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前经济学研究中争论的若干重大问题(二)（论文文献综述）
程培英[1]（2013）在《比较文学若干理论问题的思考》文中研究指明尽管比较文学在过去的发展中不仅取得了学科的独立,而且也取得不应被忽视的研究成果,但由于它本身是带着众多争议和问题而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再加上学科发展历史短暂,因而为其自身留下了一系列悬而未解的问题。屡屡发出的学科“危机”论和“消亡”论就是这些问题留下的“后遗症”的表现。因此,面对当前的比较文学发展现状,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那些曾经纠缠在学科发展中并且现在依然有些混乱的基本理论问题,以为其进一步的发展澄清认识上的困惑。特别是在后现代的语境中,由时代的发展而伴生的理论和观念的演变使比较文学本来就并不十分清楚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种种问题更加趋于混乱,因而重新思考就愈益必要。据此,本文主要尝试回答以下问题：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需要面对的众多问题中,有些什么样的根本问题?这些问题是以怎样不同的形式在学科理论探讨中被表达出来的?这些根本问题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基于这样一项研究任务和研究目标,本文的思路是：首先,借助于哲学对一般事物思考的层次划分,在比较文学的众多理论问题中梳理出我们的研究主要探讨的问题；其次,分析这些问题的性质并对其进行考察,澄清问题的具体内涵；再次,理清问题之间的内在逻辑层次关系,并以此作为内在的线索安排本文的结构。这些颇具争议的根本性问题,既是过去曾推动比较文学发展的动力,也是阻碍现在比较文学继续发展的症结,因此,再次反思这些根本问题,分析并澄清存在于其中的关键症结,对于比较文学继续向前健康发展就不会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为了完成以上任务并达到研究目标,本文主要讨论十个学科基本理论问题,分别是：比较文学的精神基础问题、比较文学的本体设定问题、比较文学中“比较”是否可以划定其作为学科的研究领域的问题、“比较不是理由”命题的辩误问题、比较文学的文学性是什么的问题、比较文学的可比性本质是什么的问题、比较文学中的“比较”是否应该并且能够摆脱全部的美学涵义的问题、比较文学的基础方法是否能够从“求同”中走出来的问题、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经典回归的意义问题以及比较文学“危机”论问题。这十个学科基本理论问题,每一个问题对应一章,全文共分十章阐明上述问题。问题之间的章节安排是根据其内在逻辑顺序进行的,首先,比较文学的精神基础问题的探讨,旨在从存在论意义上考察比较文学与外在世界之问的关系及其意义。其次,在意义问题解决的基础上,据此意义出发在实体本体论意义上设定比较文学的本体,即回答比较文学的可预设本体是什么、比较文学中的“比较”是否可以划定其作为学科的研究领域以及“比较不是理由”这一命题中存在的问题；再次,在意义问题和本体设定问题解决了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对本体的描述性阐明,即根据本体的设定澄清其本质特征,回答比较文学的文学性、可比性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的认识论问题；第四,根据比较文学存在的意义,以及对比较文学研究本质特征的认识考察比较文学所能选择的方法,即回答比较文学的方法是否可以完全摆脱美学涵义,是否可以摆脱求同的基础出发点。第五,在澄清了以上问题的基础上,考察比较文学与文学的内在关系,阐明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经典性回归的意义,确立比较文学的内在价值,据此回应比较文学的“危机”之说,阐明危机的本质以及由此对危机应该采取的态度。
黄杰[2]（2012）在《比较历史视野下的大国治理问题研究：以耦合治理结构与治理绩效的关系为线索》文中研究指明从古至今,大国治理问题不仅是学界、政界甚至一般民众倍感兴趣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是一个不断崛起的大国,这种崛起受到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因素的影响。本文认为,中国要真正实现大国崛起和民族复兴,快速的经济发展和良好的国际环境等因素固然很重要,但是最根本的还在于国内的治理结构是否合理和完善。那么,一个大国具有何种治理结构才能实现并长期维系良好的治理绩效呢?本文认为,从大国自身特征和治理内在需求的角度出发,大国的有效治理应该建立在国家与社会“双轮驱动”的基础上,即大国的治理结构应该是由两套具有不同性质、目的和行动逻辑的治理体系所耦合而成的,我们将其称之为“耦合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的耦合性有强弱之分,它主要体现在以国家（或中央政府与精英）和社会（或地方政府与民众）为主体的两套治理体系之间相互认同、嵌入和渗透的程度。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基本假设：大国的耦合治理结构同它的治理绩效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强耦合性的治理结构是大国实现良好治理绩效的重要基础和条件；反之,弱耦合性的治理结构则不利于良好治理绩效的实现,甚至会导致治理危机的不断累积和政治体系的最终崩溃。上述命题和假设要想得到证明,就必须建立在对大国治理结构的构成和特征深入全面把握的基础上。因此,笔者通过选取古代世界最具代表性的两个大国一—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作为研究案例,以耦合治理结构与治理绩效的关系为线索,尝试去证明上述命题和假设,这种证明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去解释和分析“双轮驱动”对于大国有效治理的关键性意义何在。就中华帝国而言,它是古代世界中极少数实现了长期有效治理的大国,而罗马帝国在治理绩效上就要差很多。为什么两国在治理绩效上会存在重大差异呢?本文认为,中华帝国的长期有效治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皇权-官僚主导的国家治理体系与家族、宗族和村落等构成的社会治理体系之间实现了强有效的耦合,即是一种强耦合性的治理结构；而罗马帝国的治理不力和失败很大程度上源自于皇帝和军队主导的国家治理体系与由行省和自治城市等构成的地方治理体系之间的弱耦合性,即是一种弱耦合性的治理结构。这就是说,大国的治理结构的耦合性强弱程度会对它的治理绩效产生显着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体现为大国在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以及对环境的适应性等方面存在着显着的差异性。这意味着大国的耦合治理结构与治理绩效之间确实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性。总之,一个大国要实现并维系长期的有效治理,就需要将其治理建立在国家与社会双重治理体系强耦合的基础上,通过国家与社会的“双轮驱动”为大国治理与成长提供强大的动力资源和制度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大国治理所面临的各种基本问题——如何在国家控制与社会自治、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一体化与多元化之间实现动态平衡——就会得到比较好的解决。这无疑是大国实现有效治理的重要经验。本文最后对当前中国的国家治理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一方面应该对中华帝国等大国的治理经验与历史遗产进行选择性开发和创造性转化,另一方面应该通过积极的政治体制改革,重建政党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为中国社会的成长开拓新的空间,从而建构起一种国家与社会双重治理体系之间强耦合的新型治理结构。建构这种结构就意味着中国的国家治理应该建立在“双轮驱动”这种有力而稳固的基础上,这是中国实现和平崛起和长治久安最为现实可行的路径。
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3]（2018）在《中国政治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201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为了进一步促进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推动对重大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更好地为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服务,从2010年起,我们开始发布中国政治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报告主要以专题形式汇集和反映该年度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成果和新进展,并探讨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发展的方向。报告并不追求面面俱到,而是力求突出主线和重点,希望能够刻画出报告期内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与发展的主要特点和轨迹,从而为我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与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2017年的年度报告设立了以下主题:1.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研究2.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脱贫攻坚的政治经济学研究3.关于生态环境问题和建设美丽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4.关于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政治经济学研究5.关于空间、城市和住房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研究6.关于经济全球化和推进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政治经济学研究7.关于新技术革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8.关于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研究9.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10.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总体情况及其文献计量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课题组,骆桢,龚剑[4]（2017）在《中国政治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2016）》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健康发展,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并提出要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为了进一步促进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推动对重大现实经济问题的探讨,更好地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服务,从2010年起,我们开始发布中国政治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报告以专题形式汇集和反映报告期内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新成果和新进展,并探讨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以及进一步发展的方向。需要说明的是,本报告并不追求面面俱到,而是力求突出主线和重点,希望能够刻画出报告期内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与发展的主要特点和轨迹,从而为我国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研究与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2016年的年度报告设立了以下主题:1.关于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研究2.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3.关于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的讨论4.关于经济发展新常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5.关于共享发展与共同富裕6.关于农村土地问题与新型城镇化问题7.关于货币金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8.当代资本主义研究9.世界格局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彭巨水[5]（2019）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合所有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所有制问题是一切反对现存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的基本问题。由此可以看出,所有制问题在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是一切社会形态演进、更替的内在逻辑和客观规律。从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来看,所有制的演化不仅是多元的,而且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随着现实经济利益关系的变化而变化。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中国化的过程,就是所有制改革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并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面临新的历史方位,所有制改革也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总结我国所有制改革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基于新时代的战略方位和时代要求,对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我国所有制改革提出新部署、做出新动员,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时代命题,从“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的高度强调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重要意义。