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虚假政绩的负面效应及解决途径（论文文献综述）
孔建华[1]（2019）在《当代中国网络舆情治理：行动逻辑、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文中研究指明伴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的大众化、普及化、全球化、智能化正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信息化为民族国家建设与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契机,也潜在地激化了社会矛盾,成为民众情绪宣泄的窗口。网络舆情的出现为公民寻求体制外的利益表达渠道提供了场所,同时也暴露了传统行政管理的缺陷,促使政府为适应现代化治理的需要进行改革创新。网络舆情治理已成为治国理政的题中之义。对网络舆情的治理既是网络空间治理的重要内容,又是信息化浪潮中我国的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重点研究当代中国网络舆情治理的行动逻辑、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基于治理理论对诸多网络突发事件中网络舆情的演变过程及治理方式进行抽象分析和实证考察,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比较研究法、个案研究法及问卷调查法,探索具有现实解释力与指导力的规律,形成网络群体性事件和突发事件中网络舆情治理的一般路径、模型。全文主要内容如下:1.探讨网络舆情治理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等基本问题,主要是对相关成果进行系统梳理与综述。从概念界定、构成要素、特征分析、类型划分、形成演变、影响效应、功能作用等方面总结归纳了网络舆情研究的基本视角。从论文年际变化、核心机构、高产作者、期刊分布、关键词分析及研究路径评析等角度,总体性呈现了国内网络舆情治理研究的基本样貌与分析进路。特别是借助cite space等可视化分析软件,利用关键词、主题词等之间的关联,展现了该领域研究的热点和主题相关性,并对既有研究的不足和后续研究的发力点进行了评析和展望。2.网络舆情治理相关概念的界定、研究依据与分析框架。对舆情、舆论、网络舆情、网络舆论、舆情管理、舆情治理等几个核心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进行界定,用比较的方法分析它们的相互区别与联系;进而从网络舆情问题研究范式转化、治理理论的切入及网络舆情风险的演化机制等三个方面探讨当下网络舆情治理研究的理论依据;继而论述了工具—价值视角下的网络舆情管理、情境—过程视阈中的网络舆情治理、结构—功能框架下的网络舆情危机化解等三种分析框架在当代中国网络舆情治理实践中的具体运用。3.网络舆情的发生机理及表现特征。通过数据调查统计、典型个案描述,分析网络舆情的现状。网络舆情的形成是主观和客观、现实与心理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网络舆情形成的现实原因主要包括: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剧增,公共信任危机逐渐增强,西方价值观的渗透蔓延,网络言论控制措施失当,网络非理性表达占据优势。网民的集体无意识和群体认同则构成了网络舆情形成的主要心理动因。网络舆情具有个体同质性与群体共鸣性、观念个性化与媒体导向性、成因复杂化与价值多元化的突出特征。4.网络舆情治理中的行动逻辑。在具体分析国家面临的网络舆情形势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政府收集舆情信息的科学方式,网络舆情危机研判机制,应对网络舆情的基本规则。从实然和应然两种视角分析和论述了不同层级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行为模式选择及背后的深层逻辑。5.网络舆情治理中的现实困境。探讨的是网络舆情治理的制度环境、网络舆情治理中政府回应失灵的表征及根源。选择网络舆情治理系统工程中的关键一环——政府回应作为问题标靶,进行了深度解剖,以期找到治理的切口。政府部门管理的碎片化、网民权力意识多元化、网络舆情风险扩大化是网络舆情治理面临的新环境。回应不及时、回应效度及信度低、网络舆情生成前以堵为主、网络舆情生成中公关失效、网络舆情危机生成后转移视线等成为政府网络舆情管理行为失当的主要表征。在官僚体制内部,缺少网络舆情的研判能力,在信息收集与监控过程中缺位,回避舆论压力,采取冷处理,回应不及时。官僚制自身的缺陷、官僚体制的惯性、公务员的双重角色困境及自身业务能力和水平等不同程度上造成了政府在网络舆情回应中的行为失当与被动境地,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政府形象和公信力。究其根源,网络舆情治理中政府回应失灵,既有制度性的结构缘由,也有能动性因素。6.构建协同联动、综合治理的路径选择。强调网络舆情治理要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多方协同参与,推动政府、媒体、社会组织及公民共同联动。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政府依然非常重要,是网络舆情治理的主要角色。提出依然要强调政府作为元治理的角色地位,社会组织是网络舆情治理的辅助力量,新闻媒体是网络舆情治理的主要宣传者,社区组织承担着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重任。从路径选择和政策建议提出实现当代中国网络舆情善治的可行性方略。
宋盛楠[2]（2014）在《地方政府对上市公司并购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在我国,上市公司并购带有鲜明的政府主导色彩。随着证券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地方政府在上市公司并购中的作用和影响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在参与和监管上市公司并购的过程中,地方政府以股东和监管者两种身份对并购产生影响,其行为形成正负两种效应。正效应表现在上市公司因为政府的扶持获得参与外部市场竞争的优势,而上市公司的成功并购同样给政府带来良好收益。正效应促使地方政府积极影响上市公司的并购。负效应表现为地方政府出于自利动因在履行经济职能时实施了政市不分、政企不分、干预过度等行为,并因此给政府自身、证券市场和上市公司带来不良后果。本文依据政府规制和企业并购的协同效应理论,运用时间序列分析法、博弈法、多元回归法对地方政府影响上市公司并购的模式、信息披露和绩效进行实证分析,提出改善建议,期待减少地方政府对上市公司并购模式选择、信息披露和短期绩效的不良影响,最终促进地方政府恰当地履行其经济职能。本文首先从地方政府影响并购的发展状况入手,定位了地方政府在并购中的地位和作用,分析了地方政府影响上市公司并购行为中出现偏差的原因和地方政府的影响形式,以及地方政府影响上市公司并购对地方政府、证券市场、上市公司的关联效应。为了研究地方政府对上市公司并购模式的影响,本文选取云南省昆明市19家上市公司2001年至2012年发生的116起并购事件为研究样本,分析昆明市政府对上市公司并购事件的影响比例,运用时间序列分析法,构建政府政绩指标与上市公司横向、纵向、混合并购收购金额一阶差分数据的误差修正模型,做出了若干结论。地方政府为了增加市区地方财政预算内支出和市区城乡居民储蓄年末余额,促使上市公司采取横向并购模式；地方政府为了增加市区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市辖区在岗职工平均人数和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促使上市公司采取纵向并购模式；地方政府为了增加市辖区单位从业人员,促使上市公司采取混合并购模式。为消除政府影响上市公司并购模式的负面效应,地方政府应降低影响程度,完善就业制度,改善政府预算内支出现状。本文主要运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静态博弈模型,研究地方政府对上市公司并购信息披露的影响,分析地方政府、上市公司、上级监管机构之间的博弈行为。在地方政府的一般规制行为中,上市公司并购违规披露信息的溢出收益过高、地方政府的监管成本高和上市公司并购违规披露信息的惩罚太低导致上市公司违规信息披露屡禁不止。本文基于上述结论,进一步剖析出政府为了不当得利与上市公司合谋,参与违规披露信息时的影响因素是上市公司所要缴纳税率、上市公司并购违规披露信息而上级监管机构不规制（或规制力度小）时的溢出收益、政府机构或官员的寻租收益、地方政府和上市公司并购违规披露的惩罚及上级监管机构的监管成本。在此基础上,本文选取“广发证券借壳延边公路案”和“中山公用案”应用模型结论,并从地方政府的股东和监管者身份提出建议减少地方政府对上市公司并购信息披露的不良影响。在研究地方政府对上市公司并购模式和信息披露影响的基础上,本文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地方政府、并购模式、信息披露三因素对上市公司并购短期绩效的影响。通过建立上市公司并购公告前后35个交易日的短期累计超额收益率与地方政府三个影响指数、横向、纵向、混合并购模式、信息披露是否合规之间的多元回归模型,分别分析地方政府、并购模式、信息披露对上市公司并购短期绩效的影响,做出了若干结论。提高市场分配经济资源的比重、减少地方保护主义和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能增加上市公司并购短期绩效；上市公司违规信息披露的原因之一即违规披露被曝光前,虚假信息对上市公司的短期绩效起促进作用：横向、纵向、混合三种并购模式下,进行混合并购的上市公司并购短期绩效最好,横向并购次之,纵向并购最差。在此基础上,从提高市场分配经济资源的比重、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和减少商品市场上的地方保护三方面提出建议。
雷霞[3]（2014）在《新媒体时代抗议性谣言传播及其善治策略研究》文中指出本文跳出以信息是否属实和是否经由官方发布来界定谣言的传统认知框架，试图以更加中立的视角解读谣言的传播，认为谣言是广泛传播的、含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的信息。也就是说，只要社会存在不确定性的信息，就不可避免地有谣言存在的合理性。本文对谣言的定义回答了为何谣言总是屡禁不止，并在信息看似更加透明的新媒体时代没有减少，反而更多的根本原因。不确定性正是谣言的生命力所在，一旦不确定性被消除，谣言也随之死亡。相应地，新闻的目的之一便是消除信息的不确定性，因此，谣言信息与新闻信息是互为补充的信息形式，谣言信息的传播更是促使专业的新闻机构和从业人员更加追寻信息的确定性。本文原创性提出“信息拼图”与“信息稀释”概念。在人人都有可能发布和传播信息的新媒体时代，“信息拼图”作用在谣言的传播与扩散过程中功不可没。在信息的传播与扩散过程中，首先发出的信息如果与其他信息能够契合，从而嫁接形成“拼图”，就容易被认同和相信，并被大范围传播和扩散。无论是不确定性的谣言信息，还是确定性的新闻信息，只要被无数次的拼接，无数次的传播扩散，谣言信息或者新闻信息的大范围传播就展开了。与之相反，如果要阻断谣言信息经由“信息拼图”而形成大范围的传播，从信息传播角度而言，可以进行与之对应的“信息稀释”，即当谣言信息一旦有迹象表露被“拼图”而传播之时，大量的其他与该谣言信息不相关的信息，以及与该谣言信息相关的其他更加确定性的信息的入场，便可形成有效的对于该谣言信息传播的阻断，从而遏制谣言的传播和扩散。本文并不定性谣言为负面的信息，但需要治理的是负面的谣言信息，因为负面的谣言信息可能带来危害性的社会影响，这其中，尤以抗议性谣言为甚。本文选取2003年至2013年十余年间的有代表性的33条抗议性谣言为主要研究对象，为抗议性谣言做了界定，对新媒体时代抗议性谣言的传播人群、传播特点、传播动因等做了分析。研究发现，新媒体并非抗议性谣言唯一主要的发布平台，传统媒体也往往成为抗议性谣言的发源地，而抗议性谣言在具有负面社会影响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正面社会意义，因此，需要摒弃以往对于新媒体时代的谣言“一刀切”的简单应对方法。本文同时还指出，抗议性谣言并不能因其具有一定意义上的弱势群体的表达工具性而具备合法性，只是在一定的社会语境中，采用这个工具是无奈的选择。虽然很多研究者提到，只要信息公开透明，便足以消除谣言，但笔者认为，比信息透明更加重要的，一是信息透明的同时要保障信息的有效到达，二是要保障信息的发布者或确认者的权威性。本文在充分理解与辩证看待抗议性谣言及其传播特征的基础上，导入善治理念，并试图将抗议转为协商与对话，提出了正视和正面回应抗议性谣言传播的具体策略。
刘莫鲜[4]（2012）在《在虚假招聘的背后 ——对大学生求职受骗现象的质性探究》文中提出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随着中国就业的市场化与普通劳动者就业形势的日趋严峻，虚不没招聘随之出现且愈演愈烈，时至今日早已泛滥成灾。由于虚假招聘不仅侵害了众多求职者的合法权益，甚至还戕害了整个社会与心理生态，故其自90年代后期以来便逐渐受到政界和新闻界的较多关注。遗憾的是，对这样一类极具现实性的社会问题，主流学界至今给予了不应有的忽视。为此，我希望能为改变这一状况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虚假招聘并非是一个孤立的社会现象，而是植根于更为宽广的社会文化背景，不能脱离后者来加以简单的“就事论事”般的理解。鉴于大学生是虚假招聘的主要受害群体之一，本文以大学生求职受骗为主线，通过刻画与分析骗子受骗大学生、媒体及政府这四大利益主体在大学生求职受骗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各自所处的独特位置以及所展现的独特经验，揭示出潜藏在虑假招聘背后的社会文化危机。简而言之，本文主要讲述的是虚假招聘是如何反映并反作用于当前危机四伏的中国社会文化生活本身的。弄清一类社会现象的基本状况，是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的前提。研究发现，虚假招聘极其复杂，结合行骗动机与具体行骗手法，可把其划分为四大类型：钱财陷阱、色相陷阱和特殊陷阱。其中，钱财陷阱最为普遍，它包括传销、“公关”、“星梦”、校园代理、手工制作、“任务”、“出事”、网络兼职、常规及另类陷阱等。劳力陷阱则位居其次，包括招聘考试、试用、欠薪及粉饰岗位等对上述四大利益主体在虚假招聘中所扮演角色的研究是本文的重点所在。首先来看骗子,其看似是虚假招聘的始作俑者,但研究表明,在其施骗行为背后潜藏着结构、制度与文化之多重诱因。也就是说,对于这些多来自社会底层的个体为何会走上虚假招聘之路,我们绝不能从其本身的道德水平出发来寻求答案,而必须基于现今中国社会在结构、制度与文化层面之痼疾来探寻问题的根源。结合默顿的结构性紧张理论与萨瑟兰的差异接触理论,我们认为,因合法机会受阻导致的中国社会的结构性紧张与虚假招聘角色的传递和“习染”,合力促成了虚假招聘的盛行。当然,从理性选择视角出发,从事虚假招聘还必定是“合算”的,这种“违法合算”体现在：一方面,从事虚假招聘的预期或实际效用超过将时间等资源用于从事其他活动所带来的效用；另一方面,从事虚假招聘所得到的利益远大于为此所支付的成本,后者包括直接成本、道德成本和法律风险成本。为“最大化收益”,骗子会设法降低上述成本。