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放权授责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论文文献综述）
张津生[1]（1995）在《放权授责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文中指出放权授责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天津市和平区审计局张津生１９８３年１１月．我奉命筹建和平区审计局．两年后配备了副局长，组成了局领导班子，现局领导班子成员３人。８年多来，我深刻地体会到：审计局建设的好坏和审计任务完成的优劣，都同领导班子的集体领导作用的强弱．...
刘明越[2]（2013）在《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逻辑与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所有制改革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核心内容,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断完善的重要标志。任何所有制都存有一个实现形式的问题。所有制改革包含两方面内容：其一,所有制结构的改革,即社会中不同所有制比重的变化；其二,所有制实现形式的改革,即所有制具体采取怎样的形式来实现。我国的所有制改革从一开始就沿着这两方面展开的。所有制结构改革,是从单一的公有制变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所有制实现形式改革,是从传统的公有制企业变为现代公司制度,无论是农村集体经济的改革,还是国有企业的改革,都清晰地显示了这一演化过程。国有企业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微观基础,一直是我国经济改革的核心。国有企业30多年的改革,一方面要解决的重点问题是要不要坚持国有企业的的性质和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是围绕实现形式这一重点问题展开的。目前,国有企业已经建立了现代产权制度,实现了产权社会化。在我国,国有企业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担任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属性的重任,体现公有制的性质,而其创造的财富必须实现社会共享。但国有企业又必须遵循市场经济发展规律,成为独立运行的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按照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和产权理论,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一方面要强调国家对企业的所有权,即国家所有的性质；一方面也要强调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国有企业经过股份制改制后,宏观层面的产权多元化的结构已经形成,而企业微观层面的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也随着产权多元化结构而不断完善。国有企业产权“一股独大”的产权结构也逐渐因产权制度改革和国家的产业政策发生变化,除涉及国家绝对控股的行业外,一般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产权已经实现多元化,形成了国有相对控股和国有参股的产权模式。根据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和委托—代理关系,国有企业的财产属于国家所有,也就是全民所有,全民共享。国资委的成立,解决了国家所有权出资人的代管问题,解决了国有资产具体管理的问题。国有资产运营和管理的目标是保值和增值,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是国有企业经营成果全民共享的前提和基础。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如何实现国有企业经营成果全民共享。实现国企经营成果全民共享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首先是国资委的定位：国有资产代管者职能的完善；其次是对国有资产代管者的监督,以便确保代管者能够真正履职；第三是探索和形成国有企业经营成果共享机制,实现全民共享。
张建明[3]（2016）在《减权、分权和治权：腐败治理的权力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人类几千年的政治文明史就是一部规范和制约公共权力的历史。规范和制约公共权力难度极大。之所以难,很大程度上是由权力的特性所决定的。权力具有强制性、垄断性、扩张性、隐蔽性、利益性、腐蚀性等特点。正是因为权力的上述特性,使得公共权力的行使很容易出现异化状态。权力的异化是指本来是来自于人民权利让渡、为人民服务的权力,却被用来统治、奴役人民的现象。国家权力本质特性是导致异化的最重要内在因素。国家权力异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暴力、垄断和异化的三种为恶倾向,是导致权力被滥用和腐败滋生的根本原因。正因为权力有这样一些特性,导致规范和制约权力变得十分困难。从权力治理的视角讲,要遏制腐败,核心是防止公共权力的滥用,保持适度的公共权力。其中,减权、分权和治权是最重要的三种治理腐败的途径。通过权力路径治理腐败首要的是减权,它要求最大限度减少公共权力对市场和资源配置的干预。在减权的基础上,还要进行分权,因为权力过于集中会形成“绝对的权力”,进而产生“绝对的腐败”。分权就是将公共权力分开行使,让各种权力之间形成一种相互制衡和相互制约的状态。分权并不完全等同于制衡,也不一定能杜绝腐败。但分权是形成权力相互制约的必要条件,是权力制衡的基础。当然,分权与集权是相对的,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如何分权和集权应当结合具体的政治体制、经济结构和文化传统来进行。分权本身并不是目的,分权的目的是将各种权力之间保持相互制衡,保证权力的相互约束,防止权力的滥用。要防止权力的滥用,用分权解决过度集权是必要的,但远远不够,还需要对权力进行制约和治理,这就是治权。在现代民主社会,权力的制约应该是制度化、合法化的,应该按照法律规范,通过法治的手段进行。在民主政治中,“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法律制约权力”、“以道德制约权力”和“以社会制约权力”都是权力制约的有效手段。当然,“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法律制约权力”、“以道德制约权力”和“以社会制约权力”之间应该是互相补充的,现代民主社会需要这几种制约权力形式的共同存在和共同作用。就形式而言,前一种是后一种的基础,并且是层层推进的关系,并不存在前者对后者的否认,任何权力制约都应该是几种形式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现阶段,通过减权、分权和治权的路径来遏制腐败,不仅要对“一把手”权力进行治理,更要以“零容忍”惩治腐败,有效防止权力越界。
郭平[4]（2012）在《我国公办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大学作为传承和研究高深学问的学术组织,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未来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大学将承担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服务社会、传承与创新文化的重要使命。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研究已经成为高等教育研究的热点和难点课题。本文以现代大学制度为视域,以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为中心,以大学内部治理运行机制为切入点,力图深入分析和论证大学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这对矛盾,对现代大学制度下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形成与发展进行系统研究,分析现代大学制度下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成因、演变与现状,阐明现代大学制度下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确立深化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改革的基本命题,提出现代大学制度下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构架。