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王泽光同志意见的答复（论文文献综述）
郑祥文[1]（2021）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党内纪律惩处实践及其历史启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
刘广利[2]（2021）在《黑土地上的歌吟 ——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结合东北地域文化精神,考察了东北地区散文的发展历程,对东北文化“场域”与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的关系作了揭示,并从多个角度对新时期以来的东北散文进行了研究。东北散文的生发演变有迹可循:1919至1931年是东北现代散文的产生和发展期;随后,在历史的风云际会中产生的、伪满时期的沦陷区散文记录了一个时代的面影,东北作家群散文和东北光复后散文则从多个方面丰富了东北现代散文的面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大荒散文和马犁、赵赴的作品为东北文坛增添了风景;新时期以来散文观念的更新又带来东北散文创作面貌的变化。本文在对以上各阶段散文创作的题材内容和审美风格进行考察的同时,阐述了东北地域风光、民俗风情和东北民族文化精神,东北移民文化和被殖民的历史遭遇,当代体制文化,东北地区文学期刊的理论倡导和栏目设置等文化“场域”为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带来的地域文化色彩。在这一基础上,本文从乡土书写的多向性、知识分子散文的文化守望意识、生态关怀、民族情怀等角度对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的思想艺术面貌进行了分析,包括原乡记忆的多维表达、乡土体验的个性化和纵深化,知识分子散文对自我主体性的寻求和独特的精神品位,现代生态伦理的诗意表达,民族文化情结的倾心抒写等。还分别从作家对东北风物习俗的书写和作品中的“生活美学”气息、现代眼光主导的文化思考和建构精神家园的意识、重建生态文明的强烈愿望、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眷恋与寻求等方面,对迟子建、王充闾、胡冬林、鲍尔吉·原野、格致等有代表性的作家的散文创作作了较为详尽深入的分析。此外,本文对东北散文创作的未来进行了展望,指出创作多元化趋势将长期保持,艺术手法的探索将影响创作的面貌,过分强调思想、概念而忽视散文的文学性和美感的状况将得到改变,不迎合、不造作、真实率性地表达自我、抒写性情的写作姿态将普遍形成。同时也指出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创作存在的问题,如东北地区文化创造意识相对薄弱给散文创作与传播带来消极影响,作家成长发展的环境有待于优化等。
李定波[3]（2020）在《“东林”与“阉党”之间 ——王永光与明末党争》文中认为以往对明末的党争研究,通常以东林党与阉党之间的斗争为主线。然而,这种研究并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党争的全貌。概因当时除部分朝臣拥有明确和始终如一的立场外,还有不少朝臣并未刻板地拘泥于门户之见,而是因应形势变化而调整自己的立场,从而,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明末政治局势的发展。王永光就是这类“中立朝臣”的典型人物。王永光,河南长垣人,万历二十年进士,其在明末党争中,可谓“前后若两截”。其入仕之初,在国本之争、起用降级官员等事件上,与东林观点相近,但最终因与浙籍朝臣密切而被弹劾去位;天启初,他为官正直,后因“癸亥南察”与东林观点相左,再次罢归。天启五年,因阉党屡次举荐而起为兵部尚书,其在颂美魏忠贤的同时,又上疏为东林辩护,最终被迫辞职;崇祯初年,又因东林举荐而出任吏部尚书,却与东林发生尖锐对立,进而与周延儒、温体仁合作,促成了东林内阁的倒台,又积极谋划动摇钦定逆案,最终因卷入周、温之间的倾轧而罢官。王永光从“中立不偏”到仇视东林的立场转变,并非以往观点认为的,是因其被东林排挤所致,而是因其自身的选择和东林的偏见共同作用的结果。因其晚年仇视东林,多数史书对其评价不佳。然而,这种评价并不全面、有失客观。以王永光为个案,重新审视明末党争,既有助于全面了解立场迥异的政治势力间的相互博弈、影响,也有益于加深对明末制度的实际运转、个人与党社、大臣与言路等问题的多方位、多角度体悟。
王明科[4]（2018）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活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中,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党诞生、成长、发展、壮大的见证,也是党面向未来实现新目标、夺取新胜利、铸造新辉煌的保证;而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则是这一重大政治活动的主体,他们以参与者和决策者的政治角色创造历史,也以这样的身份载入史册。从中共一大开始,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便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群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每个重要历史节点上,都发挥着重要的历史作用。而适应不同的历史环境、革命建设任务变化需要,每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微观上,又呈现出不同的结构特点和个体风貌。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着党的建设的不断加强,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全国代表大会制度的不断完善,代表制度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单到规范,从单一到系统的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而且,随着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深入推进,代表制度也需要持续改进和完善,以保证与其所承担的时代使命相适应。考察代表问题的历史发展,探究代表制度建设的未来走向,正是论文致力于研究的核心问题。论文主要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后面部分共分为五章。绪论部分主要介绍和阐述论文的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概念界定及主要文献史料、学术研究的情况、研究思路和方法、创新点和重点难点等。第一章,主要研究中共一大至七大的代表问题。这七次代表大会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按照重要性,代表制度建设的丰富程度,代表人数等方面的差别划分为四节进行阐述。中共一大代表是代表问题的起点,他们不仅参与了早期党组织的建立,而且亲手缔造了中国共产党,在一大召开期间,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创立了代表履职尽责的典范。中共二大是代表制度化的开端,代表中首次出现工人代表,体现了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属性,由于人数较少,代表在大会上承担了各类角色。中共三大、四大期间,代表制度开始具体化,部分地区的代表产生开始采取选举的方式,而围绕着第一次国共合作问题,代表在大会议事时进行了激烈争论,思想分歧开始呈现。中共五大、六大时,面对大革命失败,代表们经历了五大时的迷茫,也经历了六大时的艰辛,在沉痛中反思,在逆境中崛起,开启了对救亡图存道路的新探索。中共七大时,中国共产党已经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全党上下思想空前统一,在这样的形势下,七大代表几经波折,最终共同成就了一次独立自主、团结奋进的代表大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代表问题实践积累了丰富经验。第二章,主要探讨八大至十一大的代表问题。这四次代表大会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召开的,根据历史背景的不同进行分别阐述。八大是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代表大会历史上唯一一次提出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大会。代表在大会上广泛发言,充分行使选举权,提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意见建议。九大、十大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召开,受极“左”思潮影响,在代表推选、代表队伍结构和履职行为方面偏离正确轨道,出现许多偏差。中共十一大虽然没有实现拨乱反正,但对代表制度进行了初步恢复。代表问题在这一期间经历的挫折起伏,恰恰反映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性、根本性作用,对依规治党有重要启示。第三章,主要探讨十二大至十五大的代表问题。这四次代表大会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形成时期召开的,有着拨乱反正、实现党内生活正常化和规范化、不断加强党的建设的独特历史背景。在此期间,代表制度不仅得到恢复,而且实现了发展,特别是党内选举制度的建立,使得代表产生机制更加规范。代表的先进性标准条件不断提升,候补代表被取消,特邀代表设立,台湾省籍党员代表的选举过程更加规范,代表中党员干部比例总体趋于下降,生产和工作一线代表占比不断增加,代表结构更加科学合理。代表问题进入发展和完善的大好时期,无论是制度建设还是实践层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第四章,主要探讨十六大至十九大的代表问题。十六大党章对党的性质进行了新概括,“两个先锋队”的性质定位,对党员结构影响深远。从十六大开始,中央逐渐吸取地方常任制试点经验,探索加强代表制度建设,增强代表联系党员群众、发挥作用的途径,建立了以规范代表问题为核心的党内法规——代表任期制。代表的条件更加与时俱进,新社会阶层和新经济组织党员开始进入代表队伍,代表产生程序步骤更加规范,差额公示展现发扬民主新风貌。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下,代表资格审查在十九大时正向发力,传递了强烈的从严信号;而“党代表通道”的开放,也为代表履职增添了新的平台。第五章,主要对代表制度建设与代表作用发挥的路径选择进行展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承担着为推进伟大事业,进行伟大斗争,实现伟大梦想提供坚强组织保证的重任。在这样的党情国情背景下,代表问题需要立足基础性、长期性和稳定型的本质属性,以全面从严理念为引领,以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要求为指导思想,以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为动力源泉,以发扬党内民主为重要目标,深化代表制度建设,保持代表结构基本稳定,强化对代表政治素质的要求,推进代表提案制的实施,完善代表培训机制,建立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统筹联络代表的日常工作机构,强化代表作用发挥。
