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科技典籍通汇》编纂工作全面展开（论文文献综述）
葛小寒[1]（2018）在《明代农书研究 ——文本与知识》文中研究表明明代中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这种活力表现在商业的发展与文化的多元性之上。作为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明代农业生产的扩大支撑着当时社会的调整与转型,与此同步的则是明代农书数量的喷发,并由此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农学知识体系。那么,对于明代农书的研究便是必要的:一方面,明代农书所蕴含的农学知识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农业技术发展水平;另一方面,明代农书更是深深浸润在当时日趋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诚然,前辈学者已经对于这一问题有了相当的讨论。但是,他们的研究大部分是在基础的“文献考辨”之上对当时农书所记载的“科学技术”进行评介,抑或是利用农书中透露的“社会经济”方面的史料去考察当时的农业生产与农村生活。由此可见,前人对于明代农书本身的讨论仍是缺乏的,尤其缺少在文献的进一步整理之上,从“知识史”的角度切入进行探讨。从“文本”与“知识”的角度考察明代农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在明人的观念中究竟是如何认识作为概念的“农书”。借助于当时士人留下的“文集”、“书目”与“农书”进行分析,明人对于“农书”这一概念的认识颇为多元且伴随着参与性程度的不同发展出异样的农书观。为了研究方便而对于这种多元的“农书”认识作一概括的话,可以总结为:明代的农书便是当时的农事书、农艺书与农政书。明晰了这一范畴之后,梳理现存与佚失的明代文献,不难得出有明一代大约诞生了 502种农书的结论。但是数量的巨大不能掩盖当时农书存在着大量抄袭、翻刻的情况。因此,单纯从农学知识的发展角度来说,明代的有价值的农书数量将下降到300种以下。不过,无论明代究竟有多少种农书,对于它们的文献考证活动自然是不可缺少。尤其是一些农书的作者、版本与诞生时代在之前的农书目录里面有误,还有一些农书是前人未见的,另有一些已经侠失的农书也可以辑佚。如果说“文本”研究专注于文献本身,那么“知识史”视角下的农书研究则侧重于考察农书与时间、空间的互动。从“时间”的角度而言,明代农书与宋代农书的比较可以揭示传统社会的不同时代农学知识关注的变化。主要通过内容、作者与时空分布的对比,宋、明农书的连续性与差异性一目了然:相较于宋代,明代的农书更加注重“统合”,其中负载的农学知识则进一步下移,作为农书生产的动力也不再受政治权力的制约。另从“空间”角度来说,明代农书中最重要的一种,即“花谱”,除了在知识性上超越宋代以外,还更多承担了专业知识记载之外的交往功能。简言之,在明代的社会空间中,以“花谱”为代表的农书参与了当时士人社交网络的建构。此外,“知识史”的视角除了较为宏观的考察之外,更加关注一种知识或书籍的生产、传播、阅读以及社会影响。从《树艺篇》与《汝南圃史》之间的关系与发展来看,明代农书的生产过程漫长而富有弹性。在“稿本”农书到“刻本”农书的变化过程,不仅是农学知识系统化的过程,也是一些农学知识被删去、另一些农学知识被加入的过程。农书诞生以后的传播活动,官府在其中起到了较为显着的作用。因此考察明代官刻农书的传播行为与影响,可以作为个案了解当时农学知识的传播面向以及传播过程中的问题。当然,传播是农书生产方或者农书刊刻方的行为,农书中承载的农学知识能否真正为时人认同或接受,还得考察当时农书的阅读问题。对此,由于诞生时间颇早,且在明代流传较广的《救荒本草》与《野菜谱》便是探讨农书阅读活动的重要个案。基于农书内容、序跋以及阅读者的书目、批语,乃至翻刻过程中的改造活动,明代农书阅读的多元面向可以被充分挖掘。例如以上两种野菜书的阅读活动,便呈现出早期阅读与晚期阅读的极大不同。这主要表现在,晚明士人对于农书的阅读往往偏离了作者原有的意图。最后,农书与地方社会关系往往不被前人研究所重视,这固然是因为地方性农书不宜保存流传。然而,《亳州牡丹史》却能填补这种研究方向的空白。该书不仅是亳州牡丹的知识性介绍,更是亳州士人与一般百姓从事花事交往活动的记录。通过这一文本,晚明亳州的地方社会显得更加饱满,而《亳州牡丹史》本身也离不开这一社会的制约,尤其是其中所凸显的对于“阶层”变动的敏感。综上所述,明代农书的研究不仅仅是对旧有农业文献的整理与考察,更是对于其中所记录的农学知识的分析。这种分析在过往的研究中过多的侧重在“科学技术”的介绍,而忽略了知识以及其载体（农书）的概念、时空变迁、生产过程、传播活动、阅读与接受等等方面的探讨。而对于以上问题的讨论,才是后人进一步理解当时农学实况的钥匙。
王铁男[2]（2020）在《清代产业技术标准化研究 ——以砖木作匠作则例为中心》文中指出清代各类《匠作则例》,记载的是手工业各行业用工、用料、用银及样式、做法的规范和标准。本文以清代系列《匠作则例》为基础史料,并结合相关档案资料,选取匠作则例内“木作”与“瓦作”（含砖作）两个典型技术门类,对清代手工业技术标准化的表现形式、程度与水平、管理方式、技术标准实施,以及缺陷不足等问题,进行专题的深入考察。明清时期是中国传统产业技术的大总结时期,技术标准化问题也有了全面总结,具体表现便是大量匠作则例文本的出现与流布,使产业技术标准化呈现出“则例化”（标准化）特征。根据清代各种匠作则例所记载的内容,“则例化”在清代手工业中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分别为产品的“形制化”、原材料的“规格化”与施工中工时物料的“定额化”。中国历代技术典籍所记载的内容基本遵循《考工记》中所建立的“材——工”质量标准体系,直至清代各类匠作则例的完善,技术标准化中“形制化”、“规格化”、“定额化”,依然建立在计算工时料限的技术标准体系之上。因此,清代的产业技术标准化在执行过程中,明显分为“物料管理标准”与“施工技术标准”两大部分,体现在匠作则例文本上,便是以《工部则例》等为代表的“管理型则例”,和以《工程做法》、《圆明园内工则例》等为代表的“施工型则例”。清代历朝《工部则例》所记载的对物料管理规定中,砖瓦、木材是重点内容。砖瓦类中,国家各项工程常用的临清砖、御窑金砖、琉璃瓦等项物料,从烧造流程、尺寸规格、质量检测、包装运输、收储领用等各环节均有严格管理标准。官用木材,派员采伐木料时,采前勘测、采伐数量、木料加工规格、运输方式路线、入库领用等项,一律遵照则例管理标准执行。至于历年例行采买木料,以其材质、长度、周长等为标准,形成不同等级,运输、领取、使用等各个环节,也要遵照则例执行。施工型则例将手工产业分为若干“匠作”,每“作”下分为系列技术门类的若干工种,各工种协同完成生产链。木作和砖瓦作生产被解构为各个部件和不同工序,如梁、柱、枋、檩、斗拱、墙体、地面等,每制造每一部件或完成一道工序,其工料定额标准都详细记录在案,通过这些标准数据来指导新的施工程序,进而有了财政预算和决算的依据,最终实现控制生产成本和保证产品质量。通过清代各种匠作则例中技术标准的文本解读,可以发现清代的产业技术标准化,已经具备了诸如标准化文件制定与实施、标准件的应用、标准化生产方式的采用等近代技术标准化特征,但在引入机器化生产之前,清代产业技术标准化转型尚未突破传统计工、计料为中心的质量标准体系。对比这一时期中、西产业技术标准化进程,可见清代产业技术标准化,已经出现近代转型趋势,但在管理体制、标准制定与推动等方面,还与西方存在较大差距。
张楠[3]（2018）在《中国天文演示仪器：类型、功能及嬗变》文中研究指明天文仪器根据用途不同可以分为计时、观测、演示、占星和计算五种。这些功能或独立成器,或叠加为复合形式,构成各种已知的天文仪器。其中,具有演示功能的仪器,均可被称为天文演示仪器。天文演示仪器实际上是对某一时期特定文化背景下天文理论及其实践成果的综合体现,对天文演示仪器变迁的考察,是全面、完整书写天文学史的一个思路与方向。本文将集中讨论中国天文演示仪器演变过程中的几个关键环节,回答以下问题:中国天文演示仪器的基本类型有哪些?在天文学、社会及文化方面又具有什么样的功能?仪器类型与功能在各自的转变中是否存在相应的联系?中国天文演示仪器发展直到汇入世界体系的过程中,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变化?而目前国人对天文演示仪器的认知现状以及光学天象仪在国内的传入与发展,是不是有迹可循?第一章为全文绪论,对选题由来、论文意义、研究目的、思路、方法与主要概念等相关内容进行了介绍与论述,并对既有研究进行了详细的回顾和评论,从中探索论文的撰写线索、空间与推进方向。目前学界对天文演示仪器的研究关注度较低,无论是古代演示仪器个案的考证还是天文仪象的概念辨析,以及对近代天文演示仪器转型过程的探讨,均存在一定的讨论空间。第二章首先从中国古代天文演示仪器的基本类型入手,通过对史料记载中具有演示功能的仪器进行考证,辨析了“浑象”概念中“球仪”与“环仪”的区别,并对古代天文仪象的命名规律进行了探索。中国古代盖天、浑天两种体系下皆有演示仪器,其中盖天演示仪器即盖天图（仪）,而浑天演示仪器在明代前以水运天象演示为主要传统,明代后则以天球仪为主要类型。在仪象命名方面,基本遵循了演示为“象”,观测为“仪”,圆球为“象”,环规为“仪”的规律,但面对既非圆球又是演示仪器的情况时,则既有可能按照演示功能取名为“象”,又有可能按照结构类型取名为“仪”,并因此从文字记录的表面呈现出一种混乱状态。第三章对汉唐时期主要的演示仪器水运浑天仪进行分析,讨论了浑天仪除演示之外的间接测候用途,并由此对古代天文仪器的测候功能进行了追溯。水运浑天仪不仅能够完整的阐释浑天理论中所描述的天球结构,同时其运行还被用来与灵台观测结果进行即时对照,从而考察七曜的行度及历法的准确程度。“浑天仪”包括汉唐时期进行间接测候的演示仪器水运浑象,以及唐代之后具有黄道系统的直接测候仪器浑仪。这种既具有天象演示能力又可以用来进行间接测候的天文仪器制造传统,可以往前追溯至古璇玑玉衡。从玑衡到浑天仪,实际上是具有演示功能的测候仪器向具有测候功能的演示仪器的一种转变。而在唐代具有黄道系统的浑仪出现之后,演示仪器再次分化,浑象逐渐成为单纯的演示仪器,而浑仪则成为具有一定演示能力的观测仪器。第四章对宋元时大型天文演示仪器从俯察到仰观的变化进行了讨论,并由此提出了追认古代“假天仪”的两个必要条件:抬头仰观与自动运转。宋元时期我国文献中记载中有三件被现代学者追认为“假天仪”的仰观天文仪器,其中张思训“太平浑仪”是一座兼具报时功能的天文钟式自动演示仪器,其天象演示部分是一种类似于“盖天图仪”的穹形天顶;第二件是《曲洧旧闻》中所记载的“苏子容铜浑仪”,作者朱弁所述为此事目前可知的唯一来源,即一例孤证,并且记录中矛盾颇多,在没有其他史料进行确证的情况下,不应据此对仪象历史进行改写,将之追认为曾真实存在的“假天仪”;第三件是元代郭守敬所制玲珑仪,其并非浑仪,亦与一般意义上的“假天仪”有所区别,这是郭守敬创制的新型演示仪器,整体呈网格球结构,在设计制作的过程中继承了宋代仰观仪器的理念,并且很可能受到了阿拉伯天文仪器的影响。