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四版的主要修改和补充（论文文献综述）
肖超[1]（2014）在《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出版研究（1897-2012）》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晚清以来,中西文化交流进一步加深,翻译出版业成为近代文化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量西方学术著作的译介,使中国人摒弃了过去狭隘的观点,以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待世界。商务印书馆是传播新文化的先行者。译介西学经典、出版学术著作等工作,使商务印书馆成为20世纪中最著名的出版社,并被誉为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端。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地理学科对于中国起着先行学科的作用。通过世界地理知识的学习,中国人打破了传统的天下观念,产生向西方学习的愿望,进而引发了一个多世纪的思想革命历程。自1897年建馆以来,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大量的地理学著作。其中,地理学译著是商务印书馆地理学图书出版中的重要部分。由于商务印书馆和地理学科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对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出版史的研究显得格外重要。这一研究能够从侧面窥视商务印书馆西学翻译出版的历程,发现商务印书馆在翻译出版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这对于商务印书馆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引入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利用《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949-1980）》和《商务印书馆地理学图书目录（1949-1990）》等书日,对商务印书馆建馆以来出版的地理学译著进行了搜集和整理。在研究中,借鉴了西方书籍史的研究理念,运用了西方社会学“共同体”理论,以及“副文本”研究的思路。在运用传统书目文献学方法的基础上,也运用了计量学的方法,对著作出版年、作者国别、书籍印刷数量等方面进行计量分析,从书籍史的角度对地理学译著出版做微观研究。商务印书馆地理学翻译出版经历了晚清、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期。无论是在学科内容的选择,还是在著作山版国别的倾向上,这些地理学译著都强烈地打上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烙印。因而,在整理1897-2012年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书目的基础上,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和对地理学译著的统计分析,本文将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出版划分成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阶段。这样,本文将地理学译著置于于不同时代的背景下,分析晚清以来国内地理学界对地理学译著的接受史和西方地理学思潮的变迁。在此基础上,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出版进行研究。首先,从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的丛书收录、版本变迁、市场销售三个层面,探讨了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的流通情况。本文借助版本学的知识,系统考察了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的版本源流,分析了地理学译著版本变迁的四种情形,论述了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版本变迁的原因,认为地理学译著版本变迁是由商务印书馆、译者、译著学术影响三方面所引起的。接下来,笔者以49种地理学译著为研究样本,利用重印再版次数和销售比率两个指标评价了地理学译著的销售情况。通过数据,可以发现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在市场上销售状况很好,具有旺盛的学术生命力。此外,本文也对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的影响力作了评估。在对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统计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的重印再版、丛书收录、引用及书评情况,认为影响力高的地理学译著通常具备重印再版率高,多种丛书收录,被引频次多、书评数量多等特点。最后,对高影响力地理学译著进行了案例分析,并总结了高影响力地理学译著的特征。其次,在对地理学译著的著者、译者、读者群体身份进行描述的基础上,通过对译著著者、译者、编者、地理学者之间的交流的分析,探讨了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出版和地理学共同体形成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地理学译著出版中,商务印书馆是地理学者之间沟通和交流的中心。地理学者通过合作翻译西方地理学著作,或者合作编纂教材,在学术上得到交流。通过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者联系在一起,结合成紧密的交流网络,从而促进了地理学共同体的形成。再次,从著作出版年、作者国别等方面对地理学译著进行计量分析,探讨产生结果的原因和历史背景,分析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出版与地理学学术发展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地理学译著反映了西方地理学的发展脉络。另一方面,地理学译著推动了中国地理学的发展。西方地理学思想经由地理学翻译出版传入中国。西方地理学著作的译介,在中国近现代地理学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杨倩[2]（2020）在《兰州现代城市总体规划的范型模式演进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中国城市规划事业发展距今已有70余年,兰州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由国家组织编制完成城市总体规划的首批城市之一,其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开创了兰州城市规划编制的历史先河,对中国城市规划编制体系的影响较大;第二版城市总体规划从地区规划的视角切入,为兰州的本土规划实践做出了极大贡献;第三版城市总体规划跨世纪编制的全新思维,对于兰州区域层面的规划尝试意义重大;第四版城市总体规划的自主实践探索,为兰州的规划创新积累了宝贵经验。在四版总规的科学编制和协同指导下,兰州的城市发展蒸蒸日上。本文以兰州现代城市总体规划为研究对象,对指导总规编制的各版范型要素进行研究,并挖掘出各版总规间范型模式的演变轨迹,为兰州新一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编制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文章共分为八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论述了论文的研究背景、目的、意义、国内外研究进展、城市规划范型概念界定、该研究领域目前存在的问题以及论文研究难点与拟解决问题等;第二章为过渡章节,是对于兰州市的总体概况分析,以及对于兰州第一、二、三、四版城市总体规划的基本概括,为剩余章节对于兰州历版总规的范型模式系统分析奠定基础;第三章是从国家政策主导、规划主流思想影响、政治运动背景影响、规划教育影响、1956版《城市规划编制暂行办法》指导、时代关键人物影响六个层面分别归纳总结出各个层面内主导兰州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的范型模式;第四章是从国家政策主导、地方政策主导、规划主流思想影响、规划教育影响、编制规范指引、时代关键人物影响、编制机构组织七个层面分别归纳总结出各个层面内主导兰州第二版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的范型模式;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是从国家政策主导、地方政策主导、规划主流思想影响、规划教育影响、编制规范指引、编制机构组织六个层面分别归纳总结出各个层面内主导兰州第三、四版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的范型模式;第七章是通过对于兰州现代城市总体规划的范型来源和范型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进而推断出兰州每版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的范型影响层次划分,再分别从中国传统规划模式影响、苏联规划模式影响、欧美规划模式影响、自主创新规划模式影响等四个方面分别总结出兰州第一、二、三、四版城市总体规划范型模式的演变轨迹,为兰州新一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编制提供路径参考和范型指导;第八章是对整篇论文的结论和展望。
