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在《黑龙江医学》杂志刊登学术会议征文通知的通知（论文文献综述）
杨雪[1]（2021）在《中医药文化在意大利传播的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
刘君[2]（2020）在《上海生生牧场发展变迁研究（1929-1949）》文中指出1929年,在南京国民政府鼓励创办企业,颁布《公司法》、《工厂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传入中国半个多世纪的乳业的本土化渐趋完成的时代背景之下,沈九成因个人际遇创办生生牧场。在5年左右的时间里,生生牧场便发展为近代上海最大的华商牛乳场。自1929年至1949年的20年时间里,在生生牧场的发展变迁中,其经理凡四变。据此,生生牧场20年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一是1929年至1933年,由沈九成的长子沈鹏程担任经理,为生生牧场的创办和初步发展期;二是1933年至1940年,沈九成出走三友实业社后,自任经理,为生生牧场的快速发展期;三是1940年至1946年,由沈九成的三子沈万灵担任经理,为生生牧场的调整期;四是1946年至1949年,生生牧场被中国国民党的中央信托局接收,为生生牧场的衰退期。在不同的发展时期,生生牧场的发展战略和销售战略均有所不同。1929年至1933年,生生牧场初始创办,奶牛的采购、员工的招聘、土地的租赁,以及生产设备的买入,奠定了生生牧场营业及发展的基础。此一时期,生生牧场通过文化濡化、竞争者定位、与三友实业社合作等销售方法,将企业的新鲜牛奶消费群体牢牢固定在社会上层人士之中。1933年,沈九成接掌生生牧场之后,通过产品结构的调整、销售模式的扩大、以及制定灵活的销售策略,使生生牧场的规模快速增长,其消费者群体由社会上层人士逐渐向社会中层人士下移。但是,随着日寇的入侵、上海的沦陷,生生牧场的销售规模因日伪政府的配给制度而萎缩。1940年8月24日,沈九成被绑架之后,将生生牧场交由三子沈万灵经营。沈万灵在艰难困苦的沦陷时期,调整生生牧场的销售战略,以生生牧场的“A”字消毒牛乳只为社会上层人士提供。这一销售战略的调整,维持了生生牧场在日伪时期的艰难生存。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企业员工联合国民党的战后接收人员,诬告沈九成、沈万灵为汉奸。生生牧场因此被中央信托局接收。在中央信托局管理上海生生牧场时期,其生产经营活动受到多方干扰,不断萎缩,使得生生牧场走向衰落。基于对生生牧场1929至1949年间四个时期生产销售活动的研究,从微观的视角展现了近代的企业发展与社会环境变迁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一方面,牛奶的消费人群从社会上层人士扩展至社会中上层人士,又因为社会环境的变迁上移至社会上层人士。物的社会生命史,不仅是一个经济关系,还受到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制约。另一方面,企业的生产销售活动,需要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和社会政治环境的保障。经营自由作为经济增长的前提,是企业生产销售活动能否正常展开的必要条件。生生牧场的发展历程,是近代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时期经济增长和经济衰落的见证。
魏寒梅[3]（2018）在《近代中国伊赫瓦尼“遵经革俗”思潮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代中国伊赫瓦尼“遵经革俗”思潮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通过“凭经”、“遵经”来革除和纠正伊斯兰教中不符合《古兰经》和圣训的礼仪、习俗,使之回归到《古兰经》和圣训的正确教义中,以达到纯洁和净化伊斯兰教的一种宗教改革思潮。宗教改革和宗教复兴是近代中国伊斯兰教发展的主流,改革者倡导的伊赫瓦尼“遵经革俗”思潮,由关注穆斯林社会内部的宗教改革逐渐转向爱国爱教的道路,是近代中国伊斯兰教成功转型的缩影。以史为鉴,通过对近代该思潮的研究,为客观评估和引导当代中国伊斯兰教思潮提供参考。另外,全面梳理和研究伊赫瓦尼“遵经革俗”思潮,是对当前该领域学术研究的总结与反思。在中国,外来宗教在中华文明的影响下,融合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伊斯兰教自唐宋移植到中国,也逐渐经历了中国化过程,走上了中国化道路。同时,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与演变离不开世界伊斯兰教思潮的影响。梳理近代伊赫瓦尼“遵经革俗”思潮的兴起、传播与发展,有利于更好地把握中国伊斯兰教与世界伊斯兰教的互动关系和近代中国伊斯兰教思想发展脉络,对当代中国伊斯兰教本土化建设及其走向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当前学术界对近代中国伊斯兰教改革思潮研究薄弱,通过对伊赫瓦尼“遵经革俗”思潮的研究,为研究近代中国伊斯兰教思想史做些基础工作。本文研究主要采用宗教学和思想史的研究方法,系统地梳理与分析近代中国伊赫瓦尼“遵经革俗”思潮产生的时代背景、思想渊源、主要人物思想和思潮兴起、传播与发展。总结中国伊赫瓦尼“遵经革俗”思潮的主要特征和影响,对近代伊赫瓦尼“遵经革俗”思潮进行定性分析与思考。近代伊赫瓦尼“遵经革俗”思潮在改革内容上主要围绕宗教礼俗而展开,重点体现在念经、礼拜、寻月、丧葬等方面。新老教之间并无实质性的分歧,他们仍沿袭传统的逊尼派和遵循哈乃斐教法学派。伊赫瓦尼“遵经革俗”思潮的改革者通过着书立说和翻译经书典籍,表达其思想。他们注重对教义、教法的研究,解答现实问题。他们也重视经堂教育,对经堂教育实施改革,融入现代教育元素,培养了许多从事宗教活动的阿訇和研究伊斯兰教文化的人才。从伊赫瓦尼“遵经革俗”思潮传播与发展轨迹看,改革者的思想并不拘泥于某种思潮的影响,而是在借鉴外来新思潮的同时,结合中国伊斯兰教的实际从事改革,在不同阶段和地区改革的侧重点和主张亦不同。在传播方式上以传统的讲学为主,通过报刊、举行辩经活动和张贴宣传单等方式传播思想。纵观伊赫瓦尼“遵经革俗”的改革者,他们的思想历程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发生变化,从起初主要关心教务改革转变到“保国保教”、“以教救国”的思想。后期的宗教改革者,大多以全局视野关注本民族的信仰问题,他们把国家、民族命运与宗教联系起来,提出“有国而后有教”,“保国始能保教”的口号。呼吁穆斯林消除民族隔阂,积极投入到保家卫国中,使得他们倡导的“遵经革俗”主张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思想境界。客观上改变了伊赫瓦尼“遵经革俗”思潮的风向标,也改变了普通穆斯林原有不关心国家政治事务,爱国与爱教相分离,唤醒了穆斯林对国家、民族的认同,凸显了改革的时代性与进步性。改革者的思想有其共性的一面,也有根据不同地域提出具体主张,显示出改革的地域性特点。近代中国伊赫瓦尼“遵经革俗”思潮的影响是积极的,也体现在多方面。尽管它在传播与发展过程中出现教派纷争以及分裂,但在后期国家危亡时刻,对唤醒普通穆斯林的爱国意识和促进回族伊斯兰教文化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的、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促使当代中国伊斯兰教形成新的教派格局。总之,近代中国伊赫瓦尼“遵经革俗”思潮受伊斯兰世界思潮的影响,但它具有中国社会时代烙印,彰显出中国伊斯兰教的特征。