力图通过理论分析和模式构建,达到对我国公办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及其运行机制中具体实践的指导。基本思路是：建立“董事会（理事会）框架内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大学内部领导体制,健全“党委领导、校长治校、教授治学、民主管理、师生参与”的共同治理模式,形成“党委政治权力、校长行政权力、教授学术权力、师生民主权力”的协调运行机制。本文主要从以下六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国内外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透视。首先进行归纳总结,将国外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划分为三种模式进行分析。其次,分析我国公办大学内部治理要素的现状与大学“去行政化”问题。在此基础上,对大学及其本质进行探讨。二是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架构。分析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理论基础,阐述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功能及其实现路径,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董事会（理事会）框架内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三是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中的党委领导。分析我国公办大学内部领导体制的历史演变,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必然性,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存在问题分析,提出健全完善党委领导的运行机制的路径。四是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中的校长治校。分析校长治校是大学内部治理的关键,校长治校的机理分析,大学理念与校长治校模式,健全校长的决策程序和议事规则。五是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中的教授治学。分析教授治学的历史演进,教授治学的内涵与本质,我国大学落实教授治学的必要性,落实教授治学机制的路径。六是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制度保障。分析大学章程的内涵与特征、大学章程对于大学治理的意义,分析大学章程中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提出通过大学章程完善我国公办大学内部治理结构。
王振兴[5]（2020）在《基层减负背景下乡镇政府的制度激励优化研究》文中提出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引发的负担过重,是长期存在于我国基层治理中的一大顽疾,突出表现为会议多、文件材料多、检查评比多,消耗着大量治理资源,阻碍治理绩效的提升和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现。为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中共中央办公厅于2019年3月印发《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将2019年作为“基层减负年”,并提出加强思想教育、整治文山会海、优化检查考核制度等意见和要求。在客观层面上,基层组织负担过重的问题根植于我国的基层治理体制机制中,尤其与诸种不合理的激励制度息息相关。因此,在加强作风建设的同时,也需注重基层组织激励制度的优化和变革,以实现基层减负与激励约束并举,引导基层干部积极作为。本文从基层减负的政策背景出发,考察我国乡镇政府的激励制度,系统分析当前激励机制所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并在规范层面上探索乡镇政府激励制度的转型方向与优化路径,以回应推进基层减负和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诉求。基层减负政策的提出,是倒逼我国乡镇政府激励制度变革的重要契机。乡镇政府制度激励的优化根植于我国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演化之中,与人民群众多元化的需求、治理制度变迁压力、乡镇治理的实践困境等密切相关。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对乡镇政府的激励制度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增进合法性、推进制度变迁、解决治理实践面临的问题,构成乡镇政府制度激励优化的多重逻辑。当前我国的乡镇政府激励制度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为激励导向偏差与激励方式异化,权责分配严重不对等。受制于基层治理复杂性、绩效信息模糊性等因素,乡镇政府激励制度呈现出明显的过程控制导向,相对忽视最终的治理绩效产出,并割裂了二者之间的关联,引发激励制度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另一方面,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县级政府和部门采用目标管理责任制、督查问责等方式强化对乡镇政府的考核约束,并将部分事项纳入一票否决范畴释放强大的惩罚压力和信号。与之相比,针对乡镇干部的奖励机制十分有限,晋升空间狭小、物质待遇偏低,难以调动乡镇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各级政府在自上而下转移职责的同时建立绩效考核与问责机制,关注相关政策落实的最终结果,但忽视权力下放和为下级政府提供必要的治理资源支持。由此,我国地方政府间权责划分严重失衡,乡镇政府责重权小,即使面临强大的考核压力,乡镇干部也有心无力,难以切实履行好纷繁复杂的治理职责。在考核约束压力和权责失衡的结构背景下,乡镇干部在治理过程和程序上大做文章,采取强化痕迹管理、象征性治理、应对考核检查等策略规避职责和惩罚,催生和强化形式主义,使自身处于“忙而不动”的状态,消解了激励制度的实际效用。扭曲的激励机制阻碍着基层减负政策的落实,加重乡镇干部的形式主义负担,是避责策略和基层治理形式主义泛滥的制度性根源。强化痕迹管理、象征性治理、应对考核检查等是常见的避责策略,这些策略的广泛使用进一步催生和强化基层治理中的形式主义,给乡镇干部自身增添沉重的形式负担。在此状况下,过程控制与结果导向之间的矛盾进一步被放大,乡镇干部持续以上级意志为导向,撰写和准备各种材料,应付各种会议和检查督查,以实现避责和免于处罚的目标。在频繁的督查检查与巨大的考核压力下,乡镇干部的大量时间被文山会海所占据,赶制各种表格和材料,鲜有精力脚踏实地为群众办实事。这些形式主义事项并不能产生实质的治理绩效,是一种公共治理资源的浪费,导致乡镇治理陷入低效困境。为适应基层减负的政策要求,我国需构建结果导向与过程控制兼顾、正向激励与负向约束并重的乡镇政府激励制度体系,并通过简政放权、优化政策资源配置等方式促进乡镇政府权责对等、提升乡镇干部治理能力。具体而言,亟需规范督查检查机制,治理考核乱象,构建基于治理绩效和成果的乡镇干部评价制度;拓宽乡镇干部晋升通道,完善和落实基层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为乡镇干部提供充分的正向激励;强化赋权激励,理顺基层治理的权责关系,实现乡镇政府“责权利”的协调统一。
