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浅谈商业企业改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罗丽娟[1]（2019）在《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论》文中认为员工持股是指企业通过一定的方式使员工拥有企业一定数量股权的制度安排,是企业在产权组织形式上的制度创新。员工持股可以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具有分配效应和激励效应等多重微观经济效应,有利于形成具有创新活力和劳资关系和谐的微观经济主体;同时员工持股还具有稳定就业、促进经济增长等宏观经济效应,可以克服凯恩斯主义政策长期实施所造成的不良政策效果。员工持股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相结合是新一轮我国国企改革的亮点。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不仅要重视物质资本与物质资本的混合,还要重视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混合,这就是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应将员工持股作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形成的重要途径和塑造社会主义微观经济主体的重要手段,以员工持股优化企业产权结构,完善企业治理结构,激发企业创新能力,使混合所有制企业成为具有世界一流创新力和竞争力的微观经济主体;同时以员工持股克服混合所有制企业内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形成资本和劳动的利益共同体,构建社会主义“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的微观经济基础,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共享发展和共同富裕。虽然员工持股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相结合对我国国企改革和塑造社会主义有活力的、劳资关系和谐的微观经济主体意义重大,然而,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目前还仅仅停留于“允许”发展的层面,自2016年8月启动后进展缓慢,仍仅限于在试点范围内推行,且试点政策要求严格,试点范围小。造成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进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前我国对员工持股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没有足够的认识,员工持股只是被作为国有企业中长期激励的一种手段,没有被作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途径和手段,没有将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提升到塑造社会主义经济微观主体、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战略高度。从过去的实践过程看,作为社会主义微观经济主体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长期难以解决劳动者不能分享剩余价值、劳资关系对立的问题,长期难以解决企业创新能力不足、效率低下的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瓶颈。由此,本文重点论证了员工持股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对于塑造社会主义微观经济主体以及保持宏观经济长期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并梳理了国外发达国家员工持股的成功经验作为借鉴,最后对我国当前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本论文的主要内容安排如下:在绪论中,首先介绍了研究的背景和意义;然后对学界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员工持股的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指出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如何将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员工持股相结合塑造社会主义微观经济主体的问题;最后介绍了本论文的研究思路、技术路线与主要内容,以及本论文的研究方法、创新点、研究中还存在的不足,等等。第一章是关于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相关概念界定、理论基础和理论建构。关于概念界定,论文首先区分了混合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在梳理了学者们对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讨论后,提出了本论文对混合所有制企业内涵的理解;对于员工持股的概念,同样是在梳理学者们的讨论后,提出了本论文对员工持股内涵的理解;然后介绍了本论文对于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内涵的理解。对于本论文的相关理论基础,首先介绍了马克思劳动力产权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双因素”理论、分享经济理论以及委托代理理论,经过对这些理论的比较和分析,提出在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践中应该以马克思劳动力产权理论为指导,同时借鉴产生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力资本理论、“双因素”理论、分享经济理论以及委托代理理论等相关理论,来指导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践。基于上述相关理论,本论文提出了以员工持股为重点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理论建构。本论文认为,如果社会主义要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共享发展,那么混合所有制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微观经济主体就应当既有活力,又能使劳动与资本共同分享企业生产剩余,形成劳动与资本的利益共同体,成为宏观经济保持稳定可持续增长的微观基础;而员工持股是兼具提高企业治理水平、促进企业创新发展、增加劳动者收入的微观经济效应和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宏观经济效应的制度安排,更应当成为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的重点。第二章介绍了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发展历程及发展中存在的理论认识问题。本章介绍了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出现,及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发展在每一阶段的政策与实践、发展特点、存在的问题和对问题的规范,并因政策规范难以奏效而最终叫停的曲折历程;在此基础上,指出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实践历程之所以经历曲折,几经反复,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在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践中还存在理论认识上的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论文的第三章至第六章分别从改善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治理结构、发展创新型企业、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等四个方面论证了员工持股对于当前塑造社会主义微观经济主体的重要意义,提出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应该将员工持股作为重要途径和重要环节,以期形成有活力的、劳资关系和谐的社会主义微观经济主体,同时又为宏观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微观经济基础。第七章研究了当前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发展现状,提出当前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践应解决的难点问题,以及混合所有制企业实施员工持股所存在的阻碍因素。国外员工持股发展较早,有着较丰富的成功经验,本论文在第八章介绍了美国、英国、日本和法国员工持股的兴起、发展过程和特点,分析、总结了上述国家员工持股的成功经验,为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施提供经验借鉴。第九章,从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际出发,以及从塑造社会主义微观经济主体的需要出发,并借鉴西方国家成功的经验,提出了发展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践应遵循的原则及对策建议。
葛天任[2]（2014）在《社区碎片化与社区治理 ——Y市基层社区变迁实证研究》文中指出本文所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城市基层社区的碎片化与有效治理问题。研究源自于这样两个困惑：尽管政府推行了诸多强化社区管理的政策措施，如“社区建设”、“议行分设”、“项目制管理”和“网格化管理”等，但是，城市基层社区治理的实际效果却十分有限，社区民众对社区治理的满意度仍然较低，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现象的发生？为什么在同一社区内部，不同片区在其公共服务和管理方面差别如此之大？为此，笔者选择了Y市的M厂和Z村作为田野工作地点，对其逐渐分化形成的4个社区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发现：在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城市基层社区在其社会空间结构、利益结构和权力结构方面已经碎片化，这加剧了社区发展的不平衡，带来了严重的社会政治后果，导致社区的有效治理难以实现。随着市场改革的启动，国家放弃了总体性的社会管理模式。由于单位制解组、住房商品化改革、劳动力市场的建立以及土地城市化等多元机制的复杂作用，传统社会管理模式失去了整合基层社区的经济基础，城市基层社区结构逐渐碎片化。社区的碎片化是一种城市发展中的过渡现象，产生了较为严重的社会政治后果。社区民众的政治态度和公民参与出现了高度分化，以致于社区内部难以达成共识。社区的中上阶层主张权利诉求，而中下阶层则更需要物质利益保障。社区中不同阶层群体日益提高的权利或利益诉求，不仅给社区治理带来了严峻挑战，而且增加了社区民众与基层政府之间的潜在冲突和风险。尽管国家通过多种政策措施或制度调整加强了社区管理，推进了社区治理模式的变革，但是由于社区的碎片化，社区的有效治理仍然难以实现。这主要是由于三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第一，社区居委会的治理能力相对有限；第二，社区参与和互动相对缺乏；第三，社区发展和管理政策难以获得社区不同阶层民众的一致认同和支持。尽管基层政府难以依靠自身力量实现社区的整合与有效治理，但通过建立和完善社区的利益表达和协调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社区的自组织功能，整合现有的各种组织资源包括法定组织、民间组织、党群组织、驻区企事业单位等基层组织，笔者认为，城市基层政府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化解现有的社区碎片化问题，缓解社区的阶层分化及其潜在冲突，从而实现积极有效的社区治理，重整碎片化的社区。社区的碎片化，其本质上是在社会发展和转型过程中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调整变化的结果。在此意义上，社区的碎片化更是中国社会结构深层次变迁的一种折射和反映。社区治理所面临的困境和难题，既需要提高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转变社区管理方式，又需要在更大范围、更高层面上进行制度调整和政府治理创新。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和风险，在短期内，政府应该重点关注社会中下阶层群体聚居社区的公共服务，提供基本公共产品，最大限度地回应社会中下层群体的物质利益诉求，化解引起潜在矛盾和冲突的隐患；从中长期来看，政府应该理顺与市场、社会的关系，进一步加强基层民主建设，推进和完善社区自治制度，推进有序的社区参与，建立更加有效的利益表达和协调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力量、社会力量和社区自组织功能，从而走向以改善社会、良性互动为目标的，更为积极有效的社区治理模式。
张飞雁[3]（2019）在《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路径研究》文中认为目前很难找到不存在国有经济的国家,承担国有经济的载体是国有企业,在不同制度下国有企业承担的功能和作用不同,资本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的存在是为其政党服务,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有企业是为人民服务,所以在不同制度下国有企业的发展路径不同。纵观国有企业演变历程,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国有企业都经历改革,在不同的制度下国有企业的改革目的与路径必然不同,资本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有其制度的必然性,而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改革必然不能走私有化的道路,这是由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所决定。中国国有企业作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载体,在创造“中国奇迹”的伟大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取得巨大成就。回顾中国国企发展和改革路径,改革开放前30年,建成了“统购统销”、“统分统包”、“一大二公”的单一公有制国有企业。改革开放后40年,中国国有企业基本上是围绕国有企业控制权进行改革,从“简政放权”、“股份制”、到目前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企业基本上具备现代企业特征的基本构件。中国经过40年的改革,当前的国企再也不再是单一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已是产权多元化的现代企业组织,基本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但是,国有企业也积累一些问题、存在一些弊端,需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并把混合所有制经济提升到制度层面,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写进国家重要文件,这为中国国有企业未来发展提出明确的发展路径——混合所有制。文章就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问题进行分析,从国有企业发展改革的实践路径入手,对国企改革路径以及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借鉴中西方的相关理论,提出解释国企混改的理论框架,用以分析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中的问题,并结合国内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典型案例进行分析,最终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路径的优化方式。文章主要研究方法包括文献研究法、描述性分析、案例分析、比较分析法。笔者比较分析国内外国企改革的路径特点以及国外成熟市场经济的国有企业改革路径的实践,为构建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理论与实践路径提供有益的借鉴。文章主要包括五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即本文绪论部分,主要对中国国企混改的背景和理论与现实意义。