第五章通过对“天地仪”、“天球仪”与“日心说行星仪”等欧洲小型仪器的传入研究,讨论了明清时期在西器东传的背景下,天文演示仪器逐渐从皇家灵台走向民间社会的转变过程,这也是中国近代天文演示仪器转型的前奏。明代中后期开始,天文演示仪器的中西交流以欧洲传教士的民间活动与官方活动为线索随之展开。在官方,以传教士进入钦天监工作、皇家对天文演示仪器的收藏以及外国使团所带礼物为主要交流通道;而在宫廷之外,则以传教士交游、民间商品流通与知识分子的相关研制为扩散方式。小型天文演示仪器从皇家礼器、灵台密器,一步步走向民间,成为传播、教育的工具,甚至作为商品、产业流通于城市之中。第六章通过对近代之后光学天象仪在中国的传播和早期研制进行研究,再现了中国天文演示仪器最终完成近现代转型并汇入世界天象仪发展道路的转化过程。光学-机械式天象仪诞生于1923年的德国蔡司工厂,其出现颠覆了以往了天文演示方式,并使现代天文馆得以发源。在光学天象仪诞生后,国内及时对此天文演示仪器进行了介绍和传播,随后1957年建立了第一家大型天文馆,1958年开始了国产试制工作,1973年正式提出在全国建设天文馆的规划。然而我国并未参与到两次世界天文馆建设浪潮之中,并由此形成了目前天象仪、天文馆事业的格局,其中特别不能被忽视的是天文演示仪器文化传统的影响。整体来看,中国天文演示仪器的发展经历了四种不同层次的嬗变:主体结构类型从环规虚球到封闭实球的变化;演示功能与间接测候功能先集中再分化,从具有演示功能的测候工具二维璇玑玉衡、图仪到具有测候功能的演示仪器三维水运浑天仪,再到球仪浑象与复合浑仪的彻底分离;观看方式俯仰之间的变化;社会功能方面,天文演示仪器从皇家灵台走向民间大众,最终完成了与世界发展并轨的现代转型。因此在结论章中,通过总结观点,将中国天文演示仪器的发展变化置入到世界天象仪图景之中,从而透析其文化内蕴及现代影响。中国古代天文演示仪器的设计制造将所见之天视为一个有机整体,遵从于自然本身的运转方式和表现形式,对这种整体性不予以解构或者说不需要解构。唐代之前,中国的天文演示仪器具有明显的占候验历功能。唐代之后随着装置黄道游仪的复合型浑仪出现,以及星占在中国天学发展中主导程度的下降,演示仪器的占验功能也随之被逐渐消解,成为单纯的演示工具。但其皇家礼器功能则贯穿始终,具有明显的政治象征意义。这种文化传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作为一种隐性基因遗留下来,影响深远。
王鑫义[4]（2018）在《明安图、董佑诚、项名达的无穷级数表示法研究》文中认为清代引进“杜氏三术”之后,就存在无穷级数的表达问题,没有代数符号,如何表达无穷级数?这是清代中算家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明安图首先对传入的三术作了研究,并给出了其它六术及其证明,而他的原有知识已不能圆满地解释和表示无穷级数,迫切需要一些新知识提供新方法,使已有知识构成探求新知的主要动力,使无穷级数的研究在更高的水平上进行。董佑诚和项名达等中算家不同程度受到明安图的思想与方法的启发,构成了清代无穷级数研究的主流,不少专家称为“明安图学派”。本文的研究得出如下结论:明安图以传统割圆术为基础,拓展了割圆术的几何方法,吸收了梅文鼎《几何通解》中的递加法,构造了连比例关系,借鉴了《数理精蕴》中的借根方法,在《割圆密率捷法》中首创一套独特的无穷级数表示法。董佑诚吸收了《数理精蕴》中的连比例四率法,提出了不同阶三角垛的加减运算,建立了相应的表达式。他虽未见到明安图的表示法和证明,但已受到流传的九术的影响,独立完成了九术的证明,并将九术简化为立法之原四术,借助垛积术研究无穷级数及其表示,将展开式中各系数的计算建立在三角垛的基础之上,从而在割圆术与垛积术之间建立了联系。项名达继承了董佑诚的垛积术方法,将董佑诚提出的递加数做了推广,将立法之原四术精简为两术,但他的无穷级数表示法并未借鉴董佑诚的方法,而是把梅文鼎《少广拾遗》中的表示方法和操作方法移植到了无穷级数的表示中。明安图、董佑诚和项名达的无穷级数表示法,各不统一,各具特色,有语言叙述,有图式表达,每个图式中有具体的表示方法,图式的下面附有操作方法和相关注解,做到图文对照。在中算史上,他们的无穷级数表示法显示出了很大的优越性,能直观形象的表明运算对象、运算法则、运算顺序、位值原则,能提高所构造的系统之间的互操作性,也能很好地揭示无穷级数表达式之间的内在关系,这对算学的传播普及也有积极作用。本文分为五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探讨了明安图在《割圆密率捷法》中表示无穷级数的的方法基础:割圆术几何方法的拓展、连比例关系的构造、借根方法的借鉴。第二部分,分析了《割圆密率捷法》中的无穷级数表示法。本文认为,明安图借鉴了《同文算指》中三率法的表示方法,由单项式和多项式的表示开始,将其表示方法和操作方法移植到了无穷级数的加减、数乘、项乘、自乘中。从他的表示法来看,卡塔兰数的出现是必然的,是运算使然,无穷级数的反求问题即求反函数。莱布尼兹级数的表示则吸收了西法。奇零小数的表述及处理是新问题所采用的新方法。第三部分,阐述了董佑诚《割圆连比例术图解》中的无穷级数表示法。董佑诚运用了《数理精蕴》中的连比例四率法,将垛积术运用于无穷级数的研究,但其无穷级数的表示法与明安图的并不相同。第四部分,论述了项名达《象数一原》中的无穷级数表示法,认为项名达发挥了董佑诚的垛积术方法,但其无穷级数的表示法另辟蹊径。他使用递加图,结合梅文鼎的《少广拾遗》中的方法来表示无穷级数,与前人不同。第五部分,本文的结语,对他们的无穷级数表示法之异同作了详细的总结。本文从现今国际上提出的数学实作的角度入手,即中算家在当时的情境下研究无穷级数展开式问题时,是怎样表示的,表示的是什么,为何那样表示。本文先从个案研究入手,最后试图从宏观上把握整体的脉络。
田锋[5]（2016）在《西方光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18531902）》文中研究说明十九世纪之前,在“微粒说”的指引下西方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光学知识体系。十九世纪之后,“波动说”的复兴与发展将西方光学研究的水平推进到一个新高度。西方光学研究的脚步,逐渐从“几何光学”领域向“波动光学”领域迈进。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光学已经成为西方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光学也在理论内容和实践技术两个方面上取得巨大的进步与成就。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增强,明清之际已有部分西方光学知识传入中国。鸦片战争之后,西学着作涌入中国,西方光学知识也随之传入。本文运用文献梳理法与个案分析法,以18531902年间在华传播西方光学知识的着作（包括科普书籍、报纸、专着与教科书等）为研究对象,分别从“外史”与“内史”两个方面来探寻西方光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轨迹与传播意义。本文在前人已有的成果基础上展开研究。第一,对这段历史时期内西方光学知识在华传播的历程进行全面梳理;第二,全面考察西方光学理论知识的内容,同时对实践性技术知识内容进行深入研究;第三,本文从中国光学史的角度来考察晚清知识分子对于西方光学知识的态度与反应。这对于中国光学史的研究与科学传播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价值。本文的论述思路是:把“西方光学知识如何在中国传播”这个问题划分为四个子问题,即从四个维度去分述:（1）西方光学知识在华传播的历史条件,包括学术背景与前导因素。（2）西方光学知识在华传播的主要形式,以及传播的主要途径。（3）西方光学知识在华传播的主要内容,包括理论知识与技术知识。（4）西方光学知识在华传播产生的影响,以及晚清知识分子的回应。通过考察西方光学知识在华传播的历程,本文得出以下三个结论:首先,传播的历史特征,针对这段历史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接触”阶段。从鸦片战争之后到1853年,由于墨海书馆的建立,作为“传播者”的艾约瑟与作为“接引者”的张福僖合译《光论》,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全面接触到西方光学知识;第二,“普及”阶段。在《博物新编》、《格物入门》、《中西闻见录》等书籍与报纸中,都传播大量的西方光学知识,在这个阶段里,西方光学知识在中国得到广泛地传播与普及;第三,“深化”阶段。以1876年《光学》翻译为代表的“光学类”着作被引入,其间还有像傅兰雅撰写《远镜图说》和《显微镜说》这类以介绍实践技术性的光学知识为代表的着作;第四阶段,“规范化”阶段。以《物理学》与《物理易解》为代表的教科书出版为标志:一方面“光学”被纳入到“物理学”范畴内;另一方面“光学知识”的传播得以规范化和标准化。其次,传播的前导因素:第一,“译局”。在十九世纪下半叶里,中国已经建立起具有近代意义的出版机构,如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第二,“译者”。传播西方光学知识需要“传播者”与“接引者”的共同努力,即掌握西方光学知识的传教士或外国人,与具有一定中国传统学问的知识分子,两者采用“西译中述”的方式进行翻译工作;第三,“译着”。译者需要选择适合接受、质量较好、易于传播的西方光学知识着作作为传播载体,如《光学》、《光学揭要》等。译局、译者与译着为西方光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奠定坚实的基础。最后,传播的历史成果:第一,从“光”的认知角度看,通过西方光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提升中国人对于“光”认知水平,达到“祛魅”的目的,为“海市”与“虹霓”光学现象提供新的解释。西方光学中的实践性知识（例如使用显微镜与望远镜的正确方法）让中国人理解了科学理论的技术化应用原理;第二,从“光学”学科的角度看,中国人由原来对于“光”认知只是建立在自然知识的基础上,后来转变到建立“光学”的学科概念上,再到后来将“光学”划归到“物理学”范畴内;第三,从科学传播的角度看,中国人逐渐从古代的基于常识的“自然观”中走出,转变成以科学方式来“观自然”。从光学知识方面来看,这段历史是从“普及”抵达“专述”的过程;从人类认知自然的方面来看,是从“遮蔽”走向“澄明”的历程。
