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长途商旅如何打点行装（论文文献综述）
李晓杰[1]（2019）在《北洋时期铁路“反日常”现象形成因素研究》文中提出北洋时期,由于军阀连年混战,以及挪用铁路借款现象的发生,导致铁路经费严重不足;列强的欺凌与干扰亦制约了中国铁路的建设与发展。因此铁路建设里程数较少,铁路事业发展极为滞缓。同时,铁路“反日常”现象大量存在给民众带来了“不安全”、“不便利”、“不舒适”的情感体验,使其日常生活与出行需要受到影响。这些现象引起了特别关注,1917-1927年《申报》对这些现象进行大量报道。社会环境的制约、自然环境、疫病的影响以及铁路系统自身的局限均是导致铁路“反日常”现象形成的因素。从社会环境的角度来看,铁路在发展过程中加剧了社会冲突,这些社会冲突包括乡民依托火车犯罪,以及铁路工人运动兴起;社会变革中有大量不稳定因素的存在,如战争、匪患等。从自然环境的角度来看,包括疫病在内的众多环境因素,也会造成“反日常”现象增多。铁路系统自身存在的体制、人事、与技术上的弊端则是“反日常”现象兴起的内部结构因素。尽管以上因素造成“反日常”现象大量存在,但铁路部门和地方各路局并非听之任之,而是在不断地进行着铁路“利日常”的努力。铁路部门进行了有全局性意义的调整,包括:建立国有铁路联运制度、统一国有铁路会计统计制度、统一国有铁路技术标准、严格用人制度、完善路警制度。地方各路局也根据本路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在行车信息、基础设施、铁路管理、票务制度、客货运输措施、铁路服务质量等方面进行了加强与完善。这些努力有利于减少“反日常”现象的发生,并消减“反日常”现象带来的影响,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反日常”现象。对“反日常”现象的揭露、背后形成因素的分析,以及对“利日常”努力的肯定,有利于让人们认识到近代中国铁路事业的发展是一个极其艰辛的过程,进而为当代铁路事业的发展提供借鉴。
闫婧媛[2]（2019）在《傅一臣《苏门啸》杂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明末傅一臣的杂剧集《苏门啸》,包含12本剧作,全部取材于拟话本小说《拍案惊奇》。这些剧作以“骗局”为中心构架故事内容,以维护封建礼教为主要目的,强调剧本创作的“戏剧性”,在明末清初戏曲创作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但囿于其存本稀见,傅一臣与其仅存的《苏门啸》杂剧研究非常薄弱,成果仍停留在题材演变阶段。本论文在对《苏门啸》进行点校的基础上,就其剧作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究。论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绪论主要从微观和宏观两方面总结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说明《苏门啸》杂剧的研究存在很多空白点,诸如尚未出现一篇论文对其做全面的研究、涉及到该杂剧的研究时浅尝辄止等。同时,对论文写作中涉及的“改编”“互文性”“符号学”等理论知识进行界定。第一章分析《苏门啸》12剧中讲述的各种“骗局”故事,这些故事还原了晚明市井生活的真实面貌,反映了教化劝诫、因果报应等多种思想内涵。本章还将《拍案惊奇》与《苏门啸》做了对比研究,为小说与戏曲关系的研究增添新的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傅一臣的戏剧观念。第二章观照其他南杂剧作品,探讨《苏门啸》在外部体例形态上的新颖之处,诸如出目名称整齐、开场形式独特、南北曲牌宫调混用等等。旨在说明傅一臣为革新传统戏曲创作、规范戏曲形式做出了不懈努力。第三章分析《苏门啸》在内部叙事结构上与《拍案惊奇》的异同,具体表现在叙事情节、叙事视角、叙事时空三方面。傅一臣在改编过程中完成了小说与戏曲的完美转换,《苏门啸》作为一种表演艺术,与小说有着艺术本体上的差别。第四章论述脚色制下傅一臣对人物形象的重塑,他灵活地为原作人物设置脚色行当,运用谐音法更改原作人物名字,追求人物形象的立体化,不遗余力地表现人物的真实情感。以上均说明剧作家在戏曲人物塑造方面做出了全方位的尝试。第五章就《苏门啸》杂剧的舞台表演以及舞台布景进行探讨。插科打诨表演的增加、宾白叙事的情景化、舞台布景的丰富等等,反映了晚明戏曲创作重视舞台效果的“戏剧化”倾向,说明《苏门啸》杂剧代表了当时戏曲艺术发展的必然趋势。结语部分认为《苏门啸》杂剧反映了傅一臣独特的改编标准与审美倾向,应得到学界的充分关注。文末附录一为《苏门啸》杂剧与拟话本小说《拍案惊奇》的对比,以表格的形式展现二者在结构、情节、人物、主题等方面的不同。附录二为笔者点校后的《苏门啸》杂剧全文。
