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论文文献综述）
刘长军[1]（2016）在《《人民日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1949-1956）》文中研究表明自党的十七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连续出现在党的一些重要的会议和党的决定之中。党的十八大继续强调指出,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实践进行指导,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进一步丰富与发展。目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任务,就是要坚持不懈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这是中国共产党站在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关键时期,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用来凝聚全民族共同思想基础的战略举措。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化进行得如何,既事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更关乎党的执政合法性。研究历史重在映照当代。本文选取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56）这一时段,从党报切入,回顾了《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机关报的简要历程,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人民日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本文采取理论与实践并重的研究方法,一方面考察《人民日报》关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等理论的宣传;另一方面紧紧围绕着党的中心工作,重点考察《人民日报》对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宣传与推动。本文在具体研究中发现《人民日报》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时刻突出了运用理论指导实践的鲜明特色,在宣传理论的时候强调学理论是用来指导具体实践的,在宣传和推动党的中心工作中时刻不忘记解释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通过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的考察,本文总结梳理了《人民日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取得的实实在在的成效,以及凝练了对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现实启示,由此完成了研究历史照映当代的研究价值。本文共分为9章。第1章为绪论,介绍了选题缘由、该问题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国内外的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采取的具体研究方法、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基本内涵。第2章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创办党报出发,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创办党报的历程,梳理了《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地位的确立过程。第3章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思想文化以及社会领域的实际出发,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然性与可行性,同时简要回顾了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程进程。第4章围绕着《人民日报》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宣传进行考察:一是介绍了《人民日报》传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主要内容,二是梳理了《人民日报》如何推进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习和运用;三是考察了《人民日报》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本载体的宣传;四是介绍了《人民日报》与其他媒介联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推进。第5章主要考察《人民日报》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一是介绍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二是结合党的中心任务以及思想文化领域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传播了以“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思想、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为主要内容的毛泽东思想体系;三是结合社会主义改造的中心任务宣传了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过渡时期总路线内容;四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文本载体《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发行以及受到国内外欢迎的盛况。第6章主要考察《人民日报》对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的宣传与推动:一是针对城市工人和干部的实际有针对性地推动党对工人和干部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活动;二是针对当时新中国成立之初党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和困难,引导广大民众树立恢复和发展生产的信心:三是助推城市的建设;四是宣传和配合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第7章主要考察《人民日报》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制度建立的宣传与推动。第8章主要考察《人民日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取得的成效:一是有助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确立;二是推动了中心任务的顺利完成;三是密切了党与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第9章主要考察《人民日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当代启示:一是分析了《人民日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存在的局限性;二是总结提炼了《人民日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存在的现实启示。
袁洪权[2]（2010）在《“统一战线”政策下的“整合” ——1951年的新中国“文艺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统一战线”政策,作为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主要理论立足点,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它曾发挥过积极作用。新中国建国后,“统一战线”政策仍然作为文艺政策的出发点,对文艺队伍、文艺思想的有效清理与整合,起过一定的作用,但这不能否认,建国初期新中国文艺思想的组成、文艺队伍的组合是复杂的。建国初期无疑是一个“过渡时期”的时间段,它不能无限期地延长下去,全国文艺界必然要进行“转型”,过渡到另一个历史时段。“统一战线”政策其实包含深刻的政治内容,“统一战线”政策本身,也有基本的理论和方法,但它有内在的、实质性的东西,那就是“团结——批评——团结”,这既是目的,同时也是手段。1949年7月全国文代会的召开,是“统一战线”政策文艺战线上的具体实施。之后建立的新中国文艺队伍、指导中国文艺的思想,都在这次会议上得以确立；9月,文教政策的立论依据,仍旧依照的是“统一战线”政策。1950年,中共党内开展的整风运动,为1951年党外整风运动奠定了“舆论基础”；同时,经历一年的经济及文化建设,新中国的社会局面得到了一定的转变,这为1951年文艺界展开文艺运动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经济基础、文化基础。本论文集中关注1951年中国文艺界,试图勾勒出1951年在新中国作为关键年份的文学史、思想史意义。1951年发生的每一件事情,跟新中国建立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为1952年全国性学习《“文艺讲话”》和文艺界展开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论文以专题为框架,以点和线的梳理为基础,达到对1951年作整体观照。梳理过程中,论文以中央文学研究所、私营电影业昆仑影业公司、新文学选集和文艺建设丛书的编辑与出版、《毛泽东选集》第1卷出版为横向考察点,试图通过这几个重大事件的历史还原,勾勒出1951年的重要意义。第1章围绕中央文学研究所创建及学员学习作考察。创建中央文学研究所这一文艺学校,已经表明中共对新中国文艺队伍的“不信任”。中共试图建立一支纯洁的文艺队伍,努力通过学校培养的方式,建立工农兵文艺工作者的合法地位。但工农兵文艺工作者自身素质的限制,导致中央文学研究所最终招收1期2班学员来充斥新的文艺队伍,形塑着新中国文艺队伍。这为新中国文艺队伍的“整合”提供了经验。第2章以昆仑影业公司摄制的电影《武训传》、《我们夫妇之间》及遭遇批判为考察中心。展开对电影《武训传》、《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针对的是私营电影业昆仑影业公司这一私营性质的经济形态。昆仑因其革命贡献,成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统战对象”,但经济的过渡是新中国社会从新民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的过渡,中共选择昆仑为突破口,从而对私营电影业进行了改造,对在私营电影业工作的文艺工作者产生了“震慑作用”,赵丹、孙瑜、郑君里之后的电影遭遇已经证明它的意义。对私营电影业昆仑影业公司的批判,直接导致新中国电影局面的“转变”,私营电影业1952年寿终正寝。它为新中国文艺思想的“整合”奠定了基础。第3章以开明版“新文学选集”和三联·人文版“文艺建设丛书”的编辑与出版为考察视点。“新文学选集”和“文艺建设丛书”的编辑与出版,开始都有“统一战线”政策的考虑,但“文艺建设丛书”最终出版之时,这一文艺政策没有考虑,它成为“清一色”的延安文艺青年文艺创作实绩的表现。“新文学选集”虽然作为“统一战线”的产物,但与新中国文学观念的建构存在距离,最终于1952年12月出版普及版之后,融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成为“国家文学”建构中的重要因素,“编选”原则及选目标准则发生改变。这为新中国文学思想的“整合”奠定了基础。第4章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为考察契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前,《实践论》得以重新发表,其背后原来是强大的学习运动在酝酿。《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后,全国政协会议确立思想改造为全国政治运动。显然,《毛泽东选集》的出版,为思想改造运动提供了“话语蓝本”,之后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遍及全国,文艺界思想改造运动酝酿成功,《“文艺讲话”》成为思想学习运动中引用率最高的文本,这为1952年《“文艺讲话”》十年纪念和全国思想改造运动,提供了坚实舆论。它们为新中国文艺队伍和文艺思想进一步的“整合”扫清了障碍,形成了统一认识,“统一战线”政策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无疑,1951年是新中国文学思想史的重要年份,虽然文艺界实行的是“统一战线”政策,但所谓的“统一战线”政策,是有强烈的政治价值作为基本准则的。
章宏伟[3]（2009）在《雪泥几鸿爪 苔庭留履痕——新中国60年出版大事记》文中研究指明1949年9月—12月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中第49条中规定:"发展人民出版事业,并注重出版有益于人民的通俗书报。