从现实来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在积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方面采取了较为有力的举措,改革成效初步显现。同时,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中还存在“混合就是私有化”“混合就是新的公私合营”等理论争议、“混合是否要国有股‘一股独大’”“混合到底是‘谁混谁’”等实际操作难题,影响了这项改革的深入推进。因此,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深入辨析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与西方产权理论,全面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所有制变革的历史脉络,从中找出我国混合所有制理论产生和发展的逻辑主线,进而通过回溯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实践,以此为基础,在坚持问题导向的前提下,从宏观、微观层面探讨如何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合所有制改革,并提出总体性思考和针对性举措,对于推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合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从理论、实践、对策三个方面深入研究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合所有制问题。首先,从一般理论层面入手,对建国以来混合所有制方面的研究文献作了综述,通过梳理相关研究发现,要探讨混合所有制理论必须从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和西方产权理论入手。基于这一思路,讨论了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并将其与西方产权理论进行对比、分析异同,希望能够对混合所有制理论有更加深入的认识和理解。接着,从实践层面出发,讨论了建国以来所有制理论发展和实践情况,总结了我国所有制理论演进规律和改革实践的经验教训,从理论和实践上得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就是混合所有制,这是一种经济发展规律,也是一种生产力发展趋势。由此,进一步深入探讨了混合所有制理论及混合所有制在我国实践发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再次,从对策层面入手,坚持问题导向,总结和探讨了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坚持原则、构造环境、改革重点,然后从宏观层面转入微观层面,具体深入分析了国有企业、农村集体经济、民营经济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应采取的对策和选择的路径。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研究讨论的逻辑性方面具有一定新意,从整体上阐释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历史轨迹、演化趋势和内在规律,对从建国初期开始,一直到党的十九大,把“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在所有制变革方面探索中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全面总结;二是研究分析的结构性方面具有一定新意,在阐释混合所有制发展的具体领域中,构建了一个涵盖“国有企业、农村集体经济和民营企业”的分析视阈,在差异化问题导向下分析了不同所有制经济在混合所有制发展中所需的条件保障和应坚持的科学路径;三是研究结论的实践性方面具有一定新意,针对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搞混合所有制就是搞全盘私有化”和“搞混合所有制就是搞新的公私合营”等热点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得出了混合所有制只是经济发展的手段,而不是经济发展的目的的结论,以此为前提,从不同层面讨论了我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对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公有制与非公所有制的混合发展,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和重大课题。本文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的变革,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为指导,学习和借鉴西方产权理论的有益观点,结合我国国情和特殊发展阶段,牢牢把握“两个毫不动摇”,探索一种新的混合所有制发展路径,才能积极拓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空间,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加健康、更可持续的发展。这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应有之义,也是我们能够在经济发展中坚持理论自信的必然要求。在实践中,要深刻认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全局性、系统性、整体性和复杂性,既要发挥国有企业、农村集体经济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主动性、引领性,也要发挥民营经济倒逼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积极性、参与性;既要注重培育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发展预期,也要注意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社会共识。
徐淑云[6]（2019）在《卫兴华经济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卫兴华是中国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杰出代表、是我国着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国内经济学界享有极高的声誉。卫兴华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60多年来,不断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进行发展和创新,提出了许多有创建的观点。卫兴华还结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实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进行系统性研究,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研究与构建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卫兴华经济思想包含的许多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理论依据,对我国经济建设与发展具有很强的实践价值。本文以卫兴华经济思想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卫兴华提出的主要经济理论观点为研究对象,力求对卫兴华的主要经济思想进行较为全面的概括和总结。本文研究所涉及的卫兴华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有:卫兴华对《资本论》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和探索;卫兴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研究;卫兴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研究;卫兴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卫兴华对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卫兴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思考等。论文以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多角度阐释卫兴华的经济思想,在对卫兴华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脉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卫兴华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较为全面和系统的总结、概况和评析,并总结了卫兴华经济思想的特点,提出卫兴华经济思想对我国当前经济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结论:第一,卫兴华教授是我国着名的经济学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奠基者,对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二,改革开放以来,卫兴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研究、创新与发展,在经济理论和经济改革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和创新独到的政策建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第三,卫兴华对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第四,卫兴华教授始终强调的“严谨的治学精神、求真的科学态度”和“不唯上、不唯书、不唯风”的研究学风,力守“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严密的论证、严谨的学风”的“四严”治学格言,为后来的经济学工作者的培养产生重要影响。
陈军昌[7]（2009）在《非线性产业或经济系统的演化（创新）分析 ——内含政务专业化的分工形式化研究视角》文中指出经济学发展到现在,对于研究纯粹理论的学者来说,都要求他们具备极高的科学素养（那些不将经济学视为科学的学者除外）。所以,那些仍旧认为地震可以短期精确预测的学者,显然对于快速发展了半个多世纪的非线性科学不太了解,也就不明白“如何处理整个人类社会有机性或非线性”问题。一百多年前的学者也看到了社会系统的有机性或非线性问题（例如:马克思、马歇尔等等）,但是当时的科学技术处理不了这个问题。20世纪的科学技术和数学工具的发展使得处理非线性问题出现了曙光。至少在两个方面能够撬开非线性世界的一点端倪。一个方面是非线性规划的发展使得最优规划理论进入经济学（直接导致杨小凯使用超边际分析解决分工问题:创立新兴古典经济学）,另一方面是非线性动态科学本身的高速发展（导致混沌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等等的进展）。非线性这个问题也许难以短期彻底解决,但是一定会不断进展。本文预言:在不久的未来,计算机技术将会借助非线性问题的进展彻底占据经济学的主流地位。这项技术不再是简单的用于经验数据的回归预测,而将成为主流形式化逻辑。本文作者甚至计划在将来使用纯计算机程序的形式化逻辑写作一篇经济学论文。基于本文强调形式化逻辑的理念,正文应该是包括所有的数理推导和计算机程序,文字说明部分反而应该放入附件。但是全文框架较大,所以仍旧将一些数理推导放入附件,以便精简正文,方便读者理解。下面是本文主要内容摘要（本文征求意见稿件的字数总计约72万字,其中:正文约44万字,脚注和尾注约8万字,附录约20万字）:（一）全文包含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建立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第二个部分是应用这个分析框架解释产业或经济系统的演化（创新）问题。本文最初源自于一个极其庞大的研究计划:建立一个基础分析框架,这个框架可以用来解释所有经济领域以及与经济领域有关的社会问题。这个计划的产生受到杨小凯的影响:他希望用他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统一或融合所有的经济学理论。这个计划不可能在本文的研究篇幅内完成!本文仅仅是个最初的理论基石。体现在本文的研究内容包括:建立一个“个人专业化—企业组织—产业结构—宏观经济”的形式化分析框架;将“瓦尔拉斯静态一般均衡”、“动态经济方法”和“计算机模拟现实”方法通过逐步放松假设衔接起来,形成一个前后一致的研究方法体系（并计算现实样本的各项指标,包括分工程度）、研究经济域和政务域共同构成的系统……本文的研究领域涉及两个方向:分工（专业化）的作用、经济系统的有机性（或复杂性、或内部相关性、协同演化）。本文具体的研究核心点是:制度、分工（专业化）、产业（或市场）系统的协同演化或有机性（或非线性、混沌系统、超循环）。本文的形式化逻辑是通过分工、专业化的视角切入到经济系统来展开。产业或市场的演化是伴生过程本文的目的之一:建立一个分工、专业化视角的理论分析框架（以此说明产业经济所有问题）:本文的第二个目的是:从更接近现实的非线性和复杂性视角研究实际产业演化的规律。第二个目的与第一个目的构成一个硬币的两面,本质是一样的。理论的形式化的研究不仅是为了建立逻辑严密的分析框架,而且是为了分析现实,所以必须研究现实变化的真实路径,以求获得真实的逻辑:产业演化的规律研究是通过一个形式化框架进行推演,以求解释掩盖在现实表象浪花下的内在规律。本文的研究框架也将展现现代科学方法论的演化过程,静态部分是确定性的牛顿物理的决定论范式,动态部分引入动态非线性和动态有机性,模拟部分体现计算机技术处理复杂性世界的优势。所有部分的逻辑将力求一致,形成一个前后承接的统一的分析框架（静态形式化,动态形式化,计算机模拟形式化,实际观察度量与验证）。全文的研究可以看作由两个相互印证的主架构成:主架一,分工视角的形式化范式;主架二,产业或市场演化的本质。全文的具体分析结构,除了文献评述和方法论的外,主要分析过程由:静态分析、动态分析,度量和样本分析和计算机模拟四个部分构成。其中静态分析是最基础的部分,这个部分假设较强,远离现实,以简化现实为目的建立基本的形式化逻辑体系。静态分析的组成成分中,新兴古典框架占优势比例;动态分析和计算机模拟是分析框架中复杂的高层的部分,这个部分逐步放松假设,逐步接近现实。,模拟部分甚至以与现实一致为目的,建立在目前经济学理论界全新的形式化分析工具。度量和样本分析是个辅助工具,是为了从现实中发现新规律和验证纯理论的逻辑推导结果。本文的目的除了理论或方法创新外,也是为了研究分工视角的产业演化的深层原因。本文在文献综述后,提出了二十个相关的问题,包括:问题一,分工的演化是单向的加强?何以判断分工水平的变化?;问题二,市场交易效率的更快提高将可能导致分工在企业间更快发展,企业平均规模将减小?分工大量在企业间发展是否会导致产业集中度的减小?;问题三,平均企业规模和总人口有什么关系?如果劳动力资源过剩或者短缺,情况会怎么变化?“规模经济”这个理论真的可以被分工理论替代?分工理论展现的规模效应到底如何?;问题四,同一产业中,不同分工结构如何竞争?同一分工或产业链条的体系中企业如何竞争?