张弛[3]（2019）在《互联网背景下财产概念的流变及对刑法适用的影响》文中研究表明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极大地便利了人们的生活,与此同时使传统的财产形式发生虚拟化、电子化、数据化的流变,催生了一大批网络化的新型财产,由此带来大量的实践难题,给刑法中“财产”、“财物”等基础性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造成巨大冲击。本文主要就互联网背景下产生的新的财产类型和财产形式进行探讨,并对相关的司法疑难问题予以解答:第一章主要对“财产”和“财物”等概念的刑法含义进行深入解读,准确把握概念的特征与认定标准,并对两者的关系加以厘清。本章首先对“财产”概念的历史流变与域外立法情况进行了梳理,对我国刑法学界围绕“财产”和“财物”等概念的理论争议问题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得出刑法中财物（财产）概念的认定标准:具有客观的物质存在形式、具有能够以金钱衡量的客观经济价值、具有占有和转移的可能性。此外,本章还对互联网背景下财产概念的流变给刑法造成的冲击进行了总结,具体包括财产概念边界的模糊、财产犯罪行为模式的异化、与罪名界限的纠葛、犯罪数额与既遂标准的认定困境等。第二章主要对与电子资金有关的问题进行研究。以银行电子现金、第三方支付账户余额、具有支付功能的理财产品与比特币等“去中心化”的数字货币为代表的电子资金均应当被视为刑法意义上的“财物”。侵害电子资金的案件按照行为模式可以被划分为“窃取型”、“复制型”、“套取型”等基本类型,前两者原则上应当以盗窃罪认定,而后者则可能涉及非法经营罪、高利转贷罪等罪名。在对涉电子资金犯罪案件的既遂标准进行把握时,应当坚持控制说的立场,以行为人取得对电子资金的控制和占有作为认定犯罪既遂的节点和标志。此外,本章还对涉电子资金犯罪案件中的罪名界分问题进行了讨论。第三章以近年来出现的各类电子化的权利凭证为研究对象,分别对物品电子凭证、服务电子凭证与电子积分等三种典型的电子权利凭证的犯罪问题进行讨论。物品电子凭证无论获取途径免费与否均应被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财物”,而服务电子凭证只有在同时满足有偿获取与能够独立兑换服务的情况下方可被认定为“财物”,至于电子积分,则应依据其实际功能具体判断。侵害电子权利凭证的案件可能涉嫌盗窃罪、诈骗罪以及伪造、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罪等罪名。仅具有打折或折抵功能、无法单独兑换物品或服务的电子权利凭证不属于“财物”。第四章主要涉及大数据与大数据财产的问题。“大数据”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集合而非一个单独的概念,只有那些满足刑法上“财物”认定标准的大数据表现形式才能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大数据财产”。具体说来,“大数据财产”应当仅限于能够在大数据平台或者大数据交易市场上交易和出售的,经过收集的底层数据、清洗后的匿名化数据以及经过挖掘之后形成的大数据产品。大数据财产应当归属于大数据挖掘者和控制者所有,而非归属于产生数据的个人。对于侵害大数据财产的行为可以适用盗窃罪、合同诈骗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等罪名,而对于那些无法被认定为“财物”的大数据表现形式则可以援引计算机犯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侵犯商业秘密罪、侵犯著作权罪等罪名加以保护。第五章对实践中争议颇多的“虚拟财产”问题进行系统性研究。所谓的“虚拟财产”虽然被冠以“财产”之名,但其既不具有能够以货币加以衡量的客观经济价值,也不具有可以被玩家占有或转移的可能性,不能被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财物”,在本质上是一种互联网娱乐服务的虚拟权利凭证。以技术手段从游戏运营商处非法获取虚拟财产的行为应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论处;对于以技术手段从其他游戏玩家处“窃取”虚拟财产的行为则应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认定。采取抢劫、诱骗、威胁等现实性手段非法获取他人虚拟财产的行为不能被认定为犯罪。此外,利用互联网游戏外挂大量获取虚拟财产的行为,在未使用破坏性程序、未对互联网游戏的计算机信息系统造成破坏的情况下也不宜作为犯罪处理。仅以个人娱乐为目的而制作、使用游戏外挂程序或者以其他技术性手段非法获取虚拟财产,并未用于销售牟利的,无论如何也不应以犯罪论处。任何人不能仅仅因为打游戏而受到刑事追诉。结语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就互联网背景下刑法如何应对“财产”概念的流变所带来的冲击作出全面回应。
董波[4]（2020）在《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文中提出本选题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视角,试图以艾思奇哲学思想为切片,去观察唯物辩证法论战时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时代变迁。唯物辩证法论战是同时期经历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的论战（方克立先生语）。唯物辩证法论战是对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总结,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艾思奇哲学思想的研究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唯物辩证法论战研究,也有利于进一步深化艾思奇早期哲学思想研究,也有利于应对新时代的反唯物辩证法的挑战。当前一股新的反唯物辩证法的浪潮袭来,公开挑战辩证法,不仅仅限于学术争鸣,而且渗透到网民大众之中。新挑战的特点是新平台、新话语、新包装。国内反对势力用互联网上的隐蔽身份作掩护,对唯物辩证法展开了新的更加恶毒的攻击,他们“戏侃马克思”、虚无辩证法、贬低辩证法、恶搞辩证法,在大众中传播唯物辩证法有害论、无用论。面对挑战,我们应当从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获取力量和智慧,以新大众化策略反击妖魔化唯物辩证法,在青年中牢固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国内外学者对唯物辩证法论战的关注和研究并不丰富,在一些基础性问题或关键性问题上还颇有争议。本选题旨在通过对唯物辩证法论战中的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以论战中的艾思奇为纵线,以相关论题为横线,以若干理论问题为暗线展开论述。本课题主要采取了文献研究方法、比较与归纳方法、分析与综合方法、系统研究方法等。唯物辩证法论战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其一,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混乱不堪,思想界分化严重,对马克思主义能否救中国的问题产生严重分歧。其二,苏联的哲学论战在外部对中国唯物辩证法论战产生影响。艾思奇参与论战可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是哲学论战的准备阶段（1933.5-1936.1）,第二阶段是通俗化运动中的哲学论战（1936.1-1937.10）,第三阶段是中国化、现实化运动中的哲学论战（1937.10-1943.8）。本选题从辩证唯物主义宇宙观、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三个方面进行阐述,这三个方面是有机统一的。在世界观方面,艾思奇通过反对迷信、反对庸俗的唯物论、反对观念论、反对“哲学消灭论”和“心物综合论”、反对机械的唯物论、反对黑格尔的观念论等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通过真理问题的辩论、与直观主义论战、对意志自由问题的探讨、反对实用主义、反对经验主义和通俗化劳动观、反对凭头脑里的空理论下判断,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方法论方面,艾思奇通过批判一面化孤立化观点、批判取消论循环论和一盘散沙论、批判叶青关于“静”的逻辑,在论战中强调了唯物辩证法关于联系和发展的基本观点;通过论战澄清内外因的辩证关系、澄清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批判折衷主义、批判只抓表面的方法,辨清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环节;通过论战澄清对立统一律、否定之否定律和质量互变律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值得一提的是,艾思奇与叶青关于唯物辩证法与形式逻辑（形式论理学）关系的论战给我们一些启示,包括要善于综合运用辩证思维方法,要认清叶青用形式逻辑取消唯物辩证法的实质,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辩证法唯物论。而在看待艾思奇不给形式逻辑留地盘的问题上,我们应当以“部分的错误”或小错看待之,它是可以改正的而且已经被艾思奇自己改正了;还要认识到,艾思奇将形式论理学视为形而上学和非科学,的确是论战期间的立场使然,他在不同程度还是肯定了和使用了形式逻辑的,不然,他不可能在1950年公开承认关于形式逻辑的两点错误。在历史观方面,艾思奇通过驳斥分割主义、批判无政府主义、批判“唯武器论”、批判“国情论”、批判“一盘散沙论”、批判生物学主义与调和论、批判汉奸投降理论调和论、反对空讲大众化、揭露叶青的汉奸嘴脸、驳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相冲突的观点、批判“例证主义”等理论斗争传播了革命思想,坚定了抗战意志;通过批判“群众被利用说”和“盲目服从论”的英雄崇拜主义、运用阶级分析法批判胡适等的忍让主义、反对从理想口号出发、坚持理论宣传中的大众路线,批判了英雄史观,坚持大众路线;通过反驳张东荪的“未来不可测”论、批判马达救国论科学救国论、批判社会不变论和历史循环论、在论战中总结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批判欲望决定论和地理环境决定论等唯心史观、理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交互作用的原理,理清了社会历史发展基本规律,使唯物史观在论战中革命化。《大众哲学》等是艾思奇在论战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三化理论成果。《矛盾论》《实践论》等是毛泽东的对论战的阶段性总结,毛泽东与艾思奇的哲学交往积极影响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个“艾本”哲学教科书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建立的标志,初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大众化。
梁攸[5]（1963）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四版的主要修改和补充》文中研究指明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从1954年初版以来,1955年出增订第二版,1958年出修订第三版,1959年出第三版增订本,历次改版均有不同程度的修改,其中以1958年的修订变动最大。最近,该书又出了增订第四版,对第三版增订本作了许多重大的修改和补充。