王宏晨[6]（2019）在《克拉维乌斯《原本》及其汉译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克拉维乌斯（Christoph Clavius,1537/1538-1612）编注的《欧几里得原本》1574年本前六卷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徐光启（1562-1633）译成汉语并以《几何原本》为题在1607年出版,是西方数学传入中国的开端,同时也是明清之际西学典籍传入中国的开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克拉维乌斯《原本》的汉译是一项非常艰难的文本转化:从语言差异角度来看,拉丁语和古汉语分属不同语系,构词、语法均各成系统;从文化差异角度来看,侧重演绎推理、抽象证明的欧氏几何学与侧重算法、崇尚实用的中国传统数学也是取向各异。这部西方数学典籍怎样跨越语言障碍得以翻译?西方数学的逻辑推理能否由古汉语准确表达?中国传统数学乃至传统文化在利玛窦与徐光启翻译西学原典中发挥了何种作用?要回答上述问题,首要之事是要开展克氏《原本》与汉语译本的比较研究。“克拉维乌斯《原本》”是克拉维乌斯编辑注释的欧几里得《原本》的简称,缀以“克拉维乌斯”这一修饰语,意在凸显该版本在卷数、正文、注释乃至性质方面均不同于欧几里得原作,而受编注者的影响甚深。由于克拉维乌斯《原本》之中包含有大量拉丁语版《原本》已有成果,因此在实际讨论中,本论文从现存首部拉丁语版《原本》阿德拉特本开始,对12-16世纪的重要拉丁语版《原本》展开梳理,将克拉维乌斯《原本》置于12-16世纪拉丁语版《原本》流变这一历史脉络之中予以观照,揭示克本与之前版本的异同。本论文还将克拉维乌斯《原本》与利徐汉译《几何原本》进行全面比勘,分别从正文与专论两个层面,探讨古汉语译本与拉丁语底本之间的传承、删减、增补、改易等复杂关系。具体来说,第一章为“绪论”,概述选题缘起、文献综述、研究要点与研究方法。第二章从文化定位与文本形态两个方面对从阿德拉特本到克拉维乌斯本的拉丁语版《原本》的流变情形展开研究,期间包括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两个阶段。文化定位方面,中世纪编者并不重视《原本》的希腊文化属性,《原本》在中世纪以普通数学教材的面貌出现,编者并未公开提及此书与希腊文明的关联。文艺复兴时期则不然,我们分析了其中赞伯蒂、康曼迪诺和克拉维乌斯三个版本的长篇序言,指出其共同结构模仿了5世纪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克洛的数学导言,首先论证数学为希腊学术的正统学科、再论证几何学为希腊数学的正统学科、最后指明欧几里得为“几何学家”、《原本》是一部传授几何学原理的着作,以此树立起《原本》在希腊文明中的地位。文本形态方面,公设公理、命题与专论的大量增加,使得《原本》的注释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原本》逐渐形成以理论几何学为主的正文与几何-算术-代数的注释之《原本》复合体。克拉维乌斯《原本》在思想倾向、体例结构、论证程式、命题数量与专论内容这五个方面都顺应了拉丁语版《原本》的发展趋势,是注释型《原本》的集大成之作。第三章总结克氏《原本》与欧几里得《原本》有三点不同:一、定位不同。欧几里得《原本》是理论性质的着作,并无多少实用成分,而克氏《原本》则加入了相当数量的实用几何学与实用算术内容。二、卷数不同。欧氏《原本》最初由十三卷构成,公元6世纪以来形成了通行十五卷本,克拉维乌斯将此十五卷统称为“欧几里得《原本》十五卷”,又续补一卷,形成克本十六卷本。三、正文不同。克氏《原本》在公设、公理、界说、命题四个层面均较欧氏《原本》有所增补,这些均表明克本在全面继承欧几里得《原本》论证结构的同时,大大扩充了欧氏《原本》的注释性内容。第四章重点考察了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分析《几何原本》中“几何”一词的由来,指出该词既有诸如线、面、体等几何量（magnitudo）之意,又有兼包度与数的一般量（quantitas）之意。相关概念“几何之学”乃至“《几何原本》”后面都有Geometria（拉丁语几何学）的影子,确定了“几何”译名与Geometry之间存在的关联。通过考察“几何”译名,将其上升为对西方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以来“几何之学”概念演变的历史认识。随后分别考察底本与译本在界说、命题以及证明结构方面的异同:界说的翻译总体上与底本原文差别较大:全部4个定义联项esse,dicitur,appellatur,vocatur中,只有esse的主要译词合乎底本原意。全部83个被定义项中,合乎底本原意的低于一半。全部80条界说释义部分中,只有28条完全忠于底本原意。利徐有意识地改造底本原文,使之符合古代汉语的表述习惯,显示出会通中西的实绩。句法是界说翻译中最与底本原文贴近的部分。命题的译文最贴合底本原文,密合程度最高。47条求作命题之中,有32条简单句采用的是保持原文句型的翻译模式,此外还有多条复杂句也是如此,占据绝大多数。五类求证命题中,除简单句之外,其余四类句型命题利徐均基本上选用恰当的古汉语虚词,尽量保持底本拉丁语命题的固有句型,条件句与结论句在译文中清晰可辨。证明结构的翻译受中国传统数学的影响最大。利徐援用中国传统数学语汇,借以构造译本证明结构的提示词,如“解曰”“法曰”,这些都为克本原文所无。克本原文的证明结构承袭自普罗克洛六分法,而利徐则将其改作“解曰”-“论曰”-“法曰”-“注曰”四分法,几乎全部删去原文结论部分,已非底本原貌。利徐又将大量设问句、反问句应用于驳论命题的论证,这些独立于拉丁语原文的辞句,与中国传统典籍中的驳论有相通之处。以上种种都使得译本的证明结构呈现出中西会通的独特形态。第五章比对了克氏《原本》所载四篇专论,即置于正文之前的《数学学科导言》、第三卷界说16注释中关于切边角的专论、第五卷界说3注释中关于比例分类的专论、以及第六卷界说5注释中关于复合比的专论。通过分析其与译本相应专论之间的异同,结果发现前三组专论的立意、侧重皆不相同,并非译文与原文之间的严格对应关系。克本《数学学科导言》采用了柏拉图哲学的先验说,利徐本相应专论则采用了儒学的“格物穷理”说。与克本切边角专论相比,利徐本切边角专论的重构有两大特点:一、角概念定义内容大为淡化,与中国传统数学不重视角概念相一致;二、援引《庄子》“尺棰之义”强调切边角可以无限细分。克本比例专论中诸如主谓互换、种加属差这些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内容,利徐均加以改易删削,重点保留了原文的计数法则。前三组专论的对勘表明:《几何原本》专论的具体数学材料取自拉丁文的西学文本,但是以中国传统的方式加以解读。本章第四组专论的对勘则在韩跋本与克氏1574年本第六卷第五界笺注中所含专论、以及初函本与克氏1589年之后所出各本第六卷第五界笺注与第六卷第二十三题“后注曰”中的专论之间展开。所得结论为韩跋本系《几何原本》初刻本、因此在年代上早于初函本的论断提供了内容上的支持。第六章是结语。本篇论文所探讨的年代范围上起阿德拉特本诞生的12世纪,下至《几何原本》初函本出版的1629年。跨越六个世纪的宏阔历史背景,贯穿中西两大文明,涉及拉丁语、古汉语等多个重要《原本》版本,综合运用科学史、语言学与翻译史的研究方法,系统探讨了欧几里得《原本》从阿德拉特本到克拉维乌斯《原本》,再从克拉维乌斯《原本》到利玛窦、徐光启汉译《几何原本》的流变过程。本论文从拉丁语底本比勘利徐译本,对克本前六卷全部80条界说、182条命题及其论证展开全面比对梳理。本论文注重以案例分析辨析历史疑难,如通过“几何”译名翻译再考,阐明“几何”一词并不排斥Geometria的背景;又如以《几何原本》第六卷界说五笺注来源分析,确认韩跋本为1607年初刻本。本论文还通过思想探源的方法,分析了汉译《几何原本》中具体体现的中西会通案例,从而为徐光启的“翻译会通”伟大思想提供了具体例证。这是汉译《几何原本》带给中国最有价值的学术思想,更是“几何之学”感动中国之真谛所在。
李晓明[7]（2016）在《清代宝应刘氏家学考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宝应刘氏家学历经三百馀年的传承而不堕,在学术史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一门造就学人五十馀位,着述二百三十种,且代不缺人,时不乏书,大体呈现出稳定的发展态势。其中绝大多数学人与着述出现在清代,这在清代学术史上实属罕见。刘氏家学以时代学术发展为背景,根植于扬州优厚的人文环境,充分吸收王懋竑、朱泽沄、惠栋、戴震诸贤之长。而在族内,以本宗先祖刘永澄为标榜,敬奉祖训,注重谨身节用；维系香火,保障诗书传家；与扬州诸多学者形成姻娅集团,保持学术资源的互补,这都使得宝应刘氏始终具有旺盛的学术生命力,兼取汉宋之长,能够做到经世致用。经学方面,宝应刘氏以治《论语》为核心,刘台拱《论语骈枝》开其端,刘宝树《经义说略》赓续之,刘宝楠《论语正义》集大成,刘恭冕则不断补正。经过三代四人的不懈努力,宝应刘氏终在《论语》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另外,刘台拱擅长三礼,刘宝树遍及群经,刘恭冕始治今文,他们在上述经学领域的成绩均是可圈可点的。史学方面,刘心学秉承先志,以东林为独特视角,以《两朝从信录》与东林奏疏为史源,删繁举要,编成《四朝大政录》一书,以补《明史纪事本末》之未备。刘氏学人多有史论之作,对季札、伍子胥、韩信、萧何等历史人物,以及“周公居东”、缠足等历史事件与现象多有评论,他们认真分析,绝不人云亦云,本着历史事实为出发点,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旨归,对封建不正之风亦多有批判与屏弃。校勘学方面,刘台拱校勘群籍,《国语补校》《荀子补注》《淮南子补校》《方言补校》均是其校勘力作,其间刘氏一秉实事求是之态度,利用多种校勘方法,对讹误现象多有驳正,形成了重视异文、明其所以、态度审慎、校注一体等特点,其成果得到了多位古今学者的肯定。刘恭冕之年少遗文《韩非补校》,较早利用类书以作“他校”之助,总体上客观谨严,多有精彩论断,继承了刘台拱校注一体之特点,于此可窥探其早年的学术根基与治学旨趣。地方文献方面,刘氏致力于地方文献的编纂,多人参与扬州方志之纂修,刘中柱《宝应名胜志略》、刘台斗《下河水利集说》与《黄河南趋议》、刘赞勋《重修宝应县志辨》、刘宝楠《宝应图经》则是私修方志的代表,这些地方文献或详载名胜以补未及,或集合治河经验以资政,或对旧志多有裨补与勘正,或利用考证之法、历数“邗沟十三变”,对于保存宝应当地的历史与文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刘恭冕则在入主湖北经心书院之后,承担当地多部府县志的编修工作,另外还编写了《湖北通志》之凡例,践实了其方志学主张。