郝佩林[3]（2018）在《苏州评弹与近代江南乡镇生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苏州评弹,包括评话和弹词,俗称大书和小书,孕育于江南独特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中。南宋以降,民间说书逐渐萌发、成型,奏演于江南城乡社会。明代中期之后,江南乡镇勃兴,乡村工商业繁盛,商品经济活跃,文化和社会风气丕变,城乡娱乐需求骤增,为苏州评弹的成长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时至晚清,苏州评弹演艺渐臻成熟。清前期出现的光裕公所在太平天国乱后得以恢复,它以组织的力量整顿评弹行业,规范江南城乡演出秩序。20世纪20、30年代前后,江南乡镇评弹说唱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乡镇书场炽盛,艺人咸集,演出络绎不绝,普通民众以欣赏评弹为乐,苏州评弹由此逐渐融入了江南乡镇社会的日常生活。抗战爆发后,在沦陷区以及国民党政权统治末期的江南城乡,苏州评弹的演出或者畸形繁荣,或者乱象丛生,艰难存在。从近世以来江南乡镇评弹演出的演变脉络,不难看出,苏州评弹始终是江南乡村民众生活的重要组织部分。评弹艺人主要在乡镇茶馆展示才艺,是为茶馆书场。乡镇书场是江南文化生态的伴生物,以其经营及承演性质的不同而分为专营书场、兼营书场、混场子和临时书场等不同类型,满足了不同情况下的民众需求。乡镇民众多把乡镇茶馆作为获取资讯的平台、休闲娱乐的空间和社区政治的园地。其间相对稳定的客源、小本经营之道和经济实惠的消费水平,促成了茶馆与书场的结缘。由此,密布的水乡茶馆不仅为评弹展演提供了物化空间,也因为这种展演蔚成江南乡镇社会崇文重艺、知音谙吕的评弹民间生态。从空间格局考察,乡镇书场具有不同层次,评弹风尚浓郁、名家响档荟集的乡镇“老码头”联络成网,侧面反映了江南乡镇社会的文化发达程度,而在广阔的城乡,密布的水网、错落的乡镇和便捷的舟楫又十分有利于各层次书码头之间的紧密联系,在城乡之间不断传递着社会文化信息。在乡镇书场运作中,作为经营者,场东负责打理书场日常运作的各项业务。场东常常远赴苏州、上海等都市茶会礼聘说书先生;同时,场东努力妥善处理各方人脉关系,营造安稳的运营环境,训练手下堂倌,着力提升书场服务质量。场东与远道而来的评弹艺人关系复杂,或愉快合作,或互相抵牾,不一而足。凡此种种,在江南乡镇社会呈现出城乡交流的生动面相。另一方面,场东对书场设施的安排以及空间的布置,尤其是“状元台”、“戤壁客”等书场安排体现了特定的社会价值与象征意义。场东的书场运作在江南乡镇社会营造了多种社会角色沟通的社会空间,演绎出江南城乡交流的多样化方式。艺人是乡镇评弹演艺的主体与核心要素。在江南乡镇码头上,既有往来于城乡的响档名家,也有初试啼声的新手,更有长期驻留乡镇的码头老虎和乡村漂档。他们在演艺、谋生的同时,不断汲取地方性知识,将共同体生活元素化入说唱艺术,形成了独特的评弹民间技艺,亦底定了评弹艺术面向乡村的艺术旨趣。艺人在精进艺术的同时,也参与了地方生活。艺人们儒雅稳健的台风和感恩慕义的行谊在乡镇社会中型构出“先生”般的形象;书场内外,艺人与听客、地方威权等群体围绕艺术品鉴、演出秩序等方面展开互动、角逐;艺人同道之间结纳资助,敌档竞艺。活跃于乡码头上的诸种角色表演显现了江南城乡社会关系的鲜活态。最后,作为江南乡民日常休闲的听书,在娱乐乡民的同时,亦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苏州评弹的展演节律深度嵌入了乡村日常生活之中,衍为水乡民众慢板化的生活样式。听书在一定程度上强化着乡村的社会纽带,艺人、听客之间交游唱和同时生成以听书为乐的听众共同体。更重要的是,评弹说唱不仅模铸乡民生活样式,而且陶冶着乡民的观念情趣。评弹说唱使江南乡民们在艺术审美中体悟着忠、孝、节、义的精英思想,沟通了大小传统两个思想境域。鉴于乡镇社会生活的传统性,部分民国知识精英致力于缩短文明城市与传统乡村之间的距离;江南乡镇评弹的近代改良正体现了这样的努力。本文重点关注的既非评弹的文学艺术特性,亦非单纯述说苏州评弹的近代演变过程,而是将其置于近代社会发展的脉络中,确认这一民间艺术形式的历史方位和社会功能。透过苏州评弹在江南乡镇社会中的实态运作,揭示其与江南乡民日常生活的关系;通过苏州评弹在江南城乡之间的流动,考察其在沟通江南城乡生活中的历史作用。惟其如此才能显示社会史的整体视野。
朱勤昌[4]（2016）在《男儿本色》文中研究指明跟杂巴拉祖庆暗中较劲苦练轻功半年以后,国泰已经多次在麻栗树林中抓住祖庆,轮到祖庆追赶他时,非但他的衣角都碰不到,祖庆也离他越来越远。这让祖庆非常恼火,多供了国泰和土蚕几顿午饭倒没什么,主要是脸上挂不住。就想尽办法,使出吃奶的力气,充分利用可用的时间独自绑上砂袋加班苦练。国泰发现后感慨地说,你如此发狠,想飞起来是吧?祖庆点点橄榄头同答,是你逼的呀!国泰说,都一样。你不是也在逼我吗?你看看,我身上绑的沙袋并不比你少。
陈宝良[5]（2016）在《“行路难”:明清商人行走江湖之险恶及其应对》文中研究说明明清时期,商人通过行走江湖这种社会流动的方式,随之建构起诸多的社会网络。然而,他们在外出经商过程中,势必会遇到来自"天灾"与"人祸"的两大风险。在这两大风险中,天灾固属偶然性因素为多,而人祸则相对更为普遍,对商人经商造成的风险更大。遇到人祸,商人一方面只得求助于地方官府,而官府通常只是就事论事,并未将其上升到法律的层面加以处理;另一方面,在商业经营过程中,维系商业正常经营的仅仅是道德,而不是法律。进而言之,传统中国一向实施的是一种重农贱商的政策,即使到了明清两代,法律上仍无关于商业的成文规定。
