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制现代化:规则模式及其指向（论文文献综述）
孙玉红[1]（2020）在《亚里士多德公民教育思想及其当代启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与境遇。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求,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必须实现道德与美好生活即幸福的关涉。关于如何通过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实现道德与幸福的关涉乃至统一,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有自己的特色,我们应该继承中国传统,但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也要积极借鉴人类思想史上优秀的思想文化资源。亚里士多德公民教育思想就是这样优秀的思想资源之一。论文旨在透过对亚里士多德（下文简称“亚氏”）公民教育思想的系统梳理与把握,为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提供有益的、可供借鉴的思想资源,明晰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的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以实现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的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提升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的实效性。论文分三部分。从亚氏公民教育思想的相关智慧对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面临的现实境遇观照的视角出发,批判借鉴亚氏关于公民、德性、正义、公民教育、幸福等思想资源,对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进行了概念界定,分析了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在理论、制度、实践等方面面临的各种困境,并从公民道德资源供给不足即理论资源、制度资源、实践资源供给不足找到原因与解决方案。在这些方面,亚氏公民教育思想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由此,论文展开了对于亚里士多德公民教育思想的目的、内容指向、自然进路、生成路径的系统梳理与批判挖掘:亚氏公民教育思想围绕“什么是优良生活”、“人怎样才能过上优良生活”展开。他认为,所有事物都以善为目的。人的目的在于幸福。德性是使得它是其德性的那事物的状态好又使得那事物的活动完成得好的品质,是事物的潜在功能。人的独特功能在于人的理性,因此,人的目的就在于灵魂的理性功能的卓越发挥与实现,在于理性的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幸福作为最高善,是人的一生中合乎完满德性的实现活动。这样,亚氏就把德性与幸福相统一,幸福就在于德性的实践。城邦的起源与目的也在于幸福。因此,在合目的性意义上,城邦幸福就应该相同于个人幸福;而在现实可能性上,只有在理想的“轮番为治”的宪政政体中才能实现个人幸福与城邦幸福的统一。公民教育是弥合个人幸福与城邦幸福的最佳途径,是公民德性养成和城邦善治的最佳途径。公民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培养具备善德的过幸福生活的好公民,实现好人与好公民的统一。由此,公民教育是支持公民德性功能逐步展开、实现的过程,是公民的理性或自由意志在过城邦幸福生活中逐步实现的过程,因此,亚氏的公民教育本质上是自由教育。既然幸福在于人一生中完满德性的实现活动,那么,公民教育的内容就其指向而言,就应该指向完满德性。论文探讨了完满德性的本质、来源及其相互关系,从公民教育内容的角度去诠释好人、好公民的德性。完满德性包含伦理德性、实践智慧和理论智慧。伦理德性是合于实践智慧的品质,因此,伦理德性与实践智慧是道德的一体两面,即德性与德行,德性养成于实现活动即德行中。理论智慧虽是自足的、完满的理论理性的实现活动,是最好的、最完善的德性的实现活动即沉思,但完全脱离现实生活的沉思生活是只有神才可以过的生活,因此,亚氏强调城邦现实生活中、人的可实践的理论智慧的沉思活动而非沉思生活,因为人的现实生活、自我实现也是需要沉思活动或反思活动的。由此,人的实践的生命的意义就在于过德性德行即道德的生活,在于人的一生中合于完满德性的实现活动。因此,公民教育指向完满德性及其实现。德性在我们身上的养成既不出于自然,也不反乎于自然。德性的养成要经过公民教育习惯化训练的过程,同时,要效法自然,即遵循人身心发展的规律。在此意义上,亚氏的公民教育是自然教育。论文遵循亚氏所言天赋培育到习惯养成到理性教育的自然教育过程,透过对亚氏理想城邦中不同阶段切适的教育内容和教育过程的阐释,清晰地呈现了不同阶段德智体美等全面的教育,这些内容的教育即使有实用的功效也是为了培养善德,都指向道德及其教育。这样,就进一步明晰公民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公民教育是以公民德性养成为指向和内容的教育,在此意义上,亚氏的公民教育即为现代的公民道德教育。公民德性的养成要在城邦生活实践中实现。城邦需要为公民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提供合乎人性生长的环境,即城邦要以正义的制度和法治为公民教育提供硬环境,以公民友爱为公民教育提供软环境,让公民既得到理性的指导与约束,又获得情感的浸润与陶冶,从而实现公民道德素质的提升,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教育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教育。在此意义上,亚氏的公民教育是生活教育。论文最后批判借鉴亚氏公民教育思想,揭示出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可以批判借鉴的思想启示: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的价值目标在于德福一致;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的本质在于自由教育;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要遵循公民身心成长的自然规律,以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的“立德树人”为根本遵循: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的内容是包括德智体美劳在内的指向公民德性养成的全面教育,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的过程是由天赋培育到习惯养成到理性训导的全过程教育,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的实现是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合力而成的全员教育;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在公民过道德生活的实践中实现,在公民尊崇善德善行的德行有用的正义、友爱、法治的优良城邦、优良政体、优良生活中得以实现。
李海峰[2]（2020）在《核心价值观的司法维护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核心价值观是以国家为主导或者得到国家明确支持的一国内所取得共识的价值观或者价值观集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当下历史阶段的国家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的形成需要较为稳定的政治秩序、有力的民意统合和代表主体以及相对稳定且具有延续性的文化观念,并经由特定的程序和方式得以判断、筛选和确认。核心价值观具有意识形态性、相对稳定性和非法律规范性,核心价值观是政治共同体的价值观共识,其不具有绝对普世性,而具有民族性和国别性。核心价值观并不提供具体的行为模式,也不直接包含任何法律后果。核心价值观内部由价值和价值发挥向度两个要素构成,内部价值间具有不可通约性。核心价值观与道德、法律原则和公共政策的关系共同构成了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外部关系。核心价值观需要借助司法活动维护其权威性,需要经由司法活动具象化,需要通过司法活动处理内外部冲突,使其能够有效地作用于社会生活。核心价值观的司法维护具备充足的理论支撑、规范依据和现实动力。理论支撑层面,核心价值观的司法维护具有历史普遍性,司法程序中无法绕开的价值判断为司法维护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和制度空间。核心价值观的司法维护与司法功能的稳定有效发挥之间内在契合,并且两者之间能够双向塑造。规范依据层面,在现行宪法第24条第2款规定的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宏观体系之下,司法机关应当根据其在国家宪治体制框架中的角色定位发挥维护核心价值观的积极作用,已被制定法所识别的核心价值观也需要在司法程序中适用以维护核心价值观的权威。现实动力层面,社会多元的价值观需要司法活动予以整合,社会主流价值取向需要司法活动予以引导,司法维护核心价值观是国家价值观统合的需要,有助于推进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构建。司法机关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通过裁判案件定分止争,在整体意义上起着维护国家统合和社会整合的功能,在具体社会系统运行和共同体生活维系意义上扮演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保障个人权利的角色,司法维护核心价值观有其独特的方法。司法机关通过对核心价值观的司法转译、司法适用、司法调和以及司法宣示四种方法发挥维护核心价值观的积极作用。司法机关使用司法转译方法,将核心价值观从政治话语转译为规范话语,并具体通过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和指导案例对核心价值观进行具体的转译;使用司法适用方法,将已经规定入法律规范的核心价值观作为裁判依据进行解释性适用,将尚未规定入法律规范的核心价值观作为说理依据进行论证性适用,在法律规范有漏洞时对核心价值观进行填补性适用;使用司法调和方法,将核心价值观的内部潜在张力和外部角力汇集于司法场域,对其进行价值调和;使用司法宣示方法,并具体通过典型案例、司法调解、司法建议、司法救助等方式,起到宣示核心价值观的积极作用。根据司法机关有无在司法行为中明确使用核心价值观可以把核心价值观的司法维护划分为核心价值观的隐性抽象维护和显性具体维护,两者在本质上维护核心价值观的功能趋同,在顺位上核心价值观的隐性抽象维护要先于显性具体维护,在司法机关无力或者不具备条件对核心价值观进行显性具体维护时,应当优先考虑核心价值观的隐性抽象维护。在效果上核心价值观的显性具体维护强于隐性抽象维护,通过司法机关明确使用核心价值观,更能够凸显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和权威性,更能够使核心价值观具象化。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维护核心价值观时应当秉持积极的维护立场,但在具体司法技术的使用上应当保持谦抑,应当以案件审理为中心维护核心价值观,必须接受司法程序的约束,在符合形式正义的情况下维护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的适用禁止向一般法律条款逃逸,不宜脱离具体规则阐释核心价值观,对突破现有法律规则而使用核心价值观应当设置严苛的条件,应当承认司法资源和能力的有限性,不能逾越司法的供给能力。从对当下司法实践的实证分析来看,司法机关对核心价值观的维护已经在各项司法活动中展开,但现有司法实践对核心价值观的维护也存在很多问题,一是司法维护核心价值观的意愿不足,二是核心价值观的司法适用混杂不清,三是裁判中核心价值观的适用过于粗糙。存在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包括司法人员对核心价值观的理解不够准确,未充分掌握核心价值观司法维护的方法,核心价值观司法适用尚缺乏统一的标准,以及司法资源和司法供给能力的有限性。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完善核心价值观司法维护的思路。一是切实增强司法维护核心价值观的意愿和能力,二是统一核心价值观的司法适用尺度,三是正确使用司法维护方法对核心价值观进行立体维护,四是有效平衡司法供给能力与核心价值观维护。
