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唯物辩证法是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学习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五章的体会（论文文献综述）
郝俊霞[1]（2019）在《列宁文化领导权理论及其当代价值》文中提出文化领导权作为政党领导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备受关注。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使用文化领导权概念,但他们关于文化的论述无疑蕴含着深刻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列宁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理论家,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国情结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思想,并将这一思想推进到新阶段,形成了文化领导权理论。本文利用文献研究法,系统梳理列宁生前的着作、书信和文稿等历史文献,运用历史与逻辑统一方法,勾画出列宁文化领导权理论形成条件、基本内容、特征及实现路径图景,坚持实事求是和联系发展的观点评价列宁文化领导权理论。列宁文化领导权理论内容及其丰富,基本思想熠熠生辉。在21世纪的中国,要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列宁文化领导权理论是我们必须着重领会并在实践中善加运用的锐利思想武器。列宁生活的社会历史环境呼唤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出现。列宁所处时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在矛盾激化,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土壤和条件。俄国早期工人运动热衷于自发性经济斗争,以增加工资、改善工作条件等作为主要斗争目标,认识不到沙皇专制制度是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根源。工人运动迫切需要科学理论唤醒阶级意识和政治意识,使自发性经济斗争上升为自觉性政治斗争。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认识到能否成功执政、社会主义事业能否取得完全胜利,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力量至关重要,文化因素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由此可知,列宁文化领导权理论是列宁从实际出发,在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实践中做出的具有时代特征的理论贡献。文化领导权问题不是单纯的文化问题,文化领导权的争夺战和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争夺战的战场,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俄国的早期工人运动,工人阶级长期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要帮助他们从资产阶级思想羽翼下解脱出来,并摆脱资产阶级思想带来的危害,工人阶级迫切需要有自己独立的意识形态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斗争。意识形态概念发展到列宁时期,己经经历了肯定、否定和中性化的过程。列宁在批判民粹主义、经济派等错误思潮中,不仅阐释了意识形态概念的阶级性,还首创了“科学的意识形态”概念,弥合了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之间原有的裂缝,使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意识形态概念完成革命性改变,创造性地赋予意识形态概念褒义色彩,构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至此,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产生,成为指导俄国革命运动的理论先导。工人阶级自身不会产生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只能从外部灌输。科学理论要掌握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政党肩负着历史重任。列宁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俄国政党创建任务。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是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先进部队,围绕不同时期中心工作采取灵活多样的实施路径,建立和巩固了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革命时期,以宣传鼓动方式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占领思想领域,与资产阶级争夺话语权,唤醒民众的阶级意识和政治意识;非常时期,以宣传鼓动说服农民将手中多余粮食上缴国家,帮助新生苏维埃政权渡过了难关;和平建设时期,以人民当家作主作为宣传口号,激发了广大民众建设社会主义的能动性。创办报刊作为另一种常态的实施路径,革命时期,创办报刊占领舆论阵地扩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和平建设时期,报刊主要起到社会教育作用,激发广大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和平建设时期,列宁认识到落后的文化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建设,提高广大民众的文化水平成为迫切任务之一,但无产阶级文化不会凭空产生,只能在继承旧社会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文化建设和批判地利用文化遗产成为和平建设时期巩固文化领导权的主要实施路径。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各种错误思潮的出现造成了党内外思想混乱。列宁坚决回击各种错误思潮,肃清它们的影响,扞卫了马克思主义,为革命胜利唤醒了民众并奠定了阶级基础,为和平建设时期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加入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精神动力。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在革命和建设时期,成功地将无产阶级政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转化为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引领广大民众为之奋斗。当然,文化领导权的实现是一个复杂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探寻列宁文化领导权理论时,要深刻认识到阶级性与科学性统一、阶段性和连贯性统一、批判性和建设性统一、本土性和国际性统一的辩证关系,并且在实践中科学地驾驭这些关系。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重温列宁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对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当今时代,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既面临着机遇也面临着风险和挑战,若解决不好,会使党执政合法性出现认同危机,中国共产党要继承、丰富和发展列宁文化领导权理论,将其作为锐利思想武器在实践中善加运用。一要无产阶级政党高度重视文化领导权。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高度重视文化领导权,依据时代特点和工作重心,采取灵活多样的路径建立和巩固文化领导权,为说服俄国、夺取俄国和管理俄国起到价值引领作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复杂的国内外环境,更要高度重视文化领导权,发挥文化领导权在实现民族复兴征程中的思想引领、价值支撑作用。二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本国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提供了实践范式。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国情结合,实现了站起来到富起来到迈向强起来的伟大征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并存的态势仍然存在,中国共产党仍需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依据时代特点不断开拓理论新境界;三要坚定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列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不仅创立了世界上先进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也创建了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开创了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使苏联在正确方向指引下取得了重大科学文化成就,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指引下,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社会主义实践与社会主义文化的良性互动更加坚定了文化自信;四要坚持和改善宣传的“灌输”-方式。“灌输”贯穿在列宁文化领导权实现的整个过程中。但列宁的“灌输”不是强制性灌输,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将灌输内容以灌输对象熟悉的事例、语言和风格融合,达到灌输效果。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既要坚持列宁灌输理论的基本原则,也要依据时代特征改善灌输方式,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入脑入心。
胡志民[2]（2017）在《论苏联法学理论对新中国法学的影响》文中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和社会主义法学是在苏联法学理论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这种影响持续了几十年。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逐步走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藩篱,步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在这一过程中,随着体制改革的推进和法制建设的加强,以苏联法学理论为蓝本构建起来的我国法学已经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法制建设的需要,必须在更新观念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法学界开始反思苏联法学理论给我们带来的影响,许多学者从负面的角度来看待这种影响,将清除、清算苏联法学理论及其影响视为构建新法学的前置性任务。三十多年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入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已经形成并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并逐渐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经开辟并日益宽阔,因此我们急需构建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法治中国的目标。我们在构建这一法学理论和法学体系时,固然需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实践,也需要充分利用已有的各种法学知识资源,合理吸收、借鉴苏联法学理论、西方法律学说中有益的理论观点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审视和深入研究苏联法学理论对我国法学的影响就显得尤为必要,也很有价值,因为它不仅能帮助我们弄清苏联法学理论对我国法学影响的具体表现和发展进程,而且能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和法学体系的构建。研究苏联法学理论对我国法学的影响,首先必须对苏联法学理论的内容和特性有一个充分的认识。苏联法学理论是苏联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法律观点和法律思想的系统阐述,也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运用马克思主义法律观对社会主义法律、法制的本质和规律的理论表达。它主要包括法的一般原理和社会主义法与法制原理两大部分。法的一般原理着重阐述了法的本质和目的,法与经济、政治、国家等社会现象的关系,法的起源和发展,以及法的历史类型等问题;社会主义法与法制原理着重论述了社会主义法产生的规律和必要性,社会主义法的本质和目的,社会主义法与经济、政治、国家等社会现象的关系,社会主义法制与社会主义法律秩序以及社会主义法的运行等问题。从苏联法学理论的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到,它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属性,因为它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立场,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它具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将法与国家结合起来加以研究;二是重点研究社会主义的法;三是作为建立部门法学的基础。但它也存在着一些缺陷,具体表现为在法的本质和功能上,过分强调法的阶级性,忽视法的社会性;在法与国家的关系上,过分强调国家对法的主导性,忽视法对国家的制约性;在法与政治的关系上,过分强调政策对法的决定作用,忽视法对政策的制约作用。上世纪50年代苏联法学理论引入中国后,对我国的理论法学和部门法学的建立产生了深刻影响。从我国的理论法学来说,它就是以苏联法学理论为蓝本,在全面继受其基本观点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首先,苏联法学理论关于法的一般原理为我国学者所接受,并被植入我国的法理学之中。我国学者按照苏联法学理论的观点,阐述法的本质和目的,法与经济、政治、国家等社会现象的关系,法的起源和发展,以及法的历史类型等问题。其次,苏联法学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法与法制原理也被引入我国,构成我国法理学的重要内容。我国学者按照苏联学者的基本观点,论述社会主义法产生的规律和必要性,社会主义法的本质和目的,社会主义法与经济、政治、国家等社会现象的关系,社会主义法制与社会主义法律秩序以及社会主义法的运行等问题。同时,苏联法学理论对于法学学科、法理学学科的阶级性质、批判和构建的基本任务、唯物辨证的研究方法的论述,也被引入我国法学理论之中,形成了我国学界对法学、法理学学科的基本认识。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学者们从质疑、批判法的阶级性这一基本观点入手,否定苏联法学理论的科学性,许多观点被抛弃或者被修改,他们在引进和借鉴西方国家法学理论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着手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学理论,从此苏联法学理论在我国理论法学中的影响日渐式微。苏联法学理论对我国部门法学的深刻影响,我们可以从宪法学、刑法学和民法学的分析中加以认识。苏联法学理论的引入首先对我国宪法学产生了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宪法观、宪法制度理论和宪法学学科认识三个方面。从宪法观来看,在苏联法学理论关于法的本质、目的、功能和历史类型的理论指导下,我国宪法学确立了宪法的本质观、工具观和历史类型观。从宪法制度理论来看,我国宪法学以所形成的宪法观为指导,按照宪法的社会主义原则和民主原则,构建起以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内容的国家制度理论,以社会主义所有制、计划经济原则和按劳分配原则为内容的经济制度理论,以社会主义国家机构的本质、社会主义国家机关的组织和活动原则为内容的国家机构制度理论,以社会主义国家公民基本权利的特性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一致性为内容的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制度理论。从宪法学学科认识来看,苏联法学理论关于法学性质、任务和方法的论述,帮助我们确立了对宪法学的阶级性质、批判和构建的基本任务、唯物辩证的研究方法的认识。自从上世纪80年代学苏联法学理论受到质疑和批判后,我国学者提出了一些新的宪法观,并创新宪法制度理论,从此苏联法学理论在我国宪法学中的影响开始衰落。苏联法学理论的引入对我国刑法学影响很大,它主要表现在刑法观、刑法制度理论和刑法学学科认识三个方面。从刑法观来看,在苏联法学理论关于法的本质、目的和功能的理论指导下,我国刑法学确立了刑法的本质观、工具观和机能观。从刑法制度理论来看,苏联法学理论关于法的阶级本质的观点,一方面使我国刑法学确立了刑法阶级性的观点,由此形成了以社会危害性为核心的犯罪的实质概念,并构建起犯罪构成、类推、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犯罪形态、共同犯罪等犯罪制度理论;另一方面使我国刑法学形成了刑罚阶级性的观点和刑罚目的的学说,并以此构建起刑罚体系、量刑、刑罚执行、时效等刑罚制度理论。从刑法学学科认识来看,苏联法学理论关于法学性质、任务和方法的论述,帮助我们确立了对刑法学的阶级性质、批判和构建的基本任务、唯物辩证的研究方法的认识。上世纪80年代后,随着苏联法学理论被否定,苏联法学理论对我国刑法学的影响逐渐减弱,刑法学的新观点、新理论不断推出。苏联法学理论的引入对我国民法学也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民法观、民法制度理论和民法学学科认识三个方面。从民法观来看,在苏联法学理论关于法的本质、目的、功能和法与经济关系的理论指导下,我国民法学确立了民法的本质观、公法观和工具观。从民法制度理论来看,我国民法学以苏联法学理论形成的民法观为指导,按照社会主义所有制和计划原则,构建起以公民、法人为内容的民事主体制度理论,以所有权的主体、客体和保护为内容的所有权制度理论,以债的原因、履行、担保和计划合同为内容的债的制度理论。从民法学学科认识来看,苏联法学理论关于法学性质、任务和方法的论述,帮助我们确立了对民法学的阶级性质、批判和构建的基本任务、唯物辩证的研究方法的认识。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学者逐步摆脱苏联法学理论的影响,提出新的民法观、民法制度理论和民法研究方法,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法学。揭示苏联法学理论对我国法学的影响及其变化过程固然重要,但我们不能停留于此,而是要在此基础上对这种影响进行深入思考,以此获得一些启示,从而更好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和法学体系的构建。首先,苏联法学理论对我国法学产生影响主要有两大原因,即直接原因和推动因素。一方面,新中国建立后,国民党六法全书被废除,我们急需构建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和社会主义法学,但不具备完成此项任务的条件,而苏联经过30余年的探索已经形成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理论,这使得这种理论的引入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另一方面,我国实行“一边倒”政策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成为苏联法学理论引入的重要推动力。其次,苏联法学理论影响我国法学有着两个重要途径:一是通过开展法学教育,学习和传播苏联法学,培养掌握苏联法学的人才,为苏联法学理论的影响奠定基础;二是通过批判和运动,清除旧法观点,清理、改造旧法人员,为苏联法学理论的影响扫清障碍。再次,苏联法学理论对我国法学产生了两大影响。从积极方面说,它帮助我国建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和社会主义法学,培养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的法学队伍;从消极方面说,知识资源和研究方法单一给我国法学的发展带来了困难。最后,苏联法学理论对我国法学的影响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和法学体系,提供了四个方面的重要启示,即坚持我国法学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方向,秉持我国法学发展的实践路径,拓展我国法学发展的知识资源,建立我国法学发展的良好学术环境。