田雨[6]（2014）在《明代白粮赋役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白粮”即宫廷内府、光禄寺等衙门所用的白熟粳、糯米、芝麻、黄豆等项及五军都督府首领官吏与九卿等衙门官吏俸米。白粮在文献中真正开始作为赋役被广泛提及是在明代，并成为困扰江南地区最为繁重的赋役形式之一。本文主要以对明代江南地区破坏最为严重的赋役之一——北运白粮赋役为考察对象，以白粮赋役佥派、征收、运解、完纳等一系列过程作为行文布局，以白粮转运空间作为行文线索，并且将白粮赋役研究放置到明代江南历次经济改革的时代背景中，根据原始典籍的梳理以及西方赋役理论的分析，对其展开长时段、全面系统的研究讨论。朱棣迁都后明廷继续征收五府白粮，并向北京运解，不过运往南京的白粮也并未因此取缔，至此白粮民运始分南北，逐渐形成惯例。南运白粮因运输成本基数较低，始终未对江南民众造成严重的危害。白粮赋役选取江南五府作为征收地，显然是与当地的自然条件和经济地位相匹配的。五府内的州县是否被委派北运白粮赋役，也是视现实情况而定。江南五府白粮正米征收在明代中后期一直稳定在20余万石，并无明显增长，但国家正式征收的加耗却颇为可观。从纳税本身看，白粮征收属“本色”田赋税收的一种。由于白粮仅在太湖周边的江南五府地区征收，故而有的府县将其列为“土贡”。且白粮役很大程度上属于杂役，它必须佥点有实力的大户担当。白粮赋役又属实物财政体制，这种古老的财政体制遭遇到战争或灾害可立即发挥效用。明太祖最初对白粮赋役的设计思路实际上是以富民为主导，协同民众运送税粮至京来维持政府功能，使官民双方以粮长制为媒介，互不滋扰。明廷迁都后，白粮赋役加剧了五府民力长途运输的负担。但明廷只愿保证原额，只是把应交纳赋税数额与责任分配到地方，形成一种承包机制。地方上开始征收“加耗”、“不时之役”，弥补收入不足，这部分加耗实际上支撑着国家正常财政运转，其运行规模也往往超出正规财政数倍。加之随着专制官僚机构的扩大与官僚阶层消费欲望的增繁，中央财政自身财力不足、难以消化，自然会向地方转嫁，导致北运白粮为代表的徭役负担的逐年增加，令地方“大户”不堪重负。佥征白粮的大户开始勾结官吏，利用各种手段逃避重役，使小民的白粮赋役负担日益加重。明廷为抑制这种现象，将粮长世充转变为“轮充”、“朋充”。同时江南五府被迫多次对赋役进行改革调整，以期均平赋役，尽量使白粮等重役负担摊派公平。但无论是宣德年间周忱整顿江南税粮还是嘉靖中期的“扒平田则”，都只不过是将白粮当作一种工具来调节以“户”为单位的赋役轻重。之后的“均田均役”改革，在严格控制官员优免的基础上，白粮等赋役的科派以田土数量作为标准，使得赋役佥派较之前稍显公平合理。不过在征佥的过程中，其实是从递进税制又回到了均平税制。自明廷迁都北京后，白粮就开始面临着长距离飞挽运输带来的困难。明代白粮的运解最终选取了漕运，是综合各种条件考虑后的结果。明代江南五府粮长首先要领取勘合，之后就要装船起运。为防止运船搁浅、阻碍航道，明廷规定必须租赁中料船。另外至北运河、通惠河等地方，需要换装能够在内河行驶的小型“剥船”进京。此外粮长自雇民船，政府除稍加抚恤外，其余全部都自行办理。白粮最初是由粮长督率运夫解运上京交纳，明代中期后裁撤运夫专委粮长，最后设立专门部运官负责领运。在整个运输机制里，明廷为防止舞弊，不断设置各种机制，补充了大量的相关人员，但这些最后却都成为了掣肘白粮解运、加收白粮浮费的盘剥环节。而最主要的是，白粮解运还要面对沿途各种势力的敲诈勒索，如官吏的索需；船户、埠头、水脚及车户的敲诈；所过关闸及各衙门的税费；揽头棍徒之包揽；运军及其他官船之欺凌；守冻银与其他风险的耗费。而这些使费每笔都异常浩大，往往导致“数万之家无不立破”。而种种弊端带来的不合理费用自然还是要落到小民身上，由他们承担。同时输送白粮所需的附加费用也呈明显上升趋势，此外他们还会时常遇上匪盗、反贼等，甚至有生命危险。明代纳户在交纳白粮之时，对各机构所承担的输送白粮的任务均不同，而且各机构对白粮的要求也不尽相同。而白粮除了要供给皇帝及其他宫廷人员食用之外，还兼具充当俸禄、赏赐及造酒供办祭祀、筵宴等多种功用。白粮作为“上供玉食”与其他税粮自然会有所区别，明廷对白粮入仓制定了近乎严酷的规定，纳户因此经常赔累不已。而这些规定却给在京主管白粮事宜的人员克扣纳户创造了充分的条件，以致白粮在整个交纳的过程中耗外加耗、罚外加罚。在专制政权统治下，这些白粮纳户几乎告之无门。江南五府北运白粮赋役的沉重负担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江南核心区域的民生问题，明廷从中央到地方、乃至地方士绅精英对北运白粮粮解都提供了一定的补贴，但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白粮这种危害巨大的赋役也势必会影响到它的征发地区——江南五府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这其中主要包括：白粮引起的江南五府人口流移，白粮重役推动江南经济结构的转化以及白粮重役对江南五府风俗的影响。面对明代白粮赋役引发的社会危机，明廷中的江南籍或在江南任职的士大夫就此问题不时向朝廷建言，期望能改变江南五府白粮赋役之现状。由于造成白粮赋役成为重役的最直接原因是迁都北京后白粮远距离民运，所以士人的建议也是主要集中于有关白粮解运改变的问题。不过直至明亡前夕，明廷才采纳他们的部分建议，将白粮赋役改为官解，但此时为时已晚。清廷甫克江南，便立即着手将白粮民运改为官运。且对白粮政策的调整灵活多变，并于乾隆二年（1737）将大半白粮改征漕粮，仅余不过10万石，使得江南五府白粮之役基本不再困扰当地民众。明廷之所以墨守成规，坚持对白粮赋役本色民解而不愿有所改变的原因主要有四点，即食稻米的传统与现实；“三年之蓄”观念下的本色民运；官吏受现实利益的驱使；明廷出于节省白粮制度成本的考量；以“贡”为代表的复杂特性。
