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我省当前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几点建议（论文文献综述）
甘秀敏[1]（2011）在《血吸虫病流行的评估与预测预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1、评价以控制传染源为主的血吸虫病综合防治策略的近期效果,为进一步制订和调整血吸虫病防治的目标和重点提供理论依据；2、分析居民血吸虫感染率的短期变化趋势,为血吸虫感染率短期预测提供简便易行的方法学依据；3、构建血吸虫病疫情监测与预警指标体系,为我国血吸虫病疫情监测和预警系统的建设提供参考；4、探讨提高血吸虫病疫情监测与预警水平的策略和措施,为我国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提供策略支持。方法：1、应用描述流行病学方法,分析湖北省潜江市2005-2010年和阳新县2000-2009年两个国家级血吸虫病监测点血吸虫病的流行情况；2、应用时间序列ARIMA模型和灰色预测模型对潜江市1956-2010年居民血吸虫感染率进行拟合,预测居民血吸虫感染率短期变化趋势；3、通过文献学习和资料查阅,形成专家咨询表,收集专家意见,应用Delphi法和层次分析法,筛选指标并确定其内部权重；4、应用SWOT法分析血吸虫病疫情监测与预警工作所处的内部和外部环境,并提出相应的策略和措施。结果：1、潜江市和阳新县监测点居民血吸虫感染率已分别降至0.41%和2.18%,粪检阳性率有逐年降低的趋势,其中农民和男性仍然是血吸虫感染的高危人群；两监测点耕牛血吸虫感染率已分别降至1.96%和1.67%,但家畜敞放的情况仍普遍存在；两监测点钉螺感染率已分别降至0.00%和0.24%,但有螺面积压缩不明显。2、所构建的时间序列ARIMA（1,1,0）模型和灰色预测模型拟合效果较好,预测精度较高,血吸虫感染率实际值均在预测值的95%可信区间内；两模型短期预测结果均显示未来两年潜江市居民血吸虫感染率将略有降低。3、血吸虫病疫情监测与预警指标体系包括5个一级指标、15个二级指标和48个三级指标。其中“血防干预措施”一级指标权重最大,组合权重系数排在前列的指标分别为人群感染率、上年急感人数及耕牛感染率所属的传染源疫情影响因素指标以及疫情发生及报告的疫情动态指标,与实际情况相符。协调系数检验结果显示所建立的指标体系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可靠性。4、我国血吸虫病疫情监测与预警工作所面临的优势和机会分别为监测力度大和国家重视,所面临的劣势和威胁分别为无完善的监测与预警体系和当前严峻的血防形势。结论：1、湖北省血吸虫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以控制传染源为主的血吸虫病综合防治策略效果明显；2、时间序列ARIMA模型和灰色预测模型预测精度较好,可应用于血吸虫感染率的短期预测分析中；3、所构建的血吸虫病疫情监测与预警指标体系可在进一步实证分析和修订后应用于我国血吸虫病疫情监测与预警工作中；4、我国血吸虫病疫情监测与预警水平仍有待进一步提高,我国血防工作者应审时度势、把握机会、扬长避短,提高我国血防工作能力。创新点：1、首次应用时间序列和灰色预测模型对湖北省血吸虫病疫情进行了预测分析,为湖北省今后血防工作重点的确定和策略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2、在国内首次构建了血吸虫病疫情监测与预警指标体系,为国家或地区血吸虫病暴发或流行的定量风险评估打下基础；3、将SWOT分析法首次应用于提高我国血吸虫病监测与预警水平的策略探讨中,为我国实现消灭血吸虫病的最终目标提供策略支持。
施亚利[2]（2013）在《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运动研究（1949-1966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血吸虫病最早在日本发现。中国从1905年起,陆续从病原学证实有血吸虫病流行。中国古代尽管没有使用“血吸虫病”这个病名,但是,传统医典中有大量的关于血吸虫病的记载。血吸虫病在江苏流行历史悠久,流行范围广泛,造成的危害性大。民国时期,国民政府江苏省卫生处在吴县木渎镇建立了苏南地方病防治所,积极开展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由于财政投入严重不足,防治工作未超出草创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后,血吸虫病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华东当局首先发现血吸虫病在江南一带流行严重并采取积极措施进行防治。在华东局的领导下,南京市、苏南区、苏北区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初步展开,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1953-1955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发现血吸虫病在我国长江流域造成的极大危害。1955年,毛泽东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宣告成立,长江流域十二个省市建立了血防工作的领导机构。中共中央制定了防治血吸虫病的方针和措施,召集有关高等院校及科学研究单位的专家、教授开会,解决了防治的技术问题和工作方法问题。中共中央对防治工作的正确领导,使全国大规模的防治血吸虫病运动逐步开展起来。江苏建省后,贯彻执行了华东局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关于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方针和政策。不仅制定了防治工作的规划,提出了 1956-1958年的防治工作计划,而且对血防科学研究和经费管理做出了具体规定。在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的领导下,江苏省的群防群治工作随即展开,防治工作在全国率先取得突破性的成果。1958年,我国工农业生产开始了大跃进。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要求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以更快的速度来进行,为生产提供更多的劳动力。中央血防九人小组发出“鼓足革命干劲,全面跃进,加速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提出了血防“大跃进”的目标,鼓励各地打破常规,树立“血防跃进”典型,发动了“血防大跃进”。江苏省委积极地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江苏省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随即出现了大跃进运动。整个运动可以分为“空前跃进”、“继续跃进”和“持续进行”三个阶段。血防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可是,跃进后却留下了不少的问题,如:机构裁撤,人员裁减,血防工作处于半停顿或停顿状态;螺情、病情大幅度回升,急性感染非常严重;建国初年血防工作中形成的科学工作方法和踏实作风多被破坏;三年经济困难使政府主要应对浮肿病或其他疾病,血吸虫病疫情雪上加霜。大跃进过后,在血吸虫病流行的各省市,由于粮食紧张,浮肿、消瘦等疾病突出,群众都忙搞生产,防治浮肿病,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逐渐放松。血吸虫病疫情的快速回升和急性感染的不断发生严重地影响了群众的健康和当地的农业生产。这些现象迫切需要中共中央对大跃进后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方针作出调整。中央血防九人小组从1961年初陆续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制订了“血防工作调整”方针,并且采取多种措施推动调整。江苏省党政当局随即贯彻执行,调整了血防工作的总目标。1961-1965年,江苏省的“血防工作调整”分为三个阶段,即初期阶段的调整（1961、1-1962、5）、重点阶段的调整（1962、5-1963、12）和后期阶段的调整（1963、12-1965）。各地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成功地开展起来,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由于受到中共中央“左”的路线的影响,1964-1965年,江苏省在血防工作中贯彻“阶级观点”。“血防工作调整”作为国民经济调整的一部分,是在“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的。随着党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路线的推行,它逐渐偏离了调整的轨道。1966-1967年,江苏省按照中央血防九人小组制定的工作计划,对各项防治工作进行部署。1967年,“文化大革命”严重干扰血防战线,江苏省的血防工作陷入停滞。1970年,由于疫情再度严重,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血吸虫病防治的专门文件。从1970到1973年,江苏省的防治工作再度重启。1976年10月,江苏省在防治工作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宣布全省实现基本消灭血吸虫病。