杨雪飞[6]（2019）在《我国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行政审批是政府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时,依法实施的一种事前控制手段。在我国长期的行政体制改革过程中,为了深化政府简政放权、推进政府放管服改革,实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不可缺少的手段之一。我国政府通过进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可最大限向市场、社会、地方政府放权,更好地发挥政府的功能和效用。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政府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满足公众的办事诉求,加快落实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刻不容缓。十八大以来,我国政府在开展实体政务大厅、网上政务大厅、“不见面审批”、“多证合一”、“一门式”、“一网式”等审改方面工作皆取得不错进展。随着十九大的召开,未来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将如何推进,吸引各界广泛关注。为了能够更加全面而深刻得理解地方政府在改革中的重要地位,本文在明确行政审批相关概念的前提下,从促进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相关理论着手,论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产生与发展,总结各级地方政府在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中取得的成效,找出当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并分析其内在原因,希望能够密切结合互联网+政务服务、大数据、经济学、法学、行政学等相关知识,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希望在理论与实践上皆能为地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的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杨英[7]（2010）在《授权风险考量与领导授权行为研究》文中认为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和组织结构的日益扁平化,授权成为一种能够有效激励员工、提升绩效的管理手段。然而越来越多的授权现象显示,目前授权依然停留在理想化概念阶段。尤其在中国,管理不授权现象比比皆是。因此本研究试图从风险的角度来探讨管理不授权现象,期望给授权困境治理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论文分为文献、实证和管理对策三部分。文献部分主要是对授权相关理论、概念和研究进行了回顾总结,包括授权研究的发展脉络,授权结构和测量相关研究成果的归纳,授权对员工工作态度、行为和绩效的作用,对组织绩效、组织创新、管理有效性的影响,以及个体特征、工作特征和组织环境等因素对授权的影响。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展开了授权风险考量问卷的开发工作。从已有理论和研究入手,提出相应的构念假设,并通过深入访谈对该构念假设进行检验,得出结论：管理者在面临授权决策时会从任务绩效、个人权利地位、组织利益等方面来权衡授权风险。接着,从48份开放式问卷中收集到大量有用信息,最终形成一份含有23个项目的初始问卷。在两次实证研究之后,授权风险考量的正式测量量表编制完成,其三维度结构也再次得到验证。实证研究的第二部分内容是检验授权风险考量对领导授权行为、员工工作态度的影响。通过210对主管-下属配对数据的分析,发现任务绩效和组织利益风险考量能够显着负向预测领导的授权行为。而且,当上级对下属展示较多的授权行为时,员工会认为工作更有意义,拥有更多的工作自主权,产生较高的自我效能感,对工作或组织的影响力较大,从而会拥有较高的主管承诺和工作卷入度。实证研究的第三部分是从结构论和关系论出发,进一步探讨授权风险考量在授权行为影响因素研究中的各种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通过209名主管和627名下属的配对数据发现,当工作不确定性越高,或组织正式化程度越高,或集权度越大,管理者的授权行为均会减少。而且集权度对领导授权行为的负向影响会显着受到授权风险考量的强化作用。另一方面,权力距离也能够通过任务绩效和组织利益风险考量对领导授权行为产生影响。而任务绩效和组织利益的风险考量对领导授权行为的负向影响也会受到LMX关系的强化,风险较大时LMX关系能够缓解这种负向作用。管理对策部分整理了以上研究结果对治理授权困境的启示,并总结出治理授权困境的五大步骤：确定授权困境；初步判断授权困境产生的原因；判断是否存在任务绩效风险；判断是否存在权利地位风险；判断是否存在组织利益风险。每个阶段根据不同诊断结果采取不同的治理方法。本研究从人才选拔、组织制度、管理理念等方面提出了一些相应的治理对策。最后,对本文主要研究结论进行了总结,并指出本研究的局限性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苏艺[8]（2017）在《我国各级政府派出机关的宪法学研究》文中提出派出机关是指由一级人民政府经有权机关批准在一定行政区域内设立的行政机关,其与由政府工作部门设立的派出机构共同构成本文所称的“行政派出组织”。行政派出组织因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博弈而产生,其权力本质上是集权基础上的区域性授权。一般来说,各国行政派出组织的设立受到其国家结构形式、行政区域划分以及宪法典等宪法学因素的影响。就我国而言,民主集中制原则对行政权的分配过于向中央集中,需要通过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原则的作用进行有效调节。这种国家行政机关自上而下的领导体制既保证了中央统一领导的主体地位,又将向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分权确立为行政权纵向配置的核心方式,向行政派出组织的区域性授权只是一种辅助性方式。但建国以来的大量事实表明,这种辅助方式经常在特定时期、特定层级的行政权纵向配置上居于相对重要的位置。综合考虑存在时间之长短、发挥作用之轻重等因素,各类派出机关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大行政区行政委员会、区公所为代表的“权宜性派出机关”,一类是以专员公署和行政公署、街道办事处以及各类开发区、城市新区管理委员会为代表的“政权化派出机关”。具体来说,权宜性派出机关整体上存在时间较短,基本维持了派出机关“监督、指导”的固有功能。其中,大行政区行政委员会在由一级政权组织改设为派出机关后,其组织和职权都受到极大压缩。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和省级政权组织的合并,大行政区建制就被整体撤销。由于区公所的组织和职权与乡级政府高度趋同,因此当乡级政权组织经过合并使得县乡之间的管理幅度趋于合理后,区公所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政权化派出机关不仅存在的时间长,而且在实践中发挥了“一级政府”的职能。其中,省县之间的专员公署由于长期缺乏有效的法律约束,其组织和职权在政治运动中逐渐膨胀,在演变为行政公署后中央几次调控都无法奏效,最终只能通过全面实施市领导县体制将它们逐步撤销。街道办事处由于最初承担了组织未就业的城市居民进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使命,其组织和职权也在政治运动中大幅度膨胀。尽管上世纪80年代后街道办事处的任务已发生变化,但随着城市基层政府的“简政放权”,街道办事处的作用不仅没有下降,并且还需要居民委员会进行大量协助,二者的关系下一步仍需进一步理顺。各类开发区、城市新区管理委员会的设立并非解决管理幅度不合理的问题,而是通过获得较大经济管理权限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经过多年发展,实践中大量管委会被陆续授予社会管理权限,出现了与行政区域融合发展的趋势,但其中未完全转型为一级政府或未与一级政府合署办公的管委会目前游离于组织法的控制之外,这一现状必须尽快加以改变。从制度层面进行现实性反思是进行体系性规范建构的前提。具体来说,大行政区建制的各种组织形式只不过是建国初期中央大量放权后权力一步步收紧的具体表现。专员公署和行政公署、区公所、街道办事处本质上都是为解决上下层级间管理幅度过宽的问题而设立的,但只有区公所是因为下级政权组织规模扩大而被自然淘汰,行政公署、街道办事处由于有效填补了层级间的权力缺口,逐步向政权化发展。尽管以市领导县体制取代行政公署表面上解决了后者“名不副实”的问题,但前者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暴露,部分经济发达地区有向省直管县体制回归的迹象;与之相比,街道办事处无疑应通过将大部分职能转移给居民委员会的方式来加强后者的自治功能,但目前街道体制改革仍处在历史选择的十字路口。各类开发区、城市新区管委会获得社会管理权限已经超出了原有授权目的,因此必然要与行政区域实现融合发展。目前已事实上成为“准行政区”的开发区、城市新区还存在不同国家派出机构之间形成的派出权力结构,违宪违法现象相当严重,存在太多需要理顺的体制机制。总之,政权化派出机关整体上已偏离固有的功能定位,并且短期内无法实现回归,相关规范建构必须建立在这一客观事实基础之上。有关派出机关的规范建构应以《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68条的规定为核心,但穷尽法教义学方法的阐释和体系化在街道办事处和管委会的相关问题上仍不能得出令人满意的方案,需要对本条及相关规范进行必要的修改,以符合《宪法》和中央有关政策方向。在具体规范建构的过程中,要遵循法律保留原则、法明确性原则、功能最适当原则的合宪性控制机制,最终形成以立法规制为核心的派出机关法治化路径。
