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津纺织局推行的色织公司“一等品质量工资制”在全市工业系统推广进入务实阶段（论文文献综述）
吴盛杰[1]（2020）在《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文中提出本文采用“中观”的视角,以1949年以后南京地区城乡商业的变革为中心,尝试考察新中国建立初期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详细情况及驱动要素。建政前,商业在南京的经济结构中占比很大,工业占比则较小。新政权建立后,提出了要将“消费的南京转向生产的南京”的总体目标。在这一基本方针的指导下,新政权逐步对南京城乡商业的结构和形态进行了重构。首先,新政权通过打击投机、稳定金融物价等措施逐步建立了新的经济秩序,与此同时,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南京的消费商业迅速衰落,新政权则乘势展开了对城乡商业的初步改造。急剧的变化使得私营商业一度陷入困境,经过政策调整以及广泛的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城乡商业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朝鲜战争时期,由于加工订货的增多,私营商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然而随着“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这一进程被打断,且相比于私营工业,私营商业在运动中受到了更大的冲击。新政权则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展开对南京城乡商业系统的重构,南京市的经济结构自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后,南京首先根据中央的政策淘汰了私营批发商,其次由于市场大环境的变化,从统购统销的几个行业开始,私营零售商也逐渐接受改造。及至1956年开始的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南京的社会商业走向全面的公有化,但过快改造打乱了商业系统的运行,给城乡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此不得不再次回到市场机制。本文以南京地区的报刊、档案资料为主,结合其他相关文献资料,在关注国家政策的制定的同时,也详细考察了南京市新政权对政策的执行情况。通过这个过程,本文展示了地方社会经济变革中的复杂性,特别是在私营商业的改造之外,也注意到了公营商业的发展及其在地方社会经济变革中的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与过往学术界关于新中国初期政治经济变革研究中的一些观点展开对话,并提出政治考量是驱动地方经济变革的主要因素。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绪论、正文和结语。其中正文部分共八章。第一章主要论述中共占领南京之后在南京建立新的社会经济秩序的过程,其中重点考察了中共接管大城市的经济政策的形成过程以及在南京的执行情况。第二章主要论述新政权对南京社会商业进行的初步改造,其中重点考察了针对南京市社会商业的具体情况,新政权在私营商业改造、城乡物资交流和工商关系的变革上所具体施行的办法。第三章主要论述第一次商业调整政策出台的背景、方案及其在南京推行过程中的实际情况。第四章主要论述朝鲜战争开始后,南京市新政权面对战时状况对社会商业方面的问题所作的处理。第五章主要论述南京的“三反”“五反”运动及其对社会商业变革产生的巨大影响。第六章主要考察南京地区地方国营商业推行经济核算制,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成果与问题。第七章主要论述在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后,南京市新政权对私营批发商、私营零售商的改造过程,以及在城乡推行粮食统购统销的过程及其一系列的影响。第八章主要考察在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到来后,中央政府、南京市新政权与南京私商、小商小贩之间的三方互动及其结果。
乔克[2]（2017）在《1976-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酝酿与探索》文中指出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被称为党史上徘徊中前进的两年。这两年是连接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的枢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工作重点转移、实行改革开放等重大决策的酝酿期。这两年的很多经济政策重新恢复了党在“文化大革命”前的若干正确措施,开启了 1978年以后经济改革的序幕。因此研究1976-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酝酿和探索能够打通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对研究改革开放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政治活动对经济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为应对毛泽东去世、粉碎“四人帮”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变化,中央高层权力发生重要变动,老一辈革命家得以大量复出,极“左”派被清除;面对意识形态危机,邓小平提出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等观点,极力推动改革,政治影响力得以凸显;华国锋固守旧的意识形态,无法整合各种政治力量,权威日渐丧失。面对落后的经济,中央实施一系列整顿举措,公开发表《论十大关系》澄清经济政策的取向;加快经济发展速度,重申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表现出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的趋向。思想的解放是经济改革的先导。真理标准大讨论前,经济思想领域即展开大讨论。经济理论界、政策研究者和领导层以批判“四人帮”的错误理论为契机,澄清“唯生产力论”的正确内涵,为发展生产力正名;重新确立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肯定物质刺激的合理性;理直气壮地促进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商品经济,为市场经济打开缝隙;强调按经济规律办事,肯定价值规律的作用,为发挥市场作用提供可能;建立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方面。经济思想领域的解放,为经济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经济领域的整顿也酝酿经济改革的因素。企业管理走向重视经济效益和产品质量的道路。工业三十条系统总结前三十年企业整顿的经验,分配方式上,重新确立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恢复奖励和计件工资制度;企业组织形式上,重新启动按专业化协作原则改组企业。这种拨乱反正,不仅是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正确路线,更是一种自我扬弃,蕴含着经济改革的因素。地方的自发改革突破原有体制,四川尝试扩大企业自主权,安徽、四川等省农村包产到户不断深入,农村社队企业发展壮大,这一切都孕育着经济改革的力量。经济改革的措施,具有鲜明的探索性,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的历史脉络中都具有重要意义。开放也是改革。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表现为改革与开放的有机统一,以开放促进改革,以改革落实对外开放的成果。“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开始打开国门,掀起对外学习考察的热潮。考察团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管理体制,日本等亚洲国家和地区快速实现现代化的路径,西欧和美国的发达现代化成果和科学技术水平兴趣浓厚。中国与西方经济发展水平的强烈落差,刺激中国领导层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大胆借鉴国外先进经济管理方法,加快现代化建设速度的决心。对外经济体制的一些重大改革也开始酝酿实施,实行出口导向的对外贸易,筹划建立对外出口加工区,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打破外汇领域的禁区,学习先进的企业管理方法等一系列措施得以实行。中央高层关于经济改革的讨论逐渐达成共识,最终形成和决策于国务院务虚会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包括中央工作会议）。国务院务虚会总结建国以来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围绕如何加快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速度建言献策,提出了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吸取国外经济建设先进经验、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等意见。这些议题酝酿了改革开放的设想,会议的总结报告成为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的重要内容,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改革开放奠定基础。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继续围绕经济改革议题讨论,还对真理标准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人事调整等展开讨论,酝酿形成正确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最终十一届三中全面开启经济改革之路。
