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经贸委关于明确外商投资企业主管部门报告的通知（论文文献综述）
刘志欣[1]（2008）在《中央与地方行政权力配置研究 ——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权为例》文中研究指明中央与地方行政权力的配置问题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问题,涉及到了政治学、法学、行政学、财政学等学科。先前许多学者从各自学科的视角对中央与地方关系进行研究时,往往会对这个问题有所涉及,并形成了一些研究结论。就法学学科的研究成果来看,当前国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主要是立足于宏观层面,从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的总体情况进行把握。但是,考虑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内容是包罗万象的,即便是一个领域的行政权力往往也包含着许多具体的行政权力,如谈及教育行政权力时,不仅会涉及到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等纵向分类,还可能涉及到教科书的选定、学校的设立和管理等具体的权力;又如涉及税权时,又会有具体税种的区分,因此,这样宏观的把握有时会忽略了个体之间的差异。考虑到这一点,本文选取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权这一具体行政权力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法律文件的梳理对我国的中央与地方行政权力配置的过程进行探究,并试图对我国将来的权力配置制度变革提出自己的见解。可以说,这一研究主要是一个微观层面的初步研究。在描述中央与地方行政权力配置关系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是一组需要明确的范畴。所谓的中央政府是指全国性的政府,即管辖区域及于整个国家的那个政府;而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的对称,是指对一个国家的部分区域行使管理权的政府。考虑到资料方面的原因,本文研究的地方政府仅指大陆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这一级的区域政府。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在诸多研究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成果中,对中央与地方需要一定程度的权力配置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但是对如何具体配置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则分歧甚多。目前学者在研究权力配置时主要是从逻辑分析的角度进行理论设计,而没有从实践的角度来说明。因此,从实践的角度来对这种争论进行一个回应是有意义的。在分析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权的权力配置过程之前,首先必须介绍我国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审批机关――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各级地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因为中央与地方行政机关是中央与地方进行行政权力配置的基本载体。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权力的配置主要体现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所发布的各种法律文件中。本文分别介绍了中央法律文件与地方法律文件中关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权的配置状况。主要从三个层次进行阐述:第一层次介绍了我国宪法、组织法和环境保护领域的法律所确定的中央与地方行政权力配置的基本结构,这一基本结构规定了我国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的基本框架,这主要是一个宏观层次的介绍;第二个层次是以其他中央法律文件为分析对象,介绍了其他中央法律文件中关于中央与地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权的配置状况,主要说明了中央如何对审批权力进行配置;在第三个层次中,本文试图从地方法律文件的角度来看地方审批权力的配置状况,并描述地方对中央审批权力配置的态度。在分析中,本文注意了历史的维度,观察了这三个层次的配置在历史中的沿革。我国中央与地方行政权力配置的基本结构是由宪法、组织法和法律所确定的。宪法确定了“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作为我国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原则,并将中央与地方行政权力配置的权力授予了国务院。而对于如何进行行政权力配置,宪法和组织法仅提供了行政区域范围这一标准。为了解决具体行政管理中的问题,环境保护领域的法律对有关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原则和规定进行了一定的延伸,提供了相对具体化的权力配置原则,并对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批权限进行了比较抽象的列举式规定,对各级地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批权限则进行了授权式的规定。这样粗疏的规定在实践中是难以操作的。为了解决行政执法中的操作问题,有关国家机关必须采取一定措施将这些规定具体化、明确化。这些具体化、明确化的措施主要体现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发布的各种法律文件中。在政府发布的各种法律文件中,既有作为正式法渊源的法律文件,如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等,也有作为非正式法渊源的法律文件,如各级政府及其组成部门所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如果仅对正式法渊源进行考察的话,可能很容易得出中央与地方具体行政权力配置并不清楚的结论;但是如果把规范性文件结合进去考虑时,或者会发现结论并不正确。在考察中央法律文件和地方法律文件时,两个方面的因素是值得重点考虑的:一是法律文件是通过什么方式、如何来配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二是法律文件在配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行政权力时采用了什么样的标准。就中央法律文件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权的配置而言,宪法、组织法和环境保护领域法律的规定是比较抽象而不明确的,但当结合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进行考察时,就会发现,中央法律文件对于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权力的配置并不是不清楚,而是十分明确的;但对各级地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权力配置则主要是授权性的规定。也即是说,中央法律文件对于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权力配置是十分具体明确的,而对于地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权力配置则基本上不进行规定。而对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不同时期发布的39个法律文件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对于各级地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权力配置也是比较概括的,但是通过规范性文件的补充,地方法律文件对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权力配置也是十分明确的。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权力的配置标准上,有一个清晰的发展脉络:总体上,环境影响标准的份量在不断的强化,投资规模和建设规模、同级审批标准则相对弱化。规模标准有从特大、大中、小型基本建设项目的抽象划分到具体明确的列举式划分,进而到极为细致地根据“项目类别”量化划分的趋向;而环境影响标准则沿着从无到有、逐步强化的路线演进,并在一定程度上变通了同级审批标准。因此,在中央与地方关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权力的配置过程中,虽然各地方法律文件显示出较大的差异,但是法律文件中的权力配置是趋向于明确而详尽的。在这其中,规范性文件对审批权力配置体系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在上下级行政机关的沟通过程中,备案制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就权力配置的标准而言,标准有从共性标准走向个性标准的趋势,即权力配置标准有逐渐从投资规模、建设规模标准向环境影响标准转变的趋向。通过这一考察,也可以发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权的配置过程存在以下一些问题:一是权力配置过于细致,过于细致的列举式规定导致了法律文件在应对社会变化时缺乏一种灵活性;二是正式法律渊源虚化,由于规范性文件在配置过程中起到了包括“破法”在内的重要作用,因此正式法律渊源被严重虚化;三是监督权力过于疲软,从实践中权力配置制度的运行状况来看,配置十分明确的规定并没有得到良好的执行,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监督权力的过于疲软。论文最后提出了一些初步建议:首先,具体行政权力的配置应当由国务院以行政法规的形式来规定,法律不宜直接对具体行政权力的配置作出规定;其次,应当发挥法律解释在行政权力配置过程中的作用,淡化规范性文件的作用;再次,应当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监督管理,运用财权、人权等管理手段,并强化地方政府法律责任的方式进行综合治理;最后,应当加强中央与地方的沟通机制,建构中央与地方的沟通协调程序,中央必须正视并在一定程度上认可地方利益,并通过一定的途径保证地方利益得以有效表达。