周玉文[5]（2018）在《抗战时期毛泽东反投降斗争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指出打击日本侵略者和反投降斗争是抗日战争的一体两面,毛泽东以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担当精神,敏锐观察抗战形势,着手反投降斗争理论的构建,用以指导打击投降主义的伟大实践。毛泽东反投降斗争理论的理论渊源,即马克思主义反投降斗争理论与中华民族发扬民族气节的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反民族投降主义思想主要包括原初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气节,创立了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统一的最高形式,谴责资产阶级丧失民族气节投降的可耻行为,批判各种庸俗的爱国主义,运用阶级分析法,对地主、资本家及走狗和小资产阶级投降采取分类施策的策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民族气节的精神元素,主要包括威武不屈、反抗侵略、和合统一、忧国忧民等,这些基本元素通过数千年的沉淀,已经深深的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抗战时期反投降斗争缘于三方面的因素,日寇的侵略和诱降,英美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绥靖和劝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妥协投降,致使亡国灭种阴霾笼罩中国,抗战局势时刻处于危险境地,因此必须开展反投降斗争。毛泽东的反投降斗争理论包括了六个方面,第一,构建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最大限度的孤立投降派。第二,主张以军事和法制手段打击、威慑和教育投降分子。第三,巩固党的团结统一,为反投降斗争提供组织保证。第四,毛泽东提出了构建心防,占领道德制高点,从精神上鞑伐投降分子。第五,开展外交反投降斗争。第六,发动群众是反投降斗争的最好形式。在毛泽东反投降斗争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开展反投降斗争有序推进,成效斐然。反投降斗争实践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是从1935年1月开始到武汉会战结束,此阶段主要是为反投降斗争做准备,形成反投降斗争形势的基本认识,对投降主义的表现形式、对反投降的基本路径进行了初步探索。第二阶段是汪精卫公开投降至汪精卫建政前夕。此阶段是反投降斗争实践的关键阶段,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全方位的反投降斗争。第一,毛泽东对反投降斗争形势的研判与部署。第二,驳斥汪精卫的投降主义言论。第三,开展军事反投降工作,消灭死心塌地的汉奸,重点开展对伪军的政治攻势。第四,以党的宣传媒体为阵地开展宣传文化战线上的反投降斗争;党的文艺工作者在文艺战线上开展反投降斗争,与日汪的奴化教育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第五,坚决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制造东方慕尼黑阴谋,争取苏联和共产国际等民主进步力量对反投降斗争的理解和支持。第六,开展反投降斗争的群众运动。第七,开展国民参政会平台的反投降斗争。第八,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有力地打击了抗战阵营内的投降暗流。第三阶段汪精卫建政至抗战胜利期间的反投降斗争。汪精卫建政建军增加了反投降斗争的难度,中国共产党反投降斗争的重点有所调整。第一,加强宣传媒体、文艺战线、教育战线的反投降斗争。第二,利用日伪矛盾深入开展伪军工作,大大抵消了日伪的军事优势。第三,继续开展外交战线的反投降斗争,坚决反对美日制造东方慕尼黑阴谋,继续寻求苏联与共产国际等民主进步力量的支持。第四,加强打击投降暗流,使国民党投降反共均不能实现。第五,抗战胜利后坚持除恶务尽的原则揭发、抓捕、审判投降分子,汉奸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毛泽东反投降斗争的理论与实践凸显了鲜明的特色。第一,鲜明的时代性,是马克思主义反投降斗争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成果及应用,同时也是对中华民族关于民族气节优秀传统文化在抗战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第二,彻底的人民性。汪精卫因为叛国投降而被人民抛弃,蒋介石却因限制民众不能获得全面支持,只有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第三,兼具国际性和民族性。表现出驾驭各种反投降斗争的能力。第四,凸显复杂性。主要表现在国际形势扑朔迷离、反投降对象混成难辨、各种矛盾纠缠交织。第五,彰显完美性。与近代史上历次反投降斗争相比、与蒋介石国民党反投降斗争相比均体现了完美性。毛泽东反投降斗争理论与实践的价值审视。第一,历史价值,保证了抗战进行到底并取得最后胜利,完美演绎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为后来的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战争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第二,精神文化价值,铸就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战精神,为探询中华民族反侵略史上精神沉沦与人格沉沦提供了一把钥匙。第三,当代价值,为应对美、日等对中华民族的现实和潜在威胁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绝不妥协的创造了反击美国贸易战的经典范例;为打击“台独”等各种民族分离主义的卖国行径提供了历史启示和借鉴。
刘汉峰[6]（2018）在《张闻天党的建设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张闻天党的建设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体系中的宝贵财富。张闻天是中国共产党着名的理论家,同时又是一段时期内担任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职务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张闻天曾游学美、日、俄,对哲学、心理学、经济学、文学艺术均有涉猎。张闻天的学术背景和积累在中国共产党内是非常少见的。这种经历是张闻天党的建设思想具有独特性、创新性的重要来源。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张闻天思考问题、研究问题有一个重要规律,就是他的一切研究都是围绕着如何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这样一个主题进行的。因此,张闻天研究的对象和范围都有着很强的党的建设属性。即使研究他的经济方面的论着,也可以发现他的研究实际在范畴上属于政治经济关系研究,而最后的落脚点仍然是党的领导、甚至是无产阶级政党理论。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对于这一点而言,目前学界认识并不是很清晰。本文指出并阐明了这一规律,并以“大党建”为框架对张闻天各个时期的思想进行了梳理、归纳,形成了这部论文。张闻天党的建设思想是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逻辑体系。这首先与他的经历是密切相关的。他从莫斯科回国后不久,即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此后长期担任党中央重要领导职务。这个经历使张闻天有条件对中国共产党党内建制进行分析研究,乃至改革完善。所以,对党内建制工作的贡献就是张闻天党的建设思想的第一个重要特点,也是一项开创性工作。张闻天党的建设思想中的第二个特点是在党的价值观念上的突出贡献。这其中包括三个主要方面:民主思想、党群关系思想和党性思想。这三个方面的思想也是张闻天自身行为方式的指南和写照,在共产党人中可以说是知行合一的典范。具体看这三个方面是这样的:张闻天党内民主思想的最大特点是在他作为党中央总负责人的位置上党内开始形成了集体领导模式。这个模式的形成一方面是党内民主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这个模式为中国共产党取得民主革命的成功贡献了极为重要的力量,因此这个模式逐步发展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和重要历史经验中的重要部分。张闻天党群众关系思想是一个比较严整系统的思想系统。他从党的学说的角度对党与群众关系进行了定位。他的“领导群众论”涉及了党中央后来总结提出的群众观点的重要内容。与其他领导人不同的是,张闻天提出了群众的民主权益问题。这比一般性地论述关心群众生产生活显然是深入了一个大的层级。此外,他对党的策略与群众、实际之间的关系阐述也很有新意。这说明他对实际的认识既体现了事物的客观规律的一面,也强调了人的客观规律的一面。这也是张闻天党群观与众不同之处。至于张闻天的党性思想,则是与他的民主思想与党群关系思想密切相关的。正是由于张闻天具有很高的民主素养和群众观念,所以他的党性素养和党性观念都是很强的。这个强的一面不仅仅是通过思想,而很多是通过行动表现出来的。张闻天始终能够做到“知行合一”,他的行为与他的思想始终是统一的,这也就形成了他鲜明的“政治人格”,这也是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基本修养。自从教条主义转变到正确路线上来以后,他在政治上始终保持了比较清醒的认识,这与他的政治人格有很大关系,亦与其党性修养有很大关系。张闻天党的建设思想中的第三个特点是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做出了独特贡献。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这两大理论是党的建设理论体系的基石。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成功地走出一条适合自身实际的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路,没有对这两个理论的科学认识是不可想象的。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而言,本文从区分这一理论形成的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出发,分析了这一理论形成的过程。