再来看受骗大学生,他们是虚假招聘的直接受害者,也是道义上的被同情者。不过研究发现,在其受骗现象背后潜藏着社会与心理的双重危机。这些主要来自中下阶层家庭的大学生在受骗后多选择了沉默,而即便是那些采取了维权行动的受骗大学生,其维权成效也不尽如人意。在大学生令人堪忧的维权现状背后,凸显出工具理性的色彩。亦即，受骗大学生在进行维权选择时尽管无法完全藉由工具理性之计算原则去做严谨分析，但他们放弃维权的行为也是通过对维权成本与收益的大致盘算后所做出的较为“明智”的选择。至于为何受骗，虽然大学生的自我归因是“求职心切”且“欠缺社会经验”，但实际上有着更为深层的社会与心理因素。当然，更为重要的还应是前者。譬如，崇拜“潜规则”的不良社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为招聘骗局提供了生存土壤，诱使部分大学生上当受骗。再如，来自贫困家庭的大学生同样因受到社会结构性紧张的驱使，企图通过应聘某种越轨角色来改变自身经济境遇，结果成为骗子之越轨行为的受害者。从这一角度来看，虚假招聘中的行骗与受骗似皆源于社会的结构性失衡。最后来看媒体和政府。诸多事实无不表明，媒体在虚假招聘的泛滥中扮演着“利益同谋”的角色。这体现在，一方面，诸多传媒为追逐自身经济利益，而自觉或不自觉地沦为骗子传播虚假招聘广告的“帮凶”；另一方面，面对业内公然发布虚假招聘广告的可耻行径，众多媒体却拒绝曝光或提供曝光平台，即使是那些“乐于”揭露相关骗局的媒体在揭同行之短时往往也缺乏指名道姓的勇气和决心。换而言之,对媒体而言,经济利益和行业利益高于一切,它们为此不惜“媒”“媒”相护。而本该在虚假招聘治理中大有作为的政府,却扮演了“不够作为者”的角色：一方面,在日常监管实践中,相关职能部门面对求职者的投诉或举报,常常表现出冷漠、相互推诿、形式主义和政绩“理性”等官僚制作风；另一方面,在此类行政不作为或不够作为的背后潜藏着诸多制度缺陷,即有关法律法规的不健全和监管层面相关制度的漏洞。事实上,媒体和行政机关的上述行为也是在失范情境下产生的越轨反应,且同样突现出某种“理性算计概而观之,在上述四大主体留给我们的印象中,最为深刻的莫过于理性行动者之形象。不论是为牟取非法利益而大肆施展招聘欺诈之各色骗子,还是为了商业利益、行业利益而放纵自身或他者广告违法行为之媒体；也不论是因维权成本高于收益而放弃维权甚或沦为骗子帮凶之受骗大学生,还是沉溺于形式合理性与政绩理性的行政机关,都集中展现出一种“自利性”。也就是说,这些行为主体多在为自我的特殊利益而奋斗,唯独没有谋求公共利益。也正是他们不约而同地所“秉持”的这种工具理性从根本上推动了虚假招聘的滋生、繁衍与“兴盛”而这恰恰突现了现今广为学者所诟病之“集体行动的困境”，也加剧着公共性原本就光天不足的中国之公共性危机。故为从根本上扭转虑假招聘泛滥的局面，我们就需从更为宽广的社会文化层面入手。应通过革新现行制度安排，重建合理的社会结构与道德文化，提升求职者自身索养等，以将虚假招聘所涉各方主体的“理性”行为从机会主义歧途重新引入有益于公众利益和社会福祉的正途。在本文中，一方面，我尽力试图用“讲故事”的方式来描述和呈现现今有关中国社会结构、制度与文化之痼疾。对于这类痼疾，我们的视野里已经有太多宏大叙事与情绪感慨，欠缺的反而是“事实木身”。正如孙立平所言，“事件性过程’可以动态地展示出社会生活运作的复杂逻辑，而这正是“静态的”结构或制度分析所欠缺的。为此，我先将虚假招聘视为一类事件，在众多大学生身上恰好发生了数件因虚假招聘所致之“求职受骗”的事件性过程,这类过程由许多更小的过程所构成。然后，通过对这类事件性过程之不同侧面的描述与分析，揭示出事件中那些更为微妙的逻辑和机制。诚如刘瑜所言，一个个具体的个案有助于我们从意识形态的“高地”回到事实和细节的“平原”，本文目的之一正是试图通过呈现具有一定开放性和独立性的相关故事，以更多地保留实践的面貌和分析的潜力。另一方面,我也力图结合“结构-制度”的分析视野,以结构、制度和文化之相关变量,来凸显或整合特定虚假招聘故事中的意义及更广的重要性,并藉此探讨解决虚假招聘的系统性措施。
王海霞[5]（2019）在《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研究》文中提出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思想保证、价值引领和精神支撑;它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结晶和升华,为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教育创新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和坚实的实践基础。首先,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汲取了中国优秀传统意识形态教育理论、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理论以及我国历代党的领导人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精髓要义,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其次,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是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经验教训和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实践经验、科学回答为什么加强和怎样加强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等实践问题的基础上形成的科学理论,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是一个系统、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解决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教育问题、探求意识形态教育规律的过程中,对我国意识形态教育的地位、作用、目标、任务、原则、方针、内容、途径、方法等进行客观认识和安排部署的理论成果,是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习近平作为主要创立者,对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形成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习近平指出,意识形态教育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维护党和国家政治稳定大局的根本要求,具有固本铸魂的重要作用;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目标,习近平强调,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教育根本目标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他还针对党员干部、学生、农民、军人等不同人群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应的意识形态教育具体目标;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习近平提出,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并提出“四个讲清楚”、“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坚定“四个自信”等意识形态教育具体任务;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方针,习近平提出,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方针是四个“服务”,即“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原则,习近平主要提出了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坚持以正面宣传教育为主、坚守意识形态教育阵地、遵循意识形态教育规律、坚持改革创新、注重实效等原则。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内容,习近平认为,意识形态教育主要包括理想信念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党史国史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等;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方法,习近平倡导并使用了宣传教育法、舆论斗争法、辩证分析法、示范警示法、滴水穿石法等;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主要途径,习近平主要从宣传教育、制度建设、教育队伍建设、重要支撑构筑等方面阐述了意识形态教育的途径,在宣传教育方面,他主张正面宣传教育和舆论斗争相结合、理论教育和实践活动相结合、集中教育和经常性教育相结合、全员全过程全方位教育和分层分类教育相结合、教育“软约束”和制度“硬措施”相结合等,在制度建设方面,他主张建立健全宣传教育体制机制、网络意识形态教育制度、意识形态教育实践活动长效机制、意识形态教育相关法规等,在教育队伍建设方面,他主张选拔和任用优秀教育人才、加强教育队伍培训和管理、增强教育者自我教育能力、加大对教育者的考核激励力度等,在重要支撑构筑方面,他分别从话语支撑、理论支撑、文艺支撑、环境支撑等方面构建起了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教育的支撑体系。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具有丰富意蕴、重要价值和鲜明特征。首先,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蕴含丰富的哲学意蕴,体现了深邃的哲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并主张寓言于教,在形象生动的话语隐喻中彰显意识形态教育功能;其次,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重要价值,在理论方面,它继承了中国传统意识形态教育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理论,丰富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理论,在实践方面,它为促进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教育工作提供行动指南,为解决意识形态教育问题提供科学方法,为意识形态教育理论创新提供方向指引;最后,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尤其是唯物辩证法贯穿始终,使其显示出独特而辩证的特征,实现了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统一、整体性和针对性的统一、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统一、继承性和创新性的统一。
梁甜甜[6]（2020）在《邻避设施选址中利益冲突的权衡与化解》文中研究说明邻避设施选址冲突是与经济发展相伴而生的产物,是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环境美好需要的体现。对于这些邻避设施而言,它们有兴建的必要性但是却会影响到设施附近居民的利益,所以邻避设施选址冲突的发生从根源上来讲就是社会主体间不同利益需求的碰撞。如何能在国家经济发展建设中对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进行平衡进而对设施附近居民利益予以最大程度地保护,使人类的生存环境维持在良好的状态,这不仅是对现实需要的回应,也是时代赋予环境法学者的新课题。为解决邻避设施选址中出现的主体间的冲突,更好地保护邻避设施附近居民的利益,就需要对邻避设施选址中利益冲突涉及到的基本问题进行明确,从维护邻避设施附近居民环境利益的角度来分析不同邻避设施选址中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再对引发这些主体间利益冲突的要素予以权衡,进而设计出最合适的有利于化解邻避设施选址中利益冲突的法律解决路径。这样不仅能丰富有关邻避设施选址的环境法理论,也能拓宽对邻避现象进行法学研究的思路,为我国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解决邻避设施选址难题方面建立理性基础。在邻避设施选址中利益冲突的基本问题分析方面。“邻避”是某些会产生负外部性的设施附近的公民群体因设施兴建致使其环境利益受损而进行维权的现象。邻避设施就是指这些被附近居民反对的好处与风险并存的设施。在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我国现代化发展中兴建的邻避设施可分为污染风险型公共设施、污染风险型生产设施、不宁适型公共设施和污名化型公共设施,每种设施都根据自身性质有着不同的特点,由此产生的主体利益冲突亦有差别。这些利益冲突是邻避设施选址冲突产生的根本原因,也因当今人类对良好环境的需求显现出新的时代特色。由于邻避设施的兴建会侵害到设施附近居民的环境利益,所以选择他们应享有的环境权作为正确的利益冲突考察视角对其环境利益与环境权进行分析。这些基本问题是研究邻避设施选址中利益冲突的前提。在邻避设施选址中利益冲突的类型方面。邻避设施选址中涉及到的主体间的利益冲突是邻避设施选址冲突权衡和化解的对象,其从总体上可划分为基于主体数量差别而引发的利益冲突、基于主体对客体的利益差异而引发的利益冲突和基于价值取向区别而引发的利益冲突三类,每种邻避设施选址中产生的利益冲突无一不与这三种利益冲突类型有关。污染风险型公共设施选址中的利益冲突源于较小范围内公益与个益的冲突;污染风险型生产设施选址中的利益冲突源于较大范围内公益与个益的冲突和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冲突;不宁适型公共设施选址中的利益冲突源于传统价值与现代价值的冲突;污名化型公共设施选址中的利益冲突源于正义价值与自由价值的冲突,他们分别呈现出各自相异的表现形态。这些不同邻避设施选址中的利益冲突是文章的重要议题所在。在邻避设施选址中利益冲突的权衡方面。各种不同邻避设施选址中的利益冲突都是主体间正当利益的冲突,这些利益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相互斗争的关系,而应是彼此照应、和平共处的关系。利益权衡理论是为兼顾各方的正当利益而对利益分配进行妥当解释的理论,其引入到不同邻避设施的选址中能为主体利益冲突的化解提供考量。在对不同邻避设施选址中主体的利益进行权衡时,需适用利益权衡原则中的正当程序原则、比例原则和紧缺利益优位原则,采用价值目标比较下“质”的排序和受益人数对比下“量”的多少两种权衡方法,根据不同类型邻避设施的性质特点,在这些邻避设施选址中利益冲突划分的基础上,总结出引发各类邻避设施选址中利益冲突都需要权衡的共性因素,区分出它们之间不同的个性因素。对不同邻避设施选址中的利益冲突进行权衡是邻避设施选址冲突化解路径提出的基础。在邻避设施选址中利益冲突的化解方面。化解邻避设施选址中的利益冲突需要做好事前防范,对不同主体的权责进行确定才能设计出与此相应的具体化解路径,为解决邻避设施选址中的利益冲突提供理论以及实践方面的指导。邻避设施选址利益冲突化解的事前防范需要在对不同邻避设施选址中利益冲突划分和权衡的基础上合理配置主体的权责,政府要在正当行使管理权力和承担环境责任一致的前提下实行有效的行政措施;邻避设施附近居民要实现公民环境权以对政府形成制约、与企业进行博弈;邻避设施兴建企业要承担起社会环境责任,社会中的其他主体也要参与进来形成多元参与的联动机制来达到主体间利益的制衡,进而保护设施附近居民的合法权益。邻避设施选址中利益冲突化解的具体路径可体现为邻避设施选址涉及到的主体共同参与的协商方式、政府和企业与设施附近居民单独或双方对第三方中立组织的授权方式、政府与企业对设施附近居民的补偿方式和邻避设施附近居民环境权的司法救济方式。这些具体路径都是通过主体间良性互动的方式达到化解邻避设施选址冲突的目的。对不同邻避设施选址中的利益冲突进行化解是文章的最终目标。总之,为了能对邻避设施选址冲突的化解有所助益,需要通过对不同邻避设施选址中出现的各类利益冲突的生成原因和表现形态详细地研究,有针对性地权衡引发不同邻避设施选址中利益冲突的因素,在法律上合理配置相关主体的权责,提供具体而有效的法律解决路径以平衡主体之间的利益。