肖建文[3]（2006）在《江西的血吸虫病与地方社会 ——以民国时期及1950年代为考察时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血吸虫病是我省最严重的地方病之一，危害极大。本文灵活交叉应用历史学、社会学、医学等学科理论，充分重视比较分析法、综合归纳法、计量分析法等研究方法的运用，并注重实地社会调查，不仅论述血吸虫病本身，更重要的是探讨血吸虫病与地方社会的互动。 终民国时期及1950年代，我省血吸虫病流行范围广，感染率高，感染方式多样，蔓延30多个县市。血吸虫病流行的原因除了与当时江西的自然地理和社会政治背景、医疗卫生背景有关，同样生物学因素，灾荒因素、人口流动因素、习俗因素也是血吸虫病爆发与流行的主要因素。血吸虫病的流行给社会带来了诸方面的影响，这包括对农村人口的变迁、乡村经济、生态环境等的影响。面对血吸虫病，百姓出于求生的本能，或许求神拜佛，出神、叫魂、祭港、立禁、系红腰带；或许慌乱求医求药，倾家荡产；或许举家迁移，颠沛流离。更有甚者选择自杀的方式以求解脱。对于政府，当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往往导致政府对问题的漠视，或是为体现国家的职能，轻描淡写一番，做出少许努力却不了了之，民国政府便是如此。建国后，由于政府的清醒认识与重视，采取了自主的自上而下的行为，以行政力量对血吸虫病的普查，血防知识的宣传，制定相应的防治措施与规划，进行系统血防科研，组织各级力量预防治疗，进行群众性血防等，发动人们进行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消灭血吸虫病的人民战争，一时我省成为全国防治血吸虫病的光辉典范，这为我们今天如何防治血吸虫病提供了参考与借鉴。
万心[4]（2017）在《疾病防控与地域社会变迁 ——以建国后余江县血防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民国时期余江县血吸虫病严重流行,给人民群众的生命、生育、生长、生活,生产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血防之前的余江社会,是一个典型的疫区社会,社会各阶层关系基本处于不良互动状态。这种对瘟疫“不设防”社会生态,为瘟疫流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建国以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余江人民用“开新填旧”等办法,经过消灭血吸虫病和巩固血防成果等几个阶段的努力,不仅在全国率先取得了根除血吸虫病的胜利,而且很好的巩固了血防成果。作为地方社会重大历史事件,血防对余江地域社会变迁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使得当代余江地域社会带有深刻的“血防”烙印。从政治上看,余江地域政治出现了明显的血防化趋势。表现为血防领导机构常规化,保血防“第一面红旗”成为党和地方政府最大的政治任务。领导人对余江血防的高度关注为余江争得了多种政治资源,使余江政治声誉远播国内外。同时,血防改变了余江许多人的政治命运。从经济上看,血防对余江地域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血防为生产提供了健康劳动力,提高了农业生产率,改善了疫区人民的生活。如:诸多血防工程的建设,直接推动了余江农业经济的发展;送瘟神纪念馆的建立,每年都会吸引大量中外游客来此参观学习,促进旅游经济的发展。在思想文化方面,血防引发了余江地域文化急剧变化。随着血防的胜利,原来余江那种病态的地方文化,逐渐向健康文化演变。围绕血防,大量的文化产品不断出现,余江地域文化被打上了浓厚的“血防”色彩。在血防胜利的鼓舞下,余江血防精神得以形成。一个积极向上、争创一流、充满自信的余江形象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血防也给余江的社会关系带来了巨大变化。在血防运动中,党和县人民政府充分发挥了主导作用;医务工作者不顾个人安危,奔赴血防第一线“救死扶伤”;人民群众则积极参与血防,主动配合医务人员开展血防运动。通过血防余江形成了社会各阶层良性互动、密切配合的良好社会关系。而且,血防使余江生态环境得到优化。血防彻底改造了余江钉螺的滋生环境,消除了传染源,优化了余江水环境,使余江卫生环境大为改观。但从余江血防模式在鄱阳湖地区推广的情况看,它只适应山丘型疫区,在湖沼型疫区效果有限,且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因此,湖区血防不能照搬余江模式,必须另辟溪径。总之,血防成为建国以来国家治理余江地域社会的手段,通过血防国家成功地介入余江地域社会,并成功地塑造了余江地域社会的“血防”色彩。
黄玉政[5]（2016）在《南京地区日本血吸虫病的流行病学调查及其基于血清差异多肽检测方法的建立与应用》文中研究指明血吸虫病是对人与动物危害最严重的寄生虫病之一,是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分布范围最广、经水传播疾病（Water-borne diseases）感染率最高的寄生虫病。至2015年底,江苏省除南京市四个区县（栖霞、六合、浦口、江宁）与镇江市3个区县（丹徒、扬中、润州）尚处于血吸虫病控制阶段,其余各市（县、区）均已达血吸虫病传播阻断标准。然而,长江中上游部分省市仍然处于疫情控制阶段,其阳性钉螺与感染病人病畜仍时有发现,部分达标地区存在钉螺复燃情况,且钉螺（Oncomelania hupensis）可随水系扩散与人群流动频繁等因素,对江苏血防构成较大的威胁。因此,对当前低流行态势下的重点区域血吸虫病流行情况做一全面调查,对血防策略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血防监测包括对血吸虫中间宿主（钉螺）分布、终宿主（人与易感动物）的流行病学调查、应用“哨鼠”开展早期预警、晚期血吸虫病人的诊断与治疗。在当前低流行态势下,以抗体ELISA检测、粪便查虫卵为主的方法,已满足不了早期监测的要求,亟需发展快速、准确的检测新方法：寄生虫学剖检查成虫的哨鼠检测方法也存在时效性差、耗时耗力、准确性不高等缺点,迫切需要发展更为准确、快速、灵敏的方法；再者,针对新发展晚血病人与现症病人的鉴别,在血吸虫病低流行态势下,需建立新的辅助诊断方法。本研究在南京地区开展了血吸虫病流行病学调查,并基于血清差异多肽建立诊断新方法以及应用于实验小鼠、预警“哨鼠”及晚血与现症病人的鉴别诊断。1.钉螺及其感染尾蚴与人畜感染日本血吸虫抽样调查2013-2014年在栖霞区、2015年在高淳区的芜申运河水阳江段开展了钉螺密度与人畜感染情况调查。方法：根据《血吸虫病控制与消除标准GB15976-2015》,机环结合法开展钉螺调查,DDIA血清学与尼龙绢袋集卵孵化粪检法开展人群调查,塑料杯顶管粪便孵化法检测动物血吸虫感染；并结合往年报表数据分析。结果：栖霞区与高淳区的水阳江段均未查到阳性钉螺：但水阳江段活螺密度显著高于其他地区,提示水阳江段具备血吸虫病传播风险。人群调查显示,栖霞区2个行政村的血清学检查阳性率均低于1%,高淳区3个行政村血检阳性率2.48%,粪检均未查出阳性。家畜粪检未检测到感染。结论：综合2004-2014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报表分析,江苏省内有螺面积逐年减少,活螺数与活螺密度维持在相对稳定的较低水平；血吸虫病呈低度流行态势,近年无血吸虫急性感染病例报道；高淳区水阳江段血检阳性率高于1%的血吸虫病传播控制标准,也高于全省其他地区的血清阳性率,提示该地区具有较高风险,需加强疫情监测。2.实验兔血清肽谱分析及基于血血清差异多肽检测法的建立分析血吸虫急性感染实验兔的血清肽质量指纹图谱,并根据血清差异多肽建立诊断方法。方法：通过血清采集、磁珠富集血清多肽、MALDI-TOF/TOF质谱检测与ClinProTools分析血清肽质量指纹图谱,建立人工感染兔的血清差异多肽诊断方法（CPT方法）,并进行敏感性与特异性分析,比较多种方法检测不同感染时期的准确性。结果：Mr 1787蛋白分子在兔感染后第6d有显著上调（P<0.05）；在感染后第9 d,Mr 2834蛋白分子有极显著上调（P<0.01）,Mr 3483呈显著上调（P<0.05）,Mr 4018有显著下调（P<0.05）。在感染后第12 d,Mr 3151蛋白分子有显著下调（P<0.05）,而Mr 4018则出现极显著下调（P<0.01）,Mr 3530呈显著上调（P<0.05）,两者趋势一直持续至感染后第30 d。经二级质谱鉴定并搜库比对,预测Mr 1787蛋白为α烯醇化酶的片段,Mr 3530预测为热休克蛋白90或热休克蛋白47片段,提示此两种蛋白可能为血吸虫感染兔的早期疾病标志物。基于感染第5周与健康对照组血清差异多肽指纹图谱,利用ClinProTools软件建立感染组与健康对照组的区别诊断模型,盲测样本显示,感染1、2、3、4 w的家兔血清鉴定为阳性的占30%、55%、75%、80%,而同期ELISA检测结果分别为0,0,20%和50%,利用弓形虫感染血清验证,结果显示特异性好。结论：基于血清差异表达多肽建立的诊断方法,敏感性要优于常规的ELISA法,有望应用于血吸虫病早期检测并筛选具有诊断价值的血清多肽（蛋白）标志物。3.血血清多肽检测方法的应用3.1血清差异多肽检测法在实验小鼠模型上的应用小鼠动物模型在血吸虫感染实验及相关研究中应用广泛,发展对其快速、准确、简便的诊断方法意义重大。方法：采用血清富集并磁珠纯化多肽、MALDI-TOF/TOF质谱检测与ClinProTools分析肽质量指纹图谱,根据急性感染第5 w与健康对照组血清差异表达多肽,建立检测方法（CPT方法）,并比较ELISA、寄生虫学剖检等多种方法的检测敏感性,并验证急性感染不同时期、不同感染度小鼠的准确性。结果：与传统的ELISA方法比较,CPT方法在第1w即检测到急性感染小鼠5%（3/60）的阳性率,在第2w至第5w呈逐渐上升趋势,分别为35%（21/60）,75%（45/60）,87.93%（51/58）与98.15%（53/54）,而ELISA方法在感染后第3w才检测到阳性,其3-5 w的感染率分别为65%（39/60）,77.59%（45/58）与94.44%（51/54）,均低于CPT方法；寄生虫学剖检在第3、4 w有70%（7/10）的小鼠被检出阳性,低于CPT方法同期检出率。