周湘林[9]（2010）在《中国高校问责制度重构 ——基于本科教学评估的新制度主义分析》文中研究说明高等教育评估是保证和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举措之一。从组织主体上看,中国的高等教育评估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政府主导的评估,一类是由民间组织的评估。其中高校本科教学评估涉及面最广、影响最大,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度也最高,是中国高等教育评估中的典型代表。评估与问责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一定基础上,可以从问责视野来分析评估。那么,本科教学评估制度是不是一种问责制?如果是,是何种类型的问责制?该种制度的运行效果如何?如果要变革会遇到什么阻力?通过上述问题的分析,透过本科教学评估制度,可以看出中国高校问责制该如何改革?对于这些问题,已有研究并没有作出相应的关注与回答。因此,立基于国内外的实践经验与研究成果,对以上问题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能为完善中国高校问责制提供依据。本研究选择从制度层面来分析中国高校问责制。如果放宽新制度主义中三个重要流派各自的假设,将结构、制度、理性的作用整合起来,从制度对行为的影响和影响制度的深层结构、制度自身在历史上的路径依赖以及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几大方面的因素入手,可以分析中国高校问责制的运行效果、历史演变及其未来的变革趋势。首先假定规则是外在的,制度是给定的,也即将高校问责制看作自变量,解释在现行高校问责制度情境下的高校行为,而不去解释规则的创设过程,以便对现行制度进行评估。然后将高校问责制看作因变量,主要从结构上的制度影响,历史时序上的路径依赖与回报递增,制度延续与变革的关键节点三方面进行研究,以此来解释特定结构中具体制度的生成与演变。这里主要分析中国高校问责制度在何时、因何种动力而发生何种类型的变迁,进而预测并构建更趋合理的、符合中国国情的高校问责制。理论上讲,管理视野中的高校问责制属于传统的“对责任的回答范式”。管理者是问责主体,被管理者是问责对象,二者是分离的,而且高校的利益相关者没有广泛参与,因而存在许多缺点。而治理视野中的高校问责制则强调问责对象应变被动为主动,变压力为动力,自觉承担利益相关者责任。这样,整个问责最重要的目的不是证明,而是改进,以便协助高校做出有关符合利益相关者需求的决策,同时提供绩效问责的信息。高校社会问责制是指由高校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共同组成的问责主体对高校进行问责,具体运行机制是由政府指导、协调、认证,并由政府和其他社会评估机构分类组织,高校利益相关者全过程有效参与的整合型高校问责制度安排。这也正是一种治理视野中的问责制,因此,社会问责将是高校问责制的改革方向。从问责制的视角看,中国已实施的第一轮本科教学评估制度实质上是一种政府对高校的问责制度安排,属于管理视野中的问责制。那么,要使本科教学评估取得更好的效果,就必须建立治理视野中的高校问责制,即中国高校社会问责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运用模糊综合评价原理进行多级分析的结果表明,本科教学评估制度这种典型的中国高校问责制的有效性被认为“一般”,占40%,认为“较好”和“很好”的比率合占24%,认为“一般”以上的共计达到64%,这说明该制度基本上被认可。但认为“较低”和“很低”的比率还较高,合占36%,可见,为了使本科教学评估制度更加完善、有效性更高,必须加强改革。进一步分析表明,如果以本科教学评估这种中国高校问责制为自变量,在政府问责的情境中,高校的行为具有策略性,是有限理性的选择。一方面高校高度重视评估,而且在短期内积极行动,也达到了一定的效果；另一方面,高校的策略性行动后续乏力,没有形成不断改进的自觉行为,外部的压力没有很好的转化为内部的动力；而且由于有限理性选择,甚至出现了一些意料之外的“异化”行为,给师生和社会带来了很多副作用,而相关制度对此却没有强大的约束力。这就大大降低了本科教学评估制度的有效性。第二,如果以本科教学评估这种中国高校问责制为因变量进行分析,在建国6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高校问责制度变迁经历了三个阶段：高校“无权”状态下内部检查式的问责阶段,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情况下逐步规范化的政府问责阶段,以政府为主、社会逐步有限参与的问责阶段。中国高校问责制受制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思维惯性、集权管理运作模式、官本位的文化观念等宏观“制度的深层结构”。正是在高的构建成本、学习效应、合作效应、适应性预期、市场不完备、利益以及信念等因素的作用下,中国高校问责制在行政模式的轨道上逐步演进,体现出很强的路径依赖现象。在建国以来60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高校问责制存在四种类型的制度变迁：制度微调、制度转换、制度扭曲、制度断裂。目前,中国高校问责制存在的种种弊端呼唤制度创新,从路径依赖到制度创新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制度深层结构的影响及路径依赖现象的存在,既为制度创新提供了现实基础,也是制度转换的阻力,因此,必须依据中国国情来探索具体可行的中国高校问责制。符合中国国情的高校社会问责制度的核心内涵主要包括如下几方面：第一,建立高校与其利益相关者的伙伴关系,产生协同作用,在常态中根据需要定期和随机启动问责。第二,政府颁布相关高校问责政策法规,制定问责规则,成立各类相关机构,督促学校公布信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依据高校利益相关者的需求,设置不同的评估项目。由教育部评估中心指导、监督和认证,评估中心和其他社会评估机构共同分类分级组织实施,高校各利益相关者广泛参与,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布。第三,高校设立专门的问责回应机构,按照政策法规要求提供教学基本状态及教学科研成就等多种数据。并与利益相关者积极互动,利用反馈信息促进高校改进。第四,高校各利益相关者利用政策法规设定的参与机制,参与高校问责的全过程,在问责过程中与高校互动,监督政府与学校的行为。根据各自的需要利用问责结果,在满足自身利益诉求的同时对高校形成不同的良性压力,促进高校持续不断地改进。应当通过提高高校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意识、健全高校问责机构、制定相关政策法规等措施来促进中国高校社会问责制的建立和完善。
王宝生[10]（2014）在《VS公司研发团队授权赋能案例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升，企业所处外部环境竞争日趋激烈，导致其无法仅仅凭借规模、价格、专业化程度等传统因素构建、维持竞争优势，转而通过提高组织绩效、创新能力等方式提高企业竞争力。授权赋能（Empowerment），亦称赋权、授权，作为一种能够有效激励员工、促进员工创新行为、提升组织绩效的管理手段对提高企业竞争力有着重要影响。国内外学者已就授权赋能的涵义、影响因素、以及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但是尚缺乏针对授权赋能原则的实际案例研究，同时领导者对有效授权控制运用的问题也不曾得到关注。这些问题都将在本文研究中得到进一步地探讨。本文以VS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针对研发团队设计评审实施授权赋能管理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案例研究分析:从最初实行授权赋能的危机重重的状态到后来授权变革之后，问题最终得到解决,详细分析了实施授权变革前后授权管理产生完全不同结果的原因，进而总结得出本案例的启示，即遵守授权原则和进行有效控制授权是有效授权的关键。本文进一步拓展了授权赋能及其原则、授权控制等理论在企业管理实践活动中的应用，为企业尤其是研发团队的授权管理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企业，尤其是研发团队进行授权管理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本研究包含绪论和正文两部分，具体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绪论和文献述评，正文部分包括案例部分（第二、三章）和案例分析部分（第四章），最后是本文结论，对本文进行了回顾，概括了本文的研究成果、收获与不足。