王云林,王修远[7]（2013）在《落叶——陈大戈传记》文中认为哀鸿声声恸地悲,阴霾沉沉奈何天。匹夫有责赴国难,女儿岂可让须眉?愤笔滔滔泣鬼神,文章似火字字雷!敢抛头颅洒热血,曲尽己力全大爱。君不见:枪林弹雨,她同仇敌忾!忍辱负重,她至死不悔!斗转星移——俱往矣,寒风凛冽!那片枯叶,已轻轻地飘落尘埃。留下了几许辛酸和两行清泪……
祝笋[8]（2011）在《文化线路视野下的茶叶之路（湖北段）建筑遗产调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中国古代文明进程中,以“文化线路”的方式与世界其它各国产生广泛联系,至今仍影响人们生活习惯和行为模式的,当首推“茶”。茶是世界三大饮品之首,也是以农牧为主的国家人民生活必需品。特别是高纬度地区,几乎所有的蔬菜在自然条件下都不能生长,人体所必须的某些维生素就依赖被干燥了的绿色植物茶叶来补充,而这一地区气候寒冷,茶树不能生长,所需茶叶只能从中国进口。由此产生了茶叶贸易和与之关联的运输线路“茶叶之路”。中国的茶叶之路大多源于封建王朝的茶马之路和民间以土特产为主的贸易之路,最迟从汉代开始,历时二千年。影响范围几乎涉及全世界。茶马之路源于冷兵器时代,战争依赖战马,而汉族生活的地区缺少战马。为此,中国历史上的汉族政权,就利用茶叶与草原民族进行马匹互换。一旦少数民族掌握了政权或其它政治原因,这种茶马互换就会被其它形式的贸易所取代；土特产贸易之路多是边区以农副产品（茶叶是其中之一）互换为特征的贸易小道。本文探讨的是从中国湖北至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一条以茶叶贸易为主的通道,这条商道因茶而兴,茶断而亡。是一条严格意义上的茶叶之路。时间从17世纪后半叶起至20世纪30年代,时间跨度约250余年。这条茶叶之路是由湖北向北延伸,穿越茫茫戈壁,然后由东向西,横跨西伯利亚,最终抵达俄罗斯圣彼得堡。在近三个世纪的时间里,推动了中、蒙、俄三国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播。但随着时代的变化,政治格局的演变和现代交通的发展,“茶叶之路”逐渐被人们遗忘,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本文在大量考察和调研的基础上,参照国际上对“文化线路”的评判标准,对茶叶之路的分布线路、沿途城镇村落的形成、发展、衰落的过程进行分析研究,特别是对湖北省境内茶路沿线的城镇、村落、民居、茶坊、茶行、茶馆、茶庄、茶厂、会馆、驿站、宗教建筑等的建筑形式、类型和功能展开系统的研究,以期从全新视角展示这条贯穿亚欧大陆文化线路上的建筑遗产；同时,站在文化发展和文物保护的角度,对看似分散、而内涵关联的建筑遗产提供整体保护思路和建议。本文整体分八个章节：第一章绪论。首先提出了本文研究对象与范围,阐明研究目的与意义,并在国内外研究状况的基础上,提出具有针对性的研究方法与角度,并对本研究涉及的多个概念进行解释。第二章文化线路视野下茶叶之路的建筑遗产。主要对茶叶之路的建筑遗产进行总体概述。一是对茶叶之路的源起、形成、发展和消失在总体上进行评价；二是对茶叶之路作为文化线路的特征进行判别；三是对茶叶之路建筑遗产的主要内容作出界定。第三章茶叶之路源头的建筑遗产。是对茶叶之路源头的建筑遗产进行调查与分析,即围绕茶乡茶叶种植和加工而形成的茶棚、茶坊、花桥、石板路、鸡公车和车局等建筑遗产进行调查和研究。特别是因茶而兴起的两大古镇,羊楼洞和新店,以及围绕茶叶加工和运输形成的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调查与研究。第四章砖茶的加工与砖茶厂。着重对茶叶加工的手工榨压作坊和近代工业化生产的砖茶厂进行调查,并对榨压作坊、砖茶厂的类型、功能与建筑形式进行研究。同时将砖茶厂近代工业化生产与手工作坊生产作了对比,指出茶叶近代工业化生产方式必然淘汰原始手工生产方式。第五章茶叶之路上的商住建筑。是对茶叶之路上兴起的城市、会馆、茶叶会所、办公楼等商住建筑的形成、作用、功能以及对整个茶业贸易的影响进行论证,提出这些建筑所蕴含的独特价值和文化意义。第六章茶叶之路上的宗教建筑。是对中、蒙、俄三国在茶叶之路上兴建的宗教建筑进行调查、分析与对比,指出这些建筑对茶路上的商人、马帮、团队和社区所带来的影响,以及宗教在茶叶之路上所形成的独特的精神作用和文化价值。第七章茶叶之路建筑遗产的保护。是在总结茶路建筑所蕴含的民族文化价值和精神韵味的同时；对茶路建筑当前保存不善的状况所引发的忧虑,并就保护茶叶之路上的建筑文化遗产提出保护性的建议。第八章结语。茶叶之路是中华文明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载体,其遗存的建筑文化以其独特的艺术造诣和时代特征而被浓缩为一段珍贵的历史缩影,为研究我国古代建筑文化、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它是中华民族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的非凡展现；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继四大发明之后,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今天,当我们置身在茶叶之路上,扑面而来的是祖先遗留至今的光彩华章、无与伦比的审美享受和心灵震撼。它似乎再次传达一个千古永恒的信息：一个拥有伟大创造的民族,一定会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王振忠[9]（2011）在《瓷商之路:跋徽州商编路程《水陆平安》抄本》文中提出以广州为中心的口岸城市史研究,因其历史时期中外贸易的广泛涉及面,以及现存的大批中外文档案史料,历来备受海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相关研究已有颇为丰硕的成果。近年来,一些学者认为,要拓展广州口岸
