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宁要,不要”的公式是对辩证法的反动（论文文献综述）
段忠桥[1]（1977）在《“宁要,不要”的公式是对辩证法的反动》文中提出 王、张、江、姚“四人帮”,出于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在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六年期间,曾打着反对折中主义的幌子,炮制了一个“宁要……不要”的反动公式。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八日,狗头军师张春桥在一次谈话中摇头晃脑地说:“我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从此,“宁要……不要”的公式谬种流传,成了“四人帮”及其喽罗们的特定准则。在工业战
张浩[2]（2003）在《违反辩证法的诡辩方法剖析——负面思维研究之二》文中研究表明在理论上或现实生活中 ,违反辩证法的诡辩术是多种多样的 ,但提到方法论上来看 ,其主要表现为相对主义、绝对主义和折衷主义。对诡辩论的这些方法论特征 ,必须加以充分的研究和认识 ,否则在现实生活中就很难识别这些诡辩术 ,以致受骗上当
王芹[3]（2019）在《南斯拉夫实践派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文中指出在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和演变的整个学术思想版图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无疑占有一席之地。南斯拉夫实践派（以下简称实践派）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中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思想流派,因《实践》杂志和科尔丘拉夏令学园闻名于世。实践派在“复兴马克思”的旗帜下对马克思思想进行了创造性的解读,深刻反思了苏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缺陷以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不足,并对自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做了有益探索,思考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本文试图以“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线索,对实践派的理论进行全面阐发,分析其贡献,反思其不足。从总体上看,实践派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是一种人道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实现了批判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其根本方法是革命的辩证法,基本原则是总体性、历史性、自决、矛盾和超越。在亚里士多德、阿伦特、康德、黑格尔等人的实践哲学基础上,实践派对实践概念做了新的阐释,将之理解为人所特有的普遍的、自由的、创造性的和革命的活动。在对人的概念的理解上,实践派把人看成是实践存在物,批判了“经济人”假设、“人是会制造工具的动物”和“人是经济动物”等社会中流行的错误观点,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常见的经济因素决定论进行了反思。实践派对人的概念的解读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的缺陷,揭示了人的本质的双重维度（描述性和规范性）,在理论上坚持了批判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实践派全面阐释了人道主义与革命的关系问题。就人道主义而言,他们反对一切抽象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坚持具体的、战斗的、实践的、科学的人道主义。就革命而言,他们反对一切唯暴力论（单一的政治革命）,主张将革命扩展至人的革命和社会革命。实践派主张辩证地理解人道主义与革命的关系,认为二者相互影响,谁也离不开谁,没有革命就不可能实现人道主义的社会,而缺少了人道主义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革命。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出发,实践派将理论的出发点设定为现实的人和特定的社会条件,其核心理论关切是现实社会如何阻碍了人的发展以及具体的社会条件可以为人的需要和发展提供哪些可能性。实践派深刻反思了社会决定论与自由的关系问题,区分了经济主义的、自然主义的社会决定论图式和弱化的、人道主义的社会决定论图式,并认为后者更能体现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和批判精神。实践派批判了社会决定论的内在机制和片面观点,在承认必然性和因果性的前提下强调偶然性和可能性。实践派反对把自由看成是对必然性的认识,认为自由的核心是自决。他们区分了个性自由和社会自由,强调二者是相互支撑的关系,因此必须同时得到关注。与自由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片面强调消极自由不同,实践派主张在不放弃消极自由的同时实现积极自由。他们还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文本对自由和平等的关系重新进行了思考。实践派认为苏联是一个官僚制的、国家主义的社会,社会中普遍存在着异化,因此必须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革。由此出发,他们认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改革的唯一正确方向是走自治社会主义的道路,让工人自己管理企业和国家。在极为复杂的各种因素共同影响下,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的改革尝试最终失败了,但却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那就是一定要从本国实际出发,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勇于探索和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关系,一切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基本立足点。实践派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价值,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进行比较便可以发现,尽管实践派对苏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具有一定合理性,在某些方面也深化了人们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但仍存在片面性,如其实践概念和自治社会主义理论便带有乌托邦色彩。实践派还未能深刻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哲学思想和方法,其批判话语仍是一种宏大叙事和哲学思辨,因而无法揭示那些阻碍人道主义实现的社会机制和因素,更无法洞察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和新现象。
刘素娟[4]（2020）在《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文中提出鸦片战争以降,外国列强侵入中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中华民族面对侵略,勇敢地走上了救亡图存的道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人们对中西冲突的思考和探索,从物质层、制度层转向了文化层,自此之后,中西文化问题成为国人讨论的热点话题。冯友兰是我国着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他曾以“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概括自己一生的主要学术成就,作为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热血青年,冯友兰的哲学研究始终围绕中西文化进行。他的文化探索随着时代脉搏而跳动,随着时代思潮的发展而起伏。20世纪初期,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人们关于“中西文化异同”、“中国文化向何处去”有着广泛的讨论。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探索,主要围绕“中国文化为什么会落后、中西文化有什么不同”来进行,冯友兰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没有科学,中国没有科学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向内寻求的历史选择,它走的是“自然”路线,关注的是人的内心需要,注重的是人伦日常。与之相反,西方产生科学的原因在于西方文化向外追求,走的是“人为”路线,注重向大自然寻求力量,追求确实性。20世纪20年代,冯友兰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通过深入了解西方哲学,他发现中西文化有许多相同之处,都同时存在着几种人生哲学派别,冯友兰以老子所谓“损益”问题为主线,将中西人生哲学按照“损道”、“益道”、“中道”三个大类分为了十个派别,提出中西哲学都有“损道”,主张人类的幸福在于约束人的欲望;也都有“益道”,主张向外探寻幸福;还都有“中道”,主张有限度地向外探索。回国后,冯友兰接续人生哲学之同的发现,参与了“科玄论战”,提出了一种新的人生观。20世纪30年代,受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广泛传播的影响,冯友兰逐步接受了唯物史观,认识到社会从低到高的发展规律。欧洲游学的观察和思考促使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看法从“中西之异”转向了“古今之异”,认识到中西文化的不同在于时代差别,中国是古代文化,西方是近代文化。冯友兰文化观从“中西之同”到“古今之异”的辩证发展,让他认识到中西互释的可能。