性共同构成了“人民理性”的内在逻辑。普遍的自由是“人民理性”的哲学前提。普遍的自由不同于西方传统哲学中的意志自由,它更注重人的发展的自由;普遍的自由同样区别于近代西方政治哲学思潮中的形式自由,它更注重实质上的自由。现实的精神是“人民理性”的基本内核。在黑格尔那里,国家精神是理性的最高体现,但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人民精神才能体现理性的真理一面,才是真正的“现实”,即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一度”当中。理性人民性是“人民理性”的理论旨归。理性的发展史说明了,在马克思之前,理性始终被认为是脱离人民,甚至与人民对立的圣神的存在。而马克思则把理性建立在人民的感性实践之上,并把国家与人民统一起来,从而把理性与人民性统一起来。“人民理性”的四重论域是人民理性思想的外延,它以批判的形式展开。首先,宗教的批判是一切批判的前提。马克思认为,无论是斯特劳斯还是鲍威尔,抑或是费尔巴哈的批判,都没能切中宗教批判的本质。只有把人们的精神世界理解为世俗物质生活的对象化,并力图通过改变现实的交往关系来解放宗教,才能真正通达人的解放。其次,伦理—道德的批判是对封建社会根基的批判。以往的一切伦理学与道德实践都断绝了与人们的生产生活的关系,而成为玄虚纯粹的主观意识活动。但马克思则把伦理道德建立在具体的人的历史发展之上。再次,法的批判是对现代国家的理论形态的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是现代国家在理论上的体现,它把国家与法看成精神发展的最高形态。法的批判旨在重置这一层关系,把人民意志看作国家的来源与法的根本。最后,市民社会的批判真正切中了批判的核心。市民社会的本质是人们的物质交往关系。宗教的关系、伦理的关系、法的关系归根结底都是人们的物质交往关系,因此一切批判必须统一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才能切中问题的核心。在唯物史观中,我们可以找到马克思批判性地发展人民理性思想的痕迹。第一、马克思的实践观之所以能成为其哲学革命的标志,正是因为他深入到了人民的现实生活过程中,从而真正掌握到了感性与理性、存在与意识之间的关系。实践的唯物主义是“人民理性”在哲学上的扬弃。第二、唯物史观中的阶级理论直接承袭了“人民理性”中的人民立场。它把人民放入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来剖析,并把阶级意识上升为最高的社会意志。第三、社会革命是“人民理性”在实践领域的发挥。革命的本质是生产关系、政治关系等一系列社会关系的根本性变革。因此革命的主体是人民,它的精神主导是人民意志。第四、黑格尔把国家凌驾于人民之上,而马克思的国家观则重置了国家与人民的关系,把人民看成国家的根本。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是人民普遍意志的最高体现。第五、由想象的理性构建出的社会理想是乌托邦,它是一种“共同体”的幻想,而由现实的理性构建出的社会理想是科学社会主义,是“真正的共同体”;想象的理性是脱离人民的理性,现实的理性是基于人民的理性。人民理性思想的当代出场凸显在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西方政治思潮的对话当中。罗尔斯把平等提升到了一定的政治高度,试图矫正西方政治传统中“重自由,轻平等”的偏颇,但却仍无法根本解决社会的正义问题。而诺齐克则以个人权利为最高准则,把个人主义原则发挥到了极致,从而把自由主义带到了极端。可以看到,罗尔斯和诺齐克所追求的正义与自由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人民,甚至脱离了理性。社群主义则力图回到人的社会关系中。他们倡扬公共的善,并建立“善的共同体”。但过多地纠结善与权利的非此即彼地选择与争论中,使社群主义难以突破人民与国家、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复杂矛盾。哈贝马斯作为共和主义新思潮的代表强调了民主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提出了程序正义的理念。程序正义相对来说更注重社会个体对于国家政治决策的意义。然而,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大环境下,这种程序正义容易陷入形式主义。中国人民经过了近百年的探索,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时也开启了“人民理性”的新场域;无产阶级政党的精神引领和与时俱进的实践方略又蕴含着“人民理性”在这一新场域的发展特征;以人民为中心构建美好生活是“人民理性”与未来中国发展的契合点。
王丽[8]（2014）在《论全球风险社会背景下的公共危机治理 ——一种文化视域的阐释》文中指出全球风险社会下,环境危机、粮食危机、能源危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地区冲突与战争、恐怖主义、大规模暴力冲突、屠杀、流行性疾病、极端灾害性天气事件、贫困、饥荒、自然灾害、大型交通事故等等,一直在持续不断地挑战人类社会的抗压力。游荡在全球各个角落的风险和频繁发生的各种公共危机向人们昭示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生活在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全球风险社会下,面对重重灾难与各种突发事件,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正在面临着日趋复杂和严峻的威胁和挑战。在此背景下,对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治理的研究就越发的紧迫和重要。本文创新性地从文化这个整体性视角出发,运用多角度、跨学科的分析方法力图对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产生的现状、深层原因、形成机制以及治理模式的结构进行全面阐释。本文的研究把历史例证与概念性讨论交织在一起,把研究对象和问题放在现代文化形成的长时段历程中进行分析,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力图对问题进行“深描说”。本文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1）.对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的分析和研究。这部分研究主要是从长时段的文化演化角度去分析公共危机、全球风险社会以及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的发展状态、内涵及特征。（2）.对文化、主要是现代文化进行分析和研究。力图全面地把握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内涵和特征,并形成自己对现代文化的认识、观点和分析框架,从而为下一步的分析和阐释奠定基础。（3）.从文化视域对公共危机、全球风险社会、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形成机制的分析和研究。这一部分是本文的核心,包含以下三方面内容:一是文化与公共危机之间的因果逻辑关联,二是现代文化与全球风险社会之间的因果关联,三是现代文化与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之间的因果关联。其核心在于解决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是如何与现代文化变迁的各种力量相一致的,即作为全球风险社会及其现代性公共危机根源的现代性风险是如何在现代文化体系内被系统地制造和大规模释放的这一关键性问题。（4）.对治理的分析和研究。通过对治理历史的分析和阐释,重新认识和界定治理。（5）.对全球风险社会下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分析和研究。通过对现代文化体系内形成的风险和危机应对机制的研究,分析当前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构成和存在的问题。总的来讲,本文力图在现代文化框架下对全球风险社会之公共危机治理的一种阐释性分析。通过研究,本文发现:（1）.公共危机作为文化的产物,是在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并对人类文化发展造成重大影响的文化构成。（2）.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作为现代性风险集结演化的产物,是一种结构性暴力。（3）.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这种结构性暴力的系统基质就是现代文化。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是现代文化扩张的产物。（4）.现代文化是一个由社会实在构成的集合。社会化大生产是现代文化的组织方式。现代文化本质上是一个由知识的社会化大生产、制度的社会化大生产以及物质商品的社会化大生产构成的社会化大生产系统。社会化大生产的系统产物就是包括知识、制度、物质商品以及现代性风险在内的各种社会实在。（5）.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治理是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16世纪乃至更早。治理作为现代文化的管理方式,既是一种对生命进行控制的权力技术体系,也是一种安全管理机制。（6）.现代文化不仅系统地生产出大量的现代性风险和公共危机,还形成了包括一般性安全机制、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危机管理机制在内的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治理机制。在对现代文化的理解和阐释的基础上,本文力图从五个方面的内容对现代文化和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阐释和证明:一是从观念层面分析现代文化与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之间的因果关系,现代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所蕴含的矛盾与冲突是导致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的内在根源。二是从作为现代文化组织方式的社会化大生产出发分析现代性风险与公共危机的形成过程。三是从社会实在本体论这一微观角度出发,通过社会实在建构过程的分析阐释现代性风险如何在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系统地生产和释放。四是从现代文化之管理方式治理出发,分析治理机制与风险和公共危机之间的相互关系。