二、放权授责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放权授责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2）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逻辑与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研究现状 |
| 一、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前提的产权论 |
| 二、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私有化论 |
| 三、国企产权改革制度的社会化论 |
| 四、按照宪法规制国企产权制度改革方向 |
| 五、国企改革的市场化竞争论 |
| 六、国企产权改革的合理化优势论 |
| 第二节 继续推进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意义 |
| 第三节 论文结构及研究路径 |
| 一、论文基本结构 |
| 二、研究方法及创新与不足 |
| 注释 |
| 第二章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理论维度 |
| 第一节 产权制度概述 |
| 一、产权界定 |
| 二、产权的起源、产权结构与产权功能 |
| 三、经济学的产权和法学的产权 |
| 第二节 企业性质与企业产权理论 |
| 一、古典经济学企业理论——分工与企业的产生 |
| 二、新古典经济学企业理论——一般均衡理论和局部均衡理论 |
| 三、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 |
| 四、企业家创新理论 |
| 第三节 企业制度(形态)的演变与企业产权结构变迁 |
| 一、企业制度的演变 |
| 二、现代企业(公司)的产权制度 |
| 三、现代企业制度与混合所有制 |
| 四、现代企业制度与公有制的结合 |
| 注释 |
| 第三章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演进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形式与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变迁 |
| 一、国有企业界定的理论探讨和实践 |
| 二、国有企业与国有经济及国有资本的关系 |
| 三、经典作家关于公有制实现形式的阐释和实践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最初探索 |
| 一、利益约束机制下的国营企业制度改革——放权让利 |
| 二、契约约束机制下的国营企业改革——两权分离 |
| 第三节 产权约束下的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变革 |
| 一、国企法人财产权的确立 |
| 二、现代企业制度下有限责任制度的形成 |
| 三、现代企业制度下国有企业产权结构的变化 |
| 注释 |
| 第四章 国企产权结构多元化与现代企业制度的确立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产权结构多元化的逻辑和实现路径 |
| 一、国企股份制改革与产权结构多元化的推进 |
| 二、“债转股”与国企产权结构多元化的实现程度 |
| 三、股权分置改革对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的推进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与政府关系的演变 |
| 一、政企关系的破冰 |
| 二、政资关系的调整 |
| 三、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的剥离 |
| 注释 |
| 第五章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 |
| 第一节 正确定位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功能 |
| 一、公法与私法视阈内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法律特征 |
| 二、国有经济是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石 |
| 三、以增加全民福祉为目标 |
| 四、强化国企社会责任 |
| 五、弥补“市场失灵”保障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
| 第二节 反对私有化与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 |
| 一、反对国企权制度改革的私有化倾向 |
| 二、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 |
| 第三节 国民共进 |
| 一、“国进民退”的争论 |
| 二、国民共进 |
| 注释 |
| 第六章 深化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问题研究 |
| 第一节 完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制度 |
| 一、国企法人财产权的确立 |
| 二、国企公司治理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方向 |
| 三、国有企业外部治理机制的完善 |
| 第二节 完善国资管理体制和出资人代管职能 |
| 一、现行国有资产管理体系的架构 |
| 二、现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
| 三、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完善的方向 |
| 第三节 实现国企经营成果的社会分享 |
| 一、自然垄断行业国企产权制度改革 |
| 二、自然垄断行业国企产权制度改革方向 |
| 三、强化国资监管、防止国资流失 |
| 四、建立国企经营成果共享机制 |
| 注释 |
| 第七章 结论 |
| 一、对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继承和创新 |
| 二、渐进式改革可以实现从“国富”到“民富”的转变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3）减权、分权和治权：腐败治理的权力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问题缘起和研究主题 |
| 1.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2 研究主题及路径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关于“腐败”定义的研究 |
| 1.2.2 关于权力及其认识的研究 |
| 1.2.3 关于制约权力以遏制腐败的研究 |
| 1.3 研究方法、研究创新以及研究不足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创新 |
| 1.3.3 研究不足 |
| 第2章 减权 |
| 2.1 确立有限政府理念,缩减政府权力边界 |
| 2.2 改革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充分发挥市场作用 |
| 2.2.1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
| 2.2.2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
| 2.2.3 严格控制政府规模和财政规模 |
| 2.3 改革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 |
| 2.3.1 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 |
| 2.3.2 党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
| 2.3.3 严格依法执政,坚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
| 2.3.4 铲除“官本位”土壤,从源头上遏制特权 |
| 第3章 分权 |
| 3.1 分权对于遏制腐败的主要功效 |
| 3.1.1 以权力制约权力是防止权力滥用的重要途径 |
| 3.1.2 权力过于集中是滋生腐败的重要原因 |
| 3.2 分权对于遏制腐败的局限性 |
| 3.3 深化改革,健全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力分工体制 |
| 3.3.1 通过党政分开规范党政关系的权力运行机制 |
| 3.3.2 建立健全相互制约和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
