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林外史》德译本译后记（论文文献综述）
连正[1]（2021）在《茅盾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35年小田岳夫对《幻灭》的摘译是茅盾中长篇小说在日本译介的滥觞之作。1936年他再将《动摇》和《追求》合译,以《忧愁的中国:大过渡期》为书名由东京第一书房出版发行,这是首部茅盾作品的日译单行本。《大过渡期》出版后引发日本批评家的不同评价,日本学者以局外人角度,从文学本身出发所提出的观点对中国国内茅盾研究界有一定参考价值,而这些评价又与战前日本社会文化背景分不开。二战后日本学者进一步推进深化了对《蚀》的研究。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使我们认识到:总览社会全局、记录时代风云的宏大叙事与刻画人情风俗、发掘人性幽微的私人化叙事各有其存在价值、各有其特定读者群体,也都可以引发域外读者兴趣、产生国际影响。日本学者看重茅盾,还因他的西欧式现实主义给正在探索东西方结合之路的日本文学界以启发和示范。1940年武田泰淳翻译了《虹》,这是继《大过渡期》之后又一部茅盾中长篇小说的日译单行本。武田泰淳只翻译了《虹》的前7章,在译本的“解题”中对“虹”的象征意义、文体及人物性格作出了解说;他解析了茅盾在创作《虹》之时深受柏格森哲学体系中的“延绵性”思想影响的特质。《虹》日译本生成前后,井上红梅、藤井冠次等单纯从文学角度更加准确地将茅盾作品置于世界文学体系中予以阐释,其研究成果虽为数不多,却细致入微,观点独特,并具有一定前瞻性。《虹》对译者武田泰淳在战后短篇小说《圣女侠女》的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两部作品在叙事背景、人物描写、女性主义等方面存在明显互文性,这充分体现了《虹》在异国文化体系中特殊的文学价值和意义。《子夜》是日本学界译介与研究的重要中国现代作品之一。迄今为止,其日文译本共计6个版本。1936年4月竹内好发表的《茅盾论》一文是最早系统评价《子夜》的文献。竹内好通过对《子夜》以反话的“恶文”评价方式抨击了因循守旧的支那学派和旧汉学派。在竹内好的意识里,茅盾是一位在东方文化体系中建立“新文学”范式的奠基者之一。他用反语的方式意图告诫那些因循守旧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在如何处理本民族传统文学与西方文学相结合问题上,茅盾为20世纪30年代日本文坛提供了范式和借鉴,其影响和价值不容忽视更不能贬低。1938年增田涉以《上海的深夜》为题目欲将《子夜》完整翻译,译文中除译者“解说”外还附有刘岘版画作品《子夜之图》图片共10幅,比起作品本身,他更意欲通过翻译大规模描写中国社会的《子夜》,以文字图片的直观方式向日本读者介绍战争状态下的上海,但因战争及读者评价不高等原因,该译本实际只完成了前两章。二战后《子夜》迎来了翻译的高潮期,1952年尾坂德司首次将其完整翻译发表,之后小野忍和高田昭二于1962年和1970年分上下册完成了合译,竹内好更是于1963年和1970年两次完整翻译了《子夜》。译者从现实主义、创作主题等视角出发对该作品予于了积极性评介。战后《子夜》在日本的研究呈现出研究视野和方法多元化与文本经典化的逐步递进性特点。《子夜》的译介评价成为茅盾小说在日本“经典化”历程最为典型的例证。《蚀》《虹》《子夜》日译单行本的出现推动了茅盾战时长篇小说在日本的译介。1947年小野忍在《随笔中国》杂志中发表的《茅盾文学-（其一）关于<腐蚀>》一文成为了《腐蚀》在日传播的滥觞之作。1951年小野忍对菊池租《腐蚀》的译稿进行了修改补充,1954年6月发表出版了首部《腐蚀》日译单行本,1961年他再次修改并出版发行了单行本;1978年市川宏再度将《腐蚀》完整翻译发表。从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日本学者从文体结构、意识流手法、叙事风格等方面对《腐蚀》的文本展开了阐释与研究,其观点在中日学界产生了对话与争鸣之关系,体现了在异国文化体系中茅盾努力发掘人性的复杂性、尊重艺术规律的现实主义作家之精神。《腐蚀》对堀田善卫在1951年创作的中篇小说《齿轮》产生了深刻影响。两部作品在故事背景、人物性格、心理描写等方面具有明显互文性,充分体现了《腐蚀》在战后初期日本学界及评论界所产生巨大影响力。1949年9月,竹内好首次为日本读者简介了《霜叶红似二月花》的故事梗概,之后相继出现了3个日译版本,即1958年版奥野信太郎译、1962年版竹内好译和1980年版立间洋介译。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研究者渴望通过阅读《霜叶红似二月花》中描写的挣扎于“五四”历史转型期的个体生命与民族思想文化纠葛审视反思日本战败后所面临的民族精神困境及在西方政治话语主导下所形成的文化断层。80年代《霜叶红似二月花》再译并被译者给予高度评价,其原因在于新时期之后在以国内学界为主导的批评语境中对带有《红楼梦》式古典文学风格的《霜叶红似二月花》经典化的全面推进不无关系。其次,“全球化”的世界格局致使日本无论在创作还是理论研究方面均呈现出多元态势,日本文艺思潮再次陷入东西方文化激烈碰撞之中。对于西方文学文化的接受,日本批评界深刻认识到:接受并不等于近代式盲目的“拿来”与“互动”,“本土意识”也并非战时保守式的固步自封,而是要各取所长,形成平等对话关系。此背景之下,在日本人看来带有《儒林外史》风格的《子夜》与具有《红楼梦》文体风格和民族艺术色彩的《霜叶红似二月花》,这两部描写中国传统与现代的长篇史诗巨作自然在80年代受到了日本学界及读者的强烈关注。除长篇小说外,茅盾短篇小说在日本也被大量翻译与研究。短篇小说《水藻行》创作完成于1936年2月26日,1937年5月1日发表在日本《改造》杂志第19卷第5期的首页,这是茅盾创作生涯中唯一一篇在国外发表的小说作品,在中日文学交流史中有着重要的意义。经梳考史料,笔者与导师发现,《水藻行》实为山上正义所译,而并非鲁迅译或鹿地亘及胡风合译。对于日本大型杂志社《改造》来说,能得到中国文坛巨匠茅盾的赐稿可谓求之不得。社长山本实彦在作品刊登之前便开始运作宣传,4月底便出现了小田岳夫、本多显彰等评论家发表的数篇报刊评论。5月1日登载之后又相继出现数篇评论。通过这些评论足以证明《水藻行》在战前中日文学文化交流史上体现出了不容忽视的非凡意义。《春蚕》《秋收》《林家铺子》《小巫》等作品战前战后在日本均被翻译发表,其中《春蚕》共4个译本,《林家铺子》共3个译本,是茅盾短篇小说中日译版本较多的两部作品。日本研究者及读者通过这些作品直接了解到了3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情况和挣扎于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中国农民形象。战前,竹内好将《春蚕》置于中国农民文学整体框架中阐释其特有文学价值的评论彰显出30年代日本学者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理解把握的整体性与全面性。