刘丽梅[10]（2010）在《上海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地下交通研究1937年-1945年》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共产党的交通线是在革命战争年代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同敌人进行斗争的重要手段。党的交通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的不同历史阶段,在沟通各革命根据地和革命组织与中央之间的联系,提供物质、人员、设备等方面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上海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地下交通就是其中一个,曾对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本文开头对1937/年到1945年上海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地下交通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和研究方法做了简要的叙述。第一部分对上海与华中抗日根据地地下交通建立的历史背景、重要战略地位、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以及上海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地位和优势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明确了建立上海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地下交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论文还梳理出交通线建立的三个不同阶段：公开阶段时期的领导机构和交通线、半公开时期的领导机构和交通线以及秘密时期的领导机构和交通线。本文的重点是第三章,阐述了上海与华中抗日根据地地下交通工作的主要内容以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人力支援,主要包括组织动员人员参加新四军、护送人员去根据地。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物资支援,包含印钞厂的筹建、军用物资的筹集以及药品的输送。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文化支援,主要包括创办大学、筹建印刷厂以及运送革命书籍。本文第四部分对上海与华中抗日根据地地下交通工作的主要特点进行了阐述,即地下交通的秘密性半秘密性、对地下交通员要求的特殊性以及地下交通人员和环境的复杂性。本文最后总结归纳了上海与华中抗日根据地地下交通建立和发展的一点历史启示,即上海抗日战争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人民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进行着长时间的、全方位的、各种形式的、卓有成效的全面抗战。上海与华中抗日根据地地下交通的建立是上海地下党和人民遵守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支援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指示的重要体现,是党中央“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战略的具体实践,更是整个抗日战争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历史事实证明,上海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地下交通对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二、长途商旅如何打点行装（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长途商旅如何打点行装（论文提纲范文）
（1）北洋时期铁路“反日常”现象形成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价值 |
| 二、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北洋时期铁路事业的发展与“反日常”现象 |
| 第一节 北洋时期铁路的缓慢延展 |
| 一、列强对中国铁路的控制 |
| 二、中国铁路的艰难延伸 |
| 第二节 北洋时期铁路的“反日常”现象 |
