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意大利工业界之前途（论文文献综述）
唐湘雨[1]（2017）在《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问题述论》文中研究说明探索落后地区工业化是当今学术界一个有意义的话题。出于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关注与探索,笔者选择了民国时期中国一个相对落后的地区——广西为个案,来探讨民国时期,特别是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的?广西工业化的内部动力与外部助力是什么,及其对广西工业化的影响是什么?广西工业化取得了哪些进步或成就,存在哪些不足?以此来探索落后地区工业化的发展路径。在正文第一部分主要是探讨20世纪30年代以前广西的社会概况。从“混乱的政局”、“衰败的经济”和“落后的习俗”三个方面探讨了新桂系主政前广西社会的基本形状,旨在说明广西工业化是在社会动荡、经济落后与民俗保守的状态下展开的,这些都不利于广西的工业化;但是,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既是广西民众普遍的心愿,也是地方实力派新桂系治理广西的需要,这是广西工业化有利的条件。新桂系主政初期,曾发动“广西经济发展出路问题”的讨论活动,虽然这一活动最后没有达成出题者所愿,但是在启迪心智,动员广西人参与经济建设方面是起了一定作用的。而在此之后出现的历史上第二次全国范围内的“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之论争中,像第一次“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之争一样,虽然也未能达成共识,但是这次论争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广西对于工业化道路的选择。广西工业化是在内部动力的推动与外部助力的促进下开展的。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内部动力,来自商人的投资、手工业的转型与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文章分析了这一时期广西境内的本土商人与外来商人在广西工业化中所处的地位与所发挥的作用。由于广西本土商人力量过于弱小,外来的粤港商人在广西工业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文章考察了以广西最出名的土布业与瓷器业,探讨这一时期广西手工业走上工业化可能性。结果发现,在自然状态下,广西的土布业并未踏上工业化之路,而陶瓷业在广西省政府的扶持下,融资扩建,购买新式生产设备,采用新技术,建立近代工厂管理制度,完成了它的华丽转型,踏上了工业化的道路,说明传统手工业具有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内在动力。以军人为核心的新桂系领袖们不自觉地充当广西工业化的核心力量,尽管在工业化问题上,他们曾忧虑、徘徊,甚至还曾有一些工作失误,但是他们在40年代后坚定地选择工业化道路,并为广西工业化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这三种力量中,广西地方政府是广西工业化的主要动力。落后地区的工业化进程,离不开外部的助力,20世纪30-40年代广西的工业化得到北平社会调查所、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和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大力帮助。在开展大规模工业建设期间,广西地方当局非常注意向省外专家讨教,“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以便有利于广西地方建设事业。同时因“新广西”建设所取得的成绩引起境外人士的关注,他们也纷纷要求到广西参观。除了若干个人访问外,相关团体前来考察的也不少,如北平社会研究所广西经济调查组、中华工业总联合会两广实业考察团、中国工程师学会广西考察团等。广西省政府利用专家学者来桂考察的机会,虚心听取并接受来访者的意见与建议。这些外来人员与团体不仅陈述了在考察中获得的对广西工业建设的观感,而且对广西工业的发展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建议,对广西工业化进程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20世纪30-40年代广西之所以出现工业化的发展势头,这是因为此时遇到了十分有利的“历史契机”,其中这一时期广西交通运输事业的近代化转型为工业化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文章主要探讨广西的水运、陆运、空运以及铁路运输如何实现近代化转型,以及这四大运输如何支持广西工业化。在这四种交通方式中,铁路的作用最为明显,它的出现不仅仅是推动了广西工业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广西工业中心城市的形成。另外,在空运与铁路运输的兴办过程中,明显地可以看到,广西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间存在着某种博弈关系。而战时工厂内迁更为广西工业化带来了新的活力。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各地工厂大量内迁广西,这一时期内迁工厂带来大量资金、技术人才和新动力设备,使广西工业化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不仅出现了规模客观的大工业,而且改变了广西的工业布局,以桂林、柳州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城市由此兴起。文章对于民国以来广西历年的财税状况进行追溯,并对20世纪30年代新桂系政府为筹措资金而进行的财税改革情形进行深入地分析。通过前后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新的财税体系为工业化提供了资金保证,有力地支撑着广西工业化。在正文第五个部分主要是对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发展的历程做一个简短的概述。抗战以前工业化的起步,首先从矿业的近代转型开始,近代化的矿业为广西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抗战前广西的军用、民用工业发展也初现端倪。抗战时期则是广西工业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外省工厂的迁入,给经济技术落后、工业不发达的广西注入了新血液与活力,也极大地刺激了各类工厂的兴办。1938年后省内外工商业者纷纷在桂林、柳州、梧州等地和一些交通方便、特产丰盈的城镇投资建厂,出现广西省前所未有的工业建设热潮。当时的桂林,市区四周工厂烟囱林立,机声隆隆,战时工业盛极一时。桂林、柳州一带成为大后方工业产品供给的“基地”。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高峰则是广西企业公司的建立,文章以广西企业公司为例,分析并探讨了广西工业化的高峰时期,广西企业公司发展的概况,广西企业公司与广西工业化的关系,以及广西企业公司存在的价值。广西工业化在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在日军入侵广西时破坏殆尽,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广西工业化水平几乎回到了民国初建时期的水平。广西地方政府在战后重建过程中,对广西工业化进行了反思,广西地方政府在战后曾有一个较为庞大的工业复员计划,由于缺钱少粮,这一计划几乎没能实现。1947年出版的《广西工业建设之路》,对广西未来的工业化之路进行设置与规划,其中含有某些合理的因素,成为广西工业化最后的绝唱。在正文的最后一个部分,通过对广西与周边省份湖南、四川、广东、云南、贵州西南六省的人口因素、自然禀赋、财政收入等因素的对比分析,发现广西不是天然的“地瘠民贫”,问题的关键是要找到“夹匙失万”中的钥匙。通过对湖南、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西南六省在不同历史时期工业化水平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广西工业化的历程是中国工业史上的奇迹,它比许多同类型的省区都做得好,并取得辉煌成绩,尽管其成果最后被日本侵略者的炮火所摧毁。诚然,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过程中,广西地方政府领导对工业化认识与行为两个方面均存在不足,虽然其某些失误属于“有情可原”,但是为了将来更好的工作,“有情可原”的失误要认真总结,“无情可原”的不足更需要认真总结。从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历程及其工业化过程的诸问题来看,落后地区工业化的路径应该是:坚强有力的地方政府是实现工业化的基本条件;筹措资金是实现工业化的关键因素;善于借助外部力量是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条件;抓住有利时机,发展自己是实现工业化的又一重要条件;激发内在动力是实现工业化的根本条件。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历程是艰难而曲折的,其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都值得我们认真地总结与反思。只有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才可能在将来的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功。