20世纪40年代,面对抗日战争和建国问题,冯友兰认为工业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中,冯友兰接续“古今之异”,根据共相殊相理论,提出了文化的类型说,认为西方是以社会为本位的工业社会,其文化是工业类文化,中国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农业社会,其文化是农业类文化。中国向西方学习,不是“全盘西化”,也非“中国本位”,而是要学习其工业类文化,保持中国的基本道德不变,保留中国民族文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知识分子政策,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冯友兰主动接受改造,努力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实践,进一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从此,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讨论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因素。面对1950年代文化改造和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和批判,冯友兰勇敢地提出了“抽象继承法”,旨在传承中国文化的传统命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冯友兰在这个时期重新获得了学术生命,他认为,中西文化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向西方学什么”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新阶段在于如何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建立新的文化体系。围绕“中国古典哲学有哪些成份可为新的文化体系所吸收”,冯友兰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为中国文化的新发展输送营养。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和思考长达近一个世纪,折射出了二十世纪的风云变幻,展现了冯友兰的爱国热忱和民族情怀。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观始终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评价及对中国文化未来的思考,经历了一个从不自信到自信的过程,表现了冯友兰在中西文化冲突面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着力和用心。冯友兰的中西文化探索,不仅涉及到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还关照到了马克思主义,冯友兰对中、西、马三者关系的探索,也为后人铺好了基石。
李武林[5]（1978）在《批判“四人帮”奉行的实用主义哲学》文中研究指明 哲学史上两军对战表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之间的斗争,从来就是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并为它们服务的。我们党和“四人帮”之间的斗争,是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一次生死大搏斗。这场斗争反映到哲学领域中,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哲学的斗争。“四人帮”推行的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就是把资产阶级实用主义作为理论
孙自胜[6]（2015）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及其得失启示》文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是社会主义国家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特色。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需要不断改革创新,通过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苏联哲学教育）的考察,有利于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顺利开展。作为维护苏共政权建设和国家教育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是苏联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教育的基本组成部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历经了从开端、多样化阶段、一体化阶段、改革与稳定发展阶段到蜕变阶段的演变,既展现了苏联哲学教育的整体发展图景,也大体反映了苏联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基本状况。苏联哲学教育是以国家权力为后盾的、融知识教育和信仰教育于一体的、对全体苏联民众进行的教化活动。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苏联哲学教育形成了鲜明的特征:在培养目标上,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在教育对象上,具有普遍性;在教育原则上,呈现出系统性;在教学过程中,强调制度化;在教学内容上,突出体系化等,形成了苏联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这些显性的特征,反映了苏联哲学教育的基本性质。本文认为,苏联哲学教育留下了丰富的经验也存在着重大的失误。苏联哲学教育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承,对意识形态教育基础的巩固,对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培养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哲学教育的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但苏联哲学教育也存在着严重的失误。由于过多的行政干预,导致哲学教育出现行政化;教学中把哲学党性泛化为阶级斗争,使哲学教育沦落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由于哲学文本诠释和教学实践中的教条主义,导致哲学教育的教条主义倾向;“左”的和“右”的政治运动,破坏了哲学教育的生态;教学中重“灌输”轻互动、脱离日常生活,导致哲学教育与实际脱离;孤立开展哲学教育,割裂了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哲学教学体系长期自我封闭、出现人道主义嬗变,致使哲学教育偏离了方向。苏联哲学教育与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具有深厚的渊源关系。本文认为,我国对哲学教育乃至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改革,从根本上说仍然是摆脱苏联哲学教育体系的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苏联哲学教育的失误是导致苏联意识形态僵化的重要因素,这一深刻的教训,值得我们深思。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改革中,关键在于能否正确认识苏联哲学教学体系,经过不断探索,才能超越苏联哲学教学体系,实现教育创新。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谷和意识形态面临诸多思潮挑战的时代,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任务更加艰巨。我们理应不断吸取苏联应对社会思潮的经验和教训,防微杜渐,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功能,正确认识和科学引领各种社会思潮,才能牢牢把握意识形态的主导权,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
石燕[7]（2017）在《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思想及其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文中研究指明辩证法问题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思想对当今世界发展的很多问题,如生态问题、发展问题、资本问题、国家建设问题、人的生存问题等都有理论观照,更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本文以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为基础梳理他们的辩证法思想,考察其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和发展,论述其对当代中国的指导意义。马克思辩证法思想经过了萌芽、孕育和形成的发展过程。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通过分析原子概念的内部矛盾表达了对自我意识的自由的追求;在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分析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主义、折中主义和二元论;在异化劳动理论中指出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双重错误,揭示了黑格尔辩证法否定性的虚无地位,发现了异化是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环节,展现了实现共产主义独特的逻辑路线;在对自我意识哲学的批判中分析了黑格尔辩证方法的基本特征,揭露了其在现实工人实践中的危害,论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辩证关系。最终,马克思系统阐述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这标志着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形成。