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90年代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来源的产业偏好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徐杰[1]（2021）在《基于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实现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是现阶段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步入新常态以来,东北地区经济增速再次放缓,明显低于首轮振兴期间增长水平,此次下滑暴露出东北经济发展存在更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亟需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目前,东北地区依赖粗放式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模式尚未完全扭转,要素配置仍以政府投入为主导,市场在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还未能充分发挥,要素产业间流动仍存在制度性约束。缺乏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是导致要素在产业部门间配置低效的原因之一,进而了引发供需结构不匹配、过度投资、产能过剩等一系列问题。“结构红利假说”观点认为产业结构调整能够引致要素配置效率变化,这种要素在产业部门间有效流动引发的生产效率变化对经济增长具有贡献作用。对此,研究以要素配置效率改进为目标进行产业结构优化,对于解决当前东北地区经济衰退问题具有一定实践意义。供给侧改革作为打通经济循环堵点、提升供给体系质量的关键,是当前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主线。结合供给侧改革内容,东北地区结构调整应从供给端入手,重视生产环节供给因素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从根本上解决阻碍结构调整的“卡脖子”问题。为此,本文对东北地区产业结构调整问题进行研究,以经济再次下滑为问题切入点,以产业结构优化为核心内容,通过对优化目标、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最终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基于“问题提出-理论研究-实证分析-政策研究”的思路设计,本文结合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制度背景和现实阻碍,综合运用多种方法进行研究。本文主要研究内容与结论归纳如下:（1）分析了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演进历程与现状。新中国成立以来,东北产业结构演进可分为四个阶段,各阶段具有明显制度性特征,且存在偏离一般规律现象。现阶段,东北工业增长乏力倒逼经济发展对一、三产业依赖程度加深,三大产业占全国份额均呈下降态势,亟待加速产业结构优化。（2）构建了基于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产业结构优化理论分析框架。要素在产业部门间有效流动与重置,即配置效率改进能够提升经济产出效率。面对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产业结构优化应以要素配置效率改进为目标,合理化有助于提升要素分布聚合质量,而高度化则能通过促进要素向高层次产业部门转移,实现配置效率改进目的。进一步结合供给侧改革内容,从生产环节入手,对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供给侧因素进行研究。（3）实证检验了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对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影响效应。采用随机前沿分析对东北要素配置效率变化FAEC进行估算,结果表明FAEC大致经历了两次“先升后降”,其对TFP增长具有明显贡献,但程度在逐渐减弱。采用长面板数据模型,运用LSDV法、“OLS+PCSE”法、IV-GMM法等估计策略实证检验产业结构优化对FAEC的直接影响,结果表明合理化程度越高越有助于要素配置效率改进,而高度化与要素配置效率改进呈显着负相关,反映出东北工业增长乏力下的被动“去工业化”导致了产业结构“虚高度化”,不利于要素配置效率改进。（4）进一步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供给侧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运用GPCA构建各项供给因素的综合评价指数。同样设定长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整体来看,高质量供给因素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向合理化及高度化方向演进。综合以上研究,提出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政策建议。与既往文献相比,本文的创新体现在以下方面:（1）本文拓宽了东北经济衰退问题研究视角。结合当前东北经济形势与振兴发展要求,提出以产业结构优化为核心的结构调整方案,对调整方向及重点予以明确。通过全面剖析东北产业结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与障碍,本文提出应以要素配置效率改进为目标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在进一步研究中,结合供给侧改革内容,探讨了产业结构优化的供给侧影响因素,为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提出结构调整新思路。（2）对以要素配置效率改进为目标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以往文献不乏对“结构红利假说”的检验,但从合理化和高度化双重维度定性和定量分析产业结构优化对要素配置效率改进影响的研究成果相对缺乏。因此,本文将相关研究进行扩展,不仅对理论机制进行探讨,同时,采用实证方法对影响效应进行检验,得到更加全面的研究成果。另外,在测度要素配置效率时,对传统资本存量估算方法进行有益改进,充分结合并比较已公布数据,提出永续盘存法估算标准步骤,得到改革开放以来的省际三次产业资本存量数据。（3）运用GPCA构造了供给因素综合评价指数。结合供给侧改革内容考察供给因素给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具有一定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尝试从多角度构建以劳动力、资本、技术创新及制度创新为主的供给因素评价指标体系,运用GPCA得到各项供给因素综合评价指数及总指数,为进一步实证检验供给因素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唐叶[2]（2020）在《中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研究 ——基于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文中指出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使中国制造业在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时,也逐步积累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这些问题已成为束缚中国经济转型和实体经济增长的主要桎梏,而产能过剩便是其中之一。为了抑制产能过剩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中国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治理措施,对过剩产能进行消化、整合或淘汰,并且更加重视推动过剩产能的国际转移。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国际产能合作计划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通过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两种路径将过剩的优势产品和优势产能转移到其他有需要的国家和地区。然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与体制背景下,我国是否可以照搬发达国家通过国际转移化解产能过剩的经验?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能否真正有效地化解我国的产能过剩?如果能够化解产能过剩,那么为什么多年来的外向型经济并未缓解我国的产能过剩程度呢?首先,论述了我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演变历程与发展现状。第一,按照时间轴总结90年代以来我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发展历程,文章认为自90年代以来我国共经历了三轮规模较大的产能过剩,分别是1995—2001年的第一轮产能过剩、2003—2006年的第二轮产能过剩以及2007年至今的第三轮产能过剩;第二,采用比较分析法总结我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表现特征的变化,文章指出当前的第三轮产能过剩不同于以往的阶段性、结构性、周期性过剩,更多地呈现出持续性、全面性、体制性特征,并且渐由内需型产能过剩向外需型产能过剩拓展;第三,分析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影响因素,研究认为,外部需求、技术水平、外资比重、市场集中度等因素对我国制造业产能过剩均有影响;第四,以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为基础,采用动态松弛变量模型（DSBM）对我国2007—2016年间的制造业企业的产能利用率进行估计,结果显示:2007—2016年间我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呈现“W”型变化轨迹,整体保持波浪式上升趋势,平均产能利用率为69.9%。分行业看,不少重工业仍然面临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问题,去产能形势依然较为严峻;分规模看,相较于中小型企业,大型企业的产能过剩程度更为严重;分地区看,除东部地区外,中部、东北和西部地区均存在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分所有制看,民营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最高,而国有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最低,产能过剩最为严重。其次,从三个方面概述了我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的现实基础与可能风险:一是从宏观视角分析我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的时代背景,文章认为当前世界经济已进入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中国经济发展已步入“新常态”,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亟待解决,结构转型迫在眉睫,这一方面使产能国际转移成为中国拓展国际市场,打破经济增长困局,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的的适时选择,另一方面,也使得我国过剩产能的国际转移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二是采用现实数据和案例,从政治环境、工业经济实力、产业技术水平、金融支持力度、对外开放程度以及企业竞争力这六个方面分析我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的基础优势;三是从宏观层面、行业层面以及企业层面分析我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所面临的风险。再次,在系统梳理经典理论体系中所包含的产能国际转移思想以及对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的可行路径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分别从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两个方面展开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的实证分析:第一,分析了出口贸易发展现状,并以2008-2016年的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为基础,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倍差法（PSM-DID）研究了出口贸易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时间持续性,结果表明,整体而言,我国企业的出口行为有利于提高其产能利用率,但持续性有限。进一步的分样本考察表明,出口贸易的“产能利用率效应”在不同行业间存在异质性,具体而言,与非产能过剩行业相比,产能过剩行业的出口贸易对产能过剩的缓解作用更为突出。在改变样本匹配方法的情形下,这一结论仍然是稳健的。第二,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OFDI）发展现状,并采用2008-2015年的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和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的匹配数据实证检验对外直接投资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基于PSM-DID估计方法所得结果表明:整体而言,对外直接投资对产能利用率具有正向影响,并且在经历一年的时滞后,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程度有递增的趋势,这说明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具有持续性和递增性。进一步的分样本考察表明,与非产能过剩行业相比,产能过剩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化解产能过剩的作用更为明显,但产能过剩程度越深的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意愿可能更低。然后,总结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通过国际转移化解产能过剩的经验,着重突出对我国转移过剩产能的有益启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能过剩成为许多国家面临的普遍性问题,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曾通过出口贸易、对外直接投资两种路径促进产能国际转移,并借此主导全球价值链分工,推动技术创新,从而一定程度上化解了产能过剩。最后基于上述理论基础与实证检验,并综合考虑我国的体制机制与产能转移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
岳凯[3]（2020）在《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增长和城镇化步伐加快,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越来越明显。但由于地方政府财力有限,公共产品包括公共基础设施的提供单纯依靠政府无偿注资是远远不够的,投融资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改变地方政府作为公共基础设施的唯一投入主体,动员社会资本投入到公共基础设施的供给行列中来,同时起到节省财政资金、发展民营经济、提高公共产品服务效率的作用。本文主题就是剖析当前地方投融资改革模式的成效与不足,探索能在成效与风险之间建立高水平均衡的地方投融资模式。本文研究的逻辑起点是前些年大行其道的地方投融资平台。这些平台的风光一时尽管有其主客观原因,但也给财政运行带来的巨大风险,虽然尽管随后的地方投融资模式整体上有所进步,但在风险管控上并无根本性改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打破了计划经济时期中央政府集权式管理的统收统支模式,地方政府开始拥有较大的自主权限。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行业和领域,公共基础设施投融资主体逐步多元化。上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可支配财力锐减,但伴随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任务更加繁重,建设资金需求十分迫切,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势在必行,作为其主要实现方式的地方投融资平台应运而生。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我国出台了以扩大投资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为地方投融资平台提供了做大做强的必要条件。以地方融资平台为主要特征的地方投融资体制改革,本质上的操作主体仍然为地方政府,其融资依据依然以政府信用为主。以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为主要内容的地方投融资体制改革固然有加快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经济社会运行环境、稳定经济增长的效果,但是其负面效应是地方政府债务负担与日俱增,地方政府乃至整个国家债务风险凸显。“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①。2010年以后,随着我国经济增速逐步放缓,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和政府债务越加严重,财政投资的规模边界约束越发明显,对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规范、约束势在必行。对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进一步改革的主导思路是更加突出市场机制,更多地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PPP、政府投资基金、政府购买服务等创新性的投融资模式快速发展。但本文通过实证分析认为,上述投融资模式创新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公共基础设施提供与财政运行安全的均衡问题,甚至在实际操作中进一步扩大了财政收支缺口,加大了政府债务风险。