对国内外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文献和研究现状进行梳理,总结既有的研究成果,分析现有研究的不足,理清本文写作可行性、目的及意义;确定本文的研究方法;明确本文可能创新点和难点。第二部分,即第一章,首先通过梳理国内外国有企业改革的相关理论,为分析国有企业改革奠定理论基础;其次,通过分析国有企业混合改革的逻辑发现公有制制度前提下可以实现生产资料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从理论上解决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融合的问题,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问题就成为现代企业制度的治理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混合所有制企业改革的分析框架。第三部分,即第二章主要梳理中国国有企业的来源、发展历程,以及从整体和局部对国有企业治理的现状、运行状况进行统计性描述分析。从整体上看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萌芽、形成、发展并不断向成熟推进的过程,在国有企业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所表现出不同的内容和特征。第四部分,即文章的第三、四、五章,这部分主要是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分析,首先分析现阶段实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几种主要路径的模式的内涵、特征,并从整体上对各种路径的效果进行统计性描述分析。其次是分析对国有企业改革中两个典型案例和国外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改革实现路径中典型的模式特点研究,分析国有企业在实践的路径中出现的问题及国企改革的启示;第三,通过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模式和国内典型案例分析,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问题。第五部分,即第六章,是在以上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国企混改优化的具体路径和政策建议,为国企改革实践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并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政策建议。可能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一）许多学者认为微观层面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是国有经济主要载体和实现形式。笔者认为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并不仅仅通过国有企业这种企业组织形式实现,只要是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实现形式都可以是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二）实践中认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点,笔者认为,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的突破点要注重人力资本在价值增中的作用,形成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要素利益共同体。（三）学术界与理论界一致认为,混合所有改革的关键是市场化改革,引入市场化体制机制打破行政垄断,而没有指出切实可行的实现市场化的路径。笔者认为职经理人的市场化机制是实现市场化的重要方式,最主要是政府放弃对国有企业人事的行政垄断权,使职业经理人选聘完全由市场决定。进一步探讨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企业的运行需要市场经济驱动,但政府也要发挥作用,需要市场与政府二者共同协调。随着经济的演化与发展,国有经济的运行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崭新的课题。进一步深入研究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有助于解决公有制制度体系下国有企业发展的问题,揭示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探索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舒凯彤[4]（2019）在《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模式与路径选择》文中认为农村金融是农村经济的核心,完善合理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是保障农村经济稳定发展、持续增长的基本保障,是国家整体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经济战略制定的重要基础。如何构建起适应我国国情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就必须找到与之相匹配的发展模式与路径。农村金融发展模式是指在不同的经济社会环境、不同的发展条件和背景下,农村金融的供给方、需求方以及国家层面以制度的形式做出相应的安排和调整,依据不同的金融发展方法配置信贷资金,以形成功能完备的农村金融市场和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最终形成推动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相对稳定的模式。在不断的摸索与探究中,我国的农村金融已经走过了40年的发展历程,取得了显着的成果。但是,无论是在农村金融自身的发展模式还是在改革的过程中仍存在着许多问题。这里边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原因,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找到符合我国农村实际的发展道路,是农村金融改革的当务之急。通过对中国现行农村金融发展状况的调查和分析,发现目前的农村金融发展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经济变化的需要,不仅没有更好的解决“三农”问题,反而束缚了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主要表现为:农村金融市场体系仍不够健全,农村金融需求结构变迁导致供需结构出现的新的失衡,金融抑制现象长期并且目前仍然存在;从需求角度而言,农户自身的天然特性使其缺少高质量的资产和抵押品大大降低了其农村信贷资源的可获得性,农村金融市场容量扩张与金融基础支撑体系薄弱的矛盾仍然突出;而从供给角度讲,农村金融市场中信贷的供给主要依靠政府政策指导及行政手段进行推动,同时也缺少相应的农业保险体系和风险分担机制为农村金融机构在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保驾护航。因此其承担缓解农村借贷资金紧张状况的能力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同时自身在风险管理等方面集聚了不少问题;完整的风险防控体系并未建立,不论是从普及范围还是普及质量上来看都是不达标的,作为农业生产不可或缺的环节,理应肩负起更重要的责任。为了厘清这些问题,有必要对我国农村发展的历程进行系统的梳理。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政府主导模式（1978-1996年）、“三位一体”模式（1997-2004年）、商业化主导模式（2005-现在）。区别不同模式的关键在于满足金融需求的供给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所采取的主要手段,即如何平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农村金融发展模式可以分为信用主体模式、资产抵押模式和合作金融模式。将研究视角聚焦在金融交易层面,探讨何种金融模式能在最大程度上满足资金供需双方的需要。金融的最核心功能是资金的融通,引导资金流动到价值最大化的领域,价值不应仅仅包含经济价值,还应充分考虑到社会价值、环境价值等方面。而且因为我国的现实情况,农村金融还被赋予了更多重要的责任。不仅仅要促进农业发展、农村进步、农民致富,还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环境保护和社会公平,使农民生活的更有尊严。现阶段,农户和资金供给方就好比站在河的两岸远远相望,金融则是将二者连接起来的桥梁,实现农村信贷资金供需的平衡。可以看到,我国农村金融市场机制尚未建立,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的变化,市场功能还不健全。究其产生的深层原因,可以归结为农村金融模式变迁的目标设定不明晰、农村金融模式创新的主体动力不足、农村金融模式演进的路径偏差。这些问题的最直接表现就是,农村金融信贷供需主体的失衡,形成了事实上的金融抑制。通过对我国农村信贷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农业生产总值和农村居民纯收入与农村信贷差额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即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农民纯收入越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越高,农村资金流出现象越严重;而国家财政支农力度和农村固定投入对优化农村信贷配给起到显着的正向作用,对信贷流出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从资金供给上促进农村信贷配给效率的提高,即对农村金融市场的投入不断强化了农村金融体系的建设和农村金融市场功能的完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信贷抑制问题。以上结论为我国农村金融模式的选择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政府力量的干预能够促进信贷配置的优化,在一定程度上健全和完善了农村金融市场。但仅仅依靠政府的强制性行政手段从根本上扭曲了金融市场运行的一般规律,弱化了市场机制在农村地区资金配置的作用,加剧了农村信贷市场的调节失灵。因此,将“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结合起来,以市场自发的力量对农村资金的流动进行调节,将是农村金融发展模式的必然选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了更好地推进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可以借鉴国外已经成功的有益经验,美国波特切斯特乡村银行模式、孟加拉“格莱珉”模式和印度地区农村银行模式都有值得学习取经的地方。此外,互联网金融、农业供应链金融和新型合作金融模式等新兴金融理论也为我国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提供了新的可能,互联网金融与生俱来的高效便利,农业供应链金融所特有的风险把控作用,新型合作金融模式得天独厚的信息优势和较低的监督成本,都是我国农村金融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诚然,改革不会是一蹴而就的,必将经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农村金融模式的路径选择应主要从以下三个大方面着手:一是健全完备的农村金融体系,二是优化提升农村金融市场功能,三是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的基础支撑。例如大力发展土地未来收益权抵押贷、对低息和贴息涉农贷款进行财政补助、加快农村信用体系的建设等;农村金融机构应充分利用现有的政策优势,立足自身优势领域积极拓展农村市场。商业银行农村分行应当构建适应农村市场的运营体系,农村信用社则应致力于建立商业化的现代金融模式,村镇银行的未来是走出差别化的“社区银行”道路,新型规模经营主体将作为三者的有益补充;保险公司应该将眼光放的长远些,看到农业保险的巨大潜力和增长空间,寻求在政府的支持下稳步推进农业保险业务。农村联保互助小组、商业保险公司、农业再保险公司和保监会将共同构成我国的立体化农业保险体系,把政府和市场的力量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推动农业保险发展的合力。不可否认,目前我国的农村金融体制存在诸多的问题和不合理的地方,但正是因为有不足才有进步的可能。在深入推进农村金融市场化的基础上,以政策完善为改革铺平道路,以农村金融机构为改革主力军,以农业保险体系为改革保驾护航,“三农”问题必将迎刃而解,实现农村发展、农业繁荣、农民富足的愿景,早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贾双跃[5]（2019）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分化现象研究》文中认为所谓社会分化,就是社会结构不断分解重组的过程,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分类日益凸显,社会差别逐渐增多的现象。从蒙昧、野蛮时代迄今的人类历史表明,社会结构分化同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相伴始终,特别是当人类文明开启现代历程之后,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等“现代变量”所引发的社会分化尤为剧烈和突出。自19世纪中页开启现代化进程以来,中国始终面临如何看待和治理社会分化现象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当时的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放任社会分化的,其结果导致社会失控,国家一盘散沙;鉴于上述教训,新中国成立之后的30年间,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严格抑制社会分化,进而建立了一个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低分化社会,该社会极大促进了社会团结和现代生产力发展,但由于其本身固有的一系列缺陷,最终不但没有实现推动现代化的使命,反而酿成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社会浩劫。上述事实证明,在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既不能完全放任社会分化,也不能无视历史规律,极度压抑社会分化。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终于找到了一条社会结构分化与社会发展进步良性互动的现代化之路。在这条道路上,社会分化以市场经济改革为原初动力,以计划经济时代的低分化社会为原点,经过系统分化、职业分化、收入分化、阶层分化,逐渐催生出一个以“高分化”为主要特征的社会。总体而言,上述社会结构分化过程主要表现为非对抗性、渐进性、不平衡性、可控性等特征,这些特征基本符合中国国情和现代化建设规律。同时也应看到,随着时代发展以及现代化建设逐步深化,当代中国社会分化还表现出一系列新趋势,包括,社会分化维度日益多元化、社会分化“跨边界”现象日益增多、社会分化日益显现“流动性”趋势、网络社会分化日趋明显,等等。理解这些新趋势,对准确把握和控制社会分化的未来方向具有重要意义。当代中国的社会分化具有一系列历史进步意义,这些意义也是所有现代社会本应具有的。首先,它对生产力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它产生了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现代政府部门、现代经济部门、专业技术人员、普通劳动者等社会主体,创造出了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社会环境,催生出了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组织形式。其次,它创造出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整合的条件,包括增进社会群体之间的依赖和互补,涵养理性、开放、包容的共同价值,创造群际联系的纽带,削弱阶级阶层冲突,等等,这些条件都是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最后,它促进了人的自由发展,这一点在中国具有更为突出的意义,因为,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公众曾极度缺乏自由迁徙、自由交易、自由思想、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等基本权利,而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分化恰恰促进了这些权利的回归,激活了社会成员的意志自由,拓展了社会成员的自由选择空间,彰显了社会成员的个性自由。还应注意的是,只有将社会结构分化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才能充分发挥其历史进步作用,而如果社会结构分化与其正常、合理状态出现较大偏差,则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风险,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综合国内外的历史经验教训可知,这些风险和挑战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第一,社会分化导致宏观结构失衡。包括:系统结构失衡,特别是“政治、经济、社会”三大子系统失衡;职业结构比例失衡;社会两极分化;社会碎片化。第二,社会群体分化出现反常现象。具有重大风险的三类反常的群体分化现象分别是:弱势群体的分化、边缘群体的分化和反社会群体的分化。第三,社会分化对社会心态具有一系列潜在消极影响。包括:削弱传统社会信任的基础、导致社会冷漠、增加社会焦虑,等等。这些风险和挑战有些已经在中国社会中有所积累和显现,有些尚未出现端倪,但是同样不可忽略,因为一旦风险显现,其治理成本将是巨大的。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而言,为了充分激活社会分化的历史进步作用,合理控制社会分化的潜在风险,应对社会分化对社会发展、进步的挑战,需要转变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整合方式,面向高分化社会重构社会秩序。首先,高分化社会中,社会秩序的生成主体应由单一的国家转变为包括国家、社会组织、个人等在内的多元社会主体,并且,这些主体都有其自身行动的边界和限度,它们必须在这些边界和限度之内发挥自身社会整合的功能。其次,在高分化社会中构建社会秩序,需要充分挖掘、利用一系列有利于社会整合的条件。包括:发展生产力;重新发现和申明共同利益、共同风险、共同目标、共同价值等社会中的“共同因素”;培育、保护和充分利用功能互赖、社会流动、群际交往等对高分化社会来说十分重要的社会纽带。最后,正常的、有助于社会进步和社会整合的社会分化应遵循如下原则:分化与整合同步发展原则;合理性原则;付出与收益等比例分配原则;可控性原则;底线原则;渐进性原则;充分吸纳原则。结语部分对本研究进行总结和反思,得出基本研究结论,并对可能的扩展领域进行探索。
