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农业状况调查第一次报告（论文文献综述）
耿仲钟[1]（2018）在《我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效果研究》文中提出自2004年起,国家先后实施了农业“三项补贴”——农作物良种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这三项补贴政策的实施对于促进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推动农业农村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农业农村发展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三项补贴政策效果逐渐钝化。2015年国家在浙、鲁、皖、川、湘五省进行三项补贴改革试点,试点将“三项补贴”三合一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一部分资金用于耕地地力保护（被称之为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另一部分资金用于提升粮食产能（被称之为适度规模经营补贴）,一年试点期满后于2016年开始在全国推开。新政策催生新的问题,有必要对这项农业政策进行深入的研究。本项研究的研究脉络如下:（1）从历史角度梳理我国主要的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发展历程,总结三项补贴改革之后各地实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操作方式;（2）基于政策目标评价其政策效果,包括:评价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对耕地地力、粮食产量、农民收入的影响,评价适度经营规模补贴对粮食产量、农民收入、农业信贷担保的影响;（3）测算该项政策的政策成本以及农户对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回应性;（4）根据WTO规则判断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合规性;（5）提出优化该项补贴政策的建议。本文构建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研究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该项政策,并综合利用宏观统计数据和微观农户调研数据进行了有别于既有研究的一些处理和方法运用,不仅能够有效揭示该项新农业政策的政策效果,而且能够为政府进一步完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该项政策提供思路和依据。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是对原农业“三项补贴”政策的调整与完善。旨在“藏粮于地”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普惠制”的性质仍然没变,但适度规模经营补贴体现了“特惠制”;（2）现有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对农户耕地地力保护行为影响程度并不显著;“政策目标模糊-执行较困难”不利于保护地力保护目标的达成。单独依靠该项补贴资金无法达成地力的提升与保护;（3）相比较而言按确权面积方式补贴对农户收入影响更大,与实际种植面积挂钩补贴方式对产量影响更大,但不管哪种方式当前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标准对粮食产量和农户收入的刺激作用较小,该项补贴能够缩小农户的收入不平等;（4）适度规模经营补贴具有较好的增产增收效应,但是规模经营主体对粮价变动更敏感;（5）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支持信贷担保体系能够增强担保公司的核心实力,有利于撬动更大的信贷资金,刺激银行信贷供给,降低农户融资成本;（6）与原三项补贴的相比,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执行成本得以简化,与其他涉农政策相比,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执行成本不高;农户对两项补贴的期望补贴标准在100-200元/亩,期望补贴与与种植面积相挂钩,农户期望更多农业生产方面的社会化服务;（7）“三项补贴”改革大大释放了黄箱尤其是非特定产品支持的政策空间,未来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与确权面积挂钩能进一步符合WTO规限。
王薇[2]（2015）在《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畜牧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上畜牧养殖数量最大的国家,畜牧业也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目前我国动物疫情防控形势越来越严峻复杂。动物疫病防治工作关系国家食物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关系社会和谐稳定,是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职责,是农村农业工作的重要内容。2012年5月2日,《国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2012-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发布实施。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指导全国动物疫病防治工作的综合性规划,是我国动物疫病防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动物疫病防治工作进入了规划引领、科学防治的新阶段。本论文在此背景下,从政府管理的角度出发,依据《规划》的基本理念,研究影响我国动物疫情政府防控能力的基本要素,对于我国制定合理的防控政策、创新防控组织体系建设、防控技术推广以及促进、社会防控资源整合有着很强的迫切性和现实性。本文在公共管理学、危机管理学、农业推广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视角下,综合运用公共危机管理理论、风险理论、脆弱性分析、动物卫生经济学理论以及系统管理理论对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依据《规划》提出的四个能力建设的基本保障,提出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的四大基础要素：法制规范、组织体制、科技支撑和条件保障。分章对此四大基本要素在我国建设的基本概况、存在的基本问题、问题引发的原因、国外的基本经验及做法以及可能的改进方向和做法进行了综合分析,旨在提升我国政府提高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能力。本文通过理论分析、文献探讨和实证昀方法对动物疫情防控能力建设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与结论。首先,改变观念,建立系统化的动物疫情防控法律体系。其中需要改变观念,从动物卫生安全的高度看待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立法；健全动物防疫组织立法,防止动物疫情防控立法碎片化；树立动物疫情风险意识,健全动物卫生风险评估机制。其次,突破限制,建立开放型的动物疫情防控体制框架。需要从专业性出发设立常规性指挥机构；以任务为中心建立复合式组织结构；以政府为中心的多元主体参与共治。再次,创新科技,构建有机性的动物疫情防控科技支撑。需要做到接轨国际标准,加强科技支撑基础条件建设；抓住核心技术,做好科技支撑沟通平台建设；注重社会需求,完善科技支撑能力评价机制；重视技术应用,科学研究与防控实践相结合。最后重视投入,建立稳定性的动物疫情防控条件保障。需要在条件保障上重心前移,加大和稳定动物疫病防控财政支持；建立多元化的动物疫病防控资金分摊机制；对动物疫病防控重点领域进行合理分派；合理安排重大动物疫情应急资金和物资储备。本文借鉴相关研究成果及通过案例的实地调查和大量的统计数据来进行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研究,可能在两方面具有创新：一是基本研究思路的创新性。文章突破单纯的从畜牧兽医学的角度来探讨动物疫情防控问题,而是从人类社会公共管理的角度来考察人类社会的管理行为如何削弱或消减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的发生的风险。二是计量研究方法具有创新性。本项目采用回归分析对现阶段我国动物疫情防控的基本情况进行实证分析,找出目前影响防控能力的关键性要素,对我国短期内的防控政策的制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张世定[3]（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文化具有从细微处形塑人行为的规范力,其中所蕴含的思想观念、道德品质、价值取向深刻影响着人的日常生活。乡村文化源于乡村社会,历经持久的历史积淀,体现了乡村民众的精神面貌、价值理想与生活方式,尤其是在精神塑造、力量凝聚以及秩序安排方面具有基础性作用。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担负着先进文化引领与乡村文化发展的历史使命。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步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在新的历史进程中,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为指导,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富有成就的实践探索,为当下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中乡村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源。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为了乡村全面发展与繁荣而做出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由于文化所具有的铸魂特质与功用,决定了乡村文化是乡村振兴实现的关键与基础。在这一背景下,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为研究主题,必会在乡村文化建设价值认知的增强、乡村文化建设路径选择的丰富、乡村文化建设研究学术视界的拓展以及乡村文化建设研究历史深度的挖掘等方面产生积极的意义,从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的理论发展、学术研究与现实需要。本文的研究内容,包括绪论与结束语在内,共七个部分。绪论部分,涵括了研究意义、学术回顾、研究重难点与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之处与存在不足;第一章系统阐释了乡村文化的内涵、特征、价值以及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是全文的立论基础;第二章重点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逻辑起点,从历史传统、理论依据与现实背景廓清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出场逻辑;第三章细致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从宏观与微观两个维度展示了这一时期我国乡村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尤其是以L村为调研对象,具象呈现了微观镜像之中的乡村文化建设;第四章全面审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效果,在总结成就的基础上分析了面临的挑战及存在的深层原因,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推进提供思考的维度;第五章构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推进图式,在基本内涵、方法创新、具体路径、经验借鉴以及保障体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结束语部分,笔者立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逻辑,认为乡村文化之魂、乡村文化之体与乡村文化之基是新时代乡村振兴过程中乡村文化建设的核心之义。立足改革开放以来的宏大逻辑,构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中乡村文化建设的整体化图式是本文研究的落脚点。笔者通过系统研究发现,由于乡村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间存在着紧密的逻辑耦合关系,新时代进行乡村文化建设就显得十分必要。