邵靖[4]（2013）在《中国现代城市雕塑的发展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中国现代城市雕塑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着重分析了我国现代城市雕塑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历程。现代城市雕塑作为一个舶来品，是从19世纪末才从西方国家引入中国的，论文按照“殖民时期——民国时期——建国初期和文革时期——改革开放”这一历史脉络进行分析，对中国大陆上的城市雕塑进行了基本历史梳理，并对各个时期主要的作品进行了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的城雕在各个时期受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社会因素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形成其不同的特点及其内在联系，对中国不同时期的雕塑教育和几代雕塑家的发展及特点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本文由绪论、正文三章和最后的结论三大部分组成：绪论部分对论文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缘起、研究现状和研究的重点难点进行了剖析。第一章重点写了殖民统治时期的殖民者建立的城市雕塑和民国时期第一代雕塑家所创作的城市雕塑。殖民统治的强行开埠、西方思想的引入及新文化运动、美术革命、新兴艺术学校与社团对中国现代雕塑的兴起都是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殖民者在租界地的公共空间、公共建筑、公共花园及私家花园中都开始兴建现代城市雕塑。民国时期的雕塑家们都是经历了艰苦的留学之路后归国的，他们为民国时期的现代雕塑教育和雕塑事业都做出了卓绝的贡献。第二章主要论述了新中国解放初期和文革时期的城市雕塑发展历史。美协的成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两结合”的方针对此时的雕塑界有着诸多的影响，而在与苏联关系僵化之前，新中国几乎所有领域都深受苏联的影响，雕塑教育和雕塑创作也不例外。此时最大的城市雕塑项目就是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之后的十大建筑雕塑和“文革”期间毛泽东像的遍地开花揭示了这一时期的城市雕塑完全笼罩在政治的阴影之中，城市雕塑彰显其独有的艺术特色。第三章结合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大背景，阐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城市雕塑发展的历史。这一时期的城市雕塑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多元化，从千篇一律的不锈钢抽象雕塑，到各种风格的百花齐放，全国城市雕塑艺术委员的成立为繁荣的中国城市雕塑发展指明了方向，各种国际雕塑创作营、国际城市雕塑大赛此起彼伏，使得雕塑公园开始兴旺起来，其中以名人雕塑园居多，但是经过近三十年的建设，雕塑公园的发展起起落落，雕塑公园的后续管理令人堪忧。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归纳总结，对不同时期的中国城市雕塑发展特点进行了论述。对中国现代城市雕塑的现状进行了分析，鱼龙混杂的城市雕塑建设现象使许多雕塑家开始对中国城市雕塑的发展不断深入探讨，对中国传统雕塑进行反思，将传统融入现代城市雕塑之中，力求使得中国城市雕塑有更良好和合理的发展趋势。
黄家周[5]（2015）在《文化建设视域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 ——以广西为例》文中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同时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完成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体现和生命力所在。遵循恰当的路径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与意识形态理论、精神文化生产理论、文化领导权思想、文化软实力思想是我们理解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之间关系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导思想的地位,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则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我们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过程中应重视文化建设的视域,关注不同地区的“人文特点”,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要求。广西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省区,加强对该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轫期。“五四”运动前后,广西籍进步知识分子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在本地区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红七军、红八军和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政策和措施,深受民族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广西党组织牢固掌握了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领导权,向各阶层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鼓舞了广西民族群众的抗战斗志。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广西党组织根据新的工作方针,发动群众开展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为配合解放军南下解放广西创造了必要的舆论氛围和群众条件。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初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开拓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广西的文化艺术事业全面振兴,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建立体现了中共灵活运用马列主义民族理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又一次成功实践。“文革”十年却使广西文化艺术事业惨遭破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亦历经曲折。随着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动的推进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广西文化建设事业重现新的曙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呈现新的局面。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全面推进期。广西通过创建社会文化先进县工程、建设千里文化长廊工程、推进知识共享工程等活动,实现了整体文化水平的提升。“双学”活动的开展、“四个广西”建设理念的提出、民族文化强区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广西精神”的凝练、“桂理昕”宣传品牌的形成、“美丽广西·清洁乡村（生态乡村）”活动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以及“中国梦”理念和“四个全面”思想在广西的广泛宣传,彰显了新时期广西马克思大众化的新特征。我们通过对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程的系统考察和分析,概括了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六条基本路径：一是积极开展民族地区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活动增强其引领群众的能力；二是利用有民族特点的多样化载体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三是加强民族文化建设发挥先进文化的育人功能；四是发挥先进人物的示范功能和社会力量参与马克思主义宣传的作用；五是发扬民族团结教育在促进民族和谐发展中的作用；六是在学习借鉴其他地区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推进本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创新。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选择过程中蕴含着以下特点：首先,围绕实现群众利益需求而确定目标任务；其次,体现了鲜明的民族特点；再次,采取了多层面的保障措施；最后,呈现出多样化综合化的发展态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项复杂的、艰巨的、长期的系统工程。当代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选择和实现过程中依然有不少问题和制约因素,尚存在某些路径不够顺畅、不够明晰、不够完备和适用性欠强等问题,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的成效。新时期新形势下广西仍然需要继续探索、创新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第一,大力发展民族教育,筑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基。围绕提升教育质量和促进教育公平,充实民族教育的内容；从民族地区实际出发,丰富民族教育的形式。第二,改善民族地区的文化民生,夯实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加强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发展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倡导和组织健康向上的群众文化活动。第三,充分利用广西民族地区优秀文化资源,开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特别是要着力促进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红色文化资源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提升民族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程度。第四,建立和健全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的组织、制度和机制。我们应遵循统筹兼顾的思想和“以人为本”的原则,建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中心”,健全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人才、经费和奖惩等方面的保障制度,健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反馈和辅助等方面的实践机制。
贺良林[6]（2014）在《政治文化变迁与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形成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在“农业——宗法”的社会基础上,形成了以血缘宗族为纽带、以君主专制为基础、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具有专制性、封闭性、排异性、僵硬性的主要特质。这种特质的政治文化历经了几千年的变迁,不仅没有减弱,反而逐步增强。尤其是封建皇权建立后,传统政治文化的专制性更为明显。而在专制皇权统治下,任何有可能破坏建设社会秩序稳定、酿成封建王朝统治危机的祸源都要想方设法的清除,特别是朋党。所以,自古以来,“君子不党”也就成为一种政治文化,深深植根于社会之中、人的头脑之中,挥之不去。进入近代社会后,虽有西方民主型政治文化的冲击,但是专制型政治文化的深广影响力依然显着。然而,作为一种新兴事物,西方民主型政治文化也在中国显现着顽强的生命力。于是在外敌武力入侵和内部被压迫者揭竿而起的背景之下,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发生某种程度的裂变,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也在慢慢解构,反抗外国侵略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反对专制统治,争取民众自由便成为近代中国政治文化的主旋律。这一时期,虽然清政府力禁朋党,但“政党”这一西方近代政治文明的产物,伴随“西学东渐”之气渐进中国人的视野,政党政治文化开始在中国艰难生长,至民国肇建方有政党政治局面显现,政党才在中国立足并视为政治场中的正常现象。辛亥革命缔造了中华民国,无疑是对悠悠几千年传统政治文化的再次激荡。但中华民国毕竟是一个新生儿,“新”必然与“旧”相并存,民国初年政治文化的主要特征就是民主方生、专制未死。因此,当人们在新的民主政治体制之下,热心谈论政党并希望通过政党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时,封建专制卷土重来,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犹如昙花一现,仅成为中国政治历史中的短暂实验。总体来说,整个中国近代社会（1840—1949）,是中国政治文化由专制型向民主型的过渡时期,更准确地说是转换交替时期。这一时期,主导近代中国政治生活的主要是封建主义专制型传统政治文化、资本主义民主型政治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但是政治文化变迁的总趋势是由专制向民主的过渡。中国国民党执政时期,中国政治和政党制度都不是单一的专制型或民主型,这与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复杂性相一致的。与西方各国不同的是,中国比较活跃的政党,其性质存在巨大的差异,并为不同政治文化的代表。中国国民党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是专制与民主混合于一身的政治文化代表；中国共产党是工农等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者,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民主政治文化的代表；而代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其他民主党派,追求资本主义民主、实现民主政治,是其始终不渝的政治诉求。不同的性质,导致了政治与政党合作的不易。国民党作为执政党,与中国其他政党有过两次合作。第一次是国共两党合作,以反对北洋军阀专制统治为目标。第二次是国民党与中国几乎所有政党的合作,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为目标。两次合作都是民主潮流的大势所趋,但都因合作建立时的目标基本实现而告结束。当代中国政党制度,正是在这种复杂的政治文化变迁过程中,以及纷杂的政党斗争中,既因“大一统”等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而带有一党领导的性质,又因现代民主政治文化的影响而带有多党合作的性质。