“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①。国外公共基础设施的融资实践和债务管理经验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欧美国家近年来兴起了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私有化浪潮,社会资本特别是民间资本大量参与公共设施建设运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日本在二战之后通过国家行政手段积极吸收国内资金,集中全国之力用于基础设施和战略性产业建设,为国内经济振兴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西方国家在危机管理和债务管理方面也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近年来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由高速转向中高速增长,财政投资边界在地方政府投融资行为中的约束越发明显,因此更有必要借鉴国外经验,重新审视地方政府投融资的方式和路径,在防范化解债务风险的同时,健全相关法律体系建设,强化社会资本在地方投融资体制改革中的作用。本文分析框架沿用了“理论阐释—现状分析—‘他山之石’—政策建议”的成熟架构。在基本理论板块,本文介绍了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阐释了经典IS-LM模型及其陷阱,揭示了财政投资政策边界约束,导出改变公共基础设施供给方式、引入民间投资的必要性;在现状分析板块,本文剖析了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成长历史和现状,分析了地方政府自主发债、PPP模式、政府投资基金等新型融资方式的主要特点和典型案例,梳理了这些地方投融资模式更迭和发展的内在逻辑;在经验借鉴板块,本文归纳了西方发达国家在公共基础设施融资和相关风险管控方面的成熟经验,作为设计我国地方投融资体制进一步改革方案时的参考对象;在政策建议板块,本文依据前述问题分析和他国经验,以及相关实证分析的结论,提出能够实现提升公共基础设施供给能力和债务风险防控的双赢目标的理想模式。本文共由八章组成。第一章,绪论。该章属于全文总括性介绍。主要内容有研究背景及意义,文献归纳及评述,研究内容与方法,研究创新与不足。第二章,理论基础。界定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和模式等基本概念,阐释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的理论框架、经典IS-LM模型的含义与缺陷,揭示财政投资政策的“投资陷阱”与边界约束,导出单纯财政投资政策的局限性。我们认为,财政政策处于政策边界的无效区间后,再通过增加赤字扩大政府投资已经无能为力了,只会增加越来越严重的债务负担,甚至诱发系统性风险。循着上述理论分析路径,本章实证分析验证了民间投资对政府投资的替代效应,指出今后在财政投资政策面临边界约束的情况下,要进一步发挥民间投资的作用,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公共产品供给。第三章,对我国地方投融资体制改革和主要模式创新的逻辑起点——地方投融资平台进行了重点分析。新中国成立后不断展开的固定资产投资体制改革为地方投融资模式创新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条件。第四章至第六章,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主要分析2014年以来,国家在加强政府债务管理、限制融资平台随意扩张的情况下,国家所鼓励和推进的地方政府自行发债、政府投资基金、PPP等几种新型投融资模式的特点,同时重点实证分析了近年来PPP项目和PPP投资规模对地方财政收支缺口的影响。第七章,风险分析。结合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重点分析政府投融资行为增加杠杆累积政府债务所蕴含的风险,采用KMV模型对各省市债务风险进行实证分析。第八章,政策建议。分析评述西方发达国家民间资本进入公共产品领域的历史和带来的成效,以及我国可以借鉴的国际经验。根据前述现存地方投融资模式的问题分析尤其是风险分析,以及对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我们提出了下一步化解债务风险提出政策建议,对政府投融资方向做出展望。“不日新者必日退”①。本文力求在研究观点和方法上有所创新。具体表现在:一是提出财政投资政策的边界性。以往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框架下,往往是以假定政府可以无限举借债务、扩大政府投资作为前提的,没有考虑财政投资的边界问题。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修正了凯恩斯主义框架下的IS-LM模型,明确指出财政投资政策的边界性,政府的投资能力不能无限扩大,否则将会出现过大的债务负担和财政运行风险。二是指出民间投资对政府投资的替代效应。以往关于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之间关系的研究中,一般都是从政府投资的角度出发,重点关注政府投资增长后,对民间投资是否存在“挤出效应”。但是经过历史数据研判,我们发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总体趋势是政府投资比重下降,民间投资所占比重上升（尽管近年来的增速下降了）,可以理解为民间投资逐步替代了政府投资,因此是民间投资对政府投资的替代效应。这与之前的研究主要关注政府投资是否挤出民间投资的视角是不同的,在当前的历史时期,需要进一步发挥民间投资对政府投资的替代效应,提高地方政府投融资的市场程度。三是通过实证分析指出近年来的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实践可能进一步加大了财政运行风险。一方面,综合分析2015-2018年PPP项目数量、投资金额和各省市财政收支缺口的关系,得出PPP模式并没有减轻财政压力的结论,与之相反,过多过大的PPP项目可能还会加大财政收支缺口;另一方面,使用KMV模型和最新的政府债务数据,验证各省市近年来财政运行风险有所增加。
郭建辉[4]（2020）在《中国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研究 ——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文中研究指明当前,互联网金融在我国快速发展,成为我国金融领域的一种新的模式和业态,并在社会经济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影响。经历了最初的银行电子化和网上银行阶段,互联网金融业务模式更加丰富完善,创新能力更强,在社会经济领域发挥的作用更大。从业务规模上看,互联网金融在我国经济总量持续增长和居民收入水平日益提升的背景下,增长速度越来越快,发展规模越来越大;从业务结构上看,互联网金融包括网络银行、第三方支付、网贷、众筹、征信、互联网保险、互联网证券等多种模式,当前已经涵盖了银行、证券、保险、理财、支付、基金、征信等多个领域的业务;从覆盖范围上看,互联网金融已经渗透到经济中企业和居民金融活动的方方面面,特别是第三方支付,成为人们日常衣食住行、购物消费、旅游休闲、航空酒店、医疗教育等方面的重要支付方式,大大提升了支付结算的效率,同时互联网金融跨越空间的优势,消除了地域的障碍,使农村地区和边远贫困地区享有平等的金融权;从政府层面上看,对互联网金融发展由放任转为支持鼓励和规范监管。可以看出,互联网金融在我国社会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当前我国金融领域与实体经济之间还存在以下突出问题:一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1）长期以来,我国国有主导下的金融体制经过不断改革和完善,取得了显着的成效,但仍然存在缺陷,如直接融资规模较小、创新能力不足、经营效率低下、金融服务质量不高、农村地区和偏远贫困地区金融资源匮乏。当前更多的金融资源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融资难和融资贵成为实体经济发展的瓶颈。二是我国金融供给不能满足实体经济的需求。在我国GDP总量跃居世界前列和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经济宏观与微观领域对金融有着“旺盛”的需求。从微观层面来看,实体经济中企业和居民交易活动对金融服务有着高质量的需求,边远贫困地区和弱势群体有着享有金融发展“红利”的需要;从宏观层面来看,政府同样需要金融体系供给一种新的模式与业态,推动和深化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满足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可以看出,当前我国金融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凸显。三是我国互联网金融在发展中,存在着“脱实向虚”的趋势。一些互联网金融企业以谋求上市为追求和目标,“圈钱”特征明显,互联网金融网贷企业在“唯利是图”的驱使下,偏离服务实体经济的方向和宗旨,并自我循环,导致问题频发,使实体经济发展“供血”不足。抛开社会上对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热捧”,回归理性的角度,互联网金融本质属性仍然是金融,其只有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导向和目标,才能有效解决上述问题。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深化了我国当前金融体制改革,弥补了国有金融主导下金融体系的不足,提升了实体经济中企业和居民的支付结算效率,拉近了实体经济中资金供求双方的距离,降低了交易成本,缓解了金融压抑,极大地丰富了中小微企业、社会上创业型和科技型企业的融资渠道和融资方式,拓展了金融对弱势地区和弱势群体的覆盖,满足了社会个性化的金融需求,提升了实体经济发展的融资效率。因而,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企业转型升级深入推进和中美贸易摩擦加大的形势下,研究和分析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进行分析和研究。互联网金融具有货币的功能、信用的功能和虚拟经济的特性,其深入到实体经济中,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壮大的过程,与马克思所论述的货币、资本与物质生产、流通、交换、分配相结合,通过货币流通和资本循环创造价值利润与社会财富是一脉相承的。伴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壮大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提升,其虚拟经济的趋势更加凸显,同时借助信用的推力,其“脱实向虚”和自我膨胀的特性加大,进而带来马克思所描述的投机活动和经济危机,因而必须加强对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监管,促进经济稳健可持续发展。本文对互联网金融和实体经济进行了明确的界定,给出了两者的定义,这使后续的研究有了立足点。论文以我国目前经济总量持续增加和居民收入水平日益提高为背景,回顾了我国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演进过程,分析了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逻辑和路径,并进行了实证分析。论文阐述了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对我国的借鉴与启示。在对我国和欧美发达国家研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互联网金融助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本文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是绪论部分。这一章共分为四个部分,对本篇论文的框架进行引导说明,分别是研究背景及意义、研究方法、基本思路与框架结构、论文创新与不足。通过对互联网金融及其服务实体经济的背景和意义的介绍,提出了研究的方向,在此基础上阐述了研究方法以及论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二章是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主要包括互联网金融理论追源与梳理、互联网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定义界定、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三个方面,这一章主要阐述研究的理论基础,对文中使用的概念进行定义和表述,对相关文献进行评述。第三章是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演进。本章首先对互联网金融所蕴含的政治经济学进行解析,随后重点分析了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三个演进阶段,揭示了演进发展过程中具有的特征,同时指出了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过程中形成的显着模式,构建了互联网金融在实体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的清晰路线。第四章是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逻辑分析。本章从互联网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和市场中金融供给与需求的现实矛盾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互联网金融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发展,但其具有过度虚拟化产生的“脱实向虚”趋势与现象。在现实中,实体经济“旺盛”需求与传统金融体系供给缺陷的矛盾显着,因而互联网金融在服务实体经济中必须合规运行与防范“脱实向虚”。内生与外生条件在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中起了重要的驱动作用,并促进了市场中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第五章是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路径与效应。本章首先指出了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具有的显着优势。在这一优势的助推下,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通过四个路径得以实现。互联网金融在服务实体经济过程中,对社会经济产生了外部的正效应和负效应,今后要进一步加强对正效应的引导,做好对负效应的规制。第六章是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实证分析。本章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构建起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分析模型,确立了模型指标选取的原则,选取了2007年第一季度至2018年第四季度共48个季度的数据进行量化。在此基础上进行回归分析,对模型做统计检验,测算互联网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效果,得出互联网金融对实体经济影响的相关值与结论。第七章是国外经验借鉴与对策建议。本章主要通过分析美国、欧盟以及以色列等国家和地区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特点,提出了对我国的有益借鉴和启示。在通过对国内和国外研究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了我国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对策和建议:即强化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软硬件基础建设、加强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全过程监管、完善政策体制引导互联网金融助推实体经济发展。