周媛媛[7]（2020）在《“指标考核”与“基层压力”：政府专项任务指标考核机制研究 ——基于扶贫考核的经验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由考核压力源衍生的基层行为偏差,引发了对政府专项任务绩效考核的理论反思。政府专项任务绩效考核脱离平等、开放、包容的时代发展需要,释放出的第一信号就是被考核者的压力愈发增大。对此,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社会公众,无一不期望考核的“返璞归真”。在减少考核压力、减轻考核负担的呼声中,渗透出对其进行优化与升级的价值期盼。本文以扶贫领域中的治理乱象以及乡镇扶贫干部的高压处境为线索,紧紧围绕“指标考核”与“基层压力”之间的微妙关系,对政府专项任务绩效考核的优化路径展开研究。也即,如何优化具体的指标考核机制,以缓解基层高压现状、激发基层工作人员的主动性和创造力,是本文的核心问题与根本遵循。为解答上述核心问题,对考核与压力之间的关系进行学理性呈现,本文以扶贫考核的背景转变为契机,进行了抽丝剥茧式的深入调研与参与式观察。从最初对考核次数、频率、形式的表层关注权宜性的转变为对理念、内容、方式的立体式研判,完成了对政府专项任务绩效考核这一微观命题的全景式把握。在此基础上对既有指标考核机制进行反思与沉淀,回应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极其重要却尚未得到足够重视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作为对扶贫考核的现实回应,本文以两个“调研故事”为逻辑主线,逐层揭开考核压力源的神秘面纱。故事一,过频考核使乡镇扶贫干部陷入高压境况,引发扶贫行为偏差。调研从多头考核、层层考核等现象入手,对造成显性考核负担的历史沿革、体制背景及过程机理进行了深入分析。伴随着过频考核问题取得实务界的高度关切,减少考核频次、为基层扶贫干部减负走进了话语中心。在此基础上,对调研乡镇进行回访,也即故事二的源起。调研发现,当过频考核得到有效控制,乡镇干部的高压境况并没有得到实质上的缓解。可见,以过频考核为表征的显性考核负担对基层高压现状的解释力尚且不足,考核频率、次数并不是致使基层扶贫干部身陷高压处境的根本原因。为此,本文以扎根理论为基础,对置身于复杂情境中的个体进行深度访谈,尝试找寻扶贫考核的深层压力源,建构起指标考核机制研究的理论框架。由指标考核引发基层高压的现象并非扶贫领域特例,而是受指标考核的制度秉性所致。扶贫考核作为透视政府专项任务绩效考核的窗口,其背后折射出基层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日常高压处境。本文以扶贫考核为现实素材,贯通对政府专项任务绩效考核的全局性理解。考核的价值初衷原本在于激发个体的工作动力,而目前的考核恰恰在不断消解这种基础。当指标考核机制滞后于社会发展需要,不仅会制约政府服务能力和行政效能的提升,还会强化被考核者的压力感知,引发职场行为偏差。考虑到指标考核机制在运行过程中形塑了稳定的价值逻辑与制度安排,并伴有强烈的路径依赖和自我强化趋势,需要根据环境变化及时从外部输入变革因子,进行适应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阻断考核高压的生成基因,破解低效失序的制度瓶颈。有鉴于此,本研究基于“考核理念—考核内容—考核方式”的一般性理论框架,对政府专项任务绩效考核进行了本源性、实践性的探索与展望,阐释指标考核机制面临的现实阻碍和重要挑战,并对其未来发展路径付诸长久的理论关切与持续性追问。
李悦鸣[8]（2020）在《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研究》文中提出考核评价是党管干部和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手段与工具,是对党政领导干部治理能力、执行效率等多方面的评判,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是保障这一评判得以科学有效进行的基础。在中国共产党发展的百年历程中,党和国家治理主题发生多次转变,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亦适时调整以突出治理主题的地位和重要性,为党政领导干部的外在施政行为与内在动机提供导向,表现出极强的回应性与调试性。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与高压反腐常态化运行,党政领导干部的行为动机发生微妙变化,“为官不为”等消极不作为现象开始抬头,党政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新性下降,致使其治理能力遭到削弱,激励党政领导干部担当作为的紧迫性不断增强。在此情形之下,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考核评价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完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的重要性,相继制定和出台《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等一系列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条例、办法,注重突出考核评价的激励属性,以期激励党政领导干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建设进程中勇于担当、敢于作为。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是评价和判断党政领导干部施政行为效果的基本保障,是考核评价工作有序运行的基础所在,具有天然的激励属性。在不同历史时期,受党和国家治理主题、发展战略以及制度建设等因素的影响,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是一个不断演变发展的过程,先后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干部审查机制、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干部考察鉴定机制、改革开放以来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四个阶段,极大的激励了党政领导干部坚定理想信念、提升治理能力、优化工作绩效,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激励效应得以凸显。考核评价内容体系与指标体系是党和国家治理主题的外显,是既定时期党和国家承担的主要任务与工作目标,对党政领导干部行为具有显着的导向作用。改革开放以后,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之上,架构起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评模式,将地区经济发展与党政领导干部政治晋升等个人利益有机结合,极大的激励了党政领导干部发展经济的热情,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面对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绿色GDP、“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等理念的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评的重要内容,激发了党政领导干部注重环境保护、生态治理的积极性,有效推动了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于此同时,在过度关注某一领域的过程中,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出现异化,如在“经济优先”的时期,党政领导干部注意力与资源向经济领域过度倾斜,导致经济片面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在环保比重上升时期,随着生态问责等负向激励的不断强化,党政领导干部对环境保护高度重视,“环保一刀切”成为生态治理的重要手段,企业关停、工厂停工乃至“无猪县”等现象不断上演,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置于对立面,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停滞不前。本文采用晋升锦标赛理论、行为主义激励理论、绩效考核理论,探讨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问题,是因为其为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衡量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路径方式,打破了政绩生成的黑箱,使政绩具有了可衡量性与可判断性,能有效激励党政领导干部围绕考评目标展开工作。党政领导干部不仅是“党性人”、“政治人”,同时也是理性“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是其行为动机的必然选择。激励党政领导干部担当作为是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核心要义,目标责任导向下的政绩发生行为扭曲效应、负向强激励指向下的履职行为替代效应以及正向强激励维度下考评激励的挤出效应是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异化的主要表现,致使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结果失真、考核评价激励约束失效,致使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沦为党政领导干部谋取个人利益和自保的工具,其激励效应出现异化。究其原因,一是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激励信息不对称。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自下而上考评信息获取阻塞、自上而下激励信息传递延迟以及考核激励信息黑箱共同作用,都为党政领导干部加工政绩信息、扭曲考评结果创造了条件。二是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自身缺陷。考核评价机制内生不完善性、外在环境制约以及自发性考核激励规范性失效削弱了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激励效应,为激励效应异化埋下了隐患。三是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约束失衡。随着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推进,强化考评约束功能的同时弱化其激励功能,激励约束失衡导致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异化。四是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机制激励行为动机异化。考评结果与党政领导干部个人利益获取密切相关,在利益刺激之下,党政领导干部的动机、行为都围绕利益展开,与维护公共利益价值相悖,引发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异化。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就是要充分发挥考核评价的激励功能,激发党政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但是受考评机制不完善等多元因素的影响,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激励效应出现异化,出现“数字政绩”“积极避责”“为官不为”等现象。因此,提升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要不断完善和创新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优化考评内容、明晰考评责任、创新考评方式、强化数据应用和注重考用结合等层面进行顶层设计。一是优化考评内容,营造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激励导向。通过突出考评政治标准、崇尚实绩和完善考评指标体系,为党政领导干部行为提供明确导向。二是明晰考评责任,强化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激励效果。通过健全考评主体责任体系、构建考准考实的考评理念和加强考评工作业务培训等方式,确保考评结果的准确性,为将激励做对奠定基础。三是创新考评方式,满足党政领导干部多元激励要求。探索正负向考评协调推进、长短期考评有序衔接、多元化考评同步展开和差异化考评精准发力等多元考评方式,从不同的维度对党政领导干部的政绩进行评判,为多元激励创造条件。四是强化数据应用,提升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激励精度。从考评数据采集、信息共享和数据平台层面着手,从而有效解决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信息不对称问题,提升考评的精度。五是注重考用结合,保障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激励落实。考评结果的及时反馈与激励手段的有效落实对党政领导干部具有激励作用,完善考评结果审核机制、构建激励标准体系、强化结果刚性运用和细化申诉救济机制等方面着手,提升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结果落实的时效性,确保考评激励的充分落实。通过完善和优化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以考评激励刺激和引导党政领导干部的动机行为,激发党政领导干部不断提升治理能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