孙延青[7]（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文中提出基层政权作为国家政权的基础,承载着国家管控基层社会、关爱基层民众的重要使命。中国自宋朝开始“王权止于县”,形成了传统“皇权—绅权”二元权力控制型社会。但近代以降,传统社会在内外交困中开始陷入全面危机之中。发端于清末新政以来国家现代化基层政权重构实践从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在“自治化”与“行政化”的路径选择中,在由“无为”转向“有为”的历程中,国民政府力主推行“乡闾保甲”、“新县制”等举措,但不仅未能完全实现国家权力的下延,相反在攫取资源过程中进一步造成农村社会“内卷化”。而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方面将马克思列宁国家政权学说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对基层政权建设理论进行摸索。另一方面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基层政权实践探索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建政经验。1949年8月湖南省长沙专区获得了和平解放。在此过程中国家并未“用完成革命的力量来非程序地、权威式”的渗入社会的各个角落,社会情况较为复杂。从1949年到1954年间,中共长沙地委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及湖南省委领导下,历时五年,立足于“行政化”路径下的“党治国家”模式,通过诉诸于“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核心的国家权力下延,对专区基层政权进行建构,实现了近代以来历届政权的未竟之业。在“政党下乡”过程中,通过培养基层干部、健全党委制度等“内部耦合”方式,实现了“政党”这一内生性权威从无到有的建构与渗透。长沙专区高度重视干部选拔、培养和整训工作。一方面通过采取审查甄别、建立学习机制、干部整风举措及开展“三反”等运动,选拔和培养了大批基层干部,提高了干部的素质和思想觉悟,整顿了工作作风,奠定了干部组织基础。另一方面在党组织建设方面则通过“审查党员”、“公开建党”、“整党建党”等举措,健全了党委机构,纯洁了党的组织,发展了党员,实现了党组织权威在乡（镇）乃至村级的确立。伴随着基层干部的“党员化”,基层干部和党员的有机契合保证了中共的坚强领导。在“政权下乡”过程中,中共长沙地委相继进行了以“接管建政”、“废除保甲”、“土地改革”和“人民普选”为核心的基层建政运动。力图以“外部嵌入”方式实现对专区基层政权组织和外延性权威的破旧立新。这既是持续的建政步骤,也是逐步完善的过程。四个阶段之间相互协同衔接,呈现出明显的步骤性和系统性。具体而言,长沙专区成立后,在“接管建政”历程中,实现了县级、区级政权的接管和建制。在随后以“废除保甲”为核心的建政运动中,主要通过开展“武装剿匪”、“支前筹粮”、“双减退押”运动,破除了地方军事权威及政治权威,延续千年之久的保甲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在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运动中,破除了经济权威乃至文化权威。与此同时,通过在运动中启发民众政治觉悟和参政意识,民众在认识自身力量的基础上,逐步成立了农民协会、青年团、民兵、妇联等群团组织,实现了对民众基础的重塑和改造。最终在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运动中,通过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与建立乡人民政府,建构了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地方基层民主政权,确立了以乡（镇）为核心的基层政权。最终伴随着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发,新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的结构和职能获得了制度性安排和法理保障。长沙专区完成了以“乡（镇）”为主体的基层政权建设历程,乡村权力结构和乡村社会乃至基层民众也实现了权势转移。在这一系列“短平快”的运动治理方式主导下,长沙专区在破除旧有基层政权和权威的基础上,实现了以“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标志的基层政权的合法性重构,完成了自清末以来国家政权的下延和权威重塑历程。而民众在建政改造的过程中逐步被纳入到“党、政、群、团”等组织中来,专区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但这种基于国家偏好的选择性建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乡村简单化和片面化认知,延续千年的传统乡村模式在“布新”和“除旧”中被批判而被“他者化”,对农村传统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本文选取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湖南省长沙专区为个案研究,在占有广泛档案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方法,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历程进行全景式描绘,力图梳理出中共长沙地委对农村基层政权的逐步控制和重塑过程,进而考察分析中共由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建政运动模式和内在治理逻辑。不仅有利于拓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视域,进一步增强学界对于农村基层政权重构研究的广延性,同时通过总结建政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主义实践提供资鉴价值。
朱益飞[8]（2015）在《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研究》文中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十八大报告指出,人民民主是我们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改革开放以来,私营经济发展迅猛,私营企业主阶层不断壮大,他们的政治需求也随着经济地位的提升日趋强烈。因此,应重视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热情和需求。十八大报告提出,应当“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鼓励和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更大贡献”。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这是摆在中共面前的重要而紧迫的课题。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人民”的一部分,在中共构建的政治体系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参与,在新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新中国初期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是人们思考和审视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行为的历史起点。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参与理论为基础,立足新中国初期国际国内社会现实环境,在广泛收集、整理、归纳和分析研究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有关文献资料基础上,运用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理论渊源、发展脉络、基本内涵、参与实践、历史启示及其对当代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价值进行了全面论述。本文深入阐述了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和民族资产阶级相互之间正向政治认同生成的基本历程,从政治学研究视野论述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动力和基本模式,全面系统回顾了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在诸领域的政治参与实践,并对参与实践的意义和不足进行了辩证分析,提炼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历史经验。通过对当代私营经济、私营企业主阶层与新中国初期私营资本、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异同对比,在对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历史经验总结基础上,提出了发展和完善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基本路径。全文除绪论、结语外,共分六章。第一章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理论探讨。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形成的历史背景,探讨了民族资产阶级形成的过程,指出了工商业者、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以及部分政党成员是这个阶级的群众基础,软弱性、革命性是其基本特点。狭义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占有一定的生产资料、采用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剥削工人阶级剩余价值且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阶级。狭义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具有一定知识水准、经营能力、技术水平的实业资本家。广义的民族资产阶级除了狭义民族资产阶级所指范畴之外,还包括实业资本家的外围和从属部分。主要由充当这个阶级先锋队和利益代表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所组成。本章还分析了政治参与的内涵、分类、形式以及意义,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以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政治参与理论以及统一战线理论作为理论指导。第二章民主革命时期政治认同的形成——基于中共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双重视角。首先探讨了政治认同及其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在负向政治认同下,政治参与容易与社会历史前进的方向、人类的理想追求背道而驰,正向政治认同下的有序政治参与对政治稳定具有积极意义。本章在中共党史一般分期基础上,探讨了中共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时期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认同,同时对民主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对中共政治认同的嬗变历程进行分析。总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中共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相互认同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而变化,在主客观条件影响下,新中国初期二者最终建立了相互之间的正向政治认同。第三章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一般分析。从政治生态学角度分析了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环境,具体包括政治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生态以及国际生态,进而深化对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实践的理解。人民政协、人大以及工商联是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主要平台,论述了三大主要平台的基本构成、运行机制和政治参与中的基本效能。从政治学视野研究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动力：民主信念、利益驱动、政党支持、政治分配以及政治情感。本章认为,政治选举、政治决策、体系介入、政治接触以及政治运动构成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基本途径,通过对政治参与动力和途径的分析,建立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研究的基本框架。第四章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实践。在筹建新中国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响应中共号召北上参政,积极筹备新政协并参加政协全体会议,见证并参与了若干建国程序。参与经济建设的决策与协商,动员并购买胜利公债,推动新中国企业发展,参与建立劳资协商会议制度。