不同分工或产业链条之间,企业存在什么样的竞争?;问题五:产业分工链条的加长或者产业分工网络的更加复杂是否都会导致经济规模的加大?;问题六,如何保持规模经济报酬递增的假设又不妨碍竞争,这就是经济学理论中着名的马歇尔困境（Marshall Dilemma）。这个问题斯蒂格勒也给出了解释。是否有别的解释?;问题七:检验张永生的关于产业演化的论断:发展中的产业的特点是非垂直一体化,衰退产业的特点是垂直一体化;问题八:产业创新的源泉和方式是什么?;问题九:不同国家（美,日）的产业中分工结构或分工链的变化是否不同?;问题十,检验Jean Tirole的一个观点“成本差异对产业的影响”;问题十一,关于产业一体化问题;问题十二,重新检验斯蒂格勒对于Allyn Young的批评;问题十三,分工形式化理论和传统产业分析接轨:问题十四:检验斯密定理;问题十五,市场的本质是什么?;问题十六,制度与分工及产业演化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能否内生制度,建立一个数理分析框架。假如放在社会有机体的角度,如何体现制度与分工及产业的有机?;问题十七:专业化程度和交易成本的关系?;问题十八:政务域的分工（专业化）演化规律?;问题十九:企业何以产生,是否有其他解释?;问题二十:政府何以产生?所有问题将在本文对分析框架的研究中尝试解决。（二）在研究分析框架前,本文首先进行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研究主要进行了两项工作:归纳整理了经济学理论200多年的大致脉络;对于和经济学有关的近代新兴学科进行评述。这两项工作是为了本章后面建立一个分工研究框架服务的。对于经济学理论,本文强调:观察视角、相干性、度量尺度、假设前提、形式化、交叉学科和工具等等作用。方法论研究中把包含政务专业化的分工系统当作一个有机系统进行研究,并初步设计一个研究有机系统的指导原则。方法论研究确定了论文全文的方法是:坚持数理形式化和文字逻辑的结合,并且加入计算机逻辑的形式化研究。研究会从静态开始,到动态,到计算机程序模拟。这个过程是一个逐步放松假设的过程。静态分析的最大局限在于时间（优点在于便于得到解析解）、动态分析的最大局限在于非线性动态方程很难得到解析解（优点在于时间假设被放松）、计算机模拟的最大局限在于很难得到细致的实际数据来还原现实的轨迹（优点在于相对不受时间、计算能力、参数数量、限制条件数量等等因素的限制）。（三）静态形式化研究是分析框架的第一个构件。这个构件仍旧是使用新兴古典范式:比较静态一般均衡分析。静态形式化研究是将政务的专业化化纳入分工的静态数理形式化框架,这是从未出现的研究角度。静态的研究使用超边际分析来寻求静态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下的最优解并得到全社会的帕累托最优。因为纳入政务专业化后,用于简化超边际分析的新兴古典的文定理不再适合,那么本文首次推导了适用于内涵政务专业化的简化超边际分析的定理3.1（本文命名为Chen定理）,这个定理仅仅适用于特定条件下的静态态瓦尔拉斯一般均衡。静态形式化研究的所有结论仅在静态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下成立,结论如下:第一,证明了人口规模对于一般均衡的限制。“那么区分是否完全专业化政务的临界点实际上就是人口条件（3.33）。一个人口稀少的社会不能实现完全专业化政务。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没有足够的产出支撑政务的完全专业化。”。并且得到一个猜想3.2（第六型规模效应）:一国政务专业化的程度和种类与人口规模有关。第二,关于政务的问题（政务出现的原因?演化的方向?制度（政务）—分工—市场三体共进问题。）,情况基本和前面验证Allyn·Young（1928）的观点时一样。如果和完全自给自足结构比较本文已经得到制度（政务）—分工—市场共同演进的结论。但是这个结论没有现实意义。定理3.1证明了政务专业化程度高的情况下的决策优势。为什么“两个交易效率参数的加权比较竟然能够区分政务是否会出现在完全依赖市场分工的结构”?这被本文称为一个谜3.11也本文被称为猜想3.4。这也另外得到一个猜想3.5:过高的外生交易效率会阻碍政务的产生。那么政务的产生有什么规律?本文作如下总结性判断:政务的产生一定与相关结构的交易效率有关;政务的产生也和人口、a等参数相关。（三个结构的每一个条件中,与本结构有关的交易效率种类和相对的结构的相关交易效率种类共同构成的加权比较。）第三,当出现中间产品时,在杨小凯的“引理8.1”和杨小凯“企业的生成”的数理形式化中,本文认为杨小凯出现一个重大疏漏:在最终产品生产函数中,本文不认同杨小凯的设定中间产品投入的（指数）权重参数的范围。本文重新设定了包含中间产品的最终产品生产函数。在考虑政务的情况下,对于中间产品的权重（或贡献度）a进行重新研究,本文重新证明了不同产权结构企业的a的范围条件（3.38b**）和有政务专业化的不同产权结构企业a的范围条件（3.38b*****）。并形成本文的猜想3.3:企业的雇主是谁和中间产品在最终产品生产中的贡献率相关。（因为最优结构中,个人最终产品生产函数中,ly总是“1”所以,ly的指数权重在此分析中不受影响）。本文证明了:这个猜想3.3在一定条件下成立。第四,关于“企业的产生”:所有的企业模式都需要先决条件,这个先决条件至少和a的取值区间密切相关;所有的企业类型成立的条件都和“不同的种类的交易效率之间的加权组合”有关,而且这些交易效率中至少包括“企业内中间产品x的转换效率或企业内管理效率k35”;在针对完全市场分工结构的条件时,相关条件至少还包括中间产品x的产品市场交易效率(1+k31);通过生成包含企业的一般均衡分析,本文发现中间产品贡献参数a在区分不同一般均衡结构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个作用甚至在大多结构中优先于交易效率参数的作用。a的这个作用被杨小凯等学者忽略;包含政务的两个企业产权结构的比较,也就是条件“（3.50e）或（3.48f）”:这是四种交易效率“最终产品y的产品市场交易效率(1+k32)、中间产品x专家和最终产品y专家的劳动力市场交易效率(1+k33)和(1+k34)、企业内中间产品x的转化效率或管理效率(1+k35)”加权组合与临界点k19的比较,这个临界点由参数“a、t、ω、c”加权构成。B类迂回认为与完全没有政务的自给自足相比,政务的出现也是与不同种类的交易效率比较相关。当然绝对不能排除其他参数（影响因素）的作用。第五,关于静态形式化研究章节的创新点之一:B类一般性迂回（m＞2）中,有企业的结构可能尚未在新兴古典的文献中出现（需要查询最新文献确认）过,有企业和政务的模型肯定没有在现有的所有文献中出现过。本文对此的研究也是一个理论补充。而且,针对产业分析的范式,必须有企业。第六:关于分工的产生。本文推导的结果认为:“交易效率的增加导致结构从自给自足跃进到分工结构”仅仅是分工产生的一个条件。杨小凯的模型仅仅坚持这个条件是片面的!本文的迂回模型（A、B类）都发现了有的分工结构的出现,尤其复杂分工结构的出现需要不同种类交易效率参数的比较。这是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研究没有注意的。分工是人类社会的常态,没有分工很难产生人类社会,完全自给自足的个体难以组成人类社会。所以,完全自给自足结构作为其他分工结构比较的基点,太勉强!具体的不同分工结构需要具体分析。本文发现:数理形式上,不同的分工结构仅仅需要突破与自给自足有关的条件组3.44a系列中的一个对应条件就可以实现分工。也就是说条件组3.44a系列中任何一个条件被突破都可能产生某一个分工结构!突破条件组3.44a是分工产生的必要条件。但是,“分工突破自给自足而产生”是交易效率提高的结果吗?本文认为这个论断并不确定!交易效率对于“分工突破自给自足而产生”至少不是充分必要条件,至多是必要条件!AB类迂回都得出分工的出现是不同类型交易效率之间的比较。这个结论与新兴古典学派（杨小凯等）的研究不相符合。第七,重新设计了B类迂回的一般模式（m＞2）。关于中间产品种类数m,本文的B类迂回研究认为,“m和交易效率k的相互影响关系”需要根据参数a（中间产品在最终产品生产中的贡献度）的不同范围确定。这个发现与杨小凯等学者的发现不同。也就是说:新产品种类的增加并不必然与k正相关。（在没有企业的纯市场结构中,这种必然的正相关仅仅在a的范围0＜a＜1/2时才成立。也就意味着中间产品在最终产品生产中的贡献率不能过高!）第八,第一次推导了C类迂回的一般模式。尤其包含政务专业化的一般形式从未在文献中出现过。C类迂回推导中得到猜想3.4:用以表述中间产品价格和产出的一般形式。第九,C类迂回的研究再一次发现:在最终产品生产函数中,中间产品的影响因子（参数β）的重要性,这个因子在A类迂回中表现为参数a。这是一个被新兴古典学者忽略的发现。新兴古典的学者或杨小凯将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交易效率参数的影响上。对于C类迂回的链条扩展,只要相关科技能够出现,或者创新能够完成,那么就有趋势无限扩大迂回链条,这是一个正反馈的过程。这也可以解析工业革命的出现。但是需要注意到的是外生约束仍旧存在,例如:总人口和外生交易效率参数的约束。人口可以解释为总市场的约束。而且本文强调的政务专业化也加入了整个正反馈系统。为什么工业革命出现在西方世界?因为他们启动并进入了这个正反馈的过程,工业革命后西方世界不断地向外开拓新的市场,新的市场又促进正反馈的继续进行…第十,C类的迂回分工一个结论验证了技术创新的一个规律,也证实了杨小凯和Shi and Yang（1995）的C类模型的论断:“当迂回程度继续增加时..,第一台蒸汽发动机比一匹马更慢而且更加昂贵”。而且税率的高低使得C类迂回出现完全差异的产品创新路径!第十一,通过本章的形式化推导,会明白:为什么所有的超过两人以上的宏观现象都是以微观个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这是新兴古典和杨小凯的理论的特点所在。也就如本文最开始哪句话“究微末变化,演天下大势”。当然,新兴古典的优势在于推导静态的一般均衡体系。第十二,B类迂回的研究认为:基于本文的m与k的研究,本文不同意杨锌赜谛虏泛凸ひ祷慕崧邸?本文并不认为交易效率一定促进新产品的种类出现。而且本文也不认为工业化道路中工业品的加速增加与交易效率增加必然相关。这种必然的正相关仅仅在a的范围0＜a＜1/2时才成立。也就意味着中间产品在最终产品生产中的贡献率不能过高!静态形式化研究存在一些局限（详见正文第三章最后一节）,例如:假设前提、“最优结构是怎么突然从无到有的?”和“最优结构如何从局部结构扩散成全局结构?”、经济组织的演化模式可能出现各种不同类型的结构、“变量的变动范围”、“资本（或资产）存量”对于一般均衡的影响、时间假设、淘汰和生存咱标准、非确定性与非线性、关于交易效率参数（与时间有关）的动态变化与内生政务的影响…等等。第三章以后,论文的研究将走向与杨小凯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本文的理论范式将不再以求得最优模式为研究目标!论文后面的部分也需求弥补静态的缺陷。（四）动态形式化的研究是在放松静态形式化的一些假设基础上进行的。在弥补前一章节静态分析的缺陷的基础上,这一部分有两个大目标需要解决,是:第一,建立一个分工（含政务专业化）的动态形式化框架;第二,动态形式化与分析有机系统联系起来。这一部分主要进行的工作是建立动态分析框架,这个框架包主要针对:政务专业化、分工、有机系统、稳态（homeostasis）、与静态分析有一定的逻辑承接、非均衡、保持个人角点决策模式、经济域与非经济域（社会背景:政务、文化…）、创新等等问题建立的。本章基本完成了基于政务专业化的针对分工的动态形式化框架的推演。针对动态,提出了十九条改进意见。针对有机系统提出了三点改进;针对静态缺陷和分工系统的动态,提出了十四条改进要点、采纳了“拟种”间竞争（或分工结构间竞争）的思路。针对动态形式化又重新研究明确了对“适应值”、“竞争”、有机系统及其稳定（“稳态（homeostasis）”）、数理形式化“社会背景”等问题的处理办法综合以上改进,本章还提出了建立动态形式化框架的具体内容。其中提出:将动态分析框架分两个部分框架。框架一,演化博弈分析创新的出现:框架二,逻辑斯蒂演化方程分析包含政务的两结构产业。本部分对于这两个框架进行了推演,并成功的展示分工的动态形式化过程。推演的范例是:人类的起源（家庭分工结构的产生与稳定）。第一个原始家庭在动态数理形式化中出现,于是社会开始萌芽,人类的起源开始。（五）运用前面静态形式化的研究成果,本文重新推演了青木昌彦等学者对于美国和日本的比较经济模式研究。成功的演化了两国的不同产业或经济系统模式。运用动态形式化的研究成果,本文成功的推演了5000年的中国历史模式,这个模式曾经被一些学者研究,本文的研究是独特的数理模型。但是本文并不认为这个模式能够具有替代其他学者的研究范式,因为幅员辽阔的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并不能那么简单的用一个视角的模式表达。运用动态形式化的研究成果,本文成功的推演了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30年的产业发展模式。这个推演尝试表达各种不同产业在中国改革中的不同演化路径。在推演中国5000年代的形式化时:本文首次在此出现政务内部的分工（两类专业）。（六）为了经验数据的检验,本文重新发展出一套度量分工程度的指标体系,并且认为这个指标体系强于杨小凯的指标体系（他的体系是基于静态一般均衡）。应用指标体系,本文对实际数据进行了度量分析。这一数据来自于对江西财经大学的西区餐饮业的长时间直接观察所得。直接观察法又被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称为“田野调查”。（七）计算机模拟是本文形式化研究的最后一个构架。这个构架的目标在于尽量还原现实演化轨迹的基础上推演形式化模式,这个形式化模式不是用文字或数学表达,而是计算机程序。因为本文强调的是形式化过程,所以计算机程序表示的形式化逻辑应该放在正文。但是因为程序过于庞大（论文篇幅也过大）,所以只能暂时放在附录。关于程序的文字说明部分应该放在附录,正文仅仅保留必要的程序说明,以保持读者对这一章的完整理解。详细的程序和运行说明见论文所附光盘。这一部分的模拟有三个范例:对于市场竞争过程的研究;对于企业分工与经营研究:对于产业的演化研究。前两个范例的数据是基于江财西区快餐业的研究,最后一个范例是针对南昌餐饮业的四年演化还原。模拟三的研究过程及其复杂,计算机随机生成100家不同企业的复杂经营行为,涉及的程序规模非常庞大。企业和政府等参数来自于现实数据。本文猜想这种模拟方法是否可以广泛用于历史研究,并发展出一门新的学科“模拟史学”。事实上,对于计算机模拟发展出的形式化方法是本文认为最有可能冲击并彻底改变主流经济学方法的一项革命性趋势,整个21世纪的经济研究将完全改变范式。值得注意的是模拟三中,交易成本和制度效率都出现了具体数值,分工程度也出现了长达四年的具体数值.交易效率参数在模拟中出现了复杂的变化,这些变化不可能在数理模型中出现。理论上,模拟三可以扩展到其他不同行业和地区,甚至用于国家层面或世界层面的分析,区别在于参数的设置和工作量的不同。（八）全文的研究成果大致有:对于分工理论提出很多新的观点;对于分工形式化方法不仅仅补入了政务专业化这个内容而且尝试在研究方法上进行创新（将静态、动态、计算机模拟结合起来）;运用本文的分工形式化研究成果对现实进行分析。因为本文是新的研究视角,所以很多研究成果可能是首次出现或全新视角的证明。几个主要的创新是:第一,政务专业化的分工形式化的工作迄今没有看到类似的研究。内涵政务专业化后,能将交易效率参数k中与政府有关的一部分因素剥离出来内生化;第二,推导定理3.1,用于简化政务专业化的分工形式化超边际分析;第三,动态方面,放弃了新兴古典的均衡思想,采用了演化经济学常采用的非均衡设定,试图使分析框架更加接近现实。这项研究对于分工的形式化是重大补充;第四,采用了“现实模拟”的方式进行分工视角的现实行业（产业）分析,计算机模拟也放弃了均衡思想;第五,因为对于非均衡思想的采用和现实分析的目的,分工的度量指标放弃了新兴古典原有的指标设计,重新设计了一套新的指标并进行了现实数据的样本分析。这套指标笔者认为比杨小凯的指标更加实用。全文有些缺陷,有些需要留待以后解决,例如:定理3.1仍旧是个特定条件下的定理,没有一般化。定理3.1（Cheng定理）的企业形式没有在本文单独证明,有待在以后重新证明。（这会导致进行产业分析过程的逻辑漏洞）;政务分工的形式化（静态,动态,计算机模拟）分析没有做一般性推导;因为需要,所以大着胆子对经济学说进行了一个粗浅的疏理。这个疏理的漏缺之处可能较多;非经济域或政务域同样存在分工结构,那么多样化的政务和经济分工共同形成的系统的数理形式化将非常复杂,这不是本文能够解决的!;C类迂回的一般形式（中间产品种类大于1）的解析遇到一个难题:这个难题是因为出现几何级数,本文不能得到常规状态下的几何级数的简化形式。;最优规划的出现使得解决角点问题出现可能。但是,必须注意的是:最优规划并不都有解析解;全程的最优方法最适用于静态一般均衡;迄今为止,所有的研究（包括本文）都不能很好的解决不完全专业化的分工问题。不完全专业化导致可能性太多,一旦放松假设,那么将难以解析;对于制度,因为以本文目前的处理技术,还无法掌控制度的回归分析,所以本文的制度都是间接反映在一些参数上,例如:交易效率参数k（k是承袭新兴古典惯例）。