孙超然[2]（2020）在《中美行政解释模式之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一般而言,行政解释是指行政机关对广义的法律文本做出的解释或说明。在现代国家中,行政解释同时涉及立法、行政、司法等多种国家机关,处于国家权力的交叉地带。因此,一国的行政解释模式,即行政解释及其合法性控制的制度和实践,集中体现了该国不同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关系,也体现了一国法律制度的重要特性。我国行政解释模式可以概括为职权模式,这一模式深受我国法律制度及实践的影响,鲜明地体现出我国行政机关的强势地位。我国法律解释制度建立时,原本以立法者解释为重;但行政机关的解释权获得法律认可之后,却凭借其强大的行政职权逐渐从制度和实践两个方面侵蚀立法机关的解释权。以1981年《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为基础,我国构建了独特的法律解释制度。为了尽快地解决改革开放初期行政机关在执行少数基本法律和地方性法规的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同时尽可能地限制行政机关对法律的任意解释,避免行政解释突破法律文本,当时的立法者基于苏联式的“立法者解释至上”的法律解释观念,对不同法律解释问题的解释权进行了分配,把法律中的冲突漏洞和空白漏洞问题的解释权保留在立法机关手中,只允许行政机关解释除此之外的一般法律解释问题,希望借此控制行政解释内容的合法性。这一制度中的行政解释,以行政机关的行政职权为基础,以实践中的问题为中心、以主动和依申请制定规范性文件或公文为主要方式,是一种部门内的法律解释制度。然而这样严格和晦涩的分权规定,却没有同样严格的合法性控制机制,几乎只靠规定本身的权威性以及行政机关主动与立法机关进行互动来维持,立法机关并没有能力对行政解释的内容进行主动的控制,行政机关内部的程序则是封闭而偏颇的,司法机关的审查也一直相当乏力。因此,这一制度便迅速被行政机关的法律解释制度和实践所突破。在制度方面,行政机关对行政解释制度的规定,常常与立法者对行政解释制度的规定相矛盾。而在实践方面,行政机关一方面大量制作行政解释,其中有不少行政解释的内容都超出了立法机关规定的解释权限,对冲突漏洞和空白漏洞进行了解释,形成了解释权侵占现象;另一方面,行政机关大量制定解释或重复上位法的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并将这些文件的解释权归于其制定者,使上位法的解释权层层下沉,形成了解释权下沉现象。而且,我国行政机关经常在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中解释法律文本,这也是我国行政解释制度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我国行政解释制度之所以未能维持,并最终被行政解释制度和实践所突破,由立法者设计的立法者解释制度变为职权解释模式,主要有两个层面的原因:表面上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的行政解释制度过度以实践中的问题为导向,只重视行政问题的解决,而不重视行政解释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国行政解释制度中的分权方式较为简陋,可操作性较差,使得行政解释很容易越界。其深层的原因则在于立法者解释观念与职权解释模式之间的冲突,以及行政解释合法性控制机制的普遍无力。此外,陈旧的“立法者解释至上”观念,也是导致我国行政解释制度长期滞后的重要因素。为此,我们有必要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参考域外较为成功的行政解释模式,为我国行政解释制度的革新提供有益的借鉴。美国行政解释可以为我国行政解释制度的革新提供大量的经验和教训。美国行政解释模式可以概括为授权模式。因为其行政解释制度建立在国会立法授予行政机关的权力之上,其合法性得到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全面和动态的控制,在外部和内部、事前和事后、实体和程序的多种控制之下,行政解释得以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而不至于溢出其边界。其中,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对行政解释的合法性控制主要是事前和事中的控制,而事后的司法控制则是行政解释合法性的重要保障。因此,我们也可以将美国行政解释的合法性控制总结为“以司法控制为主的全面控制”。美国行政解释合法性控制中独特的“司法尊重”,鲜明地体现出国会的授权在行政解释问题上的极端重要性。“司法尊重”包含三种不同的行为模式,其一是法院对行政解释独特优势的承认,这种优势就来自于国会授予行政机关的职权;其二是法院审查范围受宪法或国会成文法限制的情况,它意味着法院对国会授予行政机关裁量权的维护;其三是法院基于对自身审查权限或能力的考虑而主动放松行政解释的审查标准,而法院这样做前提条件则是对国会是否授权行政机关解释特定法律文本的判断。不过,在司法尊重之外,法院还可能会对行政解释进行一般的高强度司法审查,甚至预设某种反对行政解释的态度。而且司法尊重并不是最高法院一时兴起,将控制行政解释合法性的职责拱手让出,而是深深地植根于其法律制度和传统之中,并以行政解释的全面和动态控制为基础:法院对行政解释放松审查或审查受限,往往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内部对行政解释的控制互为因果。因此,即使法院采取尊重态度,也并不意味着行政解释就可以为所欲为。由此可见,行政解释的合法性控制不能仅依靠司法机关来完成,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同样需要通过事前和事后的监督和控制手段,确保行政解释的合法性。而在其他控制手段乏力的情况下支持司法尊重的做法,将导致法律制度的毁灭。比较中美行政解释模式,我们会发现宪法制度和宪政实践、法律概念观和法律解释观念,以及对行政解释本身的认识程度,对一国的行政解释模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美国行政解释制度和实践的经验还向我们显示出,在民主立法、明确授权的制度基础上,如果行政解释能够得到全面和动态的控制,那么法律的含义就能够以较为健康的方式得到更新,以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因此,理想的行政解释制度应当在激活立法机关活力和根本控制力的基础之上,以司法控制为基础全面盘活各种国家机关对行政解释含义的控制力,让行政解释能够更好地发挥在各国家机关之间传递信息的作用,以服务于法律含义的探究与更新。
潘科[3]（2020）在《漳河非法采砂治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水是基础性的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的经济资源,是生态与环境控制性要素。河流是地球上水文循环的重要路径,是水资源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是泥沙、盐类和化学元素等进入湖泊、海洋的通道。漳河是我国华北地区海河流域漳卫南运河水系支流,是山西、河南、河北三省边界地区的重要水源地,担负着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用水的供水任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河北省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特别以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为代表的经济部门对砂子等基础建筑材料的需求不断增大,导致漳河河砂滥采乱采现象愈演愈烈。河道中砂石是缓冲河道水流、涵养水源以及保护堤防的重要屏障。长期采砂加剧了河水对堤防等水利工程的冲刷,在洪水期加大了堤防等防洪工程被冲毁的危险,对漳河两岸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从根源上彻底解决漳河非法采砂问题,从而保护漳河堤防安全和水源地地位,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分析了漳河非法采砂产生的内在机制,指出漳河非法采砂是一种低效的砂石资源配置活动,受到市场经济价格机制调节,根源在于砂石供需关系中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结构性矛盾。本文运用治理理论,指出要综合运用市场和政府手段,从河砂需求侧和供给侧两侧发力,化解漳河河砂供需关系中不平衡不充分的结构性矛盾,从而彻底解决漳河非法采砂问题。
贵州省人民政府[4]（2012）在《省人民政府关于废止、宣布失效部分规范性文件和公布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1979年—2010年）的决定》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贵州省人民政府文件黔府发[2012]6号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各县（市、区、特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为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及时清除阻碍改革和发展的制度性障碍,维护法制统一、确保政令畅通、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省人民政府对1979年至2010年期间省人民政府和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制
朱厢炜[5]（2020）在《建筑设计全过程实录及其评析 ——以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分别是我国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代表性建筑作品,两座建筑的设计全过程所反映的内涵有着跨越时空的价值和意义。本文通过大量详实的历史文献资料,呈现了两座建筑设计的全过程,并从多个角度评析了这两座建筑的时代性意义和当代启示。论文共由七章组成,章节之间呈现顺序递进的关系。第一章绪论,表明了本研究的课题背景,研究目的与意义,对已有研究进行了综述,展现了本文的基本逻辑与框架。第二章,对我国1949年至1989年的建筑创作环境进行了概述,介绍了与两座建筑直接相关的自贡恐龙文化和彩灯文化。第三章,以实录的形式再现了展开建筑设计之前,包括前期策划等在内的诸多事件。第四章,以实录的形式再现了从建筑设计竞赛到建成的整个过程。第五章,呈现了自前期策划到建成后包括专业机构等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对两座建筑的评价。第六章,从建筑策划、建筑后评估、建筑设计竞赛、建筑设计、建筑伦理、建筑与城市文化的维度对研究对象进行了评析,揭示了其在这几个维度的意义和对当下建筑业的启示。第七章结论,总结了本文的研究成果,审视了此次研究中的创新与不足,对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提出了展望。全文共约22万字,图片123幅,表格36个
高宏[6]（2020）在《省级旅游志编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志广泛编纂,积累了丰富的编纂理论和经验,本文以省级旅游志为研究对象,从编纂的角度考察了旅游志编修源流、背景和体例,对旅游志的内容、特点、价值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在对旅游志内容梳理的基础上回顾了当代旅游的发展变迁。当代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历经四个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当代旅游业白手起家,在“文化大革命”中遭遇挫折但徘徊前行,拨乱反正之后,在改革开放之初,旅游业开始崭露头角,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被国家确定为支柱产业。为适应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国家不断调整管理体制,扩大对外开放,扩大旅游的空间和地域。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居民收入增加,旅游出行人数和旅游消费大幅度增长,旅游在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旅游业资料的收集和汇编,总结旅游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反映旅游发展的历史进程已经成为共识。在这样的背景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和部署下,各级政府开始编修旅游志。