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初经济繁荣原因新探（论文文献综述）
党岱[1]（2019）在《春秋至两汉音乐文化内外交流与传播 ——从多元为主到一体化为主》文中研究指明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证明,由于起源和地域的不同,从旧石器时期开始,中华文化便呈现出多元性,各文化在产生和发展的初期都形成了自身的特点。到了新石器早中时期,中华大地上的文化多姿多彩,展现着多元并进的面貌。新石器中期以后,随着各文化不断地发展,地域的扩张和人口的迁徙越来越频繁,各种文化相互作用与交融,形成了以中原文化为核心,不同地域文化各具特色又逐步融为一体的发展趋势。“轴心时代”的春秋战国“礼崩乐坏”“文化下移”,周天子权威失坠,诸侯雾合云集,竞相争霸。激烈的兼并战争打破孤立的静态的生活格局,“百家争鸣”的局面进一步促进了多元文化交流重组。秦汉封建大一统帝国的建立,随着“书同文”“行同伦”“车同轨”“度同制”以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举措的实施,实现了政治、经济、思想的高度统一。春秋战国时期的音乐文化在多元的政治背景主要呈现出下呈现出多元发展之特点,既有横向空间地域性不同文化圈的音乐文化交流,而各文化圈内部本身又有诸多不同形态音乐文化的多元发展,并且存在着相互联系与整合的一体化趋势。秦汉音乐文化体现出强势一体化政治经济背景下的多元发展,在域内不同区域不同类别音乐文化交流的基础上,随着张骞“凿空西域”,“丝绸之路”的开通,秦汉开拓进取、包容宏大的时代精神通过多种途径作用于外部世界,促进了与周边民族音乐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开启了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新纪元。本论文将春秋至两汉时期的音乐交流活动和行为放置于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整体发展观的视野中,放置于这段历史时期的文化语境中进行考察分析,结合文献、考古出土乐器、画像等资料,结合民族学、社会学、传播学等知识,通过纵向交流与横向交流的融合分析,域内交流与域内外交流的结合探讨,梳理分析这段时期的音乐文化交流与传播环境与特点、不同的传播类型与模式、多样的传播内容、传播观念及不同媒介的运用、交流与传播的结果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从“轴心时代”的春秋战国到“大一统”时代的秦汉,音乐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如何在多元一体民族格局背景下,生动地展现出从多元的多元到一体的多元之律动。最后进一步分析在国家大力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民族文化的传播构建了宏伟的远景的背景下,研究音乐文化多元一体的形成与发展,探求传播规律的积极意义:不仅在历史上促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音乐文化的发展与繁荣,而且在当下对于民族音乐文化交流与发展,民族音乐文化精神的构建,具有积极的借鉴与启示。
韩厚明[2]（2018）在《张家山汉简字词集释》文中研究指明1983年底至1984年初,湖北江陵张家山M247号汉墓出土大批竹简,其中包含大量汉初法律文书,这是继睡虎地秦简之後法律简牍的又一重大发现。经过初步清理之後,这批竹简包括《历谱》、《二年律令》、《奏谳书》、《脉书》、《算数书》、《盖庐》、《引书》、《遣册》八种,共1200余枚竹简。《历谱》共18枚竹简,记录时代爲汉高祖四年（前203年）至吕后二年（前186年）後九月,其中简二记录有“新降爲汉”四字,是汉王朝创立过程中的真实写照。《二年律令》共540枚竹简,是汉初吕后二年的律令摘抄,共有汉律27种、《津关令》1种,这是汉代成体系法律简牍的首次发现,弥补了汉代法律史研究资料不足的遗憾。《奏谳书》共228枚竹简,内容爲秦及汉高祖时期奏谳文书摘录,保留了奏谳文书的基本格式,对研究秦及汉初司法审判制度有重要意义。《脉书》共66枚竹简,以病候及阴阳十一脉经、脉法等爲主要内容,大部分见於马王堆帛书《阴阳十一脉灸经》,比後者保存更完好。《算数书》共190枚竹简,是实用算题合集,内容形式与传世数学文献《九章算术》类似,比後者时代早二百余年。《盖庐》共55枚竹简,以申胥（伍子胥）与盖庐（吴王阖闾）的对话爲文本形式,具有浓厚的兵阴阳色彩。《引书》共112枚竹简,是首次发现成篇的汉代导引术文献,可与马王堆《导引图》相参照。《遣册》共41枚竹简,爲随葬物品清单,其中记录有书一笥,正与出土竹简相合。值得一提的是,墓葬还出土鸠杖一枚,这说明墓主人年事已高。张家山M247号汉墓自发掘至今已有34年,全部竹简释文公布於2001年,迄今已有16年,因其竹简内容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相关论文总计上千篇,着作数十部,相关研究纷繁复杂,因此有必要对以往研究历史进行综合梳理,同时结合学者的研究成果,对竹简文本进行重新校勘,对疑难词汇进行辨析考证,这也是本论文的写作目的所在。本论文共分上下两编,上编有三个章节。第一章绪论,介绍M247号汉墓的发掘情况,墓葬的形制及随葬物品,墓主身份,论述出土竹简的主要内容及其释文公布情况,以及本论文的研究内容及意义。重点内容是对张家山汉简各部分的研究综述,以期把握既往学界的研究概况。第二章张家山汉简释文校注,这部分以《张家山M247号汉墓竹简（释文修订本）》、《二年律令与奏谳书》所刊布的释文爲底本,吸收学界对竹简文本的校勘成果,参照整理者原图版及红外綫图版,对张家山汉简释文进行再校勘,对重点难点词汇进行校注,以疏通文意。第三章相关问题研究,包括《二年律令》编联整理与研究、重点词汇研究梳理与考证,如“颇”、“毋害”、“出入罪人”、“完刑”、“行钱”、“以上、以下”。下编主要内容是字词集释和参考文献。字词集释首先列举字词条目,其次选取有代表性的辞例1-5条,最後以时间爲序摘录学者研究成果,对其中需要补充及辨析的词条以按语形式说明。最後是本论文的参考文献。
王越[3]（2021）在《汉代城乡关系研究》文中认为城乡关系即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以往的古代城乡关系研究主要侧重于唐宋明清时期的探讨,具体到两汉时期则更加侧重于城市和乡村的分别研究。研究汉代城乡关系不仅可以补充古代城乡关系研究体系中相对薄弱的一环,还有助于打通汉代城市研究与乡村研究的关联。同时,研究汉代城乡关系也有深化“城乡一体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理解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城乡关系作为研究主体,探究汉代城乡关系的历史实际,梳理两汉城乡关系的发展特征。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和乡村从宗法血缘共同体中解放出来,城乡关系从政治、经济、文化、居住等方方面面都呈现出新的动向。受到多国林立、社会动荡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的城乡关系还展现出区域差异性和丰富性的历史特点。短暂的秦王朝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天下一统局面下城乡关系的发展。进入汉代以后,城乡关系得以继续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汉代城乡关系中存在较多的同一性要素。这是城乡共同体时代的基因遗存和“大一统”王朝政治体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城乡同一性要素主要体现在政治治理和居民生活两方面。城市与乡村统一于地缘行政管理体系,拥有着相同的基层组织和管理人员设置。各种身份人群广泛分布于城市与乡村之中,广大城乡平民享有同等的社会地位、政治权利、经济权益和文教机遇。此外,城乡经济和文化方面也具有同一性表现。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广泛分布于城市与乡村之中,城乡居民在主流思想文化上也有着相当多的一致想法与诉求。其二,汉代城乡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并且有差异化发展的趋势。这是城乡共同体色彩淡化,城乡分野明晰化的结果。城乡差异主要体现在空间差异和经济结构差异两方面。城市与乡村在空间规模、空间形态、空间结构以及空间发展趋势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城市与乡村在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市场结构上有着明显的不同。此外,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也存在着各自鲜明的文化特色。