毛一龙,赵学清[6]（2018）在《商品生产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可逾越——《资本论》第一卷“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一节的修改及其启示》文中研究说明从德文第一版到德文第二版,再到法文版,马克思对《资本论》第一卷"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一节进行了两次重要的修改。通过修改,马克思强调了商品生产作为"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准确理解马克思的商品生产思想,有助于坚信商品生产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有助于坚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有助于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例证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史磊[7]（2013）在《新中国美学课研究（1949-1965）》文中认为近代以降，中国美学致力于学科的现代化建设，这种努力在不同的政治语境中从未中断。作为中国现代美学在高等教育中的重要学科机制之一，美学课的历史不仅是美学学科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理解美学学科的知识谱系具有重要价值。本文研究的是新中国高等院校所开设的美学课，所藉以研究的美学课档案的时间迄至为1949年至1965年。通过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力图实现以下目标：首先，梳理新中国美学课的基本脉络，考察与此相关的主要历史因素，还原历史实况，完成新中国美学课的历史叙事；其次，分析与新中国美学课历史交织在一起的意识形态与美学学科教育、权力与美学知识分子、美学知识合法化等问题，探究影响美学课的各种历史因素；再次，阐述新中国美学课教材的知识谱系，发现美学课知识与社会、政治、文化的互动关系；最后，总结新中国美学课的历史经验，为当下高等院校的美学课提供有益的经验参照。本文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引言，介绍论文的选题依据、研究价值、研究目标。第一部分，在建国初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历史语境中考察美学课的合法性问题。由两封读者来信谈起，分析官方媒体对朱光潜美学课的态度。通过考察北平军管会文管会、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教育部对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探索与规定，发现建国初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中并没有美学课。继而转向个案研究，以朱光潜、宗白华、邓以蛰、李长之的美学课档案为例并得出结论：美学课的传统在新中国建国初断裂了。第二部分，探讨新中国美学课发生进程中的“苏联经验”，包括借鉴苏联美学课体制、译介苏联美学课教学资料、聘请苏联专家讲学、派遣美学家赴苏交流等方面。第三部分，在新中国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语境中阐述美学课重新开设过程中的身份转型问题。分析新中国的文教政策在课程任务、课程内容等方面对美学课的影响。在宏观方面考察教育决策部门重新修订的文科专业的教学方案中对美学课的设置情况，在微观方面考察相关高等院校对教学方案中设置的美学课的执行情况。第四部分，以美学家为对象，考察七所高等院校的美学课档案，梳理新中国美学课的历史脉络。包括周扬、朱光潜、宗白华、马采、邓以蛰、甘霖、杨辛在北京大学的美学课档案，邓以蛰、蔡仪在清华大学的美学课档案，瓦斯卡尔仁斯卡娅、马奇、宗白华在中国人民大学的美学课档案，李长之、黄药眠、朱光潜、蔡仪、李泽厚在北京师范大学的美学课档案，蒋孔阳在复旦大学的美学课档案，周来祥、狄其骢在山东大学的美学课档案，刘刚纪在武汉大学的美学课档案。第五部分，在新的历史境遇下考察美学课教师的重组，在新中国执教的民国的美学课教师有：朱光潜、宗白华、邓以蛰、马采、蔡仪、李长之，新加入的美学课教师有：黄药眠、马奇、李泽厚、杨辛、甘霖、蒋孔阳、刘刚纪、周来祥、狄其骢。以朱光潜、宗白华、邓以蛰为个案，探讨美学课教师的“思想改造”，分析美学界的理论转型及其阐释模式。阐述作为美学课教师的教学组织，北京大学美学教研室和中国人民大学美学教研室在美学课的师资培养、资料建设方面的历史作用。第六部分，考察教育决策部门对美学课教材编写工作的部署与规划，阐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译介的苏联美学课教材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知识体系的建构，阐述新中国美学课教材在美学概论、西方美学史、中国美学史三个方面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知识体系的建构。结语，阐述新中国美学课的历史经验。
陈文通[8]（2019）在《新中国70年政治经济学的变迁》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回顾和总结新中国70年政治经济学的变迁十分必要。这种变迁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以曲折的方式逐步确立的过程,大体经历了大小不等但有一定质的区别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处于支配地位的时期,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尚处于酝酿和雏形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反省和初步变革的阶段。第一步是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发地向市场经济理论过渡;第二步是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形式到内容均发生变革的时期,并为建立新的经济体制做了理论上的准备。第三个阶段是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的时期。这种根本性转变正在呼唤创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黄自立[9]（2019）在《《反杜林论》的汉译传播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哲学治思》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因“其功不在禹下”的典故,展开《反杜林论》的汉译传播及其哲学在中国革命历程中的“治思”价值的分析。为此,文中考据了建国前的9个《反杜林论》译本,并将这9个译本梳理为四类具有标志性的译本（群）,即首译文《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1930年代译本、吴亮平全译本、建国前夕译本,其中吴亮平全译本同时隶属于1930年代译本。这四类译本（群）在翻译主体、传播特点、时代价值上各有不同,在不同层面上为中国革命的哲学而治思。本文通过对这些译本翻译出版信息的具体考察、对《反杜林论》哲学内涵的分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规律的认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的回顾,拟定了四个层面的哲学“治思”之义,并分为四章论述。前言首先对文章论题的选定进行了论证,说明可以从治思的层面谈《反杜林论》哲学及其汉译传播对于中国革命的意义。同时,简要介绍了本文的内在关联、内在层次。一方面,本文意在说明《反杜林论》汉译本在传播逻辑、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上的相互呼应。《反杜林论》的汉译出版提供了《反杜林论》传播的物质载体。《反杜林论》的翻译出版顺应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潮流,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启蒙、指引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反杜林论》的汉译传播既为现实革命提供理论武器,也为观念革命提供思想更新。第一章从《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的翻译出版说明《反杜林论》哲学在早期治思的层面: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是对《反杜林论》的节选,该部分主要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的相关内容,科学社会主义是文章的核心论点,唯物史观奠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的汉译底本来自河上肇的日译文,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东方世界的传播潮流;《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的译者为中国国民党人徐苏中,体现了资产阶级对社会改造理论的早期探索。《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作为唯物史观的重要原典来源,其汉译出版丰富了唯物史观的材料,参与了时代理论的发展。第二章分析了《反杜林论》在1930年代的集体问世,凸显了作为方法论的文本价值,展现了《反杜林论》在1930年代之后的治思层面:阐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在1930年代成为传播潮流,中国知识界展开唯物辩证法论战,这使得《反杜林论》的唯物论哲学和唯物辩证法被深入探讨和广泛传播;中国社会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展开对社会性质和历史等问题的讨论,中国革命需要进一步解决共产主义如何在中国实现的问题,《反杜林论》等理论原典为中国知识分子研究中国社会问题提供方法依据;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所面临的急迫形势更是需要对革命的方法论进行探索,《反杜林论》1930年译本为中国共产党人贡献了方法论资源。第三章围绕建国前得到广泛流传的唯一一个全译本即吴亮平译本展开论述,因《反杜林论》鲜明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同时阐述了完备的哲学理论,故认为该译本在哲学治思上:疏通总体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该章对比分析了吴亮平译本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主要内容,表明《反杜林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理论源泉,《反杜林论》全译本的汉译出版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丰富。《反杜林论》全译本的理论完备性决定其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疏导价值,《反杜林论》的哲学内涵为中国共产党人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给予了充分的借鉴。第四章从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总体意义来看,《反杜林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中的汉译传播发挥了哲学治思的价值,是:中国化的革命武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评价《反杜林论》文本,注重对《反杜林论》哲学的学习和运用,在革命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创新发展。《反杜林论》在中国的传播是《反杜林论》世界性传播的一部分,《反杜林论》哲学在中国革命中不断焕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生命力。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逐渐确立起学习《反杜林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具体思路,通过对《反杜林论》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实情况的具体结合,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本文的写作方法主要有二。一是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注重实事与实证。这意味着在世界观上首先放弃自我心智,尽可能融入事实主体,以事实为心灵、智慧、知识的出发点,由真我而论真知,以自我之衰微观历史之宏大。二是“致广大而尽精微”。也近似于胡适所说的“学问如造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这两点是行文的初念,间以传统为学路径和西方学术方法杂而用之。同时还出于对论文格式要求和读者视角的考虑,从材料中挖掘出了相应的时间性关联,在行文中进行了一点诗意的筑造。但由于能力和时间有限,没有尽善尽美。