王俣璇[3]（2019）在《格式条款规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格式条款体现了现代经济生活低成本、高效率的特点,在各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而其天然地具有其正反社会效应,一方面,格式条款发挥着简化和促进市场交易的重要功能。格式条款市场经济的产物,在市场的灵活性与敏感性的影响下,公司等市场主体不断修正与完善交易中的权利义务配置,形成足以吸引交易相对人的格式条款,以推动经济活动的便捷化、规模化运作。而另一方面,格式条款由于其排除协商的特征,不免存在使经济地位上处于弱势的普通消费者丧失缔约自由之虞。由于市场竞争的不充分甚至垄断,以及信息的不对称性等原因,市场自身对格式条款的负效应的抑制功能被削弱,甚至导致交易双方权利义务的失衡,从而损害普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沦为经济强者压迫弱者的工具。格式条款的双重社会效应,既反映法律与市场两种调整思路的博弈,也体现着民法理论内部意思自治原则、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的相互扶持与妥协。从格式条款的调整路径来看,一方面,法律应当放手市场,避免对市场竞争的贬损和对自由社会秩序的状害,充分发挥市场竞争对格式条款的规制与导向作用;另一方面,法律应作为市场失灵或市场极端逐利性的矫正手段,以防止权利义务关系的畸形失调,实现基本的公平正义价值。从民法的基本原则角度视之,格式条款由当事人一方单独制定,相对人仅具有“take it or leave it”的二元性选择,这一合同的发展趋势本身即是对传统契约自由原则的巨大挑战,美国学者格兰特·吉尔莫所言的“契约的死亡”之虞即体现于格式条款与意思自治原则的冲突之上,需要学理上的解释与协调。传统理论的理想模式下,契约自由即是契约正义,法律对格式条款的规制只需触及程序层面。而到了现代,随着消费者问题、格式条款问题的日趋严重,民法不再坚守形式意义上的意思自治与合同自由,实质化成为民法演变的最显着特征。现代契约法的中心问题已由契约自由变为契约正义。如何在格式条款问题中实现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等民法基本价值,更是当代法学面对的重要课题。本研究将从合同法基本理论出发,穿插结合法经济学视角,按照“规制目标制定-规制范围限定-规制实然性分析-规制应然性设计”的行文思路组织篇章架构,逐步解决“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的基本问题。第一章是对格式条款规制的正当性和监管目标的证成,包括格式条款规制应如何回应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两大合同基本原则的要求,以及格式条款规制如何实现目标的精确化两个问题。缔约双方经济地位的不平等性以及相对方选择缔约伙伴的自由的限制并不能体现格式条款对于契约自由的侵蚀。格式条款对契约自由原则的冲击的根源只能在于格式条款的格式性本身,合同法维护契约自由的正当性和有效性即只能通过对信息压迫的矫正体现。格式条款对契约正义原则仅造成间接减损,以契约正义原则作为格式条款的监管要求,主要出于三重考虑:第一,反映契约正义的“条款内容”为监管识别提供便利性;第二,契约正义原则针对双方权利义务分配,其监管效果具有直接性;第三,契约正义原则为监管注入公共目标,具有防止社会价值整体受损的阻却作用。现代法时代下,格式条款的正负外部性由此为监管目标、监管逻辑以及监管力度等的设定提出多层次要求。从价值层面,格式条款的规制首先面临监管目标的精确化问题。契约自由原则对格式条款的效率要求应当为帕累托改进而非卡尔多-希克斯改进,而自愿性协商被认为是达到帕累托最优结果的途径,也即,“受交易影响的每一个人均同意这一交易”。这一目标之下,格式条款规制以对意思自治的维护为限具有正当性。契约正义原则则要求双方合作剩余的分配达到竞争水平,提供方因格式条款的非议价性在博弈中获得优势,当条款的分配结果不符合给付均衡的民法基本原理,监管的介入就在契约正义要求下具有正当性。从路径层面,格式条款问题的非绝对性与复杂性也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市场模式与国家模式作为监管手段的二元性划分的绝对逻辑,也缓和了公法与私法的分明边界。市场模式与国家模式,均为国家介入监管的路径,要求以国家强制力为其效力保障,与自由放任的经济理念相区别,是对私人合同关系的积极引导或矫正。与格式条款相关的概念如“附合合同”、“样板文本”、“小字条款”、“标准化合同”、“标准化格式合同”等,各国理论对其格式条款赋予不同归纳方法。格式条款具有预先制定性、标准化、非协商性、附合性和重复使用性等特点。从其法律属性看,格式条款存在“契约说”与“规范说”之争,这一定性直接决定条款的监管路径问题。从经济视角来看,格式条款可解读为商品、产品质量属性,以及公共产品。在我国,法律监管对象呈现出由“格式合同”向“格式条款”、从“法律行为”到“意思表示”的转变,监管的精准性得以提升。沿此思路,格式条款规制对象可进一步限缩,具体分类标准如核心给付条款与附随条款的划分、商业合同条款与消费者合同条款的划分,以及是否为免责条款、是否规定主要权利的划分。第二章对我国当前格式条款规制的立法、行政及司法规制实态进行总结。我国形成以《合同法》为核心,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险法》及《反垄断法》为配合的法律规范群。合同法规范路径下,《合同法》第39条、第40条、第52及53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0条呈现出路径驳杂且逻辑似有抵触的规范形态,学界争论颇多。如何从中抽取并整合具有连贯性、协调性的规范进路成为落实格式条款规制的前提问题。最高法院公布的十余件公报案例中,法院在规范选择上侧重有别,裁判倾向上亦有区分,整体呈现出信息规制与内容控制规范动态均衡、互为补充的裁判逻辑。地方法院在审判实践中似对最高法院立场有所偏离。“提示与说明义务”因法律解释空间较大、为法官预留了充分的自由裁量权,而成为适用率较高的效力判断规则。部分并非出自信息矛盾的格式条款问题,被归入信息规制项下草率解决。除《合同法》以外,《中国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以合同法规制范式为参照,建立了消费者合同领域的格式条款规制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7条在合同法信息规制基础上,结合保险合同特色,对提供方提示与说明义务规则加以延伸。格式条款质量低下问题,从其根源来看,存在信息不平等与市场地位不平等两类生成路径,《合同法》以及基于《合同法》信息规制与内容控制模式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保险法》均偏重对信息不平等的矫正。《反垄断法》则从经济地位角度对格式条款规制范围及规制手段进行解读,回应市场地位不平等引起格式条款质量低下的情况,成为上述部门法规则的有益补充。在司法路径之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险法》及《反垄断法》均授权对格式条款施加行政监管,监管主体包括原国家工商管理部门、原银监会、原保监会、证监会以及原反垄断执法机关。信息规制与内容控制规范为格式条款规制的两种基本路径,为我国合同法所采用。信息规制路径在我国体现为格式条款提供方提示与说明义务的施加,内容控制路径则包括格式条款内容的特别规范、显失公平规则、公平原则等。两类路径互不干涉,但在功能上互为补充,共同服务于格式条款质量的改进。各国及各历史阶段对二者的运用各有偏重。如何权衡两类规制力度、如何对其适用加以扩张或限缩,则需动用监管智慧,结合国情及市场状态加以判断。以下第三章与第四章分别就信息规制和内容控制规范的规范逻辑、现状及改进方式进行阐述,而格式条款解释作为内容控制之辅助,则置于第五章讨论。以下三章共同构成本文的核心部分。第三章讨论格式条款的信息规制理论,信息规制因其事先性和市场性而被视为实现意思自治和保障市场竞争机制的通道。根据行为法经济学理论,市场机制异化的原因为,有限理性使消费者在认知层面和决策层面存在障碍,且对于特定条款,即使理性消费者亦会根据“成本-效益”分析而选择合理忽略。对此,提示义务的功能在于矫正双方信息的不平等,实现对阅读义务的替代;而说明义务则用于矫正专家与业余人的智识差距。根据行为人信息接收与处理的特征,信息披露存在层次化与实质化两方面的改进可能。层次化改进可以条款显着性或条款异常性为标准,并以实证调研为判断方式。实质化改进的路径如标准化信息提供、第三方信息加工以及“菜单式”合同创新等。此外,可借用软家长主义助推思路实现监管的改进。对于信息规制的力度和边界的确定,则应注重与法律行为法规范体系的分工与配合。第四章讨论格式条款的内容规制规范。我国对格式条款的内容控制既包括不当条款内容规范及公平原则,还包括免责条款控制规范、基于公共秩序的内容控制规范,以及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民法基本原则。不过,这些原则均需要法院根据双方交易的具体情节加以个案判断。从格式条款规制的适格性来看,我国法上的显失公平规则、乘人之危规则以及公共秩序对条款效力的控制规范应当以合同而非条款为对象;不当格式条款内容规范以及免责条款规范则明确规定适用于条款而非合同整体。从各规范具体判断维度来看,不当格式条款规范、免责条款规范集中考虑给付均衡的实现,而不以双方合意度也即意思自治的充足作为评价标准;而诚实信用原则与公序良俗制度则从意思自治与给付均衡双重视角入手,对格式条款效力进行考量。第五章讨论解释规则对格式条款的规制作用。意思主义与表示主义的之争暴露出“意思与表示分立”理论的局限性,内心真意与外观行为均不能当然地、独立地在合同解释过程中发挥影响法律效果的后果。我国坚持客观解释规则作为格式条款解释的基本路径,仅当其无法穷尽解释时,不利解释规则才发挥作用。我国实践中存在对不当解释规则的体系定位的误读现象,这就不免造成规则的误用和错用,反而在结果上矫枉过正,既违背了解释的中立态度,亦侵蚀了内容控制规范的价值功能。信息规制与内容控制规范虽各有改进之空间,但仍存在效果上的极限阈值或“天花板”;此外,司法进路本身亦存在个案性、事后性、非行业性、非市场性等效果限制。当三至五章提及的规制手段达到效果极限而无法应对现实需求时,毋宁诉诸行政路径,结合美国、以色列、德国等制度经验,构建以经济视角下的“产品监管”为模型、以事先审批为模式的监管路径,也即第六章提出的最低质量标准模式。格式条款的事先性规制路径,也即施用行政手段,将格式条款内容的审查提前化,配合事先性信息规制的规制尝试,以实现经营者信息披露成本、多数消费者信息处理成本、重复性司法成本的缩减。具体而言,应建立由“最低质量标准”和“安全性质量标准”组成的双层质量标准体系。对于未通过前者的格式条款,禁止其进入市场;对于通过前者但未达到后者标准的格式条款,提供方应施加实质性信息披露;对于通过后者的格式条款,提供方仅须履行形式性信息披露。该制度以统一的行政监管作为司法监管的前置性环节,在节约审判压力的同时促进评价标准的贯一性。
梁宝伟[4]（2019）在《1978—1992年民主法律化历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中国,中国共产党的每一项执政活动都引人瞩目,给人深思。“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改革开放以来,民主与法治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紧密,成为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执政方式。其中,民主法律化作为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艺术。民主法律化,就是将人民民主通过法律的方式加以稳定化、权威化。民主法律化源自1978年邓小平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思想论断。在邓小平思想论断的指导下,人民民主在法律的保障下不断迈进,推动着改革开放发展。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勇于担当,治国理政,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也使人民民主和法治建设迈入新时代。中共十九大报告把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和全面依法治国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方略,为今后继续推进人民民主和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指导。民主要发展,法治要加强,成为将来中国共产党坚持长期执政的重要准则。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和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具有历史思维、历史视野。1978年至1992年的这段时期,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时期,也是改革开放以后民主法律化的重要发展时期。由此决定了对这段时期民主法律化的研究,既是一个学术研究问题,也是一个事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通过研究这段时期民主法律化发展历程,梳理其发展脉络,看待其历史影响,总结其历史经验,有助于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道路自信和理论自觉,有助于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提供经验参考,增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能力。本文以1978年至1992年这段时期民主法律化进程为研究对象,从历史与逻辑相结合、宏观把握与微观考察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运用历史分析法、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等方法,综合运用党史学、政治学与法学等学科知识,对改革开放初期的民主法律化进程进行了研究。通过论述这段时期重要法律制定的背景原因、过程、主要内容和特点以及作用影响等,力图达到展示过程、梳理脉络、把握规律和总结经验。全文共分三大部分、七个篇章:第一部分为引言,独立成篇。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缘由及意义、研究综述、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创新点与难点。第二部分为正文,从第一章到第五章,对1978年至1992年这段时期民主法律化进程给予重点阐释。第一章介绍民主法律化的思想发端及内涵要求,第二、三、四章是对民主法律化具体实践过程的论述,第五章则对该实践过程进行了总结。第一章题目为“民主法律化思想的提出（1978）”。以邓小平“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思想论断为主要阐释,重点论述了民主法律化思想论断提出的历史背景及其内涵和要求。第二章题目为“民主法律化的起步（1979—1982）”。本章以1979年至中共十二大召开前为时间段节点,立足于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初步开始的时代背景,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有效恢复与法律建构、维护人民民主的刑法颁布等方面,主要对《地方人大和政府组织法》《选举法》《刑法》的制定过程、主要特点以及作用进行了分析。第三章题目为“民主法律化的展开（1982—1989）”。