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农业几年徘徊的看法（论文文献综述）
史晓玲[1]（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研究说明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加芬芬[2]（2019）在《村庄治理中的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 ——以甲山村的历史变迁为线索》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我国对农村治理的探索开启了一个新的阶段。当前,面对变化多端的市场环境和国内环境,村庄的治理面临挑战,唯有探索村庄治理的优化路径才能解治理之危。村庄治理的优化,不能抛开我国特定的社会环境,更不能抛开我国独特的历史,由此,从历史中探寻村庄治理的优化是一种较为适当的方法。纵观我国乡村历史的发展,其内部治理的变迁受制于三个层面。其一为国家层面。无论是国家的行政力量还是国内的社会环境,都是村庄发展变迁的重要推动力量,国家力量对村庄治理起决定性作用,并通过其自身的权力和影响力来推动农村社会的变迁。其二为村级结构。村级结构是村庄治理的制度框架,在国家和农村社会中间起中介作用。一方面,村级结构的良性运转可以支撑国家治理,按照国家的意图管理农村社会,另一方面,村级结构通过村庄治理来改造农村社会,使农村社会的变迁与国家治理、国家宏观环境契合。其三是农村社会。农村社会不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更是村庄治理的土壤。农村社会的变迁支持国家治理、支持村级结构,才能完成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的相互支撑。三重结构相互支持决定着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治理样貌。村庄治理需要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的相互支撑才能得到稳定,国家是三重结构成立的主导力量,不同的支撑格局决定了治理质量的好坏。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经历了集体化、改革开放的历程。三重结构相互按照国家的历史脉络经历了从刚性到开放包容的过程。集体化时期,国家权力的刚性渗透为三重结构奠定了运转的基础。刚性的国家权力造成村级结构的刚性和农村社会的板块状。此时的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的支撑是刚性和僵化的,这种状态决定了其运转的脆性,导致村庄变迁的内卷化。改革开放后,国家权力的收缩给予农村社会很大的自主空间。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之间有了更多的自主空间,这种自主空间既可以容纳多元发展的国家治理环境,更激发了村级结构、农村社会的活力。三重结构的循环更加开放和包容,导致村庄的治理不断发展变化。甲山村自1945年解放后,便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始了一系列的变革。期间经历了集体化和改革开放两个完整的时期。形成了两类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的三重循环,甲山村以其优异的发展为三重结构的构建、三重结构的相互作用、三重结构的优化提供了较好的经验。由此,笔者以历史变迁为线索,将甲山村分为两个变革时期、四大历史阶段进行介绍,分别将每个时期的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的互动进行了分析,以期能够总结出村庄治理的优化路径。甲山村在集体化时期为地方典型,成功形成了集体化时期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三重结构的相互支撑。集体化时期的三重结构由刚性的国家权力为主导,国家权力对乡村的渗透导致三重结构的僵化与内卷化。集体化时期的成功导致其对改革开放新环境的抵制,并造成了村庄发展的封闭。改革开放后,村庄的制度变革由国家推动,行政权力的推动和外部环境的变革从外向内逐步对村庄治理产生影响。第一阶段为国家通过行政权力对村级结构进行重塑。尽管从形式上完成了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的支撑格局,但没有形成改革开放移植制度运行的土壤。无论村干部还是村民,都对改革开放表示困惑。因为对改革开放的抵制,村庄发展呈现出一定的封闭性。第二阶段,国家环境开始在村级结构破冰,村级结构开始主动向外部学习。村级结构在贾凤杉的引导下开始了向外学习的历程,引导农村社会发生了变革,村庄治理出现了转型。村庄发展开始与外部环境融合。然而此时的村庄治理具有很强的单向性,农村社会在村级结构引导下被动变迁。第三阶段,外部环境开始对农村社会产生直接影响。随着时代的推移,外部环境开始对农村社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农村社会自身接纳了外部的环境,开始了对外部环境和村庄环境自主思考的过程。村庄整体呈现出开放包容的特点。经过外部环境对甲山村一系列的冲击,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三重结构形成了开放包容的循环,推动着村庄治理不断发展。村庄治理的稳定需要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的相互作用,村级治理的发展需要它们的共同推动。当包容开放的循环成立时,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会相互推动,共同发展。所以村庄治理的优化路径不但在于寻求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三者的稳定支撑,更应该寻求它们相互作用的包容、融合与活力。
王子翔[3]（2019）在《1979-1981年农业生产责任制争论风波中的《人民日报》研究》文中指出1979年-1981年,围绕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实施引发了冲突和争论。在农业生产责任制作为一种政策向全国推广之前,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深度卷入了这场争论,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人民日报》虽然没有公开支持以“包产到户”为核心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的实施,但是它积极配合中央在农业领域的纠“左”纠偏,较早展开了对农业领域“左”倾路线的批判,这对中央在农业领域的拨乱反正和解放人们思想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民日报》还积极宣传中央农业政策精神、引导舆论,加快了中央农业政策的落实。在农业生产责任制局部推行过程中,《人民日报》针对农业生产基本核算单位、农业生产雇工、农业“双包”责任制路线等与农业生产责任制有关的争论热点问题在报端展开讨论,并从农业生产实际和中央大政方针的角度出发,以发表社论、刊登读者来信、开设讨论专栏、派遣记者进行实地调查等方式来引导社会舆论走向。《人民日报》的这些举动对中央农业政策的转变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人民日报》对于这些与农业生产责任制有关的争论热点问题的态度也有一个前后变化过程。之所以有这些变化,又和中央领导人的思想倾向、社会舆论、报社总编辑胡绩伟的个人态度等因素息息相关。《人民日报》正是在和中央政府以及基层群众互动的过程中不断推进着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在的全国实施。
韩连贵,王岩,王其文,王清,李方旭,张小康,赵建生,董齐,韩铁峰,李九辉,陈贵锋,孙鹏[4]（2018）在《新时期农业综合开发治理的目标、方略与可行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关于新时期农业综合开发治理的目标、方略与可行性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七个篇章:一是农业综合开发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重要途径;二是农业综合开发现代化示范区建设的方略;三是新时期农业综合开发综合的方略规程;四是坚持农业综合开发综合效益的目标和策略;五是传承发扬农业综合开发的成功经验;六是农业综合开发的产生、发展、变化历程;七是拓展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可行性途径的建议。
全芳[5]（2017）在《农村留守家庭离散问题治理的公共政策调适研究 ——基于可行能力视角》文中研究说明留守群体的家庭处于离散状态是当下中国农村面临的具有普遍性的重大问题。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数据显示,从2008年到2014年,举家外出农民工所占比例始终徘徊在20%左右,也即意味着有近八成的农村家庭常年处于夫妻分居或父母与子女分离的离散状态。留守群体的最典型特征就是家庭离散。家庭离散指家庭成员在空间上处于分散生活的境况,并非指家庭的离异或解体。以家庭功能残缺和亲情缺失为主要表现的家庭离散问题,是留守群体面临的众多问题的归结点。留守家庭离散不仅造成原有的家庭功能缺陷,作为治理单元的家庭,其“齐家”而成“治国”的基础显然也受到损害,这既是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和谐因子,也成为未来农村乃至整个国家社会的发展隐患。因此,消除农村家庭离散,推动留守家庭实现团聚是当前国家和社会亟需解决的民生问题。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农村留守群体家庭离散问题。研究的进路聚焦于两点,其一,在城镇化大趋势下农村及农村家庭的位置如何安放?从实践看,治理家庭离散有两条并举的路径——举家迁移进城或者回家安居农村。前一条路径因为符合城镇化的发展趋势,成为当前国家的主流政策导向;后一条路径在城镇化主流趋势下被主流忽视,导致乡村愈加衰落,留守家庭的群体依然庞大,留守家庭和乡村一起被抛弃在现代化的边缘。实践证明,城镇化并不能快速解决农村留守家庭的离散问题,也并不意味着农村和农民的消失,对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来说,农业、农村及农民的发展问题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社会的安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在推进城镇化的同时,需要另一条路径——农村建设——来补充,治理农村留守群体家庭离散问题应该是两条腿齐步前行。本文基于现代化之下乡村衰落的理论反思,研究的思路侧重于第二条路径,从农村复兴或农村建设视域探索留守家庭离散的治理之道,推动留守群体公平共享自由体面劳动和有尊严的幸福生活。这既是本文的研究思路之一,也是努力想要回答的问题。其二,治理农村留守群体家庭离散用何种政策工具、制度安排及治理措施?目前的治理措施是致力于城镇融入,政策工具主要是行政支持或经济补偿,但是,这种政府主导下的路径选择和补差原则下的经济帮扶是否回应留守家庭的真实需求,制度安排能否实现公平正义,尚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而从“赋予农村留守群体可行能力、给予更多社会机会、帮助他们依据自己的能力达成过自己珍视生活的目标”,这样的政策工具、制度安排和治理行动供给不足,本文选取“乡村发展和农民赋能”作为研究思路之一,是研究着力的第二个聚焦点。本文选取的理论工具为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可行能力视角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对经济发展中因社会安排不公而导致的各种非正义问题提供了极强的解释力,对解决在发展途中被迫离散的留守家庭问题具有指导意义。阿玛蒂亚森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以“可行能力”为中心,通过对“社会正义”,“权利”、“自由”等的论述搭建了一个庞大的理论网络,形成了他对现实社会问题的独特反思。2017年2月国务院公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推进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新的进展,同时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培养新型农民,将赋能作为国家治理农村,推动农村、农业、农民发展的核心思想和主要举措,将赋能于农村、农业、农民列入农村发展的关键要素,“赋能”被置放在解决农村问题的凸显位置。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国家以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实践,创新和发展了赋能的理论认知,为我们解决农村留守家庭离散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基于对农村留守群体家庭离散问题的研究,选取可行能力理论中的三个主题——社会正义、社会安排、社会性别作为本文的理论框架,从可行能力的哲学基础、工具性自由清单和性别视角探究留守家庭离散的生成逻辑,从乡村发展和农村公共政策调适角度提出治理对策。在研究方法上以质性研究与规范研究为主,通过田野调查,选取中西部的五个村庄作为个案研究点,通过丰富的案例呈现描述留守家庭离散样态。力图使论述“有理有据,言之有物”。文章主要观点如下:（1）受制于可行能力的剥夺,留守家庭离散生活方式的选择是一种实质的不自由,严重损害了农村和农民的发展。（2）国家农村发展政策的价值偏差是家庭离散生成的根本性因素。公共政策与公共行动的核心价值是公平正义,但功利主义的正义着眼于社会福利的总和,导致农村的衰落,农民“安居农村”的可行能力受制;罗尔斯的补差正义只是针对极少数处于极不利状态的人,没有将可行能力纳入扶贫内容,无法改善整个家庭的劣势处境。（3）国家农村发展政策的价值取向偏差,使农村的社会安排在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防护性保障五个方面降低（甚或剥夺）了留守家庭的可行能力,导致其留村安居能力贫困。（4）在性别中立的系列公共政策中,农村留守妇女的主体性缺失是导致其无法跟随丈夫进城的主要原因。（5）治理农村留守家庭离散的公共政策（或者说制度安排）着力点是扩展其可行能力,包括政策的价值层面和政策实施层面的调适。全文共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绪论和第一章。主要通过问题背景引入,提炼研究的问题,梳理相关文献,规划研究的进路,选取及调整合适的理论工具和方法论,为后续的研究奠定基础。绪论:主要阐述研究背景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研究思路、内容与研究方法,研究创新性和不足。第一章,理论工具与分析框架。通过对可行能力理论的阐释,从“正义理论,社会安排,社会性别”三个层面构建本文的分析框架,论述理论工具与研究对象的契合性。第二部分,本文的主体部分,包括第二至第五章。第二章,留守的村庄:田野调查。本章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桥村、星村、潘村、会村、龙村五个个案村庄进行简介,并以桥村为主对留守家庭的离散状况进行总结。通过个案村庄的“摸底”,展现当前农村留守家庭离散现象的普遍性和留守问题的严重性。然后通过案例呈现和访谈材料描述该群体的生活水准,试图通过其低水平的生活质量展现他们处境的劣势,提出家庭离散是对留守家庭成员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第三章,何为正义:留守家庭离散治理政策的价值反思。