杨婷婷[5]（2020）在《教育投入与我国经济发展研究》文中提出实现经济发展,既包括促进经济增长,也要求实现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这是宏观经济学长期探寻的目标,也是我国经济向高质量阶段转型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需要。已有的经济学文献研究表明,在越过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后,一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来自它的人力资本,而教育投资作为人力资本形成的最主要路径之一,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立足现实紧迫需要,基于已有研究的启示,本文以教育投入与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为研究对象,兼顾效率和公平视角,重点探讨教育投入通过怎样的路径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对收入分配格局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在研究路径上,首先致力于构建教育投入-人力资本增加-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对教育投入与收入分配格局演变的理论逻辑进行分析。同时,坚持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对教育投入对不同阶段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对不同地区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对发达国家及“赶超”国家教育投入经验及成效进行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和建议。在理论分析中,本文首先分析了教育投入的决定因素。尽管教育的投入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至关重要的,但在一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人们对教育投资重视的程度不同,本文分析认为,教育投入与一国经济发展阶段需要、教育投入的能力以及教育投入制度安排等密切相关。其次,依据大量的理论和实践证据,本文认为,教育投入-人力资本增加-强化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具有内在理论逻辑。但同时,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可能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也可能反而扩大收入分配差距,这是通过教育投入来实现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高度关注的。在实证分析中,本文首先以我国“十二五”时期的教育投入为例,分析了我国教育投入规模和结构,总结了我国教育投入的特征化事实。为弥补已有文献对家庭教育投入估计的不足,本文利用清华大学中国城镇居民教育投入统计抽样调查,就家庭对子女教育投入进行了估算。其次,针对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发展关键期的特点,借助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分析模型研究发现,随着我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教育投入和人力资本提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加大,在各种要素投入中的重要性提高。但作为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我国教育投入并没有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而是扩大了初次分配收入差距。最后,较系统地介绍了国外教育投入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既概括了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做法,也阐述了日本和韩国等赶超国家的经验,力争为我国教育投入的宏观决策提供更全面的有益借鉴。本文可能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兼顾效率与公平视角,提出了教育投入促进经济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并通过实证分析对理论逻辑进行了检验。二是运用官方统计数据和微观抽样调查数据相结合的方法,较全面地估算了我国教育投入总规模及其占GDP的比重,初步推算,如果加上居民家庭教育投入,我国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5%以上。三是紧密结合我国经济转型发展实际进行实证分析,分阶段对工业化前期、工业化中后期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分别进行考察,并分东中西部地区,就教育投入对初次分配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量化分析,进而提出进一步优化教育投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郝飞飞[6]（2020）在《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运用及有效性分析》文中研究表明货币政策工具是货币政策传导的基础媒介,是中央银行为达成货币政策目标而实施的政策手段,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是货币政策目标实现的关键。全球金融危机使得货币政策框架和政策工具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再贴现、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信贷控制、窗口指导等常规政策工具无法满足危机应对和经济复苏,流动性支持工具、紧急注资国有化、量化宽松政策、零利率、负利率、前瞻性指引、逆转操作以及货币互换等创新型政策工具层出不穷,在流动性补充、危机应对和经济复苏中发挥了差异化的有效性。据此货币政策工具大致分为常规政策工具和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前者主要包括此前一般性工具和选择性工具,后者则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工具创新,旨在应对“零利率”约束下限的货币传导问题并推动金融中介的信贷释放。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欧元区都进行了重大的政策创新和工具匹配,流动性支持、零利率、量化宽松及结构性资产购买计划等都是两个货币当局的共同工具选择,在流动性危机应对和最后贷款人功能履行方面,美联储和欧央行都较好地发挥了创新政策工具的作用。但在经济复苏方面,美联储和欧央行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则呈现明显的分化。中国同样实施了重大的货币政策框架改革与创新,正逐步走向一个“多目标、多工具”的政策体系,货币发行从外汇占款主导到便利工具主导,多样化的便利工具在中国货币政策体系中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对于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需要重点考察货币市场和信贷市场等环节的政策传导有效性。在以变量工具为代表的新型结构性政策工具有效性的考察中,便利工具的规模和利率在货币市场传导中发挥了差异化的功能。整体而言,便利工具更多是价格型政策工具,这对以数量型工具为主导的货币政策体系转向带来实质性的支撑,即便利工具在货币市场的传导,特别是价格传导上基本是有效的,当然不同便利工具的量和价传导效应存在差异化。但是,在信贷市场传导中,在考虑表外信用的融资结构和融资溢价后,SHIBOR市场利率变化在实体经济的传导效应没有得到实证的支持。在考虑2016年后的金融监管强化以及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后,市场利率在信贷市场或实体经济的传导效应开始有所显现,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表现较为凸显,但房地产投资对市场利率变化、融资结构和融资溢价等都不甚敏感。在便利工具成为货币发行主导力量后,货币供应量为中间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绩效有所弱化,数量型政策框架向价格型政策框架转型或是一个重大趋势,但是,存在中间目标工具空缺、传导机制不顺畅以及中央银行职能多样化等制约,未来价格型货币政策框架转型以及创新型政策工具匹配仍然任重道远。在走向“多目标、多工具”的政策框架过程中,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双支柱体系或是一个较好的选择,可有效缓释多目标工具匹配性和部分工具有效性的矛盾性。
刘思源[7]（2019）在《技术革命推动的劳动关系演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信息和智能技术革命对劳动关系的影响越发受到学界关注。作为世界工业体系最完整的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应深入探究技术革命对劳动关系的影响。只有弄清技术革命影响劳动关系的机理,才能在推动科技进步的同时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进而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贯彻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伟大事业之中。根据马克思主义,对事物发展趋势的科学判断必然要建立在对理论、历史和现实的深入研究之上。但是,目前对新技术如何影响劳动关系的研究大多没能将理论逻辑同历史脉络结合起来。在可资借鉴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中,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强调价格机制的作用,忽视劳动关系演化的社会历史因素;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关注制度因素对劳动关系的影响,对科技创新的分析不足;佩蕾丝等演化经济学家提出了分析技术、金融、制度协同演化的“技术-经济范式”（Techno-Economic Paradigms,TEP）理论,虽然技术-经济范式涵盖了部分劳动关系内涵,但技术-经济范式理论并未专门探讨技术革命推动的劳动关系演化问题。鉴于上述不足,本文构建了一种技术革命（工业革命、电气革命和信息革命）推动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框架,进而分析了劳动关系的演化趋势,并探讨了劳动关系的政府规制措施。本文可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的具体化研究:技术革命即是对生产力的具体化,劳动关系则是对生产关系的具体化。在理论研究层面,本文采用历史研究、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方法对劳动关系进行了长期的结构化研究,并分析了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演化的动力机制和一般规律。首先,本文借鉴佩蕾丝的“技术-经济范式”理论,提出了“劳动关系范式”（Labor Relations Paradigms,LRP）的概念。劳动关系范式是在较长时期内劳资双方普遍认同并共同遵守的共识性的行为模式,它具有促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作用。劳动关系范式的内涵包括能够体现劳资双方雇佣关系、分配关系、管理关系的一系列范畴,如就业的稳定性、劳动收入、劳动条件、管理方式、教育和技能培训、社会福利等。每次技术革命都会催生一种劳动关系范式,并推动新、旧劳动关系范式的更迭。随着技术革命的演化,劳动关系范式会经历“探索-巩固-衰退”的生命周期,这会推动劳动关系“紧张-缓和-紧张”的演化过程。本文结合英、美等国的历史资料,归纳了工业革命的劳动关系范式和电气革命的劳动关系范式,并结合信息和智能技术的发展趋势对信息革命的劳动关系范式作出了展望。其次,本文探究了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范式）演化的动力机制和一般规律。技术革命主要通过“机器-劳工替代”机制、“劳工-雇主博弈”机制和“国内-国外投资”机制推动劳动关系（范式）的演化。“机器-劳工替代”机制是随着技术条件的改变及其导致的经济环境变化,生产关系以及劳动和机器两种要素的相对价格相应地发生变化,进而造成劳工替代机器或者机器替代劳工,从而影响劳动关系（范式）的机制。“劳工-雇主博弈”机制是随着技术条件的改变及其导致的经济环境变化,劳动者和雇主之间的谈判能力会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化,进而造成雇主或工会在集体谈判中相对占据优势、改变劳资双方的利益分配关系,从而影响劳动关系（范式）的机制。“国内-国外投资”机制是跨国公司依据技术条件以及东道国的经济环境灵活调整其产业布局,进而使东道国成为资本净流入国或资本净流出国,从而影响东道国劳动关系（范式）的机制。在技术革命演化的不同阶段,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会影响上述动力机制,进而推动劳动关系范式“探索-巩固-衰退”的演化过程和劳动关系“紧张-缓和-紧张”的演化过程。政府要促进劳资和谐、为长期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创造条件,就要以上述三条机制为抓手制定相关政策。在应用研究层面,本文结合上述理论框架,采用历史研究、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方法,分析了中国技术追赶进程中的劳动关系（范式）演化历程、动力机制及政府规制效果,并结合智能技术对劳动关系（范式）演化机制的影响和挑战,提出了智能时代政府劳动关系调节政策的转型建议。首先,中国劳动关系（范式）的演化带有明显的政府主导特征,这使得中国得以在技术追赶进程中维持相对和谐的劳动关系。其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机器-劳工替代”机制、“劳工-雇主博弈”机制和“国内-国外投资”机制都总体上促进了中国劳动关系（范式）的平稳发展,这得益于中国产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政府扶持工会发展、国内投资和引进外资的快速增加等。再次,中国政府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协调发展、以财政支出带动就业、扩大公共部门就业、在劳动立法和司法中保护劳工等,这些都促进了中国劳动关系（范式）的平稳发展。最后,智能技术将可能替代更多劳工、加强雇主对生产活动的控制、削弱工会力量、促进全球产业转移等,给劳动关系（范式）的转型升级带来挑战。政府应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支持工会发展、健全劳动法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等,进而规制劳动关系（范式）、促进劳资和谐,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创造条件。
刘芮嘉[8]（2019）在《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选择》文中研究表明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以加入WTO为标志,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使得自1994年实行外汇管理体制之后呈现出的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双顺差”特点得到进一步加强,外汇资产占央行资产比重逐年增加,我国以对冲外汇为主的流动性投放模式正式拉开序幕。此后近20年时间里,在通货膨胀水平维持稳定的情况下,投放到经济体中的大量货币流入资本市场,导致我国以股票市场估值中枢系统性抬升,以及房地产市场价格大幅上涨为主要标志的资产重估问题凸显。2013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对外贸易顺差的缩减使得我国以国外资产为基础的货币供给方式难以持续,流动性逐步转向以国内资产为信用基础的投放,此时更加需要资本市场的良性健康发展。特别是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和发展动能的转变成为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因此,资产重估及经济结构调整已成为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现状,重点研究我国房地产市场资产价格重估的相关问题,按照从现象到本质、从理论到实证的研究思路,首先通过概念对比界定出资产重估的准确定义,在对相关国家资本市场波动案例进行解析的基础上,创新性提出资产重估的分析视角,并建立资产重估检测体系,以此对我国房地产市场为代表的资本市场运行作出资产重估层面的解读。基于理论及事实检验对资产重估内涵作出定义后,从我国宏观经济背景出发寻找资产重估在货币数量及结构层面的影响因素,探寻资产重估问题的本质。随后讨论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间的互动影响机制,以及货币政策在应对资产重估问题中面临的经济体系结构性制约问题。最后研究资产重估及经济结构扭曲背景下的货币政策执行框架,并通过对创新型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执行效果的实证检验,实现从理论到实证的研究路径,提出灵活运用创新型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应对资产重估及经济结构问题的政策建议。按照这样的逻辑主线,本文核心内容归纳为四个方面:本文首先对资产重估概念进行了界定,在综合对比资产、资产定价、资产价格波动及资产泡沫概念及特征的基础上,给出资产重估的定义:资产重估,是指经济体系中各项冲击通过影响投资主体盈利预期,使资本市场上资金配置数量和结构发生改变,而引发的资产价格长期总体持续上涨的过程,主要表现为资本市场无风险利率的下降和估值中枢的系统性抬升。同时梳理资产重估的内涵及特征,总结出资产重估在经济运行中的表现,以及其过程对金融稳定带来的隐忧。接着以日德两国为例,分析其在二战后期发展路径一致的情况下,资本市场却在20世纪90年代中出现不同表现的特征及原因,并创新性地从资产重估视角对两国代表性时期的资本市场运行做出全新解释,得出日本在资产泡沫破裂前15年期间,房地产市场及股票市场均经历了资产重估过程;德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的房地产市场同样经历着资产重估过程的结论。本文随后基于我国具体国情,选择资本市场中最能体现资产价格重估过程的房地产市场为代表,建立了资产价格重估的检测体系,综合选取三大类12项研究指标,从供给、需求和信贷三个角度分别测度价格波动程度,划定检测区间,建立完整的检测指数体系,对我国房地产价格进行重估检测。结果表明,我国房地产市场自2003年以来至今已经经历并将持续经历资产重估过程,个别年份虽出现泡沫预警,但尚未达到泡沫经济状态的结论。在对资产重估进行了概念界定及内涵探究的基础上,本文随后对资产重估产生的宏观经济背景及原因进行介绍与研究。我国现阶段的宏观经济发展呈现出如下特点:依靠大量投资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货币膨胀与经济脱实向虚、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以及高储蓄率导致的资产价格上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资产重估的影响因素:通过对房地产市场价格重估的解析,得出资产重估原因之流动性过剩;通过对货币职能理论及“高货币之谜”的探析,得出资产重估原因之货币结构变化;通过研究资产替代及要素价格重估,得出资产重估原因之资产要素价格。此部分为对资产重估由现象到本质的剖析过程。在明确了资产重估背后的影响因素基础上,本文开始就其主要原因,即货币数量及结构问题进行研究。文章第5章首先论述了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的互动影响机制,该部分开篇介绍了货币政策的四种传导渠道,着重强调了资产价格渠道在货币政策传导中发挥的作用,并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特别分析了房地产价格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接着对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互动机制进行研究,通过建立Bordo-Jeanne的经典分析框架,探究货币当局在资产价格膨胀时所面临的困境:前瞻性货币政策（Proactive）与被动的货币政策（Reactive）选择。结论分析表明资产重估带来的抵押品价格上涨会存在潜在的信贷危机,货币当局应当根据具体的经济条件（如预期）决定是否采取事前反应的必要措施来限制信贷规模。文章随后在第6章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的结构性制约的研究中,首先讨论了资产重估与金融市场不完全、实体经济结构性扭曲之间的关系,接着根据中国现实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扭曲因素（如政府融资平台扩张等）,构建信贷市场局部均衡动态模型,厘清我国利率系统性抬升、经济结构扭曲的内在互动机制,在此基础上分析信贷市场变动可能带来的“产业空心化”等宏观金融风险,以及货币政策总量调控的失灵,并提出灵活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建议。在厘清了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关系的基础上,本文最后一部分内容将理论与实证相结合,探讨资产重估条件下的货币政策执行。该部分首先对我国现行货币政策框架特点做出阐述,明确货币政策目标、传导机制和政策工具,并指出现行货币政策执行存在的不足。随后提出我国经济追求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所面临的挑战,对货币政策执行提出的新要求,重点强调探索货币政策的结构性调节作用。接下来的实证研究部分采用VAR模型,在创新性地将结构性货币政策分为数量型和利率导向型两个类别的基础上,分别对两类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利率波动、上市公司总市值和物价水平四个层面的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实证分析得出利率导向型政策作用力度总体大于数量型货币政策的结论,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需针对不同背景及政策目标,灵活选取多项政策组合的结论。最后从“资产重估”与“结构调整”两个角度,提出货币政策要充分发挥其结构性调节作用,用创新性的手段和方式应对资产价格重估、促进经济结构合理布局、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同时加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的有效配合,健全“双支柱”框架以更好地防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促进宏观经济健康发展。