徐纯[9]（2017）在《我国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内容分析法》文中认为2014年10月,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国家审计制度,保障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2015年12月8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完善审计制度若干重大问题的框架意见》及《关于实行审计全覆盖的实施意见》等文件,指出要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完善审计制度,健全有利于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的审计管理体制。2016年5月17日,审计署在《“十三五”国家审计工作发展规划》中进一步强调,要完善审计制度,加大审计力度,创新审计方式,提升审计能力,提高审计效率,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更好地发挥审计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近年来,在党和政府的重要文献中,多次强调要完善国家审计制度,这既是对过去三十多年审计工作的肯定,更是对未来审计监督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继续发挥更大作用的深切期待和更高的要求。我国国家审计机关自1983年成立以来,在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推动民主法治建设、维护财政经济秩序、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推进改革发展、强化权力监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我国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全面深化改革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为我国国家审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也对国家审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在我国大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际,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国家审计制度,从而更好地发挥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成为了当今的重要课题。古人有云:“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总是可以给人以启迪和明鉴。从一定意义上讲,一部审计史也是一部国家的兴衰史,是一部国家治理发展史,是一部不同利益博弈、不同思想交锋、不同文化碰撞、不同制度更替的历史（刘家义,2015）。通过梳理我国国家审计制度自1983年以来的历史发展脉络,阐明国家审计制度演进的基本过程和规律,为进一步完善现代国家审计制度提供分析依据。目前学术界关于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文献资料不多,相关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国家审计制度的某一具体领域,如绩效审计制度、环境审计制度、预算审计制度等;或者集中于国家审计制度的某一具体内容,如国家审计制度的文化变迁、审计对象的变迁、审计目的的变迁等,;亦或是集中于对国家审计制度变迁某一具体方面的研究,如审计制度变迁的表现、制度变迁的动因或者制度变迁的路径。为了进一步促进现代国家审计制度的完善,并为审计制度的创新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因此有必要全面详细地梳理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发展脉络。基于内容分析法,本文以1995年至2015年审计署发布的《关于上一年度中央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下文简称“政府审计工作报告”）、1984年至2016年历任审计长在全国审计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下文简称“审计工作会议报告”）以及2003年至2016年审计署发布的审计结果公告等文本资料为研究切入点,梳理和把握从1983年我国现代国家审计制度建立至今的发展变化情况,透过这些国家审计报告及公告内容的发展演变来折射国家审计制度的历史变迁过程,从而使内容描述获得了一定的历史价值。本文既从原理上阐明国家审计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动因,又通过历史考察阐明国家审计制度演进的一般过程及变化发展规律,从而为现代国家审计制度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依据,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分为九章,各章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本章介绍本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阐述本文的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制定了研究框架和各章写作安排。本章是本文的整体规划。第二章:文献综述。本章阐述了国家审计制度变迁和内容分析法的相关研究,发现关于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审计制度变迁的过程、审计制度变迁的动因以及审计制度变迁的路径三个方面;关于内容分析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描述性分析、比较分析、情感分析、趋势分析和可读性分析五个方面。本章通过文献综述,发现研究机会,这是本文的研究前提。第三章:理论基础。本章首先对公共受托责任理论、免疫系统理论、国家良治理论以及新公共管理理论进行深入辨析后,提出社会公共活动中的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问题是国家审计制度产生的基础。然后,结合近代制度学派制度变迁理论、新制度学派制度变迁理论、马克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以及我国制度经济学家的主要观点,探究了我国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动因。第四章:国家审计制度的理论分析框架。本章构建了由国家审计体制和国家审计机制两部分内容组成的国家审计制度理论分析框架。基于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国家审计功能、国家审计根本目标和国家审计组织体制,探讨了国家审计体制。从审计组织方式、审计实施方式、审计评价方式、审计结论作出、审计报告方式、审计成果运用和审计人员管理等七个方面分析了国家审计机制。通过构建该理论框架,为后文进一步研究国家审计制度的变迁奠定基础。第五章: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过程。本章基于国家审计制度的理论分析框架,以政府审计工作报告、审计工作会议报告以及审计结果公告为研究切入点,运用内容分析法对以上报告及公告进行词频分析、关键词分析、语义网分析、聚类分析、情感分析以及主题分析,全面细致地梳理和把握了从1983年我国现代国家审计制度确立至今的发展变化情况,透过这些国家审计报告及公告内容的发展演变折射国家审计制度的历史变迁过程。第六章:国家审计报告及公告的可读性分析。本章运用中文可读性公式分别计算政府审计工作报告、审计工作会议报告以及审计结果公告的的可读性得分,并与相关审计信息接收者的受教育程度相配比,在此基础上综合评价政府审计工作报告、审计工作会议报告以及审计结果公告的可读性水平,检验国家审计信息的传递效率和效果。第七章: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动因分析。本章基于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理论分析,探讨了国家审计制度变迁发展的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其中,根本原因是国家治理中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和协调,直接原因是政治、经济、法律、文化以及技术环境的变化促进了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提升。第八章:完善国家审计制度的政策建议。本章从创新国家审计的对象和内容、创新国家审计的方式方法、完善审计结果报告及公告制度、完善审计结果落实制度四方面提出了完善国家审计制度的具体政策建议。第九章: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本章对全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和研究局限性进行了总结,并对国家审计制度和内容分析法的后续研究方向和领域进行了展望。从主要方面归纳,本文的创新点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一、创造性地将内容分析法运用于国家审计研究目前,国外学者将内容分析法广泛应用于新闻传播学、图书情报学、社会学、心理学、行为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在国内,内容分析法也已被逐步运用于新闻传播学、社会学、图书情报学、管理学等领域,但还没有专家学者将内容分析法运用于审计领域的研究,尤其是国家审计研究。本文运用内容分析法研究国家审计-制度的变迁问题,一方面拓展了内容分析法的运用范围,另一方面,为研究国%审计问题提供了崭新的研究方法。可读性分析是内容分析法的重要内容。本文创造性地运用中文可读性公式研究国家审计报告及公告的可读性水平。目前,我国学者针对中文可读性的研究主要是借鉴外国学者发明的可读性公式,如Flesch公式、Lix指数等,研究中英文教材、文学作品、新闻报道以及上市公司年报、内部控制报告、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等的可读性问题。但不足之处在于直接借用英文可读性公式来测量中文文本,由于中英文句子结构和文字构造都不尽相同,这不免会造成削足适履的尴尬情形。本文基于台湾学者宋曜廷（2013）和刘忆年（2015）开发的中文可读性公式,综合研究了国家审计报告及公告的可读性问题,拓展了国家审计的研究空间。此外,本文还开发了研究国家审计报告的情感词典。Tim&Bill（2011）通过研究1994年至2008年间上市公司年度报表,发现根据《哈佛词典》的释义,在报告中有四分之三被认定为是消极词汇的词语在财务领域并不是消极词汇。同样地,在《辞海》或者《现代汉语词典》中被定义为消极的词汇在审计研究领域也不一定是消极词汇。基于此,本文开发出了一份适用于审计报告研究领域的情感词典,包含审计报告中常用的积极词汇和消极词汇,以便更好地衡量审计信息所传递的情感内容。二、构建了基于内容分析法的国家审计制度理论分析框架目前学术界关于国家审计制度的相关研究不少,但是系统地研究并构建国家审计制度分析体系的文献极少。厘清国家审计制度的内涵,并建立研究架构是分析国家审计制度及其变迁的根本。本文认为,国家审计制度是国家公共利益关系中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导致的,是国家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缓解国家与相关利益关系人的利益冲突、维护国家公共利益而作出的制度安排。国家审计制度分析框架包含国家审计体制和国家审计机制两部分内容。国家审计体制包含国家审计的地位、功能、根本目标和组织体制等内容,国家审计机制包含审计组织方式、实施方式、评价方式、结论作出、报告方式、成果运用、人员管理等。基于这一国家审计制度分析框架,本文对政府审计工作报告、审计工作会议报告以及审计结果公告进行了编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内容分析。三、创新性地阐释国家审计制度产生的基础目前学术界广泛接受的关于国家审计制度产生的理论主要有:公共受托责任理论、免疫系统理论、国家良治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等。通过对上述理论的辨析和探讨,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本文提出社会公共活动中的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问题是国家审计制度产生的基础。国家通过治理体制及机制配置和运行权力,规定和调整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利益关系,以及国家内部各利益集团的利益关系。国家审计就是国家、社会、个人利益关系的调整过程,是维护国家公共利益的过程。在国家代表和集中的利益关系中普遍存在着利益冲突的现象,利益冲突是利益主体间的动态博弈过程,主要通过协商、调整、合作、互动等方式解决。国家审计就是为协商和调整国家代表的利益关系中的利益冲突而建立的制度安排。信息不对称问题是由公共利益关系中的相关利益关系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导致的,是国家审计产生的重要基础。