针对不同感染度小鼠的诊断,在感染14,18,22条尾蚴的小鼠中,所有小鼠均被预测为感染,准确性达100%,感染4、6、10条尾蚴组的小鼠预测准确率分别为40%（4/10）,50%（5/10）与80%（8/10）。结论：血清差异多肽检测法较血清抗体ELISA检测法至少提前2-3 w,较寄生虫学剖检极大的降低了工作量,可以用于低度感染状态下的实验小鼠检测和样本初筛,有望为“哨鼠”检测提供新的方法。3.2血清差异多肽检测法在血防“哨鼠”预警上的应用利用“哨鼠”监测长江水体血吸虫感染风险,是我省血防预警工作的重要手段,寄生虫学剖检查成虫与肝脏虫卵结节是判断“哨鼠”感染与否的主要手段,但时效性较差,且耗时耗力,需要发展新的快速检测方法。方法：剖检2015年现场试验的660只哨鼠（含栖霞与高淳60只、宁镇扬600只）并采集血清、5例本室保存的经解剖查成虫确诊的阳性“哨鼠”与50例阴性“哨鼠”血清,经血清多肽富集与质谱检测,获取多肽指纹图谱,并导入已建立的血清多肽检测方法（CPT法）验证。结果：5例阳性“哨鼠”与50例阴性“哨鼠”均可以被准确诊断,2015年现场试验的660只哨鼠经CPT验证为未感染,与寄生虫学剖检结果一致。结论：利用血清差异表达多肽检测方法,较常规“哨鼠”解剖查成虫方法,节省人力物力,并可以提早1-2w对“哨鼠”进行初筛,缩短了检测血吸虫感染的“窗口期”可与常规病原学检测方法联合应用于“哨鼠”早期预警。3.3血清差异多肽检测法在鉴别晚血病人上的应用晚期血吸虫病人的诊断及治疗是血防工作重点,尤其在低流行态势下,对血吸虫病地方考核更为重要。病原学检查与抗体检测,很难区别现症与既往病人。方法：采集晚血、新发展晚血、晚血治愈、健康对照四组人群,血清多肽指纹图谱检测并应用ClinProTools分析,建立基于新发晚血组与健康对照组血清差异多肽的检测方法。结果：晚血与新发晚血、新发晚血组中切脾与否在血清肽谱无显著差异。与健康对照组相比,晚血组在Mr 2662,2991,3241,5337与5906处均显著下调,在Mr 2082与4282处均显著上调；而有史治愈组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发现,在Mr 2662,4209,5337与5906处显著下调,2082处显著上调。新发晚血组与有史对照组相比,在Mr 3241处显著下调。提示Mr 3241显著下调、4282显著上调可以作为判定新发晚血的指征,二级质谱鉴定并搜库,推测该两种多肽（蛋白）均为免疫球蛋白重链可变区。根据新发晚血组与健康对照组的差异表达多肽建立的诊断方法,盲测试验显示,晚血组、有史治愈组、无血吸虫感染组均与晚血病人具有一致的血清肽谱特征,而粪检阳性病人血清有73.3%（11/15）无法被验证,不能归于新发晚血或健康对照组,水阳江段流行病学调查获取的血清抗体阳性但粪检阴性样本有86.2%（25/29）被验证为晚血组。结论：血清差异多肽检测法可以间接将晚血病例与现症病例区分,但后者可能包括既往感染或反复感染,故有部分仍然被验证为晚血组,提示感染者有进一步发展为晚血病人的可能；水阳江段流行病学调查人群可能为既往感染,非现症病人；血清差异多肽检测联合常规寄生虫学检查,可以对血吸虫流行病学调查进行初筛。
俞凌欣[6]（2019）在《贵池县血吸虫病防治研究（1950-1965）》文中研究表明血吸虫病在我国主要流行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贵池县位于长江中下游,这里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特征特别适宜血吸虫的生长繁殖,以致成为全国十大血吸虫病流行重灾区之一。在苦难深重的旧中国,血吸虫病曾经严重危害贵池疫区群众的身心健康和生产生活,极大阻碍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保障人民生命健康、迅速恢复疫区经济,贵池县按照中央和省委的统一部署,及时成立血防领导组织和专业防治机构,投入人力、财力、物力,积极采取行动,认真开展血防各项工作。一是加强血防政策和血防知识的宣传教育,引导广大群众增强卫生意识,改变陋习,并自觉地投身到消灭血吸虫病斗争中;二是采取“查、治、灭、管、防”等综合防治措施,齐头并进,并结合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开展大规模群众性血防运动。从1950年到1965年,经过十六年艰苦奋斗和不懈探索,贵池县的血防取得了显著成绩。钉螺面积有所缩小,大多数患者都获得有效治疗,疫区社会重新焕发生机,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这一时期也走过一些弯路,一度出现了很多波折甚至失误。总体上1950-1965年贵池血防经历了一个由兴起、高潮至低潮、恢复的曲折起伏过程,反思和总结其经验与教训,对当前公共卫生和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在群体与疾病反复抗争中隐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元素,贵池血防是全国血防的一个缩影,折射出了愈挫愈勇、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柴茂[7]（2016）在《洞庭湖区生态的政府治理机制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湖泊流域生态作为特殊的生态区域系统,其生态价值功能在生态文明建设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人类生存与现代文明建设的基础。洞庭湖地处长江中游,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是长江中游最重要的集水湖盆与调洪湖泊,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和生态基础决定了洞庭湖区生态保护和生态治理的重要性与价值性。尤其是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被批准为国家级经济区,如何充分利用洞庭湖自然环境与资源优势,构建和完善洞庭湖区生态政府治理机制,实现湖区生态治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是湖区地方政府一项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务,意义重要。湖泊流域生态政府治理机制是指政府通过制度安排或结构设计而形成的湖泊流域生态治理体系内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治理模式等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运作模式和作用方式。其具有利益调节、行政监督、资源优化和绩效提升等功能,主要内容包括湖泊流域生态政府治理的目标生成机制、责任履行机制、资源保障机制和绩效评价机制等四个完整的系统结构。近年来,在生态文明建设指导下,洞庭湖区生态政府治理机制建设积累了一些经验,并取得了初步成效,具体表现在生态治理意识得到提升、生态治理制度不断完善、生态治理机构开始设立等,但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譬如湖区生态政府治理职能履行机制不科学、府际协调机制不通畅、资源保障机制不健全、绩效评价机制不合理以及责任追究机制不完善等,生态治理体制不顺、生态治理责任不明、生态能力不足等,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政府政绩观的偏差、制度建设滞后、体制机制缺陷、政府监督不严等。目前,国内外关于湖泊流域生态政府治理机制研究和实践探索极为重视,并形成了一些典型经验,从国外来看,日本“琵琶湖”、北美“五大湖”和欧洲“莱茵河”等在制度建设、职能构建、府际合作等湖泊流域生态治理机制积累了较好经验;从国内来看,鄱阳湖流域、云南滇池、珠江流域等在生态理念树立、生态责任明确、生态治理评价等方面作了一些探索。与此同时,洞庭湖区也在生物生态型灾害治理机制建设中作了一些尝试和实践,为湖区生态政府治理机制建设积累丰富的经验。综合国内外的典型经验与个案分析,认为洞庭湖区生态政府治理机制建设应该重点从生态理念建设、制度体系建设、政府府际合作和生态责任建设等方面加以强化。因此,在构建和完善洞庭湖区生态政府治理机制中,首先要明确洞庭湖区生态政府治理机制建设总体要求,包括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指导强化湖区政府生态治理职能、以责任政府构建为导向提高湖区政府生态责任意识、以坚持绿色发展为路径重构湖区政府政绩评价标准、以发展生态经济为目标推进湖区生态经济区的建设。并重点的从优化洞庭湖区生态政府治理的实施推进机制、构建洞庭湖区生态政府治理的府际协同机制、健全洞庭湖区生态政府治理的支持保障机制、构建洞庭湖区生态政府治理的绩效评价机制、完善洞庭湖区生态治理政府的责任追究机制构建和完善洞庭湖区生态政府治理机制建设。论文的主要创新之处,一是完善和丰富了湖泊流域生态政府治理机制建设的基本理论框架体系。以湖泊流域特殊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通过多学科视角对湖泊流域生态的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治理模式和治理评价等政府治理机制构成要素,以及治理机制的本质和运行方式等相关理论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完善了湖泊流域生态政府治理机制建设的理论框架体系,为地方政府实现对湖泊流域生态科学有效、治理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二是建立和优化了洞庭湖区生态政府治理机制建设的对策建议。重点分析了国内外在湖泊流域生态政府治理中的典型经验与启示,并在梳理和总结洞庭湖区生态政府治理取得成绩、存在问题与成因分析基础上,提出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指导,着力从湖区生态政府治理的实施推进机制、府际协同机制、支持保障机制、绩效评价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等方面完善洞庭湖区生态政府治理机制建设,为有效提升湖区生态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提供了相关研究参考。