旅游类志书的编纂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地方志在起源和发展的过程中,旅游元素就是志书记述的一个重要方面。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旅游类专志开始产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志书也愈来愈丰富,出现了包括山志、水志、寺庙志、湖泊志、名胜志等诸多的旅游类志书,民国时期,名胜、古迹被纳入志书定例,逐步奠定了当代旅游志的基础。当代志书编纂过程中,旅游起初是作为部分区域志的篇章之一,随着旅游发展,逐步单独成志,并成为省级志书中一个重要的分志。首轮省级旅游志各地启动时间不一,发展极不平衡,纂修部门多,既有旅游部门,也有外事部门,还有外事部门和旅游部门联动修志。20世纪90年代后期,第二轮地方志编纂工作开始部署,省级旅游志的续修也开始启动,但由于首轮志书进展不一,故仅有7个省份完成第二轮省级旅游志的编纂。两轮省级旅游志编纂过程中呈现出工作体制的一致性、机构人员的趋同性、工作程序的相似性、志书编纂和旅游业发展不对称等特点。省级旅游志编纂中,根据各省旅游的实际情况和资料情况,按照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拟定的相关规定,对志书结构进行设计和规划。篇目主要采用篇（编）、章、节三级,涉及旅游资源、旅游者、旅游设施、旅游服务、经营与管理等篇章。两轮志书基本都采用了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设序言、凡例、概述、卷目等,为全书之纲。省级旅游志的文体,在遵循传统和相关规定的基础上,根据旅游志记述内容的情况,尤其景区景点景色的记述,略微有些创新和变通。两轮志书相比较,体例结构既有继承,也有变革和发展。篇章数量有所损益;篇目分类由“静”到“动”,与时俱进,更加科学;体裁运用更加丰富和合理;文风更加精炼、简洁和实用。省级旅游志主要记述了旅游资源与开发、旅游线路与规划、旅游类型、旅游市场、旅游服务施设、旅游管理等事象。在这些记述的内容中,展现了当代旅游业的发展和变迁:旅游活动类型更加丰富、国内旅游和出境旅游后起勃发、消遣性旅游幅度增大、自费旅游和自助旅游增加;旅游的时空极大拓展,客源地和目的地全球化,旅游时间更加灵活;旅游业的属性从外事接待逐步向经营接待型转变,最终形成旅游产业;旅游管理更加规范化和制度化,机构进一步健全,法律法规逐步完善;旅游的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都得到极大的改善;旅游功能也更加多元。省级旅游志在多方面都具有价值,不仅是记录区域旅游发展的载体,也是经济和文化史料的重要来源;在旅游开发中,是旅游宣传的重要工具和信息来源,旅游规划与开发的重要参考,旅游商品开发的重要借鉴。对于旅游文化研究、旅游史研究、区域经济史研究意义重大。省级旅游志编纂成果丰硕,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在编纂组织时,存在组织机构的临设与调整、修志人员的不稳定性、内容不断调整和变化、编纂工作持续周期长等问题;在体例编排方面,篇目分类不够科学、篇目设置存在太“全”和太“简”等现象;在内容记述方面,存在遗漏、失真、地图运用不足、关联性不够等问题;在理论运用方面,对方志学理论和旅游学理论有待进一步融汇贯通。针对省级旅游志编纂中存在的问题,有待从资料收集、篇目设置、内容建构和理论创新四个方面进行着手,提高志书的编纂质量。在资料收集方面,加强微观资料、口述史料、网络资料和旧方志资料收集;在篇目的设置时,注意行业分工实际和发展、篇目标题客观简洁、篇目设置注意整体性和逻辑性;在内容建构上,凸显地域特色、彰显时代变化、突出专业性;在理论方面加强创新,尤其是加强对省级旅游志的续修理论的研究、正确处理旅游志和其他志之间的关系,力争早日构建形成旅游方志学。
窦金启[7]（2019）在《镜像中国 ——新时期中国影视“走出去”盘整与研究》文中提出在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九次会议上,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指出中国要继续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创新内容形式和体制机制,拓展渠道平台,创新方法手段,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可以看出,从十六大期间开始提出的文化走出去思想已经成为中华文化软实力体系建设的战略指导方针。而作为文化产业重要组成部分的影视产业,其也必然要以此为其发展依据,从而形成影视“走出去”布局。影视“走出去”其实是在文化“走出去”整体战略下形成的影视产业对外传播的体系,也是新时代背景下,对影视国际传播与交流的一种具有中国时代理论特色的理论。其既涉及硬性的影视产业“走出去”,也包含软性的影视文化“走出去”,但所有这些的最终目的都是要实现文化的对外传播,让世界更好的了解中国。以此,向国际社会展示良好而积极的国家形象。其实,在新世纪初,我国的影视行业就开始不断探索“走出去”的方式和方法。本文采用面相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顺序展开,以影视“走出去”为本体,通过对《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关于广播影视“走出去工程”的实施细则（试行）》颁布以来到现阶段,我国的影视行业的“走出去”的理论形成,影视“走出去”构成内容的盘整与分析,影视个案及产品的调查与研究和影视“走出去”对我国国家形象体系构建的影响等几方面作为论述和研究的对象,梳理和盘整出我国影视“走出去”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成绩,分析得出影视产业在“走出去”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问题和不足,进而提出一些可行性的改进措施及方法。影视对外传播理论的不断创新是形成影视“走出去”的根本。本文的第一章,侧重探讨文化“走出去”战略与影视“走出去”之间的关系,以及其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的优势特性。通过对十七大到十九大期间关于影视“走出去”的相关政策措施和影视工作指导意见的梳理,可以得出,影视“走出去”是文化走出去的战略组成之一,是在其理论指导之下所形成的。并且在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发挥着其形象性、时效性和导向性的特征,进而对文化“走出去”产生积极的作用。本文第二、三章,以影视“走出去”的内容构成为研究对象,通过把影视“走出去”及对外影视体系中的主要构成内容—电影、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这四种艺术形态,在新世纪“走出去”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进行盘整和梳理,进而得出:我国影视产业在“走出去”过程中虽然取得了成绩,但仍然需要进一步提升发型和推广的方式和方法。影视“走出去”的另一个作用就是要配合国家外交方针及政策。本文第四章,以我国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基本方针为语境,分别从大国、周边、“一带一路”、以及中非“战略合作伙伴”这四个角度,对我国影视产业在这四种对外交往策略中的重点国家的“走出去”现状进行梳理,从而得出我国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所遇到的问题,同时,综合这些问题,笔者提出了关于提升我国影视产业整体“走出去”的可行性路径。无论是影视产业“走出去”,还是影视文化对外传播,其在实现经济目的的同时,最高级的目标是要实现我国国家形象的良好表达,树立积极的国家形象。所以,本文最后一部分就影视“走出去”对于国家形象构建体系的丰富和提升进行研究,并认为,影视“走出去”无论从内容还是方式上都已经成为塑造国家形象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所以,影视产业的对外发展在提升自身的品牌意识和影响力的同时,要自觉的肩负起对中华文化软实力体系建设和国家形象塑造的责任。
苏振[8]（2011）在《旅游产业演进与旅游公共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旅游公共政策是政府为了促进和规范旅游产业发展、服务社会民生而制定的一系列旅游发展战略方针、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办法措施的总和。它也是我国数十年来旅游产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保障。然而近年来,学者们对于我国旅游公共政策应如何应对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群”看法不尽相同,争议颇多,如：地方旅游产业定位的普遍现象是否都合理,出境旅游人数和消费的快速增长是否应进行政策干预,政府的旅游管理角色应如何转型等等。为了寻求解决上述问题的依据,论文基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等基本理论,将旅游产业演进引入旅游公共政策研究,并提出了旅游产业演进的理论分析框架。在理论的论证过程中,论文立足全球视野,一方面对全球一百余个国家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定量研究和评价旅游产业演进的过程以及（非人为直接干预）影响因素；另一方面以国外3个具有典型性的国家以及中国为例,定性分析和诠释旅游产业演进与旅游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在理论框架得以充分论证的基础上,论文进一步以我国为案例对象,剖析我国旅游公共政策在旅游产业演进视角下的问题成因及修正方向。通过本文的研究工作,能够为理论上进一步完善旅游公共政策的形成机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也为解决现实中面临的各种政策选择问题提供一种方法论,并对处于不同旅游产业演进阶段的政府超前制定理性而科学的旅游公共政策提供更科学的依据,为我国加快旅游产业发展提供一种新的思路。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及结论如下：1.理论研究（1）提出和论证了旅游产业演进的理论分析框架。旅游产业演进是旅游产业实现供需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的过程。这是一个自发性的历史过程,同时也可是一个干预性的过程。旅游公共政策的制定总是遵循着旅游产业演进的轨迹,而同时又对旅游产业演进施加着影响。（2）构建和运用了旅游产业演进的二维目标参照性评价模型。本文引入二维象限分析的基本形式和目标参照性评价的基本理念,构建旅游产业演进的二维目标参照性评价模型,为评价和定位旅游产业演进的程度和阶段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方法。（3）分析和讨论了不同旅游产业演进水平下的旅游公共政策选择。在二维目标参照性评价的基础上,针对评价对象所涉及的旅游产业强势区、旅游产业拉动区、旅游产业弱势区以及社会经济推动区4个区域的发展现实,本文进一步分析和讨论了不同地区在旅游公共政策上的一般导向选择。2.实证研究（1）借鉴库兹涅茨国际截面比较分析方法研究全球一百余个国家的旅游产业演进概况及其影响因素。论文以全世界140余个国家的历时性数据和共时性数据为基础,分析旅游产业演进在全球范围内的基本概况。论文重点借鉴了库兹涅茨的国际截面比较分析方法,分析了2007年和1995年两个时间截面上影响旅游产业演进的4种因素（2008年后受全球金融风暴影响数据波动过大不宜采用）。（2）运用二维目标参照性评价模型评价全球一百余个国家与我国各省、自治区的演进程度。论文以2000年与2007年为截面,评价得到具有纵向可比性的绝对数值和标准化后横向可比性的相对数值并形成可直观观察的散点分布图。（3）结合文献分析法分析和诠释国外3个典型国家以及我国旅游产业演进与旅游公共政策的关系。论文分别以传统发达国家（地区）——欧盟、追赶型发达国家——日本、传统发展中国家——泰国以及我国自身为案例,从不同维度分析和诠释了旅游产业演进与旅游公共政策形成之间的关系和历史过程。（4）基于旅游产业演进视角对我国旅游公共政策的成因与修正策略进行分析。针对我国幅员辽阔、旅游产业演进梯度差异大等现实,指出当前我国旅游公共政策的四项不匹配现状,提出我国应构建“跨省区域性旅游公共政策组合”的政策理念等五项修正策略。3.主要结论（1）旅游公共政策的形成源于两个因素（基于旅游产业演进角度）,一是旅游产业演进的程度,二是政府的理性目标。（2）旅游产业发展水平高度依附于人均GDP、产业结构、人口规模及密度4个因素的特征。一般情况下,国家越富裕,旅游产业规模和人均效益都越高；国家产业结构水平越高,旅游产业人均效益越高；国家人口规模越大,旅游产业规模越大；国家人口密度越高,旅游人均效益越高。（3）发现各国旅游服务贸易顺差额总体上会随着人均GDP、产业结构以及人口密度的上升而出现先增后降的“倒U型”分布。（4）全球一百余个国家以及我国各省、自治区旅游产业演进水平的分布趋势基本一致：大多数国家或地区走的是经济优先发展,随之带动旅游产业发展的路径。少数国家或地区在旅游公共政策的强势推动下表现出旅游产业超前发展并拉动社会经济发展的路径特征。