晚清的刘岳云,在继承家学传统的基础上,师从多人,博观约取,成为当时少数“兼赅中西”的学者。他有感于每况愈下的时局,投入经世救亡的大潮中,其所建言建策,在当时颇具现实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刘岳云在西学大肆输入、传统频遭质疑的情形下,遍搜古代典籍之科技史料,对比中学与西学,成就了“西学中源”的集大成之作——《格物中法》。总而言之,宝应刘氏家族学人众多,着述丰富,在经学与地方文献编纂上具有突出成就,于史学与校勘学亦有建树。刘氏一门历经三百年的学术史,是清代家学传承的典型范例；刘氏学人为学实事求是,注重经世致用,是清代扬州学派的重要代表,对当地乃至全国的学术文化发展均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朱慧丽[8]（2019）在《《算法统宗》中的计量研究》文中提出《算法统宗》是明代一部重要的数学着作,但前人的研究多驻足于数学层面,而书中大量的计量内容却鲜有解读。本文将利用文献分析等方法,结合明人所着文献、明代县志、契约文书等史料对书中的计量内容梳理总结,意欲勾勒出明人计量生活的简易图景。文章首先对《算法统宗》一书的成书背景、版本流传等问题作了简要的介绍;详细阐述了书中体现的明代度、量、衡的相关计量单位的产生、进制的变化,介绍了测量时所使用的工具;对书中所记录的田地面积计量方式进行分析,并结合县志、契约文书等史料,对书中记录的“亩法论”在休宁县的实施原因、施展情况等作了一定的研究;文章还对书中出现的其他计量,诸如时间计量、金属密度计量、盐引计量、钱钞计量等相关计量基准,单位之间的进制进行了讨论。通过对书中计量内容的分析研究可得出结论,明代的计量方法较之前朝更为多样,计量标准也更加复杂,甚至民间计量略显混乱。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代社会商业的繁荣,也体现出了百姓的智慧,但单位进制之间的变化却也体现出古代地主阶级对百姓无情剥削的真实图景。
王静[9]（2018）在《晚明儒学与科学的互动 ——以徐光启实学思想的构建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明朝社会政治走向衰落之时,儒学却在外在刺激和内在发展的逻辑中进行着自我更新与转型,即从通经、修德、经世致用的实学传统中发展出以经世致用为中心的实学思潮。当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历经曲折终于踏上中国土地时,实学思潮中的经世致用搭建了儒学与西方科学沟通的桥梁,长达三百多年的儒学与科学的互动就此拉开历史序幕。在晚明士人对经世致用的迫切追求,以及利玛窦等制订附儒、补儒、合儒的学术传教策略的共同促动下,诸多儒士参与到晚明儒学与科学的互动过程中,徐光启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作为学而优则仕的儒家,徐光启深受通经、修德、经世致用实学传统的浸染,是经世致用实学思潮的主要倡导者。同时他还是西学东渐以来接触、传播、译撰西方科学着作的先行者。可以说,徐光启实学思想的构建与实践过程亦是晚明儒学与科学互动的具体呈现。简要而言,徐光启实学思想的构建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内核确立阶段。传教士本想通对《几何原本》严密的逻辑结构和其经世致用的功能吸引中国士人走向信仰上帝的道路,但徐光启却结合自身的文化背景重新解读。在他看来,《几何原本》是“度数之宗”,是“不用为用,众用所基”的典范。因此,徐光启一方面注重《几何原本》经世致用的功效,另一方面则把《几何原本》中体现出的公理化体系和对求其故的重视强调为“不用为用”的“大用”。这就为此后徐光启将度数之学视为实学的内核提供了内在的支持。徐光启将度数之学确立为其实学的内核主要是通过对算学的正本清源,为度数之学进入实学核心扫除了障碍;通过对度数之学贵义重证的阐释,为度数之学成为实学内核提供了方法保障;通过对度数之学的拓用旁通,为度数之学进入实学内核搭建内容框架三方面的努力而实现。（2）框架搭建阶段。徐光启实学思想主要是以“度数旁通十事”为框架搭建起来的。在“度数旁通十事”的思想来源上,徐光启受到了中国古代算学和西方几何之学的共同影响。徐光启对“度数之学”的定位和理解也在此基础上形成。“度数旁通十事”的构建中显现出了内容确立上的融会古今中西、展开次序上的对国情国势的关联以及在补充推广上友人门徒的支持的特点。最终徐光启的实学内容框架涵盖了测量、农业、律吕、会计、与地、医药、军事、历法等十个领域。（3）实践展开阶段。徐光启实学的实践展开有一明一暗两条线索。其中明线表现为基于晚明社会政治需要的急迫程度而呈现的时间先后顺序:因勾股测望“广其术而以之治水、治田之为利巨,为务急也,故先之”;水利失修造成水旱灾害频发时,翻译《泰西水法》对西方水利知识和工具的介绍与引进便成为应对之举;面对后金对明朝威胁的加重,徐光启又将他的实学关注点转移到军事领域,强调西洋火炮和铳台引进和仿制。最后当历法误差已经不得不顾时,徐光启又担负起改历的重任,主持修订了《崇祯历书》。暗线则体现了徐光启对西方科学认识的逐步全面与深化的过程。《几何原本》的翻译让徐光启认识到度数之学“不用为用,众用所基”的基础地位,他在勾股测望、农田水利、军事领域实学实践的开展则是对西方科学知识、方法、技术的全面运用。崇祯改历时对尽用西法的坚持则显示了徐光启对西方科学内容、方法、思维方式的深刻认同。两条线索并行不悖,互为促进。（4）逻辑完成阶段。徐光启制订了与大统历“会通归一”的改历方案但却“尽用西法”,看似矛盾实则是晚明儒学与科学张力下徐光启的选择与应对。在科学强大张力下,徐光启在对中西历学进行了客观比较、对逻辑自洽性与一致性思维方式的深刻认同和对历学重新划界后,改历尽用西法成为他的必然选择。而“会通”为名的改历方案扫除了“分曹而治”提议的弊端且避免了议用西历所引发的南京教案类似事件的发生,显示了他应对儒学张力的智慧。这一结果不但在时间上处于最晚,徐光启对儒学与科学关系的处理也最为全面、成熟,所以崇祯改历成为徐光启实学构建的最终呈现和逻辑完结。而且徐光启在崇祯改历中“尽用西法”与“会通为名”之间的圆融应对也表明儒学与科学间的张力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弱化或转化。简而言之,徐光启实学思想的构建是以中西相遇为时代背景,以度数之学为构建内核,以“旁通十事”为内容框架,以崇祯改历为逻辑完成,注重经世致用的同时又强调“求其故”的一种过渡型学问形态。他在儒学与西方科学的具体互动中实现了对儒学知识的更新、对诸如格物穷理等儒学核心概念的突破,也将西方科学方法、思维方式等融入到儒学传统中。从以徐光启为代表的晚明儒学与科学互动的一系列丰硕成果的取得和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来看,晚明儒学与科学的关系在整体上呈现良性互动态势。经世致用中的实理型致用在实学思潮中的发展也为儒学与科学提供了学理上亲和的内在依据。时至今日,中国经历了近代化的阵痛,科学已在中国扎根生长,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经历了发展低潮后也迎来了复兴契机。儒学与科学的张力虽然客观存在,但通过对晚明儒学与科学互动过程的历史考察,有理由相信儒学与科学在现代同样可以实现良性互动、协调发展。
刘梦雨[10]（2019）在《清代官修匠作则例所见彩画作颜料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清代匠作则例记载了种类繁多的彩画作颜料,但其中大量名目都难以索解,致使研究者对清代彩画颜料的认知长期局限于当代彩画匠师的经验性知识,而针对彩画实物的科学检测结果也无从与清代文献记载印证。在清代的匠作知识体系中,官式彩画应当使用哪些颜料?营造工程中实际使用了哪些颜料?为什么选择使用这些颜料?它们对建筑彩画的最终面貌有何影响?本文试图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本文以清代官式彩画颜料为研究对象,以匠作则例为核心文献材料,首先考释颜料名实,在此基础上,还原清代官式建筑彩画的材料构成,并厘清每种颜料的贸易来源与应用状况,以及颜料在营造活动中的流通过程。研究基于二重证据法展开,所使用的主要实物材料,是1978-2018年间针对清代建筑彩画及相关彩绘文物的科技考古数据,共统计文物案例127个（其中笔者分析案例33个）。文献材料则以52种彩画作相关匠作则例和清代官修政书为主,同时结合海关档案、税则等中外贸易史料,解决有关进口颜料的问题。在遴选相关匠作则例并完成文献学基础工作之后,本文分别统计了清代匠作则例和清代档案史料中出现的颜料名目,以及科学检测案例所见清代彩绘颜料种类。通过比对上述两份清单,结合其他文献史料,解决了天青、梅花青、紫艳青、硇砂绿、洋青、鱼子金等20余种颜料的名实对应问题;进而对30余种颜料的性状、来源、应用范围等信息作了尽可能详实的考证,以对既有认识作出修正和补充。进口颜料在清代中国的来源、贸易与应用,是本文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利用大量贸易档案、笔记等一手材料,梳理出清代中国进出口颜料贸易的整体图景,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对smalt、人造群青、巴黎绿、普鲁士蓝等几种最重要的进口颜料展开深入研究,详细考证了每种颜料进入中国的渠道与时间,中文名称演变与确立的过程,并逐一厘清其应用范围、使用方式及贸易状况。研究发现,清代皇家营建活动中颜料的流通与使用,要依次经历采办-贮存-支领-制备-施用-奏销几个环节,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制度规范。清中期以来,进口颜料在建筑彩画中的应用不断增加,至清晚期已占据压倒性优势。以成本较低的进口颜料来替代则例规定的昂贵物料,逐渐成为普遍的变通做法,但始终未曾见载于官修则例。颜料的选择,是技术、经济、文化各方面因素博弈的结果,这一选择又会影响建筑彩画的最终样貌。因此,仅从文化角度解释建筑彩画的用色问题是不够的,颜料在物质层面的影响及其背后的经济和技术因素,同样值得研究者关注。
二、《中国科技典籍通汇》编纂工作全面展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科技典籍通汇》编纂工作全面展开（论文提纲范文）
（1）明代农书研究 ——文本与知识（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依据和意义 |