就汉代城乡关系的结构与发展趋势而言,城乡同一性要素的存在与城乡的差异化发展始终是并存的。其三,汉代城乡差异推动着城乡相互交流。城市和乡村通过政治互动,实现了治理功能的互补,乡村自组织在这一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城乡经济也因为经济结构的差异和区域差异而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城乡思想文化呈现出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双向互动形态。汉代人口在城市和乡村中自由选择居住,造就了城乡人口的主动性流动,流民在城市和乡村中祈求生存,造就了城乡人口的被动性流动。其四,汉代城乡可以实现相互转化。汉代城乡转化规模十分可观,乡村向城市不断地演进,城市也在向乡村不停地回归。影响城乡转化的因素主要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四个方面,各个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着社会单位城乡形态的变化。城乡转化的实现得益于汉代城乡的特定背景,是城乡共同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城乡共同发展的“马太效应”推动了大都市和小型乡村的涌现,也为城乡转化提供了发展动力。汉代城乡关系的发展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从发展趋势来看,两汉城乡关系出现了较多变动,其结果是乡村的成长与城市的停滞,但是没有突破城乡关系的原有结构。这是汉代城乡关系有别于其他时期的显着特征。汉代城乡关系发展的基点在于农本,而欧洲古代城乡没有共同的基点,由此造就了中西古代城乡关系的结构差异。同时,官方政府统一主导着汉代城乡关系的发展,这与西方古代的城乡分治形成了明显的差异。
吴运江[4]（2016）在《赣州古代城市发展及空间形态演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赣州是历史文化名城,历史积淀丰富,有待挖掘;又是规模中等的,典型的山地河谷平原、交通要道上的商贸城市,因此是个颇具价值的城市史研究样本。本研究把古代赣州城市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时期。研究重点集中在赣城的三个历史时期的突变点,论述城市发生的变革,阐释推动其变革的逻辑和驱动力。这三个时期分别为:（1）秦汉-南朝城市选址和迁址时期;（2）唐宋城市变革时期;（3）宋、明的“盗乱”和“王化”时期。论文据此分为四部分,共六章。第一部分为绪论,其余三部分为主要内容。第一部分是第一章,阐明研究的概念和理论框架。讨论赣州城市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交待相关重要概念和研究范围;总结城市史研究、赣城历史研究的现状,提出本研究的内容、目标;以“文化结构三层面”说、区域社会经济分析、中微观形态分析建立研究框架。第二部分是第二章,是赣城从“边城”演化为“郡治”的时期。以区域军政格局阐释早期赣城选址和迁移;文中总结早期城市多为统治工具,致使其频繁迁移。第三部分包括三、四、五章,是赣城从“山城”演变为“江城”的时期。其中第三章论述唐宋南方区域经济、交通变迁,从人口、商税、产业、地望等方面分析虔州的经济繁荣程度;第四章讨论晋-唐-宋虔州从“军镇山城”到“商贸江城”的形态演变,说明其发生了从规模到性质,物质形态到精神面貌的变革;第五章分析赣州具有“江城”特色的营建——城墙及“福寿沟”为主的防洪排涝体系。第四部分是第六章,以“盗乱”、“王化”为主线论述宋末-明、清赣城发生的重要变化。分析赣城发展陷入停滞的原因,以及“王化”的意识主流作用下城市空间发生的变化:赣城半军事化;成为语言、文化孤岛;郁孤台重登城市至高点;官学频迁。最后为研究的结论、启示,以及对后续研究的展望。早期城市多以军事政治职能为主,容易发生频繁迁移,这是王权制度主宰城市的时期;城市经济、物质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发生商业变革,走向繁荣、开放,这是城市的商业文明时期;社会矛盾重重,陷入动荡衰败的时候,文化融合社会的力量是城市、社会活力延续的最终希望。城市融聚着差异,汇集着活力,多元、多彩且丰富多变。城市的历史和它的未来一样,充满魅力,也富于启示。
王佳[5]（2015）在《简牍所见秦长江中游的社会与经济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以往由于材料的匮乏,学界对秦长江中游社会与经济的研究较为薄弱。目前在长江中游共出土了9批秦简牍,这些秦简牍材料带有明显的地域色彩,反映了秦长江中游的政区地理、社会经济生活、人口、民族、秦人对楚故地的经营等各个方面。此外,出土地点尚不明确的岳麓秦简和北大秦简中也有大量材料与长江中游有关。这些简牍资料中有很多内容都是传世文献没有记载的,为我们研究秦长江中游的社会与经济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本文拟以这些简牍资料为主,对秦长江中游的社会与经济做一初步研究。本文分上、中、下三编。上编主要讨论秦长江中游的行政区划及相关问题,包括第一章至第三章。第一章依据秦简牍及其它出土文献材料对秦代长江中游的郡做了梳理。在讨论秦南郡东界问题时,同时分析了涉及到秦简中多次出现的法律词语“邦亡”与岳麓秦简中新见地名“京州”。第二章讨论了秦南郡的属县及相关问题。结合出土秦简与传世文献,分析认为当阳、邔、都在秦代末年降级为乡,并推论北大水陆里程简的断代应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以后。研究认为高成、西陵不应列入秦代南郡属县,西陵在秦代应归南阳郡管辖。左云梦、右云梦在秦只是苑囿之名,并不是南郡下辖的县名。第三章对秦代的邑做了探讨。根据秦简,秦代确实存在邑这一行政级别。作为行政级别的邑并不是县,也不同于封邑。怀疑邑与里是一个级别,上属于乡。同时在秦简中,邑除了表示一种行政级别之外,还表示聚落之意。中编主要分析了秦简中所记载长江中游的几个社会身份,包括第四章、第五章。第四章根据秦简对秦长江中游奴婢的相关问题做了考察,涉及到秦长江中游奴婢的放良、社会地位、买卖及奴婢的户籍问题等。此外还分析了秦简中“徒隶”的性质。第五章探讨了秦简所见的几种依附身份：“隶”、舍人、私属、庸等。认为里耶户籍简里“■■大女子华”中“■■”字不能释为“隶”字,里耶秦简9-337并不能作为判断“隶”拥有爵位的根据；睡虎地秦简《日书》中常见的“寄人、寓人、客”并不是雇佣劳动者,而是流民；这与睡虎地秦简《日书》及周家台秦简《日书》中大量关于“亡人”的记载相吻合,从侧面反映了秦对长江中游地区的人口控制相对薄弱。下编主要考察了秦长江中游的经济生活,包括第六章、第七章。第六章以迁陵地区为例考察了秦长江中游的垦田,包括垦田规模、垦田使用权、垦田工具及耕作方式、垦田之人、垦田的管理机构及其职事之人等问题。在分析平民垦田时,对涉及的“女户”问题做了初步探讨。第七章讨论了秦长江中游的市场及物价。首先分析了秦长江中游的市场设置、商品、交易形式、市场管理等。此外还讨论了秦长江中游的物价。据里耶秦简,对秦时迁陵地区的粮价、“祠余祭品”价、奴价进行了考察；同时对当地市场交易主体的构成做了讨论,认为屯卒、刑徒及官府对于促进迁陵地区商业的发展贡献较大。又根据岳麓秦简讨论了秦南郡的“室”价、“列地”价、渔具价等。进而对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况进行了探讨。
周敏[6]（2019）在《汉代铁器艺术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两汉铁器遗存和出土物的日渐丰富,如何在汉代器物工艺和时代文化语境中认识其类型、制度、主体与艺术价值,是一个亟待开展的课题。为此,必须打破汉代铁器工具价值的惯有思维,在两汉社会文化情境中,讨论它对“铁器时代”两汉时段的物质与精神文化价值。汉代政府将铁视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和政治稳定的关键,故两汉铁器艺术,在战国、秦代的基础上,得到国家层面自觉的制度化推进。工艺技术上,铁矿开采、冶炼技术、加工工艺,尤其是炼钢技术的突破,促动了整个冶铁工业的变革;器物功能上,铁器加工的简便、高效与精巧化,使得农业、手工业器具,以及生活用具、兵器、其他装饰性器物应运而生,不仅满足汉代广大平民阶层生产与生活之需,也是地主贵胄阶层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器物类型,一些器物还在社会礼仪与祭祀活动中展现精神功能;生产主体上,两汉铁器遵循先秦以来“百工造物”的传统,依赖充列铁官机构中的员吏和生产一线的卒、徒、工匠;管理制度上,两汉着力推行官营模式,紧缩私营,又将其纳入中枢和地方行政管理机构,设置专职铁官予以监管,保障了铁的开采、冶炼和器物加工的规模与效率;造型审美上,两汉铁器以其内含简括的形式美感与朴素自然的风格趋向,反映两汉百姓对美的质朴追求,体现工匠功能优先与形式充足的造物意识,蕴含人器以和的造物观念;工具价值上,铁器带来技术性革命,它提升了陶瓷工艺、汉代石刻、木雕、玉雕、砖瓦将作等工艺的效率,开拓了造型艺术材料提取、工艺加工和审美表现的能力,促生汉代艺术的多样风格。论文把技术背景、器物类型、管理制度、创作主体、审美与文化、价值影响看作阐释汉代铁器艺术的六个维度,认为只有从单个铁器,走向器物的综合应用,只有透过静态实物,观察器物的生产与使用,体察背后人的思想、观念与环境,才能相对客观地认识到,汉代铁器艺术的价值与意义,在于它面向汉代社会的大多数,在实用、简便的日常生产与消耗中,促成汉代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发展,因此,它理应被视为汉代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形式。