随着社会的转型,改革思潮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宗教教务改革逐渐转向爱国爱教,充分体现了“遵经革俗”思潮的时代进步性,表现出中国伊斯兰教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高冠龙[4]（2017）在《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国民经济得到初步恢复和发展。然而由于“左”的思想未得到彻底纠正,经济工作中出现了以“左”的经济部署、不切实际的经济发展目标和急于求成的经济发展政策为主要内容的新冒进。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随着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思想解放的深入,国民经济调整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也开始起步。为了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进行国民经济调整,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有中央各部门和地方相关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李先念在会议开幕时发表重要讲话,该讲话成为指导此次会议和国民经济调整的纲领性文件。4月6日至28日,会议围绕着国民经济调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两大主题展开了讨论。关于国民经济调整,与会者主要对调整的三个主要问题进行了讨论,即为什么调整、调整什么、如何调整。具体来说,首先,会议通过分析形势、摆出矛盾、找出原因,逐渐对我国的经济形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性、国民经济出现比例失调的原因有了更为准确的认识,从而初步对国民经济调整的必要性达成了一致。其次,以李先念在会议开幕时的讲话为基础,会议从比例关系、规模结构、社会政策三个方面对国民经济调整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讨论,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建议。会议提出,此次国民经济调整的主要内容应是:调整比例关系,贯彻农、轻、重的方针;调整规模结构,精简基本建设和引进项目;调整社会政策,改善人民生活。最后,会议围绕着如何开展调整进行了讨论。会议提出为做好调整工作,应着重统一思想认识、加强党的领导、做好宣传和思想政治工作。经过讨论,对于即将进行的国民经济调整,与会者在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办这三个问题上初步达成了共识,提出的许多意见建议推动了国民经济调整的开展。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会议主要对三个重要问题进行了讨论,即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企业的整顿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原则。会议指出当时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主要弊端在于过于集中,要以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企业的积极性为原则,首先对企业管理体制、财政体制和对外经济贸易体制进行改革。这些改革的核心都是中央对地方和企业进行放权让利。会上不仅有改革设想和建议措施,广东省主要负责人还为使广东在对外开放中“先走一步”进行了努力。会议提出当时我国的企业尚有很大潜力可以挖掘,因此应以建立、健全责任制为核心开展企业整顿,同时通过多种途径实现企业的增产节约。会议围绕着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发表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讨论了如何从中国国情出发,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以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安定团结的环境。同时会议还讨论了与之相关的如何正确处理解放思想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以及如何全面地、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会议讨论的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个问题中,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有利于巩固国民经济调整的成果,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制度保障。整顿企业、实现企业的增产节约,能从根本上推动国民经济调整的顺利进行,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基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此次会议决定按照“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会后,国民经济调整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工作大量吸收了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的讨论成果,并在会议精神的指导下逐步展开。但由于经济工作中“左”的思想并未根本清除、对经济工作的认识存在片面性以及本位主义思想等原因,会议关于国民经济调整的决定并未得到全面贯彻执行。但会上关于企业管理体制、财政管理体制和对外经济贸易体制的改革设想则得到了较好贯彻落实。尽管会议精神和部分观点并未得到很好贯彻,但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仍有着重要历史意义。此次会议一定程度上统一了党和政府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并为国民经济调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认识基础,从而推动了调整和建设进程。此次会议的主要特点在于:既有问题意识,又有攻坚决心;既有务实,又有务虚;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但此次会议也有着自身的历史局限,主要是没有从根本上纠正经济工作和思想中的“左”的错误,没有充分发挥统一思想、集思广益的作用,以及没有采取措施保障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但这些并不能影响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张惠然[5]（2017）在《陈学溶的气象实践活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上世纪中国气象事业的迅速发展得益于几代气象人含辛茹苦的付出,陈学溶（1916—2016）,江苏南京人,作为我国知名气象学者,就曾对新中国的气象事业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陈学溶在其百年的人生岁月里,所开展的气象实践活动构成了其在气象领域的卓越贡献,包括气象科研活动、气象教育活动、气象交流活动等,每项活动都对那时中国气象事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聚焦陈学溶“以大气现象探析、气象史料编写校改为主”的气象科研活动、“以培养学生实践能力为目标”的气象教育活动、“以推动海峡两岸气象事业共同发展为目标”的气象交流活动等三大类活动,系统梳理了上述三大气象实践活动实施的社会背景和个人背景。