战后“农村三部曲”和《林家铺子》进一步被研究阐释。日本学者更加关注于茅盾作为“作家”意识在文本中的体现,探究茅盾作为“作家”的个体生命体验和思想内质,关于故事情节是否符合历史事实自然不被纳入研究重点。由此,“农村三部曲”与《子夜》同样作为“纯文学”而并非作为了解中国经济社会的“一份高级社会文件”被接受与解读的。日本学者正是敏锐地认识到茅盾农村叙事小说中“独特的艺术价值”和“超越政治立场的文献价值”,才采取了与国内较为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进而得出了更为独特的观点和阅读感受。总体来说,茅盾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无论是研究视野、研究与翻译方法,还是结论观点都应引起我国茅盾研究界的关注与借鉴。随着中日文学文化交流的日益加深,对异质文化的深刻认识与理解,展开彼此间的交流,化解双方文化与思维上的隔阂已然成为两国不容回避的重要议题。研究茅盾文学在异质文化的译介与研究有助于从“他者”的视角反观审视自我文化与文学中被遮蔽与忽视的价值与意义,同时窥视日本学者以“他者”的视野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所存在的缺陷与不足,探究在异质文化语境中如何消解彼此在文学研究领域中产生的误解与偏差,这对于我们未来进一步研究茅盾不无裨益。
张佳颖[2]（2020）在《早期中国古典小说西译编年及其研究》文中指出本文旨在对1735-1949年间的早期中国古典小说西译活动进行编年,且在编年的基础上进行历史分期,对作品呈现出的阶段性特征进行描述。研究思路与内容如下:（1）详尽搜集1735-1949年间中国古典小说西译作品的原始文献,以真实可靠的一手文献作为研究的基础;（2）秉持着“考订事实”、“追溯源流”的学术态度,详细厘清西译作品的翻译情况、出版史实、译者身份等信息;（3）以“编年”为纵向主线、“纪传”为横向辅线进行编年与作品信息的完善。首先,以时间为序,按具体出版年份归纳是年的西译作品,将作品按已考证的出版年先后排列;其次,编录作品可考的详实信息,条目内容涵盖作品名称、译者及其身份、所载媒介、转译情况、发行地与出版社、相关书评、插图情况、再版情况、赞助人或赞助机构、小说类型、所依中文底本等,并对于部分较为重要作品的译者序言及书评均加以翻译,以求呈现更多有效且准确之信息;（4）以宏观的视角,将西译作品集中呈现出的阶段性特征作为编年史的历史分期的依据;（5）对该历史分期所蕴含的中国古典小说西传特点加以论述,以力求呈现出中国古典小说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和接受状况、与其相联系的文化谱系,以及古典小说研究视阈中体现的中西文学与文化观,凸显古今之变。本文以期全面呈现中国古典小说在西方各国被译介和传播的历史轨迹,对研究中国古典小说之西传的专家学者有所裨益,或可促进该研究领域更多学术生长点的滋生。
邱华栋[3]（2020）在《《红楼梦》的翻译本》文中提出前记我大概11岁的时候就读过《红楼梦》,看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排印版。当时我可能是年龄太小的原因,没怎么看懂这部书。就记得里面有很多男男女女,整天说来笑去的,一群人在一个大宅子里生活着,说话、吃饭、怄气、小心眼什么的。最后,那个人人拿他当宝贝的贾宝玉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竟然离家出走当了和尚,实在是不明就里。但我的老师和父母都一口咬定,说这是一本名着,跟《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齐名,是四大名着之一,必须要看,而且看了还要说好。所以,我虽然没有怎么看懂,
高源[4]（2019）在《《红楼梦》在北欧之译介源流考》文中认为《红楼梦》在欧美的译介和传播已逾两个世纪,然而鲜有文献提及它在斯堪的纳维亚世界的传译情况。随着近年来海外红学新文献的发现,北欧五国的译本逐步浮现于中文学界,展现出不同于欧陆的另一幅传播图式。芬兰文《红楼梦》为迄今所探知的该地域最早的翻译版本。近来出现的白山人瑞典文译介则为北欧首部全译本。挪威、丹麦、冰岛尚未形成系统的译本形态,但选择性的摘译反映出该地区接受红学的基本路径。
任丽[5]（2019）在《《围城》中双关语的维吾尔语翻译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围城》被誉为“新儒林外史”,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重要的讽刺小说,运用了多种修辞方式是这部作品的一大语言艺术特色,其中作者对双关语的运用形式巧妙,意义深刻。其可译性也是学者们所探讨的一大问题,其中比利时的语言学家Dirk Delabastita提出了10种双关语的翻译策略,张南峰教授对其进行了相关阐述。本文在此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文本分析法,整理了《围城》中双关语的维吾尔语翻译,并从类型、翻译及其表达效果方面进行了分析探究,并提出了可能影响其表达效果的原因,得到了相关启示,为双关语的维吾尔语翻译实践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从分析中可知:原文中在类型上多集中于同音同形的双关,因为语言、文化的不同,维吾尔语译本主要将双关语译为了非双关语,但译者注重更好的传达原文内容,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更好地理解文本意思,舍弃了一定的双关形式,因此表达效果多数是与原文一致。但在个别例句的翻译时,与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相去甚远,翻译效果并不理想,造成读者对上下文理解困难的问题。在此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对汉语中双关语的维吾尔语翻译的几点启示:译者在翻译时应当注意双关语所处的语境,多使用编辑手段进行解释说明,尽量避免信息丢失,注重挖掘维吾尔语本身语言资源的同时,也重视借鉴法来丰富其表达能力和效果。