康喆清[7]（2013）在《董仲舒教化思想研究》文中指出中国自古就有重教化的传统,教化不仅对个人内在身心起着规范作用,也对国家政权和社会秩序具有重要意义。董仲舒是西汉时期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继承传统儒家教化学说,在此基础上融合先秦诸子思想,并依据汉代社会的实际情况,阐述了自己独到的教化思想理论。董仲舒教化思想的提出也标志着传统中国社会中的教化体系得以确立,并且借助汉代统一帝国的历史条件,完成了儒家学说由原典理论向现实化、实践化的转变,进而对后世社会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董仲舒生活的时代对其教化思想的形成至关重要。一方面,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经历了汉初的恢复与发展之后,汉代社会又出现了诸如社会差距拉大、地方分离势力猖獗等新的社会问题,这促使董仲舒在教化层面思考与探索解决之道；另一方面,西汉初期的思想文化氛围较为宽松,这使得先秦诸子的学说得以复兴并表现出逐步融合的态势,这种学术思潮的出现对董仲舒改造儒家学说有所启示。在汉初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董仲舒以先秦儒家的教化思想为本,整合借鉴其他诸子学说中的合理内容,以其独特的天道哲学观及人性学说作为理论基础,系统地提出了以教化思想为主线而贯穿始终的儒家治国理论,最终在与汉武帝的对策中获得认同。至此,儒学在汉代的意识形态领域取得了独尊地位,成为官方的指导思想,董仲舒也借以正式展开其教化思想体系的内容。关于教化的目标,董仲舒认为包括提高人性修养、培养国家栋梁以及维护社会稳定等三个方面；关于教化的原则,董仲舒提出了他着名的“三纲五常”理论,并在“三纲”思想中重点突出了“君为臣纲”的思想,在“五常”思想中对先秦的道德伦理学说进行了一定的突破与创新,由此形成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的道德原则；关于教化的功能,董仲舒通过对秦朝灭亡的深刻反思,认为教化具有堤防作用,意义在于稳固社会统治,这就赋予教化以政治内涵,从而上升为一种治国策略。董仲舒教化思想的显着特点之一在于受教对象的广泛性,包括社会中的所有人,上至君王,下至普通民众,都有接受教化的必要。首先,君王在国家中居于首要地位,要通过学习儒家典籍,以身作则,成圣成善,在此基础上施行王道教化,从而教导万民成善；其次,各级官吏作为主要的施教者,上承君王,下启社会民众,通过教化与选官制度之间的渗透及相关制度性安排,董仲舒提出以儒家政治伦理提升官吏道德水平；最后,对社会民众的教化直接影响到王朝的统治,具有重要意义,董仲舒主张通过君王的示范作用、官吏的施政作用、地方学校的教化以及乡里教化等多种途径完成对社会民众的教化。通观董仲舒的教化思想,在形式、功能、内容和方法等方面都表现出自身的突出特点,构建出封建教化的完整体系,对西汉社会乃至后世封建王朝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儒家学说的传承与民族精神的形成也做出过贡献,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董仲舒的教化思想也存在一些明显的局限性。以史为鉴,充分发掘传统文化中的现实意义,是本文的出发点与最终落脚点,基于董仲舒教化思想的丰富内涵以及古代教化思想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内在关联,可以得到一些值得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借鉴的历史启示,本文拟从三个大的方面进行研究,即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在功能方面的启示、在内容方面的启示以及在方法方面的启示。总之,与先秦时期的传统儒家思想相比,一方面,董仲舒在理论层面有了较大的突破和发展,使其教化理论成为后世国家的治国范本；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董仲舒促成了儒家教化理想在社会实践层面的落实,因此董仲舒的教化思想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本文希望通过对董仲舒教化思想的研究,洞悉汉代教化发展的状况,并归纳总结其历史经验教训,为我们今天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借鉴。
朱锦程[8]（2017）在《秦制新探》文中研究指明传世文献的相对匮乏曾长期制约着学者对秦史的研究。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秦简牍的发现与公布,为我们全面、深入地研究秦代历史提供了丰富而可靠的资料。本文以岳麓书院藏秦简为主要研究对象,综合睡虎地秦简、里耶秦简、张家山汉简等出土文献及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以秦的制度为线索,主要运用二重证据法,同时兼用归纳分析法、横纵向比较分析法、整体分析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对秦在统一前后的地方行政制度进行探究。秦自商鞅改革后,推行“以法治国”,“律”与“令”是秦主要的法律形式。在秦的统治政策中,将在秦王政时期纳入秦统治的区域称为“新地”,“新地”原有的居民被称为“新黔首”,秦在“新地”任用的官吏被称为“新地吏”。秦根据“新地”的特殊环境,推行了不少有别于故秦地的政治制度。比如:囿于“新地”严重的缺吏现象及统治秩序的不稳定,秦对原有选官制度作出调整,将大量犯有过失的故秦吏派遣到“新地”为官,执行戍边事宜。这些“新地吏”的任期一般在四年之内,到期后将被免官并返回原地。如果这些官吏在“新地”为官期间又犯有其他过失,将会被延长在“新地”的时间。“新黔首”除通过军功斩首、捕盗外,还能通过特殊赐爵的方式,在较短时间内获得秦大夫、公乘等高爵。“新黔首”通过特殊途径所获秦爵与故秦人爵位拥有同样的司法优待与特权,“新黔首”还能根据其爵位享有不同的挟剑权力。在秦简的行政文书与司法文书中,“君子”泛指爵在大夫至五大夫之间的人。秦试图以官箴教育、立法等形式,限制官吏对平民的豪夺与欺压,推行有序的吏民关系,但由于吏民之间身份的等级差别,保障平民的法律常得不到认真执行。在官吏的管理方面,当郡中郡守、郡尉等官吏不在官署时,要从六百石以上的官吏中以官秩高低及先真后守的原则选择代理者。里耶秦简行政文书中有这种郡官吏代理制度的运作实例。秦法规定,为官者享有俸禄、禀食及仆、养等供其差遣者,出差时配有交通工具、随从与食宿待遇。秦官吏拥有四十天年假与婚假、病假、丧假等假期。婚假包含在假期总时间内,随事灵活处理。病假不能超过三个月,否则将被免官。丧假则根据与逝者关系的亲疏有不同时间规定。官秩六百石以上者还享有“有罪先请”及“征捕先告闻”的司法优待。官吏享有的优待,在范围与程度上不及有爵者,反映当时官爵过渡、爵重于官的社会状态。在行政过程中,秦汉时期有针对军事行为统领者“失期当斩”的军法,而不是将整个失期军队的士卒全部处斩。陈胜、吴广等人是被征发前往边郡的戍卒,尚在途中,未到戍地,还未纳入边郡士卒的管理系统,不适用于军法。而秦法对徭戍中的“失期”行为,会根据具体原因及事情的严重程度进行不同处罚,不会是“当斩”或“皆斩”。秦在统一前后通过限制数量、购买及以盗罪处罚违反者等方式遏制民间私藏官府兵器的行为。在众多兵器种类中,剑不属于秦官府库常见的兵器。在秦的商品交易制度中,市亭是市的主管机构,受县廷管理,主市曹是负责官府经营的机构。里耶秦简有对官府经营交易考核的“市课”,官府必须派遣正式官吏从事商品交易,在交易过程中要有令史或令佐负责监督,交易的场所,不仅限于市内。