陈建付[9]（2019）在《我国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与效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如果说经济是肌体,那么金融是血脉。只有血脉畅通,国民经济的机体才能持续健康稳定地增长和发展。金融又是一把双刃剑,对实体经济增长的作用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若金融以多种功能俯首为实体经济服务,则对实体经济增长和发展起促进作用;反之,若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增长与发展脱节,不同步,不协调,或甚至金融“昂首阔步”,“自娱自乐”,则或迟或早必将反噬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成果。近些年,我国金融出现了“脱实向虚”现象,令人痛心地伤害了实体经济。逐年上升的货币化率（M2/GDP）等涉及金融发展的统计指标也显示了问题的严重性。2019年2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首次提出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他强调:要深化对国际国内金融形势的认识,正确把握金融本质,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平衡好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关系,坚决打好防范化解包括金融风险在内的重大风险攻坚战,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推动我国金融业健康发展。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笔者选择《我国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与效率研究》为题,试图较为深入地探讨我国当前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畅通性以及效率高低问题。显然,这是我国当前一个亟待解决的较为迫切的重大问题。本文研究包括如下七部分内容:第1章为绪论。本章介绍了选题背景与意义,对相关文献进行了回顾和综述。综述分为四大块:金融发展的内涵、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金融发展作用经济增长机制的研究、金融发展作用经济增长效率的研究。本章还简单介绍了本文的研究内容、思路与方法,以及本文的创新与不足。第2章为本文的理论基础与理论框架。本章介绍了一些基本的概念、范畴后,阐述了金融发展理论的演进脉络和经济增长理论的演进脉络;接着借鉴罗默、卢卡斯等学者的内生增长模型,将金融部门分为直接融资部门和间接融资两部门引入到模型中,构建了一个内嵌两个金融部门的经济增长模型,对模型进行了动态最优化和经济稳态分析,然后对模型选择出的诸参数进行校准后,将模型进行了模拟分析,并由此刻画了诸参数的意义。本章取得的成果是:创造性地构建了一个内嵌两个金融部门的动态最优化经济增长模型,并从中筛选出了对经济增速、技术增速和资本积累增速产生的影响有所不同,因而可以不同方向和程度地影响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机制和效率的两大类参数,并求出稳态解,这样推演出了分析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不同融资方式中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理论框架。第3章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机制与效率分析。为更加深入展开机理分析,本章针对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两个渠道,首先对金融发展之于经济增长作用的机制进行分析——具体包括数量型作用机制分析和质量型作用机制分析;接着运用博弈论等方法对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之于内生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比较,并分析了金融对经济增长的阶段性作用机制的不同;最后,对金融发展之于经济增长作用的效率展开了理论分析。本章取得的成果是:初步推导出两个理论假设,即（1）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数量型作用机制较好地促进了经济增长,（2）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质量型作用机制较好地促进了经济增长;推演出两大类若干重要参数对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效率的作用性质,并进一步在中国国情下,从理论上论证了这些参数的取值特点:其必然导致我国出现金融资源易“脱实向虚”和实体经济易出现“僵尸企业”。第4章为我国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与效率实证分析:间接融资视角。本章运用面板模型和大样本数据,从间接融资视角,实证检验了我国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问题,证明了间接融资渠道中,金融发展通过资本的积累促进了企业的技术创新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本章还通过构建SFA（随机前沿）模型,对我国间接融资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效率进行了检验,得出了肯定性的结论。本章最后还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我国间接融资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面临的两个短板,即金融资源易“脱实向虚”和实体经济易出现“僵尸企业”,并且还运用logit等方法,构建了一个能及时有效识别“僵尸企业”的分析模型,并具有很强的应用价值。第5章为我国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与效率实证分析:直接融资视角。本章运用面板门限模型和大样本数据,从直接融资视角,实证检验了我国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问题,证明了在我国,金融发展的直接融资途径（股权融资）具有良好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畅通性;本章还进一步运用了空间面板模型,采用全国31个省市近20年数据,实证证明,我国股权市场的融资规模与企业技术创新存在显着的因果关系,证明了作为直接融资的股权融资具有良好的支持经济增长的机制作用;此外,本章还进一步运用SFA模型证明了,在我国,随着股权融资规模的不断提高,直接融资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效率也不断提高。第6章为美日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支持的经验及其借鉴。本章分别阐述了美国、日本两国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经验,综合分析其具体实施措施,并在此基础上,针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两者勾稽现状,提出借鉴意义。第7章为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本章首先从前文中,主要是在第2至第5章中,归纳、提炼出了6点主要结论;接着,针对性地提出了政策建议的指导思想:大力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踏实推进金融发展,推动实体经济稳定、高效增长;进而提出了打破金融市场体系供给侧结构性失衡、改革现有金融监管体系和制度、打造科技型企业+金融机构新型合作模式和进一步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对策建议;最后,笔者根据本文的不足和缺憾,提出了今后进一步的研究展望。
龙小燕[10]（2019）在《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时代、新常态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新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最重要的两大经济政策,加强协调配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阐述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概念、梳理相关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上,对比了我国宏观调控和西方国家干预、供给学派等理论的区别与联系,提出应统筹兼顾处理好短期与长期、供给与需求、总量与结构、速度与质量四大关系,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两大政策应加强协调配合,以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为核心导向,短期应着力熨平经济周期波动,适时适度发挥政府投资的需求管理优势,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长期应着眼优化经济结构,通过供给管理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经济持续优质增长;同时应加强两大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论文回顾了美国自大萧条后、日本和德国自二战后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发展历程,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运用两大政策应对金融危机的相关措施;介绍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总结了各国运用两大政策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增长、利用国债助力实现两大政策目标的经验做法。论文运用不同的实证模型分析了两大政策在维护经济平稳增长、促进结构优化和加强政策工具协调配合的现状,探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首先,运用VAR模型分析实际GDP增速、赤字率与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关系。研究证明,货币供给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正相关;财政赤字率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负相关。赤字财政政策短期可能会诱导货币供给增加,但长期会因挤出效应有损于经济增长;货币供给对赤字影响较小,但在增加产出的同时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类型的组合形式取决于具体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目标的综合权衡。分析认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两大政策效力都有期限约束;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宏观政策执行需把握好力度,尤其是应充分考虑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在政策传导中发挥的巨大作用。第二,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就两大政策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两大政策各自对各地区各次产业结构的影响力均不一样,在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中难以发挥合力。分析认为,单靠任一政策调整结构的作用有限,两大政策缺乏全面系统的协调配合机制,缺乏两大政策实施的配合端口,且各地情况和执行方式差异较大,效果不一。第三,从央行资产负债表角度分析,认为利用国债丰富外汇投资未能解决外汇波动带来的基础货币供给调节难题。运用VECM模型就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流通中的现金（M0）、狭义货币供应量（M1）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的冲击总体有限:国库现金对M0变动影响的最大贡献率为35%,对M1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为10%,对M2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仅为6%。分析认为,我国央行持有国债占央行总资产的比重低、流动性弱,国债市场尚不完善,国债期限结构与发行管理难以满足央行公开市场操作需求等因素制约了国债各项功能的发挥。同时,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中央国库资金转化为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的管理有待提高。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着力从供给侧推进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结合我国面临的国内外新形势,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总体战略基调、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机制及相关政策建议。两大政策短期应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的优势,应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适当发挥政府投融资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利用国债优势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长期应注重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优质增长,发挥供给管理的优势,支持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加大端口扶持力度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在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优化国债管理的同时,应利用国债打破外汇占款与人民币发行的直接联系,增加利用国债、国库现金调控货币供应量的主动权,完善人民币发行机制,促进国债和人民币国际化。
二、90年代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来源的产业偏好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90年代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来源的产业偏好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框架 |
| 1.3 主要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存在的不足 |
| 第2章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要素、要素配置及效率内涵 |
| 2.1.2 产业及产业结构优化内涵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要素配置相关理论 |
| 2.2.2 产业结构演进理论 |
| 2.2.3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要素配置及其效率研究 |
| 2.3.2 产业结构演进及优化方向研究 |
| 2.3.3 产业结构优化与要素配置效率的关联性研究 |
| 2.3.4 供给侧改革与产业结构优化影响因素研究 |
| 2.3.5 东北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相关研究 |
| 2.3.6 文献评述 |
| 第3章 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演进历程及现状 |
| 3.1 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演进历程 |
| 3.1.1 计划经济体制与改革过渡时期 |
| 3.1.2 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初期 |
| 3.1.3 东北振兴“黄金十年” |
| 3.1.4 经济新常态时期 |
| 3.2 东北地区产业结构现状 |
| 3.2.1 地区生产总值变动趋势 |
| 3.2.2 第一产业 |
| 3.2.3 第二产业 |
| 3.2.4 第三产业 |
| 3.3 东北地区要素配置低效与产业结构调整动因 |
| 3.3.1 结构性产能过剩与短缺并存 |
| 3.3.2 资源型城市转型负担沉重 |
| 3.3.3 国企改革与民企发展缺乏动力 |
| 3.3.4 被动“去工业化”引发结构失序 |