在土地改革中,积极参加土地改革调研,推动制定并贯彻土地改革法。“五反”运动中民族资产阶级发表看法,拥护“五反”运动,积极号召工商界参与“五反”运动、坦白和检举不法行为。参与抗美援朝重大决策,赞成中共出兵朝鲜的建议,广泛开展爱国宣传和动员,开展捐献行动并赴朝鲜慰问,投身爱国增产运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过程中,他们认同过渡时期总路线及五四宪法,表达民族资产阶级利益诉求,为改造献言献策。在国际事务中,民族资产阶级通过经济外交助推政府外交,活跃于国际政治舞台。第五章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评析。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政治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参与理论,促进了新中国初期政治稳定,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先河。经济上,支持建立了国营经济,促进了私营资本发展。社会意义方面,安抚了工商业者情绪,促进新中国初期社会整合。但是,政治参与在制度方面存在不足,民族资产阶级存在或“左”或“右”参政倾向,精英式政治参与淡化了大众政治参与,而且被动政治参与倾向明显。中共方面对民族资产阶级参政一度存在“左”的错误认识,没有能够有效推进制度化政治参与。本章总结了政治参与的基本经验,即：坚持中共政治领导是基本前提,正确认识和看待私人资本主义问题是保障,切实维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是关键,加强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核心,民族资产阶级参政素质的不断提升是内在动力。第六章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当代价值。讨论了新时期以来私营经济、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形成和发展,并将他们与新中国初期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民族资产阶级的异同进行对比,指出新时期私营企业主的生存环境和自身特征与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环境和特征相比已经发生变化,但新中国初期的一些基本经验对今天仍有参考价值。本章对当代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历程进行了梳理,概括了政治参与的模式,指出当前私营企业政治参与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总结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本章指出发展和完善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方向,促进政治参与渐进有序有度发展,加强参与型政治文化建设,促进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综合素质的提升,推进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法制化进程,完善和优化政治参与渠道。
王秀涛[9]（2011）在《文学会议与“十七年”文学秩序》文中认为本文以“十七年”时期的文学会议为研究对象,但无意于对这一时期的文学会议进行面面俱到的描述和还原,而是希望通过对不同类型的会议的考察,对文学会议的功能与作用进行历史定位,以揭示文学会议在操作实践过程中所体现的原则与规范,以及这些原则与规范如何通过文学会议在建构社会主义文学秩序的过程中发挥作用。文代会是“十七年”时期文艺界的重大活动,是进行文学决策、部署文学任务、成立和改组领导机构的重要权力机关,其活动和运作也反映了文学领导体制的基本特征。文代会报告的起草反映了文学决策的程序与原则,起草人的选择、政治权威的介入保证了决策的政治方向。而文代会的宣传、贯彻与执行则反映了文学决策的反馈机制,强大的政治组织保障和完备的配套体系使文学决策得以落实。可以说“十七年”文学的领导体制是中国共产党政治领导体制的翻版,也因文学内部的矛盾重重使文学决策充满了权力争夺和利益平衡。组建文艺队伍是文学会议的重要功能之一。文代会尤其是第一次文代会在选择代表时所制定的方法以及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所遵循的原则,构成了文艺界选择作家进入文艺队伍、对作家进行政治评价和文学定位的基本标准,并因此形成了“十七年”作家队伍的主体,造成了作家群体的分化。对新解放区的旧艺人和旧文人,第一次文代会确定了团结、改造的方针,通过改造使其成为“文艺工作者”。此外青年创作者会议也是组建文艺队伍的手段之一,它虽是业务培训会议,但在选择参会代表时的工农兵标准无疑是希望通过培养在新的政治环境下成长的作家,打造政治可靠的新型文艺大军。“十七年”的文学会议的诸多类型中,还包含一些具有奖惩意味和仪式化特征、意识形态倾向极其鲜明的会议,譬如批判会、纪念会、观摩会。批判会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借助于政治动员等战时阶级斗争策略对文学异端进行清理,并以政治参与的方式对文艺工作者进行政治教育。纪念会则通过对纪念对象的形象塑造与精神“还原”,挖掘其可以利用的价值为意识形态服务,并以一种仪式化的纪念方式强化其作为资源的价值。观摩会是戏改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具有示范意味的演出大会,通过树立典范,打造样板,展示戏改成果、强化戏改政策,推广具有示范价值的文艺样板,推动戏改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在文艺调整时期,文学会议是进行文艺调整重要的推动手段。这些会议在内容上、形式上都会有所改变,更加注重听取基层不同意见,通过广泛的讨论达成一致意见,有时其至不做报告和会议结论。期刊工作会议、新侨会议、广州会议是十七年文学调整时期的代表性会议,这些会议制定了一些对文艺进行纠偏的政策和条文,但由于这些政策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其合法性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丧失。出版会议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会议,但与文学发展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影响着“十七年”文学的生产和再生产。建国初期的几次出版会议,不但对当时的出版工作譬如民营出版社的改造等进行了具体部署,而且确立了进行出版工作的基本规范和原则。统一集中的管理制度、对出版职能的确定以及分工合作制度影响了文学出版的格局和具体运作,而编辑制度的确立以及政治正确等基本要求则对文学编辑的组稿、审稿、改稿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文学会议在制定决策、传达政治倾向、整合资源以及进行政治教育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文学会议并不是独立发生作用的个体,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不过是主流意识形态施展“权力技术”的场所,因此文学会议召开的背后有一双“无形之手”在操纵着,使文学会议按照既定的程序、方式、方向进行“表演”。同时政治权力还以各种力量和资源保证文学会议的召开、传达顺利进行,以确保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稳固。也正是由于外部力量的介入,文学会议的召开往往无法顾及文学自身的利益,在执行会议决定的过程中难免伤及文学利益,留下无法解决的“后遗症”。
范伟[10]（2019）在《抗战动员中的《新中华报》研究》文中认为作为第一份延安时期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办刊近4年半,历经了土地革命后期和全面抗战初期。《新中华报》前身是长征后复刊的《红色中华》陕北版,后囿于条件维艰而停刊并入《解放日报》,在中共党报史上有着承上启下的地位和作用。《新中华报》充分发挥中共党报的宣传媒介和政治武器职能,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抗战动员工作。它不仅全面宣传了党的各项路线、方针和政策,而且组织、鼓舞、激励、推动广大人民群众和一切抗日资源,投入到中国抗日战争中,在陕甘宁边区乃至全国都留下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本论文从简要介绍《新中华报》基本情况破题,全面梳理《新中华报》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进行的抗战动员工作,客观分析《新中华报》在抗战动员中的主要作用和显着特点,科学总结其历史经验和时代局限。其具体内容框架如下:首先,简要介绍《新中华报》基本情况,以了解该报进行抗战动员的背景和条件。《新中华报》的创办,有着其复杂的时代场域、深厚的理论渊源和独特的现实基础。就其时代场域而言,该报有助于唤醒民众的抗战意识以粉碎日寇的文化侵略,有助于引领抗日的进步思想言论以冲破国民党文化专制。就其理论渊源而言,该报赓续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党报思想和经验。就其现实基础而言,该报得益于陕甘宁边区提供的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和边区革命知识分子的智力支持。《新中华报》的发展经历了初创和改革两个时期。《新中华报》的初创时期,是指该报从1937年1月29日创刊,一直到1938年12月25日准备改版而暂时休刊为止。初创时期的《新中华报》一般是4开4版的5日刊,每逢重大纪念还有增版。第1版主要发表党的政策主张和国内的重要时事,第2版则专以介绍和分析国际形势为主,第3版报道陕甘宁边区抗战动员和建设现状,第4版为边区民众团体主办的各种副刊和一些会议、人物和节日纪念的特辑、特刊、专刊。《新中华报》的主编是向仲华和徐冰,不少中央、边区和民众团体负责人都在该报上发表过文章或讲话。《新中华报》的改革时期,是指1939年2月7日起出版刷新第1号,至1941年5月15日停刊为止。《新中华报》刷新版改为3日刊,第1版专载党和政府的对于重大问题的立场观点和军队的抗日战绩,第2版报道国际新闻和评论,第3、4版宣传陕甘宁边区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现况。1941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停办《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改出《解放日报》。在管理机构上,《新中华报》曾归口中央党报委员会和中央出版发行部领导。1937年重建的党报委员会,主管材料研究和出版发行事务,兼理中央印刷厂。1939年新成立的出版发行部,下设出版、发行、印刷、总务等4个部门,接替负责《新中华报》的出版、印刷和发行工作。在印刷和发行上,中央印刷厂为主的延安四大印刷厂为《新中华报》提供了坚强的印制后援。《新中华报》依赖于新华书店为主,光华书店和西北抗敌书店为补充的发行网络,通过门市销售、邮局寄购和流动贩卖等方式,发行到根据地、沦陷区、大后方和南洋等地。其次,全面梳理《新中华报》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进行的抗战动员工作,以具体呈现出该报抗战动员的内容。就军事动员而言,抗日战争主要表现为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军事力量的角逐和博弈。日本的军事实力虽然远超于中国,但也存在着人力和物力的不足。有鉴于此,《新中华报》积极配合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陕甘宁边区进行广泛的军事动员,组织和训练民众武装以加强边区自卫力量,肃清土匪和汉奸以创造巩固的抗战后方,加紧防空防毒教育和建设以保全国防后备力量。就经济动员而言,经济基础决定政治和文化等上层建筑,而经济动员亦是抗战动员中至关重要的一项内容。党中央和边区政府清醒地认识到,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就无法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经济动员为抗战动员之第一要务。《新中华报》亦热烈响应这一中心任务,配合党和政府,开展救国公粮运动以充实抗战的粮食供给,发展合作社经济以在经济上组织民众。就政治动员而言,战争实质上是政治的继续,是另一种暴力形式的政治。因此,政治动员是抗战动员的题中应有之义。《新中华报》积极配合边区的政治动员工作,通过民主普选以保证实现彻底的民主政治,加强肃贪反腐以厉行廉洁政治,发展民族统战以共同救亡图存,从而唤醒和调动广大民众的政治觉悟,动员他们投身到抗战工作之中。就文化动员而言,抗日战争不仅是中日两国间军事力、经济力等硬实力的比拼,而且也是文化软实力的博弈。因此,文化动员是抗战动员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作为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积极配合党和政府,在陕甘宁边区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文化动员,开展学习运动以推高政治文化水准,发展抗战体育以武装手足,推行卫生运动以预防疾病,以期健全边区民众的精神和体魄,应对艰苦的持久抗战。就社会动员而言,为了最大限度调动和凝聚一切可资利用的抗战力量,《新中华报》在积极引导工人、农民、士兵、学生和商人等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时,还紧密联系儿童、妇女、抗属和残废军人等特殊群体,发展儿童保育工作以培养抗日的后备军,开展妇女解放运动以提高妇女民族觉悟,抓紧优抚工作以巩固军民关系,从而进一步夯实了全民抗战的群众基石,保障持久抗战进行到底。再者,客观分析《新中华报》在抗战动员中的主要作用和显着特点。就主要作用而言,《新中华报》在进行抗战动员时,努力充当整合全国抗日力量的“万能胶”,阐发正确主张,纠正错误倾向,抨击反动行径,以期协调和整合全国一切抗日力量;努力充当凝聚民族抗战精神的“兴奋剂”,揭露日军残暴兽行,公布中国抗战业绩,以期激发全民抗战的勇气和展现抗战胜利的图景;努力充当塑造中共抗战形象的“扩音器”,介绍边区抗战动员成果,以期展示中共抗战的良好形象和提升中共的影响力:努力充当发展反法西斯同盟的“集结号”,谴责德意日罪恶,关注世界各国动向,以期促进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早日形成。就其显着特点而言,《新中华报》充分利用中央党报这一平台优势,积极进行了一系列的抗战动员工作,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并呈现出对象广泛性、领域多维性和方式灵活性的鲜明特点。《新中华报》在抗战动员中,呈现出对象广泛性,努力团结和整合一切热爱和平的反法西斯的团体和个人;呈现出领域多维性,直接涵盖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诸多方面;呈现出方式灵活性,注重正反对比,图文并茂。最后,科学总结《新中华报》在抗战动员中的历史经验和时代局限。就历史经验而言,《新中华报》的抗战动员工作,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代表党的意志,传播党的声音;一直遵循新闻真实性的原则,敢于直面问题,针贬时弊;深入贯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贴近群众的生活,反映群众的疾苦;一向服务于时代的现实需求,与时俱进,永立潮头。就时代局限而言,《新中华报》的抗战动员工作,思想上有一定偏差,残存着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出现了“反革命托派”和“一切经过民族统一战线”的言词;实践中显现出一些问题,如照搬了苏联的办报经验,采用了不适当的题材和语言,从而造成了与边区实际脱节,影响了抗战动员效果。