杨志明[6]（2005）在《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贷款信用风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信贷业务是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最主要的业务,贷款信用风险因此成为国有商业银行最主要的风险。为积极应对“入世”后外资银行的挑战,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和竞争能力,国有商业银行急需完善贷款信用风险管理。本文根据我国国有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实际,选择了对国民经济影响很大的贷款信用风险作为研究的主题。本文通过综合分析国有商业银行贷款信用风险的成因,提出按照巴塞尔协议要求加强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建立和完善贷款信用风险预警系统等系列对策。贷款信用风险指债务人不能或不愿按约定偿还贷款本息,导致银行信贷资金遭受损失的不确定性。债务人的偿债能力和偿债意愿是决定贷款信用风险最主要、最直接的因素。影响债务人的偿债能力和偿债意愿的因素包括:道德、市场、经营管理等。借贷资本是虚拟资本,虚拟资本不断增加和膨胀容易产生贷款信用风险。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容易导致经济危机,从而产生贷款信用风险,进而可能发生金融危机。本文运用“金融不稳定性假说”、“信息不对称”理论、“安全边界”理论论述了金融脆弱性,指出金融机构所具有的过度借贷的内在冲动,及金融机构运行机制的固有缺陷是造成金融体系内在脆弱性的主要原因。金融脆弱性是导致贷款信用风险产生的重要因素。金融道德风险源于经济人的自利本能与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与不完全等。金融道德风险加大了风险防范的成本,导致贷款信用风险发生,影响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我国正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贷款信用风险成因复杂,可分为政府、企业和银行三方面的原因,根本上则是体制性原因。因此,国有商业银行面临的贷款信用风险具有特殊性。体制性风险成为产生贷款信用风险的重要因素,商业银行实施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后,出现了信贷过度扩张和过度紧缩同时并存的非均衡的状况,表现出银行与企业之间信贷合约不完全。银行不良资产对银行、国民经济、国际资信评级都有负面影响,银行加强贷款信用风险管理非常重要和紧迫。在论述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理论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国有商业银行加入WTO后面临提高资本充足率、完善风险管理制度、强化风险监管等任务。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目标是通过处置和控制风险,防止和减少损失,实现稳健经营。国有商业银行需要按照巴塞尔协议要求完善贷款信用风险管理,有效配置资金,构造风险约束机制,实现信贷经营方式从“数量-扩张-风险”型到“质量-约束-效益”型的转变。巴塞尔银行风险管理理论特别强调实施内部控制以控制银行风险。贷款信用风险内部控制就是为了实现信贷经营目标,组织协调与规范各职能部门的相互联系与制约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需要加以完善。应当按照依法、稳健经营、权利制衡、程序制约及全过程控制等原则建立内控机制。按照贷款信用风险管理的程序,从建立风险预警评级体系等方面加强贷款信用风险内部控制,并加强贷款发放、检查、收回各环节的管理。贷款信用风险预警是银行内部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贷款风险评级是巴塞尔协议的基本要求,也是构建贷款信用风险预警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比西方商业银行贷款风险评级,国有商业银行贷款风险评级存在评级级别过少等问题,建议采取国际银行内部评级方法等措施完善内部评级制度。本文最后提出了防范和化解商业银行贷款信用风险的几点对策:加强企业信用制度建设,营造良好的银行外部经营环境;加强银行公司治理机制和银行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同时还提出了结合企业改制化解银行不良资产,以及应用机制设计控制贷款道德风险的政策取向。
刘志永[7]（2020）在《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具有鲜明转型期特征的“企业家”发展史。肇始于“农民企业家”的改革开放历程,在证明“企业家”之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国王”的同时,其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复杂性也昭示了中国的特殊性——肯定“企业家”作用时并不能忽视政府及其官员作用。至少在地区层面上,单纯从企业家角度根本无法解释“中国奇迹”中地区发展不均衡突出的现象。地区间不均衡原因,站在现实而非理论的角度,与其说是企业家及其精神的禀赋差异,不如说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家的“耦合”差异所致。更重要的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逐步迈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转型期所固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转型叠加而来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处理理论上“政府与市场”及其表现在实践上“官员企业家与市场企业家”关系成为了中国在改革“深水区”时期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囿于研究范式,把市场经济看作是抽象的一般的西方经济学显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同时,中国转型期的复杂性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研究素材。不同于西方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把市场经济置于特定社会历史中来进行分析。基于中国特色治理结构和社会主义初级历史阶段,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也由此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实践层面上特别在地区层面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实践上还不尽清晰,这不仅关系着地区间能否实现均衡发展,更关系着中国经济能否继续前行等重大问题。理论来自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对地区改革实践的观察,本文采用演绎归纳、历史研究和实证分析等方法,在借鉴主流经济学优秀成果的同时,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对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企业家和政府及其官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双主体”理论框架,分析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中的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博弈关系,以及“双主体”耦合机制与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系,进而提出一些政策及建议。中国“企业家”发展中交织着无处不在的政府“烙印”。循着中国改革脉络,发现实践中政府与企业家关系绝不仅仅是经济关系使然,而是中国治理体系和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交织关系在改革中的延展,其复杂关系主要在于渐进式改革进程中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有了“准市场主体”的地位。在本文提出“社会网络人”假设下,地方官员如同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谋取利益一样,为了获取其政治利益和财务利益而具有了“企业家”的属性,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进而和市场企业家一起推动着地区市场化进程和经济增长。“双主体”机制是转型期间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必然选择。实践表明,在宏观层面上肯定企业家是中国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政府及其官员在地区层面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不同于其他相关文献的地方官员“为了增长而竞争”逻辑,本文认为在政治治理体系、地区禀赋结构和“社会网络人”约束下的地方官员的“为了竞争而增长”是“双主体”机制的现实基石。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耦合”决定着地区经济增长。地区经济增长的路径、速度、绩效和可持续增长等取决于两者的“耦合度”,而且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不同致使着“双主体”耦合及其形式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以地方政府在“耦合”中行为迥异的温州政府和苏南政府为典型性样本和地区科技创新系统动态演化博弈模型,证实了“双主体”模式的有效性以及地方政府在其中的“能动性”作用。同时,本文从中央层面“把激励做对”来保证地方官员“做对的事情”的纵向机制和通过“中间组织”规制地方政府“做对的事情”和“防止做坏事”的横向机制上,提出了“双主体”稳定运行的激励约束机制。“双主体”耦合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文化禀赋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相容,政府与市场（官员与企业家）形成各自行为上的充分自觉,催生出遏制政府随意干涉市场或者“越界”的市场力量和克服市场失灵等的规制力量,该模式最终会朝着“政府公共服务性引导+企业家主导型经济”的耦合方式演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的不同会导致地区间在朝着最终模式演进的速度、路径等存在差异,但无论如何,政府的“主体”地位不会消失,转变的只是政府职能——“因时因势因地”与企业家耦合的“能动性”行为。“双主体”下“政府与市场”边界是多维性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意涵不完全在于政府的“大小”或者“强弱”,也不是空泛的“有为”“无为”,更不是僵化的“谁主谁次”“谁动谁从”,而是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因时因势因地”的动态耦合。因此,地区层面上的政府与市场“边界”是一个动态性多维度的意涵,包含着文化维度下“亲清”政商关系和制度维度下的“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可为”政企关系等在内的边界。实现地区经济增长是地区层面“双主体”架构的目的。在“双主体”下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地区企业家两个维度入手,提出了通过“双主体”耦合实现地区可持续增长的政策及建议。一是政府直接介入地区经济活动的产业政策,认为以“中央定规划、部委出政策、地方来执行、事后看绩效”为特征的“多层级”产业政策体制在工业化起步和成长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进入创新引领阶段时其不适应性凸显,建议在发展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从“多层级”向“两层级”体制转变;同时,从地方官员的视角提出了地区产业政策有效性的程序化、组织化和法治化等的边界。二是地方政府间接介入地区经济的企业家政策,在前述分析企业家发挥作用需要的“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的产权保护、市场化进程、政府行为法治化、金融体制改革等制度,中观层面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微观层面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以及文化层面的“亲清”政商关系、“友好”社会环境和“有效”诚信体系等方面,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及建议,以期实现“双主体”下的良好契合关系,进而实现地区的可持续经济增长。