赵肖荣[3]（2019）在《科学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科学主义是科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科学主义定义繁多,内涵复杂,典型的是对科学技术盲目崇拜、过度乐观,视科学理论为绝对真理,将科学方法和科学价值无限外推。科学主义并非科学本身,也非科学精神,而是一种非理性的科学观。本研究以科学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为考察对象。1949年建国后,中国的政治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科学发展模式从“欧美模式”转向“苏联模式”,科学发展受到教条化辩证唯物论的影响,发展了多种形式的科学主义观念和实践。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迎来了自由开放的年代。伴随着对“文革”的反思,以及科学技术的负面作用日益彰显,中国掀起反思科学和科学主义的热潮。反思科学、探讨科学主义,绝不是反对科学,而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科学事业。在当下世界各国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中,发达国家竞相实施以科技创新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我国也正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讨论科学主义问题,对我们重新理解、传播和吸收科学文化,长远健康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有着重要的意义。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历史分析和个案分析,取得了以下创新性成果:（1）对以往研究中国科学主义问题做了文献梳理和综述,将这一研究领域分为三个层面:中国学者对西方科学主义理论的译介;学者对中国科学主义的考察;科学文化学者对科学主义的反思。以此为基础,本研究认为以西方话语考察中国问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应将科学主义表现还原到中国特定的历史情境、社会现实和传统文化中,做具体的历史和现实分析。因此,本研究试图考察科学主义在中国的特殊表现。（2）建国以后,中国全面向苏联学习。在科学发展模式上从“欧美模式”转变为“苏联模式”。这一转变的历史逻辑是中苏两国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苏联科学技术先进,愿意帮助我们。由于意识形态的对抗,以及辩证唯物论的教条化影响,苏联和我国发展了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科学观——唯“社会主义科学”论,其核心思想是:科学发展的社会制度决定论、自然科学的阶级属性论、科学思想的唯物论。本研究详细考察了这一科学观诞生的历史背景、观念主张和危害。（3）唯“社会主义科学”论,使得中国人对西方科学在整体上持有负面的评价:资本主义制度是腐朽的,资本主义科学也必然是走向衰亡的。以此为基础,中国发动了批判自然科学的运动,这一运动的内外部历史根源,胡化凯等学者已经做了充分的考察。本研究从科学主义维度分别考察了中国批判相对论、大爆炸宇宙学和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的思想根源。这一研究视角与学界从“反科学”视角研究科学批判有所不同。本研究认为,以教条化辩证唯物论为依据的科学唯物论思想及绝对真理观将相对论曲解为“相对主义”是批判相对论的两大科学主义根源。通过介绍和分析爱因斯坦社会主义观、哲学思想,以及相对论的科学思想,本研究认为爱因斯坦和相对论,与辩证唯物论在思想上有同质性和相容性。（4）本研究以1973-1976年《自然辩证法杂志》批判大爆炸宇宙学的16篇文献为第一手研究资料,从“20世纪某些宇宙学观点挑战了辩证唯物论的宇宙观”、“一种变形的科学主义——‘唯上的真理观’”、“以科学主义眼光看待当代物理”三个主题,分析了这一批判与科学主义的关系。（5）通过梳理我国对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态度在不同时期的变化,考察我国批判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与科学主义之间的关系。本研究认为,经典物理学的成功促使了科学主义的诞生,经典物理学塑造的世界观是科学主义的信念支柱,量子力学挑战了经典物理学的世界观,动摇了科学主义的还原主义、扩张主义和理想主义。通过辨析经典物理学和科学主义的关系,以及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对两者的挑战,层层剖析,阐述了我国批判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和科学主义之间的内在关系。（6）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改革开放,在科学发展和学术思想上都呈现出新的面貌。新的时代文化背景,科学主义也有着不同的表现。以北京、上海两地部分科学文化学者举行的“科学文化研讨会”为起点,将科学主义这一议题,从学术象牙塔,推向了公众视野,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本研究梳理了研讨的内容,分析了争论的过程、观点和性质,探讨了研讨与争论的意义。（7）本章以若干科学争议为案例,考察科学主义在中国的表现。当下,科学争议日益频繁,为研究科学主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本研究以“中医存废之争”、“转基因主粮产业化之争”和“全球气候变暖之争”为案例,考察这一时期科学主义对争议的影响和表现。（8）考察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发展科学。科学主义会造成种种危害,科学-人文的分裂是其中的一大后果。本研究分析了科学-人文分裂的现象、危害,探索逐步实现科学-人文融合的途径。提出需要建设性的反科学主义,以及加大科学史的传播力度。
邱少明[4]（2011）在《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史（1912至1949年）》文中指出本论文之所以要研究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史（1912至1949年），其目标诉求和价值意蕴表征以下五点：第一，通过研究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史，我们能够洞悉马克思主义是薪火相传的，因为它透显了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普遍规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苦闷彷徨，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这门新科学。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当时在中国被摘译、节译、全译、出版、传播是不可避免的。毋庸置疑，颠扑不破的马克主义在中国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第二，通过研究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翻译史，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是如何一步一步中国化、大众化、群众化和民间化的，这为我们今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提供有益的历史鉴戒。第三，通过研究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史，我们可以察觉译者的政治意图、翻译主旨和学术风格，体悟他们是如何追求马克思主义和信仰马克思主义，为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译介者提供启示，即我们需要要继承和弘扬他们的优良传统。第四，通过研究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史，我们可以从翻译学视角考量，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译者留下哪些宝贵翻译经验，比如他们的文本选择、翻译理念、所用术语、表述技巧等，其中的得与失，成功与不足，为我们当下乃至以后的翻译提供有益的历史鉴戒。第五，迄今为止，国内还没有一本专门研究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史（1912至1949年）的着作，只是一些专着、论文、报告等论述、提及这方面的内容。因此，本论文研究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史（1912至1949年），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翻译史属史学范畴。“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史（1912至1949年）”乃严格遵循史学研究的编年体例进行分期研究，乃对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史（1912至1949年）进行史学考证、史学阐述、史学析论、史学实践的全面系统深入研究。“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史（1912至1949年）”，共分成前后相继的三个历史时期。第一，南京临时政府时期（1912年）；第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1912至1928年）；第三，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1927至1949年）。由于讲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史，必须先提及晚清的翻译，所以本论文第一章首先述论晚清翻译概况。第二、三章分别讲南京临时政府时期（1912年）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1912至1928年）。因为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1927至1949年）是22年，于这一历史时期，无论共产党人士还是其他党派人士，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均相当重视，翻译成果非常之多，因而在编排上，将其划分为上、中、下三章，即分别为第四、五、六三章。第七章通章是论，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相互关联。第八章为结语。最后还有三个附录，附录材料或属珍贵史料或系学术前沿，有助于读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有一个深广内蕴的洞察和纵横向度的思索。第一章绪论，先讲缘起：晚清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总体概貌，晚清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晚清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多维考量。中文报刊首次正式出现马克思恩格斯之名并翻译马克思主义，肇始于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2月下旬的第一百二十二号的《万国公报》（由沪广交学会出版）中，这一号登载了由李提摩太摘译、我国教士蔡尔康纂述的《大同学第一章·今世景象》，其中用一百余字的篇幅介绍了马克思及其关于资本的学说。晚清时我国的马克主义译介的诱因具有政治、经济和文化三重维度。晚清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仅仅为摘译和节译，而且错讹较多，但是有助于国人接触和认知马克思主义。再讲民国史分期，本人是依据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杨天石的分法。接着进行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厘定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厘定以及经典作家的经典着作厘定。最后进行“翻译史”释义：“翻译史”的性质和特征，“翻译史”的对象和方法，“翻译史”的旨趣和意义，“翻译史”的掘进和创新，文献综述。关于创新，本人认为，首先，欲创新必须温史；其次，欲创新必须“论从史出”；再次，欲创新必须多维思维；最后，欲创新必须实践。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12年）这一章，首先阐述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总体概貌，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包括《泰西民法志》情况和《共产党宣言》的翻译。不过，众所周知，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仅仅3个月，时间非常之短，众多理论翻译者这时都只顾侧耳倾听民国刚建时的隆隆政治惊雷，同时还在观察、思考、比较和观望之中，所以，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译介和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少。第三章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12至1928年），该章内容如下：1、袁世凯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12至1916年），包括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总体概貌以及这一历史时期《共产党宣言》的翻译。2、皖系军阀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16至1920年），包括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总体概貌，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的多维考量。3、直系军阀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20至1924年），包括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总体概貌，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多维考量。4、奉系军阀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24至1928年），包括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总体概貌，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多维考量。1920年的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将《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当成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的首种正式出版发行面世。《资本论》最早的部分中译文，是1920年10月上海出版的《国民》月刊第2卷第3号刊载的一篇署名费觉天译的《资本论自叙》。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我党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译介和传播工作特别重视。于此时期，我党培养了一大批工人阶级进步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专家、翻译家，像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他们为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译介和传播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陈望道于1920年8月出版了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掀起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我国进步知识分子中间的传播热潮，具有相当深远的影响。