五是从经济社会角度分析经济社会与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的因果关联。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研究视角的创新,从文化视角对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进行分析和阐释;二是对治理界定的创新,本文认为治理作为现代文化的管理方式,既是现代文化用以控制风险和管理公共危机的手段,其本身也蕴含着暴力和各种矛盾;三是在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与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关系的阐释上有所创新,在对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进行区分的基础上分别阐述它们与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之间的因果关系;四是研究方法的创新,从文化这个难以驾驭的整体性视角出发,跨学科、多角度,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问题进行分析和论证。由于作为一种基础性研究,本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从现代文化视域对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治理作一种阐释性分析,因此在对策方面的探讨和分析较少,这为后续研究点奠定基础的同时也预留了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吴雪[9]（2019）在《莱尔因重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具有独创性的内容,在其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之后,这一理论不但在苏联马克思主义者那里获得系统阐释,而且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和其他各派学者所重视,从而衍生出多种诠释路径。在此过程中,还掀起了一股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潮。在这股思潮中,英国著名学者乔治·莱尔因于1986年推出的《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一书富有特色,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引发了大量评论。一些人赞成他批判教条的正统历史唯物主义并根据实践理论来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另一些人则批评他的重构概念的含义充满歧义甚至互相冲突,还有一些人指出,他指认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包含“思想困境”是由于其思维模式的形而上学性。这些评论自然有可取之处,但也有进一步展开的余地。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对莱尔因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尝试展开详细阐述并作出深入评析,这对于还原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来面目,深化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理解,在当今时代更好地坚持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莱尔因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有深刻的客观思想背景,也具有多方面的主观思想动因。客观思想背景主要是: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实践结合的方式存在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使西方马克思主义自身抽象化和自动化,以致于无法解决欧洲工人阶级在实践中遇到的矛盾;第二,历史唯物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面临双重危机:一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当作历史学,二是历史决定论的出现复活了僵化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决定论;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出现了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潮。主观思想动因主要有:第一,在批判前人对重构概念的含义所作理解的基础上,莱尔因试图对重构概念的含义作出全新的阐释,即把“摆脱马克思与恩格斯著作中的思想困境”当作重构的一种含义;第二,他认为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著作中,在辩证法、意识、社会变革机制、历史观念四个方面都存在“思想困境”,这也是他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预设;第三,他还试图超越哈贝马斯等人的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尝试。莱尔因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按照以下内容具体展开:首先,在正式重构之前,他不仅阐释了何谓正统解释,而且批判了基于正统解释的历史唯物主义。在这里,他主要阐述了以苏联马克思主义为主的正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包括辩证法、意识、社会变革机制和历史观念四个方面的内容,他对这些内容都作出了详细批判。其次,他提出了重构的主要观点:一是确定实践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即把实践作为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核心要素;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确定历史唯物主义的性质、特征和适用范围;三是用实践论来摆脱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四个“思想困境”。最后,他通过自己的重构而提供了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新版本,即关于社会、意识、历史和个人方面的三十二条原则。莱尔因对重构概念含义的理解和他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预设是不成立的。当他把重构概念的实质含义理解为“摆脱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思想困境”时,他实际上预设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确实存在“思想困境”。但我们只要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著作中并没有他所谓的四个“思想困境”。相反,是因为他对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误解和歪曲,和他自己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才导致他得出错误的结论。显然,这些“思想困境”是他人为制造的。莱尔因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模式也存在诸多缺陷和不足。首先,在阐释和批判正统解释的过程中,他误认为正统历史唯物主义的片面化和教条化是马克思与恩格斯著作中的困境造成的,他对正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理解也是片面的;其次,在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观点中,他既没有详细阐述实践的含义以及实践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也没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性质和适用范围作出详细而清晰的考察,而且在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践论来摆脱他们著作中的“思想困境”的问题上,也存在严重的逻辑矛盾;最后,在他重构出来的历史唯物主义新版本中,一些重构原则也完全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应当承认,莱尔因的一些论述存在可取之处。他不仅对重构的必要性作了系统说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意义作了充分肯定,而且对前人理解的重构概念的含义展开了批判研究;他既对正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作了具体概括和理性批判,也对当代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的观点作出了积极回应,还对批评历史唯物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观点作出了反驳;他不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范围和理论特征进行了合理说明,而且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心范畴——实践——作出了比较恰当理解。但是,从他给出的重构概念的含义和理论预设来说,他的重构尝试是不成立的,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根本就不存在辩证法、意识、社会变革机制和历史观念的困境。从他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模式中暴露出的诸多缺陷和不足来看,他的重构尝试也必定归于失败。面对莱尔因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出现的整个重构思潮,我们应该正确而合理地对待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创新:一方面,不能以重构为名随意改变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另一方面,要依据实践发展、科学发展、时代变化来开展理论创新。