宗树兴[9]（2010）在《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立法和实施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后,中国义务教育才真正走上了法制化之途。在随后的近20年间,中国政府和人民经过不懈的努力和追求,克服了难以置信的困难,终于实现了这一宏伟目标,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1986《义务教育法》立法和实施研究,就是以《义务教育法》的提出、酝酿、形成、制定、执行和修订的过程为对象进行梳理,对这一立法和实施过程给以历史性描述和研究。此举既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义务教育制度,解决当今义务教育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也有利于促进教育法治的整体建设并丰富教育史和教育法学学科内涵。本论文主要解决两大方面的问题:一是义务教育立法的原因和演化过程;二是义务教育立法如何影响了义务教育进程,即二者的互动关系。研究依照时间顺序,以《义务教育法》的立法背景、立法准备、立法过程、执行过程为线索,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状况为背景,描述和分析党政机构、社会团体、个体等对这一立法活动的贡献,着重梳理了各个阶段与义务教育立法相关的政策和法律体系的演变过程。论文（不含前言）分为五个部分:第一,1986年《义务教育法》出台前的教育法制状况（1949-1976）;第二,1986年《义务教育法》的立法准备阶段（1976-1985）;第三,1986年《义务教育法》的出台过程;第四,1986年《义务教育法》的实施与补充完善（1986-至今）;第五,1986年《义务教育法》与中国教育法治化的未来。本研究在方法设计上遵从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历史法,以史料为基础,突出了历史是人类活动的记录。首先,把义务教育立法和实施作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现象之一来分析研究,它由经济基础以及人们的社会实践决定、实现和承载。其次,将义务教育立法置于集社会背景、经济发展、历史演化、法制环境、个人和团体影响等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前提下,运用社会学方法,对这一社会现象（法律现象）进行细致分析,最终形成一个构成论框架,避免孤立地叙述这一立法和实施现象。再次,将义务教育立法紧密地与义务教育的发展结合起来,去找寻义务教育立法和实施与义务教育事业的关系,即从义务教育立法与社会经济和教育发展的相互激荡、回应的角度去把握这一立法现象。1986年义务教育立法和实施研究,既考虑了我国义务教育立法的独特性:是中国的教育立法而非他国;是教育立法,遵循教育规律而非其他领域规律;又注意了法理学分析与国际比较研究。在这种共性与特性的互动中,寻找这一教育立法和实施历史事件背后的规律,从而对现实发挥借鉴作用。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986年《义务教育法》立法是经过长期艰难曲折的探索之后,在总结义务教育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并创制的。该法创制前,我国普及教育事业经历了发展混乱和无法可依以及人治造成的低迷时期,从惨痛教训中逐步认识到义务教育立法和教育法制化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在我国初等义务教育普及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而义务教育的质量和层次还有待提高的情况下,1986年《义务教育法》的颁布使得我国义务教育事业走上了快速、健康、良性的发展道路。立法的过程既是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也是教育事业特别是义务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同时还是教育法制化建设的需要。在执法实践中,我国又逐步完善和修订这一法律,使之更好地发挥其保护和促进公民义务教育权利实现的作用。在立法过程中,尽量做到了立法程序完备,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集思广益、民主参与的精神,但也存在立法之前的调查研究不够,国家行政机关作为法律主要制定者的不妥,议案草拟和审议过程中缺乏底层的参与者,配套条款公布的不及时,监督机制的缺失等问题。在立法内容上,《义务教育法》体现了国家民族利益至上的原则,立法内容具有前瞻性、原则性和简约性。存在的问题是立法的重心过低,对于各级人民政府权力约束表现为单向性。在执法过程中,《义务教育法》调动了地方办学积极性,推动了义务教育事业的整体发展。但是,经费问题成为困扰义务教育诸多方面实施效果的主要障碍,义务教育的投资、管理和统筹层次低成为《义务教育法》实施质量的障碍。综合1986年《义务教育法》的订立、实施与修改完善过程以及对该法的分析,并比较中外义务教育法制化路径,对于未来包括《义务教育法》在内的教育法制建设,可以得到如下的启示:要突出全国人大立法的重要地位,更多地采用人大立法;尽量提升教育立法的层次,并从数量上减少、重要性方面降低行政部门《意见》、《规定》、《纲要》等低层次法规的作用;努力营造民主氛围,尽可能地为来自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不同职位的人大代表提供表达观点和意见的舞台;逐步培养人们,特别是基层民众参与教育立法的意识,并创设其参与机制;要完善立法前的科学调查,完善草案的审议程序和法案的监督程序;适当借鉴欧美国家的立法思路,避免使用模棱两可的语言,立足现实,注意责、权、利的平衡。以便创制更为完备的义务教育法律,保护和促进我国义务教育事业的发展。
李杰[10]（2020）在《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对口支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基于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及中部地区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发展水平存在的较大差距,以及地区之间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和互补性的客观实际,为推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较快发展,最终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于20世纪70年代末制定、实施并不断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项政策、制度。对口支援的实施,在控制和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推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较快发展,以及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及其破解、“一带一路”的实施与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持续进行和发力,特别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为对口支援的创新、完善以及全方位、深层次的有效实施,带来了历史性的新机遇,提供了新导向和新路径。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以《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为题,在充分借鉴现有理论成果及其观点的基础上,运用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府际关系理论和政策网络理论,经济学区域发展理论以及民族学民族发展理论,展开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通过梳理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发展历程、基本类型及其推广应用,明确对口支援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及民族政策体系中的地位,探寻对口支援的价值目标、意图以及功能、作用,并对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制度体系、绩效进行检视。研究发现,对口支援政策在促进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大功能和作用。同时,存在着造血功能不足、援助效率不高以及制度激励不足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受一些因素使然:既有政策因素的影响,没有使多元主体形成协同治理的工作格局、没有形成具有足够内驱力的政策运作机制以及一整套精细化的政策工具;又受任务设定的制约,诸如任务扩界、任务累加、任务分配、路径依赖以及利益博弈导致的目标分歧等;还有环境条件的约束,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环境特殊、经济发展滞后、社会环境独特以及国际环境条件复杂,等等。问题产生的原因,决定了问题解决的方式及其路径。对口支援中存在的问题,是由政策因素、任务设定以及环境条件等因素所致,这就决定了这一问题的解决应当遵循中央统筹与地方联动、规划先行与科学发展、软硬结合与突出重点、坚持互利与加强合作等基本原则,在中央政府领导下,构建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长效机制以及探寻其有效性的实现路径。首先,构建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长效机制。包括:一是对口支援目标机制,全面认识对口支援政策的特殊性和阶段性、强化“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以及产业支援要帮扶受援地区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二是对口支援动力机制,实现“互惠共赢”的利益分享、鼓励援助的“利益补偿”以及强化有关主体“利益共同体”意识等。三是对口支援约束机制,完善相关法律约束制度、建立严格的行政问责制度以及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估制度等。四是对口支援协调机制,发挥中央政府“顶层设计”的协调功能、坚持“科学规划”的工作方针以及建立健全“政府——市场——社会”统筹协调机制等。其次,新时代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路径选择。一是紧紧围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加大对口支援的力度和有效性,破解当代中国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之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二是充分借力“一带一路”的实施和推进,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在两个“互联互通”中发挥对口支援的政策功能和作用。三是助力“西部大开发”战略,围绕人力资源开发,加大教育、卫生、文化对口支援力度;深化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体制改革,大力改善投资环境;通过“双向交流”、干部支援、在职培训等多种方式,加强西部人才建设,为西部大开发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四是按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在对口支援中推进西部民族地区制度建设的现代化: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并且有效发挥制度效能,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和提升地方政府能力,促进政府与市场、社会间的良性互动,提高行政效能,优化资源配置。