在总结陈学溶气象实践活动的基础下,分析其气象实践活动的特征。陈学溶在开展气象科研活动时往往通过科研团队开展科学研究,这一做法推动了整个团队水平的提高。陈学溶既重视自然科学又重视科技史研究,他对气象史料的收集考证还原了历史,为后人提供了研究基础。在气象教育活动中,他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工作与教学相结合,亲力亲为指导学生,其在教育教学上的“理论结合实践”理念是现今应用气象学的学科雏形,为学科建设提供了理论来源。陈学溶的“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高尚师德影响了一大批气象后生,为中国气象事业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在气象交流活动中,他侧重书信交流与会议交流,为气象史研究增添了众多历史史料。他还重视不同领域的气象交流,体现出他对学科交叉性的重视。通过对陈学溶百年气象路的总结可以得出,科学家的成功绝非偶然,同时期重要人物的潜移默化影响不容忽视。此外,陈学溶的气象实践活动深化了我国气象科学研究。他修改数套气象学专着,并在退休年纪主动请缨承担气象史志的编撰工作,协助各省、市、自治区气象局的“气象志”编撰工作,校改《竺可桢传》全集,极大提高了气象史料的权威性和正确性,推动了我国现代气象史研究。文章最后讨论了陈学溶气象实践活动的重要意义。本文分为四章,第一章论述了陈学溶的生平经历、气象实践活动总体概况以及其进行气象实践活动的动因;第二章讨论了陈学溶气象科研活动的具体内容,进而总结出其气象科研活动的基本特征;第三章分析了陈学溶气象教育活动的具体内容,从而归纳出其气象教育活动的基本特征;第四章梳理了陈学溶气象交流活动的具体内容,进而推导出其气象交流活动的基本特征。最后探讨了陈学溶气象实践活动的现实意义。
吴璇[6]（2016）在《革命行旅与文学书写：白朗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东北作家群中的女作家白朗历经了坎坷曲折的革命人生：从日本殖民统治下伪满洲国时期的秘密文化抗争,到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的异乡流亡,再到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接受精神洗礼,抗战胜利重返东北后经历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家国建设,直至因为卷入种种政治运动而受尽磨难,最终停止写作,白朗用自己一生传奇性的经历书写了一部时代作品,描摹出在大时代中沉浮的小人物的选择与坚守。于白朗来说,革命是她终其一生之志。对革命信念的追随是她在人生道路的分岔口做出一个又一个选择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白朗始终自觉地将自己的创作与革命的需要、时代的要求结合起来。她的笔不仅仅是书写的工具,更是战斗的武器。可以说,白朗的文学创作是她革命生活的一种记录和反映。被裹挟在革命与时代洪流中的白朗的一生既有其特殊性,又有其普遍性。白朗一生与革命之间的纠缠,是中国革命与现代知识分子间复杂关系的一个缩影。因此,将白朗的人生选择与信念坚守、革命行旅与书写历程呈现出来,就成为考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时代变幻中的道路选择与命运沉浮的一个印记。本文意在呈现白朗波澜起伏的传奇人生,并考察革命在白朗不同的人生阶段是如何与她的生命历程和文学书写相互交融,并由此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文除绪论和结语部分外,共分为四章。第一章考察伪满洲国时期白朗在报纸副刊上的创作与编辑活动。重点关注以往研究中未涉及到的白朗的编辑工作,展现她作为副刊主编的风范。第二章围绕白朗在流亡时期的两类创作来展开。一类是基于白朗的“满洲”体验创作的抗日文学作品,另一类是以白朗的真实经历为基础创作的具有自叙传性质的散文和小说。这两类作品反映出白朗这一时期真实矛盾的情感世界。第三章关注在以往研究中所忽视的白朗在延安初期时的经历与写作。这一时期白朗不仅身兼数职,在文学创作上也有过恣意书写的空间。第四章考察白朗在五十年代后历经的命运起伏,并重点关注白朗晚年复杂的心路历程,展现她至死不渝的革命情结,分析她革命情结的心态成因。最后的结语部分将白朗与同时期的女作家萧红、丁玲相比较,考察她们不同的人生抉择和现实命运,对白朗的革命人生和文学道路作再次的审视。本文从白朗不同阶段的生平经历和作品原文入手,在综合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白朗的生平资料、相关档案资料、原始文献资源,采用史料搜集与爬梳、文本细读、版本对比、采访相关当事人等研究方法,对白朗的革命行旅与文学书写作深入的研究。通过聚焦于白朗的个案研究,呈现一个现代女性知识分子革命人生的曲折性和复杂性,同时也对现有的白朗研究作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
中国民康医学杂志社,中国社工协会康复医学工作委员会[7]（2012）在《关于表彰康复医疗先进个人的决定》文中指出根据《关于开展康复医疗先进个人评选表彰活动的通知》（中社康字【2011】第07号）、《关于举办"第八次全国医院管理高级论坛暨中国民康医学杂志创刊25周年庆典"的通知》（中社康工委字【2012】第08号）文件精神,经中国社会工作协会领导同意,中国社工协会康复医学会和中国民康医学杂志社决定在举
黄仁国[8]（2010）在《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 ——1949-1978年的中美教育交流》文中研究说明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是一段非常特殊的教育交流。从1949年到1978年这30年,中美之间没有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因而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双边官方教育交流,几乎所有的教育交流都是以民间名义进行,但是,几乎所有的教育交流又都具有明显的政治背景。这30年,前20年是中美教育交流中断的时期,后10年是中美教育交流恢复的时期。在后10年中,经济因素在教育交流中的作用异军突起,政治、经济与教育形成明显的三向互动。这30年,中美之间单纯的教育交流尽管不多,层次也不高,但教育交流问题始终是中美双边关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与教育有关的交流也始终是中美民间往来中最主要的形式。在中美关系中,教育交流问题由边缘位置上升到特别重要的地位。1949年至1978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巩固新生政权,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和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时期。