从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出,张闻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同毛泽东等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对这个理论的形成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应该说,张闻天的贡献是独特的。张闻天在这个理论形态形成的过程中,无论在思想理论还是在实际行动上都发挥着其他人难以替代的作用。这正是张闻天的历史价值和责任所在。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而言,如何科学认识无产阶级专政,是张闻天对党的基础理论做出的一个重大贡献。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无产阶级领导全体人民向共产主义迈进过程中的历史阶段的基本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组成部分。无产阶级专政期间要解决好社会发展中的矛盾运动,抓住社会发展中的主要矛盾才能为向共产主义过度提供条件、打下基础,因此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认识就是必须聚焦的重大理论问题。张闻天始终坚持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任务,认为党的主要政治任务就是把所有活动集中到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这个目标上。张闻天指出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如果不能迅速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经济,就不可能是巩固的。为了阐释这个原理,张闻天对生产关系两重性进行精彩地分析。这个分析是对马克思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的进一步深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科学诠释。这对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认识、发展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具有重要意义。张闻天党的建设思想贡献的这些特点用通俗一点的语言归纳出来,就是“一二三”,即一个建制问题,两个重大理论问题,三个基本观念问题。“一二三”既是张闻天革命思想的核心内容,又是一个相对而言比较严整的党的建设框架下的思想理论体系。正因为张闻天党的建设思想的特殊贡献和价值,因而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在最后一部分关于张闻天党的建设思想当代价值和启示中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要始终牢牢把握理论创新和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问题。只有做到这两点,才能保证党的建设始终保持生机勃勃。总之,张闻天党的建设思想是具有非常独特的学术研究价值的,是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的。张闻天党的建设思想这一份中国共产党内难得的思想养料,是永远值得崇敬的。
舒中民[7]（2017）在《非常市长(长篇小说连载)》文中提出上期内容提要:即将开工的高铁线路计划从巴戎市经过,围绕着高铁建设工程的招投标,各方利益集团明争暗斗,贪腐官员、不法商人,均欲染指其中。市长肖志铭上任伊始就面临复杂的局面,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一个巨大阴谋的漩涡。他的副手对市长之位觊觎已久,四处散布政府要克扣土地补偿金的谣言,煽动高铁沿线村民上访,还想方设法在省委领导层制造对肖志铭不信任的气氛,企图夺取高铁建设工程的指挥权,为自己攫取最大利益。一个上访女子的死亡案,终于把肖志铭推上风口浪尖……
王承庆[8]（2016）在《中共早期军事领导与指挥权流变研究（1925-1935）》文中研究说明军事指挥不仅关系战争胜负全局,而且对于军队建设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大革命时期,中共没有创建自己的军队,但仍在中央和省委层面建立了军事工作机构。土地革命前期,中共逐渐加强对武装斗争的领导,进行了一系列将军事指挥"集权于中央"的努力和尝试,并逐步将军事指导重心向革命根据地转移,标志着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向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转变。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南昌起义过程中,中共对建立什么样的领导指挥机构,进行了谨慎研究和初步探索。秋收起义时,中共湖南省委成立前敌委员会,作为起义领导机关;"三湾改编"从组织上建立起中共对军队实施领导的原则和制度,改变了旧式军队的习气和农民的散漫作风;前委先后清除了余洒度、苏先俊、张浩等旧式军官的军事指挥权,使这支队伍在组织体制上与旧的军阀部队和国民党军队产生本质区别。广州起义,始终未建立起有效的军事指挥系统,起义总指挥叶挺受到多方掣肘,不能独立行使指挥权,导致起义最终失败。井冈山会师,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红四军、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的发展演变,成为中共军队历史沿革的主脉。在这一过程中,红四军军委与前委发生争权,实质是党的领导与指挥权之争。古田会议为持续近一年的"朱毛之争"划上句号,毛泽东领导的前委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在红四军中的领导地位得以确立。然而红军的渐次扩大,使集中领导和统一指挥出现本质上莫及之势。于是总前委应运而生,并成为中央苏区的最高领导机关。苏区中央局取代总前委,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但接着又在前方作战指挥权与后方党的领导权之间产生争论,最后以中革军委作为最高指挥机构,实行靠前指挥而告一段落。争论虽然平息了,但带来的不是稳定,而是红军作战的迭次失败,表明指挥机构中"人"才是决定性因朱素。一个政党和一支军队的领导指挥机构能不能有效运转,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机构内部的思想能不能统一、路线能不能一致。本文从领导指挥机构内部思想分歧和路线斗争的视角,对革命与战争背景下的富田事变进行了个案研究,得出富田事变发生的深层原因,并不是肃AB团的扩大化问题,而是中央苏区最高领导层内部斗争的结果,是毛泽东正确路线与江西省行委盲目执行中央"左"倾错误路线之间激烈斗争的结果。而这种思想分歧和路线斗争又恰恰发生于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前夕,对根据地反"围剿"准备产生了直接负面影响,如不能断然处置和采取及时补救措施,将可能造成反"围剿"全局的失败。在这种情况下,肃AB团扩大化就具有了某种可理解的"合理性",并成为引发富田事变的导火索。为确保反"围剿"作战的全局胜利,毛泽东对富田事变作出及时处置,无异于"壮士断腕"。红军长征是中共军队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迁徙,也是中共最高领导层内部斗争最激烈、变换最频繁、影响最深远的重要时期。长征出发前成立的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其本质是"2+1",是对周恩来的重新起用。以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组成的中央队"三人小组",与博古、李德为首的"左"倾路线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通过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到遵义会议时取消了"三人团",初步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关于"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的争论,实质是党的领导和红军指挥权之争,并一度造成两大主力红军暂时分离。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主力先行到达陕北,成立新的"西北军委",在性质上履行"中央军委"的职能,但在现实上又不具备指挥全国红军的能力和手段。"西北军委"与张国焘为首的"中革军委"之争,实质是关于正统地位之争,最后统一到扩大的"中革军委",标志着毛泽东核心领导地位的最终确立。
孙贝贝[9]（2016）在《河南禹县中学“宋北方事件”研究》文中指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极为重视党员干部的作风建设和密切联系群众工作,鼓励人民群众批评揭发党政人员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树立了崇高的威信和良好的形象,更加巩固了其执政地位和合法性基础。为继续保持共产党员的纯洁性,针对党政干部中存在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和压制批评、压制民主等恶劣作风,中共中央相继开展了“三反”和“新三反”运动,进行坚决的毫不留情的打击和惩处。河南禹县中学生宋北方等在有关学生投稿、辞退学校理发工人、县委干部在中学找对象等问题上,对学校和中共禹县县委领导压制批评、压制民主和违法乱纪等行为开展了一系列斗争,但是遭到了中共禹县县委、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禹县县委和禹县中学等有关单位领导人员连续的报复和打击,1952年7月,宋北方受到团县委和学校开除团籍和学籍的处分。宋北方被迫失学,先后辗转团河南省委和中南工委等有关部门进行申诉,请求上级领导上予以调查处理。虽然中南工委、团河南省委、团许昌地委等部门数次要求禹县县委妥善处理此一问题,但由于中共禹县县委和团禹县县委的消极抵制,宋北方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1953年1月,宋北方到达北京,找到教育部高教司和团中央进行申诉,团中央极为关怀和重视这一问题,立即协同团河南省委、团许昌地委、团禹县县委等有关部门组成调查组于1月26日驻入禹县进行调查研究。经过八天的调查了解,2月4日,调查组整理出《禹中“宋北方事件”的调查材料》,终于使这一案情大白。1953年3月3日,《中国青年报》详细叙述了宋北方事件的原委,并刊登了宋北方本人的陈述文章。1953年4月13日《河南日报》公开发表了《中共河南省委严肃处理宋北方事件开除戴光、王正刚、张耀华出党》的决定,并配发了《把敢于对批评者实行迫害报复的坏分子清除出党》的社论,这一事件得到了严肃的处理。此即为当时轰动河南、轰动全国的“宋北方事件”。