| 二、相关研究动态 |
| 三、相关概念界定与研究方法 |
| 四、资料来源与研究框架 |
| 五、创新之处和存在的问题 |
| 第一章 明代的多元农书观 |
| 第一节 一般性观察:文集中的“农书” |
| 第二节 分类性观察:目录中的“农书” |
| 第三节 专门性观察:农书的自我认识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明代农书数量考辨 |
| 第一节 明代农书数量初考:以《中国农业古籍目录》为中心 |
| 第二节 明代农书数量校正之一:增加 |
| 第三节 明代农书数量校正之二:删减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明代农书汇考 |
| 第一节 《中国农学书录》所录明代农书补正 |
| 第二节 明代稀见农书考述 |
| 第三节 明代已佚农书辑考 |
| 第四节 《农说》撰者马一龙新考 |
| 第五节 《树艺篇》新考 |
| 第六节 再论《沈氏农书》与《乌青志》 |
| 第四章 明代农书的内容、作者与时空:与宋代比较 |
| 第一节 明代“狭义”农书考述 |
| 第二节 宋明农书内容的比较 |
| 第三节 宋明农书作者的比较 |
| 第四节 宋明农书时空分布的比较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明代农书的撰写特点:以花谱为中心 |
| 第一节 明代花谱述略 |
| 第二节 作为交往工具的花谱 |
| 第三节 作为自然知识的花谱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明代农书的生产:从《树艺篇》到《汝南圃史》 |
| 第一节 《树艺篇》与农学知识的获取 |
| 第二节 《树艺篇》与《花史》:农学知识的两次加工 |
| 第三节 《汝南圃史》的完成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明代农书的传播:以官刻农书为中心 |
| 第一节 明代官刻农书考述 |
| 第二节 明代农书的官刻过程 |
| 第三节 农学知识的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明代农书的阅读:《救荒本草》与《野菜谱》 |
| 第一节 从私密阅读到开放阅读 |
| 第二节 开放阅读与“荒政取向”的延续 |
| 第三节 从开放阅读到多元阅读 |
| 第四节 讨论:写作、刊刻与阅读 |
| 第九章 明代农书与地方社会:以《亳州牡丹史》为例 |
| 第一节 亳州牡丹与《亳州牡丹史》 |
| 第二节 《亳州牡丹史》所录亲友小考 |
| 第三节 《亳州牡丹史》所见明代亳州花事活动 |
| 第四节 《亳州牡丹史》中的阶层感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2）清代产业技术标准化研究 ——以砖木作匠作则例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相关文献资料与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清代匠作则例的文本化 |
| 第一节 “匠作则例”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清代“匠作则例”性能辨析 |
| 一、“则例”的内容特点 |
| 二、“匠作则例”的内容特点 |
| 三、“则例”与“匠作则例”性质异同 |
| 四、匠作则例法典化与技术标准化立法 |
| 第三节 “内工则例”与“外工则例”比较 |
| 一、内、外工匠作则例编纂比较 |
| 二、内、外工匠作则例差异分析 |
| 第二章 清代产业技术“则例化”及近代转型 |
| 第一节 手工业“则例化”及其表现形式 |
| 一、产品设计“形制化” |
| 二、生产物料“规格化” |
| 三、生产工料“定额化” |
| 第二节 清代技术标准的近代转型 |
| 一、匠作则例的细则化 |
| 二、中国与西方近代标准化进程的差异 |
| 第三章 物料采办、加工与管理标准化 |
| 第一节 砖瓦烧造与管理标准化 |
| 一、临清砖烧造与管理标准化 |
| 二、金砖烧造与管理标准化 |
| 三、琉璃瓦烧造与管理标准化 |
| 第二节 木料采购与管理标准化 |
| 一、年例额解木料采买标准化 |
| 二、楠杉木料采办标准化 |
| 三、围场松木采伐标准化 |
| 第四章 旧料回收与利用标准化 |
| 第一节 木材回收利用 |
| 一、旧木料回收标准 |
| 二、旧木料使用标准 |
| 第二节 砖瓦回收利用 |
| 一、旧砖瓦回收标准 |
| 二、旧砖瓦使用标准 |
| 第五章 施工技术标准化 |
| 第一节 大木作施工技术标准化 |
| 一、大木作选材标准化 |
| 二、柱类构件制作标准化 |
| 三、梁类构件制作标准化 |
| 四、枋类构件制作标准化 |
| 五、桁(檩)类构件制作标准化 |
| 六、板类构件制作标准化 |
| 七、椽、望、连檐构件制作标准化 |
| 八、斗拱制作安装技术标准化 |
| 第二节 瓦作施工技术标准化 |
| 一、砖料加工标准化 |
| 二、金砖铺墁技术标准化 |
| 三、墙体砌筑技术标准化 |
| 四、苫背、瓦瓦技术标准化 |
| 第三节 内、外工工料标准之差异 |
| 一、大木作工料比较 |
| 二、瓦作工料比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清代匠作则例目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科研成果 |
| 后记(致谢) |
（3）中国天文演示仪器：类型、功能及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主题与意义 |
| 1.1.1 天文演示仪器、天象仪与浑象 |
| 1.1.2 天文演示仪器:丰富天文学史研究的重要维度 |
| 1.1.3 中国的天象仪与天象仪在中国 |
| 1.2 研究现状与推进方向 |
| 1.2.1 天文演示仪器的相关研究 |
| 1.2.2 机械史、人物史与文化思想史方面的研究 |
| 1.3 史料、方法与目标 |
| 1.3.1 史料与文献 |
| 1.3.2 方法与思路 |
| 1.3.3 问题与目标 |
| 第2章 环仪、球仪与图仪:古代天文演示仪器的三种类型 |
| 2.1 古代天文演示仪器中的“浑象” |
| 2.1.1 “浑象”应定义为“天球仪”还是“浑天之象” |
| 2.1.2 记载中被称为“象”的演示仪器 |
| 2.1.3 关于张衡水运浑象的讨论和辨析 |
| 2.2 记载中天文演示仪器的类型辨析 |
| 2.2.1 被称为“浑仪”的演示仪器 |
| 2.2.2 记载中的浑天图与盖天图仪 |
| 2.2.3 古代天文演示仪器的综合讨论 |
| 2.3 关于球仪浑象的疑问与思考 |
| 2.3.1 球仪制作的基础条件分析 |
| 2.3.2 关于球仪浑象出现的几个问题 |
| 第3章 汉唐天文演示仪器的测候功能及其溯源 |
| 3.1 浑天仪:“演示用浑仪”还是“测候用浑象” |
| 3.1.1 间接测候:张衡密室漏水转浑天仪的主要用途 |
| 3.1.2 阐释浑天结构:浑天仪的演示功能 |
| 3.1.3 “浑天仪”一词用法考略 |
| 3.2 璇玑玉衡:具有演示功能的测候仪器 |
| 3.2.1 浑天仪是璇玑玉衡遗制吗? |
| 3.2.2 对古代测候仪器的追溯 |
| 3.2.3 璇玑与牙璧:文献考察及考古学讨论 |
| 第4章 宋元时期大型天文演示仪器观看视角的转变 |
| 4.1 宋代记录中的“假天仪” |
| 4.1.1 仰观与自动运转:“假天仪”的两个特征 |
| 4.1.2 “太平浑仪”:仰观天盖与水运系统的结合 |
| 4.1.3 《曲洧旧闻》中的“苏子容铜浑仪” |
| 4.2 元代玲珑仪:并非观测用浑仪 |
| 4.2.1 玲珑仪制造年谱考略 |
| 4.2.2 玲珑仪并非明清浑仪之原型 |
| 4.2.3 玲珑仪并非利玛窦日记中所述仪器 |
| 4.3 玲珑仪:创新复合型天文演示仪器 |
| 4.3.1 从“玲珑”一名看玲珑仪之形制 |
| 4.3.2 《玲珑仪铭》新解 |
| 4.3.3 一种推论:玲珑仪中的宋代影响与阿拉伯元素 |
| 第5章 明清时期欧洲小型天文演示仪器的传入 |
| 5.1 西方天文演示仪器发展评述 |
| 5.1.1 欧洲封闭天球仪的发展 |
| 5.1.2 欧洲行星演示仪器的发展 |
| 5.1.3 从俯视到仰视的大型天象仪 |
| 5.2 明清欧洲天文演示仪器的东传与融通 |
| 5.2.1 欧洲天文演示仪器的传入 |
| 5.2.2 欧洲演示仪器制造技术的介绍 |
| 5.2.3 清朝宫廷中的欧洲行星仪 |
| 5.3 明清时期天文演示仪器的制造 |
| 5.3.1 官方制造的演示仪器 |
| 5.3.2 走向民间的欧式小型演示仪器 |
| 第6章 近代后光学天象仪在中国的传播及早期研制 |
| 6.1 蔡司光学天象仪的诞生及在中国的传播 |
| 6.1.1 蔡司光学天象仪的诞生和早期发展 |
| 6.1.2 蔡司天象仪在中国的传入 |
| 6.1.3 光学天象仪的早期公众影响 |
| 6.2 国产大型光学天象仪的研制 |
| 6.2.1 1950年代末期国产光学天象仪首次试制 |
| 6.2.2 1970年代中国“新建天文馆规划”的提出 |
| 6.2.3 国产大型天象仪会战 |
| 6.2.4 大型天象仪研制成果与影响 |
| 第7章 结语:中国天文演示仪器的文化功能及其影响 |
| 7.1 中国天文演示仪器发展中的四种嬗变 |
| 7.2 从结构看中国天文演示仪器的制器之道 |
| 7.2.1 世界图景中的中国天文演示仪器 |
| 7.2.2 中国天文演示仪器的制造思想 |
| 7.3 从需求看中国天文演示仪器的文化功能 |
| 7.3.1 占候验历:中国古代天文演示仪器的文化功能 |
| 7.3.2 通天礼器:中国古代天文演示仪器的政治功能 |
| 7.4 天文演示仪器所蕴文化基因的现代影响....................................................................196参考文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与学术活动 |
| 致谢 |
（4）明安图、董佑诚、项名达的无穷级数表示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历史背景 |
| 1.1.1 清代无穷级数的发展概况 |
| 1.1.2 18 -19世纪西方无穷级数的发展概况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个案研究综述 |
| 1.2.2 整体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方法、内容及创新之处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创新之处 |