庞兴亚[8]（2019）在《《血吸虫病控制和消除》（GB 15976-2015）与《血吸虫病诊断标准》（WS 261-2006）的跟踪评价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的:建立寄生虫病标准跟踪评价指标体系,为寄生虫病标准的跟踪评价提供科学的定量参考。根据该指标体系,完善评价方法,评价《血吸虫病控制和消除》（GB 15976-2015）和《血吸虫病诊断标准》（WS261-2006）的质量、宣贯和实施等方面的情况,对两个标准进行全面的跟踪评价,为标准的修订、实施等提供参考依据。方法:在查阅文献和参照相关文件的基础上初步建立指标体系,运用德尔菲法,选择20位寄生虫病标准领域的专家以问卷形式进行专家咨询,对寄生虫病标准跟踪评价指标体系提出意见,并对其重要性、熟悉程度、判断依据等进行评分,最终建立寄生虫病标准跟踪评价指标体系并用层次分析法计算体系中各指标的权重。按照《卫生标准跟踪评价工作指南》WS/T 536-2017的要求,根据寄生虫病标准跟踪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各个指标,制订调查方案,并针对两个血吸虫病标准从标准质量和宣贯、实施的各个环节设计调查问卷和访谈提纲,内容包括被调查者基本信息、标准知晓情况和途径、宣贯开展情况、根据标准中内容设置的问题、意见和建议等。根据血吸虫病流行情况,全国流行省份分为传播控制、传播阻断和消除三层,每层选取一个省的血防专业相关工作人员进行问卷调查,每省选择两个县、每县选择两个乡镇卫生院进行现场调研和访谈,同时搜集我国关于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相关政策性文件与这两个标准进行比对。对问卷调查、现场调研和走访所获取资料用Epidata建立数据库,用SPSS 20.0进行统计分析,得到评价结果。结果:经过2轮专家咨询,确立了包括3个一级指标、7个二级指标和20个三级指标的寄生虫病标准跟踪评价指标体系。两轮专家咨询的专家积极系数均为100%（20/20）。专家的权威程度系数为0.8793,两轮咨询重要性评分的专家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516和0.574,指标体系重要性评分的Cronbacha系数0.953,各部分的Cronbachα系数均接近或大于0.9,信度较好。效度分析结果中,前四个主成分的特征值大于1,84.43%的总方差可以由这4个潜在因子解释,所有指标的公因子方差比均大于0.7,能够较好的反映各指标变量的大部分信息。指标体系中,一级指标中标准质量的组合权重（0.5396）最高,标准宣贯的组合权重（0.1634）最低;二级指标中科学性的组合权重（0.2912）最高,宣贯效果的组合权重（0.0545）最低;三级指标中指标或技术要求的先进性、准确性这一指标的组合权重（0.2184）最高,引用度的组合权重（0.0085）最低。《血吸虫病控制和消除》（GB 15976-2015）的跟踪评价共回收399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372份,问卷有效率93.23%。调查对象中,男性217人（58.33%）,女性155人（占41.67%）,所有被调查者平均年龄40.12岁,知晓《控制和消除标准》的人数占97.04%（361/372）,不知晓的占（11/372）2.69%。通过相关机构培训知晓《控制和消除标准》的比例最高,为81.99%（305/372）。掌握情况上,对《控制和消除标准》中所有问题的群体掌握率为67.95%,对核心问题的群体掌握率为59.59%。其中,省级单位血防人员对所有问题的群体掌握率为75.11%,市级单位的群体掌握率为72.80%,县级单位的群体掌握率为65.97%。使用频率方面,每次都使用占12.09%（45/372）,经常使用占49.19%（183/372）,偶尔使用占32.53%（121/372）,几乎不用占6.18%（23/372）;认为《控制和消除标准》在达标考核认定、常规防治工作、教育培训中应用最广泛的分别占65.86%、71.77%和43.82%。有63.71%（237/372）的单位在《控制和消除标准》实施后举办过宣贯、培训等活动,平均每年0.91次;62.63%（233/372）的单位派人参加过其他机构组织举办的关于《控制和消除标准》的宣贯与培训,平均每年1.06人次;其余13.71%（51/372）的被调查者所在单位没有对《控制和消除标准》的实施采取过相应措施。被调查者喜欢的宣贯形式分别为专题讲座79.03%（294/372）、微信公众号49.19%（183/372）;有66.94%（249/372）认为《控制和消除标准》完全适用;72.85%（271/372）认为《控制和消除标准》的可操作性非常好;通过问卷调查、走访和现场调研共收集38条有效意见和建议,包含修订配套防治手册、加强培训和宣贯力度、创新宣贯培训方式等。《控制和消除标准》在实施过程中与其他文件,规划等并无冲突,保持了很好的一致性。《控制和消除标准》的跟踪评价得分为8.3366,校正得分为8.6394。《血吸虫病诊断标准》（WS 261-2006）跟踪评价共回收394份问卷,有效问卷347份,问卷有效率88.07%。其中男性216人（占62.25%）,女性131人（占37.75%）,平均年龄40.12岁。本次共调查185家各级单位,所有被调查者中知道《诊断标准》的人数为93.08%（323/347）,不知道的为6.92%（24/347）。其中,血吸虫病防治专业人员的知晓率为95.63%,临床大夫和检验医师的知晓率为86.32%,二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18.840,P=0.0023）。答题情况中,被调查者对针对《诊断标准》所设置问题的群体掌握率为74.37%,对核心问题的群体掌握率为59.70%。其中,省级单位被调查者对所有问题的群体掌握率为83.48%,市级单位的群体掌握率为76.24%,县区级单位的群体掌握率为75.85%,乡镇级单位的群体掌握率为50.14%。工作中每次都使用的占13.3%（46/347）,经常使用的占45.8%（159/347）,偶尔使用的占30.5%（106/347）,几乎不用的占3.7%（13/347）。有52.7%（183/347）的被调查者所在单位在《诊断标准》实施后举办过宣贯、培训等活动,平均每年1.67次;61.7%（214/347）的单位派人参加过其他机构组织的《诊断标准》宣贯、培训,平均每年3.93人次。其余的15.8%（51/347）的单位在《诊断标准》实施后未对《诊断标准》的实施采取过相关措施。性别、单位级别、单位类别、职称、学历、职业、是否开展宣贯可能是影响掌握情况的因素。27.96%（97/347）的被调查者认为《诊断标准》不能满足目前血防工作的需要,需要进行修订,且调研过程中发现,对于修标的意见集中于慢性血吸虫病临床诊断病例标准的修订。通过问卷调查和现场调研收集的意见和建议主要涉及建议增加诊断类型、慢性血吸虫临床诊断病例诊断标准的调整、基层血防人员对标准的理解和执行难以彻底到位、加强对临床医务人员血吸虫病诊断技能的培训等。《诊断标准》的跟踪评价总得分为7.2030,校正总得分为7.1779。结论:建立的寄生虫病标准跟踪评价指标体系信效度较高,涵盖标准制定到实施的各个环节,对寄生虫病标准跟踪评价工作的开展具有指导作用,后续相关的寄生虫病标准评价工作可参照此体系进行。《血吸虫病控制和消除》（GB 15976-2015）在我国血防工作中发挥了引领和指导作用,但实际工作中存在对《标准》相关内容掌握不理想等情况,尤其是由于血吸虫病疫情下降,基层血防人员只是被动地完成工作任务,对《控制和消除标准》缺少理解和重视。因此应重视基层血防专业人员对《标准》的学习情况,加强对《控制和消除标准》的解读,提高《控制和消除标准》的使用率,推动我国血吸虫病消除工作进程。《血吸虫病诊断标准》（WS 261-2006）的实施时间已经较长,在标准制定时期的血吸虫病防治阶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防治工作的开展,被调研的血防专业人员认为《诊断标准》的部分内容已不能满足当前工作的需要,建议进行修订。《诊断标准》是我国血吸虫病诊断的依据,是血防工作中开展的基础,但血防专业工作人员对标准的掌握情况有待加强,尤其是基层临床医生对《诊断标准》的知晓率和掌握情况均不理想,应有针对性的开展诊断相关业务培训。