康艳[6]（2019）在《基于语料库的《红楼梦》诗词英译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小说中穿插诗词的写法是中国古典小说惯用的手法,有其深刻悠久的历史原因和文化特征。《红楼梦》中的小说诗词就数量和功能而言又有别于一般的小说诗词,其翻译难度非同一般。考察红诗的英译史可以发现,面对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数百年来中外译者却仍然前赴后继地在做出努力和尝试。本研究基于自建语料库,采取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研究范式,对十二个《红楼梦》译本中的诗词译文做全面系统的对比和研究。本研究作者希望可以从总体上把握《红楼梦》多个译本中诗词英译的特征,其中既包括语言特征的整体趋势,也能体现出不同译者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选择。本研究主要试图探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1.在《红楼梦》英译史上,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语言背景下的译者在翻译诗词时,在内容上做了哪些取舍,采用的翻译策略如何;2.各个诗词译文在宏观的语言维度上有什么样的特征或倾向;具体而言,主要从词汇层面、句子层面进行分析;3.从文学审美角度来看,《红楼梦》诗词的音美、形美、意美等文学和审美价值传达效果如何。《红楼梦》中的诗歌皆因人物和情节而创,在小说情节的发展上起着极大的作用,作者手段高超,诗词穿插在小说中非但不多余,反而使情节更加紧凑合理,诗词韵文是小说情节发展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考察红楼梦诗词的翻译简史可以看出,随着时间推移,《红楼梦》的英译本中的诗歌翻译篇目越来越多越来越全,其中编译本是市场普及度最高的译本,其对象为普通读者,为了提高可读性,所选择诗词篇目最少,因此可以视为一个例外。在定量研究部分,作者主要通过自建小型语料库,运用语料库研究方法,在宏观层面考察各个译本的高频词、类符形符、词汇密度、词汇级别、平均词长、平均句长、主题词等方面的情况,从而把握各个译本的语言特征。通过定性考察英译诗词在保留诗歌的特有形式、音韵效果、处理修辞格、传达诗词的隐喻含义、再现原文意象等方面的情况,我们可以发现,很难完美的传递《红楼梦》诗词的文学特色,译本的质量高低往往取决于译者的文学素养、文化敏感度以及职业道德和责任感。以《红楼梦》诗词为窥视孔考察该小说的英译史可发现,《红楼梦》经过了百年的传播才在西方世界中逐步显现出完整的面貌;各种译本的共存使有助于读者全面了解《红楼梦》真实的面目,以往在节译本、编译本中被误译、删改、扭曲的形象,读者可以通过阅读多个译本而得到修正。多个译本的共存也帮助建构出真实多面的《红楼梦》诗意的世界。本研究排除主观和经验主义的预设,利用语料库进行数据分析和采集,根据量化数据做出合理的阐释与推断,从而得出比较令人信服的结论。创新之处主要在于:1)翻译语料新。本研究共涉及12个红楼梦译本中的诗词,涵盖面较广。2)研究方法新。将所有译本中的诗词译文创建语料库,通过系统的数据对比分析,描写多个译本的翻译风格。3)研究视角广,从历时角度考查社会历史文化对译者和译本风格的影响,从而拓宽和挖深《红楼梦》诗词英译的研究。
穆莹[7]（2018）在《中西现代讽刺幽默小说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从比较文学视域选题,从文学类型学比较切入,选取“中国现代讽刺幽默小说”和西方同类小说展开比较研究,力图兼顾“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译介和影响研究”。在中国现代,讽刺幽默小说大放异彩,诞生了鲁迅、老舍、张天翼、沙汀、沈从文、钱锺书等讽刺幽默大家、名家,使讽刺幽默小说成为了现代小说中的重要一支,是最有成就的小说类型之一。在西方,讽刺幽默小说也是源远流长。但迄今为止还只停留在单边研究和少量的个案比较研究,还没有从整体上、宏观上将中、西讽刺幽默小说进行系统而深入的比较研究,这是一个缺憾。本文有感于此,力图在以往个体和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致力于对中国现代讽刺幽默小说和西方同类小说的“双向阐发”和价值判断。其总体框架由“影响比较研究”、“平行比较研究”、宏观比较研究、微观比较研究以及翻译、传播、接受、影响、效果研究等共同组成。论文分为五章展开论述:第一章:西方讽刺幽默小说的发展历程、杰出成就以及在中国的翻译、传播、接受、影响状况。其中,19世纪的西方讽刺幽默小说对中国现代讽刺幽默小说的影响最为明显。而20世纪西方的讽刺幽默小说,或与中国现代讽刺幽默小说同步,或晚于中国现代的讽刺幽默小说,它们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多在中国当代,尤其是新时期以后。因此,它们和中国现代讽刺幽默小说不可能构成“影响关系”,但可以展开“平行关系”的比较研究。第二章:中国现代讽刺幽默小说的发生以及与西方的关系。包括亲缘关系、交叉关系、平行关系。从中可以看到中国现代讽刺幽默小说是怎样融汇了西方的喜剧智慧,从而实现了自身的艺术拓展的。其中,鲁迅与果戈理、契诃夫的高度契合,才使鲁迅由衷地倾向于果戈理和契诃夫,而不是托尔斯泰和高尔基。英、俄作家影响了、造就了作为幽默讽刺作家的老舍,狄更斯的幽默作品与老舍的幽默天性融合了。钱锺书的小说则较多地取法英法,这与钱锺书的经历及所受的教育密切相关。第三章:从宏观上论述中、西讽刺幽默小说的同一性特征。在这里,将从写作类型、叙事方式、方法、喜剧的表达和笑的艺术等方面进行归纳和研究。指出在写作类型上,中、西都有写实和寓言两种类型;在叙事方式方法上,都有客观呈现和主观变形两种叙事方法;在喜剧表达上经常出现讽刺幽默与写实——揭露、漫画——夸张、反语——反讽、荒诞——怪异相结合的特征;在笑的艺术上都存在悲喜交融和含泪的笑等美学特性。进而探讨讽刺幽默小说共同的创作规律。第四章:从宏观上阐释中、西讽刺幽默小说所呈现的差异性特征。笔者认为,中、西讽刺幽默小说在平常与超常、写实与虚构、拘谨与放达、沉稳与飞扬、严肃与玩笑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民族、国家的历史、地理、生存环境、民族性格、思维方式、心理心态等。通过这种比较,完成双向阐发,发现民族差异,实现对不同民族国家文学的互识、互证和互补。第五章:从总体上研究中西讽刺幽默小说的创作经验与启示。总结各自的长短优劣,完成对比较的双方的价值判断,从而加深理解,得出新的认识和结论,为未来的讽刺幽默文学创作提供借鉴。本文认为,中西讽刺幽默小说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如鲁迅所言:“法人善于机锋,俄人善于讽刺,英美人善于幽默。”中国现代的讽刺幽默小说是重讽刺、轻幽默,重写实、轻想象,重客观、轻主观。其讽刺是真实有力的,幽默则是拘谨凝重的。和英美相比,幽默是不算发达的。我们多的是政治讽刺、世态讽刺、风俗讽刺、道德讽刺、乃至人性讽刺,少的是轻松的幽默、充沛的喜感和玩笑的心态。总结中西讽刺幽默小说的长短优劣,我们还会发现,在西方,“游记体”的发达和“议论”的流行,这在中国现代也是少有的。总结中西讽刺幽默小说的创作经验,我们看到,讽刺、幽默虽然是“孪生姐妹”、“同胞兄弟”,二者常常同时出现,或者是结合在一起的,但并不等于是“连体”,而是呈现出复杂的状态:有的讽刺、幽默并重,实现了很好的结合;有的虽然讽刺、幽默兼而有之,但却或以讽刺为主,或以幽默为主,偏重于一方;还有的是讽刺与幽默分离,倾斜于纯讽刺;至于纯幽默在小说中是非常少见的。优秀的讽刺幽默小说,讽刺和幽默多是紧密结合的。鲁迅和马克·吐温都认为,讽刺如果摒弃了幽默则沦为谴责,幽默脱离了讽刺则沦为玩笑。二者的有机结合、完美融合才能产生最佳的艺术效果。通过比较,我们更发现,中、西对讽刺和幽默都存在偏见和诋毁。所以,鲁迅说:“讽刺家,是危险的。”老舍也说过“幽默的危险。”在西方,讽刺幽默作品被禁毁、作家遭迫害和中国现代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使我们深切地感到讽刺难为,幽默不易,能坚持持久的更为难能可贵。这启示我们:必须正确对待讽刺幽默;必须解放思想,营造自由、宽松、和谐、包容的文学环境;在此基础上,作家要放纵心灵,放开手脚。超越拘谨、心有余悸等心理障碍,实现心志的大解放。