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27至1949年）（上）这一章，内容安排的是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27—1937），包括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总体概貌，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多维考量。“大革命”惨痛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毅然开展独立的武装革命，脚踏实地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求索中国式革命发展道路。这一深刻转换表明，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否定了国共关系中的右倾投降主义，而且正式开始拒斥唯书（马列经典）唯上（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在该阶段，苏俄替换日本成为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译介的主渠道，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被大量地译成汉语，主要包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工资、价格和利润》、《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费尔巴哈论》（即《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简称）、《政治经济学批判》、《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节译）等等。尤须指出的是，193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一个《共产党宣言》全译本正式出版（译者华岗），《资本论》亦有4个译本。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27至1949年）（中）这一章，首先讲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37至1945年），接着讲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的多维考量。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既为中共中央领导抗日战争的圣地，亦是译介传播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工作的中枢。当时在国统区和日占区，我党依托秘密的组织系统，坚持组织领导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编译、出版、发行及传播工作。当时的上海，是我党出版发行的重点地区。比如，读书生活出版社于1938年出版发行了郭大力和王亚南翻译的3卷本《资本论》，同一年还出版发行了《中国问题评论集》（由沪珠林书店出版）、马恩合撰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上海言行出版社出版，译者郭沫若）及《马恩科学的文学论》。但囿于当时环境，抗日战争时期还无力将所有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全部翻译，并且翻译时经常出现乱删情况，导致质量上的欠缺和读者的精准理解。比如：第一，随意删节，导致了译文谬误。马列原文，只出节本时应把删节之处向读者讲清，否则会造成读者误读。第二，存在着过多的摘译，以应急需，但读者不能理解全貌和掌握全文精神实质。第三，一些转述不准确，比较断章取义。第四，翻译过程中有时随意加入自己的理解。在翻译时，一些译者有时不遵照原文，而加入自己感想的现象，从而影响了中译本的质量。第六章是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27至1949年）（下），该章内容如下：1、国共协商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45至1946年）。2、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46至1949年），包括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总体概貌，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多维考量。解放战争时期，我国很多地区的出版发行机构均陆续出版发行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然而，出版、发行及传播的工作是以各大解放区为基本阵地，像延安解放社在短短的几年间出版发行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中译本。第七章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该章内容如下：1、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何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脉络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2、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包括何谓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翻译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3、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包括何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脉络梳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诉求，大众化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第八章结语，在学理层面总结了“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史”的基本规律，总结了“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史”的理论运思的基本脉络，总结了“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史”现实启示的基本视角。本文还设计了三个附录。附录1《建国后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翻译出版概述》，附录2《1949年后台湾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译介研究概述》，附录3《国外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译介研究概述》。通篇论文采用“史学史体例”，不仅将“通论”、“分论”有机融合，而且在笔墨泼洒上，“史”占约70%，“论”占约30%，以规避结构失衡。同时，本论文的拾遗补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补充不为大家所熟悉的、注重的经典着作翻译情况；二是对一些名气很小的译者对经典着作的翻译情况进行补遗。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的研究，仅仅看谁翻译了什么着作，而忽视多维考量，比如对译者“解读的解读”。本论文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三重维度，做好一段时期的析论和整个民国时期的析论，并指出其当代意蕴，尤其是深入反思当前今后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
唐乾敬[5]（2019）在《辩证法的认识论意义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提出了“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的观点,就这一观点的一般涵义来说,辩证法与认识论的统一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理解:首先,从辩证法去理解认识论的内容,所谓“从辩证法去理解认识论的内容”指的就是“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应用于认识的过程和发展”,这也是马克思和黑格尔之所以超越旧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根本原因。其次,从认识论去理解辩证法的性质,所谓“从认识论去理解辩证法的性质”就是说辩证法应立足解决人类认识的基本矛盾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角度去理解、突出辩证法的认识论意义。过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和教学,注重了第一方面的含义,没有重视第二方面的含义。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教学给学生造成的印象,就是在学习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之后,必须承认世界是运动变化发展的和普遍联系的,世界的发展变化是有规律的。其实学习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的更深层次的意义是解决思维和存在、主观和客观达到统一的道路和方法,给我们提供人的认识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规律,只有这样,人的认识才能走向正确。我之所以选这个课题加以研究,正是力图纠正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忽视辩证法认识论意义的问题,对这个课题的研究有利于澄清认识,消除误解,突显辩证法的认识论意义,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义的回归。本文以列宁关于“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的观点为切入点,对辩证法认识论意义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五个部分进行。第一部分:绪论。本部分主要涉及辩证法的认识论意义研究的选题背景和目的意义,论述了本选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阐述了本选题的重难点、创新点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提出的现实针对性和哲学史背景。本部分主要涉及列宁提出“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的现实针对性:旧唯物主义的认识学说和当时流行于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的对辩证法的歪曲,以及这一论断提出的哲学史背景: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第三部分:辩证法认识论意义被忽视的原因。本部分从四个方面详细阐述了忽视辩证法的认识论意义的原因:一、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体系的影响,二、经验层面理解辩证法,三、脱离哲学基本问题理解辩证法,四、离开辩证法的认识史基础和认识论内容理解辩证法。第四部分:辩证法认识论意义的准确把握。本部分内容涉及理解辩证法认识论意义的关键,和辩证法认识论意义的表现。第五部分:准确把握辩证法认识论意义的重要意义。本部分主要涉及准确把握辩证法认识论意义的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蒋明敏[6]（2012）在《论延安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贡献》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征程中,延安时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期间,中国共产党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领导人民开创出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促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本文认为,在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知识分子发挥了独特作用,他们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及其贡献,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和现实意义。延安知识分子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特殊群体,他们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运动,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运用科学理论观察、分析中国社会问题,并致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纠正党内主观主义错误,批驳国民党的专制主义哲学,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思想资源和学理支撑。他们结合社会大众的文化需求,深入开展文化大众化工作,塑造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群众基础。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运动承接了新启蒙运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表现,主旨是在学术、思想层面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其主要成就体现在哲学、史学、经济学和文艺理论等学科领域。在政治领袖的关心和鼓励下,延安知识分子从中国社会实际出发,以各类研究机构为载体,利用其专业特长和理论优势,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分析中国历史和现实问题,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并通过与领袖的良性互动,发挥其对中国革命实践的指导作用。本文着力考察了延安知识分子与政治领袖群体的互动关系。延安时期,政治领袖指导和规范着知识分子的研究活动,知识分子参与和配合着政治领袖的理论建构。他们编译、出版马列主义着作及其他社科论着,为政治领袖进行理论学习创造条件；参与重要文献的写作,配合党的政治需要开展思想论战；参与中共意识形态的建构,指导党内的学习活动。此外,知识分子通过与领袖群体的互动,推动理论成果转化为党的政策,更好地服务于革命事业。延安知识分子在普及和发展新文化的同时,加强自身思想改造,他们体悟社会生活,自觉融入大众视野,推动工农干部知识化和知识分子工农化。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文明成果的吸收和创造是其理论科学性的基础,对于时代性课题的关注和回应则是其现实生命力的保证。通过本文的研究,旨在为当前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提供经验、借鉴,使之更具历史厚度和思想深度,同时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创造性,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
李彤宇[7]（2015）在《论“物理学危机与革命”认识的理论突破》文中认为1949年以后,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成为中国的官方哲学,《唯批》第五章从"两个阶级、两种世界观、两条哲学路线"的观点来认识"物理学危机与革命",这种观点长期以来成为中国批判自然科学理论和改造科学家的理论依据。近三十年的实践证明,中国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上以《唯批》为指导是有问题的。1978以来在政治和思想变革的环境下,主要通过李醒民的学术研究工作,对《唯批》第五章的理论研究取得六个方面的突破,实现了对"物理学危机与革命"的再认识。这项工作具有学术研究和思想解放的双重意义。