本章是从价值层面对影响留守家庭离散的农村政策的正义性进行探讨,这些农村政策主要体现为功利主义导向和罗尔斯的正义论导向。通过借鉴森的思想,对两类政策取向进行正义性评判,揭示出它们在治理留守家庭离散方面的非正义性,提出以可行能力为信息基础的正义思想。第四章,何种社会安排:可行能力视角下留守家庭离散的工具性自由清单。本章从工具性自由的五个方面——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防护性保障分析相关的社会发展政策是如何导致留守家庭的可行能力贫困,引发家庭离散。第五章,何种性别建构:留守家庭离散中的差异性主体地位。本章从可行能力的性别视角分析留守妇女在家庭离散中的能力剥夺问题。通过农村政策中的性别关照分析留守妇女的能力剥夺,进而回答留守妇女为什么不能进城的问题。第三部分,主要放在第六章,即可行能力建设:农村留守家庭离散治理的路线图。本章围绕“留守家庭离散治理”提出对策建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方面,在价值层面树立以“人的可行能力拓展为核心的”农村政策取向,将社会性别视角纳入政策议程,大力推动“人的新农村”建设,为农村家庭留村安居创造条件,坚持留守家庭权利维护和能力培育,赋予留守家庭平等的发展权利和机会,提升他们的人力资本。另一方面,进行政策调适,以扩展可行能力为目标,提出农村留守家庭治理的政策调适建议。第四部分,结论与展望。这是本文的结语部分,主要对全文进行总结,提出本研究的不足,并展望留守家庭离散问题的发展前景。本文的创新努力主要放在了研究视角和研究观点两个着力点上。在研究视角方面,本文的特色在于:（1）以“家庭离散”为切入点分析留守问题。家庭离散是农村留守群体非常态生存的本质特征和困难的归结点,也是解决留守老人、妇女、儿童问题的关键。对留守群体家庭层面的关注有助于从根源思考留守问题的实质。（2）以“乡村发展中的政策调适”为视阈治理家庭离散问题。在城镇化的主流话语体系下,选取一条关注较少但不容忽视的路径——通过发展乡村,促进留守家庭就地安居农村,这既是对新型城镇化主流路径的反思,也是对农业现代化的响应。（3）以“可行能力”为理论工具,致力于对留守家庭进行“赋能”,从农民主体性角度促进其实质自由的发展。在研究观点方面,本文认为,农村家庭之所以产生离散的根本原因在于“实现家庭团聚”的自由的缺失,这种自由实质上是选择他们珍视的生活的可行能力被剥夺。农村留守家庭可行能力的贫困与我国长期以来坚持的城乡政策导向及具体的公共政策安排密切相关。解决问题的途径就在于在农村建设视阈下通过调适农村公共政策,扩展农村留守群体的可行能力。
吴越菲[6]（2017）在《谁能够成为市民？ ——农业转移人口选择性市民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双重意义上改变着社会的群体构成,并由此带动深刻的社会转型。然而,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其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在于在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同时需要应对农业转移人口经济活动上的“去农业化”（deagrarianization）、社会身份上的“去农民化”（depeasantization）以及地理分布上的“去乡村化”（deruralization）,而这三个进程又通常是相互交错和紧密相关的。中国正经历着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中国语境中的“农民问题”更为迫切地需要重新表达为:如何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存留和多重社会分化机制的影响中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的释放、转移、社会流动以及融入现代文明的问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洞察经济社会结构变迁以及身份体系变化的重要现象,其显然不是“农民”向“市民”转变的简单发生,而是被模式化运作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集中在城市权利、城市市场、城市社会三重维度上向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开放。然而,权利的封闭取向、市场的开放取向以及社会的团结取向三者间的内在勾连与张力,引致了城市多重边界向农业转移人口开放的选择性。可以看到,城市边界的开放既是效率与增长的来源,同样也是不平等的生产空间。在新型城镇化和户籍制度改革的背景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模式的变革是否导致了新的不平等形式的出现?当一体化社会形成主导的社会想象,流动与不平等之间的复杂关联显然需要被重新思考。对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而言,一个开放而具有选择性的时代正在来临。它突破了以中央政府中心化运作的“农转非”模式,政府、市场、社会等多重力量参与到“谁能够成为市民”的筛选中来。本文对市民化过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内部的流动分化（mobile differentiation）和流动不平等（mobile inequalities）问题开展了系统分析,关注于哪些农业转移人口在跨越乡-城边界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充分的社会流动性,而哪些则没有?本研究试图以“选择性”作为切入点,从结构与行动的视角对三类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行了比较分析,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不同类型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市民化过程中如何受到结构性力量的选择性影响,其在行动上又具有怎样不同的“选择性”表现。笔者基于对进城农民工、城郊失地农民以及居村农民三种市民化类型的考察,系统展现了“结构性力量”与“主体性力量”所共同形塑的一种“选择机制”及其带来的市民化差异图景。前者涉及到结构性力量运作下的市民化规则以及结构化的资源-机会分配方式。后者则关注到农业转移人口主体的能动行动,也即农业转移人口对于资源-机会的获取和利用,以及对于规则的体察、认知和改变。落脚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选择性”问题,旨在对农业转移人口社会流动的内在分化作出一种机制性的解释。“选择性市民化”所要处理的中心议题是“谁可以进来”和“我要不要进去”之间的相遇、碰撞与张力。在关系主义视角中,结构与能动一体两面地互动,构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双面叙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日益凸显的高流动性以及城市化、工业化发展的现实撬动了一系列户籍制度改革,其基本线索是由中心化运作的封闭型市民化转向地方化运作的开放型招募。本研究在对市民化进行类型分析的基础上,围绕“谁能够成为市民”,集中回答以下一系列问题:（1）为什么在逐步迈向开放社会的过程中,制度变革表现出双重面貌——既朝向开放的目标,又朝向紧缩的目标?国家治理转型中的制度选择如何为不同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创造了差异化的条件?（制度如何选择）（2）为什么在逐步迈向开放社会的过程中,市场没有自动地趋向于要素的自由流动,而在很大程度上是边界锁闭的?经济转型中的市场选择如何为不同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创造了差异化的条件?（市场如何选择）（3）为什么在逐步迈向开放社会的过程中,地方性社会边界锁闭难以被打破而社会的包容性难以形成?社会转型中的社会选择如何为不同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创造了差异化条件?（社会如何选择）（4）农业转移人口的主体选择:在结构性力量生成的规则与资源-机会结构条件下,农业转移人口为什么产生了差异化的市民化意愿和表现?行动者如何因社会特征和意愿的不同而差异化地理解规则、获得资源和机会?（行动者如何选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市民化”议题源自于对终结人口流动、实现人口迁移的现实努力,流动性常常被负面地理解。因此出现了在政策上去压制流动性,在学术研究上聚焦于去除因不完全城市化而带来的流动性。而在这个认识过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如何差异化地获得社会流动性却被忽略了。正因如此,本研究希望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重新回到对流动性本身的讨论上来,通过一个以结构性力量和主体性力量构成的“选择性”的线索,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内在分化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
程钢[7]（2013）在《石河子垦区农业开发与绿洲生态演变研究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分析》文中提出石河子垦区位于天山北坡经济带中部，过去60年的农业开发与经济发展是天山北麓乃至整个新疆绿洲发展的缩影。60年间，垦区在一片荒漠和天然绿洲中建立起一个现代化的新型农业区，发展成为一个南接天山、北达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大型绿洲经济带，成为建国后新疆后开垦建设的最大的新绿洲之一。期间，玛纳斯河流域水土资源得到全面开发，垦荒者们从内陆地区带来了先进的耕作技术，引进了优良生物物种，较显着地改变了流域的生物结构，与开发前相比，总生物量大大增加，社会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空前发展。伴随着农业开发的进行，石河子绿洲生态环境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片荒漠和荒漠草原被开发成为耕地，人工绿洲替代了广袤的荒漠和天然绿洲，过去分散的古老绿洲斑块联结成片，绿洲面积大幅扩张；与此同时，由于不合理的开发方式，绿洲外缘也出现了荒漠化的趋势，并带来了盐渍化、尾闾湖干涸、生物多样性减少、土地污染、湿地减少、水土流失加剧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威胁着绿洲农业可持续发展。农业开发改变了绿洲农业生态系统结构，土地利用方式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其中耕地、园地、水域、建设用地不同程度地增加，林地先减少后增加，总体保持平衡，牧草地明显减少。生态系统结构改变引起系统功能发生了明显变化，研究结果表明，1958-2010年间，石河子绿洲生态功能明显改善，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由14.64亿元增加到26.18亿元，52年间增加了78.81%，各项单项服务功能价值也呈不同程度的增加，总趋势持续上升。进一步研究表明，这一时期石河子绿洲生态、经济协调发展，但总体上却呈下降趋势，目前已接近临界，绿洲生态环境安全形势严峻，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与土地利用方式，迫在眉睫。研究发现，过去60年来石河子绿洲农业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变化主要是基于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水是绿洲存在和演变的关键因素，其利用方式和水平决定了绿洲农业开发的广度和深度。但就绿洲目前的现实情况来看，地表水资源的开发几近极限，今后该区绿洲农业开发的方向应该是：在进一步完善高效节水灌溉农业的基础上，积极调整绿洲农业生产结构与产业布局，增粮减棉，扩草兴牧，扩园植林，促进农牧结合，优化绿洲土地利用，实现绿洲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为保障农业开发顺利进行，提出以下措施：创新农地制度，保障生态用水，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创新绿洲农业技术体系，构建绿色GDP核算体系，建立环境税收制度，保护资源合理利用，协调兵地关系，实现垦区农业资源的高效利用以及绿洲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杨传喜[8]（2011）在《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当前我国农业迎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至“城乡统筹”的加速转型时期,农业发展的驱动力由依靠政策创新、劳动力增加逐步转变为依靠科技创新、依赖农业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成为推动我国农业结构调整,提升农业竞争力,实现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针对我国农业科技资源存量既定、增量有限且存在闲置浪费的现实情况,通过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其利用率来增加科技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应是农业科技资源优化配置的根本目标。如何统筹农业科技资源,提高农业科技资源配置与利用效率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以农业科技支撑农业经济发展为指导思想,以测度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为主线,通过借鉴系统科学、西方经济学、产权经济学等相关理论,实证检验了农业科技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测算了我国农业科研机构和农业高等院校的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估算了八个农业生态区域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剖析。最后,在结合本文研究成果和借鉴发达国家农业科技资源配置经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提升我国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对策建议。论文通过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系统论、产权论和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是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分析的重要理论工具。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具有农业科技资源配置系统自身的复杂性和优化配置过程的复杂性,因此应该用系统论的观点来分析农业科技资源配置问题,构建农业科技资源共享的支撑体系和共享平台。同时,中国农业面临最严重的挑战之一是如何公平和有效地分配产权,因此,对农业科技资源产权进行合理的界定、分解和优化也尤为必要。（2）基于时间序列数据运用现代计量方法对农业科技资源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农业经济增长序列与农业科技资源序列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在短期会偏离长期均衡。