马克思将历史辩证法运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转化为资本逻辑,指出资本逻辑"同一性"是黑格尔辩证法"同一性"现实基础的印证。恩格斯在反对杜林主义中指出了杜林哲学体系的错误,阐述了辩证法及其规律,描述了人类认识运动的辩证法;在自然辩证法中科学定义了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论述了自然、人、社会的和谐共存;在对德国古典哲学清算中阐释了黑格尔哲学体系与方法的矛盾,论述了辩证法与哲学基本问题、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在晚年通信中阐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强调辩证法是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在此基础上,本文回应了卢卡奇等西方学者提出的是否存在自然辩证法、自然能否自主辩证法的争论。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完成了本体论转向,自然、社会都具有本体维度,既然有历史辩证法,就有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承认自然辩证法的存在,还将自然辩证法内容引进历史辩证法中,恩格斯也是基于本体论角度提出自然辩证法。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然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无法向黑格尔所论述的那样实现无缝衔接、和谐共存,只有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恢复自然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和谐共存的理想状态,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是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理论趣旨,可惜,这一点没有被西方学者所理解。在革命时期,毛泽东主要从认识论和矛盾观角度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思想。在认识论上,毛泽东论述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理性认识与实践、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辩证关系;在矛盾观上,毛泽东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次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次要的矛盾方面、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辩证关系,分析了对抗在矛盾中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阐释了毛泽东研究唯物辩证法的原因,论述了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的创新,回应了施拉姆对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相关误解。从辩证法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视角,本文阐释了矛盾问题"精髓论"。从古希腊哲学开始,辩证法就具有重视理论、蔑视实践的研究倾向,马克思恩格斯实现了辩证法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毛泽东继承了辩证法的这一理解视角,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从方法论意义上提出矛盾问题"精髓论"。在建设初期,毛泽东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从"两点论"和"重点论"运用了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思想;在巩固社会主义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基本矛盾、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矛盾观。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主要从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矛盾同一性、质量互变规律运用了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思想;江泽民主要从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两点论"和"重点论"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思想;胡锦涛根据系统科学和生态学的发展成果,运用系统思维管理国家,运用生态思维阐释人和自然的和谐共存。因此,全面、协调发展观蕴含了系统思维、可持续发展观蕴含了生态思维,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思想,"和谐"理念从矛盾的同一性运用了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思想;系统辩证法是系统思维的深化,习近平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蕴含了系统辩证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运用了整体优化律、结构功能律和差异协同律,它要处理好其与两个环境的关系,注重系统的顶层设计,广泛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结合的积极作用。五大发展理念立足于当下中国社会现实的特殊性,从"两点论"和"重点论"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思想。"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也蕴含了系统辩证法,它强调了系统的整体性、结构性和开放性。在此基础上,本文探究当代中国唯物辩证法观的嬗变、唯物辩证法的具体形态及其实践价值。在改革开放前,我国对唯物辩证法的理解主要来源于苏联教科书,这即是苏联教科书式唯物辩证法观,它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注重从认识论角度理解唯物辩证法,这即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唯物辩证法观,它高扬人的主体能动性,号召人们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倡导问题意识,开始了自主探索中国式唯物辩证法观,这即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唯物辩证法观,它强调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指导,从唯物辩证法中寻找具体的辩证方法来解决我国社会发展的疑难问题,具体表现为系统辩证法和生态辩证法。不管哪种唯物辩证法观,都是为了论证党执政地位及其领导的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合法性、合理性。在此过程中,我国强调从不同的辩证思维运用和发展唯物辩证法,这就使唯物辩证法在当代中国具有不同的具体形态,即注重矛盾思维的社会主义发展辩证法、注重系统思维的系统辩证法和注重生态思维的生态辩证法。社会主义发展辩证法主要论述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它是"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系统辩证法是系统科学发展的产物,从系统思维研究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是唯物辩证法的新形式。胡锦涛和习近平运用系统辩证法处理国家管理中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以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生态辩证法是狭义生态学发展的产物,它将自然界理解为一个生态系统,从生态思维思考自然与人的辩证关系,是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发展。胡锦涛和习近平运用生态辩证法处理自然和人的关系,以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共处。当代中国唯物辩证法的实践价值体现在资本逻辑、系统辩证法和生态辩证法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启示上。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思想具有丰富的内容,它对当今世界的很多问题都有观照、启示和借鉴意义,在当代中国还具有深厚的现实土壤和宽阔的发展空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张波[8]（2010）在《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两个维度上展开的,这两个维度表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路径的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走实践主导模式之路,进而使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变成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第二个层面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走文化扬弃模式之路,通过文化层面的结合,形成具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路径的两个层面而言,路径的实践层面是根本性的。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生在法学领域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象。