郑金声[10]（1992）在《对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的再认识》文中提出本文针对当前我国学术界存在的不同观点,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论述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无论社会形态如何,生产资料优先增长都具有客观必然性;在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全面阐述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所固有的三个主要特点和要求。
二、生产資料生产优先增長的两個問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生产資料生产优先增長的两個問題（论文提纲范文）
（1）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创新研究 ——基于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拓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现实的呼唤 |
| 二、理论的空间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拓展和深化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
| 二、实践意义——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和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和框架 |
| 一、理论基础研究 |
| 二、理论拓展研究 |
| 三、研究框架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一、文献分析法 |
| 二、比较分析法 |
| 三、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四、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五、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六、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难点、创新和不足 |
| 一、研究的难点 |
| 二、研究的创新 |
| 三、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创作简史 |
| 第一节 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萌芽 |
| 一、理论萌芽前的积淀 |
| 二、《反思》手稿中的理论萌芽 |
| 第二节 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形成 |
| 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
| 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
| 三、《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中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
| 四、1867-1870年《资本论》第二册草稿中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
| 第三节 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完成 |
| 一、总结性评价和批判前人的相关理论 |
| 二、补充性阐述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理论 |
| 三、创造性阐述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理论 |
| 四、《资本论》第二册第Ⅷ稿的地位 |
| 第四节 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创作历程的评述 |
| 一、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状态 |
| 二、恩格斯对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编辑 |
| 三、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
| 四、马克思对待科学研究的精神和态度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研究综述 |
| 第一节 国外对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研究 |
| 一、马克思主义者的争论与发展 |
| 二、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评论与借鉴 |
| 三、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均衡化” |
| 四、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增长论” |
| 五、部类拓展的探索 |
| 第二节 国内对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研究 |
| 一、模仿性研究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 |
| 二、探索性研究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 |
| 三、衰落性研究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的评述和启示 |
| 一、国外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研究的评述 |
| 二、国内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研究的评述 |
| 三、国内外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研究的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服务商品 |
| 第一节 马克思的商品理论 |
| 一、商品的形态 |
| 二、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 |
| 三、商品的价值转移及价值构成 |
| 四、马克思对商品概念的扩展 |
| 第二节 服务商品的概念 |
| 一、服务商品的界定 |
| 二、服务商品与物质商品的关系 |
| 三、服务商品的分类 |
| 四、服务商品理解上可能产生的误区 |
| 第三节 服务商品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 |
| 一、服务商品的使用价值 |
| 二、服务商品的价值 |
| 三、服务商品的价值转移和补偿 |
| 第四节 服务劳动与生产劳动 |
| 一、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
| 二、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相关争论 |
| 三、服务商品与生产劳动的一致性 |
| 四、生产劳动与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四部类简单再生产理论 |
| 第一节 社会资本再生产问题分析及理论假设 |
| 一、社会资本再生产问题分析 |
| 二、货币资本的作用 |
| 三、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分析假设 |
| 四、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符号说明 |
| 第二节 社会生产的四个部类 |
| 一、生产物质生产资料的部类(第Ⅰ部类) |
| 二、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部类(第Ⅱ部类) |
| 三、生产生产性服务商品的部类(第Ⅲ部类) |
| 四、生产生活性服务商品的部类(第Ⅳ部类) |
| 五、社会总产品的使用价值构成 |
| 六、社会总产品的价值构成 |
| 第三节 四部类简单再生产模型 |
| 一、四部类简单再生产的理论假设 |
| 二、四部类简单再生产的界定 |
| 三、四部类简单再生产的图式 |
| 四、四部类简单再生产的平衡条件 |
| 第四节 四部类简单再生产的拓展模型 |
| 一、部类细分的四部类简单再生产模型 |
| 二、包括公共阶级的四部类简单再生产模型 |
| 三、开放经济中的四部类简单再生产模型 |
| 第五节 货币的回流与固定资本的补偿 |
| 一、货币的回流 |
| 二、固定资本的补偿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四部类扩大再生产理论 |
| 第一节 社会资本的积累 |
| 一、社会资本积累的界定 |
| 二、社会资本积累的前提条件 |
| 三、社会资本积累的实现条件 |
| 第二节 四部类扩大再生产模型 |
| 一、四部类扩大再生产的理论假设 |
| 二、四部类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 |
| 三、四部类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 |
| 四、四部类扩大再生产的数例 |
| 五、四部类扩大再生产的两种类型 |
| 第三节 四部类缩减再生产模型 |
| 一、社会资本缩减再生产的界定 |
| 二、四部类缩减再生产的理论假设 |
| 三、四部类缩减再生产的前提条件 |
| 四、四部类缩减再生产的实现条件 |
| 五、四部类缩减再生产的数例 |
| 六、社会资本再生产平衡基本定理 |
| 第四节 社会资本再生产的矛盾 |
| 一、社会资本再生产矛盾的类型 |
| 二、社会资本再生产矛盾的特征 |
| 三、社会资本再生产矛盾的趋势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和研究展望 |
| 第一节 本文的主要结论 |
| 一、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未完成的开放的理论体系 |
| 二、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研究现状：基础理论创新不足 |
| 三、商品概念的拓展：服务也是一种商品 |