王真[8]（2016）在《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研究》文中认为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所在,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哲学理念的发展成熟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工作达到一个新的思想高峰。中国共产党从理论薄弱走向理论成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指导下,党的领袖群体和理论工作者从哲学高度对中国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和智慧提升,共同构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延安形态”,并将其转化为党的具体路线、方针、政策,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本文通过对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相关历史条件进行梳理,提出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现实诉求,认为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延安形态”具有客观必然性和主观迫切性。客观必然性在于延安时期的时代召唤,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需要及延安相对稳定的特殊环境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历史条件。主观迫切性有两个：第一,思想战线理论批判需要。通过对当时社会中存在的旧哲学、国民党党治哲学、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唯心主义观点等各种错误思潮进行揭露和批判,解决思想混乱的问题,进一步巩固和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地位。第二,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打破教条主义束缚,进行思想建设；摆脱理论贫困,进行理论建设；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文化建设,都迫切需要紧密联系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法和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在当时成为必然趋势。理论创新是在对既有优秀理论传承与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和逻辑推演形成新的理论观点。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是通过一定的思想平台搭建起来的,具有三个方面的思想渊源：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理论基点。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原生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以及列宁等人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是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直接来源。第二,中国传统哲学精华是学脉渊承。中国传统哲学体现着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逻辑和认知方式,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人生价值观、历史观等具体领域具有契合之处,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批判的吸收中国传统哲学的合理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综合创新。第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探索是创新平台。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李达等早期中国共产党理论家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中所取得的宝贵经验和理论成果,为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实现由可能性到现实性的转换,是依靠主体系统的力量推动和完成的。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袖群体、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主体系统,他们一方面进行深入的学理性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进行深化和发展；一方面结合现实,从人民大众的实践经验中进行理论总结和提升,形成新的哲学理念。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群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核心与引导者,他们通过自身特有的理论创新方式,创造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成果,并在创新过程中呈现出这一主体群的特征；以李达、艾思奇、沈志远、胡绳、陈唯实、张如心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是理论创新的骨干力量,他们承担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和宣传的重任,是学者型与战士型兼备的理论创新主体。他们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化、中国化和大众化等学理性层面,推进了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深度。党的领袖群体领导和规范着理论工作者理论研究与创新活动,理论工作者配合和启迪领袖群体,共同构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延安形态”。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工作在主体的共同推动下取得了突破性的贡献和重要的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延安形态”,从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人生价值哲学、唯物史观等具体领域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辩证唯物论领域创新。对唯物论基本概念与特征作出了深化与发展,确立实事求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第二,唯物辩证法领域创新。一方面从学理上构建唯物辩证法体系、发展了辩证矛盾观；另一方面在对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经验进行哲学提升的基础上创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军事战略、党的建设等中国革命辩证法理论。第三,认识论领域创新。从实践观、真理观等方面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第四,人生价值哲学领域创新。树立了共产主义的新道德观、人本主义与理性主义相结合的新人生观、人民利益与革命利益相结合的新利益观。其五,唯物史观领域创新。在结合中国革命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对社会基本矛盾、群众史观、阶级斗争及国家学说、中国社会革命发展理论等问题的创新与发展。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建构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延安形态”,以其特有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思想理念成为引领人民大众的思想凝聚力和精神核心,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主要经验有：第一,创新道路上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第二,创新思路上的批判与自我批判相结合；第三,创新内核上的学理性与政治性相结合；第四,创新方式上的大众化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第五,创新路径上的逻辑型与现实型相结合。现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过程中存在些现实问题和理论困境,同处在社会的转型期,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经验对新时期、新阶段更好的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工作具有重大的现实启示：第一,重视理论学习建设哲学研究风气；第二,立足现实问题创新哲学理论体系；第三,结合民族特色创新哲学话语形式；第四,主体系统互动构建哲学创新路径。
刘定慧[9]（2020）在《语言接触视角下汉语俄源词演变研究》文中提出语言接触是语言演变的根本动因。在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其从学科发展到理论建设也都日臻完善。而语言接触引起的语言演变现象更是成为当前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不过,由于语言接触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学界对语言接触的研究存在着一定的不均衡现象。主要表现为对国内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接触、普通话与方言接触着力较多,研究得也更为深入。而对汉语与外语之间相互接触的研究稍显薄弱,而就汉语与外语接触的研究而言,也主要集中于对汉语与英语、日语的接触研究,对汉语与其他外语的接触研究则关注不够。“五·四”时期开始,很多充满时代色彩的俄源词开始批量进入到汉语中,其所携带的社会文化意义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然而,我国学者关于汉语外源词的论着中,大多比较重视英源词和日源词的研究,而对俄源词的研究则缺乏足够的关注。基于此,本文在先学研究的基础上以汉语中的俄源词为主要研究对象,从语言接触的视角出发对不同历史时期俄源词的引进特点、本土化规律和动因以及俄源词在汉语中的活力状态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研究。本文共分六个章节:第一章为绪论。通过对已有语言接触研究、语言接触引发的语言结构演变研究、语言演变中的词汇借用研究、汉俄语言接触中的汉语俄源词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分析后,指出了本文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第二章主要对不同历史时期俄源词的引进特点进行了研究。本章以重要的中俄（苏）交往历史事件为时间节点将俄源词的引进大致分为五个时期:恰克图边境贸易兴起时期、中东铁路修筑时期、“五·四”至解放前时期、中苏友好时期、苏联解体至今的新时期。通过参阅相关文献资料以及检索俄源词在《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和《BCC语料库》中的最早出现时间,界定了现有俄源词出现在汉语中的大致时间范围,从而将其归并到本文所划定的相应历史时期对其引进特点进行了分析。本文认为,汉俄语言接触范围、接触方式和接触主体的不同是造成不同历史时期俄源词呈现不同特点的主要原因。第三章主要对俄源词语音本土化及其主要动因进行了研究。本章在汉俄语音对比的基础上,对俄源词进入汉语后在音节结构演变及汉俄音系匹配方面呈现出的规律和特征进行了全面地分析研究。俄源词语音本土化首先体现在其进入汉语后发生了十分普遍的音节结构演变现象。本文发现,不仅俄语中独有的音节结构发生了演变,而且汉俄语言中共有的音节结构也发生了演变。据本文分析,增加音位和删减音位是俄源词音节结构演变主要方式,并且呈现出以增加音位为主的特点。汉俄音系匹配则是俄源词语音本土化的又一重要体现。本文发现,用汉语声母匹配俄语词首辅音、用汉语韵母匹配俄语元音的现象在汉俄语言接触中十分普遍。并且本文还发现了用汉语韵母匹配俄语辅音的特殊情况。通过对具体匹配形式进行归纳整理后,本文分析出了汉俄音系匹配的两种主要方式:相似匹配和条件匹配。结合对具体语言事实的分析后,本文认为,汉俄语音差异是促使俄源词音节结构演变的根本动因。而词汇借用过程中的知觉映射、音系知觉原则等汉语母语者的认知因素则是促成汉俄音系出现多种匹配形式的重要原因。这些因素同时也是俄源词语音本土化的主要动因。第四章主要对俄源词词汇本土化及其主要动因进行了研究。本章利用汉俄两种语言的大型综合语料库对俄源词在汉俄两种语言中的使用情况进行了分析对比,对俄源词进入汉语后在结构和表意方面的本土化规律和特点进行了详细地分析。俄源词进入汉语后在结构方面的本土化主要体现在产生了几种特殊的构词方式。这些构词方式不仅为汉语带来了全新的构词语素、构词模式,还将特殊构词中所蕴含的俄罗斯民族所特有的心理特征、文化背景和认知方式等也同时带到了汉语中,从而对汉语产生了影响。俄源词进入汉语在表意方面的本土化主要通过音义相兼、词义变化、语用意义变化、影响汉语固有词词义等多种方式来实现。通过一系列适应汉语语言体系的变化,俄源词在实现表意本土化的同时,也在填补汉语语义空缺、促使汉语语义系统重新调整方面影响了汉语。本文通过对具体语料进行分析后,认为俄源词进入汉语后词汇本土化的动因既有适应汉语语言环境的语言内部原因,也有社会、心理及文化因素等语言外部的原因。第五章主要从共时角度对俄源词在汉语中的活力状态进行了研究。本章结合几个大型语料库的检索结果对筛选出来的近1000个俄源词在汉语中的总体活力状态进行了宏观界定。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超过半数以上的俄源词在汉语中已经失去活力,只有少部分俄源词继续在汉语中维持活力。为了进一步考察俄源词在汉语中的具体活力状态,本文从存有活力的俄源词中甄选出了被2016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收录的俄源词作为考察样本,结合其在《人民日报》（2015-2019）中的使用情况,对其活力程度和活力特征进行了研究。本文发现样本中的俄源词虽然都属于本文所界定的有活力状态,但是其在汉语中的具体活力程度却存在差异。本文通过对具体语料进行分析后认为,使用频次、语义表达、语法功能、语用范围和语用领域等语言因素以及相关的社会因素均会对俄源词在汉语中的活力状态产生影响。第六章是本文的结语。主要对全文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总结,并指出了本文的研究价值和存在的不足。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不仅对汉语中的俄源词演变规律有了更全面、科学、客观地认识,而且对汉俄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也有了更系统地把握。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化对非亲属语言之间词汇借用规律的理解和认识。词汇借用现象是一个经久不衰的常新课题,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探讨,在未来的研究中仍需不断完善和深化。
蔡潇[10]（2017）在《西方国际关系流派视阈中的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文中指出2016年是列宁创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通俗的论述）》一百周年,百年之后重读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划时代经典着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都具有重大意义。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两个世纪之交:一次是19～20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变为实践,这一次是以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为代表的飞跃;一次是20～21世纪之交,苏东剧变之后社会主义运动在曲折中发展,以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在第二个世纪之交后回顾第一个世纪之交列宁帝国主义理论,重新审视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历史价值,能够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厘清思路,指出途径。苏东剧变之后,马克思主义饱受来自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领域和社会主义自身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质疑,如果不排除这些误读、质疑就无法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客观性和革命性。冷战时期维持着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平衡在苏东剧变之后被打破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处于优势地位,宣扬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社会历史上最佳制度的“历史终结论”的各种变形版本纷繁复杂,一时间似乎社会主义已经穷途末路了。真正的辩证法决不会因为暂时的曲折而误读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也不会因为一时一地的新变化而走向形而上学的泥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继续发展呈现出了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逐步提出了建设“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提出了建设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要实现“中国梦”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当代中国,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厘清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源流,在百年之后重读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相关经典着作是马克思主义内在和本质要求。因此,为了驳斥西方社会思潮中的自由主义、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污蔑和攻击,重读经典、厘清马克思主义的思路就显得十分必要了。研究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人浩如烟海,不乏许多重大研究成果,但从一个全新视阈,即西方国际关系流派来审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交锋会得出更加清晰的结论。本论文总共分为五章,首先介绍了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基本情况,其次从西方国际关系现实主义、自由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流派角度分析了他们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误读,最后进行了批判与反思。第一章主要是对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了介绍,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诞生有着自身的理论和实践背景。在列宁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首次从生产方式的角度探究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对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洞悉深刻,得出了“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的着名论断。