具体来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振兴中的文化建设,在主要内容上,要聚焦于乡村思想道德建设的深化、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乡村公共文化生活的丰富;在方法论上,从学科交叉的多维视界出发,需要汲取发展经济学、产业经济学、文化经济学理论资源进行乡村物质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也要吸收公共管理学与法学理论资源进行乡村制度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还要借鉴政治心理学、教育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理论资源进行乡村精神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在建设路径上,乡村主流价值建构、乡村文化自信增强、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乡村非物质文化传承、乡村教育结构优化与乡村现代文化重塑等构成了基本谱系;在经验借鉴上,传统中国、近代中国以及国外乡村文化建设能够给我们提供经验借鉴;在保障体系上,明确乡村经济是乡村文化建设的物质基础、乡村政治是乡村文化建设的制度保障、乡村民众是乡村文化建设的社会条件,旨在通过调动乡村社会各要素来确保实践的顺利推进。此外,乡村文化建设推进的最关键之处在于“魂、体、基”的整体性构建,也就是乡村主流价值是文化之魂、乡村民众是文化之体、乡村优秀传统是文化之基。方法是认知事物的桥梁,也是抓住事物本质的基本途径。为了增强研究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本文在研究方法选择上,基于基础理论、历史逻辑与现实问题相融通,把历史思考与现实需求相结合,借用了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希冀从整体上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进行系统研究。本文主要采取的研究方法有:历史文献法、比较研究法、调查研究法、文本分析法、学科交叉法,通过综合运用不同研究方法,廓清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内在逻辑,为研究过程的严谨性、研究结论的科学性、研究指向的针对性提供了有效保障。关于本文的创新,笔者谋求在四个方面有所突破,即在研究视角上,借助长时段历史视野,对原有研究场域的拓展与研究视界的转换,打破了城市视角支配下所持有的乡村文化建设必须按照城市文化范本改造乡村文化的误区,从乡村社会内在逻辑来重建乡村文化秩序与乡村生活方式;在研究内容上,将宏大叙事与微观探查相结合,从理论创新、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等方面全方位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逻辑,并以L村为对象进行了具象考查;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为基础,吸收了历史文献法、比较研究法、调查研究法、学科交叉法等方法;在研究结论上,从乡村文化建设的方法论、主要内容、保障体系、经验借鉴等多方面着手,旨在构建起一个整体化图式,进而谋求乡村文化的“魂、体、基”建设。总之,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回应社会现实问题。当下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面临着诸多挑战,回顾历史、汲取经验、反思不足、服务当下,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宏大历史为基础,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与乡村问题的高效解决提供文化之维,这是本文研究的初心。
刘晓永[4]（2018）在《中国农业生产中的养分平衡与需求研究》文中认为中国化肥消费量大、有机肥资源丰富,但有机肥养分资源数量和还田量以及农田养分的输入、输出时空分布特征尚不明确,各地区农业生产中养分需求和供给不清楚,严重制约养分资源的合理分配和高效利用以及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区域和国家层面上农田养分投入/产出和平衡以及农业生产对养分的需求,把握不同区域养分资源与利用特点,可为养分资源的科学管理和分配提供战略性对策和依据。本研究采用统计数据和文献资料等,研究了19802016年中国秸秆、粪尿等有机肥养分的数量、区域分布和还田量,分析了农田养分投入/产出平衡的时空变化特征和规律,估算了2016年全面平衡施肥场景下我国农业生产的养分需求以及化肥需求和供给差。主要结果如下:1)依据作物产量、草谷比、秸秆还田率和秸秆养分含量,计算不同年代各省秸秆和氮磷钾养分量及其还田利用。结果表明,与1980s相比,2010s全国秸秆及其NPK量（N+P+K）分别增长85.77%和104.00%,2010s年均分别为90585.89×104和2502.11×104 t,西北诸省、西藏和黑龙江省增幅明显,华北、长江中下游地区、四川盆地以及黑龙江省秸秆及其养分资源占全国2/3以上。与1980s相比,2010s全国秸秆NPK还田量增长2倍多,2010s年均为1783.23×104t,还田率为71.27%,其中N 579.14×104 t,P 106.27×104 t和K 1097.87×104 t,还田率分别为60.70%、77.34%和77.83%。华北、长江中下游地区、四川盆地和黑龙江省的秸秆NPK还田量约占全国的70%。2)基于畜禽年末存栏数、年内出栏数、饲养周期、排泄系数和粪、尿养分含量,计算不同年代各省畜禽粪尿量、粪尿养分及其还田利用。结果表明,与1980s相比,2010s全国畜禽粪尿量及其NPK量（N+P+K）分别增长53.35%和62.28%,2010s年均分别为423529.66×104（鲜基）和4095.76×104 t,东北地区增幅最大。畜禽粪尿NPK还田量从1980s年均1132.71×104增加到2010s年均1713.33×104 t,河南、四川、内蒙古、山东、河北、湖南、新疆、广西、云南和安徽的畜禽粪尿NPK还田量约占全国的55.02%59.66%。2010s畜禽粪尿N、P和K年均还田量分别为617.99×104、297.81×104和797.53×104 t,还田率分别为30.58%、70.75%和48.22%。3)我国有机肥NPK（N+P+K）资源量持续增加,2010s年均达到7797.41×104 t,比1980s增加67.11%,东北地区增幅最大,河南、山东、四川、河北、湖南、内蒙古、湖北、云南、江苏和安徽有机肥NPK资源量约占全国的55.21%57.33%。2010s有机肥N、P和K年均还田量分别为1332.69×104、437.97×104和1929.30×104 t,还田率分别为35.00%、61.91%和58.78%。河南、山东、四川、河北、内蒙古、湖南、安徽、江苏、湖北和广东的有机肥NPK还田量约占全国的55.72%60.82%。4)基于作物产量,单位经济产量吸收养分量和秸秆还田养分量,估算了不同年代各省作物生产中养分移走量。结果表明,与1980s相比,2010s全国农田氮磷钾养分移走量（N+P2O5+K2O）增长75.33%,其中N、P2O5和K2O分别增长67.03%、82.59%和84.81%,西北地区增幅最大,2010s年均移走量为3086.90×104 t,其中N 1497.07×104 t,P2O5 621.23×104 t,K2O 968.60×104t,河南、黑龙江、河北、江苏、四川、吉林、安徽、湖北、湖南和广东的农田养分移走量约占全国的55.66%59.75%。5)通过计算养分的投入（化肥、有机肥）和产出（作物移走量）,得出不同年代各省养分表观平衡和偏平衡（PNB,养分移走量/投入量）。结果表明,与1980s相比,2010s全国氮磷钾养分盈余量（N+P2O5+K2O）增长208.23%,东北地区增幅最大,河南、山东、四川、湖北、河北、广西、广东、安徽、湖南、江苏和云南的盈余量占全国的56.23%64.33%。2010s盈余5284.42×104 t,其中N、P2O5和K2O分别盈余2220.36×104 t、2002.27×104 t和1061.79×104t。1980s到2010s PNB逐渐下降,2010s PNB-N介于0.130.87,东北、华北和长江中下游多数省份高于0.37;PNB-P2O5介于0.060.41,东北高于0.26,华北和长江中下游多数省份介于0.190.29,其他省份低于0.20;PNB-K2O介于0.020.85,东北和华北大多数省份高于0.53,其他多数省份介于0.30.6。6)按2016年农作物、林地、草地、水产养殖面积和平衡施肥量,全面平衡施肥场景下全国氮磷钾养分（N+P2O5+K2O）的需求量为8441.80×104 t,其中N 3758.13×104 t、P2O5 2035.96×104t和K2O 2647.71×104 t。粮食作物养分需求量约占全国的41.53%,其次蔬菜/瓜果占21.09%。长江中下游和华北地区的养分需求较大,河南、四川、山东、湖南、广西、河北、云南、湖北、内蒙古和江苏的养分需求量占全国的52.96%。全国化肥消费与需求差为744.52×104 t,其中N亏缺120.61×104 t,P2O5过量474.78×104 t,K2O过量390.35×104 t,华北地区过量最多,特别是河南、山东、河北过量较多,而西北和西南地区的多数省份化肥投入不足。
舒凯彤[5]（2019）在《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模式与路径选择》文中认为农村金融是农村经济的核心,完善合理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是保障农村经济稳定发展、持续增长的基本保障,是国家整体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经济战略制定的重要基础。如何构建起适应我国国情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就必须找到与之相匹配的发展模式与路径。农村金融发展模式是指在不同的经济社会环境、不同的发展条件和背景下,农村金融的供给方、需求方以及国家层面以制度的形式做出相应的安排和调整,依据不同的金融发展方法配置信贷资金,以形成功能完备的农村金融市场和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最终形成推动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相对稳定的模式。在不断的摸索与探究中,我国的农村金融已经走过了40年的发展历程,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是,无论是在农村金融自身的发展模式还是在改革的过程中仍存在着许多问题。这里边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原因,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找到符合我国农村实际的发展道路,是农村金融改革的当务之急。通过对中国现行农村金融发展状况的调查和分析,发现目前的农村金融发展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经济变化的需要,不仅没有更好的解决“三农”问题,反而束缚了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主要表现为:农村金融市场体系仍不够健全,农村金融需求结构变迁导致供需结构出现的新的失衡,金融抑制现象长期并且目前仍然存在;从需求角度而言,农户自身的天然特性使其缺少高质量的资产和抵押品大大降低了其农村信贷资源的可获得性,农村金融市场容量扩张与金融基础支撑体系薄弱的矛盾仍然突出;而从供给角度讲,农村金融市场中信贷的供给主要依靠政府政策指导及行政手段进行推动,同时也缺少相应的农业保险体系和风险分担机制为农村金融机构在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保驾护航。因此其承担缓解农村借贷资金紧张状况的能力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同时自身在风险管理等方面集聚了不少问题;完整的风险防控体系并未建立,不论是从普及范围还是普及质量上来看都是不达标的,作为农业生产不可或缺的环节,理应肩负起更重要的责任。为了厘清这些问题,有必要对我国农村发展的历程进行系统的梳理。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政府主导模式（1978-1996年）、“三位一体”模式（1997-2004年）、商业化主导模式（2005-现在）。区别不同模式的关键在于满足金融需求的供给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所采取的主要手段,即如何平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农村金融发展模式可以分为信用主体模式、资产抵押模式和合作金融模式。将研究视角聚焦在金融交易层面,探讨何种金融模式能在最大程度上满足资金供需双方的需要。金融的最核心功能是资金的融通,引导资金流动到价值最大化的领域,价值不应仅仅包含经济价值,还应充分考虑到社会价值、环境价值等方面。而且因为我国的现实情况,农村金融还被赋予了更多重要的责任。不仅仅要促进农业发展、农村进步、农民致富,还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环境保护和社会公平,使农民生活的更有尊严。现阶段,农户和资金供给方就好比站在河的两岸远远相望,金融则是将二者连接起来的桥梁,实现农村信贷资金供需的平衡。可以看到,我国农村金融市场机制尚未建立,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的变化,市场功能还不健全。究其产生的深层原因,可以归结为农村金融模式变迁的目标设定不明晰、农村金融模式创新的主体动力不足、农村金融模式演进的路径偏差。这些问题的最直接表现就是,农村金融信贷供需主体的失衡,形成了事实上的金融抑制。通过对我国农村信贷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农业生产总值和农村居民纯收入与农村信贷差额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即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农民纯收入越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越高,农村资金流出现象越严重;而国家财政支农力度和农村固定投入对优化农村信贷配给起到显著的正向作用,对信贷流出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从资金供给上促进农村信贷配给效率的提高,即对农村金融市场的投入不断强化了农村金融体系的建设和农村金融市场功能的完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信贷抑制问题。