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今年“退耕还林”将要做什么?（论文文献综述）
糜建国[1]（2021）在《巫山不废愚公行——脱贫攻坚楷模毛相林的故事》文中提出下庄村四周高山绝壁合围,外出只有一条盘旋在绝壁上的羊肠小道,世世代代几乎与世隔绝。1997年,重庆市巫山县下庄村村委会主任毛相林带领村民,历时7年在绝壁上凿出了一条长达8公里的"天路"。出山公路修通后,他又带领村民披荆斩棘、攻坚克难,历时15年探索培育出"三色"经济,发展乡村旅游,蹚出了一条致富路,2016年,下庄村在全县率先实现整村脱贫。2021年2月25日,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毛相林被授予"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
王寓凡[2]（2021）在《空间再造与扶贫搬迁人口的社会适应 ——基于贵州省B市BYL和SXGZ城镇集中安置点的研究》文中指出从空间理论视角来看,易地扶贫搬迁是一个多元主体参与的系统性空间再造过程,其目的在于通过搬迁重塑扶贫搬迁人口所处的多维空间形态和属性,解决其贫困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在脱贫攻坚已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后扶贫时代”,要做好易地扶贫搬迁的“下半篇文章”——促进扶贫搬迁人口实现“稳得住”、“能致富”,必须推动他们在安置点社区实现高水平的社会适应。然而扶贫搬迁人口由于自身综合素质较差,加之搬迁的后续扶持工作绝大多数由政府绝对主导,他们的社会适应面临着诸多困境。基于此,本研究拟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在多元主体参与的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如何进行高质量的空间再造,以促进扶贫搬迁人口实现高水平的社会适应。为解决上述问题,本研究基于空间理论建立了“空间再造——社会适应”的理论分析框架,分别从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意义空间再造三个维度,分析空间再造对社会适应的复杂影响。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选用个案研究法和类型学研究法,资料收集方法采用参与观察法、访谈法以及文献法。在案例选择上,本研究选取了我国贵州省B市BYL和SXGZ两个城镇集中安置点社区作为研究个案,两地的易地扶贫搬迁都主要是由政府和企业协作共同推进的。在实地调研中主要有以下三点发现。第一,物理空间再造主要影响扶贫搬迁人口的生活方式和生计模式适应。在搬迁初期分离、集聚、垂直、封闭和统一分配的物理空间再造,使不同类型扶贫搬迁人口的生活方式适应出现生活节奏紊乱和公私生活分明的问题,他们的生计类别虽然因生计空间集聚而更为多元,但生计适应依然存在脆弱、过度组织化的问题。在搬迁后期,随着物理空间再造的调整和推进,品质提升、开放和灵活分配的物理空间再造,使不同类型扶贫搬迁人口的生活节奏重回规律、公私生活井然有序,生计模式也变得正式、可持续,此时物理空间再造对他们的生活生计产生了诸多积极的影响,社会适应水平也逐步提升。第二,社会空间再造主要影响扶贫搬迁人口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参与适应。在搬迁初期物理空间再造产生了异质、疏离的社会空间,加之制度强推和排斥参与的社会空间再造,导致不同类型扶贫搬迁人口的社会交往适应出现信任缺失、无话题和内外失衡的问题,社会参与适应出现无效参与的问题。在搬迁后期,随着社会空间再造的调整和推进,关系重构、制度重建和吸纳参与的社会空间再造,使不同类型扶贫搬迁人口的社会交往中信任得以重塑、话题得以回归且交往向度达到了内外平衡,社会参与也变为有效参与,此时社会空间再造对扶贫搬迁人口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参与产生了诸多积极影响,社会适应水平逐步提升。第三,意义空间再造主要影响扶贫搬迁人口心理和文化适应。在搬迁初期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再造给不同类型扶贫搬迁人口带来了诸多消极情感体验和模糊矛盾的空间认知,加之意义空间再造中无差别、不当的激发感恩和编织想象,以及文化区分和文化灌输,导致不同类型扶贫搬迁人口的地点认同感低、归属感弱,对新文化也采取拒斥态度。在搬迁后期,意义空间再造开始有针对性地情感建设、内外联动的认知塑造和文化融合,提高了扶贫搬迁人口的地点认同感和归属感,也使他们愿意接纳新文化,此时意义空间再造对他们的地点认同感、地点归属感和文化态度产生了积极影响,社会适应水平也逐步提升。基于以上发现,本研究抽象出空间耦合这一解释机制,认为只有空间再造实现了空间耦合——不同维度空间之间达到良性互构状态,才能促进扶贫搬迁人口实现高水平的社会适应。虽然在本研究中,空间再造主体（政府和企业）有着截然不同的空间再造逻辑,扶贫搬迁人口与其他类型移民相比也具有独特的空间特性和需求,但只要空间再造主体找准实现空间再造逻辑耦合的动力和基础,推动空间再造逻辑与扶贫搬迁人口的空间需求相耦合,就能使所再造的空间达到耦合状态,以促进扶贫搬迁人口实现高水平的社会适应。在“后扶贫时代”,推动易地扶贫搬迁空间再造的多元主体必须责权分明,空间再造也必须循序渐进。在此过程中要不断激发扶贫搬迁人口的主观能动性,促进制度性空间再造向能动性空间再造转变,才能使扶贫搬迁人口的社会适应水平稳步提升,最终实现高质量市民化,使易地扶贫搬迁与新型城镇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战略实现精准有效对接。
武晓静[3]（2021）在《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探究 ——以山西吕梁J县为例》文中研究表明
王彦力[4]（2018）在《内嵌于网络中的社会政策执行研究 ——以我国扶贫政策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当代中国面临着一个颇具现实意义的难题,即政策执行难题。目前学界对于政策执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公共政策的执行,而有针对性地对社会政策的执行进行的研究在学界鲜有涉猎,大都只是将社会政策作为公共政策的组成部分一带而过,并忽视了社会政策执行的“社会性”。执行研究作为社会政策研究领域的“黑箱”,对其进行研究,一方面于理论上弥补了社会政策执行研究领域的不足,拓展了社会政策执行研究的分析工具,明晰了社会政策执行“走样”的解释逻辑,构建了社会政策有效执行的制度框架;另一方面,于实践中有助于最大限度地避免社会政策执行“梗阻”现象的发生,提高社会政策执行效率,以实现社会政策的预期目标,加快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本文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将社会政策执行置于网络关系中,社会政策执行者作为社会化的个体在拥有政策自由裁量权的情况下,受正式的制度化组织网络和社会关系网络的双重制约,其于垂直的、以等级权威为基础的制度化组织网络中遵循着一种“命令—服从”的行动逻辑,而于身处其中的社会关系网络则体现了一种“利益—权利”关系,权利关系是社会政策推行者推动社会政策执行的一条主线,而具体的社会政策执行者的某种程度的自利考虑是社会政策执行行为背后的执行动力,是一种利益关系的考量。本文具体以扶贫政策为例来探究内嵌于网络中的社会政策执行“嵌入性博弈”的内在机制:社会学视域下的社会政策执行与公共政策学视域下的政策执行在政策执行主体与作用客体的界限、利益化取向以及研究内容方面均有所不同,从社会学的本质问题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出发,将社会政策者的执行行为置于整个社会结构制约的框架下,立足于社会信任中,延展于社会时间,受控于社会成本的维度来加以解释。联系我国扶贫工作的现状,我国扶贫政策执行的主要任务是保障贫困者作为社会公民的“福利权”,而扶贫政策执行的主要困境是政策执行走样,即所谓“执行难”的问题。探究我国扶贫政策“执行难”的成因,在于扶贫政策执行是内嵌于制度化组织网络和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一方面,扶贫政策执行者受制度化组织网络社会结构的制约,遵循着“命令—服从”的行动逻辑,同时拥有政策执行的自由裁量权;另一方面,扶贫政策执行者于成员间社会信任的基础上受社会关系网络的制约,这种制约通过“熟悉”所产生的信任机制使扶贫政策执行者的执行行为受到来自于贫困者的影响。在制度化组织网络与社会关系网络两种规约力量相互博弈的过程中,嵌入性博弈机制发生失衡,使得扶贫政策执行输出发生偏差,“执行难”问题便会出现。要突破社会政策执行的困境,解决“执行难”问题,嵌入性博弈机制的平衡是关键;要保障社会政策合理有效执行,积极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要规范社会政策合理有效执行,需要健全的问责机制;而官员素质的提高能从根本上保证社会政策的有效执行。在精准扶贫背景下的社会政策执行,通过建构扁平化的制度化组织网络以及弱化社会关系网络,实现精准扶贫社会政策执行主体的精确化;通过建构纵向“标准式”与横向“参与式”相结合的贫困户识别准入机制,实现精准扶贫社会政策执行客体的精准化;通过建构高效精细的扶贫政策执行运作机制以及严格精准的扶贫政策执行评估机制,实现精准扶贫社会政策执行手段的精算化。