| 3.3.3 纵向分权——规范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权力运行机制 |
| 第4章 治权 |
| 4.1 以监督制约权力 |
| 4.1.1 以监督制约权力的特点及其作用路径 |
| 4.1.2 监督懈怠及其治理 |
| 4.2 以法治制约权力 |
| 4.2.1 以法治制约权力的主要优势 |
| 4.2.2 以法治制约权力的不足 |
| 4.2.3 坚定不移走法治反腐道路 |
| 4.3 以民主制约权力 |
| 4.3.1 民主和制约权力、遏制腐败的关系 |
| 4.3.2 民主对于制约权力、遏制腐败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
| 4.3.3 民主制约权力、遏制腐败的作用方式和主要路径 |
| 4.3.4 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民主的腐败治理功能 |
| 4.4 以社会制约权力 |
| 4.4.1 以社会制约权力的主要优势 |
| 4.4.2 建立健全以社会制约权力的保障机制 |
| 4.5 以道德制约权力 |
| 4.5.1 以道德制约权力的传统、方式和优势 |
| 4.5.2 以道德制约权力的困难和挑战 |
| 4.5.3 加强道德建设,充分发挥道德的权力制约作用 |
| 第5章 减权分权治权的关键：“一把手”权力治理 |
| 5.1 “一把手”权力滥用的根本原因 |
| 5.2 “一把手”权力集中的体制原因 |
| 5.3 防范“一把手”腐败和权力滥用的根本途径 |
| 5.3.1 减权 |
| 5.3.2 分权 |
| 5.3.3 治权 |
| 第6章 “四张清单一张网”—浙江省减权分权治权的探索 |
| 6.1 “四张清单一张网”的主要内容 |
| 6.2 “四张清单一张网”是减权分权治权的有效途径 |
| 6.2.1 减权是“四张清单一张网”的核心 |
| 6.2.2 分权是“四张清单一张网”的重要内容 |
| 6.2.3 治权是“四张清单一张网”的目标 |
| 6.3 深化“四张清单一张网”建设,把权力关进法治笼子 |
| 6.3.1 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
| 6.3.2 强化权力运行监督机制,强化对行政裁量权的监管 |
| 第7章 以“零容忍”惩治腐败,实现权力越界的治理 |
| 7.1 “零容忍”是防止权力越界、遏制腐败的前提和基础 |
| 7.2 实施“零容忍”反腐败政策需要清除的思想障碍 |
| 7.3 全面实施“零容忍”反腐败政策法律 |
| 7.3.1 健全“严而不厉”的刑法反腐体系 |
| 7.3.2 建立以情节为中心的贿赂犯罪评价体系 |
| 7.3.3 合理增设腐败犯罪的罚金刑 |
| 7.3.4 逐步取消贪污贿赂犯罪死刑 |
| 7.3.5 进一步规范新型受贿犯罪的法律对策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4）我国公办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章 国内外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透视 |
| 一、国外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及其模式 |
| (一) 校外利益集团组成的董事会治理模式 |
| (二) 校内利益代表组成的权力机构治理模式 |
| (三) 校内外结合的权力机构治理模式 |
| 二、我国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历史演变 |
| (一) 我国近代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萌芽 |
| (二) 民国时期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发展变革 |
| (三)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演变 |
| 三、我国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分析 |
| (一) 我国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迁的特征 |
| (二) 大学内部治理结构要素的现状 |
| (三) 我国大学“去行政化”问题 |
| 四、基于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大学本质 |
| (一) 大学的异化 |
| (二) 大学的本质 |
| 第二章 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构架 |
| 一、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理论基础 |
| (一) 系统理论与大学内部治理结构 |
| (二) 治理理论与大学内部治理结构 |
| (三) 利益相关者理论与大学内部治理结构 |
| (四) 管理理论与大学内部治理结构 |
| 二、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功能及其实现 |
| (一) 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功能的内涵 |
| (二) 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功能的基本特点 |
| (三) 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功能的表现 |
| (四) 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功能的实现路径 |
| 三、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基本框架 |
| (一) 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核心 |
| (二) 董事会(理事会)制度是现代大学内部的重要标志 |
| (三) 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总体设计 |
| 第三章 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中的党委领导 |
| 一、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必要性 |
| (一) 我国《高等教育法》确认的高等学校内部领导体制 |
| (二) 符合高校治理的普遍规律的内部领导体制 |
| (三) 内涵丰富、制度优越的高校内部领导体制 |
| 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存在的问题分析 |
| (一) 教育法律法规之间表述上的模糊与冲突 |
| (二) 党委领导与校长负责运行中的矛盾与障碍 |
| (三) 党委权力与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
| 三、健全高校党委领导的运行机制 |
| (一) 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基本思路 |
| (二) 完善党委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 |
| (三) 探索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多元模式 |
| 第四章 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中的校长治校 |
| 一、校长治校的机理分析 |
| (一) 校长在学术权力系统中的地位与作用 |
| (二) 校长在治校中的角色分析 |
| (三) 校长治校中的权力影响 |
| 二、大学理念与与校长治校 |
| (一) 关于大学理念 |
| (二) 理念引领：大学校长治校之道 |
| 三、完善校长决策程序和议事规则 |
| 第五章 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中的教授治学 |
| 一、教授治学的历史性和必要性 |
| (一) 国内外大学教授治学的历史演进 |
| (二) 我国公办大学教授治学的必要性 |
| 二、教授治学的内涵与本质 |
| (一) 教授治学的内涵 |
| (二) 教授治学的本质 |
| 三、教授治学运行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
| (一) 建立和完善教授委员会 |
| (二) 建立和完善学术委员会 |
| 第六章 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制度保障 |
| 一、大学章程与大学治理 |
| (一) 大学章程的内涵 |
| (二) 大学章程的特征 |
| (三) 大学章程对大学治理的意义 |
| 二、大学章程中的内部治理结构 |
| (一) 国外大学章程中的内部治理结构 |