当偏离均衡时,长期对短期偏离均衡的调整力度为59.8%。存在从农业研究与开发机构科技活动经费支出、农业技术人员到农业经济发展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而反向关系得不到实证支持。但农业机械总动力与农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显着的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3）我国农业科研机构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相对低下,但分省份、分行业、分区域、分隶属及农业部所属的农业科研机构的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差异明显。首先,构建了农业科研机构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DEA中的CCR模型测算了2009年我国各省农业科研机构科技资源配置的效率：我国农业科研机构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相对低下,DEA非有效的地区占60%以上；规模非效率是影响综合效率的主要方面。同时,利用1996-2009年的面板数据运用Malmquist指数对农业科研机构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进行测算,得出以下结论：从全国整体来看,农业科研机构全要素生产率呈增长趋势,年均以0.8%的速度递增。其中,技术效率提升是支撑各地区科研机构全要素生产率进步的主要力量,而技术进步的贡献率相对较小,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平均增幅分别为0.5%和0.3%；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平均增幅为5.3%,技术进步率的提升是大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原因,而技术效率的作用相对较小；分隶属单位科研机构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不大；分区域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提升的幅度为1.4%,其中技术效率起主导作用,而技术进步率的贡献微弱；依据M值来看,大多科研机构的运行效率处于徘徊型或低增长型。（4）不同类型院校的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差别较大,但农林高校的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处于逐渐上升状态。在考察的1995-2008年的14年间,我国高等院校科技运行效率整体呈下降趋势,即全要素生产率平均下降了1.8个百分点,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率的下降。1993-2008年间,农林高校全要素生产率平均下降了1.7个百分点,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率的大幅度降低,而在此期间,技术效率平均提高了0.6个百分点,说明农林高校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有所改善。中国农业大学和南京农业大学等全国重点农业大学拥有雄厚的科技实力和高效的科技运行状态。农林高校的规模效率值比较高,反映了农林院校的规模更加适度。（5）中国农业科技资源配置的效率存在不同程度的损失,平均值只有0.61。在超越对数型生产函数的基础上,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模型对1996-2008年中国农业科技资源配置的效率变化进行测算,结果表明中国农业科技资源配置的效率存在不同程度的损失。华南、华中、东南地区的效率值要高于东北、华北、西南、西北地区。“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农村科技对经济发展影响程度”对农业科技资源配置的效率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农村文化教育发展状况”及“农民生活信息化程度”对农业科技资源配置的效率有显着的负向影响。本论文的可能创新之处就在于：（1）构建了一个分析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问题的框架。以往的研究大多是针对农业科技资源分布的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研究,而本文首先从系统论、产权论及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等视角对农业科技资源配置进行了理论上的阐释。其次,着眼于农业生态区划的视角对我国八大区域的农业科技资源配置的效率进行测算与分析,避免了传统的东部、中部、西部分析的缺陷。同时,分别就农业科技资源配置主体的农业科研机构、农业高等院校的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静态与动态状况进行了测算,使得农业科技资源配置的效率分析更加全面。（2）扩展了实证方法的应用范围。在对农业科技资源配置状况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将现代经济计量学方法应用于分析农业科技资源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随机前沿分析方法（SFA）对我国农业科研机构、农业高等院校及不同农业生态区的科技资源配置效率进行了非参数和参数测度,弥补了在农业科技资源效率研究中大多限于定性分析方面研究的不足,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研究结果的可信度。（3）取得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结论。论文实证研究中所采用的数据是相对完整的时间序列数据和面板数据,这些数据资料在全面反映我国农业科研机构、农业高等院校科技运行能力的同时,用以测度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动态变化,大大增强了研究结论的信度。通过理论和实证的系统分析得出了“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农业科技资源与农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农业科研机构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相对低下；高等院校的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在1995-2008年间整体存在下降趋势,各个类型院校之间差别较大,其中农林高校的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处于逐渐上升状态；中国农业科技资源配置的效率存在不同程度的损失”的系列结论,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多项有价值的政策建议,这对提升我国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价值。
张淑萍[9]（2011）在《我国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协同的制度研究》文中提出在中国高速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保持粮食稳定增产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物质基础,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实现农民收入快速增长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有利于财富增长效应惠及人数比例最大的社会群体。我国粮食生产正在发生一些显着的变化。农村生产要素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影响农业自身积累与发展;粮食基础产业的地位与财政投资的规模不匹配,粮食生产比较收益低,导致产业竞争力弱;农民种粮收入的增长缓慢,激励农民安心种粮的动力不足;有些农村地区出现农业产业非粮化、粮食产业兼业化、农村空心化等现象。2004年国家开始实施新的粮食政策,中央财政加强对“三农”的投资,连续7年保持粮食稳定增产与农民持续增收。但是,整体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并没有突破性的提高,粮食增产过度的依赖政策刺激和粗放式生产经营方式。农民收入水平仍然偏低,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不断扩大。农民收入的结构变化,显示出农业收入增长缓慢,其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偏低,而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面临重重困难。这些变化提醒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粮食稳定增产与农民持续增收问题。然而,农村生产要素过度地向城市流转与不断强化的二元经济结构,却阻碍粮食生产效率的改善,并且抑制农业劳动力非农化和农村人口的城市化,此时迫切需要强制性的制度变迁,打破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瓶颈。论文的第一章从经济学角度,阐述主要的经济学流派对粮食生产与农民收入协同发展的理论解释,揭示出二者协同的效率基础、根本出路、实现条件与促进机制。第二章从农村主要经济制度变迁的历史中,分析粮食生产经营体制变革、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粮食政策演变、农业劳动力转移政策演变对粮食生产与农民收入的激励与抑制作用。第三章采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分析不同时期粮食生产与农民收入之间协同和冲突关系的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利用计量方法检验出粮食生产与农民收入之间不存在随机的共同增长的趋势。第四章从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角度,剖析粮食生产效率、农村生产要素流转、粮食政策、工业化与城市化对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协同的影响。粮食生产劳动效率偏低,削弱了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协同的内在基础。农村改革前,主要由国家控制生产要素的流转,阻塞农民收入增长的渠道。农村改革后,生产要素能相对自由的流转,拓宽农民增收的来源,农村要素过度流失和缺乏有效的要素回流机制反过来制约着粮食增产与农民收入增长的潜力,而且农村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低抑制了农民分业和农业内部的劳动分工。近几年,中央政府实施的粮食政策只是促进粮食增产,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不大,不能从根本上弥补粮食产业低收益的缺陷。工业化快速发展对粮食产出产生积极影响,城市化并没有带来粮食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当前工业化发展不再能够抵消城市化对粮食需求增加的负面影响,粮食安全的形势严峻。工业化比城市化更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第五章实证分析不同历史时期的粮食生产与农民收入协调的制度条件、冲突的症结及制度根源。二者协同的关键,是国家重视粮食生产和保护农民利益,并且通过缩小工农产品剪刀差、减轻农民税费负担、提高粮食价格、实行收入补贴等手段来保护农民收益。二者协同的制度支持,是建国后迅速完成的土地改革、随后的农民互助组、农村改革确立的农民土地产权及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的变化。在农村改革以前,二者难以协同的症结是国家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改革以后是粮食比较收益偏低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受阻。在农村计划经济体制下,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难以协同的制度根源是二元经济结构。目前,阻碍二者协同的制度根源是不完善的农村土地制度、不完全的农村要素市场、不健全的粮食政策及固化的二元经济结构。第六章提出新阶段促进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协同的制度创新方向,包括促进农民分工分业,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间的均衡配置,完善粮食政策体系,协调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论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在促进农民分工分业的过程中,将引入现代生产要素与改造粮食生产组织形式相结合;改善粮食生产的资源配置效率,必须健全农村要素市场,赋予农民充分的土地产权,引导资金回流农村,给农民提供公平的就业环境;完善粮食政策体系,关键是理顺粮食价格形成机制与强化财政支持;协调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的重点是调整产业结构和理性地发展城镇化,促进农民分工分业。