从逻辑上讲,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路径也有两个层面,一个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的实践层面,它是党领导人民通过将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与中国具体的法律实践相结合、强调法律发展的实践法源,遵循着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而形成的。另一个就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的文化层面,它是指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党领导人民通过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法律文化相结合而形成的。在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中,路径的实践层面是根本性的,社会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根本动力。路径的文化层面也非常重要,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离不开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路径探索,反映的是一种哲学态度和哲学方法,涉及到是否以实践第一的观点、具体的历史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问题,是否以唯物辩证的观点来看待中西法律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从这个角度讲,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就是一个哲学命题,它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创的。他们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坚持走实践法源之路;他们尊重历史、尊重法律文化,坚持从现实和历史两个角度出发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他们坚信实际是母亲,法律、法理是儿子,最终探索出了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毛泽东思想法学理论就是沿着这条路径而形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成果。从1957年到197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曲折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的偏离时期。这种偏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路径的实践层面的偏离,出现了主观偏离客观的主观主义;另一个是受传统人治思想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结合中发生了路径的文化层面的偏离,出现法律虚无主义现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通过一系列的拨乱反正,重新恢复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路径,社会主义法制理论在实践的诉求中和对传统法律文化的反思中,应运而生。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和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沿着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路径,继续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继续辩证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积极地挖掘中国传统法律思想资源,将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法律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社会主义法治思想、依法执政思想、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成果。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二者结合很不容易。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的形成和演变至少给我们留下三点启示,第一,在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正确的路径不是理论主导模式而是实践主导模式。坚持理论主导模式,就会发生路径方向上的偏离,走向法学教条主义。克服法学教条主义要求我们必须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实践出发,强调实践的主导作用。第二,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要求我们面向中国历史、面向中国文化传统,将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法律文化紧密结合,但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传统法律文化的两面性,需要时刻警惕中国传统的糟粕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不良影响,肃清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否则,也会发生路径方向上的偏离。第三,中国化的命题是在中西文化论争中出场的,其本身不仅意味着对西化思潮的一种否定,更意味着对西方文化的一种辩证态度。在现代化、法制现代化的诉求中,我们首先要反对西化,反对将现代化、法制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西方法制现代化的主张;其次,在中西法律文化的态度上,必须警惕形而上学的文化观,不能将西方的非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完全对立起来。最后,要辩证看待西方的非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批判地吸取其有益成分,促进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
陈建国[9]（2012）在《发生认识论与哲学创新——少年哲学家》文中认为少年是人增长智慧的时代。而智慧不等于知识丰富,关键是要善于运用学到的知识,这就是思想方法问题、哲学问题。坏哲学教人干傻事,而好哲学给人以智慧。抽象是用脑的艺术,不同级别、不同层次的抽象,给人类思维带来很大方便,而层次的混淆会产生错误的结论。哲学抽象是一切抽象活动中最高的抽象,我们在进行具体思维活动时,脑子里事先就有了自己认为正确的某种信念,其中有些信念在本质上属于信仰。我们对现实信息如何进行抽象,这些信仰起主导作用,这就是哲学信仰对于思维的基础作用。所以,少年朋友要努力学习哲学、研究哲学、应用哲学于自己的学习、工作、生活之中。
赵肖荣[10]（2019）在《科学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科学主义是科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科学主义定义繁多,内涵复杂,典型的是对科学技术盲目崇拜、过度乐观,视科学理论为绝对真理,将科学方法和科学价值无限外推。科学主义并非科学本身,也非科学精神,而是一种非理性的科学观。本研究以科学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为考察对象。1949年建国后,中国的政治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科学发展模式从“欧美模式”转向“苏联模式”,科学发展受到教条化辩证唯物论的影响,发展了多种形式的科学主义观念和实践。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迎来了自由开放的年代。伴随着对“文革”的反思,以及科学技术的负面作用日益彰显,中国掀起反思科学和科学主义的热潮。反思科学、探讨科学主义,绝不是反对科学,而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科学事业。在当下世界各国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中,发达国家竞相实施以科技创新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我国也正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讨论科学主义问题,对我们重新理解、传播和吸收科学文化,长远健康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有着重要的意义。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历史分析和个案分析,取得了以下创新性成果:（1）对以往研究中国科学主义问题做了文献梳理和综述,将这一研究领域分为三个层面:中国学者对西方科学主义理论的译介;学者对中国科学主义的考察;科学文化学者对科学主义的反思。以此为基础,本研究认为以西方话语考察中国问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应将科学主义表现还原到中国特定的历史情境、社会现实和传统文化中,做具体的历史和现实分析。因此,本研究试图考察科学主义在中国的特殊表现。（2）建国以后,中国全面向苏联学习。在科学发展模式上从“欧美模式”转变为“苏联模式”。这一转变的历史逻辑是中苏两国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苏联科学技术先进,愿意帮助我们。由于意识形态的对抗,以及辩证唯物论的教条化影响,苏联和我国发展了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科学观——唯“社会主义科学”论,其核心思想是:科学发展的社会制度决定论、自然科学的阶级属性论、科学思想的唯物论。本研究详细考察了这一科学观诞生的历史背景、观念主张和危害。