| (二) 港澳台地区大学章程中的内部治理结构 |
| (三) 我国公办大学章程中的内部治理结构 |
| 三、通过章程制定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 |
| (一) 案例：南方科技大学完善内部治理结构的探索 |
| (二) 案例：YB大学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探索 |
| 结语 |
| 一、论文的主要结论及其创新之处 |
| 二、论文存在的问题和有待完善的地方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5）基层减负背景下乡镇政府的制度激励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四、可能创新与主要限度 |
| 第一章 乡镇治理转型的结构背景 |
| 第一节 从汲取到下沉:乡镇政府的角色演变 |
| 一、税费征收与汲取型政府 |
| 二、税费改革与悬浮型政府 |
| 三、项目治理与协调型政府 |
| 四、精准扶贫与下沉型政府 |
| 第二节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乡村振兴 |
|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乡镇治理转型 |
| 二、乡村振兴视域下的乡镇政府 |
| 第三节 基层减负的政策背景 |
| 一、基层减负的政策体系 |
| 二、基层减负的政策目标与重点内容 |
| 第二章 乡镇政府制度激励优化的多重逻辑 |
| 第一节 服务型政府的合法性逻辑 |
| 一、我国乡镇政府的合法性 |
| 二、乡镇政府激励制度优化的合法性效应 |
| 第二节 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制度逻辑 |
| 一、规制性要素:基层治理正式制度的变迁 |
| 二、规范性要素:社会期待构成非正式压力 |
| 第三节 乡镇治理的实践逻辑 |
| 一、基层治理关系的转变 |
| 二、基层治理变革中的问题导向 |
| 第三章 乡镇政府激励制度异化与基层减负政策消解 |
| 第一节 激励导向异化:重过程控制轻绩效产出 |
| 一、结果控制的相对弱化 |
| 二、过程控制的过度强化 |
| 第二节 激励方式偏差:重考核约束轻正向激励 |
| 一、考核问责普遍化 |
| 二、奖励机制的缺乏 |
| 第三节 权责匹配失衡:重责任下移轻权力下放 |
| 一、乡镇政府的无限责任 |
| 二、乡镇政府的有限权能 |
| 第四节 减负政策消解:阻碍基层治理效能提升 |
| 一、激励制度异化消解减负政策实效 |
| 二、减负政策实施偏差及其后果 |
| 第四章 乡镇政府制度激励优化的路径探索 |
| 第一节 乡镇政府制度激励优化的目标指向 |
| 一、“激励型政府”的提出及其理论基础 |
| 二、价值性目标:促进减负与激励相互协调 |
| 三、工具性目标:构建科学合理的激励体系 |
| 第二节 赋权激励制度:实现权责对等 |
| 一、乡镇政府的一般性权责制度优化 |
| 二、乡镇政府的政策性赋权制度构建 |
| 第三节 晋升激励制度:优化干部选拔 |
| 一、推进乡镇干部晋升标准多元化 |
| 二、拓宽乡镇干部晋升渠道 |
| 第四节 物质激励制度:提高干部待遇 |
| 一、完善基层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 |
| 二、建立基层干部收入正常增长机制 |
| 第五节 程序规范优化:简化督查考核 |
| 一、统筹规范乡镇政府督查检查工作 |
| 二、改进乡镇政府检查考核程序 |
| 结论与讨论 |
| 参考文献 |
| 硕士期间主要成果 |
| 致谢 |
（6）我国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国内相关研究现状综述 |
| (二)国外相关研究现状综述 |
| (三)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难点与创新点 |
| (一)研究的难点 |
| (二)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相关概述 |
| 第一节 我国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内涵 |
| 一、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相关概念界定 |
| 二、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逻辑分析 |
| 第二节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相关理论基础 |
| 一、治理理论 |
| 二、制度变迁理论 |
| 三、新公共服务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历史沿革 |
| 一、制度预构建阶段(1978—2001) |
| 二、制度初步构建阶段(2001—2004) |
| 三、改革实践探索阶段(2004—2013) |
| 四、路径创新阶段(2013—至今) |
| 第二节 我国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得的成效及特点 |
| 一、我国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得的成效 |
| 二、我国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特点 |
| 第三节 我国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 |
| 一、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出现形式化改革 |
| 二、地方政府落实中央政府审改政策不到位 |
| 三、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遇到权益冲突问题 |
| 四、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事中事后监管不足 |
| 五、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法治建设不完善 |
| 第四节 我国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存在问题的原因 |
| 一、地方政府传统僵化审批体制的束缚 |
| 二、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存在偏差与障碍 |
| 三、审批方利益角色错位 |
| 四、地方政府行政审批监督机制不健全 |
| 五、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缺乏顶层设计和配套制度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深化我国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对策 |
| 第一节 推动顶层设计与地方审改探索良性互动和有机结合 |
| 一、中央制度安排与地方政府改革试点有机结合 |
| 二、中央指导与地方政府审批模式创新有机结合 |
| 三、顶层意志与地方政府改革能力有机相结合 |
| 第二节 强化地方政府对行政审批行为的监督评估与管理 |
| 一、强化监督主体的监督意识 |
| 二、扎实推进地方政府电子监察系统建设 |
| 三、优化地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第三方监督评估 |
| 四、落实地方政府行政审批系统追究问责制 |
| 第三节 建立健全地方行政审批系统内部激励竞争机制 |
| 一、建立激励性的薪酬体系 |
| 二、完善审批体制内的竞争机制 |
| 三、重视对行政审批人员的培训 |
| 第四节 创新地方政府行政审批方式 |
| 一、鼓励地方政府探索“5+N”行政审批模式 |
| 二、推进地方政府政务服务数据归集共享工作 |
| 三、搭建地方政府行政审批网络一体化平台 |
| 第五节 推进地方政府审批制度改革与配套制度改革相结合 |
| 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完善行政许可法相结合 |
| 二、审批程序改革与探索出台行政程序立法相结合 |
| 三、行政机关廉政建设与廉政立法相结合 |
| 四、鼓励社会组织参与与探索出台社会组织立法相结合 |
| 五、发展网络审批与完善网络审批法相结合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附录1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7）授权风险考量与领导授权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 基本概念的说明 |
| 1.4 主要创新点 |
| 1.5 研究框架和主要内容 |
| 2 相关理论回顾 |
| 2.1 授权研究的发展脉络 |