以上结论为我国农村金融模式的选择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政府力量的干预能够促进信贷配置的优化,在一定程度上健全和完善了农村金融市场。但仅仅依靠政府的强制性行政手段从根本上扭曲了金融市场运行的一般规律,弱化了市场机制在农村地区资金配置的作用,加剧了农村信贷市场的调节失灵。因此,将“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结合起来,以市场自发的力量对农村资金的流动进行调节,将是农村金融发展模式的必然选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了更好地推进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可以借鉴国外已经成功的有益经验,美国波特切斯特乡村银行模式、孟加拉“格莱珉”模式和印度地区农村银行模式都有值得学习取经的地方。此外,互联网金融、农业供应链金融和新型合作金融模式等新兴金融理论也为我国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提供了新的可能,互联网金融与生俱来的高效便利,农业供应链金融所特有的风险把控作用,新型合作金融模式得天独厚的信息优势和较低的监督成本,都是我国农村金融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诚然,改革不会是一蹴而就的,必将经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农村金融模式的路径选择应主要从以下三个大方面着手:一是健全完备的农村金融体系,二是优化提升农村金融市场功能,三是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的基础支撑。例如大力发展土地未来收益权抵押贷、对低息和贴息涉农贷款进行财政补助、加快农村信用体系的建设等;农村金融机构应充分利用现有的政策优势,立足自身优势领域积极拓展农村市场。商业银行农村分行应当构建适应农村市场的运营体系,农村信用社则应致力于建立商业化的现代金融模式,村镇银行的未来是走出差别化的“社区银行”道路,新型规模经营主体将作为三者的有益补充;保险公司应该将眼光放的长远些,看到农业保险的巨大潜力和增长空间,寻求在政府的支持下稳步推进农业保险业务。农村联保互助小组、商业保险公司、农业再保险公司和保监会将共同构成我国的立体化农业保险体系,把政府和市场的力量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推动农业保险发展的合力。不可否认,目前我国的农村金融体制存在诸多的问题和不合理的地方,但正是因为有不足才有进步的可能。在深入推进农村金融市场化的基础上,以政策完善为改革铺平道路,以农村金融机构为改革主力军,以农业保险体系为改革保驾护航,“三农”问题必将迎刃而解,实现农村发展、农业繁荣、农民富足的愿景,早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胡振通[6]（2016）在《中国草原生态补偿机制 ——基于内蒙甘肃两省(区)的实证研究》文中指出草原占到中国国土总面积的40%以上,是中国面积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草原具备生产生态双重属性,如何实现草原生态保护和促进牧民增收相结合是草原牧区可持续发展的重点和难点。为了促进草原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确立了牧区发展实行“生产生态有机结合、生态优先”的基本方针,从2011年开始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是目前中国最重要的草原生态补偿机制。在世界范围内,生态补偿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森林和流域,关于草原生态补偿的研究文献非常少,而中国的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在2011年之后才有了一定的发展,但研究还很不完善,既没有形成成熟的分析框架,也缺少对核心问题的深入分析。本研究基于内蒙甘肃两省（区）四个纯牧业旗县的三次实地调研,累计调查牧户795户,对中国的草原生态补偿机制进行系统研究,以期完善中国的草原生态补偿制度。本研究首先系统地梳理了生态补偿机制的分析框架,在综述草原生态补偿现有研究基础上,提出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的分析框架,然后以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为基础,以草畜平衡、禁牧两种活动类型为研究对象,深入研究草原生态补偿的基线、标准的估算、标准的差别化、条件性、后评估等核心问题。通过草畜平衡奖励的基线、标准的估算、标准的差别化研究发现：草场面积是影响牧户是否超载和超载程度的重要因素,中小牧户是草原超载的主体；草畜平衡奖励存在严重的减畜和补偿的不对等关系,预期能够实现的减畜比例仅为8.3%；草畜平衡奖励标准需要差别化,核心在于瞄准草原超载的主体,将超载程度纳入考虑因素。通过禁牧补助标准的估算、标准的差别化等研究发现：基于机会成本法估算的禁牧补助标准的平均值为8.21元/亩,比实际标准的平均值（5.92元/亩）高2.29元／亩；禁牧补助标准需要差别化,应该综合考虑机会成本、生态重要性等因素,其中草地生产力是核心考虑因素；禁牧草场的选择需要综合考虑草场的生态属性和牧户的自愿性；在全禁牧类型中,有必要制定差别化的禁牧规定；禁牧政策需要谨慎处理,放缓禁牧速度。通过草原生态补偿的条件性研究发现：草原生态补偿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满足条件性,呈现出弱监管的特性,造成弱监管的根源在于草原生态补偿标准偏低、违约成本太低和实际监管概率偏低。草原生态补偿监督管理权的分配,以村级草管员为主体,以大学生村官草管员为补充是相对合理的选择。通过草原生态补偿的后评估研究发现：草原生态补偿实施以后,草原生态环境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超载过牧的现状没有得到根本的转变,样本调研旗县2011-2014年减畜任务达成比例为42%,减畜任务达成情况一般。平均每户理论收入影响为-8607元,草原生态补偿标准存在偏低,需要在原有基础上提高约35%,平均每户的实际收入影响为16686元,牧民没有严格按照政策要求进行完全的减畜。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偿的政策满意度为57%,不同旗县之间存在差异。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偿的政策满意度越高,并不意味着草原生态补偿的政策设计和执行就越好,政策满意度越高,实际收入影响正向越大,生态效果可能不佳。
邢成举[7]（2014）在《乡村扶贫资源分配中的精英俘获 ——制度、权力与社会结构的视角》文中认为扶贫资源的分配与传递是影响扶贫效果的关键因素,本文从扶贫资源分配与传递中的精英俘获着手,重点讨论了权力、制度和社会结构同乡村社会的扶贫资源分配与传递间的复杂关系。以往关于扶贫资源分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的制度层面,如管理、分配和监督等制度,但是影响扶贫资源在乡村扶贫场域配置的,还有乡村社会内的权力、制度与社会结构等因素。所以本研究是从相对微观的角度,即从乡村社会内的权力结构、制度规定与社会结构出发,展开了精英俘获的研究。精英俘获是精英获取本不属于其自身的公共资源或利益的过程,或者是精英所在的村庄获取与其贫困状况不一致的扶贫资源,这里的精英主要是指担任村干部的村民,同时也指代那些没有担任村干部职务,但是与村干部有着亲密关系的村庄精英人物。从调查情况看,精英俘获的主要表现是：一,较为富裕的村庄获得了大量的扶贫资源,而真正贫困和边缘的村庄却只能获得较少的扶贫资源；二,富裕的村民以及村干部能够从扶贫资源中获得更多的利益或者是额外的利益。从制度的角度看,扶贫资源筹集中的地方政府配套制度,压力型体制下的扶贫工作考核制度,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对贫困村的结对帮扶制度,扶贫工程建设的招标与议标制度,扶贫资金的项目化运作制度,不切实际的制度与不合理的制度,都导致扶贫管理中会出现很大的制度漏洞,而这些漏洞为精英俘获提供了空间。从权力的角度看,作为社会资本的权力,作为经济实力的权力,作为乡村治理的权力以及村民参与决策的权力等,都导致权力成为乡村社会内影响扶贫资源分配的关键因素。权力地位越高,能量越大,就能够获得越多的扶贫资源。而从结构的角度看,乡村社会的结构变迁,村庄与乡镇政府的关系结构以及村庄内的家门结构等,都为精英俘获的出现进行了“良好”的铺垫,也消除了精英俘获行动的顾虑。精英俘获导致了扶贫工作内卷化的发生,即扶贫资源的越来越多的投入,却并没有换得贫困人口的相同比例的减少,大量扶贫的资源被精英群体所获得,扶贫工作的正义性与公平性遭受考验和挑战。精英俘获还导致乡村社会内的利益结构固化,这主要表现为精英之间的“结盟”以及普通村民之间的松散交往与互动,精英与普通村民出现了明显的交往分化。与利益结构固化相联系,精英俘获也会导致贫困的再生产,这种再生产主要是贫困代际传递意义上的。精英俘获也导致了执政者合法性的流失,这主要是人们对公共资源为精英个体所俘获的不满引发的。精英俘获也会导致社区公平正义观念的扭曲与异化,这主要是因个别贫困户不遵循村庄规范和国家政策,却获得扶贫资源扶持的状况所引发的。在这种情况下,公平和正义的观念越来越远离村庄的伦理,继而出现的是强者和强权的逻辑。精英俘获现象的出现是国家扶贫资源下乡以及国家权力的时代特征,村庄社会内精英所具备的行动能力、社会结构规制性力量的弱化,以及村民对精英俘获行动的容忍与理解,加上村民受村庄内人情、权力和关系等网络制约而缺乏行动能力等方面因素共同塑造的。在这种塑造中,国家权力既是精英俘获的阻碍性力量,同时也是精英俘获的客观基础；村民的容忍与默许,即是精英俘获的安全保障,也是精英俘获的动力与前提;精英自身对利益的追求,对自身经济与社会地位的不满,对地方政府行动与国家政策运行逻辑的熟知等,则是精英俘获最直接的诱因与动力。基于上面的分析,新阶段的中国扶贫工作必须应对的是来自贫困者所处的各种不利的社会结构的挑战,如信息占有的结构,权力结构与社会关系结构。要改变贫困者所处的不利的结构性位置,才能够打破贫困者难以摆脱贫困的“魔咒”。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可以将新阶段的贫困定义为结构性贫困。结构性贫困,不仅意味着存在对贫困者不利的区域结构与城乡结构,同时也存在中观和微观层次的不利于穷人的结构。扶贫工作要打破对贫困者不利的结构,同时也应保护对其有利的社会结构。国家政策的落实要经历无数的权力结点,尽管国家权力显得很强大,但是失去这些结点,国家政策的落实与国家意志的实现都是相当困难的。由此,国家政策实施的社会基础与权力基础就成为了我们关注的一个焦点。只有获得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与权力基础,国家政策的落实才能够实现较好的结果。精英作为连结国家权力与农民意志的桥梁,其灵活地运用了国家权力的两面性即强大的一面与脆弱的一面。精英利用国家权力强大的一面,建构自己的权威与合法性,而同时也会利用国家权力的脆弱性来俘获利益和资源。国家权力对于地方社会的控制是无法实现面面俱到的,其需要精英对国家权力的认同与转化。国家权力的行使无法脱离地方社会的文化网络、地方性知识体系和社会关系结构,由此国家权力的实践形态其实是国家权力与地方政府、精英和村民等通过密集和复杂的互动而刻画的。
张驰[8]（2020）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子女赡养行为及父母健康福利影响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劳动力持续向城镇和非农部门转移,形成了人类历史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这在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发展的同时,也对农村家庭养老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是,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呈现出“不完整性”特征,即大量农村父母并未随子女迁移至城镇,而是留守在农村地区,这导致赡养主体和客体被迫分离,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子女赡养行为和父母养老质量。二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呈现出“男多女少”的性别差异,这对农村家庭子女“儿主女辅”的传统赡养模式提出了挑战。不难预测,原先儿子承担更多的赡养责任,但在他们外出就业后,家庭赡养负担特别是照料负担会进一步加重,儿子和女儿赡养分工可能发生调整,“儿主女辅”的养老模式也将因此而发生改变。三是,随着现代通讯设施设备在农村地区广泛普及,代际间的通讯联系更加普遍,外出子女对父母的情感关怀不再局限于面对面的交流,子女精神赡养行为也将发生变化,父母的精神生活与健康福利也会受到影响。因此,在农村青壮年人口大幅外流,现代通讯技术快速普及的背景下,研究农村家庭养老支持格局的变化及其影响,不仅有助于系统了解农村家庭养老格局的变迁,深刻认识家庭养老的优势与不足,还能为未来优化家庭和社会两种养老资源配置,缓解农村家庭养老压力,提升农村中老年人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提供科学决策依据。