刘霞[2]（2020）在《申圭植的中国体验与文学创作研究》文中指出申圭植（1880-1922）是韩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独立运动家。他于1911年流亡到中国上海,1922年在上海辞世。在短暂的一生中,他开展了丰富的救亡运动和复国运动,展现出杰出政治外交家和独立运动家的面貌。但在奔走革命的同时,他也留下了诸多文学文本,特别是在长达十一年的中国流亡生涯中,他积累了丰富的跨国体验,包含中国革命体验、韩国独立运动体验、人际交流体验和离散生活体验等,这些体验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申圭植的文学体现出优秀的汉文水平和高超的文学造诣,书写着多样的跨国体验,更包含着丰富的情绪、思想和意识世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学界历来的研究,大都仅将申圭植视作一个独立志士,并未对其文本给予足够的重视,其文学迄今未能得到系统的整理和深入的研究。因此,本文从文学和思想层面入手,综合使用“跨界”、“离散”、“身份认同”等后殖民批判理论、新历史主义、比较文学形象学及文本分析等研究方法,具体阐述申圭植的中国体验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进而阐明其文学创作的价值和意义。申圭植有着丰富的思想,并富于实践精神。他的思想指导着实践,并在实践的反作用下不断升华。在中国体验的影响下,国内时期便萌芽的民族意识发展成明确的抗日路线;对自由、民权朦胧的憧憬发展成为明确的近代国家意识;尚武意识和对国际局势的关注升华为外交武力融合的执政理念;对中国的关注、对辛亥革命的肯定及民族大同思想逐步发展成为中韩联合意识并进而发展成为国际联合意识。在这些思想意识的指导下,申圭植在流亡中国期间,以中韩联合和世界联合为策略,以民主共和制为复国政治理念,以大同思想为基础,充分利用国际局势、民族自决思潮和舆论宣传在世界范围内开展了韩国独立运动,构建了中韩革命联合的平台,培养了大批韩国爱国青年,并在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创建及获取孙中山护法政府的承认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上海地区韩国独立运动的开拓者和中韩革命联合的奠基人。可以说,中国体验使其由一个普通的民族独立斗士成长为反殖民的时代先驱。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其思想表现出过分依赖中国革命派及国际援助、未能重视和发动群众、因没有明确的革命指导思想而未能制止韩人内部各派间的斗争等局限性。申圭植丰富的中国体验促成了其文学中的书写和想象,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首先,申圭植广泛结交中国革命党人、加入革命文学组织南社,并创办了中文周报《震坛》,为中韩交流创造了阵地,这些跨界交流体验促成了其与中国革命先驱和进步文人间的文学交流。这种文学交流表现出以下特征:第一,以民族独立和资产阶级革命为主要话题,促进了中韩两国抗日话语和民族话语的构建,从而有力推动了共同话语和相互认知的发展;第二,申圭植对辛亥革命的认同和反日意识是双方交流的发展机制,从而实现了生成性对话模式;第三,双方都通过对对方的书写来进行自我观照,从而对本国的国家命运和革命前途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第四,双向跨界叙事推动了各自文学的发展。其次,申圭植在跨界空间里经历的政治体验和革命体验对其中国认识和文学书写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将资产阶级革命视作中国乃至亚洲的唯一前途,认为北洋政府腐败、无能、卖国,由此产生了近代国家意识,并产生了中韩联合乃至国际联合意识以及世界和平认识。在其中国书写和文学想象中,他鼓吹辛亥革命,塑造了一系列中国革命志士的形象,批判封建专制以及北洋政府的倒行逆施、腐败无能及卖国行为。此外,他积极论述中韩关系的重要性、中韩合作的必要性、韩国独立之于中国、日本、东亚乃至世界和平的意义,使其文学也呈现出强烈的政论性,体现出政治外交家的独特面貌。但这种中国想象带有一定的乌托邦特点。再次,申圭植的跨界是伴随着流亡开始的,离散生活体验是其跨界体验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离散生活体验使他感受到深深的乡愁和亡国之恨,这些苦闷促使他对日本的侵略本质及韩国的亡国原因等进行了更加深刻的思考并形成了明确的民族主体意识。此外,离散体验使得他有了更深刻的民族文化认知,对民族历史文化和民族身份也有了新的思索。他在文学中表达着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诉说着亡国苦痛,尖锐地揭露并批判日本侵略的掠夺性和欺骗性,呼吁民族主体一一“大韩之魂”即民族精神,刻画了一系列民族英雄和独立斗士的伟大形象。同时,他积极宣传民族历史和文化,强调民族历史的再书写,并通过对大淙教等民族精神象征的书写和宣扬来坚定地守护自己的民族身份。可以说,申圭植的跨国体验对其文学创作存在着明确的影响关系。交流体验促成了其对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志士的书写,并进而促成了中韩近代文人的生成性互动和相互认知;政治外交和革命体验,促使他形成了对中国、东亚及近代文明的认识和文学中的中国想象;离散体验和民族体验使其更加意识到自己的民族身份,作品中不仅表现出离散带来的愁和恨,更显示出对民族精神的赞扬和自身的民族认同感。统观申圭植的文学,我们可以发现其具有以下特征。第一,跨界性,即抗日的跨界性、民族想象的跨界性和语言的跨界性;第二,主体性,即民族主体意识和历史主体意识,这些主体意识均是殖民语境和流亡空间中的集体无意识之表现;第三,文化身份认同的混融性。申圭植在离散体验中遭遇身份认同的危机和焦虑,面对焦虑,他一方面通过对民族文化和民族历史的宣扬来坚守民族身份,另一方面,又以中韩联合的策略参与到中国革命中去,对中国文化和革命产生了认同,从而对自己的文化身份认同进行了一定的重构,体现出混融性特征;第四,政论性。申圭植的文学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水准,但其文学的基调是坚定的抗日意识和民族使命感,因此其文学中充满着革命、抗日、救亡、中韩联合等富于时代感的政治话语和革命话语,体现出政治美学功能,展现出革命文人的独特面貌。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定位申圭植及其文学。第一,申圭植文学是韩国抗日文学、韩国近代汉文学、韩国域外离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韩国文学之瑰宝,具有重要的文学史地位和价值。第二,在中韩交流历史转型和价值重建的新时期,申圭植与中国革命先驱广泛交流,构建中韩革命联合的开端,开创了中韩人文交流的新局面,在这一转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二十世纪中韩关系的奠基者。第三,申圭植凭借敏锐的时代意识和国际意识,在近代东亚复杂的时局中,把握住了时代要求,表现出坚决的抗日意识,看到中韩合作是二十世纪中韩两国共同的历史选择,他的抗日意识、中国认识、东亚认识乃至世界和平认识体现出时代自觉和东亚文化自觉,在东亚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精神价值。申圭植的中国体验及其文学创作的研究,不仅对于全面客观地还原申圭植这一历史人物的综合面貌具有重要意义,对于韩国汉文学研究、韩国抗日文学研究乃至中韩近代人文交流研究也都有重要的意义。希望本文能够为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也为促进当下中韩交流与对话以及东亚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有益的启示。