王瑾[3]（2017）在《20世纪60年代初北京市精简城镇人口研究》文中认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交织着成功与挫折、经验与教训,充分展现着历史的复杂性与多面性。其中,面对“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困难局面,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而精简城镇人口就是重要措施之一。2000多万人的大迁徙,城市农村人口的大流动,工农业生产布局的大调整,并没有引起社会的不稳定,也没有产生特别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因而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本文以北京市为研究对象,对精简城镇人口的背景、过程、安置以及取得的成效进行总结分析,探求其历史经验与启示。第一章,主要是介绍精简城镇人口政策出台的背景。1958年,“大跃进”兴起。为了完成工业领域的高指标,各地开始盲目招工,导致大量人口从农村流入城市,城镇人口急剧膨胀。囿于急转直下的经济情况,中共中央从1959年初就采取紧急措施来遏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流动。1959年,北京市严格执行了中央的政策,同时通过严格处理私招乱雇人员、整顿劳动组织等措施初步精简城镇人口。1959年的庐山会议由纠“左”转为反右后,再次掀起了新的跃进高潮,精简工作被中断。这次精简虽然没有完成原定计划,但在短期内遏止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盲目流动,动员了一批城镇职工返乡,并整顿了劳动组织,为后来大规模精简城镇人口积累了经验。第二章,主要是梳理精简城镇人口工作的历史过程。新一轮的“大跃进”运动对农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粮食问题日益严重。迫于严峻的形势,中共中央深刻反思了“大跃进”以来的教训,对国民经济进行大规模调整。而精简城镇人口,就是调整国民经济的重要政策之一。从1960年到1963年,根据中共中央的政策精神,北京市大规模精简城镇人口大致经历了酝酿、初步开展、高潮和扫尾四个阶段。在精简城镇人口的酝酿阶段,北京市主要从处理私招人员、精简机构和编制、精简非生产人员三个方面落实精简城镇人口政策。在精简城镇人口的初步开展阶段,北京市在工业系统、城市人民公社系统和教育系统等领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这一阶段的精简工作也存在着精简政策执行不到位、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借机“甩包袱”等问题。在精简城镇人口的高潮阶段,北京市通过鼓励职工自愿还乡、严格控制增加职工、调整工业企业规模和精简事业机构等措施,取得了精简城镇人口工作的决定性胜利。在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工作中也存在错减精简对象、生产与劳动力不足的矛盾突出和精简对象“一刀切”等现象。在精简城镇人口的扫尾阶段,为了抓紧完成精简工作,北京市通过开展增产节约反浪费运动、动员家属回乡、节制生育等措施精简城镇人口,并灵活执行中央政策,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总之,北京市根据中央的政策,结合自身的实际,经过四个阶段稳步开展精简工作,坚决完成了精简城镇人口的重任。第三章,主要是分析被精简城镇人口的安置。城镇人口被精简后,如何安置是精简工作的重要一环。为了使被精简人员能够在安置地安心生活和从事生产,北京市将中共中央的政策和实际的情况结合起来,对不同安置人员采取了不同的安置政策和措施,保证了安置工作的基本完成。从总体上看,北京市的安置效果是比较好的。接收地大都妥善安置了被精简人员,而且被精简人员在安置地能稳定情绪,安心从事生产。北京市被精简人员的安置工作,有很多可取的成功经验,比如加强被精简人员的管理教育工作、做好精简单位和接收地的衔接工作、原精简单位加强回访调研、提高被精简人员生产技能等。安置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比如一些被精简人员在安置地不能安心生活、部分安置地不愿意接受被精简人员、有些地方对安置政策执行不力等。第四章,主要是评价精简城镇人口的成败得失和总结精简城镇人口的经验启示。北京市精简城镇人口之所以能够实现预期目标,与北京市采取系统的政策和措施、开展有效的社会动员和充分运用经济和制度手段是分不开的。它的成功也给中国的国民经济带来了一系列影响,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减轻了城市粮食等供应的压力,缓解了国民经济的困局,并且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农村各方面建设。但是,在短时间内大规模地精简城镇人口,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从总体上看,精简城镇人口如此棘手的工作还是做得比较稳妥和顺利的,其成功之道能给后人带来深刻的启示:城镇化进程要与国力民情相匹配,避免出现大的政策波动;要加强“三农”工作,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城市人口调整和移民安置,要注重制度化和安置保障;要继承和发扬传统体制优势,改革不能以牺牲原有体制优势为代价。我们要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贡献。
王宇轩[4]（2016）在《新中国前三十年上海轻工业艺术设计工作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中国设计史的研究中,学术界对新中国成立初期艺术设计研究的关注甚少,对新中国前三十年（1949-1978）上海艺术设计的研究则更显不足,这一段历史几乎成为上海乃至中国设计史写作中的空白。新中国前三十年（1949-1978）,由于社会主义改造与计划经济体制实行,加之意识形态的骤变使原本与市场经济具有密切关联的艺术设计受到极大抑制。然而上海轻工业艺术设计工作在这一段时期并未消解,反而体现出一种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个阶段的独特发展面貌。新中国前三十年上海轻工业艺术设计从业群体保持了基本稳定的规模,这支具有较高水平的轻工业艺术设计队伍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新政权的稳定、社会改造、物质与文化生活的丰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上海轻工业艺术设计从业群体因城市环境、历史背景、工作要求等方面的因素普遍具有多面手特色,这为上海轻工业艺术设计工作机制特征在这一时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上海轻工业艺术设计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则在这三十年中处于一个波折不断的时期,然而面对社会对轻工业艺术设计人才得强烈需求,上海在缺乏专业高等美术院校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方式培养轻工业艺术设计人员,在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院校与学术权威的环境下,形成了一种由多方面开展,更为自由、灵活的轻工业艺术设计人才培养与工作模式。新中国前三十年上海轻工业艺术设计的服务对象包括群众性活动与政治宣传、对外贸易、日用品生产等方面,且后两者所占据的比重超过前者,轻工业艺术设计在这一时期并未像其他艺术门类一般深陷政治化的语境中。轻工业艺术设计所遵循的原则在这一时期多为国家意志的体现,但上海轻工业艺术设计仍旧在总的原则下尽可能地追求“海派”艺术设计的传统与面貌。新中国前三十年上海轻工业艺术设计的领导与管理体制最初因分散与重复化的管理造成人力的浪费,轻工业艺术设计工作陷入较为僵化的境地,后在轻工业艺术设计体系自我纠正下,转变为更集中与专业化的领导体制,合理运用资源开展工作,继而重新回归更高效、可行的管理方式。新中国前三十年上海轻工业艺术设计工作在任务分配、队伍建设、人员管理、工作评价等具体工作环节的支撑下,建立起了一套有效的工作机制,并形成这一机制基本的运转形态,具有稳定的良性发展、外向型的影响力、在新时代下形成的“自我”面貌与发展动力等工作机制特征。新中国前三十年上海轻工业艺术设计工作机制通过技术化、规模化、国家化等特征在与工业化生产相结合、与时代社会生态联系更紧密、与更广阔的人民群众生活相关联等方面体现出艺术设计的“现代性”,延续了“海派”艺术设计的传统与风格。