二、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经贸委关于明确外商投资企业主管部门报告的通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经贸委关于明确外商投资企业主管部门报告的通知（论文提纲范文）
（1）中央与地方行政权力配置研究 ——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权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导言 |
| 第一章 中央与地方行政权力配置概述 |
| 第一节 研究范围及其限定 |
| 一、问题的缘起和提出 |
| 二、主要思路与内容结构 |
| 三、材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
| 四、研究范围的限定 |
|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
| 第二节 基本概念界定 |
| 一、权力配置 |
| 二、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 |
| 三、中央与地方行政权力配置 |
| 第三节 中央与地方行政权力配置的基本理论 |
| 一、我国中央与地方行政权力配置研究的主要成果 |
| 二、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的基本理论 |
| 第二章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权制度 |
| 第一节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概况 |
| 一、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
| 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
| 第二节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权 |
| 一、审批权概述 |
| 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 |
| 第三节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行政审批机关 |
| 一、中央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设置 |
| 二、地方环境保护行政管理机关的设置 |
| 第三章 中央法律文件中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权的配置 |
| 第一节 我国关于中央与地方行政权力配置的基本框架 |
| 一、八二宪法颁布前我国关于中央与地方行政权力的配置 |
| 二、现行宪法、组织法中关于中央与地方行政权力的配置 |
| 三、环境保护领域的法律对中央与地方行政权力的配置 |
| 第二节 其他中央法律文件中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权的配置 |
| 一、1986年以前的中央权力配置情况：以建设规模为配置标准 |
| 二、1986年－1998年的中央权力配置状况：逐渐独立的环境影响标准 |
| 三、1998年－2004年的中央权力配置状况：以规模标准为主，兼采环境影响标准 |
| 四、2004年以后的中央权力配置状况：规模标准与环境影响标准并重 |
| 五、总结 |
| 第四章 地方法律文件中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权的配置 |
| 第一节 地方法律文件概述 |
| 一、地方法律文件的界定 |
| 二、地方法律文件的范围 |
| 第二节 地方法律文件中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权的配置 |
| 一、1986年－1998年的地方权力配置状况：作为分类管理手段的环境影响标准 |
| 二、1998年－2004年的地方审批权力配置状况：作为调节手段的环境影响标准 |
| 三、2004年至今的地方权力配置状况：作为配置标准的环境影响标准 |
| 四、总结 |
| 第五章 对权力配置过程的考察 |
| 第一节 权力配置的状况 |
| 一、法律文件的权力配置趋向于明确而详尽 |
| 二、各地方法律文件显示出较大的差异 |
| 三、规范性文件发挥了重要作用 |
| 四、权力配置标准上从共性标准走向个性标准 |
| 五、备案制度在上下级行政机关沟通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
| 第二节 权力配置中存在的问题 |
| 一、权力配置过于细致 |
| 二、正式法律渊源虚化 |
| 三、监督权力的过度疲软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2）中美行政解释模式之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中国研究综述 |
| (一)对中国行政解释的研究 |
| (二)对外国行政解释的研究 |
| (三)对中国现有研究成果的总体评述 |
| 三、外国研究综述 |
| (一)美国研究综述 |
| (二)其他国家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的基本框架 |
| 第一章 行政解释的概念 |
| 一、作为行政解释上位概念的法律解释 |
| (一)法律解释概念简述 |
| (二)法律解释与解释法律辨析 |
| (三)法律解释与涵摄辨析 |
| 二、中国行政解释概念 |
| (一)规范的行政解释概念 |
| (二)学理的行政解释概念 |
| 三、美国行政解释概念 |
| (一)美国常见“行政解释”概念 |
| (二)美国常见“行政解释”概念辨析 |
| (三)美国行政解释概念的特点 |
| 四、统一行政解释概念的尝试 |
| (一)中美行政解释概念辨析 |
| (二)中美行政解释概念之统一 |
| 五、行政解释的特点 |
| (一)行政解释的必然性 |
| (二)行政解释与相似概念辨析 |
| 第二章 中国行政解释模式 |
| 一、中国行政解释法律规范体系 |
| (一)立法机关对行政解释的规定 |
| (二)行政机关对行政解释的规定 |
| (三)对中国行政解释法律规范体系的总结 |
| 二、中国行政解释体制 |
| (一)中国行政解释的对象 |
| (二)中国行政解释的主体 |
| (三)中国行政解释主体与解释情形的对应关系 |
| 三、中国行政解释机制 |
| (一)中国行政解释程序 |
| (二)中国行政解释的合法性控制 |
| 四、中国行政解释模式:职权解释 |
| (一)行政解释制度设计时的冲突 |
| (二)行政解释制度发展中的冲突 |
| 第三章 中国行政解释模式之实践 |
| 一、中国行政解释文件的制作 |
| (一)解释主体之确定 |
| (二)解释草案的起草 |
| (三)解释的成果 |
| 二、中国行政解释文件的实效 |
| (一)在行政实践中,行政解释作为法源 |
| (二)在审判实践中,法院对行政解释处理方式不一 |
| (三)联合解释对立法的影响 |
| 三、对中国行政解释模式实践的总结与评析 |
| (一)中国行政解释模式实践概况 |
| (二)中国行政解释实践存在的问题 |
| (三)中国行政解释实践存在问题的原因 |
| 四、中国行政解释模式的可能改进方向:初步的分析 |
| (一)激进的改进方案 |
| (二)保守的改进方案 |
| 第四章 美国行政解释模式 |
| 一、美国行政解释相关制度简述 |
| (一)美国宪法对行政解释的影响 |
| (二)两党政治与行政解释 |
| (三)普通法与法律解释 |
| 二、美国行政解释体制 |
| (一)美国行政解释体制 |
| (二)美国行政解释的类型 |
| 三、美国行政解释机制 |
| (一)行政解释的程序与行政机关的内部控制 |
| (二)立法机关对行政解释的控制 |
| (三)司法机关对行政解释的控制 |
| 四、美国行政解释模式:授权模式 |
| (一)全面的合法性控制 |
| (二)法院对行政解释权的审查和“司法尊重” |
| 第五章 美国行政解释“司法尊重”理论的发展与实践意义 |
| 一、美国行政解释司法尊重之界定 |
| (一)“司法尊重”的内涵 |
| (二)行政解释司法尊重的外延:典型案例的类型化 |
| (三)行政解释司法尊重的重新界定 |
| (四)司法尊重与国会授权的关系 |
| 二、美国行政解释司法尊重的发展 |
| (一)早期的行政解释“司法尊重” |
| (二)规制国家中行政解释司法尊重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
| (三)行政解释司法审查的现状与地位:“审查强度光谱” |
| 三、美国联邦法院尊重行政解释的实践基础 |
| (一)历史原因:有限审查的传统与尊重观念 |
| (二)现实原因:法院与行政机关的现实差异 |
| (三)司法尊重的保障 |
| 四、美国行政解释司法尊重实践的总结 |
| 结论 |
| 一、中美行政解释模式之比较 |
| (一)中美行政解释概念比较 |
| (二)中美行政解释制度及实践比较 |
| 二、影响行政解释模式的因素 |
| (一)宪法制度和宪政实践 |
| (二)法律概念观和法律解释观念 |
| (三)对行政解释必要性和行政权扩张性的认识 |
| 三、中国行政解释改进方案 |
| (一)走向授权模式:权力关系的理顺与行政解释权来源的更正 |
| (二)以司法控制为重点,全面激活行政解释的合法性控制机制 |
| (三)发挥行政解释的作用:让行政解释服务于法律含义之探究与更新 |
| 参考文献 |
| 一、着作 |
| (一)中文着作 |
| (二)中文译着 |
| (三)英文着作 |
| 二、会议论文 |
| 三、学位论文 |
| 四、期刊析出文献 |
| (一)中文期刊文献 |
| (二)中文期刊译文 |
| (三)英文期刊文献 |
| 五、报纸析出文献 |
| 六、电子文献 |
| (一)中文电子文献 |
| (二)英文电子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3）漳河非法采砂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 绪论 |
| (一)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 研究背景 |
| 2 研究意义 |
| (二) 文献综述 |
| 1 国外研究现状 |
| 2 国内研究现状 |
| 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三) 研究内容、思路和技术路线 |
| 1 研究内容 |
| 2 研究思路 |
| 3 技术路线 |
| (四) 研究方法和创新与不足 |
| 1 研究方法 |
| 2 创新与不足 |
| 二 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 (一) 概念界定 |
| 1 砂石及采砂 |
| 2 采砂管理和采砂治理 |