潘润[9]（2020）在《战国时期东方小国的兴衰及对历史进程的影响 ——以鲁、宋、郑、越为中心》文中指出由于战国七雄等大国国力的强盛影响力较大,在战国史研究中战国七雄往往得到较多的关注,对同时期各个小国的研究则较少。中原泗上及周边邻近的小国,在战国早、中期频繁参与到诸侯征战中。且由于各自的特殊地理位置及地缘战略价值,其自身的兴衰也深刻影响了不同时期的历史进程。即使是在战国时期结束后的下一个历史阶段秦末汉初,曾经的诸东方小国故地通过地域性的整合,从而参与到区域一体化进程,也深刻影响了秦末汉初的历史进程。在战国时期的东方小国中,鲁、宋、郑、越作为影响较大的诸侯国,其兴衰过程对历史走向有着深刻的影响。第一章首先讨论鲁国三桓在全面掌握政权的大背景下,于战国初期通过驱逐鲁哀公实现“鲁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从而权势达到顶峰的过程,并基于此比较了战国早期特定时代背景下鲁国的政治变迁与齐、晋等国的异同。在以上讨论的基础上,论文讨论了战国早中期之交三桓之所以衰微、鲁穆公又能恢复公室,鲁国自身原因在于周代礼制于鲁国的强大惯性,外部原因则是田齐对三桓根据地的攻击削弱了三桓的力量。鲁穆公恢复公室权力后参与到“三晋伐齐”之中,影响了战国早期晋齐争霸格局,并且在三晋列为诸侯的过程中又影响了战国早期剧烈的时代变革。第二章讨论战国早期宋、郑历史变局对历史进程的影响。通过清华简《系年》中的记载,考证战国时期着名的政权更替事件“戴氏取宋”应该开始于战国早期,其原因是春秋时期戴氏在宋国的兴起。论文同时讨论了郑国在战国早中期之交发生的“太宰欣取郑”政权更替事件的过程、影响,认为“太宰欣取郑”发生的原因是春秋晚期七穆在郑国的兴起,以及三晋、楚国争霸过程中插手郑国内政。此外,论文由清华简《系年》中的相关记载,讨论了宋、郑四战之地的地理位置及其对战国早期三晋与楚国争霸特别是其中两场决战连堤之战、大梁榆关之战的巨大影响。论文认为“宋郑之间有隙地”和三晋、楚国集中力量对“隙地”的争夺是战国早期三晋与楚国争霸的战略新特点。第三章的研究,首先讨论了三家分晋后韩国对郑国的包围过程,指出这决定了战国中期郑国灭亡的历史必然性。当然,韩灭郑并迁都新郑又使郑国继承了“四战之地”位置,这也决定了后来韩国在战国历史中的发展走向。本章还把战国中期“戴氏取宋”的最终完成与“子南氏取卫”进行比较。论文认为“戴氏取宋”系新兴政权,此与“子南氏取卫”从而变成大国附庸有本质的不同。论文由“鲁酒薄而邯郸围”这样的古谚,指出这恰恰说明战国中期鲁国在齐、魏、楚争战中特别是齐魏桂陵之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论文讨论了越国在经历“越人三世弑其君”的内乱后,由大国向小国转变并向江东退却的历史进程。论文指出战国中期诸侯纵横中郑、宋、鲁、卫、越等东方小国的自身政治变革和外部地缘环境决定了它们不同的命运,而这又对战国中期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第四章讨论了宋王偃的强盛和走向灭亡关键在于战国晚期走向一统的历史大势。战国时期宋国作为小国能够强盛和重要的地理位置是乐毅五国合纵伐齐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论文也讨论了战国时期周王室内乱和二周的兴起对秦统一的影响。认为周天子对洛阳控制力的削弱使得秦国可以更便利地灭周并成为新的天下共主。论文认为春申君面对秦国的军事威胁,通过对鲁国以及江东的开发,在越、宋、鲁故地构建了楚国的抗秦大后方。战国晚期东方小国的灭亡和故地治理整合,特别是抗秦后方的建立对新的大一统局势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五章由“东南有天子气”的讨论,指出楚国在越、宋、鲁故地的抗秦大后方的构建对秦朝统治的巨大威胁。认为战国时期越国的历史记忆是江东成为“亡秦必楚”基地的重要原因。论文认为战国时期宋国历史和楚、宋文化在楚国统治下的结合是刘邦灭亡秦朝、实现“秦亡汉兴”的重要原因,并进而指出秦汉时期宋国故地彭城一带开始成为楚地的中心。论文认为战国时期鲁国历史和楚、鲁文化在楚国统治下的结合,是促成秦始皇焚书与汉武帝“独尊儒术”两种对立政治倾向的重要原因。战国时期越、宋、鲁对秦末汉初历史进程的影响,既反映出楚文化东渐的背景下“秦亡汉兴”的历史必然性,同时也说明秦末汉初东方对西方胜利的历史偶然性。
李天野[10]（2020）在《两汉河陇地区交通路线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两汉时期,中央政府在河西陇右原有零散的、以民间交往为主的道路基础上,以地形条件、水文条件、行政区划、军事战略地位等为参考因素,由官方进行开辟、整合,并接续经营,使河陇一带逐步形成了严密便捷的交通网络。两汉河陇地区的交通以武威为界,分东西两段,东段承接了陇山以东由长安出发沿河谷通道而来的四条路线,跨越陇山,而后分南北两道。北道沿六盘山通道经固原、靖远、景泰至武威;南道则又分南北两线,北线经张家川、秦安、通渭、定西、榆中至兰州,南线经天水、甘谷、武山、陇西、临洮至兰州,与北线相合。南道经兰州至武威,与北道相合。由临洮或兰州,经民和、湟中、海晏至祁连,此为南道的辅线。河陇西段交通相对东段而言则较为简单,为由玉门关、阳关经敦煌、酒泉、张掖至武威的一条干道。此外,祁连山地区的山谷通道又连接了河陇东段南道辅线与河陇西段的交通,沿河西走廊内部水系向北而行的路线又使河陇西段交通向北延伸至内蒙古高原。两汉河陇交通网络在汉武帝时期开始进行开拓与整合,在昭宣、元成时期走向繁荣,两汉之交出现衰落,东汉初、中期再次复兴,在东汉中晚期走向衰败。在这一交通网络形成的初期,各路线主要发挥着政治、军事功能,在两汉的建设中,其商贸、文化交流功能逐渐凸显,进而实现了多功能复合。一方面,延伸和丰富了两汉时期的整体交通体系,为本地区及后世交通发展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促使中西交通从原有的草原之路体系中脱离而出,对丝绸之路整体的路线选择、经营及对沿线的产业和贸易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二、汉初经济繁荣原因新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汉初经济繁荣原因新探（论文提纲范文）
（1）春秋至两汉音乐文化内外交流与传播 ——从多元为主到一体化为主（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与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可行性 |
| 四、几个相关概念的界定分析 |
| 第一章 史前到西周的音乐文化交流简述：多元一体音乐文化的初期形成与发展 |
| 第一节 史前多元音乐文化的发展 |
| 一、史前多元文化和社会一体化趋势的发展 |
| 二、从音乐的起源看史前时期的音乐文化交流 |
| 第二节 夏商音乐文化交流：一体化音乐文化趋势增强 |
| 一、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一体化趋势 |
| 二、一体化趋势背景下的夏商音乐文化交流 |
| 第三节 西周音乐文化交流：一体化文化下的治礼作乐 |
| 一、周初制定礼乐 |
| 二、“礼崩乐坏”的同时乐舞走向绚烂 |
| 三、音乐教育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春秋战国音乐文化交流：多元社会背景下的多元发展 |
| 第一节 政治文化背景 |
| 一、华夏文化的汇成 |
| 二、多元政治背景下的文化发展 |
| 第二节 音乐文化传播：区域音乐文化的多元发展 |
| 一、区域音乐风格的多元 |
| 二、“钟磬之乐”的区域性交流与多元发展 |
| 三、“新声”的广泛传播与繁荣 |
| 四、《诗经》《楚辞》之形成发展 |
| 五、多元音乐思想与音乐教育的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秦汉音乐文化传播与交流：一体化为主的多元发展 |
| 第一节 传播与交流环境 |
| 一、民族融合与疆域扩张 |
| 二、大一统的政治思想 |
| 三、外交政策背景下的文化交流 |
| 四、礼乐文化的承继与乐府机构的建立 |
| 第二节 域内传播与交流 |
| 一、从几个不同区域着名汉墓出土的相关音乐文物分析 |
| 二、以楚国为代表的区域音乐文化交流 |
| 三、以秦声为代表的歌唱传播 |
| 四、琴乐的传播 |
| 五、舞蹈文化传播与交流 |
| 第三节 中原与周边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交流 |
| 一、两汉与月氏、乌孙、匈奴等少数民族的音乐交流 |
| 二、鼓吹乐的传播 |
| 第四节 丝绸之路背景下的音乐文化交流 |
| 一、与西域的音乐文化交流 |
| 二、佛教音乐传入 |
| 三、百戏之传播发展 |
| 四、关于南方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交流 |
| 五、关于丝绸之路音乐文化传播与整合的思考 |
| 第五节 秦汉与域外的音乐文化交流与传播 |
| 一、与越南、缅甸等国的音乐交流 |
| 二、与朝鲜、日本的音乐文化交流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东周与秦汉音乐文化交流与传播之比较及意义：从多元为主到一体化为主的拓展 |
| 第一节 交流与传播之比较 |
| 一、交流背景：从多元政治到封建大一统 |
| 二、交流范围：从域内到域内外 |
| 三、传播方式与符号：愈发多元 |
| 四、传播内容：由雅及俗 |
| 第二节 东周秦汉音乐文化交流与传播之意义 |