| 第2章 明安图表示无穷级数的方法基础 |
| 2.1 割圆术几何方法的拓展 |
| 2.2 连比例关系的构造 |
| 2.3 《数理精蕴》的影响 |
| 2.3.1 “割圆”的启发 |
| 2.3.2 借根方法的借鉴 |
| 第3章 《割圆密率捷法》中的无穷级数表示法 |
| 3.1 无穷级数的加减、数乘、项乘、自乘的表示法 |
| 3.2 卡塔兰数的三种表示法 |
| 3.2.1 卡塔兰数的第一种表示法 |
| 3.2.2 卡塔兰数的第二种表示法 |
| 3.2.3 卡塔兰数的第三种表示法 |
| 3.3 无穷级数求反函数的两种表示法 |
| 3.3.1 “通弦求弧背法解”中无穷级数求反函数的表示法 |
| 3.3.2 “正矢求弧背法解”中无穷级数求反函数的表示法 |
| 3.4 莱布尼兹级数的表示及处理 |
| 3.5 对奇零小数问题的表述及处理 |
| 3.6 余论 |
| 第4章 董佑诚《割圆连比例术图解》中的无穷级数表示法 |
| 4.1 董佑诚表示无穷级数的方法基础 |
| 4.1.1 《数理精蕴》的影响 |
| 4.1.2 垛积术的运用 |
| 4.2 《割圆连比例术图解》中的无穷级数表示法 |
| 4.2.1 递加数的表示及运用 |
| 4.2.2 无穷级数求反函数的表示法 |
| 第5章 项名达《象数一原》中的无穷级数表示法 |
| 5.1 项名达着《象数一原》的知识来源 |
| 5.2 《象数一原》中的无穷级数表示法 |
| 5.2.1 各图中的无穷级数表示法 |
| 5.2.2 卡塔兰数的表示法 |
| 5.3 小结 |
| 第6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工作 |
| 致谢 |
（5）西方光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1853190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二、文献综述与拟解决问题 |
| 三、研究方法与重点、难点分析 |
| 四、创新点与基本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中西光学发展的历史概况及近代初遇的传播背景 |
| 第一节 中国古代对于“光”的认知 |
| 一、从《墨经》到《物理小识》 |
| 二、明清之际“西方光学知识”的初入 |
| 第二节 郑复光与《镜镜詅痴》 |
| 一、郑复光的着述缘由与研究思路 |
| 二、《镜镜詅痴》:研究光学理论与造镜技术的着作 |
| 第三节 西方光学发展的历史脉络 |
| 一、从“火”到“光”:古代自然哲学走向近代实验科学 |
| 二、十九世纪的西方光学研究:波动光学的复兴与发展 |
| 第四节 中西光学“初遇”的前导因素:发端于《光论》 |
| 一、译局:墨海书馆 |
| 二、译家:艾约瑟的“西译”与张福僖的“中述” |
| 三、译着:《光论》的贡献与局限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从普及到专述:西方光学知识传播的形式演变 |
| 第一节 西方光学知识的普及:以书籍与报纸为载体 |
| 一、《博物新编》中的光学知识:“光论”概念的引入 |
| 二、《格物入门》中的光学知识:“光学”概念的引入 |
| 三、《中西闻见录》:光学知识的“普及” |
| 第二节 西方光学知识的深化:以《光学》为代表的光学专着 |
| 一、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光学》的意义 |
| 二、 《光学》的底本:Light的成书过程 |
| 三、《光学》的内容及其评价 |
| 四、《视学诸器图说》对《光学》的补充 |
| 五、光学三书:《光学图说》、《光学须知》、《光学揭要》 |
| 第三节 西方光学知识的规范化:源自日本物理学教科书的影响 |
| 一、甲午战争的影响与赴日留学 |
| 二、《物理学》中的学科分类:“光学”被划归“物理学”的原因 |
| 三、《物理易解》的重要意义:中国人的第一本初等物理学教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光学之理:西方光学传播的主要内容(上) |
| 第一节 光学定义 |
| 一、基本概念的翻译:以太、光线与光浪 |
| 二、两说之争 |
| 第二节 光学定律:反射定律与折射定律 |
| 一、基本内容 |
| 二、表述方式 |
| 三、眼球的结构与视觉成像原理 |
| 第三节 光学现象的“新”解释 |
| 一、“虹霓”现象 |
| 二、“海市”现象 |
| 第四节 “光”的数理知识 |
| 一、光照强度 |
| 二、光速测算 |
| 第五节 波动光学的初步知识 |
| 一、波动知识 |
| 二、四种波动光学现象:干涉、衍射、双折射与偏振光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光学之用:西方光学传播的主要内容(下) |
| 第一节 使用光学仪器的正确方法:实践的光学知识 |
| 一、“无法”与“无书”:傅兰雅的洞见 |
| 二、使用望远镜的正确方法 |
| 三、显微镜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 |
| 第二节 照相术中的光学知识 |
| 一、祛魅:德贞的目标 |
| 二、《脱影奇观》的成书背景 |
| 三、《脱影奇观》中的光学知识与化学知识 |
| 第三节 X射线的引入 |
| 一、不可见光:对“光”的概念拓展 |
| 二、X射线的实践意义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从激荡到吸纳:西方光学知识传播的影响 |
| 第一节 作为西学分支的“光学” |
| 第二节 中国古代光学知识的“复原” |
| 一、邹伯奇对“格术”的“复原” |
| 二、殷家隽对《格术补》的解读 |
| 第三节 晚清思潮中的光学“溯源” |
| 一、“西学中源”说:以《格致古微》为例 |
| 二、《光学述墨》与中西光学知识交汇 |
| 第四节 西方光学知识的“移用” |
| 一、波动光学知识的吸纳 |
| 二、谭嗣同对以太的“移用”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语 |
| 第一节 传“光”的历程 |
| 第二节 传“光”的意义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6）克拉维乌斯《原本》及其汉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3 史料文献、研究思路与相关术语的界定 |
| 第2章 拉丁语版《原本》的流变:从阿德拉特到克拉维乌斯 |
| 2.1 拉丁语版《原本》版本流传概况 |
| 2.1.1 古代阶段:一些早期尝试 |
| 2.1.2 中世纪时期 |
| 2.1.3 文艺复兴时期 |
| 2.2 《原本》文化定位的回归:赞伯蒂、康曼迪诺与克拉维乌斯三本序言之对照研究 |
| 2.2.1 三篇序言的内容分析 |
| 2.2.2 三篇序言的文化意义 |
| 2.3 《原本》文本形态的深刻变化 |
| 2.3.1 体例结构与证明程式的变化 |
| 2.3.2 命题与专论的内容拓展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克拉维乌斯《原本》介绍 |
| 3.1 克拉维乌斯及其六版《原本》概述 |
| 3.1.1 克拉维乌斯的生平及其学术 |
| 3.1.2 克版《原本》的沿革 |
| 3.2 克版《原本》正文之增补 |
| 3.2.1 增补,而非更换——以首卷公理11 的处理为例 |
| 3.2.2 克本公理、公设之增补 |
| 3.2.3 克本界说、命题之增补 |
| 3.3 克本注释内容分析:以第一卷为例 |
| 3.3.1 克本注释的分类及其特点 |
| 3.3.2 克氏注释对利、徐译本正文的影响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几何原本》翻译研究 |
| 4.1 “几何”译名的历史探源与意义分析 |
| 4.1.1 “几何”译名的历史探源 |
| 4.1.2 “几何”译名含义续考 |
| 4.1.3 “几何家”“几何之学”与“几何原本” |
| 4.1.4 沟通数、形、量:“几何”多义性的文艺复兴溯源 |
| 4.2 《几何原本》界说翻译 |
| 4.2.1 定义联项的翻译 |
| 4.2.2 被定义项术语的翻译 |
| 4.2.3 释义部分的翻译 |
| 4.3 《几何原本》命题翻译 |
| 4.3.1 求作命题的翻译方法 |
| 4.3.2 求证命题的翻译模式 |
| 4.4 《几何原本》证明结构的改造 |
| 4.4.1 证明提示词的创造性使用 |
| 4.4.2 命题正论的翻译 |
| 4.4.3 命题驳论的翻译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几何原本》专论研究 |
| 5.1 利玛窦数学观探源 |
| 5.1.1 克拉维乌斯《导言》中的希腊印记与近代特质 |
| 5.1.3 “几何之理”的演变与“易佛补儒”西学观 |
| 5.1.4 “几何之用”的东方色彩 |
| 5.2 佩尔捷与克拉维乌斯切边角之争的重构 |
| 5.2.1 底本中的切边角之争 |
| 5.2.2 译本切边角之争侧重的偏移 |
| 5.2.3 利徐重构的中国色彩 |
| 5.2.4 利徐对平面角概念的简化处理 |
| 5.3 两篇比例专论的比较研究 |
| 5.3.1 译本因循底本“De proportionibus”之处 |
| 5.3.2 简明致用:译本删减原则探究 |
| 5.3.3 译本改易段落分析 |
| 5.4 《几何原本》第六卷第五界笺注来源探讨 |
| 5.4.1 韩应陛跋文提出的问题 |
| 5.4.2 韩跋本笺注来源考 |
| 5.4.3 初函本笺注增补内容考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语 |
| 6.1 阿本-克本-《几何原本》:《原本》的时代与文明历程 |
| 6.2 《几何原本》专论研究的成果与意义 |
| 6.3 克本汉译与徐光启的会通思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之学术成果 |
（7）清代宝应刘氏家学考述（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一) 对扬州学派的综合研究 |
| (二) 对宝应刘氏家学的宏观研究 |
| (三) 对宝应刘氏学人的个案研究 |