| 3 非法采砂 |
| (二) 理论基础 |
| 1 治理理论 |
| 2 公共物品理论 |
| 三 漳河非法采砂治理现状 |
| (一) 漳河砂资源状况 |
| 1 漳河概况 |
| 2 采砂情况 |
| (二) 漳河非法采砂治理情况 |
| 1 采砂危害 |
| 2 治理情况 |
| 四 漳河非法采砂治理存在问题及原因 |
| (一) 漳河非法采砂治理现存问题 |
| 1 非采现象难以杜绝 |
| 2 采砂管理理念落后 |
| 3 采砂执法力量薄弱 |
| 4 采砂管制滋生腐败 |
| (二) 原因分析 |
| 1 市场需求催生非采 |
| 2 忽视市场公民作用 |
| 3 采砂治理投入不足 |
| 4 政府监管引发寻租 |
| 五 漳河非法采砂治理对策 |
| (一) 稳定砂石供需关系 |
| 1 推进砂石需求侧改革 |
| 2 推进砂石供给侧改革 |
| (二) 引入采砂治理理念 |
| 1 充分发挥市场作用 |
| 2 充分发挥政府作用 |
| 3 两种制度绩效比较 |
| 4 充分发挥公共作用 |
| (三) 加大采砂治理投入 |
| 1 安排采砂治理水政执法专项经费 |
| 2 安排采砂治理水政执法专项编制 |
| 3 安排采砂治理水政执法专项设备 |
| (四) 加强渉砂腐败监督 |
| 1 发挥党内监督作用 |
| 2 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
| 3 发挥民主监督作用 |
| 4 发挥法律监督作用 |
| 六 结论 |
| 攻读学位期间参加的科研项目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5）建筑设计全过程实录及其评析 ——以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课题背景 |
| 1.2 研究的目与意义 |
| 1.2.1 课题研究目的 |
| 1.2.2 课题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建筑历程层面 |
| 1.3.2 地域建筑层面 |
| 1.3.3 地域建筑与文化层面 |
| 1.3.4 国外学者对自贡地区城市、建筑及地域文化的研究 |
| 1.4 国内研究现状 |
| 1.4.1 建筑历程层面 |
| 1.4.2 地域建筑层面 |
| 1.4.3 地域建筑与文化层面 |
| 1.4.4 国内学者对自贡地区城市、建筑和地域文化的研究 |
| 1.5 研究方法与框架 |
| 1.5.1 本文的研究方法 |
| 1.5.2 本文的研究框架 |
| 1.6 主要概念界定 |
| 1.6.1 界定 |
| 1.7 本论文写作说明 |
| 1.7.1 本文对“历史”与“叙事”问题的回应 |
| 1.7.2 阅读建议 |
| 2 建设背景 |
| 2.1 中国建筑创作环境概述 |
| 2.1.1 1949年至1964年的国内设计环境概述 |
| 2.1.2 1965年至1976年的国内设计环境概述 |
| 2.1.3 1977年至1989年的国内设计环境概述 |
| 2.2 自贡的地域文化 |
| 2.2.1 自贡恐龙的故事 |
| 2.2.2 自贡彩灯的故事 |
| 2.3 本章小结 |
| 3 建筑设计组织策划 |
| 3.1 我们为何建造 |
| 3.1.1 兴建自贡恐龙博物馆的设想 |
| 3.1.2 兴建中国彩灯博物馆的设想 |
| 3.1.3 讨论:兴建设想 |
| 3.2 研究落实修建博物馆 |
| 3.2.1 确定修建自贡恐龙博物馆 |
| 3.2.2 确定修建中国彩灯博物馆 |
| 3.2.3 讨论:不同的投资模式,不断努力得以确定兴建 |
| 3.3 设计竞赛的组织安排 |
| 3.3.1 自贡恐龙博物馆竞赛组织 |
| 3.3.2 中国彩灯博物馆竞赛组织 |
| 3.3.3 讨论:组织经验的延续和发展 |
| 3.4 本章小结 |
| 4 建筑竞赛及后续进展 |
| 4.1 方案评选与审定 |
| 4.1.1 乱石——“恐龙群窟”与“洪荒时代”的抽象 |
| 4.1.2 灯的群组——“南国灯城”的新星 |
| 4.1.3 讨论:创作与评审 |
| 4.2 方案确定及后续进展 |
| 4.2.1 自贡恐龙博物馆的后续进展 |
| 4.2.2 中国彩灯博物馆的后续进展 |
| 4.2.3 讨论:后续进展 |
| 4.3 本章小结 |
| 5 建筑创作回响 |
| 5.1 官方新闻媒体的关注 |
| 5.1.1 对自贡恐龙博物馆的关注 |
| 5.1.2 对中国彩灯博物馆的关注 |
| 5.1.3 讨论:媒体关注 |
| 5.2 大众的声音 |
| 5.2.1 对自贡恐龙博物馆的关注 |
| 5.2.2 对中国彩灯博物馆的关注 |
| 5.3 业内人士的评价 |
| 5.3.1 对自贡恐龙博物馆的评价 |
| 5.3.2 对中国彩灯博物馆的评价 |
| 5.4 获奖情况 |
| 5.4.1 自贡恐龙博物馆获奖情况 |
| 5.4.2 中国彩灯博物馆获奖情况 |
| 5.5 本章小结 |
| 6 建筑评析 |
| 6.1 建筑策划 |
| 6.1.1 可行性研究阶段 |
| 6.1.2 设计任务书阶段 |
| 6.1.3 自贡恐龙博物馆所带来的建筑策划启示 |
| 6.2 建筑后评估 |
| 6.2.1 自贡恐龙博物馆的建筑后评估 |
| 6.2.2 中国彩灯博物馆的建筑后评估 |
| 6.2.3 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建筑后评估带来的启示 |
| 6.3 建筑设计竞赛 |
| 6.3.1 建筑竞赛的方案组织 |
| 6.3.2 建筑评选中的“长官意志”与“明星建筑师”问题 |
| 6.3.3 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建筑方案组织与评选带来的启示 |
| 6.4 建筑设计 |
| 6.4.1 自贡恐龙博物馆建筑设计 |
| 6.4.2 中国彩灯博物馆建筑设计 |
| 6.4.3 建筑设计师 |
| 6.4.4 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建筑设计所带来的启示 |
| 6.5 建筑伦理 |
| 6.5.1 建筑精神与价值判断 |
| 6.5.2 自贡恐龙博物馆建筑设计全过程中的建筑伦理 |
| 6.5.3 中国彩灯博物馆建筑设计全过程中的建筑伦理 |
| 6.5.4 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表达的建筑伦理及其启示 |
| 6.6 建筑与城市文化 |
| 6.6.1 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对自贡城市文化的意义 |
| 6.6.2 自贡恐龙博物馆与中国彩灯博物馆带来的城市文化启示 |
| 6.6.3 自贡城市文化及其认同 |
| 6.7 本章小结 |
| 7 结论:此两案例建筑设计全过程及其评析对当代的启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论文的创新点 |
| 7.3 论文不足与后续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图表目录 |
| 致谢 |
（6）省级旅游志编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选题的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概念界定 |
| 五、研究架构 |
| 第一章 省级旅游志编纂背景 |
| 第一节 当代旅游业快速发展 |
| 第二节 旅游管理体制改革逐步深化 |
| 第三节 居民收入与旅游消费增长 |
| 小结 |
| 第二章 省级旅游志编纂概要 |
| 第一节 旅游志编纂溯源 |
| 第二节 首轮省级旅游志编纂 |
| 第三节 第二轮省级旅游志编纂 |
| 第四节 两轮省级旅游志编纂特点 |
| 小结 |
| 第三章 省级旅游志体例安排 |
| 第一节 省级旅游志结构设计 |
| 第二节 省级旅游志的体裁 |
| 第三节 省级旅游志的文体 |
| 第四节 两轮省级旅游志体例比较 |
| 小结 |
| 第四章 省级旅游志记述的事象 |
| 第一节 旅游资源与开发 |
| 第二节 旅游线路与规划 |
| 第三节 旅游类型 |
| 第四节 旅游市场 |
| 第五节 旅游服务设施 |
| 第六节 旅游管理 |
| 小结 |
| 第五章 旅游志中旅游业的发展变迁 |
| 第一节 旅游活动类型的变化 |
| 第二节 旅游时空的拓展 |
| 第三节 旅游业属性的变迁 |
| 第四节 旅游管理规范化和法制化 |
| 第五节 旅游设施的发展 |
| 第六节 旅游功能多元化 |
| 小结 |
| 第六章 省级旅游志的价值 |
| 第一节 资料价值 |
| 第二节 应用价值 |
| 第三节 研究价值 |
| 小结 |
| 第七章 省级旅游志编纂存在的问题 |
| 第一节 组织工作问题 |
| 第二节 体例编排问题 |
| 第三节 内容记述问题 |
| 第四节 理论应用问题 |
| 小结 |
| 第八章 省级旅游志编纂优化建议 |
| 第一节 资料收集 |
| 第二节 篇目设置 |
| 第三节 内容建构 |
| 第四节 理论创新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古籍 |
| 二、地方志 |
| 三、资料汇编 |
| 四、着述 |
| 五、期刊论文 |
| 六、硕博论文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 |
（7）镜像中国 ——新时期中国影视“走出去”盘整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依据 |
| 二、相关概念的厘清和界定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原则及方法 |
| 五、研究意义及创新 |
| 第一章 影视“走出去”的文化理论支撑 |
| 第一节 文化“走出去”语境下的影视对外传播 |
| 一、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形成 |
| 二、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指导意义 |
| 三、文化“走出去”的方式 |
| 四、影视对外传播结合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时代理论成果 |
| 第二节 影视“走出去”的特征及其影响 |
| 一、影视“走出去”的媒介特性 |
| 二、中国影视“走出去”的影响力分析 |
| 三、制约影视“走出去”影响力的因素 |
| 第三节 影视“走出去”在时代发展进程中的作用 |
| 一、影视艺术具有天生的文化责任 |
| 二、影视媒介影响文化认同 |
| 三、影视产品转变价值取向 |
| 第二章 影视“走出去”内容形态及问题分析(上) |
| 第一节 映像东方--国产电影“走出去”现状及问题分析 |
| 一、利好的电影“走出去”政策 |
| 二、国产电影海外推广与传播内容 |
| 三、国产电影“走出去”的影响力及问题分析 |
| 第二节 剧领天下--国产电视剧“走出去”现状与问题分析 |
| 一、国产电视剧“走出去”的环境 |
| 二、国产电视剧海外推广与发行内容 |
| 三、国产电视剧“走出去”的问题分析 |
| 第三章 影视“走出去”内容形态及问题分析(下) |
| 第一节 纪录中国--纪录片“走出去”的现状及问题分析 |
| 一、国产纪录片及其“走出去”环境 |
| 二、国产纪录片“走出去”的路径及内容 |
| 三、国产纪录片“走出去”所面临的问题 |
| 第二节 多彩世界--国产动画片“走出去”及问题分析 |
| 一、国产动画“走出去”的环境及利好政策 |
| 二、国产动画片的海外销售与发行 |
| 三、国产动画片的国际合作分析 |
| 第四章 影视“走出去”在外交语境中的个案分析与研究 |
| 第一节 中国影视在欧美大国“走出去”影响力的提升 |
| 一、美国 |
| 二、法国 |
| 三、俄罗斯 |
| 第二节 中国影视在周边国家“走出去”影响力的扩大 |
| 一、越南 |
| 二、蒙古 |
| 三、印度 |
| 第三节 深耕“一带一路”的中国影视“走出去” |
| 一、匈牙利 |
| 二、泰国 |
| 三、埃及 |
| 第四节 中国影视在非洲主流国家“走出去”得到巩固和发展 |
| 一、中国影视业在非洲发展概况 |
| 二、中国影视作品在非洲传播的优势 |
| 三、中国影视在非洲传播的问题分析 |
| 第五节 中国影视“走出去”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策略 |
| 一、多途径调控生产要素,充分利用地方资源优势 |