这一时期,中美教育交流从国家主权、国家安全与现代化这两个政治与经济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中美建交前30年的双边关系,是深入了解中美建交前双边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因此,本文从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中研究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并由此打通近代与当代、建交前与建交后的中美教育交流,展现政治、经济与教育的复杂关系以及教育国际交流的特殊功能和作用。本文将教育交流定义为：政府部门、工商界、民间组织及其与教育活动相关的人员,通过人员往来、项目合作、合作办学、国际会议和教材图书建设等形式,进行教育科研成果、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方法等的交流,以实现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的活动。这一定义能够较好地分析1949年至1978年的中美教育交流,也适用于分析近代中美教育交流和中美建交后的教育交流。本文以《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和美国的部分档案资料为主要资料来源。《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大量报道中美之间的教育交流,说明了中美教育交流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也为厘清中美教育交流研究中的重要史实问题提供了依据。为了增强研究的科学性,本文坚持以弄清1949年至1978年中美教育交流的客观事实为最高准则,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文中列举了大量的史料,制作和使用了必要的图表,做了一些有典型意义的个案分析,以此再现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实际情况,以此分析教育交流在当时的功能和作用以及对后来中美关系、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教育交流大发展的影响。1949年至1978年这30年的中美教育交流,可以以1969年为界,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前20年是中美教育交流的中断期,后10年则是中美教育交流的恢复期。前20年又可以细分为4个时期,即短暂的观望（1949-1950）、中断（1950-1955）、中方示好美方封闭（1956-1960）、中方封闭美方示好（1961-1968）。后10年细分为3个时期,即恢复（1969-1972）、发展和摇摆（1973-1976）、突破（1977-1978）。前20年是中美对抗的时期,但对抗中有试探；由于双方试探的节奏不一致,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两国间完全中断了两国政府都视为合法的直接的教育交流,中国政府有计划地接收了美国在华的文教机构,美国政府则千方百计地阻挠中国留美学生和学者回国服务。这20年中美教育交流并没有完全中断,而是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一些有限的教育交流,不过,这些交流多半是一方视为合法而另一方则视为非法,或者是以民间形式在第三国进行。后10年是中美关系逐渐改善的时期,是双边教育交流循序渐进的时期；总体上看,双边直接的教育交流从无到有,从少到多,逐渐加深,逐渐得到重视,逐渐起到重要作用；不过,在发展态势上,却表现为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而非一帆风顺。论文由绪论和正文组成。绪论部分对教育国际交流与中美教育交流的概念进行了分析,并介绍了美国和中国对当代中美教育交流的学术研究情况,提出了文章的研究思路。正文部分共分五章,其中前四章按时间顺序对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第五章则对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进行综合研究。第一章“中美教育交流的中断（1949-1968）”。这是中美关系经过短暂的观望后便进入长期的激烈对抗时期。这章包括新中国成立前的中美教育交流概述、中美教育交流的中断、中美敌对时期各自为恢复教育交流所做的准备以及这一时期的有限交流。本章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中美关系分析中美教育交流中断的背景,从中国政府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机构和争取留美学生回国工作来分析中美教育交流中断时的教育交流问题。本章认为,毛泽东向外国学习的思想以及中苏关系变化后中国教育部门的调整为中美教育交流的恢复做了思想上和实践上的准备；美国《国防教育法》的颁布和美国中国学的发展以及随后的富布赖特听证会和与大陆中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的成立为恢复美中教育交流做了准备。中美在对抗时期的有限交流主要有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的教育交流问题、青年代表团交流、艺术交流、学术交流和美国友人访华。第二章“中美教育交流的恢复（1969-1972）”。这是中美关系走向缓和的时期。这章主要分两部分展开,一是美国代表团或个人访华,二是中国代表团访美。中国政府通过邀请斯诺访华制定处理美国人来华问题的政策,通过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打开中美交往大门,通过邀请美国学者高尔斯顿和西格纳访华叩开中美学术交流的大门,通过邀请杨振宁访华带动美籍华人学者访华,通过邀请基辛格、尼克松和美国议员访华,打开直接的政治沟通渠道,并协商中美教育交流问题。这一时期,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进行了改组,还派了特别信使访华；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两次组团访华。这一时期的中国乒乓球队、医学代表团、科学家代表团和沈阳杂技团访问了美国。第三章“中美教育交流的发展和摇摆（1973-1976）”。这是中美关系取得一定发展后又出现摇摆的时期。这章主要分析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美国工商界以及美籍华人的交流活动,中国从事教育交流的主要机构及其活动,“四个现代化”与邓小平的教育交流思想。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在这一时期特别明显。这种互动主要是正面的,而1975年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失败案例和西藏歌舞团事件则揭示了其负面影响。第四章“中美教育交流的新突破（1977-1978）”。这是中美关系取得积极进展的时期,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奏。这章内容包括邓小平与科教战线的拨乱反正、邓小平与中美教育交流、美中往来的新突破、美方教育交流机构的活动、中国赴美访问情况、新的教育交流形式。