赵学清[10]（2020）在《恩格斯对《资本论》的十大贡献——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文中研究指明恩格斯对《资本论》的贡献主要有10个方面:和马克思共同制定的唯物史观成为指导《资本论》创作的"总的结果";无私帮助马克思,为《资本论》的创作提供多种形式的物质支持;为《资本论》的创作提供材料,和马克思切磋《资本论》的一些理论观点;对《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的结构提出意见建议,推动了第一卷结构的优化;评论、宣传《资本论》,扩大其影响,推动其通俗化;修订出版《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第四版,形成了《资本论》第一卷最权威的原文版本;编辑出版《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使《资本论》理论部分三卷成为一个整体,并筹划第四卷的整理出版;校订《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并在出版中"负全部责任",扩大了《资本论》在英语世界的影响;驳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攻击,在斗争中捍卫《资本论》;对《资本论》第三卷作出增补,丰富发展《资本论》的有关理论。
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四版的主要修改和补充（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四版的主要修改和补充（论文提纲范文）
（1）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出版研究（1897-2012）（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传统 |
| 1.1.2 地理学译著出版的长远历史 |
| 1.1.3 研究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的原因 |
| 1.2 研究问题和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问题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地理学译著的概念界定及检索途径 |
| 1.3.1 地理学译著的概念界定 |
| 1.3.2 地理学译著的检索途径 |
| 1.4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4.1 国内研究综述 |
| 1.4.2 国外研究综述 |
| 1.5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结构安排 |
| 1.5.3 研究方法 |
| 1.5.4 创新点 |
| 1.6 与本文相关的理论 |
| 1.6.1 副文本理论 |
| 1.6.2 共同体理论 |
| 第二章 晚清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的出版 |
| 2.1 晚清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的出版 |
| 2.1.1 晚清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出版数量分析 |
| 2.1.2 晚清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出版概况 |
| 2.1.3 晚清时期商务印书馆与其他出版机构地理学译著之比较 |
| 2.1.4 晚清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出版兴起的原因 |
| 2.1.5 晚清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翻译出版的意义 |
| 2.2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的出版 |
| 2.2.1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的地理学编辑部门 |
| 2.2.2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出版概况 |
| 2.2.3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与其他出版机构地理学译著之比较 |
| 2.2.4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副文本的特征和用意 |
| 2.2.5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翻译出版兴盛的原因 |
| 第三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的出版 |
| 3.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地理学编辑部门 |
| 3.1.1 商务印书馆地理编辑室的沿革 |
| 3.1.2 商务印书馆地理编辑室人员构成 |
| 3.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出版概况 |
| 3.2.1 改革开放前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出版概况 |
| 3.2.2 改革开放后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出版概况 |
| 3.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与其他出版社地理学译著之比较 |
| 3.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的出版特点 |
| 3.4.1 地理学译著多为内部发行 |
| 3.4.2 地理学译著以集体翻译为主 |
| 3.4.3 地理学译著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
| 第四章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的流通与影响 |
| 4.1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的丛书收录情况 |
| 4.1.1 商务印书馆丛书出版概况 |
| 4.1.2 《万有文库》中的地理学译著 |
| 4.1.3 《汉译世界名著》及《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收录的地理学译著 |
| 4.1.4 地理学专业丛书收录的地理学译著 |
| 4.1.5 其他综合性丛书收录的地理学译著 |
| 4.2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的版本变迁 |
| 4.2.1 地理学译著版本变迁的四种情形 |
| 4.2.2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版本变迁的原因 |
| 4.3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的市场销售状况 |
| 4.3.1 地理学译著的重印再版次数 |
| 4.3.2 地理学译著的销售比率 |
| 4.4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的影响力 |
| 4.4.1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的重印再版和丛书收录情况 |
| 4.4.2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被引用情况 |
| 4.4.3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的书评情况 |
| 4.4.4 对商务印书馆高影响力地理学译著的分析 |
| 第五章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的著者、译者、读者群体 |
| 5.1 地理学译著的著者群体 |
| 5.1.1 晚清民国时期的地理学译著作者 |
| 5.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地理学译著作者 |
| 5.2 地理学译著的译者群体 |
| 5.2.1 商务印书馆编者担任译者 |
| 5.2.2 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学缘的译者 |
| 5.2.3 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学缘的译者 |
| 5.2.4 中央大学、北京大学学缘之外的译者 |
| 5.3 地理学译著的读者群体 |
| 5.4 著者与译者、编者、学者之间的交流 |
| 5.4.1 著者与译者的交流 |
| 5.4.2 译者与编者的交流 |
| 5.4.3 译者与学者的交流 |
| 5.5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出版与地理学共同体的形成 |
| 5.5.1 地理学共同体 |
| 5.5.2 商务印书馆促成了地理学共同体的形成 |
| 5.5.3 商务印书馆和地理学共同体的认同和交流 |
| 第六章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出版与地理学学术发展 |
| 6.1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的学科特征 |
| 6.1.1 地理学分支学科译著数量概观 |
| 6.1.2 区域地理译著 |
| 6.1.3 人文地理译著 |
| 6.1.4 自然地理译著 |
| 6.1.5 经济地理译著 |
| 6.1.6 地理学理论与方法译著 |
| 6.1.7 游记类译著 |
| 6.1.8 地理学史译著 |
| 6.1.9 技术地理译著 |
| 6.2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的国别特征 |
| 6.3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的出版时间特征 |
| 6.4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与地理学学术发展 |
| 6.4.1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的选题立足于学科发展需要 |