吴昊[8]（2018）在《现代性的因缘 ——《红楼梦》在日编译本接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红楼梦》是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发展的最高峰,其思想价值在于具有初步启蒙精神的人文现代性。主人公的哲思、女性意识、悲剧意蕴都寄予了作者对礼教制度和象征秩序的质疑和委婉批判,表现出对婚恋自由、信仰自由的向往,其核心是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亦即本研究所言的《红楼梦》的现代性。这是中国自身文化传统土壤里生发出的“现代性”,代表着文学对时代走向、社会变革的感知与回应。另一方面,处于近现代文学语境下的日本翻译界,如何接受与理解、重组与表现《红楼梦》的现代性是本研究所关注的文化现象。亦即本研究“现代性”的第二重含义,通过译本观察近现代日本文化语境对红楼“现代性”的表象与特征。从中可窥见中国文学在日的接受特征与近现代日本眼中的中国形象。在此意义上看,编译本由于改编上译者主体性发挥大,是面对非专业群众的普及性大众文学,因而,较之全译本更能显现日本接受的民族特点、时代风潮、审美意识。本论文通过追踪编译的生成、流通、接受环节,以期得出编译本对《红楼梦》现代性接受的嬗变路线图。按照日本近现代史分期和实际出版情况,本论文将编译本体系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段:二战前草创期（1916-1931）、战败初期发展期（1945-1950）、战后经济发展成熟期（1950-1972）、后现代转型期（2000-至今）。各历史阶段代表性译本依次显现日本主义—存在主义—唯美主义—消费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意味。绝大多数编译的主调是幽艳颓废的才子佳人悲剧,而原着具有思想深度与社会广度的部分,如主人公的生命感悟、女性群像的自觉意识、贾府人际关系与社会现实（包括官府讼诉、佃户经济、僧尼青楼）的内容大部分被删,使编译成为“去历史化”之后的红楼故事。整体而言,日本浪漫主义是《红楼梦》的接受“小传统”,《源氏物语》作为常见的比拟对等物出现,可见日本诗学传统的自我映像（self-image）影响力之深远。大多数编译以“色空观”宿命论作为主旨思想,其背后是赏玩主义式的、男性式的审美凝视。客观地说,《红楼梦》的“现代性”元素一直处于抑制状态。同时,日本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对《红楼梦》的定评却逐渐趋向于认同“现代性”,与面对一般大众的编译本形成反差。再扩大地看,近现代的日本文学文化整体,从文艺理论到创作实践都积极吸收西方人文现代性精神,人与家庭、社会的矛盾与抗争是近现代日本文学常见的主题。在人的主体意识得以彰显的现代日本文化背景下,《红楼梦》的现代性却在大众传播领域百年间基本隐而不现。历史总在反复,从中可见日本文化界现代性的复杂与问题所在。作为少数特例,战后初期编译本曾借宝玉之口提出“作为人”的质问和思索,带有战后派存在主义写法的影子。另一例是当下日本文学多元化语境中,华裔女作家首次以女性视角关照社会问题的编译本。这本带有批判现实主义意味的、张扬自由与平等的改编本,以新时期的话语映现了原着的启蒙现代性主旨。作为编译本系统内的“熵”,这两部少数派改编提示了“色空观”为主流的红楼改编思路应顺应时代做出调整,以扭转与时代脱节的弊病。编译本质上说是以日本社会的需求为主体、对原着有目的的过滤与嫁接的产物。百年间作为“他者”的《红楼梦》在编译本中衍生出一系列中国的虚像,其本质是中国故事的现代性与现代日本文化架构之间的交锋与交融。
赵勇[9]（2018）在《2017:刘项原来不读书（下）》文中研究表明读路遥与海波:守住自家坟头哭我一直思谋着重读一遍《平凡的世界》,借机琢磨其中的一些道理。似乎是2017年年初,我取出这部小说的第一卷,读了几页,就被别的事情打断了。结果,这本书至今仍放在床头。但我读过王刚编着的《路遥年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年版）。2017年5月,程光炜教授召集一哨人马开"《路遥年谱》研讨会",我在其中滥竽充数,但这本年谱读得
叶艳[10]（2018）在《莫言小说修辞英译研究》文中认为莫言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极大助力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进程,莫言小说的译介研究引起了学界的研究热情,莫言翻译研究已经成为显学。借助可视化科学计量统计工具,可以看出目前现阶段莫言小说的翻译研究主要集中于英译者葛浩文的翻译思想、翻译方法、翻译策略、译者主体性、译者惯习、翻译与改写、翻译与意识形态等相关论题,更加倾向于探讨对文化、社会等“文本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而忽视“文本内”资源的挖掘,莫言小说翻译研究亟待寻找新的理论阐释空间。本研究以中国本土修辞学理论——广义修辞学为总体理论框架,辅以巴赫金的对话、复调、狂欢理论,主要以莫言的六部小说《红高粱家族》、《酒国》、《生死疲劳》、《丰乳肥臀》、《天堂蒜薹之歌》、《檀香刑》进行对比分析,探析莫言小说的系统性修辞特征,构建其原文和英译文中的修辞技巧、修辞诗学、修辞哲学,在分析英译者对不同修辞采取的翻译方法的同时,亦深入分析原文的修辞建构对原文读者、译者、译文读者提出的认知要求。笔者在莫言小说修辞技巧层级选取明喻、通感、超常规句式作为研究对象,发现莫言的明喻本体呈现肉体化、自然化、有灵化、魔幻化、动物化的倾向,喻体的选择呈现陌生化、游戏化、动物化、粗鄙化的特征,葛浩文主要采取了异化翻译为主、归化翻译为辅的翻译策略。莫言的通感修辞具有修辞、认知、哲学三个维度的意义,其建构映证了乌尔曼（Ullman）所进行的大规模通感隐喻调查结果,葛浩文的通感修辞翻译实现了与莫言原文的通感同构,体现了哲性维度的审美共通感。莫言文本中的超常规句式主要体现为超长句和超短句,其英译文体现了异化翻译策略。莫言小说的修辞诗学分为杂语修辞、戏仿修辞、民间诗学（猫腔叙事及类书场文本建构）三个方面进行讨论。