中国科教战线、侨务工作和旅游工作的拨乱反正使中美教育交流取得了新的突破；这一时期,中美基本确定了教育交流的大框架；这一时期的教育交流,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了新的变化,为中美建交后教育交流的大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第五章“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这是对前四章的总结与延伸。这章内容包括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发展的历史轨迹及其动力分析、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的特点分析、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的作用、中美教育交流历史与现实的启示。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历经曲折：前20年,政治上的力量起主要作用,经济上的作用力影响不大,教育事业本身的力量起着一定的作用；后10年,政治、经济和教育本身的力量形成明显的互动,共同影响着中美教育交流的发展。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具有主体多元化,层次由浅入深,形式逐渐多样化,双向交流不平衡、不对称、不对等的特点。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发展,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促进了中美建交后教育交流的大发展。从中美教育交流历史与现实来看,保持政治、经济与教育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是最大限度地发挥教育交流的功能和作用的最重要的原则。
马达[9]（2001）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校音乐教育发展研究》文中指出内容提要：本文将二十世纪中国学校音乐教育100年发展过程作为研究对象，着重研究这一历史阶段我国中小学、中师、高师音乐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的产生、发展、关联等问题，从中总结出得失与规律，以作为我国学校音乐教育进一步发展的依据和参考。 笔者认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校音乐教育发展过程可分为六个时期。1．萌芽期（1901—1919）：以学堂乐歌的兴起和发展为标志。2．初创期（1919—1949）：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为契机，美育逐步受到重视，学校音乐教育开始起步。3．建设期（1949—1956）：新中国的建立，确立了美育和音乐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4．曲折发展期（1957—1966）：虽然美育未得到重视，但学校音乐教育在困境中仍有所发展。5．停滞期（1966—1976）：在极“左”路线干扰下，美育被否定，学校音乐教育遭受严重破坏。6．繁荣期（1977—2000）：美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重新得到确立，学校音乐教育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繁荣局面。 从中国学校音乐教育六个时期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哪个时期政府将美育纳入教育方针，并在具体的措施、经费上给予足够的保证，哪个时期的学校音乐教育就得到健康发展。
黑龙江省医药卫生学会联合办公室[10]（1993）在《关于在《黑龙江医学》杂志刊登学术会议征文通知的通知》文中研究说明 各市、地分会及有关医疗单位: 经黑龙江省医药卫生学会联合办公室秘书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从1993年1月起,凡经黑龙江省医学会、黑龙江省药学会、黑龙江省护理学会召开的本省及东北三省学术会议的征文通知一律在《黑龙江医学》杂
二、关于在《黑龙江医学》杂志刊登学术会议征文通知的通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在《黑龙江医学》杂志刊登学术会议征文通知的通知（论文提纲范文）
（2）上海生生牧场发展变迁研究（1929-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目的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依据 |
| 1.2.1 理论依据 |
| 1.2.2 现实依据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近代奶业史的研究 |
| 1.3.2 近代农业企业史的研究 |
| 1.4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生生牧场的创办与生产经营的展开(1929-1933年) |
| 2.1 沈九成创办生生牧场的背景 |
| 2.1.1 沈九成创办生生牧场的个人际遇 |
| 2.1.2 沈九成创办生生牧场的政策背景 |
| 2.1.3 沈九成创办生生牧场的行业时机 |
| 2.2 生生牧场的创办 |
| 2.2.1 奶牛的采购及其生产管理 |
| 2.2.2 土地的租赁 |
| 2.2.3 员工的招聘 |
| 2.2.4 生产设备的买入 |
| 2.3 沈鹏程时期生生牧场生产经营的展开 |
| 2.3.1 文化濡化:形塑消费者饮食习惯的企业经营方法 |
| 2.3.2 横向拓展:以奶妈为竞争者定位的企业经营策略 |
| 2.3.3 纵向连合:与三友实业社合作的企业经营模式 |
| 第三章 生生牧场的迅速发展与销售规模的扩大(1933-1940年) |
| 3.1 沈九成接掌生生牧场的经过 |
| 3.1.1 三友实业社劳资纠纷案与沈九成出走三友实业社 |
| 3.1.2 沈九成接掌生生牧场 |
| 3.2 从单一鲜奶到全面化战略:生生牧场产品结构的调整 |
| 3.2.1 牛奶 |
| 3.2.2 冰淇淋 |
| 3.2.3 奶油 |
| 3.2.4 其他乳制品 |
| 3.3 生生牧场的销售模式 |
| 3.3.1 订户模式 |
| 3.3.2 专卖店模式 |
| 3.3.3 杂货店模式 |
| 3.3.4 交易会模式 |
| 3.4 生生牧场的销售策略 |
| 3.4.1 药品、食品、饮品:产品的物质功能定位 |
| 3.4.2 “国货”:产品的政治功能定位 |
| 3.4.3 营养与健康:产品的社会功能定位 |
| 3.4.4 早餐与现代性:产品的生活方式功能定位 |
| 3.5 生生牧场迅速发展的原因 |
| 3.5.1 沈九成与穆藕初交往考证 |
| 3.5.2 沈九成的经营经验与企业家才能的展现 |
| 第四章 生生牧场销售战略的调整与等级结构的嵌入(1940-1946年) |
| 4.1 沈九成被绑案与沈万灵接手生生牧场 |
| 4.2 生生牧场生产等级的提升 |
| 4.2.1 上海市乳业等级制度的建立 |
| 4.2.2 生生牧场的质量控制与等级提升 |
| 4.3 生生牧场消费等级的嵌入 |
| 4.3.1 近代上海的社会分层与牛奶的品牌选择 |
| 4.3.2 生生牧场消费人群的社会结构 |
| 4.3.3 日伪时期生生牧场销售对象的上移 |
| 第五章 生生牧场的衰退与政治权力的介入(1946-1949年) |
| 5.1 中国国民党接收生生牧场的经过 |
| 5.2 中央信托局与生生牧场的衰退 |
| 5.2.1 中央信托局接收生生牧场与国民党的派系斗争 |
| 5.2.2 中央信托局管理上海生生牧场时期的衰退 |
| 第六章 结论 |