| 一、从历史意义层面分析：多元一体音乐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
| 二、对当今音乐文化建设的意义 |
| 本章小结 |
| 结论：从多元轴心时代的多元到封建大一统强势一体化下的多元 |
| 一、民族融合与交流是音乐文化发展的基础 |
| 二、政治、经济是音乐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保障 |
| 三、内部交流与内外交流是有机的统一 |
| 四、多元与一体是矛盾统一体 |
| 五、音乐艺术多元化发展是永恒的定律 |
| 六、追古思今是根本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张家山汉简字词集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上编 |
| 第一章 张家山M247号汉墓的发掘及竹简研究综述 |
| 第一节 张家山M247号汉墓的发掘及墓主身份 |
| 第二节 张家山M247号汉墓竹简的公布与研究 |
| 一、张家山M247号汉墓竹简释文发布前的研究状况 |
| 二、张家山M247号汉墓竹简释文及图版公布 |
| 三、本论文的研究内容与意义 |
| 第三节 张家山M247号汉墓竹简研究综述 |
| 一、《二年律令》研究综述 |
| 二、《奏谳书》研究综述 |
| 三、《脉书》研究综述 |
| 四、《算数书》研究综述 |
| 五、《盖庐》研究综述 |
| 六、《引书》研究综述 |
| 七、《遣册》研究综述 |
| 第二章 张家山M247号汉墓竹简释文校注 |
| 第一节 历谱 |
| 第二节 二年律令 |
| 第三节 奏谳书 |
| 第四节 脉书 |
| 第五节 算数书 |
| 第六节 盖庐 |
| 第七节 引书 |
| 第八节 遣策 |
| 第三章 相关问题研究 |
| 第一节 《二年律令》编联探讨 |
| 第二节 汉代副词“颇”浅论 |
| 第三节 “毋害”词义辨析 |
| 第四节 “出入罪人”释义及相关问题探讨 |
| 第五节 完刑的再认识 |
| 第六节 “行钱”本义考 |
| 第七节 秦汉户赋缴纳对象分析 |
| 下编 张家山汉简字词集释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3）汉代城乡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学术创新点 |
| 四、研究方法与框架 |
| 第一章 春秋战国时期城乡关系的变化 |
| 第一节 春秋战国的城乡政治关系 |
| 一、新型城乡管理体系的建立 |
| 二、新型城乡管理体系的特征 |
| 第二节 春秋战国的城乡经济关系 |
| 一、城乡赋役关系的变化 |
| 二、城乡多向的商贸往来 |
| 第三节 春秋战国的城乡文化关系 |
| 一、乡村文化的形成 |
| 二、城乡文化的交流互动 |
| 第四节 春秋战国的城乡居民关系 |
| 一、城乡居民的流动 |
| 二、城乡居民关系的开放 |
| 第二章 汉代城乡的同一性要素 |
| 第一节 城乡政治治理的同一性要素 |
| 一、地缘行政体系下的城市与乡村 |
| 二、城乡基层组织设置的同一性表现 |
| 第二节 城乡产业分布的同一性表现 |
| 一、农业的城乡分布 |
| 二、工商业的城乡分布 |
| 第三节 城乡居民生活的同一性要素 |
| 一、城乡居民分布的同一性表现 |
| 二、城乡居民政治地位的同一性表现 |
| 三、城乡居民生活状态的同一性表现 |
| 第四节 城乡思想文化的同一性表现 |
| 一、城乡思想的同一性表现 |
| 二、城乡文化的同一性表现 |
| 第三章 汉代城乡的差异化发展 |
| 第一节 城市与乡村的空间差异 |
| 一、城乡空间规模的差异 |
| 二、城乡空间形态的差异 |
| 三、城乡空间的不同发展趋势 |
| 第二节 城乡经济结构的差异 |
| 一、城乡产业结构的差异 |
| 二、城乡消费结构的差异 |
| 三、城乡市场结构的差异 |
| 第三节 城乡思想文化的差异 |
| 一、城市文化的繁华与乡村文化的质朴 |
| 二、城市文化的官方性与乡村文化的民间化色彩 |
| 三、城市文化的兼容性与乡村文化的封闭性 |
| 第四章 汉代城乡的交流与交融 |
| 第一节 城乡治理功能的互补 |
| 一、乡里体系对郡县功能的补位 |
| 二、乡村民间自组织的功能补位 |
| 三、城市治理功能对乡村治理体系的补位 |
| 第二节 城乡经济的交融 |
| 一、社会再生产中的城乡经济交融 |
| 二、区域交流中的城乡物产交换 |
| 第三节 城乡思想文化的交互影响 |
| 一、城乡文化的交相互动 |
| 二、思想文化互动的影响 |
| 第四节 城乡人口的流动 |
| 一、城乡人口的主动性流动 |
| 二、城乡人口的被动性流动 |
| 第五章 汉代城乡的转化 |
| 第一节 汉代乡村向城市的演进 |
| 一、军事导向下的“乡—城”演进 |
| 二、政治导向下的“乡—城”演进 |
| 三、文化祭祀导向下的“乡—城”演进 |
| 四、经济导向下的“乡—城”演进 |
| 第二节 汉代城市向乡村的回归 |
| 一、“城—乡”回归的复杂性 |
| 二、上古邑国的衰落 |
| 三、“城—乡”回归的因素导向 |
| 第三节 城乡转化的历史逻辑 |
| 一、城乡关系的特定背景 |
| 二、城乡共同发展的必然结果 |
| 三、“马太效应”下的城乡转化趋势 |
| 第六章 汉代城乡关系的发展特征 |
| 第一节 城乡关系的变动趋势 |
| 一、城乡关系的变动 |
| 二、变动后的城乡关系 |
| 三、乡村地位的上升 |
| 第二节 汉代城乡关系发展的基点 |
| 一、农本与汉代城乡关系 |
| 二、城乡关系发展基点的特色 |
| 第三节 汉代城乡关系发展的主导力量 |
| 一、官方对民间力量的引导 |
| 二、城乡关系的主导力量差异 |
| 主要参考文献 |
| 一、古代文献 |
| 二、考古与简牍资料 |
| 三、今人着作 |
| 四、学术论文 |
| 五、海外研究资料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赣州古代城市发展及空间形态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缘起和意义 |
| 1.1.1 缘起：沉默中消逝的历史都市 |
| 1.1.2 赣州城——有待挖掘的典型案例 |
| 1.2 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的界定 |
| 1.2.1 研究对象——赣州及其相关概念 |
| 1.2.2 城市发展、空间形态的概念 |
| 1.2.3 研究的空间范围 |
| 1.2.4 研究的时间跨度 |
| 1.3 研究文献综述 |
| 1.3.1 城市史研究现状综述评析 |
| 1.3.2 赣州城市史文献和研究现状综述评析 |
| 1.3.3 文献和资料梳理结论 |
| 1.4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借鉴的理论和方法 |
| 1.4.3 论文结构 |
| 1.5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边城”四迁——区域军政格局主导的赣州古城选址及迁移 |
| 2.1 赣城萌发的历史地理条件 |
| 2.2 戍边立城——秦汉时期赣南城市的肇起 |
| 2.2.1 秦征百越和汉初赣南的“边区”性质 |
| 2.2.2 南越、山越和异性王三大隐患——“边城”赣县立县、选址探析 |
| 2.3 从“边城”到郡治——赣县的四次迁移及其原因探析 |
| 2.3.1 西汉至六朝期间汉族政权与南越、闽越、东越民族关系的变迁 |
| 2.3.2 政区细化、战略重心转移——赣县首迁的原因及其选址探析 |
| 2.3.3 东晋江州的开发、争夺和赣县的迁移 |
| 2.3.4 赣县在东晋的第三次迁移和南朝第四次迁移 |
| 2.4 作为统治“工具”的早期赣城之选址及迁移特征 |
| 2.4.1“边城”赣县的选址、迁移及其“工具性” |
| 2.4.2 从军镇到郡治——夔州、汀州城迁移及定址的对比 |
| 2.4.3 王权、军政、迁址和早期城市的“工具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区域交通变迁下的唐宋虔州经济繁荣 |
| 3.1 唐宋赣江流域的繁荣 |
| 3.1.1 国家意志推动的岭南经济、交通重心东移 |
| 3.1.2 长江中游经济、交通重心东移和赣江流域的经济繁荣 |
| 3.2 虔州的“唐宋”——经济繁荣的时代 |
| 3.2.1 人口、移民的考察 |
| 3.2.2 唐宋虔州的经济产业和商业繁荣 |
| 3.2.3 北宋商税的考察 |
| 3.2.4 唐宋虔州的区域定位和角色转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山城”到“江城”的演变——唐宋虔州的城市变革 |
| 4.1 滨江扩城——城市规模和城市格局的演变 |
| 4.1.1 遗失的“山城”——军镇特征的东晋“高琰土城”轮廓初探 |
| 4.1.2“江城”的雏形——南朝陈霸先土城 |
| 4.1.3“江城”——宋代虔城鼎盛格局的形成 |
| 4.2 城市职能、建筑类型和街巷格局的变革 |
| 4.2.1 城市职能的改变 |