本文在家庭经济学相关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全国代表性微观调查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深入、系统地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子女赡养行为及父母健康福利的影响,重点关注现代通讯技术在农村家庭养老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并提出了优化农村家庭和社会两种养老资源配置的政策建议。具体地,首先从子女赡养行为角度,全面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子女赡养行为的影响,重点关注外出就业子女在养老支持上经济投入和时间投入的调整,以及现代通讯技术快速发展背景下,外出就业子女精神赡养行为的变化;其次,从性别差异视角,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男多女少”特征下,农村传统“儿主女辅”养老模式的变化趋势,即子女赡养行为的性别差异变化趋势;再次,从赡养行为变化影响效果的角度,探讨子女外出就业对父母身心健康的影响,并进一步剖析子女外出就业对父母身心健康的影响机制;最后,基于现代通讯技术快速发展的现实,从外出子女精神赡养行为变化的新视角,分析农村外出子女通讯联系对父母精神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1）农村家庭子女外出就业后的赡养行为发生了明显变化,与非外出子女相比,外出就业子女给父母的经济支持显著增多,但时间投入显著减少,即生活照料和面对面情感交流的时间均减弱,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外出就业子女在履行赡养责任时表现出用金钱投入替代时间投入的特征。（2）农村外出就业子女的精神赡养行为已经发生改变,虽然外出子女与父母面对面情感交流的频率在减少,但采用通讯手段交流的频率显著提升。（3）整体上,农村地区仍保留着“儿主女辅”的传统养老模式,即儿子的养老作用依旧大于女儿,但通过对不同代际子女赡养行为的分析发现,在改革开放后出生的新生代子女中“儿主女辅”模式已经改变,特别是在照料方面,新生代女儿的作用已经超过了新生代儿子。（4）总体上看,农村子女外出就业有利于改善父母身体健康,但对父母精神健康的影响并不明显;进一步对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子女外出就业通过“收入”和“时间分配”两条途径影响父母身心健康:子女外出就业一方面会增强对父母的经济支持,这对父母健康产生积极影响,另一方面使父母承担的劳动负担增加,获得的照料和精神支持减少,这对父母健康产生消极影响。（5）外出就业子女通讯联系能够改善父母精神健康水平,但进一步分析发现,通讯联系对父母精神健康的影响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和年龄差异,对于精神疾病易发的农村女性和60岁以上的老龄群体而言,外出子女通讯联系能改善母亲精神健康,但未能明显改善老龄父母精神健康。这可能与老龄父母对现代通讯技术和设备,尤其是对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接受与使用能力较弱有关,导致了子女通讯联系的效果未得以体现。基于研究结论,本文得出如下政策启示:首先,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大背景下,外出就业子女为父母提供的生活照料减少,这在加重家庭养老照料负担的同时,又对父母健康产生不利影响,需要社会养老提供有效补充。其次,虽然子女经济支持对维持父母精神健康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它并不能完全有效替代子女精神支持的作用,并且在农村中老年人精神健康问题日益凸显的背景下,农村家庭子女和社会养老体系应更加关注并改善农村父母尤其是老龄父母的精神健康状况;最后,现代通讯技术正改变着代际间的情感交流方式,并且采用通讯方式的情感交流能够改善父母的精神健康水平,未来农村养老政策的制定应关注通讯技术变革所引致的农村养老方式变化,并注重年龄因素与智能通讯技术适应能力相关的事实。根据研究启示,本文最终提出三点政策建议:第一,完善农村社会养老公共服务体系,借助社会养老资源弥补家庭养老缺位,提升农村养老质量;第二,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突出子女精神赡养作用,发挥家庭养老独特优势;第三,鼓励企业研发适用于农村老人养老的移动通讯设备及相关产品,增强农村老人对智能通讯技术的适应能力。
欧阳德君[9]（2019）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研究》文中认为贫困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世界难题,复杂而且十分重要。反贫困关系到人心向背、社会稳定和政权稳固,在全世界引起各国的广泛关注和重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拓进取,在反贫困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全世界的反贫困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形成的消除贫困、追求共同富裕的理论,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贫困思想的基础上,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优良传统和借鉴西方反贫困思想的有益内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反贫困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反贫困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理论基础;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优良传统在反贫困理念、反贫困方法等方面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理论渊源;西方的反贫困思想可以从经济学、社会学及综合性等多种理论视角来分析,其有益的内容为我们提供了理论借鉴。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贫困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主要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实践,是对其进行理论总结的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实践历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是经济体制改革作用下大规模缓解贫困。这一时期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促进了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全国的贫困问题得到了大规模地缓解。二是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开发式扶贫。这一时期确立了开发式扶贫方针,反贫困工作更加规范化、制度化,通过实施各种专项反贫困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三是开发扶贫和社会救助两轮驱动反贫困。这一时期在全国范围建立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现了社会救助和开发扶贫的有效衔接,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反贫困事业的发展。四是新时代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脱贫攻坚。这一时期通过建立精准扶贫的工作机制,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在反贫困领域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历史性成就,我国即将实现从整体上消除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每个阶段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既是实践探索的过程,也是理论提升的过程,是理论与实践相互交融的发展过程。从纵向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有一个形成与发展的过程,迄今为止,经历了初步形成、扩展丰富、深化完善、创新发展等发展阶段。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立足中国实际,从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入手,以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反贫困的长期目标,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通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反贫困的成功探索,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扩展丰富。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深化完善。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脱贫攻坚战中取得了决定性进展,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史的新篇章,在反贫困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新时代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创新发展。从横向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强调的是整体视角,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实践的理论总结,注重一般性的理论反思。其主要的理论框架主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必须坚持党对反贫困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方略;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群众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反贫困道路,即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国家、社会和个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承担主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短期目标主要是解决温饱问题、实现小康社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长期目标则是要实现共同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是生产力的根本动力、改革的直接动力、政府主导力、社会的参与力、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等多种力量形成的反贫困强大动力共同作用的过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反贫困的根本保障,中国特色脱贫攻坚制度体系是反贫困的制度保障;中国的反贫困是世界反贫困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世界的反贫困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中国的反贫困也离不开世界,我们的反贫困需要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这些内容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中国特色、实践特色,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实践的不断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必然会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具有科学性、实践性、发展性、人民性、开放性、系统性和国际性等鲜明的特征以及重要的中国价值和世界价值。在中国价值方面,这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当代发展,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实践的理论指南,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权。在世界价值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实践为世界反贫困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这一反贫困实践的理论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为世界反贫困事业总结了中国经验,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梁振华[10]（2014）在《灵验与拯救 ——以一个河南乡村基督教会为例》文中认为本文按照个人-群体-社区的顺序,考察了乡村基督教人神关系的建立、个体与信仰群体的互动以及教会在村落变迁中的位置和角色。