黄丽瓶[5]（2018）在《“不适”与“逃离”：生态移民视域下摆拉苗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国家话语下生态移民工程的实施使摆拉苗人从月亮山搬迁到榕江县城。搬迁后,摆拉苗人从时空上远离文化母体,生存环境也随之改变。在新的环境下,摆拉苗人需要就此对原有传统文化进行调适以适应新环境。摆拉苗人在搬迁初期在日常生产生活方面做出尝试加以适应,但生计方式转变这一根本性问题的难以攻克及其在日常生活、人生礼仪方面的诸多“不适”,导致摆拉苗人在安置区居住一两年后陆陆续续“逃离”回到摆拉,回归原有的空间及其文化。本文以民族志写作方式对摆拉苗人生态移民的文化适应进行研究。首先,介绍月亮山的摆拉苗人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历史记忆与时空安排,展示摆拉苗人原有的生存环境及历史文化,勾勒出其传统的社会生活以作为后文的基础。其次,陈述国家话语下的摆拉苗人生态移民背景、迁入地的情况及生态移民搬迁过程。接下来,叙述摆拉苗人生态移民生计方式从农业转向非农业的“不适”,在生活方式及社会关系上也是“不适”的状态;其后,详细描写摆拉苗人人生礼仪,生态移民后摆拉苗人在人生礼仪上大多回到原有空间、延续原有形式,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压力无法适应,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摆拉苗人人生礼俗需要特定的文化环境。最后,呈现无法克服文化带来“不适”的摆拉苗人在生态移民一两三年不等的时间陆陆续续选择“逃离”回摆拉的事实;同时讲述二三十户为孩子上学而居住在新房及把新房作为不定期居所的情况。文化适应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纷繁复杂,也呈现不同的状态。本文正是通过生态移民下摆拉苗人的“不适”与“逃离”现象探讨文化适应的“分离模式”。文化适应中的“分离模式”是文化适应主体因高于预期的文化适应压力而暂时性回到自我文化阵地的现象。摆拉苗人的“逃离”即为“不适”后所选择的文化适应之“分离模式”。
苏慕瑜[6]（2018）在《调适与归属：兰州外来穆斯林女性的社会适应研究》文中认为中国现代化与城市化的进程,促使少数民族的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也无可避免地冲击到少数民族的传统风俗习惯及其价值观。其中,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城乡二元体制壁垒的打破,资讯与交通网络的改善,这一系列变化激发了西部地区大规模的社会流动。善于经商的穆斯林群体频繁流动于城市与乡镇之间,成为全国流动人口中比率最高的少数民族群体。与此同时,西北地区农村社会转型与现代化生活,为年轻一代穆斯林女性营造了体现自我和独立发展的社会文化空间,点燃了她们对城市自主生活的向往。许多年轻穆斯林女性随着家人到城市谋生或定居,更有不少女性通过婚姻和接受高等教育等途径而留居城市。然而,穆斯林女性在城市追求现代化生活及独立发展时,受到民族习俗、价值观念、性别文化等因素的影响,经常要面对传统与现代化互动中所产生的取舍及调适。她们的生活方式和家庭文化发生了自觉或不自觉的变化,使她们反思传统的性别角色和性别差异,从而激发了她们对身份归属的重构。本文的研究问题主要围绕两个主题展开。第一,在西北穆斯林传统文化影响下的穆斯林女性进入现代化城市后,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织碰撞中,她们如何调整自己的社会定位,重新建构社会归属。新的归属与观念的重构过程,又对她们的性别与婚姻观念、社会与家庭角色带来怎样的改变,而这些改变对西北穆斯林的整体文化,特别是家庭文化、性别等级关系等方面又发生了怎样的影响。第二,西北地区农村的社会转型如何塑造了城市外来穆斯林女性的调适能力及主体意识,如何理解个体女性的社会适应与社会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本文最终要探究始于上世纪末的经济发展及城市化进程,给西北地区城市外来穆斯林女性发展空间的拓展及自我意识的提升带来了什么实质效果。本研究采用民族志的调研方法,以都市人类学、女性人类学、文化适应研究为主要理论工具,通过结合女性个人与社会因素的综合分析发现外来穆斯林女性在城市中的适应行为与各种社会结构性因素之间的关系。首先,在充分整理国家发展政策、全球化、城市现代化、穆斯林民族传统等西北地区穆斯林社会转型的整体因素基础上,对外来穆斯林女性在适应历程中的各种选择、策略、主观愿望及自我表述等进行深描,对她们言行背后的意义与逻辑进行挖掘分析。其次,在田野资料的分析过程中,我发现“调适”与“归属”两个概念频繁出现在报道人的叙述中,突出反映了穆斯林女性的意识变化。外来穆斯林女性需要根据城市的文化规则去调整自己的价值观、社会关系以及自身的行为模式,而调整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种新的归属感,使她们在现代与传统、城市与农村之间找到平衡,并且与城市居民建立和谐的互动关系。调查结果显示,西北地区外来穆斯林女性为融入城市生活的调适实践富有强烈的地域及民族色彩,她们的调适行为除了受到女性迁移者个人的文化资本及能力的影响外,更多来自于整体社会的变迁和城市社会文化的形塑。城市就业环境中的性别差异、城市社会对农村女性的刻板印象以及穆斯林社会根深蒂固的性别权利差异等,使得穆斯林女性在城市寻求自主立足的过程显得异常艰辛。一些外来穆斯林女性,只能将城市作为享受青春自由的驿站,最终还是顺应传统返回家乡成为全职家庭主妇。本研究还发现,调适是一个持续的能动过程,女性个体需要不断自我提升并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努力在新环境中建立新的归属与秩序。本文显示婚姻策略是城市外来穆斯林女性最主要的调适手段,她们透过婚姻进入城市生活,改变传统的婚姻策略来经营理想的家庭生活,以此提升自己的家庭生活和社会地位。而教育的功用并不足以让外来穆斯林女性得到一份自给自足的工作,但可以增加和提高她们的个人文化资本与在城市生活的自信心,有助于她们建立新的社会网络和得到城市社会的认可。城市里民族文化传统的多样性与动态性,有利于她们提高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认识及利用能力。在整个调适过程中,外来穆斯林女性展示了她们为融入城市社会的诸多努力,如乖巧顺从、灵活变通、协商等比较温和的能动策略,循序渐进地获取周围群体的信任以实现自己融入的目标。她们把握分寸,不会因为要达到自己的理想而破坏与家人的良好关系,她们知道安全感与归属的基础均源自于亲属纽带。研究结果显。示,个别女性确实成功提高了自己的家庭地位,并最终实现了现代女性的独立生活。然而,这些个人的改善并没导致整体穆斯林社会里性别惯习及性别等级关系的重构。出于女性安全感及认同感的需求,她们大多自愿选择牺牲一部分个人自由,并在可能被边缘化的情况下,成为民族文化的再生产者,从而在城市里得到家庭和社会整体的认可。再者,我通过考察发现,城市流动穆斯林女性对整体穆斯林的迁移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与贡献。首先,女性为家庭所提供的各种抚养功能满足了家庭所有成员的需要,有利于穆斯林群体在城市定居。同时,她们的迁移也改变了流动穆斯林的家庭文化:妻子开始有更多的决策权和社会活动自由、子女培养观念的转变等。此外,从女性发展的角度来看,国家对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女性有各种关注与照顾政策,女性接受教育的机会明显增多,农村及城市外来女性生活也得以显着改善,因而她们可以相对自由地追求现代化生活。但是,处于从属地位及缺乏经济独立能力的穆斯林女性,需要借助外在力量来拓展她们自身的发展空间和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从而形成有利她们发展的环境。这些改变包括穆斯林社会对女性在家庭中付出的认可与尊重,男尊女卑等传统观念的弱化。而且,政府对西北地区民间组织的引导与监督对外来女性融入城市社会也相当重要。通过倡导一种赋权自立的女性发展模式,提高穆斯林女性的发展与自主意识,从而使她们能够与各民族女性共同参与社会建设,推动西北城乡社会发展。最后,本研究综合利用了社会学、女性研究、社会变迁研究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及研究结果,但整体而言,本研究的学术基础是民族学人类学的民族志理论方法。利用民族志研究所提供的理论方法,我得以深入实践进行田野调查,收集研究所需资料,进行有效的整理分析。我的研究说明,民族志的理论方法在城市人群的研究中相当有效,它在帮助我们发现研究问题并进行深层次的解释的同时,还能引发研究者深刻的自我反思。民族志的理论方法使我能够较为精确具体地呈现外来穆斯林妇女的都市生活面貌及其调适历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外来穆斯林女性群体的民族特性和发展需要,同时还能为政府相关管理工作提供对策层面的有效咨询。期盼本研究能为丰富国内有关少数民族妇女发展的研究,贡献一份有启发意义的个案,并且激励少数民族女性在发展的崎岖之路上砥砺前行。