| 3.3.5 沉没成本效应阻碍衰退行业退出 |
| 3.4 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障碍 |
| 3.4.1 要素市场化改革起步较晚 |
| 3.4.2 劳动力转移存在制度约束 |
| 3.4.3 高技术产业规模扩张缓慢 |
| 3.4.4 服务型政府职能转变滞后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基于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产业结构优化理论框架 |
| 4.1 总体思路 |
| 4.2 要素流动与产业间再配置的效率改进机理 |
| 4.2.1 要素产业间流动的理论基础 |
| 4.2.2 要素产业间流动的前提条件 |
| 4.2.3 要素配置效率改进机理分析 |
| 4.3 产业结构优化影响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理论机制 |
| 4.3.1 产业结构优化的两个维度指标构建 |
| 4.3.2 产业结构合理化影响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机制 |
| 4.3.3 产业结构高度化影响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机制 |
| 4.4 供给侧改革下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因素理论分析 |
| 4.4.1 供给侧改革的提出背景与理论逻辑 |
| 4.4.2 产业结构优化的供给侧影响因素类别 |
| 4.4.3 供给因素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机理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基于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实证分析 |
| 5.1 东北地区要素分布结构 |
| 5.1.1 劳动力要素分布 |
| 5.1.2 资本存量估计与资本要素分布 |
| 5.2 东北地区要素配置效率测度 |
| 5.2.1 随机前沿分析与模型设定 |
| 5.2.2 初始回归结果与模型修正 |
| 5.2.3 估算过程与结果分析 |
| 5.3 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指标衡量 |
| 5.3.1 产业结构合理化 |
| 5.3.2 产业结构高度化 |
| 5.4 研究设计与实证检验 |
| 5.4.1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5.4.2 数据检验 |
| 5.4.3 模型设定与实证结果分析 |
| 5.4.4 内生性问题讨论 |
| 5.4.5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进一步分析: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供给侧影响因素实证检验 |
| 6.1 供给因素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6.1.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6.1.2 主要评价指标分析与说明 |
| 6.1.3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
| 6.2 供给因素综合评价指数构造与分析 |
| 6.2.1 全局主成分分析 |
| 6.2.2 数据有效性检验 |
| 6.2.3 提取主成分及确定指标权重 |
| 6.2.4 东北地区供给因素综合评价指数分析 |
| 6.3 研究设计与实证检验 |
| 6.3.1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6.3.2 数据检验 |
| 6.3.3 模型设定与实证结果分析 |
| 6.3.4 内生性问题讨论 |
| 6.3.5 稳健性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基于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政策建议 |
| 7.1 加强人力资本培育与积累 |
| 7.1.1 着力提升教育体系水平 |
| 7.1.2 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 |
| 7.1.3 完善薪酬激励机制 |
| 7.2 优化投资结构与存量资本布局 |
| 7.2.1 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力度 |
| 7.2.2 稳固推进存量资本调整 |
| 7.2.3 积极探索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 |
| 7.3 推动产业技术进步与科技成果转化 |
| 7.3.1 促进产业发展与科技深入融合 |
| 7.3.2 加强企业自主创新与科研协作能力 |
| 7.3.3 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 |
| 7.4 充分发挥政府职能与政策引领作用 |
| 7.4.1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
| 7.4.2 精准制定减税降费措施 |
| 7.4.3 释放产业政策引领作用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未来展望 |
| 8.1 结论 |
| 8.2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中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研究 ——基于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四、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产能过剩问题: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关于产能过剩内涵的研究 |
| 第二节 关于产能过剩成因的研究 |
| 一、从市场角度对产能过剩形成原因的研究 |
| 二、从非市场角度对产能过剩形成原因的研究 |
| 第三节 关于产能过剩测度的研究 |
| 第四节 关于我国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的研究 |
| 一、出口贸易与产能过剩 |
| 二、对外直接投资与产能过剩 |
| 第五节 研究综述 |
| 第二章 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演变历程与现状 |
| 第一节 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演变历程 |
| 一、第一轮产能过剩 |
| 二、第二轮产能过剩 |
| 三、第三轮产能过剩 |
| 第二节 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变化特征 |
| 一、由阶段性向持续性发展 |
| 二、由结构性向全面性蔓延 |
| 三、由周期性向体制性转变 |
| 四、由内需型向外需型拓展 |
| 第三节 开放经济下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影响因素 |
| 一、外部需求 |
| 二、外资比重 |
| 三、技术水平 |
| 四、市场集中度 |
| 第四节 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测度 |
| 一、产能利用率的测算方法 |
| 二、模型设定、数据来源与指标说明 |
| 三、产能利用率测算结果分析 |
| 四、绝对σ收敛性检验 |
|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三章 中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背景、基础与风险 |
| 第一节 中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的时代背景 |
| 一、全球经济增长缓慢,产业格局加速调整 |
| 二、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结构转型迫在眉睫 |
| 第二节 中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的现实基础 |
| 一、政治环境持续稳定 |
| 二、工业经济实力显着增强 |
| 三、产业技术水平有效提高 |
| 四、对外开放程度逐步深化 |
| 五、金融支持体系逐渐完善 |
| 六、企业竞争力日渐提升 |
| 第三节 中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的可能风险 |
| 一、宏观环境层面 |
| 二、行业环境层面 |
| 三、企业内部层面 |
| 第四章 中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理论基础与可行路径 |
| 第一节 理论基础 |
| 一、国际贸易理论 |
| 二、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三、国际产业转移理论 |
| 第二节 可行路径 |
| 一、出口贸易影响产能利用率的理论分析 |
| 二、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产能利用率的理论分析 |
| 第五章 中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出口贸易与中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波动 |
| 一、中国出口贸易发展现状 |
| 二、模型设定 |
|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
| 四、模型检验及结果分析 |
|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二节 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波动 |
|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现状 |
| 二、模型设定 |
|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
| 四、模型检验及结果分析 |
|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六章 主要发达国家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经验与启示 |
| 第一节 主要发达国家产能国际转移经验 |
| 一、美国产能国际转移经验 |
| 二、日本产能转移经验 |
| 三、德国产能转移经验 |
| 第二节 对中国的启示 |
| 第七章 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3）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目的 |
| 1.2 研究背景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关于地方政府投融资概念界定 |
| 1.3.2 关于地方政府投融资活动效率或效果 |
| 1.3.3 关于地方政府投融资风险防范化解方面 |
| 1.3.4 关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转型 |
| 1.3.5 关于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和改革 |
| 1.3.6 综合述评 |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5 研究创新和不足之处 |
| 1.6 本章小结 |
| 第2章 主要概念与基本理论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投资、融资和投融资 |
| 2.1.2 政府投融资和地方政府投融资 |
| 2.1.3 公共基础设施 |
| 2.1.4 财政政策与财政投资 |
| 2.2 相关基本理论 |
| 2.2.1 公共产品理论和公共产品供给理论 |
| 2.2.2 政府投资理论 |
| 2.2.3 政府债务理论 |
| 2.3 地方政府投融资行为的理论依据 |
| 2.3.1 理论分析 |
| 2.3.2 实证检验 |
| 2.4 财政投资政策边界和投融资风险的理论分析 |
| 2.4.1 IS-LM模型的修正 |
| 2.4.2 财政投资政策的债务边界约束 |
| 2.4.3 财政投资政策的预期收益边界约束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的逻辑起点——融资平台公司 |
| 3.1 地方政府投融资的动因 |
| 3.2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性质与发展过程 |
| 3.2.1 地方融资平台的概念以及与地方财政的关系 |
| 3.2.2 地方融资平台的发展历程 |
| 3.3 主要城市融资平台发展情况 |
| 3.3.1 以内部资金循环实现整体可持续发展为主要特征的上海模式 |
| 3.3.2 以构建风险防控“三不”防火墙为主要特征的重庆模式 |
| 3.3.3 以借贷资金“借、用、管、还”封闭性运作为主要特点的天津模式 |
| 3.4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实践经验和债务风险 |
| 3.4.1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实践经验 |
| 3.4.2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发展过程中蕴含的风险 |
| 3.5 政府融资平台的未来发展方向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之一——地方政府自主发行债券 |
| 4.1 地方政府自主发行债券进程 |
| 4.2 地方政府债券自主发债的效果 |
| 4.3 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存在的问题 |
| 4.4 完善地方政府债券自主发债的政策建议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之二——PPP模式 |
| 5.1 PPP模式的基本原理 |
| 5.1.1 PPP模式的概念 |
| 5.1.2 PPP模式的典型特征 |
| 5.1.3 推广PPP模式的意义 |
| 5.2 PPP模式发展情况 |
| 5.3 PPP模式中的财政责任与流程 |
| 5.3.1 PPP模式中的财政责任 |
| 5.3.2 以财政改革为契机,重构PPP管理流程 |
| 5.4 PPP模式存在的问题分析 |
| 5.4.1 制度体系不健全,顶层设计欠缺 |
| 5.4.2 各级政府部门的认识不到位,单纯作为新型融资模式 |
| 5.4.3 项目操作程序不规范,定价机制不合理 |
| 5.4.4 项目落地率低,后续融资困难 |
| 5.4.5 风险共担机制弱化,风险收益不对等 |
| 5.4.6 违规实施钻空子,变相积累债务风险 |
| 5.4.7 地域发展不平衡、行业分布不均衡 |
| 5.5 运用PPP模式是否增加财政运行风险的实证分析 |
| 5.5.1 指标构建与模型设定 |
| 5.5.2 数据说明 |
| 5.5.3 面板回归 |
| 5.6 完善PPP模式的政策建议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之三——政府投资基金 |
| 6.1 国外政府投资基金实践和理论研究情况 |
| 6.2 我国政府投资基金运行情况 |
| 6.3 政府投资基金发展中存在的风险 |
| 6.4 规范政府投资基金发展的政策建议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当前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的风险分析 |
| 7.1 地方投融资行为的风险传导机制 |
| 7.1.1 国内风险传导机制 |
| 7.1.2 国际风险诱导机制 |
| 7.2 风险的逐步显现 |
| 7.2.1 整体杠杆率维持高位 |
| 7.2.2 与地方投融资行为相关的风险现状 |
| 7.3 地方政府投融资风险分析——基于KMV模型 |
| 7.3.1 模型和数据 |
| 7.3.2 实证模型 |
| 7.3.3 相关结论和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完善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的政策建议 |
| 8.1 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国际经验借鉴 |
| 8.1.1 通过政府投融资筹集建设资金 |
| 8.1.2 开展基础设施的私有化改制 |
| 8.1.3 保持政府对基础设施等领域的调控作用 |
| 8.1.4 防控地方债务引发的系统性风险 |
| 8.1.5 国际投融资运作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
| 8.2 推进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的政策建议 |
| 8.2.1 加快特许经营和PPP领域立法,健全投融资法律框架 |
| 8.2.2 健全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长效机制 |
| 8.2.3 本着量力而行的原则,科学合理地确定政府投资项目 |
| 8.2.4 简化投融资管理体制,营造便捷高效的营商环境 |
| 8.2.5 进一步加强债务管理,严格防范化解债务风险 |
| 8.3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4）中国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研究 ——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方法 |
| 1.3 基本思路与框架结构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本文可能的创新点 |
| 1.4.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
| 2.1 互联网金融理论追源与梳理 |
| 2.1.1 政治经济学货币理论 |
| 2.1.2 马克思关于虚拟资本和实体经济的相关论述 |
| 2.1.3 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理论 |
| 2.1.4 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抑制与深化理论 |
| 2.1.5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
| 2.2 互联网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定义与界定 |
| 2.2.1 互联网金融的定义与界定 |
| 2.2.2 实体经济的定义界定、功能与特征 |
| 2.3 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2.3.1 国内研究综述 |
| 2.3.2 国外研究综述 |