刘超[8]（2019）在《中国人实用思维的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现代学术语境下,文化和思维是其中的重要关键词,思维是特定文化的组成部分和深层内涵,是人们用以处理信息和感知周遭世界的一种较为稳定的元认知模式。中国人喜欢追问“这有什么用”,表现出注重实用的思维模式。本研究主要研究中国人的实用思维,主体内容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提炼中国人实用思维的定义、基本特征、发展阶段和主要表现。本研究将实用思维定义为一种重视现实致用的思维模式。中国人实用思维表现出三个重要特征:从个体价值追求的角度看,比较重视此岸世界现实满足,轻视彼岸世界来世追求;从理论与应用孰重孰轻的角度看,中国人一向重应用探究,轻理论建构;从个体参照的时间框架看,更重视当前之用,轻视长远之用。中国人实用思维的发展阶段沿着从生物适应到文化选择的理路演进,历经萌芽、发生、形成和确定四个阶段。中国人实用思维在知识、关系和宗教三个领域体现较为明显,普遍将知识、关系和宗教视为工具性和手段性存在。第二部分,梳理实用思维产生的文化缘由,主要由三大部分构成,即:“一个世界”观,重“行”之知行观与以“人”为中心之天人观,以及重视机会获得与恐惧物质匮乏的传统心态。（1）“一个世界”观将人生的目标追求置于此岸世界,关注现实性目标追求,忽视超越性目标追求。（2）重“行”之知行观与以“人”为中心之天人观的观念传统强调“知”要能够服务于“行”,强调“人”的中心地位,这一观念传统分别解构了“知”的重要性与对象性,使得中国人重视以人的需要为导向的应用研究,轻视理论研究。（3）重视机会获得和恐惧物质匮乏的传统心态使得中国人偏好近期利益。第三部分,主要阐明中国人实用思维的形成机制。作为一种复杂的存在,实用思维涉及相关的价值观和认识论。这一部分从实用价值观、实用认识论以及言语模式形塑思维三个方面对实用思维的形成机制进行微观探讨。中国文化已经形成重视个体和群体生存与发展的实用价值观,形成关注现实致用的实用认识论。言语模式促使文化中已经存在的实用价值观和实用认识论自觉地进入个体的思维之中。中国人喜好追问“这有什么用”和“如何做”:“这有什么用”使得个体倾向于从“用”的角度看事观物,激发个体形成现实性目标追求,促发个体形成作用-功能认知模式;“如何做”强调方法技术的寻求与现实问题的解决,回避理论解释。在特定言语模式的引导下,中国人的思维倾向于追求实用。第四部分,从实用思维的角度解答“李约瑟难题”中两个基本问题,即“现代科学为何产生于西方”和“现代科学为何未能产生于中国”。（1）对“现代科学为何产生于西方”的回答需要追溯至两希文明,两希文明分别为现代科学的产生提供了认知因素与人格因素。在古希腊传统的影响下,西方人形成了概念化的形式逻辑,倾向于用元素-结构认知模式来认知事物,用数来描述与演绎自然存在,古希腊传统为现代科学的产生提供了智识上的准备。在希伯来传统的影响下,西方人形成了超越性的目标追求,积极进行着自我与意义寻求,希伯来传统为现代科学的产生提供了动力上的准备。现代科学是超越实用的结果,是人类智识力量和人格力量拒斥实用思维的双重超越。（2）对“现代科学为何未能产生于中国”这一问题的心理学解答也可以从认知因素和人格因素两个方面进行原因的寻求。在实践取向的影响下,中国人擅长运用类比推理和相关逻辑,这种思维方法将一切事物都联系起来,人与自然形成整体的存在格局,故未能成功地将人与自然进行切分,古代中国人倾向于采用作用-功能认知模式看待自然客体,对于中国人而言,数是指导实践活动的工具和手段,总体看来,中国人未能有效地形成现代科学产生所必要的认知因素。在儒道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人热衷于现实性的目标追求,持趋乐避苦的性格特征,主动求乐,被动受苦,难以为现代科学的产生提供人格因素。中国人的心理羁绊于一种现实致用的思维之中,被双重的实用寻求所束缚。不论是从认知上看,还是从人格上看,古代中国人都不具备产生现代科学所必要的智识性条件和动力性条件。实用思维提升中国人适应艰辛环境的能力,对外来文化保持开放心态,增强中国人对新事物的接纳能力。由于过于重视效用和功能,中国人漠视不能尽快致用的理论研究,回避超越性目标追求。中国人如果想要更好地实现心理的现代化,需要进一步提升理论思维的水平,而中国人如果想要实现人性的更高层次的发展,则需要传承本民族文化传统中的超越性要素,深彻理解希伯来传统中的超越性要素,使得超越性目标成为中国人总体目标追求的重要组成部分。
徐忠麟[9]（2015）在《我国环境法治的社会资本理论考察》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我国环境法律规范体系、环境法治实施体系、环境法治监督体系和环境保障体系建设取得了较大成绩,已初步形成与生态文明基本相适应的环境法治体系。但环境群体性事件和突发事件不减反增,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表明我国现阶段环境法治部分甚至大部分失灵。从环境法治自身来看,环境法治失灵的原因主要体现在环境法治观念冲突、环境法律制度权威不足和环境法治运行不畅等方面,而我国环境法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还主要停留在法学内部,注重制度构建但对制度落实或对制度的实施条件研究不够,注重环境法律体系的构建但对环境执法、司法特别是对影响环境执法和司法的相关因素研究不够。因而,有必要跳出现有法学理论的束缚,寻求其他学科前沿理论的支持来解释和校正当前环境法治失灵的现象。社会资本理论是社会学与经济学交叉演化而成并对其他社会科学产生重要影响的理论,是当前解释经济、政治、社会等现象的一种颇具说服力的理论范式,也可以引入环境法治领域解释和校正环境法治的失灵问题。社会资本是根植于定社会关系或社会结构,嵌入于一定网络、规范和信任等因素及其蕴含文化中的,可以促进或阻碍经济社会或其某方面发展的重要资源。社会资本核心构成的网络、规范和信任是考察环境法治的基本视角,对环境法治的观念、制度和运行都会产生重要影响,既可以解析我国环境法治的失灵问题,也可以为我国环境法治失灵的校正提供新向度。基于网络考察环境法治形成的环境立法网络、环境执法网络、环境司法网络和环境法治监督网络,可以较好地解析环境法治失灵的原因。环境立法网络中,纵向网络的突出而横向网络特别是公民参与网络的不足、权威关系异化即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在网络中的错位、强关系突出而弱关系不足对环境立法理性商谈的影响等问题的存在,是环境法治失灵的重要原因；环境执法和司法构成的环境法治实施网络中,网络的封闭性不足和“结构洞”过多难以保障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权威关系不足和权威关系过渡并存影响了环境执法与司法的公信力,纵横向网络与强弱关系的结构不尽合理影响了环境执法与司法的效果；环境法治监督网络中,纵向网络的强关系突出容易排斥圈外人而失去监督作用,横向网络的弱关系不足容易导致监督作用不能有效发挥,“结构洞”的普遍存在致使信息难以在网络内传递而减弱监督作用。校正环境法治失灵,优化环境法治网络,需要通过优化不同环境法治网络的成员,改善环境法治网络的结构,健全环境法治网络的运行机制来增加社会资本的积累。基于规范考察环境法治形成的环境文化规范、环境习俗规范和环境软法规范,也可以较好地解释我国环境法治失灵的问题。环境法治观念的冲突,主要源于环境文化规范内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经济主义与生态主义的冲突；环境法律制度权威的不足,可归因于环境法律制度与环境文化规范、环境习俗规范和环境软法规范的冲突；环境法治运行的不畅,也可以在环境文化规范、环境习俗规范和环境软法规范中找到原因。校正环境法治的失灵,需要通过生态人文精神的塑造推动环境法治观念的规范整合,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推动环境法律制度的规范整合,通过生态实践理性的一以贯之推动环境法治运行的规范整合。基于不同学科视野的信任考察环境法治形成的环境法治观念信任、制度信任和运行信任,也是解释我国环境法治失灵的重要视角。基于心理学对我国环境法治的人际信任分析、基于社会学对我国环境法治的社会信任分析以及基于政治学对我国环境法治的政治信任分析,可以发现我国环境法治的观念信任缺失与环境法治观念冲突之间、制度信任缺失与环境法律制度权威不足之间、运行信任缺失与环境法治运行不畅之间的内在关联并解释我国环境法治失灵的原因。校正环境法治的失灵,需要通过建构环境法治的观念信任、制度信任和运行信任来提升信任这一社会资本对环境法治的支撑作用。总之,环境法治失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网络、规范和信任等社会资本的缺失,校正环境法治失灵的重要路径是优化网络、整合规范和建构信任来增加社会资本的存量。简言之,环境法治的绩效提高离不开社会资本的投入和支撑。
王海荣[10]（2019）在《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文中指出城市作为一个人口聚集性生存的空间存在,其空间本身不再被看成是死亡的、固定的、非辩证的、静止的容器,而是成为一种支配性的、建构性的力量,影响着社会关系、利益结构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变化。它在扩张、更新、重组,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加速流动和剧烈变化;它背后有国家/政府的主导、市场的作用、社会力量的参与,各种利益主体围绕空间资源在互相博弈。空间反映着国家与城市中不同社会主体间的权力关系,同时,空间的边界规定着城市与国家的关系;空间是实现城市发展和国家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同时,城市问题愈来愈以空间的形式表现出来;国家要在有界空间范围内促进城市空间发展,服务于国家建设的政治目的,同时,也要解决城市空间问题可能引发的空间社会抗争。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诉诸城市空间治理,防范和化解城市化进程中的风险与危机,协调多元空间利益群体间的矛盾与冲突,维持国家的一体化发展与社会秩序稳定。本文以空间理论和城市政治理论为理论资源,梳理当代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历史变迁,从城市空间治理背后的政治意义和所要面对的城市空间问题两个方面回答为什么要进行城市空间治理,继而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在城市空间生产与治理上的表现和具体化。解释这种体制是如何在推行非均衡空间发展战略的情况下,维持了中国城市经济的增长和城市社会秩序的总体稳定,以及它本身在城市空间生产和治理过程中面临的现实挑战,最后试图提出推进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路径。本研究认为,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和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是当代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逻辑起点。城市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战略空间。对于中国而言,在超大规模的地域范围内,在多元民族、区域、文化、阶层的社会结构中推进现代化进程,空间是国家实现城市发展和国家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国家基于不同历史时期特定的战略需要,有选择性地干预地理空间,介入城市空间生产,促进城市空间治理转型与变迁,进而引发了不同的空间效应和结果。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内容从巩固新生政权、促进经济增长、维持社会秩序稳定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转变,城市空间生产经历了从强调空间控制、空间商品化、突出空间公共性质向空间多重属性全面发展的转变,城市空间治理模式经历了管理型地方政府、经营型地方政府、服务型地方政府向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地方政府的方向转变。空间始终内在于整个国家治理和城市治理过程之中,与国家建设联系在一起,对于维持国家统一、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社会秩序的总体稳定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但是,城市空间治理的内在矛盾也带来了空间难题,城市问题愈来愈以空间的形式表现出来且差异化特征明显。这体现为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各个层面的一种叠加式的城市空间结构问题,而由此引发的空间社会抗争使城市内部面临失序、分裂和碎片化的风险,使国家的合法性和社会整体的稳定性受到严重挑战。现实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凸显了城市治理的空间维度。本研究认为,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和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是中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在城市层面上的体现,也是对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体制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单一制国家决定了它通过城市空间治理既要实现现代国家建设的目标又要解决城市空间问题。从本质上看,中国城市空间治理是党运用国家权力并动用地方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在城市空间生产层面促进国家建设和城市发展,并解决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城市空间问题的过程。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体制,在权力结构维度上,包括党的领导、中央与地方的府际关系以及地方政府与市场和社会关系;在空间生产维度上,包括这种体制对空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多重属性的生产。国家与城市中的不同权力主体介入城市空间生产形塑着中国城市空间治理模式。但是,不同治理主体空间生产逻辑之间的冲突和失衡也是引发城市空间问题的根源。党和国家追求对城市空间生产的控制与秩序,以维护政治的合法性;市场参与者通过开发、建设、运营各种生产性和消费性空间,实现资本的增值;城市中的广大市民则试图维护具有使用价值的日常生活空间。城市空间治理体制既是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动力机制又引发了城市空间问题,既是对中国城市空间治理内在逻辑的反映,又构成了城市空间治理的现实挑战。面对城市空间治理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城市空间问题,我们应当从权力结构和空间生产的维度上探索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实践路径。在权力结构维度上,协调和理顺多元空间利益主体间的关系。即,加强党对城市空间治理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强中央对地方的宏观统筹与引导、加强政府对市场的规范和引导、加强政府对社会的培育与引导。在空间生产维度上,推进城市空间多重属性的全面发展。即,在城市经济空间生产上坚持科学与创新、在城市政治空间生产上注重包容与协商、在城市社会空间生产上秉持公平与共享、在城市文化空间生产上突出特色与传承、在城市生态空间生产上强调绿色与低碳。
