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代学者阎绳芳论山西祁县的水土流失（论文文献综述）
曹雪[1]（2018）在《生态视野下的明人滇游》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明朝中后期社会氛围发生巨大的变化,政局日渐腐败,经济商品化程度加强,思想上心学思想日渐发展成熟,在这些因素的促进下,部分文人群体不再沉迷于书本钻研,而转向追求经世之学,更注重实际学问的获得。很多文人士子走出书房,希冀通过亲近自然而掌握真知,随之旅游活动逐渐兴盛起来。云南虽偏处西南,但自古以来保持与中原政治、经济、文化的往来,经过元明多年的经营,到明中后期,吸引中原士子来滇旅游,甚至进行科学考察。到明中后期,国家面对的自然灾害日渐增多,生态环境问题受到了社会极大的关注,统治者、政府官员通过设立管理机构、发布政令律法来加以改善,很多文人士子对这一问题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智慧,尤其体现在儒、道、佛及堪舆思想中,并影响了旅游文人环境生态思想的形成。云南长期的发展,使很多文人来滇进行旅游,他们在不断的游历观察中,注意到云南境内存在很多的环境生态问题,所以针对这一问题展开细致地描写和分析。他们不仅注意观察环境面貌形成的自然地理因素,并对其进行分析研究。同时更注意考察人为活动的后天影响,包括积极或消极的理念及行为方式。不仅对政府的政策命令加以思考,也对百姓、游人、僧众、商人等社会群体的行为进行剖析,来分析环境生态问题存在的根源。很多滇游文人从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出发,来思考环境资源的利用、人与土地相处关系及利用方式、环境保护、破坏及其影响等问题,并逐渐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生态思想,他们不仅强调了旅游客体的地位,同时更强调把握开发规律、制定合理利用方式等的重要性。这些生态思想不仅有一定的理论渊源,同时还基于他们大量的实地考察,所以相对较为客观且具有针对性,对当时,乃至现今的生态理论思想都有很大的价值与指导意义。
韩强强[2]（2016）在《碑刻所见近五百年山西人的环境意识初探》文中指出环境意识是环境史研究尚需深入的一个领域,从碑刻入手成为研究环境意识的一个途径。人地矛盾的程度导致山西115则碑刻多分布于晋东南,时间上集中于1700—1950年间,行政方式的变化导致立碑主体以民国为节点分为民众与政府两种。近五百年来山西人的环境意识体现在对环境变化的感知、对环境恶化的归因、对保护环境的理由的阐释和对环境问题的应对策略上,具有逐渐脱离迷信而科学化、主体由民众转向政府、对环境保护的无效性等特征。民众以及政府积极环境意识的增强以及探索生存资源的高利用率,对中国当代环境保护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古帅,牛俊杰,王尚义,申晨[3]（2013）在《明清时期汾河中游洪涝灾害研究》文中认为通过对历史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分析,对明清时期汾河中游地区洪涝灾害的时空特征和形成原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明清时期的544年间,汾河中游发生洪涝灾害218次,平均每2.5年发生一次。明代晚期、清代初期和晚期是洪涝灾害的多发期,而明代中前期和清代中期洪涝灾害发生次数较少。该段流域洪涝灾害的发生主要集中在中部盆地汾河干支流附近的太原、介休、平遥、汾阳、孝义、文水等县。根据洪涝灾害的等级序列得出清代该段流域2级涝灾发生次数最多,1级和3级涝灾发生次数大致相当,4级涝灾发生次数最少。最后对洪涝灾害原因的分析表明:自然地理环境中的气候、地形、水系分布等是明清汾河中游洪涝灾害发生的重要原因,尤其是气候的变迁,是自然地理环境中对洪涝灾害影响最为主要的因素,而社会经济因素中的人口急剧增长所带来的土地大规模开垦和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则加剧了洪涝灾害的发生。
邱仲麟[4]（2012）在《明清山西的山地开发与森林砍伐——以晋中、晋南为中心的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前言在明清华北各省当中,山西是重要的森林覆盖之区。而其境内的诸多山脉,如洪涛山、恒山、太行山、五台山、系舟山、中岳山、云中山、芦芽山、吕梁山、中条山等,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多半呈震旦走向,由东北往西南斜行。这样的走向与来自海上的季风,正好呈直角交叉,云气受到山岭阻挡,蕴含的水气就此降下,有利于各山森林的生长。