石鸿[7]（2017）在《梯田人生：一个哈尼族村寨的日常生活及其变迁 ——以云南省元江县咪哩村为核心个案》文中提出中国传统社会以农业为根本,历代统治者皆重视农业生产对国家治理及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从先秦统治者"教民稼穑"到汉代出现我国第一个农业盛世,再到唐代统治者"助国劝农"等①,都体现出农业生产在国家治理中举足轻重之地位。基于农业在传统社会的重要性,本论文以具体的哈尼族村落中的农业生产为主,分五章论述村民以农事节律为核心而展开的村落日常生活及其现代变迁。本文第一章,通过对咪哩村及其特定地域空间结构和农时节令的描述,从村落季节更迭的时间制度中,细致描述哈尼族村寨的农业生产活动。结合村民在梯田上的耕种安排,包括种什么、怎么种及谁在种等,展现咪哩村哈尼族的集体耕作场景;第二章,从个人层面叙述村民围绕梯田种植所展开的农业合作,包括哈尼梯田耕作中所需农具及借用,如传统农业中的耕作、收割、运输、加工工具等;以及传统村落合作下互惠式的帮工、换工、请工、搭套等;第三章,立足村落层面进一步描述村民围绕梯田种植所进行的开发和管理工作,包括哈尼梯田的开垦及修缮、用水及管理等;第四章,通过对村民围绕梯田所举行的农田仪式及与梯田耕作相关的传统节日描述,展现村民与梯田耕作相关的精神信仰,其中,农田仪式包括祭竜、开/关秧门、祭田等,与农业耕作相关的传统节日包括春节、火把节和过冬等;最后一章,结合前面各章内容,描述并分析哈尼族村寨日常生活的嬗变,包括哈尼族村寨的农业现代化及村落多元经济结构的形成及影响、市场经济大潮下村民以劳动力为资本的多元经济交往、村落管理中新村落自治组织与基层政府全面治理相结合、新时代条件下农业耕作知识的传承问题等。本文以民俗学的田野调查为基础,按一定的逻辑结构可分为两部分。前四章为第一部分,主要描述传统哈尼族村落的梯田耕种生活。通过咪哩村哈尼族的梯田农业生产,包括梯田耕作、村民互助、村规民约、村落信仰等,以农业耕种为视角剖析传统哈尼族村寨以农事节律为核心的日常生活;最后一章为第二部分,主要描述传统村落日常生活的变迁。以农田为舞台,展现村民围绕梯田耕种变迁而形成的日常生活的嬗变。本文欲通过描述咪哩村的哈尼族以梯田农业为主的生命历程,以民俗学的学科视角呈现地方民众在梯田耕作中的传统与变迁,同时简要地讨论传统村落以农业生产为基础而建构出的村落秩序,从而进一步彰显村民在村落日常生活中的张力与活力,以期推进民俗学关于日常生活的个案研究。
孔庆龙[8]（2017）在《农民行动逻辑视阈下保安族村庄之命运 ——以G村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在中国加速城镇化的过程中,村庄的数量持续下降,这种现象一定程度上与国家的发展政策有关。同时,农民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的行为选择也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认识村庄前景的内在依据。在一个生产能力较弱、人口流动较为频繁的村庄,其村庄共同体是否会走向终结?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以一个保安族村庄——G村为例,以农民的行动逻辑为切入点,认识农民的行为选择,并探讨其行为选择如何影响着村庄和村庄共同体的命运。为了更好地认识农民的行为选择,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价值追求的角度构建了包括本体性价值追求、社会性价值追求和基础性价值追求三种层次的行动逻辑结构,并阐述保安族农民行动逻辑的内容及不同层次的行动逻辑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村庄共同体的存续取决于其构成要素的变迁状况,即村庄道义权威、村庄社会关联、稳定的村庄边界、村庄认同和共识能否得以维系。因此,选取了村庄道义权威的树立、集体活动的参与、外出务工和社会分化四种具体的社会现象（事件）,透过这些现象认识保安族农民的行动逻辑如何影响了其行为选择。之所以选取这四种现象,一方面,它们能够较好地表现农民行动逻辑发挥作用的过程;另一方面,它们都能对村庄共同体的一个或多个构成要素造成直接影响,从而为我们判断村庄共同体是否得以维系提供依据。调研显示,G村的宗教领袖扮演了村庄道义权威的角色;宗教生活中的集体活动强化了村民之间的社会关联,维系并扩展了村庄的公共空间;村民外出务工只是为了维持在村庄的体面生活,他们保持了对村庄的认同,同时,村庄的经济边界、文化边界和社会边界在频繁的人口流动中走向解体;农民行动逻辑中的逐利部分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被激发,导致村民之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并通过收入分层、阶层认同和消费分层表现出来,村民在基础性价值层面上的共识逐渐被消解,但在社会性价值和本体性价值追求中的共识却得以维系,伊斯兰信仰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见,G村的村庄共同体并没有在市场经济和人口流动的冲击下走向解体。对保安族农民而言,村庄不仅是地域共同体和生活共同体,更是一种精神共同体,能够为其生活提供意义。然而,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这一村庄共同体也面临危机,其价值生产的自主性逐渐丧失。因此,必须以农民行动逻辑为基础,利用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重建村庄共同体。这一过程并不是对传统的、封闭的村庄共同体的回归,而是着眼于农民、农村和农业发展的需要,建构一种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新型共同体,更好地满足农民的生活需要和价值追求。
莫国香[9]（2016）在《西双版纳傣族“竜林”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文中提出西双版纳傣族“竜林”即为当地傣语“竜社勐”（部落祖先灵魂居住的神林）、“竜社曼”（氏族祖先灵魂居住的神林）等神山林的统称,它是在当地原始宗教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蕴含祖先神灵崇拜文化特质的原始森林,是傣族集农业崇拜、森林崇拜、神灵崇拜和祖先崇拜等诸多崇拜为一体的复合载体,即它是集傣族原始宗教神灵观念和农耕文化现实需要为一体的傣族神山林。由于“竜林”不仅承载着傣族传统社会稻作生产赖以生存的森林水源,也寄托着傣族人民对森林和祖先的依赖、敬畏与感恩以及对祖先权威与规矩的信仰,因此,它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基于以保护森林、水源等自然生态环境和稻作农业生产为目标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的傣族“林-农”农业生态观以及基于祖先崇拜名义的以建立稳定农业社会生产生活秩序为目标的农业社会规矩和由此衍生的遵循祖规的傣族系列传统农业社会文化习俗。总之,它是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最古老、原生型的傣族典型农业文化遗产。其中既包括“竜林”物质文化遗产本体,也包括以“竜林”信仰为基础而衍生的系列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就其性质上来说,西双版纳傣族“竜林”是兼具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属性的农业文化遗产。从起源上来看,尽管西双版纳傣族“竜林”农业文化遗产具体产生的时间无法考证,但从当地傣族的起源及“竜林”地质、生态和神话传说等文史资料可以推断,该遗产应该发端于当地傣族原始农业社会初期,具有数千年的历史,因此,它是一种远古的森林形态和文化遗存。