| 二、主抓影视节目内容,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 |
| 三、多元化传播渠道,建设基础化数字平台 |
| 四、完善对外影视人才培养建构 |
| 五、建立良性的监督反馈机制 |
| 第五章 影视“走出去”的国家形象研究 |
| 第一节 文化形象与影视媒介 |
| 一、文化形象与国家形象塑造 |
| 二、西方映像中的中国形象 |
| 三、影视“走出去”的国家形象生成 |
| 第二节 影视媒介塑造国家形象的规律 |
| 一、对外宣传让位于国际传播 |
| 二、不断拓展对外传播平台 |
| 三、持续推进国际交流合作 |
| 四、影视创作要保持文化自觉 |
| 第三节 影视创作表达国家形象的问题与不足 |
| 一、文本创作方面,缺乏思想力量 |
| 二、作品表达方面,缺乏视觉感染力 |
| 三、推广发行方面,缺乏民族基础层面的统筹 |
| 四、学术研究方面,缺乏正确的指引和批评 |
| 五、文化消费方面,缺乏民族意识引导的力量 |
| 第四节 影视“走出去”塑造国家形象的方式与原则 |
| 一、影视媒介对于国家形象传播的优势 |
| 二、影视作品塑造国家形象的手段 |
| 三、其他的影视文化形式与国家形象塑造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关于广播影视”走出去工程”的实施细则(试行) |
| 附录B 《中国电视剧(网络剧)出口联盟倡议书》 |
| 附录C 《关于加快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
| 附录D 上海国际电视节“白玉兰奖”获奖作品目录 |
| 附录E 四川国际电视节“金熊猫”奖获奖名单一览 |
| 附录F 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金红棉”奖评优单元优胜作品 |
| 附表G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监制的对外影视节目一览 |
| 附录H 三大欧洲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中国电影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8）旅游产业演进与旅游公共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旅游公共政策研究进展 |
| 1.2.2 国内旅游公共政策研究进展 |
| 1.2.3 国内外旅游产业演进相关研究进展 |
| 1.2.4 研究述评及空白点 |
|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内容 |
| 1.3.4 研究拟创新点 |
| 1.3.5 研究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理论分析框架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产业经济学理论 |
| 2.1.2 旅游经济学理论 |
| 2.1.3 公共政策学理论 |
| 2.1.4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 |
| 2.1.5 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理论 |
| 2.2 旅游产业演进的概念、特征与路径 |
| 2.2.1 旅游产业演进及其相关概念 |
| 2.2.2 旅游产业演进的基本特征 |
| 2.2.3 旅游产业演进的时间路径 |
| 2.3 旅游公共政策的概念与形成 |
| 2.3.1 旅游公共政策及相关概念 |
| 2.3.2 旅游公共政策的内容体系 |
| 2.3.3 旅游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形成 |
| 2.4 旅游产业演进过程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4.1 旅游产业自发性演进 |
| 2.4.2 旅游产业干预性演进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旅游产业演进的分析与评价 |
| 3.1 旅游产业演进的历时性分析 |
| 3.1.1 全世界历时性分析 |
| 3.1.2 世界各大洲历时性分析 |
| 3.1.3 世界典型样本国家历时性分析 |
| 3.1.4 全球旅游产业格局的特征与主要发现 |
| 3.2 旅游产业演进的共时性分析 |
| 3.2.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3.2.2 数据分析与主要发现 |
| 3.2.3 分析结论 |
| 3.3 旅游产业演进的二维目标参照性评价 |
| 3.3.1 旅游产业演进的二维目标参照性评价模型与方法 |
| 3.3.2 旅游产业演进的评价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旅游公共政策的形成及其与旅游产业演进的关系 |
| 4.1 旅游公共政策的形成及其与旅游产业演进的理论关系 |
| 4.1.1 旅游产业演进与旅游公共政策的关系 |
| 4.1.2 旅游产业演进程度与旅游公共政策的选择 |
| 4.1.3 政府的理性目标与旅游公共政策的选择 |
| 4.2 国外典型国家实证分析 |
| 4.2.1 传统发达国家(组织):欧盟 |
| 4.2.2 赶超型发达国家:日本 |
| 4.2.3 传统发展中国家:泰国 |
| 4.2.4 对比分析 |
| 4.3 我国实证分析 |
| 4.3.1 我国旅游产业演进对旅游公共政策的影响 |
| 4.3.2 我国旅游公共政策对旅游产业演进的作用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旅游公共政策问题的成因与修正策略 |
| 5.1 旅游产业演进下我国旅游公共政策问题的成因 |
| 5.1.1 旅游产业演进格局的不均衡与旅游公共政策的高度统一不匹配 |
| 5.1.2 旅游产业演进的程度与旅游公共政策的地位不匹配 |
| 5.1.3 旅游产业演进的复杂性与旅游公共政策的协调机制不匹配 |
| 5.1.4 旅游产业演进的实践与旅游公共政策的理论滞后研究不匹配 |
| 5.2 我国旅游公共政策的修正策略 |
| 5.2.1 理念修正:建立我国跨省区域性政策组合 |
| 5.2.2 路径修正:确立地区发展路径差异化的政策导向 |
| 5.2.3 分工修正:建立多层次性的旅游公共政策体系 |
| 5.2.4 体制修正:构建适应区域发展的弹性旅游公共管理制度体系 |
| 5.2.5 机制修正:形成完善合理的旅游公共管理运行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 |
| 6.1 主要结论 |
| 6.1.1 理论研究结论 |
| 6.1.2 实证研究结论 |
| 6.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6.2.1 研究不足 |
| 6.2.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9）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立法和实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前言 |
| 1.1 研究目的 |
| 1.1.1 有利于义务教育制度的完善 |
| 1.1.2 有利于当今义务教育诸多问题的解决 |
| 1.1.3 有利于教育法治建设 |
| 1.1.4 本研究的学科定位和学术价值 |
| 1.2 基本概念界定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义务教育法规文献汇编 |
| 1.3.2 《中国教育制度通史》、《中国教育通史》、《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的相关卷本中有关义务教育政策法规的研究部分 |
| 1.3.3 教育政策法规研究以及有关单项政策法规的研究文献 |
| 1.3.4 各种教育年鉴和统计资料 |
| 1.3.5 一些有关义务教育的专着中已有部分关于义务教育立法的研究 |
| 1.4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历史法 |
| 1.5.2 比较法 |
| 1.6 本研究的特点和创新之处 |
| 1.6.1 本研究的特点和难点 |
| 1.6.2 研究内容的创新 |
| 1.6.3 研究方法的创新 |
| 第2章 1986 年《义务教育法》出台前的教育法制状况（1949-1976） |
| 2.1 解放前夕中国普及教育数量和质量亟需提高的现实需要 |
| 2.2 毛泽东与普及教育事业相关的教育思想的起伏变化 |
| 2.2.1 全国解放前后毛泽东关于教育事业较为理性的论述 |
| 2.2.3 大跃进前后毛泽东加快教育发展的非理性观点 |
| 2.2.4 大跃进至文革毛泽东非理性教育思想的延续 |
| 2.2.5 文革中毛泽东非理性教育思想的加剧 |
| 2.3 中央层次与普及教育相关方针政策的起伏 |
| 2.3.1 解放初期至大跃进之前积极稳妥的普及教育政策 |
| 2.3.2 大跃进期间普及教育政策的冒进 |
| 2.3.3 大跃进至文革前义务教育政策的局部调整 |
| 2.3.4 文革期间普及教育政策的跌宕起伏 |
| 2.4 前30 年普及教育政策法规实施效果的波动 |
| 2.4.1 建国后至大跃进之前普及教育事业稳步发展 |
| 2.4.2 反右倾至大跃进期间普及教育事业的冒进 |
| 2.4.3 大跃进至文革之前普及教育事业的适当收缩 |
| 2.4.4 文革期间普及教育事业遭到重创 |
| 2.5 前30 年普及教育政策法规制定与实施的经验和教训 |
| 2.5.1 前30 年中国普及教育政策法规制定与实施的经验 |
| 2.5.2 前30 年中国普及教育政策法规制定与实施的失误 |
| 第3章 1986 年《义务教育法》的立法准备阶段（1976-1985） |
| 3.1 文革后中国社会初步变革的大环境 |
| 3.1.1 思想领域的大解放 |
| 3.1.2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农村普及教育奠定了物质基础 |
| 3.1.3 领导制度改革为义务教育立法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 |
| 3.1.4 法制环境好转为义务教育立法奠定了制度基础 |
| 3.2 邓小平教育思想为普及教育事业奠基 |
| 3.2.1 邓小平与普及教育相关的教育思想 |
| 3.2.2 邓小平的教育思想对普及教育事业的影响 |
| 3.3 中小学的拨乱反正工作 |
| 3.3.1 中小学教育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 |
| 3.3.2 中小学的各类平反工作 |
| 3.3.3 中小学教育教学秩序的恢复与发展 |
| 3.4 普及小学教育若干政策法规的出台 |
| 3.4.1 中央层次各类普及小学教育的政策法规 |
| 3.4.2 地方层次各级各类普及小学教育的政策法规 |
| 3.4.3 各地多措并举促进小学教育的普及 |
| 3.4.4 案例分析1980 年代初河北农村中小学教育体制改革的有益探索 |
| 第4章 1986 年《义务教育法》的出台过程 |
| 4.1 中国社会改革进程进一步发展的有利环境 |
| 4.1.1 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 |
| 4.1.2 科技体制的改革 |
| 4.1.3 教育体制的改革 |
| 4.2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直接推动普九立法工作 |
| 4.2.1 《决定》对普九目标和保障条件的规定 |
| 4.2.2 《决定》明确提出普九立法任务 |
| 4.2.3 《决定》实施后义务教育事业的诸多变化 |
| 4.3 义务教育立法工作的起步 |
| 4.3.1 地方义务教育法规的先行奠基 |
| 4.3.2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的立法准备 |
| 4.3.3 国家教育委员会起草立法 |
| 4.4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颁布 |
| 4.4.1 李鹏就义务教育法草案向全国人大的报告 |