王璋[5]（2012）在《灾荒、制度、民生—清代山西灾荒与地方社会经济研究》文中提出山西位于黄土高原东部，华北大平原的西侧，山地和丘陵面积约占全省的80%以上，平原面积不足20%，农业生产条件十分恶劣，耕地品质低下，致使很多农民终岁辛勤劳作，也收获歉薄。据学者研究，清朝山西旱地亩产高的可达到1石多，普遍为8——9斗、5——6斗，晋北高寒地和其它山区，多数3——4斗，也有1——2斗。总体而言，农业生产条件不如直隶、河南，产量亦较偏低。同时，受制于复杂的地理环境与政治因素，清代山西交通不便，因此，外地粮食无法畅通流通，山西粮价颇高。可以说，清代山西民众生活在非常不利的环境中。正因此，自然灾害给予山西很大的危害。据统计，清朝山西共出现三个灾害高峰期，分别在康熙朝、乾隆朝与光绪朝，频繁出现的各类自然灾害在对农业生产、商业贸易与手工业带来巨大危害的同时，对人口也产生了不利影响。首先，造成了大量劳动力的缺失；其次，灾荒使人口品质趋于劣化，表现在身体素质与道德品质两方面；最后，灾荒致使女性成为被买卖的主要对象，虽然“男尊女卑”是这一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但女性本身具有的劳动价值才是其成为被买卖重点的根本所在。灾荒不仅对民众的生产、生活产生不利影响，更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因此历朝历代统治者对荒政无不重视，清朝亦不例外。荒政内容主要分为灾前、灾中、灾后三类：灾前包括备荒、劝民节约与查家业民口三项。备荒主要指常平仓、社仓、义仓的三仓建设，还有一时一地出现的恤儒仓与河南漕仓，政府在劝民节约事项上，一方面广发告示，对民众进行宣传教育，另一方面通过禁烧锅、禁赌博的措施落实“节约”之实；为避免办赈审户中出现冒滥、遗漏，规定在编查保甲时，按上中下三等注明各户家业情况，灾荒来临时，合之烟户册，则可避免上述弊端；灾中分为报灾、勘灾和放赈两等项。官府对于报灾、勘灾、放赈等有着详细明确的制度规定，在赈济过程中，官员也基本能按照规定办理赈务。但由于灾区实际情况的不同，因此，不拘泥于成例，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贯穿赈务始终。同时，由于仓粮储备不足，会对赈务不利，因此购买粮食，保证粮食供应也就成为一项重点工作。清朝山西地方政府通过选派商人购买、发放粮食的方法，保证赈务的顺利开展。采用这种方法，一面避免了因商人的逐利性而带来的灾区粮价无法迅速回落；另一方面，商人落实购买、运输、发放等全部事项，官府只负责出粮价与监督商人，极大地节约了行政成本；灾后主要包含减负、扶持与复垦。从政策层面上看，政府考虑的已颇为周到，但农民视田地为陷阱的现象不断出现，其原因主要在于，田赋是国家主要收入来源。因此，一切制度都是围绕田赋制度建立，其中也包括荒政制度，所以政府首要考虑的是保证田赋收入。这使得荒政制度具有极大的局限性，体现在灾后田赋蠲免额度有限、官员放弃申请减免田赋努力、里甲赔纳制度三方面。它们严重削弱了官方救灾的效果。正是由于荒政制度的缺陷，清代山西民众采用了多种多样的方式以求规避灾荒带来的危害，主要包括：灾前——多元职业选择，不仅进行农业生产，也积极的经商、从事手工业。而在农业生产中，广泛种植经济作物，以求获得最大经济效益；通过商业流通，获得土地、牲畜、生产工具以保证生产的顺利开展；民间积极开展植树造林与森林保护，起到保持水土、减少灾害的重要作用；通过对河水、泉水、洪水、井灌的利用，保障农业生产；灾中，富民通过平粜、工赈等手段帮助贫民抵御灾荒；灾后，富民通过贷给籽种、帮民代完田赋等措施助灾民发展生产。伴随着时代变化，一种新型民间救灾方式——义赈登上了历史舞台，其在组织、募捐等方面更为可为有效、透明，极大地弥补了官方的财力不足，但究其本质而言，与政府一贯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救灾体系中的思路是一致的。虽然官方与民间采取多重方式避灾、救灾，但民众并未能从灾难中完全脱离，因此向神灵寻求精神上的慰藉。各地也出现了大量祠庙。此类敬天听天的行为，并非被动的听之由之，其中包含有强调人事作为与道德修养的双重因素。
辛德勇[6]（2012）在《日本学者松本洪对中国历史植被变迁的开拓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提要]本文对日本学者松本洪撰写的《上代北支那の森林》一书进行了介绍性评价,指出该书是较早系统研究中国北方历史时期植被变迁的一部重要着作,但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对此书是一无所闻。松本洪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初期完成的这部着作,具有重要的先导意义,特别是在利用历史文献记载来复原中国北方古代森林植被形态这一点上,史念海后来所做的研究虽然在学术深度上要远远超出于松本洪之上,并且还普遍结合有实地考察和对考古发掘资料的运用,但是其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却与松本洪完全相同。因此,松本洪理应作为中国历史植被变迁研究的开拓者而被写在近代学术史里。