陶海洋[3]（2013）在《《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文中研究说明《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的一个重要出版物,也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发行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而又完全民办的综合性杂志。《东方杂志》于1904年创办、1948年终刊,共发行44卷、819号,先后经历8位主编,发表作品20000余篇。在经历清季、北洋政府、民国过程中,《东方杂志》不仅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世界的发展历程,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大量述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而且努力为社会培养人才,因此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生长点。秉承商务印书馆“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企业宗旨,《东方杂志》致力于介绍现代文化最新成果,以述评时事政治作为办刊特色,并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在长达44年的发展过程中,《东方杂志》可以分为主要五个时期,即早期杂志（1904—1910年）、杜亚泉时期（1911—1919年）、钱智修时期（1920—1931年）、王云五时期（1932—1941年）、苏继颀时期（1943—1948年）。为便于研究,钱智修时期可以分为具体的三个阶段,即钱智修时期（上）（1920—1923年）、钱智修时期（中）（1924—1927年）和钱智修时期（下）（1928—1931年）,王云五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即王云五时期（上）（1932—1938年）、王云五时期（下）（1939-1941年）。杜亚泉、钱智修、胡愈之、王云五等四人,不仅是《东方杂志》的重要作者,而且是杂志发展中的关键人物。其中,杜亚泉以其独特的见解引发了中西文化论争,钱智修是主编时间最长者,胡愈之是作品最多的作者、又曾担任过杂志主编,而王云五则是挽救商务印书馆及《东方杂志》的核心人物。早期杂志《东方杂志》的重要作者,有蛤笑、蕴照、孟森等人。主要内容以清末新政为重点,在立宪主旨下,多数作者主张保存传统文化,同时述评清廷政治腐败、主张发展实业,作品主要涉及教育、立宪、外交、实业等内容,同时还有大量转载文章。杜亚泉时期《东方杂志》的作者约计453人次,而重要作者有杜亚泉、胡愈之等10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文章来源大为拓展,其中来源于英美等西方国家报刊的译述文章更多。杂志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介绍大量西方社会思潮,其中包括各类社会主义思潮。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作者,认真反思包括“一战”在内的现代文明的“时代错误”,述评民国建立后愈益严重的政治腐败,努力寻找整合社会的新的精神动力。这批文化人,努力进行中西文化的鉴别、对比和“体合”,“随世运而俱进”,自觉承担起现代文化最为激烈的观念转变的时代使命。杜亚泉因引发东西文化论争,主编职务被无奈地撤换。事实上,文化分歧在《东方杂志》内部早就开始,主编的替换也经过一个微妙的过渡阶段,另一方面,由于文化争论中所涉及的问题,当时的文化人不可能达成共识,注定了这场文化论争只能是一波三折的过程。钱智修时期（上）的《东方杂志》的作者共约计510人次,重要作者有胡愈之、周建人等12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积极顺应时势变化,“注重于切实可行之具体问题”。作者队伍更为庞大,出现大量介绍西方社会发展的翻译作品,包括文学作品的翻译与创作,理论视角更为开阔,同时出现更多的独立评论,又使这一杂志逐步摆脱了文化争论和思辨的色彩,进一步加大了现代文化的传播力度。钱智修时期（中）的作者共约计340人次,重要作者有黄惟志、胡愈之等11人次。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以1926年为界,有一个从述评中西文化,转向重点述评国际时事政治的变化过程。在国际时政报导上,主要以欧洲为重点,并介绍苏联以及他国的政治发展。这一变化与钱智修等人的民间政治思想有关。同时,这一时期出现更多的文学创作,注重描述某类社会层面、特别是知识分子和下层百姓的生活状态,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内容。钱智修时期（下）的作者约有786人次,重要作者则为俞颂华、张明养等9人次,作者队伍进一步分化。在内容上,这一时期进一步注重国际时事的报导与述评,并进一步关注了国外社会文化、社会生活,同时出现现代文学的创作高潮。文学作品更多关注基层民众生活及心理状态,反映了基层社会民众在政治剧变与社会动荡中面临的生活压力。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是中国文化事业受日本侵华战争摧残、并努力抗争的一个见证,日本侵华战争造成《东方杂志》三次停刊、四次搬迁的曲折。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上）,作者总人数约计1340人次,重要作者有张明养、郑永恭等12人次,而来源于社会上的作者大为增加,可以说明商务印书馆在经历“一·二八”事变的劫难后,及时得到社会的大力支持。这一时期正值中国新一代文化人成长并活跃于文化舞台,文化传播的主体、内容与方式都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社会出现新一轮的文化生成现象。《东方杂志》更多关注了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各国的经济应对之策,国际社会新的战争危险,特别增强了经济体制理论的述评。同时,主要由于中日矛盾的上升,关注民族生存和国家发展,成为文化人的深深的忧思,并由于环境的逼迫,出现新一轮的文化反思。这一时期,文学作品受战争影响最大,出现大批现实主义风格作品,但这种特殊政治动荡中出现的创作高潮,很快因抗日战争进入艰苦时期而中断。王云五时期（下）的《东方杂志》作者共计约317人次,重要作者有吴泽炎、郑允恭等18人次。这一时期述评欧洲相关事务的作品大为减少,而反映具体国家之间外交活动的作品比例大为上升,反映了国际政治力量在“二战”中重新组合的状态。其中,中日战争的相关报导大为增强,同时出现的经济类作品针对性更强,很多作品述评了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经济、贸易、金融等方面的具体应对之策,但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及文艺作品的质量却开始下降。苏继癫时期的《东方杂志》作者总人数约计613人次,重要作者有吴泽炎、岑仲勉等8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尽管走出了抗日战争的阴影,却又因内战等影响而出现发展顿挫,并最终休刊。这一时期的作者队伍日益星散,办刊特色也逐步丧失。《东方杂志》忠实地反映和记录着时代变迁,成为20世纪世界和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全备的资料库,全面述评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主要学术思想,成为探索中国发展模式必需的思想库,大量培养人才,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人才库,同时,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保持长时段的持续发行,也成为世界杂志发行史上的典型的样本库。《东方杂志》的发展历程说明,现代文化的发展,不仅需要社会诸要素共同的现代化作为基础,更需要中国文化人努力实践现代学者品格。
范冬清[4]（2017）在《科学精英汇聚与一流大学成长》文中研究表明科学精英的汇聚与一流大学的成长是一个相互支持、交互作用的复杂系统。尽管科学精英的汇聚能够促成世界一流大学的成长是普遍得到承认的一个命题,然而,科学精英的汇聚如何促进大学的提升,一流大学的成长又如何推动科学精英的汇聚,即科学精英汇聚与一流大学成长的内在协同机理较少被系统阐述。当前无论是先发型国家还是后发型国家都在国家层面实施一流大学战略,对全球科学精英的竞争愈发激烈。理顺科学精英汇聚与一流大学成长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具体而言,一方面以科学精英的汇聚为切入口,能较好地呈现一流大学在成长过程中的关键节点与重要影响要素;另一方面以高等教育强国,尤其是美国为例,阐释与归纳出科学精英汇聚与一流大学成长之间的协同作用机制,对中国的“双一流”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研究表明,从历史视角来看,科学进入大学启动了现代大学的发展,科学精英的产生及汇聚助力研究型大学成长为一流。二战后科学精英从欧洲转向美国集聚,与美国研究型大学集群的迅速发展相同步。从20世纪90年代起,主要来自于中国与印度的S&E早期精英汇聚于美国的一流大学。美国是全球科学精英首选的目的地,也是世界高等教育中心与科学中心。欧洲多数发达国家同时显示出较高的迁入及迁出比例,欧洲大学在排名榜单上占据第二集团地位。以中国为代表的后发国家将科学精英回流及一流大学（学科）建设作为国家战略举措,处于积极追赶过程中。从科学精英与现代大学的交互机制来看,二者相互契合与匹配,科学精英产出社会资本、学术资本与物质资本,推动一流大学成长;一流大学通过政府稳定巨额的资助、良性的大学治理、卓越的人才集聚平台以及注重清除对家庭及个人迁移障碍等行为汇聚科学精英。从制度上看,学科制度上注重学科治理中的专业权力、强调R&D经费可用度、发展跨学科、鼓励科学文化,通过学科与院系的协同主体作用,在“底部沉重”的大学组织内实施有效汇聚,直接驱动学科发展与创新。大学制度上实施高效合理的招募引进、职业晋升、学术能力评价、捐赠讲席制度,既优化精英群体动态结构,又扩充工作岗位数量,使得大学达到成长的最优态。加之,移民、政治、经济、文化为科学精英提供宽松包容的环境,也为大学成长提供了广泛的支持。在“双一流”背景下,须重构我国科学精英汇聚与研究型大学成长的关系,以实现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建设目标。