本章以中共十二大以后至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前为时间段节点,立足改革开放全面展开的时代背景,从中共十二大和中共十三大的战略决策对民主法律化的影响出发,从宪法的根本法律保障、人大制度的法律完善、民族区域自治的专门立法、村民自治组织法律的制定以及人民群众享有权益的扩大与法律保护的加强等方面,重点对《宪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全国人大议事规则》《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民族区域自治法》《村委会组织法（试行）》《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作了阐述。第四章题目为“民主法律化在坚持中发展（1989—1992）”。本章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至中共十四大召开前为时间段节点,从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对民主法律化的影响出发,围绕基本民主制度法律化的继续发展和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法律化的继续加强这两个方面,重点对《代表法》《城市居委会组织法》《集会游行示威法》《民事诉讼法》以及保护特定群体合法权益的法律等作了阐述。第五章题目为“基于民主法律化历程的认识和总结”。本章围绕1978年至1992年这段时期民主法律化历程,进行概括总结,重点阐述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分析了民主为什么要法律化和民主能够法律化,指出了实行民主法律化的必然性,以此从理论上阐述了民主法律化的合理性。二是分析了十四年民主法律化进程的历史影响,认为它较好贯彻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推动了人民民主和法治建设,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三是总结十四年中国共产党推进民主法律化的执政经验,主张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改革开放等八条经验。第三部分为结语章“对民主法律化与依法治国的思考”。本章在阐述第二部分的基础上,对民主法律化与依法治国之间的关系作了阐释,指出十四年民主法律化历程必然走向依法治国,而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是实现民主法律化,同时强调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要坚持民主法治的紧密结合。
江云[5]（2019）在《征地补偿安置争议协调裁决制度研究 ——以重庆市为样本》文中研究指明“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技术革新为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与重构奠定了基础,在世界司法改革与发展的浪潮中,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正演化为纠纷解决的重要途径。对于征地纠纷亦如此,如美国为应对土地征收引发的“诉讼爆炸”危机而兴起了“ADR运动”,以谈判、调解、和解等非诉讼替代性解决方式化解征地纠纷;英国则为处理征地纠纷建立了既非司法机关、亦非行政机关的土地裁判所。在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当前社会改革过程中的重要课题,其中,征地补偿安置争议协调裁决制度1的建立,丰富了征地纠纷的解决途径,成为了我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体系中的重要一元,虽然其具体程序在全国范围内尚无统一立法,但已有不少地区进行了一些有意义的尝试。2016年5月,重庆市发布了《重庆市征地补偿安置争议协调裁决办法》（简称<办法>）,为解决相关纠纷提供了指导,然而《办法》规定的协调裁决制度尚存在一些问题,致使实践中运行效果不佳。本文结合近年来重庆市W中院范围内的司法实践情况,揭示当前征地补偿安置案件面临的问题;以重庆市的《办法》规定为蓝本,结合其他省份的立法实践进行梳理分析,明晰协调裁决制度的主体、对象和程序;通过研究域外征地纠纷解决制度,总结其中具有启发性的做法与思路;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在现有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理念——以多元主体参与增强协调裁决主体的中立性和公正性,以多元机制设置拓宽纠纷解决的路径,并为行政相对人制作协调裁决清单,为协调裁决机关制作协调裁决流程推进图,进一步提高协调裁决制度的效率,从而优化协调裁决制度,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从结构上,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征地补偿安置争议与征地补偿安置争议协调裁决制度进行理论介绍与梳理分析。第二部分详细分析了当前集体土地征地补偿安置争议的情况,梳理了协调裁决制度的立法沿革和运行现状,并指出当前重庆市的征地补偿安置争议协调裁决制度可能存在的几个问题。第三部分主要论证征地补偿安置争议协调裁决制度的理念转变,先分析我国征地补偿安置争议协调裁决制度的理念及其缺陷,并通过对域外数国在解决征地纠纷方面的经验进行分析与总结,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引入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理念,完成征地补偿安置争议协调裁决制度的理念转变。第四部分从“主体”、“对象”“程序”三个方面提出完善我国征地补偿安置争议协调裁决制度的建议。
董哲[6]（2019）在《跨境支付系统法律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支付系统是市场经济下货币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持国家经济金融发展的重要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支付系统在金融体系中定位为“血液循环系统”,使其不仅成为连接商品交易和社会经济的血脉,而且成为风险传递的主要渠道。因此,其与国家经济发展、金融稳定密切相关。而跨境支付系统由于涉及跨境因素,因而面临更多风险,更加需要注重与其相关的规则制度的完善。另外,跨境支付系统与国际政治格局、国际金融治理等也息息相关。美元的国际货币主导地位与美元跨境支付系统的垄断优势,成为美国对其他主权国家动辄威胁进行单边金融制裁的重要依托。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上线,不仅有利于中国联合其他国际社会成员共同对抗金融强权、完善国际治理格局,而且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与“一带一路”建设,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文研究对象为提供大额跨境支付服务的跨境支付系统。根据服务对象与支付金额大小等标准,支付系统可以分为大额支付系统与小额支付系统。其中,跨境支付系统往往提供跨境的大额支付业务,因而成为国际经贸交往的关键,同时也成为系统性金融风险可能出现的高危地带之一。其也因此被归入系统重要性支付系统的范畴。对跨境支付系统的研究,目标在于明晰系统的具体规则制度并据此提出完善建议,从而降低系统运行风险,促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本文采用规范分析、比较分析、跨学科分析等研究方法,遵循国际金融法的研究脉络,从《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的分析入手,对跨境支付系统的法律基础、治理结构与风险管理这三个方面的规则制度展开分析,以期为上线不久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提供进一步的制度完善建议。除绪论和结论外,本文正文分为以下几章。第一章为总论,探讨了跨境支付系统研究的概念、特征等必要前提。第一,明确支付、跨境支付、支付系统、跨境支付系统等基本概念,并对跨境支付法律关系以及其中法律权利义务进行了系统梳理。跨境支付系统是对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所发生的国际间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算、实现资金跨境转移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第二节对全球跨境支付系统的起源与发展进行分析,主要包括了美元、欧元、英镑等主要国际货币跨境支付系统的产生以及发展现状。随后文章分析了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发展历程,包括了CIPS上线前在CNAPS支持下人民币跨境支付模式及其挑战,以及CIPS上线的重要作用等内容。第三节主要意在提出本文研究的问题,即对文章主题——跨境支付系统的法律问题进行了解析。从国际金融法研究角度出发,该主题可以被分解为三个小问题:跨境支付系统的国际标准研究;跨境支付系统的具体规则制度研究;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支付完善建议。后文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分析。第二章分析了跨境支付系统建设与监管制度构建的理论基础,具体包括支付经济学理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理论、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理论。其中,支付经济学理论对支付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支付经济学视角下大额支付系统的作用与发展趋势,支付经济学视角下的金融安全与效率价值平衡等内容进行分析。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理论,则主要包括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定义与识别标准,以及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角度的金融风险应对,并结合美国与欧盟的实际标准,分析了跨境支付系统的系统重要性在实践中的认定标准。最后,文章分析了金融监管中常见的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理论,并对二者进行了对比分析。第三章探讨了有关跨境支付系统相关的国际标准的问题。第一节主要分析了国际标准发布的背景。新形势下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跨境运营监管面临诸多挑战。为应对挑战,相应国际监管机制合作以及国际监管规则合作随之出现。这也成为有关国际标准出台的背景与依托。第二节分析了《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与跨境支付系统相关原则。《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有关支付系统的内容,核心内容继承自《系统重要性支付系统核心原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发展与补充。《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的相关原则可以被总结归纳为法律基础、治理结构与风险管理等几个方面。第三节探讨了跨境支付系统国际标准的法律性质。现有研究或将其视为国际习惯法,或将其视为国际软法。文章对于国际习惯法与国际软法的特征进行了比较分析,并结合前述国际标准的具体内容与特征,认定《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具有国际金融软法性质。第四章分析了具有代表性的美欧跨境支付系统运营与监管法律基础的问题。文章第一节对于美国与欧盟的跨境支付系统法律基础的立法模式进行了总结。其中,美国模式表现为联邦法律与州一级法律相结合,而欧盟模式则是欧盟层级指令与条例与成员国层面的国内法结合。第二节结合美欧不同的立法模式,对于美元跨境支付系统CHIPS与欧元跨境支付系统TARGET2与EURO1的法律基础进行了对比分析,包括了法律适用规则、结算最终性规则、恢复与处置规则等方面基本规则。在探讨前述跨境支付系统的所在地域的具体法律制度之后,文章在第三节对调整跨境大额支付法律关系的联合国《国际贷记划拨示范法》进行了分析梳理,并将其与美国《统一商法典》等规则进行了比较研究,分析了它们在法律性质、法律效力、跨境支付系统是对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所发生的国际间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算、调整范围等方面异同。第五章分析了有关跨境支付系统治理结构的问题。第一节探讨了美欧跨境支付系统运营者的组织形式,主要包括了组织架构、管理与决策机制等。其中,CHIPS为有限责任公司形式,EURO1为股份有限公司形式,二者均为私营机构所有并运营,并且具有公司类似的多层次决策机制。TARGET2则由欧元体系所有并负责运营,后者属于欧盟层面的公共性质实体机构,具有不同于公司形式的多层级的决策机制。第二节主要探讨了美欧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准入的具体标准,主要包括了初次准入标准、参与者层级管理与参与者风险持续评审等制度。第三节则探讨了它们的公共利益权衡、信息披露以及内部审计等制度。其中,公共利益权衡部分,对于三个支付系统的公共利益体现与考量进行了比较分析。信息披露则主要分析了CHIPS所独有的利益冲突披露以及回避制度。第六章分析了有关跨境支付系统风险管理的问题。支付系统风险可以分为结算风险、运行风险与系统性风险这三类。文章第一节探讨了结算风险管理问题,包括了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的界定与危害性,结算风险管理的原理,以及美欧跨境支付系统的结算风险管理的规则制度。第二节探讨了运行风险管理问题,包括了法律风险、操作风险与商业风险的含义与表现,运行风险管理的原理,以及美欧跨境支付系统运行风险管理的规则制度。第三节系统性风险管理则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系统性风险的界定与成因;系统性风险的传导与管理控制的原理;美国、欧盟与英国对于系统性风险管理控制的监管规则制度。相应的系统性风险管理国际经验,值得我国借鉴。第七章分析了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制度完善问题。第一节分析了CIPS法律基础的不足与完善。CIPS法律适用、结算最终性、恢复与处置规则以及支付系统监管规则存在具体法律法规缺失或效力层级较低,缺乏具有操作性的规则制度等不足,需要有针对性的立法进行完善。第二节分析了CIPS治理结构的问题与完善。其中,CIPS运营者组织形式存在股权结构较为单一、决策机制不明等问题。CIPS参与者准入标准则存在国籍要求倒退,可能导致法律适用问题与相应法律风险,未来需要结合CIPS全球运营状况,分阶段予以解决。另外,CIPS还存在信息披露不充分等问题,未来可以结合组织形式完善一并解决。第三节分析了CIPS风险管理制度不足与完善。CIPS风险管理不足表现为结算规则疏漏、违约管理机制缺失、数据备份中心建设不足等问题,未来可以在借鉴CHIPS、EURO1经验的基础上予以完善。在系统性风险管理完善方面,未来中国监管部门可以借鉴美国欧盟的规定,确定具有操作性的具体SIFIs识别标准,并明确由具体的部门承担SIFIs识别与监管职责等,降低系统性风险出现的概率。