| 2.2 授权的结构和测量 |
| 2.3 授权对员工和组织的作用 |
| 2.4 授权的影响因素 |
| 2.5 文献小结 |
| 3 授权风险考量的结构探索和问卷编制 |
| 3.1 问题的提出 |
| 3.2 授权风险考量的结构理论建构 |
| 3.3 授权风险考量问卷的开发 |
| 3.4 授权风险考量问卷的检验 |
| 3.5 分析与讨论 |
| 3.6 本章小结 |
| 4 授权风险考量对领导授权行为、员工工作态度的影响 |
| 4.1 问题的提出 |
| 4.2 研究假设 |
| 4.3 研究方法与过程 |
| 4.4 研究结果 |
| 4.5 分析与讨论 |
| 4.6 本章小结 |
| 5 授权风险考量影响授权行为的作用机制 |
| 5.1 问题的提出 |
| 5.2 工作组织特征对领导授权行为的影响 |
| 5.3 权力距离、LMX对领导授权的影响 |
| 5.4 分析与讨论 |
| 5.5 本章小结 |
| 6 授权困境的风险治理 |
| 6.1 研究结论的启示 |
| 6.2 授权困境的风险治理流程 |
| 6.3 授权困境的风险治理对策 |
| 6.4 本章小结 |
| 7 总结与展望 |
| 7.1 总体研究结论 |
| 7.2 研究的不足 |
| 7.3 未来研究方向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附录2 研究所用材料 |
（8）我国各级政府派出机关的宪法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学术研究之缘起 |
| 二、研究现状之综述 |
| 三、究对象的界定与辨析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我国行政派出组织的宪法学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行政派出组织权力的性质 |
| 一、行政派出组织的产生：集权与分权的一种博弈 |
| 二、行政派出组织的权力：集权基础上的区域性授权 |
| 第二节 影响行政派出组织设立的宪法学因素 |
| 一、国家结构形式对行政派出组织设立的影响 |
| 二、行政区域划分对行政派出组织设立的影响 |
| 三、宪法典对行政派出组织设立的影响 |
| 第三节 我国各级政府派出机关权力的宪法定位 |
| 一、民主集中制原则对行政权的配置 |
| 二、“两个积极性”原则对行政权纵向配置的影响 |
| 三、我国宪法中两种行政权纵向配置方式主次地位 |
| 第二章 权宜性派出机关 |
| 第一节 大行政区行政委员会 |
| 一、大行政区建制的确立与调整 |
| 二、大行政区行政委员会组织和职权的压缩 |
| 第二节 区公所 |
| 一、县辖区建制的确立与调整 |
| 二、区公所组织和职权与区、乡政府之比较 |
| 第三章 政权化派出机关 |
| 第一节 专员公署、行政公署 |
| 一、专区、地区建制的确立与调整 |
| 二、专员公署、行政公署组织和职权的膨胀 |
| 第二节 街道办事处 |
| 一、街道建制的确立与调整 |
| 二、街道办事处组织和职权的膨胀 |
| 第三节 特殊经济区域管理委员会 |
| 一、特殊经济区域的确立与调整 |
| 二、特殊经济区域管理委员会组织和职权的变迁 |
| 第四章 派出机关制度的现实性反思 |
| 第一节 派出机关制度设计与功能定位的类型化检讨 |
| 一、权宜性派出机关的制度设计及其影响 |
| 二、政权化派出机关的制度设计及其影响 |
| 三、政权化派出机关固有功能定位的偏离 |
| 第二节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派出权力结构的合宪性审视 |
| 一、特殊经济区域法院、检察院派出机构的合宪性审视 |
| 二、特殊经济区域人大派出机构的合宪性审视 |
| 第五章 派出机关规范的体系化建构 |
| 第一节 派出机关规范建构的法教义学分析 |
| 一、《地方组织法》第68条的法教义学阐释 |
| 二、派出机关规范建构的法教义学体系化 |
| 三、对《地方组织法》第68条及相关规范的修改建议 |
| 第二节 派出机关规范建构的合宪性控制 |
| 一、法律保留原则对派出机关规范建构的控制 |
| 二、法明确性原则对派出机关规范建构的控制 |
| 三、功能最适当原则对派出机关规范建构的控制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9）中国高校问责制度重构 ——基于本科教学评估的新制度主义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述评 |
| 1.4 分析方法 |
| 2 高校问责制:理论述要与改革趋向 |
| 2.1 问责制及其理论基础 |
| 2.2 高校问责制 |
| 2.3 社会问责:高校问责制的改革趋向 |
| 3 制度与行为:本科教学评估制度有效性分析 |
| 3.1 数据来源 |
| 3.2 本科教学评估制度有效性判断标准 |
| 3.3 本科教学评估制度有效性的模糊综合评价 |
| 3.4 本科教学评估中高校的理性行为分析 |
| 4 从路径依赖到制度创新:中国高校问责制度的重构 |
| 4.1 中国高校问责制变革中的路径依赖 |
| 4.2 中国高校问责制的变革类型 |
| 4.3 政策建议:建立中国高校社会问责制 |
| 5 结论与讨论 |
| 5.1 研究结论 |
| 5.2 相关问题讨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附录2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的研究课题、参加的学术会议及获得的奖励 |
| 附录3 调查问卷 |
| 附录4 访谈提纲 |
（10）VS公司研发团队授权赋能案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图表清单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研发团队和设计评审的概念 |
| 1.2.2 授权赋能的概念和内涵 |
| 1.2.3 授权赋能对研发团队的作用及影响 |
| 1.2.4 授权赋能的影响因素 |
| 1.2.5 授权原则和授权控制 |
| 1.3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框架结构 |
| 第二章 VS 公司研发部实行授权赋能管理 |
| 2.1 VS 公司研发部简介及其面临的挑战 |
| 2.2 针对设计评审工作实行授权赋能管理 |
| 2.3 授权之后的研发部面临的问题 |
| 2.4 研发部授权改良 |
| 2.5 授权改良之后研发部危机依旧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VS 公司研发部实行授权赋能变革 |
| 3.1 研发部重新审视设计评审授权赋能的问题 |
| 3.2 研发部设计评审授权赋能变革 |
| 3.3 授权变革之后研发部的危机得到解决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VS 公司授权赋能变革的分析及启示 |
| 4.1 设计评审授权赋能变革前后的比较分析 |
| 4.1.1 变革之前的授权赋能分析 |
| 4.1.2 变革之后的授权赋能分析 |
| 4.2 VS 公司授权赋能案例的启示 |
| 4.2.1 遵守授权原则 |
| 4.2.2 有效控制授权 |
| 4.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四、放权授责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论文参考文献）
- [1]放权授责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J]. 张津生. 审计理论与实践, 1995(01)
- [2]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逻辑与问题研究[D]. 刘明越. 复旦大学, 2013(03)
- [3]减权、分权和治权：腐败治理的权力路径研究[D]. 张建明.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6(09)
- [4]我国公办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研究[D]. 郭平. 西南大学, 2012(11)
- [5]基层减负背景下乡镇政府的制度激励优化研究[D]. 王振兴.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6]我国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D]. 杨雪飞. 黑龙江大学, 2019(03)
- [7]授权风险考量与领导授权行为研究[D]. 杨英. 华中科技大学, 2010(11)
- [8]我国各级政府派出机关的宪法学研究[D]. 苏艺. 华东政法大学, 2017(07)
- [9]中国高校问责制度重构 ——基于本科教学评估的新制度主义分析[D]. 周湘林. 华中科技大学, 2010(11)
- [10]VS公司研发团队授权赋能案例分析[D]. 王宝生. 华南理工大学, 201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