杨磊[10]（2019）在《意识形态引导论》文中研究说明意识形态是指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服务于国家政权巩固、有严密逻辑体系的观念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引导是指执政党为了巩固国家政权,运用一系列手段引领全体社会成员思想和行为的过程。意识形态有着广泛的社会功能。意识形态引导功能是意识形态功能的一个方面,表现为:定向解释世界,提供价值和规范,供给制度和政策。意识形态引导功能的实现需要内外部条件。从内部条件看,其功能的实现既要有清晰的主体和客体、明确的目标和内容,还要有持续的动力以及媒介。从外部条件看,社会发展的诸要素制约着意识形态引导功能的发挥,其中,经济生产中的经济技术、经济体制、国际经济环境是影响意识形态引导的决定性因素,社会结构中家庭结构、阶层结构、社会流动与社会改革是影响意识形态引导的重要因素,政治上层建筑中执政党、国家机构和法治体系的调整是意识形态引导的重要手段,观念上层建筑中的社会思潮是意识形态引导的主要对象。政治系统理论为理解意识形态引导的整个过程提供了一套分析方法。按照此方法,我们可以把意识形态引导看作是一个系统,这一系统的良好运行仰赖于充分的内外部条件。政治系统理论提供了把内外部条件放入意识形态引导系统中进行分析的一系列环环相扣的环节,这些环节构成了意识形态引导的运行机制。这一机制是分析意识形态引导全过程的一种视角,它把引导过程分为四步,即需求的输入、支持的输入、支持受到压力时的反应、反馈环路与特定支持的输出。在需求输入环节中,需求是指能够对社会成员思想和行为产生影响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需要。社会成员需求的广泛性使得需求过多成为意识形态引导的难题。因此,对需求产生之前的表现形式—欲望进行调节和转化就十分重要,即要建立欲望转化和调节机制。当那些正当的欲望必然转化为需求时,对需求流量进行调节和控制就成为了又一个难题,因此,要建立需求流量调节机制。当需求输入后,执政党必然要对这些需求进行回应,这就是支持的输入。不管是显性支持还是隐性支持,支持的承担者主要是执政党。然而,执政党在进行支持输入过程中,必然受到经济社会复杂环境的干扰以及自身局限性或失误的影响,支持受到损耗的结果不可避免。正因为如此,支持输入后必然会受到部分社会成员需求仍没有被满足而带来的压力。此时,执政党必须做出反应。最有效的办法是提供弥散性支持,具体就是:执政党当中的引导者采用友好的态度和持续的善意,以“润物细无声”的形式潜移默化地引导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虽然支持输入和弥散性支持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社会成员的需求问题。但是,仍有部分社会成员的需求因经济社会环境和其他因素的变化而无法完全被满足,此时,执政党必须提供特定的支持,即提供有针对性的方法、价值观和政策来满足这些需求。支持的特定输出过程就是反馈环路,它分为反馈刺激、反馈反应、反馈信息、特定输出四个步骤。之前的政策输出、环境的变化、社会成员的认知性反馈都可以看成是一种反馈刺激,这些刺激的各种表现就构成了反馈反应。积极的反馈反应是执政党之前输入的支持满足了部分社会成员需求的结果。消极的反馈反应是各种复杂因素带来的社会成员需求变化而没有被满足的结果。面对消极反应,最有效的办法是,执政党以成本最低、收效最大的方式优先满足某些最有影响的成员。除此之外,执政党还必须对消极反馈反应中的信息进行研究,具体要研究这些信息出现失真和时间延搁的情况,进而获得及时、准确的社会成员的动态思想和行为信息。但是,执政党只有信息,没有输出能力,仍然无法提供有针对性且高质量的输出。因此,执政党要善于利用自身具备的内外部资源,以最大的努力和诚意输出特定的价值观和政策。一般而言,这种特定的输出会在很大程度上满足那些特定的需求。但是,若想顺畅地进行意识形态引导,还必须把这种输出与弥散性支持结合起来,持续地在变化着的复杂环境中提供支持。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变化巨大,意识形态引导处在异常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之中,既有积极因素,又面临不少挑战。积极因素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引导的理论基础不断夯实,意识形态引导的方式不断完善,意识形态引导的机构不断健全等方面。面临的挑战主要有:社会思潮冲击主导性意识形态,重大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频发,主客体成员带来的隐患等。挑战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实现意识形态引导功能所需的内外部条件不足。表现为:外部条件的复杂性,内部条件满足的艰巨性。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引导运行机制不完善。表现在:党对人民群众需求的转化和调节能力较低,导致需求过载现象出现;支持输入不足与偏差的现象时有发生;意识形态引导受到压力时,反应者和反应时间方面存在问题;特定支持输出过程中反馈环路的部分环节存在压力。为了在剧烈变化着的时代长久稳固执政,中国共产党应从两方面入手应对意识形态引导面临的难题。首先,从长远看,应认清意识形态引导功能实现的内外部条件。要认清外部条件中,经济发展是意识形态引导持续有效的根本前提,社会结构的变化是影响意识形态引导的重要因素,政治上层建筑的调整是意识形态引导的重要手段,党的意识形态与社会思潮须形成一元主导、多元并存的长期格局;要认清内部条件中,主体、客体、目标、动力和媒介等方面问题改进的艰难性和长期性。其次,在短期内,中国共产党可以通过优化意识形态引导的运行机制,满足和调节人民群众近期的迫切需求。具体就是:完善欲望转化机制和需求流量调节机制;提供强劲且精准的支持输入;保持受到压力时的恰当反应;畅通特定支持的反馈环路。
二、虚假政绩的负面效应及解决途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虚假政绩的负面效应及解决途径（论文提纲范文）
（1）当代中国网络舆情治理：行动逻辑、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提出、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提出 |
| (二)选题背景 |
| (三)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网络舆情治理的基础理论述略 |
| (二)国内外网络舆情研究的基本视角述评 |
| (三)网络舆情治理研究现状的可视化展现与进路分析 |
| 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一)研究思路和结构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数据来源 |
| 四、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理论依据与分析框架 |
| 一、概念界定 |
| (一)舆情与舆论 |
| (二)网络舆论与网络舆情 |
| (三)舆情管理与舆情治理 |
| 二、理论依据 |
| (一)网络舆情研究范式的转化 |
| (二)治理理论如何嵌入网络舆情治理 |
| (三)网络舆情的风险生成与内在逻辑 |
| 三、分析框架 |
| (一)工具—价值视角下的网络舆情管理 |
| (二)情境—过程视阈中的网络舆情治理 |
| (三)结构—功能框架下的网络舆情危机化解 |
| 第二章 网络舆情的现状、形成与特征 |
| 一、网络舆情的现状 |
| (一)网络舆情的数据调查及统计分析 |
| (二)网络舆情典型案例分析 |
| 二、网络舆情的形成 |
| (一)网络舆情形成的因素分析 |
| (二)网络舆情形成的现实原因 |
| (三)网络舆情形成的心理动因 |
| 三、网络舆情的特征 |
| (一)个体同质性与群体共鸣性 |
| (二)观念个性化与媒体导向性 |
| (三)成因复杂性与价值多元化 |
| 第三章 网络舆情治理中的行动逻辑 |
| 一、网络舆情引致的形势与挑战 |
| (一)网络舆情影响司法审判 |
| (二)网络舆情演变为群体性危机 |
| (三)网络舆情催生出不稳定因素 |
| 二、政府对网络舆情信息与危机的分析研判 |
| (一)政府收集舆情信息的主要方式 |
| (二)政府应对网络舆情危机的研判机制 |
| (三)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基本规则 |
| 三、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行为模式 |
| (一)中央层面的控制方式:前瞻性把控 |
| (二)地方政府的干预行为:主动型化解 |
| (三)基层政府的规避之策:顶压式回应 |
| 第四章 网络舆情治理中的现实困境 |
| 一、网络舆情治理的制度环境 |
| (一)政府部门管理碎片化 |
| (二)网民权利意识多元化 |
| (三)网络舆情风险扩大化 |
| 二、网络舆情治理中的政府回应行为失范 |
| (一)网络舆情发生前:以堵为主 |
| (二)网络舆情发生中:公关失效 |
| (三)网络舆情发生后:转移视线 |
| 三、网络舆情治理中政府回应失灵的主要表征 |
| (一)舆情研判不足 |
| (二)信息监控缺位 |
| (三)回应方式被动 |
| 四、网络舆情治理中政府回应失灵的根源所在 |
| (一)制度性根源 |
| (二)能动性因素 |
| 第五章 构建协同联动、综合治理的路径选择 |
| 一、网络舆情治理的纵向体系与合力构建 |
| (一)中央层面 |
| (二)地方政府 |
| (三)基层政府 |
| 二、加强与新闻媒体沟通互动 |
| (一)提升网络宣传平台的引导能力 |
| (二)建立政府与媒体的双向沟通机制 |
| (三)提升信息宣传的适时性和真实性 |
| 三、注重吸纳社会组织协同参与 |
| (一)吸纳社会组织嵌入舆情治理 |
| (二)培育社会组织参与舆情治理 |
| (三)提升社会组织舆情治理能力 |
| 四、引导基层群众进行社区自治 |
| (一)加强网络舆情法律宣传 |
| (二)拓宽网络舆情疏导渠道 |
| (三)创新网络舆情引导方法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地方政府对上市公司并购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图表目录 |
| 图目录 |
| 表目录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地方政府对上市公司并购模式的影响 |
| 1.2.2 地方政府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影响 |
| 1.2.3 并购模式对上市公司并购短期绩效的影响 |
| 1.2.4 地方政府对上市公司短期绩效的影响 |
| 1.2.5 对研究现状的评价 |
| 1.3 研究目的 |
| 1.4 研究内容、方法与逻辑结构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逻辑结构 |
| 2 理论基础 |
| 2.1 政府规制理论 |
| 2.1.1 市场失灵理论 |
| 2.1.2 政府失灵理论 |
| 2.1.3 放松规制理论 |
| 2.1.4 激励性规制理论 |
| 2.2 企业并购的协同效应理论 |
| 3 地方政府对上市公司并购影响的一般性分析 |
| 3.1 地方政府的界定和经济职能概述 |
| 3.1.1. 地方政府的界定 |
| 3.1.2 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 |
| 3.2 地方政府影响上市公司并购的动因和形式 |
| 3.2.1 地方政府影响上市公司并购的发展概述 |
| 3.2.2 地方政府影响上市公司并购的动因 |
| 3.2.3 地方政府作为股东影响上市公司并购 |
| 3.2.4 地方政府作为监管者影响上市公司并购 |
| 3.3 地方政府影响上市公司并购的关联效应分析 |
| 4 地方政府对上市公司并购模式的影响 |
| 4.1 地方政府影响上市公司并购模式的动因及假设 |
| 4.1.1 促使上市公司选取横向并购模式的动因及假设 |
| 4.1.2 促使上市公司选取纵向并购模式的动因及假设 |
| 4.1.3 促使上市公司选取混合并购模式的动因及假设 |
| 4.2 地方政府影响度与上市公司并购模式相关性的实证检验 |
| 4.2.1 昆明市上市公司并购的数据及样本选择 |
| 4.2.2 地方政府影响上市公司并购模式的实证模型 |
| 4.3 结论及建议 |
| 5 地方政府对上市公司并购的信息披露的影响 |
| 5.1 上市公司并购信息披露制度概述 |
| 5.2 地方政府影响上市公司并购信息披露的形式 |
| 5.2.1 地方政府作为股东影响并购信息披露 |
| 5.2.2 地方政府作为监管者影响并购信息披露 |
| 5.3 地方政府作为监管者影响并购信息违规披露的博弈分析 |
| 5.3.1 非对称信息静态博弈模型 |
| 5.3.2 案例分析 |
| 5.4 减少地方政府对上市公司并购信息披露负面影响的建议 |
| 5.4.1 完善地方政府作为股东的信息披露机制 |
| 5.4.2 减少地方政府作为监管者对并购信息违规披露的影响 |
| 6 地方政府对上市公司并购绩效的影响 |
| 6.1 地方政府影响上市公司并购绩效的理论分析及假设 |
| 6.1.1 上市公司并购绩效研究方法及本文的选择 |
| 6.1.2 地方政府影响上市公司并购短期绩效的假设 |
| 6.2 上市公司并购短期绩效影响因素相关性的实证检验 |
| 6.2.1 影响因素的选取 |
| 6.2.2 被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2.3 影响因素相关性的多元回归分析 |
| 6.3 降低地方政府对上市公司并购绩效的不当影响 |
| 6.3.1 提高市场分配经济资源的比重 |
| 6.3.2 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 |
| 6.3.3 减少商品市场上的地方保护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创新点 |
| 7.3 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相关法律条文 |
| 附录B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相关法律条文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3）新媒体时代抗议性谣言传播及其善治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研究问题及选题意义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研究问题 |
| 三、 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
| 一、 关于谣言的概念界定 |
| 二、 关于谣言的产生与传播 |
| 三、 关于新媒体时代谣言的传播 |
| 四、 关于谣言的社会意义 |
| 五、 关于谣言的治理 |
| 第三节 基本观点与逻辑结构 |
| 一、 基本观点 |
| 二、 逻辑结构 |
| 第四节 理论框架 |
| 一、 媒介理论 |
| 二、 不确定性降低理论 |
| 三、 群体思维理论和群体极化概念 |
| 四、 善治理论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 一、 案例分析法 |
| 二、 内容分析法 |
| 三、 （非）参与式观察法 |
| 四、 深度访谈法 |
| 第二章 新媒体时代抗议性谣言概念解析 |
| 第一节 新媒体概念界定 |
| 一、 新媒体概念的提出 |
| 二、 新媒体概念的拓展 |
| 三、 对新媒体概念的质疑 |
| 四、 本文沿用“新媒体”提法的原因 |
| 第二节 谣言概念界定 |
| 一、 中国古代谣言概念的界定 |
| 二、 谣言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作用 |
| 三、 国外谣言概念的界定 |
| 四、 中西方谣言概念及其认识差异带来的启示 |
| 五、 本文谣言概念的界定 |
| 第三节 新媒体时代抗议性谣言概念界定 |
| 一、 抗议性的界定 |
