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黄郛与塘沽协定善后交涉（论文文献综述）
贺江枫[1]（2018）在《无以为继:黄郛与1935年华北危局》文中指出1935年华北危机重重,黄郛主张采取妥协外交,换取中日和平,但在内外夹攻之下,最终淡出华北政局,由此或可窥悉20世纪30年代妥协外交派面临的内外困境。首先,1935年蒋介石内外政策的矛盾性与双重性,使得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呈现分歧庞杂的状态。其次,国民政府内部派系冲突激化,黄郛与东北军、宋哲元势若水火,对日谋略均夹杂派系因素,在为日军创造良机的同时,更恶化华北政局。此外,黄郛对日本侵略意图缺乏清晰认知,而日方又将其主导的政整会视为蒋对日二重政策的产物,必须打倒而后快,黄郛主导的妥协外交终将无从实现。
杨天石[2]（1993）在《黄郛与塘沽协定善后交涉》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日军于1933年初攻占山海关与临榆县城后,迅速占领了河北省大片土地。同年5月31日,由蒋介石、汪精卫授权,国民党政权华北当局负责人何应钦、黄郛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停战协定。其后,国民党当局又和日方进行了接收战区以及与之相关的关内外通车、通邮等谈判,史称塘沽协定善后谈判。对于塘沽协定,学术界研究已多,但是,对长达一年半之久的塘沽协定善后交涉,则研究尚少。本文将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所藏黄郛档及其他有关资料,阐述并讨论这一问题。
肖如平,章福美[3]（2020）在《黄郛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文中研究表明黄郛（1880～1936）,字膺白,浙江上虞人,毕业于日本振武学校,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后,出任沪军都督府参谋长兼沪军第2师师长、南京临时政府兵部总监。1921年任北京政府华盛顿会议代表顾问。1923年署理北京政府外交总长。1924年参加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
左双文[4]（2010）在《《塘沽协定》后蒋介石的对日妥协外交》文中研究说明《塘沽协定》签订后一段时间,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一度采取了以"和日"为主调的对日外交方针,在塘沽协定善后交涉中,对日曲意顺从退让,先后与日本人达成了关内外通车通邮的有关协议。但由于日本的贪得无厌,步步紧逼,这一政策乃难以为继。
包巍[5]（2017）在《冀察政务委员会述论》文中认为冀察政务委员会是全面抗战爆发前存在于华北特殊地域的一个特殊的地方政权机构,既进行向内的治理与施政,又进行向外的对日交涉。对该机构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可以看到南京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与宋哲元地方实力派间关系的互动与演变,探究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本质及影响因素,从而深化对全面抗战爆发前华北政局的认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并没有能够有效对华北进行行政统治,华北依然保有相当大的独立性。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东北,随即全力进行分离华北活动,华北政局深受中日关系变动的影响。华北的地方政权机构,一方面不再单纯是地方势力的权力象征,而具有了应对日本的责任与义务,另一方面则成了全面抗战爆发前中日间较量的焦点。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由“不抵抗”转向“一边抵抗,一边交涉”,受其影响,华北政权机构相继经历了北平政务委员会、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与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随着民族矛盾的升级,为应对日本,需要一个既能立足华北并彰显中央与其之间的管辖关系,又能在对日折冲中坚持“守土卫权”的地方性政权。冀察政务委员会应运而生,并在此后一年八个月复杂局势里,承担下它特殊的历史使命。冀察政务委员会既要应付日方与维持地方,又要在频繁对日交涉中保持自己的民族立场,因此从成立伊始,即逐渐建构起具有自己特色的机构组织。内设三处及五个专门委员会,并下辖几十个军、政办事机关,以横向层级内部的合议制与纵向层级间集权制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运作。