二、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论文提纲范文）
（1）《人民日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课题研究的缘起及研究意义 |
| 1.1.1 课题研究的缘起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目前的研究现状 |
| 1.2.2 研究评析 |
| 1.3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基本内涵 |
| 1.4.1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指向 |
| 1.4.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过程与结果的统一 |
| 第2章 《人民日报》党中央机关报地位的确立 |
| 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办报实践与论述 |
| 2.1.1 马克思恩格斯办报实践与论述 |
| 2.1.2 列宁办报实践与论述 |
| 2.2 党中央机关报地位的初步确立 |
| 2.2.1 中国共产党办党报的历史回顾 |
| 2.2.2 晋冀鲁豫《人民日报》 |
| 2.2.3 晋察冀日报 |
| 2.2.4 华北《人民日报》 |
| 2.3 党中央机关报地位的确立 |
| 2.3.1 改变隶属关系,配备精干领导 |
| 2.3.2 突出面向全国的特点 |
| 2.3.3 发挥社论和重要评论的权威影响 |
| 2.3.4 确立在报刊中的核心地位 |
| 第3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
| 3.1 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性 |
| 3.1.1 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 |
| 3.1.2 引领社会发展的需要 |
| 3.1.3 意识形态领域除旧布新的需要 |
| 3.2 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可行性 |
| 3.2.1 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 |
| 3.2.2 民主革命时期积累了有益经验 |
| 3.2.3 新社会对民众产生强烈吸引力 |
| 3.3 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两个阶段 |
| 3.3.1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3.3.2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第4章 《人民日报》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宣传 |
| 4.1 直接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
| 4.1.1 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 |
| 4.1.2 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原理 |
| 4.1.3 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
| 4.1.4 宣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
| 4.1.5 宣传列宁党的建设学说 |
| 4.1.6 宣传国家问题以及民族问题学说 |
| 4.2 号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实践 |
| 4.2.1 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方法 |
| 4.2.2 号召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国家建设 |
| 4.3 宣传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编译出版情况 |
| 4.3.1 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全集选集的宣传介绍 |
| 4.3.2 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着作单行中译本的宣传介绍 |
| 4.4 助推其他媒体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传播 |
| 4.4.1 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动 |
| 4.4.2 与有关报刊联动 |
| 第5章 《人民日报》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 |
| 5.1 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 |
| 5.2 宣传毛泽东思想 |
| 5.2.1 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 |
| 5.2.2 宣传人民民主专政思想 |
| 5.2.3 宣传毛泽东文艺思想 |
| 5.2.4 宣传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
| 5.3 宣传《毛泽东选集》 |
| 第6章 《人民日报》对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的宣传 |
| 6.1 对工人和干部开展教育的宣传与推动 |
| 6.1.1 对工人阶级开展政治理论教育的宣传与推动 |
| 6.1.2 对在职干部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宣传与推进 |
| 6.2 引导广大民众树立恢复和发展生产的信心 |
| 6.2.1 对党和国家指示精神的宣传与推动 |
| 6.2.2 纠正错误,传播经验,确保工作正常推进 |
| 6.3 助力城市管理与城市建设 |
| 6.3.1 宣传党和国家的有关城市工作的决定 |
| 6.3.2 推进工农联盟的宣传教育,展示工农互助成效 |
| 6.3.3 宣传城市建设的原则、方向和重点顺序 |
| 6.4 宣传和推动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 |
| 6.4.1 号召人民为工业化建设奋斗 |
| 6.4.2 阐明工业化建设的缘由、重点以及需要处理的关系 |
| 6.4.3 宣传展示工业化进程与成效 |
| 第7章 《人民日报》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宣传 |
| 7.1 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宣传 |
| 7.1.1 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宣传与推动 |
| 7.1.2 对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宣传与推动 |
| 7.1.3 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宣传与推动 |
| 7.2 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宣传 |
| 7.2.1 传播党中央和国家的政策主张,刊发社论和评论文章进行推进 |
| 7.2.2 介绍各地工作经验,展示社会主义改造成就 |
| 7.3 对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制的宣传 |
| 7.3.1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宣传 |
| 7.3.2 对其他法律法规的宣传 |
| 第8章 《人民日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效 |
| 8.1 有助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确立 |
| 8.1.1 增进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识 |
| 8.1.2 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升 |
| 8.1.3 推动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掌握 |
| 8.2 助推了党的中心任务的顺利完成 |
| 8.2.1 助推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 |
| 8.2.2 助推国民经济的恢复 |
| 8.2.3 助推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 |
| 8.2.4 助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
| 8.3 促进了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
| 第9章 《人民日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当代启示 |
| 9.1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局限 |
| 9.1.1 时代局限性较为明显 |
| 9.1.2 助推了思想文化领域的不当批判 |
| 9.1.3 囿于苏联报刊的版式和内容 |
| 9.2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当代启示 |
| 9.2.1 确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准则 |
| 9.2.2 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方式 |
| 9.2.3 关注不同群体的需求,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最佳效果的根本途径 |
| 余论“三个自信”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保障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文章及科研成果 |
（2）“统一战线”政策下的“整合” ——1951年的新中国“文艺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选题缘起 |
| 绪论 "统一战线"政策下的"整合"——新中国"文艺界"作为观察视点 |
| 第一节 "统一战线"政策的历史轨迹及经验 |
| 第二节 1949至1951年新中国"文艺界"描述的"关键词" |
| 第三节 "文坛霸权主义"的文学格局与《"文艺讲话"》的"裂缝"——1949至1951年中国“文艺界”的总体观照 |
| 第四节 1951年:考察新中国"文艺界"整合的关键年份 |
| 第一章 培养新文艺工作者的"实验"——中央文学研究所1951年开学的前前后后 |
| 第一节 新中国建国前文艺学校建构的"历史经验" |
| 第二节 新中国初期文艺学校的"构想" |
| 第三节 中央文学研究所学员简况 |
| 第四节 "文艺学校"的体制化探索经验——微观考察中央文学研究所 |
| 第二章 宿命的召唤:1951年昆仑影业公司的"命运"——以电影《武训传》和《我们夫妇之间》批判为视角 |
| 第一节 电影经验总结的透视与新中国电影界的"统一战线"政策 |
| 第二节 新中国初期的电影格局与昆仑影业公司 |
| 第三节 私营电影业的新处境与昆仑影业公司的拍片——《武训传》和《我们夫妇之间》拍摄简况 |
| 第四节 批判声浪中私营电影业的"命运" |
| 第三章 "文艺建设丛书"与"新文学选集"的出版 |
| 第一节 "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的编辑出版与影响 |
| 第二节 "文艺建设丛书"的出版 |
| 第三节 "新文学选集"的出版 |
| 第四节 思想的"整合":两种丛书不同的命运走向——“文艺建设丛书”、“新文学选集”最终命运的考察 |
| 第四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与发行的"背后" |
| 第一节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的"前奏曲" |
| 第二节 思想改造运动话语建构的"蓝本"——《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 |
| 第三节 文艺界思想改造运动的"兴起"——全国文艺界文艺学习运动的"新动向" |
| 结束语 |
| 参考书目 |
| 博士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后记 |
（4）中国现代城市雕塑的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由 |
| 二、研究对象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萌芽起步期：——半殖民半封建及民国时期现代城市雕塑（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中叶）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一、 政治背景 |