高天鼎[10]（2015）在《胡耀邦与新时期平反冤假错案研究》文中提出探索人类的发展道路,意味着不断地试错和纠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共产党国家都曾发生过的大规模冤假错案的现象。正如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给美国工人通信中所讲的：“历史活动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必然有曲折,有迂回,甚至要付出重大牺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同样充满了艰难曲折。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时期,曾造成过许多冤假错案。从历史上讲,形成冤假错案的原因很多,对于以实现共产主义为革命目标的共产党人,更有其历史探索的特殊性。如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高度集中的制度弊端,激进的阶级斗争思潮等等,都是产生众多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错误是难免的,关键是如何纠正这些错误,防止再发生这些错误。小至政党、团体,大至民族、国家,都是在认识错误和纠正错误中走向成熟的,可以说,纠错是一项完成其成人礼的活动。纠错活动最主要的政治标志,就是清理和纠正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平反冤假错案不仅表现了领导集团具有拨乱反正的睿智和决心,更是对历史负责的郑重态度,也是政治上走向成熟,制度上走向完善,国家政治生活走向民主化和法治化的前提条件。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中,不断纠正了一些历史上的错误,平反了一些冤假错案,并逐渐形成了一套纠错机制——干部监督制度和干部审查制度。但是,由于民主建设的滞后,这套纠错制度是很不完善的,不仅长期遗留了许多未解决案件,而且还不断积累了许多新的案件。特别是建国以后,由于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政治运动接连不断,以致造成错误的叠加,旧案未销,新案又起,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更是把“左”倾路线发挥到了极致,破坏了本不健全的民主法制,造成了全社会的迫害狂潮。政治迫害的范围,上至国家主席,下到普通百姓,多达一亿人之众,冤假错案遍布全国。在“文革”结束后,能否彻底解决这些冤假错案的问题,就成为中共能否成功实现历史转折的关键。毛泽东去世之后,继任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华国锋等人采取非常手段,一举抓捕了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为了实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华国锋一方面积极推动落实干部政策,让一批老干部复出,重回领导岗位,为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创造了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华国锋又要强调他的继承毛泽东遗志的政治正当性,不能大刀阔斧地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汪东兴还给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设置了“两个凡是”的藩篱。历史转折时期,需要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在这种“乍暖还寒”的背景下,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与随后的中组部部长的任上,率先吹响了拨乱反正的号角,推动全党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开展。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是拨乱反正实现历史转折的重要内容。首先,“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突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推动落实干部政策转变为平反冤假错案,并取得初步进展；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进入高潮,形成了层层部署、逐级负责,专门机构与有关部门积极配合,全党上下一起动手的局面。到1982年底,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基本完成；中共十二大以后,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继续深入,重点转为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至中共十三大之前,过去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积案得到了全面清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完成。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历时十年之久,清理的大量案件不可胜数。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全力支持,各部门各单位密切配合,数以十万计的一线干部积极努力,保证了平反冤假错案的顺利开展。平反冤假错案的部署,是有重点分阶段展开的：首先解决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穿插处理“文化大革命”前和建国前的历史案件。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冤假错案平反工作基本完成后,重点处理历史遗留问题。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一些重大案件和重要人物的平反工作,做过多次结论。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完成,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在新时期平反冤假错案的历史进程中,胡耀邦功不可没。1977年后,胡耀邦历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中组部部长、中纪委第三书记、中央秘书长、中宣部部长、中共中央总书记等职,先后主持中组部、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日常工作,曾亲自主持平反一大批冤假错案,批示解决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尤其是在他其主持中组部工作期间,为平反冤假错案做了大量基础性和开拓性工作。后来在中央领导岗位上,胡耀邦也一直关注并指导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进程,参与领导制订了《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参与指导了对林彪、“四人帮”集团的“两案”审判工作,为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开展扫清了障碍。除此之外,胡耀邦还关注许多具体案件,作出了许多指示,为一大批遭受冤屈和迫害的老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本研究共包括绪论、正文、结语和附录四部分。绪论部分：主要介绍本研究的选题意义,梳理20多年来关于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的主要研究成果,进行重点专题的综合分析,指出目前学界研究中的不足之处,并明确本研究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正文部分：共有五章。第一章重点介绍“文化大革命”及之前中共党史上一些重大冤假错案的形成和中共为此而开展的三次大范围的纠正工作；第二章主要内容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政治形势,华国锋和中共中央的政治态度,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的背景,以及从落实干部政策转向平反冤假错案的变化。第三章主要内容是：1977年到1978年期间,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和中组.部部长任上,为平反冤假错案、重新确立全党思想路线的推动作用,在组织领导平反工作中取得的初步进展,以及他在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为推动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努力。第四章的主要内容是：胡耀邦参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参与领导“两案”审判工作等。在此前后,平反冤假错案全面展开,为刘少奇、瞿秋白、习仲勋等中共高级领导人恢复了名誉,为全国各地各部门包括民族地区在内的一些重大事件作了平反决定。在此基础上,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第五章主要内容是：处理地下党、肃反、肃托等建国前历史积案,由政法系统经办的一些冤假错案,“文革”重灾区广西壮族自治区“文革遗留问题处理”等,以及全国范围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完成情况。结语部分：分析了平反冤假错案与拨乱反正,实现历史转折的关系。中共在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过程中,对左倾路线有了更深刻认识,使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成为全党和全民的共识。
二、对王泽光同志意见的答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对王泽光同志意见的答复（论文提纲范文）
（2）黑土地上的歌吟 ——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与研究现状 |
| 二、研究内容与方法 |
| 第一章 时代风云中的心灵变奏——对东北散文的一种“史”的考察 |
| 第一节 东北现代散文的发展历程 |
| 一、1919—1931:东北现代散文的产生与发展 |
| 二、伪满时期沦陷区散文 |
| 三、流亡者的歌哭:东北作家群的散文 |
| 四、东北光复后的散文 |
| 第二节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东北散文 |
| 一、“大我”语境中的多样化抒写 |
| 二、北大荒散文和马犁、赵赴的散文 |
| 第三节 新时期以来的东北散文 |
| 一、散文观念更新下的创作态势 |
| 二、东北各地区的散文创作群体 |
| 第二章 新时期以来东北文化“场域”下散文的地域性特征 |
| 第一节 东北地域风光与民族文化在散文中的彰显 |
| 一、东北自然地理风光的文本呈现 |
| 二、东北民族文化特征及精神气质的文本呈现 |
| 第二节 移民文化和殖民文化在散文中的映现 |
| 一、“流人”“闯关东”历史记忆的表达 |
| 二、对被殖民遭遇的回望与凝思 |
| 第三节 当代体制文化对东北散文的影响 |
| 一、“共和国长子”与当代体制文化的关系 |
| 二、对体制文化某些弊端的文学反思 |