（3）唯“社会主义科学”论,使得中国人对西方科学在整体上持有负面的评价:资本主义制度是腐朽的,资本主义科学也必然是走向衰亡的。以此为基础,中国发动了批判自然科学的运动,这一运动的内外部历史根源,胡化凯等学者已经做了充分的考察。本研究从科学主义维度分别考察了中国批判相对论、大爆炸宇宙学和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的思想根源。这一研究视角与学界从“反科学”视角研究科学批判有所不同。本研究认为,以教条化辩证唯物论为依据的科学唯物论思想及绝对真理观将相对论曲解为“相对主义”是批判相对论的两大科学主义根源。通过介绍和分析爱因斯坦社会主义观、哲学思想,以及相对论的科学思想,本研究认为爱因斯坦和相对论,与辩证唯物论在思想上有同质性和相容性。（4）本研究以1973-1976年《自然辩证法杂志》批判大爆炸宇宙学的16篇文献为第一手研究资料,从“20世纪某些宇宙学观点挑战了辩证唯物论的宇宙观”、“一种变形的科学主义——‘唯上的真理观’”、“以科学主义眼光看待当代物理”三个主题,分析了这一批判与科学主义的关系。（5）通过梳理我国对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态度在不同时期的变化,考察我国批判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与科学主义之间的关系。本研究认为,经典物理学的成功促使了科学主义的诞生,经典物理学塑造的世界观是科学主义的信念支柱,量子力学挑战了经典物理学的世界观,动摇了科学主义的还原主义、扩张主义和理想主义。通过辨析经典物理学和科学主义的关系,以及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对两者的挑战,层层剖析,阐述了我国批判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和科学主义之间的内在关系。（6）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改革开放,在科学发展和学术思想上都呈现出新的面貌。新的时代文化背景,科学主义也有着不同的表现。以北京、上海两地部分科学文化学者举行的“科学文化研讨会”为起点,将科学主义这一议题,从学术象牙塔,推向了公众视野,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本研究梳理了研讨的内容,分析了争论的过程、观点和性质,探讨了研讨与争论的意义。（7）本章以若干科学争议为案例,考察科学主义在中国的表现。当下,科学争议日益频繁,为研究科学主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本研究以“中医存废之争”、“转基因主粮产业化之争”和“全球气候变暖之争”为案例,考察这一时期科学主义对争议的影响和表现。（8）考察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发展科学。科学主义会造成种种危害,科学-人文的分裂是其中的一大后果。本研究分析了科学-人文分裂的现象、危害,探索逐步实现科学-人文融合的途径。提出需要建设性的反科学主义,以及加大科学史的传播力度。
二、“宁要,不要”的公式是对辩证法的反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宁要,不要”的公式是对辩证法的反动（论文提纲范文）
（2）违反辩证法的诡辩方法剖析——负面思维研究之二（论文提纲范文）
| 一、相对主义的诡辩 |
| 二、绝对主义的诡辩 |
| 1、以批判折衷主义为名, 用矛盾一方否定另一方。 |
| 2、用乱贴标签的方法, 以矛盾一方否定另一方。 |
| 3、曲解“矫枉必须过正”, 把矛盾的一方扩大。 |
| 三、折衷主义的诡辩 |
（3）南斯拉夫实践派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南斯拉夫实践派概述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三、本文的研究意义和基本框架 |
| 四、本文的创新和不足 |
| 第一章 实践派对马克思思想的当代图绘 |
| 第一节 实践派对马克思思想的总体理解 |
| 一、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对立 |
| 二、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连续性 |
| 三、作为批判社会理论的马克思哲学 |
| 第二节 人道主义与辩证法的联姻 |
| 一、黑格尔辩证法与马克思辩证法的关系 |
| 二、实践派关于“自然辩证法”的不同理解 |
| 三、马克思辩证法的人类学假定和基本原则 |
| 第二章 实践派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 |
| 第一节 对实践概念的厘定 |
| 一、亚里士多德和阿伦特的实践概念 |
| 二、康德和黑格尔的实践概念 |
| 三、实践派对实践概念的阐释 |
| 第二节 实践派的人的概念 |
| 一、彼得洛维奇对马克思人的概念的理解 |
| 二、马尔科维奇对人的本质概念的解读 |
| 第三章 人道主义与革命的双重变奏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及其伦理学基础 |
| 一、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内涵 |
| 二、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与伦理学 |
| 第二节 人道主义视域中的革命概念 |
| 一、实践派对革命概念的阐释与辩护 |
| 二、人道主义与革命的关系 |
| 三、马克思主义革命观再审视 |
| 第四章 决定论与自由的关系考辨 |
| 第一节 历史唯物主义与决定论 |
|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两种图式”及其内在张力 |
| 二、社会决定论的内在机制 |
| 三、社会决定论的片面观点 |
| 第二节 实践派的自由观 |
| 一、自由概念的内涵 |
| 二、个性自由和社会自由的辩证关系 |
| 三、自由和平等的关系 |
| 第五章 实践派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批判及社会主义的改革探索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与异化问题 |
| 一、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关系之辨 |
| 二、自我异化与劳动异化 |
| 三、社会主义的异化 |
| 第二节 苏联官僚制与国家主义批判 |
| 一、实践派对官僚制的批判 |
| 二、打碎国家主义的神话 |
| 第三节 走向自治的社会主义 |
| 一、自治观念的内涵及其实现条件 |
| 二、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的经验和教训 |
| 第六章 实践派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与缺陷 |
| 第一节 实践派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 |
| 一、凸显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维度 |
|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批判 |
| 三、理论的独特性：与东欧(西方)马克思主义比较 |
| 第二节 实践派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足 |
| 一、对苏俄马克思主义的片面批判 |
| 二、陷入理论上的乌托邦主义 |
| 三、忽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哲学思想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4）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与创新之处 |
| 一、文献综述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基本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基本思路 |
| 第一章 新文化运动与赴美留学: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初步探索(1919-1923) |
| 第一节 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的思想渊源 |
| 一、童年时期接受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 |
| 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
| 三、从中国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 |
| 第二节 冯友兰对中西文化之异的比较 |
| 一、中西文化差异的具体表现 |
| 二、中西文化“损益”说 |
| 三、“心物”、“动静”说 |
| 第三节 冯友兰对中西文化之异的哲学史阐释 |
| 一、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 |
| 二、中西文化之异的阐释 |
| 三、自然地理与人为选择 |
| 第四节 如何对待中西文化 |
| 一、学习西方科学 |
| 二、评梁漱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 |
|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价值 |
| 第二章 直击文化核心:冯友兰对中西人生哲学之比较(1923-1926) |
|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后期的中西文化之争 |
| 一、动荡不安的政局与社会 |
| 二、梁启超欧游与“科学的破产” |
| 三、张君劢的人生观讲演 |
| 第二节 中西人生哲学之“天人损益” |
| 一、中西之同的发现 |
| 二、中西人生哲学比较 |
| 三、中西之同与中西之异 |
| 第三节 一种新人生观——对科玄论战的回应 |
| 一、“科玄论战”的争论焦点 |
| 二、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探讨 |
| 三、关于“一种新人生观”的阐释 |
| 第四节 中西文化近代分歧的人生哲学渊源 |
| 一、是否以知识权力为好 |
| 二、是否将个人与宇宙两分 |
| 三、中国人生哲学之贡献 |
| 第三章 欧洲游学促转变:冯友兰中西文化古今之异的转向(1926-1935) |
| 第一节 冯友兰欧洲游学的思想转变 |