二、当前经济学研究中争论的若干重大问题(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当前经济学研究中争论的若干重大问题(二)（论文提纲范文）
（1）比较文学若干理论问题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导论 |
| 一、比较文学颇受争议的现状 |
| 二、比较文学颇受争议的原因分析 |
| 三、比较文学理论反思中存在的问题 |
| 四、比较文学理论中的根本问题 |
| 五、比较文学理论根本问题界定的哲学依据 |
| 六、本文所论问题之间的逻辑层次关系 |
| 第一章 问题之一：比较文学是否需要一个“精神基础” |
| 第一节 比较文学“精神基础”论的由来 |
| 第二节 学界对比较文学的定位 |
| 第三节 建立在其精神基础上的比较文学任务和宗旨 |
| 第二章 问题之二：“比较视域”是否可以作为比较文学的本体? |
| 第一节 比较文学视域本体论的背景、目的和内容 |
| 第二节 本体及本体论内涵的澄清 |
| 第三节 比较文学视域本体论的实质及对其的反思 |
| 第四节 “视域”作为比较文学的“本体”是否成立? |
| 第三章 问题之三：比较文学的“比较”是否“无助于划定一种研究领域的界限”? |
| 第一节 对比较文学作为学科的两种传统“质疑” |
| 第二节 学界对克罗齐对比较文学质疑的回应 |
| 第三节 对质疑比较文学观点的再回应 |
| 第四章 问题之四：“比较”不是比较文学的理由吗? |
| 第一节 “比较不是理由”口号的由来 |
| 第二节 作为研究方法的比较与作为研究对象的比较之区别 |
| 第三节 “比较”是比较文学存在的必要理由 |
| 第四节 比较文学的本体是“交叉共同域” |
| 第五章 问题之五：放弃比较文学的“文学性”是否可能? |
| 第一节 伯恩海姆报告引起的“文学性”争论风波 |
| 第二节 比较文学历史上对“文学性”的界定 |
| 第三节 比较文学的“文学性”是“世界文学的世界性因素” |
| 第四节 比较文学不应也不能“转向”比较文化 |
| 第六章 问题之六：比较文学之可比性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
| 第一节 学界对比较文学可比性本质的界定 |
| 第二节 对比较文学“可比性”本质的再界定 |
| 第三节 从可比性本质出发对几个命题的澄清 |
| 第七章 问题之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作为方法是否“应该摆脱全部美学的涵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涵义”? |
| 第一节 作为文学作品内核的审美情感 |
| 第二节 比较文学法、美学派对审美情感研究的忽略 |
| 第三节 “科学”方法与“美学”方法背后哲学观的对峙 |
| 第四节 比较文学的方法是否能够取得一个“科学的涵义”? |
| 第八章 问题之八：比较文学的基础方法是否能够“从‘求同’思维中走出来”? |
| 第一节 比较文学变异学及其主张 |
| 第二节 比较文学研究的基础方法具有“求同”性的依据 |
| 第三节 比较文学研究的基础方法 |
| 第九章 问题之九：比较文学对文学经典回归的意义是什么? |
| 第一节 当前的文学现状 |
| 第二节 比较文学指向艺术哲学的方向 |
| 第三节 比较文学对文学经典回归的意义 |
| 第十章 问题之十：比较文学是否面临“危机”或者“死亡”? |
| 第一节 比较文学的“危机”历史及其现状 |
| 第二节 造成比较文学危机的原因 |
| 第三节 如何正确看待比较文学的危机 |
| 结语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2）比较历史视野下的大国治理问题研究：以耦合治理结构与治理绩效的关系为线索（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大国治理问题的研究意义和方法 |
| 第一节 问题意识和研究意义 |
| 一、问题提出：大国是如何实现长期而有效治理的? |
| 二、研究假设的提出和研究案例的选择 |
| 第二节 对既有重要文献的梳理和评价 |
| 一、中华帝国治理结构等方面的文献及评价 |
| 二、罗马帝国治理结构等方面的文献及评价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 |
| 一、研究思路和研究视角 |
| 二、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 |
| 三、分析框架和内容安排 |
| 第—章 解释大国治理：主要概念和基本问题 |
| 第一节 大国和大国治理的基本涵义 |
| 一、大国的内涵和特征 |
| 二、大国治理的基本涵义 |
| 第二节 耦合治理结构与治理绩效：涵义和指标 |
| 一、耦合治理结构的含义和类型 |
| 二、治理绩效的含义和评价指标 |
| 第三节 大国治理的基本问题(一)：规模问题 |
| 一、“小国民主论”的理由和限度 |
| 二、“大国民主论”的兴起和实践 |
| 三、存在最适合民主治理的规模吗? |
| 第四节 大国治理的基本问题(二)：平衡问题 |
| 一、“集权是国家的本质” |
| 二、分权的类型和意义 |
| 三、集权分权的限度与大国治理的政治平衡 |
| 第二章 强耦合性治理结构的案例分析：中华帝国 |
| 第一节 中华帝国地方治理体系的构成和特征 |
| 一、伦理本位与家族传统 |
| 二、宗族治理与宗法制度 |
| 三、村落自主性与乡村自治 |
| 四、地方治理体系的自治性 |
| 第二节 中华帝国皇权-官僚治理体系的构成和特征 |
| 一、皇权制度及其专制性 |
| 二、官僚制度及其轴心地位 |
| 三、皇权-官僚治理体系的集权性 |
| 第三节 三维视角下的中华帝国强耦合性治理结构 |
| 一、认同性与帝国治理结构的强耦合性 |
| 二、嵌入性与帝国治理结构的强耦合性 |
| 三、渗透性与帝中治理结构的强耦合性 |
| 第三章 弱藕合性治理结构的案例分析：罗马帝国 |
| 第一节 罗马帝国中央集权国家治理体系的构成和特征 |
| 一、罗马皇帝与元老院 |
| 二、罗马军队和官僚机构 |
| 第二节 罗马帝国地方治理体系的构成和特征 |
| 一、罗马的城市和城市自治制度 |
| 二、罗马的行省和行省制度 |
| 第三节 三维视角下的罗马帝国弱耦合性治理结构 |
| 一、认同性与帝国治理结构的弱耦合性 |
| 二、嵌入性与帝国治理结构的弱耦合性 |
| 三、渗透性与帝国治理结构的弱耦合性 |
| 第四章 耦合治理结构与治理绩效的相关性分析 |
| 第一节 强耦合性治理结构与治理绩效的相关性分析 |
| 一、强耦合治理结构与中华帝国的合法性 |
| 二、强耦合治理结构与中华帝国的有效性 |
| 三、强耦合治理结构与中华帝国的适应性 |
| 第二节 弱耦合性治理结构与治理绩效的相关性分析 |
| 一、弱耦合治理结构与罗马帝国的合法性 |
| 二、弱耦合治理结构与罗马帝国的有效性 |
| 三、弱耦合治理结构与罗马帝国的适应性 |
| 第五章 大国治理绩效差异背后的不同治理逻辑 |
| 第一节 “双轨政治”与中华帝国长期有效治理的逻辑 |
| 一、中华帝国“双轨政治”的基本内涵 |
| 二、“双轨政治”与中华帝国长期有效治理的逻辑 |
| 三、“双轨政治”的终结与中华帝国的崩溃 |
| 第二节 “帝国悖论”与罗马帝国治理失败的逻辑 |
| 一、“帝国悖论”的来历和涵义 |
| 二、“帝国悖论”与罗马帝国治理失败的逻辑 |
| 第六章 基本结论与对大国治理问题的进—步探讨 |
| 第一节 对本文假设的进一步证明：以联邦制大国为例 |
| 一、美国的强耦合性治理结构 |
| 二、俄罗斯的弱耦合性治理结构 |
| 第二节 本文基本结论和对大国治理结构的进一步探讨 |
| 一、对本文基本结论的概括 |
| 二、凝聚型结构与扩散型结构：对大国治理结构的进一步探讨 |
| 第三节 通过“双轮驱动”战略优化当前中国的国家治理 |
| 一、中国大国崛起与中华帝国治理遗产的当代意义 |
| 二、“双轮驱动”战略与当前中国国家治理的优化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中国政治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2016）（论文提纲范文）
| 一、关于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研究(1) |
| (一)关于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和价值转形的研究 |
| 1. 对劳动价值论的发展与运用 |
| 2. 价值转形在经济分析中的作用 |
| 3. 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的新变化 |
| (二)关于一般利润率下降理论的研究 |
| (三)关于资本积累与经济危机的研究 |
| (四)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研究 |
| 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3) |
| (一)习近平总书记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进展 |
|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溯源与价值贡献 |
|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 |
|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进路与体系构建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新进展 |
| 1. 教学与教材建设 |
| 2. 相关着作 |
| 3. 相关会议 |
| 三、关于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的讨论(1) |
| (一)深刻理解“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内涵 |
| (二)关于加强国有企业党的领导的讨论 |
| (三)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讨论 |
| 四、关于经济发展新常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 |
| (一)经济发展新常态 |
| 1. 习近平同志关于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论述 |
| 2.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经济发展新常态 |
| 3. 西方经济学视角下的经济发展新常态及其错误 |
|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1. 习近平同志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论述 |
| 2.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3. 西方经济学视角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其错误 |
| 五、关于共享发展与共同富裕(1) |
| (一)“共享发展”的内涵 |
| (二)“共享发展”的意义 |
| (三)“共享发展”的实现路径 |
| 六、关于农村土地问题与新型城镇化问题(1) |
| (一)关于农村土地问题研究 |
| 1. 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方向 |
| 2.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运行层面 |
| (二)关于新型城镇化问题 |
| 1.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
| 2. 新型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发展 |
| 七、关于货币金融政治经济学(1) |
| (一)马克思货币流通理论的现代应用 |
| (二)关于互联网与货币金融 |
| 1. 关于数字货币 |
| 2. 关于互联网金融 |
| (三)关于经济金融化 |
| 1. 经济金融化的发生机制 |
| 2. 经济金融化与资本积累 |
| 3. 经济金融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
| 八、当代资本主义研究(4) |
| (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及其余波 |
| 1. 分析危机成因的新视角 |
| 2. 危机后的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 |
| 3. 危机后的“修复”政策是否有效? |
| (二)新技术革命的实质和影响 |
| 1. 对新技术的政治经济学解读 |
| 2. 新技术革命的影响 |
| (三)当代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演变 |
| 1. 阶级概念与贫困问题 |
| 2. 阶级与资本主义全球化 |
| 3. 不平等问题 |
| 九、世界格局的政治经济学分析(2) |
| (一)关于帝国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的讨论 |
| (二)国际贸易理论 |
| (三)国际经济关系与世界体系 |
| (四)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中国 |
（5）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合所有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评述 |
| 一、改革开放前所有制研究评述 |
| 二、改革开放后所有制研究评述 |
| 三、当前所有制改革研究评述 |
| 四、存在问题及深化方向 |
| 第三节 论文研究内容 |
| 一、论文内容 |
| 二、结构安排 |
| 第四节 论文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我国混合所有制研究综述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前的混合所有制思想综述 |
| 一、建国初期的混合所有制思想 |
| 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混合所有制思想 |
| 三、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的混合所有制思想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后的混合所有制研究综述 |
| 一、混合所有制理论探索阶段的研究综述 |
| 二、混合所有制理论成长阶段的研究综述 |
| 三、混合所有制理论完善阶段的研究综述 |
| 四、混合所有制理论突破阶段的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简要评述 |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有关所有制理论的主要观点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所有制理论的主要观点 |
| 二、列宁关于所有制理论的主要观点 |
| 三、斯大林关于所有制理论的主要观点 |
| 第二节 未来社会的所有制及其实现形式 |
| 一、对未来社会所有制的理解 |
| 二、共产主义社会分为两个阶段 |
| 三、如何认识重建个人所有制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所有制演进规律 |
| 一、所有制演进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相统一规律 |
| 二、所有制演进的主体性和多元性相统一规律 |
| 三、所有制演进的稳定性和动态性相统一规律 |