武瑞沙[5]（2016）在《德意志帝国时期农业贸易保护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9世纪中期以后,德国农业生产效率不断提高,交通技术不断发展,铁路和汽船促进了国内外运输事业的发展。但与此同时美国、俄国农业由于自身条件优渥,加之便利的交通条件逐渐冲击德国农业的国际和国内市场。尤其是在187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和农业危机交织的冲击下,德国农业界自由贸易的想法开始动摇。1873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给德国的工业造成巨大而沉重的打击,德国工业界尤其是重工业和棉纺织业遂主张实行贸易保护政策。但由于政治实力的欠缺,工业界拉拢农业界一起组成“铁谷联盟”要求政府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俾斯麦则主要出于联邦财政独立的目的,颁布1879年关税法,对农业实行贸易保护。俾斯麦下台后,卡普里维继任首相一职,他主张实行“工业品出口战略”,以降低农产品关税来换取他国对德国工业品关税的降低,相继与他国签订一系列有利于工业品出口的贸易条约。农业界尤其是农场主联盟强烈反对卡普里维牺牲农业利益的外贸政策,不久卡普里维被迫下台。但由于贸易条约的期限为12年,德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执行条约税率。毕洛夫上台后修订关税,重新订立贸易条约,重振农业贸易保护政策。德意志帝国农业贸易保护政策历经俾斯麦——卡普里维——毕洛夫三个阶段,对德国产生深远影响。它促成联邦政府财政创收、农业集团实力加强。但是在工业化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贸易保护仅仅是农业界对于工业发展的一种垂死挣扎,改变不了工业化发展的大趋势。同时农业贸易保护还使得德国消费者利益受损,导致德国与其贸易相关国关系紧张。
王成军[6]（2003）在《基于TH的大学、产业、政府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TH（Triple Helix）即“三重螺旋”，它是大学、产业、政府三方面合作关系发展至今的最佳形态和结构。探究基于TH的三方合作关系的实质和内涵，揭示其发展演变的内部规律，对于建设国家创新系统，提升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沿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复杂（万物）”的思路，先考察合作三方面的单个主体，到主体间双边关系，再到其三重螺旋关系。结合发达国家／区域的实践经验与前人已有的理论工作，本文深入研究了网络时代的三方合作主题，主要贡献有：给出大学—产业—政府三重螺旋体的内部结构和图式谱系；指出国内“产学研”缺陷与纰漏，明晰了“官产学”的应对与使命；最后运用TH算法和科学计量、网络计量手段实现了一个有关中国三重螺旋模型的定量分析，并与其他典型的国家／地区三重螺旋作出比较，得到若干有价值的结论。 全文分为八章。其篇章结构安排为： 第一章为引言，界定研究主体、凸现研究问题、考察研究背景，并给出研究的方法与论文的框架。 第二章和第三章，在追溯大学、产业、政府各行为主体的历史源起、变迁发展以及现实状况后，探查考量了其两者之间所形成的双边关系，为进一步研究其三重螺旋关系铺下起点基石。 第四章介绍了美国、日本、欧盟等主要发达国家／区域在大学、企业和政府一起致力于促进经济发展、学术研究、知识拓展、技术开发等方面的的先进实践和成功经验。 第五章阐述了基于知识的国家创新系统、后洪堡模式，以及与它们相平行的TH模型系统——三重螺旋体，详细评述了TH类型及其最新国际研究动态。 第六章运用TH模型理论对第四章提供的案例挖掘梳理后，发现并给出了：构成大学—政府—产业三重螺旋体的完整板块配基和键链组合，作为“基因型”外在表达的一些“现象型”属类以及由它们所构成的图式谱系。在引入一个转接变换作为过渡后，介绍了TH算法、科学计量、网络计量及其具体应用，并对一些国家或区域组织所表现出来的某些TH特征进行了比较研究。 第七章研究基于TH的中国的大学一产业一政府关系。以中国大学的成长、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为抓手，在简单分析了中国国家创新系统后，剖析并指出了“产学研”的理念的疏忽与纸漏，给出能与国际对话的“官产学”协同模式。最后，对中国个案作出TH算法的模型分析，并给出了相应结论。 第八章归纳了本文的贡献性结论，对进一步的研究作出展望。
张鑫[7]（2017）在《美丽经济 ——近代上海化妆品业研究（1903-1949）》文中研究表明人类化妆的历史可追溯至原始社会,妆饰在原始人心目中有着很高的地位,一般来说,原始社会的妆饰主要具有两种基本功能:第一个功能是为了生存,第二个功能就是为了繁衍,也就是“性吸引”说。随着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善,妆饰的第一个功能不复存在,相反,第二个功能却越发紧要,且妆扮的主体也由男性变为了女性。容貌对女性至关重要,可惜古代化妆品种类有限,大体不出粉、黛、脂、香四品,更为重要的是古代化妆品制造方法简单,产量有限,只可算得上是一种简单的工艺品,并且长期使用恐对身体有害,近代化妆品业即以上海为中心,应新需求而生。近代化妆品业的出现,与上海特殊的历史地理环境和近代女性对“美”的新要求大有关联。开埠后的上海,工商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文化显著进步,中西沟通明显加强,特别是女性职业空间和社会交往空间的扩展,使得她们对新式化妆品的需求日盛。而近代化学知识的开发和推广,大机器作业的出现,使得化妆品由工艺品转变为商品成为可能,这就在客观上满足了女性的新需求。而近代摄影和媒体的发展,又促进“美容文化”的不断传播,越来越多的女性乐于使用新型化妆品,为化妆品的销售创造了市场。本论文主要探讨的是1903—1949年上海化妆品工业的发展历程,明晰不同时期的发展特色和运营方式,探究20世纪商业发展与消费文化之间的关系。回顾上海化妆品业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一条以市场为导向的产业演化路径。对中国来说,近代化妆品是一种舶来品,初期流通于各通商口岸,20世纪初,中国开始尝试建厂自造,1903年广生行上海发行所的建立,标志着近代民族化妆品工业正式在上海落户。自1903至1949年,上海的化妆品工业发展迅速,不断有新化妆品工厂的建立,化妆品种类持续推陈出新,女性对于“美丽”的追求也一直被强化。被称为“美丽经济”的化妆品行业,是近代新型工业经济形态,受市场的影响很大。围绕着这个行业的发展来说,企业创办者和生产制造商在创办化妆品品牌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企业宜传者和传播人士在选择和扩展市场的过程中担任了重要角色,而女性对整个行业的认同,则意味着这个行业达到了相对成熟的阶段。正是在各方的协同下,近代的化妆品工业拥有了自己的产业运营路径。其行业发展的关键特色,就在于能够准确地把握女性的美容观,将产品的生产与销售相结合。比起一般的商品,化妆品行业的消费品有着明显的不同,其产品一方面具有养颜美容的功效,另一方面则代表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消费层次上通过化妆品的养护,达到提高生活质量的目的。化妆品不仅具有使用价值,也包含着审美价值与文化意义,消费者使用化妆品,看中的是商品的附加值,注重消费者对身体和生活质量的关注,强调其预期收益。因此,在产品的销售过程中,化妆品厂商特别注重广告宣传。不仅在广告版面上尽量多占,刊登时间上也尽可能的持续,特别是重要节日,更是各商家争夺版面的“大战役”,广告在宣传上务求以诱惑式的言说方式,强化其美容效果,创造出令世人无可抗拒的“美容文化”。他们不仅注重广告文案的编写,将宣传内容与时代、时尚相结合,搭配的图片也都是精挑细选,就连“近代美女”形象也多是使用宣传的化妆品后,建构出的“美女”,是化妆品企业为化妆品的销售所做的努力,他们将化妆品的消费紧紧地与“美容文化”结合在一起。“美容文化”作为一种符号象征性的文化模式和生活方式,人们通过消费显示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文化地位等差别,以及表达风格、品味、流行等象征意义的满足,在消费文化的引导下,人们对物品的符号性追求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对物品本身的功能性需求,化妆品成为显示个人消费水平和审美情趣的一个侧面。化妆品业的商业运营,在其影响下,也注重与时尚和都市建立起联系,雇佣美丽的女销售员、精致的产品包装、明星海报宣传,化妆品行业被塑造为维持女性美丽与魅力的工具之一。同时消费者的个体性特征,将化妆品行业的发展分向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一条是追求高端奢华,另外一条则通向了日用所需。高端奢华的路径,如生产脂粉、香水、口红等商品,它们是都市女性追求摩登的消耗品,追求的是时尚性和个性化,日用所需品则更多的是销往上海周边的乡镇,像生产的肥皂、牙粉等,更多的为家庭生活所需用,要求的是实用和节俭。在1903至1949年,这近半个世纪里,上海有过安定,有过繁华,也有过动荡和凋敝,然而无论外界环境如何,化妆品行业在时代的框架内,以市场为导向,在“美丽经济”与“美容文化”的相互形塑过程中,这个行业确实呈现出了近代化的趋势,新的贸易生产方式和贸易空间产生,化妆品工业由简单的工艺品转变为一门工业,化妆品厂商按照市场需求进行生产和销售。女性亦可以自主选择适合自己的化妆品,按照心中所想进行妆扮。
