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决定创建湘东独立师时间质疑（论文文献综述）
李勇[1]（2019）在《《中央政治通讯》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早期探索》文中研究说明《中央政治通讯》是中共中央在1926至1929年间所办的机关刊。它作为中共中央的喉舌与中国革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道路早期探索的伟大历程。它呈现了在转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方面所进行的早期探索的艰辛、曲折与反复。它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道路早期探索上的分歧、争论。《中央政治通讯》记录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方针的确立,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对武装斗争所依靠力量、从举国民党旗帜到举红旗、关于土匪会党问题的探索。武装斗争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新手段;暴动队伍是党的宣传队、播种机,扩大了党的影响,促进了党组织的发展;武装起义后保留的队伍是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的重要力量和保证。这一阶段的武装斗争体现出中共中央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认识不足,过分强调农民的暴动,忽略军事力量。土地革命前,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些对土地问题的纲领。《中央政治通讯》刊载了中国共产党对八七会议前土地政策的批判和土地革命方针的确定,记录了中共共产党关于土地没收对象、大地主划分标准、土地分配方式等问题的探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农村的发展;激发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扩大了党的影响;为创造性地开展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土地革命奠定了基础。但是也存在过早实行“土地国有”、“没收一切土地”和“禁止买卖土地”等政策。暴动后武装力量或转向大城市,或转向农村,但最终转入了农村,成了工农革命军和工农红军的基础。它记录了中国共产党探索建立中心城市苏维埃的情况,记录了海陆丰、井冈山等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立。中共中央过分强调在大城市建立苏维埃,对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中央政治通讯》刊载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转折时期对中国革命道路早期探索的情况。这种探索有成就也存在不全面、不完善等问题。但这恰恰反映出转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特点。这一阶段的早期探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起点。
徐明忠,赵文长[2]（2019）在《黔东红色历史的事变、人物、贡献及精神》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和黔东各族人民共同书写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光辉历史篇章。这部红色历史由召开湘鄂西中央分局枫香溪会议、创建黔东革命根据地、实现红二、红六军团木黄会师等标志性事件组成,其革命地位不可替代,革命贡献不可磨灭,尤其是所培育的革命精神,铸就了新长征的红色基因,是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缪小宁[3]（2019）在《中共福鼎县委成立时间考辩》文中研究表明闽东党史上认定中共福鼎县委成立于1933年冬,但围绕谁为福鼎县委首任书记的"两黄之争",旷日引久。笔者通过对涉及中共福鼎县委成立的闽东革命大背景、福鼎革命斗争史实、老同志回忆文章、农村革命"五老"证明材料以及相关历史文献资料的分析考辩,充分发挥史料和史实的力量,厘清中共福鼎县委这一重要组织的历史真实,并做出新的认定;同时也希望这一新的认定有助于止息"两黄之争"。
黄昊辰[4]（2019）在《宗族与秘密结社：地方视域下的中共浙南革命（1927-1937）》文中提出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革命的集中爆发期,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和中共革命相互衔接与演进,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中共革命。既往中共革命史研究在革命爆发的原因和革命动员等方面已有相当积累,但在宗族和会匪等地方势力对革命的影响等方面尚有一定讨论余地。本文拟利用文件档案、方志谱牒、回忆史料、报刊资料和文史资料等,聚焦和讨论1927-1937年间宗族和秘密结社在中共浙南革命中的运作。1927-1927年,中共浙江组织取得了蓬勃发展,但在“清党”后被迫转入地下。为挽救革命,中共浙江省委试图在浙东和浙北组织暴动,但暴动失败使省委必须尝试在浙江各地策划革命。地方革命精英此后利用亲缘、地缘和业缘关系使宗族和秘密结社助力革命,浙南革命的重要性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凸显,甚至成为1929年后浙江革命中心所在。可以说,宗族和秘密结社是中共组织嵌入、武装组建和革命暴动的重要媒介。但是,宗族和秘密结社在助力革命的同时,也制约着浙南革命的发展,我们可以从浙南红军的宗族化、帮会对革命的破坏以及大刀会对挺进师的持续性对抗看出这一点。这一制约使革命者与宗族和秘密结社仅能有限合作。中共革命在1927—1937年间深入浙南的过程充分地体现了革命者的智慧。
孙创锦,郑常鳜[5]（2018）在《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与红色资源深度融合探究——以闽东革命根据地主要领导人生平为视角》文中研究说明福建宁德俗称闽东,闽东红色资源是"闽东之光"（习近平总书记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闽东革命根据地主要领导人的生平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理想奋斗史,它蕴含着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红色文化遗产信息。本文围绕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展开,摘取土地革命战争期间（1927-1937）闽东革命根据地领导人生平宝贵信息,重点从家庭出身、文化程度、年龄等方面,探究其与理想信念之间的关系。尝试将其运用到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工作中,鼓励学生不因出身贫寒而灰心丧气,不因非知名高校毕业而碌碌无为,不因少不更事而躲避承担社会责任,开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新途径。