| 二、 本文对抗议性谣言的界定 |
| 第三章 新媒体时代抗议性谣言传播特点 |
| 第一节 近年来主要抗议性谣言传播概况 |
| 一、 当假设遇到现实 |
| 二、 抗议性谣言的主要类型 |
| 三、 抗议性谣言的首发渠道 |
| 四、 抗议性谣言的处理结果 |
| 五、 抗议性谣言的持续时间 |
| 第二节 “信息拼图”：大众智慧的博弈 |
| 一、 从“信息茧房”中走出来 |
| 二、 过于理想主义的“自清功能” |
| 三、 “信息拼图”如何起作用 |
| 四、 新的集体记忆方式 |
| 第三节 抗议性谣言的参与者：非乌合之众 |
| 一、 大众的特点 |
| 二、 谣言参与者分类 |
| 第四节 抗议性谣言的流传：被复制与叠加的群情激昂 |
| 一、 群体思维在抗议性谣言传播中的作用 |
| 二、 中国“关系”文化与群体思维的叠加 |
| 三、 主动围观的人群与群情激昂 |
| 第五节 当大众遇上推手：被利用的拼图 |
| 一、 不确定性让“信息拼图”更加开放 |
| 二、 实名认证增加“信息拼图”可信度 |
| 三、 新媒体营销：被“设置”的大众 |
| 四、 利用“信息拼图”形成谣言的规律 |
| 第四章 新媒体时代抗议性谣言传播的根源 |
| 第一节 抗议性谣言的传播动因 |
| 一、 谣言：与新闻互为补充的信息形式 |
| 二、 谣言公式的拓展 |
| 三、 作为临时新闻的谣言 |
| 四、 辟谣的滞后与难度 |
| 五、 重复与变异并存：作为谣言的都市传说 |
| 六、 媒体的误读、放大与被策划 |
| 第二节 抗议性谣言传播的心理动因 |
| 一、 既有观念 |
| 二、 以往经验 |
| 三、 群体心理 |
| 四、 个人心理与情绪 |
| 五、 记忆偏差 |
| 第三节 抗议性谣言传播的社会动因 |
| 一、 焦虑的时代与焦虑的个人 |
| 二、 政府公信力下降 |
| 三、 谣言与经济、社会、文化的大联动现象 |
| 四、 民众与政府的矛盾 |
| 五、 “潜水谣言”随时出现 |
| 第四节 抗议性谣言传播的技术动因 |
| 一、 删帖容易，根源难查 |
| 二、 拷贝沉帖，死灰复燃 |
| 三、 情景拼接，以假乱真 |
| 四、 技术恶搞，娱乐先行 |
| 五、 植入广告，营销造势 |
| 第五章 新媒体时代抗议性谣言的社会影响 |
| 第一节 抗议性谣言的正面社会影响 |
| 一、 弄清事实，建言献策 |
| 二、 舒缓焦虑，宣泄情绪 |
| 三、 避免被“谣”，官员自律 |
| 四、 回归理性，提高免疫 |
| 五、 营造氛围，收集民意 |
| 第二节 抗议性谣言的负面社会影响 |
| 一、 抗议性谣言多引发群体行为 |
| 二、 谣言影响正常经济运转 |
| 三、 谣言引发民众对政府的抵触和不信任 |
| 第六章 新媒体时代抗议性谣言的应对策略 |
| 第一节 信息稀释：阻断不实谣言的拼接 |
| 一、 对群体智慧的呼唤 |
| 二、 对谣言信息的稀释 |
| 三、 稀释后的信息填充 |
| 第二节 权威性的提升：信息确定性的回归 |
| 一、 增强政府公信力 |
| 二、 提升媒体权威性 |
| 三、 共同维护健康的信息传播环境 |
| 第三节 由抗议到协商：政府的善治策略 |
| 一、 完善法律法规 |
| 二、 警惕寒蝉效应 |
| 三、 导入善治理念 |
| 四、 探寻善治策略 |
| 第七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2003~2013 年主要抗议性谣言汇总表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4）在虚假招聘的背后 ——对大学生求职受骗现象的质性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问题与背景 |
| 第一节 虚假招聘：亟待建构的社会问题 |
| 第二节 遭遇虚假招聘：一次巧获的求职经历 |
| 第三节 研究框架与概念界定 |
| 第二章 文献回顾 |
| 第一节 虚假招聘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虚假广告研究概况 |
| 第三节 越轨研究 |
| 第三章 理论框架 |
| 第一节 越轨理论 |
| 第二节 理性选择理论 |
| 第四章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节 研究思路的演进 |
| 第二节 质性研究方法 |
| 第五章 虚假招聘的类型及模式 |
| 第一节 最为盛行的钱财陷阱 |
| 第二节 位居其次的劳力陷阱 |
| 第三节 色相及特殊陷阱 |
| 第六章 骗子：“难道只有我们才有错?” |
| 第一节 背景：多出自社会底层 |
| 第二节 如何行骗：多元方式与策略 |
| 第三节 为何行骗——基于越轨与理性选择理论的分析 |
| 第七章 受骗大学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
| 第一节 背景与受骗“流程” |
| 第二节 维权现状及反思 |
| 第三节 为何受骗——基于多重视角的分析 |
| 第四节 复杂深远的受骗影响 |
| 第八章 媒体：“手续齐全,难辨广告真假 |
| 第一节 周刊：虚假招聘广告的“舞台” |
| 第二节 频频突破道德底线的传媒 |
| 第九章 政府：“这个问题难以根治 |
| 第一节 日常监管实践：尽显官僚制作风 |
| 第二节 制度缺陷：行政不作为的“理由” |
| 第十章 结论与讨论 |
| 第一节 结论 |
| 第二节 理论启思：理性之悖与公共性危机 |
| 第三节 实践建议：大学生求职安全网的构建 |
| 第四节 研究质量与伦理议题 |
| 后记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
| 附录B |
| 附录C |
| 附录D |
（5）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的缘由和意义 |
| 二、相关概念解析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五、难点和创新点 |
| 第一章 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思想溯源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意识形态教育理论 |
| 一、中国传统意识形态教育目标 |
| 二、中国传统意识形态教育任务 |
| 三、中国传统意识形态教育内容 |
| 四、中国传统意识形态教育方法 |
| 第二节 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理论 |
| 一、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教育理论 |
| 二、列宁意识形态教育理论 |
| 第三节 中共历代领导人意识形态教育理论 |
| 一、毛泽东意识形态教育理论 |
| 二、邓小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 |
| 三、江泽民意识形态教育理论 |
| 四、胡锦涛意识形态教育理论 |
| 第二章 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实践基础 |
| 第一节 时代召唤: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时代背景 |
| 一、历史方位 |
| 二、国际背景 |
| 三、国内背景 |
| 第二节 历史借鉴: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历史依据 |
| 一、对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成败得失的反思 |
| 二、对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经验教训的借鉴 |
| 第三节 现实需要: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现实依据 |
| 一、顺应国内外意识形态教育形势发展的根本要求 |
| 二、解决当前中国意识形态教育矛盾问题的必然选择 |
| 三、十八大以来中国意识形态教育实践经验的理论提升 |
| 第四节 发展历程: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发展脉络 |
| 一、孕育阶段 |
| 二、萌芽阶段 |
| 三、探索阶段 |
| 四、形成和发展阶段 |
| 第三章 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宏观设计 |
| 第一节 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地位和作用 |
| 一、意识形态教育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
| 二、意识形态教育是维护党和国家政治稳定大局的根本要求 |
| 三、意识形态教育具有固本铸魂的重要作用 |
| 第二节 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目标 |
| 一、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根本目标 |
| 二、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具体目标 |
| 第三节 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 |
| 一、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根本任务 |
| 二、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具体任务 |
| 第四节 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方针和原则 |
| 一、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方针 |
| 二、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原则 |
| 第四章 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具体部署 |
| 第一节 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主要内容 |
| 一、理想信念教育 |
|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
| 三、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 |
| 四、党史国史教育 |
| 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
| 第二节 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方法 |
| 一、宣传教育法 |
| 二、舆论斗争法 |
| 三、辩证分析法 |
| 四、示范警示法 |
| 五、滴水穿石法 |
| 第三节 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途径 |
| 一、宣传教育途径 |
| 二、制度建设途径 |
| 三、教育队伍建设途径 |
| 四、重要支撑构筑途径 |
| 第四节 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多维视角及具体要求 |
| 一、领域维度具体要求 |
| 二、群体维度具体要求 |
| 第五章 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意蕴、价值和特征 |
| 第一节 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意蕴 |
| 一、哲理深邃: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哲学意蕴 |
| 二、寓教于言: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话语隐喻 |
| 第二节 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价值 |
| 一、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理论价值 |
| 二、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实践价值 |
| 第三节 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特征 |
| 一、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统一 |
| 二、整体性和针对性的统一 |
| 三、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统一 |
| 四、继承性和创新性的统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学术成果 |
（6）邻避设施选址中利益冲突的权衡与化解（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的背景 |
| (二)选题的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理论研究成果 |
| (二)研究存在的问题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邻避设施选址中利益冲突的基本问题分析 |
| 第一节 邻避设施的相关概念解析 |
| 一、“邻避”的含义及特征 |
| (一)“邻避”的含义 |
| (二)“邻避”的特征 |
| 二、邻避设施的含义及特征 |
| (一)邻避设施的含义 |
| (二)邻避设施的特征 |
| 第二节 邻避设施的分类 |
| 一、污染风险型邻避设施 |
| (一)污染风险型公共设施 |
| (二)污染风险型生产设施 |
| 二、心理排斥型邻避设施 |
| (一)不宁适型公共设施 |
| (二)污名化型公共设施 |
| 第三节 利益与利益冲突 |
| 一、利益的含义与特征 |
| (一)利益的含义 |
| (二)利益的特征 |
| 二、利益冲突的生成 |
| (一)人类利益需求的多样性 |
| (二)时代背景下的利益冲突 |
| 第四节 邻避设施选址中利益冲突的考察视角 |
| 一、邻避设施选址中利益冲突考察视角的选择 |
| (一)传统民事权利救济的缺陷 |
| (二)选择环境权作为考察视角的正当性 |
| 二、邻避居民的环境利益与环境权 |
| (一)邻避居民的环境利益 |
| (二)邻避居民被确认的环境利益——环境权 |
| 第二章 邻避设施选址中利益冲突的类型 |
| 第一节 邻避设施选址中利益冲突的划分 |
| 一、基于主体数量差别而引发的利益冲突 |
| (一)某种范围内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 |
| (二)划分标准——主体的数量 |
| 二、基于主体对客体的利益差异而引发的利益冲突 |
| (一)环境与经济属于不同性质的客体 |
| (二)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之间存在冲突 |
| 三、基于价值取向区别而引发的利益冲突 |