| 一、不安全 |
| 二、不便利 |
| 三、不舒适 |
| 第二章 时局动荡: “反日常”兴起的社会因素 |
| 第一节 铁路发展中的社会冲突 |
| 一、乡民与铁路的矛盾加剧 |
| 二、铁路工人运动的兴起 |
| 第二节 社会变革中的不稳定因素 |
| 一、战争迭起,剥蚀铁路 |
| 二、匪患猖獗,威胁铁路 |
| 第三章 环境恶劣: “反日常”兴起的自然因素 |
| 第一节 自然灾害和意外因素的影响 |
| 一、自然灾害不可抗 |
| 二、意外因素难预料 |
| 第二节 疫病的影响——以1918年晋绥鼠疫为例 |
| 一、检疫手续严苛,民众出行受阻 |
| 二、疫区车票限售,火车运行无常 |
| 第四章 自身局限: “反日常”兴起的内部因素 |
| 第一节 铁路体制存缺陷 |
| 一、管理机构衙门化,效率低下 |
| 二、人事管理冗员化,影响运营 |
| 第二节 铁路人事少作为 |
| 一、铁路员司作风腐败,贪污成风 |
| 二、路务人员素质低下,管理不善 |
| 第三节 铁路技术不过关 |
| 一、铁路技术标准混乱,设备落后 |
| 二、职工技术频频失误,事故多发 |
| 第五章 北洋时期铁路部门的“利日常”努力 |
| 第一节 全局性意义的调整 |
| 一、路政的统一 |
| 二、用人制度的严格 |
| 三、路警制度的完善 |
| 第二节 局部性价值的改善 |
| 一、行车信息的发布 |
| 二、基础设施的完善 |
| 三、铁路管理的加强 |
| 四、其它措施的改善 |
| 余论 对北洋时期铁路“反日常”现象的思考 |
| 一、“反日常”现象与三大因素的关系 |
| 二、“反日常”现象内部结构的关系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2）傅一臣《苏门啸》杂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研究意义 |
| 2.相关理论界定 |
| 3.研究成果综述 |
| 4.研究方法 |
| 5.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思想内容论 |
| 第一节 傅一臣剧作的思想内容 |
| 第二节 傅一臣剧作的定位评价 |
| 第三节 傅一臣的戏剧观念 |
| 第二章 体例形态论 |
| 第一节 剧本体制与开场形式 |
| 第二节 曲词音律 |
| 第三节 脚色排场 |
| 第四节 剧本标题 |
| 第三章 叙事结构论 |
| 第一节 叙事情节的安排 |
| 第二节 叙事视角的设置 |
| 第三节 叙事时空的处理 |
| 第四章 人物形象论 |
| 第一节 人物形象的重新设定 |
| 第二节 人物形象的塑造手法 |
| 第三节 脚色制下人物情感的抒发 |
| 第五章 舞台艺术论 |
| 第一节 形式多样的插科打诨技艺 |
| 第二节 情景化的宾白叙事 |
| 第三节 丰富多样的舞台布景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苏门啸》12剧与《拍案惊奇》正话篇目的比较 |
| 附录二 ：《苏门啸》杂剧点校本 |
| 在校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3）苏州评弹与近代江南乡镇生活（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思路与基本框架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江南乡镇评弹的历史演变 |
| 第一节 明清评弹的乡村成长 |
| 一、苏州评弹的乡村起源 |
| 二、明清市镇勃兴与评弹成长 |
| 三、晚晴评弹行业规范的确立 |
| 四、明清时期评弹流播特点 |
| 第二节 民国前期乡镇评弹的繁盛 |
| 一、乡镇书场炽盛 |
| 二、艺人咸集乡镇 |
| 第三节 民国中后期乡镇评弹演艺衰像 |
| 一、沦陷时期乡镇评弹的畸形存在 |
| 二、民国末期乡镇评弹的艰难维持 |
| 第二章 书场：乡镇社会公众空间 |
| 第一节 江南文化生态中的茶馆书场 |
| 一、茶馆：公众空间之节点 |
| 二、茶馆与书场的结缘 |
| 三、评弹的民间社会生态 |
| 第二节 乡镇书场的类型 |
| 一、专营书场 |
| 二、兼营性书场 |
| 三、混场子和临时书场 |
| 第三节 乡镇书场的空间格局 |
| 一、乡镇“老码头” |
| 二、乡码头网络 |
| 第三章 乡镇场东的经营策略 |
| 第一节 场东的运作 |
| 一、书场环境的营造 |
| 二、艺人延聘与利益分配 |
| 三、“龙园”标准：梅李场东瞿老四的经营 |
| 第二节 场东经营的社会性表达 |
| 一、书场陈设的社会性 |
| 二、“状元台”的象征意义 |
| 三、“戤壁客”的社会价值 |
| 第三节 场东与艺人的关系 |
| 一、场东与艺人的合作 |
| 二、场东与艺人的抵牾 |
| 第四章 评弹艺人的乡镇演艺生涯 |
| 第一节 艺人的乡野生存 |
| 一、艺人群体的生活状态 |
| 二、乡镇艺人的身份表达 |
| 第二节 曲艺的乡村取向 |
| 一、地方性知识 |
| 二、共同体生活的参与 |
| 三、独特的民间技艺 |
| 第三节 同埠艺人的关系模式 |
| 一、同道之结纳 |
| 二、乡码头上的敌档 |
| 第四节 往来于江南城乡 |
| 一、新手试艺乡码头 |
| 二、名家响档出码头 |
| 三、“码头老虎”与乡镇漂档 |
| 四、会书与乡村书艺 |
| 第五节 艺人与地方社会的关系 |