丁三[8]（2013）在《精卫填海》文中研究说明第一章青年首相11936年除夕之夜,一种亘古流传、周而复始的天籁,回荡在日本列岛的上空。子夜时分,全国五万余所大小寺庙,僧侣们齐齐敲响了大钟。钟声苍茫、悠远,连绵不绝达一百零八响之久。在这响彻天际、启迪人间的钟声里,七千万日本人无不静坐家中,他们一边聆听着"除夜之钟",一边祈祷着好年成、好雨水,祈盼家庭、社群、日本和苍生的好运道。自从明治大帝颁行西历、废除春节,几十年来,日本人已渐渐习惯了新的除夕和元旦。
董时[9]（1916）在《意大利工业界之前途》文中研究表明
乔纳森·布莱克,赵念渝,王绪芬[10]（1989）在《石油大亨》文中研究表明虽然这是部虚构的小说,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我是依靠了历史事实来提供一幅世界石油工业真实运转的画面。本书全部虚构的超级石油公司所运用的许多谋略、伎俩和历史事件,或者和当今新闻界所披露的某些内幕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石油意味着财富和权力。石油还意味着和平——或战争。首先,石油和石油巨头自身就是法律。
二、意大利工业界之前途（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意大利工业界之前途（论文提纲范文）
（1）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问题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学术研究回顾 |
| 三、“工业”、“工业化”、“工业建设”三个概念的界定 |
| 四、创新点与存在的不足 |
| 第一章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历史前提 |
| 第一节 20世纪30年代以前广西社会概况 |
| 一、混乱的政局 |
| 二、衰败的经济 |
| 三、落后的习俗 |
| 第二节 关于“广西经济出路”的两次论争 |
| 一、“广西经济出路”大讨论 |
| 二、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之论争 |
| 三、两次论争的回顾与思考 |
| 小结 |
| 第二章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内部动力 |
| 第一节 商人的参与 |
| 一、广西商业、商人与商会 |
| 二、粤港客商与广西的商业 |
| 三、两广商人与广西工业化 |
| 第二节 广西的手工业与广西工业化 |
| 一、20世纪30年代广西手工业发展概况 |
| 二、传统的手工业与近代工业的关系 |
| 第三节 地方政府的主导 |
| 一、工业化目标从徘徊到确定 |
| 二、广西工业建设的管理机构 |
| 三、工业政策、工业法规的变迁 |
| 四、具体的工业决策行为及其评价 |
| 小结 |
| 第三章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外部助力 |
| 第一节 北平社会调查所与广西工业化 |
| 一、北平社会调查所在广西的经济调查 |
| 二、北平社会调查所与广西工业化 |
| 第二节 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对广西实业的考察及其影响 |
| 一、两广实业考察团组团的由来 |
| 二、两广实业考察团与广西地方政府在广西工业化问题上的互动 |
| 第三节 中国工程师学会与广西工业化 |
| 一、广西考察团与南宁年会 |
| 二、桂林年会与桂林展览会 |
| 三、两次年会对广西工业化的贡献 |
| 小结 |
| 第四章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历史契机 |
| 第一节 交通近代化转型为工业化创造良好环境 |
| 一、水路运输的近代化转型 |
| 二、公路运输快速发展 |
| 三、航空运输后来居上 |
| 四、铁路运输大器晚成 |
| 第二节 战时工厂内迁为工业化带来新活力 |
| 一、抗战时期工厂内迁到广西的基本情况 |
| 二、工厂内迁与广西的工业化 |
| 第三节 财税金融体制改革为工业化提供了资金保证 |
| 一、近代以来广西财税体系的变迁 |
| 二、20世纪30-40年代广西财税体系的改革 |
| 三、广西新财税体系对工矿事业发展的支持 |
| 小结 |
| 第五章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发展概况 |
| 第一节 抗战以前广西工业化的起步 |
| 一、矿冶业的近代转型与初步发展 |
| 二、广西近代工业的崛起 |
| 第二节 抗战时期工业化的快速发展 |
| 一、外省工业的迁入 |
| 二、广西工业快速发展 |
| 三、抗战时期民营工业的迅速发展 |
| 第三节 广西工业化的高峰——广西企业公司 |
| 一、广西企业公司概况 |
| 二、广西企业公司与广西工业化 |
| 三、广西企业公司的价值 |
| 第四节 日军入侵广西对广西工业的破坏 |
| 一、日军对广西一般工业的破坏情形 |
| 二、日军对广西水电事业的破坏情形 |
| 三、日军对广西矿业破坏的情形 |
| 第五节 战后重建与广西地方政府对工业化的反思 |
| 一、战后广西工业重建计划概况 |
| 二、广西地方政府对工业化的反思 |
| 小结 |
| 第六章 比较视野下的广西工业化所取得的成绩与不足 |
| 第一节 比较视野下的广西工业化所取得的成绩 |
| 一、广西与周边五省工业化的基础条件比较 |
| 二、广西与周边五省工业化的程度比较 |
| 第二节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不足方面 |
| 一、对工业化问题认识的不足 |
| 二、对工业化实施的行为不足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对于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历程的认识 |
| 二、对于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诸问题的反思 |
| 三、从广西的经验教训看落后地区工业化的路径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新桂系时期有关广西工业建设的重要文件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2）申圭植的中国体验与文学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申圭植资料整理及研究现状 |
| 一、申圭植资料整理出版现状 |
| 二、国内外申圭植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申圭植的生平与思想 |
| 第一节 启蒙救国——国内启蒙运动时期(1880-1910) |
| 一、家庭背景与求学经历 |
| 二、思想启蒙活动 |
| 三、经济救国活动 |
| 第二节 中韩联合——来华流亡初期(1911-1918) |
| 一、中国革命体验 |
| 二、中韩联合下的独立运动实践 |
| 第三节 民族自决——流亡政府时期(1919-1922) |
| 一、在流亡政府创建中的活动 |
| 二、在流亡政府中的政治外交活动 |
| 第三章 申圭植的在华文坛活动与文学交流 |
| 第一节 申圭植与中国革命党人的文学交流 |
| 一、申圭植的中国革命党人书写 |
| 二、中国革命党人的申圭植认识 |
| 第二节 申圭植与南社 |
| 一、申圭植在南社中的活动 |
| 二、申圭植与南社社员的交流及相互认知 |
| 第三节 《震坛》——中韩交流之阵地 |
| 一、《震坛》的创刊与申圭植 |
| 二、《震坛》的办刊宗旨、流布与影响 |
| 三、中国人士撰稿的内容 |
| 四、韩国人士撰稿的内容 |
| 第四章 申圭植的中国认识与文学想象 |
| 第一节 中国革命认识与近代国家意识 |
| 一、对辛亥革命的肯定 |
| 二、近代国家意识 |
| 第二节 军阀社会认识与批判意识 |
| 一、对袁世凯政府的认识及批判 |
| 二、对军阀割据的认识及批判 |
| 第三节 中韩合作意识与世界和平认识 |
| 一、中韩关系认识与中韩合作意识 |
| 二、韩国独立与世界和平之关系 |
| 第五章 申桂植的离散体验与文学想象 |
| 第一节 离散生活认识与苦闷的书写 |
| 一、离散者的乡愁 |
| 二、亡国奴的愤恨 |
| 第二节 日本侵略认识与主体性 |
| 一、日本认识与抗日路线 |
| 二、民族主体意识 |
| 第三节 民族历史认识与民族身份的坚守 |
| 一、民族历史意识 |
| 二、民族身份的坚守 |
| 第六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学术研究回顾 |
| 三、 研究方法与目标 |
| 第一章 《东方杂志》与商务印书馆 |
| 第一节 商务印书馆简述 |
| 一、 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与创办者 |
| 二、 张元济对“商务”的主要贡献 |
| 三、 《东方杂志》是“商务”最重要的杂志 |
| 第二节 关于《东方杂志》研究的几个问题 |
| 一、 《东方杂志》的创办 |
| 二、 《东方杂志》的主编 |
| 三、 《东方杂志》的栏目与用稿 |