| 四、生产劳动范围的拓展：服务劳动也是生产劳动 |
| 五、社会生产部类的拓展：从两部类到四部类 |
| 六、两部类简单再生产模型的拓展：四部类简单再生产模型 |
| 七、两部类扩大再生产模型的拓展：四部类扩大再生产模型 |
| 八、社会资本再生产基本类型拓展：四部类缩减再生产模型 |
| 第二节 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研究展望 |
| 一、基础理论的研究展望 |
| 二、理论具体化研究展望 |
| 三、理论应用性研究展望 |
| 四、研究应遵循的原则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2）基于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两大部类结构不平衡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概念界定 |
| 一、不平衡、结构不平衡 |
| 二、马克思的再生产概念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五节 研究内容框架安排 |
| 第二章 马克思两大部类再生产理论及其相关研究 |
| 第一节 马克思两大部类再生产的理论溯源 |
| 一、重农学派中的思想渊源 |
| 二、古典经济学中的思想来源 |
| 第二节 马克思两大部类再生产的形成逻辑 |
| 一、马克思两大部类再生产的提出 |
| 二、马克思两大部类再生产理论 |
| 三、马克思关于再生产不平衡问题的思想 |
| 第三节 对马克思两大部类再生产理论的相关研究 |
| 一、列宁、卢森堡等对马克思两大部类再生产的研究 |
| 二、中国领导人有关两大部类再生产问题的思想 |
| 三、近年来对两大部类再生产的研究 |
| 四、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基于马克思两大部类再生产理论的积累与增长 |
| 第一节 马克思两大部类再生产图式 |
| 一、简单再生产 |
| 二、扩大再生产 |
| 第二节 两大部类再生产的平衡条件及积累原则 |
| 一、基于马克思两大部类再生产对平衡概念的说明 |
| 二、给定第Ⅱ部类积累率的原因 |
| 第三节 给定第Ⅱ部类积累率的两大部类再生产模型 |
| 一、给定第Ⅱ部类积累率的数字模型分析 |
| 二、给定第Ⅱ部类积累率的一般化分析 |
| 第四章 马克思两大部类再生产结构不平衡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定性描述 |
| 一、变量选取 |
| 二、两大部类积累率差(第Ⅱ部类-第Ⅰ部类) |
| 三、两大部类积累率差与GDP增长率关系的定性描述 |
| 第二节 定量分析 |
| 一、模型设定 |
| 二、检验 |
| 第五章 马克思两大部类再生产理论的拓展 |
| 第一节 对商品细分化的拓展 |
| 一、奢侈品的三部类拓展 |
| 二、军工品的三部类扩展 |
| 三、服务业的三部类拓展 |
| 四、其他划分方式 |
| 第二节 引入非商品因素的拓展 |
| 一、引入资源环境的拓展 |
| 二、引入政府、贸易的拓展 |
| 三、其他划分方式 |
| 第三节 马克思两大部类再生产理论的应用拓展 |
| 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的应用 |
| 二、在结构调节、宏观调控等方面的应用 |
| 第六章 尾论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3）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宪政保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公民权利实现能力、经济发展与政府责任 |
| 1.2 相关概念、研究对象与研究目的的界定 |
| 1.2.1 民族区域自治与民族自治地方 |
| 1.2.2 制度、制度约束与宪政 |
| 1.2.3 经济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 |
| 1.3 宪政与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理论研究现状与亟待解决的问题 |
| 1.4 研究内容与分析框架 |
| 1.4.1 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制度结构与变迁机理 |
| 1.4.2 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价值取向与制度约束 |
| 1.4.3 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政府责任与宪政改革 |
| 1.5 可能创新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第二章 民族自治地方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与制度构成要素的逻辑关系 |
| 2.1 制度构成要素的逻辑关系的多样性与模糊性 |
| 2.2 制度变迁的悖论与制度结构的分裂性 |
| 2.3 非正式规则作为合法性标准的限定性与可行性 |
| 2.4 观察者与行为者的立场的分离与统一的必要性 |
| 第三章 民族自治地方制度变迁的宪政机制与制度有效变迁的制约因素 |
| 3.1 宪政分权立法体制、规则的层级结构与制度变迁的有效性 |
| 3.2 规则的逻辑结构、违宪审查和解释机制与制度变迁的有效性 |
| 3.3 宪政规则的选择、宪政规则约束下的选择与制度变迁的公正性 |
| 第四章 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理念转换与制度变迁目标辩正 |
| 4.1 以“缩小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为目标的制度变迁及其实效 |
| 4.2 以“缩小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为目标推进制度变迁的合理性 |
| 4.3 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的基本要求 |
| 4.4 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的主要任务 |
| 第五章 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与公民就业保障的制度约束与对策 |
| 5.1 公民就业状况总体评价 |
| 5.2 解决就业问题的规则需求与供给现状 |
| 5.3 就业保障缺失的制度根源与完善路径 |
| 第六章 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与公民收入改善的制度约束与对策 |
| 6.1 公民收入水平总体评价 |
| 6.2 区域、行业之间和行业内部公民实际支付能力差异分析 |
| 6.3 公民收入水平存在较大差异的制度根源与完善路径 |
| 第七章 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与公民收入能力提升的制度约束与对策 |
| 7.1 影响公民收入能力大小的经济条件及其制度因素 |
| 7.2 影响公民收入能力大小的文化条件及其制度因素 |
| 7.3 影响公民收入能力大小的社会条件及其制度因素 |
| 7.4 影响公民收入能力大小的政治条件及其制度因素 |
| 第八章 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宪政结构反思与重塑 |
| 8.1 模糊或淡化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分权关系法律规定的清理与改进 |
| 8.2 中央或上级国家机关与民族自治地方分权运行机理的缺陷与修正 |
| 8.3 中央或上级国家机关帮助职责与地方自治权的协调性不足与完善 |
| 第九章 民族自治地方有效行使自治权的制约因素与对策建构 |
| 9.1 规则结构对自治权行使的制约与完善路径 |
| 9.2 规则冲突对自治权行使的制约与完善路径 |
| 9.3 规则实施机制对自治权行使的制约与完善路径 |
| 第十章 上级国家机关有效履行职责的制约因素与对策建构 |
| 10.1 特别措施的稳定性对上级国家机关职责履行的制约与完善路径 |
| 10.2 特别措施的适应性对上级国家机关职责履行的制约与完善路径 |
| 10.3 特别措施的正当性对上级国家机关职责履行的制约与完善路径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之学术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2.1 “平衡”与“均衡” |
| 1.2.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 |
| 1.2.3 学术史研究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经济平衡/均衡的研究 |
| 1.3.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思想的研究 |
| 1.3.3 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的研究 |
| 1.3.4 文献研究评述 |
| 1.4 研究设计 |
| 1.4.1 研究思路及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学术史 |
| 2.1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萌芽 |
| 2.1.1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萌芽 |
| 2.1.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雏形的成型 |
| 2.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形成 |
| 2.2.1 政界对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形成的贡献 |
| 2.2.2 学界研究推动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形成 |
| 2.3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发展深化 |
| 2.3.1 经济管理实践中对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认识的深化 |
| 2.3.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第二次研究高潮 |
| 2.3.3 以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为题的文献大量涌现 |
| 2.3.4 其他研究发展深化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 |