| 一、书台上下的艺术品鉴 |
| 二、艺人与地方威权角力 |
| 第五章 乡镇评弹展演的社会功能 |
| 第一节 听书与乡民休闲 |
| 一、听书与休闲节律 |
| 二、作为休闲方式的听书 |
| 第二节 听书与乡民交往 |
| 一、乡村听众共同体 |
| 二、听书与日常交往方式 |
| 第三节 乡镇评弹与日常教化 |
| 一、别样的“非现代性”体悟 |
| 二、民间艺术的观念陶冶 |
| 三、融入共同体的艺术感知 |
| 四、说书改良与乡民教化 |
| 余论：民间艺术与近代江南城乡生活 |
| 参考文献 |
| 附录：评弹专用术语集释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行路难”:明清商人行走江湖之险恶及其应对（论文提纲范文）
| (一) 崎岖万里:交通不便 |
| (二) 风波险恶:倾覆漂溺之患 |
| (三) 地匪之派作 |
| (四) 地方势豪之私税 |
| (五) 牙行、埠头之勒扣、诈骗 |
| (六) 强贼之打抢 |
| (七) 梢子之勒索与杀人越货 |
| (八) 小偷、扒手之盗窃 |
| 1. 规避“天灾” |
| 2. 防范“人祸” |
（6）明代白粮赋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绪论 |
| 一、 “白粮”的概念界定 |
| 二、 问题的提出 |
| 三、 学术史回顾 |
| （一） 明代赋役研究概述 |
| （二） 对明代漕粮以及漕运的研究 |
| （三） 以白粮为专题的研究 |
| （四） 与白粮问题相关的其他研究 |
| 四、 文献运用与研究意义 |
| （一） 文献运用 |
| （二） 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明代白粮的源起与江南五府的环境 |
| 一、 明代白粮的源起 |
| 二、 南运白粮 |
| 三、 五府白粮征收概况 |
| 四、 五府的地理环境与水利建设 |
| 五、 五府的气候与耕作技术 |
| 小结 |
| 第二章 明代白粮赋役的佥征 |
| 一、 白粮在明代中前期的佥征流变 |
| （一） 白粮赋役的性质 |
| （二） 以粮长为核心的白粮输送体制的确立 |
| （三） 中央浮费下白粮重役的衍生 |
| （四） 明代中期北运白粮役佥征主体的变更 |
| 二、 嘉靖至万历中期白粮赋役的佥派 |
| （一） 嘉靖中前期白粮赋役持续混乱与江南“扒平田则”的改革 |
| （二） 田赋改革后浮费扩张如故与“一条鞭法”后白粮赋役的加剧 |
| （三） 白粮佥派在各地方的调整 |
| 三、 均田均役后白粮赋役佥派状况 |
| （一） 万历年间的均田均役改革 |
| （二） 均役后白粮赋役的乱象再起 |
| （三） 明末白粮赋役佥征最后的“挣扎” |
| 小结 |
| 第三章 白粮运解 |
| 一、 明代大运河的行船路线 |
| 二、 明代地方运送白粮的制度 |
| （一） 粮长勘合 |
| （二） 白粮船与白粮运输相关问题 |
| （三） 中央严控下白粮运解性质的变化 |
| 三、 解户在运输白粮时所遇到的种种盘剥 |
| （一） 官吏的索取 |
| （二） 船户、埠头、水脚及车户的敲诈 |
| （三） 所过关闸及各河道衙门的税费 |
| （四） 揽头棍徒之包揽 |
| （五） 运军及其他官船之欺凌 |
| （六） 守冻与其他风险的耗费 |
| 小结 |
| 第四章 白粮完纳与明廷的补贴措施 |
| 一、 白粮收纳的机构与具体用途 |
| 二、 白粮验收制度与完纳之弊 |
| 三、 明代中央到地方对粮户的抚恤补贴 |
| （一） 中央对白粮的蠲折 |
| （二） 地方上对白粮的补贴 |
| （三） 地方精英的助役补贴 |
| 小结 |
| 第五章 白粮赋役的影响及本色完纳之原因 |
| 一、 白粮赋役的影响 |
| （一） 白粮引起的江南五府人口流移 |
| （二） 白粮重役推动江南经济结构的转化 |
| （三） 白粮重役对江南五府风俗的影响 |
| 二、 明廷士大夫对白粮解运改变的建议 |
| 三、 清廷对白粮政策的不断调整与尝试 |
| 四、 明代白粮本色征解之原因 |
| （一） 食稻米的传统与现实 |
| （二） “三年之蓄”观念下的本色民运 |
| （三） 官吏受现实利益的驱使 |
| （四） 明廷出于节省白粮制度成本的考量 |
| （五） 以“贡”为代表的复杂特性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 明代北运白粮其他征收区域考辨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7）落叶——陈大戈传记（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二 |
| 三 |
| 四 |
| 五 |
| 六 |
| 七 |
| 尾声 |
（8）文化线路视野下的茶叶之路（湖北段）建筑遗产调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论题的源起 |
| 1.2 研究对象与背景 |
| 1.3 研究意义 |
| 1.4 国内外相关研究 |
| 1.5 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论文结构 |
| 1.5.3 论文创新点 |
| 第2章 文化线路视野下茶叶之路的建筑遗产 |
| 2.1 茶叶之路的历史沿革 |
| 2.1.1 茶叶之路的源起 |
| 2.1.2 茶叶之路的形成 |