付正[8]（2019）在《《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1978—2018）》文中提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实验。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在整个中国社会急剧转型与变迁的过程中,也呈现出诸如环境污染、贫富差距过大、官员贪污腐败等矛盾和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呈现出的问题都极大地激发了海外学者的研究兴趣和热情,他们密切关注着中国改革与发展的进程,试图通过实地考察、文献研究等多种方式揭开一个又一个“中国之谜”,并用多元化视角讲述着各式各样的“中国故事”。其中,国外最早专门研究当代中国的权威学术期刊《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就对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历程予以了长达40年的持续关注,累计发表了880篇相关主题的文章,是了解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学者眼中的“中国形象”的重要参照。本文就以《中国季刊》为个案,对1978年以来该期刊中海外学者关注度最高的“中国改革与发展”这一主题的相关文章进行系统性梳理和评析。本研究采用纵向的宏观考察与横向的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从宏观上对《中国季刊》关于改革开放40年的研究概况进行“粗线条”梳理,把握研究的总体脉络、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以及主要观点;另一方面,从微观上对《中国季刊》研究的具体问题、选取的理论视角以及研究方法进行具体地分析和评判,既介绍海外学者的观点,也深入挖掘这些观点背后的内涵与逻辑,并通过“述评结合”的方式分析这些研究成果的价值与局限。《中国季刊》关于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与发展历程的研究重点探讨了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改革与变迁,本研究就针对这些重点关注的问题进行梳理和述评。正文首先对《中国季刊》的发展概况进行了介绍,包括该期刊的创办历程及运营情况,1978年以来历任主编的研究侧重点、选题偏好及其指导下的“特刊”（Special Issue）,以及《中国季刊》四十年研究概况和研究主题的变迁。接着,围绕《中国季刊》对政治、经济、社会三个领域的具体内容展开述评。就政治领域而言,主要对1978年以来《中国季刊》关注最多的中国共产党的调适与变革、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状况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未来走向和中国政治变迁的前景预判等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评析。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海外学者对于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政治发展之路的评价逐渐突破了20世纪80——9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消极悲观论”和“民主转型论”的束缚,愈发认可中国共产党做出的积极调适和主动变革,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之路也呈现出理解的态度。就经济领域而言,重点围绕中国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与原因、问题与挑战以及前景预判等问题对《中国季刊》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述评。海外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看法在20世纪80末、90年代初主要被“消极否定”派学者的观点占据上风,他们认为改革的局限性限制了经济的发展,后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学者们逐渐改变了之前的判断,不再将自由市场和私有化看作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唯一因素,也更加认可中国采取的“摸着石头过河”、循序渐进的改革之路。就社会领域而言,《中国季刊》以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组织为切入点分析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采用了多种社会科学的理论和范式探讨了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与社会抗争,并对改革开放后显现出来的环境污染、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与社会治理情况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对国家和社会关系的研究中,学者们逐渐改变了改革开放前对中国国家和社会关系高度一体化以及国家统筹一切的“强国家——弱社会”的判断,在对中国民生问题的研究中,也从最开始对中国政府治理能力的严重怀疑逐渐转变为对一些治理举措和改革成效的充分肯定和认可。本文通过对如上问题的研究发现,1978——2018年间《中国季刊》在不同时期对中国改革与发展进程的关注重点、海外学者眼中的“中国形象”都发生了变化。总的来看,《中国季刊》对中国的认识逐步趋于理性客观,绝大多数学者都能秉承严谨求实的态度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的成就给予充分认可,对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也提出了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对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和反思1978以来中国的改革与实践,拓展国内学界的研究思路和研究视野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因难以摆脱西方中心观的影响和意识形态的偏见,缺乏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了解以及过度依赖西方理论寻找中国现实等原因做出了一些误读和误判,本文对这部分内容也予以了客观的评判和回应。《中国季刊》迄今为止已经连续出版60年,其发表的数千篇文章和书评累积起来就是一部反映海外当代中国研究的重要史料库。为此,我们应持续关注《中国季刊》关于当代中国研究的成果和动向,加强海内外学者的对话与交流,为推动当代中国研究的学理化、国际化,构建既符合中国现实又能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做出贡献。
杨志远[9]（2010）在《我国国有企业风险控制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如何实现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结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命题。作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国有企业改革始终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30多年来国有企业的改革历程,就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要求,寻找一条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效途径的渐进过程。当前,在历年利润增加和规模扩张效应的累积影响下,国有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无论是在行业控制力和市场影响力方面,都在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同时,随着不断重组和经营规模持续扩大,由内部结构调整、外部市场风险等多种风险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大型国有企业经营环境不确定性加强,经营风险凸显。构建一个规范、稳定的风险控制机制已经成为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另一方面,现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解决以下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至关重要。第一,如何在企业层面进一步推进股份制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第二,如何在国有资产监管层面进一步完善监管体制,实现以企业形式存在的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当前无论是涉及企业个体的微观层面制度改革,还是涉及企业群体的宏观层面体制调整,如何应对与控制风险都是共同的话题。基于以上的认识,在推进股权分置改革的同时,在治理结构的设计和调整中充分考虑风险评价和控制,既是推进国有企业治理结构改革和完善的应时之举,又是巩固国有企业发展的制度基础、提高国有资产经营效率的解局之措。在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风险控制是一个全新的话题。有关企业风险控制的理论与实践都尚在积极的探索过程中。目前,在理论中,当前的国有企业的风险评价与控制问题被视为一个管理技术问题,在国有资产管理实践层面上则被视为一个有关规范和标准的制度问题,在企业实际操作层面上被视为一个借鉴、试错和调整的演进过程。国有企业的风险控制实践,明显地具有行业特殊性、个体差异性和措施相机性等特点。在金融领域内得到强调和推广的风险管理在非金融企业中的应用客观上存在着理论、实践等诸多方面的障碍。正是出于对风险问题在当前国有企业改革中重要性以及当前理论研究存在问题的认识,本文从交易的风险溢价理论研究出发,分别从微观的企业制度层面和宏观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层面两个方面,对国有企业风险评价与控制问题进行初步研究。主要研究以下三个问题：①如何认识国有企业风险控制的特殊性?②如何构造国有企业风险控制机制的一般框架来保障国有资产经营的安全性?③如何通过建立风险控制机制来提高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效率?本文对国有企业风险问题的研究是政治经济学式的研究,所涉及的内容并非面面俱到,也并没有非常具体地深入到国有企业风险管理机制设计和运行的具体问题分析中,而是集中在国有企业风险治理层次,从个体的国有企业风险治理与整体的国有企业群体风险控制与传导阻断两个层次展开。本文研究的目的,①以新的视角看待国有企业改革,围绕风险控制探讨国有企业改革的未来方向。②为国有企业风险控制实践的展开提供新思路,如果从更为广泛的角度看,本文的研究可以为风险控制理论在企业的应用提供参考和案例。论文分为六个部分：①导言,主要内容为论述展开之前的必要说明和词汇准备。②第二个部分为“研究基础与文献综述”,从三个方面,即国有企业改革、治理结构理论与实践、企业风险控制的理论与实践等三个方面对本文所涉及的理论文献进行了梳理和评述。③第三个部分是“问题的提出：国有企业风险识别”与“企业风险控制：一个基于交易的观点”。提出国有企业风险控制研究的主要问题,论述目的在于阐明本文的研讨问题；对交易的风险溢价模型进行分析与阐述,为论述的展开进行理论准备。④第四个部分是“国有企业风险控制：一个政治经济学分析”。对国有制下企业的交易属性进行政治经济学探讨。⑤第五个部分是“单个国有企业风险控制：风险治理”和“国有企业群体风险控制：风险类别与传导机制”。从理论与案例两个角度,对单个国有企业风险治理的主要内容进行研究；对国有企业群体风险传导与阻断机制的分析与研究。⑥第六个部分为“结语”。对论文的基本结论和政策含义进行进行总结。导言。主要介绍论文的研究背景、选题意义、论文结构、研究工具、主要观点、核心词汇等内容。主要观点包括：①指出围绕风险控制展开的国有企业研究,是在新的问题环境下对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的再次探讨；②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包括：如何认识国有企业风险控制的特殊性?如何构造国有企业风险控制机制的一般框架来保障国有资产经营的安全性?如何通过建立风险控制机制来提高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效率?③对论文的核心词汇“国有企业”和“风险”进行了概述和界定。（1）研究基础与文献综述。本部分以文献述评的方式,从风险理论出发,分别对本论文研究所涉及的理论基础,即国有企业改革、风险理论及其发展、治理结构以及风险控制等四个方面的相关理论进行阐述。①在“国有企业改革与风险控制”方面,对国有企业定位与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争论进行了探讨。对“基于一般企业组织模型的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和“基于国有企业发展路径的管理变革”等两种观点分别进行了评述,在此基础上,指出我国国有企业所面临的风险问题,不仅有个体的风险管理问题,更为重要地,还要处理整体风险识别和评价的问题。在国有企业内部通过管理和技术的方式来解决风险控制问题,显然是对风险控制的一种误读。因此,必须跳出企业这个小的框架和限制,在更为广大的、包容性更强的政治经济学框架中讨论国有企业的风险控制问题。②在“不确定性和风险理论及其发展”方面,对奈特的风险和企业组织理论及其发展进行了评述,全面回顾了不确定性与风险理论的发展,探讨了基于奈特的风险理论,发展一个不确定条件下的企业组织理论应该要探讨的问题。③在“企业治理结构与风险”方面,对在现有的公司治理理论下探讨风险治理问题的局限性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发展基于风险治理的公司治理理论的可能性。④在“风险控制”方面,对全面风险管理框架的形成及其构成、风险管理工具及其发展等两个方面的内容进行了综述,并对当前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评述。（2）问题的提出：国有企业风险识别。本部分从企业风险识别的一般原则出发,结合国有企业的特殊性质指出,①风险管理在一般企业中集中体现在管理层面,而国有企业中则集中体现在治理层面。②探讨国有企业风险识别的特殊点,即国有企业风险识别主体的外在决定性、风险控制目标识别的矛盾性、风险传导机制的无边界性和风险集成性。③描述国有企业风险控制研究所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指出国有企业的风险控制可以分为单个企业的风险控制和国有企业群体的风险控制两个层次,研究的重点在于风险传导机制、单个国有企业的风险治理与国有企业群体的风险控制。（3）企业风险控制：一个基于交易的观点。本部分通过以交易博弈模型为基础的交易风险溢价研究,阐述基于风险分散的企业组织与风险传导机制分析框架。交易博弈模型所阐述的主要观点包括：①任何一个交易都必然地包括以下两个层次,一是对具体交易标的物的交换,例如商品和劳务。二是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交易,即“交易的风险配置功能”。②交易的风险溢价（Risk Premium）,即交易2方对通过交易方式希望分散出去的风险或不确定性的定价。基于风险分散的企业组织和风险传导机制分析框架的主要观点包括：①企业是一系列相关交易的叠加,而这一系列交易之所以被叠加的目的在于控制和减小企业所面对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获得交易的风险溢价收益。②企业治理结构之所以重要,在于治理结构是管理叠加起来的交易组合的基础性机制。③企业组织的存在,使得风险控制存在两种基本的手段,一是在企业组织内部通过交易的方式来配置风险,二是在市场交易的过程中进行风险的配置。④风险传导的过程究竟是一个风险化解的过程,还是一个风险逐渐累积的过程,取决于交易风险溢价收益的大小以及收益在交易双方之间的配置结构。⑤影响风险传导机制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一是市场因素。二是制度因素。三是知识因素。（4）国有企业风险控制：一个政治经济学分析。本部分是对国有企业制度及其对企业风险控制的含义的分析。主要观点包括：①资产的庞大规模决定了国有企业内部进行交易以配置风险的空间巨大。②国有企业外在的制度支撑体系决定了国有企业通过外在的交易手段将风险转移出去的空间同样巨大。③国有企业风险控制潜力能否发挥,取决于国有企业基本制度构成的两个层次,一是作为企业内部交易风险配置功能发挥的基本制度平台,二是由于监管体系的作用。④国有企业的风险控制并非一个完全的管理过程,而是一个如何在企业层面实现风险共同治理的问题⑤必须严格控制国有企业自身的风险等同于国家风险。（5）单个国有企业风险控制：风险治理。本部分对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与风险控制的现状进行描述,对当前国有企业风险治理的主要关注点进行分析,并以案例的形式对当前国有企业风险治理的成效进行评价。主要观点包括：①尽管股份制改革为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完善设定了基本路线,但传统管理体制和行政体制对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影响难以忽视,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存在着明显的、且相互联系的强势利益群体,其自身的诉求足以影响企业的生产和经营。②国有企业的风险控制缺乏一个恰当的向外分散风险和内部配置风险的治理结构平台。③企业的风险分散配置要求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具有与分担企业风险相匹配的能力。而从现实的情况看,无论是国有企业的职工、管理层、还是外在的投资者（内资或者外资）,均无法担当起国有企业风险分担者的角色。④当前的国有企业风险治理,承担风险的主体过少,承担风险能力与参与风险治理能力不匹配是国有企业风险治理的最大问题。⑤国有企业风险治理的分析中,主要风险类别包括：主体缺失风险、内部交易定价机制行政化风险、内部风险错配风险、风险控制封闭化风险。（6）国有企业群体风险控制：风险类别与传导机制。本部分对国有企业群体所面对的宏观风险及其类别、国有企业微观风险向宏观风险传导的机制进行研究。主要观点包括：①政治风险、金融风险、产业风险是当前国有企业群体风险控制所需要关注的三个重要方面。②国有企业风险传导机制三个可能的阻断机制包括：微观企业制度、监管体制、政策约束与社会关注。③当前国有企业风险防范的三个重要方面是：防范国有企业个体的局部政治风险演变为整体性政治风险、防范个体的财务风险演变为整体性的金融风险、防范个体的行业风险演变为整体性经济结构失调。本文可能的创新,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①选题与体系创新。选题创新方面,将国有企业风险管理的实践放到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领域内进行探讨,并从风险控制的角度对当前国有企业改革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较为系统的理论分析。体系创新。尽管论文的研究尚且粗浅,但基于交易博弈模型为基础的交易风险溢价研究,以及基于风险分散的企业组织与风险传导机制分析框架,在分析所采用的基本概念（例如交易的风险配置功能、交易的风险溢价）、方法（期权理论在交易风险定价方面的运用）以及切入点（基于未来的不确定性）等方面,是奈特风险和组织理论的重新表述和发展,在上述方面,与基于交易费用的企业理论等现有理论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②视角创新。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本文对于国有企业风险控制的分析与探讨,是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再认识；第二,本文对国有企业风险控制的研究,更多地是从经济理论对企业风险控制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而不仅仅是停留在管理研究层面,对风险管理技术的工具性探讨。第三,本文对风险的分析,并没有完全停留在现有的风险理论的基础之上,而是在运用新的风险分析工具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③观点创新（理论部分）：任何一个交易都必然地包括以下两个层次,一是对具体交易标的物的交换,例如商品和劳务,二是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交易,即“交易的风险配置功能”；交易的风险溢价,即交易各方对通过交易方式希望分散出去的风险或不确定性的定价；企业是一系列相关交易的叠加,而这一系列交易之所以被叠加的目的在于控制和减小企业所面对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获得交易的风险溢价收益。④观点创新（应用部分）：国有企业风险识别的特殊点包括：国有企业风险识别主体的外在决定性、风险控制目标识别的矛盾性、风险传导机制的无边界性和风险集成性。国有企业的风险控制可以分为单个企业的风险控制和国有企业群体的风险控制两个层次,研究的重点在于风险传导机制、单个国有企业的风险治理与国有企业群体的风险控制。当前的国有企业风险治理,承担风险的主体过少,承担风险能力与参与风险治理能力不匹配是国有企业风险治理的最大问题。国有企业风险控制潜力能否发挥,取决于国有企业基本制度构成的两个层次,一是作为企业内部交易风险配置功能发挥的基本制度平台,二是基于监管体系的作用。