既有极强的集权色彩,又凸显极差的稳定性与规范性,但在整体运行中却体现出超强的统一性。因此尽管机构内部充斥着非亲日派与亲日派不同的集团,但仍然可以体现出明显的反日本渗透特点。由于日本对华北的侵略扩张,使得匪患毒私等问题日趋恶化。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完善地方层级为入手,以“清匪”、禁烟禁毒与缉私活动为展开,以稳定地方秩序与解除民众痛苦为目标,力图以安境保民来“救国”。地方层级制度的完善,在解决匪患毒私问题上效果有限,也少地方自治色彩,但可窥见宋哲元地方实力派在华北对日最前沿地带,对如何探索出路的理解。在南京国民政府并无有效应对方法之时,冀察政委会在社会治理问题上,会在自我利益与民族利益间面临选择挑战,但最终能接受中央,以民族利益为重。尽管冀察政务委员会全力以赴,但在日本侵略之下,效果不可能显着。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道德救国的施政理念指导对内施政工作,受扰于资金困难,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大力减免附加税的同时,量力而行,以注重实效来发展教育、农业与交通事业,以期实现解除民众痛苦的“救国”目的。各项工作在日本侵略的影响下,同样体现出脆弱性。在开展对内工作的同时,冀察政务委员会在政治领域里与日本就冀东、察北问题与“共同防共”问题进行了艰苦的外交折冲。在交涉过程中,冀察政务委员会既出于爱国立场又出于自保目的,坚持“守土卫权”底线,南京国民政府对其现地交涉态度,也因此经历了由消极到认可的转变过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交涉,在日本分离华北问题的应对上,与南京国民政府形成了补充之势。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守土卫权”,使日本重新转向与南京国民政府间交涉,来实现华北分离中央的目的。同时,冀察政务委员会在两广事变中的中立态度,引起蒋介石的不满与警惕,促使蒋介石加紧推动中日间谈判来解决华北问题。冀察政务委员会为保住立足之地,在经济提携问题上对日妥协,影响了南京国民政府对日外交的效果,也使主权受到威胁。在中央政府明令禁止下,冀察政务委员会对各个问题进行弥补,没有让日本分离华北阴谋得逞。冀察政务委员会在进行对内与对外活动的同时,以学生运动为代表的民众救亡与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代表的团结抗战共同推动该机构实现了政治明朗化。一方面宋哲元地方实力派的抗日决心更加坚定,对日态度开始强硬,另一方面机构的折冲空间越来越小。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冀察政务委员会的现地交涉失败,冀察政务委员会在核心成员走向抗日战场的同时,改组后解散。冀察政务委员会是南京国民政府在华北问题上对日妥协的产物,负有维系华北与中央间关系,并应付日本的使命。冀察政务委员会通过内外活动,基本上实现了“守土卫权”,为南京国民政府争取备战时间的同时,使日本分离华北的阴谋破产。这既是冀察政委会本身努力的结果,也是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渐转强硬的体现,还与民众救亡和团结抗战对其产生的影响有关。离开了这些因素的促动,单纯的地方实力派政权机构,不可能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大背景下,完成这一历史使命。但从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命运终结也可见,折冲周旋不可能真正阻止日本的侵略步伐,只有团结抗战才是包括地方实力派在内的所有国人的正确出路所在!
左双文[6]（2010）在《《塘沽协定》后蒋介石的对日妥协外交》文中认为1933年上半年,中日之间继九一八、"一·二八"之后,在山海关、热河、长城一线再度发生激烈冲突,最终以中方妥协退让,签订届辱的《塘沽协定》而暂告一段落。此后一段时间,蒋介石国民政府一度采取了以"和日"为主调的对日外交方针,在塘沽协定善后交涉中,对日曲意顺从退让,先后与日本人达成了关内外通车通邮的有关协议。但由于日本的贪得无厌,步步紧逼,这一政策乃难以为继。①"以和日掩护外交"1933年5月31日,《塘沽协定》签字,蒋感到来自日本的压力终于得到缓解。一个多月后,7月14日,他记下关于对内政外交政策的考虑曰"以和日而掩护外交,以交通而掩护军事,以实业而掩护经济,以教育而掩护国防。
胡成功,邬璐阳,王科[7]（2012）在《华北危局中的黄郛北上》文中研究说明日本席卷热河,攻击长城各关口,威胁平津,华北形势岌岌可危。以"日本通"着称、在对日外交中辗转反侧的黄郛几经瞻顾踌躇,北上开展对日直接交涉,主持签订《塘沽协定》及善后对日交涉等工作。在贪婪成性、欲壑难填的日本军国主义者面前,黄郛竭尽所能无济于事,积郁回归莫干山。黄郛虽谓殚精竭虑,但事实上被民族悲观心理约束,存助纣为虐之疑,幷导致步步跌入亲日媚日旧窠,最终为日本全面侵略打开方便之门。