| 第3章 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演进 |
| 3.1 互联网金融的政治经济学解析 |
| 3.1.1 互联网金融的货币功能属性 |
| 3.1.2 互联网金融的信用功能 |
| 3.1.3 互联网金融虚拟经济特性 |
| 3.2 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演进阶段 |
| 3.2.1 货币形式的演变和互联网金融模式业态 |
| 3.2.2 20世纪90年代至2001年银行电子化阶段 |
| 3.2.3 2002年至2012年成熟的第三方支付阶段 |
| 3.2.4 2013年至今的金融全领域阶段 |
| 3.3 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演进特征 |
| 3.3.1 互联网金融依托于实体经济基础 |
| 3.3.2 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具有创新性和递进性 |
| 3.3.3 互联网金融不同模式服务实体经济具有差异化影响 |
| 3.4 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演进中的显着模式 |
| 3.4.1 第三方支付模式下银行卡跨越和交易去现金化 |
| 3.4.2 大数据下的征信——社会信用体系的重构 |
| 3.4.3 金融混业经营——大型互联网金融巨头企业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逻辑 |
| 4.1 互联网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
| 4.1.1 互联网金融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
| 4.1.2 互联网金融过度虚拟化下的“脱实向虚” |
| 4.2 实体经济“旺盛”需求与传统金融供给缺陷的现实矛盾 |
| 4.2.1 实体经济中宏观和微观金融需求 |
| 4.2.2 传统金融体系下的金融供给缺陷 |
| 4.3 内生与外生条件的驱动和金融资源优化配置 |
| 4.3.1 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内生驱动条件 |
| 4.3.2 技术的外生驱动条件 |
| 4.3.3 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合规运行与防范“脱实向虚” |
| 4.3.4 实体经济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路径与效应 |
| 5.1 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优势 |
| 5.1.1 降低交易成本与提高资金效率 |
| 5.1.2 扩大金融覆盖和激发市场内生需求 |
| 5.1.3 推动金融市场利率改革 |
| 5.2 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实现路径 |
| 5.2.1 传统金融的延伸——金融互联网化 |
| 5.2.2 互联网融资模式——新型投融资平台 |
| 5.2.3 兼具效率与便捷的金融支付——以第三方支付为代表 |
| 5.2.4 技术升级的金融新形态——大数据金融和云计算金融 |
| 5.3 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外部效应 |
| 5.3.1 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外部正效应 |
| 5.3.2 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外部负效应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实证分析 |
| 6.1 实证分析的研究设计与指标选取 |
| 6.1.1 研究基础与设计 |
| 6.1.2 指标选取原则 |
| 6.1.3 研究指标的选取 |
| 6.2 模型构建与实证分析 |
| 6.2.1 研究模型的构建 |
| 6.2.2 相关数据的来源和说明 |
| 6.2.3 实证分析研究 |
| 6.3 互联网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影响分析和结论 |
| 6.3.1 互联网金融要素影响分析 |
| 6.3.2 非互联网金融相关要素影响分析 |
| 6.3.3 实证研究结论 |
|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国外经验借鉴与对策建议 |
| 7.1 国外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经验借鉴 |
| 7.1.1 实行严格市场准入原则和审慎监管制度 |
| 7.1.2 制定健全规范的法律体系 |
| 7.1.3 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 |
| 7.1.4 服务科技创新型企业 |
| 7.2 我国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对策建议 |
| 7.2.1 强化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软硬件基础建设 |
| 7.2.2 加强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全过程监管 |
| 7.2.3 完善政策和机制引导互联网金融助推实体经济发展 |
| 本章小结 |
| 本文的主要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其它成果 |
| 致谢 |
（5）教育投入与我国经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二、教育投入与经济发展的研究综述 |
| (一)国外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研究 |
| (二)国内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研究 |
| (三)对文献的简要述评及本文研究重点 |
| 三、研究思路、论文结构及基本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论文结构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一)可能的创新 |
| (二)存在的不足 |
| 第二章 本研究的重要理论支撑 |
| 一、人力资本理论及其对本研究的支撑作用 |
| (一)人力资本概念界定与人力资本的形成 |
| (二)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脉络 |
| 二、经济增长理论及其对本研究的启示 |
| (一)古典经济学的增长理论:资本决定论 |
| (二)新古典经济学的增长理论:索罗模型 |
| (三)新经济增长理论:“内生性增长模型” |
| (四)对新经济增长理论的评述 |
| (五)“内生性增长”理论对本论文的理论支撑 |
| 三、“外部性”理论及其对本研究的基础支撑作用 |
| 第三章 教育投入促进经济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构建 |
| 一、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的理论逻辑 |
| (一)教育投入的决定因素 |
| (二)教育投入促进人力资本增加的路径和机制 |
| (三)人力资本提升是技术进步的重要源泉 |
| (四)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 |
| 二、教育投入与收入分配格局的理论逻辑 |
| (一)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是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 |
| (二)人力资本与收入水平正相关,人力资本差异是收入分配差距产生的逻辑起点 |
| (三)教育投入对改善收入分配差距具有不确定性 |
| 三、教育投入促进经济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总结与回顾 |
| (一)教育投入是促进经济增长内在联系的理论基础 |
| (二)教育投入对经济发展的内在影响 |
| 第四章 我国教育投入的特征化事实:以“十二五”期间教育投入为例 |
| 一、“十二五”期间我国教育经费投入及基本特征 |
| (一)以“十二五”时期为研究时间对象的缘由 |
| (二)“十二五”时期教育投入的经济基础及主要特点 |
| 二、全国教育经费投入概况及特征 |
| (一)“十二五”期间我国教育投入处于“黄金期” |
| (二)国家财政投入加大,民间投入仍显不足 |
| (三)职业教育投入增速偏慢,民营资本进入教育领域有限 |
| (四)教育经费支出中工资和助学金支出保持最快增速 |
| 三、分地区教育经费投入概况与特征 |
| (一)教育资源地区间配置不平衡矛盾突出 |
| (二)中西部地区教育投入增速相对较快 |
| 四、民办教育投入概况与特征 |
| (一)民办教育投入在整体教育投入中占比较低 |
| (二)民办教育主要集中在基础教育领域 |
| 五、居民家庭教育投入概况与特征 |
| (一)居民家庭教育投入是考察国家教育投入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
| (二)对我国居民家庭教育投入的考察——基于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 |
| 第五章 教育投入与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 |
| 一、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
| (一)我国工业化阶段的划分 |
| (二)实证分析模型、变量及其定义 |
| 二、教育等人力资本投入与收入分配差距的实证分析 |
| (一)人均受教育水平与人均初次分配收入的面板回归分析 |
| (二)教育等人力资本投入与初次分配收入差距的面板回归分析 |
| 三、教育投入促进经济发展的实证检验结论梳理与总结 |
| (一)教育投入促进经济发展的理论分析预期 |
| (二)教育投入和劳动力素质提升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
| (三)教育投入在不同区域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同 |
| 第六章 其他国家教育投入的借鉴 |
| 一、发达国家的教育投入经验及对经济发展的成效 |
| (一)美国教育投入政策演变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
| (二)德国教育投入政策演变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
| 二、“赶超”国家的教育投入经验及对经济发展的成效 |
| 三、国外教育投入对我国的启示 |
| 第七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一、主要结论 |
| (一)教育投入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内生和持久动力,但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
| (二)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增加教育投入以及提升劳动力素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会不断增加 |
| (三)考虑居民教育投入,我国教育总投入占GDP的比重已超过5%,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 |
| 二、政策建议 |
| (一)坚持“教育优先”的既定国策 |
| (二)继续加大教育经费投入的力度 |
| (三)优化教育投入的区域布局 |
| (四)进一步优化教育投入结构 |
| (五)注重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
| (六)完善教育投入回报机制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6）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运用及有效性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三节 论文框架 |
| 第四节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货币政策框架与政策工具:基于文献的梳理 |
| 第一节 货币政策相关理论 |
| 一、货币政策框架及其内涵 |
| 二、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演变 |
| 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中间目标的关联 |
| 四、政策规则与操作框架匹配 |
| 五、货币政策框架及政策工具有效性的思考 |
| 第二节 现代货币理论(MMT)及其工具体系 |
| 一、MMT内涵及发展 |
| 二、MMT的政策框架及运行机制 |
| 三、MMT及其工具的局限性 |
| 第三节 货币政策工具的文献综述 |
| 一、常规货币政策工具 |
| 二、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 |
| 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 |
| 第三章 货币政策工具:类别、功能与局限 |
| 第一节 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功能与局限 |
| 一、存款准备金 |
| 二、再贴现工具 |
| 三、公开市场业务 |
| 第二节 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的功能与局限性 |
| 一、非常规货币政策概述 |
| 二、量化宽松 |
| 三、前瞻性指引 |
| 四、负利率 |
| 五、扭曲操作 |
| 六、货币互换 |
| 第三节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 |
| 一、内涵与运作机制 |
| 二、主要特点和不足 |
| 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与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关系 |
| 第四节 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 |
| 一、货币政策工具创设与有效性提升 |
| 二、多样化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及有效性的提升 |
| 三、货币政策工具和货币政策框架有效性的再认识 |
| 第四章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多元化货币政策工具应用 |
| 第一节 危机爆发与常规政策应对 |
| 一、次贷问题演变为次贷危机 |
| 二、危机早期的常规货币工具运用 |
| 第二节 系统性危机与流动性支持工具创新 |
| 一、次贷危机升级为系统性危机 |
| 二、流动性支持工具的创新与运用 |
| 三、小结:流动性创新工具的有效性 |
| 第三节 危机应对、国有化与量化宽松 |
| 一、系统重要性机构救助:担保、注资与国有化 |
| 二、量化宽松政策:流动性提供与资产负债表修复 |
| 三、小结:量化宽松和扭转操作的有效性 |
| 第四节 新型政策工具有效性与货币政策正常化 |
| 一、非常规工具取得较大成功 |
| 二、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进程 |
| 第五节 美国非常规货币政策的重启 |
| 第五章 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与多元货币政策工具的应用:欧元区的分析 |
| 第一节 欧央行传统政策框架 |
| 一、欧元区传统货币政策框架 |
| 二、物价稳定目标制下的货币政策工具 |
| 第二节 系统性危机下的货币工具应用 |
| 一、系统性危机下的经济表现 |
| 二、危机下的货币政策工具运用 |
| 三、金融危机应对工具的有效性评价 |
| 第三节 主权债务危机与货币政策应对 |
| 一、希腊引爆主权债务危机 |
| 二、欧债危机、利率目标与结构性货币工具运用 |
| 三、债务危机应对工具的有效性评价 |
| 第四节 通货紧缩与多元货币政策工具运用 |
| 一、负利率政策 |
| 二、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 |
| 三、资产购买计划 |
| 四、欧元区前瞻性指引 |
| 五、通货紧缩应对工具的有效性评价 |
| 六、不确定的未来与量化宽松政策的重启 |
| 第六章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货币市场传导及实体经济传导的有效性分析 |
| 第一节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及其有效性分析 |
| 一、美国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及其有效性 |
| 二、中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及其政策意图 |
| 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有效性验证的两个环节 |
| 第二节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货币市场利率影响的实证设计 |
| 一、研究设计 |
| 二、数据描述 |
| 三、变量定义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一、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SHIBOR的影响 |
| 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质押式回购利率的影响 |
| 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货币市场利率影响的综合分析 |
| 第四节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在实体经济中的传导—基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初步探索 |
| 一、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在实体经济传导中的理论设计 |
| 二、市场利率、融资溢价与政策传导:违背理论 |
| 三、分阶段后的传导机制:结果改善 |
| 四、基于固定资产投资结构的考察:特殊的变化 |
| 第五节 简单结论 |
| 第七章 中国货币政策工具有效性提升:从数量型到价格型的转型 |
| 第一节 中国货币政策框架演进的基本历程 |
| 一、国家银行到中央银行的过渡阶段 |
| 二、中央银行制度建设阶段 |
| 三、中央银行制度调整完善期 |
| 第二节 以货币供应量为核心中间目标的政策有效性评价 |
| 一、信贷调控、广义货币与经济增长 |
| 二、广义货币与物价稳定 |
| 三、汇率改革、外汇占款与货币供应 |
| 第三节 以基准利率为核心中间目标的货币政策有效性提升的难题 |
| 一、职能定位:价格型政策难以全面替代数量型政策 |