| 四、 《东方杂志》的历史分期 |
| 第二章 杜亚泉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杜亚泉的生平及社会评价 |
| 一、 杜亚泉生平简介 |
| 二、 杜亚泉晚年生活拮据原因 |
| 三、 杜亚泉去世后的社会评价 |
| 第二节 杜亚泉研究概述 |
| 一、 “科学普及家和教育家”(1993年以前) |
| 二、 “杜亚泉热”(1993年以来) |
| 第三节 杜亚泉的思想 |
| 一、 述评大战前后的国际政局 |
| 二、 介绍边疆危机与中外关系 |
| 三、 关注日本舆论及对华政策 |
| 四、 述评辛亥革命及社会变化 |
| 五、 介绍世界新学说与思想 |
| 六、 中西文化异同与调和论 |
| 七、 道德接续与精神救国论 |
| 八、 思想启蒙中的文化论争 |
| 九、 杜亚泉对《东方杂志》的影响 |
| 第三章 钱智修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钱智修对《东方杂志》的改革 |
| 一、 钱智修的生平简介 |
| 二、 钱智修的改革主张 |
| 第二节 钱智修对国外政治发展的介绍(1911—1919年) |
| 一、 主权在民的思想与寡头政治的压迫 |
| 二、 劳动问题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
| 第三节 钱智修对平民政治思想的述评(1920—1924年) |
| 一、 平民政治需要现代公共政策 |
| 二、 平民政治需要进化社会道德 |
| 三、 实行自治是平民政治的关键 |
| 四、 平民政治要求改造知识阶层 |
| 第四章 胡愈之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胡愈之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
| 一、 胡愈之的生平及其在《东方杂志》的经历 |
| 二、 对胡愈之本人回忆有关内容的剖析 |
| 三、 胡愈之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胡愈之介绍国外新知识(1915—1919年) |
| 一、 关注中国等落后国家 |
| 二、 传播新科技与新知识 |
| 第三节 胡愈之的各类述评(1920—1927年) |
| 一、 1920年代的作品概述 |
| 二、 介绍欧美的政治发展 |
| 三、 述评中国政治及道路 |
| 四、 述评俄国革命及问题 |
| 五、 关注弱国与政治运动 |
| 六、 现代文学及文艺批评 |
| 第五章 王云五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概述 |
| 一、 王云五生平简介 |
| 二、 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 |
| 第二节 “一·二八”事变与王云五的举措 |
| 一、 “一·二八”事变与商务印书馆的损失 |
| 二、 王云五为恢复商务印书馆所采取的措施 |
| 第三节 王云五对《东方杂志》的影响 |
| 一、 长期担任发行负责人 |
| 二、 努力调整栏目与内容 |
| 三、 成功渡过搬迁曲折 |
| 第四节 对王云五的不同评价 |
| 一、 当事人对王云五的评价 |
| 二、 台湾对王云五的评价 |
| 三、 大陆学界对王云五的不同评价 |
| 第六章 早期《东方杂志》(1904—1910年) |
| 第一节 清末新政与社会思潮的激荡 |
| 一、 清末新政简介 |
| 二、 现代社会思潮的广泛传播 |
| 第二节 主编和主要栏目 |
| 一、 主编及其思想倾向 |
| 二、 主要栏目等介绍 |
| 第三节 主要内容概述 |
| 一、 发展教育论 |
| 二、 振兴实业论 |
| 三、 改革政治论 |
| 四、 传统文化论 |
| 五、 外交形势论 |
| 第七章 杜亚泉时期的《东方杂志》(1911—1919年) |
| 第一节 时代动荡与思想纷争 |
| 一、 动荡时代与国内政局 |
| 二、 文化乱象与思潮涌动 |
| 第二节 杂志的稳定发展 |
| 一、 栏目和内容根本变化 |
| 二、 稳定的作者队伍形成 |
| 第三节 杂志的内容与特色 |
| 一、 记录各类社会动荡 |
| 二、 关注日本军国主义 |
| 三、 介绍现代社会思潮 |
| 四、 传播现代科技知识 |
| 五、 杂志的内容特色 |
| 第四节 文化分歧与主编调整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无奈的抉择 |
| 三、 冷静的纠偏 |
| 四、 未尽的结局 |
| 第八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上)(1920-1923年) |
| 第一节 政局变化与主义纷呈 |
| 一、 世界政局变化 |
| 二、 国内军阀混战 |
| 三、 各类主义纷呈 |
| 第二节 主要内容及其特色 |
| 一、 作者队伍概况 |
| 二、 记录世界时局的根本变化 |
| 三、 关注中国外交与国内乱政 |
| 四、 述评社会主义等现代思潮 |
| 五、 介绍现代学科与科学知识 |
| 六、 杂志内容特色 |
| 第九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中)(1924—1927年) |
| 第一节 国共合作与民族主义的高涨 |
| 一、 门户开放与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 |
| 二、 国内矛盾与国民革命的顺利发展 |
| 第二节 主要作者及栏目概述 |
| 一、 主要作者及其特点 |
| 二、 栏目变化分析 |
| 第三节 主要作品及其内容概述 |
| 一、 述评欧美主要强国矛盾 |
| 二、 关注国际联盟相关会议 |
| 三、 介绍世界各国政治动荡 |
| 四、 批评列强强占特殊利益 |
| 五、 揭露日本对华侵略政策 |
| 六、 南北斗争中的政治变动 |
| 七、 现代文学作者及其作品 |
| 八、 中外文化关系与新成果 |
| 第十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下)(1928—1931年) |
| 第一节 国家统一与中日冲突 |
| 一、 国家统一与中外矛盾 |
| 二、 日本扩张与中日冲突 |
| 三、 作者队伍及内容变化 |
| 第二节 主要内容概述 |
| 一、 欧美冲突与国际政治失序 |
| 二、 经济危机与不同发展道路 |
| 三、 民族独立与中国国家建设 |
| 四、 改订新约与中国外交环境 |
| 五、 民族危机与日俄侵略满蒙 |
| 六、 时代变迁与各类社会文化 |
| 七、 国家统一与民族文化重构 |
| 八、 文学创作与民众艰辛生活 |
| 第十一章 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1932—1941年) |
| 第一节 日本侵华与中国抗战 |
| 一、 世界经济危机与日本侵华战争 |
| 二、 中国应对危机之策与全面抗战 |
| 三、 《东方杂志》作者队伍概述 |
| 第二节 王云五时期(上)(1932—1938年) |
| 一、 世界经济危机与战争威胁 |
| 二、 美国新政与统制经济问题 |
| 三、 法西斯崛起与国联的软弱 |
| 四、 内忧外患与中国国家建设 |
| 五、 日本侵略与中国抗战兴起 |
| 六、 反思传统与新型文化构建 |
| 七、 民众苦难与现实主义文学 |
| 八、 时代变迁与杂志内容特色 |
| 第三节 王云五时期(下)(1939—1941年) |
| 一、 作者队伍和内容特色概述 |
| 二、 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形成 |
| 三、 “东亚新秩序”与日本的窘境 |
| 四、 中国坚持抗日与战时经济 |
| 五、 社会知识传播与文化偏向 |
| 第十二章 苏继庼时期的《东方杂志》(1943—1948年) |
| 第一节 时局变化与杂志的衰败 |
| 一、 抗日战争前后的政治分裂 |
| 二、 作者队伍概况与杂志衰败 |
| 第二节 杂志的主要内容 |
| 一、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与“冷战”开始 |
| 二、 “永久和平”的期盼与新战争威胁 |
| 三、 中国抗战胜利与国共内战爆发 |
| 四、 文史类作品与传统文化的反思 |
| 五、 大学教育发展与现代学科知识 |
| 结语：《东方杂志》对现代文化的贡献 |
| 一、 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中外社会发展 |
| 二、 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 |
| 三、 滋养了大批现代人才 |
| 四、 启示 |
| 附表十五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科学精英汇聚与一流大学成长（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三、研究目标、概念界定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四、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第一章 一流大学成长中科学精英汇聚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个人—组织契合理论 |
| 一、P-O fit理论概述 |
| 二、对本研究的适切性 |
| 第二节 学习型组织系统思考动力学理论 |
| 一、系统思考动力学理论概述 |