| 第一章 宝应刘氏家学兴起的背景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第二节 人文环境 |
| 第三节 家学渊源 |
| 一、明代刘氏先祖着述汇考 |
| 二、刘永澄学行之影响 |
| 第四节 师友影响 |
| 一、惠栋与戴震 |
| 二、王懋竑与朱泽沄 |
| 第二章 宝应刘氏家学传承与着述稽考 |
| 第一节 宝应刘氏的历久传承 |
| 一、恭奉谨身节用之祖训 |
| 二、维系诗书继世之传统 |
| 三、汲取联姻世家之给养 |
| 四、顺应学术发展之趋势 |
| 第二节 宝应刘氏家族着述稽考 |
| 一、康雍时期 |
| 二、乾嘉时期 |
| 三、道咸时期 |
| 四、同光时期 |
| 五、对刘氏着述的统计分析 |
| 第三章 宝应刘氏之经学 |
| 第一节 刘台拱的经学成就 |
| 一、刘台拱的生平大略 |
| 二、《论语骈枝》的学术成就 |
| 三、《经传小记》的礼学思想 |
| 第二节 刘宝树与《经义说略》 |
| 一、刘宝树的生平大略 |
| 二、《经义说略》的学术价值 |
| 第三节 刘宝楠与《论语正义》 |
| 一、刘宝楠的生平大略 |
| 二、《论语正义》的撰述目的、续撰及初刻问题 |
| 三、《论语正义》的学术特色 |
| 第四节 刘恭冕的《论语》学成果 |
| 一、刘恭冕的生平大略 |
| 二、《论语正义补》的续补之功 |
| 三、《何休注训论语述》对何休之说的评论 |
| 第四章 宝应刘氏之史学 |
| 第一节 刘心学与《四朝大政录》 |
| 一、刘心学的生平大略 |
| 二、《四朝大政录》的史料来源 |
| 三、《四朝大政录》的史学价值 |
| 第二节 刘氏学人的史论 |
| 一、对历史人物的评论 |
| 二、对历史事件及现象的评论 |
| 第五章 宝应刘氏之校勘学 |
| 第一节 刘台拱的群籍校勘 |
| 一、校勘事例举证 |
| 二、校勘方法 |
| 三、校勘特点 |
| 四、成就与不足 |
| 第二节 刘恭冕《韩非子补校》考略 |
| 一、《自序》考释 |
| 二、具体内容 |
| 三、成就与不足 |
| 第六章 宝应刘氏之地方文献的编纂 |
| 第一节 刘中柱与《宝应名胜纪略》 |
| 一、刘中柱的生平大略 |
| 二、《宝应名胜纪略》的编纂动机与特色 |
| 三、《宝应名胜纪略》的主要价值 |
| 第二节 刘台斗与水利文献 |
| 一、刘台斗的生平大略 |
| 二、《下河水利集说》的主要价值 |
| (一) 辑录了多种水利奏疏及史志材料 |
| (二) 表达了自己的主要水利观点 |
| 三、《黄河南趋议》的治河思想 |
| 第三节 刘赞勋与《重修宝应县志辨》 |
| 一、《重修宝应县志辨》的编纂动机与补正之功 |
| 二、《重修宝应县志辨》所体现出的经世思想 |
| 第四节 刘宝楠与《宝应图经》 |
| 一、《宝应图经》的特点 |
| 二、《宝应图经》的成就 |
| 第五节 刘恭冕与湖北地方志 |
| 一、参与多部州县志的编纂 |
| 二、拟纂湖北省志之凡例 |
| 第七章 晚清刘岳云学行考述 |
| 第一节 生平大略与学术渊源 |
| 一、生平大略 |
| 二、学术渊源 |
| 第二节 治学特点 |
| 一、汉宋兼采 |
| 二、经世致用 |
| 三、兼赅中西 |
| 第三节 学术成就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8）《算法统宗》中的计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论文选题背景 |
| 2.研究现状评述 |
| 3.论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算法统宗》的编写体例与版本流传 |
| 1.1 《算法统宗》的编写体例 |
| 1.2 《算法统宗》的版本流传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算法统宗》中计量定义分析 |
| 2.1 《算法统宗》中对计量单位的定义 |
| 2.2 《算法统宗》一书中出现单位定义的原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算法统宗》中的度量衡研究 |
| 3.1 《算法统宗》中的尺度计量研究 |
| 3.1.1 尺度单位的进制 |
| 3.1.2 地理尺度 |
| 3.1.3 土地丈量工具 |
| 3.2 《算法统宗》中的嘉量计量研究 |
| 3.2.1 斛与石、斗的进制 |
| 3.2.2 斛的容量 |
| 3.3 《算法统宗》中的权衡计量研究 |
| 3.3.1 “十黍为一铢”和“百黍为一铢” |
| 3.3.2 “引”与斤的进制 |
| 3.3.3 衡重的计量工具——大秤与小秤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算法统宗》中的田地面积计量 |
| 4.1 田地面积计量单位的进制 |
| 4.2 亩法论 |
| 4.2.1 万历清丈前休宁县亩制 |
| 4.2.2 万历清丈时休宁县亩法 |
| 4.2.3 休宁县新立亩制的原因分析 |
| 4.3 民间文书中的田亩计量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算法统宗》中的其他计量 |
| 5.1 钱钞计量 |
| 5.1.1 钱钞与银两的进制 |
| 5.1.2 钱钞和银两的换算 |
| 5.1.3 不同成色的银两 |
| 5.2 《算法统宗》中的密度计量 |
| 5.3 《算法统宗》中统计历年和度分地里 |
| 5.3.1 统计历年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已发表或录用的论文 |
（9）晚明儒学与科学的互动 ——以徐光启实学思想的构建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来源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论文所要解决的问题 |
| 四、论文主要创新点及不足 |
| 第一章 晚明儒学与科学互动的开端 |
| 第一节 儒学中的实学传统 |
| 一、通经之实学 |
| 二、修德之实学 |
| 三、经世致用之实学 |
| 第二节 经世致用实学思潮的兴起 |
| 一、实学思潮兴起的内外因探察 |
| 二、经世致用上升为实学思潮的核心 |
| 第三节 实学转型对西方科学的接引之功 |
| 一、开辟空间之功 |
| 二、搭建桥梁之功 |
| 三、推动传播之功 |
| 小结 |
| 第二章 徐光启实学与西学互动基础的奠定 |
| 第一节 文化环境与徐光启早期实学品格的积累 |
| 一、家庭文化环境与徐光启实学思想的陶冶 |
| 二、儒学教化作用与徐光启实学思想的积淀 |
| 三、结社文化环境与徐光启实学思想的形成 |
| 第二节 徐光启早期着作中的实学因子 |
| 一、《毛诗六帖讲意》与《诗经传稿》简介 |
| 二、通经中的审慎考据 |
| 三、修德相关的思想继承 |
| 四、经世致用思想的初步显露 |
| 第三节 徐光启与西人、西学的早期互动 |
| 一、徐光启与西人、西学的交往 |
| 二、以实学的态度审视西学 |
| 小结 |
| 第三章 《几何原本》与徐光启实学内核的确立 |
| 第一节 实学传统中的明代算学 |
| 一、新增算学书籍数量较多 |
| 二、算学教育普及范围日广 |
| 三、算学地位缓慢隐性上升 |
| 第二节 《几何原本》“四进三止”的翻译历程 |
| 一、由器物扩展为知识的首次翻译尝试 |
| 二、以知识扩大声望的第二次翻译 |
| 三、心有余力不足的第三次翻译尝试 |
| 四、内容形式全面展现的第四次尝试 |
| 第三节 《几何原本》的“不用”与“众用” |
| 一、西方传统中的《几何原本》之“用” |
| 二、徐光启选择、调整后的《几何原本》之“用” |
| 第四节 度数之学在徐光启实学思想中内核地位的确认 |
| 一、正本清源:为度数之学进入实学内核扫除障碍 |
| 二、贵义重证:为度数之学进入实学内核提供方法保障 |
| 三、拓用旁通:为度数之学进入实学内核搭建内容框架 |
| 小结 |
| 第四章 度数旁通与徐光启实学框架的搭建 |
| 第一节 徐光启的“度数之学” |
| 一、《几何原本》中的“几何”与“度数” |
| 二、徐光启选用“度数之学”的原因 |
| 第二节 徐光启“度数旁通十事”的思想来源 |
| 一、“度数旁通十事”的中国古代算学思想来源 |
| 二、影响“度数旁通十事”形成的西方数学思想来源 |
| 第三节 徐光启“度数旁通十事”的特点 |
| 一、融汇古今中西的内容确立 |
| 二、依据国情国势的次第开展 |
| 三、依托友人门徒的补充推广 |
| 小结 |
| 第五章 富国强兵与徐光启实学实践的展开 |
| 第一节 度数之学与徐光启对勾股“义”的增补 |
| 一、《测量法义》中的度数之“义” |
| 二、《测量异同》中对中西测量的比较 |
| 三、《勾股义》中对勾股之“义”的系统总结 |
| 第二节 《泰西水法》与徐光启农学知识的更新 |
| 一、水利与徐光启重农富国思想的结合 |
| 二、勾股测望与水利兴修 |
| 三、《泰西水法》对西方农业水利知识的引进 |
| 第三节 火炮、铳城与徐光启军事实学技术的引进 |
| 一、中国古代算学与军事实学的结合 |
| 二、度数之学与徐光启对西洋火炮、铳城的认识 |
| 三、徐光启对西洋火炮的引进和仿制 |
| 小结 |
| 第六章 崇祯改历与徐光启实学构建的逻辑完成 |
| 第一节 明朝《大统历》沿革 |
| 一、《大统历》的制订与修正阶段 |
| 二、《大统历》的守成与僵化阶段 |
| 三、《大统历》的弊端爆发及历学研究的复兴阶段 |
| 第二节 崇祯改历之前徐光启的历学积累 |
| 一、对中西历算知识的不断了解 |
| 二、对治历仪器的知识学习和操作运用 |
| 三、对中西历学理论的接触 |
| 第三节 崇祯改历中徐光启的实学实践 |
| 一、对西方宇宙论和历学基础理论的引入 |
| 二、度数之学在历法修订中巨大功用的彰显 |
| 三、对西方历法测量仪器的介绍与制造 |
| 第四节 文化张力下徐光启实学的逻辑完成 |
| 一、徐光启崇祯改历设想与成果之间的“矛盾”剖析 |
| 二、历学西化:中西比较后的必然选择 |
| 三、“会通”为名:应对历学中文化张力的圆融举措 |
| 小结 |
| 第七章 晚明儒学与科学关系总论 |
| 第一节 晚明儒学与科学的关系表现为良性互动 |
| 一、即时呈现方面:晚明儒学与科学多层面的互有调适 |
| 二、后世影响层面:近代科学的扎根与儒学的近代转型 |
| 第二节 儒学与科学互动视野下“经世致用”再思考 |
| 一、经世致用的类型划分 |
| 二、后世偏颇理解经世致用的原因及反思 |
| 第三节 结语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清代官修匠作则例所见彩画作颜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引言:为什么研究颜料史 |