刘明越[10]（2013）在《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逻辑与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所有制改革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核心内容,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断完善的重要标志。任何所有制都存有一个实现形式的问题。所有制改革包含两方面内容：其一,所有制结构的改革,即社会中不同所有制比重的变化；其二,所有制实现形式的改革,即所有制具体采取怎样的形式来实现。我国的所有制改革从一开始就沿着这两方面展开的。所有制结构改革,是从单一的公有制变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所有制实现形式改革,是从传统的公有制企业变为现代公司制度,无论是农村集体经济的改革,还是国有企业的改革,都清晰地显示了这一演化过程。国有企业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微观基础,一直是我国经济改革的核心。国有企业30多年的改革,一方面要解决的重点问题是要不要坚持国有企业的的性质和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是围绕实现形式这一重点问题展开的。目前,国有企业已经建立了现代产权制度,实现了产权社会化。在我国,国有企业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担任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属性的重任,体现公有制的性质,而其创造的财富必须实现社会共享。但国有企业又必须遵循市场经济发展规律,成为独立运行的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按照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和产权理论,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一方面要强调国家对企业的所有权,即国家所有的性质；一方面也要强调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国有企业经过股份制改制后,宏观层面的产权多元化的结构已经形成,而企业微观层面的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也随着产权多元化结构而不断完善。国有企业产权“一股独大”的产权结构也逐渐因产权制度改革和国家的产业政策发生变化,除涉及国家绝对控股的行业外,一般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产权已经实现多元化,形成了国有相对控股和国有参股的产权模式。根据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和委托—代理关系,国有企业的财产属于国家所有,也就是全民所有,全民共享。国资委的成立,解决了国家所有权出资人的代管问题,解决了国有资产具体管理的问题。国有资产运营和管理的目标是保值和增值,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是国有企业经营成果全民共享的前提和基础。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如何实现国有企业经营成果全民共享。实现国企经营成果全民共享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首先是国资委的定位：国有资产代管者职能的完善；其次是对国有资产代管者的监督,以便确保代管者能够真正履职；第三是探索和形成国有企业经营成果共享机制,实现全民共享。
二、浅谈商业企业改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浅谈商业企业改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研究目的、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述评 |
| 一、关于混合所有制的研究未将解决劳资关系作为重点 |
| 二、员工持股有助于解决混合所有制发展中的劳资关系问题 |
| 三、员工持股与混合所有制企业发展 |
| 四、文献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技术路线与章节安排 |
| 一、研究思路 |
| 二、技术路线 |
| 三、章节安排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研究创新及研究不足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创新 |
| 三、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概念界定、理论基础及理论建构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内涵 |
| 二、员工持股的内涵及性质 |
| 三、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内涵 |
| 第二节 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相关理论 |
| 一、马克思劳动力产权理论 |
| 二、人力资本理论 |
| 三、“双因素”理论 |
| 四、分享经济理论 |
| 五、委托代理理论 |
| 第三节 相关理论分析 |
| 一、对马克思劳动力产权理论与人力资本理论的比较与分析 |
| 二、对“双因素”理论和分享经济理论的比较与分析 |
| 三、对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 |
| 四、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应以马克思劳动力产权理论为指导 |
| 第四节 以员工持股为重点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理论建构 |
| 一、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理论假设 |
| 二、基本推论:员工持股应当成为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的重点 |
| 第二章 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发展历程及存在的理论认识问题 |
| 第一节 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发展历程 |
| 一、我国员工持股的出现 |
| 二、员工持股的初步探索阶段(1978-1994年) |
| 三、员工持股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初步结合阶段(1994-2002) |
| 四、针对管理层的股权激励阶段(2002-2013) |
| 五、明确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相结合重启员工持股阶段(2013年至今) |
| 第二节 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践的曲折性及发展中存在的理论认识问题 |
| 一、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践的曲折性 |
| 二、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发展中存在的理论认识问题 |
| 第三章 员工持股与建立现代企业治理结构 |
| 第一节 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发展中存在的治理问题 |
| 一、解决国企所有者缺位问题是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发展的逻辑起点 |
| 二、混合所有制企业发展仍面临委托代理关系问题 |
| 三、混合所有制企业制度定型需要解决委托代理关系问题 |
| 第二节 员工持股是建立混合所有制企业现代治理结构的重要途径 |
| 一、员工持股是混合所有制企业产权多元化的重要实现形式 |
| 二、员工持股可以有效解决混合所有制企业委托代理问题 |
| 三、我国以员工持股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成功案例 |
| 第三节 以员工持股实现企业治理的激励相容 |
| 一、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的主要矛盾是解决企业治理的激励相容问题 |
| 二、聚焦建立有效委托代理关系,以员工持股实现企业治理的激励相容 |
| 第四章 员工持股与发展创新型企业 |
| 第一节 创新型企业内涵及我国创新型企业发展现状 |
| 一、创新型企业内涵 |
| 二、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背景下我国创新型企业的缺乏 |
| 第二节 我国创新型企业缺乏的重要原因 |
| 一、企业家精神缺乏 |
| 二、工匠精神缺乏 |
| 三、科技创新能力不足 |
| 第三节 以员工持股促进创新型企业形成 |
| 一、以员工持股激励企业家精神形成 |
| 二、以员工持股激励工匠精神形成 |
| 三、以员工持股激励科技人员提升创新能力 |
| 第五章 员工持股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
| 第一节 资本短缺时代劳动者难以分享企业利润与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过低 |
| 一、资本短缺时代与劳动报酬比重偏低 |
| 二、劳动报酬低转化为劳动者财产性收入比重低 |
| 三、劳动者报酬偏低导致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过低 |
| 第二节 资本过剩时代劳动者分享利润的客观基础正在形成 |
| 一、我国进入资本相对过剩时代和劳动力短缺时代 |
| 二、人力资本日益成为劳动者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源泉 |
| 三、员工持股成为增加财产性收入的重要途径 |
| 第三节 以员工持股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
| 一、以员工持股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具有可行性 |
| 二、员工持股优于简单的工资上涨和福利国家模式 |
| 三、员工持股有利于打造我国的人力资本优势 |
| 四、员工持股有利于形成劳资利益共同体 |
| 第六章 员工持股与宏观经济稳定 |
| 第一节 宏观经济稳定需要有活力的微观基础 |
| 一、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的失灵 |
| 二、宏观经济稳定需要建立在微观经济主体健康发展的基础上 |
| 第二节 员工持股与形成消费拉动的内生增长模式 |
| 一、我国需要形成消费拉动的内生增长模式 |
| 二、以员工持股促进中等收入群体发挥消费生力军和主力军的作用 |
| 三、以员工持股稳定国内投资 |
| 第三节 以员工持股推动新经济发展 |
| 一、新经济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
| 二、员工持股有利于促进新经济发展 |
| 三、在新经济领域广泛推动员工持股 |
| 第四节 以员工持股解决经济转型升级中的就业问题 |
| 一、传统工资制与失业问题 |
| 二、以员工持股实现利润分享制 |
| 三、构建员工与企业的命运共同体 |
| 第七章 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发展现状、难点问题及阻碍因素 |
| 第一节 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发展现状 |
| 一、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践历经反复 |
| 二、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进一步发展任重道远 |
| 第二节 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践中的难点问题 |
| 一、持股对象范围的确定 |
| 二、员工持股比例的确定 |
| 三、持股员工的资金来源 |
| 四、员工持股模式的确定 |
| 五、持股平台问题 |
| 第三节 我国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阻碍因素 |
| 一、对混合所有制改革及员工持股缺乏足够的认识 |
| 二、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体制障碍 |
| 三、内部人控制问题 |
| 四、我国员工持股相关立法的限制 |
| 五、我国目前还缺乏相关的财税政策对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企业和员工进行激励 |
| 第八章 员工持股的国际经验 |
| 第一节 美国员工持股的兴起与发展 |
| 一、美国员工持股制度的兴起与发展 |
| 二、美国员工持股的特点 |
| 第二节 英国员工持股的兴起与发展 |
| 一、英国员工持股的兴起与发展 |
| 二、英国员工持股的特点 |
| 第三节 法国员工持股制的兴起和发展 |
| 一、法国员工持股的兴起与发展 |
| 二、法国员工持股的特点 |
| 第四节 日本员工持股的兴起与发展 |
| 一、日本员工持股的兴起与发展 |
| 二、日本员工持股制度的特点 |
| 第五节 发达国家员工持股的启示 |
| 一、政府对员工持股计划的重视 |
| 二、制订完善的立法来推行员工持股 |
| 三、利用财税政策支持和引导 |
| 四、支持第三方金融机构介入员工持股 |
| 五、实施普惠式的员工持股 |
| 六、采取多种形式的员工持股计划模式 |
| 第九章 我国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原则及建议 |
| 第一节 我国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原则 |
| 一、将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上升到塑造社会主义微观经济主体的高度 |
| 二、将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与解决宏观经济问题相联系 |
| 三、加强顶层设计,使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有序开展 |
| 四、在法律的激励、引导和规范下有序开展 |
| 五、从企业实际出发开展员工持股 |
| 第二节 我国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建议 |