| 一、193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
| 二、冯友兰对唯物史观的接受 |
| 三、冯友兰在英国感受到“古今之异” |
| 第二节 冯友兰对中西古今之异的认识 |
| 一、游欧洲印象 |
| 二、秦汉历史哲学 |
| 三、中国无近古哲学 |
| 第三节 中西文化的互释阶段 |
| 一、人类进步同一趋势的不同实例 |
| 二、中西文化发展的第三阶段 |
| 三、研究史学之新趋势 |
| 第四节 《中国哲学史》以西释中 |
| 一、“在中国的哲学” |
| 二、“了解之同情” |
| 三、“新瓶旧酒” |
| 第四章 中西文化论争下的沉思:冯友兰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探索(1935-1948) |
| 第一节 抗日战争时期的冯友兰 |
| 一、日本侵华与国民政府的文化政策 |
| 二、文化救亡运动的兴起 |
| 三、冯友兰建立“新理学体系” |
| 第二节 文化类型说对中西文化论争的回应 |
| 一、“中国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论争 |
| 二、冯友兰的文化类型说 |
| 三、文化民族性问题 |
| 第三节 中国应走工业化道路 |
| 一、文化现代化问题讨论 |
| 二、冯友兰倡导的工业化道路 |
| 三、城里人与乡下人 |
| 第四节 保持中国文化的民族特性 |
| 一、改变封建伦理道德 |
| 二、中国基本道德不变 |
| 三、保持中国的文艺花样 |
| 第五章 大变革下的坚守:冯友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1949-1976) |
| 第一节 新中国的文化政策与知识分子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政策 |
| 二、对知识分子的改造 |
| 三、“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
| 第二节 冯友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与实践 |
| 一、在新中国建设实践中感悟马克思主义 |
|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与新理学自我批判 |
| 三、在国际文化活动中传播马克思主义 |
| 四、文革中的“冯友兰现象” |
| 第三节 中国哲学遗产的“抽象继承” |
| 一、重视整理祖国的哲学遗产 |
| 二、抽象继承法的提出与讨论 |
| 三、1980年代“抽象继承法”再评论 |
|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史研究 |
| 一、中国哲学史研究对象的讨论 |
| 二、正确估价唯心主义的价值 |
| 三、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价值 |
| 第六章 新时期“文化热”背景下的冷思考:冯友兰对中国文化新发展的展望(1976-1990)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后冯友兰重获自我 |
|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 |
| 二、1980年代的“文化热” |
| 三、冯友兰在文化的拨乱反正中重获新生 |
| 第二节 中西文化对比的新时代 |
| 一、“旧邦新命”与文化现代化 |
| 二、中西文化论争主题的转换 |
| 三、“终结”与“开始” |
| 第三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 |
|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与现代价值 |
| 二、继承很厚的“家底” |
| 三、两个孔子 |
| 第四节 “智山慧海传真火” |
| 一、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 |
|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的互动 |
| 三、理论回归与哲学总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致谢 |
（6）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及其得失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目的 |
| 二、国内外研究评述 |
| 三、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
| 四、研究的方法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相关概念辨析 |
| 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界定 |
| 第二章 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发展轨迹 |
|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开端 |
| （一）开启俄国化哲学教育 |
| （二）从自发走向自觉 |
| 二、苏联哲学教育的多样化时期（十月革命—20 世纪20年代末） |
| （一）开展大众化教育的探索 |
| （二）哲学教育的“百花齐放” |
| 三、苏联哲学教育的一体化时期（20 世纪30年—50 年代中期） |
| （一）统一哲学教科书 |
| （二）苏共党史里的哲学教育 |
| （三）哲学史批判的意识形态控制 |
| 四、苏联哲学教育的改革与平稳发展时期（20 世纪50中期—80 年代中期） |
| （一）赫鲁晓夫时期哲学教育的改革 |
| （二）勃列日涅夫时期哲学教育趋于稳定 |
| 五、苏联哲学教育的蜕变时期（20 世纪80中期——苏联解体） |
| （一）充满矛盾的意识形态教育改革 |
| （二）民主化和公开性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挑战 |
| （三）用抽象的人道主义代替历史唯物主义 |
| 第三章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基本特征 |
| 一、教育目标具有指向性 |
| （一）哲学教育与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历史统一 |
| （二）实现目标的条件和手段 |
| （三）实现目标的过程 |
| 二、教育对象具有普遍性 |
| （一）哲学教育的单一主体 |
| （二）涵盖全体民众的哲学教育 |
| 三、教育原则强调系统性 |
| （一）科学性和彻底性相统一 |
| （二）具体科学和哲学相结合 |
| （三）世界观和方法论教育相统一 |
| （四）理论辩护和政治批判相统一 |
| 四、教学运行制度化 |
| （一）编制教学大纲的制度 |
| （二）编写教科书的制度 |
| （三）管理教学部门的制度 |
| （四）开展课堂教学的制度 |
| 五、教学内容体系化 |
|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再生形态 |
| （二）“两个主义”为主干的哲学教学体系 |
| （三）“两个主义”体系的历史作用 |
| 第四章 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得失 |
| 一、 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之“得” |
| （一）传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
| （二）巩固了意识形态教育的基础 |
| （三）培养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人才 |
| （四）促进了社会主义国家哲学教育的发展 |
| 二、苏联哲学教育之“失” |
| （一）哲学教育行政化 |
| （二）哲学教育简化为政治斗争工具 |
| （三）哲学教育的教条主义倾向 |
| （四）政治运动破坏了哲学教育生态 |
| （五）理论教育与实践脱节 |
| （六）马克思主义教育整体性缺失 |
| （七）从僵化到人道主义嬗变 |
| 第五章 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启示 |
| 一、苏联哲学教育失误导致意识形态僵化 |
|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与苏联意识形态建设 |
| （二）反思苏联解体与哲学教育探索 |
| （三）以苏为鉴，回归哲学教育本性 |
| 二、突破苏联哲学教学体系 |
| （一）新中国哲学教学的苏联情结 |
| （二）对苏联哲学教学体系的改革 |
| （三）超越苏联哲学教学体系 |
| 三、哲学教育应对社会思潮的干扰 |
| （一）苏联马克思主义与各种社会思潮 |
| （二）反观我国主要社会思潮 |
| （三）吸取苏联教训，科学引领社会思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主要论文 |
| 攻读博士期间参加的主要研究项目 |
| 致谢 |
（7）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思想及其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和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创新点和特色 |
| 第一章 马克思对历史辩证法的探索 |
| 一、马克思辩证法思想的萌芽 |
| (一) 辩证法体现于原子偏斜运动的否定性 |
| (二) 辩证法体现了人的自我意识的自由 |
| (三) 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 |
| 二、马克思辩证法思想的孕育 |
| (一) 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哲学批判中的辩证法思想 |
| (二) 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中的辩证法思想 |
| (三) 马克思对自我意识哲学批判中的辩证法思想 |
| 三、马克思历史辩证法思想的形成 |
| (一) 历史辩证法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论述 |
| (二) 历史辩证法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运动的揭示 |
| (三) 历史辩证法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运动的阐释 |
| 四、马克思历史辩证法思想的运用 |
| (一) 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运行的客观规律 |