熊明明[7]（2019）在《“罪后”行为人因素刑法评价问题研究》文中提出行为符合犯罪构成要件后,行为人的认罪态度及外化的事后行为是人格在“罪后”的集中表现,“罪后”行为人因素的刑法评价在本质上是事后人格能否影响定罪、量刑,以及如何影响的问题。长期以来,犯罪预备、未遂、既遂、中止被视为犯罪的终止形态,任何事后行为不可能影响到“已终止”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判断,只能作为征表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影响预防刑的量刑情节,这一通说几乎无人去质疑。但是,基于人格具有的稳定性、一致性特征,人格的评价似乎超越了罪前、罪中、罪后的时间划分,从人格影响定罪量刑的独立作用出发,罪后行为人因素在刑法中的地位与上述理论通说出现了逻辑悖论。特别在法律现实主义思潮影响下,我国刑事司法改革契合世界潮流、倡导“问题导向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刑事和解、认罪认罚从宽、恢复性司法等一系列刑事司法创举使我国“协商-恢复”式的刑事司法模式轮廓初现,在此背景下,“罪后”行为人因素的作用需要重新定位。人格作用下的事后法益恢复或扩大法益侵害的事实可成为犯罪成立考察的内容,一定条件下,法益恢复行为在犯罪构成要件外发挥非罪化或非刑罚化功能;量刑上,法益恢复行为可以成为影响责任刑的情节,基于悔罪形态的层次性,罪后态度及其悔罪表现亦呈现层次化;为了实现罪后情节全面评价,应合理确定“罪后”行为人因素的评价范围,并进行法定化、分层化、规范化评价。本文以刑法实现社会关系恢复功能为视角,探寻罪后行为人因素在刑法中的功能定位,挖掘“罪后”人格影响定罪量刑的理论根基,在系统梳理“罪后”行为人因素外化类型的基础上进行刑法评价的层次化架构。最后,针对刑法、《常见犯罪量刑指导意见》关于罪后行为人因素评价的不足提出完善建议。全文除引言外,分为七章。第一章是“罪后”行为人因素概述。首先,基于人的主体性追问犯罪本质,从而展开对人格评价重要性的思考,根源上,行为人罪后行为仍然是其内在人格和主观恶性的外化。接下来,在肯定人格独立作用的基础上,阐释“罪后”行为人因素概念,即:在实施完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之后,国家追究刑事责任以前,行为人所实施的影响定罪或量刑的且能够征表行为人个人特质的,具有稳定性特征的生理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属性因素的总称,罪后行为人因素的评价在本质上是行为人的评价与罪后行为评价的有机统一。最后,通过与人身危险性、事后不可罚行为、犯罪中止行为、加重情节、罪过、主观恶性、犯罪主体等相似概念的比较,阐明“罪后”行为人因素概念的基本蕴含。第二章是“罪后”行为人因素刑法评价的现状、类型与实质。通过对当前文本规范、司法实践中罪后行为人因素评价现状的归纳、总结,以及在此基础上所作的类型化细分,旨在揭开罪后行为人因素刑法评价面纱,引出对罪后行为人因素刑法评价实质的探讨。整体而言,罪后行为人因素刑法评价呈现扩大化、精细化趋势,甚至已突破了传统刑法理论的认知定位,事后行为对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的影响见于规范文本之中,并在不同的刑事司法模式下得以运用,即一定条件下被赋予定罪功能。但是,事后法益恢复行为并未引起足够重视,我国司法实践尚未形成层次化地认罪、悔罪评价体系,认罪态度影响量刑程度不明、刑事和解范围有限。在我国刑法语境下,罪后行为人因素评价可分为影响社会危害性评价类型、影响人身危险性评价类型和受政策作用的评价类型,具体发挥着补充构成要件、征表人身危险性、影响法益侵害程度、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等作用。本体论上,罪后行为人因素的刑法评价是关于行为人的综合性评价,是对行为主体人格的判断,是行为人对规范的现实态度的一种确认,在社会危害性的判断中发挥着补充和辅助作用;因此,罪后行为人因素刑法评价的本质是:行为与行为人评价的统一;现实危害与可能危害的再确认;实现刑法惩罚、预防和修复功能的统一;是罪刑相适应的必然要求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体现。第三章阐述了罪后行为人因素刑法评价在我国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理论上的困境。司法实践中罪后行为人因素评价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评价呈现“就事论事”的碎片化;二是评价呈现“平面化”;三是事后法益恢复行为影响定罪的关注不足;四是罪后行为人因素的非典型性、酌定性特征引发了量化难题;五是立法应对不足,《常见犯罪量刑指导意见》中罪后情节的规定不足以评价事后法益恢复行为,罪后态度在量刑中的地位以及如何影响量刑缺少规范化指引。刑法理论中,关于罪后行为人因素评价的功能定位存在争议,主要表现为能否影响定罪、以及量刑上是否仅限于调节基准刑。第四章旨在说明罪后行为人因素评价的现实必要性。在宏观层面,法律现实主义思潮以及刑法对行为人评价的发展趋势决定了行为人因素评价的重要性。法律现实主义意味着法律不仅仅是解决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的可操作的技术,而是人本主义解释范式下沟通文本与现实的纽带,此时,反映行为人主体地位的人权、人格、人道、人情等概念的价值在刑法评价中得以凸显。由于行为人刑法作为行为刑法补充的融合径路得到了学者的推崇,在“行为+人格”的二元评价模式下,征表人格的罪后行为人因素成为具有选择性或辅助地位的定罪要素。在微观层面,域外刑法大多采取刑罚与保安处分并列的二元模式,并形成了多元的罪后人格评价制度。诸如刑罚的推迟宣告制度、个人解除刑罚事由、悔罪免责制度、认罪量刑协商制度、以及量刑前人格调查报告制度等,进一步表明:罪后态度及其悔罪表现是行为人从宽处理的前提基础。在“恢复-协商”式刑事司法模式下,认罪、悔罪或与法律合作的人格是轻微犯罪非罪化或非刑罚化的前置要件。第五章旨在探明罪后行为人因素影响定罪的理论根基。事后行为人因素的判断能够使处于立案标准边缘的行为出、入罪,或者其外化的事后行为被立法者直接类型为犯罪构成要件要素。基于“或联说”的基本立场,罪后行为人因素影响定罪除了征表犯罪人格这一限制性条件外,还需要犯罪行为接近出入罪的临界点。罪后表现之所以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影响定罪,既有哲学、文化等宏观层面的原因,也有政策和法理以及法学层面的微观基础。宏观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下法益侵害程度的判断必然属于动态、辩证的过程,会因事后法益恢复的补救行为而折抵,是其一;其二,主体间性哲学思潮因为强调主体间的沟通、协商,为刑事纠纷解决提供“协商-恢复”式的评价视角。此外,“和合”的传统观念、以及融合“常识”“常理”“常情”的现代法治需求也为罪后行为影响定罪提供了正当根据。微观上,宽严相济的政策导向、以及预防因素对责任阶层的入侵是罪后行为影响定罪的政策和法理基础;可恢复性法益概念的提倡、人格出入罪功能的确认以及“但书”规定,为事后行为影响定罪提供了合理阐释的依据。因为影响定罪的事后行为人因素及其外化行为符合客观处罚条件的形式特征,在实质上作为处罚阻却事由所发挥的刑罚限制功能亦与客观处罚条件相吻合,故影响定罪的事后因素宜归属于客观处罚条件。第六章试图寻找罪后行为人因素影响量刑的理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罪后行为人因素量刑评价的分层化。并合主义刑罚根据论作为刑罚正当化的依据是现代刑法的理性选择,“罪后表现能够影响犯罪严重程度的判断”、“量刑个别化的客观需求”、“满足恢复性司法以及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现实需要”也为罪后行为人因素影响量刑提供了正当理由。就罪后行为人因素影响量刑而言,本文从规范化观念重塑到分层评价的方向选择,再到分层评价的路径展望,全方位地阐释了罪后行为人因素在量刑中的分层化构造。实现全面评价需要合理确定酌定情节范围,人格成因、罪后常态、社会影响、群众反映、民愤、以及与犯罪行为无关的被告人品质等不宜纳入罪后行为人因素的评价范围。罪后行为人因素评价需要重申并合主义“责任限制预防”的价值主张,并伴随事后行为对法定刑选择、责任刑确定、预防刑确定、以及宣告刑的影响而呈现不同的层级性。在评价方向的选择上,数字僵化式评价弊端倒逼“分层评价+量化评价”模式的形成,对量刑基本方法的反思亦促进罪后行为人因素“全面评价”的层次化构建。在分层评价的路径上,情节的正确识别是前提。事后法益恢复一定条件下可以视为影响责任刑的情节,轻微犯罪中甚至可以作为确定量刑起点的事项;扩大法益侵害的事后行为、定罪剩余事实可以作为基准刑确定时考虑的内容。对于影响预防刑的情节,首先需要正确区分于犯罪后常态,按照“先从重再从轻”的顺序排列。总之,对反映罪后态度的事实进行评价时不能一概以预防刑情节视之,需要正确判断其性质。第七章是关于罪后行为人因素刑法评价的立法完善与展望。首先,转变评价理念,尊重多元评价模式的前提下倡导“协商-恢复”式司法理念,如果罪行轻微,可设置一个需罚性判断阶层（刑罚阻却事由）,通过事后行为人因素的评价,把不需要刑罚惩罚的情形在该阶层的筛选下排除出去;量刑方面,在“惩罚”和“预防”的传统刑罚目的中增加“恢复”内容,法益恢复的状况关系量刑的从宽幅度。其次,完善罪后行为人因素的评价制度,增加指导和规范酌定情节适用条款,使罪后态度影响量刑法定化;完善《常见犯罪量刑指导意见》中有关罪后情节的评价规定,使其能够积极回应多元化刑事司法模式的实践需求,将事后法益恢复行为类型为独立的量刑情节。最后,在传统司法模式的基础上,尝试构建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形成我国特色的罪后行为人因素评价体系。
王轲[8]（2018）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民主是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共通价值目标,人类文明在砥砺向前的进程中以政治文明作为其核心要素。人类自古希腊开始就从多重视角致力于将民主的涵义做一个精准的解读,然而民主的内核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人民的政权、多数人的统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民主的呈现形式有所不同。在漫长的社会政治实践中,选举民主自站上西方民主政治舞台之日起,就迅速融入规模庞大、事务繁杂的现代国家。在实际运行进程中,选举民主逐步暴露出天然劣势,注重民主准入步骤却忽略民主决策进程,施政方略的周期性更迭耗费了高昂的社会运转成本,倾轧式选战放大了国内族群、社会及文化方面的问题。协商民主在批判选举民主弊端的基础上复兴,政党协商因其聚合功效更处于显要位置。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民主政治理论,扬弃了人类社会一切政治文明成果,吸收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经验,统一战线思想与多党合作理论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列宁在领导俄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付诸实践,开了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协商的先河,东欧地区四个国家也对政党协商进行了积极探索。但是由于无产阶级政党认识视角的单一性并且未能处理好同其他党派关系,原苏东地区国家的政党协商以失败告终。政党协商在中国的生根、生存、生长,植根于中国历史任务、革命实际和建设发展的现实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回应中国人民呼声而做出的重大历史抉择。本文首先简析了民主政治的兴起与政党协商的发展,概述了国际共运史上的政党协商及其经验教训,回顾了政党协商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随后,本文从理论、文化、制度、实践四个维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进行深入探讨,展现出其理论的生命力和实践的独创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其鲜明特色、独特优势和时代价值得以充分呈现,助力国家在国际范围内民主话语权竞争中把握主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面对国内外政治生态环境的变化,既有积极利好的发展机遇,也有不可回避的困境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在新时代的发展,回应“中国梦”内蕴的现代民主要义。相较于西方政治斗争的“乱”,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治”意义非凡。执政党和参政党相向而行、良性互动的协商合作关系,为世界政党政治的丰富和拓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高乐[9]（2019）在《居民委员会“两难困境”研究 ——基于权力的分析视角》文中研究说明针对居委会的行政化,实务界（在理论界的建议下）推行了以民主选举、政社关系厘清及社区组织体系优化等措施为主要内容的居委会去行政化改革。然而,这些改革并没有能让居委会充分履行其自治职能,反而是让居委会陷入了“要么继续行政化,要么被边缘化”的“两难困境”。这对于基层群众自治的实现以及社区治理乃至城市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言,都是非常不利的制约因素。因此,本文所研究的问题就是如何让居委会摆脱去行政化改革中所遭遇的“两难困境”?为能对这个问题予以有效的剖析,本文选择了“权力”作为分析视角。第一章首先基于对权力动态运作过程的考察赋予了“权力”一个操作性定义,并由此析出权力的三个核心要素:权力资源、权力意图与权力指向,进而用它们构建出本文的分析框架。基于这一分析工具,本文第二章对居委会当前的权力运作格局进行了剖析。本章指出,现有去行政化改革试图通过事务分割及组织分设的方式来恢复居委会的自主管理权力,并让之在独立的领域得到充分的运作。然而,由于居委会的权力运作在资源基础、运作指向与主体意图方面都存在诸多问题,导致其自主管理权力无法得到有效的运作,进而陷入“两难困境”。第三章试图跳出现有改革所带来的自主管理权力与行政权力的二元对立格局,从居委会的参与权力以及协调监督权力的运作维度寻求突破“两难困境”的新思路。这一章主要围绕着居委会这两种权力与行政权力所形成的非二元对立式的双向制衡关系,以及在这种新权力格局之下居委会的这两种权力为何能得到有效运作展开论证。第四章则通过对其资源基础、主体意图以及运作指向在现实中的可行性之考察,对居委会的参与权力以及协调监督权力在当下我国的可实现性予以了证实。第五章具体分析了两个典型案例:北京朝阳区麦子店的“问政”实践以及深圳南山区所推行的居委会“枢纽化”相关实践,由此设计出了一套推动和保障居委会权力有效运作的制度体系。结语和展望部分对本文的基本结论从两个维度进行了概括,并就本文所研究问题在宏观层面所涉及的两个问题作了简单的引申。