李建中[10]（2010）在《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10）》文中认为解放以后,在1949至1953年进行了全国范围的以平均分配土地为内容的土地改革运动以后,国家开始在农村进行以农业生产合作化、农村信用合作化、农村手工业合作化、农村供销合作化为手段和内容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希图以此在农村进行和平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村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上述四种农村合作化运动中,农业生产合作化和农村供销合作化是重中之重。就农业生产合作化而言,从1953年至1958年短短的5年间,我国农村便实现了由个体农民所有制向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至人民公社的过渡。当时,国家认为人民公社是最高类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共产主义的雏形,它的建立和巩固将会极大地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1953年至1983年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实践表明,农业合作化的初衷未能实现,农业合作化特别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并没有使我国的农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相反,却使我国的农业生产长期徘徊不前,并一度出现了粮食匮乏的困难局面。其间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记取,唯有此,才能使当代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少走弯路。就供销合作社而言,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自1949年至1991年,各级供销合作社始终是我国县城以下农村商品流通的主渠道,它在饮食业、服务业、纯商业领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只是从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起,各级供销合作社特别是县、乡两级供销合作社才日渐衰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各级供销合作社虽然垄断了全国农村的商品流通,虽然表面上看似农民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但是它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具有明显的“官办”性,在很大程度上只代表国家的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而不能很好地体现农民群众的局部利益,有时甚至侵犯了农民群众的经济利益,挫伤了生产队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不能很好地发挥流通对工农业生产的积极促进作用。如何避免并吸取计划经济体制下,供销合作事业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以便把三农工作搞得更好,加速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就成了一个急待解决的重大理论课题和实践需求。在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形势下,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巩固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随着“三多一少”的流通体制和多元化的市场格局的形成,各级供销合作社日益衰落。但是,世界上其它国家农业发展的历史表明,各类合作社在加速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过程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当代西欧、北美、南美、非洲、北欧、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农村各类合作社十分发达,在农业经济发展、农村建设、农民生活的改善以及农业生产、农村商品流通、农村服务等领域发挥着难以估量的效用。我国要想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要想顺利推进农业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性转变,要想避免农民群众单家独户闯市场或被迫卷入市场大潮,以致自身利益屡受强势群体侵犯的被动局面的出现,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平稳发展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必须加速各类农村合作社的建立和发展,以使农民在与其他阶层进行利益博弈的过程中,有真正的农民所有、农民治理、农民得利的合作经济组织、民间社团,更好地维护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探讨改革开放形势下供销合作社式微的原因和教训,提出复兴供销合作事业的新理论、新对策等,就显得尤为迫切。本论文在内容上可以说是史料翔实,结构合理,条理清晰。由于本文研究的是1949至2010年南阳县的供销合作社,时间跨度很长。因此本文采取了按时间顺序组织全文,以纵向的“条”为主要线索,对南阳县的供销合作事业进行论述的手法。文章共分十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最后一部分是结语,其他八个部分是正文,正文共分八章：第一章简单地回顾了1949年以前我国的合作事业发展史,第二章研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三章论述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四章探讨了大跃进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五章论证了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六章分析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七章叙述了徘徊中的二年南阳县的供销合作社,第八章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文章从第二章到第八章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南阳县供销社的业务、人事、计划、统计、财务等进行了叙述、分析和研究,同时也对供销合作社领导和管理下的农村副业、农村集市贸易、农村小商小贩等进行了研究,探索了前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七个不同时期内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的特点、规律以及它在南阳县的农业、商业、工业、农村副业、农民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再现了60余年来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的曲折发展历程,总结了南阳县以至全国供销合作事业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解决当代南阳县以及全国供销合作社的困难局面的对策和理论。当然,本文在内容上并非只写“条”,不写“块”,在进行纵向研究的同时,本文采取条块结合的手法,在结语部分以“块”为主,分专题从业务、体制、管理、农村副业、农村集市、农村私商、供销社与国家的关系、供销社与工农业生产的关系、供销社与农民的关系等八个方面进行了横向概括,揭示了60余年来南阳县以至全国供销合作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共性和普遍规律。本论文在研究成果和立论观点方面颇具创造性,通过八章正文的详细叙述和论证,文章在结语部分提出了以下创新性观点,总结了60余年来,甚至100年来中国合作事业的经验教训,对我国未来的合作事业的健康发展来说,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一）改变了传统的对国民党领导下的国民政府推行的合作事业全盘否定的观点。文章指出,国民政府推行的合作事业有一些较好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如注重合作事业的宣传教育,不仅进行官方的宣传教育,而且允许民间社团、私营报刊、民间精英等进行关于合作事业的宣传、教育、创建等活动；注意培养和重用政权体制以外的合作社理论家和合作活动家；制定并实施各级各类合作法律、法规,而且把合作立法的基点放在国际社会公认的有关合作社的基本原则上,如团结、互助、互利、合作、联合、自愿、平等、自由、民主、博爱、不以盈利为目的等诸多方面；在政府与合作社的关系上,政府始终坚持对各类合作社虽然“引动”,但不“代动”的政策,即政府只是对合作社进行指导、监督、帮助,而不直接插手合作社的人事、业务、财务等,这使得国民政府时期的各类合作社具有较大的“民办”性质。（二）本文秉笔直书,认为1953至1983年我国推行并维护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并非十全十美,而是失误大于成功,教训大于经验。笔者指出,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建立并长期维持的农业大集体经济和人民公社制度,并没有加速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和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而是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和农民群众的思想觉悟水平,不利于农业和农村副业的发展,使我国农业长期处于慢性徘徊和缓慢发展之中,农民收入得不到提高,农民生活长期维持在温饱线上下,有一部分生产队长期以来只给社员分配口粮,而没有一点现金分配。（三）本文以不掩恶,不虚美的学风,首次指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供销合作社始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群众自己的合作商业组织,它在实质上是“官办”企业和政府的附属物,在本质上与国营商业完全一样,都是全民所有制,在人、物、财方面都由国家实行“包配”。正是由于供销合作社的官办性质,导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商业工作屡屡出现“政府行为化”,使供销合作社这只用来“勾连”城市和农村的“抓手”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屡屡违反价值规律和等价交换原则,在城乡经济交流中总是以“多购、少留”、“少供、价高”的形式偏向城市、干部职工、工业,而忽略和损伤农村、农业、农民。这种做法不利于维护农民群众的利益,有损商业工作的“专业性”,不能很好地发挥流通对生产的积极反作用,并且使商业部门的经营管理陷于混乱,增大了商业企业的亏损、贪污、盗窃,加重了国家财政对商业企业的“补贴”负担。（四）本文创造性地提出,计划经济体制下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系统的强盛不是它的正常状态,改革开放以后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系统的衰落却是它的正常状态：计划经济体制下,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系统的强盛只是一种“虚态”,它之所以强盛,是因为国家依靠行政力量维持着它在饮食业、纯商业、服务业等方面的垄断地位,国家对农民的家庭副业、自由市场、“私商”等进行了严格控制,并且绝对不允许农民弃农经商、干部职工弃工经商。在这样的背景下,尽管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十分强大,但是全国的商业却陷入了长期的呆滞状态,整个国民经济也发展缓慢。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放弃了依靠行政力量维持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垄断地位的做法,并且允许农民经商、干部职工经商、无业者经商、开放自由市场、放弃对“私商”的管制,最终在商业领域形成了“三多一少”的流通体制和多元化的市场格局。在这样的背景下,供销合作社衰落了,但是这种衰落正是它由“虚态”向“实态”转化的表现。因为它的衰落意味着以个体商业和私营商业为主的其它经济成分的商业主体的兴旺发达,意味着城乡人民群众可以随时得到称心如意的商品和优良的服务,意味着国家摆脱了因弥补供销合作社的亏损而长期背负的财政包袱,意味着我国的商业繁盛了,意味着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繁荣局面。表明我们终于摸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弄明白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的理论课题。
二、对农业几年徘徊的看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对农业几年徘徊的看法（论文提纲范文）
（1）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村庄治理中的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 ——以甲山村的历史变迁为线索（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
| (一)近代乡村建设概况 |
| (二)建国后村庄治理的演变 |
| (三)村庄治理对当下的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对集体化时期村庄管理的研究 |
| (二)改革开放后的村庄治理研究 |
| (三)国外村庄治理研究 |
| 三、村庄治理的限定及三重视角的阐释 |
| (一)村庄治理的限定与使用 |
| (二)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三重视角与村庄治理 |
| 四、研究方法 |
| (一)研究理论基础和思路 |
| (二)资料的收集 |
| (三)论文的研究框架 |
| (四)核心概念 |
| 五、甲山村简介 |
| 第一章 集体化时期甲山村的村庄治理 |
| 一、甲山村集体化时期的社会背景 |
| (一)从解放到合作化的社会环境 |
| (二)人民公社的成立与当时的社会环境 |
| 二、集体化时期的甲山村变革 |
| (一)甲山村的成长历程 |
| (二)典型树立后的甲山村 |
| 三、集体化时期甲山村的治理样貌 |
| (一)治理核心和治理结构:甲山村党组织和其他组织的运行 |
| (二)治理机制:甲山村劳动管理制度的形成 |
| (三)治理的思想基础:爱国家、爱集体统一思想的形成与提升 |
| (四)治理成效:甲山村村民的集体化生活状态 |
| 四、甲山村治理演变逻辑 |
| (一)国家宏观政策对村级结构的形塑和“农业”的国家目标向农村社会的渗透 |
| (二)村级结构对国家的支撑和农村社会的影响 |
| (三)农村社会的演化形成了对国家和村级结构的支撑 |
| (四)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互动下的治理缺陷 |
| (五)集体化村庄治理的特点 |
| 小结 |
| 第二章 村庄治理转型冲突导致发展速度相对“滞后” |
| 一、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环境和农村社会变革 |
| (一)全国村庄变革的社会环境 |
| (二)甲山村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徘徊” |
| 二、改革开放初期甲山村的治理样貌 |
| (一)治理核心和治理结构:甲山村党组织的缓慢转变与群团组织职能的衰退 |
| (二)村庄治理的思想基础:集体化时期思维与改革开放治理思想的分歧 |
| (三)治理要素:经济发展的起步与失败 |
| (四)治理机制:自治体系的运转与集体化制度的纠葛 |
| (五)治理成效:村民生活的转变与排斥 |
| 三、甲山村治理变革分析 |
| (一)国家宏观政策对村级结构的塑造和“经济”目标向农村社会的渗透 |
| (二)村级结构对国家的支持和农村社会的影响 |
| (三)农村社会的自我演化对村级结构和国家的支撑 |
| (四)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互动下的治理缺陷 |
| (五)改革开放之初村庄治理的特点 |
| 小结 |
| 第三章 “新旧”制度结合下的村庄治理重塑 |
| 一、1991 年的全国环境和贾凤杉的回归 |
| (一)1991 年左右全国经济名村的大体情况和甲山村的发展现状 |
| (二)贾凤杉在人民公社时期的权威 |
| (三)贾凤杉回归过程 |