王京燕[7]（2011）在《从文物资料看历史上昭馀祁泽薮的变迁》文中研究指明平遥县位于山西省中部,太原盆地西南端,北接文水,西邻汾阳,西南与介休接壤,南靠沁源、沁县,东南与武乡毗连。2009年为配合平遥至榆社高速公路建设,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平遥弓村发掘了一处新石器时代仰韶晚期遗址。弓村隶属段村镇,西壁距平遥县城西南10公里,遗址位于村西北0.5公里处,弓村一带属丘
孟万忠[8]（2011）在《历史时期汾河中游河湖变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水是人类文明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是自然地理各要素中最敏感和脆弱的因子。河流与湖泊是水的载体,历史时期发生了频繁而复杂的变迁,对自然和人文地理面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注流域,揭示流域水环境、生态和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变过程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汾河中游历史时期湖泊众多,水量丰沛,成就了灌溉农业发达的三晋文明,孕育了太原等历史文化古城,成为山西省最重要的经济与城镇密集区。但同时出现了水资源短缺,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地下漏斗区面积扩大等一系列环境问题,成为山西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对汾河中游的河湖变迁进行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传统的河湖变迁研究,主要依靠历史文献,进行定性的分析和考证。现代历史地理学发展的趋势,要求学科之间的融合和定量化研究。环境变迁是长时段的地理过程,截取其中的某个片段,难以反映变迁的全貌。因此,本研究拓展了研究时段,从全新世开始,延伸到现代。没有文献记载的史前时段,主要依托地层、考古、孢粉、动植物化石等资料,分析判断汾河中游的气候、植被、动物等自然要素的特点以及人类聚落空间分布的特征,推测河流与湖泊的变迁情况。先秦以来,以史料为主,辅以考古、舆图、现代地形图、遥感影像资料和器测的气象、水文数据等与之相配合,综合分析,相互印证,揭示历史时期汾河中游河湖变迁的过程、原因和规律。同时,采用现代地图学的方法,将河湖变迁的空间形态直观地展现在地形图上。本文以汾河中游河湖变迁为研究对象,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1）史前的湖泊变迁,通过对前面所述的考古等资料的综合分析,史前人类聚落大都分布在汾河及其支流的台地或山前丘陵地带,海拔高度从1300m逐步下降到900m左右,反映出人进湖退的变迁脉络；先秦以来,通过昭余祁和文湖个案研究,元代以前湖泊以自然演变为主,明清以来人类活动对湖泊变迁过程开始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同时,应用地理学、水文学等多学科的方法,用定量的方法对汾河中游古湖泊的水量平衡进行了研究。（2）河流变迁,对干流与支流分别进行研究。对干流的八次全河段变迁和局部典型事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证；支流选取晋水和潇河,作为个案进行剖析,探究其变迁与人类活动的相关性。（3）选取生物多样性、旱涝灾害和地质灾害等因子,研究了河湖变迁的流域生态环境响应,结果表明,这些响应因子的变化,既是河湖变迁的果,也是河湖进一步变迁的因。（4）从自然、人文因素角度,综合分析了河湖变迁的原因,自然因素从气候、地质、地貌、植被等方面进行分析；人文因素从人口、水利灌溉工程和聚落等方面探讨,对雍正、光绪时期,潇河的灌溉用水量,进行了估算；对各要素共同作用下产生的泥沙沉积,进行了定量研究。通过上述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汾河中游河湖变迁经历了湖泊兴盛——河湖共存——河盛湖衰3个阶段：全新世早、中期,人类活动影响有限,湖泊兴盛；先秦到元,人类活动影响增强,农耕与灌溉技术逐步提高,呈现出湖消河长的局面,这与含沙量高的汾河中上游诸河的发育是密不可分的；明清以来,人类围湖造田,导致湖泊全部消失,而灌溉用水量激增,使水循环的水量平衡难以为继。