俞灵灵[10]（2018）在《移动电商领域不正当竞争案件的司法裁判研究 ——以中国裁判文书网59份判决书为样本》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移动电商领域竞争模式的升级、一般条款的抽象性和立法者认识能力的局限性,使得法官在裁判时难以沿用传统电商领域不正当竞争的裁判方式,难以用现有的具体规则去处理这些不正当竞争行为,实践中往往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形。因此,站在移动电商的大背景下,从判决书本身出发对上述司法难点进行甄别考量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以中国裁判文书网涉及移动电商领域不正当竞争的59份判决书为样本,从宏观视角对样本进行实证分析,从微观视角对裁判的现状进行探究,发现法官难以厘清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之间的关系,对竞争关系认定态度模糊,对竞争行为的正当性判定存在疑问。而对竞争行为正当性判定存疑又具体表现为三点,一般条款适用泛道德化、说理论证两级分化及同等情形不同对待。在此基础上,本文探析了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法官对法律的适用理论存在误读,一般条款本身的抽象性及道德性影响了法官理性审判,司法论证及配套机制的缺乏导致了法官难以寻得正义。经由剖析,本文分别从条文本身、法官本身及配套措施出发提出了针对性建议,即细化一般条款以遏制泛道德化现象;严格法律的适用程序和加强说理论证以约束法官审慎裁判;提升不正当竞争案件的审判级别、优化电子证据机制和建立案例族谱以弥补配套措施的缺失。我国新《反不正当竞争法》于2017年11月4日颁布,而本文的研究是建立在新法颁布前,法官对不正当竞争案件的审判是依托旧法来实现的。新法的颁布完善了旧法在新商业时代所暴露出的弊端。而本文通过判决分析提出针对性建议也与新法部分所修之处契合。
二、法制现代化:规则模式及其指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法制现代化:规则模式及其指向（论文提纲范文）
（1）亚里士多德公民教育思想及其当代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四、论文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的现实境遇与亚里士多德智慧 |
| 第一节 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的相关概念 |
| 一、公民道德 |
| 二、公民道德教育 |
| 三、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 |
| 第二节 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面临的困境 |
| 一、公民道德认知模糊 |
| 二、公民道德行为失范 |
| 三、公民道德实践知行不一 |
| 第三节 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面临困境的原因 |
| 一、公民道德资源的理论供给不足 |
| 二、公民道德资源的制度供给不足 |
| 三、公民道德资源的实践供给不足 |
| 四、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与亚里士多德公民教育 |
| 第二章 亚里士多德公民教育的目的 |
| 第一节 人的本性与目的 |
| 一、自然目的论 |
| 二、人本质上是理性的动物 |
| 三、人在本性上是政治动物 |
| 四、公民的本质 |
| 第二节 城邦的本性与目的 |
| 一、城邦本质论 |
| 二、城邦有机论 |
| 三、城邦目的论 |
| 第三节 幸福及其实现 |
| 一、幸福的本质 |
| 二、好人与好公民 |
| 三、公民教育 |
| 第三章 亚里士多德公民教育的内容指向 |
| 第一节 伦理德性 |
| 一、伦理德性的养成 |
| 二、伦理德性是一种品质 |
| 三、伦理德性与中庸 |
| 第二节 实践智慧 |
| 一、实践理性与实践智慧 |
| 二、伦理德性与实践智慧 |
| 三、实践智慧的构成要素 |
| 第三节 理论智慧 |
| 一、沉思与幸福 |
| 二、沉思的生活与道德 |
| 第四章 亚里士多德公民教育的自然进路 |
| 第一节 天赋培育 |
| 一、婚姻与怀孕期 |
| 二、婴幼儿期(0-7岁) |
| 第二节 习惯养成 |
| 一、少年期(7-14岁) |
| 二、青年时期(14-21岁) |
| 第三节 理性教育 |
| 一、教育课目主要是伦理学与政治学 |
| 二、教育的主体是政治学家 |
| 三、教育的目的是闲暇 |
| 第五章 亚里士多德公民教育的生成路径 |
| 第一节 正义：城邦原则 |
| 一、政治正义 |
| 二、优良城邦 |
| 三、优良政体 |
| 第二节 友爱：城邦纽带 |
| 一、友爱及其类型 |
| 二、友爱与自爱 |
| 三、政治友爱与城邦正义 |
| 第三节 法治：良法善治 |
| 一、德法合一 |
| 二、人治还是法治 |
| 三、法治的本质内涵 |
| 第六章 亚里士多德公民教育思想的当代启示 |
| 第一节 亚里士多德自由教育思想的当代启示 |
| 一、自由教育 |
| 二、德福一致 |
| 三、个人幸福与人民幸福 |
| 第二节 亚里士多德自然教育思想的当代启示 |
| 一、自然教育 |
| 二、德育为本 |
| 三、全员育人 |
| 第三节 亚里士多德生活教育思想的当代启示 |
| 一、生活教育 |
| 二、德行有用 |
| 三、制度正义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2）核心价值观的司法维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对象 |
| (三)拟解决的问题 |
| (四)选题的价值和意义 |
| 二、文献梳理及评价 |
| (一)对现有研究的宏观分析 |
| (二)对现有研究的中观考察 |
| (三)对现有研究的微观透视 |
| (四)对现有研究的总体评价 |
| 三、分析框架与方法 |
| (一)本文的分析框架 |
| (二)本文的分析方法 |
| 四、本文的创新和局限 |
| (一)本文可能的创新 |
| (二)本文的局限 |
| 第一章 核心价值观的意涵及司法维护需求 |
| 第一节 核心价值观的概念与特性 |
| 一、核心价值观及相关概念的厘定 |
| (一)价值与价值观的含义 |
| (二)核心价值观的概念厘定 |
| (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与确认 |
| 二、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特性 |
| (一)核心价值观的意识形态性 |
| (二)核心价值观的相对稳定性 |
| (三)核心价值观的非法律规范性 |
| 第二节 核心价值观的内部构造与外部关系 |
| 一、核心价值观的内部构造 |
| (一)核心价值观的结构要素 |
| (二)潜在的内部张力与外部角力 |
| 二、核心价值观的外部关系 |
| (一)核心价值观与道德 |
| (二)核心价值观与法律原则 |
| (三)核心价值观与公共政策 |
| 第三节 核心价值观的司法维护需求 |
| 一、借助司法活动维护核心价值观权威 |
| (一)司法活动维持核心价值观的权威 |
| (二)司法活动输出核心价值观的权威 |
| 二、经由司法活动将核心价值观具象化 |
| (一)核心价值观抽象性的解释需求 |
| (二)核心价值观体系化的必然要求 |
| 三、通过司法活动解决内外部冲突 |
| (一)内部张力需通过司法活动调和 |
| (二)外部角力需在司法场域最终解决 |
| 小结 |
| 第二章 核心价值观的司法维护理据 |
| 第一节 司法维护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支撑 |
| 一、核心价值观的司法维护具有普遍性 |
| (一)我国历史上司法对核心价值观的维护 |
| (二)域外司法对核心价值观的维护 |
| (三)简要的结论与启示 |
| 二、无法绕开的司法价值判断 |
| (一)司法活动中的价值判断 |
| (二)价值判断提供的制度性空间 |
| 三、与司法功能发挥向度内在契合且双向塑造 |
| (一)司法的具体功能及其发挥向度 |
| (二)两者之间的内在契合 |
| (三)两者之间的双向塑造 |
| 第二节 司法维护核心价值观的规范依据 |
| 一、司法维护核心价值观的宪法依据 |
| (一)宪法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 |
| (二)宪法第24条中“国家倡导”的准确解释 |
| (三)宪法第24条对司法机关的要求 |
| 二、司法维护核心价值观的一般法律依据 |
| (一)各类法律规范中的“核心价值观条款” |
| (二)类型识别与效力观察 |
| 第三节 司法维护核心价值观的现实动力 |
| 一、司法维护核心价值观的政治动力 |
| (一)促进国家整体价值观统合 |
| (二)助力完善中国特色司法制度 |
| 二、司法维护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动力 |
| (一)多元价值观冲突的司法整合需求 |
| (二)社会主流价值取向的司法引导需求 |
| 小结 |
| 第三章 核心价值观的司法维护方法 |
| 第一节 核心价值观的司法转译 |
| 一、核心价值观司法转译的意涵 |
| (一)何为核心价值观的司法转译 |
| (二)核心价值观司法转译的特征 |
| 二、核心价值观司法转译的具体径路 |
| (一)司法解释转译核心价值观 |
| (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转译核心价值观 |
| (三)发布指导案例转译为参考依据 |
| 第二节 核心价值观的司法适用 |
| 一、核心价值观司法适用的意涵 |
| (一)何为核心价值观的司法适用 |
| (二)核心价值观司法适用的特征 |
| 二、核心价值观司法适用的具体路径 |
| (一)作为裁判依据的解释性适用 |
| (二)作为说理依据的论证性适用 |
| (三)对法律漏洞的填补性适用 |
| 第三节 核心价值观的司法调和 |
| 一、核心价值观司法调和的意涵 |
| (一)何为核心价值观的司法调和 |
| (二)司法调和核心价值观的能力 |
| (三)核心价值观冲突的类型表现 |
| 二、核心价值观司法调和的两条进路 |
| (一)核心价值观内部张力的司法调和 |
| (二)核心价值观外部角力的司法调和 |
| 第四节 核心价值观的司法宣示 |
| 一、核心价值观司法宣示的意涵 |
| (一)何为核心价值观的司法宣示 |
| (二)核心价值观司法宣示的特征 |
| 二、核心价值观司法宣示的路径 |
| (一)通过典型案例宣示核心价值观 |
| (二)通过司法调解宣示核心价值观 |
| (三)通过司法建议宣示核心价值观 |
| (四)通过司法救助宣示核心价值观 |
| 小结 |
| 第四章 核心价值观的司法维护限度 |
| 第一节 核心价值观的司法维护类型 |
| 一、司法对核心价值观的隐性抽象维护 |
| (一)隐性抽象维护的含义 |
| (二)隐性抽象维护的特征阐释 |
| 二、司法对核心价值观的显性具体维护 |
| (一)显性具体维护的含义 |
| (二)显性具体维护的条件 |
| 三、隐性抽象维护与显性具体维护的关系 |
| (一)本质上两种维护功能趋同 |
| (二)顺位上隐性抽象维护优先 |
| (三)效果上显性具体维护更强 |
| 第二节 司法维护核心价值观的立场 |
| 一、积极的司法态度和意识 |
| (一)司法系统整体的积极态度与意识 |
| (二)司法人员个体的积极态度与意识 |
| 二、谦抑的司法技术使用 |
| (一)以案件审理为中心维护核心价值观 |
| (二)核心价值观的维护须接受程序约束 |
| (三)在符合形式正义下维护核心价值观 |
| 第三节 司法维护核心价值观的界限 |
| 一、禁止核心价值观向一般条款逃逸 |
| (一)何为向一般条款逃逸 |
| (二)核心价值观向一般条款逃逸的弊端 |
| 二、不宜脱离具体规则阐释核心价值观 |
| (一)核心价值观对规则的补强论证 |
| (二)脱离具体规则适用的严格条件 |
| 三、不能逾越司法的供给能力 |
| (一)承认司法资源与司法供给能力的有限性 |
| (二)不能逾越司法供给能力的具体要求 |
| 小结 |
| 第五章 核心价值观的司法维护实践审思 |
| 第一节 核心价值观的司法维护实践 |
| 一、基于司法裁判的实证考察 |
| (一)样本的选取及限定 |
| (二)样本数据的呈现及初步分析 |
| 二、基于其他司法行为的实证考察 |
| (一)样本的选取及限定 |
| (二)样本的呈现及初步分析 |