| 2.4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转型创新 |
| 2.4.1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仍有用武之地 |
| 2.4.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转型创新 |
| 2.5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内涵及特点 |
| 2.5.1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 |
| 2.5.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是我国经济管理理论的重要创造 |
| 3.1 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 |
| 3.1.1 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总述 |
| 3.1.2 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内容 |
| 3.1.3 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特点 |
| 3.2 西方经济学均衡理论 |
| 3.2.1 西方经济均衡理论内容 |
| 3.2.2 西方经济均衡理论的特征 |
| 3.3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是我国经济管理理论的重要创造 |
| 3.3.1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不完全相同 |
| 3.3.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西方经济均衡理论存在根本区别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没有过时 |
| 4.1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宏观调控理论关系的学理分析 |
| 4.1.1 宏观调控概述 |
| 4.1.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与宏观调控都是按比例规律的体现 |
| 4.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与宏观调控关系的历史逻辑分析 |
| 4.2.1 马克思主义经济平衡理论指导下成功经验催生理论的萌芽 |
| 4.2.2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经验教训推动理论的形成 |
| 4.2.3 经济调整改革推动理论的深化 |
| 4.2.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推动理论转型创新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吸收发扬中国古代优秀思想 |
| 5.1 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 |
| 5.1.1 价格思想中的平衡 |
| 5.1.2 “重本抑末”的小农式经济结构平衡思想 |
| 5.1.3 货币币值稳定思想 |
| 5.1.4 财政收支平衡思想 |
| 5.1.5 财富分配平衡思想 |
| 5.1.6 实现经济平衡的方式 |
| 5.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吸收中国古代优秀思想 |
| 5.2.1 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的内容 |
| 5.2.2 中国古代经济平衡的特点 |
| 5.2.3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中国古代经济平衡的关系探析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时代价值 |
| 6.1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是中国经济管理理论的重要创造 |
| 6.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未来启示 |
| 6.2.1 中央政府的经济权威是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关键 |
| 6.2.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更加强调“综合”平衡 |
| 6.2.3 在综合平衡中不断深化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 |
| 6.2.4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要重视战略、战役、战术层面的衔接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资本论》空间理论与空间规划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一、选题的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的梳理和研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思路 |
| 五、论文的创新和不足 |
| 第一章 《资本论》空间理论的含义和内容 |
| 第一节 《资本论》空间理论的含义 |
| 第二节 《资本论》空间要素理论 |
| 一、生产空间——生产领域的空间要素:对象化的劳动和非对象化的劳动 |
| 二、流通空间——流通领域的空间要素:交通运输工具;地理位置天然差异;信用制度;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比例 |
| 三、土地空间——农业生产领域的空间要素和农产品流通领域的空间要素 |
| 第三节 《资本论》空间要素中物质生产背后的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的矛盾 |
| 一、生产空间:“空间的集中”和“相对过剩人口” |
| 二、流通空间:“一种新的寄生虫” |
| 三、土地空间:资本主义现代社会新骨架——产业资本家、土地所有者、雇佣工人 |
| 第四节 《资本论》空间理论的三条原理 |
| 一、时空转化原理 |
| 二、不平衡空间发展原理——空间危机理论 |
| 三、商品交换的空间流通原理 |
| 第二章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发展 |
| 第一节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概要和理论溯源 |
|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空间转向的理论渊源 |
| 二、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三个代表人物 |
| 第二节 列斐伏尔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学科的开创 |
| 一、关于空间的定义 |
| 二、关于城市的定位 |
| 三、关于空间生产者的指向 |
| 第三节 大卫·哈维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拓展 |
| 一、大卫·哈维的空间逻辑 |
| 二、哈维的时空观与马克思的“时间消灭空间” |
| 三、哈维倡导“城市权利”与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理论 |
| 第四节 卡斯特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研究与发展 |
| 一、卡斯特空间理论的主要内容 |
| 二、卡斯特空间理论中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
| 三、对卡斯特空间理论的评析 |
| 第五节 小结 |
| 一、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
| 二、启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理论 |
| 第三章 资本主义国家空间规划实践与空间的政治经济学 |
| 第一节 资本主义国家空间规划的历史沿革 |
| 一、“美国2050”空间战略规划 |
| 二、欧盟空间发展前景(ESDP) |
| 三、德国空间规划的演变 |
| 四、荷兰的空间发展规划 |
| 五、日本国土规划的调整 |
| 第二节 资本主义国家空间规划的主要议题 |
| 一、基础设施规划和建设 |
| 二、对环境质量的控制 |
| 三、规划法的出台 |
| 四、加强国内区域合作乃至本国与邻国的合作 |
| 五、规划制定过程中重视公众参与 |
| 六、突出城市的功能性 |
| 第三节 从《资本论》空间理论看资本主义国家空间规划的政治经济学 |
| 一、多中心与不平衡空间发展 |
| 二、城市群、区域合作与空间流通原理 |
| 三、城镇化、资本扩张、空间隔离与社会分化 |
| 第四节 资本主义国家空间规划对中国的启示 |
| 一、实践上筹划空间规划体系建设 |
| 二、辩证地看空间规划编制中的公众参与 |
| 三、理论上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 |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建设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建设的历史逻辑 |
| 一、对资本主义空间的反思和对社会主义空间的设想 |
| 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的构想 |
| 三、十八大之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构想的几个原则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建设的现实需要 |
| 一、从中国城乡投入和劳动力流动来看城乡的不平衡 |
| 二、从中国城市规模变化上来看城市间的不平衡 |