| 二、贾凤杉领导下党支部对甲山村村庄的治理 |
| (一)治理核心和治理机制:党支部的组建、自治体系的生效 |
| (二)治理结构: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的恢复、成立与发展 |
| (三)治理的思想状态:甲山村村民思想的统一 |
| (四)治理要素:经济的起步与成长 |
| (五)治理绩效:甲山村村民的生活转变 |
| 三、村庄治理转型分析 |
| (一)国家宏观政策对村级结构的形塑和向农村社会的渗透 |
| (二)村级结构对国家的支持和对农村社会的影响 |
| (三)农村社会的自我演化支撑村级结构和国家治理 |
| (四)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互动下的治理缺陷 |
| (五)转型后村庄治理的特点 |
| 小结 |
| 第四章 新时期全国村庄变革背景下的治理调适 |
| 一、2006 年前后全国村庄的现状 |
| (一)全国普通村庄的现状 |
| (二)产权改革试点的推行 |
| 二、2006 年后甲山村治理的变化 |
| (一)治理要素和治理机制:经济发展及村民自治体系变化 |
| (二)民主治理的思想状态:多元治理思想的初步形成 |
| (三)治理结构:甲山村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的新变化 |
| 三、甲山村治理的优化 |
| (一)国家宏观政策对村级结构的形塑和向农村社会的渗透 |
| (二)村级结构对国家的支持和对农村社会的影响 |
| (三)农村社会的演化支撑村级结构和国家治理 |
| (四)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互动下的治理缺陷 |
| (五)2006 年以后村庄治理的特点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相关学术成果 |
| 后记 |
（3）1979-1981年农业生产责任制争论风波中的《人民日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的理由和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及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四、主要资料说明 |
| 第一章 1979-1981年农业生产责任制争论风波的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在部分地区的开展 |
| 第二节 农业生产责任制施行过程中的争论 |
| 第二章 《人民日报》对农业生产责任制争论风波的关注和参与 |
| 第一节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民日报》对农业生产中“左”倾路线的批判 |
| 第二节 《人民日报》对中央农业政策的宣传与解读 |
| 第三节 《人民日报》对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进行实地调查和宣传报道 |
| 第三章 《人民日报》在农业生产责任制争论风波中的主要关注点及其态度变化 |
| 第一节 农业生产中的基本核算单位问题 |
| 第二节 专业承包责任制中的雇工问题 |
| 第三节 “双包”责任制的路线问题 |
| 第四章 影响《人民日报》态度变化诸因素的分析 |
| 第一节 中央层面的影响 |
| 第二节 报社总编辑胡绩伟的影响 |
| 第三节 基层舆论的影响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新时期农业综合开发治理的目标、方略与可行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农业综合开发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重要途径 |
| (一) 通过农业综合开发, 奠定了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物质基础 |
| (二) 通过农业综合开发, 改善了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生态环境 |
| (三) 通过农业综合开发, 创造了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科技条件 |
| (四) 通过农业综合开发, 完善了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服务体系 |
| (五) 通过农业综合开发, 调整了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产品结构 |
| (六) 通过农业综合开发, 起到了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保障作用 |
| 二、农业综合开发现代化示范区建设的方略 |
| (一) 农业综合开发现代化示范区建设的宗旨 |
| 1. 旱涝保收。 |
| 2. 高产稳产。 |
| 3. 高质高效。 |
| 4. 增收致富。 |
| 5. 有效供给。 |
| 6. 富民强国。 |
| 7. 持续发展。 |
| (二) 农业综合开发现代化示范区建设的标准 |
| 1. 农田标准化的标准。 |
| 2. 作业机械化的标准。 |
| 3. 技术规范化的标准。 |
| 4. 经营集约化的标准。 |
| 5. 服务社会化的标准。 |
| (三) 农业综合开发现代化示范区建设的要求 |
| 1. 要直接组织领导。 |
| 2. 要加强队伍建设。 |
| 3. 要密切配合协作。 |
| 4. 要坚持项目管理。 |
| 5. 要广开资金渠道。 |
| 6. 要科学规划设计。 |
| 7. 要搞好合理布局。 |
| 8. 要健全服务组织。 |
| 9. 要提高农民素质。 |
| 1 0. 要开展宣传教育。 |
| (四) 农业综合开发现代化示范区建设的措施 |
| 1. 水利化措施。 |
| 2. 机械化措施。 |
| 3. 科学化措施。 |
| 4. 生态化措施。 |
| 5. 产业化措施。 |
| 6. 机制化措施。 |
| 7. 规模化措施。 |
| 8. 高效化措施。 |
| 三、新时期农业综合开发的方略规程 |
| (一) 更新农业综合开发的思想观念 |
| 1. 要认识到农业综合开发的新形势。 |
| 2. 要认识到农业综合开发的新任务。 |
| 3. 要认识到农业综合开发的新使命。 |
| 4. 要认识到农业综合开发的新发展。 |
| (二) 深化农业综合开发的体制改革 |
| 1. 农业综合开发的指导思想。 |
| 2. 农业综合开发的区域范围。 |
| 3. 农业综合开发的项目重点。 |
| 4. 农业综合开发的项目整合。 |
| 5. 农业综合开发的龙头企业。 |
| 6. 农业综合开发的农民组织。 |
| 7. 农业综合开发的资金投入。 |
| (三) 加强农业综合开发的科学管理 |
| 1. 农业综合开发的组织管理科学化。这是指在农业综合开发的组织机构、人员队伍、工作作风等方面管理科学化。 |
| 2.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管理科学化。 |
| 3. 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管理科学化。 |
| 四、坚持农业综合开发综合效益的目标和策略 |
| (一) 农业综合开发, 坚持“综合效益”的必要性 |
| 1. 我国基本国情的需要。 |
| 2. 各级政府职责的需要。 |
| 3. 综合开发宗旨的需要。 |
| (二) 农业综合开发, 坚持“综合效益”的目标 |
| 1. 经济效益的目标。 |
| 2. 社会效益的目标。 |
| 3. 生态效益的目标。 |
| (三) 农业综合开发, 坚持“综合效益”的策略 |
| 1. 坚持经济效益的策略。要使各地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区建成农业现代化示范区, 提高经济效益, 必须采取以下政策措施: |
| 2. 坚持社会效益的策略。 |
| 五、传承发扬农业综合开发的成功经验 |
| (一) 农业综合开发在我国农业发展中的成效 |
| 1. 全国扩展了开发区域, 逐年加大了投资规模。 |
| 2. 提高了农田利用率, 增加了耕地面积。 |
| 3. 加强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了农业基本生产条件。 |
| 4. 加强了生态农业建设, 改善了农业生态环境。 |
| 5. 推广了农业科学技术, 加快了科技兴农步伐。 |
| 6. 调整了农业生产结构, 推动了农村经济发展。 |
| 7. 扩大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促进了“两个根本性转变”。 |
| 8. 完善了农村统分结合经营体制, 健全了社会化服务组织。 |
| 9. 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增强了农业发展后劲。 |
| 1 0. 加快了农村小康建设进程, 促进了城乡经济一体化建设。 |
| 1 1. 实现了农业综合效益, 发挥了示范导向作用。 |
| (二) 农业综合开发在我国农业发展中的经验 |
| 1. 坚持农业综合开发宗旨, 突出重点, 提高效益。 |
| 2. 坚持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管理手段, 择优立项, 连片开发。 |
| 3. 坚持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投入机制, 多方筹集, 集中使用。 |
| 4. 坚持完善农业综合开发的协作体系, 同心同德, 形成合力。 |
| 5. 坚持发挥农民群众主力军作用, 宣传教育, 发动群众。 |
| 6. 坚持科学利用农业资源, 综合治理, 科学布局。 |
| 7. 坚持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 健全机制, 开拓经营。 |
| 8. 坚持农业综合开发科技推广, 形成网络, 提高含量。 |
| 六、农业综合开发的产生、发展、变化历程 |
| (一) 农业综合开发的产生背景原因 |
| 1. 全国人口逐年增加, 耕地面积逐渐减少。 |
| 2. 农业基本生产条件较差,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较低。 |
| 3. 农业生产建设投入缺乏, 农业生产发展后劲不足。 |
| 4. 社会农业产品需求总量逐年增长, 农村提供农业产品的总量连年徘徊不前。 |
| (二) 农业综合开发的客观要求 |
| 1. 为社会提供农业产品的需要。 |
| 2. 保护农业持续发展的需要。 |
| 3. 提高农业综合效益的需要。 |
| (三) 农业综合开发的前进路程 |
| (四) 农业综合开发的方式方法 |
| 1. 农业综合开发的方式。 |
| 2. 农业综合开发的方法。 |
| (五) 农业综合开发的显着成效 |
| 1. 各地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区, 加强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
| 2. 各地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区, 推广了各种先进适用科学技术。 |
| 3. 各地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区, 增强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
| 4. 各地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区, 提高了农民群众收入水平。 |
| 5. 各地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区, 保障了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 |
| 6. 各地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区, 发挥了农业示范导向作用。 |
| 七、拓展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可行性途径的建议 |
| (一)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可行性研究 |
| 1.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可行性研究的内容。 |
| 2.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可行性研究的要求。 |
| 3.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可行性研究的方法。 |
| 4.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评审。 |
| 5.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责任。 |
| (二)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考察评估 |
| 1.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考察评估的范围。 |
| 2.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考察评估的内容。 |
| 3.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考察评估的目的。 |
| 4.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考察评估的意义。 |
| 5.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考察评估的作用。 |
| 6.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考察评估的任务。 |
| 7.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考察评估的要求。 |
| 8.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考察评估的原则。 |
| 9.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考察评估的凭据。 |
| 1 0.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考察评估的层次。 |
| 1 1.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考察评估的程序。 |
| 1 2.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考察评估的方法。 |
| (三)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规划设计 |
| 1.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区域自然地理状况。 |
| 2.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区域确立的指导思想。 |
| 3.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区域的综合治理任务。 |
| 4.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区域投资规模。 |
| 5.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区域通力合作。 |
| 6.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区域项目管理。 |