| 4.2.2 城市的新容——新建筑类型和人文景观的出现 |
| 4.2.3 唐宋前后的城市格局和城市主轴线转变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江城”之殇——洪灾、城墙和福寿沟 |
| 5.1 历代洪灾和“江城”赣州的发展制约 |
| 5.2 赣州城墙的军事防御和防洪减灾功能 |
| 5.2.1 历朝赣州城墙修葺频率分布的特点 |
| 5.2.2 防敌、防盗、防洪还是防叛——地方和中央的博弈 |
| 5.3“江城”的特色工程——福寿沟和河流、坑塘水系 |
| 5.3.1 福寿沟及其可靠记载分析 |
| 5.3.2 福寿沟现场勘察 |
| 5.3.3 现存福寿沟的保存状况 |
| 5.3.4 福寿沟的营建特点和作用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盗区”的“王化” |
| 6.1 明清赣南的凋敝和赣州城市发展的停滞 |
| 6.1.1 明清赣南经济和赣关地位的式微 |
| 6.1.2 明清赣州城市发展的停滞 |
| 6.2“盗区”赣南——国与民的较量 |
| 6.2.1 盐政、南溃与赣南“匪患”的形成 |
| 6.2.2 逃户、鼠疫和“变乱”为特征的明代赣南 |
| 6.2.3“破山中贼”——南赣巡抚和十家牌法 |
| 6.2.4“破心中贼”——乡约教化中的“王化” |
| 6.3 文治与武功的较量——“王化”核心地赣城的变化 |
| 6.3.1 虔院、卫所驻地赣城的半军事化 |
| 6.3.2 客都孤岛——人口变迁与赣州城的文化置换 |
| 6.3.3“王化”和文化自新——士绅们的“科举焦虑” |
| 6.3.4 赣学九迁记 |
| 6.4 余论 |
|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启示 |
| 1.本论文的主要结论 |
| 2.论文创新点总结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5）简牍所见秦长江中游的社会与经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当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
| 四、研究内容和主要方法 |
| 上编 |
| 第一章 简牍所见秦长江中游的郡 |
| 第一节 南郡的问题 |
| 第二节 洞庭郡的问题 |
| 第三节 苍梧郡的问题 |
| 第四节 其它相关问题 |
| 小结 |
| 第二章 秦长江中游的县：以南郡属县为例 |
| 第一节 简牍所见秦南郡属县 |
| 第二节 传世文献所见秦南郡属县 |
| 第三节 关于秦南郡属县的两个问题 |
| 小结 |
| 第三章 秦简牍中的邑 |
| 第一节 作为行政级别的邑 |
| 第二节 作为聚落的邑 |
| 小结 |
| 中编 |
| 第四章 简牍所见秦长江中游的奴婢问题 |
| 第一节 秦长江中游奴婢的放良 |
| 第二节 秦长江中游奴婢的买卖 |
| 第三节 奴婢的户籍问题 |
| 小结 |
| 第五章 简牍所见秦长江中游的“隶”、舍人、庸、“寄人”及其他 |
| 第一节 秦长江中游的“隶” |
| 第二节 秦长江中游的舍人、佣、“寄人”等 |
| 小结 |
| 下编 |
| 第六章 秦长江中游的垦田：以迁陵地区为例 |
| 第一节 秦迁陵地区的垦田规模及垦田使用权 |
| 第二节 秦迁陵地区的垦田工具及耕作方式 |
| 第三节 垦田之人 |
| 第四节 垦田的管理机构及其职事之人 |
| 小结 |
| 第七章 秦长江中游的市场及物价 |
| 第一节 市场 |
| 第二节 物价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6）汉代铁器艺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二、研究对象:“铁器”与“铁器艺术” |
| 三、资料综述与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内容、局限性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汉代铁器艺术的技术背景 |
| 第一节 铁矿的初识与分布记载 |
| 一、铁矿的初识与使用 |
| 二、铁矿的地域分布与采铁记载 |
| 第二节 采冶矿知识的进步 |
| 一、找铁矿的标志 |
| 二、采矿的方法 |
| 第三节 冶铁术的起源与发展 |
| 一、冶铁术的起源 |
| 二、冶铁术的发展 |
| 三、炼钢技术的进步 |
| 四、铸造加工工艺的演进 |
| 小结 |
| 第二章 汉代铁器艺术的基本分类 |
| 第一节 铁器制作工具 |
| 一、开采与冶炼工具 |
| 二、铁的熔化与铸造工具 |
| 三、铁器柔化处理工具 |
| 四、炒钢与锻造工具 |
| 第二节 铁质农具与兵器 |
| 一、铁质农具 |
| 二、铁质兵器 |
| 第三节 铁质工具与生活用具 |
| 一、铁质工具 |
| 二、铁质生活用具 |
| 小结 |
| 第三章 汉代铁器艺术发展的制度因素 |
| 第一节 铁器的经营政策 |
| 一、“纵民鼓铸”到“盐铁专营” |
| 二、“专营”与“官私并存”的交替 |
| 第二节 铁器的管理体制 |
| 一、少府系统 |
| 二、大司农系统 |
| 三、水衡都尉与太仆 |
| 四、郡守与都尉 |
| 第三节 铁官的组织构成 |
| 一、铁官的性质与命名 |
| 二、铁官与郡县的关系 |
| 三、铁官作坊内部体制 |
| 小结 |
| 第四章 汉代铁器艺术的创作主体 |
| 第一节 创作主体与奴隶 |
| 一、冶铁与奴隶的关系 |
| 二、官私铁业中的奴隶成分 |
| 第二节 铁作坊生产的人员构成 |
| 一、管理生产的低级小吏 |
| 二、承担生产的劳动者构成 |
| 第三节 创作主体:卒、徒与工匠 |
| 一、卒 |
| 二、徒 |
| 三、工匠 |
| 第四节 铁匠的风俗信仰 |
| 一、铁匠的行业风俗 |
| 二、铁匠的信仰 |
| 小结 |
| 第五章 汉代铁器艺术的审美与文化 |
| 第一节 汉代铁器的造型分析 |
| 一、功能分区与造型结构 |
| 二、从材料组合看造型元素 |
| 三、个性化的装饰手法 |
| 第二节 汉代铁器的形式风格 |
| 一、内含简阔的形式美感 |
| 二、朴素自然的风格类型 |
| 第三节 汉代铁器的文化承载 |
| 一、装饰与娱乐 |
| 二、祭祀与礼仪 |
| 第四节 汉代铁器的造物思想 |
| 一、内敛实用的造物意识 |
| 二、“和”的造物观念 |
| 小结 |
| 第六章 汉代铁器艺术对其他造型艺术的影响 |
| 第一节 铁器对铜器的消减与推动 |
| 一、铜镜的商品化 |
| 二、錾刻纹铜器的流行 |
| 三、铜钱流通的减少 |
| 四、铁器物参拜祈福的普遍化 |
| 第二节 冶铁对陶瓷艺术发展的影响 |
| 一、鼓风设备带来的瓷器发展 |
| 二、冶铁场中的“窑”制品的多样性 |
| 三、铁匠的冶铁与陶工的彩釉 |
| 第三节 工具钢化带来的雕刻艺术的转变 |
| 一、铁制工具与碑刻 |
| 二、铁制工具与汉画像石的雕刻 |
| 三、铁质工具与玉器雕刻 |
| 四、铁制工具与建筑装饰 |
| 五、铁质工具之于阳刚精神 |
| 小结 |
| 结论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图版来源 |
| 致谢 |
| 附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7）董仲舒教化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选题研究现状 |
| 1.2.1 董仲舒思想的总体研究情况 |
| 1.2.2 董仲舒教化思想的研究情况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预期创新之处 |
| 1.5 教化及相关问题说明 |
| 1.5.1 教化解析 |
| 1.5.2 教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
| 1.5.3 汉代教化情况概述 |
| 2 董仲舒教化思想的形成 |
| 2.1 董仲舒教化思想的时代背景 |
| 2.1.1 汉初经济环境 |
| 2.1.2 汉初政治环境 |
| 2.1.3 汉初文化环境 |
| 2.2 董仲舒教化思想的理论基础 |
| 2.2.1 董仲舒的天道观 |
| 2.2.2 董仲舒的人性论 |
| 2.3 董仲舒对传统儒学的继承与发展 |
| 2.3.1 董仲舒对传统儒学的继承 |
| 2.3.2 董仲舒对传统儒学的发展 |
| 2.3.3 董仲舒教化思想的提出 |
| 3 董仲舒论教化的目标、原则与功能 |
| 3.1 教化的目标 |
| 3.1.1 化性为善,提高人性修养 |
| 3.1.2 选拔贤才,培养国家栋梁 |
| 3.1.3 天下和洽,维护社会稳定 |
| 3.2 教化的原则 |
| 3.2.1 董仲舒“三纲五常”的提出 |
| 3.2.2 “三纲”：封建社会的最高伦理纲领 |
| 3.2.3 “五常”：五种品质构筑理想人格 |
| 3.3 教化的功能 |
| 4 董仲舒论教化的具体内容 |
| 4.1 对君王的教化 |
| 4.1.1 “天”对君王的制约作用 |
| 4.1.2 对君王的教化内容 |