| 三、从地方人口迁移的数据来看空间倾向的不平衡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建设的实践 |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建设的发展历程 |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建设中的“中国特色” |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建设的主要方面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卫兴华经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四、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卫兴华经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
| 第一节 卫兴华经济思想的形成 |
| 一、家庭背景对卫兴华经济思想的熏陶 |
| 二、抗日战争年代曲折求学经历 |
| 三、建国初期走进经济学殿堂 |
| 四、任教初期对经济学理论的探索 |
| 第二节 卫兴华经济思想的发展 |
| 一、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坚持与发展 |
| 二、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研究 |
| 三、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与创新 |
| 第三节 卫兴华经济思想的深化 |
| 一、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的理解 |
| 二、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认识 |
| 三、准确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转化的科学内涵 |
| 第二章 卫兴华对《资本论》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 |
| 第一节 卫兴华对劳动及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及贡献 |
| 一、对马克思关于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阐发 |
| 二、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深化与发展 |
| 三、在争鸣中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理解 |
| 四、对马克思价值论和财富论的关系探索 |
| 五、对生产劳动论的理解 |
| 第二节 卫兴华对生产力理论及再生产理论的认识与探索 |
| 一、对生产力理论的探索与创新 |
| 二、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认识 |
| 第三节 卫兴华对《资本论》其他理论问题的研究 |
| 一、对《资本论》研究对象的探究 |
| 二、对马克思货币理论的认识 |
| 三、对马克思股份制理论的认识 |
| 四、对《资本论》当代价值的研究 |
| 第三章 卫兴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探索与创新 |
| 第一节 卫兴华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 |
| 一、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划分 |
| 二、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的客观必然性的分析 |
| 三、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特征的把握 |
| 第二节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 |
| 一、论证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科学性 |
| 二、阐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 |
| 第三节 卫兴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探究 |
| 一、对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形成与实践成就的分析 |
| 二、阐明实行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依据 |
| 三、对公有制存在形式和公有制实现形式的辨析 |
| 四、对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的认识 |
| 五、主张应扭转公有制为主体向私有制为主体演变的趋势 |
| 第四章 卫兴华对收入分配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 |
| 第一节 关于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的研究 |
| 一、强调马克思按劳分配思想的基础作用 |
| 二、对初级阶段收入分配制度的形成与实践的探索 |
| 三、对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探讨 |
| 四、对商品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的认识 |
| 第二节 对贫富分化与共同富裕问题的探索 |
| 一、关于共同富裕理论与实践的思考 |
| 二、对贫富分化产生的原因考察 |
| 三、提出消除贫富分化,实现公平分配的对策 |
| 第三节 对分配过程中公平与效率关系的研究 |
| 一、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阐释 |
| 二、对公平和效率提法演变的考察 |
| 三、主张效率与公平并重和统一 |
| 四、对效率与公平问题不同意见的评析 |
| 第五章 卫兴华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 |
| 第一节 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研究 |
| 一、对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正确认识 |
| 二、阐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统一的理论依据 |
| 三、对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关系的认识与辨析 |
| 第二节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过程的总结和评析 |
| 一、准确把握邓小平市场经济思想发展的曲折历程 |
| 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确立和发展过程的探索 |
| 三、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曲折原由的探析 |
| 第三节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研究 |
| 一、从资源配置视角阐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二、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变 |
| 三、对新时代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构 |
| 第四节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治建设的研究 |
| 一、阐释了市场经济与法治的内在关联 |
| 二、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离不开法治保障 |
| 三、强调宪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根本框架 |
| 四、主张以法治引领和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 |
| 第六章 卫兴华其他方面的经济思想 |
| 第一节 关于国有经济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
| 一、强调国有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 |
| 二、坚持公有制经济是党的执政基础的观点 |
| 三、主张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
| 第二节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的研究 |
| 一、正确的认识和把握国有企业的地位和作用 |
| 二、对贬公扬私、妖魔化国企、主张“国退民进”等观点的辩驳 |
| 三、新时期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要重点把握的问题 |
| 四、强调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加强管理的重要性 |
| 五、落实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环节 |
| 第三节 对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理解 |
| 一、从生产力和价值标准相统一的视角把握经济发展问题 |
| 二、强调创新驱动和体制转轨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 |
| 三、重视经济发展与社会安全问题 |
| 第七章 卫兴华经济思想的特征 |
| 第一节 坚守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阵地 |
| 一、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
| 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现实经济问题 |
| 三、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
| 四、从系统性和整体性方面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
| 第二节 勇于对重大经济理论是非问题进行辨析 |
| 一、对错解、误解马克思经济思想的观点的批驳 |
| 二、对错解、曲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观点的辨析 |
| 三、对经济概念的混淆和误解进行澄清 |