曾小锋[6]（2018）在《中国苏维埃区域会匪问题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初,中国的会匪因其数量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被中外学者称为“土匪王国”,成为当时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华南遍布洪门、沿海地区青帮独大、西北哥老会林立、华北红枪会盛行、华中“神兵”四起,形成了一道别致的人文风景线。包括土匪、帮会、会道门在内的会匪在中国大地上由来已久,经过历史的激荡,发展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其强大的武装力量和深远的影响力展现在世人面前。国共第一次合作失败后,中共决心以武装暴动的方式回应国民党的血腥屠杀政策。在继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城市武装起义失败后,中共开始把注意力转向赣、闽、鄂、湘等数省交界、国民党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地区,广泛发动农村暴动,深入开展以打土豪、分田地为主要内容的苏维埃革命运动。在暴动胜利后的地方,先后建立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等十几块大小不等的苏维埃区域。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开展武装暴动地方,亦是会匪势力比较集中的区域。地处边远、山高林密、自然灾害频繁;经济条件落后、生活水平低下;宗教迷信思想浓厚,粗旷的民风和强烈的反抗意识等为会匪的产生提供了天然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条件。据统计,中国苏维埃区域的帮会、土匪有10万余人,各类会道门武装150万余人。如此庞大的民间武装力量,是中共领导苏维埃革命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当中共以苏维埃革命为旗帜,对广大边远、落后的农村进行历史性介入后,必然会对当地的社会控制势力——会匪带来很大的冲击。经过一段时期的考量和博弈后,会匪对苏维埃革命采取了合作改编、激烈对抗、保守中立和投机反叛等四种不同的政治倾向。虽然苏维埃政权与会匪都是平等的博弈主体,但是前者因肩负宏大的政治目标而更占据主动地位。如何治理这些类型复杂、功利善变的会匪,这极大地考验苏维埃政府的政治智慧和治理方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城市流氓无产阶级的经典阐述、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具体指示、中共早期领导人的理论探索以及国民大革命时期的实践经验等,共同构成了苏维埃治理会匪的理论来源和思想基础。苏维埃政府坚持团结改造、为我所用的原则立场,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对会匪采取了全面治理的方略。首先,在横向上进行分类治理,提出了分化瓦解、区别对待的方略。针对会匪的不同政治倾向,苏维埃政府分别作出收编改造、严厉打击、争取拉拢和揭破清除等不同的治理政策。其次,根据苏维埃革命运动的特点,可以大致将其分为武装暴动、地方割据、执政巩固和长征陕北等四个历史阶段,从纵向上对会匪分别采取利用争取、团结改造、肃清洗刷和综合治理等政策。在对会匪的具体改造实践中,苏维埃政府又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化、宣传、社会保障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综合治理。总体上看,苏维埃政府对会匪的治理是成功的,契合了主客观条件的变化和苏维埃革命任务的需要。尽管如此,苏维埃在不同历史阶段对会匪治理的成效呈现明显的差异性,早期武装暴动时期,因受中共“六大”决议歼灭匪首的片面思想影响,未能争取大部分会匪参加革命而导致成效不理想;地方割据时期治理会匪效果良好,出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盗贼绝迹”的景象;执政巩固时期苏区境内的会匪基本得到肃清,但因受“肃反”扩大化的影响,不少已经改造良好的会匪骨干分子遭到清洗;陕北时期由于借鉴了前期的经验教训,成功将会匪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如陕北最大的会匪组织——哥老会,被治理成为抗战救国的革命团体。苏维埃政府对会匪的治理是在国共两党生死较量、军事斗争十分激烈的环境下进行的,同时也是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开展的,体现了严酷革命环境的战时性、首次局部执政的开拓性和广泛发动群众的运动性等历史特点。通过详细梳理会匪治理的历史实践,苏维埃政府在坚持区别对待的总体策略、坚持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方式制度化、治理手段多样化等方面取得了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然而,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以及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苏维埃对会匪的治理存在一定程度的草创性和欠完备,不平衡和反复性以及过激化等缺陷,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本着党史为现实服务的原则,通过厘清苏维埃政府治理会匪的历史进程,总结其经验和教训,可以为当前基层社会的黑恶势力、反动邪教组织等治理提供历史借鉴。
邱潇[7]（2018）在《共产国际与毛泽东中共中央领导地位的最终确立》文中研究说明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他的领导地位源于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而共产国际由于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它的意见对毛泽东中共中央领导地位也至关重要。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于1919年由列宁领导建立。共产国际的组织性质十分特殊,它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一般性质的国际组织,而是一个“统一的世界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是“必须执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定”。中国共产党从“二大”作出决议正式加入共产国际起,就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与共产国际呈隶属关系。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军事方略、组织路线包括领导人选都处于共产国际直接干预之下。笔者认为,毛泽东领导地位的巩固与最终确立,首先基于毛泽东的领导才能和正确路线。其次,共产国际由支持王明转为支持毛泽东,也做出了极大贡献。由于历史环境和材料局限,传统说法认为,共产国际与毛泽东格格不入,毛泽东是在战胜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控制后,胜利夺取领导地位的。这种说法存在片面性。事实上,共产国际同毛泽东关系复杂,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大革命时期,毛泽东贯彻执行共产国际指示,共产国际初步了解毛泽东。然而由于毛泽东党内地位尚不显着,共产国际与毛泽东关系不甚明晰。“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时期,毛泽东在农民运动、战略战术等问题上,与共产国际支持下的“左”倾中央有极大分歧,因此受到“左”倾中央的排挤打击。共产国际与毛泽东有路线分歧,它没有明确反对“左”倾中央对毛泽东的排挤,但对毛泽东体现出一定的重视,实际上保护了毛泽东。遵义会议后,共产国际和毛泽东在出兵援苏等问题上仍存分歧,但在毛泽东与张国焘分裂主义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斗争中,共产国际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这不但帮助毛泽东巩固了党内领导地位,而且对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提供了政治保障和组织基础,事实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本文分为七个部分,包括前言、结论和正文的五个章节。前言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论文的研究方法、研究目标和重难点,并简介了主要内容和文章创新点及不足点。第一章中,本文运用大量文献资料,论述了共产国际建立的背景、缘由与历史进程,探究了共产国际“统一的世界共产党”的组织性质,以及“联共（布）主导下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并简述了共产国际组织性质、领导方式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为分析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态度变化打下基础。第二章中,本文结合史实史料,重点探究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双效应,指出由于毛泽东始终坚持独立自主,支持正确指导,抵制错误思想。因此当共产国际正确指导中国革命时,二者关系较为融洽。当共产国际错误干涉中国革命并产生严重危害时,二者矛盾十分尖锐。这为第三章研究共产国际与毛泽东关系的变化打下基础。第三章中,本文重点研究了各个时期,共产国际同毛泽东的关系,确立了两个基本观点。