沙治平[8]（2014）在《跨国联盟与双层博弈 ——多元权力体制之下的中日关系（1928-1937）》文中研究指明双层博弈理论自1988年问世以来，经过二十多年学者们的深入研究，已经相当的完善了，研究领域从主要分析跨国贸易问题等低级政治议程发展到军备控制、地区一体化等高级政治议程，不仅在国际关系领域受到高度关注，还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为数不多的原创理论，被谈判学等其他学科所借鉴。过去的二十多年，学者们对双层博弈的研究在国际、国内两个层面的研究都更加细化了，如分析中央政府权力分配制度、选举制度、政治传统与政治文化等因素对双层博弈的影响，分析行政、立法以外的利益团体对双层博弈的影响。笔者认为，以上研究对跨国直接互动这个重要环节缺乏足够重视，具体来说，原模型只有两国中央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中的行政机关参与了直接博弈，其他行为体只能通过影响中央政府来改变或者推动谈判进程。笔者认为，原理论体系在解释一元权力中心体制的国家间博弈时有较高的说服力，但并不能够很好的解释多元权力中心体制下国家的博弈方式。在多元权力中心机制下，对国家间双层博弈影响最大的因素当属跨国联盟的成立和维持，其中，跨国联盟由跨越传统国家边界且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组成，通过直接而不仅仅是间接的方式影响国际、国内互动。文章总结了影响跨国联盟关系的五个要素，跨国联盟形成所需要的五个步骤，及跨国联盟在四个方面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文章的研究假设：在国内权力分配机制呈现多元化状态的情况下，增强国际、国内双层博弈能力的主要因素在于能否成立跨国联盟，跨国联盟的形成将极大增强联盟方讨价还价的能力，且国内权力配置越分散，跨国联盟的效果越明显；中央政府间或者地方政府间结成的跨国联盟对于改善两国双边关系是有利的，而一国中央政府与另外一国地方政府结成的跨国联盟对于改善两国双边关系是不利的。文章采用案例分析法，分析自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为中央政府至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期间的国家间、国家双层博弈，找出了期间组成的跨越中日两国政治边界的政治、军事联盟，考察他们对中日关系的影响。通过案例分析，文章总结归纳出十组跨国联盟，其中有八组显着增强了其博弈能力，另有一组部分增强了其博弈能力，还有一组没有增强其博弈能力，因此总的来看，案例分析还是对研究假设的支持力度还是比较明显的。
杨天石[9]（1993）在《黄郛与塘沽协定善后交涉》文中研究表明日军于1933年初攻占山海关与临榆县城后,迅速占领了河北省大片土地。同年5月 31日,由蒋介石、汪精卫授权,国民党政权华北当局负责人何应钦、黄郛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停战协定。其后,国民党当局又和日方进行了接收战区以及与之相关的关内外通车、通邮等谈判,史称塘沽协定善后谈判。
汪洪斌[10]（2012）在《黄郛为解决华北危局主持的对日交涉》文中研究表明1933年1月日军进攻山海关,席卷热河,威胁平津,华北地区告急。黄郛被忙于"剿共"计划的蒋介石推到解决华北危局的前台,主持《塘沽协定》的签订、大连—北平善后会谈、关内外通车通邮谈判等工作。其忠诚谋国之苦心孤诣并不为众人所褒扬,在当时被主流舆情称为卖国贼和投降路线的代表人物,似乎至今也难被谅解。本文旨在进一步探讨这段历史,既正视他竭力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不甘投降卖国的一面;又注意到其悲剧人生的根源在于阶级局限性及其民族悲观心理与时代潮流的严重背离。
二、黄郛与塘沽协定善后交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黄郛与塘沽协定善后交涉（论文提纲范文）
（2）黄郛与塘沽协定善后交涉（论文提纲范文）
| 一、国民党中央确定“委曲求全”方针与强硬派的反对 |
| 二、长春—大连—北平会谈 |
| 三、关内外通车问题 |
| 四、要求取消塘沽协定 |
| 五、通邮谈判 |
| 六、尾声 |
（4）《塘沽协定》后蒋介石的对日妥协外交（论文提纲范文）
| 一、“以和日掩护外交” |
| 二、关内外通车问题的交涉 |
| 1、大连会谈及平沈通车交涉的初步反响 |
| 2、冈村宁次北平会谈 |
| 3、黄郛南下与平沈通车交涉的重启 |
| 三、通邮交涉的经过 |
（5）冀察政务委员会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三、概念界定 |
| 四、资料来源 |
| 五、研究思路与基本架构 |
| 六、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与华北政权机构演变 |