“语言杂多”是巴赫金文论中的核心概念,用来描述社会语言的多样性、多元化现象,莫言小说文本富含杂语特征,包含着作者对于文革话语、詈骂语、谚语、成语、古诗仿写等语言形式的混杂性使用,创造了戏谑、幽默的效果,降格了政治语言的政治性和严肃性,但阅读杂语文本需要调动读者的社会经验和历史记忆。原文作者、译者、译文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杂语修辞的理解和认同上具有重要意义。戏仿修辞是莫言小说的主导话语策略,是一种体现作者反讽意图的游戏性文本建构,戏仿历史语境中的崇高话语并将之置于荒唐的语境,是作者游戏精神的体现,是狂欢化思想在叙事层面的映射。仿拟可分为词语、短语、句子、风格、篇章五个层面进行研究。笔者发现,仿拟的生成、翻译、译文接受涉及一系列复杂的心理认知建构、解构、再建构,仿拟文本在原文文本到译本读者的心理文本之间经历了二次变形,译者“咀嚼”了一次原文文本,译文读者再进行二次“咀嚼”,因为文化、心理空间的不同,译者和译本读者或完全丢失原文本的仿拟元素,或在理解中添加新元素。仿拟修辞的建构是否成功及是否成功翻译,不仅取决于译者这个“接生婆”的翻译成功与否,它对译文读者的语言记忆、文学记忆亦发出了强烈的召唤,仿拟修辞的互文性、杂语性、游戏性亦是莫言小说语言不可译性的动因之一。莫言的民间诗学可以从猫腔叙事建构和类书场文本建构两个方面进行探讨。莫言小说语言“民间性”的异质性存在能够体现作者莫言文学书写的自觉性和创造性,但同时因为域外译本读者对于文学书写的不同规约和期待,亦是中国文学外译接受障碍的原因之一。最后,笔者以反讽哲学为突破点来探析莫言小说的修辞哲学,具体体现为言语反讽、叙事反讽、总体反讽,其中叙事反讽分为戏仿性反讽、结构性反讽、语态性反讽、视点性反讽四种形式。在翻译中,英译者葛浩文在言语反讽层面忽略了原文中有些反讽话语的反讽意图,改写结尾的翻译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作品对社会现实的批评和对人性的反讽,通过改写或删减原文中的“不可信叙述”的元话语策略可以大大拉近反讽间距。本研究使用了广义修辞学来探讨莫言小说翻译研究,一方面深入挖掘莫言作品文本,继续推进莫言翻译研究,另一方面也是对中国本土修辞学资源的一次有益实践,有利于促进翻译学与修辞学、叙事学、文艺学等之间的跨学科性研究,同时对译者批评和中国当代文学外译效果的评估亦提供了新的思路。
二、《儒林外史》德译本译后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儒林外史》德译本译后记（论文提纲范文）
（1）茅盾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2 研究创新点与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3.1 关于“简介概述日本茅盾研究概况”的研究现状 |
| 1.3.2 关于“作品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的研究现状 |
| 1.3.3 前期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思路 |
| 第二章 茅盾小说日译单行本的滥觞之作——《蚀》在日本的翻译与研究史论 |
| 2.1 昭和前期(1926-1945)日本对《蚀》的翻译和研究 |
| 2.1.1 《幻灭》的译介:茅盾中长篇小说在日本接受的滥觞 |
| 2.1.2 《大过渡期》:茅盾作品日译单行本的先河 |
| 2.1.3 《大过渡期》发表后日本学界的多种评价 |
| 2.1.4 昭和前期日本接受和研究《蚀》的社会文化背景 |
| 2.2 昭和中期(1945-1966)《蚀》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概况综述 |
| 2.2.1 “审美”的突破与回旋:佐藤一郎与高田昭二对《蚀》的研究 |
| 2.2.2 特殊历史语境下中日对《蚀》研究的异同 |
| 2.3 东瀛学界的多部声:1970 年代至今《蚀》在日本的研究述论 |
| 2.3.1 茅盾作为“作家”的起点:《幻灭》文学价值在日本的重估 |
| 2.3.2 对《蚀》的“女性解放”、“性描写”及版本流变的研究 |
| 2.3.3 21 世纪《蚀》在日本研究的新坐标:白井重范的“《蚀》论” |
| 2.3.4 异文化语境下中日对《蚀》接受与研究的异同 |
| 第三章 永不磨灭的经典—《子夜》各日译本的问世、流变与研究考论 |
| 3.1 “恶文”评价与完整译本的缺席:《子夜》在二战前日本的传播与接受 |
| 3.1.1 增田涉的评价与未实现的约定 |
| 3.1.2 到底是“恶文”还是“杰作”?——对竹内好《茅盾论》的再解读 |
| 3.2 二战后(1945-2013)多个《子夜》日译版本的问世、流变与评介 |
| 3.2.1 首部《子夜》日译单行本的诞生及其意义和价值 |
| 3.2.2 1960 年代的再译:小野忍与高田昭二的合译单行本 |
| 3.2.3 作为“杰作说”的铁证:竹内好的译介与评价 |
| 3.3 《子夜》在日本的研究述论 |
| 3.3.1 译者的再度评介:尾坂德司与高田昭二的《子夜》研究 |
| 3.3.2 昭和后期(1966-1989)是永骏、中野美代子、筱田一士的《子夜》研究 |
| 3.3.3 平成时期(1989-2019)桑岛由美子、白井重范的《子夜》研究 |
| 3.3.4 《子夜》在日本接受研究的多元化与递进性 |
| 第四章 “梅女士”于日本之再现—《虹》日译单行本的生成与接受 |
| 4.1 《虹》日译单行本的问世及其前后学界的解读评价 |
| 4.1.1 一部未完成的译着:武田泰淳对《虹》的翻译和解读 |
| 4.1.2 对“梅女士”的人物形象分析:藤井冠次与武田泰淳的对话 |
| 4.2 《虹》与武田泰淳短篇小说《圣女侠女》的互文性 |
| 4.2.1 中国式侠义的精神符号:“梅女士”于二战后日本之再现 |
| 4.2.2 追求女性解放的使者:关于玛利亚的原型室伏克拉拉 |
| 4.3 二战后《虹》在日本的研究综述 |
| 4.3.1 搁笔缘由的探究:三宝政美对《虹》的研究 |
| 4.3.3 《虹》中的“虚”与“实”:是永骏对文本的深入解读 |
| 第五章 茅盾40 年代长篇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以《腐蚀》《霜叶红似二月花》为例 |
| 5.1 国民党政治黑幕小说的特殊意义:《腐蚀》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 |
| 5.1.1 《腐蚀》各日译版本的生成及评介 |
| 5.1.2 《腐蚀》在日本的研究述论 |
| 5.1.3 “自我迷失”与“身份焦虑”:《腐蚀》对堀田善卫短篇小说《齿轮》的创作影响 |
| 5.2 《霜叶红似二月花》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梳考 |
| 5.2.1 一部现代版的《红楼梦》:《霜叶红似二月花》三个日译本的生成与评价 |