由于西双版纳特殊的地理、气候条件及有限的生产力水平制约,以“竜林”为文化表征的森林水源是西双版纳傣族传统农业生产特别是水稻生产丰收的最主要保障,因此自然也是依靠水稻而生存的西双版纳傣族传统社会的根本依靠。所以,西双版纳傣族“竜林”的设立应该是出于强烈的稻作农业生产的现实需求考虑。加之,“竜林”祖先权威的规矩对农业社会的凝聚作用,因此,可以说,西双版纳傣族“竜林”是当地傣族借助祖先神灵的名义保护森林水源、建立农业社会生产秩序的生存智慧,是该地傣族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为适应当地的生存环境而形成的独特的热带地区农业生产模式和文化传统,这种生存模式和传统源于傣族崇拜森林的文化特质和农耕社会发展现实需求,并同祖先崇拜交汇融合在一起,成为依托森林、崇拜祖先、保护农业丰收的文化现象。作为傣族居住地的生存根源和文化寄托,“竜林”如同血脉一样将当地傣族人民凝聚在一起,并得以长久的传承和延续。特别是召片领政权时期,由于“竜林”文化对经济繁荣、政治统治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历代召片领政权对其都十分重视。这一期间,傣族人口和村寨日益增多,“竜林”的数量不断增加,其分布的地域范围和影响不断扩大,等级也不断得到提升,它从最初的单纯民间祖先崇拜祭祀活动发展到召片领政权的重大政治统治手段。这段时期,不仅召片领及其地方官员必须亲自参加“竜林”的祭典活动,部分已故召片领以及佛门菩萨请进“竜林”加以祀奉褒扬,各级地方政权还设置了有关“竜林”文化事项管理部门,建立相应“竜林”文化管理制度,使得“竜林”这一特殊森林所包含的价值不断扩大,成为不仅凝聚了各个历史时期上层统治者对于竜林思想及“竜林”文化的认同、推崇和褒扬,同时又浓缩地体现了“竜林”发展之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状况。因此,西双版纳“竜林”文化在傣族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不仅如此,在当地傣族人民和政权机构的共同推崇和维护下,西双版纳傣族“竜林”文化还保护了一种可持续发展农业生态观和热带地区“林-农”农业生态传统,这种传统是具有农业的、生态的和社会文化的突出价值。特别是,这种传统对于当今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作用。因此,西双版纳傣族“竜林”农业文化遗产无疑是具有珍贵价值的历史遗存。然而,这种遗产的价值需要被社会和公众所认识和重视并使其从中受益,但是因为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原因,西双版纳现存的相当数量的傣族’竜林’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状况并不容乐观。本文将选题确定为“西双版纳傣族’竜林’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以史为鉴,以点带面,目的在于完善傣族“竜林”文化研究,唤起人们对西双版纳现存傣族“竜林”文化遗产价值的认知、重视和保护以及对森林和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及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和行动,并试图在以下三方面做出创新:第一,将西双版纳傣族“竜林”作为农业文化遗产进行研究,探讨“竜林”在以水稻生产为核心的傣族传统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第二,挖掘遗产价值,建立“竜林”农业文化遗产价值体系,并找出其与现实社会的契合点,使“竜林”所具有的文化遗产价值能够在传统与现实的维度上达到统一;第三,系统研究西双版纳傣族“竜林”文化历史与现实保护的情况,总结成功的经验和面临困境的根源,为人类如何有效地保护农业文化遗产提供理论和现实依据。本文包括绪论、研究内容和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内容主要为提出问题。在本章中,对于本论文选题的提出和确定进行了阐明,对西双版纳傣族“竜林”文化国内外研究情况进行了综述,同时,对本论文研究理论、方法和资料来源、基本结构和研究重点以及创新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说明。研究内容包括七章。第一章介绍了西双版纳傣族“竜林”成为农业文化遗产的原因以及“竜林”文化所依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为后文的论述和发展提供依据。第二章从傣族聚居的生态环境系统、“竜林”生物多样性系统、水文化系统、农业生产系统、农村聚落系统以及村民的宗教信仰系统六方面阐述了 “竜林”农业文化遗产系统的构成。第三章从社会发展和农业生产需求以及宗教信仰两方面论述了 “竜林”文化的起源,揭示“竜林”文化起源有着深刻的农耕社会历史背景和民族文化渊源。同时从形成、发展、繁荣、衰落及恢复阶段论述了“竜林”文化的历史演变及阶段性特点,揭示“竜林”文化历史变迁与稻作文化的兴衰存在内在关系。第四章通过对磨歇傣族“竜林”农业文化遗产的考察和分析,发掘傣族“竜林”的水稻农耕文化根源。并通过实地调研发现磨歇村“竜林”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问题以及根据这些问题而创造的保护模式,为后面章节的竜林农业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的保护策略提供参考。第五章从生态、科技、历史、社会、文化和经济六方面阐述了 “竜林”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构成,并从生态环保、农业生产和社会文化方面论述了 “竜林”农业文化遗产的重要作用。第六章从“竜林”农业文化遗产与经济发展的矛盾突出、“竜林”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文化环境欠佳以及“竜林”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和投入相对缺乏三个方面考察了西双版纳傣族“竜林”农业文化遗产目前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第七章重点论述加强“竜林”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具体措施。在本章中,首先对“竜林”农业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保护对策进行了思考,提出西双版纳傣族“竜林”农业文化遗产应寻找作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绿色净土和热带地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契合点,使得西双版纳傣族“竜林”农业文化遗产价值能够在传统和现实的统一的维度上达到更好的利用和保护,同时还提出了保护应遵循的原则,阐述了当前西双版纳傣族“竜林”农业文化遗产在保护方面所做的有益尝试,在此基础上,针对第六章出现的主要问题对其在当代社会的保护对策进行了研究,并根据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提出六种典型保护模式建议。最后一部分为全文的结语,是在前七章的基础上对全文进行的总结性论述,同时进一步阐明了西双版纳傣族“竜林”所具有的珍贵农业文化遗产价值和对其保护在人类未来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并对竜林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未来提出展望。