（2）汾河中游的河流与湖泊是相互依存,密切相关的,汾河及其支流为湖泊提供水源补给,湖泊为河流调节水量。稳定的径流补给是湖泊存续的决定性因素,汾河的重大改道成为湖泊消亡的直接原因。昭余祁、文湖等消亡后的低洼地带,成为汾河中游的洪泛区,汾河与文峪河的合流与分流成为变迁的主旋律,河道迁徙频繁。（3）纵观整个变迁过程,自然与人文因素共同发挥作用,前期自然因素起决定作用,其中气候是主导因子,地质、地貌和植被等因子叠加其上,决定了汾河中游降水量、径流量和泥沙量的变化,进而影响了河湖的水文变化。后期人文因素作用加强,人口增长、聚落的变迁、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特别是水利灌溉的发展,造成水资源的失衡,改变了流域的自然动态平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河湖未来的走向。总之,人类与流域的关系,是现代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当今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更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永恒主题。
古帅[9]（2010）在《明清时期太原盆地水环境变迁原因探析》文中研究表明明清时期太原盆地内水环境发生重大改变,主要表现在河源水量减小,含沙量增大和河流频繁迁徙改道以及湖泊温度等。究其因,既有气候因素、地形状况、地质灾害等自然地理环境因素,又有人类活动加剧对太原盆地内水环境产生重大破坏等人为方面的因素。
尹北直,惠富平,王思明[10]（2009）在《清代中后期河流治本思想探究》文中研究表明
二、明代学者阎绳芳论山西祁县的水土流失（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明代学者阎绳芳论山西祁县的水土流失（论文提纲范文）
（1）生态视野下的明人滇游（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关于明代旅游活动兴盛及云南旅游发展的研究 |
| (二)关于明代旅游文人环境伦理思想和生态意识的研究 |
| 三、论文创新点、重难点与研究方法 |
| (一)创新点、重难点 |
| (二)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内容与观点 |
| 五、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明中晚期云南的发展与文人滇游的背景 |
| 第一节 明中晚期旅游活动兴盛的社会背景 |
| 第二节 明中晚期云南旅游发展的原因 |
| 一、悠久的历史与长期的交往 |
| 二、教育的发展与文明的开化 |
| (一)明以前各朝的发展与积淀 |
| (二)明王朝的重视与推广 |
| 三、交通状况与明朝的推进发展 |
| (一)明以前云南境内的交通状况 |
| (二)明朝对云南交通状况的改善与发展 |
| 四、移民的迁入与民族的融合 |
| 第二章 前代王朝及明对生态问题的关注 |
| 第一节 前代王朝对生态问题的关注 |
| 一、环境资源保护意识的渊源与流变 |
| 二、资源物产开发机构的设置与沿革 |
| 三、环境资源开发限令的实行与完善 |
| 第二节 明朝对生态问题的重视 |
| 一、政府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及政策保护 |
| 二、文人群体对生态问题的关注与思考 |
| 第三章 滇游明人的生态思想 |
| 第一节 滇游明人生态思想的主要来源 |
| 一、儒家思想的影响 |
| 二、道家思想的影响 |
| 三、佛家思想的影响 |
| 四、堪舆风水思想的影响 |
| 第二节 滇游明人的生态认识 |
| 一、滇游明人对人为活动影响生态的认识 |
| (一)政府政令作用于生态的利弊 |
| (二)民间群体行为对生态的影响 |
| 二、滇游明人对自然因素影响生态的认识 |
| 第三节 滇游明人游滇的生态思想 |
| 一、关于资源利用与可持续发展规律的把握 |
| 二、关于人地关系的思考与和谐认知 |
| 三、关于环境保护与主客体观念的思考 |
| 附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碑刻所见近五百年山西人的环境意识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 一、所收集碑刻的时空分布以及立碑主体身份分析 |
| (一)山西人环境意识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原因 |