| (二) 资本逻辑"同一性"是黑格尔哲学体系"同一性"现实根源的印证 |
| 第二章 恩格斯对唯物辩证法的独特贡献 |
| 一、恩格斯反对杜林主义中的辩证法思想 |
| (一) 恩格斯指出了杜林哲学体系的错误 |
| (二) 恩格斯阐述了辩证法及其规律 |
| (三) 恩格斯描述了人类认识运动的辩证法 |
| 二、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 |
| (一) 恩格斯科学定义了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 |
| (二) 恩格斯论述了自然和人的和谐共存 |
| 三、恩格斯晚年辩证法思想 |
| (一) 恩格斯对德国古典哲学清算中的辩证法思想 |
| (二) 恩格斯晚年通信的辩证法思想 |
| 四、对恩格斯辩证法思想有关争论的回应 |
| (一) 争论的缘起 |
| (二) 纯粹自然能否自主辩证法 |
| (三)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理论趣旨 |
| 第三章 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思想在我国革命时期和建设初期的运用和发展 |
| 一、毛泽东在革命时期对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思想的运用和发展 |
| (一) 毛泽东对"辩证法是认识论"的发展 |
| (二) 毛泽东对矛盾规律的发展 |
| (三) 对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有关论点的回应 |
| 二、"精髓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
| (一) 辩证法具有重视理论的研究倾向 |
| (二) 马克思恩格斯实现了辩证法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
| (三) 毛泽东从方法论意义上提出"精髓论" |
| 三、毛泽东在建设初期对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思想的运用和发展 |
| (一) 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对矛盾观的运用 |
| (二) 毛泽东在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过程中对矛盾观的发展 |
| 第四章 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思想在我国改革开放时期的运用和发展 |
| 一、邓小平对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思想的运用和发展 |
| (一) "改革是第二次革命"对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运用和发展 |
| (二) 邓小平对矛盾同一性的运用 |
| (三) 邓小平对质量互变规律的运用 |
| 一、江泽民对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思想的运用和发展 |
| (一) 江泽民对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运用和发展 |
| (二) 江泽民对"两点论"和"重点论"的运用 |
| 三、胡锦涛对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思想的运用和发展 |
| (一) 全面、协调发展观与系统思维 |
| (二) 可持续发展观与生态思维 |
| (三) "和谐"理念对矛盾观的运用和发展 |
| 四、习近平对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思想的运用和发展 |
| (一)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系统辩证法 |
| (二) 五大发展理念与唯物辩证法 |
| (三)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系统辩证法 |
| 第五章 当代中国唯物辩证法探究 |
| 一、唯物辩证法观在当代中国的嬗变 |
| (一) 苏联教科书式唯物辩证法观 |
| (二) 认识论意义上的唯物辩证法观 |
| (三) 方法论意义上的唯物辩证法观 |
| 二、当代中国唯物辩证法的具体形态 |
| (一) 社会主义发展辩证法 |
| (二) 系统辩证法 |
| (三) 生态辩证法 |
| 三、当代中国唯物辩证法的实践价值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8）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及其路径的研究现状 |
| 二、研究现状中的问题与不足 |
| 三、研究目标的确立 |
| 四、本文的研究方法 |
| 五、本文的理论目标和结构安排 |
| 六、本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内涵研究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 |
| 一、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 二、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发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之中 |
| 三、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路径的关系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路径的内涵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路径的研究现状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路径的实践层面的内涵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路径的文化层面的内涵 |
|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路径的两个层面之间的关系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的内涵 |
| 一、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的实践层面的内涵 |
| 二、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的文化层面的内涵 |
| 三、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的两个层面之间的关系 |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的哲学分析 |
| 第一节 路径反映的是一种哲学态度和哲学方法 |
| 一、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形成的认识论基础 |
| 二、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形成的唯物辩证法基础 |
| 三、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形成的哲学方法论基础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及其路径的意义 |
|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概况 |
|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路径的内涵 |
|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路径的意义 |
| 第三节 实践主题的变换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影响 |
| 一、革命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影响 |
| 二、建设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影响 |
| 三、实践目的的变化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影响 |
|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演进历史研究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的形成 |
| 一、路径的实践层面的探索与确立 |
| 二、路径的文化层面的探索与确立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的偏离 |
| 一、路径初步偏离的背景与表现 |
| 二、对破坏民主与法制的实践反思和初步纠偏 |
| 三、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的严重偏离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的恢复和重新确立 |
| 一、路径的实践层面的恢复和重新确立 |
| 二、路径的文化层面的恢复和重新确立 |
|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的坚持 |
| 一、阐释和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 |
| 二、在具体法律实践的探索中推进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 |
| 三、在传统法律文化的扬弃中推进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 |
| 第四章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成果形成路径的专题研究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法制理论形成的中国化路径分析 |
| 一、对“文革”的反思：社会主义非搞法制不行 |
| 二、中国化路径视域的民主法制关系论 |
| 三、中国化路径视域的“两手抓”思想 |
| 四、中国化路径视域的“严打”政策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形成的中国化路径分析 |