| 二、 文化背景 |
| 第二节 租界的现代城市雕塑 |
| 一、 公共空间中的城市雕塑 |
| 二、 欧式公共建筑上的雕塑作品 |
| 三、 公共花园雕塑 |
| 四、 私家花园中的雕塑 |
| 第三节 民国时期的雕塑留学生 |
| 一、 清末民初留学生概述 |
| 二、 学习雕塑的留学生概况 |
| 三、 留学生在国外的学习和生活 |
| 第四节 民国时期的现代雕塑教育 |
| 一、 土山湾的雕塑教育 |
| 二、 私立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
| 三、 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 |
| 四、 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 |
| 五、 广州市立美术学校 |
| 第五节 民国时期现代雕塑理论的传播 |
| 一、 美术团体 |
| 二、 美术期刊 |
| 三、 美术展览 |
| 第六节 民国时期的现代雕塑家 |
| 一、 蔡元培与现代雕塑家 |
| 二、 李金发 |
| 三、 江小鹣 |
| 四、 刘开渠 |
| 五、 滑田友 |
| 六、 张充仁 |
| 第七节 民国时期的城市雕塑作品 |
| 一、 孙中山雕像 |
| 二、 名人塑像 |
| 三、 抗战时期的纪念碑雕塑 |
| 第二章 曲折探索期：——解放初期和文革时期的现代城市雕塑（二十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一、 美协的成立 |
| 二、 向苏联学习 |
| 三、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
| 四、 “两结合” |
| 五、 “大跃进” |
| 六、 文化大革命 |
| 第二节 向苏联学习雕塑 |
| 一、 20世纪60年代前的苏联艺术的发展史 |
| 二、 苏联艺术在中国的迅猛传播 |
| 第三节 解放初期和文革时期的雕塑教育 |
| 一、 苏联的雕塑教学体系 |
| 二、 苏联影响下的新中国的雕塑教育模式 |
| 三、 新中国解放初期和文革时期雕塑教育的发展历史 |
| 第四节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造 |
| 一、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和选址 |
| 二、 纪念碑的设计过程 |
| 三、 纪念碑浮雕的设计 |
| 第五节 东方红太阳升——毛泽东雕像 |
| 一、 不同时期的毛泽东雕像特点 |
| 二、 毛泽东雕像代表作品 |
| 三、 毛泽东对建其雕像的态度 |
| 第六节 解放初期与文革时期的城市雕塑 |
| 一、 解放初期和文革时期的雕塑发展 |
| 二、 十大建筑工程室外雕塑 |
| 三、 毛主席纪念堂室外雕塑 |
| 四、 城市纪念碑雕塑 |
| 五、 名人雕塑作品 |
| 六、 其他城市雕塑题材作品 |
| 第三章 繁荣发展期：——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现代城市雕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二十一世纪初）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一、 政治背景 |
| 二、 艺术背景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后雕塑发展 |
| 一、 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现代雕塑 |
| 二、 90年代的中国现代雕塑 |
| 三、 21世纪的中国现代雕塑 |
| 第三节 雕塑公园的发展 |
| 一、 中国雕塑公园概论 |
| 二、 中国特色的雕塑公园 |
| 三、 中国雕塑公园典型案例分析 |
| 四、 中国雕塑公园发展策略 |
| 第四节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现代城市雕塑 |
| 一、 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城市雕塑简述 |
| 二、 改革开放后城市雕塑作品 |
| 第四章 中国现代城市雕塑设计的展望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城市雕塑的管理机制 |
| 一、 工作职能 |
| 二、 存在问题 |
| 三、 改变方法 |
| 第二节 中国现代城市雕塑存在问题及解决方法 |
| 一、 存在问题 |
| 二、 提升中国城市雕塑品质 |
| 第三节 中国现代城市雕塑设计与环境的融合 |
| 一、 城市雕塑与城市历史人文环境 |
| 二、 城市雕塑与城市空间环境 |
| 三、 城市雕塑与心理环境的艺术至境 |
| 结语 |
| 中国现代城市雕塑大事记 |
| 引用文献 |
| 攻读研究生期间发表论文 |
| 致谢 |
（5）文化建设视域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 ——以广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选题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本课题研究思路和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本课题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主要创新 |
| 第2章 民族地区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关系相关问题探析 |
| 2.1 有关概念阐释 |
| 2.1.1 文化和文化建设 |
| 2.1.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其路径 |
| 2.1.3 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其路径 |
| 2.2 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 |
| 2.2.1 文化与意识形态理论 |
| 2.2.2 精神文化生产理论 |
| 2.2.3 文化领导权思想 |
| 2.2.4 文化软实力思想 |
| 2.3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题中应有之义 |
| 2.3.1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
| 2.3.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 |
| 2.4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助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 |
| 2.4.1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2.4.2 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2.4.3 营造良好文化环境和氛围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2.5 民族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相辅相成 |
| 2.5.1 民族文化建设过程中开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 |
| 2.5.2 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以民族文化建设为条件 |
| 第3章 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程 |
| 3.1 广西民族地区的人文特点 |
| 3.1.1 广西民族地区的总体概况 |
| 3.1.2 广西民族地区的人文特点 |
| 3.2 “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的发轫期 |
| 3.2.1 广西对“五四”运动的声援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3.2.2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3.2.3 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3.2.4 解放战争时期广西爱国民主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3.3 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初的开拓期 |
| 3.3.1 新中国成立开始了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征程 |
| 3.3.2 “文革”十年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经曲折 |
| 3.3.3 思想大解放开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局面 |
| 3.4 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全面推进期 |
| 3.4.1 广西系列文化建设工程与转型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3.4.2 广西“双学”活动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桂宣传 |
| 3.4.3 “四个广西”建设与科学发展观的学习实践活动 |
| 3.4.4 党的十七大精神的学习与“桂理昕”宣传品牌的形成 |
| 3.4.5 “广西精神”的凝练与建设民族文化强区战略的提出 |
| 3.4.6 党的十八大后广西的理论宣传与“美丽广西·清洁乡村”系列活动 |
| 第4章 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路径 |
| 4.1 开展民族地区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增强引领群众能力 |
| 4.1.1 党员干部教育培训贯穿于广西革命和建设的始终 |
| 4.1.2 多渠道培养民族干部增强其引领民族群众的能力 |
| 4.2 利用有民族特点的多样化载体促进马克思主义传播 |
| 4.2.1 重视有民族特点的报刊图书的宣传功能 |
| 4.2.2 发挥民族文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作用 |
| 4.2.3 善用传统大众媒体增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效果 |
| 4.2.4 发挥现代传媒打造理论传播新模式的作用 |
| 4.3 加强民族文化建设发挥先进文化的育人功能 |
| 4.3.1 新民主主义文化在广西的发展及其功能 |
| 4.3.2 社会主义文化在广西的发展及其功能 |
| 4.4 发挥先进人物的示范功能和社会力量的参与作用 |
| 4.4.1 广西先进人物教育示范功能的发挥 |
| 4.4.2 广西妇女组织对党的宣传工作的参与作用 |
| 4.4.3 广西青年学生组织对党的宣传工作的参与作用 |
| 4.5 强化民族团结教育在促进民族和谐发展中的作用 |
| 4.5.1 民族团结教育是广西革命和建设事业成功的法宝 |
| 4.5.2 新世纪新阶段广西强化民族团结教育的新举措 |
| 4.6 学习借鉴其他地区先进经验推进自身实践创新 |
| 4.6.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其他地区先进经验的学习借鉴 |
| 4.6.2 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对其他地区先进经验的学习借鉴 |
| 第5章 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主要特点 |
| 5.1 明确的目标任务 |
| 5.1.1 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宣传马克思主义 |
| 5.1.2 结合满足民族群众利益需求选择科学理论大众化的路径 |
| 5.2 鲜明的民族特点 |
| 5.2.1 以民族干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为宣传重点对象 |
| 5.2.2 以普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为重要内容 |
| 5.2.3 运用民族文化资源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重要载体 |
| 5.3 多层面的保障措施 |
| 5.3.1 物质保障 |
| 5.3.2 组织保障 |
| 5.3.3 人力保障 |
| 5.3.4 制度保障 |
| 5.4 多样化综合化的发展态势 |
| 5.4.1 多样化态势 |
| 5.4.2 综合化态势 |
| 第6章 完善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思考 |
| 6.1 阻碍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的问题和制约因素 |
| 6.1.1 主要问题 |
| 6.1.2 制约因素 |
| 6.2 发展民族教育筑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基 |
| 6.2.1 发展民族教育提升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成效 |
| 6.2.2 着力促进教育公平并充实民族教育内容 |
| 6.2.3 根据民族地区特点丰富民族教育形式 |
| 6.3 改善文化民生夯实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 |
| 6.3.1 加强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
| 6.3.2 发展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 |
| 6.3.3 倡导和组织健康向上的群众文化活动 |
| 6.3.4 维护少数民族的文化权益及培育少数民族群众的主体意识 |
| 6.4 利用优秀民族文化资源开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 |