| 第三节 紧密联系经济发展实践来探索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
| 一、关注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现实课题 |
| 二、紧扣经济发展实践,把握时代脉搏 |
| 第四节 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研究 |
| 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
| 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是非问题 |
| 第八章 卫兴华经济思想的现实意义 |
| 第一节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
| 一、注重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与生产力的关系研究 |
| 二、提出创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解决的问题 |
| 三、厘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 |
| 第二节 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与实践提供理论参考 |
| 一、卫兴华提出的许多经济理论观点与中央决策精神相吻合 |
| 二、卫兴华对改革开放实践进行科学评价 |
| 第三节 对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
| 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
| 二、教材的编写是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关键 |
| 三、关注政治经济学学科研究的进展 |
| 四、对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支持 |
| 第四节 卫兴华治学精神对后来理论工作者的启示 |
| 一、严谨的治学方法和严格的治学态度 |
| 二、把教书和育人相结合,传递马克思主义信仰 |
| 三、心系祖国和人民,关注国家改革与发展的重大现实课题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7）早期马克思人民理性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理论困境与现实问题 |
| 二、马克思人民理性思想的相关研究述评 |
| 三、论文的研究意义 |
| 四、论文的研究方法 |
| 五、本文的行文逻辑 |
| 第一章 人民理性思想的历史背景与理论萌芽 |
| 第一节 黑格尔哲学的解体 |
| 第二节 青年黑格尔运动 |
| 第三节 最初的探索——追寻“定在中的自由” |
| 第四节 与“自由人”的决裂 |
| 第二章 《莱茵报》: “人民理性”的诞生地 |
| 第一节 自由报刊是人民的喉舌 |
| 第二节 等级会议制的非人民性 |
| 第三节 违背人民意志的《林木盗窃法》 |
| 第四节 哲学是人民精神的产物 |
| 第三章“人民理性”的内涵: 定义与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人民理性”之定义剖析 |
| 一、形式:作为精神发展的最高阶段 |
| 二、内容:基于人民感性生活的社会意志 |
| 三、形式与内容: 对立抑或统一? |
| 第二节 普遍的自由——“人民理性”的哲学前提 |
| 一、自由的理念 |
| 二、自由的异化 |
| 三、自由的复归 |
| 第三节 现实的精神——“人民理性”的基本内核 |
| 一、精神的一般发展 |
| 二、回到“现实”本身 |
| 三、人民的现实与时代精神 |
| 第四节 理性人民性——“人民理性”的理论旨归 |
| 一、世界的建构原则 |
| 二、理性的人学之维 |
| 三、“形式”与“物质”的统一 |
| 第四章 “人民理性”的外延: 四重批判论域 |
| 第一节 宗教的批判 |
| 一、宗教的秘密 |
| 二、从宗教的解放到人的解放 |
| 第二节 伦理—道德的批判 |
| 一、伦理的本质与道德的前提 |
| 二、伦理与道德的历史考察 |
| 第三节 法的批判 |
| 一、法、国家、社会制度 |
| 二、王权、行政权、立法权 |
| 第四节 市民社会的批判 |
| 一、被遮蔽的市民社会 |
| 二、国民经济学的二律背反 |
| 第五章 “人民理性”的唯物史观向度 |
| 第一节 实践的唯物主义是“人民理性”的哲学扬弃 |
| 一、革除超感性世界的掣肘 |
| 二、冲破理性的形而上学藩篱 |
| 第二节 阶级理论是“人民理性”的逻辑延伸 |
| 一、阶级: 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民 |
| 二、阶级意识: 占领理性的高地 |
| 第三节 社会革命是“人民理性”的实践发挥 |
| 一、政党是人民革命的精神支柱 |
| 二、社会革命是人民精神的物质力量 |
| 第四节 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是“人民理性”的政治诉求 |
| 一、揭开国家之“虚幻”的面纱 |
| 二、重议“人民主权” |
| 第五节 “真正的共同体”是“人民理性”的价值追寻 |
| 一、乌托邦:“共同体”的幻象 |
| 二、“自由人”的理性“联合” |
| 第六章 “人民理性”的当代对话 |
| 第一节 时代的转折: 何为正义 |
| 一、作为平等的自由 |
| 二、政治共识是正义的吗? |
| 第二节 新自由主义: 走向自由的极端 |
| 一、国家的限度 |
| 二、论“自由主义的终结” |
| 第三节 社群主义: 权利与善的纠葛 |
| 一、善的优先性原则 |
| 二、正义的悖论 |
| 第四节 共和主义: “民主”的危机 |
| 一、程序正义何以可能 |
| 二、合法性的困境 |
| 第七章 “人民理性”的中国意义 |
| 第一节 “人民理性”在中国的历史出场 |
| 一、人民主体性的觉醒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启了“人民理性”的新场域 |
| 第二节 “人民理性”在当代中国的发展 |
| 一、无产阶级政党的精神指引 |
| 二、与时俱进的实践方略 |
| 第三节 “人民理性”对未来中国的关切 |
| 一、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
| 二、以美好生活为归旨的民族复兴之路 |
| 总结与补充三个问题及其反思 |
| 一、选题的合法性 |
| 二、思想的连续性 |
| 三、理论的现实性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8）论全球风险社会背景下的公共危机治理 ——一种文化视域的阐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研究综述 |
| 第一节 现有研究的一般性分析 |
| 一、国外的相关研究 |
| 二、国内的相关研究 |
| 第二节 现有研究路径和范式 |
| 一、经济学路径的技术-理性范式 |
| 二、心理学路径和心理测量范式 |
| 三、社会学路径和社会放大模式 |
| 四、公共管理学路径及其相关范式 |
| 第三节 本文的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假设、研究内容和基本思路 |
| 二、核心概念 |
| 三、研究视角 |
| 四、研究方法和路径 |
| 第二章 文化视域下的公共危机演化 |
| 第一节 文化与公共危机 |
| 一、文化的词源解释 |
| 二、文化的概念阐释 |
| 三、文化与公共危机的相互关系 |
| 第二节 前现代社会公共危机的演化 |
| 一、从自然灾害的演化到极端气候事件 |
| 二、古代饥荒与现代饥荒 |
| 三、疾病的流行和传播 |
| 四、战争等集体暴力 |
| 第三节 近现代社会的公共危机 |
| 一、现代文化孕育时期的公共危机 |
| 二、工业革命前及早期的公共危机 |
| 三、二十世纪公共危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 |
| 第一节 全球风险社会的来临 |
| 一、前奏 |
| 二、风险社会的提出 |
| 三、人口压力、地球承载力与人类的发展境遇 |
| 第二节 风险社会理论评述 |
| 一、风险社会理论内涵 |
| 二、风险社会理论的价值 |
| 三、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缺陷 |
| 第三节 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的形成机制 |
| 一、风险 |
| 二、全球风险社会的形成机制:贝克的逻辑和阐释 |
| 三、从(不)确定性到风险 |
| 四、从风险到全球风险社会 |
| 五、从现代性风险到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 |
| 第四节 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结构性暴力 |
| 一、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现代性公共危机 |
| 二、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结构性暴力 |
| 三、结构性暴力:内涵和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现代文化的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现代文化的分析 |
| 一、对现代文化的界定 |
| 二、现代文化的演化和结构 |
| 三、现代文化的分析框架 |
| 第二节 作为社会自我意识的现代文化 |
| 一、人类中心主义:新的世界观 |
| 二、观念的再审视 |
| 三、作为一种自治机制的现代文化 |
| 四、现代文化的治理机制 |
| 第三节 社会化大生产 |
| 一、社会化大生产是现代文化的组织方式 |
| 二、社会化大生产体系的构成 |
| 三、社会化大生产与公共危机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作为社会实在体系的现代文化 |
| 第一节 从社会实在到现代文化 |
| 一、制度性事实的构成:社会化大生产的一般结构 |
| 二、社会制度和等级结构的形成:制度性事实的叠加 |
| 三、从社会实在到现代文化 |
| 第二节 现代文化的本体论分析 |
| 一、一切制度性事实都包含权力 |
| 二、制度性权力 |
| 三、现代文化的本体论特征 |
| 第三节 现代文化:基于制度性事实的进一步分析 |
| 一、制度 |
| 二、人为确定性及其风险:边界和身份 |
| 三、人为不确定性 |
| 四、构成性规则的滥用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经济社会与公共危机 |
| 第一节 市场经济与公共危机 |
| 一、经济的纵向结构 |
| 二、经济体系中的决定性因素 |
| 三、市场经济再审视 |
| 四、市场经济与公共危机 |
| 第二节 资本主义与公共危机 |