路龙廷[9]（2014）在《四川省血吸虫病流行区传染源控制策略实施现状及障碍因素研究》文中指出本研究通过分析山丘型血吸虫病流行区四川省2004-2012年的疫情数据、传染源控制为主的综合措施实施情况,了解传染源控制为主的综合措施在四川省取得的防治成效。通过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在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库中检索到的有关血吸虫病防治的文献进行分析,总结归纳血吸虫病防治策略发展变化过程、不同时期的研究热点和传染源控制措施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障碍因素。根据文献总结的障碍因素初步建立障碍因素框架,并基于此设计专家咨询问卷,通过三轮专家咨询（德尔菲法）最终建立障碍因素指标群,并进一步采用小组访谈和深度访谈的方法,确定四川省传染源控制为主的综合防治策略在实施过程中的主要障碍因素及对策。第一部分四川省血吸虫病疫情及传染源控制综合措施实施情况的分析通过分析2004-2012年四川省血吸虫病疫情年报数据、传染源控制综合措施实施情况,结果显示四川省主要开展了人群查治病、查灭螺等卫生措施,以及结合农、林、水等多部门实施了建设卫生厕所及沼气池、家畜圈养、环境改造等以传染源控制为主的综合性防治措施,人、耕牛疫情显著下降,但钉螺总面积在2008-2012年基本保持不变。目前四川省处在由传播控制到传播阻断的阶段,需要在实施传染源控制措施的同时,重点关注钉螺控制问题。第二部分中国血吸虫病防治策略演变的文献计量学研究通过检索血吸虫病防治相关文献以及查阅血吸虫病防治资料汇编,将我国血吸虫病防治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50-1978）以消灭钉螺为主的综合防治策略。第二阶段（1979-2003）以人畜同步化疗为主的综合防治策略。第三阶段（2004年至今）“以传染源控制为主”的血吸虫病综合防治策略,该阶段研究重点是血吸虫病疫情监测、防治策略的转变以及传染源控制为主的综合策略的现场防治效果。通过检索2004-2012年“以传染源控制为主”的血吸虫病综合防治策略的相关文献,归纳山丘型地区传染源控制为主的血吸虫病综合防治策略执行中的障碍因素框架,将障碍因素分为3个类别8个子类别28个障碍因素。第三部分四川省“以传染源控制为主”的血吸虫病综合防治策略实施中存在的障碍因素研究根据文献分析得到的障碍因素框架设计专家咨询问卷,由专家根据问题的重要性对指标进行九分制评价,经过三轮专家咨询得到3个类别8个子类别21个障碍因素并确定其权重。根据专家咨询确定的主要障碍因素设计了现场访谈提纲,采取小组访谈和深度访谈的方式,访谈对象涉及省级、市级、县级、乡镇级及村级的行政官员、血吸虫病专业防治人员和疫区群众,访谈结果显示目前传染源控制策略在山丘型地区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障碍因素是：（1）综合防治资金缺乏,后续工作推进困难（2）健康教育形式传统单一,群众审美疲劳,接受度低（3）流动人口可控性低,宣传、查病成难点（4）卫生厕所、沼气池建设资金缺乏,本次研究所获得的障碍因素,将为巩固山丘型地区血防工作提供重要的线索及制定防治规划的重要科学依据。
邵宗体[10]（2012）在《云南高原山区血吸虫病综合防治效果评价及主要传染源调查》文中研究表明[目的]分析和评价云南高原山区以传染源控制为主的血吸虫病综合防治效果及其影响因素，调查和评估云南高原山区各种宿主在血吸虫病传播中的作用，确认现阶段存在的血吸虫病主要传染源，为云南高原山区因地制宜地实施以传染源控制为主的综合防治策略提供基础参考和科学依据。[方法]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在云南高原山区血吸虫病重疫区分别抽取1个高原平坝型（坝区）和1个高山峡谷型（山区）行政村作为试点村，选择与试点村流行程度和经济条件相似的1个高山峡谷型（山区）行政村作为对照村，试点村开展查灭螺、查治病和健康教育等常规防治工作的基础上，实施多种传染源控制措施和综合治理项目，对照村仅开展查灭螺、查治病和健康教育等常规防治工作，实施相对较少传染源控制措施和综合治理项目，2010-2011年对试点村和对照村开展回顾性调查和现况调查，系统收集2005-2011年血吸虫病综合防治相关资料，统计防治措施、防治费用和人、畜、螺疫情等综合指标，进行费用分析、效果分析、费用-效果分析和防治效果影响因素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同时分别从试点村和对照村随机抽取1自然村，现场开展居民、家畜、野生动物感染血吸虫调查，人、畜野粪污染环境和血吸虫阳性调查，统计宿主感染率、野粪阳性率、克粪孵化毛蚴数、宿主日排毛蚴总数、相对传播指数、野粪污染指数等相关指标进行宿主感染和野粪污染综合分析。[结果]1.2005-2011年试点村和对照村均投入了大量的防治经费开展了多种多样的以传染源控制为主的综合防治措施，2个试点村和1个对照村的传染源控制和综合治理费用占总防治费用比例分别为76%、87%和65%，以2005年疫情为基线，以2011年为考核结果，2个试点村和1个对照村的人群感染率下降百分比分别为97.43%、97.42%和97.09%，每100人群感染率下降1%的综合费用分别为0.19万元、0.29万元和0.24万元；14岁儿童感染率下降百分比分别为97.17%、100%和95.45%，每100人14岁儿童感染率下降1%的综合费用分别为0.57万元、0.86万元、0.74万元；牛感染率下降百分比分别为98.38%、100%和100%，每100头牛感染率下降1%的综合费用分别为0.32万元、0.34万元和0.43万元；钉螺压缩百分比分别为17.36%、67.28%和52.94%，每1h㎡钉螺面积压缩1%的综合费用分别为4.12万元、0.27万元、0.10万元；钉螺密度下降百分比分别为64.17%、63.88%和62.97%，钉螺密度下降1%的综合费用分别为19.62万元、7.40万元、12.82万元；钉螺感染率下降百分比均为100%，钉螺感染率1%的综合费用分别为7.17万元、2.91万元、3.59万元；综合效果指数分别为95.12、96.13、95.28，每提高1个综合效果指数的综合费用为13.24万元、4.92万元和8.47万元。2.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显示，牛感染率、钉螺感染率、卫生厕所建设覆盖率、灭螺覆盖率、牛治化疗覆盖率、人群治化疗覆盖率与人群血吸虫感染有统计学关联；人群血检阳性率（或人群校正感染率）、卫生厕所建设覆盖率、牛治化疗覆盖率、灭螺覆盖率与牛血吸虫感染有统计学关联；人群血检阳性率、牛感染率、沟渠硬化与水田面积比、家畜圈养覆盖率与钉螺血吸虫感染有统计学关联。3.现场调查显示，3个自然村感染血吸虫的宿主有人、牛、马属、犬及鼠类5种，感染率分别为为1.01%、0.91%、1.25%、5.61%和0.33%，差别总体上有统计学意义（2=12.487，P＝0.014），宿主群体感染度MPG（）分别为0.0105、0.0069、0.0142、0.0947、0.1574，相对传播指数（RTI）分别为6.88%、46.44%、13.00%、32.11%和1.56%。在坝区人、牛和犬3种宿主感染率分别为0.76%、1.66%和9.30%，差别总体上有统计学意义（=8.984，P＝0.011），宿主群体感染度MPG（）分别为0.0084、0.0125和0.1589，相对传播指数（RIT）分别为1.93%、56.08%和41.99%；在山区人、马属、犬和鼠类4种宿主感染率分别为1.19%、1.25%、3.31%、0.95%，差别总体上无统计学意义（=1.313，P＝0.726），群体感染度MPG（）分别为0.0122、0.0142、0.0516和0.4571，相对传播指数（RIT）分别为22.52%、54.62%、22.87%、18.82%。山区与坝区人感染率之间（=0.012，P＝0.912），犬感染率之间（=0.871，P＝0.351），牛与马属感染率之间（=0.000，P＝1.0），差别均无统计学意义。4.现场调查显示，3个自然村主要有人、牛、马属、羊、猪和犬6种野粪污染环境，野粪分布以村庄50m范围内最多，占50.95%，离村庄周围300m范围内占91.98%，野粪污染密度分别为0.88堆/h㎡、4.30堆/h㎡、2.93堆/h㎡、0.73堆/h㎡、0.41堆/h㎡和3.89堆/h㎡，各类环境中野粪均有血吸虫感染，阳性率之间差别总体上无统计学意义（=8.749，P=0.271），其中人、牛、马属和犬4种野粪检出血吸虫感染阳性，阳性率分别为7.41%、0.72%、6.90%和14.29%，差别总体上有统计学意义（=21.542，P＜0.001），感染度MPG（）分别为0.0667、0.0038、0.0299和0.0738，相对污染指数分别为9.01%、2.25%、43.49%和45.26%。在坝区犬、牛和人野粪检出阳性，阳性率分别为16.95%、9.52%和2.33%，总体上差别有统计学意义（=6.596，P＝0.037），感染度MPG（）分别为0.0842、0.0124和0.0857，相对污染指数分别为61.59%、19.70%和18.72%；在山区马属和犬野粪检出阳性，阳性率分别为6.90%和11.94%，总体差别无统计学意义（2=0.991，P＝0.340），感染度MPG（）分别为0.0299和0.0637，相对污染指数分别为83.79%和16.21%。山区与坝区犬野粪阳性率之间差别无统计学意义（=0.643，P＝0.423）[结论]1.云南高原山区血吸虫病综合防治效果明显，但综合防治成本相对较高，目前疫情总体上呈低度流行状态，局部疫情现况不容乐观，可初步认为无害化卫生厕所建设、人畜治化疗、药物灭螺、家畜圈养和沟渠硬化是影响高原山区防治效果的主要相关措施因素。2.云南高原山区现阶段存在的血吸虫病主要传染源为牛、犬、马属和人4种宿主，其中坝区血吸虫病主要传染源为牛、犬和人，山区血吸虫病主要传染源为马属、犬和人，鼠类可能具有充当保虫宿主的意义。3.犬作为云南高原山区现阶段的血吸虫病最主要传染源之一，其在血吸虫病传播中的作用应引起高度重视，有待研究针对性的防治技术和措施，加强防治管理，可考虑作为敏感指示宿主进行疫情监测。4.云南高原山区野粪污染是导致血吸虫病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村庄周围300m以内有螺环境极有可能就是该流行地区的易感环境，野粪调查和监测指标可考虑作为高原山区血吸虫病传染源监测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
二、对我省当前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几点建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对我省当前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几点建议（论文提纲范文）
（1）血吸虫病流行的评估与预测预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研究目的 |
|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研究设计及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血吸虫病流行的评估 |
| 资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第三章 血吸虫病疫情预测分析 |