王福华[5]（2017）在《清末民初东北地区商号研究》文中提出商号是近代中国东北地区传统工商业经营的主要形式,其生存、发展有着深刻的背景和规律。东北地区商号以其独特的管理机制和经营方式,在东北地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壮大,并且近代东北商号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完成了现代化的嬗变;商号为生存发展需要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团体如商会、商团等,并为社会慈善公益事业发展做出了贡献。东北地区商号形成了与关内商号不同的发展特点,如商号名称的地域特征、移民商号居多、社会关系和角色复杂等。商号发展促进了东北地区工业现代化、城市和商业街区的发展,特别是商号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再现了东北地区“老字号”的文化精髓。本文共分为八个部分。绪论:学术回顾及基本概念的理清,特别是商号概念的重新考证。第一章:东北地区商号的兴起和发展有着深刻的背景因素,如列强资本的侵入、政府的商业开放和移民实边政策、实业救国思潮影响等。商号在东北地区不仅分布地域广阔,经营行业广泛,而且在整体和个体上发展规模都日趋渐大。第二章:东北地区商号管理和经营有着自己的一套体系。管理方面沿袭了具有中国商业特色的“东伙制”,商号各具特色的商俗商规也是其有效的管理举措。东北地区商号在经营方式方面呈现了自己的特色,如兼营产业和联号经营等。第三章:东北地区商号在近代开始由传统模式向现代体制变革。“东伙制”向“股份制”变革,经营体制、管理机制、经营理念与策略都开始向西方资本主义经营模式转变,使商号发展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第四章:东北地区商号为了更好的生存发展,在政府支持下自发的设立一些团体组织,如同乡会、会馆、公会议、商会、商团等,这些团体组织对商号的发展和进步起了很大的作用。第五章:东北地区商号在发展过程中是心系国家命运和融入社会发展的,如参与慈善公益事业、提倡国货、实业救国等活动,为社会发展贡献了力量。第六章:东北地区商号的特点除了体现在名称上,还表现在移民商帮建立的商号和复杂的社会关系和角色。商号的工业化发展促进了工业的现代化,也成就了一批城市和商业街区的形成。商号传承和发展的商俗文化增添了如今“老字号”的文化内涵和韵味。结语:分析东北地区商号生存发展的历程及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
薛文龙[6]（2016）在《单位共同体的制度起源与建构 ——以1946～1960年间的哈尔滨市为中心》文中认为建国前后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单位共同体一直是我国城市基本的“社会——空间”单元,整个城市社会围绕着单位共同体形成了一整套以行政权力为核心的刚性社会治理结构。对于这一高度组织化的共同体如何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大变革中成为可能,综合以往相关研究的成果,基本可将其划分为苏联模式影响、根据地制度起源、民国制度改革起源、工人抗争遗产、制度叠加形成等五种理论解释。不过,相关研究不仅数量较少,且由于视角和观点的差异使得将已有研究体系化的努力不多。单位共同体既是一系列相互补充的复杂制度建构的结果,亦是不断的社会空间实践的产物。为此,本研究以单位共同体起源的制度与空间研究为视角,以1946年～1960年的哈市为研究时空界限,基于最原始的记录资料系统的考察单位共同体的制度起源与实践建构过程及其逻辑。本研究首先考察了 1946年后建构单位共同体相关制度政策的实践场域——国营企业在哈市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在城市社会重构实践中,国营企业成为国家工业化战略的城市载体,哈市在这一建设方针下完成了由“消费城市”向“生产城市”的转型,国营企业中的工人阶级亦成为城市中的核心人群。围绕着促进生产、保障工人生活等重要治理命题,国营企业成为城市治理实践中最重要、最核心的单位共同体类型。在单位共同体内部权力安排和互动模式的制度化展开过程中,以中苏合办的中长铁路公司诸工厂为媒介,哈市在国营企业的治理实践中系统的学习了苏联相关经验,包括厂长负责制、经济核算制八级工资制、劳动竞赛制度等都成为国营企业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随着“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对于“厂长负责制”的取代,中国共产党在国营企业中建立了一直延伸到车间班组的稳固健全的基层党组织,这成为国营企业由“生产功能体”走向“生活共同体”的转折点。由于党政系统中的“职责同构”现象,党政一体模式的确立促使原本应有国家承担的社会服务和保障职能越来越多的下沉到国营企业身上,“企业办社会”的模式拥有了制度化的推动机制。国营企业中的职工福利制度是单位共同体的最典型、最核心的制度形态,本研究以1953年为界,将其制度化演进脉络分阶段加以梳理。哈市解放前作为一座殖民城市,在其社会结构中广泛存在着近代机器大工业与传统农业经济并存、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组织和前资本主义的家庭作坊经营并行、机器生产和传统手工生产并举的“二元区隔”现象。这种“区隔”现象使得这类大工业企业所需的人才、工人、材料等都无法在社会上实现普遍良性的流动,普遍性的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既缺乏体制推动力也缺乏社会基础,导致在解放前哈市的大型企业中就存在着针对职工的企业保障制度。在哈市解放后,运动式的工人“分红制”很快被放弃,通过学习苏联的劳动保险制度,哈市最早开始了制定劳动保险法案来保障工人生活的尝试。哈市的《战时暂行劳动法（草案）》/《哈尔滨特别市战时暂行劳动条例》成为随后制定的《东北战时暂行劳动保险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的制度起点,哈市在最初劳动保险法律条例制定的尝试,为后续的东北乃至全国的劳动保险制度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参考。由于这一制度中将劳动保险事业的执行主体落实到基层生产单位,最重要的基础生产单位——国营企业开始按照自身体量举办各种与职工生活相关的事业,从而使劳动保险制度在执行中开始向“单位职工福利”转化,职工的生活保障越来越依赖其所属工作单位。而订立集体合同的政策和职工福利事业投资体制的形成更是进一步促进了单位福利的体系化发展。社会性的劳动保险事业由此开始向“单位化”的职工福利模式转变。1953年开始的“一五计划”,是单位共同体制度化程度快速提升的开始。以大规模的工业建设为契机,单位共同体在空间实践和体制化形塑全面展开。依托大型国营企业建构的单位共同体,其空间扩张更为规范化和标准化,在组织建设、基本设施建设、人员配置等方面更为完善。不仅如此,这类国营企业还成为“社会重构模版”。在城市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公私合营后的中小企业和各类合作社等不断合并重组,以建立类似的“生产和生活合一”的基层单位。尽管缺乏标志性事件,但到1960年,各种不同的实践、制度、政策的叠加已在单位共同体中形成了稳定而成熟的制度结构,单位共同体已经覆盖到城市各基层单位,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城市中的标准“空间——社会”单元。追溯单位共同体的制度起源与建构过程,供给制与“小公经济”同为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革命遗产,虽然对于建国后的城市治理策略仍有影响,但其作为一种制度事实上都已被取消。苏联因素对于国营企业体制的影响广泛而深远,但在后续的发展中均被弱化、替换或消解,尤其是党委制的确立和劳动保险制度向职工福利制度的转型,开启国营企业由“工作单位”向“生活共同体”转变的进程。早期共产党人受“工读互助主义”和“新村主义”影响而形成的思想模型亦在单位共同体的制度实践中发挥了作用。此外,单位共同体的形成还存在着中国近代社会精英的宏观现代性方案与地域性实践互动的维度,建国后党政系统中的“职责同构”现象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工人阶级治理实践从不同方面促进了单位共同体的制度建构。
欧阳敏[7]（2016）在《民国时期民营出版企业制度研究》文中指出出版,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文化有物态、制度、行为、心态等多个层次,企业制度属于制度层次的文化,它也是一种文化传播现象。本论文的研究对象是“民国时期民营出版企业制度的构成要素、运行状况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世界书局和大东书局作为中心案例,本论文主要借鉴文化学、传播学以及制度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展开研究。本论文的目标在于解决以下问题：（1）如何建立健全正式企业制度及其实施机制?（2）非正式企业制度可否为构建有文化特色的出版企业提供一种可能?如果可以,该如何构建?本论文的主体部分从正式企业制度和非正式企业制度两方面展开。正式企业制度主要包括产权制度,以及人事管理、生产管理、营销管理等管理活动中的制度成分,第一至第四章对此展开论述；非正式制度是企业成员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的集合体,主要包括企业经营者的价值观、企业习俗等,第五章对此进行探讨。产权是指人们围绕财产所形成的一系列关系,产权制度就是制度化的产权关系。第一章主要探讨世界书局、大东书局等企业的投资者们围绕“资本”这种重要的企业财产所形成的一系列关系。从民营出版企业的资本来源而言,民国时期民营出版企业主要通过发行股票的方式募集资本,但由于证券市场还处于幼稚时期,股票一般并不“上市”发行,主要由公司同人及其亲友认购；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的股票在1940年代曾经“上市”发行,受到投资者的拥趸。