| 第二节 司法维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
| 一、司法维护核心价值观的意愿不足 |
| (一)使用核心价值观的案件范围较窄 |
| (二)很少回应当事人使用核心价值观的诉求 |
| (三)裁判说理中适用核心价值观的频率较低 |
| (四)其他司法行为中很少使用核心价值观 |
| 二、核心价值观的司法适用混杂不清 |
| (一)核心价值观的适用标准不明确 |
| (二)核心价值观的适用方式不清晰 |
| (三)未将核心价值观与道德进行区分 |
| 三、裁判中核心价值观的适用过于粗糙 |
| (一)裁判中运用核心价值观说理不充分 |
| (二)忽视核心价值观的内外部冲突 |
| (三)对核心价值观的适用普遍模板化 |
| 四、对上述问题成因的集中分析 |
| (一)对核心价值观的理解不够准确 |
| (二)未充分掌握核心价值观司法维护方法 |
| (三)核心价值观司法适用没有统一标准 |
| (四)司法资源和司法供给能力有限 |
| 第三节 核心价值观司法维护的完善思路 |
| 一、增强维护核心价值观的意愿和能力 |
| (一)增强维护核心价值观的意愿 |
| (二)提高维护核心价值观的能力 |
| 二、统一核心价值观的司法适用尺度 |
| (一)厘定核心价值观司法适用的案件类型 |
| (二)明确核心价值观作为裁判依据适用的条件 |
| (三)明确核心价值观作为说理依据的适用方式 |
| (四)区分核心价值观适用与纯粹的道德判断 |
| 三、正确使用司法维护方法进行立体维护 |
| (一)加大核心价值观司法转译的力度 |
| (二)继续推进核心价值观的司法适用 |
| (三)切实调和核心价值观内外部冲突 |
| (四)对核心价值观进行多途径司法宣示 |
| 四、有效平衡司法供给能力与核心价值观维护 |
| (一)不宜通过惩罚机制推进核心价值观维护 |
| (二)避免陷入后果导向主义的裁判误区 |
| (三)不能逾越司法能力进行“运动式”维护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科研情况 |
（3）格式条款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课题来源及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分析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 |
| (三) 国内外研究现状简析 |
| 三、本文创新点及不足 |
| (一) 本文主要创新点 |
| (二)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格式条款规制目标的再认识 |
| 第一节 从卡尔多-希克斯改善到帕累托改善: 契约自由原则要求的再造 |
| 一、格式条款对契约自由原则的冲击 |
| 二、帕累托改善的形式证成 |
| 三、格式条款规制的正当性基础之一: 意思自治的维护 |
| 第二节 格式条款的博弈分析:契约正义原则要求的再造 |
| 一、格式条款对契约正义原则的冲击 |
| 二、合作剩余分配的异化 |
| 三、格式条款规制的正当性基础之二: 给付均衡的矫正 |
| 第三节 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目标下的国家模式 |
| 一、公法路径与私法路径二分法的勘误 |
| 二、国家模式与市场模式二分法的勘误 |
| 三、由事后监管向事先监管的延伸 |
| 第四节 规制范围的限定:司法实践与交易实践视域下的格式条款 |
| 一、格式条款的认定标准 |
| 二、格式条款法律性质的基本理论 |
| 三、格式条款的法经济学解读 |
| 四、规制单位:格式合同亦或格式条款 |
| 五、格式条款规制的层次化要求 |
| 第二章 我国格式条款法律规制实态 |
| 第一节 格式条款的《合同法》规范逻辑 |
| 一、第39条第1款与第40条关系辨析 |
| 二、第40条与第52、53条逻辑关系的辩证分析 |
| 三、第40条与《合同法解释二》第10条的逻辑关系 |
| 第二节 以《合同法》为依据的格式条款司法审判实态 |
| 一、最高法院的监管逻辑:动态均衡的实践 |
| 二、地方各级法院的监管逻辑:信息规制的强化与异化 |
| 第三节 格式条款的其他部门法规制路径 |
| 一、格式条款的消费者法规制路径 |
| 二、格式条款的保险法规制路径 |
| 三、格式条款的反垄断法规范路径 |
| 第三章 格式条款信息规制理论的反思与修正 |
| 第一节 市场机制的异化:传统磋商程序之困境 |
| 一、有限理性下的消费者认知局限 |
| 二、有限理性下的消费者决策困境 |
| 三、基于“成本-效益”分析的“理性忽略” |
| 四、逆向选择模型:低质量格式条款的生成机制 |
| 第二节 信息规制标准:格式条款提供方的提示与说明义务 |
| 一、格式条款提供方的提示义务 |
| 二、格式条款提供方的说明义务 |
| 第三节 信息披露的层次化改进 |
| 一、以条款显着性为标准 |
| 二、以条款异常性为标准 |
| 三、以实证研究为标准 |
| 第四节 信息规制的实质化改进 |
| 一、标准化信息提供 |
| 二、信息加工手段的创新:第三方机构与质量评级 |
| 三、合同创新:格式合同的“组合式”/“菜单式”设计 |
| 四、电子商务中电子格式条款的披露创新 |
| 第五节 信息规制的法律效果 |
| 一、未成立与无效之辩 |
| 二、提示与说明义务作为成立要件之证成 |
| 第六节 软家长主义助推与信息规制之配合 |
| 一、软家长主义助推的决策辅助功能 |
| 二、信息规制与助推的适用范围厘定 |
| 三、助推的具体适用方法 |
| 第七节 信息规制与法律行为法的分工 |
| 一、法律行为法的功能定位与规制立场 |
| 二、信息义务的标准:以法律行为法为参照 |
| 三、信息规制的功能性重构 |
| 第四章 格式条款的内容控制理论 |
| 第一节 传统型与现代型内容控制规范的适用 |
| 一、格式条款内容控制规范的立法体例 |
| 二、我国传统型与现代型内容控制规范体系 |
| 三、合同亦或条款——内容控制规范群适用范围的划分 |
| 第二节 格式条款内容控制的特别规范 |
| 一、不当条款进路的具体化:合同法第40条 |
| 二、公平原则的适用:合同法第39条第1款 |
| 三、免责条款的特别规则:合同法第53条 |
| 第三节 一般内容控制规范及合同法基本原则的适用 |
| 一、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 |
| 二、公序良俗原则的适用 |
| 三、显失公平原则的适用 |
| 四、商事交易特殊规则的适用 |
| 第五章 格式条款的解释规则 |
| 第一节 大陆法系格式条款解释规则:以客观解释为原则 |
| 一、意思主义与表示主义之争 |
| 二、客观解释规则:以通常理解为解释 |
| 三、不利解释规则 |
| 第二节 美国法上的格式条款解释规则:非情境化标准 |
| 一、合同解释的基本原则: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第211(1)条 |
| 二、格式条款解释原则: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第211(3)条 |
| 第六章 格式条款的事先性审查:最低质量标准路径 |
| 第一节 双重规制路径的功能界限 |
| 一、信息规制效果的局限性 |
| 二、内容控制效果的局限性 |
| 第二节 规制逻辑的结构性转变:事先性标准的优越性 |
| 一、基于规制成本的优化选择:由事后规制到事先规制 |
| 二、对于规制技术的优化选择:规则与标准的折衷 |
| 第三节 最低质量标准制定的制度尝试 |
| 一、格式条款的备案制度 |
| 二、格式条款标准化的尝试 |
| 第四节 格式条款最低质量标准的建构模式 |
| 一、双重质量标准结构的设想 |
| 二、格式条款最低质量标准的运用模式 |
| 三、各国格式条款监管机构与监管立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1978—1992年民主法律化历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一)总体情况 |
| (二)主要内容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四、创新点与难点 |
| (一)创新点 |
| (二)难点 |
| 第一章 民主法律化思想的提出(1978) |
| 第一节 “使民主法律化”思想论断的提出 |
| 一、“文革”结束后的反思 |
| 二、邓小平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思想论断 |
| 第二节 民主法律化思想的内涵和要求 |
| 一、民主法律化思想的内涵 |
| 二、民主法律化思想的要求 |
| 第二章 民主法律化的起步(1979—1982) |
| 第一节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有效恢复与法律建构 |
|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安排 |
| 二、《地方人大和政府组织法》的制定 |
| 三、选举民主的法律恢复与发展 |
| 四、正确认识人大建设法律化的逻辑顺序 |
| 五、《地方人大和政府组织法》与《选举法》的作用 |
| 第二节 维护人民民主的《刑法》颁布 |
| 一、刑事法律是维护人民民主的重要利器 |
| 二、发展人民民主要求制定刑法 |
| 三、《刑法》的制定与维护人民民主的特点 |
| 四、《刑法》维护人民民主的历史功效 |
| 第三章 民主法律化的展开(1982—1989) |
| 第一节 中共党代会对民主法律化的决策部署 |
| 一、中共十二大召开与民主法律化的任务要求 |
| 二、中共十三大对民主法律化的指导 |
| 第二节 “八二宪法”对人民民主的根本法律保障 |
| 一、宪法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法律化形式 |
| 二、“八二宪法”的制定是发扬民主的过程 |
| 三、“八二宪法”对人民民主的顶层设计 |
| 四、“八二宪法”保障人民民主的历史地位 |
| 第三节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律化的继续展开 |
| 一、继续加强各级人大组织的法律建设 |
| 二、选举民主法律化的进一步推进 |
| 三、推动人大议事决策规范化的法律建设 |
| 第四节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专门立法 |
| 一、民主是解决民族问题的重要基础 |
| 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制定与特点 |
| 三、《民族区域自治法》为民族区域自治地区带来民主和繁荣 |
| 第五节 村民自治组织的试行立法 |
| 一、村民自治组织法律化的必要性 |
| 二、《村委会组织法(试行)》的制定及主要特点 |
| 三、《村委会组织法(试行)》的历史影响 |
| 第六节 人民群众享有权益的丰富与法律保护的加强 |
| 一、《民法通则》的制定对人民权利的丰富 |
| 二、“民告官”的法律保障 |
| 三、社会治安法律规制的加强 |
| 第四章 民主法律化在坚持中发展(1989—1992) |
| 第一节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对民主法律化的影响 |
| 一、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召开 |
| 二、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对民主法律化的继续肯认 |
| 第二节 基本民主制度法律化的继续发展 |
| 一、加强人大代表规范化的法律建设 |
| 二、《城市居委会组织法》对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拓展 |
| 第三节 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法律化的继续加强 |
| 一、加强公民行使权利的法律规制以维护社会稳定 |
| 二、保护人民群众民事诉讼权利的法律完善 |
| 三、加强对特定群体合法权益的法律保护 |
| 第五章 基于民主法律化历程的认识和总结 |
| 第一节 对民主法律化必然性的认识 |
| 一、民主为何要法律化 |
| 二、民主能够法律化 |
| 第二节 14年民主法律化的历史影响 |
| 一、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 |
| 二、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 |
| 三、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 |
| 第三节 14年民主法律化的历史经验 |
| 一、民主法律化必须坚持的根本经验 |
| 二、民主法律化需要坚持的基本经验 |
| 结语 对民主法律化与依法治国的思考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发表研究成果 |
（5）征地补偿安置争议协调裁决制度研究 ——以重庆市为样本（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征地补偿安置争议与协调裁决制度的概念 |
| (一)征地补偿安置争议的概念 |
| (二)征地补偿安置争议协调裁决制度的概念 |
| 二、征地补偿安置争议与协调裁决制度的现状与问题 |
| (一)集体土地征地补偿安置争议激增与其原因分析 |
| (二)征地补偿安置争议协调裁决制度运行现状 |
| (三)现行协调裁决制度存在的问题 |
| 三、征地补偿安置争议协调裁决制度的理念转变 |
| (一)我国征地补偿安置争议协调裁决制度及其理念 |
| (二)域外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解决制度及其理念探究 |
| (三)征地补偿安置协调裁决制度的理念转变 |
| 四、征地补偿安置争议协调裁决的制度重构 |
| (一)明确协调裁决对象与重点 |
| (二)参与主体多元化 |
| (三)协调裁决制度的程序优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跨境支付系统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本文创新点 |
| 缩略语表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动机与目的 |
| 三、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结构安排 |
| 第一章 跨境支付系统概述 |
| 第一节 跨境支付与跨境支付系统的概念与特征 |