| 二、中间目标:价格型核心工具的空缺 |
| 三、传导机制的考察:缺乏基础利率 |
| 四、职能权衡:金融稳定与货币政策 |
| 第四节 货币政策框架改革:完善多目标与多工具政策体系 |
| 一、构建多目标与多工具政策体系 |
| 二、完善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 |
| 三、重点推进数量型框架向价格型框架转型 |
| 四、着力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一、全文总结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7）技术革命推动的劳动关系演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 核心概念解释 |
| 1.2.1 技术革命与技术-经济范式 |
| 1.2.2 劳动关系与劳动关系范式 |
| 1.2.3 演化与演进 |
| 1.3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篇章结构与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图 |
| 1.4 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4.1 本文的创新点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主要劳动关系演化理论评述 |
| 2.1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 |
| 2.1.1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框架 |
| 2.1.2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评述 |
| 2.2 马克思主义的劳资关系演化理论 |
| 2.2.1 马克思对劳资矛盾变化趋势的辩证分析 |
| 2.2.2 马克思主义的劳资关系演化理论框架 |
| 2.2.3 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评述 |
| 2.3 西方非正统经济学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 |
| 2.3.1 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 |
| 2.3.2 新熊彼特学派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技术革命演进中的劳动关系变迁 |
| 3.1 技术革命、劳动关系与劳动关系范式 |
| 3.1.1 三次技术革命浪潮 |
| 3.1.2 劳动关系及其衡量方式评述 |
| 3.1.3 劳动关系范式及其特征 |
| 3.2 从工业革命爆发至今的劳动关系变迁 |
| 3.2.1 劳动关系变迁概述 |
| 3.2.2 工业革命的劳动关系概述 |
| 3.2.3 电气革命的劳动关系概述 |
| 3.2.4 信息革命爆发以来的劳动关系演化 |
| 3.3 技术革命演进中的劳动关系变迁特征 |
| 3.3.1 劳动关系随着技术革命的演进而跨越式进步 |
| 3.3.2 劳动关系的发展在特定时期可能停滞或倒退 |
| 3.3.3 政府干预劳动关系发展愈发重要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演化的动力机制 |
| 4.1 技术革命的演化阶段与演化规律 |
| 4.1.1 康德拉季耶夫长波与技术-经济范式理论 |
| 4.1.2 对技术革命浪潮的阶段划分 |
| 4.2 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演化的动力机制及制约因素 |
| 4.2.1 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演化的动力机制 |
| 4.2.2 动力机制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制约因素 |
| 4.3 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演化的一般规律 |
| 4.3.1 技术革命爆发阶段的劳动关系演化规律 |
| 4.3.2 技术革命成长阶段的劳动关系演化规律 |
| 4.3.3 技术革命扩张阶段的劳动关系演化规律 |
| 4.3.4 技术革命成熟阶段的劳动关系演化规律 |
| 4.3.5 劳动关系演化规律的普遍性与差异性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演化的历史证据 |
| 5.1 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1.1 工业革命爆发前夕英国的劳动关系概述 |
| 5.1.2 工业革命爆发阶段英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1.3 工业革命成长阶段英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1.4 工业革命扩张阶段英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1.5 工业革命成熟阶段英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2 电气革命时期美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2.1 电气革命爆发前夕美国的劳动关系概述 |
| 5.2.2 电气革命爆发阶段美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2.3 电气革命成长阶段美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2.4 电气革命扩张阶段美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2.5 电气革命成熟阶段美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3 信息革命中劳动关系不平衡发展的原因 |
| 5.3.1 “机器-劳工替代”机制方面的原因 |
| 5.3.2 “劳工-雇主博弈”机制方面的原因 |
| 5.3.3 “国内-国外投资”机制方面的原因 |
| 5.3.4 意识形态和政府调控方面的原因 |
| 5.3.5 劳动关系不平衡发展原因的小结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劳动关系演化机制的实证检验 |
| 6.1 基于主成分模型的劳动关系量化研究 |
| 6.1.1 量化劳动关系的方法选择 |
| 6.1.2 主成分模型原理概述 |
| 6.1.3 指标选取、描述性统计与模型检验 |
| 6.1.4 主成分模型的结果 |
| 6.2 劳动关系同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检验 |
| 6.2.1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6.2.2 变量描述、平稳性与协整关系检验 |
| 6.2.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2.4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 6.3 技术革命推动的劳动关系演化机制检验 |
| 6.3.1 理论框架回顾与实证研究假设 |
| 6.3.2 变量说明与实证模型设计 |
| 6.3.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平稳性检验 |
| 6.3.4 回归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技术追赶进程中的劳动关系演化研究 |
| 7.1 中国的技术-经济范式追赶历程及其阶段 |
| 7.1.1 技术-经济范式与技术-经济范式追赶 |
| 7.1.2 中国对电气革命的技术-经济范式追赶:1949-2001年 |
| 7.1.3 中国对信息革命的技术-经济范式追赶:2002年至今 |
| 7.2 中国技术追赶进程中的劳动关系变迁 |
| 7.2.1 追赶电气革命进程中我国劳动关系的发展 |
| 7.2.2 追赶信息革命进程中我国劳动关系的分化 |
| 7.2.3 中西方劳动关系演化的比较 |
| 7.3 中国劳动关系演化的动力机制及政府调节 |
| 7.3.1 中国的“机器-劳工替代”机制及其政府调节 |
| 7.3.2 中国的“劳工-雇主博弈”机制及其政府调节 |
| 7.3.3 中国的“国内-国外投资”机制及其政府调节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中国劳动关系演化机制的实证检验 |
| 8.1 基于主成分模型的中国劳动关系量化研究 |
| 8.1.1 变量选取、描述性统计与模型检验 |
| 8.1.2 主成分分析过程与结果 |
| 8.2 研究假设、实证模型设计与变量说明 |
| 8.2.1 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 |
| 8.2.2 实证模型设计 |
| 8.2.3 变量说明 |
| 8.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平稳性与协整关系检验 |
| 8.3.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8.3.2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
| 8.3.3 变量的协整关系检验 |
| 8.4 调节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及分析 |
| 8.5 中国政府劳动关系干预政策的效果检验 |
| 8.6 本章小结 |
| 第9章 智能时代劳动关系的演化方向及转型政策 |
| 9.1 智能时代的劳动关系演化趋势展望 |
| 9.1.1 灵活就业、线上工作、多份兼职和自主创业逐渐普及 |
| 9.1.2 劳动者收入多元化,普遍由工资收入和资产收益组成 |
| 9.1.3 劳动条件进一步改善,更加人性化并且更加富有弹性 |
| 9.1.4 管理方式将向扁平化、虚拟化、民主化、弹性化转变 |
| 9.1.5 教育更加个性化、差异化,线上教育将得到广泛认可 |
| 9.1.6 在政府推动下,社会福利制度更完善、福利水平提高 |
| 9.1.7 智能时代的劳动关系稳定性分析 |
| 9.2 智能技术对劳动关系演化机制的影响及挑战 |
| 9.2.1 智能技术对“机器-劳工替代”机制的影响及挑战 |
| 9.2.2 智能技术对“劳工-雇主博弈”机制的影响及挑战 |
| 9.2.3 智能技术对“国内-国外投资”机制的影响及挑战 |
| 9.3 智能时代政府促进劳动关系平稳转型的政策建议 |
| 9.3.1 政府调节“机器-劳工替代”机制的政策建议 |
| 9.3.2 政府调节“劳工-雇主博弈”机制的政策建议 |
| 9.3.3 政府调节“国内-国外投资”机制的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8）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有关资产重估问题的研究 |
| 1.2.2 有关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问题的研究 |
| 1.2.3 有关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波动反应的研究 |
| 1.2.4 有关货币政策框架的研究 |
|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论文框架与基本结构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论文主要创新 |
| 1.4.2 论文不足之处 |
| 第2章 资产重估概念界定及日德经验分析 |
| 2.1 资产重估概念界定及特点总结 |
| 2.1.1 资产及定价、资产价格波动与资产泡沫 |
| 2.1.2 资产重估定义及内涵 |
| 2.2 从资产重估视角分析日德资本市场波动 |
| 2.2.1 日本资产泡沫化的经验及资产重估分析视角 |
| 2.2.2 德国资产价格稳定的经验及资产重估分析视角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资产重估检测体系及中国资产重估经验分析 |
| 3.1 资产重估检测体系 |
| 3.1.1 资产重估的检测指标 |
| 3.1.2 资产重估检测综合指标建立目的及步骤 |
| 3.1.3 资产重估检测综合指标建立过程 |
| 3.1.4 资产重估检测指数体系分析 |
| 3.2 综合检测指数对中国房地产价格重估的经验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资产重估的背景及影响因素分析 |
| 4.1 资产重估产生的宏观经济背景 |
| 4.1.1 以投资为代表的资本推动型经济模式 |
| 4.1.2 货币膨胀与经济脱实向虚 |
| 4.1.3 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推升资本品价格 |
| 4.1.4 高储蓄率与资产价格上涨 |
| 4.2 资产重估的影响因素:流动性过剩 |
| 4.2.1 货币宽松提升资产购买力 |
| 4.2.2 货币超发加速资产货币金融化 |
| 4.3 资产重估的影响因素:货币结构变化 |
| 4.3.1 货币结构理论对“高货币之谜”的解释 |
| 4.3.2 货币结构变化背后的体制机制 |
| 4.3.3 “金融窖藏”对货币结构变化的解释 |
| 4.4 资产重估的影响因素:资产要素价格 |
| 4.4.1 资产替代 |
| 4.4.2 要素价格重估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选择的互动影响机制 |
| 5.1 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
| 5.1.1 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渠道 |
| 5.1.2 货币政策的房地产价格传导渠道 |
| 5.2 资产重估对于货币政策选择的影响 |
| 5.2.1 资产价格对货币政策选择的重要作用 |
| 5.2.2 货币政策如何应对资产价格重估 |
| 5.2.3 基本结论 |
| 5.3 货币政策对资产重估反应的总结 |
| 5.3.1 货币政策要关注资产价格重估中的隐含信息 |
| 5.3.2 资产重估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将加大货币政策压力 |
| 5.3.3 重视“市场”在资产价格调整中的作用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选择的结构性制约 |
| 6.1 资产重估与金融市场不完全性 |
| 6.1.1 资产重估与资产泡沫对经济结构的影响 |
| 6.1.2 金融市场不完全性对经济结构的影响 |
| 6.2 经济结构性扭曲与经济脱实向虚 |
| 6.2.1 结构扭曲下经济脱实向虚的若干表现 |
| 6.2.2 信贷市场的量价均衡:不考虑扭曲的单部门情形 |
| 6.2.3 信贷市场的量价均衡:考虑扭曲的两部门框架 |
| 6.2.4 扩张还是紧缩:结构扭曲下货币政策的“两难”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资产重估条件下的货币政策选择 |
| 7.1 我国货币政策执行框架 |
| 7.1.1 货币政策目标 |
| 7.1.2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 7.1.3 货币政策工具 |
| 7.1.4 非常规货币政策补充 |
| 7.2 我国货币政策执行的新要求 |
| 7.2.1 我国宏观金融调控面临的新挑战 |
| 7.2.2 我国货币政策新框架正在建立 |
| 7.2.3 探索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结构性调节 |
| 7.2.4 关注审慎管理与货币政策的长效配合 |
| 7.3 我国创新型结构性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实证分析 |
| 7.3.1 创新型结构性货币政策对比及分类 |
| 7.3.2 结构性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 7.3.3 结构性货币政策执行效果:实证检验 |
| 7.3.4 基本结论 |
| 7.4 我国货币政策执行的相关建议 |
| 7.4.1 完善关注资产价格重估的货币政策体系 |
| 7.4.2 重视结构性货币政策对资金流向的引导作用 |
| 7.4.3 加快推进货币政策量价调控方式的转变及配合 |
| 7.4.4 合理发挥抵押补充贷款的调节作用 |
| 7.4.5 健全“双支柱”框架应对资产价格重估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9）我国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与效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金融发展内涵的研究 |
| 1.2.2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
| 1.2.3 金融发展作用经济增长机制的研究 |
| 1.2.4 金融发展作用经济增长效率的研究 |
| 1.2.5 国内外研究评析 |
| 1.3 研究内容、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理论框架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概念与范畴 |
| 2.1.2 金融发展理论的演进脉络 |
| 2.1.3 内生增长理论发展脉络 |
| 2.2 理论框架:嵌入两个金融部门的内生增长理论模型 |
| 2.2.1 模型构建 |
| 2.2.2 模型动态最优化 |
| 2.2.3 经济增长稳态分析 |
| 2.3 经济增长模型的模拟分析 |
| 2.3.1 间接融资部门相关参数的变化对稳态增速的影响 |
| 2.3.2 直接融资部门相关参数的变化对稳态增速的影响 |
| 2.3.3 参数η_1、δ_2和χ_1的变化对g_Y~*、g_K~*和g_A~*的影响 |
| 2.3.4 数值模拟基本结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机制与效率分析 |
| 3.1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机制分析 |
| 3.1.1 间接融资对经济增长作用机制分析 |
| 3.1.2 直接融资对经济增长作用机制分析 |
| 3.1.3 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对经济增长作用比较分析 |
| 3.1.4 金融对经济增长的阶段性作用机制分析 |
| 3.2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效率分析 |
| 3.2.1 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效率的理论分析 |
| 3.2.2 金融资源错配与经济增长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与效率实证分析:间接融资视角 |
| 4.1 我国间接融资作用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
| 4.1.1 模型的设定与数据说明 |
| 4.1.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1.3 稳健性检验 |
| 4.1.4 进一步稳健性检验 |