陈村教会个案说明,在遗传型信徒有限、自致型基督徒为主体的乡村教会,农民委身基督教之初与信仰本身并无直接相关关系,而是与生命历程中发生的以疾病患难为表征的危机性事件有关。老人、妇女、文化程度低者构成陈村教会统计意义上的绝对多数,以教堂和聚会点为中心的场所成为信徒宗教活动的主要场域。通过聚会、唱诗、祷告、听道、捐献等方式会遇基督教,基督徒逐渐重塑了个体的身份认同,构建了信徒与非信徒之间的信仰边界。然而,绝大多数基督徒受限于有限的读写能力,导致其对基督教历史和教义认知有限,换句话来说,他们的宗教活动呈现“形式大于内容”的特点,其信仰尚属于一种“浅层”信仰,并且具有“灵验与拯救相结合”的特点。基督徒身份只是个体多元身份认同中的一元,他们通过话语表达、宗教活动、塑造偶像魔鬼等方式树立了群体的身份边界。然而,信仰本身并不构成乡村基督徒社会交往的决定因素,他们在构建新的人际关系时,并未形成与亲属、邻里以及其他村民之间的交往隔阂。在乡村社会互助行为衰微的情况下,乡村基督徒以“主内姊妹要互助”的口号发展了一种以聚会点（村庄）为单位的社会互助网络,并拓展了自己的灵性资本。在此,宗教精英与普通信徒出现了分化,宗教精英显著扩大了人际关系网络,并且拥有更多的灵性资本,并深深影响着他们的日常生活,但是对大多数普通基督徒来说这种变化并不特别明显。在乡村公共生活凋敝的背景下,陈村教会通过“以堂带点”的模式发展信徒,逐渐形成了以教务组为核心的宗教权威群体。他们依托自己丰富的宗教知识、能说会唱的口才、乐于奉献的精神强化了自己在信徒中的权威地位。同时,乡村教会依托教堂为实体场所,通过周期性的宗教活动,构建了一种新型的乡村公共空间,形成了一种新的公共文化活动。然而,乡村基督徒不论是精英还是普通信徒,都缺乏参与村庄事务的热情,他们不关注村庄的公共事务,而是热衷于发展新信徒。同时,村干部也不关心村民的信仰生活,并将其简单认为只是某种心灵寄托而已。在村庄空心化的背景下,陈村教会的发展面临诸多挑战,例如信徒外出务工、传道人宗教知识欠缺且无工酬、信徒年龄结构脱节、聚会人数减少、异端邪教争夺门徒、信仰与实践偏离等。其中,基于城乡劳动力流动引起的信徒外出务工的影响最为深远。在经历近三十年的快速发展之后,陈村教会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正在压缩,然而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新出现的社会问题和风险,又为基督教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乡村基督教的未来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基督教为乡民提供了一种跨越村际边界的新的交往方式,其借助复杂的地缘和血缘关系,为成员提供了某种社会支持网络,成为村庄发展、乡土社会秩序的补充。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吸纳和融合,形成了“中国民间基督教”,最终形成乡村基督徒“灵验与拯救”结合的信仰诉求。在离土时代,中国乡村的传统和价值正在解体,乡村文化的再生产面临以经济增长为表征的发展主义的挑战,乡土文化重建成为我们时代的重要议题。
二、中国农业状况调查第一次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农业状况调查第一次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效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问题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4 主要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历史进程及三项补贴改革 |
| 3.1 我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历史进程 |
| 3.2 我国农业“三项补贴”政策实施 |
| 3.3 “三项补贴”改革与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实施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效果分析1:基于地力保护视角 |
| 4.1 补贴对农户耕地地力保护行为的影响——基于微观调研数据 |
| 4.2 补贴对耕地地力的影响——基于自然实验的证据 |
| 4.3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效果的逻辑解释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效果分析2:基于粮食生产与农户收入视角 |
| 5.1 政策效果模拟方法——PMP模型 |
| 5.2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影响粮食产量和农户收入的模拟分析 |
| 5.3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对农户种粮积极性的影响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政策效果分析1:基于粮食生产与农户收入视角 |
| 6.1 基于田野调查的规模经营主体生产经营案例 |
| 6.2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影响粮食产量和农户收入的模拟分析 |
| 6.3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的受益公平性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政策效果分析2:基于信贷担保视角 |
| 7.1 市场失灵与农业信贷担保 |
| 7.2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支持信贷担保政策效应的数理分析 |
| 7.3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支持信贷担保政策效应的案例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成本与回应性分析 |
| 8.1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财政成本 |
| 8.2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执行成本 |
| 8.3 政策的回应性分析:农户的了解、评价与期望 |
| 8.4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合规性分析 |
| 9.1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黄箱空间释放 |
| 9.2 “三项补贴”改革前后政策保护程度变化 |
| 9.3 本章小结 |
| 第十章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优化 |
| 10.1 国外农业支持政策的启示 |
| 10.2 当前我国农业主要国内支持政策 |
| 10.3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的优化安排 |
| 10.4 本章小结 |
| 第十一章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11.1 主要结论 |
| 11.2 政策建议 |
| 11.3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 部分田野调查素材整理 |
| (二) 农业支持政策的国际经验整理 |
| (三) 调研问卷与访谈提纲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2）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危机防控能力研究 |
| 1.2.2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的研究 |
| 1.2.3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研究 |
| 1.2.4 对已有研究的评述 |
| 1.3 研究问题与内容 |
| 1.4 本文研究框架与方法 |
| 第2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公共危机 |
| 2.1.2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 |
| 2.1.3 危机防控能力 |
| 2.1.4 能力建设及其基础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公共危机管理理论 |
| 2.2.2 风险管理与脆弱性研究 |
| 2.2.3 动物卫生经济学 |
| 2.2.4 系统管理理论 |
| 第3章 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能力建设基础及其形成 |
| 3.1 能力基础之一：法制体系建设情况 |
| 3.2 能力基础之二：管理体制建设情况 |
| 3.3 能力基础之三：科技研发支持情况 |
| 3.4 能力基础之四：条件保障建设情况 |
| 3.5 综合能力形成：应急响应实施情况 |
| 第4章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法制体系建设 |
| 4.1 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法制体系建设 |
| 4.1.1 我国动物卫生法律体系建设概况 |
| 4.1.2 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应急管理法规建设情况 |
| 4.2 我国动物疫情应急法制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 |
| 4.2.1 立法文本及内容自身存在的问题 |
| 4.2.2 法律文本与实践工作存在脱节 |
| 4.2.3 应急法律体系的操作性存在欠缺 |
| 4.3 其他国家动物疫情防疫法律体系建设经验借鉴 |
| 4.3.1 美国：1+N系统化动物卫生法律体系 |
| 4.3.2 澳大利亚：风险监控为主的动物疫情防控立法 |
| 4.3.3 加拿大：体系健全覆盖面广的疫情防控立法 |
| 4.3.4 欧盟：规范化、人性化的动物卫生立法体系 |
| 4.4 我国动物疫情防控立法的改进方向 |
| 4.4.1 健全动物防疫组织立法,防止立法碎片零散 |
| 4.4.2 树立动物疫情风险意识,健全风险评估机制 |
| 4.4.3 改变动物疫病防控观念,做好系统规范立法 |
| 第5章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管理体制建设 |
| 5.1 构建应急管理组织体系的理论基础 |
| 5.1.1 应急管理组织结构设计的原则 |
| 5.1.2 公共危机组织结构的特点 |
| 5.2 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管理体制建设现状 |
| 5.3 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管理体制建设的问题及原因 |
| 5.3.1 动物疫情常态应急机构尚未建立 |
| 5.3.2 危机管理指挥联动系统尚且缺乏 |
| 5.3.3 官方组织缺乏与社会力量的整合 |
| 5.3.4 重大动物疫情区域合作机制缺乏 |
| 5.4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管理体系的改进 |
| 5.4.1 专业性、常规性指挥机构的设立 |
| 5.4.2 以任务为中心建立复式组织结构 |
| 5.4.3 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相协调 |
| 第6章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科技支撑体系建设 |
| 6.1 动物疫病公共危机防控科技支撑体系建设现状 |
| 6.1.1 我国动物疫病防控科研机构发展现状 |
| 6.1.2 我国动物疫情防控科技成果研发情况 |
| 6.1.3 我国动物疫情防控科技成果运用情况 |
| 6.2 我国动物疫情防控科技支撑体系建设的问题 |
| 6.2.1 防控科技人力资本待遇较低、队伍不稳 |
| 6.2.2 防控技术研究投资不足、应用水平偏低 |
| 6.2.3 防控科研项目立项及管理处于无序状态 |
| 6.2.4 科技成果鉴定评价机制忽视了实践需求 |
| 6.2.5 科研成果推广缓慢,不能满足社会需求 |
| 6.3 制约科技支撑体系建设的主要因素分析 |
| 6.3.1 缺乏与时俱进的科学劳动价值评价机制 |
| 6.3.2 缺乏全面、完整、连续的经费资助机制 |
| 6.3.3 缺乏国家层面统一的科技管理服务平台 |
| 6.3.4 缺乏科技需求方主导的制度化评价机制 |
| 6.3.5 缺乏与社会转型相适应的成果转化机制 |
| 6.4 我国动物疫情科技支撑体系建设的途径 |
| 6.4.1 优化薪酬结构,尊重科技人才价值 |
| 6.4.2 改善投资机制,加强基础条件建设 |
| 6.4.3 抓住核心技术,做好管理平台建设 |
| 6.4.4 注重社会需求,完善鉴定评价机制 |
| 6.4.5 重视技术应用,科研与防控相结合 |
| 第7章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条件保障建设 |
| 7.1 我国动物疫病财政支持政策概述 |
| 7.1.1 我国动物疫病防控财政支持政策的历史演变 |
| 7.1.2 我国动物疫病防控条件保障基本理念的形成 |
| 7.2 我国动物疫病财政支持存在的问题 |
| 7.2.1 财政支持总量尚显不足 |
| 7.2.2 财政支出结构不够合理 |
| 7.2.3 财政支持的持续性不够 |