| 二、对本研究的适切性 |
| 第三节 组织资本与个人资本理论 |
| 一、组织资本理论概述 |
| 二、个人资本理论概述 |
| 三、对本研究的适切性 |
| 第二章 一流大学科学精英产生与汇聚的历史变迁 |
| 第一节 科学家角色的出现与大学科研职能的萌发 |
| 一、科学家角色的出现与确立 |
| 二、大学科研职能的萌发 |
| 第二节 科学精英的产生与研究型大学的崛起 |
| 一、研究型大学的崛起 |
| 二、科学精英的产生与流动 |
| 第三节 科学精英的汇聚与世界一流大学集群的形成 |
| 一、美国研究型大学集群形成的时代背景及含义 |
| 二、科学精英在美国的集聚状况 |
| 三、黄金时代:美国研究型大学集群的形成与发展 |
| 第三章 科学精英汇聚促进一流大学成长的机制分析 |
| 第一节 科学精英社会资本提升大学声誉的机制分析 |
| 一、科学精英与一流大学的契合关系 |
| 二、科学精英声誉机制助推大学成长为一流 |
| 第二节 科学精英学术资本实现大学职能的机制分析 |
| 一、科学精英推动一流大学的科研 |
| 二、科学精英推动一流大学研究生及职业生涯早期科学家培养 |
| 第三节 科学精英物质资本助力大学成长的机制分析 |
| 一、科学精英驱动一流大学在创新联动中捕获发展机会 |
| 二、科学精英通过教学与科研促使大学获得不菲物质资本 |
| 第四章 一流大学吸引科学精英汇聚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政府对一流大学R&D的巨额资助 |
| 一、政府为一流大学科研付费的动机 |
| 二、政府为一流大学科研付费的力度 |
| 三、付费背景下政府促进科学精英朝一流大学集聚的机制 |
| 第二节 良性的大学治理 |
| 一、一流大学搭建良性治理架构以吸引及挽留科学精英 |
| 二、一流大学平衡学术商业化与科研自主以保护科学精英少受干扰 |
| 第三节 卓越的人才集聚平台 |
| 一、一流大学与科学精英之间的信任关系有利于人才集聚 |
| 二、科学精英之间的互惠关系有利于人才类聚 |
| 三、科学精英在一流大学达到一定阈值会稳定类聚行为 |
| 第四节 家庭结构及个人因素约束流动得以消减 |
| 一、家庭因素对科学精英流动的约束作用 |
| 二、个人因素对科学精英流动的约束作用 |
| 三、家庭结构及个人因素约束流动得以消减的途径 |
| 第五章 一流大学科学精英汇聚的制度分析 |
| 第一节 一流大学科学精英汇聚的学科制度分析 |
| 一、学科治理:大学内外部治理中专业权力的发挥促进科学精英集聚 |
| 二、学科资助:R&D经费可用度与科学精英集聚存在正向相关 |
| 三、学科构建:跨学科(IDR)推动科学精英集聚 |
| 四、学科运行:科学文化与院系管理文化的共生促进科学精英集聚 |
| 第二节 一流大学科学精英汇聚的大学制度分析 |
| 一、科学精英招募引进制度 |
| 二、科学精英学术职业晋升与薪酬制度 |
| 三、科学精英学术能力评价制度 |
| 四、一流大学私人捐赠讲席制度 |
| 第三节 一流大学科学精英汇聚的制度环境分析 |
| 一、科学精英汇聚的跨国格局及动因分析 |
| 二、高等教育强国的精英移民制度分析 |
| 三、一流大学汇聚科学精英的政治环境分析 |
| 四、一流大学汇聚科学精英的经济环境分析 |
| 五、一流大学汇聚科学精英的文化环境分析 |
| 第六章 科学精英汇聚对我国“双一流”建设的启示 |
| 第一节 我国一流大学科学精英汇聚的实证分析 |
| 一、我国一流大学科学精英汇聚的情况 |
| 二、我国一流大学科学精英汇聚的国际比较 |
| 三、我国一流大学综合性人才竞争力国际比较 |
| 第二节 科学精英的汇聚决定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的成败 |
| 一、系统思考:科学精英汇聚决定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成败 |
| 二、驱动之驱动:我国研究型大学汇聚科学精英的背景及路径分析 |
| 三、间接之驱动:科学精英汇聚愿景是我国大学改革的源动力 |
| 第三节 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是实现科学精英汇聚的关键 |
| 一、改善大学内部治理,打造利于精英汇聚的扁平式生态 |
| 二、完善大学外部治理,打造有利于精英汇聚的保护式生态 |
| 三、打破学术界-产业界行业分隔,营造利于精英汇聚的开放式生态 |
| 第四节 科学精英队伍的国际化是我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学科)的必由之路 |
| 一、我国研究型大学科学精英国际化的现状 |
| 二、我国研究型大学提升科学精英国际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
| 三、我国研究型大学提升科学精英国际化的可能解决路径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致谢 |
（5）德意志帝国时期农业贸易保护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 国内研究综述 |
| (二) 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概念界定及说明 |
| 五、论文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第一章 德意志帝国农业贸易保护政策形成的背景 |
| 第一节 德意志帝国初期农业发展状况 |
| 第二节 德意志帝国初期农业对外贸易发展状况 |
| 第三节 国际竞争对德意志帝国农业对外贸易的威胁 |
| 第四节 经济危机对德意志帝国农业的冲击 |
| 第二章 “铁谷联盟”：俾斯麦时期农业贸易保护政策的出台 |
| 第一节 农业贸易保护政策出台的原因 |
| 一、“铁谷联盟” |
| 二、增加帝国财政 |
| 三、民族主义 |
| 四、1878年大选 |
| 第二节 俾斯麦农业贸易保护政策的措施 |
| 一、三次上调谷物关税 |
| 二、对畜牧业的保护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双重税率”：卡普里维时期农业贸易保护政策的首次调整 |
| 第一节 农业贸易保护政策首次调整的原因 |
| 一、稳定谷物价格 |
| 二、打破关税壁垒 |
| 三、实施“工业品出口战略” |
| 四、卡普里维时期贸易观念转变 |
| 第二节 农业贸易保护政策首次调整的主要措施 |
| 一、缔约国实行协定关税 |
| 二、非缔约国实行自主关税 |
| 第三节 贸易条约政策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肉麦帝国”：毕洛夫时期农业贸易保护政策的再次调整 |
| 第一节 农业贸易保护政策再次调整的原因 |
| 一、德国谷物对外依赖严重 |
| 二、农场主联盟的干预 |
| 三、集结政策 |
| 四、20世纪初德国学界针对贸易政策的争论 |
| 第二节 农业贸易保护政策再次调整的主要措施 |
| 一、1902年关税法 |
| 二、新贸易协定 |
| 第三节 毕洛夫贸易保护政策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德意志帝国农业贸易保护政策的评价 |
| 第一节 关税制定与政党力量的消长 |
| 第二节 德意志帝国农业贸易保护政策的影响 |
| 一、实现财政创收 |
| 二、农业利益集团获利 |
| 三、工人阶级不满和社会民主党基础不断扩大 |
| 四、贸易摩擦加剧,对外关系紧张 |
| 第三节 德意志帝国农业贸易保护政策的启示 |
| 一、贸易保护应顺应农业发展趋势 |
| 二、全球化浪潮下的农业保护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基于TH的大学、产业、政府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的背景 |
| 1.3 方法与框架 |
| 第二章 大学、产业、政府的历史演进 |
| 2.1 产业史略 |
| 2.1.1 产业的兴起 |
| 2.1.2 分类及政策 |
| 2.1.3 产业的结构 |
| 2.2 大学渊源 |
| 2.2.1 大学的萌芽 |
| 2.2.2 大学的肇始 |
| 2.2.3 类型与制度 |
| 2.2.4 大学和社会 |
| 2.3 政府概要 |
| 2.3.1 概念和起源 |
| 2.3.2 政府的类型 |
| 2.3.3 分权与共和 |
| 2.3.4 政府和市场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大学、产业、政府间双边关系 |
| 3.1 大学-产业关系 |
| 3.1.1 产学合作历史考察 |
| 3.1.2 产学合作模式分析 |
| 3.1.3 产学合作模式驱动 |
| 3.2 大学-政府关系 |
| 3.2.1 欧陆式政府主导型 |
| 3.2.2 英美式多元分立型 |
| 3.2.3 大学政府职能模型 |
| 3.3 产业-政府关系 |
| 3.3.1 契约、贸易与竞争 |
| 3.3.2 自由、干预与混和 |
| 3.3.3 政府与高技术产业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发达国家的大学、产业、政府合作 |
| 4.1 美国模式 |
| 4.1.1 法案报告政策计划 |
| 4.1.2 组织机构管理设置 |
| 4.1.3 项目基金资助 |
| 4.1.4 工业联络网络 |
| 4.1.5 专利许可 |
| 4.1.6 技术转移 |
| 4.1.7 孵化器 |
| 4.1.8 派生公司与咨询顾问 |
| 4.1.9 工业-大学合作研究中心及工程研究中心 |
| 4.1.10 工业实验室和企业研发中心 |