| 4.1.3 对君王的教化方式 |
| 4.2 对官吏的教化 |
| 4.2.1 对官吏的教化内容 |
| 4.2.2 对官吏的教化方式 |
| 4.3 对民众的教化 |
| 4.3.1 君王的示范作用 |
| 4.3.2 官吏的施政作用 |
| 4.3.3 地方学校的教化 |
| 4.3.4 乡里教化 |
| 5 董仲舒教化思想评析 |
| 5.1 董仲舒教化思想的特点 |
| 5.1.1 形式上注重整合前人思想并体现时代特色 |
| 5.1.2 功能上注重为政治服务 |
| 5.1.3 内容上注重对儒家人文主义精神的传承 |
| 5.1.4 方法上注重多样性与系统性以形成教化合力 |
| 5.2 董仲舒教化思想的历史地位 |
| 5.2.1 董仲舒教化思想的贡献 |
| 5.2.2 董仲舒教化思想的局限 |
| 6 董仲舒教化思想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
| 6.1 在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方面的启示 |
| 6.1.1 思想政治教育是调控和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机制 |
| 6.1.2 思想政治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
| 6.1.3 思想政治教育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渠道 |
| 6.2 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方面的启示 |
| 6.2.1 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层次性与内容的针对性 |
| 6.2.2 彰显思想政治教育的道德内涵 |
| 6.2.3 “五常”思想对构建当代道德观的意义 |
| 6.3 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方面的启示 |
| 6.3.1 学校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途径 |
| 6.3.2 重视榜样示范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
| 6.3.3 尊重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 |
| 7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8）秦制新探（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出土秦简牍概述 |
| 1.1.2 岳麓书院藏秦简概述 |
| 1.2 研究回顾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归纳分析法 |
| 1.3.2 比较分析法 |
| 1.3.3 二重证据法 |
| 1.4 论文的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
| 1.4.1 论文的重点 |
| 1.4.2 论文的难点,拟采取的解决方案 |
| 1.4.3 论文的创新点 |
| 第2章 秦“新地吏”的特殊选用制度 |
| 2.1 “新地”考辨 |
| 2.2 秦对地方官吏选用的制度 |
| 2.3 秦对“新地吏”的选用 |
| 2.4 “新地吏”与“行戍”的关系 |
| 2.5 秦特殊选用“新地吏”的原因 |
| 2.5.1 新地缺吏情况严重 |
| 2.5.2 新地统治秩序不稳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秦郡官吏代理制度 |
| 3.1 岳麓秦简“郡官吏代理令”的释读与编联 |
| 3.2 “郡官吏代理令”的规定 |
| 3.3 郡官吏代理制度的实践 |
| 3.4 秦汉郡官吏代理制度的比较 |
| 3.5 郡官吏代理时的用印制度 |
| 3.6 附论: 秦洞庭郡郡治与尉治 |
| 3.6.1 郡守治所 |
| 3.6.2 郡尉治所 |
| 3.7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秦官吏待遇的制度规定 |
| 4.1 官吏日常待遇的制度规定 |
| 4.1.1 经济待遇 |
| 4.1.2 生活待遇 |
| 4.1.3 出差待遇 |
| 4.2 官吏休假待遇的制度规定 |
| 4.2.1 年假 |
| 4.2.2 婚假 |
| 4.2.3 病假 |
| 4.2.4 丧假 |
| 4.3 官吏司法待遇的制度规定 |
| 4.3.1 上请制度 |
| 4.3.2 其他司法优待 |
| 4.4 本章小论 |
| 第5章 秦“新黔首”爵制 |
| 5.1 出土文献所见“新黔首”有爵现象 |
| 5.1.1 赵背户村瓦志刻文所见“新黔首”有爵现象 |
| 5.1.2 张家山汉简所见秦“新黔首”有爵现象 |
| 5.1.3 里耶秦简所见“新黔首”有爵现象 |
| 5.1.4 岳麓秦简所见“新黔首”有爵现象 |
| 5.2 “新黔首”获爵途径探讨 |
| 5.3 “新黔首”爵位效力 |
| 5.4 附论:“君子”释义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秦对吏民关系的制度规定 |
| 6.1 官箴文献倡导的吏民关系 |
| 6.2 律令条文规定的吏民关系 |
| 6.2.1 农业生产中的制度规定 |
| 6.2.2 商业活动中的制度规定 |
| 6.2.3 行政事务中的制度规定 |
| 6.3 “新地吏”与“新黔首”关系的特殊规定 |
| 6.4 吏民关系的实践与发展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秦谪戍制度——以“失期皆斩”为例 |
| 7.1 陈胜等人失期不当“皆斩” |
| 7.1.1 陈胜等人不适用于军法 |
| 7.1.2 秦汉军中无“失期皆斩” |
| 7.2 秦汉时《戍律》与《徭律》《兴律》的联系 |
| 7.2.1 秦法中徭、戍内容的比较 |
| 7.2.2 张家山汉简《徭律》《兴律》对“戍”的规定 |
| 7.3 秦律中对“失期”的制度规定 |
| 7.3.1 秦《徭律》《兴律》对“失期”行为的规定 |
| 7.3.2 岳麓秦简新见有关“失期”的规定 |
| 7.4 陈胜、吴广提出“失期皆斩”的原因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秦兵器管理制度 |
| 8.1 简牍所见兵器管理制度 |
| 8.2 岳麓秦简有关“收兵”的新材料 |
| 8.3 秦对剑的管理制度 |
| 8.4 “新黔首”挟剑的制度规定 |
| 8.5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秦商品交易管理制度 |
| 9.1 市场制度 |
| 9.1.1 文献记载与考古遗迹所见先秦市场 |
| 9.1.2 市亭 |
| 9.1.3 市的社会功用 |
| 9.2 官府商品交易的制度规定 |
| 9.2.1 交易场所 |
| 9.2.2 交易过程 |
| 9.3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一、秦对新征服地的特殊统治政策 |
| 二、秦吏民生存状态及其关系 |
| 三、秦汉制度的继承与发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在学期间的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清单 |
（9）战国时期东方小国的兴衰及对历史进程的影响 ——以鲁、宋、郑、越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二、相关文献考古材料与学术史回顾 |
| (一)相关史料与考古材料 |
| (二)学术史综述 |
| 1、学者对战国鲁国历史的研究 |
| 2、学者对战国宋国历史的研究 |
| 3、学者对战国郑国历史的研究 |
| 4、学者对战国越国历史的研究 |
| 5、学者对“东南有天子气”的研究 |
| 三、研究内容与时空范围 |
| (一)研究内容 |
| (二)时空范围 |
| 第一章 战国早期鲁国三桓的兴衰及对历史格局的影响 |
| 第一节 、“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春秋战国之交鲁国国内政权的更替 |
| 一、春秋晚期鲁国的内外形势 |
| 二、鲁哀公之死和三桓对鲁国政权全面掌控的历史意义 |
| 三、鲁国的国内政权更替与齐、晋的比较 |
| 第二节 、三桓的衰微与鲁穆公复兴公室权力 |
| 一、田齐对鲁国的攻击与三桓的衰微 |
| 二、鲁穆公复兴鲁国公室权力与新时代的鲁国政治、学术 |
| 第三节 、鲁穆公的外交、军事政策与对齐晋争霸的影响 |
| 一、战国早中期之交田齐的政治内乱及对鲁国的侵略 |
| 二、从清华简《系年》看“三晋伐齐”之战及鲁国的作用 |