| (四)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审查批准 |
| 1. 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的报批程序。 |
| 2.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的报批内容。 |
| 3.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的审批界限。 |
| (五)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组织实施 |
| 1. 综合治理工程标准。 |
| 2. 灌溉工程标准。 |
| 3. 排涝工程标准。 |
| 4. 土壤改良标准。 |
| 5. 渍害田、盐碱地、瘠薄地改良标准。 |
| 6. 田间工程标准。 |
| 7. 推广先进农业技术标准。 |
| 8. 农田防护林工程标准。 |
| 9. 农业综合开发成片造林工程建设标准。 |
| 1 0. 农业综合开发草场工程建设标准。 |
| 1 1. 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经营项目工程建设标准。 |
| (六)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检查验收 |
| 1.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检查验收的内容。 |
| 2.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检查验收标准。 |
| 3. 农业综合开发检查验收的权限。 |
| 4.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检查验收的依据。 |
| 5.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检查验收的条件。 |
| 6. 农业综合开发检查验收的资料。 |
| 7.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检查验收的层次。 |
| 8.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检查验收的程序。 |
| 9.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检查验收报告。 |
| 1 0.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检查验收的要求。 |
| 1 1.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检查验收的问题。 |
| 1 2.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检查验收的评比。 |
| (七)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维护管理 |
| 1. 要及时办理移交手续。 |
| 2. 要依法保护开发治理项目。 |
| 3. 要创造以工程养工程的条件。 |
（5）农村留守家庭离散问题治理的公共政策调适研究 ——基于可行能力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一) 留守家庭 |
| (二) 家庭离散 |
| (三) 农村公共政策 |
| 三、国内外研究回顾及评价 |
| (一) 农村留守家庭离散的研究 |
| (二) 农村相关公共政策的研究 |
| (三) 总体评价 |
| 四、研究的思路、方法及创新 |
| (一)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可能的创新 |
| 第一章 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 |
| 一、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 |
| (一) 可行能力的概念界定 |
| (二) 可行能力理论的学术要义 |
| 二、本文的分析框架 |
| (一) 社会正义:可行能力的哲学基础 |
| (二) 社会安排:可行能力的制度清单 |
| (三) 社会性别:可行能力的性别视角 |
| 三、可行能力理论与研究主题的逻辑关联 |
| 第二章 留守的村庄:田野调查 |
| 一、样本村庄介绍 |
| (一) 五个样本村庄简介 |
| (二) 进入村庄——以桥村为例 |
| 三、样本村庄家庭离散状况 |
| 四、处境劣势:留守家庭离散生活状况 |
| (一) 珍视的生活:留守家庭成员的评价性空间 |
| (二) 处境劣势:留守家庭成员的生活状况素描 |
| 五、不自由的选择:留守家庭的能力贫困 |
| 第三章 何为社会正义:留守家庭离散治理政策的价值反思 |
| 一、功利主义的正义:乡村衰落下的留守家庭离散 |
| (一) 功利主义与我国农村政策话语体系 |
| (二) 分配中的不平等:难以计算的团聚需求 |
| (三) “幸福的奴隶”:经济增收与家庭离散的悖论 |
| (四) 主体性困境:“物的新农村”与乡村衰落 |
| 二、罗尔斯的正义:“隔靴搔痒”的政策应对 |
| (一) 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与相关农村政策 |
| (二) 机会均等下的家庭安居能力贫困 |
| (三) 补差原则下的能力帮扶困境 |
| 三、森的正义:能力进入家庭离散治理政策的视角 |
| 第四章 何种社会安排:留守家庭离散的工具性自由负面清单 |
| 一、政治自由:政治参与的边缘人 |
| 二、经济条件:经济机会的剥夺 |
| (一) 户籍制度下的劳动力迁徙不自由 |
| (二) 土地制度下的“离土不离乡” |
| 三、社会机会:家庭团聚的机会排斥 |
| (一) 教育机会的城乡距离 |
| (二) “因病致贫”的恐慌 |
| (三) 养老保障的忧虑 |
| 四、透明性担保:难以安放的民主论坛 |
| (一) 不真实的信息:“被抹平的数据” |
| (二) 政府与留守家庭:浮躁的关系纽带 |
| (三) 非政府组织:蜻蜓点水式参与 |
| 五、防护性保障:社会安全网缺失 |
| (一) 痛苦上达的信息渠道在哪里? |
| (二) 扶贫政策的内容是什么 |
| (三) 躲避危机的安全阀在谁手中? |
| 第五章 何种性别政策建构:留守家庭离散中的差异性主体地位 |
| 一、分工歧视:家庭发展政策中的男性优先 |
| (一) 被束缚在家庭中的人 |
| (二) 被拒绝行动的人 |
| 二、能力剥夺:公共政策中的性别中立 |
| (一) 支持不足:村民自治政策下的性别盲视 |
| (二) 机会剥夺:农村教育政策下的性别排斥 |
| 第六章 可行能力建设:治理农村留守家庭离散问题的公共政策调适方案 |
| 一、公共政策调适的价值取向:以实现实质自由为核心 |
| (一) 围绕“人的新农村”建设,推动乡村复兴 |
| (二) 倡导平等的性别观念,发挥留守妇女乡村发展的主体地位 |
| (三) 在“权利维护”和“能力提升”中扩展留守家庭的发展自由 |
| 二、公共政策调适的制度安排:以推进“赋能”为主旨 |
| (一) 保障留守家庭的政治自由,畅通利益表达渠道 |
| (二) 提倡经济自由,保障留守家庭就业机会和权益 |
| (三) 创造平等的社会机会,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 (四) 增强信息公开,推动政府、企业、社会、农民共同参与 |
| (五) 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网,为留守家庭城镇化设置安全阀 |
| 总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6）谁能够成为市民？ ——农业转移人口选择性市民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问题意识 开放社会中的流动差异与流动不平等 |
| (三) 研究意义 |
| 二、理解乡-城流动性:文献回顾与市民化研究的再出发 |
| (一) 国外市民化的相关研究 |
| (二) 国内市民化的相关研究 |
| (三) 对已有研究的评价及反思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一) 农业转移人口 |
| (二) 市民化 |
| (三) 选择性市民化 |
| 四、理论视角与研究设计 |
| (一) 理论视角 |
| (二) 研究框架 |
| (三)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从封闭到开放:选择性市民化的历史嬗变 |
| 一、重释“市民”:现代化语境中的激进建构 |
| (一) “农民”与“市民”的身份分化 |
| (二) 被优势化的“市民”和“城市” |
| (三) 被问题化的“农民”和“农村” |
| 二、封闭型选择:中心化运作的市民化进程(1949-1999) |
| (一) 建国恢复时期农业人口的低速转移(1949-1957年) |
| (二) 国家工业化时期农业人口的不稳定转移(1958-1977年) |
| (三) 经济转型初期农业人口的快速转移(1978-1999) |
| 三、开放型选择:地方化运作的市民化进程(2000年以来) |
| (一) 地方化的市民身份 |
| (二) 地方边界的选择性开放 |
| (三) 选择性招募与新身份序列的地方再造 |
| 第三章 当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基本类型 |
| 一、离土离乡?多重转型背景下的市民化选择 |
| (一) 农业转型、土地流转与生计分化 |
| (二) 经济转型与乡-城人口流动 |
| (三) 个体化转型与依附关系变更 |
| 二、农业转移人口的类型划分 |
| (一) 回到事实陈述:市民化的内在多元 |
| (二) 市民化类型划分的基本维度与依据 |
| (三) 弥合“结构”与“行动”的类型重构 |
| 三、城市化道路的选择与市民化进程 |
| (一) 异地导入模式——进城农民工市民化 |
| (二) 城市开发模式——失地农民市民化 |
| (三) 就地转移模式——居村农民市民化 |
| 第四章 进城农民工的选择性市民化 |
| 一、“农民进城”:结构化的资源差异与机会不均 |
| (一) 制度选择下的权利资源分配 |
| (二) 市场选择下的经济机会获得 |
| (三) 社会选择下的城市融入机会 |
| 二、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表现及其主体选择 |
| (一) 进城农民工的基本群体特征 |
| (二) 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表现 |
| (三) 进城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与选择偏好 |
| 三、进城农民工市民化的分化与社会后果 |
| (一) 不稳定阶层的出现 |
| (二)市民化的组合限制 |
| (三) 漂浮悬置的市民化 |
| 第五章 城郊失地农民的选择性市民化 |
| 一、“农民上楼”:结构化的资源差异与机会不均 |
| (一) 制度选择下的土地征收 |
| (二) 市场选择下的“区位饭” |
| (三) 社会选择下的集体退出 |
| 二、城郊失地农民的市民化表现及其主体选择 |
| (一) 城郊失地农民的基本群体特征 |
| (二) 城郊失地农民的市民化表现 |
| (三) 城郊失地农民的市民化意愿与选择偏好 |
| 三、城郊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分化与社会后果一 |
| (一) 强势力量催生的城市底层 |
| (二) 经济个体化与权利集体化的碰撞 |
| (三) 被剥夺感与衰退的政策信任 |
| 第六章 居村农民的选择性市民化 |
| 一、“农民再造”:结构化的资源差异与机会不均一 |
| (一) 制度选择下的农村城镇化 |
| (二) 市场选择下的农村工业化 |
| (三) 社会选择下的村落大转型 |
| 二、居村农民的市民化表现及其主体选择 |
| (一) 居村农民的基本群体特征 |
| (二) 居村农民的市民化表现 |
| (三) 居村农民的市民化意愿与选择偏好 |
| 三、居村农民市民化的分化与社会后果 |
| (一) 农村社会分化与新社会阶级的产生 |
| (二) 被抑阻的市民化:规模与效率难题 |
| (三) 乡村性溃败与“新乡村性”出现的并存 |
| 第七章 谁能够成为市民?比较视野中的市民化及其未来 |
| 一、不同类型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分化 |
| (一) 多重选择下社会流动的群体差异 |
| (二) 社会流动性获得的群体比较 |
| 二、不同类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选择性 |
| (一) 进城农民工市民化的选择性特征 |
| (二) 城郊失地农民市民化的选择性特征 |
| (三) 居村农民市民化的选择性特征 |
| 三、不同类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及未来走向 |
| (一)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差异影响 |
| (二)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差异走向 |
| 第八章 总结与讨论 |
| 一、本研究的主要结论 |
| (一) 选择性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
| (二) 市民化进程中的流动分化与流动不平等 |
| (三) 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
| 二、回应复杂的乡-城流动性:对市民化的若干反思 |
| (一)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国际经验 |
| (二)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理论反思 |
| (三) “市民化”的持续争议 |
| 三、未尽的探索 |
| (一) 市民化的系统观 |
| (二) 市民化是唯一的发展叙事吗? |
| (三) 本研究的不足与后续研究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调查问卷 |
| 附录二: 实地调查的村/社区名称及基本情况 |
| 附录三: 访谈大纲 |
| 博士期间的论文发表 |
| 后记 |
（7）石河子垦区农业开发与绿洲生态演变研究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评述 |
| 1.3.1 绿洲与绿洲农业研究 |
| 1.3.2 农业开发与绿洲生态环境的关系研究 |
| 1.3.3 玛纳斯河流域农业开发与生态环境的研究 |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内容 |
| 1.6 论文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研究 |
| 2.1 系统论 |
| 2.2 农业生态学 |
| 2.3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理论 |
| 2.3.1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
| 2.3.2 生态系统服务的分类 |
| 2.3.3 生态系统服务的特性 |
| 2.3.4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构成 |
| 2.3.5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评估 |
| 2.4 公共物品、外部性和市场失灵 |
| 2.4.1 公共物品 |
| 2.4.2 外部性 |
| 2.4.3 市场失灵 |
| 第三章 石河子垦区地理环境与生态系统特征 |
| 3.1 石河子垦区地形地貌特征 |
| 3.2 石河子垦区水资源特征 |
| 3.3 石河子垦区气候条件及特征 |
| 3.4 石河子垦区生物资源概况 |
| 第四章 石河子地区农业开发的历史进程 |