| 一、充分认识员工持股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重要作用 |
| 二、加强和完善员工持股的相关立法 |
| 三、允许第三方金融机构参与员工持股计划 |
| 四、对员工持股参与方提供财税政策支持 |
| 五、探索多样化的员工持股模式 |
| 六、逐步扩大员工持股对象及企业的范围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2）社区碎片化与社区治理 ——Y市基层社区变迁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概念的界定 |
| 1.3 问题的提出 |
| 1.4 文献回顾 |
| 1.4.1 社会分层与城市社区变迁 |
| 1.4.2 城市社会空间分异与重构 |
| 1.4.3 城市社区分化与治理变革 |
| 1.4.4 主要研究问题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田野工作：为什么选择 M 厂和 Z 村？ |
| 1.5.2 定性和定量研究 |
| 1.5.3 数据说明 |
| 1.6 研究路径 |
| 1.7 章节安排 |
| 第2章 M 厂和 Z 村的解组与剧变 |
| 2.1 改制前的 M 厂与 Z 村 |
| 2.2 总体性社区的解组：从“单位”到“社区” |
| 2.3 总体性社区的剧变：从 4 个社区到 17 个片区 |
| 2.3.1 M 社区：后单位制的老旧社区 |
| 2.3.2 X 社区：高档商品房社区 |
| 2.3.3 L 社区：转变中的混居社区 |
| 2.3.4 Z 社区：城市扩展中的农村社区 |
| 2.4 小结：从总体性社区到碎片化社区 |
| 第3章 社区的碎片化：特征与机制* |
| 3.1 社区碎片化概念的提出 |
| 3.1.1 社区碎片化概念的三个特征 |
| 3.1.2 内部碎片化与外部碎片化 |
| 3.1.3 社区的碎片化与阶层化、个体化 |
| 3.2 社区碎片化的四个动力机制 |
| 3.2.1 单位制的解组与延续 |
| 3.2.2 住房商品化 |
| 3.2.3 劳动力市场的形成 |
| 3.2.4 土地城市化 |
| 3.3 社区整合机制失效 |
| 3.3.1 政府难以整合碎片化社区 |
| 3.3.2 市场整合机制的效率与失灵 |
| 3.3.3 社会组织的活力不足 |
| 3.3.4 利益表达和协调机制尚未完善 |
| 3.4 小结：社区的双重碎片化与整合机制的失效 |
| 第4章 社区碎片化的后果：潜在冲突的形成 |
| 4.1 社区碎片化的社会政治后果 |
| 4.2 社区碎片化与社区阶层分化 |
| 4.3 阶层地位、政治态度与公民参与 |
| 4.3.1 阶层分化及其社会政治影响 |
| 4.3.2 政治态度与公民参与的相关研究 |
| 4.3.3 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 |
| 4.3.4 变量测量与研究发现 |
| 4.4 社区碎片化与潜在冲突 |
| 4.5 小结：社区碎片化与社区的潜在冲突 |
| 第5章 社区碎片化与社区治理变革 |
| 5.1 社区碎片化与社区治理议题 |
| 5.1.1 基层政府、社区居委会与社区建设 |
| 5.1.2 社区碎片化与居委会的多元治理 |
| 5.2 社区居委会的治理能力 |
| 5.2.1 人力资源相对有限 |
| 5.2.2 财政能力相对有限 |
| 5.2.3 管理职能相对有限 |
| 5.3 社区的决策、互动和参与 |
| 5.3.1 社区的规划和决策 |
| 5.3.2 社区参与和社区政治参与 |
| 5.4 社区碎片化与社区有效治理 |
| 5.4.1 社区碎片化、政策支持与有效治理 |
| 5.4.2 社区发展和管理的政策支持度分析 |
| 5.5 社区治理的具体运作 |
| 5.5.1 “1+4”模式：X 社区楼宇广告费纠纷 |
| 5.5.2 “一地两府”：Z 社区的垃圾处理事件 |
| 5.5.3 “分片管理”：L 社区的“甩项”争端 |
| 5.5.4 “人情网络”：M 社区的物业服务争端 |
| 5.6 小结：基层政府难以有效治理碎片化社区 |
| 第6章 迈向积极有效的社区治理 |
| 6.1 从社区碎片化到社区重整 |
| 6.2 社区中的市场力量 |
| 6.2.1 土地增值与社区发展 |
| 6.2.2 社区市场的活力与生机 |
| 6.3 社区自组织与社区整合 |
| 6.3.1 社区的民间组织与社区公共服务 |
| 6.3.2 社区党群组织的积极作用 |
| 6.3.3 社区基督教组织的发展 |
| 6.4 社区中的政府及其作用 |
| 6.5 小结：社区治理中的政府、市场与社会 |
| 第7章 结论与思考 |
| 7.1 社区有效治理难题 |
| 7.2 社区碎片化与社区有效治理 |
| 7.3 社区治理中的政府、市场与社会 |
| 7.4 社区碎片化的潜在冲突与对策 |
| 7.5 研究意义、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调查问卷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3）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 (一)混合经济思想 |
| (二)国外国有企业改革相关文献 |
| (三)国内国有企业改革相关文献 |
| (四)文献分析 |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四、文章创新与进一步研究的意义 |
| 第一章 中国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来源与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相关概念界定 |
| 一、所有制、所有权和产权 |
| 二、混合所有制 |
| 三、企业 |
| 第二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来源 |
| 一、马克思的相关理论 |
| 二、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 |
| 三、启示 |
| 第三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理论分析框架 |
| 一、混合所有制改革理论的基本逻辑 |
| 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根本制度——产权制度 |
| 三、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治理模式——公司治理 |
| 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保障机制——监督机制 |
| 第二章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的来源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过程 |
| 一、混合所有制萌芽阶段 |
| 二、混合所有制产生阶段 |
| 三、混合所有制的发展阶段 |
| 四、新时代混合所有制深化阶段 |
| 第三节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现状分析 |
| 一、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整体运行状况 |
| 二、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行业与地区分布状况 |
| 三、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公司治理状况 |
| 第三章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分析 |
| 第一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缘由 |
| 一、混合所有制改革动因 |
| 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条件 |
| 第二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主要路径分析 |
| 一、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主要模式 |
| 二、并购和重组模式特点分析 |
| 三、整体上市模式特点分析 |
| 四、公私合营模式特点分析 |
| 五、员工持股模式特点分析 |
| 第三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特点分析 |
| 一、推进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 |
| 二、以构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的利益共同体为目的 |
| 三、资产监管方式从“管企业”为主向“管资本”为主转变 |
| 第四章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存在的问题分析 |
| 第一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路径的思维怪圈 |
| 一、概念认识误区:混合所有制概念的误区 |
| 二、围绕产权和控股权的争论 |
| 三、“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的争论 |
| 第二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路径的制度缺陷 |
| 一、产权制度缺陷 |
| 二、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存在的缺陷 |
| 三、国有资产管理存在的缺陷 |
| 第三节 混合所有制企业不同产权主体的矛盾问题 |
| 第五章 国内外国有企业改革的典型路径及启示 |
| 第一节 中国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模式分析 |
| 一、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动因与改革方案介绍 |
| 二、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路径和效果分析 |
| 三、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意义 |
| 第二节 中钢集团案例分析 |
| 一、中钢集团并购重组简单回顾 |
| 二、中钢集团扩张过程 |
| 三、中钢集团并购重组分析 |
| 四、中钢集团重组给其他国企的启示 |
| 第三节 国外国有企业改革典型路径模式分析 |
| 一、新加坡的国有企业改革典型路径模式 |
| 二、法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典型路径模式 |
| 三、英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典型路径模式 |
| 四、金股制度 |
| 第六章 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路径的优化 |
| 第一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路径的突破口 |
| 一、重视国企的人力资本 |
| 二、分类改革 |
| 第二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优化 |
| 一、优化的原则 |
| 二、适合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企业范围 |
| 三、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步骤 |
| 四、优化方案 |
| 第三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路径应该注意的问题 |
| 一、要坚持增量改革,不轻易放弃控股权 |
| 二、国有资本要积极入股非国有企业 |
| 三、要注重员工持股公平公正与激励机制的建立 |
| 四、要对混合所有制企业正确的定位 |
| 五、正确认识“管企业”为主向“管资本”为主转变 |
| 第四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政策建议 |
| 一、加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改革顶层制度设计 |
| 二、打破“政企不分”的瓶颈方法 |
| 三、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方向 |
| 四、完善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治理机制 |
| 五、完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保障机制 |
| 参考文献 |
| 博士学习期间学术成果 |
| 致谢 |
（4）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模式与路径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的界定 |
| 1.3 主要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创新和不足 |
| 第2章 农村金融发展模式演进的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农村金融发展模式演进的理论基础 |
| 2.1.1 农业信贷补贴理论 |
| 2.1.2 农村金融市场理论 |
| 2.1.3 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 |
| 2.1.4 制度变迁理论 |
| 2.2 关于农村金融发展模式的文献综述 |
| 2.2.1 农村金融改革历程研究 |
| 2.2.2 农村金融发展模式的现状及问题研究 |
| 2.2.3 农村金融对策研究 |
| 第3章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现状及问题分析 |
| 3.1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模式的宏观政策体系 |
| 3.2 中国农村金融市场总体情况 |
| 3.2.1 农村信贷供需状况 |
| 3.2.2 农村金融机构体系发展情况 |
| 3.2.3 农业保险发展情况 |
| 3.2.4 农村金融产品创新情况 |
| 3.2.5 农村基础服务覆盖情况 |
| 3.2.6 融资渠道与融资模式情况 |
| 3.3 中国农村金融模式存在的问题 |
| 3.3.1 农村金融市场机制不健全 |
| 3.3.2 农村金融供需失衡 |
| 3.3.3 农村金融市场功能不完备 |
| 3.4 农村金融发展模式困境的原因探析 |
| 3.4.1 农村金融改革目标设定不明晰 |
| 3.4.2 农村金融改革主体动力不足 |
| 3.4.3 农村金融改革路径偏差 |
| 第4章 中国农村金融宏观发展模式及演变路径 |
| 4.1 中国农村金融宏观发展模式的演进 |
| 4.1.1 政府主导模式(1978-1996 年) |
| 4.1.2 “三位一体”模式(1997—2004 年) |
| 4.1.3 市场化主导模式(2005—现在) |
| 4.2 中国农村金融宏观发展模式演进的主要特征 |
| 4.2.1 农村金融发展模式演进受农村经济改革驱动 |
| 4.2.2 农村金融发展模式演进驱动机制的强制性 |
| 4.2.3 农村金融发展模式变迁具有路径依赖特征 |
| 4.3 中国农村金融宏观发展模式演进环境与趋势 |
| 4.3.1 农村金融宏观发展模式演进面临的经济社会环境 |
| 4.3.2 农村金融宏观发展模式变迁的思路变化 |
| 4.3.3 农村金融宏观发展模式发展方向与路径 |
| 第5章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微观模式及路径 |
| 5.1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微观模式 |
| 5.1.1 信用主体模式 |
| 5.1.2 资产抵押模式 |
| 5.1.3 合作金融模式 |
| 5.2 中国农村金融微观模式的未来发展路径 |
| 5.2.1 供应链金融 |
| 5.2.2 互联网+农村金融 |
| 5.2.3 新型合作金融 |
| 第6章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模式与信贷配给的实证分析 |
| 6.1 农村信贷资金配给的理论分析 |
| 6.1.1 农村信贷资金配给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1.2 农村信贷资金配给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2 农村金融发展模式对信贷资金配给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2.1 变量选取、理论假设和模型构建 |
| 6.2.2 实证分析过程 |
| 6.3 农村金融发展模式对信贷资金配给影响的实证结论 |
| 第7章 农村金融发展模式的国际比较借鉴 |
| 7.1 美国波特切斯特乡村银行模式 |
| 7.2 孟加拉“格莱珉”模式 |
| 7.3 印度地区农村银行模式 |
| 第8章 完善农村金融发展模式的路径选择 |
| 8.1 健全完备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 |
| 8.1.1 优化商业性农村金融机构的供给能力 |
| 8.1.2 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 |