| 第四节 东北文学期刊对散文创作的引导 |
| 一、“东北文学”的倡导与创作实践的自觉 |
| 二、栏目导向与散文题材的地域性 |
| 第三章 乡土书写的多向性 |
| 第一节 原乡记忆的多维表达 |
| 一、东北民俗风情的文本呈现 |
| 二、对童年生活和故乡人物的追忆 |
| 第二节 从历史到哲思:乡土体验的个人化和纵深化 |
| 一、对东北历史文化命脉的理性刺探 |
| 二、以东北典型农作物意象为核心的乡土哲思 |
| 第三节 迟子建散文:朝向故乡的深挚恋歌 |
| 一、童年经历与创作主体思想性格、情感取向 |
| 二、以黑土地风物习俗为载体的故乡抒情 |
| 三、蕴含着“生活美学”的乡土书写 |
| 第四章 知识分子散文的文化守望意识 |
| 第一节 知识者文化身份的想象与表达 |
| 一、当代主流意识形态对东北文化的干预和形塑 |
| 二、知识分子散文自我主体性的寻求与持守 |
| 第二节 知识分子散文的独特精神品位 |
| 一、渗透于知识表述的知识个性 |
| 二、知识分子文化理想的表达 |
| 第三节 王充闾散文:知识者对精神家园的建构 |
| 一、现代眼光主导的文化思考 |
| 二、交织着启蒙意识的心路历程 |
| 三、源于浓烈书卷气的独特文调 |
| 第五章 东北散文的生态关怀 |
| 第一节 生态散文:大工业时代的“意义化写作” |
| 一、生态危机与生态散文创作 |
| 二、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对生态问题的思考 |
| 第二节 现代生态伦理的诗意表达 |
| 一、对自然生命的深切关爱 |
| 二、写“物”:发掘万象的盎然生机 |
| 第三节 胡冬林散文:长白山林中的沉潜与呼喊 |
| 一、独异的写作姿态:把书桌搬进森林 |
| 二、鲜明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倾向 |
| 第六章 东北散文的民族情怀 |
| 第一节 鲍尔吉·原野散文对蒙古族文化的守望 |
| 一、草原景色和民族生活的呈现 |
| 二、“怨乡”情结中的文化反思 |
| 第二节 格致散文的满族文化情结 |
| 一、民族归属感的表达 |
| 二、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眷恋与找寻 |
| 结语:无尽的弦歌—对东北散文创作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精神魅力的丰足显现——王充闾访谈录 |
| 附录(二) 学养·情怀·语言——高海涛访谈录 |
| 在读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 后记 |
（3）“东林”与“阉党”之间 ——王永光与明末党争（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ar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对象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对象 |
| (三)概念界定 |
| 二、相关研究成果 |
| (一)关于王永光的研究成果 |
| (二)明末党争的相关研究 |
| 三、研究重点、难点、创新点 |
| 第一章 王永光家世与早期仕宦 |
| 第一节 家世 |
| 一、祖辈 |
| 二、家庭成员、姻戚 |
| 第二节 出仕背景 |
| 第三节 国本之争中的中书官 |
| 第四节 “士论所归”的吏部司官 |
| 第五节 短暂抚浙 |
| 第二章 王永光与天启朝党争 |
| 第一节 王永光与泰、天之际的朝事 |
| 一、为官持正 |
| 二、对“经抚之争”、“三案”的态度 |
| 第二节 围绕“癸亥南察”的党争 |
| 一、处分王允成、李希孔、王象春 |
| 二、范醇敬、范得志事件 |
| 三、被李应升弹劾 |
| 四、“癸亥南察”曲直考论 |
| 第三节 魏忠贤窃柄时期的王永光 |
| 一、忤东林被起用 |
| 二、颂珰请封 |
| 三、谏遣镇守内臣 |
| 第四节 王恭厂、朝天宫灾 |
| 一、王恭厂灾 |
| 二、朝天宫灾 |
| 三、王恭厂、朝天宫灾对天启朝晚期政局的影响 |
| 第三章 王永光与崇祯朝党争(上) |
| 第一节 崇祯初的“邪正之争” |
| 一、阉党的顽抗 |
| 二、争击刘鸿训 |
| 第二节 “阁讼事件”前的王永光 |
| 一、出任吏部尚书 |
| 二、履任之初的作为 |
| 第三节 王永光与“钱谦益阁讼”事件 |
| 一、阁讼事件的背景 |
| 二、钱千秋是否到官 |
| 三、王永光立场转变 |
| 四、“阁讼”余波 |
| 五、“阁讼事件”的影响 |
| 第四节 王永光与“己巳京察” |
| 一、“己巳北察” |
| 二“己巳南察” |
| 第五节 王永光与《钦定逆案》 |
| 一、王永光是否曾与定逆案 |
| 二、被言官接连弹劾 |
| 三、被吴甡揭露媚珰、颂珰 |
| 第四章 王永光与崇祯朝党争(下) |
| 第一节 王永光对“东林”的反击 |
| 一、会推蓟抚事件 |
| 二、起用高捷、史、袁弘勋 |
| 三、反东林团体的形成 |
| 第二节 “己巳之变”与“谋翻逆案” |
| 一、推用刘策、王元雅之失 |
| 二、构陷钱龙锡 |
| 三、逐韩爌,谋翻逆案 |
| 四、逐异己,再次谋翻逆案 |
| 五、构杀袁崇焕 |
| 第三节 “己巳之变”后的党争 |
| 一、排除异己 |
| 二、构陷姚希孟 |
| 三、踉跄致仕 |
| 四、与周、温关系考辩 |
| 第五章 王永光去位后的党争 |
| 第一节 后王永光时代的铨政 |
| 第二节 再翻逆案 |
| 第三节 潦倒晚年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古籍(根据作者姓名音序排列) |
| (二)地方志(根据出版时间为序) |
| (三)今人着作(根据出版时间为序) |
| (四)学位论文(根据论文时间先后为序) |
| (五)期刊论文(根据论文时间先后为序) |
| (六)工具书(根据出版时间为序) |
| 在学期间科研状况 |
| 后记 |
（4）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一、学科视角：代表问题是中共党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
| 二、选题意义：丰富和深化中共制度史与人物史的研究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与主要文献史料 |
| 一、概念界定 |
| 二、主要文献史料 |
| 第三节 学术研究综述 |
| 一、关于学术研究过程的概述 |
| 二、关于学术研究内容的概述 |
| 三、评价：关于学术研究的问题与不足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重点、创新点和难点 |
| 第一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代表问题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代表制度的初步确立 |
| 一、做始也简：早期党组织的建立与一大的筹备 |
| 二、星星之火：一大代表的产生方式与结构 |
| 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一大代表的开创性履职实践 |
| 四、制度发轫：二大党章首次规定代表人数由中央委员会确定 |
| 五、结构变化：二大代表中开始出现工人身份的代表 |
| 六、角色多元：二大代表承担的职能开始丰富化 |
| 第二节 三大、四大：代表制度建设与履职实践情况 |
| 一、代表制度内容开始具体化 |
| 二、选举代表方式的采用与代表结构的多元化 |
| 三、代表议事中的思想分歧与代表培训的萌芽 |
| 第三节 五大、六大：大革命失败前后的代表制度的坚守 |
| 一、背景：党的建设加强与代表大会制度的继续完善 |
| 二、代表制度内容的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
| 三、代表队伍的壮大与代表结构导向的变化 |
| 四、从迷茫到反思：大革命失败对代表履职尽责的影响 |
| 第四节 七大前后：关于代表问题的自主探索与实践 |
| 一、革命形势变化与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发挥 |
| 二、中国共产党对代表制度的自主探索与完善 |
| 三、七大代表的产生过程与全面审查 |
| 四、“小长征”与代表选举权的行使 |
| 第二章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代表问题 |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前后代表制度建设的历史背景 |
| 一、“九月决议”与恢复、扩大党内民主生活 |
| 二、“两个国会”论开启了代表制度建设的新阶段 |
| 三、自下探索：地方党代表大会的实践及其意义 |
| 四、八大“预演”：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
| 第二节 八大期间：代表问题的发展与实践具有开创性 |
| 一、全面执政条件下代表产生机制的巩固与完善 |
| 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实施及其对代表制度的影响 |
| 三、代表的结构特点——党员干部超八成 |
| 四、代表履职展现积极、热烈、民主的良好会风 |
| 五、极“左”思潮影响下的代表制度式微 |
| 第三节 九大至十一大的代表问题 |
| 一、九大代表推选偏离正确轨道 |
| 二、十大代表推选工作继续错误路线 |
| 三、九大、十大代表履职行为存在偏差 |
| 四、九大、十大：代表制度的根基尚存 |
| 五、十一大对代表制度初步恢复 |
| 六、对九大至十一大期间代表问题的反思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初期至十五大的代表问题 |
| 第一节 代表制度恢复与继续发展的历史背景 |
| 一、思想与理论的拨乱反正 |
| 二、党内政治生活逐步正常化与规范化 |
| 三、党的建设：从“整党”到“从严治党”,再到“新的伟大工程” |
| 第二节 代表制度恢复与继续发展的具体内容及过程 |
| 一、党代表大会制度的规范化建设与发展 |
| 二、代表制度的恢复与发展 |
| 三、党内选举制度的完善及对代表制度的影响 |
| 第三节 十二大至十五大代表的产生 |
| 一、代表先进性的标准衍变 |
| 二、取消候补代表的制度设计,设置特邀代表 |
| 三、代表的产生时间和选举单位 |
| 四、选举代表的程序与方式 |
| 五、台湾省籍党员代表的选举 |
| 六、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人员结构及审查内容 |
| 第四节 十二大至十五大代表的结构分析及其特点 |
| 一、代表分配名额和人数每次递增 |
| 二、从代表结构变化看党内民主的发展 |
| 第五节 十二大至十五大代表的履职问题 |
| 一、取消大会发言,开启代表分组讨论的议事模式 |
| 二、代表“议政”的主要内容 |
| 三、差额选举方式与代表选举权的行使 |
| 四、代表履职行为的开放程度取得突破性进展 |
| 第四章 十六大以来的代表问题 |
| 第一节 新世纪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及其影响 |
|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代表制度建设产生重要影响 |
| 二、“两个先锋队”的性质定位强化了对代表履职的激励 |
| 三、党的建设“主线”推动了代表制度建设与实践取得历史性突破 |
| 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指明了代表问题完善与发展的新方向 |
| 第二节 代表制度建设取得重大成就 |