| 7.3 我国动物疫病财政支持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7.3.1 财政投入理念存在差距 |
| 7.3.2 财政分摊机制并未健全 |
| 7.3.3 财政支出方式过于单一 |
| 7.4 美国和澳大利亚动物疫病防控财政支持的基本经验 |
| 7.4.1 财政支持总量充足力度较大 |
| 7.4.2 财政支出结构动态均衡变化 |
| 7.4.3 多元主体共同平衡分摊费用 |
| 7.4.4 疫病消灭计划占据较大比重 |
| 7.5 改进我国动物疫病防控条件保障的建议 |
| 7.5.1 加大和稳定动物疫病危机防控财政支持 |
| 7.5.2 建立多元化动物疫病防控资金分摊机制 |
| 7.5.3 对动物疫病防控重点领域进行合理分派 |
| 7.5.4 合理安排动物疫情应急资金和物资储备 |
| 第8章 政府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的应急响应 |
| 8.1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应急响应的理论框架 |
| 8.2 Matlab回归分析理论模型 |
| 8.3 我国动物疫情防控应急响应的实证研究 |
| 8.4 提升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的应急响应的路径选择 |
| 第9章 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改变观念,建立系统化的动物疫情防控法律体系 |
| 9.2 突破限制,建立开放型的动物疫情防控体制框架 |
| 9.3 创新科技,构建有机性的动物疫情防控科技支撑 |
| 9.4 重视投入,建立稳定性的动物疫情防控条件保障 |
| 第10章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10.1 防控能力建设基础的综合性研究 |
| 10.2 防控能力基础条件的精细化研究 |
| 10.3 防控能力建设效果的全面性评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关于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学术回顾 |
| (一)国内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文化建设的研究状况 |
| (二)国外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文化建设的研究状况 |
| 三、研究重点、难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存在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存在不足 |
| 第一章 乡村文化与乡村文化建设 |
| 第一节 乡村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
| 一、乡村文化的内涵 |
| 二、乡村文化的特征 |
| 第二节 乡村文化的价值与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 |
| 一、乡村文化的价值 |
| 二、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 |
| 三、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必然性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逻辑起点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传统 |
| 一、瑞金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开启 |
|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发展 |
| 三、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定位 |
| 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深化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理论依据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的思想基础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的逻辑体系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的科学品质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现实背景 |
| 一、乡村经济基础的优化 |
| 二、乡村基层政治的发展 |
| 三、乡村思想文化的多元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进程 |
| 一、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顶层设计 |
| 二、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发展阶段 |
| 三、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路径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微观镜像——历时性视角下的L村 |
| 一、改革开放后到党的十六大的文化建设(1978-2002) |
| 二、新世纪初期的文化建设(2002-2012) |
| 三、新时代的文化建设(2012 年至今)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效果审视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取得的主要成就 |
| 一、农民思想道德水平不断提高 |
| 二、农民科学文化素质逐步增强 |
| 三、公共文化治理体系初步构建 |
| 四、乡村文化制度建设日渐完善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面临的挑战 |
| 一、乡村文化城市化倾向明显 |
| 二、乡村公共文化发展不充分 |
| 三、多元价值取向普遍存在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面临挑战的原因分析 |
| 一、乡村经济社会变迁的影响 |
| 二、基层政府选择性治理的影响 |
| 三、文化全球化的影响 |
| 第五章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推进图式 |
| 第一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内涵 |
| 一、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特点 |
| 二、乡村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的逻辑耦合 |
| 三、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 |
| 第二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方法论 |
| 一、乡村物质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 |
| 二、乡村制度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 |
| 三、乡村精神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 |
| 第三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具体路径 |
| 一、建构乡村主流价值,培育乡村核心价值观 |
| 二、建立乡村文化自信,增强乡村文化认同 |
| 三、发展乡村公共文化,丰富民众文化选择 |
| 四、传承乡村非物质文化,留存优秀文化基因 |
| 五、优化乡村教育结构,营造乡村文化发展氛围 |
| 六、重塑乡村现代文化,彰显乡村文化时代魅力 |
| 第四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借鉴 |
| 一、传统中国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启示 |
| 二、近代中国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启示 |
| 三、国外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启示 |
| 第五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保障体系 |
| 一、发展乡村经济,夯实乡村文化建设的物质基础 |
| 二、增强政治引领,明晰乡村文化建设的前进方向 |
| 三、重视乡村民众,激活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力量 |
| 结束语: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一个整体性框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L村文化建设情况调查问卷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中国农业生产中的养分平衡与需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表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及目的意义 |
| 1.2 农田养分平衡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国外研究进展 |
| 1.2.2 国内研究进展 |
| 1.3 农田养分平衡研究方法与参数选择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参数选择 |
| 1.4 农业生产中的养分需求 |
| 1.5 研究契机 |
| 1.6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秸秆养分资源及其还田利用 |
| 2.1 材料与方法 |
| 2.1.1 估算方法 |
| 2.1.2 数据来源和参数确定 |
| 2.1.3 数据处理 |
| 2.2 结果与分析 |
| 2.2.1 秸秆及其养分资源时空分布 |
| 2.2.2 秸秆还田 |
| 2.3 讨论 |
| 2.3.1 秸秆资源及其还田利用时空分布 |
| 2.3.2 估算方法和结果与其他研究比较 |
| 2.3.3 秸秆养分的有效性 |
| 2.3.4 对策和建议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畜禽粪尿养分资源及其还田利用 |
| 3.1 材料与方法 |
| 3.1.1 估算方法 |
| 3.1.2 数据来源和参数确定 |
| 3.2 结果与分析 |
| 3.2.1 1980 —2016年畜禽粪尿资源量 |
| 3.2.2 畜禽粪尿资源量时空分布 |
| 3.2.3 1980 —2016年畜禽粪尿养分资源量 |
| 3.2.4 畜禽粪尿养分资源量时空分布 |
| 3.2.5 1980 —2016年畜禽粪尿养分还田量 |
| 3.2.6 畜禽粪尿养分还田量时空分布 |
| 3.3 讨论 |
| 3.3.1 畜禽粪尿及其养分量 |
| 3.3.2 畜禽粪尿养分还田量 |
| 3.3.3 问题及建议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人粪尿养分资源及其还田利用 |
| 4.1 材料与方法 |
| 4.1.1 估算方法 |
| 4.1.2 数据来源和参数确定 |
| 4.1.3 数据处理 |
| 4.2 结果与分析 |
| 4.2.1 1980 —2016年人粪尿及其养分资源量 |
| 4.2.2 人粪尿资源量时空分布 |
| 4.2.3 人粪尿养分量时空分布 |
| 4.2.4 1980 —2016年人粪尿养分还田量 |
| 4.2.5 人粪尿养分还田量时空分布 |
| 4.3 讨论 |
| 4.3.1 中国人粪尿、粪尿养分及其还田量时空变化 |
| 4.3.2 问题及建议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有机肥养分资源及其还田利用 |
| 5.1 材料与方法 |
| 5.1.1 估算方法 |
| 5.1.2 数据来源 |
| 5.1.3 数据处理 |
| 5.2 结果与分析 |
| 5.2.1 1980 —2016年有机肥养分资源量 |
| 5.2.2 有机肥养分资源量时空分布 |
| 5.2.3 1980 —2016年有机肥还田量 |
| 5.2.4 有机肥养分资源量时空分布 |
| 5.3 小结 |
| 第六章 化肥消费量分析 |
| 6.1 材料与方法 |
| 6.1.1 估算方法 |
| 6.1.2 数据来源和参数确定 |
| 6.1.3 数据处理 |
| 6.2 结果与分析 |
| 6.2.1 1980 —2016年化肥消费量 |
| 6.2.2 化肥消费量时空分布 |
| 6.3 讨论 |
| 6.3.1 化肥消费量中复合肥的氮、磷、钾估算方法 |
| 6.3.2 1980 —2016年水稻、小麦、玉米三大作物养分偏生产力 |
| 6.3.3 2016 年不同省份水稻、小麦、玉米三大作物养分偏生产力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农田养分移走量 |
| 7.1 材料与方法 |
| 7.1.1 估算方法 |
| 7.1.2 数据来源和参数确定 |
| 7.1.3 数据处理 |
| 7.2 结果与分析 |
| 7.2.1 1980 —2016年农田养分移走量 |
| 7.2.2 农田养分移走量时空分布 |
| 7.3 讨论 |
| 7.3.1 农作物经济产量养分吸收量时空分布 |