| 5.2.2 对“母性式包容”及“男性式无能”的解读:中日学者界的对话与争鸣 |
| 第六章 中国乡村景观的觅寻—茅盾短篇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述论 |
| 6.1 现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的一座桥梁:《水藻行》翻译发表考辩及研究述评 |
| 6.1.1 《水藻行》翻译发表考辩 |
| 6.1.2 《水藻行》发表前后日本报刊评论综述 |
| 6.2 茅盾其他短篇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 |
| 6.2.1 《春蚕》《林家铺子》《小巫》等日译情况综述 |
| 6.2.2 《春蚕》在日本的研究述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2）早期中国古典小说西译编年及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 论文特色与创新点 |
| 上编:早期中国古典小说西译编年(1735-1949) |
| 下编:早期中国古典小说西译研究 |
| 第一章 中国古典小说西译数量统计与分析 |
| 第一节 西译作品数量与涉猎内容 |
| 第二节 小说作品与西译形式 |
| 一、同一译本多次转译 |
| 二、小说中诗歌的翻译 |
| 三、其他 |
| 第二章 中国古典小说西译的高峰期与低潮期 |
| 第一节 高峰期与低潮期的特征概述 |
| 一 低潮期(1735-1827 年) |
| 二 高峰期(1885-1949 年) |
| 第二节 社会环境的促进 |
| 一 低潮期的社会环境与传播主体 |
| 二 高峰期的社会环境与传播主体 |
| 第三节 传播媒介的推动 |
| 一 低潮期 |
| 二 高峰期 |
| 第三章 中国古典小说西译载体的多样性 |
| 第一节 从单行本到期刊杂志 |
| 一 单行本 |
| 二 期刊杂志 |
| 三 单行本与期刊杂志的互动关系 |
| 第二节 从依附于介绍性书籍到古典小说译文选集 |
| 一 两种载体形式的流变过程及原因 |
| 二 专门的古典小说译文选集特点及影响 |
| 第四章 中国古典小说译者研究 |
| 第一节 译者及其西译作品数量统计 |
| 一 译者身份 |
| 二 通晓多国语言的汉学家 |
| 三 各国汉学活动的推进 |
| 第二节 译者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定位 |
| 一 中国社会百态的全景画 |
| 二 学习中文的有效教材 |
| 三 利用中国小说的道德教化作用 |
| 四 窥探中国人内心状态的渠道途径 |
| 五 宣扬宗教的辅助资料 |
| 六 负面化中国形象 |
| 七 研究中国小说的文学性 |
| 第三节 译者的翻译观念与实践 |
| 一 改编 |
| 二 删减 |
| 三 遵循原文本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735-1949 中国古典小说西译作品情况一览表 |
| 致谢 |
（3）《红楼梦》的翻译本（论文提纲范文）
| 前记 |
| 一、《红楼梦》的翻译传播 |
| 二、《红楼梦》的独特魅力 |
| 三、《红楼梦》的翻译难度 |
| 四、《红楼梦》的对外文化交流意义 |
| 五《红楼梦》主要外文译本概况 |
| 1. 英文版《红楼梦》译本 |
| 裘利译英文版《红楼梦》 |
| 王际真译英文版《红楼梦》 |
| 杨宪益、戴乃迭译英文版《红楼梦》 |
| 霍克斯、闵福德译五卷本英文版《红楼梦》 |
| 林语堂译英文本《红楼梦》原稿本 |
| 2、德文版《红楼梦》 |
| 3、俄文版《红楼梦》 |
| 4、西班牙文版《红楼梦》 |
| 5、法文版《红楼梦》译本 |
| 6、意大利文版《红楼梦》 |
| 7、捷克文版《红楼梦》全译三卷本 |
| 8、瑞典文版《红楼梦》120回全译精装五卷本 |
| 9、日文版《红楼梦》译本 |
| 1 0、越南文版《红楼梦》 |
| 1 1、世界语版《红楼梦》全译三卷精装本 |
| 1 2、马来语版《红楼梦》 |
| 1 3、希伯来文版《红楼梦》 |
（4）《红楼梦》在北欧之译介源流考（论文提纲范文）
| 一 北欧首译:帕塔宁 (Jorma Partanen) 与芬兰《红楼》译本 |
| 二 瑞典全译本:白山人 (P?r Bergman) 与红楼五卷本 |
| 三 红楼摘译本:挪威文、丹麦文与冰岛文形态及其译本源流 |
| 四 结 语 |
（5）《围城》中双关语的维吾尔语翻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引言 |
| 1.1 选题依据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国外相关研究 |
| 1.3.2 国内相关研究 |
| 2 相关理论简介及概念界定 |
| 2.1 Delabastita的双关语翻译理论 |
| 2.2 双关语在汉维语中的定义 |
| 2.2.1 双关语在汉语中的定义 |
| 2.2.2 双关语在维吾尔语中的定义 |
| 3 《围城》中双关语的类型分析 |
| 3.1 同音同形双关 |
| 3.2 同音异形双关 |
| 3.3 异音异形双关 |
| 3.4 特殊双关 |
| 4 《围城》中双关语的维吾尔语翻译策略 |
| 4.1 双关语译为双关语 |
| 4.1.1 双关语译为相同类型的双关语 |
| 4.1.2 双关语译为不同类型的双关语 |
| 4.2 双关语译为非双关语 |
| 4.3 双关语译为零 |
| 4.4 结合使用 |
| 4.5 特殊双关语的翻译 |
| 5.《围城》中双关语的维吾尔语翻译效果分析 |
| 5.1 《围城》中双关语的翻译及其表达效果 |
| 5.2 《围城》中双关语翻译及其表达效果的影响因素 |
| 5.3 对汉语中双关语的维吾尔语翻译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基于语料库的《红楼梦》诗词英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目的与内容 |
| 1.3 《红楼梦》诗词英译的研究现状 |
| 1.3.1 《红楼梦》英译本的研究概况 |
| 1.3.2 《红楼梦》诗词英译较早时期研究概况 |
| 1.3.3 《红楼梦》诗词英译新世纪研究概况 |
| 1.3.4 《红楼梦》诗词英译研究倾向和主要问题 |
| 1.4 本研究的理论基础 |
| 1.4.1 描述翻译研究 |
| 1.4.2 语料库翻译研究 |
| 1.4.3 译者风格研究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实证分析法 |
| 1.5.2 描写法 |
| 1.5.3 文本细读法 |
| 1.6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
| 1.7 本研究的框架结构 |
| 第2章 《红楼梦》诗词的特点 |