| 6.4.2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呈现了西方地理学的学术成果 |
| 6.4.3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推进了我国地理学的发展 |
| 6.4.4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的出版时间间隔体现了中外地理学的交融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翻译出版的贡献 |
| 7.1.2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翻译出版的启示 |
| 7.2 研究贡献与展望 |
| 7.2.1 研究贡献 |
| 7.2.2 研究局限 |
| 7.2.3 研究展望 |
| 附录一: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统计表(1897-2012) |
| 附录二: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国内外出版时间间隔统计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清单 |
| 致谢 |
（2）兰州现代城市总体规划的范型模式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4.1 国外城市规划范型研究概述 |
| 1.4.2 国内城市规划范型研究概述 |
| 1.5 城市规划范型 |
| 1.6 该研究领域目前存在的问题 |
| 1.7 研究难点与拟解决问题 |
| 1.7.1 研究难点 |
| 1.7.2 拟解决问题 |
| 2 兰州现代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的历史简况 |
| 2.1 兰州市概况 |
| 2.2 兰州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概况(1954年—1972年) |
| 2.3 兰州第二版城市总体规划概况(1978年—2000年) |
| 2.4 兰州第三版城市总体规划概况(2001年—2010年) |
| 2.5 兰州第四版城市总体规划概况(2011年—2020年) |
| 3 兰州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的范型模式 |
| 3.1 国家政策主导下的范型模式 |
| 3.1.1 苏联援华与“156项”工程布局 |
| 3.1.2 “一五”计划与“八大重点工业城市” |
| 3.2 规划主流思想影响下的范型模式 |
| 3.2.1 欧美模式直接影响下的规划初创—1951稿兰州都市计划 |
| 3.2.2 苏联模式间接影响下的规划重塑—1952稿兰州新都市计划 |
| 3.2.3 苏联模式直接影响下的规划编制—1954版兰州城市总体规划 |
| 3.3 政治运动背景下的范型模式 |
| 3.3.1 “厉行节约”与“反四过” |
| 3.3.2 “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 |
| 3.3.3 “设计革命”与“文化大革命” |
| 3.4 规划教育影响下的范型模式 |
| 3.4.1 城市规划专业的孕育阶段 |
| 3.4.2 城市规划专业的起步阶段 |
| 3.4.3 城市规划专业的雏形奠定 |
| 3.5 1956版《城市规划编制暂行办法》指导下的范型模式 |
| 3.6 时代关键人物影响下的范型模式 |
| 3.6.1 任震英先生主持编制 |
| 3.6.2 苏联专家指导编制 |
| 3.6.3 国内相关专家配合编制 |
| 3.7 小结 |
| 4 兰州第二版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的范型模式 |
| 4.1 国家政策主导下的范型模式 |
| 4.1.1 “三线建设”与国防工业发展 |
| 4.1.2 “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体制 |
| 4.2 地方政策主导下的范型模式 |
| 4.3 规划主流思想影响下的范型模式 |
| 4.3.1 欧美模式显性影响下的规划范型模式 |
| 4.3.2 苏联模式隐性影响下的规划范型模式 |
| 4.4 规划教育影响下的范型模式 |
| 4.4.1 城市规划专业的停滞阶段 |
| 4.4.2 城市规划专业的复苏阶段 |
| 4.4.3 城市规划专业的缓慢发展阶段 |
| 4.5 编制规范指引下的范型模式 |
| 4.5.1 1980版《城市规划编制审批暂行办法》的颁布 |
| 4.5.2 1984版《城市规划条例》的颁布 |
| 4.6 时代关键人物影响下的范型模式 |
| 4.6.1 任震英先生主持编制 |
| 4.6.2 国内相关专家指导编制 |
| 4.7 编制机构组织下的范型模式 |
| 4.8 小结 |
| 5 兰州第三版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的范型模式 |
| 5.1 国家政策主导下的范型模式 |
| 5.1.1 “世纪之交”下的“西部大开发”战略 |
| 5.1.2 高新技术产业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成立 |
| 5.2 地方政策主导下的范型模式 |
| 5.2.1 兰州作为西北地区重要的区域中心城市 |
| 5.2.2 兰州“三滩新城”规划构想的提出 |
| 5.2.3 兰州市域城镇体系建构中的范型模式 |
| 5.3 规划主流思想影响下的范型模式 |
| 5.3.1 可持续发展战略影响下的规划范型模式 |
| 5.3.2 “新城理念”流行下的规划范型模式 |
| 5.3.3 多中心规划理念影响下的规划范型模式 |
| 5.4 规划教育影响下的范型模式 |
| 5.4.1 城市规划教育行业逐步崛起 |
| 5.4.2 规划界的国际交流日益密切 |
| 5.4.3 城市规划教育的综合性特征显现 |
| 5.4.4 计算机技术在规划行业的应用 |
| 5.5 编制规范指引下的范型模式 |
| 5.5.1 1990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的实施 |
| 5.5.2 1991版《城市规划编制办法》的实施 |
| 5.6 编制机构组织下的范型模式 |
| 5.7 小结 |
| 6 兰州第四版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的范型模式 |
| 6.1 国家政策主导下的范型模式 |
| 6.1.1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 |
| 6.1.2 “跨越式发展再造兰州”战略指引 |
| 6.1.3 国家级新区—兰州新区的设立 |
| 6.2 地方政策主导下的范型模式 |
| 6.2.1 甘肃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发展 |
| 6.2.2 兰州市“十二五”企业出城入园 |
| 6.3 规划主流思想影响下的范型模式 |
| 6.3.1 规划作为实现多元协调发展的公共政策 |
| 6.3.2 区域协调和城乡统筹下的规划范型模式 |
| 6.3.3 有机疏散理论影响下的规划范型模式 |
| 6.3.4 生态文明理念倡导下的规划范型模式 |
| 6.4 规划教育影响下的范型模式 |
| 6.4.1 高层次规划教育人才的需求增加 |
| 6.4.2 “城乡规划学”专业升为一级学科 |
| 6.4.3 城乡规划专业的发展日趋多元化 |
| 6.4.4 城乡规划专业的学科体系逐渐成熟 |
| 6.5 编制规范指引下的范型模式 |
| 6.5.1 2008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的实施 |
| 6.5.2 2006版《城市规划编制办法》的实施 |
| 6.6 编制机构组织下的范型模式 |
| 6.6.1 修编领导小组的成立 |
| 6.6.2 修编审查的汇报历程 |
| 6.7 小结 |
| 7 兰州现代城市总体规划范型模式的演变轨迹 |
| 7.1 兰州现代城市总体规划范型模式的影响因素分析 |
| 7.1.1 兰州现代城市总体规划的范型来源 |
| 7.1.2 兰州现代城市总体规划的范型影响因素 |
| 7.2 中国传统规划模式对兰州总规的内涵式影响 |
| 7.2.1 中国传统规划模式对兰州一版总规的编制影响 |
| 7.2.2 中国传统规划模式对兰州二版总规的编制影响 |
| 7.2.3 中国传统规划模式对兰州三版总规的编制影响 |
| 7.2.4 中国传统规划模式对兰州四版总规的编制影响 |
| 7.3 苏联规划模式对兰州总规的里程碑式影响 |
| 7.3.1 苏联规划模式对兰州一版总规的编制影响 |
| 7.3.2 苏联规划模式对兰州二版总规的编制影响 |
| 7.3.3 苏联规划模式对兰州三版总规的编制影响 |
| 7.3.4 苏联规划模式对兰州四版总规的编制影响 |
| 7.4 欧美规划模式对兰州总规的引导式影响 |
| 7.4.1 欧美规划模式对兰州一版总规的编制影响 |
| 7.4.2 欧美规划模式对兰州二版总规的编制影响 |
| 7.4.3 欧美规划模式对兰州三版总规的编制影响 |
| 7.4.4 欧美规划模式对兰州四版总规的编制影响 |
| 7.5 自主创新规划模式对兰州总规的指导式影响 |
| 7.5.1 自主创新规划模式对兰州一版总规的编制影响 |
| 7.5.2 自主创新规划模式对兰州二版总规的编制影响 |
| 7.5.3 自主创新规划模式对兰州三版总规的编制影响 |
| 7.5.4 自主创新规划模式对兰州四版总规的编制影响 |
| 7.5.5 国土空间规划模式对兰州总体规划的编制影响 |
| 7.6 小结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1.1 兰州现代城市总体规划的范型演进规律清晰可辨 |
| 8.1.2 兰州历版总规编制的主导范型模式时代特征鲜明 |
| 8.1.3 兰州历版总规编制范型模式具有明显的延续性 |
| 8.1.4 兰州历版总规编制的范型构成要素影响各有侧重 |
| 8.1.5 历版范型规律可为兰州国土空间总规提供历史参照 |
| 8.2 研究的创新点 |
| 8.3 研究的不足及后期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3）互联网背景下财产概念的流变及对刑法适用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章 刑法中的财产概念 |
| 第一节 “财产”概念的历史流变 |
| 一、早期:“物”与“财产”的具体化列举 |
| 二、发展:作为法律术语的“物”与“财产”概念的成型 |
| 三、成熟:无体物概念的提出 |
| 四、流变:财产概念外延的不断扩张 |
| 第二节 “财产”概念的域外考察 |
| 一、德国 |
| 二、日本 |
| 三、英国 |
| 四、美国 |
| 五、苏联 |
| 六、评析 |
| 第三节 我国刑法中的“财产”概念及认定标准 |
| 一、刑法中“财产”和“财物”概念的关系 |
| 二、关于“财物”属性的理论争讼 |
| 三、互联网背景下“财物”(财产)的认定标准 |
| 第四节 互联网背景下“财产”概念的流变及对刑法的冲击 |
| 一、财产形式的流变对“财物”概念边界的冲击 |
| 二、行为模式的异变对犯罪认定和罪名界限的冲击 |
| 三、财产的数据化带来的数额认定的困境与既遂标准的漂移 |
| 小结 |
| 第二章 电子资金犯罪的刑法应对 |
| 第一节 电子资金概述 |
| 一、电子资金的概念范畴 |
| 二、电子资金的本质与财产性根基 |
| 三、电子资金的出现给刑事司法认定带来的冲击 |
| 第二节 电子资金犯罪的基本类型与行为认定 |
| 一、窃取型电子资金犯罪 |
| 二、复制型电子资金犯罪 |
| 三、套取型电子资金犯罪 |
| 第三节 电子资金犯罪的罪名界分 |
| 一、电子资金犯罪案件的罪名纠葛 |
| 二、电子资金案件罪名界分的理论聚讼及评析 |
| 三、电子资金犯罪案件的罪名界分步骤 |