| 一、支付与跨境支付 |
| 二、支付系统及其上位概念 |
| 三、跨境支付系统的概念与特征 |
| 第二节 跨境支付系统的产生与发展 |
| 一、跨境支付系统的产生 |
| 二、境外跨境支付系统发展现状 |
| 三、发展中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
| 第三节 跨境支付系统法律问题的提出 |
| 一、跨境支付系统相关国际标准的要求与性质 |
| 二、跨境支付系统规则与制度安排的国际经验 |
| 三、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制度完善建议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跨境支付系统建设运营监管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支付经济学理论 |
| 一、支付经济学理论的提出与发展 |
| 二、支付经济学视角下大额支付系统的重要作用与发展趋势 |
| 三、由支付经济学目标看金融安全与效率价值平衡 |
| 第二节 系统重要性与SIFIs理论 |
| 一、SIFIs的定义与识别 |
| 二、SIFIs的监管与系统性风险的应对 |
| 三、作为SIFIs的跨境支付系统的识别标准 |
| 第三节 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理论 |
| 一、功能监管理论分析 |
| 二、机构监管理论分析 |
| 三、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比较研究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跨境支付系统建设运营监管的国际标准 |
| 第一节 跨境支付系统国际标准的出台背景 |
| 一、FMIs建设、运营与监管面临的挑战 |
| 二、构建国际组织应对挑战 |
| 三、制定国际规则应对挑战 |
| 第二节 《FMIs原则》有关规则研究 |
| 一、法律基础相关原则分析 |
| 二、治理结构相关原则分析 |
| 三、风险管理相关原则分析 |
| 四、其他相关规则分析 |
| 第三节 《FMIs原则》的法律性质探析 |
| 一、《FMIs原则》的性质争议 |
| 二、国际习惯与国际软法比较分析 |
| 三、《FMIs原则》的国际金融软法性质及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跨境支付系统的法律基础 |
| 第一节 跨境支付系统的立法模式 |
| 一、跨境支付系统立法的美国模式 |
| 二、跨境支付系统立法的欧盟模式 |
| 第二节 跨境支付系统基本规则比较研究 |
| 一、法律适用规则分析 |
| 二、结算最终性规则分析 |
| 三、支付系统监管规则分析 |
| 四、恢复与处置规则分析 |
| 第三节 联合国《国际贷记划拨示范法》研究 |
| 一、《国际贷记划拨示范法》的范围与效力 |
| 二、《国际贷记划拨示范法》的主要内容 |
| 三、《国际贷记划拨示范法》与相关规则比较研究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跨境支付系统的治理结构 |
| 第一节 系统运营者组织形式 |
| 一、有限责任公司形式及其影响 |
| 二、股份有限公司形式及其影响 |
| 三、公共实体形式及其影响 |
| 第二节 系统参与者准入机制 |
| 一、系统参与者初次准入标准 |
| 二、系统参与者层级管理制度 |
| 三、系统参与者风险持续评审机制 |
| 第三节 系统公平公开制度 |
| 一、公共利益的价值平衡 |
| 二、信息披露与利益冲突处理 |
| 三、运营者内部审计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跨境支付系统的风险管理 |
| 第一节 跨境支付系统的结算风险管理 |
| 一、结算风险的界定 |
| 二、结算风险管理的原理分析 |
| 三、结算风险管理的规则制度研究 |
| 第二节 跨境支付系统的运行风险管理 |
| 一、运营风险的界定 |
| 二、运行风险管理的原理分析 |
| 三、运行风险管理的规则制度研究 |
| 第三节 跨境支付系统的系统性风险管理 |
| 一、系统性风险的界定 |
| 二、系统性风险管理的原理分析 |
| 三、系统性风险管理的规则制度研究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制度不足与完善 |
| 第一节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法律基础的不足与完善 |
| 一、法律适用规则 |
| 二、结算最终性规则 |
| 三、支付系统监管规则 |
| 四、恢复与处置规则 |
| 第二节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治理结构的不足与完善 |
| 一、系统运营者组织形式 |
| 二、系统参与者准入机制 |
| 三、系统公平公开制度 |
| 第三节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风险管理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
| 一、结算风险管理制度 |
| 二、运行风险管理制度 |
| 三、系统性风险管理制度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7）“罪后”行为人因素刑法评价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学术立场与研究方法 |
| 三、分析径路与论文架构 |
| 第一章 “罪后”行为人因素概述 |
| 第一节 关于人的主体性的一般理论 |
| 一、从犯罪本质的追问说起 |
| 二、人的主体性与行为 |
| 第二节 罪后行为人因素之概念阐释 |
| 一、罪后行为人因素之概念争议 |
| 二、罪后行为人因素之本文界定 |
| 第三节 罪后行为人因素之相关概念比较 |
| 一、罪后行为人因素与人身危险性 |
| 二、罪后行为人因素与事后不可罚行为 |
| 三、罪后行为人因素与犯罪中止行为 |
| 四、罪后行为人因素与加重情节 |
| 五、罪后行为人因素与罪过、主观恶性 |
| 六、罪后行为人因素与犯罪主体 |
| 第二章 “罪后”行为人因素刑法评价的现状、类型与实质 |
| 第一节 “罪后”行为人因素评价的现状 |
| 一、文本规范中罪后行为人因素的评价概况 |
| 二、刑事司法中罪后行为人因素的评价概述 |
| 第二节 罪后行为人因素刑法评价的类型 |
| 一、我国刑法中罪后情节的梳理 |
| 二、对罪后情节法定与酌定分类的评述 |
| 三、罪后行为人因素评价类型界说 |
| 四、罪后行为人因素评价类型化之本文阐释 |
| 五、罪后行为人因素的类型解构 |
| 第三节 罪后行为人因素刑法评价的实体内容与实质透视 |
| 一、罪后行为人因素刑法评价的实体内容 |
| 二、罪后行为人因素刑法评价的实质透视 |
| 第三章 “罪后”行为人因素刑法评价的困境 |
| 第一节 罪后行为人因素评价的司法现状评述及存在的问题 |
| 一、刑事司法中罪后行为人因素刑法评价现状评述 |
| 二、刑事司法中罪后行为人因素评价存在的问题 |
| 第二节 罪后行为人因素评价影响定罪、量刑的理论分歧 |
| 一、罪后行为人因素是否限于量刑的要素 |
| 二、罪后行为人因素评价是否限于调节基准刑 |
| 第四章 “罪后”行为人因素刑法评价的现实必要性 |
| 第一节 法律现实主义思潮与行为人因素的评价趋势 |
| 一、法律现实主义思潮对行为人因素评价的影响 |
| 二、行为人因素刑法评价的趋势 |
| 三、人格刑法理论构建陷入困境 |
| 第二节 罪后行为人因素刑法评价的域内外考察及评述 |
| 一、罪后行为人因素刑法评价之域外考察 |
| 二、罪后行为人因素刑法评价之域内历史考察 |
| 三、罪后行为人因素域内外考察之述评 |
| 第五章 “罪后”行为人因素影响定罪的理论根基 |
| 第一节 罪后行为人因素影响定罪的限制条件 |
| 一、刑事司法中罪后行为人因素评价影响定罪的表现类型概述 |
| 二、“或联说”的立场选择 |
| 三、罪后人格影响定罪的有限性 |
| 第二节 罪后行为人因素评价影响定罪的理论基础 |
| 一、罪后表现影响定罪的哲学基础 |
| 二、文化基础：“和”文化传统与“常识、常理、常情”的现代法治理念 |
| 三、政策和法理基础：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罗克辛倡导的功能责任论 |
| 四、罪后表现影响定罪的法学基础 |
| 第三节 影响定罪的“罪后”行为人因素之归属定位 |
| 一、影响定罪的事后行为能否成为犯罪构成要件要素 |
| 二、影响定罪的罪后行为人因素在犯罪构成体系中的归属分析 |
| 第六章 罪后行为人因素影响量刑的理论基础与分层化构造 |
| 第一节 罪后行为人因素影响量刑的理论基础 |
| 一、罪后表现影响量刑的哲学基础 |
| 二、实质根据：罪后表现影响犯罪严重程度之判断与量刑个别化的需要 |
| 三、现实基础：恢复性司法理念以及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在实践中的探索 |
| 第二节 量刑规范化下“罪后”行为人因素分层评价之构造 |
| 一、罪后行为人因素规范化评价之观念重塑 |
| 二、罪后行为人因素分层评价之合理性证成 |
| 三、量刑规范化改革下罪后行为人因素分层评价之路径展望 |
| 四、关于罪后行为人因素量刑评价地位的感想 |
| 第七章 “罪后”行为人因素刑法评价的立法完善与展望 |
| 第一节 罪后行为人因素评价理念的转变 |
| 第二节 罪后行为人因素评价制度的完善与构想 |
| 一、增加指导和规范酌定情节适用条款,使罪后态度影响量刑法定化 |
| 二、事后法益恢复行为评价制度化 |
| 三、《常见犯罪量刑指导意见》的完善建议 |
| 四、罪后行为人因素评价体系的构建前瞻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来源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来源 |
| 1.1.2 理论意义 |
| 1.1.2.1 有助于从政党这个主观能动性的角度深化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 |
| 1.1.2.2 有助于推进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研究 |
| 1.1.2.3 有助于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中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发展的规律 |
| 1.1.3 实践意义 |
| 1.1.3.1 有利于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的内容和形式 |
| 1.1.3.1 通过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的故事，向世界传达中国的立场、声音，增进“四个自信”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述评 |
| 1.2.1 有关政党政治的研究 |
| 1.2.1.1 政党制度 |
| 1.2.1.2 政党与民主关系 |
| 1.2.1.3 政党关系 |
| 1.2.2 有关协商民主的研究 |
| 1.2.2.1 协商民主的缘起及远景 |
| 1.2.2.2 协商民主的定义及特性 |
| 1.2.2.3 中外协商民主的差异及关联 |
| 1.2.2.4 协商民主的功用及路径 |
| 1.2.3 有关政党协商的研究 |
| 1.2.3.1 政党协商的介质及实质 |
| 1.2.3.2 政党协商的特性及价值 |
| 1.2.3.3 政党协商的运行体系及前景 |
| 1.2.4 述评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 |
| 第一、研究视角方面 |
| 第二、研究内容方面 |
| 第三、研究应用方面 |
| 第2章 政党政治与政党协商 |
| 2.1 民主政治的兴起与政党政治的发展 |
| 2.1.1 民主政治的兴起 |
| 2.1.2 政党政治的发展 |
| 2.2 民主政治中的选举和协商 |
| 2.2.1 选举民主是民主政治的基石 |
| 2.2.2 协商民主的复兴 |
| 2.2.3 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的关系 |
| 2.3 政党协商在协商民主中的地位和作用 |
| 2.3.1 政党协商在协商民主中的地位 |
| 2.3.2 政党协商在协商民主中的作用 |
| 2.4 西方多党制条件下的政党协商 |
| 2.4.1 西方国家政党协商的方式和途径 |
| 2.4.2 西方国家政党在竞争与协商上的特性 |
| 第3章 国际共运史上的政党协商及其经验教训 |
| 3.1 马克思恩格斯的统一战线思想与多党合作理论 |
| 3.1.1 马克思恩格斯的统一战线思想 |
| 3.1.2 马克思恩格斯的多党合作理论 |
| 3.2 十月革命前后列宁的政党协商思想及其嬗变、影响 |
| 3.2.1 十月革命前列宁的政党协商思想 |
| 3.2.2 十月革命后列宁的政党协商思想 |
| 3.2.3 列宁政党协商思想嬗变的原因及影响 |
| 3.3 东欧四国的政党协商 |
| 3.3.1 东欧四国政党协商的政治基础 |
| 3.3.2 东欧四国政党协商的主要形式 |
| 3.4 国际共运史上政党协商的主要教训 |
| 3.4.1 无产阶级政党对政党协商的认识视角还较单一 |
| 3.4.2 无产阶级政党未能在协商合作中处理好与民主党派的关系 |
| 第4章 中国政党协商的历史回顾 |
| 4.1 近代中国的政党政治 |
| 4.1.1 近代政党的缘起及党争 |
| 4.1.2 多党轮替制不适宜近代中国国情 |
| 4.2 民主革命时期的政党协商 |
| 4.2.1 大革命时期的政党协商 |
| 4.2.2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政党协商 |
| 4.2.3 抗日战争时期的政党协商 |
| 4.2.4 解放战争时期的政党协商 |
| 4.3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政党协商 |
| 4.3.1 建国初期的政党协商 |
| 4.3.2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政党协商 |
| 4.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新时代的政党协商 |
| 4.4.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政党协商的新局面 |