从民营出版企业的资本结构而论,民国时期的四大书局的资本结构中都有官僚资本的存在,不同的是,整个民国时期,商务和中华的官僚资本比例很低；早期的世界书局和大东书局,民间资本占主导地位,抗战以后,官僚资本开始大量注入,两家书局逐渐为官僚资本所控制。资本结构对出版企业的经营绩效和传播立场有重要的影响,通过对某一时期出版业整体资本结构的考察,我们大致可以判断这一时期的出版传媒生态。第二章探讨民营出版企业的人事管理制度及员工的罢工运动。人事管理是组织的管理职能之一,是有关人事方面的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等一系列管理工作的总称。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等大型企业在人事管理管理制度上进行了有益的制度化尝试：除了高管和特聘编辑,大部分职员都是通过公开招考的方式进入公司,制度严格；民营出版企业的工资福利待遇较一般行业优厚,商务印书馆是民国时期最早实行8小时工作制的企业。同时企业员工尤其是印刷工人对企业的人事管理制度也进行过多次较大规模的抗争,制度化实践与员工抗争之间形成一种动态的平衡。第三章论述民营出版企业的生产管理制度。本章论述的是狭义的出版企业的生产活动,即选题、组稿、审稿、加工整理、发稿、看样等活动。世界书局和大东书局在书刊的生产管理上“有章可循”。世界书局和大东书局早期都是靠出版通俗书刊起家,选题策略是“做通俗文化的‘弄潮儿’”,制造了一波又一波的阅读浪潮；组稿方面,以优厚稿酬聘请“鸳鸯蝴蝶派”文人专职写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现代稿酬制度的建立。世界书局和大东书局在实力壮大后都以教育出版为重心,在教科书的生产管理上,组建以“教学研究型”编辑为主的生产管理团队,在生产管理理念上,注重计划与创新。第四章探讨民营出版企业的营销管理制度,出版企业的营销主要包括广告宣传和发行。世界书局和大东书局在广告管理工作方面做得比较出色,制度比较完善。在广告传播机构方面,它们设置推广科作为广告管理工作的主体,既负责本版书刊的广告业务,同时还代理其他企业的广告；在广告传播媒媒介上,以日报和杂志为主体；在广告传播内容上,世界书局和大东书局从“通俗”走向“朴实”。管理层级结构和社会关系网络是民营出版企业发行管理工作中的“二重奏”。第五章探讨非正式企业制度,着重探讨民国时期杰出出版家的企业家精神。企业经营者的价值观和企业习俗是非正式企业制度的核心内容,企业家精神是经营者企业经营者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企业家精神主要有冒险精神、契约精神、创新精神、竞争精神、团结精神以及爱国精神等。总之,企业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制度文化,它应该为出版企业的文化传播使命服务,同时出版企业也应该处理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
鄢进波[8]（2016）在《建国初期上海城市群众工作研究（1949-1956）》文中指出近代以来,上海因为商业的兴盛逐渐发展为远东地区最为现代化的城市,也曾被中共看作“罪恶的都市”与“革命的堡垒”1的集合体。建国初期政权新建之时,中共以执政党身份在国内城市人口最多、社会成分最为多样、工商业最为兴盛的上海,开展了面向社会各阶层群众的统战、宣传和组织等方面的工作,最终成功地完成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顺利过渡,赢得了社会各界群众对中共执政地位合法性的支持。本文从历史视角厘清在建国初期特殊的国情背景下,面对上海这样一座特别的城市,党的群众工作经历了从重构、整顿到巩固的特殊发展阶段,针对不同阶层采取了统战、组织、宣传等体现中国特色的工作路径,为现时代中共以执政党身份在特大型城市贯彻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众路线提供历史借鉴。导言指出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特殊历史背景下,群众的主体意识逐渐觉醒,成为国内各政党的执政根基和争取对象,党群关系的好坏更是左右了政权更替。上海作为近代中国的工商业中心,社会结构错综复杂、群众思想异质多元,是考验执政党治理能力的重要场域;建国初期,中共以执政党身份在这样一座特别城市贯彻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众路线对党在当今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密切党群关系有重要的借鉴作用。第一章论述建国初期上海群众工作的缘起。首先,本章从马克思主义群众观视角阐释群众路线及群众工作是中共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特殊革命历史实践活动相结合的产物,群众工作是中共针对不同对象开展宣传、组织、教育等实践活动,是贯彻具有中国特色群众路线的具体表现。其次,中共开展群众工作经历了从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等不同发展阶段逐步走向成熟,由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背景、对象、方式存在差异,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众路线理论奠定了基础。再次,近代上海城市人口结构、社会阶层、治理方式鲜明体现了旧中国城市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特征;中共在建国初期将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理论与上海城市的特殊实际情况结合,重新确立上海发展方向,这必然要求党的群众工作从上海实际情况出发,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众路线道路,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理论成功运用于大城市实际情况的典范。第二章分析建国初期上海群众工作从重建到强化阶段的不同特征。首先,中共接管上海后,面临原国民党政权与群众关系疏远的不利局面,为争取各阶层群众支持,中共根据城市实际情况整顿纪律,以恢复生产为核心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原则有序接管城市政权,探索构建新型党群关系途径;其次,面对建国初期上海市民复杂的社会心态,中共动员“单位”与“非单位”群众开展“抗美援朝爱国运动”,加强对社会各界群众的爱国主义教育,巩固了城市政权的合法化地位,体现了特殊时代环境下新型党群关系;再次,为了实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中共根据上海私营工商者集中、利益关系复杂的格局,以多种方式动员公私合营,强化了在工商界的群众基础。第三章从实践角度分析对各阶层群众开展的统战、组织和宣传工作。本章分析中共与旧职员、民主人士、工商业者等群体的合作方式,认为统战政策是党在特殊时代环境中联系群众的重要手段,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工商界灵活运用的体现;同时,宣传教育作为改造群众思想的重要手段,中共通过“反投机运动”、“镇反运动”教育社会各阶层群众,并借助报纸、图书馆等宣传载体加强思想渗透,增强了党群之间的信任关系;在此基础上,中共发挥人民代表会议、工会、工商联合会等群团组织的协助作用,将社会各阶层群众纳入组织体系,为联系群众提供了多样化渠道。由此可见,中共在上海城市采取了立体化、全方位的工作方法,是党的群众路线理论在城市实际工作中的体现。第四章分析群众工作的制度建设。稳定的宣传、组织工作制度有利于城市政权的巩固;为了转变宣传工作薄弱的局面,中共根据上海工商企业众多的实际情况,以单位为主要对象进行宣传网制度建设,在基层培养联系群众的宣传员,强化了宣传教育在群众中的作用。同时,针对党与上海无组织里弄群众之间的松散关系,中共领导各里弄居民建设自治性组织制度,在服务居民生活的同时承担了组织、教育居民的责任,是特殊时空环境下中共在城市市民生活空间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有益尝试。第五章考察上海城市群众工作的动因及效果。本章从执政党与群众关系角度分析建国初期上海城市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过程中取得的历史成就,认为中共结合城市实际情况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方针,形成了符合当时上海特殊时代背景下的群众工作方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简单粗暴的工作作风容易导致党群关系紧张,是现时代党的群众工作引以为鉴的地方。