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资本主义发生了全面而深入的变化,生产的集中导致垄断的出现,霍布森从资本主义内部对帝国主义作了最早的分析也承认了这种巨大的变化。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霍布森等前人研究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基础上创作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通俗的论述）》和《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两篇经典着作,逐步形成了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日益集中的新变化,批判了垄断之下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的全面反动,指出帝国主义战争的实质,得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出现的途径。在这章中也对当代资本主义出现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新变化作了介绍,展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面貌。第二章从西方国际关系流派视阈入手,分析了误读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原因,对帝国主义理论诞生的自由主义起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属性以及整个帝国主义理论发展前景作了探查。这章主要是从现实主义代表人物汉斯·摩根索、结构现实主义代表人物肯尼思·华尔兹、进攻性现实主义代表人物米尔斯海默的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误读进行了分析,驳斥了现实主义整体从自由主义起点出发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本质。第三章主要是从自由主义阵营视阈中考察了其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误读,首先分析了自由主义的源流,对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进行了梳理,然后对约瑟夫·奈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误读进行了阐述和辨析。第四章主要是从国际政治经济学流派的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来审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以多斯桑托斯为代表人物的依附理论和以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理论虽然有与马克思主义共同的一些理论特质,但本质上依旧是回归到资本主义体系的理论构建。第五章为本文的结尾和重点章节,对整个西方国际关系流派主流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理想主义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误读进行了批判,前者是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帝国主义理论,后者是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理论,本质上是非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两种不同的体系。西方国际关系流派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有着不同的理论起点与终点,西方国际关系流派的理论起点是抽象的人、社会等概念,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起点是社会实践、是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西方国际关系流派的理论终点是资本主义终结了人类社会历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终点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实现。西方国际关系流派否定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目的是拆解列宁的理论体系,因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与和平共处理论、一国胜利理论都共同构成了列宁理论体系的大厦。拆解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也就失去了最基本的支撑力,进而否定马克思主义就是西方国际关系流派最原始的目的。西方国际关系流派否定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有着独有的逻辑理路和基本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新的世界观与旧的资本主义世界观的斗争。否定的主要层次与方法有:意识形态否定、传统理论否定、逻辑拆解否定、哲学批判否定、实践变化否定五个主要梯级,层层递进,逐级上升。在厘清了西方国际关系流派否定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逻辑与方法之后,本章阐述了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当代价值。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具有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价值,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贯通唯物辩证法重要思想,是科学性与革命性完备统一。当代马克思主义负有传承两个世纪之交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需要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
二、唯物辩证法是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学习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五章的体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唯物辩证法是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学习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五章的体会（论文提纲范文）
（1）列宁文化领导权理论及其当代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内容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文化领导权相关问题阐释 |
| 第一节 文化 |
| 一、文化概念 |
| 二、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概念 |
| 第二节 领导权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领导权概念 |
| 二、威廉斯的领导权概念 |
| 三、后现代主义理论的领导权概念 |
| 第三节 文化领导权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领导权思想 |
| 二、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 |
| 第二章 列宁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形成条件 |
| 第一节 列宁文化领导权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 |
| 一、十月革命前革命斗争亟需科学理论指导 |
| 二、十月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建设凸显文化的作用 |
| 第二节 列宁文化领导权理论形成的思想来源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学说提供了思想依据 |
| 二、对早期民粹主义思想的批判性继承 |
| 三、对普列汉诺夫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
| 第三节 列宁文化领导权理论形成的个人素养 |
| 一、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
| 二、具有敢于批判的精神 |
| 三、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 |
| 第三章 列宁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基本内容和特征 |
| 第一节 列宁文化领导权理论相关问题阐释 |
| 一、列宁文化概念的多语境性质 |
| 二、列宁的领导权意蕴 |
| 三、列宁文化领导权解读 |
| 第二节 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核心 |
| 一、意识形态概念演变 |
| 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概念的确立 |
| 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和特征 |
| 第三节 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实施主体 |
| 一、工人阶级运动迫切需要无产阶级政党引领 |
| 二、无产阶级政党能够引领工人运动 |
| 三、无产阶级政党以文化领导权引领工人运动 |
| 第四节 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实质 |
| 一、树立科学崇高的理想信念 |
| 二、无产阶级政党理想信念转变为社会理想信念 |
| 第五节 文化领导权理论的特征 |
| 一、阶级性与科学性统一 |
| 二、阶段性和连贯性统一 |
| 三、批判性和建设性统一 |
| 四、本土性和国际性统一 |
| 第四章 列宁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实践路径 |
| 第一节 文化领导权的建设路径 |
| 一、宣传鼓动占领思想阵地 |
| 二、创办报刊占领舆论阵地 |
| 三、文化建设提升文化素养 |
| 四、利用“文化遗产”巩固文化领导权 |
| 第二节 在回击错误思潮中扞卫马克思主义 |
| 一、与党内取消派和召回派斗争 |
| 二、批判经验批判主义 |
| 三、批判第二国际机会主义 |
| 四、批判伯恩斯坦修正主义 |
| 五、十月革命胜利后对错误思潮批判 |
| 第五章 列宁文化领导权理论在当代中的发展 |
| 第一节 高度重视文化领导权建设 |
| 一、坚持无产阶级政党文化领导权主体地位 |
| 二、发挥政党领袖擎旗手作用 |
|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提升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号召力 |
| 第二节 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
| 一、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 |
| 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
| 第三节 坚定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
| 一、无产阶级政党要有高度文化自觉 |
| 二、社会主义实践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良性互动坚定了文化自信 |
| 第四节 坚持和改善宣传工作的“灌输”方式 |
| 一、坚持科学灌输 |
| 二、坚持因材施教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解释力 |
| 三、坚持理论宣传与民众诉求结合增强灌输实效 |
| 四、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灌输方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攻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2）论苏联法学理论对新中国法学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一)苏联法学理论的界定 |
| (二)苏联法学理论引入与新中国法学的构建和发展 |
| (三)研究苏联法学理论对我国法学影响的价值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关于苏联法学理论及其评价的研究 |
| (二)关于苏联法学理论对我国法学影响的研究 |
| 三、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一)本文的创新之处 |
| (二)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苏联法学理论的基本阐释 |
| 一、苏联法学理论的主要内容 |
| (一)法的一般原理 |
| (二)社会主义的法与法制原理 |
| 二、苏联法学理论的基本评价 |
| (一)苏联法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属性 |
| (二)苏联法学理论的主要特点 |
| (三)苏联法学理论的根本缺陷 |
| 第二章 苏联法学理论对新中国法理学的影响 |
| 一、苏联法学理论与我国法理学内容的构建 |
| (一)法的一般原理的构建 |
| (二)社会主义法与法制原理的构建 |
| 二、苏联法学理论与我国法理学学科认识的形成 |
| (一)关于法学、法理学的性质 |
| (二)关于法学、法理学的任务 |
| (三)关于法学、法理学的方法 |
| 第三章 苏联法学理论对新中国宪法学的影响 |
| 一、苏联法学理论与我国宪法观的确立 |
| (一)宪法本质观的确立 |
| (二)宪法类型观的确立 |
| (三)宪法工具观的确立 |
| 二、苏联法学理论与我国宪法制度理论的构建 |
| (一)国家制度理论的构建 |
| (二)经济制度理论的构建 |
| (三)国家机构制度理论的构建 |
| (四)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制度理论的构建 |
| 三、苏联法学理论与我国宪法学学科认识的形成 |
| (一)关于宪法学的性质 |
| (二)关于宪法学的任务 |
| (三)关于宪法学的方法 |
| 第四章 苏联法学理论对新中国刑法学的影响 |
| 一、苏联法学理论与我国刑法观的确立 |
| (一)刑法本质观的确立 |
| (二)刑法工具观的确立 |
| (三)刑法机能观的确立 |
| 二、苏联法学理论与我国刑法制度理论的构建 |
| (一)犯罪制度理论的构建 |
| (二)刑罚制度理论的构建 |
| 三、苏联法学理论与我国刑法学学科认识的形成 |
| (一)关于刑法学的性质 |
| (二)关于刑法学的任务 |
| (三)关于刑法学的方法 |
| 第五章 苏联法学理论对新中国民法学的影响 |
| 一、苏联法学理论与我国民法观的确立 |
| (一)民法本质观的确立 |
| (二)民法公法观的确立 |
| (三)民法工具观的确立 |
| 二、苏联法学理论与我国民法制度理论的构建 |
| (一)民事主体制度理论的构建 |
| (二)所有权制度理论的构建 |
| (三)债的制度理论的构建 |
| 三、苏联法学理论与我国民法学学科认识的形成 |
| (一)关于民法学的性质 |
| (二)关于民法学的任务 |
| (三)关于民法学的方法 |
| 第六章 苏联法学理论对新中国法学影响的反思 |
| 一、苏联法学理论对我国法学影响的缘由 |
| (一)引入苏联法学理论的直接原因 |
| (二)引入苏联法学理论的推动因素 |
| 二、苏联法学理论对我国法学影响的途径 |
| (一)通过学习和传播为苏联法学理论的影响奠定基础 |
| (二)通过批判和运动为苏联法学理论的影响扫除障碍 |
| 三、苏联法学理论对我国法学影响的评价 |
| (一)评价的态度、标准和方法 |
| (二)评价的基本结论 |
| 四、苏联法学理论对我国法学影响的启示 |
| (一)应当坚持我国法学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方向 |
| (二)应当秉持我国法学发展的实践路径 |
| (三)应当拓展我国法学发展的知识资源 |
| (四)应当建立我国法学发展的良好学术环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科学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科学主义在中国的特殊表现 |
| 1.2 对已有研究的综述 |
| 1.2.1 中国学者对西方科学主义理论的译介 |
| 1.2.2 学者对中国科学主义的考察 |
| 1.2.3 科学文化学者对科学主义的反思 |
| 1.2.4 进一步研究的若干可能的维度 |
| 1.2.4.1 紧跟西方前沿理论,从中获得启发和参考 |
| 1.2.4.2 在中国历史和现实中考察科学主义问题 |
| 1.2.4.3 动态地把握科学主义的表现 |
| 1.3 本研究的主要内容、方法及创新性 |
| 1.3.1 本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2.1 文献分析法 |
| 1.3.2.2 历史分析法 |
| 1.3.2.3 个案分析法 |
| 1.3.3 创新点 |
| 1.3.3.1 考察“科学主义”与“科学批判”的关系 |
| 1.3.3.2 从一般性理论到特殊的事实 |
| 1.3.3.3 考察1949-1978特殊时段的科学主义 |
| 第二章 一种特殊的科学观:唯“社会主义科学”论 |
| 2.1 唯“社会主义科学”论的内涵和性质 |
| 2.2 唯“社会主义科学”论的历史背景 |
| 2.2.1 科学革命带来认识论的改变 |
| 2.2.2 第三次技术革命的非和平特征 |
| 2.2.3 科学技术现状加剧了赶超心理 |
| 2.3 唯“社会主义科学”论的核心思想 |
| 2.3.1 科学发展的社会制度决定论 |
| 2.3.2 自然科学的阶级属性论 |
| 2.3.3 科学思想的唯物论 |
| 第三章 相对论批判与科学主义 |
| 3.1 相对论及其意义 |
| 3.2 中国人眼中爱因斯坦形象的变迁 |
| 3.2.1 建国前-1951:“科学的革命家” |
| 3.2.2 1952-1966:“唯心主义者” |
| 3.2.3 1966-1978:“帝国主义的御用学者” |
| 3.3 相对论批判的科学主义根源 |
| 3.3.1 对已有研究的综述 |
| 3.3.2 对批判的科学主义根源分析 |
| 3.3.2.1 对哲学的教条化理解 |
| 3.3.2.2 科学理论的绝对真理观 |
| 3.4 爱因斯坦与马克思主义 |
| 3.4.1 爱因斯坦论社会主义 |
| 3.4.2 爱因斯坦、相对论与辩证唯物主义 |
| 第四章 大爆炸宇宙学批判与科学主义——以《自然辩证法杂志》为例 |