| 一、扩大的市、县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对代表制度建设的探索 |
| 二、加强党内监督制度建设对代表履职制度的丰富 |
| 三、代表制度“独立成规”——代表任期制的建立和实施 |
| 四、代表制度建设继续深化——代表提案制的提出与实施 |
| 第三节 代表选举工作的突破与创新 |
| 一、代表条件与时俱进 |
| 二、代表产生程序更加规范 |
| 三、十八大：代表选举首次引入差额公示 |
| 四、十九大：全面从严的代表资格审查 |
| 五、十九大：中央领导人提名参选单位原则变化 |
| 第四节 十六大至十九大代表结构比较 |
| 一、代表人数继续增加 |
| 二、代表选举单位的变化 |
| 三、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人员结构 |
| 四、代表中出现新的社会阶层的党员 |
| 五、代表身份构成个案剖析——以十八大代表为例 |
| 六、代表结构的多角度多层次剖析 |
| 第五节 代表的履职问题 |
| 一、党代表大会召开前后代表的基本履职历程 |
| 二、会议期间代表团讨论环节逐步面向媒体开放 |
| 三、十九大：首次设置“党代表通道” |
| 第五章 关于代表制度建设与代表作用发挥的思考 |
| 第一节 代表问题的本质属性 |
| 一、从功能定位看,代表问题属基础性问题 |
| 二、从历史进程看,代表问题属长期性问题 |
| 三、从制度建构看,代表问题属稳定型问题 |
| 第二节 深化代表制度建设、发挥代表作用的基本遵循 |
| 一、以“全面从严”理念为引领 |
| 二、以新时代党建总要求为指导 |
| 三、以落实党内政治生活准则要求为动力 |
| 四、以发扬党内民主为重要目标 |
| 第三节 深化代表制度建设、发挥代表作用的路径选择 |
| 一、保持代表名额、结构的基本固定 |
| 二、更加突出对代表的政治素质要求 |
| 三、代表直选不适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选举 |
| 四、推进代表提案制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层面的实践 |
| 五、基层一线代表培训工作应纳入中央统一部署 |
| 六、建立代表联络工作机构,健全完善配套工作制度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问题大事记 |
| 附录2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 |
| 附录3 八大代表选举情况汇总 |
| 表格索引 |
| 在学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5）抗战时期毛泽东反投降斗争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5 基本概念界定 |
| 第二章 毛泽东反投降斗争的理论溯源 |
| 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反投降斗争理论 |
| 2.1.1 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民族投降主义的理论 |
| 2.1.2 列宁、斯大林反对民族投降主义的理论 |
| 2.2 中华民族历史上关于民族气节的优秀传统文化 |
| 2.2.1 威武不屈 |
| 2.2.2 反抗侵略 |
| 2.2.3 和合统一 |
| 2.2.4 忧国忧民 |
| 第三章 毛泽东反投降斗争的缘起 |
| 3.1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与诱降 |
| 3.2 美英法等西方国家的绥靖与劝降 |
| 3.3 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妥协与投降 |
| 第四章 毛泽东反投降斗争的理论维度与内涵 |
| 4.1 夯稳基石:高举团结、抗战、进步旗帜最大限度地孤立投降派 |
| 4.1.1 高举团结旗帜,巩固扩大抗战阵营 |
| 4.1.2 高举抗战旗帜,反对中途妥协投降 |
| 4.1.3 高举进步旗帜,勇当民族中流砥柱 |
| 4.2 强化保障:以军事与法制手段保障反投降斗争顺利开展 |
| 4.2.1 加强惩治汉奸的法制建设 |
| 4.2.2 加强军事打击震慑投降分子 |
| 4.3 整党建党: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确保反投降斗争领导权 |
| 4.3.1 巩固党的团结与统一对于反投降斗争的重要性 |
| 4.3.2 开展党内两条战线斗争是反民族投降主义的重要前提 |
| 4.3.3 巩固党组织是取得反投降斗争胜利的决定因素 |
| 4.4 构建心防:加强文化建设占领道德制高点保持对投降派精神打击 |
| 4.4.1 加强党的宣传媒体建设揭露汪精卫集团的卖国投降的活动 |
| 4.4.2 驳斥汪精卫的汉奸理论 |
| 4.4.3 加强抗战文艺建设铸就民族精神 |
| 4.4.4 反对日汪的奴化教育 |
| 4.5 争取外援:发挥国际正义力量的作用进行反投降斗争 |
| 4.5.1 阐明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外交路线 |
| 4.5.2 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共产国际紧密配合开展反投降斗争 |
| 4.5.3 争取英美等反法西斯国家援助开展反投降斗争 |
| 4.5.4 联合其他国家人民革命力量开展反投降斗争 |
| 4.6 组织群众:反投降斗争的根本方法 |
| 4.6.1 群众是取得反投降斗争胜利的决定力量 |
| 4.6.2 反投降与维护群众利益紧密集合 |
| 4.6.3 在反投降斗争中注重改进群众工作方法 |
| 第五章 毛泽东反投降斗争的实践与成效 |
| 5.1 毛泽东反投降斗争的初起阶段(1935. 1——汪精卫出逃) |
| 5.1.1 对反投降斗争的基本认识 |
| 5.1.2 反投降斗争的初步尝试 |
| 5.2 毛泽东反投降斗争的高峰阶段(汪精卫出逃——汪伪政府成立) |
| 5.2.1 毛泽东对时局的研判与反投降斗争部署 |
| 5.2.2 驳斥汪精卫的投降主义言论 |
| 5.2.3 开展反投降的军事斗争 |
| 5.2.4 开展反投降的宣传和文化斗争 |
| 5.2.5 开展反投降的外交斗争 |
| 5.2.6 开展反投降的群众运动 |
| 5.2.7 开展国民参政会内的反投降斗争 |
| 5.2.8 开展反投降暗流的斗争 |
| 5.3 毛泽东反投降斗争的后续发展阶段(汪伪政府成立——抗战胜利) |
| 5.3.1 强化反投降的宣传和文化斗争 |
| 5.3.2 强化伪军和伪组织工作 |
| 5.3.3 继续开展外交反投降斗争 |
| 5.3.4 强化反投降暗流的斗争 |
| 5.3.5 抗战胜利后对汉奸的揭发、逮捕与审判 |
| 第六章 毛泽东反投降斗争理论与实践的鲜明特色 |
| 6.1 与时俱进:体现时代性 |
| 6.1.1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抗战反投降斗争实际相结合 |
| 6.1.2 对中华民族固有精神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
| 6.1.3 注重对反投降主义传统性的扬弃 |
| 6.2 依靠群众:彰显人民性 |
| 6.2.1 汪精卫因充当日寇傀儡得不到群众 |
| 6.2.2 蒋介石因独裁专制限制群众运动 |
| 6.2.3 毛泽东因坚决抗日反投降能够彻底发动群众 |
| 6.3 宏大视野:兼具国际性和民族性 |
| 6.3.1 驾驭反投降斗争各种力量的世界性和民族性的统一 |
| 6.3.2 指导思想的国际性与民族性的统一 |
| 6.3.3 审判投降分子方法的国际性与民族性的统一 |
| 6.4 云谲波诡:凸显复杂性 |
| 6.4.1 国际形势的变换扑朔迷离 |
| 6.4.2 反投降的对象浑成难辨 |
| 6.4.3 各种矛盾纠缠交织 |
| 6.5 惟精惟一:彰显完美性 |
| 6.5.1 与近代中国几次反投降斗争相比,彰显完美性 |
| 6.5.2 与国民党反投降斗争相比,彰显完美性 |
| 第七章 毛泽东反投降斗争理论与实践的重大价值” |
| 7.1. 毛泽东反投降斗争理论与实践的的历史价值 |
| 7.1.1 确保抗战坚持到底并取得最后胜利 |
| 7.1.2 完美演绎了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 |
| 7.1.3 为后来的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
| 7.2 毛泽东反投降斗争理论与实践的精神文化价值 |
| 7.2.1 铸就了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抗战精神 |
| 7.2.2 为探询中华民族反侵略史上的精神沉沦和人格沉沦提供了一把钥匙 |
| 7.3 毛泽东反投降斗争理论与实践的当代价值 |
| 7.3.1 为应对美、日等对中华民族的现实威胁和侵略提供了精神支撑 |
| 7.3.2 绝不屈服地创造了反击美国贸易战的经典范例 |
| 7.3.3 为打击各种民族分离主义的卖国行径提供了理论武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
（6）张闻天党的建设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
| 1.2 国内相关学术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张闻天思想研究与张闻天党的建设思想研究 |
| 1.2.2 张闻天思想研究的基本脉络与基本方面 |
| 1.2.3 张闻天思想研究的基本特点 |
| 1.2.4 张闻天思想主要领域与内容的研究及进展情况 |
| 1.2.5 张闻天思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展望 |
| 1.3 主要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 |
| 1.3.1 写作基本思路 |
| 1.3.2 主要研究方法 |
| 1.3.3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张闻天党的建设思想的发展阶段 |
| 2.1 “五四”前后的思想启蒙时期 |
| 2.1.1 寻求革命思想是张闻天认识和追求共产主义事业的思想起点 |
| 2.1.2 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思考与实践比较后实现了向共产主义思想的转变 |
| 2.2 系统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与初步参与党内政治生活时期 |
| 2.2.1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党内政治生活 |
| 2.2.2 在红色教授学院期间的理论思考 |
| 2.3 留俄回国后至中央苏区时期 |
| 2.3.1 共产国际理论和政策的执行者 |
| 2.3.2 对错误思想路线的初步反思 |
| 2.4 从遵义会议到党的“七大” |
| 2.4.1 摆脱教条主义路线转变到正确路线上来 |
| 2.4.2 为中国共产党走向发展成熟作出独特贡献 |
| 2.5 从东北走向全国胜利 |
| 2.5.1 建立东北根据地,争取全局胜利的思想 |
| 2.5.2 研究新形势下党的建设 |
| 2.6 对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的思考与认识 |
| 2.6.1 庐山会议前后一个时期的思想认识 |