| 一、资本主义的形态与概念 |
| 二、对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分析 |
| 三、跨国公司与现代性公共危机 |
| 第三节 经济全球化与公共危机 |
| 一、经济全球化 |
| 二、世界经济体系与公共危机 |
| 三、对自由市场机制的批判 |
| 四、自由市场机制存在的问题 |
| 第四节 技术与公共危机 |
| 一、技术的分类及相关公共危机 |
| 二、技术的本质 |
| 三、现代技术:公共危机的始作俑者还是拯救之道?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作为现代文化管理方式的治理 |
| 第一节 作为政治主权运转的治理 |
| 一、16世纪政治含义治理的出现 |
| 二、16-18世纪治理的发展 |
| 三、国家治理机制的三个发展模式 |
| 第二节 公民社会自治 |
| 一、公民社会自治的起始 |
| 二、市民的出现和权利性自由 |
| 三、市民社会的出现 |
| 四、市民社会自治 |
| 第三节 治理的演进与公共危机 |
| 一、治理的演进机制 |
| 二、依国家理性治理蕴涵的暴力因子 |
| 三、节制性治理与公共危机 |
| 四、新自由主义治理与公共危机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治理 |
| 第一节 现代性风险和公共危机:现代文化初期的应对 |
| 一、西方早期传统社会救助制度与措施 |
| 二、工业革命之前的一些保护机制 |
| 三、工业革命初期的保护性制度 |
| 四、商业保险制度 |
| 第二节 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治理 |
| 一、一般安全机制 |
| 二、社会保障制度 |
| 三、公共危机应急管理机制 |
| 四、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治理机制 |
| 第三节 基本结论和未来展望 |
| 一、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基于现代文化的分析和阐释 |
| 二、作为复杂系统的人类世界:新观点的提出和阐释 |
| 三、观念的转变:建构全球安全共同体 |
| 附录:20世纪的公共危机 |
| 参考书目 |
| 致谢 |
（9）莱尔因重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述评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2.3 对已有研究的评论 |
| 1.3 研究的思路、主要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的思路 |
| 1.3.2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3.3 研究的方法 |
| 1.4 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1.4.1 研究的重点 |
| 1.4.2 研究的难点 |
| 1.4.3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2章 莱尔因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思想背景及其主观思想动因 |
| 2.1 客观思想背景 |
| 2.1.1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实践结合的方式存在局限性 |
| 2.1.2 历史唯物主义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面临双重危机 |
| 2.1.3 西方马克思主义出现各种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尝试 |
| 2.2 主观思想动因 |
| 2.2.1 赋予重构概念全新的含义 |
| 2.2.2 预设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存在四个“思想困境” |
| 2.2.3 试图超越已有的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各种尝试 |
| 第3章 莱尔因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展开 |
| 3.1 重构之前的相关阐述 |
| 3.1.1 对正统解释的阐释 |
| 3.1.2 对基于正统解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 |
| 3.2 重构的主要观点 |
| 3.2.1 把实践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要素 |
| 3.2.2 确定历史唯物主义的性质及其适用范围 |
| 3.2.3 用实践论摆脱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四个“思想困境” |
| 3.3 重构出来的历史唯物主义新版本 |
| 3.3.1 新历史唯物主义中关于“社会”的主要原则 |
| 3.3.2 新历史唯物主义中关于“意识”的主要原则 |
| 3.3.3 新历史唯物主义中关于“历史”的主要原则 |
| 3.3.4 新历史唯物主义中关于“个人”的主要原则 |
| 第4章 莱尔因重构概念的新含义及其理论预设批判 |
| 4.1 对重构概念的新含义的批判 |
| 4.1.1 莱尔因对阿尔都塞等人的“重构含义”的批判不具科学性 |
| 4.1.2 莱尔因“重构含义”的错误性和模糊性 |
| 4.2 对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预设的批判 |
| 4.2.1 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法思想不存在困境 |
| 4.2.2 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论不存在困境 |
| 4.2.3 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社会变革机制的思想不存在困境 |
| 4.2.4 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观念不存在困境 |
| 第5章 莱尔因重构历史唯物主义模式批判 |
| 5.1 对重构之前相关阐释的批判 |
| 5.1.1 对正统解释的阐释的批判 |
| 5.1.2 对基于正统解释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的批判 |
| 5.2 对重构之主要观点的批判 |
| 5.2.1 对实践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的批判 |
| 5.2.2 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性质及其适用范围的批判 |
| 5.2.3 对用实践论摆脱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思想困境”的批判 |
| 5.3 对重构出来的历史唯物主义新版本的批判 |
| 5.3.1 历史唯物主义的新版本不具创新性和系统性 |
| 5.3.2 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原则与马克思的思想相背离 |
| 第6章 对莱尔因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评价 |
| 6.1 莱尔因的一些论述存在可取之处 |
| 6.1.1 详细地论证了重构的必要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价值 |
| 6.1.2 有力地批判了正统解释和非马克思主义 |
| 6.1.3 恰当地理解了实践及其历史唯物主义的性质和适用范围 |
| 6.2 莱尔因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尝试归于失败 |
| 6.2.1 重构含义和理论预设的不成立导致重构尝试失败 |
| 6.2.2 重构模式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促使重构尝试失败 |
| 6.3 莱尔因的重构尝试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创新的借鉴意义 |
| 6.3.1 不以重构为名随意变更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
| 6.3.2 依据实践和科学的不断发展创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致谢 |
四、生产資料生产优先增長的两個問題（论文参考文献）
- [1]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创新研究 ——基于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拓展[D]. 朱鹏华.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2]基于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两大部类结构不平衡分析[D]. 徐文斌.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3]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宪政保障研究[D]. 田钒平. 西南民族大学, 2012(12)
- [4]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之学术史研究[D]. 拓志超. 中央财经大学, 2019(08)
- [5]《资本论》空间理论与空间规划实践[D]. 林承园.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6]卫兴华经济思想研究[D]. 徐淑云.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7]早期马克思人民理性思想研究[D]. 余根雄.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6)
- [8]论全球风险社会背景下的公共危机治理 ——一种文化视域的阐释[D]. 王丽. 南京大学, 2014(04)
- [9]莱尔因重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研究[D]. 吴雪. 湖南大学, 2019(01)
- [10]对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的再认识[J]. 郑金声. 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