| 6.4.1 促进民族传统文化优秀因子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 |
| 6.4.2 深入挖掘和弘扬广西红色文化 |
| 6.4.3 广泛宣传和践行广西精神 |
| 6.5 建立健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的组织、制度和机制 |
| 6.5.1 建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中心” |
| 6.5.2 健全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保障制度 |
| 6.5.3 健全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机制 |
| 结束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着及科研情况 |
（6）政治文化变迁与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形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学术回顾 |
| (一) 中国政党制度形成的历史研究 |
| (二) 中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功能及其价值研究 |
| (三) 中国政党制度的研究方法 |
| (四) 执政党研究 |
| (五) 参政党研究 |
| (六) 历史人物政党政治思想的研究 |
| 二、本选题相关研究现状 |
| 三、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一) 政治文化的涵义 |
| (二) 政治文化对政党制度的作用 |
| (三) 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研究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意义 |
| 四、研究内容 |
| 五、研究方法 |
| 六、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党禁” |
| 第一节 朋党与党争 |
| 一、“党”的语义变迁 |
| 二、朋党的产生 |
| 三、中国历代党争之实 |
| 第二节 朋党与党争的政治文化分析 |
| 一、中国封建社会主流政治文化的形成 |
| 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下的朋党与党争 |
| 第三节 传统中国的“党禁” |
| 一、先秦诸子的党论与党禁 |
| 二、秦朝以降的党论与党禁 |
| 第二章 晚清时期政治文化变迁与中国政党的产生 |
| 第一节 晚清传统社会结构裂变中的政治文化变迁 |
| 一、鸦片战争后的传统社会结构裂变 |
| 二、社会裂变中的政治文化变迁趋向 |
| 第二节 “师夷制夷”中的西方议会制度最初介绍 |
| 一、师夷制夷——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变迁的开端 |
| 二、“师夷制夷”中的西方议会制度最初介绍 |
| 第三节 洋务运动中的政党观念更新 |
| 一、洋务运动产生的时代背景 |
| 二、洋务运动促进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深入变迁 |
| 三、洋务运功中政党观念的更新 |
| 第四节 维新运动中的政党观念输入与传播 |
| 一、维新运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启蒙 |
| 二、维新运动中的学会组建 |
| 三、维新运动中西方政党观念的传播 |
| 第五节 清末新政与中国政党产生 |
| 一、清末新政——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转型 |
| 二、以三种政治势力为代表的政治文化角逐 |
| 三、清末新政与中国政党的成立 |
| 四、晚清专制皇权的终结 |
| 第三章 政治文化演进与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实践 |
| 第一节 民国初年政治文化的演进 |
| 一、民主共和观念进一步张扬 |
| 二、政党政治理念持续加强 |
| 第二节 民国初年政党问题的论争 |
| 一、政党的基本内涵 |
| 二、政党政治及其运作 |
| 第三节 民国初年政党林立局面的出现 |
| 一、民国初创时期(1911年10月—1912年4月) |
| 二、国会选举时期(1912年5月—1913年4月) |
| 三、正式国会时期(1913年4月—1914年1月) |
| 第四节 民国初年政党政治的短暂实践 |
| 一、民国初创时期的政党斗争 |
| 二、“国会选举”阶段的政党政治实践 |
| 三、政党政治的失败 |
| 第五节 民初政党政治实践失败的政治文化分析 |
| 一、缺乏实行政党政治的文化土壤 |
| 二、缺乏实行政党政治的民主思想 |
| 三、缺乏广泛政治参与意识 |
| 四、政党政治理念的不成熟 |
| 第四章 政治文化的深广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
| 第一节 封建专制文化的逆动与民主派的反击 |
| 一、清室复辟思想 |
| 二、北洋复古逆流 |
| 三、袁世凯复辟帝制 |
| 四、民主派的反击 |
| 第二节 五四时期政治文化的深广发展 |
|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简述 |
| 二、基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政治文化深刻发展 |
| 三、基于新文化运动的政治文化广泛发展 |
| 第三节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传播 |
|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
|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
|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
| 一、五四精英的政党思想转变 |
| 二、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与活动 |
| 三、中国共产党诞生 |
| 第五章 政治文化的碰撞与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产生 |
| 第一节 各种政治文化的碰撞与共存 |
| 一、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封建政治文化延存 |
| 二、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的初步兴起 |
| 三、资产阶级政治文化的发展 |
| 第二节 合作型政治文化的确立与断裂 |
| 一、合作型政治文化形成的背景 |
| 二、合作型政治文化的形成 |
| 三、合作型政治文化的确立 |
| 四、合作型政治文化的断裂 |
| 第三节 三种政治文化的并存 |
| 一、中国国民党的法西斯政治文化 |
| 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 |
| 三、中间势力的资产阶级政治文化 |
| 第四节 三种政治文化的博弈与政党制度取向 |
| 一、政治协商会议时期的博弈 |
| 二、国民党一党独裁的终结 |
| 三、中间势力的发展与主张 |
|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形成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 0.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0.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0.4 相关概念界定 |
| 第1章 长沙专区社会历史背景 |
| 1.1 长沙专区的人文历史和建制沿革 |
| 1.2 中国历代基层政权的历史变迁 |
| 1.3 晚清及北洋政府时期“自治化”实践 |
| 1.4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自治化”向“行政化”过渡 |
| 1.5 “国家政权内卷化” |
| 第2章 中共基层政权建设的理论来源与实践探索 |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理论来源 |
| 2.2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实践探索 |
| 2.3 “行政化”路径下“党治国家”模式的确定 |
| 第3章 长沙专区的解放与面临的复杂形势 |
| 3.1 长沙专区的解放 |
| 3.2 长沙专区各县人民政府的成立 |
| 3.3 长沙专区新生人民政权面临的复杂形势 |
| 第4章 长沙专区成立初期基层干部队伍建设 |
| 4.1 中共长沙地委领导机构的组建与南下 |
| 4.2 中共南下长沙地委与地下党的会师 |
| 4.3 长沙专区基层干部选拔 |
| 4.4 基层干部的培训与整风 |
| 第5章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与党的权威重塑 |
| 5.1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现状 |
| 5.2 审查党员:保持组织纯洁性 |
| 5.3 公开建党:公开党的组织与发展基层党组织 |
| 5.4 整党建党:健全党委制度与整风整党 |
| 第6章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建政 |
| 6.1 以“城乡兼顾”为工作中心的确定 |
| 6.2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政权的初创 |
| 6.3 区、乡政权的接管和区政府、党委的成立 |
| 6.4 保甲制度的暂时保留 |
| 第7章 “剿匪”及“清匪”运动 |
| 7.1 匪患的形成原因与目标指向 |
| 7.2 剿匪运动的历程 |
| 7.3 主力地方化和地方人民武装的建立 |
| 7.4 全面发动群众,进行清匪斗争 |
| 7.5 镇压反革命 |
| 第8章 “支前征粮” |
| 8.1 征粮运动的必要性 |
| 8.2 “夏借”工作的开展 |
| 8.3 “秋征”工作的开展 |
| 8.4 党政群组织的初建与对民众的初步动员 |
| 8.5 阶级斗争下的“加征大户”和“查挤黑田” |
| 8.6 征粮运动与基层政权的建设 |
| 第9章 “双减反霸” |
| 9.1 “双减反霸”运动的缘起 |
| 9.2 “双减反霸”运动历程 |
| 9.3 双减反霸与党群团组织的初建 |
| 9.4 保甲制度的废除与乡政权的初建 |
| 第10章 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 |
| 10.1 土改的必要性 |
| 10.2 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 |
| 10.3 .土地改革对民众的动员与改造 |
| 10.4 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改造 |
| 第11章 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和乡基层政权的确立 |
| 11.1 乡基层政权的逐步确立 |
| 11.2 民主建政工作的开展 |
| 11.3 《宪法》的颁布与乡(镇)基层政权的正式确立 |
| 第12章 长沙专区基层政权建政特点与历史影响 |
| 12.1 建政特点 |
| 12.2 历史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8）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主要概念界定 |
| 三、国内外学术研究回顾及趋势 |
| 四、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 |
| 五、研究方法和可行性分析 |
| 六、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理论探讨 |
| 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基本理论 |
| (一) 民族资产阶级形成的历史背景 |
| (二) 民族资产阶级形成的基本条件 |
| (三) 早期民族资产阶级的构成 |
| (四) 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 |
| 二、政治参与的基本理论 |
| (一) 政治参与的概念探讨 |
| (二) 政治参与的主要分类 |
| (三) 政治参与的常见形式 |
| (四) 政治参与的基本意义 |
| 三、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据 |
| (一) 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是理论指导 |
| (二) 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是策略指引 |
| (三) 马克思主义政治参与理论是基本来源 |
| 第二章 民主革命时期政治认同的形成——基于中共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双重视角 |
| 一、政治认同及其对政治参与的影响 |
| (一) 政治认同基本内涵 |
| (二) 政治认同生成过程 |
| (三) 政治认同对政治参与的影响 |
| 二、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认同 |
| (一)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认同 |
| (二)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认同 |
| (三)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认同 |
| (四)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认同 |
| 三、民主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对中共政治认同的嬗变历程 |
| (一) 1921-1927：合作下的暗流涌动与认同分化 |
| (二) 1927-1931：对国民政府的追随和对中共的政治排斥 |
| (三) 1931-1937：对中共政治偏见的初步消除及政治认同的再考量 |
| (四) 1937-1945：抗战中的互动与政治认同的初步形成 |
| (五) 1945-1949：第三条道路的破灭与政治认同彻底转向 |
| 四、中共与民族资产阶级相互政治认同的历史启示 |