陈麟[9]（2015）在《浙江省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研究（1953-1956）》文中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过三年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家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和所有制改造。作为与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并列为"三大改造"之一的手工业,不仅与城乡居民的生产、生活保持着密切联系,而且还对工农业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本文以浙江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和地方文献为主要资料,对浙江省1953—1956年期间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背景、过程及结果进行深入分析、研究。1953年,在借鉴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的基础上,中国制定并开始实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但由于我国当时现代工业品不足,机械生产方式落后,在满足城乡人民日常生产、生活资料方面,很大一部分尚需要通过手工业生产来完成;特别是在农业生产方面,大量的农具制造和维修工作,仍然需要依赖手工业。与之同时,在工业化建设过程中,手工业通过吸收、消化城市和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不仅有助于杜会的稳定,而且还为国家培养了技术工人,是国营工业后备技术力量的重要源泉之一。与全国其他地区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相比,浙江省作为传统手工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特殊性。浙江省在手工业改造过程中,一方面积极贯彻和执行中共中央的手工业改造政策,另一方面又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推进和完成手工业的改造任务。为了实现其明确的社会主义方向和目标,浙江省积极依靠劳动者协会、手工业行政管理机构,组织和引导个体手工业者逐步走向集体化生产道路。通过社会主义教育和阶级划分,提高个体手工业者思想觉悟和加强对基层政权控制的同时,还建立起新的经营管理制度,以适应生产组织所带来的变化。在手工业基础设施落后、资金短缺等客观因素制约下,将个体手工业者组织起来,对其进行劳动上的分工协作,是当时提高生产效率一种相对较好的选择。虽然手工业机械化、半机械化程度不断地提高,为手工业合作社过渡到集体企业和国营工业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在国家工业化的大背景下,优先发展现代工业的政策,还是阻碍了手工业渐进式的发展。尤其是技术水平低下和物资资源短缺,给手工业生产带来了严重影响。另外,手工业者经济收入减少、合作社经营管理水平落后等方面的问题,致使其在改造高潮后陷入长期的停滞徘徊状态。有些地区对手工业的性质、特点认识不足,还影响了技艺的传承和延续。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能在短期内顺利完成,充分体现出国家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但是在改造过程中以及合作化高潮后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又显示出其要求过急和处理方式简单化的缺憾。
张世欣[10]（2014）在《CX公司发展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纺织业是我国重要的传统产业,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当今全球经济总体增长乏力,需求不振,我国纺织行业所承受的压力空前巨大,许多纺织企业特别是中小型纺织企业陷入困境。针对这一状况,本文将以CX公司这个典型的传统棉纺织企业为研究对象,首先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和人物访谈的方式对CX公司的现状进行调查,通过分析调查所得到的数据结果,找出阻碍该企业发展的问题所在；然后,根据CX公司在经营中所遇到的问题建立分析模型,从而总结出导致该企业陷入困境的关键要素,即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和企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这两个要素,并逐次对这两个要素进行剖析。在对企业情况进行分析之后,本文将根据CX公司的实际情况,提出使企业摆脱困境的发展战略,通过实施差异化战略、质量战略、人才战略和扩张战略提升CX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为了保障战略顺利实施,本文还提出了CX公司必须配套的一系列保障措施。最后,本文还对研究结论进行了总结和展望。
二、天津纺织局推行的色织公司“一等品质量工资制”在全市工业系统推广进入务实阶段（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天津纺织局推行的色织公司“一等品质量工资制”在全市工业系统推广进入务实阶段（论文提纲范文）
（1）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资料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四、几个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建立南京城市经济的新秩序 |
| 第一节 中共接管城市的经济政策 |
| 第二节 南京市新政权的建立 |
| 第三节 建立市场和金融的新秩序 |
| 第四节 增加财政收入的措施 |
| 第二章 城乡商业的初步改造 |
| 第一节 中共中央的商业政策 |
| 第二节 南京公营商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第三节 私营商业的初步改造 |
| 第四节 城乡交流与商业转型 |
| 第五节 重塑工商关系 |
| 第三章 南京的第一次商业调整 |
| 第一节 第一次商业调整的背景 |
| 第二节 中共中央调整商业的政策 |
| 第三节 南京调整商业的过程 |
| 第四节 南京调整商业后的情况 |
| 第四章 抗美援朝时期的商业与政治 |
| 第一节 战时经济政策及其在南京的执行 |
| 第二节 公营贸易体系的发展 |
| 第三节 战争动员对社会商业的影响 |
| 第五章 “三反”“五反”运动与商业的转型 |
| 第一节 “三反”运动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
| 第二节 工商界的“五反”运动 |
| 第三节 “五反”运动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
| 第四节 第二次商业调整 |
| 第六章 国营商业走向计划经济模式 |
| 第一节 国营商业推行经济核算制 |
| 第二节 全面推行经济核算制的难点与问题 |
| 第三节 国营商业向计划经济的过渡 |
| 第四节 国营商业体制的继续变革 |
| 第七章 私营商业与自由市场的改造 |
| 第一节 改造私营批发商 |
| 第二节 粮食的统购统销与市场的剧变 |
| 第三节 国家资本主义与私营零售商的改造 |
| 第八章 走向全面公私合营 |
| 第一节 突如其来的全面公私合营 |
| 第二节 对私营工商业者的改造 |
| 第三节 对小商小贩的改造 |
| 第四节 “反冒进”与市场的回归 |
| 结语 |
| 一、“中观”视角下地方社会经济变革的复杂性 |
| 二、政治驱动:商业改造中的决定性要素 |
| 三、南京社会经济变革中的一般性与特殊性 |
| 参考资料 |
| 后记 |
（2）1976-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酝酿与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起和意义 |
| 二、研究回顾 |
| 三、研究资料和思路 |
| 四、创新点和不足 |
| 第一章 新旧交织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粉碎“四人帮”后的政治局面 |
| 一、组织人事工作的调整 |
| 二、政府机构的恢复和改革 |
| 三、思想意识的变化 |
| 四、邓小平的复出 |
| 第二节 经济改革的要求 |
| 一、“文化大革命”后的经济图景 |
| 二、《论十大关系》对改革的影响 |
| 三、加强经济的整顿和恢复 |
| 四、重申四个现代化,加快经济发展速度 |
| 第二章 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 |
| 第一节 澄清“唯生产力论”,发展生产力 |
| 一、“唯生产力论”问题的来源 |
| 二、中央澄清“唯生产力论” |
| 三、理论界的有力配合 |
| 第二节 重新确立按劳分配的原则 |
| 一、按劳分配大讨论 |
| 二、按劳分配的理论阐释 |
| 第三节 肯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
| 一、为商品生产正名 |
| 二、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
| 第四节 重视按经济规律办事,改革计划体制 |
| 一、探讨经济规律的含义 |
| 二、改革经济管理体制 |
| 第五节 提出加强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 |
| 第三章 经济改革的初步探索 |
| 第一节 调整经济管理办法 |
| 一、加强标准化工作 |
| 二、做好经济统计工作 |
| 三、调整财税管理体制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的初步改革 |
| 一、恢复奖励和计件工资制度 |
| 二、探索改善企业盈利的办法 |
| 三、加强企业质量管理 |
| 第三节 按专业化协作原则改组企业 |
| 一、重新启动专业化协作原则改组企业 |
| 二、行业和地方企业的改组 |
| 三、专业化协作改组的效果 |
| 第四节 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尝试 |
| 一、四川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背景 |
| 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开端 |
| 第五节 自发的农村改革 |
| 一、安徽、四川省委调整农村政策 |
| 二、农民自发包产到户 |
| 三、社队企业恢复发展 |
| 第四章 对外开放的起步 |