刘燕[10]（2013）在《城乡统筹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研究 ——以江苏省扬州市为例》文中提出城乡统筹社会养老保险作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服务型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之一,越来越受到学界、业界以及社会公众的密切关注。然而,受长期以来的“二元社会”影响,养老保险制度在身份分类和成员资格确定的标准上具有多重性,城乡、地域、就业等成为区别政策对象身份的标准,这就导致了养老保险制度的碎片化。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人员的流动性成为常态,养老保险制度碎片化差异的长期存在与流动的流动力之间、与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之间形成尖锐的矛盾。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为重点,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制度成为具有挑战性的现实问题。因此,本文旨在通过对扬州市城乡统筹养老保险制度的研究,结合社会保险的经办管理,就如何健全城乡统筹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探讨,试图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提供一些参考。本文遵循“提出问题、分析原因、探讨对策”的逻辑思路。首先,运用公共物品理论、社会公平理论、福利经济学理论和城乡一体化理论对城乡统筹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进行分析。其次,通过对中国、江苏省和扬州市关于城乡统筹养老保险的实践的研究,进一步明确城乡统筹是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当前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重要实践,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提出社会化、多层次、可持续的目标模式。最后,结合对扬州市城乡统筹社会养老保险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的研究,对健全城乡统筹社会养老保险体系提出应进一步强化制度层面和经办管理层面的顶层设计、优化城乡养老保险体系运行的配套措施、增强城乡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发展能力、建立社会化、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保障待遇差距并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养老保险管理信息化建设的对策和建议。
二、今年“退耕还林”将要做什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今年“退耕还林”将要做什么?（论文提纲范文）
（1）巫山不废愚公行——脱贫攻坚楷模毛相林的故事（论文提纲范文）
| 重教兴村拔穷根 |
| 大胆拆庙修学校 |
| 断案鱼儿溪 |
| 三次让地 |
| 铁面有情 |
（2）空间再造与扶贫搬迁人口的社会适应 ——基于贵州省B市BYL和SXGZ城镇集中安置点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回顾 |
| 一、易地扶贫搬迁研究简述 |
| 二、移民的社会适应研究回顾 |
| 三、空间视角下的移民社会适应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
| 一、研究的基本思路 |
| 二、研究方法及案例简介 |
| 第四节 关键概念的界定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空间理论回顾 |
| 一、“空间转向”前的经典空间理论 |
| 二、“空间转向”后的空间理论 |
| 三、当代中国社会研究中的空间理论 |
| 四、评述:空间理论的局限和突破 |
| 第二节 “空间再造—社会适应”分析框架的建立 |
| 一、空间再造:内涵、主体与维度 |
| 二、社会适应:层次、表征和实践 |
| 三、“空间再造—社会适应”分析框架何以可为 |
| 第三章 物理空间再造与扶贫搬迁人口的社会适应 |
| 第一节 搬迁初期的物理空间再造 |
| 一、空间的分离与集聚 |
| 二、空间的垂直、封闭和统一分配 |
| 第二节 物理空间再造与扶贫搬迁人口社会适应的困扰 |
| 一、紊乱的生活节奏 |
| 二、公私分明的生活 |
| 三、脆弱、过度组织化的生计 |
| 第三节 搬迁后期的物理空间再造 |
| 一、空间的品质提升 |
| 二、空间的开放和灵活分配 |
| 第四节 物理空间再造对扶贫搬迁人口社会适应的促进 |
| 一、生活节奏重回规律 |
| 二、公私有序的生活 |
| 三、正式、可持续的生计 |
| 第四章 社会空间再造与扶贫搬迁人口的社会适应 |
| 第一节 搬迁初期的社会空间再造 |
| 一、异质疏离的社会空间 |
| 二、制度强推的社会空间再造 |
| 三、排斥参与的社会空间再造 |
| 第二节 社会空间再造与扶贫搬迁人口社会适应的困扰 |
| 一、信任缺失的社会交往 |
| 二、无话题的社会交往 |
| 三、内外失衡的社会交往 |
| 四、无效的社会参与 |
| 第三节 搬迁后期的社会空间再造 |
| 一、关系重构的社会空间再造 |
| 二、制度重建的社会空间再造 |
| 三、吸纳参与的社会空间再造 |
| 第四节 社会空间再造对扶贫搬迁人口社会适应的促进 |
| 一、信任重塑的社会交往 |
| 二、社会交往有话题 |
| 三、内外平衡的社会交往 |
| 四、有效的社会参与 |
| 第五章 意义空间再造与扶贫搬迁人口的社会适应 |
| 第一节 搬迁初期的意义空间再造 |
| 一、激发感恩的意义空间再造 |
| 二、编织想象的意义空间再造 |
| 三、文化区分和文化灌输的意义空间再造 |
| 第二节 意义空间再造与扶贫搬迁人口社会适应的困扰 |
| 一、低认同感和弱归属感 |
| 二、文化拒斥 |
| 第三节 搬迁后期的意义空间再造 |
| 一、情感建设的意义空间再造 |
| 二、内外联动的意义空间再造 |
| 三、文化融合的意义空间再造 |
| 第四节 意义空间再造对扶贫搬迁人口社会适应的促进 |
| 一、高认同感和强归属感 |
| 二、文化接纳 |
| 第六章 空间耦合:空间再造促进社会适应的解释机制 |
| 第一节 空间耦合与社会适应的关系及实现条件 |
| 第二节 逻辑差异和独特需求:空间再造实现空间耦合的困境 |
| 一、政府空间再造的逻辑:短期性、支配性和均等化 |
| 二、企业再造空间的逻辑:长效性、包容性和精细化 |
| 三、扶贫搬迁人口的空间特性和空间需求 |
| 第三节 空间再造实现空间耦合的路径和表征 |
| 一、搬迁后期空间再造实现空间耦合的路径 |
| 二、搬迁后期空间再造实现空间耦合的表征 |
| 第七章 总结与讨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政府部门/企业工作人员访谈提纲 |
| 附录2: 扶贫搬迁人口访谈提纲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4）内嵌于网络中的社会政策执行研究 ——以我国扶贫政策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缘由与意义 |
| 1.1.1 研究的背景与缘由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社会政策执行研究定位 |
| 1.3 研究的创新之处与重点和难点 |
| 1.3.1 创新之处 |
| 1.3.2 重点和难点 |
| 1.4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4.1 网络与内嵌 |
| 1.4.2 嵌入性博弈 |
| 1.5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框架与基本观点 |
| 1.6.1 研究框架 |
| 1.6.2 核心观点与基本观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国外学术界有关社会政策执行研究的述评 |
| 2.1.1 “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研究述评 |
| 2.1.2 “自下而上”的政策执行研究述评 |
| 2.1.3 综合的政策执行研究述评 |
| 2.2 国内学术界有关社会政策执行研究的述评 |
| 2.2.1 政策执行研究中国化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2.2 政策执行的差异化 |
| 2.2.3 政策执行的偏差问题研究 |
| 第3章 社会学视域里社会政策执行的特点与优势 |
| 3.1 公共政策学视域里社会政策执行研究的不足 |
| 3.1.1 政策执行主体和作用客体的界限不同 |
| 3.1.2 政策执行的利益化取向不同 |
| 3.1.3 政策研究内容的不同 |
| 3.2 社会学视域里社会政策执行的特点 |
| 3.2.1 受制于社会结构 |
| 3.2.2 立足于社会信任 |
| 3.2.3 延展于社会时间 |
| 3.2.4 受控于社会成本 |
| 第4章 我国社会政策执行的现状与困境——以扶贫政策为例 |
| 4.1 扶贫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 |
| 4.1.1 “中国式贫困” |