| 第四节 电子资金犯罪的既遂标准 |
| 一、电子资金犯罪案件既遂标准的漂移 |
| 二、财产犯罪既遂标准的理论聚讼 |
| 三、侵害电子资金犯罪案件的既遂标准 |
| 小结 |
| 第三章 涉电子权利凭证案件的刑事司法认定 |
| 第一节 电子权利凭证概述:分类、财产性与刑法研究现状 |
| 一、刑法视域下电子权利凭证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 |
| 二、电子权利凭证的种类 |
| 三、电子权利凭证的财产性辨析 |
| 第二节 涉物品电子凭证案件的刑事司法认定 |
| 一、窃取他人物品电子凭证的行为定性 |
| 二、侵入系统生成物品电子凭证后倒卖行为的认定 |
| 第三节 侵害服务电子凭证行为的刑事司法认定 |
| 一、记名的服务电子凭证 |
| 二、不记名的服务电子凭证 |
| 第四节 电子积分犯罪的刑事司法认定 |
| 一、侵入系统后虚增电子积分行为的罪名适用 |
| 二、利用系统漏洞刷取电子积分案件的定性 |
| 三、利用规则漏洞刷取电子积分行为的认定 |
| 四、复制电子资金系统后伪卡盗刷案件的处理 |
| 小结 |
| 第四章 大数据财产的刑法保护 |
| 第一节 大数据的概念界定与本质析正 |
| 一、大数据的定义与本质 |
| 二、大数据挖掘 |
| 三、“大数据”与“大数据财产”之概念勘正 |
| 第二节 大数据的财产性分析与大数据财产的权利归属 |
| 一、大数据的财产性分析 |
| 二、“大数据财产”的认定标准与范围界定 |
| 三、大数据财产的权利归属 |
| 第三节 大数据财产的刑法保护路径 |
| 一、大数据财产的保护路径之争 |
| 二、大数据财产的刑事司法保护 |
| 三、其他大数据侵害行为的刑事司法认定 |
| 小结 |
| 第五章 虚拟财产犯罪的刑事司法认定 |
| 第一节 虚拟财产的概念界定 |
| 一、关于“虚拟财产”概念范围的学理争讼 |
| 二、虚拟财产的内涵厘清 |
| 三、虚拟财产的外延 |
| 第二节 虚拟财产的财产性分析 |
| 一、虚拟财产的客观价值性分析 |
| 二、虚拟财产是否具有占有和转移的可能性 |
| 三、虚拟财产的本质 |
| 第三节 侵犯虚拟财产行为的刑事司法认定 |
| 一、以技术手段侵害虚拟财产行为的认定 |
| 二、以现实手段侵害虚拟财产行为的处理 |
| 三、制售、使用外挂行为的定性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4）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相关概念、选题原因及选题意义 |
| 1.1.1 相关概念 |
| 1.1.2 选题原因 |
| 1.1.3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评价 |
| 1.3 研究思路、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主要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3.4 创新点 |
| 第2章 艾思奇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背景、过程与主题 |
| 2.1 艾思奇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背景 |
| 2.1.1 艾思奇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国内背景 |
| 2.1.2 艾思奇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国外背景 |
| 2.2 唯物辩证法论战的过程及人物介绍 |
| 2.2.1 关于论战的性质、起止和分期 |
| 2.2.2 论战主要人物介绍 |
| 2.3 艾思奇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过程 |
| 2.3.1 哲学论战的准备阶段(1933.5-1936.1) |
| 2.3.2 通俗化运动中的哲学论战(1936.1-1937.10) |
| 2.3.3 中国化、现实化运动中的哲学论战(1937.10-1943.8) |
| 2.4 艾思奇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相关主题 |
| 2.4.1 论战的焦点内容 |
| 2.4.2 论战的主题演进 |
| 第3章 艾思奇在论战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
| 3.1 在论战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 |
| 3.1.1 反对迷信,宣传进化论 |
| 3.1.2 反对庸俗的唯物论 |
| 3.1.3 反对观念论,坚持唯物论 |
| 3.1.4 反对“哲学消灭论”和“心物综合论”,主张哲学独立 |
| 3.1.5 反对机械的唯物论,坚持辩证唯物论 |
| 3.1.6 反对黑格尔的观念论,坚持真正唯物论的“颠倒” |
| 3.2 在论战中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论 |
| 3.2.1 关于真理问题的辩论 |
| 3.2.2 与直观主义论战 |
| 3.2.3 反对实用主义,重视中国化的实践 |
| 3.2.4 关于意志自由问题 |
| 3.2.5 反对经验主义,把科学理论和“做”打成一片 |
| 3.2.6 用通俗化的劳动观阐明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 |
| 3.2.7 反对凭头脑里的空理论下判断,主张从具体事实出发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艾思奇在论战中辨清和运用唯物辩证法 |
| 4.1 在论战中强调唯物辩证法关于联系和发展的基本观点 |
| 4.1.1 批判一面化孤立化观点,强调事物间的相互联系 |
| 4.1.2 批判取消论、循环论和一盘散沙论,强调发展的观点 |
| 4.1.3 批判叶青关于“静”的逻辑,澄清运动/静止的辩证关系 |
| 4.2 在论战中辨清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环节 |
| 4.2.1 通过论战澄清外因/内因的辩证关系 |
| 4.2.2 批判折衷主义,强调决定性因子 |
| 4.2.3 通过论战澄清形式/内容的辩证关系 |
| 4.2.4 批判只抓表面的方法,强调抓住“主要事实”和问题的本质 |
| 4.3 在论战中弄清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 |
| 4.3.1 通过论战弄清对立统一律 |
| 4.3.2 通过论战弄清否定之否定律 |
| 4.3.3 通过论战弄清质量互变律 |
| 4.4 关于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论战的几点启示 |
| 4.4.1 要善于综合运用辩证思维方法 |
| 4.4.2 要认清叶青用形式逻辑取消唯物辩证法的实质 |
| 4.4.3 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辩证法唯物论 |
| 4.4.4 如何看待艾思奇不给形式逻辑留地盘?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艾思奇在论战中使唯物史观革命化 |
| 5.1 通过理论斗争传播革命思想、坚定抗战意志 |
| 5.1.1 驳斥分割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 |
| 5.1.2 批判无政府主义和空讲文化大众化理论 |
| 5.1.3 批判抓不住关键的唯武器论和例证主义 |
| 5.1.4 批判“国情论”,捍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5.1.5 批判“一盘散沙论”和“人心论”,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
| 5.1.6 批判汉奸投降理论和调和论,坚持抗争到底 |
| 5.1.7 驳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相冲突的观点 |
| 5.2 批判英雄史观,坚持大众路线 |
| 5.2.1 批判“群众被利用说”和“盲目服从论”的英雄崇拜主义 |
| 5.2.2 运用阶级分析法批判胡适等的忍让主义,坚持民众利益的立场 |
| 5.2.3 反对从理想口号出发，主张接近群众，关心群众实际利益 |
| 5.2.4 坚持理论宣传中的大众路线,推进哲学大众化 |
| 5.3 批判唯心史观,理清社会历史发展基本规律 |
| 5.3.1 批判中国特殊论,指出中国社会是一般发展法则的特殊表现 |
| 5.3.2 批判马达救国论、科学救国论 |
| 5.3.3 理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交互作用的原理 |
| 5.3.4 批判社会不变论和历史循环论，揭示历史不断发展的规律 |
| 5.3.5 在论战中总结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 |
| 5.3.6 批判欲望决定论和地理环境决定论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艾思奇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成果及影响 |
| 6.1 艾思奇的论战成果:以《大众哲学》为代表 |
| 6.1.1 从精英哲学到《大众哲学》:艾思奇的转变 |
| 6.1.2 艾思奇自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 |
| 6.1.3 艾思奇自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
| 6.1.4 艾思奇自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 |
| 6.2 艾思奇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影响:以《实践论》《矛盾论》为代表 |
| 6.2.1 艾思奇的哲学论战受到毛泽东的支持 |
| 6.2.2 毛泽东关注并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 |
| 6.2.3 艾思奇哲学思想给毛泽东哲学思想以启迪 |
| 6.3 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建设的贡献: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代表 |
| 6.3.1 “艾本”哲学教科书的编写背景 |
| 6.3.2 “艾本”哲学教科书的编写原则 |
| 6.3.3 “艾本”哲学教科书的使用方法 |
| 6.3.4 “艾本”哲学教科书的历史贡献 |
| 余论:论战时期艾思奇的理论贡献、理论特色及局限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6）商品生产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可逾越——《资本论》第一卷“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一节的修改及其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一、《资本论》第一卷“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一节的修改 |
| (一) 结构的合理化 |
| (二) 叙述的通俗化 |
| 1. 概念和语言的通俗表达 |
| (1) 关于“对象性” |