| 4.1 历史时期新疆屯垦及石河子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概况 |
| 4.1.1 汉代—新疆屯垦的肇始 |
| 4.1.2 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疆屯垦的持续 |
| 4.1.3 隋代—新疆屯垦的维持 |
| 4.1.4 唐代—新疆屯垦的兴盛和古石河子地区屯垦的开启 |
| 4.1.5 五代和两宋时期玛纳斯河流域的社会生产形态 |
| 4.1.6 元代屯垦与玛纳斯河流域的农业生产 |
| 4.1.7 明代—新疆屯垦活动的消寂 |
| 4.1.8 清代石河子地区的农业开发 |
| 4.1.9 民国时期石河子地区的农业开发 |
| 4.2 建国后石河子垦区农业开发 |
| 4.2.1 创办军垦农场（1950—1954） |
| 4.2.2 国营农场发展壮大（1955—1966） |
| 4.2.3 停滞徘徊阶段(1967—1975 年)：“文化大革命”中的农业开发 |
| 4.2.4 兵团撤销（1975 年 4 月—1981 年 12 月） |
| 4.2.5 稳步发展时期（1982 年至今）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农业开发与石河子绿洲农业生态系统结构演变 |
| 5.1 石河子垦区绿洲农业开发与水土资源开发利用演变 |
| 5.1.1 石河子垦区绿洲农业开发与耕地的发展演变 |
| 5.1.2 石河子垦区绿洲农业开发与水资源利用演变 |
| 5.2 农业开发与石河子绿洲农业生态系统结构演变 |
| 5.2.1 农业开发与石河子垦区绿洲产业结构演变 |
| 5.2.2 农业开发与石河子垦区绿洲农业产业结构演变 |
| 5.2.3 石河子垦区绿洲种植业生产结构与作物种群结构演变 |
| 5.2.4 石河子垦区畜牧业生产结构与畜群结构演变 |
| 5.2.5 石河子垦区林业生产结构演变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石河子垦区绿洲农业开发的生态效应 |
| 6.1 石河子垦区农业开发与绿洲生态演变规律 |
| 6.1.1 人工绿洲替代天然绿洲 |
| 6.1.2 人工绿洲替代荒漠、戈壁 |
| 6.1.3 沙漠替代人工绿洲 |
| 6.2 石河子垦区绿洲农业开发的生态效应 |
| 6.2.1 土壤次生盐渍化 |
| 6.2.2 水源过度利用，河流断流，尾闾湖干涸 |
| 6.2.3 野生动植物资源锐减，生物多样性减少 |
| 6.2.4 土地污染 |
| 6.2.5 湿地减少 |
| 6.2.6 水土流失加剧 |
| 6.2.7 草场退化 |
| 6.2.8 森林面积缩小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农业开发与石河子绿洲农业生态系统功能演变 |
| 7.1 石河子垦区农业开发与土地利用变化 |
| 7.2 石河子垦区土地利用程度分析 |
| 7.2.1 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分析 |
| 7.2.2 土地利用结构变动速率分析 |
| 7.2.3 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分析 |
| 7.2.4 土地利用程度变化分析 |
| 7.3 土地利用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关系 |
| 7.4 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的石河子绿洲农业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析 |
| 7.4.1 石河子绿洲农业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计算方法 |
| 7.4.2 石河子绿洲农业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变化 |
| 7.4.3 各单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变化 |
| 7.4.4 敏感性分析 |
| 7.5 石河子绿洲生态经济协调度分析 |
| 7.6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石河子垦区绿洲农业开发布局及保障措施 |
| 8.1 石河子绿洲生态功能变化的影响因素及农业开发方向 |
| 8.2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石河子绿洲农业开发布局 |
| 8.2.1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利用的基本原则 |
| 8.2.2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石河子绿洲农业开发布局 |
| 8.3 石河子绿洲农业开发保障措施 |
| 8.3.1 创新农地制度，改善生态环境 |
| 8.3.2 保障生态用水，维护绿洲生态平衡 |
| 8.3.3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促进资源合理利用 |
| 8.3.4 创新绿洲农业技术体系，提高资源使用效率 |
| 8.3.5 构建绿色 GDP 核算体系，推进资源合理利用 |
| 8.3.6 建立环境税收制度，保护资源合理利用 |
| 8.3.7 协调兵地关系，优化资源配置 |
| 8.4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与今后研究的展望 |
| 9.1 本文研究结论 |
| 9.2 研究的不足与今后的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 导师评阅表 |
（8）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图表目录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言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及评述 |
| 1.3.1 国内研究动态 |
| 1.3.2 国外研究进展 |
| 1.3.3 研究进展述评 |
| 1.4 研究思路、内容及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研究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2章 农业科技资源的界定及理论分析 |
| 2.1 科技资源 |
| 2.2 农业科技资源 |
| 2.2.1 农业科技资源的内涵 |
| 2.2.2 农业科技资源配置 |
| 2.2.3 农业科技资源配置主体 |
| 2.2.4 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 |
| 2.3 农业科技资源配置的理论分析 |
| 2.3.1 系统论 |
| 2.3.2 产权论 |
| 2.3.3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农业科技资源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 |
| 3.1 我国农业科技资源概况 |
| 3.1.1 农业科研机构 |
| 3.1.2 农业科技人员 |
| 3.1.3 农业科技经费 |
| 3.1.4 农业科技基础条件 |
| 3.2 基于时间序列的农业科技资源与农业经济发展关系分析 |
| 3.2.1 研究方法、变量选取和数据处理 |
| 3.2.2 实证分析结果 |
| 3.2.3 结论与建议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农业科研机构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分析 |
| 4.1 农业科研机构科技资源概况 |
| 4.1.1 中国农业科研机构数量 |
| 4.1.2 农业科研机构人员构成 |
| 4.1.3 农业科研机构经费支出情况 |
| 4.1.4 农业科研机构科技着作、论文和专利申请情况 |
| 4.2 分析方法、指标的选取及数据处理 |
| 4.2.1 分析方法 |
| 4.2.2 指标的选取 |
| 4.2.3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4.3 农业科研机构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静态分析 |
| 4.3.1 全国农业科研机构DEA效率的整体分析 |
| 4.3.2 具体省份农业科研机构综合技术效率的分解 |
| 4.3.3 规模报酬阶段分析 |
| 4.4 农业科研机构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动态分析 |
| 4.4.1 农业科研机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历时特征 |
| 4.4.2 农业科研机构全要素生产率的横向比较 |
| 4.4.3 农业科研机构科技资源配置效率评价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农业高等院校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分析 |
| 5.1 农业高等院校的科技资源概况 |
| 5.2 分析方法、指标的选取及数据处理 |
| 5.2.1 分析方法 |
| 5.2.2 指标的选取 |
| 5.2.3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5.3 不同类型高等院校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分析 |
| 5.3.1 不同类型高校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历时变化 |
| 5.3.2 不同类型高等院校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比较 |
| 5.4 具体农林高校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测算及分解 |
| 5.4.1 农林高校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变动的横向比较 |
| 5.4.2 农林高校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历时变化特征 |
| 5.4.3 农林高校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分解 |
| 5.5 具体农林高校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动态变化 |
| 5.5.1 具体农林院校的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历时特征 |
| 5.5.2 两个不同阶段的农林高校科技资源配置效率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不同农业生态区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分析 |
| 6.1 农业生态区划的农业科技资源分析 |
| 6.1.1 农业生态区划的含义 |
| 6.1.2 农业生态区划的农业科技资源分布 |
| 6.2 研究方法、变量选取和数据处理 |
| 6.2.1 研究方法 |
| 6.2.2 变量选取 |
| 6.2.3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6.3 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测度结果分析 |
| 6.3.1 农业科技资源的配置效率分析 |
| 6.3.2 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3.3 结论与政策含义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提升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对策与建议 |
| 7.1 适度引进农业科技资源 |
| 7.1.1 科学选择引进的农业科技资源并适当改造 |
| 7.1.2 注重农业技术引进后消化吸收再创新 |
| 7.2 构建农业科技资源共享的支撑体系 |
| 7.3 农业科技资源产权的优化 |
| 7.3.1 建立产权补偿机制 |
| 7.3.2 构建完整的产权 |
| 7.3.3 产权的适度保护 |
| 7.4 优化农业科技投入机制 |
| 7.5 注重农业科研的区域性 |
| 7.6 加大农业高等院校扶持力度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讨论 |
| 8.1 主要结论 |
| 8.2 讨论 |
| 8.2.1 研究的不足 |
| 8.2.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9）我国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协同的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文献述评 |
| 一、国外研究文献述评 |
| 二、国内研究文献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界定概念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主要内容与创新 |
| 一、研究主要内容 |
| 二、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协同的理论解析 |
| 第一节 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协同的经济思想演变 |
| 一、古典经济学：市场机制调节谷物价格是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协同的基础 |
|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农业现代化是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协同的基本动力 |
| 三、新古典经济学：农业资源有效利用是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协同的核心 |
| 四、新古典综合理论：政府干预是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协同的保障 |
| 五、结论 |
| 第二节 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协同的理论阐释 |
| 一、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协同的内在基础 |
| 二、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协同的根本出路 |
| 三、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协同的条件 |
| 四、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协同的机制 |
| 第二章 决定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的制度变迁 |
| 第一节 粮食生产经营体制的变革 |
| 一、建国初期的土地私有、家庭经营体制 |
| 二、快速推进的合作化运动铲除农村土地私有制 |
| 三、人民公社时期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经营体制 |