| 1.2 研究对象与范围 |
| 1.3 研究现状综述 |
| 1.3.1 清代匠作则例相关研究 |
| 1.3.2 清代官式彩画相关研究 |
| 1.3.3 中国古代颜料史相关研究 |
| 1.3.4 西方古代颜料史相关研究 |
| 1.3.5 其他相关研究 |
| 1.4 研究意义与创新点 |
| 1.4.1 建立文献与实证相结合的颜料史研究框架 |
| 1.4.2 考释匠作知识体系下清代彩画颜料的名实问题 |
| 1.4.3 弥补清代官式彩画材料及工艺的认识之不足 |
| 1.4.4 揭示西方进口颜料进入中国的传播过程 |
| 1.4.5 推进清代匠作则例的文献学研究 |
| 1.5 研究方法与材料 |
| 1.5.1 “纸上之材料”:彩画颜料相关文献 |
| 1.5.2 “地下之材料”:清代彩画及彩绘文物中的颜料遗存 |
| 1.6 研究框架 |
| 第2章 彩画作相关匠作则例的文献学研究 |
| 2.1 彩画作相关匠作则例文献述要 |
| 2.1.1 对“匠作则例”与“营造则例”概念的再反思 |
| 2.1.2 文献学基础工作之一:整理与汇释 |
| 2.1.3 文献学基础工作之二:编目与提要 |
| 2.2 彩画作相关匠作则例的编纂体例与编修方式 |
| 2.2.1 画作工料类 |
| 2.2.2 物料价值类 |
| 2.2.3 具体工程类 |
| 2.3 几种重要则例的衍生源流辨析 |
| 2.3.1 工程做法/内庭工程做法 |
| 2.3.2 九卿议定物料价值 |
| 2.3.3 工部现行则例四种 |
| 2.3.4 圆明园、万寿山、内庭三处汇同则例 |
| 2.4 清代彩画作相关文献中的颜料名目 |
| 2.4.1 彩画作相关匠作则例中的颜料名目统计 |
| 2.4.2 清代档案史料中的彩画颜料名目统计 |
| 2.4.3 彩画作颜料名目的年代分布状况 |
| 2.5 小结 |
| 第3章 现代科学视野中的清代彩画颜料 |
| 3.1 古代颜料的科学分析:方法、意义及局限性 |
| 3.1.1 古代颜料的实验室分析方法 |
| 3.1.2 对实验室工作的反思:数据的意义与局限性 |
| 3.2 名与实:东西方颜料命名体系及其对接 |
| 3.2.1 颜料的命名方式及其意义 |
| 3.2.2 东西方颜料命名体系的沟通 |
| 3.3 科学分析所见清代彩绘颜料数据统计:1978-2018 |
| 3.3.1 蓝色系颜料 |
| 3.3.2 绿色系颜料 |
| 3.3.3 红色系颜料 |
| 3.3.4 黄色系颜料 |
| 3.3.5 白色系颜料 |
| 3.3.6 黑色系颜料 |
| 3.3.7 金属质颜料 |
| 3.3.8 胶料及辅料 |
| 3.4 小结 |
| 第4章 清代官式彩画颜料:基于双重证据的颜料名实考 |
| 4.1 天然矿物颜料 |
| 4.1.1 石青/天青 |
| 4.1.2 梅花青/南梅花青 |
| 4.1.3 青金石/天然群青/紫艳青 |
| 4.1.4 朱砂/银朱 |
| 4.1.5 箭头砂/箭头朱砂 |
| 4.1.6 马牙砂/马齿砂 |
| 4.1.7 水花朱 |
| 4.1.8 红土/片红土/南片红土/铁红 |
| 4.1.9 陀僧/密陀僧 |
| 4.1.10 包金土/土黄/黄土 |
| 4.1.11 无名异/土子 |
| 4.1.12 云母 |
| 4.2 有机质颜料 |
| 4.2.1 靛蓝/广靛花/靛水/煮蓝/蓝靛 |
| 4.2.2 洋蓝 |
| 4.2.3 黄栌木/黄芦木/黄卢木 |
| 4.2.4 烟子/南烟子/松烟/烟炱 |
| 4.2.5 墨/香墨/徽墨/松墨 |
| 4.2.6 紫胶/紫矿/胭脂虫红 |
| 4.2.7 五倍子/五棓子/乌棓子 |
| 4.2.8 紫粉 |
| 4.3 合成颜料 |
| 4.3.1 铜绿/锅巴绿/氯铜矿 |
| 4.3.2 铜青 |
| 4.3.3 硇砂大绿/硇砂二绿/硇砂三绿/硇砂枝条绿 |
| 4.3.4 西绿 |
| 4.3.5 黄丹/漳丹/淘丹/铅丹 |
| 4.3.6 定粉/官粉/铅粉/铅白 |
| 4.3.7 洋青/大青 |
| 4.3.8 人造群青/佛头青/人造绀青 |
| 4.3.9 普鲁士蓝/洋靛 |
| 4.3.10 巴黎绿/漆绿 |
| 4.4 金属质颜料 |
| 4.4.1 黄金/红金/赤金/大赤金/大赤/田赤 |
| 4.4.2 黄飞金/红飞金 |
| 4.4.3 黄泥金/红泥金 |
| 4.4.4 鱼子金 |
| 4.4.5 银箔/银粉 |
| 4.5 胶料和辅料 |
| 4.5.1 水胶/广胶 |
| 4.5.2 贴金油 |
| 4.5.3 青粉/土粉 |
| 4.5.4 轻粉 |
| 4.5.5 松香 |
| 4.5.6 硇砂/硵砂/黑卤砂 |
| 4.5.7 剉草/锉草 |
| 4.5.8 油艌灰 |
| 4.6 小结 |
| 第5章 彩画颜料的生产与贸易版图:1644-1902 |
| 5.1 从胭脂红到洋青:西方颜料进入中国 |
| 5.1.1 贸易档案中的颜料进口数据 |
| 5.1.2 宫廷与民间对西洋颜料的接纳 |
| 5.2 清前期的颜料贸易:以广州和东印度公司为中心 |
| 5.2.1 粤海关、十三行与西洋颜料 |
| 5.2.2 广州外销画中的颜料 |
| 5.2.3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对华颜料贸易(1635-1834) |
| 5.3 1840年以来的颜料贸易:通商条约、海关与沿岸贸易 |
| 5.3.1 19世纪欧洲的对华颜料贸易 |
| 5.3.2 19世纪美国的对华颜料贸易 |
| 5.3.3 近代进出口颜料贸易路线与重要集散地 |
| 5.4 几种重要的进口颜料:来源、贸易与应用 |
| 5.4.1“取彼水晶,和以回青”:Smalt |
| 5.4.2 再造青金石:人造群青(Synthetic Ultramarine) |
| 5.4.3 来自德国的“中国蓝”:普鲁士蓝(Prussian Blue) |
| 5.4.4 危险的绿色:巴黎绿(Emerald Green) |
| 5.4.5 从“各作泥腊”到“呀囒米”:胭脂虫红(Cochineal) |
| 5.5 清朝与亚洲国家之间的颜料贸易 |
| 5.5.1 与日本间的颜料贸易 |
| 5.5.2 与朝鲜间的颜料贸易 |
| 5.5.3 与琉球间的颜料贸易 |
| 5.5.4 与东南亚诸国间的颜料贸易 |
| 5.6 小结 |
| 第6章 清代营造活动中彩画颜料的流通与使用 |
| 6.1 彩画颜料的流通 |
| 6.1.1 颜料的采买 |
| 6.1.2 颜料的贮存 |
| 6.1.3 颜料的支取与奏销 |
| 6.2 彩画颜料的制备 |
| 6.2.1 天然矿物颜料 |
| 6.2.2 人工合成颜料 |
| 6.3 彩画颜料的施用 |
| 6.3.1 单色做法 |
| 6.3.2 调色做法 |
| 6.3.3 混色做法 |
| 6.3.4 衬色做法 |
| 6.4 小结 |
| 第7章 结论 |
| 7.1 清代官式彩画颜料使用状况:历时性综述 |
| 7.2 颜料对建筑彩画及营建活动的影响 |
| 7.3 匠作则例对清代建筑史研究的意义 |
| 7.4 结语:颜料的身份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与彩画作颜料相关的匠作则例目录(52 种) |
| 附录B 清代匠作则例所见建筑彩画颜料名目统计 |
| 附录C 清代档案史料所见建筑彩画颜料名目统计 |
| 附录D 实物分析检测所见清代彩绘颜料统计(1978-2018) |
| 附录E 清代物料价值则例中所见颜料价值统计 |
| 附录F 清代彩画作未刊则例补遗 |
| F-1 内庭大木石瓦搭土油裱画作现行则例 |
| F-2 工部现行用工料则例 |
| F-3 工部核定则例 |
| F-4 钦定工部续增则例 |
| F-5 崇陵工程做法册 |
| 附录G 工部与内廷画作则例用料对比 |
| 附录H 清代贸易文献中颜料类商品税则辑录 |
| H-1 酌定奉天通省粮货价值册 |
| H-2 1858 年中英协定税则 |
| H-3 1902 年中英协定税则 |
| H-4 1844 年中美协定税则 |
| H-5 1844 年中法协定税则 |
| H-6 1858 年中法协定税则 |
| H-7 1903 年厦门内地税关税目 |
| H-8 1903 年重订苏省水卡捐章 |
| H-9 《粤海关志》税则 |
| H-10 常税则例 |
| 附录I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中颜料贸易信息辑录 |
| 附录J 《中国旧海关档案》中进出口颜料贸易信息辑录(1859-1871) |
| 附录K 几种重要进口颜料的海关贸易数据统计 |
| K-1 Smalt进出口贸易数据统计(1859-1902) |
| K-2 人造群青进出口贸易数据统计(1859-1902) |
| K-3 普鲁士蓝进出口贸易数据统计(1859-1902) |
| K-4 胭脂红进出口贸易数据统计(1859-1902) |
| K-5 巴黎绿进出口贸易数据统计(1894-1902) |
| 附录L Winterthur馆藏中国清代外销画的颜料XRF分析数据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四、《中国科技典籍通汇》编纂工作全面展开（论文参考文献）
- [1]明代农书研究 ——文本与知识[D]. 葛小寒.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7)
- [2]清代产业技术标准化研究 ——以砖木作匠作则例为中心[D]. 王铁男. 苏州大学, 2020(06)
- [3]中国天文演示仪器：类型、功能及嬗变[D]. 张楠. 上海交通大学, 2018(01)
- [4]明安图、董佑诚、项名达的无穷级数表示法研究[D]. 王鑫义.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8(08)
- [5]西方光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18531902）[D]. 田锋. 上海交通大学, 2016(03)
- [6]克拉维乌斯《原本》及其汉译研究[D]. 王宏晨.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7]清代宝应刘氏家学考述[D]. 李晓明. 华中师范大学, 2016(12)
- [8]《算法统宗》中的计量研究[D]. 朱慧丽.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9]晚明儒学与科学的互动 ——以徐光启实学思想的构建为中心[D]. 王静. 山东大学, 2018(11)
- [10]清代官修匠作则例所见彩画作颜料研究[D]. 刘梦雨. 清华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