| (一) 不断追求政治民主化是政治认同的政治基础 |
| (二) 实现体系内利益平衡是政治认同的经济基础 |
| (三) 新民主主义文化引领是政治认同的思想基础 |
| (四) 有效的私人接触是双向政治认同的情感基础 |
| 第三章 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概说 |
| 一、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生态学分析 |
| (一) 政治生态学解析 |
| (二) 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生态学分析 |
| (三) 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生态分析的价值 |
| 二、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主要平台 |
| (一) 人民政协 |
| (二) 人民代表大会 |
| (三) 工商联 |
| 三、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动力分析 |
| (一) 民主信念 |
| (二) 利益驱动 |
| (三) 政党支持 |
| (四) 政治分配 |
| (五) 政治情感 |
| 四、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模式 |
| (一) 政治选举 |
| (二) 政治决策 |
| (三) 体系介入 |
| (四) 政治接触 |
| (五) 政治运动 |
| 第四章 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实践 |
| 一、筹建新中国进程中的政治参与 |
| (一) 思想和行动上表达政治参与意愿 |
| (二) 政协筹备会议及一届政协会议中的政治参与 |
| 二、政治运动中的政治参与 |
| (一) 土改中的政治参与 |
| (二) 抗美援朝中的政治参与 |
| (三) “五反”运动中的政治参与 |
| 三、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的政治参与 |
| (一) 推动工商界在思想上认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 |
| (二) 为改造献言献策 |
| (三) 表达民族资产阶级及其阶级基础的利益诉求 |
| (四) 大资本家积极率先示范 |
| 四、其他方面的政治参与 |
| (一) 经济建设中的政治参与 |
| (二) 国际事务中的政治参与 |
| 第五章 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评析 |
| 一、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价值 |
| (一) 政治价值：实现了政治参与的理论和实践创新 |
| (二) 经济价值：促进经济稳定快速发展 |
| (三) 社会意义：有效维护新中国社会稳定 |
| 二、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不足 |
| (一) 历史与现实导致的制度性缺陷制约政治参与功能 |
| (二) 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素质影响政治参与效度 |
| (三) 中共自身不足一定程度上阻碍政治参与发展 |
| 三、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历史经验 |
| (一) 始终坚持中共政治领导是基本前提 |
| (二) 政治参与主体的素质不断提升是内在动力 |
| (三) 正确认识和处理资本主义是问题关键 |
| (四) 切实维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是基本保障 |
| (五) 加强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核心 |
| 第六章 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当代启示 |
| 一、私营经济的再生和私营企业主的形成 |
| (一) 私营经济的再生 |
| (二) 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基本探讨 |
| 二、当代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基本现状 |
| (一) 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价值 |
| (二) 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历程 |
| (三) 新时期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路径 |
| (四) 当前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 |
| 三、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对当代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启示 |
| (一) 政治参与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方向 |
| (二) 促进政治参与渐进有序有度发展 |
| (三) 加强参与型政治文化建设 |
| (四) 促进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综合素质的提升 |
| (五) 推进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法制化进程 |
| (六) 完善和优化政治参与渠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9）文学会议与“十七年”文学秩序（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第一章 “十七年”文学的领导体制——以文代会为视角的考察 |
| 第一节 文代会报告的起草与文学决策 |
| 第二节 文代会的宣传与文学决策的贯彻执行 |
| 第三节 文代会与文学领导机构的成立和改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文学会议与“文学队伍”的组建 |
| 第一节 文代会代表的产生与文学队伍建设的原则 |
| 第二节 第一次文代会与旧艺人的改造 |
| 第三节 青年创作者会议与新作家的培养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文学会议与文学方向的引导 |
| 第一节 批判会与文学异端的清理 |
| 第二节 纪念会与文化资源的利用——以鲁迅纪念大会为中心 |
| 第三节 观摩会与文艺“典范”的推广——以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大会为中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文学会议与文学政策的调整 |
| 第一节 文学期刊工作会议与“百花时代”的期刊改革 |
| 第二节 新侨会议与“文艺八条”的制定 |
| 第三节 广州会议与知识分子政策调整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出版会议与文学出版规范的确立 |
| 第一节 出版会议与民营文学出版业的改造 |
| 第二节 出版会议与文学出版体制的建立 |
| 第三节 出版会议与文学编辑制度的建立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文学会议与文学秩序 |
| 主要参考文献 |
（10）抗战动员中的《新中华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由、研究意义和研究综述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研究意义 |
| (三) 文献综述 |
| 二. 研究方法、创新之处和概念界定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创新之处 |
| (三) 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新中华报》概述 |
| 一. 《新中华报》的创办背景 |
| (一) 《新中华报》创办的时代场域 |
| (二) 《新中华报》创办的理论渊源 |
| (三) 《新中华报》创办的现实基础 |
| 二. 《新中华报》的发展变迁 |
| (一) 《新中华报》的初创时期 |
| (二) 《新中华报》的改革时期 |
| 三. 《新中华报》的管理与运行 |
| (一) 《新中华报》的管理机构 |
| (二) 《新中华报》的印刷发行 |
| 第二章 抗战军事动员中的《新中华报》 |
| 一. “加强人民自卫力量”:陕甘宁边区的民众武装工作 |
| (一) 宣传边区民众武装的意义 |
| (二) 见证边区民众武装的建设 |
| (三) 介绍边区民众武装的活动 |
| 二. “巩固抗战后方”:陕甘宁边区的剿匪锄奸工作 |
| (一) 宜讲边区剿匪锄奸政策 |
| (二) 阐明边区剿匪锄奸意义 |
| (三) 介绍边区剿匪锄奸方法 |
| (四) 宣传边区剿匪锄奸成绩 |
| 三. “保全国防力量”:陕甘宁边区的防空防毒工作 |
| (一) 进行边区防空防毒的报道 |
| (二) 开展边区防空防毒的教育 |
| (三) 报道边区防空机构的工作 |
| 第三章 抗战经济动员中的《新中华报》 |
| 一. “充实抗战的粮食供给”:陕甘宁边区的救国公粮运动 |
| (一) 宣传边区公粮征收的方针政策 |
| (二) 介绍边区公粮征收的实际状况 |
| (三) 总结边区公粮征收的经验教训 |
| 二. “在经济上组织群众”:陕甘宁边区的合作社运动 |
| (一) 宣讲边区合作社之政策 |
| (二) 追踪边区合作社之进步 |
| (三) 树立边区合作社之典型 |
| 第四章 抗战政治动员中的《新中华报》 |
| 一. “保证实现彻底的民主”: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普选运动 |
| (一) 阐释边区民主普选方针政策 |
| (二) 介绍边区民主普选工作情况 |
| (三) 推广边区民主普选经验方法 |
| 二. “厉行廉洁政治”:陕甘宁边区的肃贪反腐工作 |
| (一) 宣传边区反腐法规和政策 |
| (二) 介绍边区腐化事例和案件 |
| (三) 总结边区肃贪反腐之经验 |
| 三. “共同抗日图存”:陕甘宁边区的民族宗教工作 |
| (一) 关注少数民族发展现状 |
| (二) 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 |
| (三) 维护少数民族团结统一 |
| 第五章 抗战文化动员中的《新中华报》 |
| 一. “提高政治文化水准”:陕甘宁边区的学习运动 |
| (一) 阐明边区学习运动的方针政策 |
| (二) 聚焦边区学习运动的实际状况 |
| (三) 反思边区学习运动的经验教训 |
| 二. “武装我们的手足”:陕甘宁边区的抗战体育运动 |
| (一) 介绍边区体育组织的工作 |
| (二) 展现边区军事体育的特色 |
| (三) 反映边区群众体育的热潮 |
| 三. “讲究卫生,健全身体”:陕甘宁边区的卫生运动 |
| (一) 协助边区禁毒戒烟的工作 |
| (二) 介绍边区药物生产的扩大 |
| (三) 展现边区医护教育的进步 |
| (四) 配合边区防疫工作的推进 |
| 第六章 抗战社会动员中的《新中华报》 |
| 一. “保育革命的后代”:陕甘宁边区的儿童保育工作 |
| (一) 关注边区儿童保育工作 |
| (二) 宣传边区儿童保育政策 |
| (三) 展现边区保育机构现状 |
| 二. “提高妇女民族觉悟”:陕甘宁边区的妇女解放运动 |
| (一) 树立边区妇女解放榜样 |
| (二) 维护边区妇女合法权益 |
| (三) 展现边区妇女解放英姿 |
| 三. “巩固和加强边区抗战力量”:陕甘宁边区的优抚工作 |
| (一) 阐释边区优抚工作意义 |
| (二) 介绍边区优待工作现状 |
| (三) 展现边区抚恤安置成绩 |
| 第七章 《新中华报》抗战动员评析 |
| 一. 《新中华报》抗战动员的作用 |
| (一) 整合全国抗日力量的“万能胶” |
| (二) 凝聚民族抗战精神的“兴奋剂” |
| (三) 塑造中共抗战形象的“扩音器” |
| (四) 发展反法西斯同盟的“集结号” |
| 二. 《新中华报》抗战动员的特点 |
| (一) 对象上的广泛性 |
| (二) 领域上的多维性 |
| (三) 方式上的灵活性 |
| 三. 《新中华报》抗战动员的经验 |
| (一)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 (二) 遵循新闻真实性的原则 |
| (三) 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
| (四) 服务于时代的现实需求 |
| 四. 《新中华报》抗战动员的局限 |
| (一) 思想上存在着一定偏差 |
| (二) 实践中显露出一些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新中华报》头条文章列表 |
| 附录二: 《新中华报》要人文章统计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论文参考文献）
- [1]《人民日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1949-1956）[D]. 刘长军. 西南交通大学, 2016(02)
- [2]“统一战线”政策下的“整合” ——1951年的新中国“文艺界”研究[D]. 袁洪权. 华东师范大学, 2010(11)
- [3]雪泥几鸿爪 苔庭留履痕——新中国60年出版大事记[J]. 章宏伟. 编辑之友, 2009(09)
- [4]中国现代城市雕塑的发展研究[D]. 邵靖. 苏州大学, 2013(11)
- [5]文化建设视域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 ——以广西为例[D]. 黄家周. 西南交通大学, 2015(08)
- [6]政治文化变迁与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形成研究[D]. 贺良林. 华中师范大学, 2014(07)
- [7]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D]. 孙延青. 湘潭大学, 2019(12)
- [8]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研究[D]. 朱益飞. 扬州大学, 2015(10)
- [9]文学会议与“十七年”文学秩序[D]. 王秀涛. 南京大学, 2011(08)
- [10]抗战动员中的《新中华报》研究[D]. 范伟.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