| 4.4.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政党协商的新发展 |
| 第5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的理论之维 |
| 5.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理论的核心主题与逻辑起点 |
| 5.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理论的核心主题 |
| 5.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理论的逻辑起点 |
| 5.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理论的范畴 |
| 5.2.1 领导与合作 |
| 5.2.2 执政与参政 |
| 5.2.3 共识与监督 |
| 5.2.4 共建与共享 |
| 5.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理论的基本论断 |
| 5.3.1 特有形式论 |
| 5.3.2 主体责任论 |
| 5.3.3 整合力量论 |
| 5.3.4 规范建设论 |
| 5.3.5 民主决策论 |
| 5.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理论的科学性 |
| 5.4.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理论来源于实践 |
| 5.4.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理论是开放、发展的学说 |
| 第6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的文化之维 |
| 6.1 破除不合时宜的“斗争哲学” |
| 6.1.1 “斗争哲学”的本意及其扭曲 |
| 6.1.2 “斗争哲学”对政党协商的消极影响 |
| 6.1.3 把握新时代“伟大斗争”在政党协商的运用 |
| 6.2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 6.2.1 和合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 |
| 6.2.2 中庸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 |
| 6.2.3 民本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 |
| 6.3 正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文化的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 |
| 6.3.1 政党协商的中国特色 |
| 6.3.2 政党协商的国际比较 |
| 第7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的制度之维 |
| 7.1 基本制度上的国家法律、政党政策与政协章程之三位一体 |
| 7.1.1 国家法律规范 |
| 7.1.2 政党政策规范 |
| 7.1.3 政协规章制度 |
| 7.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的组织结构 |
| 7.2.1 人民政协的组织建设 |
| 7.2.2 民主党派的组织建设 |
| 7.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的组织行为及过程 |
| 7.3.1 政党协商的程序 |
| 7.3.2 政党协商的途径 |
| 第8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的实践之维 |
| 8.1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政党协商 |
| 8.1.1 政党协商促成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 |
| 8.1.2 政党协商彰显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显着特色 |
| 8.2 执政党自身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的政党协商 |
| 8.2.1 执政党能力建设与政党协商 |
| 8.2.2 政党协商促进执政党动员群众有序政治参与 |
| 8.3 参政党积极参政议政中的政党协商 |
| 8.3.1 参政党参与政党协商的内涵 |
| 8.3.2 参政党参与政党协商的内容与实践 |
| 8.3.2.1 大政方针 |
| 8.3.2.2 法律法规 |
| 8.3.2.3 重要人事 |
| 8.3.2.4 重要事务 |
| 第9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的成就及其机遇、挑战 |
| 9.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的历史性成就 |
| 9.1.1 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
| 9.1.2 发展人民民主 |
| 9.1.3 实现政治稳定 |
| 9.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面临的机遇 |
| 9.2.1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9.2.2 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
| 9.2.3 以新型政党制度建设为世界政党政治贡献新的方案 |
| 9.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面临的挑战 |
| 9.3.1 世界政党政治变化发展 |
| 9.3.2 社会阶级、阶层变化发展 |
| 9.3.3 政党协商运行机制需要不断与时俱进 |
| 第10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政党协商的完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9）居民委员会“两难困境”研究 ——基于权力的分析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及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设计 |
| 第一章 权力的界定与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权力的操作性定义 |
| 第二节 权力的三个关键要素 |
| 一、权力资源 |
| 二、权力意图 |
| 三、权力指向 |
| 第三节 权力运作状况的分析框架 |
| 一、对权力资源的考察 |
| 二、对权力意图的考察 |
| 三、对权力指向的考察 |
| 四、三个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 |
| 本章结语 |
| 第二章 当前居委会面临的“两难困境”与权力困局 |
| 第一节 “两难困境”的出现与表现 |
| 一、居委会去行政化改革的发展历程与主要实践 |
| 二、“两难困境”的表现及其辩证关系 |
| 第二节 居委会权力资源方面问题及其负面影响 |
| 一、当前居委会在权力资源方面所遭遇的主要问题 |
| 二、居委会权力资源方面问题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
| 第三节 当前居委会两种权力指向状况之殊异 |
| 一、居委会自主管理权力之客体的模糊与错位 |
| 二、缺失的城市社区自主公共空间 |
| 三、依旧倾向于行政管理逻辑的权力运作方式 |
| 第四节 居委会两种权力运作意图之错位 |
| 一、居委会两种权力运作意图错位的主要表现及成因 |
| 二、居委会权力意图错位问题的持续存在及强化 |
| 本章结语 |
| 第三章 突破“两难困境”的新思路 |
| 第一节 居委会的三种法定权力 |
| 一、居委会三种法定权力共同的资源基础与权力意图 |
| 二、居委会三种法定权力各自的法定权力指向 |
| 第二节 对居委会权力指向的扩展与优化 |
| 一、居委会自主管理权力运作指向划定中的逻辑缺陷 |
| 二、居委会参与权力及协调监督权力的运作指向之有效性 |
| 第三节 以居民共同意志为基础的集体理性之达成 |
| 一、居民的共同意志的充分聚集 |
| 二、多方权力的合作共赢 |
| 第四节 更全面且更健康的居委会权力资源基础 |
| 一、重获正当性资源的关键要素:居民参与的效能感 |
| 二、参与权力及协调监督权力之于居民参与效能感的积极意义 |
| 本章结语 |
| 第四章 居委会参与权力及协调监督权力的可行性 |
| 第一节 权力资源基础维度的可行性 |
| 一、来自政府与历史的丰富资源 |
| 二、社会内部公益力量的存在与被挖掘的可能性 |
| 第二节 权力主体意图维度的可行性 |
| 一、“政府代理人”与“居民带头人”之间的关系 |
| 二、政府促成居委会“居民的带头人”得以恢复的意图和努力 |
| 第三节 权力运作指向维度的可行性 |
| 一、当前城市基层的居民非制度化参与及其成因 |
| 二、扩展与升级居委会制度化参与机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
| 三、“制度化参与”的另一种解读:可行的“利益的组织化”方式 |
| 本章结语 |
| 第五章 居委会权力的实现路径 |
| 第一节 与居委会参与权力相关的已有实践及典型案例 |
| 一、城市社区中基层社会协商与基层政府协商之发展概况 |
| 二、典型个案:麦子店街道的“问政”实践之概况 |
| 三、麦子店“问政”实践之于居委会参与权力运作的效果评析 |
| 第二节 与居委会协调监督权力相关的已有实践及典型案例 |
| 一、已有的社区协调议事机构机制及其效果评析 |
| 二、典型案例:深圳市南山区的居委会“枢纽化”改革实践之概况 |
| 三、南山区的改革实践之于居委会协调监督权力运作的效果评析 |
| 第三节 居委会权力的整体实现路径设计 |
| 一、居委会权力运作的资源获取与保障机制 |
| 二、居委会权力运作的意图实现与保障机制 |
| 三、居委会权力运作的指向构建与保障机制 |
| 本章结语 |
| 结语与展望 |
| 附录一 已有社区治理相关地方改革资料目录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移动电商领域不正当竞争案件的司法裁判研究 ——以中国裁判文书网59份判决书为样本（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问题的缘起 |
| 2 移动电商领域不正当竞争的异质化探析 |
| 2.1 异于传统电商之移动电商新特征 |
| 2.1.1 不再囿于时空 |
| 2.1.2 集个性化数据 |
| 2.1.3 具有聚合效应 |
| 2.2 衍生的竞争行为较传统之不同点 |
| 2.2.1 表现形式迥异 |
| 2.2.2 对用户行为选择的更多限制 |
| 2.2.3 对证据机制的更艰挑战 |
| 2.2.4 对法官技艺的更高要求 |
| 3 移动电商领域不正当竞争的司法裁判分析 |
| 3.1 宏观视角：所采样本的实证分析 |
| 3.1.1 以时间和地域为参数 |
| 3.1.2 以案由为参数 |
| 3.1.3 以被诉行为所涉的模块为参数 |
| 3.1.4 以判决依据为参数 |
| 3.1.5 以原告胜诉率为参数 |
| 3.2 微观考察：判决依据及理由的运用歧义 |
| 3.2.1 法法之间关系的歧义 |
| 3.2.2 竞争关系考察之歧义 |
| 3.2.3 竞争行为正当性判断之歧义 |
| 4 移动电商领域不正当竞争裁判困境的理论溯源 |
| 4.1 知识产权法及反不正当竞争法之关系剖析 |
| 4.1.1 规范层面：法条竞合或想象竞合 |
| 4.1.2 责任层面：竞合或独立 |
| 4.2 竞争关系判定之理论廓清 |
| 4.2.1 是否为前提 |
| 4.2.2 标准之厘定 |
| 4.3 不正当性的判断存疑之原因考察 |
| 4.3.1 一般条款本身具抽象性及伦理性 |
| 4.3.2 法官陷入适用困境和论证困境 |
| 4.3.3 司法配套机制不完善 |
| 5 完善移动电商领域不正当竞争的裁判制度之建议 |
| 5.1 细化一般条款以遏制泛道德化现象 |
| 5.1.1 填补一般条款 |
| 5.1.2 明晰认定标准 |
| 5.2 审慎法官裁判以走出现实困境 |
| 5.2.1 严格适用程序 |
| 5.2.2 加强说理论证 |
| 5.3 升级配套机制以弥补缺失 |
| 5.3.1 提升审判级别 |
| 5.3.2 优化电子证据机制 |
| 5.3.3 建立案例族谱 |
| 6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目次 |
| 作者简介 |
四、法制现代化:规则模式及其指向（论文参考文献）
- [1]亚里士多德公民教育思想及其当代启示研究[D]. 孙玉红.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5)
- [2]核心价值观的司法维护研究[D]. 李海峰.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2)
- [3]格式条款规制研究[D]. 王俣璇. 山东大学, 2019(02)
- [4]1978—1992年民主法律化历程研究[D]. 梁宝伟.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5]征地补偿安置争议协调裁决制度研究 ——以重庆市为样本[D]. 江云.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6]跨境支付系统法律问题研究[D]. 董哲. 武汉大学, 2019(08)
- [7]“罪后”行为人因素刑法评价问题研究[D]. 熊明明.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研究[D]. 王轲. 华侨大学, 2018(12)
- [9]居民委员会“两难困境”研究 ——基于权力的分析视角[D]. 高乐. 中国政法大学, 2019(01)
- [10]移动电商领域不正当竞争案件的司法裁判研究 ——以中国裁判文书网59份判决书为样本[D]. 俞灵灵. 中国计量大学, 201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