| 资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第四章 血吸虫病疫情监测与预警指标体系研究 |
| 资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第五章 我国血吸虫病疫情监测与预警SWOT分析及对策研究 |
| 资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第六章 创新点及研究展望 |
| 研究结论 |
| 创新点及局限性 |
| 深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综述:血吸虫病防治策略演变及传染病预测预警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第一轮专家咨询表 |
| 附录2 第二轮专家咨询表 |
| 附录3 攻读学位期间工作小结 |
| 致谢 |
（2）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运动研究（1949-1966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附图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问题说明 |
| 三、研究述评 |
| 四、研究目的与路径选择 |
| 五、资料的使用 |
| 第一章 1949年以前血吸虫病的流行与防治 |
| 第一节 血吸虫病的流行史 |
| 一、医学界发现和证明血吸虫病的经过 |
| 二、病原与病症 |
| 三、传统医典关于血吸虫病的记载 |
|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前江苏省的防治情况 |
| 一、江苏境内的流行状况 |
| 二、江苏当局的血防活动 |
| 第二章 1953年建省之前的血防工作（1949-1953） |
| 第一节 建国初期医疗卫生事业的国家目标 |
| 一、疫病的流行与防治 |
| 二、医疗卫生事业的国家目标 |
| 第二节 华东当局发现疫情的过程与措施 |
| 一、发现的过程 |
| 二、采取的措施 |
| 第三节 江苏三地防治工作的启动 |
| 一、南京市血防工作的开展 |
| 二、苏南区血防工作的开展 |
| 三、苏北区血防工作的开展 |
| 第三章 中共中央开展血防工作的决策与部署 |
| 一、中央核心层发现疫情严重的过程 |
| 二、建立血防工作的领导机制 |
| 三、制定防治工作方针和计划 |
| 四、开展对血吸虫病的研究 |
| 五、解决防治的技术问题 |
| 六、典型经验的推广 |
| 第四章 “一五”时期江苏省的群防群治(1953-1957) |
| 第一节 省当局对中央方针的执行 |
| 一、江苏建省的过程 |
| 二、对华东局血防工作指示的执行 |
| 三、制订1956-1958年的工作计划 |
| 第二节 科研工作的部署与开展 |
| 一、科研机构的成立与工作部署 |
| 二、科研工作的开展 |
| 第三节 血防经费的管理 |
| 一、血防经费的管理规定 |
| 二、经费执行情况的调查 |
| 三、经费管理办法的调整 |
| 四、医疗欠费问题的解决 |
| 第四节 群防群治的展开 |
| 一、治疗 |
| 二、灭螺 |
| 三、管理粪便 |
| 四、水源管理 |
| 第五章 中共中央发动“血防大跃进 |
| 一、提出血防“大跃进”的目标 |
| 二、对各地党委的要求 |
| 三、鼓励各地打破常规 |
| 四、树立“血防跃进”典型 |
| 第六章 江苏省的“血防大跃进”(1958-1960) |
| 第一节 省“血防跃进”的目标 |
| 一、“纲要”颁布后的江苏计划 |
| 二、中央目标提出后的江苏规划 |
| 第二节 推动“血防大跃进”的举措 |
| 一、宣传血防大跃进的必要性 |
| 二、明确各级党委的责任 |
| 三、加强专业队伍建设 |
| 四、树立医疗跃进典型 |
| 五、推广快速疗法 |
| 六、放宽治疗对象与修改经费管理 |
| 第三节 “血防大跃进”的三个阶段 |
| 一、“空前跃进”阶段 |
| 二、“继续跃进”阶段 |
| 三、“持续进行”阶段 |
| 第四节 成绩分析与遗留问题 |
| 一、成绩分析 |
| 二、遗留问题 |
| 第七章 中共中央的“血防工作调整”方针 |
| 一、血防工作调整的原因 |
| 二、血防工作调整方针的内容 |
| 三、为贯彻调整方针采取的措施 |
| 第八章 江苏省的“血防工作调整”(1961-1965) |
| 第一节 总目标的调整 |
| 第二节 初期阶段的调整 |
| 一、制订1961年的工作计划 |
| 二、开展灭螺工作的试点 |
| 三、积极治疗 |
| 四、重抓粪便管理 |
| 第三节 重点阶段的调整 |
| 一、制订1962-1963年工作计划 |
| 二、充实防治队伍 |
| 三、进行防病再教育 |
| 四、组织查螺 |
| 五、把责任落实到生产队 |
| 六、合理解决报酬问题 |
| 七、抓好预防工作 |
| 第四节 后期阶段的调整 |
| 一、1964-1965年的工作计划 |
| 二、充实领导班子 |
| 三、树立血防战线上的样板 |
| 第五节 血防研究的进展 |
| 一、科研工作的部署 |
| 二、治疗及预防药物 |
| 三、查螺灭螺方法研究 |
| 四、急性感染研究 |
| 第九章 尾声:“文革”期间的江苏血防工作(1966-1976) |
| 第一节 前期防治工作(1966-1967) |
| 第二节 后期血防工作的重启(1970-1976) |
| 结语 |
| 一、中央政府的决策作用 |
| 二、不同时期社会动员的效益 |
| 三、不同阶段医疗福利制度的功能 |
| 四、科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3）江西的血吸虫病与地方社会 ——以民国时期及1950年代为考察时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第一章 江西的生态社会背景 |
| 第一节 生态自然背景 |
| 第二节 社会政治背景 |
| 第三节 医疗卫生背景 |
| 第二章 江西的血吸虫病 |
| 第一节 流行史 |
| 第二节 流行范围和程度 |
| 第三节 钉螺的分布及其特点 |
| 第四节 家畜的感染情况与防治 |
| 第三章 血吸虫病流行成因探析 |
| 第一节 流行病学因素 |
| 第二节 洪灾因素 |
| 第三节 习俗因素 |
| 第四节 人口流动因素 |
| 第四章 血吸虫病的社会影响 |
| 第一节 血吸虫病与农村人口变迁 |
| 第二节 血吸虫病与乡村经济 |
| 第三节 血吸虫病与乡村生态环境 |
| 第五章 百姓对血吸虫病的认识与应对 |
| 第一节 百姓对血吸虫病的认识 |
| 第二节 百姓对血吸虫病的自然应对 |
| 第六章 地方政府与社会各界对血吸虫病的应对防治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各级政府和社会的努力 |
| 第二节 1950年代政府对血吸虫病的认识与防治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独创性声明 |
|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
（4）疾病防控与地域社会变迁 ——以建国后余江县血防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述评和本文创新之处 |
| 三、研究视角:血吸虫病防治与社会变迁 |
| 四、研究内容和本文框架 |
| 五、资料来源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的血吸虫病与余江疫区社会 |
| 第一节 余江县血吸虫病流行因素及流行史 |
| 一、余江县的地理环境 |
| 二、血吸虫病流行的自然环境因素 |
| 三、血吸虫病流行社会因素 |
| 四、流行史 |
| 第二节 血吸虫病流行的危害 |
| 一、危害生命,毁灭村庄 |
| 二、影响生育,破坏经济生产 |
| 三、使生活贫困,造成社区恐慌 |
| 第三节 余江疫区的社会状况 |
| 一、政府“缺位” |
| 二、医疗界无奈 |
| 三、富裕阶层缺乏义举 |
| 四、迷信势力趁火打劫 |
| 五、普通民众的挣扎与绝望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建国后余江血防的社会条件、历程与成就 |
| 第一节 余江血防模式生成的社会条件 |
| 一、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需要 |
| 二、发展农村经济的要求 |
| 三、中共领导方式的惯性及时代的产物 |
| 第二节 余江血防历程 |
| 一、调查摸底 |
| 二、制定规划 |
| 三、全面防治 |
| 四、巩固成果 |
| 第三节 余江血防的成就 |
| 一、发明“开新填旧”的灭螺方法 |
| 二、成为第一个消灭血吸虫病的县 |
| 三、长期巩固了血防成果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血防与余江地域政治演化 |
| 第一节 血防成为最大的政治任务 |
| 一、崇高的政治使命 |
| 二、各级领导的持续关注 |
| 三、政府官员深入推进血防工作 |
| 四、历届党委、政府最大的政治任务 |
| 第二节 迅速调动各级组织资源 |
| 一、建立自上而下的防疫系统 |
| 二、建立高效的血防领导工作机制 |
| 三、密集出台政令,使血防工作制度化、法制化 |
| 四、血防领导机构常规化 |
| 第三节 血防为余江争得了多种政治资源 |
| 一、余江“血防圣地”声誉远播海内外 |
| 二、血防改变了余江许多人的政治命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血防与余江地方经济发展 |
| 第一节 艰苦奋斗的血防模式 |
| 一、“勤俭办事”的血防措施 |
| 二、余江血防的产出大于投入 |
| 三、条件困难亦能战胜“瘟神” |
| 第二节 血防与生产相促进 |
| 一、灭螺与水利建设相结合 |