| 第一节 不抵抗政策与北平政务委员会 |
| 一、东北易帜与东北政务委员会的成立 |
| 二、不抵抗政策与北平政务委员会的出台 |
| 三、“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转向与北平政务委员会的撤销 |
| 四、北平政务委员会解散的原因 |
| 第二节 对日交涉与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 |
| 一、停战交涉与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的成立 |
| 二、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的机构特点 |
| 三、“善后交涉”与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的终结 |
| 第三节 交涉转变与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 |
| 一、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继续妥协交涉 |
| 二、强化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的构想 |
| 三、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建立及其成因 |
| 小结 |
| 第二章 冀察政务委员会的组织结构与运作方式 |
| 第一节 冀察政务委员会机构的组建和权力的构筑 |
| 一、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机构组建与职权 |
| 二、冀察政委会与冀察平津地方政府及相关机构人事更迭 |
| 第二节 冀察政务委员会的组织变构与对日折冲 |
| 一、冀察政务委员会成员的变动与对日折冲 |
| 二、专门委员会的增加与直辖机构的变动 |
| 三、冀察政务委员会运作方式的调整与集权制的强化 |
| 小结 |
| 第三章 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地方层级与社会治理 |
| 第一节 地方层级制度的完善 |
| 一、编组邻里联乡和守望丁制度 |
| 二、行政督察专员的设立 |
| 三、设治局与实验区 |
| 第二节 清匪、禁烟禁毒与缉私 |
| 一、清匪工作 |
| 二、禁烟禁毒 |
| 三、冀察稽查总处的设立与撤销问题 |
| 小结 |
| 第四章 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对内施政 |
| 第一节 道德救国的施政理念 |
| 一、道德救国施政理念的形成 |
| 二、道德救国施政理念确立的原因及内容 |
| 三、道德救国施政理念的贯彻 |
| 第二节 财政税收的接收与整理 |
| 一、财政税收的接收 |
| 二、财政税收的整理 |
| 第三节 教育、农业与交通事业的建设 |
| 一、教育事业的发展 |
| 二、农村合作事业的曲折推进 |
| 三、改良碱地 |
| 四、路政建设 |
| 小结 |
| 第五章 对日交涉中的政治取向 |
| 第一节 以退欲进：冀东问题与察北问题 |
| 一、问题的产生 |
| 二、冀察政务委员会对日现地交涉的展开 |
| 三、交涉之外的退让策略 |
| 四、现地交涉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态度转变 |
| 第二节 坚守底线：“共同防共”问题上的交涉 |
| 一、问题的产生 |
| 二、“自主防共”行动的展开 |
| 三、不脱离中央的交涉活动 |
| 四、现地交涉与蒋介石对宋哲元信任的建立 |
| 小结 |
| 第六章 经济提携问题上的博弈 |
| 第一节 冀察政务委员会转向妥协及其原因 |
| 一、两广事变后蒋介石对宋哲元态度的转变 |
| 二、王克敏北上问题与冀察政务委员会转向妥协 |
| 第二节 妥协交涉及其转折 |
| 一、天津电业股份有限公司问题 |
| 二、津石铁路问题 |
| 三、龙烟铁矿问题 |
| 四、中日通航协定问题 |
| 五、交涉下的转折 |
| 小结 |
| 第七章 全面抗战爆发与冀察政务委员会走向终结 |
| 第一节 冀察政务委员会实现政治明朗化 |
| 一、冀察政务委员会与学生运动的关系转折 |
| 二、冀察政务委员会对西安事变的应对 |
| 三、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政治明朗化 |
| 第二节 冀察政务委员会走向终结 |
| 一、卢沟桥事变后的现地交涉 |
| 二、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改组与终结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7）华北危局中的黄郛北上（论文提纲范文）
| 一、山雨欲来风满楼, 华北危机奈若何 |