| 4.1.11 科技工业园区 |
| 4.2 日本模式 |
| 4.2.1 组织机构框架改善 |
| 4.2.2 法案政策项目计划 |
| 4.2.3 共同研究 |
| 4.2.4 委托研究 |
| 4.2.5 委托研究员 |
| 4.2.6 捐赠教授和专项资金讲座 |
| 4.2.7 共同研究中心 |
| 4.2.8 尖端科学技术孵化中心 |
| 4.2.9 科技工业园区 |
| 4.2.10 筑波流动研究项目 |
| 4.3 欧盟模式 |
| 4.3.1 佛朗霍夫联合体(德国) |
| 4.3.2 斯坦贝艾斯经济促进基金会(德国) |
| 4.3.3 沃里克创业型大学(英国) |
| 4.3.4 一体化计划(英国) |
| 4.3.5 教学公司方案(英国) |
| 4.3.6 大学科学工业园(英国) |
| 4.3.7 中介转让组织(英国) |
| 4.3.8 联合教授(英国) |
| 4.3.9 对外研究室与专业会话(奥地利)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大学产业政府关系模型理论 |
| 5.1 三种平行的模型系统 |
| 5.1.1 国家创新系统 |
| 5.1.2 后洪堡模式 |
| 5.1.3 三重螺旋体 |
| 5.2 三重螺旋体模式的分类 |
| 5.2.1 Ⅰ类:α-三重螺旋体、β-三重螺旋体与γ-三重螺旋体 |
| 5.2.2 Ⅱ类:a-三重螺旋体、b-三重螺旋体与c-三重螺旋体 |
| 5.3 三重螺旋模型理论进展 |
| 5.3.1 主体间角色转变的争论与再认 |
| 5.3.2 三重螺旋双年份国际会议系列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三重螺旋体模型结构与算法计量 |
| 6.1 三重螺旋体的模型结构 |
| 6.1.1 DNA研究中的三重螺旋结构 |
| 6.1.2 大学-政府-产业三重螺旋体的板块配基和键链组合 |
| 6.1.3 键链组合的现象型表达 |
| 6.1.4 大学-政府-产业三重螺旋体的结构分析 |
| 6.1.5 大学-政府-产业三重螺旋体的图式谱系 |
| 6.2 三重螺旋体的算法与计量 |
| 6.2.1 三重螺旋协同模式的射影几何学转接变换 |
| 6.2.2 三重螺旋体算法(TH算法) |
| 6.2.3 数据挖掘和基于科学计量的TH算法实现 |
| 6.2.4 基于科学计量的TH算法实现的模型分析 |
| 6.2.5 基于TH网络计量的三重螺旋体纵向比较 |
| 6.2.6 三重螺旋体横向比较与美国专利数据分析 |
| 6.3 小结 |
| 第七章 中国的大学、产业、政府关系 |
| 7.1 中国的大学、产业和政府 |
| 7.1.1 学科构建下的百年大学历程 |
| 7.1.2 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形成发展 |
| 7.1.3 中国政府的职能的转变改进 |
| 7.2 中国国家创新体系构想实施 |
| 7.2.1 中国创新体系组织的早期建构 |
| 7.2.2 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实施与发展 |
| 7.3 基于TH的中国大学产业政府关系改造 |
| 7.3.1 中国官产学关系的演进路径 |
| 7.3.2 是“产学研”还是“官产学” |
| 7.3.3 基于TH算法的中国模型分析 |
| 7.4 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结论与贡献 |
| 8.2 进一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图清单 |
| 附表清单 |
| 读博期间以第一作者发表文章清单 |
| 致谢 |
（7）美丽经济 ——近代上海化妆品业研究（1903-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旨趣 |
| 二、学术史回顾与反思 |
| 三、研究路径与论文架构 |
| 第一章 上海化妆品业的兴起背景 |
| 第一节 化妆品引进前上海的城市发展 |
| 一、近代上海商业文明的构建 |
| 二、近代上海的社会文化生态 |
| 第二节 近代上海女性的新形象 |
| 一、妇女谋生自养 |
| 二、女性活动空间扩展 |
| 三、女性对“美”的新认知 |
| 第二章 外国化妆品在上海的引进与传播 |
| 第一节 外国化妆品的传入 |
| 一、化妆品的进口 |
| 二、外来化妆品的生根 |
| 第二节 外国化妆品的销售 |
| 一、东西各国输华化妆品 |
| 二、化妆品原料的舶来问题 |
| 第三节 外国民众对上海舆论的影响 |
| 一、化妆品无用说 |
| 二、化妆品有益说 |
| 第三章 上海民族化妆品工业的生产沿革 |
| 第一节 上海民族化妆品工业的初创时期(1903——1927) |
| 一、近代化妆品民族企业家的努力 |
| 二、民族化妆品业的奋发 |
| 三、为传统赋予新的内涵 |
| 第二节 上海民族化妆品工业的快速发展期(1928—1937) |
| 一、民族化妆品厂概况 |
| 二、民族化妆品厂的革新发展 |
| 三、化妆品工业同业公会的辅助 |
| 第三节 战事影响与上海民族化妆品工业的应对(1937—1949) |
| 一、战争时期化妆品工业的萎靡 |
| 二、化妆品业面临的问题 |
| 三、挽救颓势的努力 |
| 四、上海民族化妆品厂的转向 |
| 第四章 上海化妆品业的商业运营 |
| 第一节 上海化妆品业的营销 |
| 一、经营分流 |
| 二、巧妙推销 |
| 第二节 上海民族化妆品的销售与市场 |
| 一、民族化妆品店的分布与格局 |
| 二、化妆品店的出品及销售 |
| 三、化妆品业同业公会的市场功用 |
| 第三节 上海化妆品的消费 |
| 一、化妆品的主要消费群体 |
| 二、化妆品的消费方式 |
| 三、化妆品消费的社会经济意义 |
| 第四节 上海民众对化妆品的舆论评价 |
| 一、化妆品无用说 |
| 二、化妆品有益说 |
| 第五章 商家营销与“美容消费” |
| 第一节 广告为化妆品业的发展造势 |
| 一、化妆品广告的整体分析 |
| 二、广告对“美”的宣传 |
| 三、广告对化妆品造就“美”的宣传 |
| 第二节 化妆品广告对女性形象的不断建构 |
| 一、化妆品广告之内容分析 |
| 二、化妆品广告模特的变迁 |
| 三、化妆品广告对女性形象的社会建构 |
| 第三节 经济民族主义的成功之梦 |
| 一、金刚石、狮子牌牙粉:陈蝶仙的日本样本 |
| 二、无敌牙粉:对洋妆品的推崇与仿制 |
| 三、大卖“国货” |
| 四、消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调适 |
| 第六章 化妆品业与近代上海生活 |
| 第一节 化妆品业的多维角色 |
| 一、化妆品工业之于都市女性:摩登的诱惑 |
| 二、化妆品工业之于乡村女性:日用所需 |
| 三、化妆品工业对女性的“消费” |
| 第二节 社会现象之呈现平台 |
| 一、社交的发展:闲暇与消费 |
| 二、风俗的变迁:审美与伦理的紧张 |
| 三、游艺民俗的转变:兴趣的西洋化 |
| 四、社会的变革:女性爱国 |
| 第三节 化妆品工业的新挑战 |
| 一、广告商消费的女性“身体” |
| 二、女性的魅惑与迷茫 |
| 三、妇女的解放还是被奴役? |
| 结语 近代化妆品业变迁的逻辑与特点 |
| 一、为美丽创建市场 |
| 二、近代化妆品业的发展特点 |
| 余论 近代化妆品工业所造就的女性妆容特点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8）精卫填海（论文提纲范文）
| 第一章 青年首相 |
| 1 |
| 2 |
| 3 |
| 4 |
| 第二章 “近卫的先手” |
| 1 |
| 2 |
| 3 |
| 4 |
| 第三章 大矶海边 |
| 1 |
| 2 |
| 3 |
| 4 |
| 第四章 厥土斯民 |
| 1 |
| 2 |
| 3 |
| 4 |
| 5 |
| 第五章 “和平第二方案” |
| 1 |
| 2 |
| 3 |
| 4 |
| 第六章 重光堂协定 |
| 1 |
| 2 |
| 3 |
| 4 |
| 第七章大江大河1938 |
| 1 |
| 2 |
| 3 |
四、意大利工业界之前途（论文参考文献）
- [1]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问题述论[D]. 唐湘雨. 华中师范大学, 2017(12)
- [2]申圭植的中国体验与文学创作研究[D]. 刘霞. 山东大学, 2020(10)
- [3]《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D]. 陶海洋. 南京大学, 2013(01)
- [4]科学精英汇聚与一流大学成长[D]. 范冬清. 南京师范大学, 2017(12)
- [5]德意志帝国时期农业贸易保护政策研究[D]. 武瑞沙.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
- [6]基于TH的大学、产业、政府关系研究[D]. 王成军. 浙江大学, 2003(03)
- [7]美丽经济 ——近代上海化妆品业研究（1903-1949）[D]. 张鑫.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
- [8]精卫填海[J]. 丁三. 当代, 2013(05)
- [9]意大利工业界之前途[J]. 董时. 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916(00)
- [10]石油大亨[J]. 乔纳森·布莱克,赵念渝,王绪芬. 译林, 198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