第一,共产国际与毛泽东的关系复杂,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特点,遵义会议后主要表现为支持。第二,共产国际支持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是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一大贡献。第四章中,本文从主观、客观两方面出发,着力从共产国际“七大”后转变了领导方式、共产国际肯定毛泽东卓越的领导才能、共产国际与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与策略基本一致、共产国际在统一战线策略上同王明有所分歧、毛泽东比王明更有领导实际斗争的经验等多方面,论证了共产国际由一贯支持王明转为支持毛泽东领导地位的原因。提出“共产国际‘七大’转变领导方式,是共产国际支持毛泽东中共中央领导地位的重要原因与基本前提”,“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策略与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有原则性分歧。‘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并非共产国际指示,而是王明错误理解共产国际‘一切为了抗日’思想,教条搬用法国等统一战线经验的产物”,“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症结不在于没有提出保持独立性和游击战,而是实际上放弃了党在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否定了毛泽东将独立自主游击战置于战略高度的军事思想,形而上学地将‘反共’归咎于国民党内亲日派的阴谋”等创新观点。第五章中,本文结合历史背景,从奠定毛泽东党内领导的合法地位,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推动中国革命纵深发展,创造性形成了处理与共产国际关系的策略方法等多方面,论证了共产国际支持毛泽东党中央领导地位的重要意义。
李茂[8]（2017）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研究（1921-1945）》文中提出从建党到大革命时期（1921‐1927.7）,中共党内开始滋生教条主义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表现:一是在中国革命性质和阶段问题上先后提出了“一次革命论”和“二次革命论”。“一次革命论”是脱离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理解的结果;“二次革命论”与陈独秀中央教条式执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和阶段的错误认识有关。二是对国民党性质的判断及其内部派别的分析出现公式化、定型化的错误;三是放弃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和独立自主。导致滋生教条主义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其外部原因而言:作为中共上级领导机构的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和政策出现错误,凭藉于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将其错误的理论和政策强制在中国革命中推行,较大程度上扼杀了中共独立自主地思考与决策的空间。就其内部原因而言:一方面中共对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推崇和对共产国际的迷信是导致教条主义滋生的重要情感和思想基础;另一方面中共党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薄弱,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能力欠缺,这是导致教条主义出现的重要理论原因。在滋生教条主义的同时,中共党人也开始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去分析中国国情,试图解答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开始萌芽。土地革命战争初期（1927.7‐1930）,中共党内教条主义进一步发展,开始在党内蔓延。中共中央先后出现了“左”倾盲动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它们与斯大林提出的“三阶段”论和共产国际关于“第三时期”理论的错误密切相关。中共在纠正“左”倾错误时没有触及到导致错误出现的内在原因——教条主义式的思维,为教条主义的恶性发展留下来隐患。教条主义在党内蔓延的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部分中共党人开始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初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但是就全党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识是薄弱的,党内还严重地存在着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共产国际指示、决议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后期（1931‐1934）,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统治中共中央,并通过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在全党范围内贯彻和执行,将教条主义错误发展到了极致,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中共党人受到了“左”倾教条主义中央的排斥和打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受到阻碍。在遵义会议到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期间（1935‐1938）,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的发展受到遏制。一是教条主义宗派瓦解和中共高层出现人事变动,破除了军事教条主义并取得了长征的胜利;二是形成了“洛‐毛”合作领导体制,在政治策略上突破了“左”倾关门主义,推动并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红军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转变;三是由于教条主义的思想和错误一直没有得到系统地清算,依然在党内顽固的存在;当曾经的教条主义宗派领袖人物王明回国之后,教条主义一度死灰复燃。不过此时的中共在理论上、政治上已经比较成熟,特别是由于毛泽东等主张实事求是的中共党人在党内地位的上升,已有了遏制教条主义发展的力量。教条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较量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应运而生,为肃清党内教条主义做了重要的思想与理论准备。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之后到七大（1939‐1945）之间,中共党内对教条主义进行了清算。该时期中共党内清算教条主义问题的主客观条件已经成熟: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已经成熟,为清算教条主义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和理论基础;二是共产国际解散,为清算教条主义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三是毛泽东对清算教条主义问题进行了精心的部署,有力地推动和保证了教条主义清算的成功。通过对教条主义的全面清算,在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思想源头上肃清了教条主义的影响;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式建立,从组织上肃清了教条主义的影响。中共七大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共党内全面清算教条主义的胜利。通过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教条主义在中共党内发展和被清算历程的梳理和分析,可以加深对教条主义危害的认识,更为深刻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尤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更需要坚持不懈地反对教条主义,坚定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信念和实践。教条主义问题不仅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关系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来看,加强和深化对它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意义。