|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与西方产权理论对比研究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产权解析 |
| 一、马克思所有制理论中的所有权概念 |
| 二、马克思注意区分所有制和所有权的关系 |
| 三、产权是马克思所有制理论的应有之义 |
| 四、简要评述 |
| 第二节 西方产权理论的综述 |
| 一、西方产权理论的概念 |
| 二、西方产权的属性和功能 |
| 三、简要评述 |
| 第三节 马克思产权理论与西方产权理论的辨析 |
| 一、马克思产权理论与西方产权理论的联系 |
| 二、马克思产权理论与西方产权理论的区别 |
| 三、两种产权理论对比的启示 |
| 第四章 我国所有制理论和所有制结构的形成与突破 |
| 第一节 我国单一所有制理论和所有制结构的形成 |
| 一、建国初期的所有制理论和所有制结构 |
| 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所有制理论和所有制结构 |
| 三、单一所有制理论和所有制结构的僵化固化阶段 |
| 第二节 我国所有制理论和所有制结构的三次突破 |
| 一、“单一到补充”:我国所有制理论和所有制结构的第一次突破 |
| 二、“补充到共同”:我国所有制理论和所有制结构的第二次突破 |
| 三、“共同到混合”:我国所有制理论和所有制结构的第三次突破 |
| 第三节 我国所有制理论演进和改革实践的经验与教训 |
| 一、我国所有制理论演进和改革实践的经验 |
| 二、我国所有制理论演进和改革实践的教训 |
| 第五章 我国混合所有制的理论内涵、发展实践、基本经验及现实问题 |
| 第一节 我国混合所有制的理论内涵 |
| 一、我国混合所有制理论的提出 |
| 二、我国混合所有制产生的必然 |
| 三、我国混合所有制的实现形式 |
| 第二节 我国混合所有制的发展实践 |
| 一、我国混合所有制的发展回顾 |
| 二、我国混合所有制的发展逻辑 |
| 第三节 我国混合所有制发展的基本经验 |
| 一、发展混合所有制必须坚持基本经济制度 |
| 二、发展混合所有制必须坚持公有制有多种实现形式 |
| 三、发展混合所有制必须坚持各种所有制一律平等 |
| 四、发展混合所有制必须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
| 第四节 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中的现实问题 |
| 一、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存在形式主义 |
| 二、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存在意识形态争论 |
| 三、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存在“混合所有制失灵”现象 |
| 第六章 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应坚持的原则、完善的环境和把握的重点 |
| 第一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应坚持的原则 |
| 一、坚持“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结构形态 |
| 二、坚持发展生产力的混合所有制判断标准 |
| 三、坚持共同富裕的混合所有制价值取向 |
| 四、坚持互利共赢的混合所有制发展理念 |
| 五、坚持中国特色的混合所有制发展方向 |
| 第二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应完善的环境 |
| 一、宏观制度层面 |
| 二、中观体制层面 |
| 三、微观机制层面 |
| 第三节 当前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应把握的重点 |
| 一、宏观层面重点行业关键领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
| 二、微观层面国有企业异质股权下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
| 三、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下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
| 第七章 深入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
| 第一节 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意义重大 |
| 一、有利于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
| 二、有利于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
| 三、有利于提高国有企业市场竞争力 |
| 四、有利于国有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现状 |
| 一、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正在稳步推进 |
| 二、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面临理论困境 |
| 三、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面临现实难题 |
| 第三节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途径 |
| 一、深化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改革 |
| 二、优化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机制 |
| 三、因企施策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
| 第四节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环境构造 |
| 一、健全法律法规制度 |
| 二、平等保护各类产权 |
| 三、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
| 第八章 深入推进农村集体经济混合所有制改革 |
| 第一节 农村所有制改革的简要回顾 |
| 一、改革开放前农村所有制变革 |
| 二、改革开放后农村所有制改革历程 |
| 三、改革开放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历程 |
| 第二节 农村集体经济混合所有制改革现状及存在问题 |
| 一、目前现状 |
| 二、存在问题 |
| 第三节 创新农村集体经济所有制实现方式 |
| 一、创新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实现方式 |
| 二、把股份合作制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的主要实现方式 |
| 三、努力探索农村集体经济混合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与发展模式 |
| 第四节 农村集体经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制度保障 |
| 一、加快理顺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关系 |
| 二、加快完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体系 |
| 第九章 深入推进民营经济发展 |
| 第一节 民营经济的基本内涵 |
| 一、民营经济的基本概念 |
| 二、从所有制角度看民营经济 |
| 三、民营经济存在发展的内在逻辑 |
| 第二节 民营经济是混合所有制内在要素的逻辑分析 |
| 一、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 |
| 二、民营经济是提升国有经济效率的必然要求 |
| 三、民营经济融入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路径分析 |
| 第三节 民营经济的发展回顾与现状分析 |
| 一、民营经济的发展回顾 |
| 二、民营经济的现状分析 |
| 第四节 推进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举措 |
| 一、自上而下推动民营经济发展 |
| 二、自下而上激发民营经济发展 |
| 三、加强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引导 |
| 结语与展望 |
| 一、研究预期达到目的 |
| 二、本文的政策建议 |
| 三、研究不足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本文图表附录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6）卫兴华经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四、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卫兴华经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
| 第一节 卫兴华经济思想的形成 |
| 一、家庭背景对卫兴华经济思想的熏陶 |
| 二、抗日战争年代曲折求学经历 |
| 三、建国初期走进经济学殿堂 |
| 四、任教初期对经济学理论的探索 |
| 第二节 卫兴华经济思想的发展 |
| 一、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坚持与发展 |
| 二、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研究 |
| 三、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与创新 |
| 第三节 卫兴华经济思想的深化 |
| 一、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的理解 |
| 二、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认识 |
| 三、准确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转化的科学内涵 |
| 第二章 卫兴华对《资本论》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 |
| 第一节 卫兴华对劳动及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及贡献 |
| 一、对马克思关于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阐发 |
| 二、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深化与发展 |
| 三、在争鸣中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理解 |
| 四、对马克思价值论和财富论的关系探索 |
| 五、对生产劳动论的理解 |
| 第二节 卫兴华对生产力理论及再生产理论的认识与探索 |
| 一、对生产力理论的探索与创新 |
| 二、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认识 |
| 第三节 卫兴华对《资本论》其他理论问题的研究 |
| 一、对《资本论》研究对象的探究 |
| 二、对马克思货币理论的认识 |
| 三、对马克思股份制理论的认识 |
| 四、对《资本论》当代价值的研究 |
| 第三章 卫兴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探索与创新 |
| 第一节 卫兴华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 |
| 一、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划分 |
| 二、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的客观必然性的分析 |
| 三、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特征的把握 |
| 第二节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 |
| 一、论证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科学性 |
| 二、阐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 |
| 第三节 卫兴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探究 |
| 一、对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形成与实践成就的分析 |
| 二、阐明实行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依据 |
| 三、对公有制存在形式和公有制实现形式的辨析 |
| 四、对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的认识 |
| 五、主张应扭转公有制为主体向私有制为主体演变的趋势 |
| 第四章 卫兴华对收入分配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 |
| 第一节 关于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的研究 |
| 一、强调马克思按劳分配思想的基础作用 |
| 二、对初级阶段收入分配制度的形成与实践的探索 |
| 三、对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探讨 |
| 四、对商品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的认识 |
| 第二节 对贫富分化与共同富裕问题的探索 |
| 一、关于共同富裕理论与实践的思考 |
| 二、对贫富分化产生的原因考察 |
| 三、提出消除贫富分化,实现公平分配的对策 |
| 第三节 对分配过程中公平与效率关系的研究 |
| 一、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阐释 |
| 二、对公平和效率提法演变的考察 |
| 三、主张效率与公平并重和统一 |
| 四、对效率与公平问题不同意见的评析 |
| 第五章 卫兴华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 |
| 第一节 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研究 |
| 一、对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正确认识 |
| 二、阐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统一的理论依据 |
| 三、对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关系的认识与辨析 |
| 第二节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过程的总结和评析 |
| 一、准确把握邓小平市场经济思想发展的曲折历程 |
| 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确立和发展过程的探索 |