| 第一节 酝酿对外开放 |
| 一、肯定洋为中用 |
| 二、改善对外关系 |
| 三、从引进到开放 |
| 第二节 学习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
| 一、频繁考察和研究南斯拉夫 |
| 二、讨论南斯拉夫的经济改革 |
| 三、介绍罗马尼亚的改革 |
| 第三节 考察研究亚洲经济发展 |
| 一、考察日本经济情况 |
| 二、研究与借鉴日本现代化经验 |
| 三、考察港澳经济情况及建议 |
| 第四节 考察西欧美国现代化 |
| 一、考察西欧美国的概况 |
| 二、谷牧考察西欧五国 |
| 三、对西欧美国实现现代化的几点认识 |
| 第五节 改革对外经济体制 |
| 一、改革对外贸易方式 |
| 二、突破两个禁区 |
| 三、筹建深圳、珠海出口基地 |
| 四、引进全面质量管理 |
| 第五章 正式决策经济改革 |
| 第一节 国务院务虚会集中讨论改革 |
| 一、国务院务虚会的由来 |
| 二、务虚会集中讨论经济改革 |
| 第二节 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决策改革 |
| 一、中央工作会议酝酿工作重点转移 |
| 二、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讨论改革开放 |
| 三、邓小平在闭幕会上的讲话系统论述改革 |
| 四、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3）20世纪60年代初北京市精简城镇人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相关概念界定 |
| 五、研究资料 |
| 第一章 “大跃进”运动与城镇人口膨胀 |
| 第一节 “大跃进”导致城镇人口膨胀 |
| 一、北京市“大跃进”运动的兴起 |
| 二、工业领域城镇人口急剧膨胀 |
| 三、教育领域城镇人口大幅增长 |
| 第二节 1959年精简城镇人口的提出及措施 |
| 一、精简城镇人口的提出 |
| 二、处理私招乱雇人员 |
| 三、整顿劳动组织 |
| 四、成效与评价 |
| 第三节 北京市大规模精简城镇人口的必要性 |
| 一、新一轮“跃进”导致城镇人口再次膨胀 |
| 二、城镇人口膨胀引起市场供应紧张 |
| 三、机构臃肿,非生产人员过多 |
| 第二章 精简城镇人口工作的大规模开展 |
| 第一节 精简城镇人口的酝酿阶段 |
| 一、处理私招人员 |
| 二、精简机构和编制 |
| 三、精简非生产人员 |
| 第二节 精简工作的初步开展阶段 |
| 一、精简政策的出台 |
| 二、精简的成效 |
| 三、精简存在的问题 |
| 第三节 精简工作的高潮阶段 |
| 一、1962年再次加大精简力度 |
| 二、制定精简措施 |
| 三、精简存在的问题 |
| 第四节 精简工作的扫尾阶段 |
| 一、开展增产节约、反浪费运动 |
| 二、动员家属回乡 |
| 三、开展节制生育工作 |
| 四、灵活执行中央政策 |
| 第三章 被精简城镇人口的安置 |
| 第一节 城镇职工的安置 |
| 一、发放工资和补助 |
| 二、发放口粮 |
| 第二节 其他城镇人口的安置 |
| 一、干部和城市人民公社生产服务人员的安置 |
| 二、商业人员的安置 |
| 三、社会闲散劳动力的安置 |
| 四、外地精简来京人员的安置 |
| 第三节 安置效果分析与评价 |
| 一、安置的基本效果 |
| 二、安置的成功经验 |
| 三、安置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 第四章 精简城镇人口的评价与启示 |
| 第一节 成功精简城镇人口的原因 |
| 一、系统的政策和措施 |
| 二、有效的社会动员 |
| 三、充分运用经济和制度手段 |
| 第二节 精简城镇人口的影响 |
| 一、产生的积极作用 |
| 二、造成的负面影响 |
| 第三节 精简城镇人口的启示 |
| 一、城镇化进程要与国力民情相匹配,避免大的政策波动 |
| 二、要加强“三农”工作,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
| 三、城市人口调整和移民安置,要注重制度化保障 |
| 四、要发扬传统体制优势,改革不能以牺牲原有体制优势为代价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 |
| 后记 |
（4）新中国前三十年上海轻工业艺术设计工作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选题原因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与研究现状述评 |
| 一、设计史研究类 |
| （一）对史实的叙述 |
| （二）对问题和现象的研究 |
| （三）个案研究 |
| 二、对“机制”概念的研究 |
| 三、设计类学科中运用“机制”概念的研究 |
| 四、材料文献类 |
| （一）专史 |
| （二）回忆录、口述史 |
| （三）档案文献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Design在中国含义的演变 |
| 一、图案 |
| 二、工艺美术 |
| 三、艺术设计 |
| 第六节 本文对“艺术设计”概念的运用 |
|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与轻工业艺术设计的转型期 |
| 第一节 从市场经济到计划经济的转变 |
| 一、新中国成立前市场经济在上海的发展 |
| 二、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 |
| 三、“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 |
| 第二节 轻工业艺术设计的新形态 |
| 第三节 转型期的轻工业艺术设计体制 |
| 第二章 轻工业艺术设计从业群体构成 |
| 第一节 上海轻工业艺术设计从业群体规模与分布 |
| 一、轻工业艺术设计人员的总体分布状况 |
| 二、轻工业艺术设计人员规模变化 |
| 第二节 轻工业艺术设计从业群体收入 |
| 一、私营艺术设计人员 |
| （一）公私合营前 |
| （二）公私合营后 |
| 二、国营单位“体制内”艺术设计人员 |
| 第三节 轻工业艺术设计从业群体的多面手特色与跨领域构成 |
| 一、轻工业艺术设计师多面手特色形成背景 |
| 二、轻工业艺术设计师多面手特色的利弊 |
| 第三章 轻工业艺术设计人才培养 |
| 第一节 高等美术教育的空白 |
| 一、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艺术设计教育的尾声 |
| 二、专业院校断层后的轻工业艺术设计教育 |
| 三、轻工业系统艺术设计教育的兴办 |
| 第二节 专业美术院校的短暂复兴 |
| 一、“两校”成立后的轻工业艺术设计教育 |
| 二、“两校”轻工业艺术设计教学特色 |
| 第三节 “文革”时期“非常规”轻工业艺术设计教育 |
| 一、“工、农、兵”轻工业艺术设计教育 |
| 二、在停滞中发展的传统工艺教育 |
| 第四章 轻工业艺术设计工作组织 |
| 第一节 轻工业艺术设计服务的对象 |
| 一、群众性活动与政治宣传艺术设计 |
| 二、商业贸易领域艺术设计 |
| （一）对内贸易 |
| （二）对外贸易 |
| 三、轻工业及日用品艺术设计 |
| 第二节 轻工业艺术设计领导与管理体制 |
| 一、轻工业系统所属单位 |
| （一）行业间分门别类的艺术设计领导体制 |
| （二）轻工业艺术设计管理体制变革 |
| 二、个人参与 |
| 三、专业艺术设计机构 |
| 第三节 轻工业艺术设计评价标准与体系 |
| 一、轻工业艺术设计标准 |
| （一）民族风格探索 |
| （二）“适用、经济、美观” |
| （三）“多快好省” |
| （四）文艺革命 |
| 二、轻工业艺术设计评价体系 |
| 第五章 上海轻工业艺术设计工作机制的成型与延续 |
| 第一节 轻工业艺术设计工作机制的建立 |
| 一、工作机制运转的基本形态 |
| （一）任务分配 |
| （二）队伍建设 |
| （三）人员管理 |
| （四）工作评价 |
| 二、工作机制运转的特点 |
| 第二节 轻工业艺术设计工作机制的“现代性” |
| 一、轻工业艺术设计工作机制中的“现代性”内涵 |
| 二、轻工业艺术设计工作机制中的“现代性”基本特征 |
| （一）技术化 |
| （二）规模化 |
| （三）国家化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作的项目 |
| 附录：上海轻工业艺术设计大事记（1949-1978） |
| 致谢 |
（5）清末民初东北地区商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及选题缘由 |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及研究方法 |
| 三、资料来源 |
| 四、论文整体框架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东北地区商号的兴起与发展 |
| 第一节 东北地区商号的兴起背景 |
| 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 |
| 二、东北地区的解禁与开放 |
| 三、社会条件与环境因素 |
| 第二节 东北地区商号的发展状况 |
| 一、商号的分布地域 |
| 二、商号的经营行业 |
| 三、商号的发展规模 |
| 第二章 东北地区商号的管理与经营 |
| 第一节 商号的管理机制 |
| 一、“东伙制”的经营体制 |
| 二、商俗与商规的形成 |
| 第二节 商号的经营方式 |
| 一、兼营产业 |
| 二、联号经营 |
| 第三章 东北地区商号的现代化嬗变 |
| 第一节 经营体制的变革 |
| 一、资本来源的变化 |
| 二、资本分割的变革 |
| 三、商业利润获取方式的演变 |
| 第二节 管理机制的变革 |
| 一、组织机构和人员关系的变化 |
| 二、财会制度、劳资关系等革新 |
| 第三节 经营理念与策略的变革 |
| 一、品牌与市场理念的革新 |
| 二、商品购销策略的变化 |
| 三、商品宣传推广方式的变革 |