| 8.1.3 促进农村新型金融机构健康良性发展 |
| 8.1.4 发展新型农村合作金融 |
| 8.2 优化提升农村金融市场功能 |
| 8.2.1 围绕土地等抵押物创新 |
| 8.2.2 加快土地经营权等农村资产市场建设 |
| 8.2.3 持续加大涉农贷款的政策扶持力度 |
| 8.3 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的基础支撑 |
| 8.3.1 建立健全完备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体系 |
| 8.3.2 探索有效的农村金融风险分担机制 |
| 8.3.3 加快农村信用体系的建设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5）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分化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相关研究回顾 |
| (一)既有研究的主要视角 |
| (二)既有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三)既有研究的不足之处 |
| 三、主要概念的界定 |
| (一)现代化 |
| (二)社会分化 |
| (三)社会整合 |
| 四、主要理论工具 |
| (一)现代化理论 |
| (二)功能主义理论 |
| (三)社会冲突理论 |
| 五、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可能的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与低分化社会的建构 |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之后抑制社会分化的措施与结果 |
| 一、战争胜利之后的城市接管 |
| 二、农村地区的土地改革 |
| 三、三大改造 |
| 第二节 抑制社会分化的合理性分析 |
| 一、抑制社会分化符合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 |
| 二、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使社会各界倾向抑制社会分化 |
| 三、抑制社会分化符合当时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 |
| 四、国际、国内斗争形势要求抑制社会分化 |
| 第三节 低分化社会的运行逻辑 |
| 一、科层化的社会空间 |
| 二、社会运行的总体性 |
| 三、限制社会自由流动 |
| 四、突出政治 |
| 第四节 低分化社会的主要贡献和问题 |
| 一、低分化社会的主要贡献 |
| 二、低分化社会的主要问题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分化的基本状况、特征与趋势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分化的基本状况 |
| 一、系统分化 |
| 二、职业分化 |
| 三、收入分化 |
| 四、阶层分化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分化的基本特征 |
| 一、社会分化的非对抗性 |
| 二、社会分化的渐进性 |
| 三、社会分化的不平衡性 |
| 四、社会分化的可控性 |
| 第三节 当代中国社会分化的新趋势 |
| 一、社会分化的维度日益多元化 |
| 二、社会分化的“跨边界”现象日益增多 |
| 三、社会分化日益显现“流动性”趋势 |
| 四、网络社会分化日趋明显 |
| 第三章 社会分化的历史进步意义 |
| 第一节 社会分化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 |
| 一、社会分化创造了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主体 |
| 二、社会分化创造出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社会环境 |
| 三、社会分化产生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组织形式 |
| 第二节 社会分化与社会和谐稳定 |
| 一、社会分化增进社会群体之间的依赖和互补 |
| 二、社会分化涵养社会和谐稳定的价值基础 |
| 三、社会分化创造群际联系的纽带 |
| 四、社会分化对阶级阶层冲突具有削弱效应 |
| 第三节 社会分化与“人的自由发展” |
| 一、社会分化激活了社会成员的意志自由 |
| 二、社会分化开拓了社会成员自由选择的空间 |
| 三、社会分化彰显了社会成员的个性自由 |
| 第四章 社会分化的潜在风险和挑战 |
| 第一节 社会分化与宏观结构失衡 |
| 一、社会分化导致系统结构失衡 |
| 二、社会分化导致职业结构比例失衡 |
| 三、社会两极分化 |
| 四、社会碎片化 |
| 第二节 社会群体分化的反常现象 |
| 一、弱势群体的分化 |
| 二、边缘群体的分化 |
| 三、反社会群体的分化 |
| 第三节 社会分化对社会心态的消极影响 |
| 一、社会分化削弱传统社会信任的基础 |
| 二、社会分化与社会冷漠 |
| 三、社会分化与社会焦虑 |
| 第五章 高分化社会的社会整合与秩序重构 |
| 第一节 社会秩序的生成主体 |
| 一、作为“政治权威”的国家 |
| 二、作为“中间变量”的社会组织 |
| 三、具有“双重属性”的社会成员 |
| 第二节 社会秩序的生成条件 |
| 一、有助于社会整合的生产力因素 |
| 二、重新发现“共同性” |
| 三、“社会纽带”的作用 |
| 第三节 正常分化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
| 一、分化与整合同步发展原则 |
| 二、社会分化的合理性原则 |
| 三、付出与收益等比例分配原则 |
| 四、社会分化的可控性原则 |
| 五、社会分化的底线原则 |
| 六、社会分化的渐进性原则 |
| 七、充分吸纳原则 |
| 结语 |
| 一、本研究的基本结论 |
| (一)当代中国社会分化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
| (二)当代中国社会分化的基本面是积极的 |
| (三)不应忽视社会分化的风险与挑战 |
| 二、可能的扩展研究 |
| (一)当代中国社会分化的独特性问题 |
| (二)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的关系问题 |
| (三)社会分化与未来社会形态问题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贷款信用风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 本文的结构与创新之处 |
| 1.4.1 本文结构 |
| 1.4.2 本文创新之处 |
| 2 银行贷款信用风险的理论分析 |
| 2.1 贷款信用风险的内涵 |
| 2.1.1 风险的涵义 |
| 2.1.2 信用的内涵 |
| 2.1.3 贷款信用风险的内涵 |
| 2.2 贷款信用风险产生与影响因素 |
| 2.2.1 虚拟资本与贷款信用风险 |
| 2.2.2 信贷资金运动与贷款信用风险的产生 |
| 2.2.3 贷款信用风险的影响因素 |
| 2.3 宏观经济波动与贷款信用风险 |
| 2.3.1 经济周期与信贷周期 |
| 2.3.2 信贷危机与金融危机的影响 |
| 2.3.3 贷款信用风险是经济风险的集中反映 |
| 2.3.4 经济的过度扩张和收缩容易形成贷款信用风险 |
| 2.4 金融脆弱性与道德风险 |
| 2.4.1 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 |
| 2.4.2 道德风险与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 |
| 3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贷款信用风险现状与成因 |
| 3.1 我国银行贷款信用风险的现状 |
| 3.1.1 银行不良资产现状 |
| 3.1.2 银行不良资产的影响 |
| 3.2 我国银行贷款信用风险的主要特征 |
| 3.2.1 转轨中的贷款信用风险 |
| 3.2.2 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与银行理性化信贷行为 |
| 3.2.3 银行信贷的非均衡性 |
| 3.2.4 信贷合约的不完全性 |
| 3.3 贷款信用风险的成因 |
| 3.3.1 经济体制转轨与不良资产形成 |
| 3.3.2 政府方面的原因 |
| 3.3.3 企业方面的原因 |
| 3.3.4 银行方面的原因 |
| 4 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理论、方法与实践 |
| 4.1 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理论 |
| 4.1.1 风险管理的意义 |
| 4.1.2 商业银行风险的特性 |
| 4.1.3 西方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理论的回顾 |
| 4.2 巴塞尔资本协议与国有商业银行风险管理 |
| 4.2.1 巴塞尔银行风险管理理论 |
| 4.2.2 加入WTO 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任务 |
| 4.3 商业银行贷款信用风险管理的方法 |
| 4.3.1 风险管理的目标 |
| 4.3.2 风险管理的程序 |
| 4.3.3 风险识别与估价的方法 |
| 4.4 贷款信用风险管理的中外比较 |
| 4.4.1 组织结构方面 |
| 4.4.2 风险防范与控制方面 |
| 4.4.3 财务管理制度方面 |
| 4.4.4 不良贷款处理方面 |
| 4.4.5 员工管理方面 |
| 4.5 我国银行贷款信用风险管理的完善 |
| 4.5.1 合理界定风险管理目标 |
| 4.5.2 实施贷款信用风险管理的主要措施 |
| 5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贷款信用风险的内部控制 |
| 5.1 巴塞尔委员会倡导的银行内部控制系统 |
| 5.1.1 内部控制产生的背景 |
| 5.1.2 内部控制的目标和要素 |
| 5.2 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系统的结构与控制职能 |
| 5.2.1 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系统结构 |
| 5.2.2 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的方式、方法和手段 |
| 5.3 国有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 |
| 5.3.1 内部控制的制度建设 |
| 5.3.2 内部控制的薄弱环节 |
| 5.3.3 建立商业银行内控机制的原则 |
| 5.4 贷款信用风险的内部控制 |
| 5.4.1 贷款信用风险内部控制的主要任务 |
| 5.4.2 信贷业务环节的内部控制 |
| 6 商业银行贷款信用风险预警系统 |
| 6.1 贷款信用风险预警系统 |
| 6.1.1 建立预警系统的意义 |
| 6.1.2 预警系统的组成 |
| 6.2 按照巴塞尔协议完善我国贷款信用风险评级 |
| 6.2.1 巴塞尔协议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 |
| 6.2.2 西方商业银行贷款信用风险评级制度 |
| 6.2.3 贷款信用风险评级中考虑的各项风险因素 |
| 6.2.4 我国商业银行贷款信用风险评级的问题及对策 |
| 6.3 问题贷款违约风险的预警 |
| 6.3.1 我国贷款风险分类法及特征 |
| 6.3.2 问题贷款违约风险的预警 |
| 7 防范和化解商业银行贷款信用风险的对策 |
| 7.1 加强信用制度建设，营造良好的银行外部经营环境 |
| 7.1.1 企业信用制度建设的紧迫性 |
| 7.1.2 加强企业信用制度建设 |
| 7.2 加强银行的公司治理机制建设，营造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 |
| 7.2.1 银行公司治理机制现状 |
| 7.2.2 公司治理机制的建设与风险管理 |
| 7.2.3 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 |
| 7.3 通过企业改制化解银行不良资产的政策取向 |
| 7.3.1 企业改制是企业、银行、政府的共同需要 |
| 7.3.2 企业改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
| 7.3.3 解决问题的政策取向 |
| 7.4 应用机制设计控制商业银行信贷道德风险 |
| 7.4.1 机制设计 |
| 7.4.2 银行与企业的信贷风险 |
| 7.4.3 防范银行信贷中道德风险的策略 |
| 7.5 按照巴塞尔原则营造风险管理与控制的文化氛围 |
| 7.5.1 巴塞尔原则与银行信用文化 |
| 7.5.2 西方商业银行的员工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启示 |
| 7.5.3 商业银行信用文化的培育 |
| 8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 附录2 攻读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课题名称 |
（7）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论文的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 |
| 第2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政府、企业家与中国改革进程:基于历史演进的分析 |
| 3.1 改革的启动期和企业家萌芽(1978年12 月-1992年10 月) |
| 3.2 改革的推进期和企业家成长(1992年10 月-2002年10 月) |
| 3.3 改革的深化期和企业家发展(2002年10 月-2013年11 月) |
| 3.4 改革的攻坚期和企业家“主体”确立(2012年11 月..至今)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企业家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
| 4.1 宏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三期滞后动态模型的SYS-GMM分析 |
| 4.2 微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知识扩散维度的SEM分析 |
| 4.3 政府的作用:实证模型隐含的启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地方政府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企业家理论的视角 |
| 5.1 渐进式改革下政府的“有形之手” |
| 5.2 “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治理体系下的地方政府 |
| 5.3 转型期地方政府的“人格化”:官员企业家 |
| 5.4 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与经济增长困境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地区经济增长中“双主体”: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
| 6.1 “双主体”的时空辐辏:中国改革实践与理论困境 |
| 6.2 “双主体”耦合:经济增长中的合意行动 |
| 6.3 “双主体”的演化博弈:基于创新的视角 |
| 6.4 “双主体”的稳定均衡:激励约束机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双主体”模式检验:以苏南和温州地方政府为样本 |
| 7.1 市场化准备阶段(1978-1992):政府“控制人”+企业家“萌芽” |
| 7.2 市场化初级阶段(1992-2002):政府“经济人”+企业家“侍从” |
| 7.3 市场化发展阶段(2002-2013):政府“协调人”+企业家“主角” |
| 7.4 市场化深化阶段(2013- ):政府“公共人”+企业家“主导”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双主体”模式与地区经济增长 |
| 8.1 中央-地方产业体制:战略性产业的“多层级”向“两层级”转变 |
| 8.2 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 |
| 8.3 地方政府的“企业家”政策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9.1 主要内容及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布的论文和其他科研情况 |
（8）《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与选题界定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二)选题界定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四、研究难点与创新点 |
| (一)研究的难点 |
| (二)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中国季刊》概论 |