| 2.1 中国古典小说中诗文融合的传统 |
| 2.1.1 萌芽：先秦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 |
| 2.1.2 发展：唐宋时期 |
| 2.1.3 成熟：宋元时期 |
| 2.1.4 盛极而衰：明清时期至五四运动 |
| 2.2 《红楼梦》诗词的特点及功能 |
| 2.2.1 代拟诗——按头制帽,模拟声腔 |
| 2.2.2 诗谶——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红楼梦》英译史中的诗词翻译简述 |
| 3.1 《红楼梦》诗词零星摘译 |
| 3.1.1 德庇时：1829 年《汉文诗解》 |
| 3.1.2 梅辉立：1867 年《浪漫小说》 |
| 3.1.3 翟里斯：1901 年《中国文学史》 |
| 3.2 节译本中的《红楼梦》诗词 |
| 3.2.1 包腊：前八回节译本《红楼梦》 |
| 3.2.2 乔利：五十六回节译本《红楼梦》 |
| 3.3 编译本中的《红楼梦》诗词 |
| 3.3.1 王际真编译本中的诗词 |
| 3.3.2 麦克休姐妹转译本中的诗词 |
| 3.4 全译本中的《红楼梦》诗词 |
| 3.4.1 邦斯尔译本中的诗词 |
| 3.4.2 霍译本中的诗词 |
| 3.4.3 杨译本中的诗词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基于语料库的《红楼梦》诗词英译定量研究 |
| 4.1 全译本中诗词的定量研究 |
| 4.1.1 语料库创建说明 |
| 4.1.2 词表和高频词 |
| 4.1.3 形符、类符和类符/形符比 |
| 4.1.4 词汇级别 |
| 4.1.5 平均词长 |
| 4.1.6 主题词 |
| 4.1.7 平均句长 |
| 4.2 节译本中诗词的定量研究 |
| 4.2.1 语料库创建说明 |
| 4.2.2 高频词 |
| 4.2.3 类符形符比 |
| 4.2.4 词汇级别 |
| 4.2.5 平均词长 |
| 4.2.6 主题词 |
| 4.2.7 平均句长 |
| 4.3 编译本中诗词的定量研究 |
| 4.3.1 王际真译本中的诗词 |
| 4.3.2 麦克休姐妹译本诗词 |
| 4.4 摘译本中诗词的定量研究 |
| 4.4.1 德庇时英译《西江月》 |
| 4.4.2 梅辉立英译《红楼梦》诗词 |
| 4.4.3 翟里斯《中国文学史》中英译的诗词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英译《红楼梦》诗词的定性研究 |
| 5.1 诗歌形式的保留 |
| 5.2 音韵效果的保留 |
| 5.3 修辞格的处理 |
| 5.3.1 对偶 |
| 5.3.2 典故 |
| 5.4 隐喻意义的传达 |
| 5.5 意象的再现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社会历史视角下的《红楼梦》诗词英译 |
| 6.1 摘译本：去工具化的开始 |
| 6.1.1 德庇时：见诗词而不见《红楼》 |
| 6.1.2 梅辉立：见诗词且见《红楼》 |
| 6.1.3 翟里斯：小说初现轮廓 |
| 6.2 节译本：逐渐显现真实面貌 |
| 6.2.1 包腊：第一次严肃的译介 |
| 6.2.2 乔利：第一个单行本出版的英译本 |
| 6.3 编译本：通俗文学作品 |
| 6.3.1 王际真：出版社赞助的译本 |
| 6.3.2 麦克休：巨大的市场成功 |
| 6.4 全译本：建构真实多面的诗意世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 |
| 7.1 本研究的发现和结论 |
| 7.2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和拓展空间 |
| 参考文献 |
（7）中西现代讽刺幽默小说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的依据 |
| 二、研究的现状 |
| 三、研究的价值、意义 |
| 四、研究方法、思路及内容 |
| 第一章 西方讽刺幽默小说及其在中国现代的译介与影响 |
| 一、从文艺复兴到18世纪 |
| 二、19世纪的英、俄、美讽刺幽默名家 |
| 三、20世纪西方讽刺幽默小说的新发展 |
| 第二章 中国现代讽刺幽默小说的发生以及与西方的关系 |
| 一、鲁迅:兼收并蓄与融会贯通 |
| 二、老舍:与欧洲文学的因缘 |
| 三、钱锺书:与英、法文学的关系密切 |
| 第三章 中、西讽刺幽默小说的同一性特征 |
| 一、写作类型 |
| 二、叙事方式方法 |
| 三、喜剧的表达与笑的艺术 |
| 第四章 中、西讽刺幽默小说的差异性特征 |
| 一、平常与超常 |
| 二、写实与虚构 |
| 三、拘谨与放达 |
| 四、严肃与玩笑 |
| 五、中、西差异的原因 |
| 第五章 中、西讽刺幽默小说的创作经验与启示 |
| 一、长短优劣与价值判断 |
| 二、讽刺与幽默的结合与分离 |
| 三、正确对待讽刺幽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现代性的因缘 ——《红楼梦》在日编译本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要旨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对象划定 |
| 第二节 先行研究成果与现状反思 |
| 第三节 研究视角与方法论 |
| 第四节 研究框架与设置 |
| 第一章 日本《红楼梦》早期接受土壤与思想资源 |
| 第一节 文本早期传入过程与接受渠道 |
| 第二节 早期《红楼梦》接受思想定调 |
| 第二章 草创期：国粹主义者的“支那蔑视”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与编译本基本情况 |
| 第二节 太宰卫门版基本情况梳理 |
| 第三节 代表译本分析：一个国粹主义者眼中的《红楼梦》 |
| 第四节 编译本与国译本、主流接受思想之关系 |
| 第五节 大众文学语境内的编译本传播 |
| 第六节 小结 |
| 第三章 发展期：存在主义式的翻案改写 |
| 第一节 发展期编译本整体情况与时代思潮 |
| 第二节 代表译本分析：战后迷惘期的存在主义式的《红楼梦》改写 |
| 第三节 大众文学语境内的编译本传播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四章 成熟期：耽美主义理论的阈限 |
| 第一节 成熟期编译本整体情况与时代思潮 |
| 第二节 代表译本分析之一：唯美主义式的解读尝试 |
| 第三节 代表译本分析之二：女性问题 |
| 第四节 编译本与全译本、主流接受思想之关系 |
| 第五节 大众文学语境内的编译本传播 |
| 第六节 小结 |
| 第五章 转型期：消费主义场域中的竞争话语 |
| 第一节 转型期编译本整体情况与时代思潮 |
| 第二节 代表译本分析之一：形而上的理想主义 |