| (一)传统价值与现代价值的冲突 |
| (二)正义价值与自由价值的冲突 |
| 第二节 污染风险型邻避设施选址中的利益冲突 |
| 一、污染风险型公共设施选址中的利益冲突 |
| (一)单一原因下利益冲突的生成 |
| (二)较小范围内公益与个益冲突的表现形态 |
| 二、污染风险型生产设施选址中的利益冲突 |
| (一)双重原因下利益冲突的生成 |
| (二)较大范围内公益与个益冲突的体现 |
| (三)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冲突的体现 |
| 第三节 心理排斥型邻避设施选址中的利益冲突 |
| 一、不宁适型公共设施选址中的利益冲突 |
| (一)利益冲突的生成 |
| (二)传统价值与现代价值冲突的表现形态 |
| 二、污名化型公共设施选址中的利益冲突 |
| (一)利益冲突的生成 |
| (二)正义价值与自由价值冲突的表现形态 |
| 第三章 邻避设施选址中利益冲突的权衡 |
| 第一节 邻避设施选址中利益冲突权衡的原则和方法 |
| 一、邻避设施选址中利益冲突权衡的原则 |
| (一)正当程序原则 |
| (二)比例原则 |
| (三)紧缺利益优位原则 |
| 二、邻避设施选址中利益冲突权衡的方法 |
| (一)价值目标比较下“质”的排序 |
| (二)受益人数对比下“量”的多少 |
| 第二节 邻避设施选址中利益冲突权衡的因素 |
| 一、邻避设施选址中利益冲突权衡的共性因素 |
| (一)受损人数 |
| (二)补偿额度 |
| 二、污染风险型公共设施选址中利益冲突权衡的因素 |
| (一)设施兴建的必要性 |
| (二)较小范围内居民的需求量 |
| (三)设施对居民区的污染程度 |
| 三、污染风险型生产设施选址中利益冲突权衡的因素 |
| (一)设施兴建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和环境承载力 |
| (二)设施带来惠及大范围地区的经济效益 |
| (三)设施的污染程度以及防范污染的可能性 |
| 四、不宁适型公共设施选址中利益冲突权衡的因素 |
| (一)设施对邻避居民造成不宁适的程度 |
| (二)设施对邻避居民不宁适感避免的可能性 |
| 五、污名化型公共设施选址中利益冲突权衡的因素 |
| (一)特殊群体对设施的正当需求 |
| (二)对邻避居民安全利益的保护 |
| 第四章 邻避设施选址中利益冲突的化解 |
| 第一节 邻避设施选址中利益冲突的事前防范 |
| 一、邻避设施选址中多元主体的联动参与 |
| 二、邻避设施选址中政府环境权责的实现 |
| (一)政府正当行使环境管理权力 |
| (二)政府环境责任的承担 |
| (三)政府有效的行政措施 |
| 三、邻避设施选址中公民环境权的实现 |
| (一)实现公民环境权的缘由 |
| (二)公民环境权边界的确定 |
| 四、邻避设施选址中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承担 |
| (一)企业承担环境社会责任的正当性 |
| (二)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承担:严格的自我规制 |
| (三)企业承担环境社会责任需要多主体共同努力 |
| 第二节 邻避设施选址中利益冲突化解的具体路径 |
| 一、路径之一——协商方式 |
| (一)协商的前提是赋予公众环境事务参与权 |
| (二)协商的具体方式 |
| (三)美国社区利益协议的借鉴 |
| 二、路径之二——授权方式 |
| (一)培育共同利益代理人 |
| (二)授权第三方环评 |
| 三、路径之三——补偿方式 |
| (一)污染风险型邻避设施选址中对邻避居民的补偿 |
| (二)心理排斥型邻避设施选址中对邻避居民的补偿 |
| 四、路径之四——司法救济方式 |
| (一)污染风险型邻避设施选址中邻避居民环境权的司法救济途径 |
| (二)心理排斥型邻避设施选址中邻避居民环境权的司法救济探讨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7）“指标考核”与“基层压力”：政府专项任务指标考核机制研究 ——基于扶贫考核的经验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已有文献述评 |
| (一)关于基层考核压力问题的研究 |
| (二)关于多维任务指标考核的研究 |
| (三)关于专项任务指标考核的研究 |
| (四)对于当前研究的总结评价 |
| 三、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
| (一)核心概念 |
| (二)理论基础 |
| 四、研究资料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资料 |
| (二)研究方法 |
| 五、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主要内容 |
| 六、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故事缘起:“扶贫考核”与“基层高压”的因果逻辑探寻 |
| 一、扶贫考核的历史脉络与现实发展 |
| (一)扶贫考核的历史脉络 |
| (二)扶贫考核的现实发展 |
| 二、扶贫考核造成基层高压的表现 |
| (一)以“痕迹主义”为代表的行为偏差 |
| (二)以“短视主义”为代表的行为偏差 |
| 三、扶贫考核造成基层高压的危害 |
| (一)减弱工作动力,阻碍脱贫目标实现 |
| (二)损害干群关系,降低政府公信力 |
| 第二章 顺势探寻:“过频考核”与“基层高压” |
| 一、对贫困乡镇的第一次田野调查 |
| (一)调研背景阐述 |
| (二)“过频考核”中的乡镇政权 |
| (三)“过频考核”与“弱者的手段” |
| 二、“过频考核”的理论解析与体制背景 |
| (一)“过频考核”的理论解析 |
| (二)“过频考核”的体制背景 |
| 三、乡镇困局:“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现实处境 |
| (一)乡镇的职能设置与组织现状 |
| (二)乡镇的政权特性与现实处境 |
| 第三章 追根溯源:“考核机制”与“基层高压” |
| 一、对贫困乡镇的第二次田野调查 |
| 二、基于“中国式官僚制”对扶贫考核的理性审视 |
| (一)“微妙的变化”:韦伯官僚制的中国式演变 |
| (二)行政吸纳政治:扶贫考核的“官僚制”逻辑 |
| 三、扶贫考核对基层高压的影响因素析出 |
| (一)扶贫考核致压因素模型构建 |
| (二)扶贫考核致压因素的阐释说明 |
| 第四章 现实阻碍:政府专项任务指标考核机制的局限性 |
| 一、理念误区:指标考核机制价值理念的基因缺陷 |
| (一)“控制型理念”背离考核的价值初衷 |
| (二)“问责型理念”造成考核的激励失衡 |
| (三)“工具型理念”淹没考核的价值理性 |
| 二、内容瓶颈:指标考核机制内容设计的指标困局 |
| (一)过程型指标体系降低考核的使命效价 |
| (二)数字型指标体系模糊考核的价值意涵 |
| (三)机械型指标体系引发考核的逻辑谬误 |
| 三、方式桎梏:指标考核机制运作方式的路径依赖 |
| (一)封闭型考核方式造成考核的自我束缚 |
| (二)断裂型考核方式降低考核的合法意涵 |
| 第五章 优化路径:政府专项任务指标考核机制的重塑 |
| 一、优化指标考核机制的根本:考核理念的转变 |
| (一)学习式考核:从控制理念到开放理念 |
| (二)激励式考核:从问责理念到激励理念 |
| (三)人性化考核: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 |
| 二、优化指标考核机制的基础:考核内容的调整 |
| (一)明确考核内容的目的性,提高指标考核机制的使命效价 |
| (二)提升考核内容的有效性,明确指标考核机制的价值意涵 |
| (三)增强考核内容的灵活性,重塑指标考核机制的情境逻辑 |
| 三、优化指标考核机制的保障:考核方式的突破 |
| (一)强化外部参与的考核方式,提升指标考核机制的回应性 |
| (二)建立上下贯通的考核方式,增强指标考核机制的合作性 |
| 结论 |
| 一、研究的主要结论与贡献 |
| (一)研究的主要结论 |
| (二)研究的贡献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他科研情况 |
| 后记 |
（8）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简要评述 |
| 1.3 研究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3.2 章节安排 |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创新点 |
| 第2章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的理论阐释 |
| 2.1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的概念界定 |
| 2.1.1 党政领导干部 |
| 2.1.2 考核评价机制 |
| 2.1.3 激励效应 |
| 2.2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的理论分析 |
| 2.2.1 激励效应的发生逻辑 |
| 2.2.2 激励效应的主要表现 |
| 2.2.3 激励效应的类型划分 |
| 2.3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激励效应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3.1 晋升锦标赛理论 |
| 2.3.2 行为主义激励理论 |
| 2.3.3 绩效考核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激励效应的生成机理分析 |
| 3.1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激励效应的生成机理 |
| 3.1.1 目标管理责任制下的行政发包 |
| 3.1.2 锦标赛体制下的政绩比拼行为 |
| 3.1.3 财政联邦主义与地方经济增长 |
| 3.2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的生成过程 |
| 3.2.1 党政领导干部政绩生成函数 |
| 3.2.2 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政绩函数 |
| 3.2.3 党政领导干部政绩收入函数 |
| 3.2.4 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激励函数 |
| 3.3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的形态分析 |
| 3.3.1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静态分析 |
| 3.3.2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动态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历史变迁 |
| 4.1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历史变迁 |
| 4.1.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干部审查机制 |
| 4.1.2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政领导干部考察鉴定机制 |
| 4.1.3 改革开放时期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 |
| 4.1.4 新时代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 |
| 4.2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变迁的基本逻辑 |
| 4.2.1 适应党和国家治理实践的战略需要 |
| 4.2.2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回应性调适 |
| 4.2.3 满足干部考核评价综合效应的价值诉求 |
| 4.2.4 彰显中国特色干部考评理论的话语创新 |
| 4.3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激励效果呈现 |
| 4.3.1 坚定理想信念,强化干部队伍政治认同 |
| 4.3.2 提升治理能力,推进党的干部队伍建设 |
| 4.3.3 刺激干部行为,优化党政领导干部政绩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的实证研究 |
| 5.1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的基本假设 |
| 5.1.1 考核评价机制完善程度对干部行为的影响 |
| 5.1.2 考评结果运用对干部行为选择的影响 |
| 5.1.3 激励方式组合策略对干部行为选择的影响 |
| 5.2 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初步验证:基于X县的个案分析 |
| 5.2.1 考评驱动下的干部行为选择策略 |
| 5.2.2 激励约束失衡情形下的考评漠视 |
| 5.3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评价 |
| 5.3.1 问卷编制 |
| 5.3.2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
| 5.3.3 变量说明 |
| 5.3.4 研究方法与信度检验 |
| 5.3.5 结果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异化表现 |
| 6.1 目标责任导向下的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行为扭曲 |
| 6.1.1 过于突出政绩行为的时效性 |
| 6.1.2 过度强化政绩行为的可见性 |
| 6.1.3 过分关注政绩行为的自利性 |
| 6.2 负向强激励指向下的党政领导干部履职行为替代 |
| 6.2.1 “一票否决”机制下党政领导干部积极避责 |
| 6.2.2 高压问责态势下党政领导干部消极不为 |
| 6.3 正向强激励维度下的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激励挤出 |
| 6.3.1 指标维度:指标数量与权重决定其重要程度 |
| 6.3.2 注意力维度:党政领导干部忽视非关键领域指标 |
| 6.3.3 资源分配维度:发展资源分配和投入的倾斜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异化的成因分析 |
| 7.1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激励信息不对称 |
| 7.1.1 自下而上考评信息获取阻塞 |
| 7.1.2 自上而下激励信息传递延迟 |
| 7.1.3 考核激励信息不对称与“黑箱”共同作用 |
| 7.2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自身缺陷 |
| 7.2.1 考核评价机制内生不完善性 |