| 三、鲁穆公对三晋列为诸侯历史进程的影响 |
| 四、鲁穆公在“三晋伐齐”中的历史作用与春秋时期的比较 |
| 小结 |
| 第二章 战国早期宋郑政治变局及其对三晋与楚国争战的影响 |
| 第一节 、“子罕徒用刑而宋君劫”——战国早期“戴氏取宋”的发生 |
| 一、春秋晚期宋国公室的衰微与戴氏的兴起 |
| 二、“戴氏取宋”的前奏:宋景公之死与乐氏掌握宋国政权 |
| 三、从传世史料和清华简《系年》看“戴氏取宋”发生的时间 |
| 第二节 、“郑人三世杀其父”——战国早期郑国的内乱 |
| 一、郑国七穆崛起与战国初年郑国的乱局 |
| 二、郑相子阳的兴起与“太宰欣取郑” |
| 第三节 、战国早期的宋、郑外交与连堤及大梁、榆关之战 |
| 一、春秋晚期的晋楚争霸对中原小国的冲击 |
| 二、莫敖阳为的晋楚连堤之战与宋国的作用 |
| 三、大梁、榆关之战的背景:三家分晋后郑国在三晋与楚之间的周旋 |
| 四、“王子定奔晋”对楚悼王伐郑的影响 |
| 五、大梁、榆关之战过程及郑国的作用 |
| 第四节 、战国早期宋、郑历史对新时代三晋与楚国争战的影响 |
| 一、宋、郑等战国早期新兴政权的过渡期特点对三晋与楚国争战的影响 |
| 二、战国早期东方小国在大国争战中作用的时代特点 |
| 三、“宋郑之间有隙地”与战国早期三晋与楚国争战的战略新特点 |
| 小结 |
| 第三章 战国中期郑、宋、鲁、越的历史及其影响 |
| 第一节 、四战之地中的包围——郑国灭亡的过程和影响 |
| 一、三家分晋后韩国对郑国的包围与迁都 |
| 二、郑国灭亡与韩哀侯迁都新郑 |
| 三、韩国对郑国中原“四战之地”战略位置的继承 |
| 第二节 、四战之地中的突围——战国中期“戴氏取宋”的最终完成及与“子南氏取卫”的比较 |
| 一、宋桓侯被废与宋剔成君的登位 |
| 二、战国时期卫国的历史背景与子南氏的兴起 |
| 三、魏惠王时期“子南氏取卫”的影响 |
| 四、戴氏强宋与大国附庸——“戴氏取宋”与“子南氏取卫”不同的历史走向 |
| 第三节、“鲁酒薄而邯郸围”——战国中期齐、魏、楚争战中的鲁国外交与内政 |
| 一、齐魏桂陵之战和齐楚徐州之战中的鲁国外交 |
| 二、鲁平公时期的鲁国内政外交及与周边附庸小国的关系 |
| 第四节 、“越人三世弑其君”——越王翳迁都姑苏及被弑 |
| 一、战国早期越国的强盛 |
| 二、越王翳迁都姑苏与“越人三世弑其君”的发生 |
| 小结 |
| 第四章 宋国、二周灭亡对秦国统一的影响和春申君对鲁国、江东的开发 |
| 第一节 、“齐能并宋而不能凝”——宋王偃的小霸和灭亡对战国历史走势的影响 |
| 一、宋王偃的称王与宋国的强大 |
| 二、齐闵王灭宋与戴宋灭亡的时代背景 |
| 三、魏、楚对宋地的夺取及其时代背景 |
| 第二节 、“利”与“义”的有机统一——宋国强盛与灭亡对乐毅伐齐“义战”实现的影响 |
| 一、宋国在苏秦谋齐与对合纵的策划中的地缘战略地位 |
| 二、宋国灭亡引发的大国战争对齐、秦东西帝并立局面的结束的影响 |
| 第三节 、战国时期二周的兴衰及对秦灭周的影响 |
| 一、春秋晚期周王室内乱和成周的建立 |
| 二、战国早中期二周的分立 |
| 三、二周对秦灭周的影响 |
| 第四节 、春申君北伐与鲁国的灭亡 |
| 一、田单复齐后的历史态势与鲁国灭亡 |
| 二、楚国治理下鲁地的文化融合 |
| 第五节 、越国故地战国晚期前段的混乱局面与春申君时期楚国的统治 |
| 一、楚灭越夺取江东与江东郡的设立 |
| 二、战国晚期前段“政乱兵弱”的江东越国故地 |
| 三、春申君封于江东与对越国贵族的征服 |
| 四、春申君对越国故地的开发和“长三角荆楚化” |
| 五、从传世文献和考古发现再说“楚未灭越”问题 |
| 小结 |
| 第五章 战国时期的越、宋、鲁故地对秦末汉初历史进程的影响 |
| 一、楚国统治下对越、宋、鲁故地的区域整合的最终完成 |
| 二、战国秦汉之交东方小国故地历史发展的宏观背景 |
| 第一节 、“东南有天子气”的江东视角解读 |
| 一、秦朝在江东的统治与“东南有天子气” |
| 二、秦始皇东巡会稽与“泄江东王气”的过程 |
| 第二节 、楚国对越地的整合对秦亡汉兴的影响 |
| 一、江东成为“亡秦必楚”基地 |
| 二、闽越、瓯越兴起下项羽的“过江东”问题 |
| 三、江东子弟对项羽阵营影响的时代背景 |
| 四、刘濞与“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者” |
| 第三节 、楚国对宋地的整合对秦亡汉兴的影响 |
| 一、楚国对丰沛的整合与刘邦帝业的成就 |
| 二、“四面楚歌”与秦汉时期彭城一带成为楚地的中心 |
| 第四节 、楚国对鲁地的整合对秦亡汉兴的影响 |
| 一、从孔壁书的传抄古文字体看楚、鲁文化结合的完成 |
| 二、儒法矛盾背景下的秦始皇焚书 |
| 三、鲁国文化对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影响 |
| 小结 |
| 结论 |
| 附一:战国前后郑、宋、鲁、越大事年表 |
| 附二:战国时期的宋公世系及其在位时间 |
| 附三:战国时期的鲁公世系及其在位时间 |
| 附四:战国时期的越王世系及其在位时间 |
| 参考文献 |
| 一、古典文献 |
| 二、考古报告 |
| 三、相关着作 |
| 四、研究论文 |
| 五、学位论文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10）两汉河陇地区交通路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概念界定 |
| (一)河陇 |
| (二)交通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五、创新点与重难点 |
| (一)创新点 |
| (二)重点 |
| (二)难点 |
| 第一章 河陇的历史区位条件 |
| 第一节 地形条件 |
| 第二节 水文条件 |
| 一、黄河及其支流 |
| 二、渭河及其支流 |
| 三、河西三大水系 |
| 第三节 秦汉河陇地区的行政区划 |
| 一、行政建制的变动 |
| 二、行政中心的迁移 |
| 第四节 秦汉时期河陇地区的军事战略地位 |
| 一、开边拓土的战场 |
| 二、屏卫关中之塞 |
| 小结 |
| 第二章 两汉时期河陇交通路线复原探析 |
| 第一节 两汉河陇内部交通枢纽 |
| 一、小张掖、姑臧 |
| 二、金城 |
| 第二节 两汉河陇地区的关隘与交通 |
| 一、六盘山地区的关隘 |
| 二、陇山地区的关隘 |
| 三、河西地区的关隘 |
| 第三节 两汉河陇地区的渡口与交通 |
| 一、东段北道渡口 |
| 二、东段南道北线渡口 |
| 三、东段南道南线渡口 |
| 第四节 两汉河陇地区的交通网络 |
| 一、陇山以东的四条河谷通道及陇山交通 |
| 二、河陇东段北道交通 |
| 三、河陇东段南道交通 |
| 四、河陇西段交通路线 |
| 五、祁连山交通及河西走廊与内蒙古高原的交通 |
| 小结 |
| 第三章 两汉时期河陇交通网络的形成与经营 |
| 第一节 前张骞时代的中西交通基础 |
| 一、原始农业文明、畜牧业文明主导下的交通 |
| 二、游牧文明主导下的交通 |
| 第二节 武帝时期河陇交通的开拓与整合 |
| 一、张骞出使 |
| 二、霍去病河西之战 |
| 三、修筑障塞、移民实边 |
| 第三节 昭宣、元成时期河陇交通的繁荣 |
| 一、赵充国经营西羌 |
| 二、简文所载与西域的交往及传信的通达 |
| 第四节 东汉时期河陇交通的复兴与再衰败 |
| 一、光武帝通高平道 |
| 二、羌民起义与数断陇道 |
| 小结 |
| 第四章 两汉时期河陇交通路线的功能及影响 |
| 第一节 交通史视角下的河陇交通路线 |
| 一、多功能复合型的交通 |
| 二、两汉时期河陇交通网络与国家整体交通系统 |
| 三、两汉时期河陇交通网络对本地区交通的影响 |
| 第二节 两汉时期河陇交通路线与区域管理 |
| 一、核心边疆纳入统治 |
| 二、各民族在冲突中不断融合 |
| 第三节 两汉时期河陇交通路线与商贸、文化交流 |
| 一、商品贸易的发展 |
| 二、各文化汇集的一大中心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汉初经济繁荣原因新探（论文参考文献）
- [1]春秋至两汉音乐文化内外交流与传播 ——从多元为主到一体化为主[D]. 党岱. 南京艺术学院, 2019(01)
- [2]张家山汉简字词集释[D]. 韩厚明. 吉林大学, 2018(12)
- [3]汉代城乡关系研究[D]. 王越. 山东大学, 2021(11)
- [4]赣州古代城市发展及空间形态演变研究[D]. 吴运江. 华南理工大学, 2016(05)
- [5]简牍所见秦长江中游的社会与经济研究[D]. 王佳. 武汉大学, 2015(01)
- [6]汉代铁器艺术研究[D]. 周敏. 东南大学, 2019(01)
- [7]董仲舒教化思想研究[D]. 康喆清. 南京理工大学, 2013(01)
- [8]秦制新探[D]. 朱锦程. 湖南大学, 2017(06)
- [9]战国时期东方小国的兴衰及对历史进程的影响 ——以鲁、宋、郑、越为中心[D]. 潘润. 上海大学, 2020(03)
- [10]两汉河陇地区交通路线研究[D]. 李天野. 兰州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