李君生[9]（2017）在《扎根：中央苏区的乡村组织网络 ——以结构与功能的变迁为视角》文中提出任何社会都有组织,而具有不同组织结构的社会,它们之间却有巨大的差异,组织化程度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社会的效率与行动能力。由于赣闽地区传统中的乡村社会处于松散的“半自治”状态,因此乡村中的许多事物运行并不在国家政权的掌控之中,而是由形形色色的民间组织来承担。民国时期由于赣南、闽西地区的军阀混战、天灾人祸,传统的稳定型乡村组织遭到很大的破坏,而动乱型的会匪组织却得以急速发展,社会秩序被打乱。革命的力量进入乡村之后,通过乡村组织构建了一个新的稳定结构,它是一个以党组织为中心,聚集了多重层面、多种类型的组织体系,从而很快实现了对社会秩序重建。由于中共逐渐改变了传统乡村的组织形式与结构,组织力量的作用迅速在革命中得以凸显。这种以新式组织网络重构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不仅对先前的传统组织本身,也对中共革命动员、组织下的民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自此之后,网罗密布的乡村组织作为连接中共与民众的纽带,一方面将传统社会下既有的熟人社会之温情脉脉的民众联系打散,使之成为一个个原子化的个人;另一方面也在组织的号召下建立各种新型民众团体密切互动,在历次运动的发动下彼此政治性联系更加频繁。正是这种政治依附性组织的大量发展,既为集体行动提供了力量,使得权力深入乡村社会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让每一位乡村中的居民均是直接暴露在国家政权的操控之下,也造成了一定制度性的弊端。虽然如此,但如果把广袤的乡村看作国家政权基础的话,那么与中共在基层的组织模式相比,国民党在广大乡村组织的精细程度是难以望其项背的,仍然是悬浮性政权。通过中共对乡村政权的获取过程,对基层组织网络的构建,我们便可以看出,中共在乡村基层组织重建中对每个个体进行组织再造整个推倒重来的过程与国民党在乡村旧有的政权基础上之修补,其差异不仅仅在于组织网络下革命的底层密集动员翻起的巨大浪潮,而是在于动乱时期摸索成型的这种组织化模式,从长远来看,其所发挥的凝聚力对中共政权根基的建设与巩固,影响才更为深远。
王承庆[10]（2016）在《中共早期军事领导与指挥权流变研究（1925-1935）》文中认为军事指挥不仅关系战争胜负全局,而且对于军队建设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大革命时期,中共没有创建自己的军队,但仍在中央和省委层面建立了军事工作机构。土地革命前期,中共逐渐加强对武装斗争的领导,进行了一系列将军事指挥"集权于中央"的努力和尝试,并逐步将军事指导重心向革命根据地转移,标志着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向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转变。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南昌起义过程中,中共对建立什么样的领导指挥机构,进行了谨慎研究和初步探索。秋收起义时,中共湖南省委成立前敌委员会,作为起义领导机关;"三湾改编"从组织上建立起中共对军队实施领导的原则和制度,改变了旧式军队的习气和农民的散漫作风;前委先后清除了余洒度、苏先俊、张浩等旧式军官的军事指挥权,使这支队伍在组织体制上与旧的军阀部队和国民党军队产生本质区别。广州起义,始终未建立起有效的军事指挥系统,起义总指挥叶挺受到多方掣肘,不能独立行使指挥权,导致起义最终失败。井冈山会师,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红四军、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的发展演变,成为中共军队历史沿革的主脉。在这一过程中,红四军军委与前委发生争权,实质是党的领导与指挥权之争。古田会议为持续近一年的"朱毛之争"划上句号,毛泽东领导的前委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在红四军中的领导地位得以确立。然而红军的渐次扩大,使集中领导和统一指挥出现本质上莫及之势。于是总前委应运而生,并成为中央苏区的最高领导机关。苏区中央局取代总前委,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但接着又在前方作战指挥权与后方党的领导权之间产生争论,最后以中革军委作为最高指挥机构,实行靠前指挥而告一段落。争论虽然平息了,但带来的不是稳定,而是红军作战的迭次失败,表明指挥机构中"人"才是决定性因朱素。一个政党和一支军队的领导指挥机构能不能有效运转,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机构内部的思想能不能统一、路线能不能一致。本文从领导指挥机构内部思想分歧和路线斗争的视角,对革命与战争背景下的富田事变进行了个案研究,得出富田事变发生的深层原因,并不是肃AB团的扩大化问题,而是中央苏区最高领导层内部斗争的结果,是毛泽东正确路线与江西省行委盲目执行中央"左"倾错误路线之间激烈斗争的结果。而这种思想分歧和路线斗争又恰恰发生于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前夕,对根据地反"围剿"准备产生了直接负面影响,如不能断然处置和采取及时补救措施,将可能造成反"围剿"全局的失败。在这种情况下,肃AB团扩大化就具有了某种可理解的"合理性",并成为引发富田事变的导火索。为确保反"围剿"作战的全局胜利,毛泽东对富田事变作出及时处置,无异于"壮士断腕"。红军长征是中共军队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迁徙,也是中共最高领导层内部斗争最激烈、变换最频繁、影响最深远的重要时期。长征出发前成立的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其本质是"2+1",是对周恩来的重新起用。以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组成的中央队"三人小组",与博古、李德为首的"左"倾路线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通过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到遵义会议时取消了"三人团",初步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关于"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的争论,实质是党的领导和红军指挥权之争,并一度造成两大主力红军暂时分离。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主力先行到达陕北,成立新的"西北军委",在性质上履行"中央军委"的职能,但在现实上又不具备指挥全国红军的能力和手段。"西北军委"与张国焘为首的"中革军委"之争,实质是关于正统地位之争,最后统一到扩大的"中革军委",标志着毛泽东核心领导地位的最终确立。
二、决定创建湘东独立师时间质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决定创建湘东独立师时间质疑（论文提纲范文）
（1）《中央政治通讯》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早期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一章 《中央政治通讯》概况 |
| 第一节 大革命时期的《中央政治通讯》概况 |
| 一、《中央政治通讯》的创刊背景 |
| 二、《中央政治通讯》的特点 |
| 三、《中央政治通讯》主要内容 |
| 第二节 八七会议至中共六大间的《中央政治通讯》 |
| 一、《中央通讯》的复刊背景 |
| 二、《中央通讯》的复刊目的 |
| 三、《中央通讯》的出版与发行 |
| 四、《中央通讯》的主要内容 |
| 五、《中央通讯》的主要作用 |
| 第三节 中共六大后的《中央通讯》概况 |
| 一、第二次复刊的背景 |