| 4.1.2 “中国式扶贫” |
| 4.2 扶贫政策执行的主要任务：“福利权”保障 |
| 4.2.1 社会学语境中扶贫政策执行的“福利权”保障 |
| 4.2.2 多重二元结构下扶贫政策执行的“福利权”保障 |
| 4.3 我国扶贫政策执行的困境：执行走样 |
| 4.3.1 执行主体因素造就的扶贫政策走样 |
| 4.3.2 执行客体因素造就的扶贫政策走样 |
| 4.3.3 执行过程造就的扶贫政策走样 |
| 第5章 我国扶贫政策执行困境的成因 |
| 5.1 内嵌于制度化组织网络和社会关系网络 |
| 5.1.1 内嵌于制度化组织网络：受制于社会结构的执行 |
| 5.1.2 内嵌于社会关系网络：立足于社会信任的执行 |
| 5.2 内嵌于网络中的嵌入性博弈机制的失衡：基于社会时间与社会成本的考量 |
| 5.2.1 嵌入性博弈的作用机制 |
| 5.2.2 嵌入性博弈机制的影响因素 |
| 5.2.3 嵌入性博弈机制失衡及其消极后果 |
| 第6章 我国社会政策执行困境突破的有效途径 |
| 6.1 嵌入性博弈机制的平衡：社会政策合理有效执行的关键 |
| 6.2 第三方评估机制的引入：社会政策合理有效执行的保障 |
| 6.3 问责机制的健全：社会政策合理有效执行的规范 |
| 6.4 官员素质的提高：社会政策合理有效执行的根本 |
| 第7章 我国社会政策执行展望：精准扶贫背景下的社会政策执行 |
| 7.1 精准扶贫社会政策执行主体的精准化 |
| 7.1.1 扁平化的制度化组织网络的建构 |
| 7.1.2 趋弱化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 |
| 7.2 精准扶贫社会政策执行客体的精准化 |
| 7.2.1 纵向“标准式”的贫困户识别准入机制的建构 |
| 7.2.2 横向“参与式”的贫困户识别准入机制的建构 |
| 7.3 精准扶贫社会政策执行评估的精准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5）“不适”与“逃离”：生态移民视域下摆拉苗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梳理 |
| 三、研究设计 |
| 第一章 月亮山的摆拉苗人 |
| 第一节 摆拉寨地理环境与自然生态 |
| 第二节 摆拉苗人的历史记忆 |
| 第三节 摆拉苗人的时空 |
| 第二章 生态移民的背景与实践 |
| 第一节 生态移民背景 |
| 第二节 迁入地情况 |
| 第三节 生态移民搬迁过程 |
| 第三章 生产生活的“不适” |
| 第一节 生计方式 |
| 第二节 日常生活方式 |
| 第三节 社会关系 |
| 第四章 老家的引力:人生礼仪的开展 |
| 第一节 出生仪式 |
| 第二节 婚姻仪式 |
| 第三节 丧葬仪式 |
| 第五章 新房：“逃离”与“居留” |
| 第一节 “逃离”新房 |
| 第二节 “居留”在新房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图版 |
（6）调适与归属：兰州外来穆斯林女性的社会适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问题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框架及主要概念界定 |
| 四、研究地点及研究对象 |
| 五、研究方法 |
| 六、现实价值与学术价值 |
| 第一章 西北社会转型下的穆斯林女性迁移 |
| 第一节 西北农村变迁与人口迁移 |
| 一、城镇化进程 |
| 二、户籍制度改革 |
| 三、农业改革及劳务输出 |
| 第二节 兰州:穆斯林女性寻找理想及归属之地 |
| 一、多民族杂居交融的古都 |
| 二、充满活力机遇的省会城市 |
| 三、有限的选择与家长的顾虑 |
| 第三节 多样的迁移途径 |
| 一、随迁型:与家人共同奋斗 |
| 二、自主发展型:在城市学习的单身女性 |
| 三、上进奋斗型:在城市工作的母亲 |
| 小结 |
| 第二章 进城后的调适策略与归属建构 |
| 第一节 不自觉的疏离 |
| 一、陌生城市里的熟悉家园 |
| 二、不变的社会关系网络及归属 |
| 三、无形的界线与过客心态 |
| 第二节 被边缘化的女性群体 |
| 一、城市里的失学少女 |
| 二、社会分层及群体内部差异 |
| 三、公益机构及其对边缘群体的帮扶 |
| 第三节 融入城市化生活 |
| 一、品味的追求及对城市的归属 |
| 二、女性权益的重视 |
| 三、民族归属感的弱化 |
| 第四节 传统与城市文化的整合 |
| 一、民族传统与城市文化的交融 |
| 二、新的生活秩序 |
| 三、灵活互谅的人际交往 |
| 小结 |
| 第三章 女性教育与社会调适能力 |
| 第一节 20世纪90年代西北穆斯林地区的基础教育 |
| 一、女童教育落后的综合因素 |
| 二、家庭为主的传统女性规范 |
| 三、荣誉观念与性别区隔 |
| 第二节 21世纪初西北农村的女童教育改善 |
| 一、作为地方发展指标的女性教育 |
| 二、女童培养观念的转变 |
| 三、民族文化教育的现代化 |
| 第三节 女性教育与城市适应 |
| 一、就业市场的性别差异 |
| 二、语言、信息技术与适应能力 |
| 三、能动性的增强 |
| 小结 |
| 第四章 城市生活中婚姻策略的转变 |
| 第一节 穆斯林的传统婚姻策略 |
| 一、成人礼 |
| 二、家族及群体的事务 |
| 三、早婚习俗及其实践逻辑 |
| 四、女性成功及价值的象征 |
| 第二节 待嫁姑娘的婚姻策略 |
| 一、为逃避早婚命运而学习 |
| 二、自主与归属之间的张力 |
| 三、跳出传统婚姻束缚的尝试 |
| 第三节 已婚女性的家庭生活策略 |
| 一、“嫁得好”也要“干的好” |
| 二、家庭分工的改革 |
| 三、少生精养的育儿策略 |
| 小结 |
| 第五章 文化传统变迁下的女性归属重构 |
| 第一节 城市穆斯林的宗教习俗及其文化特点 |
| 一、和而不同的多元形态 |
| 二、宗教文化的理性实践 |
| 三、宗教对社会作用的再认识 |
| 第二节 文化自觉与性别文化重构 |
| 一、走出“厨房”的文化传承者 |
| 二、现代“贤妻良母”的新典范 |
| 三、全球化下的性别文化认同 |
| 第三节 服饰象征与归属重构 |
| 一、多重的象征意义 |
| 二、西北地区的实践及含义 |
| 三、传统与现代的糅合 |
| 小结 |
| 结论 |
| 一、个人调适与社会结构的关系 |
| 二、女性能动性的探讨 |
| 三、女性发展与管理对策 |
| 四、迁移穆斯林女性的影响与贡献 |
| 五、都市迁移人口研究理论的思考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7）梯田人生：一个哈尼族村寨的日常生活及其变迁 ——以云南省元江县咪哩村为核心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及理论回顾 |
| 三、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第一章 季节更迭:哈尼族村寨的梯田农业耕种 |
| 第一节 咪哩村村落概况 |
| 第二节 "四度同构"与农时节令 |
| 第三节 哈尼梯田的季节耕种 |
| 小结：以农事节律为轴心的耕种人生 |
| 第二章 村民互助:基于个人层面的农业合作 |
| 第一节 农业生产中的工具及其借用 |
| 第二节 互惠原则下的传统村落合作 |
| 小结：传统农业社会的人情往来 |
| 第三章 村规民约:立足村落层面的农业管理 |
| 第一节 哈尼梯田的开垦及修缮 |
| 第二节 哈尼梯田的用水及管理 |
| 小结：村民自治组织下的农业社会治理 |
| 第四章 圣境空间:围绕梯田耕种的精神信仰 |
| 第一节 梯田耕作中的农田仪式 |
| 第二节 与梯田耕作相关的传统节日 |
| 小结：以丰收祈愿为主的精神世界 |
| 第五章 哈尼族村寨日常生活的嬗变 |
| 第一节 梯田农业生计方式的转变 |
| 第二节 市场经济下的劳动交往 |
| 第三节 村落管理方式的变迁 |
| 第四节 传统农耕知识传承的断裂 |
| 小结：走向现代生活的哈尼族村寨 |
| 结语: "以农为本"的村落秩序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文章目录 |
| 附件 |
（8）农民行动逻辑视阈下保安族村庄之命运 ——以G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综述 |
| 四、参考理论 |
| 五、概念界定 |
| 六、研究方法与思路 |
| 七、田野点概况 |
| 第一章 中国村庄命运之考量 |
| 第一节 终结：村庄与村庄共同体 |
| 一、乡愁引发的村庄终结命题 |
| 二、从共同体到村庄共同体 |
| 第二节 一个保安族村庄的个案——基于农民行动逻辑的视角 |
| 一、G村：一个被市场经济裹挟的村庄 |
| 二、农民行动逻辑：认识农民行为的新视角 |
| 第二章 保安族农民的行动逻辑 |
| 第一节 中国农民的行动逻辑 |
| 一、集体行动逻辑意义上的农民行动逻辑 |
| 二、农民理性意义上的农民行动逻辑 |