| 第四章 东北地区商号的团体组织 |
| 第一节 同乡会与会馆 |
| 一、同乡会与会馆的设置 |
| 二、同乡会与会馆的职能 |
| 第二节 同业公会、公议会与商会 |
| 一、同业公会与公议会的设立与职能 |
| 二、商会的建立与作用 |
| 第三节 商团的建立与历史作用 |
| 一、商团的设置与建立 |
| 二、商团的管理与规则 |
| 三、商团的历史使命及作用 |
| 第五章 东北地区商号的社会活动 |
| 第一节 商号的慈善公益活动 |
| 一、商号的传统慈善救济活动 |
| 二、商号的新式慈善公益活动 |
| 三、商号参与慈善公益的动机和作用 |
| 第二节 商号的反帝爱国活动 |
| 一、提倡国货，发展实业 |
| 二、捐献款物，参与救国 |
| 第六章 东北地区商号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
| 第一节 东北地区商号的特点 |
| 一、东北地区商号名称考究 |
| 二、移民商帮建立地缘商号 |
| 三、复杂的社会关系与角色 |
| 第二节 东北地区商号的历史作用 |
| 一、商业工业化推动了工业近代化 |
| 二、推动了区域城市空间的近代化 |
| 三、促进了商业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6）单位共同体的制度起源与建构 ——以1946～1960年间的哈尔滨市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缘起:单位共同体起源的制度与空间视角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现实意义:单位共同体遗产的继承与思考 |
| 1.2.2 理论意义:单位共同体形成的制度“实践中介” |
| 1.3 概念梳理 |
| 1.3.1 “单位”概念梳理 |
| 1.3.2 单位制及其衍生概念梳理 |
| 1.3.3 单位共同体 |
| 1.4 国内外已有研究及评述 |
| 1.4.1 苏联模式影响 |
| 1.4.2 根据地制度起源 |
| 1.4.3 民国制度改革起源 |
| 1.4.4 工人抗争遗产 |
| 1.4.5 制度实践叠加 |
| 1.5 时空界限 |
| 1.6 研究方法与资料说明 |
| 第二章 单位共同体的背景及发轫 |
| 2.1 1898年——1946年哈市企业的早期发展 |
| 2.2 1898年—1946年哈市企业的治理传统 |
| 2.3 解放后至“南厂北迁”时期的哈市国营企业 |
| 2.4 “一五”时期哈市国营企业的发展 |
| 2.5 国营企业:国家工业化战略的城市载体 |
| 第三章 单位共同体的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 |
| 3.1 中长铁路与国营企业领导体制 |
| 3.2 “单位之核”:企业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
| 3.3 “企业化”管理:从战时供给制到经济核算制 |
| 3.4 企业民主化:从工厂管理委员会到职工代表大会 |
| 3.5 企业薪资制度演变:从分红制到工薪制 |
| 3.6 劳资关系:集体合同与终身就业制度的形成 |
| 3.7 国营企业中的政治动员与道德激励机制 |
| 第四章 单位共同体的制度化演进(1946～1953) |
| 4.1 哈市劳动保险和福利制度的早期背景 |
| 4.2 哈市的劳动保险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
| 4.3 公共服务事业向职工福利事业的转型 |
| 4.4 国营公营企业的职工福利体系的发展 |
| 4.5 集体合同对国营企业职工福利事业的形塑 |
| 4.6 职工福利事业投资体制的初步形成 |
| 第五章 单位共同体的制度化定型(1953～1960) |
| 5.1 哈市单位共同体的空间实践 |
| 5.1.1 哈尔滨锅炉厂 |
| 5.1.2 哈尔滨电机厂 |
| 5.1.3 哈尔滨汽轮机厂 |
| 5.1.4 哈尔滨轴承厂 |
| 5.1.5 哈尔滨亚麻纺织厂: |
| 5.2 哈市单位共同体空间实践的相关讨论 |
| 5.2.1 单位共同体的“差序格局” |
| 5.2.2 苏联因素的作用 |
| 5.2.3 生产与生活合一的社会空间模式 |
| 5.2.4 大跃进时期单位共同体扩张加速 |
| 5.2.5 “单位——国家”的同构效应 |
| 第六章 分析与讨论 |
| 6.1 结论分析 |
| 6.1.1 由“农村革命”向“城市管理”的实践策略转换 |
| 6.1.2 “苏联经验”移植与转型的实践模板 |
| 6.1.3 典型单位共同体的空间治理实践 |
| 6.2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和致谢 |
（7）民国时期民营出版企业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 |
| 一、企业制度首先是一种文化形式 |
| 二、技术与制度：出版企业成为强势“新媒体”的核心要素 |
| 三、出版史研究为什么要引入“新制度经济学”? |
| 四、何以选择世界书局和大东书局? |
| 第二节 对基本概念的阐释 |
| 一、对制度的阐释 |
| 二、对企业制度的阐释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有关民国出版企业制度的史料情况 |
| 二、有关民国出版企业制度的主题研究 |
| 三、有关民国出版企业制度的片断式研究 |
| 四、有关民国出版企业制度的外围资料 |
| 五、“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代出版企业制度研究现状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方法及创新 |
| 第一章 产权制度：资本的来源、结构及演变 |
| 第一节 民营出版企业股票的募集与流通 |
| 一、股份制出版企业股票的发行 |
| 二、股份制出版企业股票的流通 |
| 三、结论 |
| 第二节 民营出版企业资本结构的演变及其对经营的影响 |
| 一、资本结构的演变：从“在商言商”到依附官僚资本 |
| 二、资本结构演变对经营的影响：从经营性产权激励到企业家“政治化” |
| 三、结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人事管理制度：制度化实践与员工抗争之间的动态平衡 |
| 第一节 民营出版企业人事管理的制度化实践 |
| 一、民营出版企业的职员进用制度 |
| 二、民营出版企业的职员培训制度 |
| 三、民营出版企业的职员薪资及福利制度 |
| 四、结论 |
| 第二节 民营出版企业职工罢工的诉求、策略及影响 |
| 一、主要民营出版企业罢工事件的统计信息 |
| 二、为何抗争：生存需求还是阶级觉悟? |
| 三、如何抗争：内部的联合还是外部的联合? |
| 四、结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生产管理制度：从“通俗出版”到“教育出版” |
| 第一节 民营出版企业的通俗书刊生产管理制度 |
| 一、民营出版企业通俗文学的生产概况 |
| 二、民营出版企业如何型塑通俗文学的生产制度 |
| 三、结论 |
| 第二节 民营出版企业的教科书生产管理制度 |
| 一、民营出版企业教科书的生产概况 |
| 二、民营出版企业如何型塑教科书的生产管理制度 |
| 三、结论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营销管理制度：广告与发行 |
| 第一节 广告管理制度的“三要素” |
| 一、书业广告的传播者：书局自设推广部门 |
| 二、书业广告的主要媒介：报纸与杂志 |
| 三、书刊广告文本中的企业形象 |
| 四、结论 |
| 第二节 发行管理制度的“二重奏” |
| 一、管理层级结构：发行部门及其运作制度 |
| 二、社会关系网络：发行工作中的血缘、亲缘、学缘、地缘以及业缘等关系 |
| 三、结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非正式企业制度与企业家精神 |
| 第一节 非正式企业制度的构成要素 |
| 一、行为文化层面的非正式企业制度 |
| 二、心态文化层面的非正式企业制度 |
| 三、结论 |
| 第二节 近现代杰出出版人的企业家精神 |
| 一、近现代出版企业家精神产生的背景 |
| 二、近现代出版企业家精神的集体呈现 |
| 三、近现代出版企业家精神的启示意义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后记 |
（8）建国初期上海城市群众工作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二、因商而兴：上海精神与上海人 |
| 三、研究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
| 四、研究文献综述 |
| 五、研究路径 |
| 第一章 建国初期中共上海城市群众工作的缘起 |
| 第一节 概念的界定和研究范围阐述 |
|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和研究范围 |
| 二、1949至1956年的时段内涵 |
| 第二节 中共群众路线的起源及城市群众工作的缘起 |
| 一、中共群众路线的提出及群众工作实践历程 |
| 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城市群众工作的探索过程 |
| 三、上海解放前中共接管城市的群众工作经验总结 |
| 第三节 近代以来上海城市的社会结构分析 |
| 一、上海城市发展促使商人、资本家、知识分子等上升为精英阶层 |
| 二、上海城市发展为工人阶级壮大创造了社会条件 |
| 三、上海城市发展为底层边缘群体提供了生存空间 |
| 四、上海城市发展增加了社会治理的复杂性 |
| 第四节 建国初期上海城市的四重变奏与发展定位 |
| 一、从半殖民地半封建性向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 |
| 二、从帝国主义的桥头堡到海防前沿和国际友好交流平台 |
| 三、民间社团组织从散漫到有序化 |