| 7.3.2 对策建议 |
| 7.4 小结 |
| 第八章 中国农田养分平衡 |
| 8.1 材料与方法 |
| 8.1.1 估算方法 |
| 8.1.2 数据来源和参数确定 |
| 8.1.3 数据处理 |
| 8.2 结果与分析 |
| 8.2.1 1980 —2016年农田养分表观平衡及偏平衡 |
| 8.2.2 农田养分平衡时空分布 |
| 8.2.3 养分偏平衡时空分布 |
| 8.3 讨论 |
| 8.3.1 中国农田养分平衡时空分布 |
| 8.3.2 2016 年农田养分平衡 |
| 8.3.3 对策建议 |
| 8.4 小结 |
| 第九章 农业生产中的养分需求 |
| 9.1 材料与方法 |
| 9.1.1 估算方法 |
| 9.1.2 数据来源和参数确定 |
| 9.1.3 数据处理 |
| 9.2 结果与分析 |
| 9.2.1 养分需求 |
| 9.2.2 化肥消费及分布状况 |
| 9.2.3 有机肥养分还田量 |
| 9.2.4 化肥消费与需求差异分析 |
| 9.3 讨论 |
| 9.3.1 养分需求量估算 |
| 9.3.2 有机肥在化肥零增长中的地位 |
| 9.4 小结 |
| 第十章 全文结论与展望 |
| 10.1 主要结论 |
| 10.2 创新点 |
| 10.3 问题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不同地区各种作物的草谷比 |
| 附录2 不同作物秸秆氮磷钾养分含量 |
| 附录3 1990S各省份主要作物秸秆直接还田率 |
| 附录4 1990s各省份主要作物秸秆直接还田率 |
| 附录5 2000S各省份主要作物秸秆直接还田率 |
| 附录6 2010S各省份主要作物秸秆直接还田率 |
| 附录7 1980S各省份主要作物秸秆燃烧还田率 |
| 附录8 1990S各省份主要作物秸秆燃烧还田率 |
| 附录9 2000S各省份主要作物秸秆燃烧还田率 |
| 附录10 2010S各省份主要作物秸秆燃烧还田率 |
| 附录11 主要作物秸秆养分当季释放率 |
| 附录12 不同畜禽的粪、尿日排泄系数及其粪、尿养分含量(鲜基) |
| 附录13 1990S各省份畜禽粪尿还田率 |
| 附录14 2000S各省份畜禽粪尿还田率 |
| 附录15 2010S各省份畜禽粪尿还田率 |
| 附录16 人粪、尿日排泄量及其氮磷钾养分含量(鲜基) |
| 附录17 各种作物单位经济产量所需吸收氮、磷、钾养分的数量 |
| 附录18 各种作物的养分推荐施用量 |
| 附录19 经济林、草地和水产养殖的养分推荐施用量 |
| 附录20 畜禽粪肥养分的当季释放率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5）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模式与路径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的界定 |
| 1.3 主要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创新和不足 |
| 第2章 农村金融发展模式演进的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农村金融发展模式演进的理论基础 |
| 2.1.1 农业信贷补贴理论 |
| 2.1.2 农村金融市场理论 |
| 2.1.3 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 |
| 2.1.4 制度变迁理论 |
| 2.2 关于农村金融发展模式的文献综述 |
| 2.2.1 农村金融改革历程研究 |
| 2.2.2 农村金融发展模式的现状及问题研究 |
| 2.2.3 农村金融对策研究 |
| 第3章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现状及问题分析 |
| 3.1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模式的宏观政策体系 |
| 3.2 中国农村金融市场总体情况 |
| 3.2.1 农村信贷供需状况 |
| 3.2.2 农村金融机构体系发展情况 |
| 3.2.3 农业保险发展情况 |
| 3.2.4 农村金融产品创新情况 |
| 3.2.5 农村基础服务覆盖情况 |
| 3.2.6 融资渠道与融资模式情况 |
| 3.3 中国农村金融模式存在的问题 |
| 3.3.1 农村金融市场机制不健全 |
| 3.3.2 农村金融供需失衡 |
| 3.3.3 农村金融市场功能不完备 |
| 3.4 农村金融发展模式困境的原因探析 |
| 3.4.1 农村金融改革目标设定不明晰 |
| 3.4.2 农村金融改革主体动力不足 |
| 3.4.3 农村金融改革路径偏差 |
| 第4章 中国农村金融宏观发展模式及演变路径 |
| 4.1 中国农村金融宏观发展模式的演进 |
| 4.1.1 政府主导模式(1978-1996 年) |
| 4.1.2 “三位一体”模式(1997—2004 年) |
| 4.1.3 市场化主导模式(2005—现在) |
| 4.2 中国农村金融宏观发展模式演进的主要特征 |
| 4.2.1 农村金融发展模式演进受农村经济改革驱动 |
| 4.2.2 农村金融发展模式演进驱动机制的强制性 |
| 4.2.3 农村金融发展模式变迁具有路径依赖特征 |
| 4.3 中国农村金融宏观发展模式演进环境与趋势 |
| 4.3.1 农村金融宏观发展模式演进面临的经济社会环境 |
| 4.3.2 农村金融宏观发展模式变迁的思路变化 |
| 4.3.3 农村金融宏观发展模式发展方向与路径 |
| 第5章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微观模式及路径 |
| 5.1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微观模式 |
| 5.1.1 信用主体模式 |
| 5.1.2 资产抵押模式 |
| 5.1.3 合作金融模式 |
| 5.2 中国农村金融微观模式的未来发展路径 |
| 5.2.1 供应链金融 |
| 5.2.2 互联网+农村金融 |
| 5.2.3 新型合作金融 |
| 第6章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模式与信贷配给的实证分析 |
| 6.1 农村信贷资金配给的理论分析 |
| 6.1.1 农村信贷资金配给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1.2 农村信贷资金配给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2 农村金融发展模式对信贷资金配给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2.1 变量选取、理论假设和模型构建 |
| 6.2.2 实证分析过程 |
| 6.3 农村金融发展模式对信贷资金配给影响的实证结论 |
| 第7章 农村金融发展模式的国际比较借鉴 |
| 7.1 美国波特切斯特乡村银行模式 |
| 7.2 孟加拉“格莱珉”模式 |
| 7.3 印度地区农村银行模式 |
| 第8章 完善农村金融发展模式的路径选择 |
| 8.1 健全完备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 |
| 8.1.1 优化商业性农村金融机构的供给能力 |
| 8.1.2 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 |
| 8.1.3 促进农村新型金融机构健康良性发展 |
| 8.1.4 发展新型农村合作金融 |
| 8.2 优化提升农村金融市场功能 |
| 8.2.1 围绕土地等抵押物创新 |
| 8.2.2 加快土地经营权等农村资产市场建设 |
| 8.2.3 持续加大涉农贷款的政策扶持力度 |
| 8.3 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的基础支撑 |
| 8.3.1 建立健全完备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体系 |
| 8.3.2 探索有效的农村金融风险分担机制 |
| 8.3.3 加快农村信用体系的建设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6）中国草原生态补偿机制 ——基于内蒙甘肃两省(区)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区域和数据来源 |
| 1.5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2.1 生态补偿和环境服务付费(PES) |
| 2.1.1 环境服务付费(PES)的概念 |
| 2.1.2 生态补偿的概念 |
| 2.1.3 生态补偿与PES的比较 |
| 2.1.4 生态补偿：近十年的快速发展 |
| 2.2 生态补偿机制的分析框架：国内外研究综述 |
| 2.2.1 生态补偿的主体：卖方、买方 |
| 2.2.2 生态补偿的客体：活动类型、环境服务 |
| 2.2.3 生态补偿的标准：核算方法、差别化 |
| 2.2.4 生态补偿的条件性 |
| 2.2.5 生态补偿的效率：基线、额外性、瞄准 |
| 2.2.6 生态补偿和缓减贫困 |
| 2.2.7 评述小结 |
| 2.3 草原生态补偿相关研究综述 |
| 2.3.1 草原生态补偿机制 |
| 2.3.2 超载过牧和草畜平衡 |
| 2.3.3 禁牧 |
| 2.3.4 草原生态补偿的标准 |
| 2.3.5 草原生态补偿的条件性 |
| 2.3.6 草原生态补偿的后评估 |
| 2.3.7 评述小结 |
| 第三章 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的分析框架 |
| 3.1 中国草原生态补偿项目和实施概述 |
| 3.1.1 退牧还草工程 |
| 3.1.2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 |
| 3.2 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的分析框架 |
| 3.2.1 草原生态补偿的主体 |
| 3.2.2 草原生态补偿的客体 |
| 3.2.3 草原生态补偿的基线 |
| 3.2.4 草原生态补偿标准的估算 |
| 3.2.5 草原生态补偿标准的差别化 |
| 3.2.6 草原生态补偿的条件性 |
| 3.2.7 草原生态补偿的后评估 |
| 3.2.8 小结 |
| 第四章 草原生态补偿：超载过牧和草畜平衡奖励 |
| 4.1 草畜平衡奖励的基线：草原超载过牧的牧户异质性研究 |
| 4.1.1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
| 4.1.2 数据来源和描述性统计 |
| 4.1.3 模型选择和估计结果 |
| 4.1.4 小结 |
| 4.2 草畜平衡奖励标准的估算：基于机会成本法的减畜和补偿的对等关系研究 |
| 4.2.1 理论分析框架 |
| 4.2.2 数据来源 |
| 4.2.3 实证分析结果 |
| 4.2.4 进一步地探讨 |
| 4.2.5 小结 |
| 4.3 草畜平衡奖励标准的差别化：基于机会成本的异质性 |
| 4.3.1 内涵辨析 |
| 4.3.2 差别化实施现状 |
| 4.3.3 差别化和依据 |
| 4.3.4 小结 |
| 第五章 草原生态补偿：禁牧和禁牧补助 |
| 5.1 禁牧补助标准的估算：基于机会成本法 |
| 5.1.1 估算方法 |
| 5.1.2 数据来源 |
| 5.1.3 估算结果 |
| 5.1.4 小结 |
| 5.2 禁牧补助标准的差别化：基于机会成本和环境服务的异质性 |
| 5.2.1 内涵辨析 |
| 5.2.2 差别化实施现状 |
| 5.2.3 差别化和依据 |
| 5.2.4 小结 |
| 5.3 禁牧政策实施中的一些关键问题 |
| 5.3.1 研究区域 |
| 5.3.2 禁牧的瞄准：禁牧草场的选择 |
| 5.3.3 禁牧活动类型的创新：禁牧规定的差别化 |
| 5.3.4 禁牧补助的条件性和禁牧监管成本的降低 |
| 5.3.5 禁牧不禁养的适用性 |
| 5.3.6 牧户转产和进城的可行性 |
| 5.3.7 小结 |
| 第六章 草原生态补偿的条件性：监督管理 |
| 6.1 监督管理制度体系 |
| 6.1.1 禁牧和草畜平衡责任书制度 |
| 6.1.2 各级草原行政主管部门监管制度 |
| 6.1.3 草原管护员制度 |
| 6.1.4 社会监督制度 |
| 6.1.5 绩效评价考核制度 |
| 6.2 弱监管下的博弈分析 |
| 6.2.1 草原生态补偿的监督博弈 |
| 6.2.2 弱监管的提出 |
| 6.2.3 弱监管的表现 |
| 6.2.4 弱监管的根源 |
| 6.2.5 草原生态补偿的动态博弈 |
| 6.2.6 小结 |
| 第七章 草原生态补偿的后评估：生态绩效、收入影响和政策满意度 |
| 7.1 评估思路 |
| 7.2 数据来源 |
| 7.3 生态绩效 |
| 7.3.1 草原生态恢复状况 |
| 7.3.2 减畜任务达成情况 |
| 7.4 收入影响 |
| 7.5 政策满意度 |
| 7.6 政策满意度和收入影响的相关关系 |
| 7.6.1 研究假设 |
| 7.6.2 模型建立 |
| 7.6.3 模型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
| 7.6.4 估计结果 |
| 7.7 辨析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
| 7.8 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草原畜牧业术语和统计口径 |
| 附录二 甘肃省天祝县草原生态补偿调查问卷 |
| 附录三 内蒙古草原生态补偿调查问卷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7）乡村扶贫资源分配中的精英俘获 ——制度、权力与社会结构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表格目录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意识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
| 1.3 主要的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雨顺民意”：贫困治理伊始及其战略纵深 |