| 附录 :沈九成父子年谱初编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3）近代中国伊赫瓦尼“遵经革俗”思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二、选题缘由 |
| 三、选题意义 |
| 四、研究主要内容、基本思路、研究方法、重点难点、基本观点和创新之处 |
| (一) 主要内容 |
| (二) 基本思路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 重点难点 |
| (五) 基本观点 |
| (六) 创新之处 |
| 五、研究范围和相关概念、术语的阐释 |
| (一) 研究范围的界定 |
| (二) 相关概念、术语阐释 |
| 第一章 清代伊斯兰教的改革思潮 |
| 第一节 清代伊斯兰教发展特点 |
| 一、经堂教育的发展与完善 |
| 二、教派和门宦的形成 |
| 三、汉文译着的发展 |
| 第二节 清代“遵经革俗”思潮的开端 |
| 一、常志美的教义思想 |
| 二、常志美的宗教改革 |
| 三、舍蕴善的宗教礼俗改革 |
| 第三节 清代伊斯兰教宗教改革发展趋向 |
| 一、山东其他寺坊宗教礼俗改革 |
| 二、北京伊斯兰教礼俗改革 |
| 三、河北新旧之争 |
| 四、河南“连班”与“独班”以及礼俗之争 |
| 五、云南风俗改革 |
| 六、礼俗纷争在其他地区 |
| 第二章 近代伊赫瓦尼“遵经革俗”思潮的兴起 |
| 第一节 伊赫瓦尼“遵经革俗”思潮兴起的时代背景 |
| 一、近代伊斯兰世界思潮运动 |
| 二、社会变革与穆斯林内部衰落 |
| 第二节 马万福改革思想的形成 |
| 一、青年时代的教育 |
| 二、开学讲授 |
| 三、朝觐求学 |
| 四、尝试改革 |
| 五、马万福“遵经革俗”思想理论来源 |
| 第三节 马万福“遵经革俗”主张 |
| 一、教义思想 |
| 二、教法思想 |
| 三、“果园十条”主张 |
| 四、其他礼仪习俗改革 |
| 第三章 伊赫瓦尼“遵经革俗”思潮在西北的传播与发展 |
| 第一节 伊赫瓦尼“遵经革俗”思潮传播的社会因素 |
| 一、社会启蒙思想 |
| 二、报刊业的普及 |
| 三、朝觐、游学与留学 |
| 四、《古兰经》和圣训的翻译 |
| 第二节 伊赫瓦尼“遵经革俗”思潮在青海的传播与发展 |
| 一、确立西宁东关清真大寺的“海乙寺”地位 |
| 二、改革经堂教育 |
| 三、重视理论学习 |
| 四、各地讲学 |
| 五、其他人物改革主张 |
| 第三节 伊赫瓦尼“遵经革俗”思潮在甘肃和新疆的传播与发展 |
| 一、“遵经革俗”在河州 |
| 二、“遵经革俗”在甘肃其他地区 |
| 三、“遵经革俗”在新疆 |
| 第四节 伊赫瓦尼“遵经革俗”思潮在宁夏的传播与发展 |
| 一、初传阶段 |
| 二、虎嵩山宗教改革 |
| 三、力促传播与发展 |
| 第五节 伊赫瓦尼“遵经革俗”思潮在陕西的传播与发展 |
| 一、“遵经革俗”在安康的传播 |
| 二、“遵经革俗”在西安初传阶段 |
| 三、萧德珍的宗教改革 |
| 第四章 伊赫瓦尼“遵经革俗”思潮在华北及其它地区的发展 |
| 第一节 王静斋宗教改革主张 |
| 一、改革思想形成 |
| 二、宗教改革主张 |
| 三、阐扬回教文化 |
| 第二节 伊赫瓦尼“遵经革俗”思潮在华北的传播与发展 |
| 一、天津教改 |
| 二、河北新行与古行之分 |
| 三、北平新行改革 |
| 四、新行改革在山东的发展 |
| 第三节 伊赫瓦尼“遵经革俗”思潮在其他区域 |
| 一、新行改革在华东地区 |
| 二、华中地区的新行与古行之争 |
| 三、西南、华南等地区的宗教改革 |
| 第五章 伊赫瓦尼“遵经革俗”思潮的特点与影响 |
| 第一节 伊赫瓦尼“遵经革俗”思潮特点 |
| 一、宗教改革的继承性 |
| 二、传播方式多样性 |
| 三、注重教育 |
| 四、重视研究 |
| 五、宗教思想的多重层次性 |
| 六、彰显时代性 |
| 七、具有地域性 |
| 第二节 伊赫瓦尼“遵经革俗”思潮的影响 |
| 一、伊赫瓦尼派的分离 |
| 二、唤醒爱国意识 |
| 三、促进回族伊斯兰教文化发展 |
| 四、奠定中国伊斯兰教教派格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4）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相关研究对象的界定 |
| 五、创新点和难点 |
| 六、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的由来 |
| 第一节 “文革”结束后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
| 一、“文革”结束后我国的经济形势 |
| 二、“文革”结束后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
| 三、1977、1978年我国经济形势的好转 |
| 第二节 经济工作中出现新冒进 |
| 一、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中“左”的错误 |
| 二、不切实际的经济发展目标 |
| 三、急于求成的经济发展政策 |
| 四、新冒进对国民经济的负面影响 |
| 第三节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国民经济调整的酝酿 |
|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
|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国民经济调整的酝酿 |
| 第四节 中央工作会议的筹备与召开 |
| 一、中央工作会议的筹备 |
| 二、会议名单及分组 |
| 三、会议的主要经过 |
| 四、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对会议的指导意义 |
| 第二章 关于国民经济调整的讨论 |
| 第一节 国民经济调整的必要性 |
| 一、如何认识我国的当前形势 |
| 二、如何认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性 |
| 三、如何认识出现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原因 |
| 第二节 国民经济调整的主要内容 |
| 一、调整比例关系,贯彻农、轻、重的方针 |
| 二、调整规模结构,精简基本建设和引进项目 |
| 三、调整社会政策,改善人民生活 |
| 第三节 调整国民经济的主要原则 |
| 一、调整国民经济的首要任务是统一思想 |
| 二、调整国民经济的关键是加强党的领导 |
| 三、调整国民经济的重要环节是做好宣传工作 |
| 四、调整国民经济的前提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
| 第三章 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若干问题的讨论 |
| 第一节 以放权让利为核心进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 |
| 一、经济管理体制的主要弊端:权力过于集中 |
| 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原则:集中与分散有机结合 |
| 三、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措施:放权让利于地方和企业 |
| 第二节 对企业进行挖潜、革新、改造 |
| 一、以建立、健全责任制为核心开展企业整顿 |
| 二、多种途径实现企业的增产节约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 |
| 一、坚持从国情出发,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