| 2.1.3 茶叶之路的终结 |
| 2.2 茶叶之路作为文化线路的概念 |
| 2.2.1 文化线路的概念 |
| 2.2.2 茶叶之路作为文化线路的依据 |
| 2.3 文化线路视野下茶叶之路建筑遗产的主要研究内容 |
| 第3章 茶叶之路源头的建筑遗产 |
| 3.1 茶乡、茶棚、花桥、石板路、鸡公车与车局 |
| 3.1.1 茶乡与茶棚 |
| 3.1.2 花桥与石板路 |
| 3.1.3 鸡公车与车局 |
| 3.2 茶叶贸易重镇羊楼洞与新店 |
| 3.2.1 羊楼洞古镇 |
| 3.2.2 新店古镇 |
| 3.3 茶叶的制作与加工：茶行屋 |
| 3.4 船帮、商埠码头、避风港和茶馆 |
| 3.4.1 船帮、商埠码头 |
| 3.4.2 避风港 |
| 3.4.3 茶馆 |
| 3.5 茶叶的管理机构：坞堡与巡检司 |
| 第4章 砖茶的加工与砖茶厂 |
| 4.1 砖茶的加工 |
| 4.2 近代砖茶厂 |
| 第5章 茶叶之路上的商住建筑 |
| 5.1 世界最大茶叶集散地：汉口 |
| 5.2 汉口的茶楼、会馆、茶业公所、《汉报》和“担茶人”邮票 |
| 5.2.1 汉口的茶楼 |
| 5.2.2 汉口山陕西会馆 |
| 5.2.3 汉口茶业会所、《汉报》与“担茶人”邮票 |
| 5.3 汉口俄租界、工部局、巡捕房、银行、茶商办公楼与商住建筑 |
| 5.3.1 汉口俄租界 |
| 5.3.2 汉口俄国领事馆 |
| 5.3.3 俄租界工部局 |
| 5.3.4 俄国巡捕房 |
| 5.3.5 华俄道胜银行汉口分行 |
| 5.3.6 新泰大楼 |
| 5.3.7 巴公房子 |
| 5.3.8 李维诺夫别墅 |
| 5.3.9 中国买办公寓 |
| 5.3.10 万国医院 |
| 5.3.11 邦可西餐厅 |
| 5.3.12 西商跑马场 |
| 5.4 襄樊的山陕会馆 |
| 5.5 湖北境外其他建筑 |
| 第6章 茶叶之路上的宗教建筑 |
| 6.1 将军寺与王爷庙 |
| 6.2 关帝庙、东正教堂、恰克图与买卖成 |
| 6.2.1 关帝庙 |
| 6.2.2 东正教教堂 |
| 6.2.3 恰克图与买卖城 |
| 6.3 喇嘛庙与佛寺 |
| 6.4 孤魂庙与冰美人 |
| 第7章 茶叶之路建筑遗产的保护 |
| 7.1 茶叶之路建筑遗产的启迪 |
| 7.2 茶叶之路建筑遗产保护的建议 |
| 7.3 茶叶之路建筑遗产的保护是我们的文化自觉和历史责任 |
| 第8章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论文图表来源 |
| 附录2 博士期间的主要论着、科研与获奖情况 |
（10）上海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地下交通研究1937年-1945年（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上海与华中抗日根据地地下交通建立的历史背景 |
| 一、华中抗日根据地对交通运输的要求 |
| 二、上海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地位 |
| 第二章 上海与华中抗日根据地地下交通的建立和发展 |
| 一、公开状态的领导机构和交通线 |
| 二、半公开状态的领导机构和交通线 |
| 三、秘密状态的领导机构和交通线 |
| 第三章 上海与华中抗日根据地地下交通的主要作用 |
| 一、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人力支援 |
| 二、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物资支援 |
| 三、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文化支援 |
| 第四章 上海与华中抗日根据地地下交通的特点 |
| 一、地下交通的秘密性和半秘密性 |
| 二、对地下交通员要求的特殊性 |
| 三、地下交通人员的阶级复杂性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长途商旅如何打点行装（论文参考文献）
- [1]北洋时期铁路“反日常”现象形成因素研究[D]. 李晓杰. 苏州大学, 2019(04)
- [2]傅一臣《苏门啸》杂剧研究[D]. 闫婧媛. 兰州大学, 2019(08)
- [3]苏州评弹与近代江南乡镇生活[D]. 郝佩林. 苏州大学, 2018(01)
- [4]男儿本色[J]. 朱勤昌. 边疆文学, 2016(11)
- [5]“行路难”:明清商人行走江湖之险恶及其应对[J]. 陈宝良. 明清论丛, 2016(01)
- [6]明代白粮赋役研究[D]. 田雨. 东北师范大学, 2014(12)
- [7]落叶——陈大戈传记[J]. 王云林,王修远. 江南, 2013(04)
- [8]文化线路视野下的茶叶之路（湖北段）建筑遗产调查研究[D]. 祝笋. 武汉理工大学, 2011(05)
- [9]瓷商之路:跋徽州商编路程《水陆平安》抄本[J]. 王振忠. 历史地理, 2011(00)
- [10]上海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地下交通研究1937年-1945年[D]. 刘丽梅. 华东师范大学, 201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