| 4.2 我国间接融资作用于经济增长效率的实证分析 |
| 4.2.1 模型的设定与数据说明 |
| 4.2.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3 我国间接融资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面临的两个短板 |
| 4.3.1 金融资源倾向脱实向虚 |
| 4.3.2 实体经济易出现“僵尸企业”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我国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与效率实证分析:直接融资视角 |
| 5.1 我国直接融资作用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
| 5.1.1 数据说明与变量选择 |
| 5.1.2 比较静态分阶段实证分析 |
| 5.1.3 进一步空间实证分析我国股权融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
| 5.2 我国直接融资作用于经济增长效率的实证分析 |
| 5.2.1 模型的设定与数据说明 |
| 5.2.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美日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支持的经验及其借鉴 |
| 6.1 美国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经验及其借鉴 |
| 6.1.1 美国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经验与创新模式特征 |
| 6.1.2 美国金融支持经济增长成功经验的借鉴 |
| 6.2 日本金融发展支持经济增长经验及其借鉴 |
| 6.2.1 日本金融发展支持经济增长经验 |
| 6.2.2 日本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经验借鉴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附表1 |
| 附表2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维护经济稳定,为“五位一体”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
| 1.2.2 发挥合力共同优化结构调整,促进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
| 1.2.3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共同实现宏观调控总目标 |
| 1.3 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1 宏观调控的基本概念 |
| 1.3.2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3 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 |
| 1.4.2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
| 1.4.3 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相结合 |
| 1.5 研究框架 |
| 1.6 创新与不足 |
| 1.6.1 论文创新点 |
| 1.6.2 论文难点与不足 |
| 2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国外相关研究 |
| 2.1.2 国内相关研究 |
| 2.2 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关于宏观调控的理论 |
| 2.2.2 经济周期理论 |
| 2.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2.4 凯恩斯主义流派 |
| 2.2.5 其他理论 |
| 2.3 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理论模型 |
| 2.3.1 IS-LM曲线——封闭经济下财政与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
| 2.3.2 米德冲突——单一政策无法兼顾内外均衡 |
| 2.3.3 丁伯根法则——不同经济目标需要不同的政策工具 |
| 2.3.4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开放经济下财政货币政策效果不同 |
| 2.4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启示与不足 |
| 2.4.1 我国宏观调控与西方国家干预等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
| 2.4.2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不足 |
| 2.5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 |
| 2.5.1 短期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侧重需求管理 |
| 2.5.2 长期注重优化结构提高经济质量,侧重供给管理 |
| 2.5.3 加强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和效率 |
| 3 世界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经验与启示 |
| 3.1 美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1.1 “罗斯福新政”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2 二战期间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3 二战后至7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4 20世纪8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5 20世纪9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6 21世纪国际金融危机前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2 日本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2.1 财政政策的演进 |
| 3.2.2 货币政策的演进 |
| 3.2.3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3 德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情况 |
| 3.3.1 二战后到60年代中期中性的财政政策和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2 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3 80年代初至2008年紧缩的财政政策与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4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概况 |
| 3.4.1 美国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2 日本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3 德国应对金融危机中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5 国际经验的启示 |
| 3.5.1 两大政策共同维护经济基本稳定 |
| 3.5.2 两大政策配合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
| 3.5.3 充分利用国债功能助力两大政策实现各自目标 |
| 4 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 |
| 4.1 从双松到双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3年—1997年) |
| 4.1.1 从双松转向双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1.2 两大政策共同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 |
| 4.1.3 央行试行以国债为公开市场操作对象 |
| 4.2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8年—2004年) |
| 4.2.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2.2 共同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经济总体稳定 |
| 4.2.3 利用特别国债注资国有商业银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
| 4.2.4 国债期限结构受限央票成为公开市场业务主力 |
| 4.3 双稳健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5年—2008年) |
| 4.3.1 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3.2 两大政策引导经济结构调整 |
| 4.3.3 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进行投资 |
| 4.4 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8年—2011年) |
| 4.4.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
| 4.4.2 共同支持4万亿投资应对经济下滑 |
| 4.4.3 共同支持结构调整促进出口、投资和消费 |
| 4.4.4 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业务逐步增加 |
| 4.5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11年—今) |
| 4.5.1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5.2 两大政策定向扶持相关领域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4.5.3 两大政策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
| 4.5.4 两大政策加大国债、国库现金工具协调配合力度 |
| 5 两大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与原因探析 |
| 5.1 实际GDP增速、赤字率及货币供给M2增速关系的实证研究 |
| 5.1.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5.1.2 基本检验 |
| 5.1.3 VAP模型建立及检验 |
| 5.1.4 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 |
| 5.1.5 实证分析结论 |
| 5.2 原因探析 |
| 5.2.1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 |
| 5.2.2 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 |
| 5.2.3 货币政策目标与执行传导力度需合理把握 |
| 6 两大政策促进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与原因解析 |
| 6.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6.1.1 样本数据选取及说明 |
| 6.1.2 计量方法 |
| 6.2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1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2 两大政策促进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3 两大政策促进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4 两大政策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5 实证分析结论 |
| 6.3 原因解析 |
| 6.3.1 单靠任一政策作用有限,难以发挥合力促进结构调整 |
| 6.3.2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的机制和端口支撑 |
| 6.3.3 各地差异较大,执行财政、货币政策的方式和效果不一 |
| 7 两大政策工具在协调配合中的实证分析及原因分析 |
| 7.1 国债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分析 |
| 7.1.1 外汇占款大幅波动使货币供给较为被动 |
| 7.1.2 外汇占款过多影响金融机构资金效率和货币政策有效贯彻 |
| 7.1.3 利用特别国债创新外汇管理仍未解决货币供给难题 |
| 7.1.4 利用“央票”等货币政策工具对冲“外汇”效率低于国债 |
| 7.2 国库现金对货币供给量的VECM模型实证分析 |
| 7.2.1 变量选择及单位根检验 |
| 7.2.2 国库现金影响流通中的现金(M0)的实证分析 |
| 7.2.3 国库现金影响狭义货币供给量(M1)的实证分析 |
| 7.2.4 国库现金影响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实证分析 |
| 7.2.5 实证分析结论 |
| 7.3 原因分析 |
| 7.3.1 央行持有国债规模和比例过低 |
| 7.3.2 国债规模的安全区间难以确定,国债管理有待提高 |
| 7.3.3 国债市场尚不完善 |
| 7.3.4 缴税周期性特征使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 |
| 7.3.5 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有待提高 |
| 7.3.6 中央国库现金进行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管理有待进一步提高 |
| 7.3.7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机制 |
| 8 完善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建议 |
| 8.1 宏观经济面临的国际国内新形势 |
| 8.1.1 国际经济新形势 |
| 8.1.2 国内经济新形势 |
| 8.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的总体战略基调 |
| 8.3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机制 |
| 8.4 短期维护经济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优势 |
| 8.4.1 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8.4.2 发挥政府投融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 |
| 8.4.3 利用国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
| 8.5 长期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侧重供给管理 |
| 8.5.1 两大政策协调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 |
| 8.5.2 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 |
| 8.6 加大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力度,提高政策效率 |
| 8.6.1 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进一步优化政府债务管理 |
| 8.6.2 善于利用国债、国库现金增加货币供应量调控的主动权 |
| 8.7 进一步完善其他制度供给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90年代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来源的产业偏好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研究[D]. 徐杰. 吉林大学, 2021(01)
- [2]中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研究 ——基于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D]. 唐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3]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研究[D]. 岳凯. 天津财经大学, 2020(06)
- [4]中国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研究 ——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D]. 郭建辉. 吉林大学, 2020(01)
- [5]教育投入与我国经济发展研究[D]. 杨婷婷.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6]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运用及有效性分析[D]. 郝飞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7]技术革命推动的劳动关系演化研究[D]. 刘思源. 天津财经大学, 2019(06)
- [8]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选择[D]. 刘芮嘉. 吉林大学, 2019(02)
- [9]我国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与效率研究[D]. 陈建付.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7)
- [10]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D]. 龙小燕.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