| (2) 关于“可感觉而又超感觉” |
| 2. 删除关于“中国和桌子开始跳起舞来”的脚注 |
| 3. 计量单位和经济学家人名的“法国化” |
| (三) 表述的准确化 |
| 1. 关于“使用价值” |
| 2. 用“重商主义”代替“货币主义” |
| 3. 明确了“自由人联合体”运行的细节 |
| (四) 内容的丰富化 |
| 1. 增加了对古典经济学家拜物教表现的论述 |
| 2. 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 |
| (1) 关于宗教 |
| (2) 对“客观的思维形式”的理解 |
| 3. 增补“著名的富兰克林”的评述 |
| 二、“商品生产”的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 |
| (一) 商品生产是“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 |
| (二) 商品生产是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的“三种生产方式”之一 |
| 1. 法文版一处修改引发的争论 |
| 2. 基于文本对“古代”的生产方式的考察 |
| 3. 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的“三种生产方式” |
| (三) 商品生产是人类社会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 |
| 三、几点启示 |
| (一) 准确理解马克思的商品生产思想, 坚信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国仍处于商品生产这一历史阶段 |
| (二) 准确理解马克思的商品生产思想, 坚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
| (三) 准确理解马克思的商品生产思想, 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例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
（7）新中国美学课研究（1949-196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选题依据 |
| （二） 研究价值 |
| （三） 研究目标 |
| 一、 高等学校课程改革与美学课合法性 |
| （一） 旧课程？新课程？由两封读者来信说起 |
| 1. 《文艺报》的读者来信 |
| 2. 《人民日报》的读者来信 |
| 3. 表象背后：由读者来信透视美学课 |
| （二） 北平军管会文管会关于课程改革的初步探索 |
| 1. “大学教育座谈会” |
| 2. 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初步探索 |
| （三） 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领导下的课程改革 |
| 1. 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关于课程改革的讨论 |
| 2. 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 |
| （四） 教育部领导下的课程改革 |
| 1. 美学专家的缺席：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 |
| 2. “不应因人设课”：《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 |
| 3. “哲学史课程”中的美学专题：《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 |
| （五） 传统的断裂：以四位美学家的美学课为个案 |
| 1. 朱光潜的美学课 |
| 2. 宗白华的美学课 |
| 3. 邓以蛰的美学课 |
| 4. 李长之的美学课 |
| 二、 新中国美学课发生进程中的“苏联经验” |
| （一） 借鉴苏联美学课体制 |
| 1. 院系调整中哲学专业的重置 |
| 2. 美学课教学组织的初步形成：从“美学组”到“美学教研室” |
| （二） 译介苏联美学课教学资料 |
| 1. 1952 年教育部组织的译介 |
| 2. 1955 年高等教育部组织的译介 |
| 3. 译介苏联美学课教学大纲 |
| 4. 译介苏联美学课教科书 |
| 5. 译介苏联美学课参考教材 |
| （三） 聘请苏联专家讲学 |
| 1. 苏联专家的主要任务 |
| 2.瓦· 斯卡尔仁斯卡娅的美学课 |
| （四） 派遣美学家赴苏交流 |
| 1. 1954 年第一次赴苏交流 |
| 2. 1957 年第二次赴苏交流 |
| 3. 1958 年第三次赴苏交流 |
| 三、 意识形态与学科教育：新中国美学课的身份转型 |
| （一） “新课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 |
| 1. “新”文教政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
| 2. 理解“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 |
| 3.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宗旨与美学课 |
| （二） 美学课的初现：重新修订文科专业教学方案 |
| 1. 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编选计划会议 |
| 2. 《哲学系哲学专业教学方案（修订草案）》 |
| 3. 《中国语言文学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方案（修订草案）》 |
| 4. 两份教学方案中的美学课 |
| （三） 两份教学方案在高等院校中的执行情况 |
| 1. 参照教学方案修订美学课 |
| 2. 参照教学方案新设美学课 |
| 四、 新中国美学课的档案考察——以美学家为对象 |
| （一） 北京大学：周扬、朱光潜、宗白华、马采、邓以蛰、甘霖、杨辛 |
| （二） 清华大学：邓以蛰、蔡仪 |
| （三） 中国人民大学：瓦斯卡尔仁斯卡娅、马奇、宗白华 |
| （四） 北京师范大学：李长之、黄药眠、朱光潜、蔡仪、李泽厚 |
| （五） 复旦大学：蒋孔阳 |
| （六） 山东大学：周来祥、狄其骢 |
| （七） 武汉大学：刘刚纪 |
| 五、 新中国美学课教师研究 |
| （一） 分化与重组：新历史境遇下的美学课教师 |
| 1. 在新中国继续执教的民国美学课教师 |
| 2. 美学课教师的新面孔 |
| （二） “思想改造”与美学课教师：以朱光潜、宗白华、邓以蛰为例 |
| 1. 批判“旧美学”：新中国伊始的美学论争 |
| 2. “百家争鸣，定于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成为“元理论” |
| 3. 新准则与新方法：美学理论阐释模式的确立 |
| （三）美学教研室——美学课教师的教学组织 |
| 1. 正名辨物 |
| 2. 北京大学美学教研室和中国人民大学美学教研室 |
| 3. 薪尽火传：美学教研室与美学课师资培养 |
| 4. 美学教研室与美学课资料建设 |
| 六、 新中国美学课教材研究 |
| （一） 高等学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编选计划会议 |
| 1.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表》（修订草案） |
| 2.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调整方案） |
| （二） 苏联美学课教材：建构“马克列宁主义美学”理论体系 |
| 1. “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的理论框架及主要问题 |
| 2. “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的本质论问题及美学史观 |
| 3. “辩证唯物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 |
| 4. “反映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的“党性”和“人民性”原则 |
| （三） 新中国美学课教材：“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美学” |
| 1. “实践论”美学与“反映论”美学的交响：王朝闻主编的《美学概论》 |
| 2. “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下的西方美学史阐述 |
| 3. 结合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讲述中国美学史专题的初步探索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著作情况 |
（8）新中国70年政治经济学的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 引言 |
| 一、传统社会主义时代的政治经济学 |
| （一）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决定因素 |
| 1. 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的基本理论依据 |
| 2. 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借以建立的基础 |
| 3.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突出贡献 |
| 4. 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的决定性因素 |
| 5. 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自身范围内的初步变革 |
| （二）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内容和主要观点 |
| 1. 关于对实践中社会主义历史定位和政治经济学出发点的论述 |
| 2. 关于对实践中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性质的理论概括 |
| 3. 关于对在实践中社会主义起作用的主要经济规律的认识 |
| 4. 关于对实践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关系及过渡条件的认识 |
| （三）传统社会主义时代中国经济学界对若干经济理论的争论 |
| 1. 新民主主义社会或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
| 2.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 |
| 二、从传统政治经济学向市场经济理论过渡的政治经济学 |
| （一）传统经济体制自我反省时期的政治经济学 |
| 1. 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自我反省和变革是对改革开放的呼应 |
| 2. 自我反省阶段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倾向和主要特点 |
| 3. 自我反省阶段经济理论界争论的主要问题 |
| （二）以邓小平市场经济理论为主导的政治经济学 |
| 1. 把中国现阶段定义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