| 三、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曲折原由的探析 |
| 第三节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研究 |
| 一、从资源配置视角阐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二、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变 |
| 三、对新时代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构 |
| 第四节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治建设的研究 |
| 一、阐释了市场经济与法治的内在关联 |
| 二、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离不开法治保障 |
| 三、强调宪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根本框架 |
| 四、主张以法治引领和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 |
| 第六章 卫兴华其他方面的经济思想 |
| 第一节 关于国有经济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
| 一、强调国有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 |
| 二、坚持公有制经济是党的执政基础的观点 |
| 三、主张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
| 第二节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的研究 |
| 一、正确的认识和把握国有企业的地位和作用 |
| 二、对贬公扬私、妖魔化国企、主张“国退民进”等观点的辩驳 |
| 三、新时期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要重点把握的问题 |
| 四、强调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加强管理的重要性 |
| 五、落实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环节 |
| 第三节 对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理解 |
| 一、从生产力和价值标准相统一的视角把握经济发展问题 |
| 二、强调创新驱动和体制转轨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 |
| 三、重视经济发展与社会安全问题 |
| 第七章 卫兴华经济思想的特征 |
| 第一节 坚守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阵地 |
| 一、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
| 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现实经济问题 |
| 三、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
| 四、从系统性和整体性方面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
| 第二节 勇于对重大经济理论是非问题进行辨析 |
| 一、对错解、误解马克思经济思想的观点的批驳 |
| 二、对错解、曲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观点的辨析 |
| 三、对经济概念的混淆和误解进行澄清 |
| 第三节 紧密联系经济发展实践来探索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
| 一、关注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现实课题 |
| 二、紧扣经济发展实践,把握时代脉搏 |
| 第四节 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研究 |
| 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
| 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是非问题 |
| 第八章 卫兴华经济思想的现实意义 |
| 第一节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
| 一、注重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与生产力的关系研究 |
| 二、提出创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解决的问题 |
| 三、厘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 |
| 第二节 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与实践提供理论参考 |
| 一、卫兴华提出的许多经济理论观点与中央决策精神相吻合 |
| 二、卫兴华对改革开放实践进行科学评价 |
| 第三节 对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
| 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
| 二、教材的编写是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关键 |
| 三、关注政治经济学学科研究的进展 |
| 四、对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支持 |
| 第四节 卫兴华治学精神对后来理论工作者的启示 |
| 一、严谨的治学方法和严格的治学态度 |
| 二、把教书和育人相结合,传递马克思主义信仰 |
| 三、心系祖国和人民,关注国家改革与发展的重大现实课题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7）非线性产业或经济系统的演化（创新）分析 ——内含政务专业化的分工形式化研究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序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的起因和意义 |
| 1.2 相关文献评述 |
| 1.2.1 分工、专业化研究述评 |
| 1.2.2 产业演化研究评述 |
| 1.2.2.1 传统视角的产业演化研究评述 |
| 1.2.2.2 分工、专业化视角的产业研究评述 |
| 1.2.3 杨小凯理论专题评述 |
| 1.3 本文研究的思路、框架设计、待研究的点 |
| 1.3.1 思路与分析框架 |
| 1.3.2 几个需要验证或研究的点 |
| 2 建立分工(专业化)分析框架的方法 |
| 2.1 经济研究方法论的理论简述及评论 |
| 2.1.1 经济分析方法的简要疏理:经济学200年 |
| 2.1.1.1 看待世界的“视角”差异 |
| 2.1.1.2 与非经济学理论交叉影响 |
| 2.1.1.3 分析和预测的精确尺度 |
| 2.1.1.4 形式化 |
| 2.1.1.5 争议和矛盾 |
| 2.1.2 方法论评述小结 |
| 2.2 分工、专业化视角的产业分析框架的改进 |
| 2.2.1 交叉学科或技术 |
| 2.2.1.1 近代新兴学科的渗入 |
| 2.2.1.2 计算机技术 |
| 2.2.1.3 综合性小结 |
| 2.2.2 如何形式化分析有机系统 |
| 2.3 本章小结 |
| 3. 产业分析框架第一步:静态分析 |
| 3.1 相关研究评述及本章研究的前提设定 |
| 3.1.1 非新兴古典 |
| 3.1.2 新兴古典 |
| 3.1.3 综述小结及本章研究的前期设定 |
| 3.2 静态形式化的基本模式推导 |
| 3.2.1 决策比较静态分析 |
| 3.2.1.1 两产品 |
| 3.2.1.2 单产品 |
| 3.2.2 一般均衡比较静态分析及福利影响分析 |
| 3.2.2.1 角点均衡 |
| 3.2.2.2 一般均衡及社会福利 |
| 3.3 静态形式化基本模式的应用:建立经济或产业分析框架 |
| 3.3.1 内含政务专业化的企业或一类迂回:产业的一种基础模式 |
| 3.3.1.1 第一类迂回形式化分析:企业(产业的基本单位) |
| 3.3.1.2 第一类迂回形式化分析说明 |
| 3.3.2 第二和三类迂回:产业的两种变化 |
| 3.3.2.1 第二类迂回与新产品的产生 |
| 3.3.2.2 第三类迂回 |
| 3.3.3 综合:一个分析产业的静态形式化 |
| 3.4 静态形式化之:一些问题和经典理论的解释 |
| 3.5 小结和不足 |
| 4 产业分析框架第二步:动态分析 |
| 4.1 动态数理形式化研究评述 |
| 4.1.1 演化经济理论角度 |
| 4.1.2 演化博弈理论角度 |
| 4.1.3 进化生物学、陈平、超循环论的角度 |
| 4.1.4 新兴古典的动态角度 |
| 4.1.5 相关动态经济学(稳态)、动态产业演化研究简例(评述) |
| 4.1.6 小结及形式化有机社会系统的想法(改进动态) |
| 4.2 分工的动态形式化的基本模式推导(有机系统及数学描述) |
| 4.2.1 建立分工动态形式化的思路与要点 |
| 4.2.1.1 假定 |
| 4.2.1.2 针对静态缺陷和分工系统的动态改善要点 |
| 4.2.1.3 设计思路(动态、分工、政务专业化及有机经济系统的形式化) |
| 4.2.2 建立动态(数理)形式化框架 |
| 4.2.2.1 动态形式化框架一:创新出现(兼析人类的起源或第一个家庭) |
| 4.2.2.2 动态形式化框架二:分工系统的演化 |
| 4.3 动态形式化基本模式的应用:解释一些现象和经典理论 |
| 4.4 小结和不足 |
| 5 (数理)形式化应用及印证:几个实际产业或经济系统分析 |
| 5.1 美国与日本的产业演化路径比较研究 |
| 5.1.1 背景及已有理论的研究评述 |
| 5.1.2 静态形式化的应用:重新形式化青木昌彦比较制度模型 |
| 5.1.2.1 美国产业模式(HD-IE与IA-IE) |
| 5.1.2.2 日本产业模式(HD[IA(t)]—IA(t)与HD[IA(t)]—IE) |
| 5.1.3 美日产业模式研究小结 |
| 5.2 中国模式:兼析改革以来中国的产业演化路径 |
| 5.2.1 背景及已有理论的研究评述 |
| 5.2.1.1 中国模式:历史中约5000年演化轨迹 |
| 5.2.1.2 中国的产业路径情况及现有研究 |
| 5.2.2 动态形式化的应用 |
| 5.2.2.1 动态形式化推导:中国模式与可能的混沌 |
| 5.2.2.2 形式化改革30年产业与分工演化(及中国模式的影响) |
| 5.3 本章小结 |
| 6. 产业分析框架第三步:分工度量及现实样本解析 |
| 6.1 分工与专业化度量指标比较研究 |
| 6.1.1 分工与专业化的界定及度量方法辨析 |
| 6.1.2 分工与专业化度量指标设计 |
| 6.2 现实样本的分工度量:江财西区快餐市场演化分析 |
| 6.2.1 各企业比较度量分析 |
| 6.2.2 单企业时间序列度量分析 |
| 6.3 度量分析汇总说明、小结、不足和弥补(改进) |
| 7. 产业分析框架第四步:计算机模拟 |
| 7.1 相关理论综述及评价 |
| 7.1.1 文献及评价 |
| 7.1.2 本节小结及想法 |
| 7.2 模拟分析 |
| 7.2.1 江财西区快餐业演化模拟 |
| 7.2.1.1 现实模拟一:市场竞争过程 |
| 7.2.1.2 现实模拟二:分工、专业化视角的企业演化 |
| 7.2.2 现实模拟三:南昌餐饮业演化模拟 |
| 7.3 本章小结、不足及猜想:创建“现实模拟”或“模拟史学 Clio-simulatics” |
| 8. 结论 |
| 8.1 研究成果归纳及推论 |
| 8.1.1 研究成果归纳 |
| 8.1.2 推论 |
| 8.2 研究不足及展望 |
| 8.2.1 不足 |
| 8.2.2 展望 |
| 8.3 结束语 |
| 9. 附录 |
| 9.1 计算机程序(mathematica5.0编制) |
| 9.1.1 解析动态形式化的辅助程序 |
| 9.1.1.1 中国模式 |
| 9.1.1.2 自1978年以后的产业演化 |
| 9.1.2 分工与产业演化模拟 |
| 9.1.2.1 模拟一:市场竞争 |
| 9.1.2.2 模拟二:企业分工与经营 |
| 9.1.2.3 模拟三:南昌餐饮业 |
| 9.2 概念及符号汇总 |
| 9.2.1 概念 |
| 9.2.2 符号及参数说明 |
| 9.3 江财西区若干快餐店菜价单(复印件) |
| 9.4 江财西区各企业情况分析表(第一手数据分析、损益表) |
| 9.5 南昌市若干政策法规目录选编及制度环境改善例证 |
| 9.6 国内限额以上餐饮企业财务状况 |
| 9.7 计算机模拟三详细科目及规则说明 |
| 10 参考文献(正文直接引用源) |
| 11 致谢 |
| 12 后记 |
（8）中国人实用思维的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研究现状 |
| 1.2 研究框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意义 |
| 第一部分 中国人实用思维的定义、基本特征、发展阶段与表现 |
| 2“实用”与“思维”的内涵解读 |
| 2.1“实”与“用”的涵义解读 |
| 2.2“实用”的内涵解读 |
| 2.2.1 实际效用 |
| 2.2.2 现实应用 |
| 2.2.3 符合当下需要 |
| 2.3“思维”的内涵解读 |
| 3 中国人实用思维的定义与基本特征 |
| 3.1 中国人实用思维的定义 |
| 3.2 中国人实用思维的基本特征 |
| 3.2.1 重视此岸现世满足,轻视彼岸来世追求 |
| 3.2.2 关注应用探究,轻视理论构建 |
| 3.2.3 注重近期之用,忽视长远之用 |
| 4 中国人实用思维的发展阶段与主要表现 |
| 4.1 中国人实用思维的发展阶段 |
| 4.1.1 萌芽阶段 |
| 4.1.2 发生阶段 |
| 4.1.3 形成阶段 |
| 4.1.4 确定阶段 |
| 4.2 中国人实用思维的主要表现 |
| 4.2.1 知识 |
| 4.2.2 关系 |
| 4.2.3 宗教 |
| 第二部分 中国人实用思维的文化缘由 |
| 5“一个世界”观为核心的意义系统 |
| 5.1“一个世界”观与“两个世界”观的比较 |
| 5.1.1 思想来源 |
| 5.1.2 基本内涵 |
| 5.1.3 关系 |
| 5.1.4 目标追求 |
| 5.2“一个世界”观使得中国人追求现实性目标 |
| 5.2.1 物质性导向的目标追求 |
| 5.2.2 社会性导向的目标追求 |
| 5.2.3 情感性导向的目标追求 |
| (1)人际之情:和谐的人际关系 |
| (2)物我之情:圆融的物我关系 |
| 6 重“行”之知行观与“人”为中心之天人观的观念传统 |
| 6.1 重“行”之知行观 |
| 6.1.1 中西知行观差异之一:重“行”与重“知” |
| 6.1.2 中西知行观差异之二:“知行合一”与“知行二分” |
| 6.2“人”为中心之天人观 |
| 6.2.1 中西天人观差异之一:“人”为中心与“天”“人”各为中心 |
| 6.2.2 中西天人观差异之二:“人天合一”与“天人二分” |
| 6.2.3 中西天人观差异之三:有情之天与有理之天 |
| 6.3 传统知行观与传统天人观使得中国人重视应用性研究 |
| 6.3.1 未能建立起理论研究兴趣 |
| 6.3.2 重视应用性知识系统 |
| 6.3.3 形成重视现实应用的“学”“术”传统 |
| 7 重视机会获得和恐惧物质匮乏的传统心态 |
| 7.1 重视机会获得 |
| 7.2 恐惧物质匮乏 |
| 7.3 两个传统心态使得中国人偏好近期利益 |
| 7.4 中国人重近期利益的表现 |
| 第三部分 中国人实用思维的形成机制 |
| 8 中国人实用思维形成的总体机制图 |
| 9 中国人的实用价值观 |
| 9.1 个人/家庭层面的实用价值观 |
| 9.1.1“好死不如赖活着”:寿(健康长寿) |
| 9.1.2“有钱道真语,无钱语不真”:富(物质财富) |
| 9.1.3“势大面子宽”:贵(社会权势) |