| 2.6.2 对无产阶级专政若干理论问题的思考——肇庆文稿 |
| 第3章 张闻天党的建设思想的逻辑构架与主要内容 |
| 3.1 张闻天党的建设思想的灵魂是实事求是 |
| 3.1.1 实事求是是张闻天始终如一的追求 |
| 3.1.2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关键在于正确认识和把握“实际” |
| 3.2 张闻天党的建设思想是“大党建”研究视野下的初步探索 |
| 3.2.1 张闻天思想中的内在逻辑规律 |
| 3.2.2 把握张闻天思想内在逻辑规律是张闻天党的建设思想研究的基础 |
| 3.3 张闻天党的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与相互关系 |
| 3.3.1 张闻天党的建设思想的系统性特征 |
| 3.3.2 张闻天党的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 |
| 第4章 张闻天关于党的建制科学化的思想 |
| 4.1 建制的规范化、科学化是党的建设中一项基础工作 |
| 4.1.1 中国共产党组织建制的基本内涵 |
| 4.1.2 中国共产党早期建制工作的创立与规范化发展概况(1920—1930) |
| 4.2 张闻天对党的建制科学化的贡献 |
| 4.2.1 探索党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科学化 |
| 4.2.2 党要加强对每一部门工作的具体领导 |
| 第5章 张闻天关于党如何开创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理论新境界的思想 |
| 5.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东方发展道路独特性问题的阐发 |
| 5.1.1 马克思的“俄国公社”观以及对东方革命道路重大命题的提出 |
| 5.1.2 列宁关于俄国式革命道路的追求与实践 |
| 5.2 张闻天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实现形式的探索与建树 |
| 5.2.1 张闻天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认识与初步实践 |
| 5.2.2 张闻天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内涵及其发展的历史性贡献 |
| 5.3 张闻天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成果——毛泽东思想形成作出的理论贡献 |
| 5.3.1 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理论 |
| 5.3.2 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 |
| 第6章 张闻天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党领导政治经济工作的思想 |
| 6.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阐述 |
| 6.1.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的提出与阐释 |
| 6.1.2 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 |
| 6.2 中国共产党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发展 |
| 6.2.1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引入与初步阐释 |
| 6.2.2 关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准备阶段 |
| 6.2.3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发展中逐步深化 |
| 6.3 张闻天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共产党如何处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 |
| 6.3.1 研究探索利用资本主义 |
| 6.3.2 深入阐述无产阶级专政下政治与经济若干理论问题 |
| 第7章 张闻天关于党内民主的思想 |
| 7.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民主思想 |
| 7.1.1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党内民主原则的阐述 |
| 7.1.2 列宁关于民主集中制思想的形成和确立 |
| 7.2 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中的民主思想 |
| 7.2.1 陈独秀、李大钊对民主的认识 |
| 7.2.2 中国共产党其他早期领导人对民主的认识以及党内民主观念的发展状况 |
| 7.3 张闻天民主价值观的形成及实践 |
| 7.3.1 张闻天民主价值观的初步形成 |
| 7.3.2 马克思主义民主价值观指导下的制度建设 |
| 7.4 张闻天民主价值观念与民主作风 |
| 7.4.1 民主的价值要通过党的教育得以落实 |
| 7.4.2 发扬民主是坚持党性的表现 |
| 第8章 张闻天关于党群关系的思想 |
| 8.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群关系的论述 |
| 8.1.1 马克思、恩格斯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紧密联系群众的根本原因 |
| 8.1.2 列宁丰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党与群众关系理论 |
| 8.2 中国共产党对群众路线理论的探索 |
| 8.2.1 中国共产党对群众及群众工作的认识 |
| 8.2.2 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理论的发展与成熟 |
| 8.3 张闻天党群关系论的主要内容 |
| 8.3.1 张闻天党群关系论对群众路线理论的重要贡献 |
| 8.3.2 张闻天党群关系论的基本框架和要义 |
| 8.4 联系群众、联系实际的中心环节是调查研究 |
| 8.4.1 马列主义政策策略离不开群众和实际这两个基本工作 |
| 8.4.2 调查研究是决定一项工作成败的主要关键 |
| 8.4.3 调查研究是为了熟悉群众 |
| 第9章 张闻天关于党性修养的思想 |
| 9.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性的阐述 |
| 9.1.1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党性概念 |
| 9.1.2 列宁的党性观 |
| 9.2 中国共产党对党性问题的认识与党的自身建设水平的提高 |
| 9.2.1 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实践对加强自身建设进行的曲折探索 |
| 9.2.2 延安时期在发展与巩固党的过程中酝酿并逐渐形成了党性观念 |
| 9.3 张闻天党性修养的思想与实践 |
| 9.3.1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思想——体现了追求真理与自我改造相结合的坚定性 |
| 9.3.2 正确把握党的政策和策略思想——体现了维护党和人民利益的自觉性 |
| 9.3.3 加强共产党员自身修养思想——体现了恪守共产党员政治人格的一贯性 |
| 第10章 张闻天党的建设思想的当代价值 |
| 10.1 张闻天党的建设思想的总体特点 |
| 10.1.1 时代要求是张闻天党的建设思想形成发展的总前提 |
| 10.1.2 张闻天党的建设思想发展的基本特点 |
| 10.2 张闻天党的建设思想的当代价值 |
| 10.2.1 张闻天党的建设思想的理论价值 |
| 10.2.2 张闻天党的建设思想的实践价值 |
| 10.2.3 张闻天党的建设思想的文化价值 |
| 10.3 张闻天党的建设思想留下的思考与启示 |
| 10.3.1 坚持和发扬理论创新是党的事业始终兴旺发达的关键所在 |
| 10.3.2 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是党的长期历史任务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8）中共早期军事领导与指挥权流变研究（1925-193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相关概念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方法 |
| 五、主要创新点和挑战 |
| 第一章 中共中央军事领导机构的建立与运行 |
| 一、大革命时期的军事领导机构 |
| (一) 中共广东区委率先成立"军委" |
| (二) 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指导下成立军事部 |
| (三) 中共中央军事部(军委)主要职责 |
| (四) 中共早期军事实践活动 |
| 二、土地革命前期的中央军事部 |
| (一) 中共中央恢复中央军事部 |
| (二) 将军事指挥权"集权于常委" |
| (三) 中央军事部与军事委员会并存 |
| (四) 中央军事部机构编成及主要职能 |
| 三、中央军委成为最高军事领导机构 |
| (一) 中央军事部与中央军委合并 |
| (二) 中央总行委统揽一切 |
| (三) "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与"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三大武装起义的领导和指挥问题 |
| 一、南昌起义的领导指挥机构 |
| (一) 中共前敌委员会的政治领导 |
| (二)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及其参谋团的军事指挥 |
| (三) 起义军各军军部及其"军委"的实际掌控 |
| (四) 南昌起义的失败教训 |
| 二、秋收起义和工农革命军的领导指挥机构 |
| (一) 中共湖南省委成立前敌委员会领导秋收起义 |
| (二) "三湾改编"奠定中共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基础 |
| (三) 从前委到师委:工农革命军领导指挥体制陷于困境 |
| (四) 秋收起义的转折意义 |
| 三、广州起义的领导指挥机构 |
| (一) 中共广东省委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作用 |
| (二) 谁在指挥广州起义? |
| (三) 广州起义失败之组织指挥问题检讨 |
| 第三章 红军前委、总前委与苏区中央局 |
| 一、红四军前委与军委之争 |
| (一) 井冈山会师成立第四军军委 |
| (二) 湘赣边界特委的领导指挥权责 |
| (三) 红四军军委、前委与行委的流变 |
| (四) 军委与前委发生争权的缘由 |
| (五) 军委与前委之争的导火索 |
| (六) 军委与前委争权的实质 |
| (七) 古田会议与前委领导地位的确立 |
| 二、从扩大的红四军前委到总前委 |
| (一) "二七"会议与扩大的红四军前委 |
| (二) 组建军团指挥机构 |
| (三) 成立方面军指挥机构及其总前委 |