| 第三节 代表译本分析之二：形而下的群丑狂欢 |
| 第四节 编译本与全译本、主流接受思想之关系 |
| 第五节 大众文学语境内的编译本传播 |
| 第六节 小结 |
| 第六章 现代性的因缘 |
| 第一节 再探《红楼梦》的现代性与编译本的现代化 |
| 第二节 浪漫主义诗学传统与编译本的“现代性”映现 |
| 第三节 日本区域内的《红楼梦》与“世界文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各时期代表编译本对话原文 |
| 附录二：引用文学史日语原文摘录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10）莫言小说修辞英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缘起 |
| 1.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创新点 |
| 1.4 选题意义 |
| 1.5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莫言小说译介现状梳理 |
| 2.1.1 莫言小说译介语种概览 |
| 2.1.2 基于OCLC的收藏莫言小说英译本的全球图书馆数量 |
| 2.1.3 基于亚马逊网站评论的一般读者接受现状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基于可视化分析的莫言小说翻译研究综述 |
| 2.2.1.1 莫言小说翻译的总体研究趋势 |
| 2.2.1.2 莫言小说翻译研究的高被引文献分析 |
| 2.2.1.3 莫言小说翻译研究关键词网络图谱 |
| 2.2.1.4 莫言小说翻译为论题的硕博士论文概览 |
| 2.2.2 莫言小说修辞翻译研究综述 |
| 2.3 理论基础 |
| 2.3.1 修辞学理论 |
| 2.3.1.1 域外修辞学研究演变 |
| 2.3.1.2 中国修辞学发展流变 |
| 2.3.1.3 广义修辞学理论 |
| 2.3.2 巴赫金理论 |
| 2.3.2.1 巴赫金语言哲学——对话主义 |
| 2.3.2.2 历史诗学——复调诗学 |
| 2.3.2.3 文化诗学——狂欢化诗学 |
| 2.3.3 本研究的理论框架模型 |
| 第三章 莫言小说修辞技巧及其英译 |
| 3.1 莫言的文学修辞思想 |
| 3.2 莫言小说明喻修辞及其英译 |
| 3.2.1 《红高粱家族》明喻本体的特征 |
| 3.2.2 《红高粱家族》明喻喻体的特征 |
| 3.2.3 《红高粱家族》明喻的英译 |
| 3.3 莫言小说通感修辞及其英译 |
| 3.3.1 莫言文学中的通感修辞建构 |
| 3.3.2 通感修辞的定义及属性 |
| 3.3.2.1 通感的修辞维度 |
| 3.3.2.2 通感的认知维度 |
| 3.3.2.3 通感的哲学维度 |
| 3.3.3 通感修辞在莫言文本中的建构及其翻译 |
| 3.3.4 葛浩文与莫言的审美共通感 |
| 3.4 莫言小说超常规句式及其英译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莫言小说的修辞诗学及其英译 |
| 4.1 杂语修辞及其英译 |
| 4.1.1 杂语修辞 |
| 4.1.2 杂语修辞在莫言文本中的建构 |
| 4.1.3 杂语修辞在英译文中的翻译 |
| 4.2 戏仿修辞 |
| 4.2.1 莫言小说文本中的游戏性戏仿建构 |
| 4.2.2 仿拟修辞的定义 |
| 4.2.3 仿拟的基本属性及心理认知过程 |
| 4.2.4 仿拟和互文性 |
| 4.2.5 莫言小说仿拟修辞在译文中的翻译和建构 |
| 4.2.5.1 词汇层面的仿拟及其英译 |
| 4.2.5.2 短语层面的仿拟及其英译 |
| 4.2.5.3 句子层面的仿拟及其英译 |
| 4.2.5.4 风格层面的仿拟及其英译 |
| 4.2.5.5 篇章层面的仿拟及其英译 |
| 4.2.6 仿拟修辞的认知诗学建构与翻译 |
| 4.3 民间诗学 |
| 4.3.1 猫腔叙事及其英译 |
| 4.3.1.1 开章引子中的猫腔及其英译 |
| 4.3.1.2 正文中的猫腔唱段及其英译 |
| 4.3.1.3 猫腔叙事在译文中的修辞建构 |
| 4.3.2 莫言文本的类书场叙事及其英译 |
| 4.3.2.1 莫言的类书场文本建构概述 |
| 4.3.2.2 《天堂蒜薹之歌》类书场歌谣的英译 |
| 4.3.2.3 《酒国》类书场文本建构及其英译 |
| 4.3.3 莫言民间诗学的异质性与可译性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莫言修辞哲学及其英译 |
| 5.1 修辞哲学研究的重要性 |
| 5.2 莫言小说的反讽修辞哲学及其英译 |
| 5.2.1 反讽及西方反讽理论体系 |
| 5.2.2 反讽理论在中国的研究 |
| 5.2.3 反讽在莫言文学中的建构及英译 |
| 5.2.3.1 言语反讽 |
| 5.2.3.2 叙事反讽 |
| 5.2.3.2.1 戏仿性反讽 |
| 5.2.3.2.2 结构性反讽 |
| 5.2.3.2.3 语态性反讽 |
| 5.2.3.2.4 视点性反讽 |
| 5.2.3.3 总体反讽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语 |
| 6.1 研究总结 |
| 6.2 不足与局限 |
| 6.3 展望与前景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简历 |
| 攻博期间科研成果 |
四、《儒林外史》德译本译后记（论文参考文献）
- [1]茅盾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D]. 连正. 河北大学, 2021
- [2]早期中国古典小说西译编年及其研究[D]. 张佳颖.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3]《红楼梦》的翻译本[J]. 邱华栋. 青年作家, 2020(02)
- [4]《红楼梦》在北欧之译介源流考[J]. 高源.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3)
- [5]《围城》中双关语的维吾尔语翻译研究[D]. 任丽. 新疆师范大学, 2019(05)
- [6]基于语料库的《红楼梦》诗词英译研究[D]. 康艳.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7)
- [7]中西现代讽刺幽默小说比较研究[D]. 穆莹. 辽宁师范大学, 2018(06)
- [8]现代性的因缘 ——《红楼梦》在日编译本接受研究[D]. 吴昊. 华东师范大学, 2018(12)
- [9]2017:刘项原来不读书（下）[J]. 赵勇. 中国图书评论, 2018(05)
- [10]莫言小说修辞英译研究[D]. 叶艳.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