| (二)山西人环境意识时间分布特征及其原因 |
| (三)所收集碑刻的立碑主体身份分析 |
| 二、近五百年以来山西人环境意识的表现及其特征 |
| (一)对环境变化的感知及其特征 |
| (二)对环境恶化的归因及其特征 |
| (三)对保护环境理由的阐释及其特征 |
| (四)对环境问题的应对策略及其特征 |
| 三、结论 |
（3）明清时期汾河中游洪涝灾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1 材料与数据处理 |
| 2 明清汾河中游地区洪涝灾害的时空分析 |
| 2.1 明清汾河中游洪涝灾害的时间变化 |
| 2.2 明清汾河中游洪涝灾害的空间分布特征 |
| 3 洪涝灾害形成的原因 |
| 3.1 自然地理环境因素 |
| 3.2 社会经济因素 |
| 4 讨论 |
| 5 结论 |
（5）灾荒、制度、民生—清代山西灾荒与地方社会经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图目录 |
| 表目录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 前人研究成果综述 |
| 三、 本文所用资料说明 |
| 四、 文章框架结构 |
| 五、 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自然环境与社会生产概况 |
| 第一节 清代山西地区的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环境 |
| 一、 清代山西行政区划 |
| 二、 清代山西自然地理环境 |
| 第二节 清代山西社会生产概况 |
| 第二章 灾荒对经济与社会的影响 |
| 第一节 对经济的破坏 |
| 一、 清代山西灾害概况 |
| 二、 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
| 三、 对商业贸易与手工业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然灾害对人口的影响 |
| 一、 劳动力的大量缺失 |
| 二、 对人口品质的影响 |
| 三、 对女性的影响 |
| 第三章 官方对于灾荒的应对 |
| 第一节 灾前 |
| 一、 备荒 |
| 二、 劝民节约 |
| 三、 “查家业民口为赈荒之用” |
| 第二节 灾中 |
| 一、 报灾与勘灾 |
| 二、 放赈 |
| 第三节 灾后 |
| 第四节 灾荒与“田地陷阱” |
| 第四章 民间应对灾荒的措施 |
| 第一节 多元的职业选择 |
| 一、 农业生产 |
| 二、 商人 |
| 三、 手工业 |
| 第二节 商业流通与灾荒 |
| 一、 土地 |
| 二、 牲畜 |
| 第三节 植树造林与森林保护 |
| 一、 清代林业思想 |
| 二、 文献所见护林机制 |
| 三、 对于护林碑的一点思考 |
| 第四节 清代山西的水利 |
| 一、 河水 |
| 二、 泉水 |
| 三、 洪水 |
| 四、 井灌 |
| 第五节 民间灾中应灾措施 |
| 一、 多样应灾方式 |
| 二、 民间灾时食物 |
| 第五章 官赈与义赈——以光绪十八年晋北灾荒为中心的考察 |
| 第一节 灾情 |
| 第二节 官赈 |
| 第三节 义赈 |
| 第四节 对于义赈的思考 |
| 第六章 灾害与山西的禳弭信仰 |
| 第一节 清朝对于“天命观”的继承 |
| 第二节 官方祭祀 |
| 第三节 民间祭祀 |
| 一、 山川崇拜 |
| 二、 人物崇拜 |
| 结语 制度与灾荒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7）从文物资料看历史上昭馀祁泽薮的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二 |
| 三 |
（8）历史时期汾河中游河湖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图表目录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时段的确定 |
| 三、研究区域的选择 |
| 四、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五、资料与研究方法 |
| 六、文章结构 |
| 第二章 汾河中游湖泊变迁 |
| 第一节 史前湖泊的变迁 |
| 一、地层资料的剖析 |
| 二、袍粉及植物化石分析 |
| 三、文化遗存统计分析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湖泊变迁的个案 |
| 一、昭余祁的变迁 |