| 三、苏区中央局取代总前委 |
| (一) 成立苏区中央局 |
| (二) 总前委去留何从? |
| (三) 恢复总前委的战时指挥权 |
| (四) 赣南会议正式取消总前委 |
| 四、关于总前委的余论 |
| 第四章 领导机关内部路线冲突引发"富田事变" |
| 一、总前委与省行委的冲突 |
| (一) "二七"会议上的土地政策之争 |
| (二) "二全"会议后赣西南地方党的集体"左"转 |
| (三) 反AB团的扩大化 |
| (四) 围绕"诱敌深入"战略方针的分歧和斗争 |
| 二、富田事变的经过及起因 |
| 三、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形势与富田事变的定性 |
| (一) 富田事变发生前后的反"围剿"战争环境 |
| (二) 富田事变的定性及其背后的"说法" |
| (三) 中共维护总前委最高指挥权的努力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苏区中央局与中革军委:谁在指挥战争? |
| 一、中革军委与中央军委 |
| (一) 苏区中央局成立中革军委 |
| (二) 第一次全苏大会成立新的中革军委 |
| (三) 中革军委与中央军委之间的关系 |
| 二、"苏区中央局一中革军委一作战部队"领导指挥体制 |
| 三、前方"最高军事会议" |
| 四、关于前方作战指挥权责的争论 |
| 五、东方军入闽作战的指挥问题:以"沪电"为例 |
| 六、中革军委直接掌握作战指挥权 |
| 第六章 红军长征中最高指挥权的流变 |
| 一、长征前期组成最高"三人团" |
| (一) "三人团"的本质是"2+1" |
| (二) "三人团"的目的在于垄断红军指挥权 |
| (三) "三人团"在长征前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
| 二、从中央队"三人小组"到新"三人团" |
| (一) 中央队"三人小组"反对博古、李德的斗争 |
| (二) 遵义会议"取消三人团" |
| (三) 成立新"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 |
| (四) 会理会议和"四渡赤水"的"得意之笔" |
| 三、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之争 |
| (一) 两大主力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 |
| (二) 由战略方针分歧引发"统一指挥"问题之争 |
| (三) 中共中央与张国焘分裂主义斗智斗勇 |
| 四、西北军委成为正统的"中央军委" |
| (一) 红四方面军成立以张国焘为主席的西北军委 |
| (二) 陕甘苏区成立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西北军委 |
| (三) 中央红军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西北军委 |
| (四) 统一于扩大的中革军委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河南禹县中学“宋北方事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和写作思路 |
| 第一章 “宋北方事件”的概况 |
| 一、有关“宋北方事件”的两次决定 |
| 二、“宋北方事件”的曲折性和典型性 |
| 第二章 “宋北方事件”发生的时代背景 |
| 一、颁布实施《婚姻法》 |
| 二、中共中央鼓励群众对党内滋长的不健康现象进行揭发、批评 |
| 三、“三反”运动和“新三反” |
| 第三章 “宋北方事件”的基本史实 |
| 一、禹县中学的基本概况 |
| （一）禹县中学的历史沿革 |
| （二）学校内部人员情况 |
| 二、学校内部的几个不团结因素 |
| （一）关于禹县县委干部在高中找对象的影响 |
| （二）关于“解雇理发工人”问题 |
| （三）关于学生写稿问题 |
| 三、“宋北方事件”的焦点和高潮 |
| （一）团县委初步处理 |
| （二）团许昌地委派人调查和禹中对宋北方的斗争 |
| （三）组成调查委员会对“宋北方事件”的第二次处理 |
| （四）开除宋北方的团籍和学籍的决定 |
| 第四章 “宋北方事件”的高潮和处理决定 |
| 一、宋北方艰难的申诉历程 |
| 二、团中央支持宋北方的斗争 |
| 三、河南省委作出处理决定 |
| 四、余波 |
| 第五章 对“宋北方事件”的认识和思考 |
| 一、“宋北方事件”的性质 |
| 二、“宋北方事件”暴露的问题 |
| 三、“宋北方事件”滋生的土壤 |
| 四、“宋北方事件”的教训和启示 |
| 参考文献 |
（10）胡耀邦与新时期平反冤假错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研究的三个阶段 |
| (二) 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研究中的重点专题 |
| (三) 目前研究中的不足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共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及纠正机制 |
| 一、中共建政前的冤假错案及纠正机制 |
| (一) 中共建政前的冤假错案 |
| (二) 中共建政前的平反冤假错案活动 |
| 二、建国前十七年的冤假错案概述 |
| (一) 中共建政初期的冤假错案问题 |
| (二) 1960年代初期的纠错工作和“左”倾错误的继续发展 |
| 三、“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概述 |
| (一)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冤假错案 |
| (二) “文化大革命”中后期的落实干部政策工作 |
| 第二章 从落实干部政策到平反冤假错案 |
| 一、落实干部政策工作面临的政治形势 |
| (一) 落实干部政策工作陷入“两难”境地 |
| (二) “两个凡是”的提出及影响 |
| (三) 老干部的复出与拨乱反正中坚力量的形成 |
| 二、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 |
| 三、从落实干部政策转向平反冤假错案 |
| 第三章 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序曲(1977-1978) |
| 一、中组部拨乱反正的初步实现 |
| (一) 召开整风会议,整顿组织部门 |
| (二) 建立健全平反冤假错案的组织机构 |
| (三) 召开疑难案例座谈会 |
| (四) 创办《组工通讯》 |
| (五) 与时俱进地调整审干政策 |
| 二、全党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 |
| (一) 中央党校的“三次路线斗争”讨论 |
| (二) 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
| 三、平反冤假错案的起步 |
| (一)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平反 |
| (二) “彭黄张周”冤案的初步平反 |
| (三) 复查“四清”运动中的冤案 |
| (四) “恶攻”案件的初步处理 |
| (五) 内蒙三大冤案的平反 |
| (六) 知识分子冤假错案的初步平反 |
| (七) 为右派分子摘帽、改正 |
| 四、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突破口 |
| (一) 平反冤假错案成为中央工作会议的重要主题 |
| (二) 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及舆论宣传 |
| (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转折 |
| 第四章 平反冤假错案的全面展开(1979-1982) |
| 一、奠定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础的两件大事 |
| (一) 进行“两案”审判 |
| (二) 通过《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
| 二、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平反 |
| (一) 为刘少奇冤案平反 |
| (二) 为瞿秋白恢复名誉 |
| (三) 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平反 |
| (四) 为习仲勋所涉一系列冤案平反 |
| 三、全国各地、各部门重大事件的平反 |
| (一) 为中组部冤案平反 |
| (二) 为文艺界冤案平反 |
| (三) 解决“一月夺权”的问题 |
| (四) 为部分民族地区冤假错案平反 |
| (五) 为潘汉年冤案平反 |
| 四、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 |
| 第五章 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完成(1983-1987) |
| 一、从平反冤假错案到处理历史遗留问题 |
| 二、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得到处理 |
| (一) 处理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 |
| (二) 解决肃反、肃托的历史遗留问题 |
| (三) 全面复查纠正政法系统经办的冤假错案 |
| (四) 广西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工作 |
| 三、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基本完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四、对王泽光同志意见的答复（论文参考文献）
- [1]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党内纪律惩处实践及其历史启示研究[D]. 郑祥文. 电子科技大学, 2021
- [2]黑土地上的歌吟 ——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研究[D]. 刘广利. 吉林大学, 2021
- [3]“东林”与“阉党”之间 ——王永光与明末党争[D]. 李定波.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4]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问题研究[D]. 王明科.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5]抗战时期毛泽东反投降斗争理论与实践研究[D]. 周玉文. 湘潭大学, 2018(04)
- [6]张闻天党的建设思想研究[D]. 刘汉峰. 武汉理工大学, 2018(07)
- [7]非常市长(长篇小说连载)[J]. 舒中民. 啄木鸟, 2017(06)
- [8]中共早期军事领导与指挥权流变研究（1925-1935）[D]. 王承庆. 南京大学, 2016(03)
- [9]河南禹县中学“宋北方事件”研究[D]. 孙贝贝. 河南大学, 2016(03)
- [10]胡耀邦与新时期平反冤假错案研究[D]. 高天鼎. 中共中央党校, 201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