| 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现代化建设营造安定团结环境 |
| 第四章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落实与评价 |
| 第一节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落实 |
| 一、国民经济调整在争论中推进 |
| 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开始起步 |
| 第二节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的评价 |
| 一、会议的历史意义 |
| 二、会议的主要特点 |
| 三、会议的历史局限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5）陈学溶的气象实践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概述 |
| 三、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四、研究目标、主要内容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陈学溶生平经历及气象活动总概 |
| 第一节 陈学溶的生平经历 |
| 一、求学阶段 |
| 二、工作阶段 |
| 第二节 陈学溶的气象活动总概 |
| 一、陈学溶的气象科研活动 |
| 二、陈学溶的气象教育活动 |
| 三、陈学溶的气象交流活动 |
| 第三节 陈学溶气象实践活动动因 |
| 一、社会需求 |
| 二、人物影响 |
| 三、家庭激励 |
| 四、个人志向 |
| 第二章 陈学溶的气象科研活动研究 |
| 第一节 陈学溶气象科研活动的开展背景 |
| 一、社会环境 |
| 二、个人因素 |
| 第二节 陈学溶的气象科研活动分析 |
| 一、气象学研究 |
| 二、气象史研究 |
| 第三节 陈学溶气象科研活动的特征 |
| 第三章 陈学溶气象教育活动研究 |
| 第一节 陈学溶气象教育活动的开展背景 |
| 一、社会背景 |
| 二、个人因素 |
| 第二节 陈学溶气象教育活动分析 |
| 一、开展教育活动 |
| 二、获得教育成果 |
| 第三节 陈学溶气象教育活动的特征 |
| 第四章 陈学溶的气象交流活动研究 |
| 第一节 陈学溶气象交流活动的开展背景 |
| 一、社会背景 |
| 二、个人因素 |
| 第二节 陈学溶气象交流活动分析 |
| 一、大陆气象交流 |
| 二、海峡两岸气象交流 |
| 第三节 陈学溶气象交流活动的特征 |
| 第五章 陈学溶气象实践活动的意义 |
| 第一节 深化我国气象科学研究 |
| 第二节 推进我国现代气象事业史的研究 |
| 第三节 推动海峡两岸的气象交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陈学溶学术论文目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革命行旅与文学书写：白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伪满洲国：革命与文学的起点 |
| 第一节 走上革命与文学之路 |
| 第二节 “反殖文学”创作：白朗与《大同报·夜哨》 |
| 第三节 “东北第一女编辑”：白朗与《国际协报》 |
| 小结 |
| 第二章 异乡流亡：家国书写与女性私语 |
| 第一节 呐喊抗争：白朗的“满洲”体验 |
| 第二节 革命与母职：白朗的两难选择 |
| 小结 |
| 第三章 延安时期：被中断的天堂岁月 |
| 第一节 延安革命知识分子的天堂岁月 |
| 第二节 白朗在延安初期的恣意书写 |
| 第三节 磨难的开端与命途的转折 |
| 小结 |
| 第四章 重返东北：从政治巅峰到人生低谷 |
| 第一节 蜕变：苦难与荣誉并存 |
| 第二节 至死不渝的革命情结 |
| 小结 |
| 结语：白朗文学道路的再审视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白朗生平与作品年表 |
| 附录二 《国际协报·文艺》目录 |
| 附录三 《大同报·夜哨》目录(存目) |
| 附录四 金玉良访谈 |
|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8）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 ——1949-1978年的中美教育交流（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第一章 中美教育交流的中断(1949-1968) |
| 第一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中美教育交流 |
|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美教育交流的中断 |
| 第三节 中美对抗时期各自为恢复教育交流所做的准备 |
| 第四节 中美在对抗时期的有限教育交流 |
| 第二章 中美教育交流的恢复(1969-1972) |
| 第一节 美国代表团或个人访华 |
| 第二节 中国代表团访美 |
| 第三章 中美教育交流的发展和摇摆(1973-1976) |
| 第一节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交流活动 |
| 第二节 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的交流活动 |
| 第三节 美国工商界的交流活动 |
| 第四节 美籍华人的交流活动 |
| 第五节 中国从事交流的主要机构及其活动 |
| 第六节 "四个现代化"与邓小平的教育交流思想 |
| 第四章 中美教育交流的新突破(1977-1978) |
| 第一节 邓小平与科教战线的拨乱反正 |
| 第二节 邓小平与中美教育交流 |
| 第三节 美中往来的新突破 |
| 第四节 美方教育交流机构的活动 |
| 第五节 中国赴美访问情况 |
| 第六节 新的教育交流形式 |
| 第五章 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 |
| 第一节 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的动力 |
| 第二节 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的特点 |
| 第三节 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的作用 |
| 第四节 中美教育交流历史与现实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9）二十世纪中国学校音乐教育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引言 |
| 第一章 清末民初的学校音乐教育（1901～1919） |
| 第一节 近代学校音乐教育的发端 |
| 一、 清末时期的学校音乐教育 |
| 二、 民初时期的学校音乐教育 |
| 第二节 学堂乐歌的兴起与发展 |
| 一、 学堂乐歌起源之简况 |
| 二、 学堂乐歌的特点及所存在的问题 |
| （一） 学堂乐歌的特点 |
| （二） 学堂乐歌创作中所存在的问题 |
| 三、 学堂乐歌对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发展的影响 |
| 第三节 美育与音乐教育思想 |
| 一、 清末时期的音乐教育思想 |
| 二、 民初时期的音乐教育思想 |
| 三、 王国维、蔡元培、沈心工、曾志（文心）的美育与音乐教育思想 |