| 第一节 《中国季刊》的创办及运营 |
| 第二节 《中国季刊》(1978——2018)的历任主编及其指导下的特刊 |
| 第三节 《中国季刊》(1978——2018)的作者队伍 |
| 第四节 《中国季刊》(1978——2018)的研究概况及主题梳理 |
| 第二章 《中国季刊》视域下中国政治领域的改革与发展 |
| 第一节 改革中的中国共产党 |
| 一、中国共产党执政面临的挑战 |
| 二、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流变 |
| 三、中国共产党的党政干部队伍建设 |
| 第二节 转型时期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
| 一、从“橡皮图章”到“钢铁图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 |
| 二、从指定到民选:基层民主制度的发展 |
| 三、从人治到法治:民主法治建设的发展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的未来走向与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景预判 |
| 一、“消极悲观论” |
| 二、“民主转型论” |
| 三、“柔韧有余论” |
| 第三章 《中国季刊》视域下中国经济领域的改革与发展 |
| 第一节 中国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 |
| 一、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就及原因探析 |
| 二、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
| 三、农业改革与农村巨变 |
| 第二节 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 |
| 一、对外贸易的发展 |
| 二、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的情况 |
| 三、对中国“入世”的观察和评价 |
| 第三节 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总体性评价 |
| 一、经济改革的成就及原因探究 |
| 二、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
| 三、经济发展的前景分析及评价 |
| 第四章 《中国季刊》视域下中国社会领域的改革与发展 |
| 第一节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 |
| 一、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力量 |
| 二、宏观结构论争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
| 三、微观多元化视角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
| 第二节 转型时期的社会抗争 |
| 一、转型时期中国的社会矛盾和问题 |
| 二、社会抗争的动力源泉和政治机遇 |
| 三、社会抗争的行动主体和动员策略 |
| 四、社会抗争的影响以及国家的应对之策 |
| 第三节 民生问题与社会治理 |
| 一、环境污染与治理 |
| 二、社会保障制度的转型与变革 |
| 三、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问题 |
| 结语 |
| 一、《中国季刊》关于中国改革与发展四十年的研究变迁 |
| (一)《中国季刊》不同时期关注重点的变化 |
| (二)《中国季刊》中“中国形象”的变迁 |
| 二、《中国季刊》的研究特点及启示 |
| (一)《中国季刊》的研究特点 |
| (二)《中国季刊》的研究启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博士期间学术成果 |
（9）我国国有企业风险控制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环境与政策 |
| 1.2 选题意义：国企与“新国企” |
| 1.3 论文结构 |
| 1.4 研究工具：比较分析与模型简介 |
| 1.5 主要内容观点、创新与价值 |
| 1.6 论文核心词汇说明 |
| 1.6.1 国有企业 |
| 1.6.2 风险与不确定性 |
| 2. 研究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问题的缘起之一：国有企业改革与风险控制 |
| 2.1.1 理论争论：国有企业的定位与产权改革的反思 |
| 2.1.2 基于一般企业组织模型的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观点 |
| 2.1.3 基于国有企业发展路径的管理变革观点 |
| 2.1.4 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的企业风险控制 |
| 2.2 问题的缘起之二：不确定性和风险理论及其发展 |
| 2.2.1 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 |
| 2.2.2 不确定性视角下的企业组织与风险 |
| 2.2.3 总结：问题与解决思路 |
| 2.3 企业治理结构与风险 |
| 2.3.1 治理结构的不确定性本质：对合同理论的评述 |
| 2.3.2 当前治理结构研究与实践中的风险问题 |
| 2.3.3 简要评述 |
| 2.4 风险控制 |
| 2.4.1 全面风险管理及其实践：企业视角 |
| 2.4.2 企业风险控制及其国内实践 |
| 3. 问题的提出：国有企业风险识别 |
| 3.1 企业风险识别过程的一般描述 |
| 3.1.1 风险识别主体的风险认知水平识别 |
| 3.1.2 对企业风险控制目标的识别 |
| 3.1.3 风险类别识别 |
| 3.1.4 风险性质识别 |
| 3.1.5 风险传导机制识别 |
| 3.1.6 风险结果预估 |
| 3.2 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及其对风险识别的影响 |
| 3.2.1 国有企业风险识别主体的外在决定性 |
| 3.2.2 国有企业风险控制目标识别的矛盾性 |
| 3.2.3 国有企业风险传导机制的无边界性 |
| 3.2.4 国有企业作为一个整体的风险集成性 |
| 3.3 国有企业风险识别的具体内容 |
| 3.3.1 单个国有企业风险识别具体内容的探讨 |
| 3.3.2 国有资产监督机构风险识别具体内容的界定 |
| 3.4 基本结论与论文研究方向概述 |
| 4. 企业风险控制：一个基于交易的观点 |
| 4.1 交易的博弈论解释：二人零和博弈 |
| 4.2 交易的风险配置功能 |
| 4.3 交易的风险溢价 |
| 4.3.1 对交易收益的划分及描述 |
| 4.3.2 交易风险溢价的解释 |
| 4.3.3 交易风险分散的博弈论解释 |
| 4.4 从交易的风险配置看企业组织 |
| 4.5 基于交易的风险传导机制 |
| 4.5.1 风险传导机制的宏观表现与影响因素 |
| 4.5.2 风险传导机制的一般描述 |
| 4.5.3 风险传导机制的可能类型 |
| 5. 国有企业风险控制：一个政治经济学分析 |
| 5.1 研究背景：国有企业及监管体制 |
| 5.1.1 研究问题的简要阐述 |
| 5.1.2 研究的价值取向 |
| 5.1.3 国有企业概况简要分析 |
| 5.1.4 国有企业基本制度构成 |
| 5.2 国有制下企业交易属性的政治经济学探讨 |
| 5.2.1 国有企业作为风险配置基本组织单位的特征 |
| 5.2.2 影响国有企业交易风险配置功能的基本因素分析 |
| 5.2.3 影响国有企业风险传导的基本因素分析 |
| 5.3 必要性探讨：国有企业风险控制研究的两个层次 |
| 6. 单个国有企业风险控制：风险治理 |
| 6.1 国有企业风险治理 |
| 6.1.1 公司治理的风险因素分析 |
| 6.1.2 国有企业治理分析 |
| 6.1.3 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与风险控制的关系研究 |
| 6.2 国有企业风险治理的主要关注点 |
| 6.2.1 国有企业风险的共同治理 |
| 6.2.2 国有企业风险治理的机制 |
| 6.2.3 主要风险类别 |
| 6.3 当前国有企业风险治理：案例与评价 |
| 6.3.1 从法律风险看主体缺失风险 |
| 6.3.2 从金融风险看内部交易定价机制行政化风险 |
| 6.3.3 从改制风险看内部风险错配风险 |
| 6.3.4 从职工持股看风险控制封闭化风险 |
| 7. 国有企业群体风险控制：风险类别与传导机制 |
| 7.1 国有企业群体风险类别概述 |
| 7.1.1 政治风险 |
| 7.1.2 金融风险 |
| 7.1.3 产业风险 |
| 7.2 国有企业风险传导机制研究 |
| 7.2.1 国有企业风险传导阻断机制的理论探讨 |
| 7.2.2 国有企业风险传导机制：微观企业制度 |
| 7.2.3 国有企业风险传导机制：监管体制 |
| 7.2.4 国有企业风险传导机制：政策约束与社会关注 |
| 7.3 国有企业风险控制分析 |
| 7.3.1 防范国有企业个体的局部政治风险演变为整体性政治风险 |
| 7.3.2 防范国有企业个体的财务风险演变为整体性的金融风险 |
| 7.3.3 防范国有企业个体的行业风险演变为整体性经济结构失调 |
| 8. 结语 |
| 8.1 基本结论 |
| 8.2 政策含义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10）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逻辑与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研究现状 |
| 一、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前提的产权论 |
| 二、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私有化论 |
| 三、国企产权改革制度的社会化论 |
| 四、按照宪法规制国企产权制度改革方向 |
| 五、国企改革的市场化竞争论 |
| 六、国企产权改革的合理化优势论 |
| 第二节 继续推进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意义 |
| 第三节 论文结构及研究路径 |
| 一、论文基本结构 |
| 二、研究方法及创新与不足 |
| 注释 |
| 第二章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理论维度 |
| 第一节 产权制度概述 |
| 一、产权界定 |
| 二、产权的起源、产权结构与产权功能 |
| 三、经济学的产权和法学的产权 |
| 第二节 企业性质与企业产权理论 |
| 一、古典经济学企业理论——分工与企业的产生 |
| 二、新古典经济学企业理论——一般均衡理论和局部均衡理论 |
| 三、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 |
| 四、企业家创新理论 |
| 第三节 企业制度(形态)的演变与企业产权结构变迁 |
| 一、企业制度的演变 |
| 二、现代企业(公司)的产权制度 |
| 三、现代企业制度与混合所有制 |
| 四、现代企业制度与公有制的结合 |
| 注释 |
| 第三章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演进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形式与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变迁 |
| 一、国有企业界定的理论探讨和实践 |
| 二、国有企业与国有经济及国有资本的关系 |
| 三、经典作家关于公有制实现形式的阐释和实践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最初探索 |
| 一、利益约束机制下的国营企业制度改革——放权让利 |
| 二、契约约束机制下的国营企业改革——两权分离 |
| 第三节 产权约束下的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变革 |
| 一、国企法人财产权的确立 |
| 二、现代企业制度下有限责任制度的形成 |
| 三、现代企业制度下国有企业产权结构的变化 |
| 注释 |
| 第四章 国企产权结构多元化与现代企业制度的确立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产权结构多元化的逻辑和实现路径 |
| 一、国企股份制改革与产权结构多元化的推进 |
| 二、“债转股”与国企产权结构多元化的实现程度 |
| 三、股权分置改革对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的推进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与政府关系的演变 |
| 一、政企关系的破冰 |
| 二、政资关系的调整 |
| 三、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的剥离 |
| 注释 |
| 第五章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 |
| 第一节 正确定位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功能 |
| 一、公法与私法视阈内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法律特征 |
| 二、国有经济是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石 |
| 三、以增加全民福祉为目标 |
| 四、强化国企社会责任 |
| 五、弥补“市场失灵”保障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
| 第二节 反对私有化与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 |
| 一、反对国企权制度改革的私有化倾向 |
| 二、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 |
| 第三节 国民共进 |
| 一、“国进民退”的争论 |
| 二、国民共进 |
| 注释 |
| 第六章 深化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问题研究 |
| 第一节 完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制度 |
| 一、国企法人财产权的确立 |
| 二、国企公司治理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方向 |
| 三、国有企业外部治理机制的完善 |
| 第二节 完善国资管理体制和出资人代管职能 |
| 一、现行国有资产管理体系的架构 |
| 二、现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
| 三、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完善的方向 |
| 第三节 实现国企经营成果的社会分享 |
| 一、自然垄断行业国企产权制度改革 |
| 二、自然垄断行业国企产权制度改革方向 |
| 三、强化国资监管、防止国资流失 |
| 四、建立国企经营成果共享机制 |
| 注释 |
| 第七章 结论 |
| 一、对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继承和创新 |
| 二、渐进式改革可以实现从“国富”到“民富”的转变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浅谈商业企业改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论[D]. 罗丽娟.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2]社区碎片化与社区治理 ——Y市基层社区变迁实证研究[D]. 葛天任. 清华大学, 2014(09)
- [3]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路径研究[D]. 张飞雁.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4]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模式与路径选择[D]. 舒凯彤. 吉林大学, 2019(02)
- [5]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分化现象研究[D]. 贾双跃.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6]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贷款信用风险研究[D]. 杨志明. 华中科技大学, 2005(04)
- [7]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D]. 刘志永. 山西财经大学, 2020(12)
- [8]《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1978—2018）[D]. 付正.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9]我国国有企业风险控制问题研究[D]. 杨志远. 西南财经大学, 2010(04)
- [10]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逻辑与问题研究[D]. 刘明越. 复旦大学, 2013(03)