| 二、第三阶段《中央通讯》的主要内容 |
| 第二章 《中央政治通讯》与中国共产党对武装斗争的早期探索 |
| 第一节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武装斗争的早期探索 |
| 一、发展工人运动,建立有着一定武装力量的工人武装组织 |
| 二、发展农民运动,建立农民协会,建立农民武装 |
| 三、在国民政府的军队中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培养军事干部,为独立创建军队,奠定政治基础和储备军事人才 |
| 第二节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对武装斗争的早期探索 |
| 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方针的确立 |
| 二、武装斗争依靠的力量的探索 |
| 三、从举国民党左派旗帜到公开打出工农革命军旗帜 |
| 四、关于对土匪会党的政策的探索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进行武装斗争探索的意义及不足 |
| 一、武装斗争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的新方式 |
| 二、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足 |
| 第三章 《中央政治通讯》与中国共产党对土地革命的早期探索 |
| 第一节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 |
| 第二节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对土地革命的早期探索 |
| 一、对土地革命前的中共土地政策的批判与土地革命方针的确定 |
| 二、对于土地没收对象的规定 |
| 三、对大地主拥有土地的标准划分问题的探索 |
| 四、关于土地分配的探索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进行土地革命早期探索的意义及不足 |
| 一、中国共产党进行土地革命早期探索的伟大意义 |
| 二、中国共产党进行土地革命早期探索的不足 |
| 第四章 《中央政治通讯》与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
| 第一节 暴动后武装力量的转移和发展 |
| 一、中国共产党日益重视工农武装力量的发展 |
| 二、暴动后武装力量从向城市进攻转向向农村进军 |
| 第二节 苏维埃的建立与根据地的开创 |
| 一、中共中央决定在各地成立苏维埃 |
| 二、苏维埃的建立与根据地的开创 |
| 第三节 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意义及不足 |
| 一、开创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意义 |
| 二、开创革命根据地的不足 |
| 结语 |
| 一、《中央政治通讯》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道路早期探索的历史贡献 |
| 二、《中央政治通讯》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道路早期探索的历史局限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2）黔东红色历史的事变、人物、贡献及精神（论文提纲范文）
| 一、黔东的革命大事变 |
| （一）参与南昌起义 |
| （二）枫香溪会议 |
| 1．发扬自我革命斗争精神 |
| 2．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 |
| 3．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三）“困牛山壮举” |
| 1．智勇有担当的果敢精神 |
| 2．舍生取义的无畏精神 |
| 3．传播红军长征的革命火种 |
| （四）木黄会师 |
| 1．木黄会师创造革命新形势 |
| 2．木黄会师提升红军组织力 |
| 3．木黄会师增强集体执行力 |
| 二、黔东的革命人物 |
| （一）周逸群和旷继勋 |
| （二）贺龙 |
| 1．军旅生涯的转折地 |
| 2．思想提升的淬火地 |
| 3．武装斗争的策源地 |
| （三）英雄群体 |
| 1．浴火重生的“神兵”战士 |
| 2．誓言革命的少数民族同胞 |
| 3．薪火相传的省溪纵队 |
| 三、黔东红色革命的重要贡献 |
| （一）扭转贵州革命不利局面 |
| （二）创建红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重要版图 |
| （三）有力支撑红军长征初期革命全局 |
| 1．挽救了红二军团 |
| 2．接应了红六军团 |
| 3．承接了新使命 |
| 四、黔东的红色革命精神 |
| （一）革命精神的孕育 |
| （二）革命精神的缔造 |
| （三）红色精神遗产的教育意义 |
| 五、结语 |
（4）宗族与秘密结社：地方视域下的中共浙南革命（1927-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浙江革命中心的南移 |
| 一、浙东和浙北：浙江早期革命中心 |
| 二、多中心下的浙江革命与暴动 |
| 三、浙南革命中心的形成 |
| 第二章 宗族、民间武装与革命：以红十三军为中心的讨论(1927-1931) |
| 一、宗族与楠溪民间武装群体的形成 |
| 二、亲缘与业缘：楠溪革命的宗族网络 |
| 三、串联与革命：从民间武装到红十三军 |
| 第三章 浙南革命中的青帮动员(1927-1935) |
| 一、浙南帮会的形成与分布 |
| 二、亲缘与地缘：本土革命精英的帮会动员 |
| 三、由青帮至宗族：挺进师革命的嵌入 |
| 四、帮会动员之困境 |
| 第四章 浙西南大刀会对革命的对抗与合作(1935-1937) |
| 一、浙西南大刀会的形成 |
| 二、斋郎之战前后挺进师对大刀会的对抗 |
| 三、地方治理与持续对抗 |
| 四、地方革命精英与大刀会的合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红十三军活动示意图 |
| 附录二 ：浙南三年游击战争示意图 |
| 后记 |
（5）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与红色资源深度融合探究——以闽东革命根据地主要领导人生平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三观”的形成与理想信念的力量 |
| 二、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的三点因素分析 |
| (一) 理想信念不问家庭出身贫富 |
| (二) 理想信念不分文化程度高低 |
| (三) 理想信念不关年纪长幼 |
| 三、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的三点对策思考 |
| (一) 因势利导, 加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 |
| (二) 顺势而为, 健全大学生成才援助公平机制 |
| (三) 齐心协力, 营造全社会浓厚公平氛围 |
（6）中国苏维埃区域会匪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一)理论价值 |
| (二)现实意义 |
| 二、研究述评 |
| (一)国内外会匪研究现状 |
| (二)会匪研究评述 |
| 三、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框架与内容 |
| (二)主要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五、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会匪概念 |
| (二)中国苏维埃区域概念 |
| 第二章 中国苏维埃区域会匪产生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穷山恶水：会匪产生的自然环境成因 |
| 一、地处边远,交通闭塞 |
| 二、环境险恶,山高林密 |
| 三、灾害频繁,流民四起 |
| 第二节 生存危机：会匪产生的经济社会成因 |
| 一、社会结构失衡,土地占有不均 |
| 二、苛捐杂税繁多,生活水平低下 |
| 三、军阀混战频繁,社会秩序动荡 |
| 第三节 愚昧好勇：会匪产生的教育文化成因 |
| 一、文化教育落后,宗教迷信浓厚 |
| 二、民风粗旷好勇、侠匪文化盛行 |
| 三、地方观念固化、反抗意识强烈 |
| 第三章 中国苏维埃区域会匪的概况 |
| 第一节 强化控制：会匪的组织和纪律 |
| 一、土匪的组织和纪律 |
| 二、帮会的组织结构与帮规纪律 |
| 三、会道门的组织与纪律 |
| 第二节 信仰仪式：会匪的精神世界 |
| 一、土匪的精神世界 |