| 2.1 一段被边缘的贫困治理史 |
| 2.2 改革开放以来的贫困治理 |
| 2.3 扶贫战略纵深及其暗喻 |
| 第三章 “久盼甘霖”：扶贫资源下乡 |
| 3.1 田野调查中的县、乡与村 |
| 3.2 湾镇扶贫工作的掠影 |
| 3.3 扶贫资金进湾村 |
| 第四章 “进贡求雨”：扶贫资源分配与精英俘获 |
| 4.1 扶贫资金的分配格局与结构 |
| 4.2 行业扶贫中的资源配置格局 |
| 4.3 精英俘获的浮现 |
| 4.4 “求雨”与“上供” |
| 第五章 “未雨绸缪”——精英俘获与制度、权力及社会结构 |
| 5.1 制度与精英俘获 |
| 5.2 权力与精英俘获 |
| 5.3 结构与精英俘获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降雨分殊”：精英俘获的政治社会后果 |
| 6.1 作为精英俘获结果的“扶贫工作内卷化” |
| 6.2 作为精英俘获结果的利益结构固化 |
| 6.3 作为精英俘获结果的贫困再生产 |
| 6.4 作为精英俘获结果的执政合法性流失 |
| 6.5 精英俘获与社区公正观念的异化 |
| 第七章 “雨落孰家”：关系与结构视野下的精英俘获 |
| 7.1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精英俘获 |
| 7.2 中央与地方关系下的精英俘获 |
| 7.3 国家与社会关系变革中的精英俘获 |
| 第八章 “雨后沉思”：结论与讨论 |
| 8.1 精英俘获：国家、社会与个体的共塑 |
| 8.2 关于国家政策实施的体会 |
| 8.3 关于贫困生成的理解 |
| 8.4 关于贫困治理的思考 |
| 8.5 关于精英俘获产生基础的重申 |
| 8.6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研究过程概要 |
| 个人简介 |
（8）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子女赡养行为及父母健康福利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农村子女外出就业对其赡养行为的影响研究 |
| 1.2.2 农村家庭子女赡养行为的性别差异研究 |
| 1.2.3 农村子女外出就业对父母健康的影响研究 |
| 1.2.4 评述 |
| 1.3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1.6 可能的创新点与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外出就业劳动力 |
| 2.1.2 农村留守老人 |
| 2.1.3 家庭养老与子女赡养 |
| 2.2 家庭经济学中的相关理论 |
| 2.1.1 家庭中的生产与时间分配 |
| 2.1.2 家庭中的利他主义 |
| 2.1.3 健康资本理论 |
| 2.3 理论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子女赡养行为的影响 |
| 3.1 劳动力转移影响子女赡养行为的理论机制 |
| 3.2 数据、变量与描述性分析 |
| 3.2.1 数据说明 |
| 3.2.2 主要变量及其设定 |
| 3.2.3 外出子女与非外出子女的特征及赡养行为差异的描述性分析 |
| 3.3 实证分析与结果 |
| 3.3.1 计量模型与估计方法 |
| 3.3.2 外出就业子女赡养行为变化:经济支持VS生活照料 |
| 3.3.3 外出就业子女的精神赡养行为 |
| 3.3.4 稳健性检验 |
| (一)样本调整 |
| (二)模型设定调整 |
| (三)倾向得分匹配法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农村家庭子女赡养行为的性别差异 |
| 4.1 研究背景 |
| 4.2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说 |
| 4.2.1 子女赡养行为的性别差异与代际差异 |
| 4.2.2 影响赡养行为性别差异变化的机制分析 |
| 4.3 儿子和女儿的特征及赡养行为差异的描述性分析 |
| 4.4 代际视角下子女赡养行为性别差异的实证分析 |
| 4.4.1 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
| 4.4.2 基础回归结果与分析 |
| 4.4.3 稳健性检验 |
| 4.5 影响赡养行为性别差异的机制分析 |
| 4.5.1 女性地位 |
| 4.5.2 家庭子女数量 |
| 4.5.3 传统性别观念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农村家庭子女外出就业与父母健康 |
| 5.1 农村子女外出就业影响父母健康的理论机制 |
| 5.2 数据说明、变量设定与描述性统计 |
| 5.2.1 数据说明 |
| 5.2.2 主要变量及其设定 |
| 5.2.3 留守父母与非留守父母特征及健康状况的比较分析 |
| 5.3 子女外出就业对父母健康影响的总效应 |
| 5.3.1 计量模型与估计方法 |
| 5.3.2 基础回归结果 |
| 5.3.3 子女外出就业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 5.4 子女外出就业总效应的中介机制:时间与金钱,孰轻孰重? |
| 5.4.1 子女外出就业对父母经济支持和时间分配的影响 |
| 5.4.2 子女经济支持与隔代照料的中介作用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农村外出子女通讯联系对父母精神健康的影响 |
| 6.1 研究背景 |
| 6.2 基于Grossman健康需求模型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模型 |
| 6.2.1 理论分析 |
| 6.2.2 实证模型 |
| 6.3 外出就业子女通讯联系与父母精神健康之间的关系 |
| 6.3.1 数据说明 |
| 6.3.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4 外出就业子女影响父母精神健康的实证结果与讨论 |
| 6.4.1 基础回归 |
| 6.4.2 稳健性检验 |
| (一)精神健康衡量指标调整 |
| (二)通讯联系变量设定调整 |
| (三)内生性的进一步讨论 |
| 6.4.3 外出子女通讯联系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启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启示与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的分析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思想渊源 |
| 一、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反贫困思想 |
| 二、理论渊源: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优良传统 |
| 三、理论借鉴:借鉴西方反贫困思想的有益内容 |
| 第二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实践历程 |
| 一、经济体制改革作用下大规模缓解贫困(1978-1986 年) |
| 二、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开发式扶贫(1986-2007 年) |
| 三、开发扶贫和社会救助两轮驱动反贫困(2007-2012 年) |
| 四、新时代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脱贫攻坚(2012 年- ) |
| 第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初步形成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扩展丰富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深化完善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创新发展 |
| 第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主要框架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基本方略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道路选择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承担主体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发展目标 |
|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实践动力 |
| 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可靠保障 |
| 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国际参与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特征与价值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特征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价值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10）灵验与拯救 ——以一个河南乡村基督教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图表目录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过程 |
| 第二章 记忆中的田野 |
| 2.1 进入田野 |
| 2.2 “我”的角色 |
| 2.3 陈村周边 |
| 2.4 教会历史 |
| 第三章 基督信仰作为疾病治疗的替代方案 |
| 3.1 因病信教：农民信教的直接动机 |
| 3.2 替代治疗：从民间巫医到基督耶稣 |
| 3.3 神医结合：本土解释与灵验驱动 |
| 3.4 身体康复：生计调整与生活改善 |
| 3.5 小结和讨论 |
| 第四章 会遇基督教 |
| 4.1 主日敬拜：以教堂活动为中心 |
| 4.2 团契生活：以聚会点活动为主 |
| 4.3 教义习得：宗教知识阐释与理解 |
| 4.4 小结和讨论 |
| 第五章 重塑身份认同 |
| 5.1 身份认同：“我们是神的儿女” |
| 5.2 家庭内部：角色调整与关系变化 |
| 5.3 人际交往：教外关系延续与教内关系扩展 |
| 5.4 教外看教：以“祭祖冲突”为焦点 |
| 5.5 小结和讨论 |
| 第六章 拓展灵性资本 |
| 6.1 互助行为式微：从帮工到觅工 |
| 6.2 主内互助：以农业换工为例 |
| 6.3 教会服务：以“探访”为例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构建信仰共同体 |
| 7.1 教会结构与运行：“以堂带点”的发展模式 |
| 7.2 宗教权威：自我构建与决策参与 |
| 7.3 公共空间重塑：教堂修建的意外后果 |
| 7.4 小结 |
| 第八章 参与公共事务 |
| 8.1 精英俘获：村干部的实践策略 |
| 8.2 教会与村庄：以村民选举为契合点 |
| 8.3 文化生活再造：新型公共生活的诞生 |
| 8.4 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与讨论 |
| 9.1 农民信教：人数增长与“简单”信仰 |
| 9.2 以“肢体”之名：共同体构建与日常互助 |
| 9.3 “空心村庄”：乡村基督教的挑战与未来 |
| 9.4 余论：离土中国与乡土重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一 基督教与乡村社会变迁访谈提纲 |
| 附录二 无尽的人生：访谈对象索引与小传 |
| 附录三 证道经文示例 |
| 个人简历 |
四、中国农业状况调查第一次报告（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效果研究[D]. 耿仲钟. 中国农业大学, 2018(12)
- [2]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研究[D]. 王薇. 湖南农业大学, 2015(08)
-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研究[D]. 张世定. 兰州大学, 2019(02)
- [4]中国农业生产中的养分平衡与需求研究[D]. 刘晓永.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18(12)
- [5]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模式与路径选择[D]. 舒凯彤. 吉林大学, 2019(02)
- [6]中国草原生态补偿机制 ——基于内蒙甘肃两省(区)的实证研究[D]. 胡振通. 中国农业大学, 2016(08)
- [7]乡村扶贫资源分配中的精英俘获 ——制度、权力与社会结构的视角[D]. 邢成举. 中国农业大学, 2014(08)
- [8]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子女赡养行为及父母健康福利影响研究[D]. 张驰.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0(01)
- [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研究[D]. 欧阳德君. 贵州师范大学, 2019(02)
- [10]灵验与拯救 ——以一个河南乡村基督教会为例[D]. 梁振华. 中国农业大学, 201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