| 四、人口结构从消费型向生产型转化 |
| 第二章 重构到强化：建国初期上海城市群众工作的发展阶段 |
| 第一节 重构：中共在上海构建新型的党群关系（1949-1950） |
| 一、劫收：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与上海群众关系恶化 |
| 二、集训：中共部队接管上海前的筹备工作 |
| 三、接管：中共密切上海群众关系的实践活动 |
| 第二节 调整：“抗美援朝运动”中的党群互动（1950-1953） |
| 一、抗美援朝运动前上海各阶层群众的社会心态 |
| 二、中共领导上海各阶层群众参与抗美援朝运动过程 |
| 三、上海各行业群众参与抗美援朝运动的方式分析 |
| 第三节 强化：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阶段群众的道路选择（1953-1956） |
| 一、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前利益各方的复杂关系 |
| 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合作方式分析 |
| 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工会的作用及工作方式 |
| 第三章 建国初期上海城市群众工作的路径分析 |
| 第一节 协调：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运用 |
| 一、留用与改造：中共对原政府机构人员的工作方式分析 |
| 二、协商：中共与上海民主人士的合作方式分析 |
| 三、中共与上海工商界人士的合作特征分析 |
| 第二节 宣传教育：中共开展群众工作的重要途径 |
| 一、反投机活动中宣传教育的特征及作用分析 |
| 二、群众性运动中宣传教育的特征分析 |
| 三、宣传载体联系群众的作用与方式分析 |
| 第三节 组织协助：中共开展群众工作的部门机构 |
| 一、人民代表会议是党和政府沟通群众的渠道 |
| 二、工会是协助党和政府组织群众的助手 |
| 三、工商联合会是协助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纽带 |
| 第四章 建国初期上海城市群众工作的制度分析 |
| 第一节 群众工作的宣传制度分析 |
| 一、宣传网制度初建阶段宣传员的发展方式分析 |
| 二、宣传网制度巩固阶段宣传员联系群众的作用分析 |
| 三、宣传网整顿阶段宣传员联系群众的方式分析 |
| 第二节 群众工作的组织制度分析 |
| 一、里弄临时性群众组织制度建设特点分析 |
| 二、里弄常规性群众组织制度建设特点分析 |
| 三、里弄群众组织制度的案例分析——以宝兴里为例 |
| 第五章 历史经验及启示 |
| 第一节 建国初期上海城市群众工作的动因与效果考察 |
| 一、建国初期上海城市群众工作的动因分析 |
| 二、走向社会主义：建国初期上海城市群众工作的效果考察 |
| 第二节 历史经验与启示 |
| 一、历史经验分析 |
| 二、评价与启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作的项目 |
| 致谢 |
（9）浙江省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研究（1953-1956）（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史料 |
| 四、研究思路与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历史与时代: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背景 |
| 第一节 传统手工业的传承与发展 |
| 第二节 工业化战略与社会主义方向 |
| 第三节 合作化理论及其实践 |
| 第二章 集体化的努力: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 |
| 第一节 手工业的特点及分布情况 |
| 第二节 总路线与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 |
| 第三节 浙江省手工业合作化的发展 |
| 第三章 组织的力量:管理机构及其动员机制 |
| 第一节 手工业管理机构 |
| 第二节 高效的动员机制 |
| 第三节 手工业者的选择与出路 |
| 第四章 经营与管理:改造中的政策和制度 |
| 第一节 手工业政策的制定 |
| 第二节 合作社生产管理制度的建立 |
| 第三节 手工业的制度变迁 |
| 第五章 速度与效率:手工业生产方式的变革 |
| 第一节 劳动力与产值 |
| 第二节 资金 |
| 第三节 变革的效率分析 |
| 第六章 发展的困境: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
| 第一节 工农业关系 |
| 第二节 市场因素 |
| 第三节 物资匮乏的隐患 |
| 第七章 改造的代价:手工业的命运与出路 |
| 第一节 冲突与矛盾 |
| 第二节 传承与延续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10）CX公司发展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研究的方法和思路 |
| 1.3 论文的框架结构 |
| 1.4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4.1 国内文献综述 |
| 1.4.2 国外文献综述 |
| 2 论文的相关理论基础与方法 |
| 2.1 成本领先战略 |
| 2.2 差异化战略 |
| 2.3 聚焦战略 |
| 2.4 扩张战略 |
| 2.5 战略管理相关方法 |
| 2.5.1 波特五力模型 |
| 2.5.2 SWOT分析法 |
| 2.5.3 PEST分析法 |
| 3 CX公司外部环境分析 |
| 3.1 CX公司宏观环境分析 |
| 3.1.1 CX公司政策环境分析 |
| 3.1.2 CX公司经济环境分析 |
| 3.1.3 CX公司社会文化环境分析 |
| 3.1.4 CX公司技术环境分析 |
| 3.1.5 纺织业全球化因素分析 |
| 3.2 CX公司行业环境分析 |
| 3.2.1 行业发展趋势 |
| 3.2.2 波特五力模型分析 |
| 3.3 CX公司主要竞争对手分析 |
| 3.3.1 天虹纺织集团 |
| 3.3.2 华芳集团 |
| 4 CX公司内部环境分析 |
| 4.1 CX公司现状分析 |
| 4.1.1 CX公司发展历程 |
| 4.1.2 CX公司的组织架构 |
| 4.1.3 CX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分析 |
| 4.1.4 CX公司人力资源情况分析 |
| 4.2 CX公司SWOT分析 |
| 4.2.1 优势 |
| 4.2.2 劣势 |
| 4.2.3 机遇 |
| 4.2.4 威胁 |
| 4.3 分析结论 |
| 5 CX公司发展战略选择 |
| 5.1 CX公司发展愿景和战略目标 |
| 5.1.1 发展愿景 |
| 5.1.2 战略目标 |
| 5.2 CX公司市场定位与重点目标市场 |
| 5.2.1 市场定位 |
| 5.2.2 重点目标市场 |
| 5.3 CX公司发展战略的内容 |
| 5.3.1 差异化战略 |
| 5.3.2 质量战略 |
| 5.3.3 人才战略 |
| 5.3.4 扩张战略 |
| 6 CX公司战略实施的保障措施 |
| 6.1 新建生产基地 |
| 6.2 严把原料质量关 |
| 6.3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
| 6.3.1 加大人才引进力度 |
| 6.3.2 加强员工培训 |
| 6.4 调整公司构架,明确管理分工 |
| 6.4.1 设立研发部门 |
| 6.4.2 区内区外企业分开管理 |
| 6.5 提高设备自动化水平 |
| 6.6 建立完善的产品质量管理体系 |
| 6.7 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提高产品质量 |
| 7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四、天津纺织局推行的色织公司“一等品质量工资制”在全市工业系统推广进入务实阶段（论文参考文献）
- [1]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D]. 吴盛杰. 南京大学, 2020(12)
- [2]1976-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酝酿与探索[D]. 乔克.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3]20世纪60年代初北京市精简城镇人口研究[D]. 王瑾.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4]新中国前三十年上海轻工业艺术设计工作机制研究[D]. 王宇轩. 上海大学, 2016(04)
- [5]清末民初东北地区商号研究[D]. 王福华. 东北师范大学, 2017(11)
- [6]单位共同体的制度起源与建构 ——以1946～1960年间的哈尔滨市为中心[D]. 薛文龙. 吉林大学, 2016(01)
- [7]民国时期民营出版企业制度研究[D]. 欧阳敏.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
- [8]建国初期上海城市群众工作研究（1949-1956）[D]. 鄢进波. 上海大学, 2016(02)
- [9]浙江省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研究（1953-1956）[D]. 陈麟. 浙江大学, 2015(07)
- [10]CX公司发展战略研究[D]. 张世欣. 南京理工大学, 201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