| 4.1 对大爆炸宇宙学的批判 |
| 4.1.1 对宇宙学的批判 |
| 4.1.2 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 |
| 4.1.3 对粒子物理学和核物理学的批判 |
| 4.1.4 对“惯性、质量和能量”的讨论和批判 |
| 4.1.5 对批判的特征分析 |
| 4.2 对批判的科学主义动因分析 |
| 4.2.1 大爆炸宇宙学挑战了无限宇宙观 |
| 4.2.2 科学主义的变形——“唯上的真理观” |
| 4.2.3 以科学主义眼光看待当代物理 |
| 第五章 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批判与科学主义 |
| 5.1 量子理论与哥本哈根解释 |
| 5.1.1 量子论史的一个简要概括 |
| 5.1.2 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 |
| 5.2 中国人对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的态度变化 |
| 5.2.1 建国前:“世界知名之物理学泰斗” |
| 5.2.2 50年代-70年代:“其唯心主义阻碍了量子力学的发展” |
| 5.2.2.1 苏联批判哥本哈根解释的政治背景和代表性观点 |
| 5.2.2.2 中国批判哥本哈根解释的政治背景和代表性观点 |
| 5.2.2.3 中国批判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的风格转向 |
| 5.2.2.3 对批判过程、性质和外部根源的归纳 |
| 5.2.3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三种不同的观点 |
| 5.3 哥本哈根解释批判与科学主义关系研究 |
| 5.3.1 经典物理学与科学主义的关系 |
| 5.3.1.1 经典物理学的成功导致科学主义诞生 |
| 5.3.1.2 经典物理学塑造的世界观是科学主义的信念支柱 |
| 5.3.2 量子力学对经典物理学世界观的挑战 |
| 5.3.2.1 世界是决定论的,还是概率的? |
| 5.3.2.2 物理实在是独立于观察者,还是观察创造实在? |
| 5.3.3 量子力学对科学主义的挑战 |
| 5.3.3.1 量子力学改变了还原主义的基石 |
| 5.3.3.2 量子力学动摇了扩张主义的信念 |
| 5.3.3.3 量子力学动摇了理想主义的根基 |
| 第六章 走向公众视野的科学主义 |
| 6.1 科学主义、科学传播与科学文化 |
| 6.2 科学文化与科学主义的争论 |
| 6.2.1 争论过程和内容 |
| 6.2.2 争论的性质 |
| 6.2.2.1 反科学主义与反科学的关系 |
| 6.2.2.2 科学理论与客观真理的关系 |
| 6.2.2.3 科学落后与科学主义的关系 |
| 6.3 研讨与争论的意义 |
| 6.3.1 “科学主义”从学术圈走向公众视野 |
| 6.3.2 提高了科学史学科的影响力 |
| 6.3.3 反思科学拓宽了理论视野 |
| 第七章 科学争议中的科学主义 |
| 7.1 为何会出现科学争议? |
| 7.1.1 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 |
| 7.1.2 公众理解科学的必要性 |
| 7.2 我国若干科学争议案例中的科学主义表现 |
| 7.2.1 科学主义表现之一:用科学标准评判其他知识 |
| 7.2.2 科学主义表现之二:将社会问题简化为科学问题 |
| 7.2.3 科学主义表现之三:“唯科学”引导媒体立场的“一边倒” |
| 第八章 结语 |
| 8.1 全球化时代科学-人文的分裂 |
| 8.2 探索科学-人文融合的途径 |
| 8.2.1 提倡建设性的反科学主义 |
| 8.2.2 大力普及科学史教育 |
| 8.3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4）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史（1912至1949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缘起 |
| 1.1.1 晚清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总体概貌 |
| 1.1.2 晚清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述要 |
| 1.1.2.1 受质疑的《泰西民法志》的翻译 |
| 1.1.2.2 学界认同的《万国公报》的最早翻译 |
| 1.1.2.3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的翻译 |
| 1.1.2.4 赵必振在《近世社会主义》里对《共产党宣言》摘译 |
| 1.1.2.5 马君武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里对《共产党宣言》的翻译 |
| 1.1.2.6 朱执信等在《民报》的翻译 |
| 1.1.2.7 刘师培等在《天义报》的翻译 |
| 1.1.2.8 其他翻译（以时间为序） |
| 1.1.3 晚清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多维考量 |
| 1.1.3.1 民国前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三重诱因 |
| 1.1.3.2 民国前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的译学向度 |
| 1.1.3.3 翻译主体对马克思主义态度 |
| 1.2 民国史分期 |
| 1.3 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界定 |
| 1.3.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界定 |
| 1.3.2 经典作家的经典着作界定 |
| 1.4 “翻译史”释义 |
| 1.4.1 “翻译史”的性质和特征 |
| 1.4.2 “翻译史”的对象和方法 |
| 1.4.3 “翻译史”的旨趣和意义 |
| 1.4.4 “翻译史”的掘进和创新 |
| 1.5 文献综述 |
| 第二章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12 年） |
| 2.1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总体概貌 |
| 2.1.1 南京临时政府的正式诞生 |
| 2.1.2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的总体概貌 |
| 2.2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 |
| 2.2.1 《泰西民法志》里的翻译 |
| 2.2.2 《共产党宣言》的翻译 |
| 第三章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12 至 1928 年） |
| 3.1 袁世凯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12 至 1916 年） |
| 3.1.1 袁世凯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总体概貌 |
| 3.1.2 袁世凯统治时期《共产党宣言》的翻译 |
| 3.2 皖系军阀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16 至 1920 年） |
| 3.2.1 皖系军阀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总体概貌 |
| 3.2.2 皖系军阀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翻译 |
| 3.2.2.1 《共产党宣言》翻译 |
| 3.2.2.2 《雇佣劳动与资本》翻译 |
| 3.2.2.3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翻译 |
| 3.2.2.4 《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翻译 |
| 3.2.2.5 马克思主义非经典着作翻译 |
| 3.2.3 皖系军阀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多维考量 |
| 3.2.3.1 皖系军阀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快速传播的原因 |
| 3.2.3.2 早期国民党人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评价 |
| 3.2.3.3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助推 |
| 3.3 直系军阀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20 至 1924 年） |
| 3.3.1 直系军阀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总体概貌 |
| 3.3.2 直系军阀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 |
| 3.3.2.1 《共产党宣言》翻译 |
| 3.3.2.2 《资本论》翻译 |
| 3.3.2.3 《哥达纲领批判》翻译 |
| 3.3.2.4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翻译 |
| 3.3.2.5 《工资价格和利润》全译 |
| 3.3.2.6 《反杜林论》翻译 |
| 3.3.2.7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翻译 |
| 3.3.2.8 《家庭私有财产与国家的起源》翻译 |
| 3.3.2.9 《国家与革命》翻译 |
| 3.3.2.10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翻译 |
| 3.3.2.11 《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翻译 |
| 3.3.2.12 《恩格斯〈资本论〉入门》翻译 |
| 3.3.2.13 《阶级争斗》翻译 |
| 3.3.2.14 马克思主义非经典着作翻译 |
| 3.3.3 直系军阀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多维考量 |
| 3.3.3.1 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传播及中国共产党诞生 |
| 3.3.3.2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构成 |
| 3.3.3.3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对引进马克思主义的贡献 |
| 3.3.3.4 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的表征 |
| 3.4 奉系军阀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24 至 1928 年） |
| 3.4.1 奉系军阀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总体概貌 |
| 3.4.2 奉系军阀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 |
| 3.4.2.1 《列宁主义基础》翻译 |
| 3.4.2.2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翻译 |
| 3.4.2.3 《国家与革命》翻译 |
| 3.4.2.4 《左派幼稚病》翻译 |
| 3.4.2.5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全译 |
| 3.4.2.6 《哲学的贫困》翻译 |
| 3.4.2.7 《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翻译 |
| 3.4.2.8 马克思主义非经典着作的翻译 |
| 3.4.3 奉系军阀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多维考量 |
| 3.4.3.1 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与传播辨析 |
| 3.4.3.2 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的强烈的实践性 |
| 3.4.3.3 奉系军阀统治时期列宁着作的翻译出版述评 |
| 第四章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27 至 1949 年）（上） |
| 4.1. 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27 至 1937 年） |
| 4.1.1 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总体概貌 |
| 4.1.2 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 |
| 4.1.2.1 《共产党宣言》翻译 |
| 4.1.2.2 《资本论》翻译 |
| 4.1.2.3 《政治经济学批判》翻译 |
| 4.1.2.4 《德意志意识形态》翻译 |
| 4.1.2.5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翻译 |
| 4.1.2.6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翻译 |
| 4.1.2.7 《自然辩证法》翻译 |
| 4.1.2.8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翻译 |
| 4.1.2.9 《反杜林论》翻译 |
| 4.1.2.10 《哲学的贫困》翻译 |
| 4.1.2.11 《工资、价格及利润》翻译 |
| 4.1.2.12 《雇佣劳动与资本》翻译 |
| 4.1.2.13 《神圣家族》翻译 |
| 4.1.2.14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翻译 |
| 4.1.2.15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翻译 |
| 4.1.2.16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翻译 |
| 4.1.2.17 《恩格斯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翻译 |
| 4.1.2.18 马克思主义非经典着作翻译 |
| 4.2 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多维考量 |
| 4.2.1 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唯物辩证法翻译热”的深层诱因 |
| 4.2.2 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唯物辩证法翻译热”主要表征 |
| 4.2.3 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列宁着作的翻译出版述评 |
| 4.2.4 《德意志意识形态》译本的评价 |
| 4.2.4.1 高语罕《唯物的见解和唯心的见解之对立》译本的评价 |
| 4.2.4.2 杨东莼、宁敦伍《唯物的见解和唯心的见解之对立》译本的评价 |
| 4.2.4.3 荃麟《社会意识形态概说》译本的评价 |
| 4.2.5 艾思奇《大众哲学》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贡献 |
| 4.2.5.1 与中国当时的具体实际相契合 |
| 4.2.5.2 首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先河 |
| 4.2.5.3 为抗战乃至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做出重要功绩 |
| 第五章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27—1949 年）（中） |
| 5.1 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37 至 1945 年） |
| 5.1.1 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译介总体概貌 |
| 5.1.2 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 |
| 5.1.2.1 《共产党宣言》翻译 |
| 5.1.2.2 《资本论》的翻译 |
| 5.1.2.3 《工资、价格和利润》翻译 |
| 5.1.2.4 《雇佣劳动与资本》翻译 |
| 5.1.2.5 《德意志意识形态》翻译 |
| 5.1.2.6 《哥达纲领批判》翻译 |
| 5.1.2.7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翻译 |
| 5.1.2.8 《从空想的社会主义到科学的社会主义》翻译 |
| 5.1.2.9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翻译 |
| 5.1.2.10 《政治经济学批判》等摘译 |
| 5.1.2.11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翻译 |
| 5.1.2.12 《帝国主义论》翻译 |
| 5.1.2.13 《马克思墓前演说》翻译 |
| 5.1.2.14 《从猿到人过程中劳动底作用》翻译 |
| 5.1.2.15 《哲学底贫困》翻译 |
| 5.1.2.16 马克思主义非经典着作翻译 |
| 5.2 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多维考量 |
| 5.2.1 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乃时局与党理论建设之迫切诉求 |
| 5.2.1.1 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是我党一贯的理论需要 |
| 5.2.1.2 党迫切需要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用以指导当时斗争实际 |
| 5.2.2 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的社会条件 |
| 5.2.2.1 国民党反动派严加查禁 |
| 5.2.2.2 根据地翻译出版条件极端困难 |
| 5.2.2.3 我党高度重视并有效组织翻译工作 |
| 5.2.3 《德意志意识形态》译介的历史评价 |
| 5.2.3.1 郭沫若摘译《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历史评价 |
| 5.2.3.2 章克标以“名着精髓”形式推介《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历史评价 |
| 5.2.3.3 吴恩裕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简略评价”述评 |