| 2. 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 |
| 3. 把市场经济看作是资源配置的方法和手段 |
| 4. 把“一部分先富”作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 |
| 5. 把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视为新的政治经济学 |
| 6. 把“四个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
| 三、经过市场化改革并和国际市场经济接轨的政治经济学 |
| （一）“两个主体”的实际内涵发生了一定的质的变化 |
| （二）在市场化改革中邓小平的“方法手段论”发生质的变化 |
| （三）市场化改革的基本依据是西方政治经济学和发达国家的实践 |
| （四）主流政治经济学没有正确反映经济关系发生的重大变化 |
| （五）主流政治经济学误导和歪曲马克思的经济理论 |
| 结束语 |
（9）《反杜林论》的汉译传播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哲学治思（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传播逻辑、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呼应 |
| 二、从现实革命到观念革命的哲学治思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科学社会主义的东方探源：《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的首译传播 |
| 第一节 从传播渠道看科学社会主义在东方的传播 |
| 一、《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的日译与汉译 |
| 二、河上肇译本与科学社会主义在日本的早期传播 |
| 三、汉语译本与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
| 第二节 从译者主体看中国各阶级基于社会改造的理论探索 |
| 一、徐苏中选择《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的个人经历 |
| 二、中国国民党刊载《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的现实背景 |
| 三、科学社会主义在知识分子的探索与论争中传播 |
| 第三节 从文本内容看《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的唯物史观传播 |
| 一、作为唯物史观对近代历史观的革命性推进 |
| 二、作为原典哲学对早期阶级史观传播的完善 |
| 三、对唯物史观与科学社会主义关系的说明 |
| 第四节 《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是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哲学基础的源引 |
| 一、引入于无产阶级革命晨曦初照时 |
| 二、在救亡思潮中传播了科学社会主义 |
| 三、体现出科学社会主义哲学基础的思想光辉 |
| 第二章 无产阶级革命的方法论阐释:《反杜林论》在1930 年代的翻译传播 |
| 第一节 《反杜林论》在1930 年代的翻译出版 |
| 一、1927 年后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环境 |
| 二、《反杜林论》在1930 年代的翻译出版 |
| 第二节 《反杜林论》1930 年代译本的比较分析 |
| 一、类比分析:《反杜林论》1930 年代翻译出版的时代性 |
| 二、对比分析:《反杜林论》1930 年代译本的内容分析 |
| 第三节 《反杜林论》在1930 年代唯物辩证法论战中的传播 |
| 一、《反杜林论》唯物论思想的运用 |
| 二、《反杜林论》唯物辩证法的论争 |
| 第四节 《反杜林论》1930 年代译本对中国共产主义的哲学阐释 |
| 一、1930 年后进一步解释中国革命性质的现实需求 |
| 二、1930 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对《反杜林论》哲学的运用 |
| 三、对马克思主义者进行社会调查的方法指导 |
| 第五节 《反杜林论》1930 年代译本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方法论贡献 |
| 一、在革命危局中彰显暴力革命论的理论价值 |
| 二、为中国共产党肃清错误思想建立方法论前提 |
| 三、为中国共产党开辟革命道路提供唯物辩证法依据 |
| 第三章 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总体蓝本:《反杜林论》吴亮平译本的翻译出版 |
| 第一节 《反杜林论》吴亮平译本的翻译出版 |
| 一、社联与《反杜林论》全译本的问世与传播 |
| 二、吴亮平翻译《反杜林论》的主体准备 |
| 三、吴亮平翻译《反杜林论》的历程 |
| 第二节 《反杜林论》吴亮平译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的充实 |
| 一、吴亮平译本问世前的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与认识状况 |
| 二、《反杜林论》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课书的对比分析 |
| 三、《反杜林论》吴亮平译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 |
| 第三节 《反杜林论》吴亮平译本对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疏通价值 |
| 一、表明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 |
| 二、坚持以科学原则认识自然的唯物哲学 |
| 三、表明以事实为前提的价值哲学 |
| 四、阐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行动哲学 |
| 第四章 中国化的革命武器:中国共产党人对《反杜林论》哲学的理论创新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重视对《反杜林论》哲学的学习 |
| 一、《反杜林论》及相关文本的翻译出版 |
| 二、中央苏区对《反杜林论》的学习与传播 |
| 三、各地方组织的《反杜林论》学习与传播 |
| 第二节 毛泽东赞誉、研读与融造《反杜林论》哲学 |
| 一、考析毛泽东赞誉吴亮平“其功不在禹下” |
| 二、毛泽东对《反杜林论》的研读与推介 |
| 三、毛泽东对《反杜林论》哲学的融合创造 |
| 第三节 其他中国共产党人对《反杜林论》的学习与哲学借鉴 |
| 一、艾思奇对《反杜林论》的学习与哲学借鉴 |
| 二、徐特立等中国共产党人对《反杜林论》的学习与哲学借鉴 |
| 第四节 《反杜林论》哲学在中国革命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 |
| 一、从世界革命到中国革命的火种传递 |
| 二、《反杜林论》哲学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开创提供源流 |
| 三、《反杜林论》哲学为建党、建军、统一战线提供理论依据 |
| 四、《反杜林论》哲学为解决革命进程中的难题提供思维参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恩格斯对《资本论》的十大贡献——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论文提纲范文）
| 一、参与制定的唯物史观成为马克思指导政治经济学研究和《资本论》创作的“总的结果” |
| 二、无私帮助马克思，为《资本论》的创作提供多种形式的物质支持 |
| 三、为《资本论》的创作提供材料和例证，与马克思切磋《资本论》的一些理论观点 |
| 四、对《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的外在结构提出意见建议，推动了《资本论》第一卷结构的优化 |
| 五、与马克思一起确定并落实《资本论》第一卷的宣传策略，并推动《资本论》的通俗化 |
| 六、根据马克思的意见，修订出版《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和“把正文和注解最后确定下来”的第四版 |
| 七、编辑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使《资本论》理论部分三卷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
| 八、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出版中负全部责任并担任校订，扩大了《资本论》在英语世界的影响 |
| 九、驳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攻击和污蔑，在斗争中捍卫《资本论》 |
| 十、适应形势变化的要求增补《资本论》第三卷，丰富发展了《资本论》的有关理论 |
四、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四版的主要修改和补充（论文参考文献）
- [1]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出版研究（1897-2012）[D]. 肖超. 南京大学, 2014(07)
- [2]兰州现代城市总体规划的范型模式演进研究[D]. 杨倩. 兰州交通大学, 2020(01)
- [3]互联网背景下财产概念的流变及对刑法适用的影响[D]. 张弛.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4]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D]. 董波.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6)
- [5]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四版的主要修改和补充[J]. 梁攸. 经济学动态, 1963(01)
- [6]商品生产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可逾越——《资本论》第一卷“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一节的修改及其启示[J]. 毛一龙,赵学清.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 2018(01)
- [7]新中国美学课研究（1949-1965）[D]. 史磊. 东北师范大学, 2013(01)
- [8]新中国70年政治经济学的变迁[J]. 陈文通.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 2019(06)
- [9]《反杜林论》的汉译传播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哲学治思[D]. 黄自立.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10]恩格斯对《资本论》的十大贡献——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J]. 赵学清.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