| 4.4.2 《义务教育法》的通过 |
| 第5章 1986 年《义务教育法》的实施与补充完善（1986-至今） |
| 5.1 新闻媒体的宣传 |
| 5.1.1 各大报刊的社论和《义务教育法》宣传提纲 |
| 5.1.2 政界对《义务教育法》的肯定 |
| 5.2 全国人大和中央部委的推动 |
| 5.2.1 全国人大的普九调研 |
| 5.2.2 表彰普及教育先进 |
| 5.2.3 中央部委下发普九系列法规 |
| 5.3 1986 年《义务教育法》的地方实施 |
| 5.3.1 地方各界的普九宣传 |
| 5.3.2 义务教育地方法规相继出台 |
| 5.3.3 执行《义务教育法》取得辉煌成就 |
| 5.3.4 《义务教育法》执行中出现的问题 |
| 5.3.5 国家采取的应对措施 |
| 5.4 2006 年新《义务教育法》的出台 |
| 5.4.1 2006 年《义务教育法》的酝酿与出台 |
| 5.4.2 2006 年《义务教育法》的主要变化 |
| 5.4.3 2006 年《义务教育法》的执行 |
| 第6章 1986 年《义务教育法》与中国教育法治化的未来 |
| 6.1 1986 年《义务教育法》的立法路径 |
| 6.1.1 1986 年《义务教育法》的立法背景分析 |
| 6.1.2 1986 年《义务教育法》的立法程序分析 |
| 6.1.3 1986 年《义务教育法》的立法内容分析 |
| 6.1.4 1986 年《义务教育法》的执行效果分析 |
| 6.2 中外义务教育事业法制化路径的异同比较 |
| 6.2.1 中外义务教育事业法制化路径的共性 |
| 6.2.2 中外义务教育事业法制化路径的差异性 |
| 6.3 对未来中国教育法治化建设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10）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R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梳理与述评 |
| 一、文献梳理 |
| 二、文献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结构安排 |
| 第二章 研究准备: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基本认识 |
| 第一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对口支援 |
| 二、西部民族地区 |
| 三、府际关系 |
| 四、财政转移支付 |
| 第二节 理论资源准备 |
| 一、区域发展理论及其适用性 |
| 二、府际关系理论及其适用性 |
| 三、政策网络理论及其适用性 |
| 四、民族发展理论及其适用性 |
| 第三节 对对口支援的科学认识 |
| 一、政策地位:对口支援已是事实上的国家战略 |
| 二、政策价值:对口支援是中国特色的政策创新 |
| 三、政策本质:对口支援是地方政府间的帮扶与合作 |
| 四、实施结果:对口支援使中央实现对地方治理的嵌入 |
| 第三章 历史考察: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制度化历程 |
| 第一节 对口支援政策实施的历史图卷 |
| 一、孕育与萌芽阶段 |
| 二、提出与实施阶段 |
| 三、发展与检验阶段 |
| 四、完善与提高阶段 |
| 第二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重心的转换 |
| 一、重政治功能、轻经济功能 |
| 二、重经济功能、轻政治功能 |
| 三、政治、经济、社会功能并重 |
| 第三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意图 |
| 一、维护边疆稳定 |
| 二、培育市场经济 |
| 三、协调区域发展 |
| 四、促进民族发展 |
| 第四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拓展 |
| 一、重大工程建设 |
| 二、重大灾害救助 |
| 三、东西扶贫开发 |
| 第五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
| 第四章 制度检验: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制度体系 |
| 第一节 对口支援的政策文本分析 |
| 一、对口支援的法律依据 |
| 二、对口支援的行政依据 |
| 三、对口支援的政策配套 |
| 第二节 对口支援的政策主体分析 |
| 一、对口支援的主体结构 |
| 二、对口支援政策中的府际关系 |
| 三、对口支援政策中主体利益的实现 |
| 第三节 对口支援的运行机制分析 |
| 一、对口支援的动力机制 |
| 二、对口支援的工作机制 |
| 三、对口支援的协调机制 |
| 第四节 对口支援政策的功能分析 |
| 一、对口支援的现实功能 |
| 二、对口支援的根本功能 |
| 三、对口支援的价值功能 |
| 第五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具有制度的可能性 |
| 第五章 实践检验: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绩效 |
| 第一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实施状况 |
| 一、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工作概况 |
| 二、对口援疆的规模与实施过程 |
| 三、对口援藏的规模与实施过程 |
| 第二节 对口支援对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
| 一、政治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测量 |
| 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测量 |
| 三、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测量 |
| 第三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政策实施中的问题 |
| 一、造血功能不足:受援地自主发展能力不强 |
| 二、援助效率低下:资金的投入——产出比不高 |
| 三、制度激励不足:支援方的援助积极性不高 |
| 第四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是政策实践的现实需求 |
| 第六章 制约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绩效的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政策因素: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制度不完备 |
| 一、政策主体:没有形成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工作格局 |
| 二、运行机制:没有形成具有足够内驱力的政策运作机制 |
| 三、政策工具:没有形成一整套精细化的政策工具 |
| 第二节 任务设定: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任务繁杂 |
| 一、任务扩界:政策实践不能承受的“任务之重” |
| 二、任务累加:支援方政府陷入“两难的境地” |
| 三、任务分配:结对关系固化造成“厚此薄彼” |
| 四、路径依赖:对口支援使中央“责任感下降” |
| 五、目标分歧:利益博弈导致工作“敷衍了事” |
| 第三节 环境约束: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环境复杂 |
| 一、政治环境: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环境特殊 |
| 二、经济环境: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滞后 |
| 三、社会环境: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环境独特 |
| 四、国际环境:西部民族地区国际背景复杂 |
| 第四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是政策发展的必然选择 |
| 第七章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机制构建与路径优化 |
| 第一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基本原则 |
| 一、中央统筹与地方联动 |
| 二、规划先行与科学发展 |
| 三、软硬结合与突出重点 |
| 四、坚持互利与加强合作 |
| 第二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机制构建 |
| 一、构建合理的对口支援目标机制 |
| 二、构建有效的对口支援动力机制 |
| 三、构建严格的对口支援约束机制 |
| 四、构建完善的对口支援协调机制 |
| 第三节 新时代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路径优化 |
| 一、新背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 |
| 二、新机遇:借力“一带一路”倡议 |
| 三、新定位:助力“西部大开发”战略 |
| 四、新路径:走“现代化治理”之路 |
| 结语 |
| 一、本项研究的主要结论 |
| 二、本项研究的特色与创新 |
| 三、本项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一:有限理性假设下对口支援府际关系的动态演化 |
| 附录二:基于“合成控制法”对援藏、援疆工作经济性产出的测算 |
| 附录三:对口援藏重大项目情况 |
四、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经贸委关于明确外商投资企业主管部门报告的通知（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央与地方行政权力配置研究 ——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权为例[D]. 刘志欣. 华东政法大学, 2008(04)
- [2]中美行政解释模式之比较研究[D]. 孙超然. 吉林大学, 2020(02)
- [3]漳河非法采砂治理研究[D]. 潘科.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2020(01)
- [4]省人民政府关于废止、宣布失效部分规范性文件和公布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1979年—2010年）的决定[J]. 贵州省人民政府. 贵州省人民政府公报, 2012(03)
- [5]建筑设计全过程实录及其评析 ——以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为例[D]. 朱厢炜.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1)
- [6]省级旅游志编纂研究[D]. 高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09)
- [7]镜像中国 ——新时期中国影视“走出去”盘整与研究[D]. 窦金启.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6)
- [8]旅游产业演进与旅游公共政策研究[D]. 苏振. 云南大学, 2011(01)
- [9]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立法和实施研究[D]. 宗树兴. 河北大学, 2010(07)
- [10]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D]. 李杰. 内蒙古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