| 二、山河破碎风飘絮, 黄郛北上跳火坑 |
| 三、乱云飞渡仍从容, 《塘沽协定》惹横祸 |
| 四、日军得陇又望蜀, 善后交涉陷黄郛 |
| 五、莫让乱花迷人眼, 实事求是议黄郛 |
（8）跨国联盟与双层博弈 ——多元权力体制之下的中日关系（1928-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
| 二、双层博弈理论的基本内涵 |
| 三、研究方法和案例选择 |
| 四、文章主要结构与框架 |
| 第二章 双层博弈理论的发展与演进 |
| 第一节 国际政治学对双层博弈理论的发展 |
| 一、双层博弈论在低级政治领域的发展 |
| 二、双层博弈论在高级政治领域的发展 |
| 第二节 谈判学对双层博弈的借鉴和发展 |
| 一、双层博弈与谈判学理论研究 |
| 二、双层博弈与谈判学应用研究 |
| 第三节 跨国联盟与双层博弈 |
| 一、多元权力体制下跨国联盟博弈模型 |
| 二、跨国联盟的相关特征 |
| 第三章 关于中国统一问题的双层博弈 |
| 第一节 第二次北伐与济案爆发 |
| 一、国民政府第二次北伐 |
| 二、济南惨案爆发 |
| 三、围绕济案的军前交涉 |
| 四、关于济案的外交解决 |
| 第二节 东北易帜 |
| 一、皇姑屯事件 |
| 二、京津与热河易帜 |
| 三、东三省易帜 |
| 第三节 理论分析 |
| 一、日本军政关系 |
| 二、中国国内政治形势与对日交涉 |
| 三、跨国联盟与双层博弈 |
| 第四章 关于东北问题的双层博弈 |
| 第一节 “九一八”事变 |
| 一、事变爆发 |
| 二、中方避免冲突的“成功”与日方不扩大方针的“失败” |
| 三、国联交涉与锦州问题 |
| 第二节 淞沪抗战 |
| 一、会战始末 |
| 二、谈判过程 |
| 第三节 理论分析 |
| 一、事变前的中日国内政治 |
| 二、事变对双方国内政治的影响 |
| 三、淞沪会战的背景与影响 |
| 四、跨国联盟与双层博弈 |
| 第五章 关于华北问题的双层博弈 |
| 第一节 热河与长城抗战 |
| 一、热河沦陷 |
| 二、长城抗战 |
| 第二节 《塘沽协定》 |
| 一、谈判过程 |
| 二、协定对中日两国关系的影响 |
| 第三节 “缓和”时期的中日关系 |
| 一、缓和的主要表现 |
| 二、华北事变 |
| 三、中日“三原则” |
| 四、从《天羽声明》到币制改革 |
| 第四节 理论分析 |
| 一、长城抗战时期的中日国内政治 |
| 二、缓和时期中国国内状况 |
| 三、缓和时期日本国内状况 |
| 四、跨国联盟与双层博弈 |
| 第六章 全面战争前夕的双层博弈 |
| 第一节 中日关系大转折的一年 |
| 一、两广事变 |
| 二、绥远抗战 |
| 三、西安事变 |
| 第二节 走向全面战争 |
| 一、佐藤外交与中日关系 |
| 二、七七事变 |
| 第三节 理论分析 |
| 一、中日两国国内政治 |
| 二、跨国联盟与双层博弈 |
| 结论 |
| 一、跨国联盟对于行为体谈判能力的影响分析 |
| 二、跨国联盟对于国家间冲突水平的影响分析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中日关系史大事记列表（1928-1937） |
（10）黄郛为解决华北危局主持的对日交涉（论文提纲范文）
| 一风雨飘摇的华北危局 |
| 二在上海的秘密接触 |
| 三《塘沽协定》的最后签订 |
| 四大连—北平的善后会谈 |
| 五关内外通车通邮的艰难交涉 |
| 六结论 |
四、黄郛与塘沽协定善后交涉（论文参考文献）
- [1]无以为继:黄郛与1935年华北危局[J]. 贺江枫. 近代史研究, 2018(03)
- [2]黄郛与塘沽协定善后交涉[J]. 杨天石. 历史研究, 1993(03)
- [3]黄郛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 肖如平,章福美. 民国研究, 2020(01)
- [4]《塘沽协定》后蒋介石的对日妥协外交[J]. 左双文. 广东社会科学, 2010(06)
- [5]冀察政务委员会述论[D]. 包巍. 吉林大学, 2017(09)
- [6]《塘沽协定》后蒋介石的对日妥协外交[A]. 左双文. 近代中国：文化与外交（下卷）, 2010
- [7]华北危局中的黄郛北上[J]. 胡成功,邬璐阳,王科.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2(S2)
- [8]跨国联盟与双层博弈 ——多元权力体制之下的中日关系（1928-1937）[D]. 沙治平. 中共中央党校, 2014(10)
- [9]黄郛与塘沽协定善后交涉[A]. 杨天石. 第二届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1993
- [10]黄郛为解决华北危局主持的对日交涉[J]. 汪洪斌.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20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