| 二、帮会的信仰与结拜仪式 |
| 三、会道门的精神信仰 |
| 第三节 无处不匪：苏维埃区域会匪的分布概况 |
| 一、大江南北：土匪、帮会的分布区域 |
| 二、遍布城乡：会道门的分布区域 |
| 三、中间地带：会匪的武装势力 |
| 第四章 中国苏维埃区域会匪的活动方式与政治倾向 |
| 第一节 划地而治：会匪的主要活动方式 |
| 一、抢劫财物,绑票勒索 |
| 二、抵御兵匪,抗粮抗税 |
| 三、控制县政,区域自治 |
| 第二节 是敌是友？会匪的政治倾向 |
| 一、积极合作,接受改编 |
| 二、冷漠谨慎,保守中立 |
| 三、顽固不化,激烈对抗 |
| 四、假意革命,投机反叛 |
| 第五章 苏维埃政府治理会匪的依据 |
| 第一节 现实依据：苏维埃政府治理会匪的利益诉求 |
| 一、扩大武装力量,开展军事斗争的现实需求 |
| 二、镇压敌对势力,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内在要求 |
| 三、回应群众呼声,维护社会稳定的民意诉求 |
| 第二节 理论依据：苏维埃政府治理会匪的思想基础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会匪的论述 |
| 二、苏维埃革命前中共对会匪的认识 |
| 三、苏维埃政府治理会匪的基本思想 |
| 第六章 苏维埃政府治理会匪的实践进路 |
| 第一节 区别对待：苏维埃政府治理会匪的基本方略 |
| 一、反动对抗型会匪：打击消灭 |
| 二、中立保守型会匪：争取拉拢 |
| 三、投机反叛型会匪：揭穿清除 |
| 四、主动合作型会匪：收编改造 |
| 第二节 久久为功：苏维埃政府治理会匪的历史进程 |
| 一、武装暴动时期：争取利用 |
| 二、地方割据时期：团结改造 |
| 三、执政巩固时期：肃清洗刷 |
| 四、长征陕北时期：综合治理 |
| 第三节 成功典范：苏维埃政府治理会匪的个案考察 |
| 案例一：改造绿林武装：袁文才、王佐匪帮 |
| 案例二：团结和争取赣南于都“三点会”帮会 |
| 案例三：收编改造鄂西黑洞神兵 |
| 案例四：合作收编闽北大刀会 |
| 第七章 苏维埃政府治理会匪的经验教训 |
| 第一节 ：苏维埃政府治理会匪的历史特点 |
| 一、残酷革命环境的战时性 |
| 二、广泛发动群众的运动性 |
| 三、首次局部执政的开拓性 |
| 第二节 苏维埃政府治理会匪的历史经验 |
| 一、坚持分门别类,分化瓦解的原则立场 |
| 二、坚持固本强基,构建完善的政权和军队系统 |
| 三、坚持完善社会组织,推动治理主体的多元化 |
| 四、坚持健全法令政策,推进治理方式的制度化 |
| 五、坚持全面协调推进,实现治理手段的多样化 |
| 第三节 苏维埃政府治理会匪的历史教训 |
| 一、会匪治理存在不平衡和反复性 |
| 二、会匪治理存在草创性和欠完备 |
| 三、会匪治理存在绝对化和过激化 |
| 结语 会匪治理任重而道远 |
| 附录 个人简介与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共产国际与毛泽东中共中央领导地位的最终确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研究现状述略 |
| (三) 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 |
| 二、主要参考文献综述 |
| (一) 档案、文献资料 |
| (二) 学者专着与论文 |
| 三、研究意义 |
| (一) 有利于扩展党史研究领域,丰富其研究内容 |
| (二) 有利于深入研究,增进认识 |
| (三) 有助于进一步研究共产国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 |
| 四、研究的目标及重难点 |
| (一) 研究目标 |
| (二) 研究难点 |
| 五、研究的方法、步骤和可行性分析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实施步骤 |
| (三) 可行性分析 |
| 第一章 共产国际的组织性质和领导方式 |
| 一、共产国际组织性质与领导体制的来源 |
| (一) 共产国际成立的背景 |
| (二) 共产国际成立的缘由 |
| (三) 共产国际成立的过程和意义 |
| 二、“统一的世界共产党”的组织性质和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 |
| (一) 共产国际的组织性质是统一的世界共产党 |
| (二) 受联共(布) 主导的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 |
| 第二章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双效应 |
| 一、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积极作用 |
| (一) 促进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
| (二) 正确决策积极推动两次国共合作等重大问题 |
| (三) 给予中国共产党巨大经济援助 |
| 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消极影响 |
| (一) 一些理论策略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损失 |
| (二) 曾严重损害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 |
| 第三章 共产国际与毛泽东中共中央领导地位的历史考察 |
| 一、遵义会议前不同时期各具特点 |
| (一) 大革命时期初步了解毛泽东 |
| (二) “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时期虽有路线分歧但体现出重视 |
| 二、遵义会议后支持巩固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
| (一) 帮助毛泽东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 |
| (二) 帮助毛泽东战胜王明右倾投降主义 |
| (三) 虽以支持为主但仍存分歧 |
| 三、毛泽东领导地位的历史铸就与共产国际的外部推动 |
| (一) 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
| (二) 毛泽东在湘江战役后力挽狂澜 |
| (三) 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
| (四) 共产国际推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
| 第四章 共产国际由支持王明转为支持毛泽东的原因 |
| 一、共产国际“七大”后转变了领导方式 |
| (一) 高度集中领导体制难以为继 |
| (二) 远未达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形势 |
| (三) 苏联外交策略的要求 |
| (四) 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策略的要求 |
| (五) 季米特洛夫要求增强各国党的独立自主性 |
| 二、共产国际肯定毛泽东卓越的领导才能 |
| (一) 党的许多干部向共产国际推崇毛泽东的领导能力 |
| (二) 共产国际多次高度评价毛泽东,尤其是军事领导才能 |
| (三) 毛泽东完全符合共产国际的干部任用标准 |
| 三、毛泽东的主张更符合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策略 |
| (一) 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 |
| (二) 共产国际与毛泽东的统一战线策略趋于一致 |
| (三) 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策略与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有原则性分歧 |
| 四、毛泽东比王明更有领导实际斗争的经验 |
| (一) 王明被公认缺乏实际工作经验 |
| (二) 王明因多次夸编造材料而受到共产国际质疑 |
| (三) 王明对西安事变的处理方式让共产国际更为不满 |
| 五、米夫被诬陷为“反革命”对王明有一定影响 |
| 第五章 共产国际支持毛泽东中共中央领导地位的意义 |
| 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
| (一) 共产国际较早产生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思想火花 |
| (二) 共产国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正反两方面影响 |
| (三) 共产国际“七大”后事实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