| 四、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确立、完善及其缺陷 |
| 第二节 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
| 一、建立与强化粮食统购统销体制 |
| 二、粮食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 |
| 第三节 粮食政策演变 |
| 一、改革以前粮食政策的演变 |
| 二、改革以后粮食政策的演变 |
| 第四节 农业劳动力转移政策演变 |
| 一、改革以前农业劳动力转移从自由到严格控制 |
| 二、改革以后农业劳动力转移政策从限制、引导到促进 |
| 第五节 对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基本评价 |
| 第三章 粮食生产与农民收入关系的历史考证 |
| 第一节 改革以前粮食生产与农民收入关系 |
| 一、1950-1957年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的互相促进 |
| 二、1958-1977年粮食低速增产与农民收入徘徊 |
| 第二节 改革以后粮食生产与农民收入关系的演进 |
| 一、1978-1984年粮食快速增产与农民快速增收：高度一致性 |
| 二、1985-1998年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波动中一致性减弱 |
| 三、1999-2003年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关系恶化 |
| 四、2004-2010年粮食增产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明显下降 |
| 五、结论 |
| 第三节 粮食产量与农民收入的协整关系检验 |
| 一、理论模型与数据选取 |
| 二、粮食产量与农民收入关系的协整分析 |
| 第四章 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协同的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粮食生产效率对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协同的影响 |
| 一、我国粮食生产效率增长分析 |
| 二、技术进步在粮食增产中的作用 |
| 三、粮食生产劳动效率偏低的原因 |
| 第二节 农村生产要素流转对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协同的影响 |
| 一、改革前国家控制着生产要素流转 |
| 二、改革后农村生产要素流转 |
| 三、农村生产要素流转对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协同的影响 |
| 第三节 粮食政策对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协同的影响 |
| 一、农业财政支出对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协同的影响 |
| 二、粮食价格变动对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协同的影响 |
| 三、粮食补贴政策对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协同的影响 |
| 第四节 工业化、城市化对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协同的影响 |
| 一、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工农关系、城乡关系演变 |
| 二、工业化、城市化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影响 |
| 三、工业化、城市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
| 四、主要结论 |
| 第五章 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协同或冲突的制度根源 |
| 第一节 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协同的制度根源 |
| 一、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协同的关键 |
| 二、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协同的制度根源 |
| 第二节 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冲突的症结 |
| 一、传统体制下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冲突的症结 |
|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冲突的症结 |
| 第三节 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难以协同的制度根源 |
| 一、农村改革以前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难以协同的制度根源 |
| 二、农村改革以后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难以协同的制度根源 |
| 第六章 促进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协同的制度创新 |
| 第一节 促进农民分工分业 |
| 一、改造传统生产要素与引入现代生产要素 |
| 二、促进农民分工、分业 |
| 三、改造粮食生产经营组织形式 |
| 第二节 引导城乡间生产要素合理流动 |
| 一、促进农业劳动力顺畅流动 |
| 二、改革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促进耕地合理流转 |
| 三、构建农村金融体系，促进资金回流农村 |
| 第三节 完善粮食政策体系 |
| 一、理顺粮食价格 |
| 二、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
| 三、健全粮食补贴政策 |
| 四、完善财政支农资金的管理机制 |
| 第四节 协调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 |
| 一、协调工业化与城镇化关系的思考 |
| 二、促进城镇化理性发展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10）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10）（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三 史料与方法 |
| 四 论文思路与框架 |
| 第一章 中国合作事业的历史回溯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时期的合作事业 |
| 一 国民政府时期合作事业的发展概况 |
| 二 国民政府时期合作事业的特点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合作运动 |
| 一 毛泽东的合作社理论 |
| 二 刘少奇的合作社理论 |
| 三 1921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作运动 |
| 第二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49-1953) |
| 第一节 先天不足的产儿:自上而下建立供销合作社 |
| 一 自上而下的组导工作 |
| 二 先天不足与后天变异 |
| 第二节 探索之中的业务经营 |
| 一 业务经营概况 |
| 二 业务经营中的两个特点 |
| 三 业务经营中的问题 |
| 第三节 业务经营的中轴线:计划统计制度的奠基 |
| 一 全国总社对计统制度的宏观勾勒 |
| 二 南阳县供销合作社先天计统工作的加强 |
| 第四节 经营效益的晴雨表:财务制度的创立 |
| 一 全国总社有关财务工作的原则性规定 |
| 二 南阳县供销社系统财务管理制度的建立 |
| 第五节 生产救灾与增产节约 |
| 一 生产救灾运动 |
| 二 增产节约运动 |
| 第六节 官办抑或民办 |
| 第三章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541957) |
| 第一节 业务经营范围的相对固定 |
| 一 供销社的三大任务 |
| 二 供应业务分析 |
| 三 收购与推销业务分析 |
| 第二节 领导农村市场 |
| 一 占据农村市场领导地位 |
| 二 领导农村私商的社会主义改造 |
| 三 合理安排农村市场 |
| 四 开放与管理农村自由市场 |
| 第三节 由支持生产救灾到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 一 支持灾区生产自救 |
| 二 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 第四节 年复一年的增产节约运动 |
| 一 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目的和原因 |
| 二 增产节约运动的内容 |
| 第四章 大跃进时期的南阳县农村商业(19581960) |
| 第一节 商业"革新"运动 |
| 一 商业体制的革新 |
| 二 商业技术革新 |
| 第二节 跳出商业圈子大办工业 |
| 一 商办工业兴起的原因 |
| 二 建厂情况概论 |
| 第三节 得不偿失的支持人民公社发展多种经营运动 |
| 一 支持人民公社大办工厂 |
| 二 贻笑大方的副食品大生产运动 |
| 第四节 业务分析:支持工农业大跃进掀起购销狂潮 |
| 一 掀起生产资料供应狂潮 |
| 二 向工农业劳动大军提供各种各样的生活资料和服务 |
| 三 农副产品收购:向农副土特废品"进军" |
| 第五节 评大跃进时期的商业 |
| 一 政治挂帅的消极作用 |
| 二 大购大销的严重后果 |
| 第五章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611965) |
| 第一节 业务经营 |
| 一 商业调整概论 |
| 二 供销社主营的大类商品的购销原则 |
| 三 忙于救灾的1961年 |
| 四 开始恢复的1962年 |
| 五 恢复任务的完成 |
| 第二节 农村私商问题 |
| 一 农村私商问题的由来 |
| 二 由改造到领导 |
| 三 由领导到挤压 |
| 第三节 开放集市贸易 |
| 一 我国农村商业体制回溯 |
| 二 国家有关农村集市贸易的政策规定 |
| 三 南阳县开放农村集市贸易的个案分析 |
| 第四节 饮下大跃进酿造的苦酒 |
| 一 反对商品"走后门"运动 |
| 二 商品"三清"运动 |
| 三 改善经营管理运动 |
| 第五节 大队代购代销点的建立 |
| 一 建立的背景 |
| 二 性质和任务 |
| 三 业务经营及财务管理 |
| 四 代购代销员 |
| 五 领导管理 |
| 第六节 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 一 中央政府有关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方针政策 |
| 二 供销社系统支持农村多种经营的措施 |
| 三 南阳县农村多种经营发展概况 |
| 四 不该消逝的副业"单干" |
|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661976) |
| 第一节 商业系统的文化大革命 |
| 一 "批" |
| 二 "树" |
| 三 "改" |
| 第二节 业务经营分析 |
| 一 服务农业生产 |
| 二 服务农民生活 |
| 第三节 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 一 大力支持社队集体副业的发展 |
| 二 社员家庭副业的尴尬处境 |
| 第四节 农村私商问题 |
| 一 对私指导思想 |
| 二 对私政策 |
| 三 对私商的冲击 |
| 四 南阳县处理私商问题的个案分析 |
| 第五节 集市贸易问题 |
| 第七章 徘徊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76-1978) |
| 第一节 "双学一推"运动 |
| 一 搞好"学、揭、批" |
| 二 做好企业整顿 |
| 三 大树先进典型 |
| 第二节 集市贸易问题 |
| 一 狠批"四人帮"炮制的哈尔套经验 |
| 二 徘徊中的集市贸易政策 |
| 第三节 业务经营分析 |
| 一 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工作 |
| 二 农民生活资料的供应工作 |
| 三 农副土特产品的收购工作 |
| 第四节 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 一 以购促产 |
| 二 抓好商品基地建设 |
| 三 支持社队企业的发展 |
| 四 南阳县农村多种经营发展概况 |
| 第八章 改革开放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79-2010) |
| 第一节 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的改革 |
| 一 改革的背景 |
| 二 改革的内容 |
| 三 评供销合作社的改革 |
| 第二节 业务经营分析 |
| 一 业务经营概览 |
| 二 棉花经营 |
| 三 农资供应 |
| 第三节 官办转民办的尝试 |
| 一 股金风波 |
| 二 领办农村专业合作社 |
| 三 强化为农服务功能 |
| 结语 |
| 一 百年回眸 |
| 二 展望未来 |
| 征引文献 |
| 后记 |
四、对农业几年徘徊的看法（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2]村庄治理中的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 ——以甲山村的历史变迁为线索[D]. 加芬芬. 吉林大学, 2019(02)
- [3]1979-1981年农业生产责任制争论风波中的《人民日报》研究[D]. 王子翔.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4)
- [4]新时期农业综合开发治理的目标、方略与可行性研究[J]. 韩连贵,王岩,王其文,王清,李方旭,张小康,赵建生,董齐,韩铁峰,李九辉,陈贵锋,孙鹏. 经济研究参考, 2018(40)
- [5]农村留守家庭离散问题治理的公共政策调适研究 ——基于可行能力视角[D]. 全芳.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
- [6]谁能够成为市民？ ——农业转移人口选择性市民化研究[D]. 吴越菲.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5)
- [7]石河子垦区农业开发与绿洲生态演变研究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分析[D]. 程钢. 石河子大学, 2013(01)
- [8]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问题研究[D]. 杨传喜. 华中农业大学, 2011(04)
- [9]我国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协同的制度研究[D]. 张淑萍. 中共中央党校, 2011(09)
- [10]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10）[D]. 李建中. 南京大学, 201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