| 二、治病救人与农业生产相结合 |
| 三、灭螺与农业结构调整相结合 |
| 四、粪管、“三光”与农业积肥相结合 |
| 第三节 血防促进余江经济发展 |
| 一、提供大量劳动力 |
| 二、提高农业生产率,改善经济结构 |
| 三、推动旅游业繁荣 |
| 四、促进水利事业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血防与余江文化特色形成 |
| 第一节 从“病态文化”到“健康文化” |
| 一、解放前余江疫区的“病态文化”表征 |
| 二、血防胜利后余江“健康文化”出现 |
| 第二节 血防对余江地域文化的塑造 |
| 一、中共对余江血防文化的建构 |
| 二、血防引起余江地域文化转变的原因 |
| 第三节 余江血防文化的繁荣 |
| 一、新闻报道宣传和学术论文 |
| 二、血防文学和史学 |
| 三、建立纪念馆——血防文化的物质载体 |
| 四、经常性的血防纪念活动 |
| 第四节 余江地域文化之魂:血防精神 |
| 一、余江血防精神的内涵 |
| 二、余江血防精神对地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血防与余江地域社会关系改善 |
| 第一节 党和政府:为了群众、依靠群众 |
| 一、耐心做群众的思想工作 |
| 二、积极做好群众动员工作 |
| 三、把血防知识和技术交给群众 |
| 四、建立群众性的血防队伍 |
| 第二节 血防人员:救死扶伤、认真履责 |
| 一、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号召 |
| 二、解病人之所难 |
| 三、吃苦耐劳 |
| 四、把病人当亲人 |
| 第三节 人民群众:积极参与、自觉血防 |
| 一、积极参加治疗,感恩政府 |
| 二、积极参加灭螺运动 |
| 三、积极开展“两管”工作 |
| 四、自觉开展环境改造 |
| 第四节 良好社会关系的形成 |
| 一、干部、技术人员与群众三结合 |
| 二、多部门联合血防 |
| 三、官民同心,群防群控局面的出现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血防与余江生态环境变化 |
| 第一节 虫-人-环境构成的“生态环境系统” |
| 一、血吸虫及其生命周期 |
| 二、血吸虫的“终宿主”:人或哺乳动物 |
| 三、血吸虫的“中间宿主”:钉螺 |
| 四、血吸虫病的传播媒介——疫水 |
| 第二节 余江血防“环改”特点及其对环境优化 |
| 一、余江“环改血防”的主要措施 |
| 二、血防与余江生态环境的优化 |
| 第三节 余江血防模式的推广及其带来的环境问题 |
| 一、余江血防模式在鄱阳湖地区的推广 |
| 二、余江血防模式带来的环境问题 |
| 三、未来湖沼型疫区血防策略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附录1 |
| 附录2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5）南京地区日本血吸虫病的流行病学调查及其基于血清差异多肽检测方法的建立与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符号说明 |
| 前言 |
| 第一章 血吸虫病研究概况与防治技术进展 |
| 1 血吸虫与钉螺 |
| 1.1 血吸虫的发现及其病原学 |
| 1.2 血吸虫生活史 |
| 1.3 吸虫病分布流行 |
| 1.4 血吸虫传播流行的中间宿主 |
| 2 血吸虫病防治技术 |
| 2.1 血吸虫病诊断与预警 |
| 2.2 血吸虫病治疗研究进展 |
| 2.3 我国血吸虫病防治现状与进展 |
| 参考文献 |
| 第二章 南京地区钉螺及其尾蚴感染的抽样调查 |
| 1 材料 |
| 2 方法 |
| 3 结果 |
| 4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三章 南京地区人与家畜感染日本血吸虫的抽样调查 |
| 1 材料 |
| 2 方法 |
| 3 结果 |
| 4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第四章 基于血清差异多肽检测日本血吸虫病方法的建立 |
| 1 材料 |
| 2 方法 |
| 3 结果 |
| 4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五章 血清差异多肽检测法在实验小鼠模型的应用 |
| 1 材料 |
| 2 方法 |
| 3 结果 |
| 4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第六章 血清差异多肽检测法在血防“哨鼠”预警上的应用 |
| 1 材料 |
| 2 方法 |
| 3 结果 |
| 4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七章 血清差异多肽检测法在鉴别晚血病人上的应用 |
| 1 材料 |
| 2 方法 |
| 3 结果 |
| 4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总结 |
| 附表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申请专利及专著 |
（6）贵池县血吸虫病防治研究（1950-196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思路和创新之处 |
| 四、相关问题说明 |
| 第一章 贵池县血吸虫病流行概况 |
| 第一节 贵池县血吸虫病疫情 |
| 一、流行范围、螺情及流行区分布 |
| 二、人群感染率 |
| 第二节 血吸虫病流行因素 |
| 一、自然因素 |
| 二、社会因素 |
| 第三节 血吸虫病危害性 |
| 一、危害生命健康 |
| 二、阻碍人口增长 |
| 三、人口结构失衡 |
| 四、危害农业生产 |
| 五、制约社会经济发展 |
| 第二章 贵池县血防工作部署 |
| 第一节 调查摸底到发动群众(1950-1956) |
| 一、调查摸底 |
| 二、发动群众 |
| 第二节 全面防治到“血防大跃进”(1957-1961) |
| 一、全面防治 |
| 二、“血防大跃进” |
| 第三节 补短补差到重点突破(1962-1965) |
| 一、补短补差 |
| 二、重点突破 |
| 第三章 防治措施的实施 |
| 第一节 预防措施 |
| 一、宣传教育 |
| 二、疫情调查 |
| 三、灭螺工作 |
| 四、“两管”工作 |
| 五、个人防护 |
| 第二节 治疗措施 |
| 一、患者治疗 |
| 二、病牛治疗 |
| 第四章 贵池县血防成果及历史经验 |
| 第一节 血防成果 |
| 一、疫情得到控制 |
| 二、综合效益显现 |
| 第二节 历史经验 |
| 一、建立高效的领导机构是血防工作的组织保障 |
| 二、农业集体化推动了血防工作的开展 |
| 三、统筹协调有助于血防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
| 第三节 几点反思 |
| 一、缺乏经验,存在行动的曲折性 |
| 二、顾此失彼,存在效果的差异性 |
| 三、防不胜防,存在疫情的反复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7）洞庭湖区生态的政府治理机制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预期创新点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主要的创新点 |
| 第2章 湖泊流域生态的政府治理机制内涵与运行结构 |
| 2.1 湖泊流域生态政府治理的基本内容 |
| 2.1.1 湖泊流域生态的特征分析 |
| 2.1.2 湖泊流域生态政府治理的内容与要求 |
| 2.2 湖泊流域生态政府治理机制的内涵及其功能 |
| 2.2.1 湖泊流域生态政府治理机制的内涵 |
| 2.2.2 湖泊流域生态政府治理机制的功能分析 |
| 2.3 湖泊流域生态政府治理机制的分析要素 |
| 2.3.1 湖泊流域生态政府治理主体 |
| 2.3.2 湖泊流域生态政府治理结构 |
| 2.3.3 湖泊流域生态政府治理模式 |
| 2.3.4 湖泊流域生态政府治理评价 |
| 2.4 湖泊流域生态政府治理机制的运行结构分析 |
| 2.4.1 湖泊流域生态政府治理的目标生成机制 |
| 2.4.2 湖泊流域生态政府治理的责任履行机制 |
| 2.4.3 湖泊流域生态政府治理的资源保障机制 |
| 2.4.4 湖泊流域生态政府治理的绩效评价机制 |
| 2.5 湖泊流域生态政府治理机制的理论依据 |
| 2.5.1 公共治理理论 |
| 2.5.2 公共产品理论 |
| 2.5.3 新区域主义理论 |
| 2.5.4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第3章 洞庭湖区生态政府治理机制运行的成效与问题分析 |
| 3.1 洞庭湖区基本概况与生态总体特征分析 |
| 3.1.1 洞庭湖区基本情况 |
| 3.1.2 洞庭湖区生态资源构成 |
| 3.1.3 洞庭湖区生态环境总体特征分析与评价 |
| 3.2 洞庭湖区生态政府治理机制运行取得的主要成效 |
| 3.2.1 生态治理意识得到强化 |
| 3.2.2 生态治理制度逐步完善 |
| 3.2.3 生态治理机构开始设立 |
| 3.2.4 生态治理体系初步构建 |
| 3.2.5 生态治理效果明显好转 |
| 3.3 洞庭湖区生态政府治理机制运行面临的突出问题 |
| 3.3.1 洞庭湖区生态政府治理履行机制不科学 |
| 3.3.2 洞庭湖区生态政府治理合作机制不通畅 |
| 3.3.3 洞庭湖区生态政府治理保障机制不健全 |
| 3.3.4 洞庭湖区生态政府治理评价机制不合理 |
| 3.3.5 洞庭湖区生态政府治理责任机制不完善 |
| 3.4 洞庭湖区生态政府治理机制运行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
| 3.4.1 政绩观念偏差 |
| 3.4.2 制度建设滞后 |
| 3.4.3 体制机制缺陷 |