| 二、推动中国革命纵深发展 |
| (一) 正确分析抗战形势和基本任务 |
| (二) 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
| (三) 重申敌后为重点的军事战略 |
| 三、创造性形成了处理与共产国际关系的策略方法 |
| (一) 虚心接受正确意见,抵制错误 |
| (二) 坚持原则,讲究策略 |
| (三) 加强同共产国际的联系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校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及着作情况 |
（8）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研究（1921-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辨析及研究对象的界定 |
| 1.2.1 相关概念辨析 |
| 1.2.2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反对教条主义的思想 |
| 1.2.3 研究对象的界定 |
| 1.3 研究现状述评 |
| 1.3.1 研究概况 |
| 1.3.2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3.3 研究的评述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主要内容及创新点 |
| 1.5.1 主要内容 |
| 1.5.2 创新点 |
| 第2章 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的滋生(1921-1927.7) |
| 2.1 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的表现 |
| 2.1.1 对革命性质与革命阶段的认识错误 |
| 2.1.2 对国民党性质的误判 |
| 2.1.3 对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放弃 |
| 2.2 中共党内教条主义滋生的因素 |
| 2.2.1 中共党内教条主义滋生的内部因素 |
| 2.2.2 中共党内教条主义滋生的外部因素 |
| 2.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端 |
| 2.3.1 邓中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 |
| 2.3.2 瞿秋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 |
| 2.3.3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 |
| 第3章 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的蔓延(1927.8-1930) |
| 3.1 教条主义表现之一——“左”倾盲动 |
| 3.1.1 “三阶段”论对中共的影响 |
| 3.1.2 “左”倾盲动主义统治党中央 |
| 3.1.3 “左”倾盲动主义的实施与危害 |
| 3.2 教条主义表现之二——“左”倾冒险 |
| 3.2.1 中共六大的双重效应 |
| 3.2.2 “左”倾冒险主义统治党中央 |
| 3.2.3 “左”倾冒险主义的实施与危害 |
| 3.3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的初次较量 |
| 3.3.1 中共党内对“左”倾盲动主义的抵制 |
| 3.3.2 留守中央反教条主义的实践 |
| 3.3.3 中共党内对“左”倾冒险主义的抵制 |
| 3.3.4 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的较量 |
| 3.3.5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传播 |
| 第4章 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的膨胀(1931-1934) |
| 4.1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形成 |
| 4.1.1 共产国际彻底否定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
| 4.1.2 共产国际全力扶持王明集团 |
| 4.1.3 《两条路线》出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党中央 |
| 4.2 “左”倾教条主义在组织路线中的表现 |
| 4.2.1 以留苏学生为主体的教条主义宗派形成 |
| 4.2.2 教条主义宗派的反“右”倾斗争 |
| 4.2.3 片面追求“工人化”与排斥知识分子 |
| 4.3 “左”倾教条主义在武装斗争中的表现 |
| 4.3.1 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进攻路线”的出台 |
| 4.3.2 “进攻路线”的推行与对毛泽东的批判 |
| 4.3.3 军事战略方针教条化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
| 4.4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的再次较量 |
| 4.4.1 白区工作中对“左”倾教条主义的抵制与失败 |
| 4.4.2 苏区工作中对“左”倾教条主义的抵制与失败 |
| 4.4.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受到阻碍 |
| 第5章 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的遏制(1935-1938) |
| 5.1 中共高层组织变动与长征胜利 |
| 5.1.1 长征初期教条主义宗派瓦解 |
| 5.1.2 “洛-毛”领导体制的确立与长征的胜利 |
| 5.2 “左”倾关门主义的抛弃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
| 5.2.1 共产国际七大新气象 |
| 5.2.2 瓦窑堡会议与“左”倾关门主义政策的抛弃 |
| 5.2.3 中共对蒋方针的转变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
| 5.3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的第三次较量 |
| 5.3.1 党的十年历史评价之争：路线错误还是策略错误 |
| 5.3.2 独立自主原则之争 |
| 5.3.3 六届六中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 |
| 第6章 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的清算(1939-1945) |
| 6.1 毛泽东思想的基本成熟：奠定了清算教条主义的理论基础 |
| 6.2 全面清算党内教条主义 |
| 6.2.1 编辑《六大以来》：厘清路线是非 |
| 6.2.2 1941 年“九月会议”：拉开整风运动帷幕 |
| 6.2.3 中央领导机构重大调整：从组织上肃清教条主义影响 |
| 6.2.4 共产国际解散：教条主义失去最后依托 |
| 6.2.5 1943 年“九月会议”：对教条主义的最后一击 |
| 6.3 中共七大：清算党内教条主义的全面胜利 |
| 6.3.1 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
| 6.3.2 七大党章与防范教条主义的规章建设 |
| 6.3.3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产生 |
| 结束语 中共党内反对教条主义的历史意义与现实启示 |
| 一、中共党内反对教条主义的历史意义 |
| 二、中共党内反对教条主义的现实启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9）扎根：中央苏区的乡村组织网络 ——以结构与功能的变迁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及其研究意义 |
| 二、概念的说明与研究框架 |
| 三、回顾与思考:中共与乡村组织视角下的农民与革命 |
| 第一章 乡土异动:二十世纪初期赣南闽西乡村的离心力倾向 |
| 一、环境恶化: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 |
| 二、权势转移:乡村精英群体变动与会匪力量的兴起 |
| 三、革命介入:社会结构紧张下的阶级观念传播 |
| 四、结论 |
| 第二章 走向暴动:中共初期革命策略与传统乡村组织力量的统合 |
| 一、暴动前的准备 |
| 二、暴动夺权与面临的困难 |