| 7.2.2 考核评价机制外部环境制约 |
| 7.2.3 自发性考核激励规范性缺失 |
| 7.3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约束失衡 |
| 7.3.1 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正向激励效应弱化 |
| 7.3.2 党政领导干部考评负向激励效应突出 |
| 7.3.3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零激励效应较为显着 |
| 7.4 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机制激励行为动机异化 |
| 7.4.1 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激励动机异化 |
| 7.4.2 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激励行为异化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提升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的路径选择 |
| 8.1 优化考评内容,营造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激励导向 |
| 8.1.1 突出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政治标准 |
| 8.1.2 崇尚党政领导干部重实绩的导向 |
| 8.1.3 完善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指标体系 |
| 8.2 明晰考评责任,强化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激励效果 |
| 8.2.1 健全考评主体的职责体系 |
| 8.2.2 构建考准考实的考评观 |
| 8.2.3 加强考评工作的业务培训 |
| 8.3 创新考评方式,满足党政领导干部多元激励需求 |
| 8.3.1 正负向考评协调推进,稳定保持激励效果 |
| 8.3.2 长短期考评有效衔接,持续释放激励效应 |
| 8.3.3 多元化考评同步展开,探索复合激励模式 |
| 8.3.4 差异化考评精准发力,实现精准激励结果 |
| 8.4 强化数据应用,提升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激励精度 |
| 8.4.1 优化党政领导干部考评信息采集机制 |
| 8.4.2 畅通党政领导干部考评信息共享渠道 |
| 8.4.3 打造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激励数据平台 |
| 8.5 注重考用结合,保障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激励落实 |
| 8.5.1 完善党政领导干部考评结果审核机制 |
| 8.5.2 构建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激励标准体系 |
| 8.5.3 强化党政领导干部考评结果刚性运用 |
| 8.5.4 细化党政领导干部考评申诉救济机制 |
| 8.6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一: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访谈提纲 |
| 附录二: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的激励效应调查问卷 |
| 附录三: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 |
| 附录四: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 |
| 博士阶段主要科研成果 |
（9）我国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内容分析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言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国家审计制度变迁文献综述 |
| 一、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过程 |
| 二、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动因 |
| 三、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路径 |
| 第二节 内容分析法文献综述 |
| 一、描述性分析文献综述 |
| 二、比较分析文献综述 |
| 三、情感分析文献综述 |
| 四、趋势分析文献综述 |
| 五、可读性分析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国家审计制度产生的理论基础 |
| 一、公共受托责任理论 |
| 二、免疫系统理论 |
| 三、国家良治理论 |
| 四、新公共管理理论 |
| 五、理论评述 |
| 第二 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相关理论 |
| 一、制度变迁理论 |
| 二、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动因 |
| 三、理论评述 |
| 第三节 内容分析法相关理论 |
| 一、内容分析法的功能和应用目的 |
| 二、内容分析法的认识论基础 |
| 第四章 国家审计制度的理论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国家审计体制分析 |
| 一、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 |
| 二、国家审计功能 |
| 三、国家审计的根本目标 |
| 四、国家审计组织体制 |
| 第二节 国家审计机制分析 |
| 一、审计组织方式 |
| 二、审计实施方式 |
| 三、审计评价方式 |
| 四、审计结论作出 |
| 五、审计报告方式 |
| 六、审计成果运用 |
| 七、审计人员管理 |
| 第五章 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内容分析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与研究目的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第三节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
| 第四节 确定分析单位 |
| 第五节 类目构建与编码 |
| 第六节 编码中的效度和信度检验 |
| 一、效度检验 |
| 二、信度检验 |
| 第七节 数据分析结果 |
| 一、词频分析 |
| 二、关键词分析 |
| 三、语义网分析 |
| 四、聚类分析 |
| 五、情感分析 |
| 六、主题分析 |
| 第六章 国家审计报告及公告的可读性分析 |
| 第一节 可读性测量方法的选取 |
| 第二节 可读性指标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审计报告及公告信息接收者受教育程度 |
| 一、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平均受教育程度 |
| 二、国务院领导平均受教育程度 |
| 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委员平均受教育程度 |
| 四、社会公众平均受教育程度 |
| 第四节 研究结论与分析 |
| 一、审计信息接收者平均受教育年数 |
| 二、政府审计工作报告可读性分析 |
| 三、全国审计工作会议报告可读性分析 |
| 四、审计结果公告可读性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动因分析 |
| 第一节 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因——利益冲突与协调 |
| 一、国家审计制度利益冲突与协调的功能体现 |
| 二、国家审计制度变迁体现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 |
| 第二节 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直接动因 |
| 一、经济环境变迁拓展了国家审计的范围 |
| 二、政治环境变迁丰富了国家审计的内容 |
| 三、法律环境变迁增强了国家审计的权威性 |
| 四、文化环境变迁更新了国家审计理念 |
| 五、技术环境变迁创新了国家审计的方式方法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完善国家审计制度的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创新国家审计的对象和内容 |
| 一、明确审计监督全覆盖的对象和内容 |
| 二、定期评估并更新审计对象和内容 |
| 三、关注民营资本的运营管理情况 |
| 四、构建对监管者再监督的有效机制 |
| 第二节 创新国家审计的方式方法 |
| 一、合理加大专项审计调查的比重 |
| 二、适当增加统一组织大型审计项目的数量 |
| 三、探索构建财政审计大格局的路径 |
| 四、全面推进数字化审计 |
| 第三节 完善审计结果报告及公告制度 |
| 一、明确区分政府审计工作报告和审计结果公告的内容范围 |
| 二、扩充政府审计工作报告的内容 |
| 三、控制审计结果公告中正面评价的词汇数量 |
| 四、进一步提高审计结果公告的可读性水平 |
| 第四节 完善审计结果落实制度 |
| 一、完善审计决定执行机制 |
| 二、完善审计建议采纳机制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局限 |
| 第三节 未来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意识形态引导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回顾 |
| (一)对国内相关研究文献的回顾 |
| (二)对国外相关研究文献的回顾 |
| (三)既有研究的不足之处 |
| 三、主要理论工具 |
| (一)唯物史观 |
| (二)政治系统理论 |
| (三)团体组织理论 |
| 四、研究思路与可能的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意识形态引导的概念和分析方法 |
| 第一节 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引导的概念 |
| 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概念阐释 |
| 二、意识形态引导的涵义 |
| 三、意识形态引导的功能 |
| 第二节 意识形态引导的构成要素 |
| 一、意识形态引导的主体 |
| 二、意识形态引导的客体 |
| 三、意识形态引导的媒介 |
| 四、意识形态引导的环境 |
| 五、意识形态引导的机制 |
| 第三节 意识形态引导的方法:政治系统分析 |
| 一、需求的输入 |
| 二、支持的输入 |
| 三、支持受到压力时的反应 |
| 四、作为特定支持调节者的输出 |
| 第二章 意识形态引导功能实现的条件 |
| 第一节 意识形态引导功能实现的内部条件 |
| 一、清晰的主客体范围及其权责 |
| 二、科学的引导目标和内容 |
| 三、恒久的引导动力 |
| 四、全方位的引导媒介 |
| 第二节 意识形态引导功能实现的外部条件 |
| 一、经济生产对意识形态引导的影响 |
| 二、社会结构变动对意识形态引导的影响 |
| 三、政治上层建筑对意识形态引导的影响 |
| 四、社会思潮对意识形态引导的影响 |
| 第三章 意识形态引导的运行机制 |
| 第一节 社会成员需求的输入 |
| 一、需求的主要内容 |
| 二、社会成员的欲望转化机制 |
| 三、社会成员需求流量的调节机制 |
| 第二节 执政党支持的输入 |
| 一、支持的内容 |
| 二、支持输入的对象 |
| 三、支持损耗引起的压力 |
| 第三节 执政党支持输入后的压力反应 |
| 一、支持受到压力后的反应 |
| 二、弥散性支持的输入 |
| 第四节 反馈环路与特定支持 |
| 一、反馈刺激 |
| 二、反馈反应 |
| 三、反馈信息 |
| 四、作为特定支持的输出 |
| 第四章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引导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引导的现状分析 |
| 一、意识形态引导中的积极因素 |
| 二、意识形态引导面临的挑战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引导面临挑战的原因 |
| 一、意识形态引导功能实现的内外部条件不足 |
| 二、意识形态引导运行机制不完善 |
| 第三节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引导功能实现的路径 |
| 一、认清意识形态引导功能实现的内外部条件 |
| 二、优化意识形态引导机制的措施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虚假政绩的负面效应及解决途径（论文参考文献）
- [1]当代中国网络舆情治理：行动逻辑、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D]. 孔建华. 吉林大学, 2019(02)
- [2]地方政府对上市公司并购的影响研究[D]. 宋盛楠. 北京交通大学, 2014(07)
- [3]新媒体时代抗议性谣言传播及其善治策略研究[D]. 雷霞.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4(01)
- [4]在虚假招聘的背后 ——对大学生求职受骗现象的质性探究[D]. 刘莫鲜. 南京大学, 2012(04)
- [5]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研究[D]. 王海霞.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6]邻避设施选址中利益冲突的权衡与化解[D]. 梁甜甜. 吉林大学, 2020(08)
- [7]“指标考核”与“基层压力”：政府专项任务指标考核机制研究 ——基于扶贫考核的经验考察[D]. 周媛媛. 吉林大学, 2020(08)
- [8]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研究[D]. 李悦鸣. 湘潭大学, 2020(12)
- [9]我国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内容分析法[D]. 徐纯. 武汉大学, 2017(06)
- [10]意识形态引导论[D]. 杨磊.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