| 5.2.3.4 周建人摘译《德意志观念体系》述评 |
| 5.2.4 抗日战争时期列宁着作的翻译出版述评 |
| 5.2.5 抗日战争时期我国翻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阵地 |
| 5.2.5.1 延安翻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阵地 |
| 5.2.5.2 重庆翻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阵地 |
| 5.2.5.3 上海翻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阵地 |
| 5.2.5.4 武汉翻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阵地 |
| 5.2.5.5 其他地区翻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阵地 |
| 5.2.6 抗日战争时期国外翻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阵地 |
| 5.2.7 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的类别 |
| 5.2.7.1 马克思主义哲学类 |
| 5.2.7.2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类 |
| 5.2.7.3 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类 |
| 5.2.7.4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类 |
| 5.2.8 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的特点 |
| 5.2.9 抗日战争时期斯大林着作翻译概述 |
| 5.2.10 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翻译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
| 5.2.10.1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文化建设的影响 |
| 5.2.10.2 有力促进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最终形成 |
| 5.2.10.3 大力促进了党的干部教育 |
| 5.2.11 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存在的问题 |
| 第六章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27 至 1949 年）（下） |
| 6.1 国共协商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45 至 1946 年） |
| 6.2 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46 至 1949 年） |
| 6.2.1 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总体概貌 |
| 6.2.2 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 |
| 6.2.2.1 《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翻译 |
| 6.2.2.2 《剩余价值理论》翻译 |
| 6.2.2.3 《共产党宣言》翻译 |
| 6.2.2.4 《哲学的贫困》翻译 |
| 6.2.2.5 《政治经济学批判》翻译 |
| 6.2.2.6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翻译 |
| 6.2.2.7 《自然辩证法》翻译 |
| 6.2.2.8 《国家与革命》翻译 |
| 6.2.2.9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翻译 |
| 6.2.2.10 《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翻译 |
| 6.2.2.11 马克思主义非经典着作翻译 |
| 6.2.3 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多维考量 |
| 6.2.3.1 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深度认知 |
| 6.2.3.2 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的要求 |
| 6.2.3.3 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经典着作翻译对整党运动助推 |
| 6.2.3.4 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经典着作翻译对党自身建设助推 |
| 6.2.3.5 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经典着作翻译对党制度建设助推及现实启示 |
| 第七章 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 |
| 7.1 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7.1.1 何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7.1.2 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回顾 |
| 7.1.3 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7.2 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
| 7.2.1 何谓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
| 7.2.1.1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多维内涵 |
| 7.2.1.2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厚重意蕴 |
| 7.2.1.3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实现路径 |
| 7.2.2 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
| 7.3 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7.3.1 何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7.3.2 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脉络梳理 |
| 7.3.2.1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肇始 |
| 7.3.2.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初探 |
| 7.3.2.3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奠基 |
| 7.3.3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诉求 |
| 7.3.4 大众化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 |
| 7.3.4.1 马克思主义必须充分掌握群众 |
| 7.3.4.2 握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着力点 |
| 7.3.5 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7.3.5.1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基础 |
| 7.3.5.2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吁求 |
| 7.3.5.3 民国时期我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启示 |
| 第八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 |
| 二、中文着作（以时间排序） |
| 三、中外报刊论文 |
| （一）建国前报刊及论文 |
| （二）建国后期刊论文 |
| 四、学位论文（以时间排序） |
| 五、国外学者着作译着 |
| （一）德国学者着作译着 |
| （二）英国学者着作译着 |
| （三）美国学者着作译着 |
| （四）日本学者着作译着 |
| （五）匈牙利学者着作译着 |
| （六）其他国家学者着作译着 |
| 六、外文资料 |
| 附录 1 建国后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翻译出版概述 |
| 一、全集和补卷类 |
| 二、选集类 |
| 三、选读本类 |
| 四、单行本类 |
| 五、专题文集、言论集类 |
| 附录 2 1949 年后台湾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译介研究概述 |
| 一、50 年代概况 |
| 二、60 至 70 年代概况 |
| 三、80 年代以来概况 |
| 四、总体评价 |
| 附录 3 国外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译介研究概述 |
| 一、近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翻译出版概况 |
| 二、近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若干具体话语 |
| 三、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译介与研究 |
| 四、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译介与研究 |
| 五、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之核心课题 |
| 致谢 |
| 读博期间所发文章及所获奖励 |
| 一、发学术期刊论文（29 篇） |
| （一）发核心期刊论文（8 篇） |
| （二）发其他期刊文章（21 篇） |
| 二、发各级报纸的学术论文（22 篇） |
| 三、发报刊的言论、散文等（10 篇） |
| 四、获奖统计（13 项） |
| 五、发中央级等最重要媒体并引较大反响的论文和散文（38 篇） |
（5）辩证法的认识论意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和目的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的目的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的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
| (一)课题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
| (二)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
| 四、研究的主要方法 |
| (一)文本研究法 |
| (二)文献研究法 |
| (三)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 |
| 第二章 “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提出的现实针对性和哲学史背景 |
| 一、现实针对性 |
| (一)针对旧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
| (二)针对当时流行于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的对辩证法的歪曲 |
| 二、哲学史背景 |
| (一)法国唯物主义的直观反映论 |
| (二)康德哲学中的“二律背反”原则 |
| (三)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 |
| 第三章 辩证法认识论意义被忽视的原因 |
| 一、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体系的影响 |
|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有机统一的缺失 |
| (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认识论有机统一的缺失 |
| 二、经验层面理解辩证法 |
| (一)直观意义上区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 |
| (二)辩证法被当成列宁所批评的“实例的总和” |
| 三、脱离哲学基本问题理解辩证法 |
| (一)辩证法成为与哲学基本问题无关的另一类问题 |
| (二)对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种发展观理解的简单化 |
| (三)没有将辩证法的“发展原则”和唯物主义的“统一原则”结合起来 |
| 四、离开辩证法的认识史基础和认识论内容理解辩证法 |
| (一)离开辩证法的认识史基础理解辩证法 |
| (二)离开辩证法的认识论内容理解辩证法 |
| 第四章 辩证法认识论意义的准确把握 |
| 一、理解辩证法认识论意义的关键 |
| (一)立足于哲学基本问题 |
| (二)坚持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相统一原则 |
| (三)区分自在辩证法与自为辩证法 |
| 二、辩证法认识论意义的表现 |
| (一)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也是两种不同的认识学说的对立 |
| (二)辩证法的基本特征是思维和存在相统一所遵循的原则 |
| (三)辩证法的基本规律是思维和存在相统一所遵循的规律 |
| 第五章 准确把握辩证法认识论意义的重要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一)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的认识 |
| (二)有助于深入把握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认识论的内在联系 |
| 二、现实意义 |
| (一)澄清认识,消除误解 |
| (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改革 |
| (三)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体系和内容的完善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的科研情况 |
（6）论延安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贡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基本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抗日洪流中的延安知识分子群体 |
| 第一节 知识分子奔赴延安的社会背景 |
| 一、唯物辩证法的风靡扩大了党在文化界的影响 |
| 二、日伪的奴化政策激起了进步知识分子的抗争 |
| 三、战场形势与生存状态恶化加剧文化人的离心倾向 |
| 四、中国共产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感召作用 |
| 第二节 延安知识分子的基本情况分析 |
| 一、延安知识分子的谱系结构 |
| 二、延安知识分子的主要代表 |
| 三、延安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 |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探索及其成果 |
| 第一节 抗战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中国化 |
| 一、早期知识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轨迹 |
| 二、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
| 三、建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初步运用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生成的文化语境分析 |
| 一、文化自觉意识的复苏与中国社会思潮的转向 |
| 二、新启蒙话语中的“中国化”、“大众化”取向 |
| 第三节 延安知识分子推动“中国化”思想的发展 |
| 一、延安知识分子与“中国化”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
| 二、文化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反响与论争 |
| 第三章 延安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探索 |
| 第一节 延安新哲学会与新意识形态建设之发轫 |
| 一、毛泽东发起研究新哲学的“理论攻势” |
| 二、延安新哲学会的成立、活动及其影响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探索与贡献 |
| 一、编译和校订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着作 |
| 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 |
| 三、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地改造中国传统文化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特点 |
| 一、突出哲学指导实践、服务现实的社会功用 |
| 二、在思想斗争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
| 三、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的形成 |
| 第四章 延安知识分子在新哲学指导下的学术中国化运动 |
| 第一节 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 |
| 一、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探索与贡献 |
| 二、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基本特点 |
| 第二节 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 |