| 三、组织重建与割据后的新秩序 |
| 四、余论 |
| 注释 |
| 第三章 中央苏区内部乡村社会中核心组织力量的锻造——乡村中的中共党组织 |
| 一、乡村党员的规模与发展 |
| 二、基层党组织与乡村社会:党组织活动的基本功能与实现路径 |
| 三、基层党组织功能在实现中的不足 |
| 四、结论 |
| 第四章 中央苏区乡村社会中的行政组织基层苏维埃的权责配置与运行 |
| 一、汲取与产出:目标与责任压力下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 |
| 二、对基层政权的监督与问责 |
| 三、手段与偏差:农村政权基层组织两难的困境 |
| 四、结论 |
| 第五章 中央苏区乡村社会中的外围社会组织:社团组织与党政统合 |
| 一、社团建设的制度环境 |
| 二、社团组织内部及其周围的网络 |
| 三、政党、社团与民众:基层社会的关联与互动 |
| 四、苏区基层的民众武装建设——以乡村武装组织为例 |
| 结语:扎根—苏区严密组织下的政权与基层关系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中共早期军事领导与指挥权流变研究（1925-193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相关概念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方法 |
| 五、主要创新点和挑战 |
| 第一章 中共中央军事领导机构的建立与运行 |
| 一、大革命时期的军事领导机构 |
| (一) 中共广东区委率先成立"军委" |
| (二) 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指导下成立军事部 |
| (三) 中共中央军事部(军委)主要职责 |
| (四) 中共早期军事实践活动 |
| 二、土地革命前期的中央军事部 |
| (一) 中共中央恢复中央军事部 |
| (二) 将军事指挥权"集权于常委" |
| (三) 中央军事部与军事委员会并存 |
| (四) 中央军事部机构编成及主要职能 |
| 三、中央军委成为最高军事领导机构 |
| (一) 中央军事部与中央军委合并 |
| (二) 中央总行委统揽一切 |
| (三) "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与"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三大武装起义的领导和指挥问题 |
| 一、南昌起义的领导指挥机构 |
| (一) 中共前敌委员会的政治领导 |
| (二)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及其参谋团的军事指挥 |
| (三) 起义军各军军部及其"军委"的实际掌控 |
| (四) 南昌起义的失败教训 |
| 二、秋收起义和工农革命军的领导指挥机构 |
| (一) 中共湖南省委成立前敌委员会领导秋收起义 |
| (二) "三湾改编"奠定中共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基础 |
| (三) 从前委到师委:工农革命军领导指挥体制陷于困境 |
| (四) 秋收起义的转折意义 |
| 三、广州起义的领导指挥机构 |
| (一) 中共广东省委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作用 |
| (二) 谁在指挥广州起义? |
| (三) 广州起义失败之组织指挥问题检讨 |
| 第三章 红军前委、总前委与苏区中央局 |
| 一、红四军前委与军委之争 |
| (一) 井冈山会师成立第四军军委 |
| (二) 湘赣边界特委的领导指挥权责 |
| (三) 红四军军委、前委与行委的流变 |
| (四) 军委与前委发生争权的缘由 |
| (五) 军委与前委之争的导火索 |
| (六) 军委与前委争权的实质 |
| (七) 古田会议与前委领导地位的确立 |
| 二、从扩大的红四军前委到总前委 |
| (一) "二七"会议与扩大的红四军前委 |
| (二) 组建军团指挥机构 |
| (三) 成立方面军指挥机构及其总前委 |
| 三、苏区中央局取代总前委 |
| (一) 成立苏区中央局 |
| (二) 总前委去留何从? |
| (三) 恢复总前委的战时指挥权 |
| (四) 赣南会议正式取消总前委 |
| 四、关于总前委的余论 |
| 第四章 领导机关内部路线冲突引发"富田事变" |
| 一、总前委与省行委的冲突 |
| (一) "二七"会议上的土地政策之争 |
| (二) "二全"会议后赣西南地方党的集体"左"转 |
| (三) 反AB团的扩大化 |
| (四) 围绕"诱敌深入"战略方针的分歧和斗争 |
| 二、富田事变的经过及起因 |
| 三、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形势与富田事变的定性 |
| (一) 富田事变发生前后的反"围剿"战争环境 |
| (二) 富田事变的定性及其背后的"说法" |
| (三) 中共维护总前委最高指挥权的努力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苏区中央局与中革军委:谁在指挥战争? |
| 一、中革军委与中央军委 |
| (一) 苏区中央局成立中革军委 |
| (二) 第一次全苏大会成立新的中革军委 |
| (三) 中革军委与中央军委之间的关系 |
| 二、"苏区中央局一中革军委一作战部队"领导指挥体制 |
| 三、前方"最高军事会议" |
| 四、关于前方作战指挥权责的争论 |
| 五、东方军入闽作战的指挥问题:以"沪电"为例 |
| 六、中革军委直接掌握作战指挥权 |
| 第六章 红军长征中最高指挥权的流变 |
| 一、长征前期组成最高"三人团" |
| (一) "三人团"的本质是"2+1" |
| (二) "三人团"的目的在于垄断红军指挥权 |
| (三) "三人团"在长征前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
| 二、从中央队"三人小组"到新"三人团" |
| (一) 中央队"三人小组"反对博古、李德的斗争 |
| (二) 遵义会议"取消三人团" |
| (三) 成立新"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 |
| (四) 会理会议和"四渡赤水"的"得意之笔" |
| 三、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之争 |
| (一) 两大主力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 |
| (二) 由战略方针分歧引发"统一指挥"问题之争 |
| (三) 中共中央与张国焘分裂主义斗智斗勇 |
| 四、西北军委成为正统的"中央军委" |
| (一) 红四方面军成立以张国焘为主席的西北军委 |
| (二) 陕甘苏区成立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西北军委 |
| (三) 中央红军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西北军委 |
| (四) 统一于扩大的中革军委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决定创建湘东独立师时间质疑（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央政治通讯》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早期探索[D]. 李勇. 湘潭大学, 2019(12)
- [2]黔东红色历史的事变、人物、贡献及精神[J]. 徐明忠,赵文长. 铜仁学院学报, 2019(05)
- [3]中共福鼎县委成立时间考辩[J]. 缪小宁. 苏区研究, 2019(04)
- [4]宗族与秘密结社：地方视域下的中共浙南革命（1927-1937）[D]. 黄昊辰. 杭州师范大学, 2019(12)
- [5]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与红色资源深度融合探究——以闽东革命根据地主要领导人生平为视角[J]. 孙创锦,郑常鳜. 宜春学院学报, 2018(05)
- [6]中国苏维埃区域会匪问题研究[D]. 曾小锋. 华东师范大学, 2018(12)
- [7]共产国际与毛泽东中共中央领导地位的最终确立[D]. 邱潇. 东北师范大学, 2018(11)
- [8]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研究（1921-1945）[D]. 李茂. 西南交通大学, 2017(10)
- [9]扎根：中央苏区的乡村组织网络 ——以结构与功能的变迁为视角[D]. 李君生.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2)
- [10]中共早期军事领导与指挥权流变研究（1925-1935）[D]. 王承庆. 南京大学, 201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