| 3.4.4 政府监督不严 |
| 第4章 洞庭湖区生态的政府治理机制个案分析——以湖区生物生态型灾害治理为例 |
| 4.1 洞庭湖区生物生态型灾害政府治理机制建设的成功经验 |
| 4.1.1 构建了生物生态型灾害治理的预防预警机制 |
| 4.1.2 优化了生物生态型灾害治理的应急处置机制 |
| 4.1.3 完善了生物生态型灾害治理的善后保障机制 |
| 4.1.4 强化了生物生态型灾害治理的责任追究机制 |
| 4.1.5 确立了生物生态型灾害治理的灾后评估机制 |
| 4.2 洞庭湖区生物生态型灾害政府治理机制建设存在的问题 |
| 4.2.1 生物生态型灾害治理意识观念有待加强 |
| 4.2.2 生物生态型灾害治理体制机制尚未健全 |
| 4.2.3 生物生态型灾害治理经费保障支持不足 |
| 4.2.4 生物生态型灾害治理基础能力严重落后 |
| 4.2.5 生物生态型灾害治理制度建设较为滞后 |
| 4.3 洞庭湖区生物生态型灾害政府治理机制建设的目标要求 |
| 4.3.1 重视生物生态型灾害治理预防预警机制 |
| 4.3.2 完善生物生态型灾害治理应对处置机制 |
| 4.3.3 健全生物生态型灾害治理信息沟通机制 |
| 4.3.4 实施生物生态型灾害治理绩效评价机制 |
| 4.3.5 构建生物生态型灾害治理问责追责机制 |
| 第5章 国内外湖泊流域生态政府治理的经验与启示 |
| 5.1 国外湖泊流域生态政府治理的典型经验 |
| 5.1.1 日本“琵琶湖”政府治理的典型经验 |
| 5.1.2 北美“五大湖”政府治理的典型经验 |
| 5.1.3 欧洲“莱茵河”政府治理的典型经验 |
| 5.2 国内湖泊流域生态政府治理的案例考察 |
| 5.2.1“鄱阳湖流域”生态政府治理的主要做法 |
| 5.2.2“云南滇池”生态政府治理的主要做法 |
| 5.2.3“珠江流域”生态政府治理的主要做法 |
| 5.3 国内外湖泊流域生态政府治理的基本启示 |
| 5.3.1 强化生态理念是生态政府治理机制建设的价值导向 |
| 5.3.2 完善制度体系是生态政府治理机制建设的前提基础 |
| 5.3.3 加强府际合作是生态政府治理机制建设的内在要求 |
| 5.3.4 构建责任体系是生态政府治理机制建设的制度保障 |
| 第6章 推进洞庭湖区生态政府治理机制建设的对策建议 |
| 6.1 洞庭湖区生态政府治理机制建设的价值理念与目标导向 |
| 6.1.1 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指导突出湖区政府生态治理职能 |
| 6.1.2 以责任政府构建为导向明确湖区政府生态治理责任 |
| 6.1.3 以坚持绿色发展为路径重构湖区政府政绩评价标准 |
| 6.1.4 以发展生态经济为核心着力环湖区生态经济带建设 |
| 6.2 优化洞庭湖区生态政府治理的实施推进机制 |
| 6.2.1 明确湖区生态政府治理的责任主体 |
| 6.2.2 规范湖区生态政府治理的任务要求 |
| 6.2.3 强化湖区生态政府治理的职能履行 |
| 6.2.4 严格湖区生态政府治理的执行监督 |
| 6.3 构建洞庭湖区生态政府治理的府际协同机制 |
| 6.3.1 建立湖区生态治理府际沟通协调机制 |
| 6.3.2 建立湖区生态治理府际利益整合机制 |
| 6.3.3 建立湖区生态治理府际信息共享机制 |
| 6.3.4 建立湖区生态治理府际法律约束机制 |
| 6.4 健全洞庭湖区生态政府治理的支持保障机制 |
| 6.4.1 完善湖区生态政府治理的政策法规体系 |
| 6.4.2 加大湖区生态政府治理的财政支持保障 |
| 6.4.3 提升湖区生态政府治理的人才技术水平 |
| 6.4.4 推动湖区生态政府治理的社会参与机制 |
| 6.5 创新洞庭湖区生态政府治理的绩效评价机制 |
| 6.5.1 完善湖区生态政府治理多元评价主体 |
| 6.5.2 科学遴选湖区生态政府治理评价指标 |
| 6.5.3 合理优化湖区生态政府治理评价方法 |
| 6.5.4 严格运用湖区生态政府治理评价结果 |
| 6.6 完善洞庭湖区生态治理政府的责任追究机制 |
| 6.6.1 湖区生态政府治理责任追究实施原则依据 |
| 6.6.2 严格湖区生态政府治理责任追究认定机制 |
| 6.6.3 强化湖区生态政府治理责任追究问责机制 |
| 6.6.4 完善湖区生态政府治理责任追究救济机制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8）《血吸虫病控制和消除》（GB 15976-2015）与《血吸虫病诊断标准》（WS 261-2006）的跟踪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2 研究目的 |
| 3 研究内容 |
| 4 技术路线图 |
| 参考文献 |
| 第一部分 寄生虫病标准跟踪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
| 引言 |
| 1 内容与方法 |
| 2 结果 |
| 3 指标赋分 |
| 4 讨论 |
| 5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血吸虫病控制和消除》(GB 15976-2015)的跟踪评价研究 |
| 引言 |
| 1 材料和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4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三部分 《血吸虫病诊断标准》(WS 261-2006)的跟踪评价研究 |
| 引言 |
| 1 材料和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4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研究总结 |
| 创新点 |
| 不足和展望 |
| 附录 |
| 附录一 第一轮专家咨询表 |
| 附录二 第二轮专家咨询表 |
| 附录三 《血吸虫病控制和消除》(15976-2015)跟踪评价问卷调查表 |
| 附录四 《血吸虫病诊断标准》(WS 261-2006)跟踪评价问卷调查表 |
| 在学期间发表文章 |
| 致谢 |
| 附件 |
（9）四川省血吸虫病流行区传染源控制策略实施现状及障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1 研究背景 |
| 2 研究目标 |
| 3 技术路线图 |
| 参考文献 |
| 第一部分 四川省血吸虫病疫情及传染源控制综合措施实施情况的分析 |
| 1 材料与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中国血吸虫病防治策略演变的文献计量学研究 |
| 1 内容与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三部分 四川省“以传染源控制为主”的血吸虫病综合防治策略实施中存在的障碍因素的研究 |
| 1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第四部分 全文小结 |
| 致谢 |
| 附件 |
| 附表一 |
| 附表二 |
| 附表三 |
| 附件四 |
（10）云南高原山区血吸虫病综合防治效果评价及主要传染源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目标 |
| 3.技术路线 |
| 第一部分 云南高原山区以传染源控制为主的血吸虫病综合防治效果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
| 1.前言 |
| 2.研究内容和方法 |
| 3.结果 |
| 4.讨论 |
| 5.结论 |
| 6.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
| 第二部分 云南高原山区血吸虫病主要传染源调查 |
| 1.前言 |
| 2.研究内容和方法 |
| 3.结果 |
| 4.讨论 |
| 5. 结论 |
| 6. 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
| 全文总结 |
| 参考文献 |
| 发表论文 |
| 附录 |
| 致谢 |
四、对我省当前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几点建议（论文参考文献）
- [1]血吸虫病流行的评估与预测预警研究[D]. 甘秀敏. 华中科技大学, 2011(10)
- [2]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运动研究（1949-1966年）[D]. 施亚利. 南京大学, 2013(05)
- [3]江西的血吸虫病与地方社会 ——以民国时期及1950年代为考察时限[D]. 肖建文. 江西师范大学, 2006(12)
- [4]疾病防控与地域社会变迁 ——以建国后余江县血防为中心[D]. 万心. 上海师范大学, 2017(05)
- [5]南京地区日本血吸虫病的流行病学调查及其基于血清差异多肽检测方法的建立与应用[D]. 黄玉政. 扬州大学, 2016(02)
- [6]贵池县血吸虫病防治研究（1950-1965）[D]. 俞凌欣. 安徽大学, 2019(07)
- [7]洞庭湖区生态的政府治理机制建设研究[D]. 柴茂. 湘潭大学, 2016(02)
- [8]《血吸虫病控制和消除》（GB 15976-2015）与《血吸虫病诊断标准》（WS 261-2006）的跟踪评价研究[D]. 庞兴亚.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19(10)
- [9]四川省血吸虫病流行区传染源控制策略实施现状及障碍因素研究[D]. 路龙廷.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14(12)
- [10]云南高原山区血吸虫病综合防治效果评价及主要传染源调查[D]. 邵宗体. 大理学院, 20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