| 二、文湖的变迁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太原盆地古湖泊的水量平衡 |
| 第三章 汾河中游干流与支流的变迁 |
| 第一节 全河段的变迁 |
| 一、南北朝以前干流稳定阶段 |
| 二、《水经注》中汾河的干流与文峪河 |
| 三、唐代的干流与文峪河 |
| 四、宋金时期的汾河干流 |
| 五、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的变迁 |
| 六、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的变迁 |
| 七、清光绪五年(1879)的变迁 |
| 八、民国8年(1919)的河流路径 |
| 第二节 局部河段的变迁 |
| 一、北宋至明初平晋县城的变迁与汾河干流之变迁 |
| 二、明正德十六年(1551)史家庄汾河干流西迁事件 |
| 三、史料记载的其它变迁 |
| 四、人工开挖形成的河道 |
| 第三节 支流变迁的个案 |
| 一、晋水的变迁 |
| 二、潇河的变迁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四章 汾河中游河湖变迁的环境响应 |
| 第一节 生物多样性的变化 |
| 一、植物资源 |
| 二、动物资源 |
| 第二节 河湖变迁引发的相关自然灾害 |
| 一、气象灾害 |
| 二、地质灾害 |
| 第五章 汾河中游河湖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自然因素 |
| 一、气候因素 |
| 二、泥沙问题 |
| 三、地质和地貌因素 |
| 四、植被因素 |
| 第二节 人文因素 |
| 一、人口因素的影响 |
| 二、水利开发的影响 |
| 三、聚落的影响 |
| 第六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9）明清时期太原盆地水环境变迁原因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研究区域概况 |
| 二、明清时期太原盆地水环境变迁 |
| (一) 河流水文状况恶化 |
| 1. 河流流量减小 |
| 2. 河流含沙量增大 |
| 3. 河流频繁改道 |
| (二) 明清时期太原盆地内湖泊湮废 |
| 三、明清时期太原盆地水环境变迁原因探析 |
| (一) 自然地理环境因素 |
| 1. 气候因素 |
| 2. 地形控制 |
| 3. 地质灾害 |
| (二) 社会经济因素 |
| 1. 人口增长, 土地压力增大 |
| 2. 植被遭到破坏, 水土流失加剧 |
| 四、结语 |
（10）清代中后期河流治本思想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以治标为主的传统治水实践及历代学者的反思 |
| 1、 以治标为主的传统治水实践 |
| 2、历代学者对传统治标方法的反思 |
| 二、清代中后期河流治本思想的进步 |
| 1、以防治水土流失为目标的淤地坝建议和禁垦政策 |
| 2、对中下游围垦的一致反对和果断管理 |
| 3、对筑堤使水环境改变的认识及流域全局观的增强 |
| 三、“实用型科技”窠臼限制河流治本思想走向实践 |
| 四、余 论 |
四、明代学者阎绳芳论山西祁县的水土流失（论文参考文献）
- [1]生态视野下的明人滇游[D]. 曹雪. 云南大学, 2018(01)
- [2]碑刻所见近五百年山西人的环境意识初探[J]. 韩强强. 鄱阳湖学刊, 2016(06)
- [3]明清时期汾河中游洪涝灾害研究[J]. 古帅,牛俊杰,王尚义,申晨.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3(08)
- [4]明清山西的山地开发与森林砍伐——以晋中、晋南为中心的考察[J]. 邱仲麟. 社会史研究, 2012(00)
- [5]灾荒、制度、民生—清代山西灾荒与地方社会经济研究[D]. 王璋. 南开大学, 2012(06)
- [6]日本学者松本洪对中国历史植被变迁的开拓性研究[J]. 辛德勇.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12(01)
- [7]从文物资料看历史上昭馀祁泽薮的变迁[J]. 王京燕. 文物世界, 2011(06)
- [8]历史时期汾河中游河湖变迁研究[D]. 孟万忠. 陕西师范大学, 2011(09)
- [9]明清时期太原盆地水环境变迁原因探析[J]. 古帅.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0(02)
- [10]清代中后期河流治本思想探究[J]. 尹北直,惠富平,王思明. 农业考古, 200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