| 三、具体行动中的农民行动逻辑 |
| 四、价值追求意义上的农民行动逻辑 |
| 第二节 保安族农民行动逻辑的特征 |
| 一、保安族农民的宗教生活 |
| 二、伊斯兰教与农民的行动逻辑 |
| 三、保安族农民行动逻辑的多重性 |
| 第三章 农民行动逻辑与道义权威的树立 |
| 第一节 村庄精英群像 |
| 一、村干部：“乡村合谋”的经纪 |
| 二、经济精英：市场培育的权威 |
| 三、宗教领袖：卡里斯玛型权威 |
| 第二节 权威认同的逻辑 |
| 一、信仰的领路人 |
| 二、秩序维护者 |
| 三、致富领导者 |
| 第三节 道义权威与村庄共同体 |
| 一、村庄共同体的保护人 |
| 二、村庄治理的内生权威 |
| 第四章 农民行动逻辑与村庄集体活动的参与 |
| 第一节 宗教生活中的集体活动 |
| 一、集体活动的基本形式 |
| 二、农民的参与逻辑 |
| 三、农民参与的特点 |
| 第二节 日常生活中集体活动的参与逻辑 |
| 一、村干部选举：一次行动逻辑的展演 |
| 二、组织艰难的互助 |
| 三、“异化”的篮球赛 |
| 第三节 集体活动与村庄共同体 |
| 一、集体活动与村庄公共空间的维系 |
| 二、集体活动与村庄社会关联的强化 |
| 第五章 农民行动逻辑主导下的外出务工 |
| 第一节 农民外出务工概观 |
| 一、“寻求生存”：外出务工的背景 |
| 二、“候鸟西北飞”：外出务工的特点 |
| 三、从“搞副业”到“打工”：务工经济的地位 |
| 第二节 农民外出务工的逻辑 |
| 一、“落叶归根” |
| 二、“交往才有意义” |
| 三、“有恒产者有恒心” |
| 第三节 外出务工与村庄共同体的变迁 |
| 一、生活面向与农民的理想生活 |
| 二、流动的村庄边界 |
| 第六章 农民行动逻辑驱动下的社会分化 |
| 第一节 “金钱社会”：社会分化的背景 |
| 一、发展主义：中国社会的发展观 |
| 二、别具一格的非农化进程 |
| 三、集体经济失位 |
| 第二节 “金字塔”：村庄的多维分层 |
| 一、研究策略：主客观结合的家庭分层研究 |
| 二、“由”字型的收入分层 |
| 三、下移的阶层认同 |
| 四、面子竞争中的消费分层 |
| 第三节 “贫富相揖别”？——社会分化的影响 |
| 一、农民：相对剥夺的焦虑 |
| 二、共同体：共识的消解与延续 |
| 结语 |
| 一、村庄共同体终结的一般逻辑 |
| 二、G村的回应：农民行动逻辑引导的行为选择 |
| 三、“精神共同体”：农民行动逻辑与村庄共同体的内在关联 |
| 四、重建：基于农民行动逻辑的村庄共同体再造 |
| 附录一：访谈对象情况简介 |
| 附录二：2008 年G村部分村民的人口、土地与收入状况 |
| 附录三：2014 年65户村民的人口、土地与收入状况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9）西双版纳傣族“竜林”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
| 三、研究理论、方法和资料来源 |
| 四、基本结构与研究重点 |
| 五、创新和存在的问题 |
| 第一章 西双版纳傣族“竜林”农业文化遗产概况 |
| 第一节 西双版纳傣族“竜林”与农业文化遗产的关系 |
| 一、“农业文化遗产”概念和保护对象的演进 |
| 二、西双版纳傣族“竜林”内涵 |
| 三、西双版纳傣族“竜林”成为农业文化遗产的原因 |
| 第二节 “竜林”文化的自然环境 |
| 一、地理位置 |
| 二、地形地貌 |
| 三、水资源 |
| 四、气候 |
| 五、土壤 |
| 六、植被 |
| 第三节 “竜林”文化的社会背景 |
| 一、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政区沿革及现状 |
| 二、人口及民族概况 |
| 三、社会经济 |
| 四、宗教文化 |
| 五、农耕文化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竜林”农业文化遗产系统的构成 |
| 第一节 傣族聚居的生态环境系统 |
| 一、森林环境 |
| 二、江河环境 |
| 三、坝子环境 |
| 第二节 “竜林”生物多样性系统 |
| 一、植被类型的多样性 |
| 二、生物物种的多样性 |
| 第三节 水文化系统 |
| 一、“竜林”文化与水文化的关系 |
| 二、“竜林”文化体系中的水文化表现 |
| 第四节 农业生产系统 |
| 一、森林水源提供 |
| 二、土壤肥力补充 |
| 三、农林病虫害防控 |
| 四、农田水土保持 |
| 第五节 农村聚落系统 |
| 一、竜林 |
| 二、村寨 |
| 三、稻田 |
| 四、河谷 |
| 第六节 村民宗教信仰系统 |
| 一、原始宗教信仰 |
| 二、小乘佛教信仰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竜林”农业文化遗产的起源及其历史演变 |
| 第一节 西双版纳傣族“竜林”文化的起源 |
| 一、社会发展和农业生产需求 |
| 二、宗教信仰 |
| 第二节 “竜林”文化的历史演变及特点 |
| 一、桑木底时代竜林文化的形成 |
| 二、勐泐王时代竜林文化的发展 |
| 三、召片领时期竜林文化的繁荣 |
| 四、解放后至二十世纪末竜林文化的衰落 |
| 五、二十一世纪初期竜林文化的恢复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竜林”农业文化遗产个案分析 |
| 第一节 磨歇村概况及选点依据 |
| 一、磨歇村概况 |
| 二、选点依据 |
| 第二节 磨歇“竜林”文化系统构成及其根源 |
| 一、文化系统构成 |
| 二、稻作文化根源 |
| 第三节 磨歇“竜林”文化保护面临的问题及保护措施 |
| 一、磨歇村“竜林”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问题 |
| 二、磨歇“竜林”文化遗产保护措施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竜林”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和作用 |
| 第一节 “竜林”农业文化遗产价值 |
| 一、生态价值 |
| 二、科技价值 |
| 三、历史价值 |
| 四、社会价值 |
| 五、文化价值 |
| 六、经济价值 |
| 第二节 “竜林”农业文化遗产作用 |
| 一、生态环保方面作用 |
| 二、农业生产方面作用 |
| 三、社会文化作用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竜林”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 |
| 第一节 “竜林”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突出 |
| 一、橡胶种植与“竜林”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 |
| 二、城镇化及开发建设与“竜林”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矛盾 |
| 三、稻田种植结构调整与“竜林”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矛盾 |
| 第二节 “竜林”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文化环境欠佳 |
| 一、当地政府重视不足 |
| 二、传统宗教信仰保护力量式微 |
| 三、村民“竜林”文化观念淡化 |
| 四、社会消费环境较差 |
| 第三节 “竜林”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和投入相对缺乏 |
| 一、研究相对缺乏 |
| 二、投入相对不足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加强“竜林”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对策措施 |
| 第一节 对于“竜林”农业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保护对策的思考 |
| 一、寻找“竜林”与当代社会的契合点进行保护 |
| 二、保护应遵循的原则 |
| 第二节 当前“竜林”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有益尝试 |
| 一、生态小区保护示范模式 |
| 二、公益林生态建设保护模式 |
| 三、环境友好型胶园建设保护模式 |
| 四、城市雨林公园建设保护模式 |
| 五、生物多样性廊道建设保护模式 |
| 六、利用民族传统文化保护模式 |
| 七、多渠道宣传教育保护模式 |
| 第三节 “竜林”农业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保护对策建议 |