| 第四节 结语 |
| 第二章 五四运动至新中国建立之前的学校音乐教育（1919～1949） |
| 第一节、 中小学音乐教育 |
| 一、 中小学音乐课程纲要的颁发 |
| 二、 教材建设开始起步 |
| 三、 音乐教育研究中所反映出来的音乐教学现状 |
| 四、 音乐教育法规的进一步完善 |
| 五、 中小学音乐课程标准的执行情况 |
| 六、 教材建设走上正轨 |
| 七、 抗战时期的中小学音乐教育 |
| 八、 四十年代之后的中小学音乐教育 |
| 九、 结语 |
| 第二节 师范音乐教育 |
| 一、 高等师范学校音乐教育的初创期 |
| 二、 新学制的实施 |
| 三、 中等师范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 |
| 四、 高等师范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 |
| 五、 结语 |
| 第三节 苏区、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学校音乐教育 |
| 一、 土地革命时期 |
| 二、 抗日战争时期 |
| 三、 解放战争时期 |
| 四、 结语 |
| 第三章 新中国建立初期至“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学校音乐教育（1949～1966） |
| 第一节 中小学音乐教育 |
| 一、 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中小学音乐教育法规建设 |
| 二、 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实际状况 |
| 三、 美育被列入国家教育方针，音乐教育开始得到重视 |
| 四、 五十年代中期中小学音乐教育所存在的问题 |
| 五、 新中国建立以来颁发的第一套中小学音乐教学大纲 |
| 六、 教材建设开始起步 |
| 七、 课外音乐活动开展活跃 |
| 八、 五十年代中期至“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中小学音乐教育 |
| 九、 结语 |
| 第二节 中等师范学校音乐教育 |
| 一、 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中师音乐教育 |
| 二、 音乐教育法规建设和教材建设开始起步 |
| 三、 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中师音乐教学大纲 |
| 四、 教材建设的发展 |
| 五、 五十年代末期至“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中师音乐教育 |
| 六、 结语 |
| 第三节 高等师范学校音乐教育 |
| 一、 新中国建立初期的高师音乐教育 |
| 二、 高师音乐教育的法规建设 |
| 三、 五十年代中期至“文化大革命”之前的高师音乐教育 |
| 四、 结语 |
| 第四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学校音乐教育（1966～1976） |
| 第一节 中小学音乐教育 |
| 一、 概况 |
| 二、 结语 |
| 第二节 中等师范学校音乐教育 |
| 一、 概况 |
| 二、 结语 |
| 第三节 高等师范学校音乐教育 |
| 一、 概况 |
| 二、 结语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之后的学校音乐教育（1977～2000） |
| 第一节 中小学音乐教育 |
| 一、 恢复时期音乐教育法规的建设及美育问题的讨论 |
| 二、 八十年代初期所存在的问题及部分地区所采取的对策 |
| 三、 美育在国家教育方针中的确立、学校艺术教育管理机构的健全及音乐教育法规文件的颁发 |
| 四、 学校音乐教育的纲领性文件——《全国学校艺术教育总体规划（1989～2000年）》 |
| 五、 落实《总体规划》、完善音乐教育管理体制 |
| 六、 九十年代中小学音乐教学大纲的颁发、音乐教材的建设及高中音乐欣赏课的开设 |
| 七、 音乐教育科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
| 八、 课外、校外音乐活动的蓬勃发展 |
| 九、 音乐师资状况及音乐课开课情况 |
| 十、 国家教委有关音乐师资队伍建设的一系列举措 |
| 十一、 九十年代后期国家对美育、艺术教育的重视，确立了音乐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
| 十二、 结语 |
| 第二节 中等师范学校音乐教育 |
| 一、 恢复时期音乐教育法规和教材建设 |
| 二、 中师音乐教育办学状况及部分地区所采取的对策 |
| 三、 音乐教研活动活跃，教育科学研究有所发展 |
| 四、 中等艺术师范学校和中师音乐班的发展 |
| 五、 课外、校外音乐活动蓬勃发展 |
| 六、 九十年代之后的中师音乐教育 |
| 七、 结语 |
| 第三节 高等师范学校音乐教育 |
| 一、 恢复时期音乐教育法规和教材的建设 |
| 二、 扩大招生规模，满足基础教育需求 |
| 三、 教研、科研活动的开展，促进了教学质量的提高 |
| 四、 九十年代之后的高师音乐教育 |
| （一） 落实《总体规范》，贯彻《若干意见》 |
| （二） 研究生教育及师资队伍建设 |
| （三） 课程改革与教材建设 |
| （四） 教育科研工作取得较大成绩 |
| （五） 全国性音乐教育研讨会的召开推动了高师音乐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 |
| 五、 结语 |
| 总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关于在《黑龙江医学》杂志刊登学术会议征文通知的通知（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医药文化在意大利传播的策略研究[D]. 杨雪. 江西中医药大学, 2021
- [2]上海生生牧场发展变迁研究（1929-1949）[D]. 刘君.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02)
- [3]近代中国伊赫瓦尼“遵经革俗”思潮研究[D]. 魏寒梅.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2)
- [4]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研究[D]. 高冠龙.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5]陈学溶的气象实践活动研究[D]. 张惠然.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2017(03)
- [6]革命行旅与文学书写：白朗研究[D]. 吴璇. 华东师范大学, 2016(12)
- [7]关于表彰康复医疗先进个人的决定[A]. 中国民康医学杂志社,中国社工协会康复医学工作委员会. 《中国民康医学》创刊25周年庆典及表彰活动纪念文集, 2012
- [8]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 ——1949-1978年的中美教育交流[D]. 黄仁国. 湖南师范大学, 2010(09)
- [9]二十世纪中国学校音乐教育发展研究[D]. 马达. 福建师范大学, 2001(01)
- [10]关于在《黑龙江医学》杂志刊登学术会议征文通知的通知[J]. 黑龙江省医药卫生学会联合办公室. 黑龙江医学, 199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