| 9.1.4“家和万事兴”:和(家庭和谐) |
| 9.2 国家/天下层面的实用价值观 |
| 9.2.1“治国”:国家富强、社会安定 |
| 9.2.2“平天下”:天下为公、世界大同 |
| 10 中国人的实用认识论 |
| 10.1 实用自然认识论 |
| 10.1.1 自然的三个维度 |
| 10.1.2 功能本体是中国古代实用自然认识论的认知基础 |
| 10.1.3 实用自然认识论影响下形成应用性/操作型知识体系 |
| 10.2 实用道德认识论 |
| 10.2.1 道德的两重性 |
| 10.2.2 修齐治平是中国古代实用道德认识论的社会需要 |
| 10.2.3 实用道德认识论影响下形成道德践履操作系统 |
| 11 语言及其话语模式影响实用思维的形成 |
| 11.1 语言及其话语模式形塑思维方式的理论基础 |
| 11.1.1 思维支配语言 |
| 11.1.2 语言形塑思维 |
| 11.2 中国式提问将中国人的思维导向“实用” |
| 11.2.1 问题之一:这有什么用 |
| (1)“这有什么用”激发个体形成现实性目标追求 |
| (2)“这有什么用”促发个体形成作用-功能认知模式 |
| 11.2.2 问题之二:怎么办/怎么样/如何做 |
| (1)怎么办/怎么样/如何做引导“术”(方法与动作)的寻求 |
| (2)怎么办/怎么样/如何做满足于解决生产问题和生活问题 |
| 11.2.3 中国式提问的逻辑后果 |
| (1)“这有什么用”提问方式的逻辑后果 |
| (2)“怎么办/怎么样/如何做”提问方式的逻辑后果 |
| 第四部分 从实用思维的角度回答“李约瑟难题” |
| 12“李约瑟难题”的文献回顾与解析 |
| 12.1“李约瑟难题”的阶段性 |
| 12.1.1 17世纪初-19 世纪末:以德梅朗和巴多明等法国学者为代表 |
| 12.1.2 20世纪初-20 世纪中叶:以任鸿隽和梁启超等中国学者为代表 |
| 12.1.3 20世纪中叶-20 世纪80年代:李约瑟对难题的研究 |
| 12.1.4 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学者的努力 |
| 12.2“李约瑟难题”的跨学科性与学科中心偏移 |
| 12.2.1 “李约瑟难题”的跨学科性 |
| 12.2.2 “李约瑟难题”的学科中心偏移 |
| 12.3“李约瑟难题”研究中展现的三个问题 |
| 12.3.1 问题之一:“李约瑟难题”的内涵问题 |
| 12.3.2 问题之二:“伪问题”说是否挑战“李约瑟难题”的合法性? |
| 12.3.3 问题之三:现代科学移植中国是否挑战“李约瑟难题”研究的必要性? |
| 13 心理学的努力:以往心理学研究者对“李约瑟难题”的解答 |
| 13.1 陈立:“中国科学不发达的原因便必为心理的” |
| 13.2 尼斯贝特、彭凯平和侯玉波:辩证思维与整体思维的解答 |
| 13.3 皮亚杰:认识的心理发生 |
| 13.3.1 动作:一般认识发生的心理基础 |
| 13.3.2 超越动作:科学认识发生的心理基础 |
| 13.3.3 皮亚杰理论对“李约瑟难题”解答的启发 |
| 14 从实用思维的角度回答“李约瑟难题” |
| 14.1 现代科学为何产生于西方 |
| 14.1.1 希腊传统奠定科学产生的认知条件 |
| (1)概念化的形式逻辑 |
| (2)元素-结构认知模式 |
| (3)“数”的描述机能与演绎机能 |
| 14.1.2 希伯来传统奠定科学产生的人格因素 |
| (1)超越性的目标导向与动机激发 |
| (2)自我与意义寻求 |
| 14.2 现代科学为何未能产生于中国 |
| 14.2.1 实践取向难以为现代科学的产生提供认知条件 |
| (1)相关逻辑和类比推理 |
| (2)作用-功能认知模式 |
| (3)“数”在实践中起指导功能 |
| 14.2.2 儒道文化难以为现代科学的产生提供人格因素 |
| (1)现实性的目标导向与动机激发 |
| (2)求乐避苦的性格特征 |
| 第五部分 反思、评价与结论 |
| 15 对中国人思维研究的反思 |
| 15.1 以心理学为中心学科,关注思维研究的跨学科视野 |
| 15.2 以研究中国文化的思维为基本,同时关注思维研究的文化差异 |
| 15.3 宜从方法上把握思维研究的三个层次 |
| 16 对中国人实用思维的评价 |
| 16.1 实用思维提升中国人对环境的适应性 |
| 16.2 实用思维阻碍中国人理论兴趣的形成 |
| 16.3 实用思维阻碍中国人超越性目标的形成 |
| 16.4 改善中国人思维的策略 |
| 17 本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7.1 本研究的创新 |
| 17.2 本研究的不足 |
| 18 研究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9）我国环境法治的社会资本理论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我国的环境法治建设与环境法治失灵 |
| 第一节 我国的环境法治建设与生态环境恶化 |
| 一、我国环境法律规范体系建设与生态环境恶化 |
| 二、我国环境法治实施体系建设与生态环境恶化 |
| 三、我国环境法治监督体系建设与生态环境恶化 |
| 四、我国环境法治保障体系建设与生态环境恶化 |
| 第二节 我国环境法治失灵的自身原因分析 |
| 一、观念层面：生态主义价值理念尚未统领环境法治 |
| 二、制度层面：环境法律制度的认同度和权威性不高 |
| 三、运行层面：环境法治运行的体制机制不畅 |
| 第三节 我国环境法治研究的不足与社会资本理论考察的必要性 |
| 一、我国现行环境法治研究及其解析和校正环境法治失灵的不足 |
| 二、我国环境法治引入社会资本理论考察的必要性 |
| 第二章 社会资本理论：考察我国环境法治的新视角 |
| 第一节 社会资本理论的基本内涵 |
| 一、社会资本的定义 |
| 二、社会资本的属性 |
| 三、社会资本的构成 |
| 四、社会资本的类型划分 |
| 第二节 社会资本理论的历史沿革 |
| 一、资本理论的发展历程 |
| 二、社会资本理论的产生 |
| 三、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与繁荣 |
| 第三节 社会资本理论向相关学科的扩张 |
| 一、社会资本理论向经济学、政治学的初步扩张 |
| 二、社会资本理论向相关学科的全面扩张 |
| 三、社会资本理论向环境与资源保护领域的扩张 |
| 四、社会资本理论向法学领域的扩张 |
| 第四节 社会资本理论考察环境法治的视角选择 |
| 一、本文对考察环境法治的社会资本界定 |
| 二、社会资本理论考察的视角选择：网络、规范、信任 |
| 三、环境法治接受考察的视角选择：观念、制度、运行 |
| 第三章 基于网络的环境法治考察 |
| 第一节 考察环境法治的网络 |
| 一、环境法治的网络分析 |
| 二、考察环境法治的网络基本类型 |
| 三、基于网络考察环境法治的重要意义 |
| 第二节 环境法治失灵的网络解析 |
| 一、环境法治失灵的立法网络解析 |
| 二、环境法治失灵的实施网络解析 |
| 三、环境法治失灵的监督网络解析 |
| 第三节 环境法治的网络优化 |
| 一、环境法治网络优化的模式选择 |
| 二、环境法治网络优化的战略部署 |
| 三、环境法治网络优化的实践路径 |
| 第四章 基于规范的环境法治考察 |
| 第一节 考察环境法治的规范 |
| 一、考察环境法治的规范界定 |
| 二、考察环境法治的规范基本类型 |
| 三、基于规范考察环境法治的重要意义 |
| 第二节 环境法治失灵的规范解析 |
| 一、环境法治观念冲突的规范解析 |
| 二、环境法律制度权威不足的规范解析 |
| 三、环境法治运行不畅的规范解析 |
| 第三节 环境法治的规范整合 |
| 一、环境法治规范整合的模式选择 |
| 二、环境法治规范整合的战略部署 |
| 三、环境法治规范整合的基本路径 |
| 第五章 基于信任的环境法治考察 |
| 第一节 考察环境法治的信任 |
| 一、考察环境法治的信任界定 |
| 二、考察环境法治的信任基本类型 |
| 三、基于信任考察环境法治的重要意义 |
| 第二节 环境法治失灵的信任解析 |
| 一、环境法治失灵的观念信任缺失 |
| 二、环境法治失灵的制度信任缺失 |
| 三、环境法治失灵的运行信任缺失 |
| 第三节 环境法治的信任建构 |
| 一、环境法治信任建构的目标定位 |
| 二、环境法治信任建构的战略部署 |
| 三、环境法治信任建构的基本策略 |
| 结语 |
| 一、环境法治失灵：我国环境法治发展与生态环境恶化形成鲜明反差 |
| 二、社会资本缺失：我国环境法治失灵原因的新诠释 |
| 三、社会资本积累：我国环境法治失灵校正的新路径 |
| 中外文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主要科研业绩 |
| 后记 |
（10）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 |
| (二)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一)历史分析方法 |
| (二)比较研究方法 |
| (三)文献分析方法 |
| 五、研究的可能创新与不足 |
| (一)可能的创新 |
| (二)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核心概念 |
| (一)空间与空间生产 |
| (二)治理与城市治理 |
| (三)中国城市空间治理 |
| 二、理论基础 |
| (一)国家空间理论 |
| (二)城市治理理论 |
| 三、分析框架 |
| (一)城市权力结构维度的三对关系 |
| (二)城市空间生产维度的五重属性 |
| 第二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过程与模式的历史演进 |
| 第一节 1949-1978:巩固新生政权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城市中的“单位中国”: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城市区域中的“中央国家”: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二节 1978-2002:促进经济增长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经营中的城市中国: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竞争中的城市中国: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三节 2002-2012: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城市中的“社会回归”: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城市区域中的“平衡策略”: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四节 2012-2018: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全面深度改革中的城市中国: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城市中国: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三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政治意义与问题对象 |
| 第一节 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政治意义 |
| 一、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 |
| 二、中国国家建设与城市空间治理的逻辑关系 |
| 三、中国城市空间治理转型的特点 |
| 第二节 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问题对象 |
| 一、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 |
| 二、中国城市空间问题的表现形式 |
| 三、中国城市空间问题的特点 |
| 第四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内在逻辑与现实挑战 |
| 第一节 内在逻辑: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体制的特殊性与优越性 |
| 一、领导核心:城市空间治理中的“中国共产党” |
| 二、集权与分权:城市空间治理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
| 三、有为与有效:城市空间治理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
| 四、主导与自主:城市空间治理中的政府与社会关系 |
| 第二节 现实挑战:城市空间生产逻辑的冲突与失衡 |
| 一、基于政治建构的权力逻辑:作为控制与秩序的空间 |
| 二、基于资本增值的市场逻辑:作为生产与消费对象的空间 |
| 三、基于生活需要的社会逻辑:作为使用价值的日常生活空间 |
| 第五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实践路径 |
| 第一节 优化城市空间治理结构 |
| 一、全面加强党对城市空间治理工作的领导 |
| 二、优化城市空间治理过程中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
| 三、优化城市空间治理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四、优化城市空间治理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
| 第二节 完善城市空间属性的生产 |
| 一、城市经济空间的生产坚持科学和创新 |
| 二、城市政治空间的生产注重包容与协商 |
| 三、城市社会空间的生产秉承公平与共享 |
| 四、城市文化空间的生产突出特色与传承 |
| 五、城市生态空间的生产强调绿色与低碳 |
| 结语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当前经济学研究中争论的若干重大问题(二)（论文参考文献）
- [1]比较文学若干理论问题的思考[D]. 程培英. 复旦大学, 2013(03)
- [2]比较历史视野下的大国治理问题研究：以耦合治理结构与治理绩效的关系为线索[D]. 黄杰. 复旦大学, 2012(02)
- [3]中国政治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2017）[J]. 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18(03)
- [4]中国政治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2016）[J]. 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课题组,骆桢,龚剑.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17(03)
- [5]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合所有制研究[D]. 彭巨水.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6]卫兴华经济思想研究[D]. 徐淑云.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7]非线性产业或经济系统的演化（创新）分析 ——内含政务专业化的分工形式化研究视角[D]. 陈军昌. 江西财经大学, 2009(04)
- [8]中国人实用思维的理论研究[D]. 刘超.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2)
- [9]我国环境法治的社会资本理论考察[D]. 徐忠麟. 武汉大学, 2015(02)
- [10]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D]. 王海荣. 吉林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