| 一、促进“竜林”生态保护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
| 二、营造“竜林”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文化环境 |
| 三、加大“竜林”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和投入力度 |
| 第四节 “竜林”农业文化遗产典型保护模式建议 |
| 一、生态友好型胶园发展模式 |
| 二、“竜林”文化遗产旅游和大健康产业保护模式 |
| 三、碳汇交易保护模式 |
| 四、防护林生态建设保护模式 |
| 五、生态农业保护模式 |
| 六、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模式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10）城乡统筹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研究 ——以江苏省扬州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 研究内容、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的创新与存在的不足 |
| 2 城乡统筹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理论基础和实践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社会保障 |
| 2.1.2 社会保险 |
| 2.1.3 养老保险 |
| 2.1.4 城乡统筹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公共物品理论 |
| 2.2.2 社会公平理论 |
| 2.2.3 福利经济学理论 |
| 2.2.4 城乡一体化理论 |
| 2.2.5 小结 |
| 2.3 城乡统筹社会养老保险的实践及启示 |
| 2.3.1 全国概况 |
| 2.3.2 江苏省概况 |
| 2.3.3 启示 |
| 3 扬州市城乡统筹社会养老保险发展现状 |
| 3.1 发展历程 |
| 3.1.1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初步建设(1951——1986) |
| 3.1.2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发展和农村养老保险的试点阶段(1986—2002) |
| 3.1.3 城乡统筹养老保险体系的探索完善阶段(2002年—至今) |
| 3.2 制度概况 |
| 3.2.1 制度框架 |
| 3.2.2 制度对比 |
| 3.2.3 制度覆盖率与参保人数 |
| 3.2.4 基金收支与运行情况 |
| 3.2.5 社保基金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稳步上升 |
| 3.3 扬州市城乡统筹养老保险“城保”与“农保”接轨的探索 |
| 3.3.1 农民工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
| 3.3.2 被征地农民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
| 3.3.3 城乡居民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
| 3.4 扬州市城乡统筹养老保险现状 |
| 3.4.1 突出制度一体,城乡一体养老格局基本形成 |
| 3.4.2 突出参保主体,初步实现参保人群的全覆盖 |
| 3.4.3 基金规模不断扩大,保障水平稳步提高 |
| 3.4.4 管理体系不断创新,经办建设得到加强 |
| 4 扬州市城乡统筹社会养老保险的主要问题分析 |
| 4.1 扬州市城乡统筹养老保险制度面临的主要问题 |
| 4.1.1 养老保险体系碎片化长期存在 |
| 4.1.2 养老保险政策本身还存在差异性 |
| 4.1.3 经办体制不适应养老保险制度发展需要 |
| 4.1.4 信息系统不能全市互联互通 |
| 4.1.5 基金未来缺口压力与保障水平总体偏低的矛盾 |
| 4.1.6 经办管理压力大,地级市经办机构处境堪忧 |
| 4.2 原因分析 |
| 4.2.1 城乡二元体制影响 |
| 4.2.2 制度碎片化影响 |
| 4.2.3 地区、城乡差异性影响 |
| 4.2.4 管理体制不顺 |
| 4.2.5 信息不对称、立法滞后,宣传、监管和审计缺乏力度 |
| 4.2.6 研究滞后于实践,缺乏系统性、统一性、持续性 |
| 5 健全城乡统筹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的政策建议 |
| 5.1 进一步强化制度层面和经办管理层面的顶层设计 |
| 5.1.1 全覆盖、多层次的目标体系 |
| 5.1.2 标准化、可操作的管理服务体系 |
| 5.1.3 多层次、可衔接的制度体系 |
| 5.1.4 可持续、有保障的财政投入机制 |
| 5.1.5 省级统筹的管理模式 |
| 5.2 优化城乡统筹养老保险制度运行的配套措施 |
| 5.2.1 适应社会心理的变化,进一步提高政策透明度 |
| 5.2.2 适应工作重心的变化,进一步强化经办能力建设 |
| 5.2.3 适应个性化需求,建立健全统筹城乡养老保障公共服务网络 |
| 5.2.4 适应公开性要求,完善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
| 5.3 增强城乡统筹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发展能力 |
| 5.3.1 调整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 |
| 5.3.2 健全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机制 |
| 5.3.3 加强养老保险基金的精算工作 |
| 5.3.4 加强养老保险基金的预算管理 |
| 5.3.5 建立养老保险基金的绩效考评机制 |
| 5.3.6 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大力发展地区经济 |
| 5.4 建立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保险待遇差距 |
| 5.4.1 加快分类改革步伐,打破养老保险制度的“双轨制” |
| 5.4.2 建立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探索家庭养老、社会养老 |
| 5.5 积极推进信息化建设,以信息化保障事业发展 |
| 5.5.1 高度重视,加大信息系统建设资金投入 |
| 5.5.2 着眼长远,细化系统整合升级 |
| 5.5.3 统一规划,规范数据库指标体系 |
| 5.5.4 强化责任,强化信息化队伍建设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四、今年“退耕还林”将要做什么?（论文参考文献）
- [1]巫山不废愚公行——脱贫攻坚楷模毛相林的故事[J]. 糜建国. 红岩, 2021(03)
- [2]空间再造与扶贫搬迁人口的社会适应 ——基于贵州省B市BYL和SXGZ城镇集中安置点的研究[D]. 王寓凡. 华中师范大学, 2021
- [3]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探究 ——以山西吕梁J县为例[D]. 武晓静. 太原科技大学, 2021
- [4]内嵌于网络中的社会政策执行研究 ——以我国扶贫政策为例[D]. 王彦力. 吉林大学, 2018(12)
- [5]“不适”与“逃离”：生态移民视域下摆拉苗人研究[D]. 黄丽瓶. 贵州大学, 2018(05)
- [6]调适与归属：兰州外来穆斯林女性的社会适应研究[D]. 苏慕瑜. 兰州大学, 2018(10)
- [7]梯田人生：一个哈尼族村寨的日常生活及其变迁 ——以云南省元江县咪哩村为核心个案[D]. 石鸿. 山东大学, 2017(10)
- [8]农民行动逻辑视阈下保安族村庄之命运 ——以G村为例[D]. 孔庆龙. 兰州大学, 2017(12)
- [9]西双版纳傣族“竜林”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研究[D]. 莫国香. 南京农业大学, 2016(01)
- [10]城乡统筹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研究 ——以江苏省扬州市为例[D]. 刘燕. 扬州大学, 201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