| 一、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在治国方略的实践探索中出场 |
|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呼唤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出场 |
| 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践呼唤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出场 |
| 四、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在文化层面的法律思想资源诉求中出场 |
| 第三节 依法执政思想形成的中国化路径分析 |
| 一、“以党代政”、“以党代法”的实践反思 |
| 二、政策和法律关系的实践反思 |
| 三、“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认识的形成 |
| 四、依法执政思想形成中的历史文化缘由 |
| 第四节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形成的中国化路径分析 |
| 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从实践中提升出来的法学理论成果 |
| 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对中国传统法律理念的扬弃 |
| 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对资本主义法治理念的辩证否定 |
|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启示研究 |
| 第一节 克服教条化，防止路径的实践层面的偏离 |
| 一、路径的实践层面的偏离：法学教条主义的现象 |
| 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与法学教条主义之克服 |
| 三、实事求是与法学教条主义之克服 |
| 第二节 肃清封建遗毒，防止路径的文化层面的偏离 |
| 一、正确认识传统法律文化的两面性 |
| 二、传统糟粕文化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负面影响 |
| 三、肃清封建专制主义残余的影响 |
| 第三节 扬弃西方法律文化：现代化诉求中的西化与中国化之思 |
| 一、中西文化论争：中国化的西化背景 |
| 二、现代化诉求中的西方化与中国化 |
| 三、警惕形而上学的文化对立观 |
| 四、辩证地看待西方法律思想资源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10）科学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科学主义在中国的特殊表现 |
| 1.2 对已有研究的综述 |
| 1.2.1 中国学者对西方科学主义理论的译介 |
| 1.2.2 学者对中国科学主义的考察 |
| 1.2.3 科学文化学者对科学主义的反思 |
| 1.2.4 进一步研究的若干可能的维度 |
| 1.2.4.1 紧跟西方前沿理论,从中获得启发和参考 |
| 1.2.4.2 在中国历史和现实中考察科学主义问题 |
| 1.2.4.3 动态地把握科学主义的表现 |
| 1.3 本研究的主要内容、方法及创新性 |
| 1.3.1 本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2.1 文献分析法 |
| 1.3.2.2 历史分析法 |
| 1.3.2.3 个案分析法 |
| 1.3.3 创新点 |
| 1.3.3.1 考察“科学主义”与“科学批判”的关系 |
| 1.3.3.2 从一般性理论到特殊的事实 |
| 1.3.3.3 考察1949-1978特殊时段的科学主义 |
| 第二章 一种特殊的科学观:唯“社会主义科学”论 |
| 2.1 唯“社会主义科学”论的内涵和性质 |
| 2.2 唯“社会主义科学”论的历史背景 |
| 2.2.1 科学革命带来认识论的改变 |
| 2.2.2 第三次技术革命的非和平特征 |
| 2.2.3 科学技术现状加剧了赶超心理 |
| 2.3 唯“社会主义科学”论的核心思想 |
| 2.3.1 科学发展的社会制度决定论 |
| 2.3.2 自然科学的阶级属性论 |
| 2.3.3 科学思想的唯物论 |
| 第三章 相对论批判与科学主义 |
| 3.1 相对论及其意义 |
| 3.2 中国人眼中爱因斯坦形象的变迁 |
| 3.2.1 建国前-1951:“科学的革命家” |
| 3.2.2 1952-1966:“唯心主义者” |
| 3.2.3 1966-1978:“帝国主义的御用学者” |
| 3.3 相对论批判的科学主义根源 |
| 3.3.1 对已有研究的综述 |
| 3.3.2 对批判的科学主义根源分析 |
| 3.3.2.1 对哲学的教条化理解 |
| 3.3.2.2 科学理论的绝对真理观 |
| 3.4 爱因斯坦与马克思主义 |
| 3.4.1 爱因斯坦论社会主义 |
| 3.4.2 爱因斯坦、相对论与辩证唯物主义 |
| 第四章 大爆炸宇宙学批判与科学主义——以《自然辩证法杂志》为例 |
| 4.1 对大爆炸宇宙学的批判 |
| 4.1.1 对宇宙学的批判 |
| 4.1.2 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 |
| 4.1.3 对粒子物理学和核物理学的批判 |
| 4.1.4 对“惯性、质量和能量”的讨论和批判 |
| 4.1.5 对批判的特征分析 |
| 4.2 对批判的科学主义动因分析 |
| 4.2.1 大爆炸宇宙学挑战了无限宇宙观 |
| 4.2.2 科学主义的变形——“唯上的真理观” |
| 4.2.3 以科学主义眼光看待当代物理 |
| 第五章 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批判与科学主义 |
| 5.1 量子理论与哥本哈根解释 |
| 5.1.1 量子论史的一个简要概括 |
| 5.1.2 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 |
| 5.2 中国人对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的态度变化 |
| 5.2.1 建国前:“世界知名之物理学泰斗” |
| 5.2.2 50年代-70年代:“其唯心主义阻碍了量子力学的发展” |
| 5.2.2.1 苏联批判哥本哈根解释的政治背景和代表性观点 |
| 5.2.2.2 中国批判哥本哈根解释的政治背景和代表性观点 |
| 5.2.2.3 中国批判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的风格转向 |
| 5.2.2.3 对批判过程、性质和外部根源的归纳 |
| 5.2.3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三种不同的观点 |
| 5.3 哥本哈根解释批判与科学主义关系研究 |
| 5.3.1 经典物理学与科学主义的关系 |
| 5.3.1.1 经典物理学的成功导致科学主义诞生 |
| 5.3.1.2 经典物理学塑造的世界观是科学主义的信念支柱 |
| 5.3.2 量子力学对经典物理学世界观的挑战 |
| 5.3.2.1 世界是决定论的,还是概率的? |
| 5.3.2.2 物理实在是独立于观察者,还是观察创造实在? |
| 5.3.3 量子力学对科学主义的挑战 |
| 5.3.3.1 量子力学改变了还原主义的基石 |
| 5.3.3.2 量子力学动摇了扩张主义的信念 |
| 5.3.3.3 量子力学动摇了理想主义的根基 |
| 第六章 走向公众视野的科学主义 |
| 6.1 科学主义、科学传播与科学文化 |
| 6.2 科学文化与科学主义的争论 |
| 6.2.1 争论过程和内容 |
| 6.2.2 争论的性质 |
| 6.2.2.1 反科学主义与反科学的关系 |
| 6.2.2.2 科学理论与客观真理的关系 |
| 6.2.2.3 科学落后与科学主义的关系 |
| 6.3 研讨与争论的意义 |
| 6.3.1 “科学主义”从学术圈走向公众视野 |
| 6.3.2 提高了科学史学科的影响力 |
| 6.3.3 反思科学拓宽了理论视野 |
| 第七章 科学争议中的科学主义 |
| 7.1 为何会出现科学争议? |
| 7.1.1 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 |
| 7.1.2 公众理解科学的必要性 |
| 7.2 我国若干科学争议案例中的科学主义表现 |
| 7.2.1 科学主义表现之一:用科学标准评判其他知识 |
| 7.2.2 科学主义表现之二:将社会问题简化为科学问题 |
| 7.2.3 科学主义表现之三:“唯科学”引导媒体立场的“一边倒” |
| 第八章 结语 |
| 8.1 全球化时代科学-人文的分裂 |
| 8.2 探索科学-人文融合的途径 |
| 8.2.1 提倡建设性的反科学主义 |
| 8.2.2 大力普及科学史教育 |
| 8.3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四、“宁要,不要”的公式是对辩证法的反动（论文参考文献）
- [1]“宁要,不要”的公式是对辩证法的反动[J]. 段忠桥. 山西师院, 1977(04)
- [2]违反辩证法的诡辩方法剖析——负面思维研究之二[J]. 张浩. 运城学院学报, 2003(01)
- [3]南斯拉夫实践派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D]. 王芹.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4]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D]. 刘素娟. 郑州大学, 2020(02)
- [5]批判“四人帮”奉行的实用主义哲学[J]. 李武林. 文史哲, 1978(03)
- [6]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及其得失启示[D]. 孙自胜. 上海大学, 2015(02)
- [7]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思想及其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和发展[D]. 石燕. 安徽大学, 2017(08)
- [8]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研究[D]. 张波. 上海师范大学, 2010(08)
- [9]发生认识论与哲学创新——少年哲学家[A]. 陈建国. 中国思维科学研究论文选2011年专辑, 2012
- [10]科学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研究[D]. 赵肖荣.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