|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探索与贡献 |
|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基本特点 |
| 第三节 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 |
| 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探索与论争 |
| 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新文艺建设 |
| 第五章 政治领袖与知识分子的良性互动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 |
| 第一节 延安知识分子在政治领袖指导下开展工作 |
| 一、参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宣传 |
| 二、致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 |
| 三、开展新民主主义文化普及工作 |
| 第二节 延安革命话语中知识分子的改造与型塑 |
| 一、加强思想改造,推动立场转变 |
| 二、体悟社会生活,促进情感升华 |
| 三、融入大众视野,实现角色转型 |
| 第三节 两大群体在互动中促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 |
| 一、政治领袖与知识分子积极互动加速理论建构 |
| 二、领袖群体与知识分子通力合作宣传思想成果 |
| 结语：反思与启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致谢 |
（7）论“物理学危机与革命”认识的理论突破（论文提纲范文）
| 一、列宁的观点及其影响 |
| 二、重重新新思思考考《《唯唯批批》》第第五五章章的的心心路路历历程程 ——————一一个个口口述述史史的的考考察察 |
| 三、科学哲学界对物理学危机和革命的理论突破 |
| 1. 对传统观点的质疑———一次学术争鸣 |
| 2. 马赫对经典力学的批判是物理学革命行将到来的先声 |
| 3. 彭加勒对物理学危机持基本正确的见解 |
| 4. 物理学革命两个学派的划分及其历史作用 |
| 5. 物理学危机的产生及实质 |
| 6. 激动人心的年代———描绘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的新图景 |
| 四、结语 |
（8）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主要观点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主要观点综述 |
| 1.3 主要概念的界定和相关问题的说明 |
| 1.3.1 主要概念的界定 |
| 1.3.2 相关问题的说明 |
| 1.4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思路 |
| 1.5 研究重难点与创新点 |
| 1.5.1 研究重难点 |
| 1.5.2 创新点 |
| 第二章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现实诉求 |
| 2.1 延安时期的时代召唤 |
| 2.1.1 中国社会矛盾的复杂性 |
| 2.1.2 延安自身环境的特殊性 |
| 2.2 思想战线的批判斗争 |
| 2.2.1 论战旧哲学 |
| 2.2.2 批判国民党党治哲学 |
| 2.2.3 批评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唯心主义观点 |
| 2.3 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要求 |
| 2.3.1 思想建设 |
| 2.3.2 理论建设 |
| 2.3.3 文化建设 |
| 第三章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思想基础 |
| 3.1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理论基点 |
| 3.1.1 马克思、恩格斯原生形态哲学观 |
| 3.1.2 列宁主义哲学观 |
| 3.2 中国传统哲学精华是学脉渊承 |
| 3.2.1 唯物主义自然观 |
| 3.2.2 朴素的矛盾辩证法 |
| 3.2.3 知行认识观 |
| 3.2.4 民本论和大同说 |
| 3.3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探索是创新平台 |
| 3.3.1 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化尝试 |
| 3.3.2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思想启蒙 |
| 3.3.3 对唯心主义思潮的批判与反思 |
| 第四章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主体系统 |
| 4.1 中国共产党领袖群体是理论创新的引导者 |
| 4.1.1 理论创新的贡献 |
| 4.1.2 理论创新的路径 |
| 4.1.3 理论创新的特征 |
| 4.2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工作者群体是理论创新的骨干力量 |
| 4.2.1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工作者概况 |
| 4.2.2 理论创新的学理性贡献 |
| 4.2.3 理论创新的特质 |
| 4.3 主体系统良性互动形成理论创新合力 |
| 4.3.1 党的领袖群体指导和引领理论工作者 |
| 4.3.2 党的理论工作者推动和启迪领袖群体 |
| 4.3.3 共同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延安形态” |
| 第五章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主要成果 |
| 5.1 辩证唯物论领域中的创新成果 |
| 5.1.1 唯物论概念与特征的中国化转换 |
| 5.1.2 实事求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确立 |
| 5.2 唯物辩证法领域中的创新成果 |
| 5.2.1 构建系统化的唯物辩证法体系 |
| 5.2.2 创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矛盾观 |
| 5.2.3 提出中国革命辩证法的新理论 |
| 5.3 认识论领域中的创新成果 |
| 5.3.1 创立“知行统一论”的认识观 |
| 5.3.2 概括真理发展规律 |
| 5.4 人生价值哲学领域中的创新成果 |
| 5.4.1 树立共产主义的新道德观 |
| 5.4.2 人本主义与理性主义相结合的新人生观 |
| 5.4.3 人民利益与革命利益相结合的新利益观 |
| 5.5 唯物史观领域中的创新成果 |
| 5.5.1 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中国化 |
| 5.5.2 “为人民服务”的群众史观 |
| 5.5.3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学说 |
| 5.5.4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创新 |
| 第六章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经验与启示 |
| 6.1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基本经验 |
| 6.1.1 创新道路上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
| 6.1.2 创新思路上的批判与自我批判相结合 |
| 6.1.3 创新内核上的学理性与政治性相结合 |
| 6.1.4 创新方式上的大众化内容与形式相结合 |
| 6.1.5 创新路径上的逻辑型与现实型相结合 |
| 6.2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现实启示 |
| 6.2.1 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 6.2.2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当代启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9）语言接触视角下汉语俄源词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0 选题缘起 |
| 1.1 研究对象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4 语料来源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已有成果研究综述 |
| 1.6.1 语言接触研究 |
| 1.6.2 语言接触引发的语言结构演变研究 |
| 1.6.3 语言结构演变中的词汇借用研究 |
| 1.6.4 汉俄语言接触与俄源词研究 |
| 第二章 不同历史时期汉俄语言接触与俄源词的引进 |
| 2.1 恰克图边境贸易兴起时期俄源词的引进 |
| 2.1.1 “恰克图混合语”的形成与汉俄语言接触 |
| 2.1.2 俄源词的引进与特点 |
| 2.2 中东铁路修筑时期俄源词的引进 |
| 2.2.1 “哈尔滨汉俄混合语”的形成与汉俄语言接触 |
| 2.2.2 俄源词的引进与特点 |
| 2.3 “五·四”至解放前时期俄源词的引进 |
| 2.3.1 大批俄苏译着出版发行与汉俄语言接触 |
| 2.3.2 俄源词的引进与特点 |
| 2.4 中苏友好时期汉俄语言接触与俄源词的引进 |
| 2.4.1 自上而下的“苏联热”与汉俄语言接触 |
| 2.4.2 俄源词的引进与特点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俄源词语音本土化及主要动因 |
| 3.1 俄源词音节结构类型演变及方式 |
| 3.1.1 俄语A类音节结构在汉语中的演变 |
| 3.1.2 俄语C类音节结构在汉语中的演变 |
| 3.1.3 俄源词音节结构演变方式 |
| 3.2 汉俄音系匹配类型及方式 |
| 3.2.1 汉语声母匹配俄语词首辅音 |
| 3.2.2 汉语韵母匹配俄语元音 |
| 3.2.3 特殊匹配 |
| 3.2.4 汉俄音系匹配方式 |
| 3.3 俄源词语音本土化的主要动因 |
| 3.3.1 汉俄语音差异 |
| 3.3.2 汉语母语者的认知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俄源词词汇本土化及主要动因 |
| 4.1 俄源词结构演变类型 |
| 4.1.1 音译语素组合构词 |
| 4.1.2 汉俄混合式构词 |
| 4.1.3 借俄重组式构词 |
| 4.1.4 喻义仿造式构词 |
| 4.1.5 汉语简缩式构词 |
| 4.2 不同结构类型在汉语中的竞争 |
| 4.2.1 意译形式取代音译形式 |
| 4.2.2 意译形式与音译形式并存 |
| 4.2.3 音译形式独立 |
| 4.3 俄源词表意本土化 |
| 4.3.1 音义相兼 |
| 4.3.2 词义变化 |
| 4.3.3 语用意义变化 |
| 4.3.4 影响汉语固有词词义 |
| 4.4 俄源词词汇本土化的主要动因 |
| 4.4.1 适应汉语语言系统 |
| 4.4.2 社会、心理、文化等因素的促动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俄源词在汉语中的活力 |
| 5.1 俄源词在汉语中的总体活力 |
| 5.1.1 失去活力俄源词的分布 |
| 5.1.2 有活力俄源词的分布 |
| 5.2 有活力俄源词的特点 |
| 5.2.1 活力程度 |
| 5.2.2 活力特征 |
| 5.3 影响俄源词活力的因素 |
| 5.3.1 语言因素对俄源词活力的影响 |
| 5.3.2 社会因素对俄源词活力的影响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西方国际关系流派视阈中的列宁帝国主义理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及研究的意义 |
| 二、现阶段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与观点 |
| 第一章 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及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
| 第一节 列宁帝国主义理论 |
| 一、列宁帝国主义理论产生的背景 |
| 二、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主旨要义 |
| 第二节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
| 一、认清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 |
| 二、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新变化 |
| 三、当代资本主义政治新变化 |
| 四、当代资本主义文化新变化 |
| 五、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态新变化 |
| 第三节 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与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关系 |
| 一、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对列宁帝国主义的挑战 |
| 二、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 |
| 三、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挑战 |
| 第二章 西方国际关系现实主义流派视阈中的列宁帝国主义理论 |
| 第一节 从西方国际关系流派视阈探查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原因 |
| 一、从西方国际关系流派视阈探查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原因 |
| 二、帝国主义理论诞生的自由主义起点 |
| 三、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属性 |
| 四、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前景 |
| 第二节 汉斯·摩根索视阈中的帝国主义理论 |
| 一、摩根索现实主义理论产生的背景 |
| 二、摩根索帝国主义理论 |
| 三、摩根索帝国主义理论与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区别 |
| 第三节 肯尼思·华尔兹视阈中的列宁帝国主义理论 |
| 一、现实主义与结构现实主义 |
| 二、肯尼思·华尔兹视阈中的列宁帝国主义理论 |
| 三、华尔兹帝国主义理论与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区别 |
| 第四节 米尔斯海默视阈中的帝国主义理论 |
| 一、进攻性现实主义 |
| 二、米尔斯海默视阈中的俄国革命和列宁帝国主义理论 |
| 三、米尔斯海默帝国主义理论与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区别 |
| 第三章 自由主义阵营视阈中的列宁帝国主义理论 |
| 第一节 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
| 一、自由主义的溯源及发展 |
| 二、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
| 第二节 约瑟夫·奈视阈中的列宁帝国主义理论 |
| 一、新自由主义与约瑟夫·奈 |
| 二、约瑟夫·奈视阈中的列宁及其帝国主义理论 |
| 三、两种理论的区别 |
| 第四章 国际政治经济学流派视阈中的列宁帝国主义理论 |
| 第一节 依附理论视阈中的列宁帝国主义理论 |
| 一、国际政治经济学流派与新马克思主义 |
| 二、依附理论 |
| 三、多斯桑托斯视阈中的帝国主义理论 |
| 第二节 世界体系理论视阈中的列宁帝国主义理论 |
| 一、沃勒斯坦与世界体系理论 |
| 二、沃勒斯坦视阈中的帝国主义理论 |
| 第五章 批判与反思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两种不同的体系 |
| 一、关于帝国主义的不同话语体系 |
| 二、不同的理论起点与终点 |
| 第二节 西方国际关系流派审视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目的、方法与逻辑 |
| 一、否定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目的 |
| 二、否定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方法与逻辑 |
| 第三节 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当代价值 |
| 一、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方法论意义 |
| 二、马克思主义的传承与创新使命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等 |
| 致谢 |
四、唯物辩证法是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学习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五章的体会（论文参考文献）
- [1]列宁文化领导权理论及其当代价值[D]. 郝俊霞. 安徽大学, 2019(02)
- [2]论苏联法学理论对新中国法学的影响[D]. 胡志民. 上海师范大学, 2017(05)
- [3]科学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研究[D]. 赵肖荣.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4]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史（1912至1949年）[D]. 邱少明.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1(12)
- [5]辩证法的认识论意义研究[D]. 唐乾敬. 西华师范大学, 2019(01)
- [6]论延安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贡献[D]. 蒋明敏. 南京师范大学, 2012(07)
- [7]论“物理学危机与革命”认识的理论突破[J]. 李彤宇.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05)
- [8]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研究[D]. 王真. 西北大学, 2016(04)
- [9]语言接触视角下汉语俄源词演变研究[D]. 刘定慧. 吉林大学, 2020(01)
- [10]西方国际关系流派视阈中的列宁帝国主义理论[D]. 蔡潇.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